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资本（共9篇）
个人资本 篇1
一、创业领域个人社会资本的概念
管理学领域普遍赞同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网络中、可以通过关系网络获得并支取现实的和潜在的资源总和 (Nahapietand Ghoshal, 1998) ”。该概念内涵包括社会资本的结构面、关系面和认知面。其中结构面体现行动者之间联系的总体方式, 也就是说, 行动者认识谁以及如何认识他们;关系面集中反映行动者所拥有的、影响到他们行为的特殊关系;而认知面则是能为各方提供共同表征、共同理解和共同含义系统的资源。Bat Batjarga (2000) 在此概念内涵基础上, 添加了资源面, 资源面指网络连带包含有价值工具资源的程度。
在创业研究领域, 为了服务于具体研究目标, 个人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带有浓厚的操作化色彩并且很不一致。Firkin (2001) 将创业者个人社会资本分为来自网络的社会资本和来自家庭的社会资本。Davidsson和Honig (2002) 认为创业者个人社会资本由桥接社会资本和联结社会资本两部分构成。Ardichvili等 (2003) 认为创业者个人社会资本由弱连带、行动集 (创业者招募的能够为机会提供必要资源的人) 、伙伴 (创业团队成员) 和内部圈子 (和创业者具有长期、稳定关系的人员集合) 四部分组成。张玉利、杨俊和任兵 (2008) 则认为创业者个人社会资本包括网络规模、网络资源和网络密度。还有学者认为高管社会资本是高管所拥有的和组织中的其他人与组织外的个人的关系集合, 该关系集合能给企业带来有价值的信息 (Collinsand Clark, 2003) , 或者是高管与其他公司高管和与政府官员的连带
(Pengand Luo, 2000) 。
二、机会识别的概念
创业机会是指新产品、新服务、原材料和组织方式被引入并以高于它们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的情况 (Casson, 1982) 。对创业机会的识别是创业过程的关键步骤。
先前关于机会识别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派别:机会客观存在派和机会主观创造派。前者认为机会在被发现之前就是客观存在的, 这一派别又可以细分为三种观点:Stiegler (1952) 和Caplan (1999) 强调信息搜寻是机会产生的主要原因;Shaver和Scott (1991) 、Kirzner (1997) 则主张机会是偶然被发现的;以Shane和Venkataraman (2000) 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机会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但是, 机会并不是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知道的, 个人对机会的敏感性不同导致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能识别出并开发机会。
根据机会主观创造派的观点, 机会不是客观存在的, 而是被主动构造出来的。Gartner等 (2003) 认为虽然机会要素可以被“认出”, 但是机会是构造出来的, 不是被发现的。Ardichvili等 (2003) 同意他们的看法, 并主张机会识别包括三方面内容:感觉或觉察到市场需要和 (或) 没有被充分使用的资源;认识到在特殊的市场需求和特殊的资源之间存在一个“匹配”;以商业概念的形式创造一个迄今为止尚处于分离状态的需求和资源之间的“匹配”。
Sarasvathy等 (2003) 综合了两派的观点, 把机会识别分成三种类型:机会认可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机会发现 (Opportunity Discovery) 和机会创造 (Opportunity Creation) , 并指出:如果供给和需求都存在得相当明确, 那么, 把供给和需求连接起来的机会就只需被“认可”;如果只有一方存在, 那么在匹配实施之前, 不存在的一方首先得被“发现”;如果供给和需求都没有以明显的方式存在, 供需双方都不得不被“创造”出来。可见, 三种类型的机会识别所包含的创业者主观能动性作用成分越来越多, 所对应的机会创新性在不断增强。
此外, Singh等 (2003) 把机会识别定义为两种情形:一是新企业的创建和形成;二是现有企业的显著提升。
综合看来, 机会客观存在派定义的机会识别仅指机会发现过程, 其内涵最狭窄。机会主观创造派定义的机会识别指机会创造过程, 其内涵更加丰富, 同时肯定了创业者在机会识别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而Sarasvathy意义上的机会识别包括机会认可、机会发现以及机会创造, 其内涵最为全面。Singh等 (2003) 的概念内涵显得过于宽广, 而不便于深入研究新企业如何形成的特殊情形。
三、个人社会资本对机会识别的影响
不管是机会客观存在派, 还是机会主观创造派, 他们都承认创业者个人社会资本在机会识别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原因是机会识别过程需要信息资源, 个人受制于自身加工和储存信息能力的限制, 而只能有限理性 (Simon, 1976) 能够带来信息资源的社会资本可以扩大决策者理性决策的范围。个人社会资本对机会识别影响的先前研究颇为丰富, 笔者将先前研究中对个人社会资本概念的操作化分为三种:网络规模、网络连带和网络资源, 并从这三方面进行文献回顾。
(一) 网络规模与机会识别
Bourdieu (1977) 指出“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 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大小, 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资本数量的多少”。大的社会网络较之于小的网络包含有更多的提供信息的能力 (Burt, 1982;Granovetter, 1973) 。
Hills等 (1997) 发现有更广社会网络的创业者能显著识别更多的机会。Singh等 (1999) 研究结果显示:网络规模显著同创业的新想法和认知机会成正比。张玉利、杨俊和任兵 (2008) 指出创业者所嵌入的网络规模越大越有助于接触到丰富多样的信息, 从而发现更具有创新性的机会, 他们通过问卷调查证明创业者所嵌入网络规模对机会创新性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但是, Tornikoski和Newbert (2007) 基于创业动态跟踪调查 (PSED) 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 网络规模对创业者的创业决策影响并不显著。
(二) 网络连带与机会识别
