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开放

资本开放（共11篇）

资本开放 篇1

1 引言

在发达国家于20世纪末期率先基本完成资本账户的开放后, 新兴市场国家也逐步放宽了对资本账户的限制。对于资本相对比较稀缺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 国际资本的注入可以帮助他们缓解资本供求的矛盾, 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和增加资本积累的能力。但与此同时, 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不稳定性的日益增强也使得金融发展处于中低水平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愈来愈大的风险。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 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冲机。但由于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已逐渐突显, 资本账户开放不仅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和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也已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因此, 资本账户开放是我国的最终选择。近年来, 随着我国资本管制的逐渐放松, 我国相继推出QDII和QFII等政策积极推进资本账户的稳步开放。但在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会对我国跨境资本总流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成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文基于我国近十年的跨境资本流动的季度数据, 测量了这期间内我国整体的资本账户开放度与资本账户项下敏感项目的开放度, 并选取相关控制变量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 探讨两种资本账户开放度对我国跨境资本总流动的影响, 有助于相关决策者对当前局势有清晰的认知并制定出合理的政策从而使我国能更好地应对外部的经济冲击, 减少金融动荡并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2 文献综述

资本账户的开放使得全世界的资金得以分享, 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为一些国家经济的增长做出了不小的贡献。Klein和Oliver (2000) 通过回归分析研究了82个经济体十年的数据后发现, 资本账户开放对中等发展水平国家的人均经济增速有一定的正向作用[1]。Quinn等 (2008) 集合了94个国家近10年的资本账户开放数据, 选取了相关的经济指标并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资本账户的开放对一国经济的增长的确有促进作用[2]。Alexander Popov (2011) 通过利用5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 资本账户的开放可以为一国的工业行业带来更高水平的产出及利润[3]。然而, 在对一经济体资本账户开放与该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关系的研究方面, 一些学者认为过快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并不会为一国带来有利影响。Guillermo和Calvo (1998) 认为资本账户的开放会导致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和国际收支的恶化。因为资本的快速流动会导致短期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 (Sudden Stop) 和逆转;同时, 他还认为, 股权投资和长期债券融资有降低“突然停止”和资本逆转发生的风险的能力[4]。Aghion等 (2004) 的研究表明当经济体的金融发展处于中等或中等以下水平时, 资本账户的过早开放会加剧跨境资本的波动, 从而导致其经济的不稳定[5]。Goldstein、Kaminasky和Reinhart (2005) 也认为, 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其过快地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兑换有关;限制金融发展较不发达经济体的资本, 尤其是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动,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6]。此外, Broner和Ventura (2010) [7]、Park和An (2012) [8]通过相关实证分析, 均得出金融发展的不断深化与金融体制的逐步改革都会降低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幅度这一结论。Neumann, Penl和Tanku (2009) 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开放度对外国直接投资、投资组合流动和其它债务流动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开放水平会对不同种类的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 金融开放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 但投资组合流动在其影响下明显加剧, 新兴市场经济体尤为明显[9]。此外, 跨境资本的流向也成为了诸多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Aoki (2009) 等在模型演绎过程中分析出边际生产率和利率市场水平是决定资本流向的重要因素[10]。Prasad和Rajan (2008) 运用1980~200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得出资本账户开放会引发对丹麦、智力和哥伦比亚等国的资本的净流入;引发瑞典、芬兰和西班牙等国家资本的净流出[11]。Bayoumi和Ohnsorge (2013) 在研究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情况时发现, 虽然资本账户开放会为国内投资者提供跨国的多样化投资机会, 但其最终导致国内债券市场资金的净流出[12]。

资本账户开放指的是资金的自由转移和外币的自由兑换, 即取消跨境交易和资金转移的限制并取消可能会影响交易成本的相关措施;而金融开放不仅指国际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 还包括取消或放松金融服务限制与管制等。因此, 金融开放的概念相比于资本账户开放, 其外延更广, 资本账户开放只能被视为金融开放的一部分。本文主要讨论有关资本账户的开放度, 并且进一步探讨以资本账户项下短期项目为主的开放度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3 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测度

3.1 资本账户开放测度方法的比较

资本账户开放的测度大致分为基于规则的资本账户开放测度和基于事实的资本账户开放测度两类。基于规则测度的测算指标主要是按照法律法规对资本账户开放水平的影响程度来设定的, 包括Share指标、奎因指数、KAOPEN指数、OECD代码法以及加拿大Fraser Institute“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中公布的资本账户自由度指数等。这些指标均对法律法规的文字表述进行简单的数字归纳, 能比较直观地反映出资本账户的开放情况。而基于事实的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测度主要是运用一种或几种经济指标对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进行量化, 主要包括储蓄率与投资率相关法、利率平价法和总量法。Feldstein和Horioka (1980) 首次使用量化指标对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进行测量, 他们认为, 一个国家资本账户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为储蓄率与投资率的相关程度, 即当一国资本流动受到限制时, 其储蓄率与投资率高度相关;反之, 亦然[13]。然而, 这一结论却遭到了Obstfeld (1986) 的质疑, 他认为国家规模也同样会影响储蓄率与投资率的相关性, 若一国规模过大, 其国民储蓄不足则会引起世界利率的上升, 进而缩小投资生产的规模。大国储蓄率与投资率的相关性一般大于小国, 因此储蓄率与投资率相关法并不能准确反映出一国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情况[14]。基于套补利率平价理论, 一国的国内利率在资本可以充分流动的前提下应与国际利率符合平价关系, 因此, 一国国内利率与国际利率的偏离程度可以作为量化一国资本开放度的指标。Edwards和Khan (1985) 首次根据套补利率平价理论建立了半开放经济下的利率决定模型并提出了量化资本开放度指标的方法, 弥补了外汇市场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缺乏与即期汇率相应的远期汇率的缺憾[15]。但也有人认为, 除资本管制外, 人们对汇率的预期也会影响国内外的利率差, 从而产生利率不平价的现象。Kraay (1998) 参考了在一国的国际贸易中, 对外贸易开放度是由跨国贸易规模来衡量的思路, 提出采用依据一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来计算实际资本流入与流出之和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指标, 用以考察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16]。尽管在不同年度间资本流动的数值会体现出较大的波动性, 但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 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变化可以被很好地体现出来。

经比较可知, 虽然一些法律法规对资本账户开放的限制加大了披露力度, 但在研究资本账户开放与其它宏观经济指标的关系时, 基于规则的测度方法有些时候无法准确量化资本账户真实的开放水平, 而基于事实测度指标的数值是由实际数字计算得到的, 故更能客观地反映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因此, 本文选用基于事实的测度方法测算我国近十年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

3.2 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测度

(1) 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测度

通过对以上三种基于事实角度测算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方法比较可知, Kraay的总量法在数据选取上的难度较小, 因此本文选择采用Kraay的总量法并选取我国2005~2015年的季度数据对我国整体的资本账户开放度进行测量。其中, 跨境资本流入规模与流出规模分别为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证券投资和其它投资的流入与流出之和。

(2) 资本账户项下敏感项目开放度的测度

资本账户项下敏感项目的开放度仍延续采用总量法的占比思想进行测量。由于直接投资的投资者对企业在经营上有着长久的控制权, 其资金不易被快速撤出, 故资本流动较为稳定, 因此本文所指的资本账户项下的敏感项目只包括金融账户项下的证券投资与其它投资项下的短期项目。分子为股本证券 (X1) 、债务证券 (X2) 、短期贸易信贷 (X3) 、短期贷款 (X4) 、短期货币和存款 (X5) 及其它短期资产 (X6) 分别乘以其权重, 分母为金融账户流入和流出总量 (Y) 。由于VAR的方差分解的过程是按照系统中的n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成因分解为与各个方程新息相关联的n个分量, 从而获得新息对模型的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也就是分解出内生变量的结构影响的贡献度。因此本文采用2005~2015年股本证券、债务证券、短期贸易信贷、短期贷款、短期货币和存款、其它短期资产和跨境资本总流动的季度数据并对其进行方差分解, 分别估计这些敏感项目对跨境资本总流动的作用, 最终得出其权重分别为9.96%、4.80%、0.85%、44.77%、10.12%和29.50%.公式为:资本账户项下敏感项目开放度= (9.96%X1+4.80%X2+0.85%X3+44.77%X4+10.12%X5+29.50%X6) /Y.图1为按季度统计的我国2005~2015年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与资本账户项下的敏感项目开放度。

从图1可以看出, 在2007年年初时, 我国整体资本账户的开放度达到了近十年来的最高点, 数值约为0.62。2008年金融危机后, 中国的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急剧下降, 到2010年时才开始逐步平稳。由于2014年11月我国沪港通启动, 因此2014年年末我国整体资本账户的开放度明显上升。而2015第二季度后其数值有所下降并不是因为我国跨境资本总流动的减少, 而是由于跨境资本总流动的增加小于国内经济总量的增加造成的。但总体来说我国整体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此外, 我国资本账户项下敏感项目的开放度在这段期间内大体变化趋势与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类似, 2015年初, 其开放度水平也达到了近十年的最高值, 约为0.35。

4 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控制变量的选择及数据来源

为了考察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对跨境资本总流动的影响, 本文运用计量软件Eviews9.0, 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随后建立相应的模型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同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对变量进行动态分析。样本均采用季度数据, 时间跨度为2005~2015年。基于以往研究的基础, 本文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对资本账户开放度对我国跨境资本总流动的影响做实证分析。

(1) 国内经济增速: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投资回报率, 一般情况下, GDP的高增长率会保证国际资本流动的收益, 从而带来国际资本的流入。本文以“GDP对数增长率”作为代理变量,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 国内流动性水平:一国货币拥有较高的流动性水平说明其国内市场资本充足, 货币政策宽松, 经济状况良好, 能够吸引投资者的关注;但过高的流动性水平则有引发通货膨胀的风险。本文以“一国广义货币M2的对数"作为代理变量, 数据来源于人民银行官网。

(3) 国际利率:国际利率的波动是引起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本文以“美联储基准利率”作为代理变量, 数据来源于联邦储备系统。

(4) 国内利率水平:由利率平价理论可知, 利率的差异会导致边际收益率较低国家的资本流向边际收益率较高的国家。当一国利率越高, 国际资本就越易流入。本文以“国内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作为代理变量, 数据来源于万德数据库。

(5) 国内信贷规模:较高的信贷规模是一国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标志之一, 但同时也容易增加国内资产泡沫发生的概率, 本文以“私人部门信贷规模/GDP”作为代理变量, 数据来源于万德数据库。

(6) 外债水平:一国较高的外币债务水平增加了该国的违约风险, 由此引起国际资本流入的突然中断甚至逆转的发生, 从而对该国的金融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本文以“外债规模的对数”作为代理变量, 数据来源于万德数据库。

