资本项目开放金融风险

资本项目开放金融风险（精选3篇）

资本项目开放金融风险 篇1

摘要：中国当前在经常项目开放的同时, 一直实行着较为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伴随着中国加入WTO的进程, 伴随着中国商品、服务市场的逐步开放, 资本项目也必然面临着一个减少管制、扩大开放的问题。文章首先比较分析资本项目开放的成本和收益, 其次提出开放资本项目的一些条件。

关键词：资本项目开放,收益,成本,条件,金融危机

一、资本项目开放的基本理论

在金融市场运行良好并且不存在扭曲的理想状态下, 资本将自动流向高回报率的地区或行业, 这是由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所决定的。这样的流动不仅是在一国之内发生, 同时也在国际上不同发展水平间的国家间发生, 发展中国家资本缺乏, 却有着很高的资本边际回报率, 发达国家虽然资本充裕, 但资本的边际产出低。依此规律, 资本将从发达国家流出并流入发展中国家, 随着国际间的资本流动, 各国之间资本的边际产出又达到了国际均衡水平。对于资本的边际收益率高于国际水平的小国来说, 由于持续的资本流动不会影响国际利率, 当国内利率达到国际水平时, 会出现CA=S-I<0, 这意味着经常项目的逆差, 但储蓄和投资间的缺口可以由国际资本流动来补足。由此可见, 自由的资本流动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 资本开放也是一把双刃剑, 完全的资本项目开放对于金融体制不完善、宏观经济运行不稳健的国家来说弊大于利, 因为过度的资本项目开放会使一国经济暴露于国际投机资本下, 极大地增加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20世纪90年代, 拉美、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俄罗斯相继爆发金融危机, 对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破坏。这些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产生有着不同的背景, 但无不与短期国际资本的肆意流动密切联系。

二、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现状

虽然中国目前仍实行资本项目管制, 但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资本项目下的大部分子项目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开放。中国涉及资本项目开放的领域主要体现在:非居民的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基本上是自由的, 投资收益可以自由汇出;非居民可以在中国证券市场投资B股, 居民企业可以到境外发债和上市;采取QFII的模式逐渐开放境外资本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 采取QDII的模式允许国内资本投资国外证券市场。2007年中国资本项目下的资本流入达9219.6亿美元, 资本流出达8484.5亿美元, 资本流入流出总量占GDP的54.54%。而在1982年这个比率仅为2.42%。

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样, 资本项目开放的结果是资本的净流入。中国历年资本账户基本保持顺差, 2007年资本流入为9219.6亿美元, 净流入达735.09亿美元。资本的流入主要以外国直接投资, 股权证券, 债务证券和国际信贷的形式进来, 并且FDI所占比例最大, 2007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增加的净值达1384.13亿美元。

三、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利益分析

从世界的角度而言, 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将使全球储蓄流向全球生产效率最高的地区和行业, 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对于一个具体的国家而言, 资本项目开放的收益并不像世界情况一样如此理所当然。要权衡资本项目开放的政策还有赖于对具体国家的成本收益分析。

资本项目开放就是资本的自由流动, 对于中国来说, 主要体现在资本流入上, 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的推进作用。

第一, 有利于弥补国内资金不足和技术短缺问题。钱纳里等人认为, 从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看, 其经济发展主要受三种形式的约束:一是“储蓄约束”, 即国内储蓄水平较低, 不足以支持投资需求的扩大, 影响经济的发展;二是“外汇约束”, 即有限的外汇收入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 阻碍了经济发展;三是“吸收能力约束”, 即由于缺乏必需的技术和管理, 无法吸引并有效地使用外资和各种资源, 从而影响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成功地利用外资可以克服储蓄、外汇和技术的约束, 增加国民总储蓄和投资,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 完善和开放中国金融市场, 促进金融服务专业化, 提高竞争力和经济效率。资本项目开放使得国内的金融系统参与国际竞争, 引入国际运作标准, 从而大大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 加快国内金融改革和发展。当国内居民的资金可以在国际间随意流动时, 国内金融机构将同时面临两个市场的竞争:一方面, 为了稳定本国的资本, 将与国外市场的金融机构进行竞争;另一方面, 在国内的金融市场中也要和外来的金融机构进行竞争。这种竞争必将促使国内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工具和服务的创新, 不断改进服务质量,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第三, 节省实行汇兑限制所需要的高额行政支出。在实行汇兑限制的情况下, 国家必须要建立庞大的外汇管理机构, 审批在资本项目下的每一项交易, 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国家为此而付出高额成本。如果实行资本项目的货币可兑换, 外汇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对外汇交易的监督, 这样机构可以缩小, 人员可以减少, 行政支出可以节约, 社会成本将会下降。