Granovetter (1973) 引入强、弱连带概念, 并从互动频率、感情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等四个维度将关系分为强连带 (strongties) 和弱连带 (weakties) 。后来的学者围绕强连带和弱连带对机会识别的作用做过大量研究。
第一, 强连带与机会识别。强连带是指那些持久的、联系频繁的、感情亲密的关系 (Granovetter, 1973) 。Krackhard (1992) 认为强连带能够解决交易双方的疑惑, 从而有助于形成信任和互惠, 在此基础上, 强连带能够传递复杂信息 (Hansen, 1999) 。Coleman (1988) 根据其封闭网络观点, 认为由强连带组成的稠密网络有利于信息在个人之间流动, 方便个人对信息的涉取, 并提高了信息检索的正确性, 原因是强连带造成了彼此的责任和共同理解, 因此减少了不确定性风险。但也有不同的看法, Nelson (1989) 认为强连带倾向于传递冗余信息, 而新信息的扩散往往通过弱连带。
Aldrich和Zimmer (1986) 发现与资源提供者的强社会关系将便于掌握资源, 并提高机会利用的可能性。Western (1994) 发现父母是创业者的话, 子女更有可能在成年后成为创业者。Hout和Rosen (2000) 都发现父辈的自我雇佣和儿子的自我雇佣存在正相关关系。Aldrich、Rosen和Woodward (1987) 报告在新企业成立和创业者平均每周花在联系个人网络中5个人上的时间正相关, 这5个人是创业者特别想与之讨论他们生意的人。Davidsson和Honig (2003) 研究发现基于强连带的联结社会资本对新生创业者有很好的预测作用。陈海涛等人 (2007) 认为社会网络是创业者与机会的主要联接纽带和桥梁, 是机会信号传递的主要途径, 其中连带强度影响机会识别的效率。但Tornikoski和Newbert (2007) 的研究则显示, 网络内连带的强弱对创业者的创业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
Ma (2008) 检验了国家文化, 特别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IC) 面向对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文化的不同对网络连带的有用性影响非常重要。集体主义文化中, 弱连带可能成为机会认知的障碍, 而强连带则具有优势。强连带使人们相互信任并把对方当做集团内成员, 信息的传递没有障碍、使用起来更为方便。这和Bian (1997) 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结果一致。
第二, 弱连带与机会识别。弱连带指偶然的熟人关系, 通过弱连带比通过强连带更容易获得信息, 如果维持紧密联系需要高成本的话, 强连带有个最大值, 但行动者拥有许多弱连带是可能的;弱连带不需要频繁互动来维持, 人们往往通过弱连带进行新信息的扩散 (Granovetter, 1973) 。Burt (1992) 认为如果连带是非冗余的或者是跨越结构洞的, 就能为创业者提供新信息的涉取。Singh等 (1999) 、Elfring和Hulsink (2003) 也认为弱连带通过提供新信息方便机会识别。
Burt (1992) 发现和多种不同类型的潜在当事人保持联系的社会网络拥有更加多样化和新奇的信息, 以使得创业者在不连贯的网络中觉察和利用商机。Singh等 (1999) 发现弱连带数量显著地同创业新想法和认知机会成正比。Mc Evily和Zaheer (1999) 发现处于结构洞位置和新信息获取正相关。Arenius和Clercq (2005) 研究结果显示:个人所属网络的内聚性 (cohesiveness) 低的话, 即网络以弱连带和结构洞为特征, 那么识别的机会越多。Davidsson和Honig (2003) 研究发现基于弱连带的桥接社会资本对快速而频繁的创业行为有很强的预测作用。陈海涛等人 (2007) 发现社会网络中主体的多样性是识别不同种机会的主要驱动力。
(三) 网络资源与机会识别
社会资源并非均匀分布于社会之中, 而是根据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呈现金字塔状分布 (Lin, 2000) 。处于社会顶端的少数人掌握了大部分资源, 而处于金字塔低端的多数人只掌握了小部分资源。创业者所嵌入网络社会资源多少影响信息的质量, 创业者个人网络中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越多, 创业者越有可能获取高质量的信息 (Helena等;Lin, 2000;Pengand Luo, 2000) 。公司高管和政府官员的关系能带来有价值的信息 (Pengand Luo, 2000) 。张玉利、杨俊和任兵 (2008) 基于119位创业者的研究证明网络资源与机会创新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通过文献回顾笔者发现:先前学者分别从网络规模、网络连带和网络资源研究了个人社会资本对机会识别的数量和机会识别可能性的影响, 但无人研究创业者个人社会资本与机会识别类型的关系。Sarasvathy等 (2003) 将机会识别分为三种类型:机会认知、机会发现和机会创造, 它们对应的机会创新性不断加强, 而机会创新性是创业利润的根本来源。所以, 进一步探究创业者个人社会资本和机会识别类型的关系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
摘要：文章对创业领域个人社会资本和机会识别的概念以及个人社会资本对机会识别的影响研究作了系统的梳理, 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个人社会资本和机会识别类型的关系研究是下一步值得关注的课题。
关键词：个人社会资本,机会识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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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atjargal.B.The Dynamics of Entrepreneurial Networks in a Transition Economy:The Case of Russia[J].Working Papers (William-Davidso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 2000.
[3]、Davidsson.P, Honig.B.The Role of Social and Human Capital Among Nascent Entrepreneur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18) .
[4]、Firkin.P.Entrepreneurial Capital:A Resource-Based Conceptual isation of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J].Working Paper (Labour Market Dynamics Research Programme) , 2000 (7) .