表1为以我国2005~2015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对各控制变量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其中, 跨境资本流动总量采用其与GDP之比。从表1可以看出, 跨境资本流动总量占GDP的比重的均值为40.98%, 这说明跨境资本总流动的金额较大, 其变动会对整体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次, 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和资本账户项下的敏感项目开放度在样本期内也有明显的变动, 说明我国对资本账户的管制有了一定的放松, 但总体来说仍处于较低水平。

4.2 实证分析

(1) 单位根检验

在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之前, 为避免伪回归现象出现, 需要采用ADF检验对所有解释变量进行稳定性检验。经检验发现, 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KAOPEN、敏感项目开放度SKAOPEN、国内经济增速GDP、国内流动性水平DM2、国际利率I、国内利率R、国内信贷规模PC和外债水平FD的原序列均不平稳, 因此, 需要进一步检验八个变量一阶差分的平稳性, 其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根据表2可知, 八个变量的一阶拆分均为平稳时间序列, 可以说明这八个变量服从一阶单整。

(2) 协整检验

为避免由于数据的不平稳性而造成的伪回归情况的发生, 本文对变量进行了协整检验。由于变量的数目多于两个, 因此首先要建立VAR模型确定最优滞后阶数。最优滞后阶数是根据LR统计量、FPE最终预测误差、AIC信息准则、SC信息准则以及HQ信息准则的结果综合考虑确定的。根据表3可知, 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3。

本文选用Johansen协整检验对多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由表4可知, Johansen协整检验拒绝了不存在协整方程的假设并接受了存在至多3个协整方程的假设, 这表明变量之间是存在协整关系的。

(3) VECM模型

(1) 模型稳定性检验

在对变量进行脉冲响应以及方差分解之前, 需要采用单位根检验的方式对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由图2可知, 所有单位根均在单位圆内, 即全部的特征根均小于1, 因此判定VECM模型为稳定有效的, 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变量进行脉冲响应分解及方差分解分析。

(2)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变量的早期阶段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当期值的影响。表5是按照LR统计量显示出的最优滞后期数做出的格兰杰检验结果。

由表5可知, 跨境资本总流动与其它指标之间主要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 国内流动性水平和国际利率对跨境资本总流动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说明国内流动性水平和国际利率的变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境资本总流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跨境资本总流动对国内经济增速和外债水平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而国内利率和国内信贷规模对跨境资本总流动有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此外, 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与跨境资本总流动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资本账户项下的敏感项目开放度对跨境资本总流动也存在着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这说明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和资本账户项下的敏感项目开放度的变动均会对跨境资本流动总量产生一定的影响。

注:**和***分别表示5%和1%的显著性。

(4) 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法可以用来对误差项在内生变量中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响应, 即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 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产生的动态影响。本部分通过分析50个季度的脉冲响应, 考察了DGDP、DM2、I、R、PC、FD、KAOPEN和SKAOPEN八个变量对Y的动态影响路径, 结果如图3所示。

(1) Y对国内经济增速冲击的响应:当受到DGDP单位的正向冲击后, Y在前5期受到正向影响, 随后在第8期达到最低点, 在第20期之后其脉冲响应值逐步平稳在一个较小的负数, 这说明国内经济增速对跨境资本总流量有明显的溢出效应, 且持续时间较长。

(2) Y对国内流动性水平冲击的影响:当受到DM2单位正向冲击后, Y保持小幅震荡, 随后在第8期开始逐步平稳保持在一个较小的正值。这说明跨境资本总流量对国内流动性水平的变动程度比较敏感。

(3) Y对利率冲击的影响:I单位正向冲击发生后, Y受到大幅度正向影响, 脉冲响应值在第7期达到最高值, 随后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正值, 这说明国际利率对跨境资本流动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当受到R单位的正向冲击后, Y经过第一期短暂的正向影响后, 受到了较大速率的负向影响, 并在第9期降至最低点, 随后逐步平稳在-0.12的位置。这说明国际利率和国内利率的变动程度会对跨境资本总流量产生较大影响, 且溢出效应时间较长。

(4) Y对国内信贷规模冲击的影响:Y对PC单位正向冲击的响应在第1期显示为一个较小的负值, 在第二期逐步上升, 第七期时下跌至0.01, 随后脉冲响应值逐渐上升并保持在一个较小的正值。这说明国内信贷规模对跨境资本总流量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5) Y对外债水平冲击的影响:当受到FD单位正向冲击后, 脉冲响应值在第一期达到最低点-0.02后开始大幅上升, 在第8期达到顶峰值0.04, 随后大幅下降并在第11期开始在x轴附近小幅波动, 最后稳定在一个较小的正值。这说明外债水平的变动对跨境资本总流量有明显的溢出效应, 且持续时间较长。

(6) Y对资本账户开放度冲击的影响:当受到KAOPEN单位正向冲击后, 脉冲响应值在第一期迅速爬升至0.07后开始大幅下降, 并在第6期达到最低点。随后缓慢上升并小幅波动最后在第25期附近开始平稳并保持在0.03的水平。当受到SKAOPEN单位正向冲击后, 脉冲响应值在经历小幅震荡后, 在第10期达到峰值0.78, 随后开始轻微波动并逐渐稳定在这个值附近。这说明我国跨境资本总流量对资本账户开放度的变化较为敏感, 且受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5) 方差分解

图4表示各变量对变量Y的重要程度。 (1) 变量Y对自身的贡献率, 即跨境资本总流量对自身的贡献。前两期出现大幅下降, 3~5期出现短暂平稳后缓慢下降, 并最终保持在约35%的水平。 (2) 变量DGDP对变量Y的贡献率, 即国内经济增速对跨境资本总流量的贡献。在1~11期内缓慢平稳上升并最终保持在约4%的水平。 (3) 变量DM2对变量Y的贡献率, 即国内流动性水平对跨境资本总流量的贡献。前6期出现缓慢增长, 随后缓慢下降并保持在约1%的水平。 (4) 变量I对变量Y的贡献率, 即国际利率对跨境资本总流量的影响。在开始时出现明显的增长并在第7期达到峰值, 随后缓慢平稳增长, 贡献率基本维持在16%的水平。 (5) 变量R对变量Y的贡献率, 即国内利率对跨境资本总流量的贡献。第2~3期内小幅下降达到最低点后开始上升, 在4~5期出现短暂平稳后, 迅速大幅平稳上升, 贡献率基本维持在28%的水平。 (6) 变量PC对变量Y的贡献率, 即国内信贷规模对跨境资本总流量的贡献。前9期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 至第9期到达峰值, 随后稍有下降至第11期开始基本维持在3%的水平。 (7) 变量FD对变量Y的贡献率, 即外债水平对跨境资本总流量的贡献。前7期表现为稳定的增长, 随后基本稳定在1%的水平。 (8) 变量KAOPEN对变量Y的贡献率, 即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对跨境资本总流量的贡献。前7期出现缓慢的下降, 在此之后, 贡献率基本稳定在4%的水平。 (9) 变量SKAOPEN对变量Y的贡献率, 即敏感项目开放度对跨境资本总流量的贡献。经过1到2期短暂的小幅增长后, 逐渐平稳并于第7期后缓慢上升最后保持在8%的水平。

5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对我国2005~2015年的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和资本账户项下敏感项目的开放度分别进行了测量, 发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急剧下降, 2010年后开始逐步平稳, 2014年末由于沪港通的开通开始缓慢上升, 但总体来说仍处于较低水平, 资本账户管制仍比较严格。通过使用我国2005~2015年相关的季度数据, 本文实证分析了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和资本账户项下敏感项目的开放度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 整体资本账户开放度和资本账户项下敏感项目的开放度对我国跨境资本总流量有明显的溢出效应, 且溢出效应持续时间均较长,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跨境资本总流动受到了资本账户开放度一定的影响与制约;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可知, 我国跨境资本总流动对资本账户项下敏感项目的开放度的变动程度比较敏感, 而且受影响持续时间较长。由于资本账户项下敏感项目多为短期资本, 在目前人民币汇率、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情况下, 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及利差的变动都会引起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发生变化, 从而引发金融动荡, 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基于上述的研究结果, 本文得到以下两点启示:

第一,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 在获得国际各类大规模投资的同时, 也面临着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因此, 我国要继续加强与完善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 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与预测。在把握其大体正确趋势的基础上, 主动引导市场, 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尽量将跨境资本流动的变化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的不利影响控制到最低。

第二, 资本账户的开放水平是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故若想要有效控制由我国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带来的金融动荡, 则需避免过快全面地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我国仍要继续遵循积极有序、谨慎合理的原则, 在加强金融市场改革、提高金融深化水平, 降低我国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基础上, 逐渐放松对资本账户的管制, 进一步加快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 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资本开放 篇2

王基铭:完善公司治理规范控股股东行为

《意见》的出台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必将促进中国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这是我国证券市场建立十余年来,国务院首次就发展资本市场的意义、作用、指导思想和任务进行全面明确的阐述,是对稳定发展资本市场的政策和措施进行整体部署的重要文件,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原则性、纲领性文件。《意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总结了资本市场建设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意见》体现了与时俱进、协调发展的精髓,贯彻了“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思路,为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指明了方向。《意见》的颁布实施必将大大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

中国石化作为在境内外资本市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大型上市公司,感到《意见》的出台十分必要、十分及时。对《意见》中“推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范控股股东行为”、“培育诚实守信、运作规范、治理机制健全的上市公司”、“重视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等政策与措施非常赞同;对《意见》中提出的“进一步完善再融资政策,支持优质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做优做强”的措施,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倍受鼓舞。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改组国有企业,积极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制上市,是党中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决策。

中国石化通过股份制改制上市,在资本市场发行H股共募集资金34.62亿美元,发行A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118.16亿元,加上债转股等资本性处理,极大地改善了企业资本负债结构,使公司资本结构更加稳健,同时为公司调整产业结构、持续有效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通过股份制改制,改革了企业管理体制,转换了经营机制,追求公司利润最大化和股东回报最大化成为企业自觉遵循的经营宗旨,培育和形成了“竞争、开放、规范、诚信”的企业文化。可以说这是国有企业脱胎换骨的改造。

上市后,中国石化不断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并落实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裁班子的各自职责和工作程序,初步形成了权责统一、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几年的规范运作,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举措和成绩,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中国石化连续两年获《欧洲货币》杂志“新兴市场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奖”。

从中国石化所走过的发展历程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制上市、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运作,借助资本市场的支持做优做强,这是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意见》中有关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我们认为关键之一是规范控股股东行为。我们理解规范控股股东行为,应是在确保控股股东出资人到位的同时,防止控股股东的不当干预。控股股东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合法渠道影响上市公司的运作是合理的、必须的,但不能违背法律法规。依仗控股股东地位,滥用权力或通过其他不合法方式发号施令是完全错误的,更不能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是中国石化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几年来,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和中国石化股份公司作为控股股东,规范自身行为,严格按照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谨慎运作,力求规范,促进了上市公司及上市子公司的健康发展。