第四, 有利于加快中国各项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更好地实现与国际接轨。为实现资本项目逐步开放, 将迫使政府参照国际的做法, 对相关的经济制度必须做更进一步的改革和优化。

第五, 有利于提高国内资本的投资效率和利用外资的效率。准许资本流入只是资本项目开放的一个方面, 对资本流出的开放是资本项目开放更重要的一环。中国历来对资本流出控制较多, 主要出于防范资本外逃和避免投机资本对经济和金融系统的不利冲击。近年来中国也开始有步骤地放松对资本流出的管制。

四、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成本分析

第一, 资本项目开放引起的大规模资本流入将带来本币升值的压力, 对出口部门造成不利影响, 贸易收支恶化。即使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 资本流入所引起的通货膨胀, 在保持名义汇率不变的条件下, 也将引起实际汇率升值。具体地, 我们可以用TNT模型进行分析。令国内的可贸易品的价格为PT, 不可贸易商品价格为PN, 国外可贸易商品的价格为P*T, 不可贸易商品的价格为P*N。假设国内实行固定汇率制, 汇率保持不变。于是有:

根据购买力:PT=E×PT*。

国内价格水平为:P=wPt+ (1-w) PN, w和 (1-w) 分别为国内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消费比重。

国外价格水平为:P*=w*P*T+ (1-w*) P*N, w*和 (1-w*) 为国外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消费比重。

资本的流入将首先通过需求水平的上升引起国内不可贸易品价格PN的上升, 根据上述公式, 实际汇率升值。另外, 国内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 将通过工资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 带动国内可贸易生产部门的生产成本的提高, 对可贸易生产部门造成不利冲击。

第二, 如果对外资的利用和引导不当, 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还可能造成国内不可贸易品生产部门的过渡扩张和可贸易品生产部门的萎缩。综上可知, 资本的大量流入将引起国内消费的大幅上升。由于对可贸易品的需求可通过进口获得, 而对不可贸易品需求的上升将引起国内不可贸易品价格的大幅上升。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 超额利润的激励将促使国内资源从可贸易生产部门向不可贸易生产部门的转移, 从而总成不可贸易部门的过渡扩张甚至是国际贸易中分工的扭曲。

第三, 外资的自由流入有可能影响银行体系的安全。首先外资涌入会直接影响银行的资产负债的规模和结构。这可能诱使银行信贷过度扩张, 资产风险加大, 而外汇的净头寸又使银行负担更大的汇率变动风险。银行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外汇业务和风险, 同时要在国际银行业的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就需要高水平的有效的管理;而这种管理经验也许正是开放之初所普遍欠缺的。

第四, 如果资本流向发生逆转, 出现大规模的资本流出, 将引发经济衰退, 造成金融动荡, 甚至引发国际收支危机。短期内资本的大量流出将导致国内需求的急剧下降, 使经济陷入衰退;持久性的资本流出, 将导致国内资源的流失, 削弱国内税基, 同时会降低国内储蓄, 损害经济持续增长的稳定性。人们往往自己实现自己的预期, 短期资本多为投机性, 其流向容易受到心理预期的影响。一旦人们预期未来会有不利投资的事件发生, 会主动抽离资本以求自保, 而这样的举动往往会加剧、甚至创造出原本并未实现的不利投资环境。短期资本的这样单向流动将会直接影响一国外汇储备和国际支付能力, 引发更严重的信心下降、资本抽逃, 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五、仍然实行资本管制的弊端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有关国家经验与资本管制的自由化》报告中, 指出一国实行资本管制需付出的代价:首先, 限制资本流动会影响正常的经常性交易, 使正常的资本流动减少, 出现正常运转所需的资本短缺;其次, 资本管制要付出非常大的管理代价, 特别是当管制措施不得不拓宽以堵塞潜在漏洞时, 而管制措施采取不当时所付出的代价则更为惨重;再次, 存在通过管制造成对国内金融市场庇护的风险;最后, 资本管制使市场信号扭曲, 进而使实施资本管制的国家更难以吸引外资或使其筹资成本更高。可见在考察资本项目开放的成本时, 还要注意分析实行资本管制的成本, 否则实行资本项目管制的收益可能会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