[5]、张玉利, 杨俊, 任兵.社会资本、先前经验与创业机会[J].管理世界, 2008 (7) .
[6]、陈海涛.创业机会开发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吉林大学, 2007.
个人资本 篇2
对于年营业额在千万、甚至上亿元的企业来说，小额贷款或许只是杯水车薪，然而，对于一些急需资金周转的小微企业、个体经营户来说，却是救命稻草。几千、上万、或者几十万元的资金就显得尤为宝贵，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或个人度过资金难关，更有可能成就朝阳企业。随着民间金融的发展，贷款渠道的增多，个人申请贷款已经比前些年容易了很多。那么，个人如何申请小额贷款，去哪里申请最划算呢？
所谓小额贷款，是指基于传统商业银行无法覆盖客户的贷款创新，是以个人或家庭为核心的经营类贷款，服务对象还包括广大工商个体户、小作坊、小业主及中小企业。贷款的金额一般为1000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这类贷款主要解决一些小额、分散、短期的资金需求，是小微企业运用金融手段脱贫致富的有效工具，也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持。
如果个人拥有一家小企业，遇到资金周转难题，又该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小额快速贷款呢？
首先要选择小额贷款机构。我国从1993年开办小额信贷以来，小贷机构已有10年的历史，目前大体上分为3种类型，一是银行提供的小额贷款，但由于审核过于严格、手续复杂，能申请到的企业极少。二是农村信用社的小额贷款，需要有人担保。以贷款10万元为例，一般需要5个左右的担保人联名作保。三是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像国内做大的020投融资理财平台（中国资本网）。该平台是由元贞财富（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注册理财规划师协会、国家注册理财规划师项目工作网、中国注册金融分析师协会、北大汇丰EDP互联网金融投资专业委员会及国内众多领先的VC、PE投资商联合打造的中国最大的O2O投融资网络平台，总部设在北京。中国资本网平台主要把银行、公私募基金、信托、民间资本等各类资本形态提供者进行资源整合，通过本地化的交互网络平台与中小企业进行资本对接，同时还为企业提供投融资培训、商业模式诊断咨询、资本系统应用、网络金融营销方案等服务。其中小贷业务也是公司的服务内容，截至目前，已经成功服务了2000多位客户。
接下来，需要提交申请资料。以在中国资本网申请小额贷款为例，需要提交的资料包括：个人身份证明，可以是身份证，居住证，户口本，结婚证等信息；稳定的住址证明，房屋租赁合同，水电缴纳单，物业管理等相关证明；稳定的收入来源证明，银行流水单，劳动合同等。其中，收入证明，一般是最近6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另外，如果申请的是抵押贷款，需要提供合法产权的房屋、汽车等产权证明。这些资料提交之后，经过层层审核，符合条件的一般3-5天就可以获得贷款。
高管个人资本与薪酬关系研究 篇3
摘要：文章选取2011年-2013年A股全部上市公司的45 416位高层管理人员为研究对象，回归结果显示，高管人力资本、政治资本与社会资本对高管薪酬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而言，人力资本越高的高管人员因为他们较高的知识水平、管理技能与丰富的职业经验，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酬。高管人员会利用政治资本为其个人谋取更高的薪酬。高管纵向与横向社会资本对高管薪酬存在显著的正向的影响。
关键词：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高管薪酬
高管薪酬关系研究一直是理论研究的重点与热点问题。近几年不断曝出高管人员的“天价薪酬”引起了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关注，导致财政部近期出台了针对央企高管的“限薪令”。公众对于上市公司高管的“天价薪酬”的质疑不仅是因为其过高的薪酬水平，而且因为其已经失去了支付的基础。公众质疑与困惑的是：高管人员薪酬的决定因素有哪些？是运气、是业绩、还是个人资本？现有文献还极少从高管人力资本、政治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高管个人资本与薪酬关系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2011年～2013年A股全部上市公司的45 416位高层管理人员为研究对象， 探索高管个人资本与薪酬关系之间的关系，即高管人力资本、政治资本与社会资本对高管薪酬的影响。
一、 理论回顾与假设
1. 人力资本理论与高管薪酬。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能够为所有者创造市场价值。实际上是明塞尔较早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明塞尔（Mincer，1957）在博士论文中论证了，个人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决定了他未来的收入水平。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s，1961）较早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概念。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水平、技术水平、工作能力、经验、健康水平与保健状况等能够产生市场价值的资源。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有以下五种方式：（1）医疗和保健；（2）在岗培训与脱岗培训等在职人员培训；（3）正式建立起来的学校教育；（4）自我学习项目与开发项目；（5）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个人和家庭迁移（舒尔茨，1990）。舒尔茨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报酬递增的源泉，也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其后，贝克尔（Becker，1964）也论证了正规教育与职业培训的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决定了一个人未来长期持续的收益水平。人力资本在使用过程中会累积增长，例如工作经验会使个体与环境更好的融合。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不僅能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使物质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也产生递增的收益，从而创造更好的经济绩效并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高管人力资本也具有报酬递增的特性，在管理实践中高管人员通过不断学习与处理各种管理问题而持续累积工作知识、技能与经验，可以不断将之前非常复杂的管理问题转变为管理例行性问题，从而节约管理的资源与能力，释放更多的资源与能力来处理新的管理问题或者更加复杂的管理问题。这一管理问题转换与学习的过程，促进了高管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在数量方面的增长。随着高管人员人力资本数量的增长，也会带来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在工作过程中高管人员的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的不断交替增长，对公司绩效都会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应当依据高管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来给付薪酬。Carpenter和Wade（2002）实证支持，在重视创新公司，负责研发创新活动的高管人员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而在重视营销公司的高管团队中，负责营销业务的高管人员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不同类型的企业持续经营与盈利能力依赖于不同专业性人力资本，所以不同专业性人力资本对于相应企业的价值贡献有很大差异。因此贡献价值最大、最稀缺的专业性人力资本在市场上可能会获得最大的回报。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H1：高管的人力资本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2. 政治资本理论与高管薪酬。高管的政治资本对所在公司可能获得利益的研究已有很多实证成果，如吴文锋、吴冲锋与芮萌（2009）实证发现，公司高管的政治资本有利于上市公司获取税收优惠。吴文锋、吴冲锋与刘晓薇（2008）研究结果显示，在政府干预比较严重的地区，高管人员拥有的政治资本能增加公司价值。另外，高管的政治资本有利于所在公司获得贷款融资和融资优惠（Claessens，Feijen & Laeven，2008；胡旭阳，2006；余明桂与潘红波，2008），还可以帮助公司获得更高的政府补助（潘越，2009），等等。