例如,中国石化股份公司作为控股股东,首先从制度上规范行为,上市子公司制定了《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内部控制制度》等公司内部规章,以确保“三会”规范运作。通过选派股东代表和董事,参加上市子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出资人权利,在涉及中国石化与上市子公司的关联交易投票表决时,中国石化股东代表按规定回避。通过这些合法途径行使出资人权利。

又如:在关联交易方面。中国石化改制上市后,始终坚持“公开、透明、规范”的原则,规范关联交易。中国石化股份公司与集团公司签订了14个持续性关联交易和避免竞争协议,对持续性关联交易范围、定价原则、定额标准和交易量金额限制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每年关联交易的结果都由独立董事和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公开披露。非持续性关联交易,则根据交易量大小和交易性质严格履行法定程序,分别作出公告或交由独立股东表决。

再如,中国石化股份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多年来积极支持下属上市子公司的发展,从资源、市场、资金、技术、人才等各方面帮助上市子公司,提高其生存和竞争能力。对沿海上市子公司在原油供应降低成本方面给予了支持,在发展投资上对子公司都是倾斜的。

我们将组织中石化和上市子公司认真学习《意见》,对照《意见》精神,回顾总结上市以来的经验教训,找差距,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不断规范相应的运作机制。去年,我们已按照美国萨宾斯--奥克斯莱法案,制订了涉及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十三大类、四十一个业务流程的内部控制制度,为公司科学决策、规范运作提供了制度保障。我们将以改革统揽全局,积极实施“扩大资源、拓展市场、降本增效、严谨投资”的发展战略,努力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和股东回报最大化;继续加强与资本市场的沟通,增强公司透明度,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根本权益。通过努力,力争到把中国石化建成主业突出、资产优良、股权多元、技术创新、管理科学、财务严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一体化能源化工公司,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王基铭)

李永安:建设规范治理、诚信经营、信息透明的上市公司

《意见》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发展资本市场的纲领性文件,必将有力推进我国资本市场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意见》直面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指明了资本市场前进方向、明确了资本市场发展要求、阐述了资本市场发展措施,其颁布和落实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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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近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一年来,中国证监会为发展资本市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目前股市已走出了两年多来低迷的格局,最近几天两市成交量都约400亿元,市场信心明显恢复。尤其是对于中国证监会在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方面所做工作,我们长江电力感受深切。在中国证监会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长江电力切实转换经营机制,发行上市规范高效,于去年11月18日成功上市。长江电力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上市两个半月以来,股价上涨了约60%,目前流通市值229亿元,总市值774亿元,居深沪两市前列。可以说,长江电力的成功发行上市,提高了三峡工程和长江电力知名度和影响力,实现了大型工程建设与资本市场的有效结合,生动体现了资本市场支持大型国企改革和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精神。

长江电力从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规范治理、诚信经营、信息透明、业绩优良的公司经营理念和建设目标。学习领会《意见》精神,我们更加认识到上市公司的质量对资本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作为资本市场基石之一的上市公司,贯彻《意见》,就是要规范公司运作,诚信经营,重转制、重回报,持续发展,切实提高自身素质和质量。我们将更加注重从三个方面落实《意见》有关要求。

第一、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盈利水平,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第二、更加注重以诚为本,诚信经营、信息透明,充分保障投资者权益。

第三、更加注重从制度上规范控股股东行为,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总之,《意见》为上市公司营造了很好的发展环境,我们将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始终以规范治理、诚信经营、信息透明、业绩优良为准则,争取抓住资本市场大力发展的良好机遇,加快发展,做优做强,不断提升公司质量。同时,我们愿与所有上市公司一道,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永安)

王建宙:培养机构投资人加大金融创新力度

在国务院提出的这9点意见之中,第三、四、五条意见对于联通这样的上市公司极为重要,将对联通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一)专业投资者的进一步引入将为联通创造有利的资本市场融资环境,并进一步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在国务院意见第三条“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中指出,将“鼓励合规资金入市……培养一批诚信、守法、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使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

对于大中型上市公司来说,专业投资者是其资本市场融资的主要对象,他们更加注重企业长期的内在价值,不会因为资本市场的短期波动而放弃对优质企业的长久支持,从而可为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市场融资提供持久、一贯的资金来源;同时,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股权结构的优化,有赖于机构投资者的壮大。随着机构投资者队伍的不断壮大,股权过于集中和流通股过于分散的现象将得到缓解,他们对企业战略决策的积极介入,将会从外部向我们施加善意的压力并提出宝贵的建议,进一步促进我们的发展,提升联通公司的管理水平。

(二)金融创新的发展将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价值。

国务院意见第四条“健全资本市场体系,丰富证券投资品种”中指出,将更好地满足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需求,以及不同投资者的投资品种需求,鼓励金融创新。

我们认为,资本市场的金融创新对于依靠资本市场满足各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十分重要,通过金融创新,可使企业根据自身所处的不同发展时期,根据融资用途的不同寻找成本最低、实施速度最快的融资工具,以把握竞争中出现的机会,以尽量小的代价,促进企业发展,保护并提升股东价值。国有上市公司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金融创新将进一步提升国有资产的价值。

(三)再融资政策的规范将促成企业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并促进上市公司提升管理水平。

国务院意见第五条“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进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指出,将“进一步完善再融资政策,支持优质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做优做强。”

我们认为,这一政策将会促成企业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优质的上市公司在市场机遇出现时,可以快速、方便地获得下一步发展所需资金,加快企业发展;同时,优质上市公司的迅速成长,将使更多投资者有机会分享企业成长所创造的财富,从而促进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相信,对优质企业在再融资方面的支持,也会促使所有上市公司自觉提高管理水平,改善经营效益,从而提升上市公司整体素质。

国务院九点意见的发布与实施,为上市公司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同时也向上市公司提出了挑战,联通公司将从以下两方面加强自身的工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作出贡献:

1、加强与机构投资者的沟通,接受专业投资者对公司的监督,力争获得更多机构投资者的认可,建立坚实的投资者基础。

2、未来中国联通在考虑再融资方案时,将特别注重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为其提供分享联通增长成果,增加财富的机会。(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建宙)

;刘文仲:保护投资者利益做大做强上市公司

《意见》的发表对全社会关于资本市场的认识产生了革命性影响,正如《意见》所述,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和战略出发作出的重要决策。《意见》提出的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三个有利于”对资本市场进行了重新的功能定位,提升了对资本市场的认识高度。《意见》的发表必将带来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

《意见》将保护投资者特别是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写入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提出要采取切实措施,为投资者提供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增加财富的机会。这对重新树立公众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意见》提出“鼓励已上市公司进行以市场为主导的、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并购重组。进一步完善再融资政策,支持优质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做优做强”的政策,坚定了我们开拓创新、加快发展的信心。

目前,我公司拟通过向社会公众公募增发流通股与向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定向增发国有法人股相结合的方式发行新股,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武钢集团钢铁主业资产,实现公司纵向一体化战略,完善公司产业链,做优做强上市公司,实现公司跨跃式发展。(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仲)

张广生:防范金融风险开拓发展空间

《意见》中指出要“营造良好的资本市场发展环境,资本市场的风险防范关系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作为一家上市银行,更应夯实防范金融风险基石。

我们拟侧重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健全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二是改善和强化一级法人体制,建立扁平化、矩阵式的组织结构,加强总行对分行的集中领导、管理、服务、协调和监督;三是加快业务战略性调整,在做大公司金融业务同时,注重个人金融和零售业务发展;四是不断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努力建立起反应灵敏、过程连续的风险监控和预警系统,实现银行的整体升级;五是以并购与重组为手段,以资本运营为核心,实现银行的规模经营;六是积极推进科学有效、具有竞争力的考核和激励制度建设。

《意见》的推出为上市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一是《意见》中提出“要积极稳妥发展债券市场,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公司债券筹集资金”,将有助于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为金融机构补充附属资本金,提高资本充足率,进一步做大做强,开辟了新的途径。

二是《意见》提出“丰富证券投资品种”、“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品种创新机制”,扩大了我行对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投资者的服务范围,为我行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三是《意见》提出“鼓励已上市公司进行以市场为主导的、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的并购重组”、“积极利用境外资本市场”等。我行将以并购与重组为手段,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低成本地实现规模快速扩张。另外争取适当时机发行外资股份,实现境外、海外上市。(浦东发展银行董事长张广生)

李东生:集团整体上市提升公司竞争力

结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有关精神,我想谈一下TCL集团此次能够顺利吸收合并TCL通讯并成功实现整体上市的体会。

其一是整体上市方案符合规范发展的方向。

国内证券市场普遍存在由于剥离部分资产上市所产生的大量关联交易和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现实。TCL集团通过吸收合并TCL通讯实现整体上市对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有助于规范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这种模式符合证券市场改革和发展的方向,这也是本次创新方案能赢得主管部门支持的根本原因。

其二是方案充分保障了投资者尤其是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在吸收合并TCL通讯的过程中,作为大股东的TCL集团在合并的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由出席大会的流通股东表决合并事宜,将合并与否的决定权完全交给流通股东;为使更多的流通股东充分表达意愿,设立了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的机制;实施了股东大会催告程度;不安排长时间停牌,以给流通股东充分的交易机会;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独立意见;在换股价格的确定上,也充分考虑了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成本等。

其三是TCL集团本身具有较好的质量。

正如《意见》第五条中所述,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证券市场投资价值的源泉。TCL集团各项核心业务在国内具有领先的市场地位,具有较强辐射力的品牌优势,有出色的供应链管理和渠道管理能力,比较高的运营效率,这是我们能够实现整体上市的前提。(TCL集团董事长、总裁李东生)

侯为贵:构筑世界级企业

作为上市公司,中兴通讯今后在《意见》的指导下,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中兴通讯将在充分发挥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作用的基础上,积极研究和探讨成立其他的

专业委员会并使董事会在发展战略、新业务拓展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前瞻和指导作用。2、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优化股东结构,提高公司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3、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工作,逐步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在改善公司股东结构、提升企业知名度的同时实现与战略投资者的合作,以便更好地拓展国际市场。

中兴通讯将抓住发展契机,力争在20达到800亿元人民币的经营规模,跨入世界级卓越企业的行列。而在此过程中,中兴通讯急切需要资本市场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支持和指导。1、积极利用境外资本市场,提高国际知名度,全面推进国际化进程。2、充分发挥国内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把企业做优做强。但目前的发行体制导致企业融资时间较长,因此中兴通讯希望在国内融资时,监管部门能出台一些具体政策对优质企业在时间上给予一定的扶持并优先处理。3、建立健全上市公司激励制度。中兴通讯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够考虑重新进行股票期权的论证工作。(中兴通讯董事长侯为贵)