六、资本开放的条件

第一, 一定的经济规模和结构和宏观金融的稳定。资本项目开放后, 国内金融市场将与国际直接相连, 对于相对弱小的经济体来说风险是很大的。一国经济规模越大, 结构越多样化, 那么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也一定越强。对此, 可以用GDP及其人均值来粗略地加以衡量。近年来, 中国经济维持着高速增长, 经济规模不断增大;同时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因此, 中国已具备了一定的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 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将不断增强。如果大环境不稳定, 那么外汇市场的局部稳定也无法维持。可以用货币供给及物价的稳定性来衡量。宏观金融的稳定指的不是短期内的稳定, 而是较长时间内的稳定。

第二, 充足的外汇储备和一定的经济开放程度。外汇储备可以用来干预外汇市场, 应付不正常的兑换需求, 维持汇率稳定, 这点对于稳定民众的信心非常重要。充足的外汇储备还要与部分开放的措施相结合。必须承认的是, 开放程度越高, 一国与国际经济的联系也就越紧密, 但同时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也就越大;另一方面, 一定规模的进出口是维护汇率稳定的基础, 有出口才有外汇供给, 有进口才有外汇需求, 如果它们占到外汇市场交易的较大部分, 那么短期资本冲击的影响就相对较小。印证这项条件最好的例子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可见资本项目开放是一把双刃剑, 部分开放是保证不被其所伤的方法之一。

第三, 完善的金融市场。包括金融市场本身的架构以及金融市场的监管。一方面, 金融市场发育完善、金融工具灵活多样可以为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提供完备的场所和手段。例如, 央行以对短期利率的控制影响资本出入, 稳定汇率;另一方面, 金融市场的法律体系、规章制度的健全, 可以加强金融监督,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投机冲击。就中国的外汇市场而言, 在当前的仅开放经常项目的条件下, 外汇市场实际上是银行间外汇头寸调剂市场。虽然央行可以通过交易影响汇率, 但商业银行只是根据制度规定调整自有外汇头寸, 因此这样的市场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市场, 参与主体也很单一。

综上可知, 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已是大势所趋, 我们应该顺应时代潮流, 尽管资本项目开放会给中国带来许多风险, 但也不可忽视其背后能带来的巨大收益, 尤其是对健全中国金融体制等的好处, 因此我们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 循序渐进地实行资本项目的开放, 尽量以最小的成本收获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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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项目开放金融风险 篇2

然而, 在开放资本项目的进程中, 由于跨境资本流动更为频繁、快捷, 各种因素都可能引起资本的大规模流入流出, 对一国原有的各项经济制度的内在脆弱性会造成强烈冲击, 从而放大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和加重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作为跨境资金流动中最活跃的一种资本表现形式, 短期资本的流动可降低中国获得国外短期资本的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将促进中国增加新的金融交易品种, 改善短期资本的市场流动性和效率, 拓宽流动空间, 调高短期筹资能力, 但如出现巨量流动, 可能引发经济的剧烈震荡, 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一般来说, 将在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下的国际资本定义为短期流动资本。近年来, 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利差缩小、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升值预期削弱甚至逆转、资产价格溢价预期下降, 都在不断加剧短期国际资本流出新兴市场国家。我国短期资本流动有如下趋势特征:短期资本波动幅度明显扩大, 流入流出转换更为频繁。譬如:2011年上半年以流入为主, 三季度开始逆转为流出, 今年则转为明显流出。从月度上看, 这种流入与流出之间的转换则更快。短期资本流动呈现顺周期性。从短期资本与GDP比重来看, 2010年、2011年、2012年前三季与同期GDP之比分别为0.6%、0.04%、0.03%, 对经济发展影响越来越小, 反映我国承受短期资本流动冲击的能力不断增强。短期资本的逐利性使其波动性大、可控性差。因此, 中国在进一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中, 应特别关注短期资本的冲击。具体来说, 其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短期资本撤资风险。

短期资本流动称“热钱”, 是为了追求高回报而在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本。正是因为热钱天生的流动性, 将对一国市场造成巨大风险。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尚不完善, 一旦外国短期资本集中撤出, 会导致经济泡沫破裂, 相应产生巨额的不良贷款, 将造成货币和金融危机。更应引起关注的是, 若一国采取固定汇率制度, 在大量短期资本快速进入时, 没有能力维护其汇率制度, 短期资本在实现高额套利后会大规模逆转流出, 将造成汇率与经济震荡。由于结售汇的大量增加, 资金市场被动性货币供给增加, 在短期资本大量迅速增加时, 这种货币供给数量将非常大, 央行被动冲销的难度陡增。如果汇率由于短期资本的扰动脱离汇率稳定目标, 央行稳定汇率干预将给内部经济造成干扰, 从而对一国的经济结构产生毁灭性打击。