拥有政治资本的高管除了为所在公司谋取利益之外，是否利用其所拥有的政治资本为自己谋取私利呢？游家兴、徐盼盼与陈淑敏（2010）实证发现，高管所拥有的政治资本会成为削弱公司所有者监管和处罚代理人的机会，即使公司业绩不佳，公司所有者要解聘拥有政治资本的高管也会面临比较大的难度。除了高管利用政治资本躲避公司股东的监督和处罚以外，拥有政治资本的高管是否会利用其所拥有的政治资本为自己增加谋取薪酬呢？
中国经济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政府看得见的手还在不同的地方干预到市场经济，很多经济领域还存在审批制或者配额制，政府控制着一些关键的稀缺资源，因此拥有政治资本的高管人员能够动员其在政府部门的关系与资源为所在上市公司谋取配额、批文、特别政策等利益，这些政治资本直接决定了上市公司的获利水平与机会，甚至能够直接决定了上市公司能否持续经营。其次，高管人员的薪酬合约也讨价还价的不完全合约，高管人员存在自利的动机与资源，因为其掌握的稀缺的难以替代的政治资源对于公司盈利与发展至关重要，所以高管人员在薪酬合约履行中具有谈判优势，更可能为自己谋求可以得到的更高额度的薪酬回报。基于此，高管人员不仅会利用政治资本为上市公司谋求非市场化利益，更有可能为自己的争取私利而获得更高的薪酬。因此，我们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H2：高管的政治资本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3. 社会资本理论与高管薪酬。林南（2005）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与资源的资本。高管个人的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获取社会资源与机会（Burt，1992）、促进信息的流动，增加交易的频率，还可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社会资本包括社会联系深度与广度（边燕杰与丘海雄，2000）。控股股东单位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是纵向的，所以高管在股东单位兼任称为纵向的社会资本。在股东单位兼任的高管可以更好地协调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单位的关系，更好地促进上市公司的发展，并维护控股股东单位的利益。因为拥有纵向社会资本的高管可以协调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单位的利益，所以可能获得更高的薪酬。
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一个人的社会联系的多少将会产生极大的收益，因此，高管的横向社会联系广度会直接影响到他所创造的社会价值。高管兼任公司董事职务的数量越多，他建立的高管的横向社会联系越广，他就可以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并创造为公司更多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他也更有理由获得更高的薪酬回报。因此，我们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H3：高管的社会资本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 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2011年～2013年A股全部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为研究对象，要求必须是高层管理团队成员。删除不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的高管人员，删除报酬为零的高管样本。
1. 高管薪酬。高管薪酬包括当期的现金薪酬和长期的绩效奖励，因为长期的绩效奖励目前主要是以管理层持股来表示，我国上市公司实行股权计划时间并不长，而且有股权的数量也极少，所以我们依照现有研究的常规做法，高管薪酬取值为年末的现金报酬。我们对于高层管理人员的年末现金报酬做了1%的Winsorize处理，以消除极端值对于研究的影响。
2. 人力资本的测量。人力资本的测量的常用指标包括年龄、教育水平、职称（苏方国，2011）和职务背景。
3. 政治资本的测量。高管是否有政府部门任职的经验来判断他们的政治资本，我们将曾经或目前在中央和（或）地方政府部门有任职经历的高管编码为1，否编码为0。
4. 社会资本的测量。我们采用纵向和横向的社会资本两个指标测量高管的社会资本，纵向的社会资本指标衡量是否在股东单位兼任，若是编码为1，否编码为0；横向的社会资本指标衡量测量高管兼任职务为董事的公司总数。控制变量性别编码：男编码为1，女编码为0。
三、 研究结果
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表1给出了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2. 高管个人资本与薪酬分步回归结果。表2列示了高管个人资本与高管薪酬分步回归结果。模型1显示了高管的人力资本显著与高管薪酬的回归结果（Adj-R2为0.086，F为156.187，p<0.001）；模型2显示了在模型1加入政治资本后，高管的人力资本、政治资本与高管薪酬的回归结果，以及加入政治资本后拟合模型R2的改变量为0.003。模型3显示了在模型2加入社会资本后，高管的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与高管薪酬的回归结果，以及加入社会资本后拟合模型R2的改变量为0.012。
年龄与高管薪酬的关系系数β=0.141（p<0.001），表明年龄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显示年龄越大可能工作经验越丰富的高管更容易获取更高额度的薪酬。年龄与高管薪酬的关系系数是所有系数大小排第二，说明高管年龄对于其薪酬有较大影响。教育水平与高管薪酬的关系系数β=0.170（p<0.001，参见表2模型3），表明教育水平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支持，高管教育水平显著正向影响高管薪酬，教育水平越高的高管获得的薪酬水平越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所有因素中该回归系数最大，说明高管的教育水平是高管薪酬个体层面上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职称等级与高管薪酬的关系系数β=0.095（p<0.001），表明职称等级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支持，高管的职称等级显著正向影响高管薪酬，职称等级越高的高管获得的薪酬水平越高。职务背景与高管薪酬的关系系数β=-0.049（p<0.001），表明职务背景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因为职务背景是无序类别变量，负号并不表示负向作用。这一结果支持职务背景显著影响高管薪酬。因此，高管的人力资本显著影响高管薪酬。因此，假设H1得到支持。
政治资本与高管薪酬的关系系数β=0.045（p<0.001），表明政治资本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支持，高管会利用其政治资本获取更高的薪酬。因此，假设H2得到支持。
纵向的社会联系与高管薪酬的关系系数β=0.031（p<0.01），表明纵向的社会联系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支持高管在股东单位兼任的纵向的社会联系显著正向影响高管薪酬；横向的社会联系与高管薪酬的关系系数β=0.091（p<0.001），表明横向的社会联系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支持，高管兼任公司董事职务的数量显著正向影响高管薪酬。因此，高管的社会资本显著影响高管薪酬。因此，假设H3得到支持。
四、 研究结论