王东明:健全监管体制规范市场主体

第一,《意见》长期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是否真正落实,首先要落实为具体法规与政策。其次要落实到主管机关、落实到市场,就需要突破一些长期的禁锢。关键问题是要相信市场,监管方式应该越来越贴近市场,监管机构也要逐步适应市场的要求。监管部门要有改革和创新的勇气,要提高调研水平、提高决策质量和决策效率;还要转变职能,改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证券市场监管,应侧重于监管与服务并重。

第二,资本市场发展的核心在于建立全方位诚信体系。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解决很多问题,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诚信问题。不论上市公司还是证券公司,要想长期发展,就必须要加强诚信建设。

这里谈全方位诚信自律体系建设,是针对市场所有方面的,也包括监管机构。监管与被监管方,都有维护市场的责任。监管方用法规来约束市场,但监管方也要接受市场监督,监管机构也要加强诚信体系建设。监管机构自身在诚信建设方面,要为资本市场做出榜样。

第三,上市公司要进一步规范发展。

我公司今后要继续把股东利益最大化和不断提高盈利水平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真正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我们要严格按上市公司的规范办事,要充分按照有关要求进行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继续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我们要紧紧围绕《意见》精神,进一步夯实发展基础,积极实施经营与管理转型,把公司建设成为一个有持续竞争力的证券公司,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作出贡献。(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

李福成: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意见》对中国证券市场必将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1、《意见》明确提出要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对上市公司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石,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是证券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础。

2、落实《意见》精神,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也必将为上市公司提供更为宽松的融资环境,必将对优质公司提供更多的支持,为优质公司提供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也会促使更多的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不断改善法人治理结构,从而提升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

3、《意见》明确提出要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提出要为公众投资者提供一个分享国民经济增长成果、增加财富的机会,极大地提高了公众投资者的投资信心。(燕京啤酒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福成)

杨国平:为投资者提供分享上市公司增长成果的机会

《意见》对上市公司的要求,主要集中在第五条,十分明确地指出“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证券市场投资价值的源泉”,同时也明确了上市公司要将股东利益最大化和不断提高赢利水平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明确的目标。

通过学习,我们充分认识到作为一个上市公司不但要保护、尊重投资者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要造福投资者,通过上市公司自身的努力,为投资者提供分享上市公司增长成果的机会,从而增加投资者的财富。

针对《意见》的要求,下一步我们公司主要做好以下工作:1、将提高公司质量为抓手,不断提高公司盈利水平,保持公司可持续发展,给予股东最大回报。2、进一步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发挥独立董事更大作用。3、进一步提升公司的透明度,规范信息披露,使股东能更全面、多方位地了解公司。(大众交通总经理杨国平)

王金玉:扫清股市“边缘化”之虑

《意见》对资本市场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基本扫清了股市“边缘化”之虑。

《意见》只字未提“国有股减持”,表示政府高层对全流通问题的态度,不是将来解决,现在不解决,而是“积极稳妥”地解决,并要求在解决问题时要“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这就跟这几年大家呼吁的和理论界讨论的形成了共识。同时,《意见》表明政府对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认识和定位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和全面的程度。

我们也应该看到《意见》作为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长期政策纲领和政策导向,其对市场的影响力需要通过相当长的时间,在有关政策逐步落实的过程中,才能逐步被市场所充分反映。(福田汽车总经理王金玉)

王功伟:机遇与挑战并存

《意见》第五条对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对上市公司而言,《意见》的出台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和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强化,融资环境将得到极大改善。上市公司必须注意决策的科学性,经营的规范性,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重视投资者的利益,不断地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董事和高管人员的诚信义务,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

公司认为《意见》对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并鼓励上市公司在规范运作中不断创新,从根本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今后,我们将致力于不断健全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进一步规范运作,为广大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功伟)

资本账户应优先开放 篇3

纵观人民币30多年可兑换之路，以1996年底实现经常项可兑换为标志，在认识上逐步达成共识。而过去十几年资本项可兑换呈现始料未及的特点：如开放思路和突破方向经历较大变化，推进成效不尽如预期，关键内容甚至早年共识都发生较多争议。

除两次外部金融危机影响，导致中国资本项开放进程比较曲折的关键原因，并不在于这些领域改革本身的特殊困难，而在于内外环境的现实演变提出的全新挑战。

一是汇率升值趋势新挑战。给定管好货币与控制通胀目标，须容纳名义汇率趋势升值。然而做到这点殊为不易。

货币自由兑换绕不过汇率自由化，不仅是国际学术界主流观点，也是中国早年改革实践形成的共识性看法。从现实角度看，中国资本回报率较高，加之本币动态低估，流入资本投资收益较高，流出资本收益较低，资本项开放面临流入与流出难平衡的困难。

目前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两成，如继续追赶今后仍会内生出升值要求，汇改问题难以回避。

二是20世纪国内学界就认识到货币可兑换需要“消除金融抑制”（周小川语），然而汇率动态低估伴随宏观调控过于宽泛化和微观化，导致金融抑制有增无减，使推进资本项可兑换面临困难。

汇率动态低估背景下外汇占款膨胀导致货币过度扩张。中国广义货币M2从2002年到2011年增幅3.6倍，是同期真实经济增速的2.63倍。去年底央行28.1万亿元总资产中，国外资产占总资产85%，外汇占国外资产95%。货币过量扩张导致经济增长偏快偏热、通胀压力挥之不去、资产价格间歇性飙升。

三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随后引发欧债危机，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家和经济体深陷债务危机泥潭。形势急剧转变引发对中国数万亿储备资产投资风险的担忧，同时也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新的客观助推效应。

四是近年美欧实行超低利率政策，与中国利率水平发生“常态性差异”。无论比较同期限上海银行间同行业投放利率与伦敦银行同业投放利率，还是比较央行政策利率，中国与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或国际市场标准利率之间，目前都大尺度存在“内高外低”利差格局。考虑经济基本面反差条件，中外大幅利差短中期难以改变。“结构性利差”使推进资本项可兑换遭遇新困难。

计算人民币对美元抛补利率，并与欧元—美元、日元—美元、新台币—美元抛补利率比较，可见人民币抛补利率相对美元参照利率差异比其他相对开放经济体类似指标高得多。这不仅提示中国与外国利差较大事实，也显示中国资本管制总体仍有相当效果。考虑人民币抛补利差远离平价背后的结构根源，很难相信快速放开资本账户能得到总体合意效果。

直面现实新挑战，中国应将国内金融改革置于更优先位置，同时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并呼应人民币国际化需求。

应尽快实施汇率改革。关键是限制央行汇市干预，以求在体制上兼容人民币趋势性升值要求。应尽快分步骤放宽存款利率上浮区间和贷款利率下调区间以实现利率市场化目标。利用目前经济增速走缓的时间窗口，松绑早先行政干预与数量管制，瘦身央行资产负债表，逐步消除金融抑制，完善开放型市场经济总需求管理政策架构。

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积极放开对流出和流入直接投资的不必要管制和限制。随国内资本市场改革推进逐步开放证券投资。在国内金融改革大体完成、“结构性利差”显著改观后，再考虑审慎放开货币市场等短期资本项目。

一国货币国际化，本质上是经济和制度的自然演化过程，政策上应取顺势而为与积极呼应立场。无须刻意追求，也不必操之过急。中国如能成功深化改革，保持经济持续追赶，人民币国际化最终会水到渠成。

资本开放 篇4

从宏观层面看,长期稳定的国际资本流入能够有效地促进一国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各新兴市场利用外资流入来发展本国经济的例子不在少数;而短期的国际资本如果在一国频繁地大出大入则极有可能会造成对本国金融市场的动荡,从而对宏观经济环境产生严重冲击,殃及各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至今犹在。从微观层面分析,一国对外资本流动的稳定与否能够通过国内金融市场的传递,影响国内企业的预期以及居民的储蓄和消费决策,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体。因此,我们引入国际资本流动易变性这一概念,来反映短时间内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变化或者流动方向上发生逆转的可能。

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巴西的金融危机等接连爆发,针对国际资本流动易变性的研究开始逐渐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资本收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溢价提高等因素会在短期内使得国际资本的流向突然发生改变,出于避险的目的往往在特定时刻从发展中国家回流到发达国家(Lucas,1990)。Claessens etal.(1995)比较了20世纪70到80年代的长期和短期资本流动,发现在易变性上两者没有明显差异。Sarno&Taylor(1999)对1988年至1997年间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进行了实际测算,得出证券资本易变性最高的结论。IMF(1999)测算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净资本流入的变异系数,认为在易变性上长期和短期资本没有差别。Levchenko&Mauro(2007)测算了1970年至2003年各新兴市场经济体,证实FDI是最稳定的资本形式,证券资本中的股票资本易变性比较有限,债券资本会在逆转后迅速反弹,而其它资本大规模逆转且反弹相对迟缓。Broto(2008)对资本流入的易变性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发现不同类型的资本易变性存在明显差异。

国内近些年来也开始出现对于资本易变性的研究,李泽广(2003)构建了资本易变性的测度指标,并分析了我国资本易变性的宏观经济效应。王维(2007)对资本流动组成部分的易变性分别进行测算,并论述了资本流动易变性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张文熙(2007)实证分析了非FDI资本流动易变性的影响因素。谢寿琼(2009)分析了我国国际资本易变性产生的原因及其对我国金融市场稳定性产生的影响。韩剑(2012)对资本流入的易变性及其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我们对2001-2013年间我国FDI和非FDI资本以及非FDI的各组成部分分别进行易变性实际测算,并根据不同类型的资本的易变性,进一步论证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顺序,同时强调在逐步开放的过程中对短期投机资本的跨境异常流动进行动态监测和完善预警机制的必要性。

二、我国不同形式资本的易变性

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非FDI为储备变动额(ΔFER)扣减贸易项差额和FDI后的余额。具体来看,非FDI包括了以下几部分:经常账户中的收益和经常转移项的差额、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的一国在外直接投资、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的证券投资项差额、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的其他类投资、净误差与遗漏项。采用公式CV=STDEV(各类型资本净流入/GDP),CV(Capital Volatility)代表资本易变性,即不同形式资本的易变性为其净流入值与当年GDP比值的标准差,测算值越小,该类型资本流入越稳定。

(一)非FDI资本相对于FDI资本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易变性

从图1可以看出,除了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以及2012年欧元危机等国际市场不稳定因素使我国FDI的数据稍有所回落之外,其他年份流入我国的FDI基本呈现较为稳定地增长,而非FDI则有起有落,近两年流出的数据还有猛增的趋势。如果不考虑统计中的其他因素,可得出结论:相对FDI较为稳定的增长而言,非FDI呈现更为明显的易变性。

图1 2001-2013年我国FDI净流入和非FDI流入(单位:亿美元)

表1 我国历年FDI净流入、非FDI流入与GDP数据(2001-2013年)