2.“泡沫经济”风险。

短期资本进入不仅会加剧资本市场的矛盾结构, 还将导致资源不合理配置, 影响金融市场功能。短期资本直接进入或者通过银行信贷系统进入房地产或者证券等高风险领域, 使这些部门的资产价格膨胀, 并产生财富效应, 从而吸引更多跟风投机资本介入, 吹大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泡沫。而一旦经济形势逆转, 具备高流动性及低交易成本特性的国际证券投资将反转流出, 促使经济泡沫加速破灭, 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因流动性不足而发生危机。

3. 波动性风险。

一方面, 银行体系存在波动性风险。随着外国短期资本的不断进入, 导致国内银行体系外币负债上升。由于中国短期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较低, 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时, 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大规模国外短期资本流入使银行出现大幅波动。如果缺乏严格的监管, 这种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可能成为系统性危机爆发的根源, 甚至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另一方面, 市场也存在波动性风险。目前, 中国经济基础设施尚待完善, 承受大量短期资本流入冲击的能力有限, 因而在资本项目逐渐开放后可能出现市场价格上升或者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风险, 这些风险也将通过市场的蝴蝶效应而产生全局性的市场波动风险。

总之, 随着中国资本项目的逐渐开放, 短期资本的流动性、投机性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一般的资本开放路径是先放开长期资本交易的管制, 放开短期资本交易的管制。在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中, 证券投资变现能力最强, 其带来的市场波动性也较大;短期债券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偿债风险;衍生金融工具虽然可以对冲金融风险, 但是由于其允许杠杆操作以及相关的做空机制, 使其相对于基础产品市场具有更大的投机性和波动性。我国必须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检测和管理, 在开放资本项目的进程中将风险降到最低, 从而促进金融市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刘晶晶)

摘要：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随着短期资本流动逐渐频繁, 短期资本流动将会是导致金融风险甚至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文章以当前我国短期资本流动现状为研究基点, 对我国开放资本项目的进程中的由于短期资本流动而导致的撤资风险、“泡沫经济”风险、波动性风险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为防范相关风险提供了依据。

资本项目开放金融风险 篇3

1996年12月,我国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第八项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至今,十几年过去了,我国资本项目兑换仍然有较多限制,进程缓慢。我国过去几年一直在致力于资本项目开放的改革,如开启了QFII、RQFII、QDII等资本项目交换通道,但尚未实现全面的资本项目开放。进入2015年,资本项目开放似乎一下子迈上了“最后一公里”的快车道,从沪港通到后续可能的深港通大力推进跨境居民证券投资,一系列信号无不彰显了当前决策层加速市场化改革的坚定决心。

二、“L型”经济形势下资本项目开放及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全球公共产品(GPGS)按世界银行的定义:“GPGS指那些很强、具有跨国界外部性的商品、资源服务以及规章体制、政策体制,它们对消除贫困非常重要,也只有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才能充分供应此类物品。”随着全球一体化向前推进,贸易争端、资本流动性冲击、金融犯罪与金融安全、国与国之间金融协调及监管问题日益突出,对有效的金融公共产品的需求急剧膨胀,但现实世界的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供求严重失衡。旧的金融公共产品是由IMF、World Bank、WTO等主导的全球金融产品供给体系所提供的全球金融产品,本质是美国主导的发达国家霸权范式,在解决上述区域性或全球性问题时往往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诉求难以顾及。权威人士曾在2016年5月初把脉中国经济时表示,经济运行将是L型走势,面临亟须转型及寻求新增长点的压力,且最近几年对资本项目的开放呼声日益高涨,在现今的时间窗口上,加紧构建由新兴市场国家主导、全球参与的国际金融产品供给体系极为迫切,把握资本项目开放的主导权。

三、金融公共产品构建与资本项目开放的内在逻辑

从东亚外汇储备库(SRPA),与邻国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东盟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在岸金融中心,新加坡、伦敦、迪拜等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的建设以及近期沪港通境内外证券投资通道的开通,亚投行(AIIB)、丝路基金及“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性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成功,无不昭示着周边乃至全球经济体都积极支持中国成为新一轮平衡型国际金融公共体系的推动者。在资本项目开放的“最后一公里”节点上,及早构建面向周边区域经济体乃至全球经济体的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不仅为今后拓展人民币的行为空间铺下坚实的基础,而且能有效化解一直以来被资本项目开放怀疑者所顾忌的资本流动性风险。