实证研究的结果支持，高管个人资本与薪酬关系研究，即高管人力资本、政治资本与社会资本对高管薪酬的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而言，高管的人力资本显著正向影响高管薪酬，也就是说，人力资本越高的高管人员因为他们较高的知识水平、管理技能与丰富的职业经验，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酬。这一研究结果与明塞尔、舒尔茨与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是一致的。为人力资本付酬不仅可以吸引更多高能力的人加入企业的高管团队，而且也会激励在任的高管人员持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高管政治资本对高管薪酬的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利用政治资本为所在公司与其自身谋取利益，宏观方面会引发寻租行为与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阻碍中国经济转型的有序推进；微观方面会诱发其他高管人员去将管理注意力转向非生产性的政治联系的建立与经营，不利于公司建構核心竞争力与长期持续发展。这一结果在理论方面拓展了游家兴、徐盼盼与陈淑敏（2010）的研究。高管社会资本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丰富了高阶管理理论与消极社会资本理论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明塞尔.人力资本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2] Schultz， T.W.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5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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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吴文锋，吴冲锋，芮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J]，管理世界，2009，（3）：134-142.
[7] 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J].经济研究，2008，43（7）：130-14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号：15YJA630056）。
作者简介：苏方国（1973-），男，汉族，安徽省安庆市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李莲（1989-），女，汉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卢宁（1992-），女，汉族，广东省湛江市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
个人资本 篇4
1 个人文化创业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 以贵州省为例, 2009~2012年贵州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33.8%,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 越来越多的人们由之前的物质消费慢慢转变成了精神文化消费, 文化消费占居民消费比例呈上升趋势, 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发现,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 开始逐步摆脱生存型消费状态。人民对于文化的需求促使了个体文化创业的发展, 很多个体创业者开始在文化因子中寻找财富, 文化企业数量不断增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截至2014年我国共有文化企业近50万家, 从业人员将近600万人, 这些个体文化创业者多集中在娱乐业、计算机软件服务业、广告业等领域, 只有极少部分涉及到新闻出版业、广播影视业、文化艺术业。从量上来看我国个体文化创业者以中小型为主, 这些中小型企业从创意到理念, 从构思到产出往往是由少数几个人甚至是一个人完成的, 不需要很多投入, 但能对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企业机制灵活、成长潜力大, 但资金、人才、技术、市场等是困扰他们发展的最大障碍。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余波至今尚未消除, 更是加剧了许多民营文化企业的生存困难。
2 公共文化资本投资
近年来我国对文化产业的投资持续增加, 有关数据显示, 2005年, 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只有2892亿元, 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为3.26%, 2014年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了24339亿元, 同2005年相比增加了7.42倍, 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达4.75%。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在不断完善, 不断加大博物馆、图书馆投入, 增加数字化设施, 增加文物修复费, 保障了公民基本的文化权益, 提高了公民的素质。以湖北为例, 2015年共建成985个乡镇综合文化站, 99个社区文化中心, 为825个社区文化活动室配置了相应的设备, 建成各级文化共享工程基层中心和服务点4万多个。
文化资本是指当今时代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社会实践关系的资本化, 包含信息知识、象征形式和创新精神这三个基本要素, 它具体表现为身体、产品和制度等方面特定的文化内容与形式。文化本身是复杂的, 文化建设也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 涉及到文化的保护与创新发展, 群众精神生活的满足, 组织群众参与文化生活, 在参与文化生活中继承、创造文化, 发展文化, 如何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人们的创新精神、民族精神等各个方面, 单纯地通过建设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基础设施来实现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是不现实的。
3 个人文化创业与公共文化资本投资统一性研究
3.1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2005~2014年共10个样本点进行计量分析, 以《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为准, 将搜集到的数据采用SPSS20进行分析。国内外对文化创业和文化资本投资的研究成果很多, 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 本文采用的是卡亚提出的Kaya恒等式法。
3.2 统一性分析
本文假定在个体文化创业不变的情况下, 引入城市化、产业结构等其他影响个体文化产业影响因素, 得到如下模型:
Et表示公共文化资本投资, Pt表示人口数量, Yt表示个体文化创业, Ut表示城市化率, Tt表示产业结构。
为了验证各变量之间的平稳性, 使用ADF检验法来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通过表1, 我们发现, 各个变量都为不平稳序列, 将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 得到的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在1%的显著水平下是平稳序列, 因而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将方程进行整理可得到如下协整方程:
从以上方程, 我们可以看出, 该方程的拟合度良好, 判定系数为0.985, t值通过了5%的显著水平检验, 表明个体文化创业和公共文化资本投资有着高度统一的正相关关系。
为了进一步考察协整方程的长期稳定性, 继续将方程残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 检测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 残差序列RESID在1%显著水平上是平稳序列, 不存在单位根。
4 结语
通过对个体文化创业和公共文化资本投入的分析, 发现个体文化创业与公共文化资本投资具有统一性。个体文化创业最突出的特点是人的创造力, 其中包含了个人天赋、个性特征、专业水平、技术水平等重要因素。由于这种能力, 才有了多样化的文化创意产品, 文化产业才得以形成。文化产业的发展, 不能仅仅强调“集体的”、“团队的”力量, 而应该充分重视和发挥个体的创造力。个体的创造力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根本。在个体创意能力提升的基础上, 才有整个社会创意水平的提高, 也才有创意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个体文化创业者作为文化产业战略投资者, 以价值投资为基本投资理念, 通过采取股权投资的方式, 实行市场化运作, 重点投资于新闻出版和发行、广播影视、文化艺术、文化科技、文化休闲、网络文化及其他细分文化及相关行业内符合国家法规、政策和政治导向的未上市企业进行投资, 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域、跨行业改制重组和并购以及文化资源的整合和结构调整, 实现了公共文化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