(单位:亿美元)

Á资料来源:FDI数据来自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非FDI数据依国际收支平衡表相关数据(非FDI=经常账户中的收益和经常转移项差额+在外国直接投资差额+证券投资差额+其他投资差额+净误差与遗漏)计算得出,GDP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表2 我国历年FDI净流入、非FDI流入与GDP比值(2001-2013年)

按照上述测算公式及2001-2013年的相关数据:CVFDI=STDEV(FDI/GDP)=0.006885,CVNFDI=STDEV(NFDI/GDP)=0.020034,非FDI的易变性测算值远远大于FDI,这也从数据上进一步证明,相对于FDI来说,非FDI流入极不稳定。

(二)非FDI各组成部分的易变性有明显差异

表3 我国非FDI资本中各组成部分数据(2001-2013年)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经常项目下非贸易项依据国际收支平衡表计算得出,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历年国际收支平衡表。

根据表3中相关数据与GDP历年数据,可得出我国非FDI资本中各组成部分与GDP分别的比值(表4)。

表4 我国非FDI资本中各组成部分与GDP比值(2001-2013年)

依前述公式CV=STDEV(各类型资本净流入/GDP),按照表4中的数据计算出非FDI各组成部分的易变性测算值,结果显示如下:

图2 采用公式CV=STDEV(各类型资本净流入/GDP)计算出的2 0 0 1-2 013年我国非FDI资本中各组成部分的易变性测算值

1.经常项目下的非贸易项易变性近年来有所增加。经常项目下的非贸易项数据中,政府间转移支付相对稳定,而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转移收支变动主要是源于其主体的避险和套利动机,尤其是其中的投资收益部分。因此,国内外金融市场状况以及投资者心理预期对这一项有较明显的影响。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引发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投资者心理预期不稳定,这一数据显现下滑趋势(如图3所示)。此外,当前我国对资本项目仍实行管制,很多不能直接进出我国的国际游资则想尽办法借道,例如以个人外汇、职工报酬和赡家款、捐赠等名义出入,不少短期资本就是通过这种渠道进入我国的股市和楼市,当市场上出现不稳定因素时它们又迅速抽身避险,这一部分就体现在经常项目下的经常转移。

图3 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下非贸易项流入(单位:亿美元)

2.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对较为稳定地增长。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的一国在外直接投资数据,即该国对外进行的FDI投资。这部分资金流动主要是股本的形式,因此国内外的企业投资环境是主要影响因素。如图4所示,200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差额为-69亿美元(即对外投资净额为69亿美元),2013年这一数据达到-732亿美元(即对外投资净额为732亿美元),虽然中间的年份出现过上下波动,但从图4中2001-2013年的整体趋势看,对外直接投资相对稳定增长。同时,随着我国资本“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以及我国作为投资母国地位的逐年上升,这一项数据应该还会延续稳定增长的大趋势。当然,这部分资本中也不排除通过虚假注资进行资金转移的可能。

ÁÁ图4 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单位:亿美元)

3.证券投资易变性较强。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的证券投资项差额涵盖了货币市场工具、短期、中长期债券和股本证券等几大类,其中短期债券和证券类项目与短期资本流动关系密切。投资者对中长期类证券的投资一般是为了获取利息和红利收入,因此经济增长率和利率水平是影响其变动的最主要因素;而短期类证券投资的变化则与持有者的套利动机有关,具有较强的投机性,而其套利往往是投机者基于对一国汇率变化、国内外短期利率变化以及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所作出的心理预期。图5显示,我国近年来证券投资项差额在2006年前后出现了明显的大进大出现象。

Á图5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证券投资项差额(单位:亿美元)

4.其他投资易变性近年来大大增加。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的其他类投资,主要由外汇存贷款和贸易信贷组成。一般来说,一国贸易信贷和外汇存贷款的变化主要是基于国内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如果这项数据中有异常资金的流动,则这部分资金应该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因此,外汇贷款和贸易信贷若出现了非正常变动,则可能是由于国内外利差、汇率变动以及国内资产价格波动等套利因素所引起的。我国自2000年以来经济稳步增长,连续多年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如图6所示,其他投资项数据从2006年以来不稳定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这就表名其中隐藏了不少的投机性资本流动并且频繁出入。

图6 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其他投资项差额(单位:亿美元)

5.误差与遗漏项近年来易变性增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项,反映的是官方控制之外难以解释的外汇储备变动,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方控制之外的资本流动规模,也因此有部分学者用这一数据来考察热钱流动的规模。图7显示,近年来我国的误差与遗漏项波动有所增加,在多个年份出现拐点,这说明存在着大量无法解释的资本出入而且有波动增强的趋势。如2008年到2010年间及2011-2012年间的数据下滑现象,这可能与金融危机及欧元危机后资本迅速回撤发达国家有很大关系。

ÁÁ图7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误差与遗漏项净额(单位:亿美元)

三、从易变性来看资本账户的开放顺序

从前面2001-2013年间我国FDI和非FDI资本以及非FDI各组成部分的易变性测算结果来看,各类型资本流动的易变性有较大的差异。这也为我们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顺序进一步提供了实证依据。

首先,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同时,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从前文进行的易变性测算结果来看,我国多年来FDI呈相对稳定增长的趋势,FDI的易变性远小于非FDI,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在非FDI各组成部分中易变性也最小。因此,对于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可适当放松管制,并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适时走出去。

其次,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如前所述,资本与金融账户中的其他投资,从其组成来看本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近年国内经济稳步增长的事实却与其他投资易变性最强的测算结果不相吻合,这说明有大量投机性资本流动暗含其中。因此,需要对这部分进行严格甄别,如果是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要逐步放松管制,同时,加强对其他投资中疑似投机性资本流动的管制。

最后,审慎开放股票及债券交易。影响一国中长期证券投资变动的主要因素是其经济增长率和利率水平,而短期类证券投资的变化则与持有者的套利动机有关,因此投机性相对较强。就债券和股票两者相比较的话,债券的影响力更大,因此,短期债券应该最后放开。

同时,在资本账户逐步开放的过程中进行短期跨境资本动态监控,合理引导官方控制之外的资本流动。如前文分析,经常项目下的非贸易项易变性近年来有所增加,这和国际游资暗藏其中有很大关系;误差与遗漏项的易变性近年来也在增加,即有大量无法解释的资本出入且波动性在逐渐增强。因此,在推动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短期跨境资本的动态监控,完善预警机制,同时合理有效地引导市场预期,从而引导官方控制之外的资本流动。

摘要：从我国近年来资本流动的总体特点来看,非FDI资本相对于FDI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易变性。文章建立衡量资本易变性的指标,通过对2001-2013年间FDI和非FDI及其构成部分的易变性进行测算和对比,尝试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顺序进行论证,并强调在资本账户逐步开放的过程中进行短期跨境资本动态监控的必要性。

关键词：FDI,非FDI,易变性,资本账户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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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毅.我国热钱流入规模及影响因素的分析与思考[J].金融发展评论,2011(5)

[7]韩剑.国际资本流入的易变性及其对策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2(5)

[8]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J].中国金融,2012(5)

[9]Gabriele,Boratav&Parikh.Instability and Volatility of Capital Flow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World Economy,2000

[10]Ozan Sula&Thomas D.Willett.The Reversibility of Different Types of Capital Flows to Emerging Markets.Emerging Markets Review,2009

[11]董芳.近年来我国非FDI流动的特点分析.中国外资,2012(5)

充电桩将对民营资本开放 篇5

北京最先宣布要在2014年建1000个充电桩；上海随后宣布计划在2015年末推广1万辆以上的新能源汽车，全市将配套建成6000个充电桩。深圳、重庆及河北、江西也布局了新的充电网络建设计划。产业链关联企业的热情也不可抑制。2月初，ABB集团宣布与深圳比亚迪戴姆勒新技术公司开展合作，在未来六年为其电动车提供直流电快速充电系统。ABB预计将于2015年中开始向比亚迪戴姆勒Denza经销商供应壁挂式快速充电设备。

“我们与国内相关自主品牌和地方市政的试点项目从2010年就已开始，并于2013年开始组建专门机构支持电动汽车的研发生产、物流和服务”，ABB集团北亚区及中国总裁顾纯元告诉《英才》记者，随着技术和市场创新的推进、国家新标准的出台，以及商业模式的逐渐成熟，中国充电网络设备市场未来潜力可期。

作为政策推导的新兴产业，国家电网公司是国内最大充电网络运营商，其建设的充换电站占全国总量的90%以上。截至目前，国网累计建成电动汽车充换电站400座、交流充电桩1.9万个，当年新建充换电站47座、充电桩4000个。不过，这样的市场进度与五年前的相关规划仍有不小的落差。

2009年公布的《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显示，到2011年“形成50万辆纯电动、充电式混合动力和普通型混合动力等新能源汽车产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5%左右”就此掀起了“充电站建设大战”。

当年8月，国家电网便建成了国内第一座具有商业运营功能的电动汽车充电站上海漕溪电动汽车充电站。随后，包括南方电网、中石油、中海油等巨头，以及国内及外资汽车企业纷纷开建充电站。然而，由于电动汽车成本偏高，电池技术不成熟、新能源汽车扶持政策不到位等原因，此后数年间电动汽车销量甚少，加上国内政策标准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充电站建设的快速扩展也带来了充电接口不统一、“换电”模式或“充电”模式未定论等多种问题。直接后果是，国内建成的大部分充电桩基本处于闲置状态。

“电动汽车和充电桩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没车没人建桩，没桩没人买车”，中投顾问研究员沈宏文告诉《英才》记者。

虽然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的发展面临诸多掣肘，但各种积极因素的合力亦在2014年初迅速加强。特别是政策层面对多元化资本的全面准入，可能为产业链上的各类企业提供新一轮的投资机会。

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在两会期间向媒体表示，为电动汽车充电的充换电设施，将对社会“全面开放”。这意味着国网在充换电领域的经营思路来了个“急转弯”。国网在2009年时曾提出“换电为主、插电为辅、集中充电、统一配送”的商业模式，这一度被解读为“要加强对上下游的控制”。

汽车行业分析师钟师认为，放开慢充市场对特斯拉、比亚迪、江淮汽车等车企，以及ABB、上海普天等设计、生产、检测、建设等产业链关联企业无疑都是个好消息。比亚迪一位内部人士连用“几个感叹号”，来表达激动的心情。而国网方面亦坦诚表示，要吸引民营资本参与，政府就要考虑配套的市场机制，“否则就只剩国网、南方电网等国企，市场还是一潭死水。”