为保证国际性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构建成功,还需真正打造属于自身的“金融资本力”,构建中国新的金融公共体系的信任机制。让沿线国家对中国经济有信心,对人民币有信心。人民币作为长期投资性良态资本(相比短期投机性资本),走出去实现与其利益相关者互利共赢的时候也要铺好流回来的通道,这必须在适当的时间节点适时开放中国的资本项目,构建中国新的金融公共体系的信任机制。中国日趋完善的金融公共产品体系将有效促成资本项目的尽早开放,继而带动中国及全球经济的二次腾飞。其逻辑可以用以下路径描绘:

四、金融公共产品供给对资本项目开放影响的模型分析

麦克杜格尔模型是分析国际资本流动的一般模型(如下图),假设存在A国(资本输出)与B国(资本输入)。横坐标为总体资本量,纵坐标分别为A资本输出国资本边际生产力与B资本输入国资本边际生产力。资本项目限制时,资本不能在较低资本边际生产力国与较高边际生产力国间流动,在图中对应的是A国资本边际生产力为OAM,拥有资本量为OAL的禀赋点N,B国边际资本生产力为OBG,拥有资本量为OBL的禀赋点F。A国的生产总量为OAANL,B国的生产总量为OBBFL,全部总产量即是两者加和。按照上一节的逻辑,“一带一路”等公共金融产品供给体系的建立将带动跨境投资继而增加对人民币资本需求,资本流动性及经济开放度将增强,引导资本流向资金洼地,融资成本下降,释放资本项目开放红利,促进经济增长。在本模型中相当于建成完善金融公共产品体系,将有效促成资本隔离墙的瓦解(相当于图中FL资本限制闸的抽离),从而使得资本在输出国A与输入国B之间开始流动。FL其实就是人为造成的经济藩篱,其结果是两国间资本往来的不均衡,金融公共产品体系构建将增强双边资本流动动机,同时完善的信任机制创造了打开资本流动水阀的健康环境。资本流动将持续到A国、B国资本边际生产力相等且为CE,届时A国拥有资本量为OAC,B国拥有资本量为OBC,均衡点为E,即有CL的资本从输出国A流向了资金洼地输入国B。

资本流动的结果是A国的生产总量为OAAEC,B国的生产总量变为OBBEC,全部生产总量变为OAAEBOB,相比之前A国生产量OAANL与B国生产量OBBFL之和,全球总产量增加了三角形EFN部分,这表明通过完善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增强资本流动将有利于增加区域或全球产量与福利,也即资本项目开放有利于资金在全球的配置。注意到资本项目开放后A国的国内产量相比下降了,但是A国的总收入却在增加,主要包括国内产量OAAEC与对外投资收益CEKL,相比开放前净增加三角形EKN部分,对于资本输入国B由于使用了CL部分外资,总产量为OBBEC,但CEKL部分作为外资收益支付给A国,所以B国收入净增加为三角形EFK部分。

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资本边际生产力。但国内资本流动性过剩吗?实际情况是内部结构性问题仍然使得很多企业无法获得所需的足额资金用于投资,地区性资本密集程度差异显著。所以,我国目前面临的形势是存在资本输出性储备及动机,同时行业及地区的资金洼地及高额资本边际生产力又有必要获得外部资金的及时补充。我国历经多年改革成长为今天这种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国格与禀赋,不仅不会严重阻碍后期经济的健康发展,反而成为今天放开资本项目、搭建国际金融公共体系、让人民币走向世界的有利契机。金融公共产品体系下的资本双向流动通道可用如下示意图表示。

五、锻造创新性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化解资本项目开放风险

资本项目开放已经到了“最后一公里”节点上,及早构建面向周边区域经济体乃至全球经济体的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不仅为今后拓展人民币的行为空间铺下坚实的基础,而且能有效化解一直以来被资本项目开放怀疑者所顾忌的资本流动性风险。通过麦克杜格尔模型分析,完善金融公共产品体系将有效促成资本隔离墙的瓦解,从而使得资本在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开始流动。

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信任体系的构建,能够促进金融资本流动性的增加,使得开放程度显著增加,资本开放项目的红利释放,能够有利于中国走出经济新常态的局面,促进中国经济的二次腾飞。

摘要：随着全球“扁平化”趋势日益明显,资本项目将步入快速放开的区间,不仅将促成贸易投资的进一步便利化,也是资金洼地对低成本融资的迫切需求。但现有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已然不适应尤其不能满足新兴市场国家对本国资本进一步“开疆拓土”的需求。本文从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视角下研究当前中国资本项目开放问题,提出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金融公共产品的“非公共”特性,是当前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缓慢的根本原因。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体系构建将增强双边资本流动动机,为资本项目开放提供有利条件和开放动力,完善的信任机制也为资本项目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金融公共产品,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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