公共文化资本投资是一种社会行动, 既受到习惯和场域的限制, 又能动性地改变它们。坚持公益性、均等性、基本性原则, 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模式, 有序推进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加强社区文化设施供给, 按辐射范围、辐射人群合理设定设施密度, 以方便群众就近、经常参加文化活动, 实现社区文化设施的普及化、便利化。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活动低票价公益服务, 对部分文艺演出采取政府补贴和市场化运作结合的形式, 提供一定比例或对特定人群的折扣票;从财政中划出一定经费设立“国民文化消费卡”或发放文化消费券, 资助文化消费, 并针对低保人员、中小学生、外来务工人员等特定人群进行文化消费补贴。本地文化旅游景点, 对本地居民实行免费或半价折扣优惠。降低文化经营的准入门槛, 鼓励、扶持各种经济主体进入文化经营领域, 特别扶持和资助社会非营利性组织开展文化活动, 扩大文化产品供给渠道,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努力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
从根本上说文化资本是社会结构再生产过程中的意义表征体系;文化资本化离不开历史传承、标准规范和社会基础, 这就是其合法性的根本要求。个人文化创业和公共文化资本投资是统一的, 知识分子在进行文化资本投资的同时, 应当肩负公共文化资本建设的历史使命, 具备批判精神, 以参与社会实践的姿态, 重建客观性, 认识和把握文化资本规律, 立足个人习惯和场域的稳定性, 发现和创造可能性, 建设自己的生活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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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本 篇5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 从学校毕业后即进入城市打工或经商, 但户籍仍在农村的人群。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 截至2012年, 全国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大约为9500万人。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 新生代农民工脱离农业生产向城市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他们外出务工的最终目标是融入城市。据统计, 60%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 其中24%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未务农, 占农村30岁以下年轻人的90%。进入城市后,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并不单纯看重工资, 而是更关注就业稳定性、社会保障、社会价值等城市融入的因素, 而且大部分人工作、恋爱、结婚、生育、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重要阶段均在城市务工期间完成。因此, 与其说新生代农民工是流动性的农民, 不如说他们是城市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移民的新主体。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强烈, 但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保障后, 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均十分匮乏, 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一直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 处于“城市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尴尬境地。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关键环节, 顺应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 帮助他们顺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成为大势所趋。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资本, 构建个人资本生成机制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的必经通道。
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资本生成机制释义
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资本生成机制是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 以政府为主体, 联动企业、社区和社会组织, 在城市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提供支持和保障, 旨在提升农民工个人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其融入城市的良性动态系统。
首先, 个人资本生成机制可以非物质资本提升带动物质资本存量增加。个人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非物质资本, 物质资本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设备, 非物质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一, 农民工在农村原本就是物质资本较为匮乏的群体, 进城后地域空间转化, 依附于土地的物质资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亟待转换为城市生存所需的资本。其二, 新生代农民工的非物质资本存量较低, 表现在一方面其人力资本无法满足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 另一方面社会资本严重缺失, 其中亲缘、地缘、业缘等关系型社会资本只能在初入城市时发挥有限的作用, 以各类社会政策为基础的制度型社会资本则长期匮乏, 造成其城市工作和生活的障碍。因此, 将非物质资本的提升确定为个人资本生成机制的主要方面, 可进一步带动物质资本存量的增加, 从而形成个人资本提升的良性循环, 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环境。
其次, 个人资本生成机制要以政府为主导。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 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存在市场失灵和外部性, 加之城市社会的重重障碍, 使他们在短期内很难依靠自身力量积累个人资本。当新生代农民工整体面临社会风险时, 需要依靠国家、政府的力量化解群体风险, 应由政府承担起构建个人资本生成机制的主要职责。
再次, 个人资本生成机制是一个多主体良性互动的体系。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涉及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无法完全解决。要以政府为主导, 在就业、福利、健康、权益保障等方面, 发动并鼓励和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发挥作用, 形成各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 最终依靠社会的力量共同构建起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资本生成机制。
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资本生成机制中的角色定位
构建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资本生成机制需要以政府为主导, 以稳定的资金投入作为物质基础、以统一的管理机构作为组织基础、以完善的政策保障作为制度基础、以社会多方支持作为社会基础,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质, 并为其融入城市做好全方位准备。
资金提供者