资本开放 篇6

然而, 在开放资本项目的进程中, 由于跨境资本流动更为频繁、快捷, 各种因素都可能引起资本的大规模流入流出, 对一国原有的各项经济制度的内在脆弱性会造成强烈冲击, 从而放大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和加重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作为跨境资金流动中最活跃的一种资本表现形式, 短期资本的流动可降低中国获得国外短期资本的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将促进中国增加新的金融交易品种, 改善短期资本的市场流动性和效率, 拓宽流动空间, 调高短期筹资能力, 但如出现巨量流动, 可能引发经济的剧烈震荡, 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一般来说, 将在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下的国际资本定义为短期流动资本。近年来, 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利差缩小、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升值预期削弱甚至逆转、资产价格溢价预期下降, 都在不断加剧短期国际资本流出新兴市场国家。我国短期资本流动有如下趋势特征:短期资本波动幅度明显扩大, 流入流出转换更为频繁。譬如:2011年上半年以流入为主, 三季度开始逆转为流出, 今年则转为明显流出。从月度上看, 这种流入与流出之间的转换则更快。短期资本流动呈现顺周期性。从短期资本与GDP比重来看, 2010年、2011年、2012年前三季与同期GDP之比分别为0.6%、0.04%、0.03%, 对经济发展影响越来越小, 反映我国承受短期资本流动冲击的能力不断增强。短期资本的逐利性使其波动性大、可控性差。因此, 中国在进一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中, 应特别关注短期资本的冲击。具体来说, 其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短期资本撤资风险。

短期资本流动称“热钱”, 是为了追求高回报而在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本。正是因为热钱天生的流动性, 将对一国市场造成巨大风险。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尚不完善, 一旦外国短期资本集中撤出, 会导致经济泡沫破裂, 相应产生巨额的不良贷款, 将造成货币和金融危机。更应引起关注的是, 若一国采取固定汇率制度, 在大量短期资本快速进入时, 没有能力维护其汇率制度, 短期资本在实现高额套利后会大规模逆转流出, 将造成汇率与经济震荡。由于结售汇的大量增加, 资金市场被动性货币供给增加, 在短期资本大量迅速增加时, 这种货币供给数量将非常大, 央行被动冲销的难度陡增。如果汇率由于短期资本的扰动脱离汇率稳定目标, 央行稳定汇率干预将给内部经济造成干扰, 从而对一国的经济结构产生毁灭性打击。

2.“泡沫经济”风险。

短期资本进入不仅会加剧资本市场的矛盾结构, 还将导致资源不合理配置, 影响金融市场功能。短期资本直接进入或者通过银行信贷系统进入房地产或者证券等高风险领域, 使这些部门的资产价格膨胀, 并产生财富效应, 从而吸引更多跟风投机资本介入, 吹大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泡沫。而一旦经济形势逆转, 具备高流动性及低交易成本特性的国际证券投资将反转流出, 促使经济泡沫加速破灭, 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因流动性不足而发生危机。

3. 波动性风险。

一方面, 银行体系存在波动性风险。随着外国短期资本的不断进入, 导致国内银行体系外币负债上升。由于中国短期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较低, 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时, 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大规模国外短期资本流入使银行出现大幅波动。如果缺乏严格的监管, 这种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可能成为系统性危机爆发的根源, 甚至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另一方面, 市场也存在波动性风险。目前, 中国经济基础设施尚待完善, 承受大量短期资本流入冲击的能力有限, 因而在资本项目逐渐开放后可能出现市场价格上升或者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风险, 这些风险也将通过市场的蝴蝶效应而产生全局性的市场波动风险。

总之, 随着中国资本项目的逐渐开放, 短期资本的流动性、投机性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一般的资本开放路径是先放开长期资本交易的管制, 放开短期资本交易的管制。在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中, 证券投资变现能力最强, 其带来的市场波动性也较大;短期债券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偿债风险;衍生金融工具虽然可以对冲金融风险, 但是由于其允许杠杆操作以及相关的做空机制, 使其相对于基础产品市场具有更大的投机性和波动性。我国必须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检测和管理, 在开放资本项目的进程中将风险降到最低, 从而促进金融市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刘晶晶)

摘要：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随着短期资本流动逐渐频繁, 短期资本流动将会是导致金融风险甚至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文章以当前我国短期资本流动现状为研究基点, 对我国开放资本项目的进程中的由于短期资本流动而导致的撤资风险、“泡沫经济”风险、波动性风险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为防范相关风险提供了依据。

资本市场开放对中国股市的影响 篇7

截至2007年8月9日收盘, 沪深股市总市值首度突破21万亿大关, 总市值合计为211491亿元, 而2006年GDP总量为210871亿元人民币, 我国股票市场的总市值首次超越GDP, 2007年上半年我国GDP总量为106768亿元。

根据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9日收盘, 上海证券交易所总市值为163648亿元, 流通市值46843亿元;深圳证券交易所总市值为47817.48亿元, 流通市值为23989.06亿元。到目前为止, 泸深股票账户总数已经超过14000万, 占人总总数的1 0%以上,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我国股票市场发展虽然很快, 但股市对民生问题的影响也是显然的。股票市场有一亿四千万账户, 也就是说它的涨跌将关系到一亿多个家庭的生活了。

二、资本市场开放度的演变过程

根据我国政府对WTO承诺, 我国证券对外开放的内容主要包括:

1. 外国证券机构可以 (不通过中方中介) 直接从事B股交易。

2. 外国证券机构驻华代表处可以成为所有中国证券交易所的特别会员。

3. 允许外国机构设立合营公司, 从事我国国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 外资比例不超过33%;加入三年内, 外资比例不超过49%。

4. 加入后三年内, 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设立合营公司, 外资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

合营公司可以 (不通过中方中介) 从事A股的承销, 从事B股和H股、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 以及发起设立基金。

5. 允许合资券商开展咨询服务及其它辅助性金融服务, 包括

信用查询与分析, 投资于有价证券研究、咨询, 公开收购及公司重组等;对所有新批准的证券业务给予国民待遇, 允许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

入世以来, 随着证券市场开放承诺的一步步兑现, 资本市场改革逐步推进, 2002年底, 中国证监会颁布并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经过有关方面近半年的周密准备, QFII制度于2003年年中正式启动。截至2006年12月底, 共批准成立7家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共成立24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 占成立基金公司数量的42.86%。截至2007年1月31日, 6 8家境外证券经营机构取得外资股业务资格。

至此, 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领域形成了从加入世贸组织协议框架下的证券业和基金业的开放, 到外资直接参与国有产权和非流通股权的并购转让市场, 再到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直接投资A股市场等渐次展开的全方位开放局面, 中国资本市场的每一个环节和组成部本基本上都为外资进入建立了政策和制度的通道。资本市场的开放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国内的难易程度, 另一方面是允许进入国内的外国资本的大小.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浪潮也是一种趋势,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实体也将高度纳入到其中, 资本市场也将高度开放.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 国外资本对我国的经济实体也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在股票市场上优为明显。

三、改革开放程度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改革开发以来, 我国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大大提高, 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会导致出口增幅下降、外商直接投资下降, 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率, 失业率随之上升, 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导致上市公司业绩下降和投资者信心下降, 最终使证券市场行情下跌。其中, 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外向型上市公司和外贸行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较大, 对其股价的冲击也最大。

1. 金融安全方面的影响。

在金融安全方面, 股票市场并没有像外汇市场那么惹眼。但我们并不应该忽视它在金融安全方面的影响。中国股票市场现在虽然足够大, 国家行政干预强, 但明显存在很多的漏洞, 以前, 国际资本流动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国际金融市场结构比较简单, 国际性的金融投机的形式较为单一。但是, 8 0年代特别是9 0年代以来, 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结构的复杂化, 机构投机者不但可以同时在多个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 而且在每个金融市场上还可以同时进行多个金融品种的投机, 从而使投机带有立体的性质, 从而使投机手段更加隐蔽和复杂。加入WTO后, 国际投机者同样可以对我国的金融领域进行冲击, 我国在经济方面的开放越大, 冲击也就可能越大。

但由于最富有投机性的商品是股票和房地产, 现代泡沫经济最典型的表现是因投机而造成的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上升。由于机构投机者一般不介入实物资产的投机, 股票市场的泡沫便成为机构投机者掀起投机风潮的理想时机。机构投机者对泰国和东南亚国家发起金融攻击, 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泡沫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

2. 直接影响了股票市场的发展进度。

中国股市将迎来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的时代。股票市场是一种具有共同规律、通行共同语言的投资场所, 其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 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源于其内在的本性和特有的规律。由于上市公司的股份被人为地分割为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 各类股的价格和流通方式又都完全不同, 这使得上市公司转轨不转制问题日益突出。伴随中国股票市场的逐步对外开放, 股市将迎来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的时代;封闭式的股市发展格局即将被打破, 中国股市将随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迎来逐步开放的时代。十多年来, 中国股市 (特别是A股市场) 是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下运行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QFII制度的启动, 这种封闭的股市发展格局将会被逐步打破, 伴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的实现, 股票市场的对外开放的领域和步伐将逐步加宽、加快。

3. 外资进入方面的影响。

2006年, QFII走完了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三年的试点历程, 迎来了转折之年。截至2006年12月末, QFII中国A股基金的最新资产规模达到37.72亿美元, 直逼300亿元人民币。QFII在中国的市场影响力正与它的规模一起与日俱增。

但是, 郎咸平指出, 中国股市引进QFII的原因是认为他们是做长期投资和基础研究的, 想借此引进先进的投资理念, 可是, 其实QFII是比国内庄家还要厉害的庄家, 是互相勾结的庄家。

四、结论与建议

2006年以来, 中国证券市场规模扩大、交易活跃, 其总市值已经位列世界第四。研究表明, 至2020年, 中国证券市场的总市值会达到650万亿元, 届时将成为全球最大资本市场。虽然发展迅猛, 但中国证券市场仍存在结构失衡、证券产品供应不足等问题, 具体如下:

1. 我国证券市场目前是股本结构畸形的市场。

上市公司一股独大, 公司治理结构急需改善。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并存, 使占总股本三分之一的流通股面对巨大压力, 股价畸高。如果一旦证券市场全面开放, 不仅因国内股票缺乏投资价值难以吸引国际证券资本, 而且中外市场在股价上的巨大落差, 必然导致国内股价大跌。同时, 由于我国市场上没有做空机制, 投资者难以避险。

2. 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国际化的起步阶段。

商品、货币、资本是资源配置的三个层面。一个国家的开放顺序是从贸易开放到货币市场开放, 再到资本市场开放。也就是说, 在经历贸易自由化、汇率和利率自由化之后, 证券市场才可能实现自由化。如果将开放的时序错乱, 将会潜伏爆发金融危机的巨大风险。目前我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尚处于商品市场国际化接近结束并向货币市场国际化转化阶段。短时间内不可能指望利率、汇率、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来支持证券市场的全面开放。