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资本生成机制需要稳定的资金投入, 然而目前的政策并未规定这个群体的财政责任。根据我国财政分税理论, 中央政府财政主要负责全国性公共服务的提供, 地方政府财政负责地方性的公共服务提供, 为外来流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并不明确。财税划分不明使城市中的公共福利无法惠及农民工, 造成其权益缺失。因此, 应由中央政府建立农民工公共福利专项基金, 并将其纳入国家预算体系, 以确保资金来源的稳定性, 而后将资金按比例拨付给各级政府。同时, 明确各级政府———为农民工提供服务的直接受益方对辖区内农民工应承担的财政责任, 并按比例进行资金投入。由各级政府共同出资, 完善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公共福利, 使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技能培训、医疗卫生服务、义务教育等领域享受与市民同等待遇, 实现福利普惠化和均等化。
组织管理者
目前涉及新生代农民工管理的职能部门较多, 职责各不相同, 易造成工作过程中相互推诿扯皮, 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遭遇的很多问题无法解决, 影响其融入城市的进程。应该按照中央政府顶层设计与地方政府分类实施相结合的原则,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 农民工工作司全面主持农民工管理工作, 明确财政、民政、卫生、住建、教育、公安、工商、工会等相关部门的职责, 按照统一规定, 有侧重地配合和辅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进行管理, 自上而下理顺农民工组织管理工作。
制度设计者
根据人口学原理, 社会是动态的, 社会中的任何人、任何阶层都可能发生迁徙。然而, 在我国受户籍制度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各类社会制度的限制, 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不畅。这时应由政府从宏观政策层面入手, 清除制度壁垒, 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 以积累其个人资本, 提高其抵御城市各类风险的能力。
社会各方引导者
融入城市的一个关键要素在于价值观念。多数农民工“身在城市, 心在农村”、“小农意识”等社会心理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资本生成机制是在融入城市基础上提出的。因此, 只有接受城市的价值观念、增加归属感, 才能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再社会化, 引导和促使其积极主动地提升自身个人资本。社区和社会组织是新生代农民工再社会化的主要阵地, 应以政府的扶持政策和资金支持为基础, 在日常生活、就业信息、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方面为农民工提供服务, 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良好的融入环境, 提高其城市认同感, 进而积累其人力资本。
政府构建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资本生成机制的政策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过程包括业、居和人三个层次, 即他们在城市就业、稳定居住以及由农民属性向市民属性转变。这一过程可以通过政府构建个人资本生成机制、出台政策的形式得以实现。
建立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直接提升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理论之父”舒尔茨 (Thodore W Schultz) 在1959年曾提出:“知识可以为个体提供增强其认知能力、激发其高产高效的潜在能力的机会。”理论研究同时表明, 教育和培训对移民的就业和收入有明显的正相关作用, 而且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 劳动者接受教育的时间每增加一年, GDP将增加9%, 可见不论对整个国民经济还是对新生代农民工, 个体培训的成效显而易见。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系统的知识、技能及素质培训, 将劳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 不仅能够直接提高其收入水平, 而且能提升其城市适应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从根本上帮助该群体在城市立足和发展。政府应承担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的培训责任, 构建一个长效的、稳定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首先, 培训项目的安排应坚持“技能为主, 素质为辅”的原则。在技能课程设置方面, 劳动力输出地应在考察本地农民文化程度、培训意愿、对接地区技术工人需求等因素的基础上,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选择培训项目, 并免费提供给农民, 帮助其初步掌握实用技能。同时注重综合素质培养, 即可安排少量课时的安全、法律、生活常识等知识培训, 提高农民对各项基本权利的认知。其次, 选择劳动力输出地与输入地相结合、各类培训机构分层次的培训模式。在劳动力输出地进行初级职业技能培训, 为将农民发展成城市产业工人做好准备。同时加强与劳动力输入地的沟通交流, 组织开展“订单式”培训、定向培训, 有针对性地培养劳动力输入地需求的人员。在劳动力输入地以中高级职业技能培训为主, 要将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正规职业技能培训与企业岗位培训、社区素质培训相结合, 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 (如图1所示) 。企业岗位培训通常以“传帮带、干中学”的形式展开, 新生代农民工可以迅速掌握一技之长, 实现在城市立足;打算深造的农民工可以去营利性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职业教育学校甚至大学学习, 由政府给予全额或差额培训补贴, 帮助其实现稳定就业;社区定期为新生代农民工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知识、法律维权、行为规范等教育活动, 帮助农民工了解和适应城市生活。再次, 政府在衡量培训成果时, 要制定量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做好监督工作。一是要制定培训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 确定培训机构的软件和硬件标准, 并以招投标的形式竞争上岗。二是要对培训机构定期进行质量考核, 以就业率、获取职业资格证书率、就业稳定性等为考核指标, 根据培训机构的相对表现上浮或下调补偿标准。例如, 2013年上半年, 某职业培训机构的考核成绩高于同地区其他培训机构20%, 则可上浮政府补贴标准5%作为奖励。同时, 对考核成绩连续一段时间低于平均成绩的培训机构进行退出管理, 一旦退出不再启用。此外, 还可建立道德指标一票否决制度, 一旦出现故意骗取补偿等行为, 立即取消培训机构资格, 并加以惩罚。这种机制既可激励各培训机构的积极性, 也可提高培训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三是政府要定期公开考核数据, 接受审计部门、社会组织、其他社会成员的监督。
图1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体系图
统一社会保障制度, 积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
社会保障的缺失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顾虑重重, 将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扩大到新生代农民工, 使他们与城镇居民享受同样的待遇, 是提升其制度型社会资本的主要途径。应在社会保险领域打通农村与城镇社会保险的通道, 实现制度间的顺畅转移。在农村, 农民可以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入城市后, 可以由单位统一参加农民工综合保险, 险种涉及养老、医疗、工伤和失业保险, 但目前总体来看参保率较低, 同时阻断了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途径。对此, 一方面, 政府可以在短期内将参加社会保险的主动权交给新生代农民工, 让具有一定资格 (如缴费年限设置为参加农民工综合保险3年及以上) 的农民工自己选择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或农民工社会保险, 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最终目标是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之中 (如图2所示) ;另一方面, 应加快完善和统一社会保险制度, 特别是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社会保险的衔接、不同地区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等问题应尽快出台政策予以解决, 确保不论参加哪个群体的社会保险、在哪里参保, 最终都能享受到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 如此有利于激发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参保积极性。