3. 我国证券市场规模还不能有效抵御市场开放风险。

相应的金融资产规模支持相应规模的证券市场开放。面对强大的国际资本, 特别是国际资本快速的进出, 以我国证券市场现有规模尚不具备抵御巨大冲击的能力。

4. 人民币尚未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制约证券市场开放进程。

人民币实现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进程事关中国证券市场开放进程。在人民币尚未自由兑换的情况下证券市场不可能实现全方位开放。

5. 我国证券监管体系有待完善。

证券市场开放需要更高的监管水平, 尤其是监管者对跨国界的交易行为的本质和特征有很强的评价能力, 而且还需要有效、务实的国际合作。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应当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条件的变化自主地调整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 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开放进程, 最大限度地避免证券市场开放对我国产生的负面影响, 也就是说应当选择一种渐进式的开放策略。面对中国证券市场目前出现的与国际联系增强、受外部环境影响加大的情况, 我国应尽快建立风险监管和协调机制。

参考文献

[1]本杰明·格雷厄姆戴维·多德:证券分析.海南出版社, 2006年6月

[2]曹凤歧刘力姚长辉:证券投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6月

中国开放资本项目的现实与挑战 篇8

一般而言, 资本项目的开放是与资本管制相对的。大部分国家都有从资本管制向资本项目开放的阶段。各国在早期通常采取资本管制措施, 这在效果上一方面产生税收、配置信用, 另一方面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及其他宏观管理。随着通讯、科技的日新月异和国际政治的发展主题, 各国强化经济交流与合作, 资本管制逐步被人们认识到其在资源优化配置、经济效率改进的劣势, 从而争相进入开放资本项目行列。然而, 实际步骤中, 中国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是巨大的,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角色将进一步转化。理论上, 为世人接受的“三元悖论”揭示中国在资本自由流动、资助货币政策、稳定汇率不可共存的条件下, 必然引致内在经济的深刻变化和挑战。

历史表明, 在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 各种风险和难题一并存在, 如若对这些问题认识不够, 未在事前或事后采取相应对策, 不仅可能致使整个开放进程的搁置及失败, 而且极大加剧了潜在经济危机的发生几率。本文将从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现实和其伴随的挑战展开讨论, 并引述结论及对策。

一、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现实

20世纪80年代, 相对于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 在改革开放的带动下, 中国实现持续三十年高速增长, 既是情理之中, 又在意料之外。这一时期, 伴随着中国对外资积极有效地引进和利用, 资本跨境流动规模在不断扩大。2009年, 外资流入达到7464亿美元, 约为2005年的1.78倍。同时, 中国对外资本输出也在日益增加, 但与流出比较并不平衡。截至2010年9月, 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余额约为2.65万亿美元, 境外金融资产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 对外投资的存量突破2460亿美元。在这些成绩之下,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 加快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的时代诉求

随着经济实力和地位的发展和变化, 中国面临的城市化问题、粗放经济问题、效益问题将在以后的发展中占据举足重轻的地位。

统观世界经济历史, 随着经济实际情况的发展, 适时地、正确地融入世界经济, 恰当的资本开放政策对经济体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二战以后,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 汇率固定, 绝大多数国家为求货币自主, 均严格管制资本在境内外的流动, 只有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等少数国家没有显著的资本管制迹象。进入60年代,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新的成就和新的问题也慢慢凸显, 而资本管制限制国家经济交流、妨碍经济效率的现状愈来愈不容忽视。这一段时间, 理论界也开始了自由主义的复苏, 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认为应该逐步取消资本管制, 让市场这“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在国际的分配和交流。大多数国家慢慢地接受了这一提议, 到80年代, 各国纷纷开放资本项目, 引为潮流。

中国经济也正是处于转型发展时期。中国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城市化步骤不断加速, 经济综合实力逐渐引领全球。但是, 在经济体制方面, 中国市场经济制度还远非完善, 各产业、地区发展不平衡重制约着经济的长远发展。地区、产业间的不平衡往往直接取决于资本分配和流动的不均衡, 市场效率的落后也往往受制于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不完善。如若改变中国的诸多落后状况, 开放资本项目的意义十分重大。直观的优势在于改善中国因外汇储备格局引发的国内通胀现状、减轻外汇升值压力, 加快国内资本有效配置对经济;对于中国金融, 积极开放资本项目, 有利于金融业务国际化、金融纵深发展、金融一体化, 经济效率和效益将在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过程中不断加强。经济金融的国际范围深层、广泛的交流合作, 迫切期待对资本往来积极放松的政策。

(二) 相对保守的资本开放现状

中国于1996年12月1日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第八款义务, 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但实际情况是, 中国并没又在真正意义上做到经常项目自由化。因为中国现行结售汇制度在时间、价格以及数量等方面对中国企业的外汇买卖施加了人为的限制, 而且在中国个人也不能在经常项目下真正地实现自由兑换。

而在资本项目方面, 中国管制十分严格。无论是资本账户还是金融账户, 几乎每一个交易环节都有管制。无管制的情况只在于汇兑环节, 而且仅限于资本项目、外商在华投资及贸易信贷少数几项。中国对资本的管制主要体现在:一是对直接投资的限制。外商在华投资往往要受到产业政策的倾向性指导, 对其汇兑虽然没有限制, 但有关部门对其交易的内容有严格的审核制度。二是对外借款的限制。主要针对内地机构对外借款, 内地企业和其他及机构需在准入和指标方面接受较严格的审核才能对外借款。另外, 只有内地金融机构有资格对外放款, 仍然要受到指标等等方面的批准。三是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内地金融市场和内地投资者进入境外金融市场有严格的准入管制。虽然从实际情况来看, 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程度高于上面描述, 但自2001年加入WTO十年来, 实际的开放政策并不能满足日益提高的自由化需求。

二、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挑战

(一) 资本项目开放策略的选择

中国自1996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开始, 就已经着手了资本项目开放的预期行程。然而, 次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使当局看到在不成熟的条件下开放资本项目巨大的、潜在的危机。从此, 中国认识到资本项目开放的两面性, 并开始了探索开放的步骤, 谨小慎微地制定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政策。

总结世界各国的资本项目开放经验和教训, 无论是激进式地策略选择, 还是渐进式的开放步骤, 都不乏成功和失败的案例, 而关键在于, 找到适合各国国情的资本项目自由化策略。中国要找到在资本项目开放中的正确道路, 必然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中国的基本情况是:国内产业结构还是以工业为主, 农业落后, 金融服务业处于发展时期;地区差异导致国内区域间资本流动不均衡;城乡金融发展差距大、交流困难。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中国对资本项目开放的迫切需求, 又时刻提醒我们在开放资本项目过程中注意国内、外的矛盾, 以求在经济社会稳定的条件下积极探索和发展资本自由化。从这个意义上讲, 现在为多数人认可的是, 中国深化资本项目自由化改革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必须在尊重历史规律的条件下, 一步一步地加大资本项目开放程度, 杜绝盲目的“快刀斩乱麻”策略。其主要涉及到对资本账户与金融账户的开放时机和次序, 各子项目的开放时机和次序, 以及各项目的开放程度等细节的选择。这对中国的政府、社会、综合经济实力都是一项挑战。

(二) 国内金融、汇率制度的适应能力

一个经济体的资本项目自由化改革往往牵涉到这个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政治大国而言, 尤其如此。所以在其进程中不得不谨小慎微, 特别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作为国内经济市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资本项目开放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利率市场化代表良好的微观经济机制, 有助于健全市场运行, 使商品和股票价格充分反映市场配置要求, 并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二是金融市场稳定以及金融行业发展。资本项目构成的主要部分都涉及金融市场, 因此, 国内金融市场的成熟稳定、金融行业的完善程度都显得颇为关键。中国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发达, 银行机构成为金融行业中主导型的中介, 而在银行体系中, 以银行负债形式流入的短期资本绝大多数投资于中国市场, 这直接导致银行体系外币净负债上升, 当银行的资产结构不合理而国外短期资本的大规模流入, 使银行流动性加剧, 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系统性危机的爆发, 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国际上的认识是, 在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下, 短期资本频繁流动, 可能会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带来冲击。为了保障开放过程中以及之后的金融稳定, 必须创造国内金融体系、汇率制度有利条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农曾经提出, 从财政改革、金融与贸易自由化、汇率改革必须在资本项目开放之前分步骤完成。这对我们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三是人民币汇率浮动制度。根据“三元悖论”的诉说, 货币政策的独立、资本项目开放、固定汇率自三者必弃其一。当然这是绝对情况下的理论, 实际而言, 可以选择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浮动的动态平衡, 使利益最大化。适当的汇率水平不仅是资本项目开放的前提, 也是开放后保持汇率稳定的重要条件。在正确的汇率制度下, 使得汇率水平及时调整的合理水平, 真实有效地反映外汇市场供求状态, 调节国际收支。

(三) 政府职能的相关转化

资本项目自由化在世界范围而言, 是一个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国在这种洪流之中, 只有勇立潮头, 应时抉择, 才能长足发展。中国要开放资本项目, 就需不可避免的面对国内经济市场化的问题。中国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市场化的改革, 但对于接轨国际经济和市场来说, 市场化程度还不完善。其中, 中国政府的职能就是首要的变化方向。

在以往的经济增长中, 中国政府的投资拉动、政策干预效果过大, 在效率上处于不利发展地位, 同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掩盖了很多弊端。从市场角度出发, 可以认为市场调节机制在价格、配置调节的作用被严重限制。如果不改变这种现状, 对国内经济是限制经济效率和发展的, 与国际的经济交流也会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然而, 问题在于, 以往优先的模式在今日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经济发展的诉求, 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中国市场经济不完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现状下变得极为艰难。其改革方向在于合理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效地优化政府投资结构,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完善政府相关体制机制, 强化监督和引导作用。

三、总结及对策

第一, 有效、积极地改善国内市场经济制度、金融体系、汇率制度。一国经济在短期资本冲击之下能否稳定, 往往取决于国内经济各方面素质的优劣, 历史上多次金融风暴正说明, 在没有国内强大的经济为后盾的情况下, 贸然开放资本项目只能是把自身漏洞暴露在群狼之下。为了更好地使资本流动为国内经济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开放必须在完善经济、金融、汇率制度的条件下实施。

第二, 适时、有序的资本项目开放步骤。资本项目无序开放会带来很大的金融风险和经济损失, 而科学、有序地开放进程能最大程度保障经济安全和效率。中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先流入后流出;先直接后证券;先长期后短期;向机构后个人;先债权后衍生工具。

第三, 合适的资本项目宏观管理。首先, 要拓宽资本流出渠道并鼓励资本流出, 根据有效原则, 使资本效益最大化;其次, 政府部门在职能方面融入市场化;再次, 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和相关法律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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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开放 篇9

(一)证券发行

为扩大资本市场规模、发展成为亚太筹资中心、吸引台商回台上市并鼓励其在台投资,台湾已经有条件地渐进开放大陆资本企业赴台发行证券。让我们回顾其开放历程.

第一步,开放香港上市企业在台筹资。2008年6月26日,台湾通过“调整两岸证券投资方案”,开放香港交易所挂牌企业赴台第二上市(柜)及发行台湾存托凭证(TDR),但是不包括在大陆注册登记、或大陆资本持股超过20%、或大陆资本有主要影响力的香港上市企业。

第二步,开放含大陆资本的外资上市企业在台筹资。2008年7月31日,台湾通过《海外企业来台上市松绑及适度开放大陆资本投资国内股市方案》,开放含大陆资本任意比例的外资企业赴台第二上市(柜)。

第三步,讨论开放含大陆资本的外资企业(在大陆以外第三地注册企业)在台第一上市(柜),但不包括纯大陆资本企业(在大陆注册企业)。此外,台湾证券交易所还提出两岸三地合编“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同时挂牌交易。

台湾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吸引大陆企业赴台发行股票进行筹资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为大陆企业未来赴台筹集资金扫清了部分法律障碍。这引起了许多符合条件大陆企业的兴趣,9月在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扬子江船业,就是众多对台湾资本市场感兴趣的大陆企业之一。

(二)证券交易

为吸引和有效利用大大陆资本金、增加岛内资本市场动能,2009年4月30日,台湾通过《大陆地区投资人来台从事证券投资及期货交易管理办法》,正式开放大陆地区投资人赴台投资证券与期货。这个管理办法的要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投资主体仅限于大陆境内合格机构投资人(QDII)及岛内上市(柜)公司的大陆籍员工与大陆籍股东。管理办法明确表示,投资主体为“经大陆地区证券主管机关核准之合格机构投资;上市或上柜公司依法令规定核给有价证券与在大陆地区设有户籍之员工;依照外国法律组织登记之法人,其股票或表彰股票之凭证于台湾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财团法人台湾地区证券柜台买卖中心上市或上柜买卖者,其在大陆地区依法组织登记或设有户籍之股东;其它经主管机关许可者”。

其二,投资范围与外资相同。管理办法规定,投资由台湾地区证券投资或期货信托事业发行并于境外销售之信托基金受益凭证;投资台湾地区证券;投资由台湾地区发行公司在境外发行或私募之公司债;投资由台湾地区发行公司参与在境外发行或私募之存托凭证;投资由台湾地区发行公司在境外发行、私募或交易之股票。大陆合规机构及个人可以投资包括台湾地区证券、境外受益凭证、海外公司债产、海外存托凭证与海外股票这些资本市场的产品。

其三,投资单一上市(柜)公司股份超过10%须台湾“经济部”审查批准,且投资比率上限受相关法规约束(参见附表)。

其四,大陆汇入资金未投资之前,台湾视经济、金融及资本市场形势可以对其运用进行限制。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外资。

其五,大陆资本持有岛内上市(柜)公司股份的表决权的行使,不得对公司经营管理有实质控制或影响。

二、政策效果

开放大陆资本进入岛内资本市场是台湾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但从台湾相关部门的规定可以看出,目前其资本市场对大陆开放程度还很有限,限制过多,不利于激发大陆企业赴台融资的热情。虽然如此,这一管理规定在吸引ETF挂牌和台商回流上市方面依然取得了初步成效,有利于台湾扩大资本市场规模和优化股市结构。

(一)审慎渐进是台对大陆资本开放资本市场的基本原则

与对大陆资本开放直接投资(取得公司10%以上股份或实质控制的投资)的规定相比,台湾开放资本市场对大陆资本身份的限定更为严格,主要因为证券投资流动性大,监控难度更大。台湾对开放岛内资本市场一贯持谨慎态度。台湾在长达36年的开放外资过程中,曾引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作为新兴地区开放资本市场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实行了12年之后于2003年废止。在这过渡性安排过程中,基本,没有取消对境外机构投资人的投资额度限制(境外自然人证券投资上限为500万美元)。目前对大陆资本开放投资额度较低,以QDII(目前大陆批准10家,总规模为375亿美元)可投资上限为3%计算,仅300多亿元新台币。即使两岸签署了金融监管备忘录(MOU)可将上限调升至10%,也不过1000多亿元新台币,仅能达到台股每日成交额的水平。以此金额,对台湾股市的影响有限。

(二)台对大陆资本投资台股的规定基本比照外资

除部分条款台湾对大陆资本限定更为严格外,多数管理规定与外资无异,对外资投资岛内少数行业的证券比例限制规定也适用于大陆资本。目前禁止大陆资本和外资进行证券投资的行业包括:民营公用事业、邮政业、无线广播电视业。规定整体投资比例上限不能超过50%的行业包括:输配电业、公用天然气事业(49.99%)、民用航空运输业、普通航空业、航空战地勤业、空厨业、铁路运输业(49%)、卫星广播电视业(49.99%)、电信业(直接持有第一类不超过49%)。此外,台湾对大陆资本投资数额也与外资合并管理,要求大陆资本投资台证券数额与外(侨)资的合计数,不能超过台对外(侨)资投资比率规定的上限。

(三)吸引台商回台上市及ETF在台挂牌有一定效果

吸引台商回流是台建设亚太金融中心(包括金融服务、资产管理和筹资三大中心)的重要内容,台湾计划4年内吸引200家海外企业在台上市。开放措施已取得一定成效,截至2009年5月底,已有2家企业(旺旺与巨腾国际)完成TDR挂牌,2家企业(安瑞科技与合富医疗控股)在岛内兴柜上市,另有50余家准备回台上市(其中约30家拟在台第二上市,20多家拟在台兴柜市场第一上市)。

作为新兴的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指数型基金,ETF自1993年美国首次推出以来发展迅速,目前占美国股市成交比重均在28%,欧洲普遍在5-10%,香港与大陆分别为5%与2%,而台湾还不到1%,因此台湾急于争取包括大陆资本在内的世界各地ETF在台上市,其目标是达到5%。目前取得一定成效,预计今年底前至少有3个港股ETF赴台挂牌,包括标智沪深300ETF(宝来投信引进)和恒生指数ETF(汇丰中华投信引进)。

发布日期：2009.03.18

资料来源：台“金管会证期局”网站

资本账户开放总体利大于弊 篇10

资本管制实质是政府干预市场，是一种变相的金融保护主义，容易产生道德風险。管制的结果或者是国内金融市场竞争过度，或者是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不足，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资本管制常与固定汇率政策搭配，常常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资本管制也人为割裂国内、外资金流动，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资金成本提高，资金市场风险增加。

资本管制可能在短期内约束资本流动，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因经济失衡带来的资本流动。而且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产品创新，市场之间、国别之间的限制不再严格，绕开管制的渠道越来越多。同样，宏观调控当局也可创新调控工具，来替代资本管制。上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采用三岔式方法应对汇率波动，包括(1)运用利率保护汇率；(2)灵活利用中心汇率的波动幅度，在外汇市场上创造双向风险；(3)相对小幅且偶然的汇率再调整，目的就是阻止外汇投机，效果明显优于资本管制。

资本开放 篇11

关键词：资本账户自由化,储蓄,经济增长,影响路径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资本账户自由成本和利益一直备受争议。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帐户开放有助于资本会从高收入国家(相对人均资本比率较高)流向低收入国家,从而使低收入国家增加投资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率上扬。然而,对各国横截面数据回归研究发现,外国资本流入与一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关系。笔者认为,对经济增长进行跨国回归时却不能得出正收益的结论,有三个原因:一是机构发展水平存在一个“门槛”,低于这个门槛时,资本账户开放的成本高于收益,反之则反是。这个可以解释在研究经济增长和对外国资本使用的相关性时,对于工业化国家而言其相关性较高,而低收入国家则无相关性;二是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下,对于外国资本的附带收益更高,而在更低的发展水平下,外国资本的所带来的成本和风险更高。三是对于以原始数据(如经常账户赤字或者总资本流入)为基础对国外融资使用的度量,并不能完全捕捉到外国资本的影响,因为这种度量可能与事实存在较大偏差,国际贸易可能掩盖真实的资本帐户开放情况。

尽管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有待商榷,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派关于资本流动对经济影响的路径分析未必正确,仍存在以下问题:(一)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缺少联系。Gourinchas and Jeanne (2006)使用参数均衡模型得出:由于生产率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资本的流入对一国经济的增长效应是微小的。同样,Henry(2006)也指出股权市场开放对投资的影响进而影响产出增加的效果是短期的,除非金融市场的发展根本性地提高生产率。而对宏观数据的实证研究也通常未能找到国外资本的流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证据。比如Aizenman, Pinto和Radziwill (2004) 发现通过那些较高自融资比率(国内投资在国内储蓄的比率)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表现平均来看要好一些。而Kose,Prasad, Rogoff, Wei (2006)通过更广泛的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几乎没有证据证明金融一体化与GDP的增长之间有稳健正相关关系。资本流出并不对经济增长造成限制。Lucas(1990)指出从工业化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量要比传统资本流动理论所指出的水平低。因为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出口积累的外汇储备很大一部分并不流入国内,而是去购买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因此,资本的大幅流出并不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这也表明了投资资源的缺乏并不对这些经济体经济增长造成限制。“储蓄受限”并不正确。原因是低收入国家并非“储蓄受限”,而是它们所能提供的投资机会的收益是有限的。这可能是因为它们缺少财产保护权的制度安排或者因为它们金融体制是不发达的,所以投资者的权力不能得到保护。在那些国内缺少限制投资的制度的经济体,外国资本的流入可能会不成比例地流入金融消费,从而导致汇率高估,进而引起投资收益率更大减少。这也许可以解释Prasad, Rajan and Subramanian(2007)发现的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以及资本流入与汇率高估成正相关。总得来说,并没有证据表明低收入国家因为投资和储蓄之间的鸿沟而阻碍了经济的增长。一些国家仅仅是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压制投资的因素会进一步压制储蓄,迫使这些国家依赖国外资本),而那些有投资机会的国家本身也能产生足够的国内储蓄。

事实上,资本账户开放存在着其他收益,比如资本账户开放会促进一国管理和制度水平的提高,对资本流入的开放意味着是让该国的金融部门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推动国内公司治理朝向国际标准,并且对国内宏观政策形成一定的约束。所以如果国外资本不是用于融资的,那么所述这些则算是它的另一收益。此外,国际资本账户开放可以带来国内金融要素的发展进而推动总体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如,股市对外开放以后,股市倾向于变得更大和更有流动性,外资银行的存在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金融中介的效率。

参考文献

[1]Lucas,Robert E.,Jr.“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0.

[2]Hall,Robert E.,and Charles I.Jones.“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Than Other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

[3]Gourinchas,Pierre-Olivier,and Olivier Jeanne.“The ElusiveGains from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tegra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6

[4]Henry,Peter B.“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Theory,Evidence,and Speculation.”NBER Working Paper,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