在社会福利领域, “安居乐业”是评价个人生活水平的传统指标之一, 也是拥有个人资本存量多少的外在体现。高房价使多数人没有能力在城市安家, 因此需要政府出台政策, 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对于已经实现稳定就业的农民工, 单位应该为其缴纳住房公积金, 为购买商品房做好资金积累;对于大部分农民工, 可以考虑为其提供保障性住房, 包括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 帮助其在城市初步立足。在社会救助领域, 应建立过渡性质的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 全方位做好“最后一道防线”工作。除了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外, 还要为有需求者提供大额医疗救助、子女教育救助、临时住房、就业介绍等保障, 帮助因为特殊原因而暂时陷入困境的新生代农民工摆脱生存危机, 不至于因此而退出城市生活。
引导社会各方主体, 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资本
首先, 要出台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内部培训, 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企业内部岗位培训不仅要紧跟市场需求, 而且应能够直接应用于生产、创造价值, 在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 大幅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政府在调动企业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资本的积极性时, 要充分考虑到企业的利益, 选择企业和农民工双赢的培训手段, 即以优惠政策和物质奖励为桥梁, 将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与农民工的个人资本提升联系在一起。具体激励措施包括:其一, 从物质上鼓励企业培养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具备专业资格的技术型人才, 以企业农民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等级、数量为依据, 给予企业不同程度的奖励, 并确保奖励金额高于企业培训费用。其二, 政府为具备条件的企业搭建校企联合培训平台, 鼓励企业与学校联合建立农民工培训基地, 政府出场地、企业出设备和资金、学校出师资, 结合岗位要求, 为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岗前定向培训, 培训合格后为企业服务。其次, 要鼓励社区和社会组织发挥积极作用, 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再社会化。一是社区和社会组织要发挥精神慰藉功能, 为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资本积累清除心理障碍。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所在地的社区和相关社会组织可以组建“一对一”互助小组, 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和心理问题疏导的需要, 消除其对城市的排斥心理, 进而产生对城市的归属感。二是社区和社会组织可联合举办各类讲座, 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可由社区提供场所, 社会组织举办, 在法律知识、权益保护、人身安全、城市生活常识、应对挫折与加强抗压能力、与市民沟通互动的技巧等方面进行宣传教育, 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认识城市的制度和规则, 减轻其在城市生活的不适感。此外, 要在社区工作人员和社会组织成员与新生代农民工接触的过程中, 帮助其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网络, 提升其社会资本。
总之, 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资本生成机制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是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整体而言, 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组织实施和资金投入等方面理顺管理机制是其个人资本生成机制构建成功与否的关键。直接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接触的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的辅助作用亦不可忽视。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明确定位和努力则是其个人资本生成机制建立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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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本 篇6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及其作用
人力资本概念真正确立源于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缺陷的发现。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将经济增长只归因于劳动、物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在柯布·道格拉斯集合生产函数分析模型 (Q=AKαLβ) 中, 资本K和劳动L仅仅是数量上的规定, 即它们是同质的, 可以相互替代。传统理论只重视劳动力的数量, 却忽视了劳动力质量因素。这种缺失导致新古典经济分析模型无法解释经济增长中的索罗余值和其他一些理论难题。舒尔茨正是在传统理论的窘迫中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 将经济增长的“余值”和新古典经济学所面理论难题归结为人力资本的贡献。人力资本为西方教育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根基。人力资本也存在不足之处, 即它片面强调了人作为理性的人追求自身资源的积累作用, 却忽视了人的社会特性以及个体资源运用和发挥作用的条件———社会背景。针对这些缺陷, 20世纪80年代以来, 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了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人的社会属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1. 人力资本及其作用
舒尔茨认为, 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人的这些能力和素质的获得需要接受一些必要的教育、培训和医疗保健等。贝克尔在其成名作《人力资本》中写道:通过增加人的资源影响未来货币与心理收入的活动, 被称为人力资本投资。投资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以及收集价格与收入信息等多种形式。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核心, 教育可以提高人口质量, 使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因素中, 人力资本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他资本只有和人力资本配合才会发挥其效力。
人力资本, 即人的知识和技能, 它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扮演着重要角色。人的能力和素质决定了行动者适应社会发展的程度, 在社会竞争中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可动用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人力资本可分为同质型人力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本。异质型人力资本具有非竞争性、难以模仿性、价值性、稀缺性等特点。异质性人力资本行动者在社会竞争中的差异化核心竞争力, 它最终形成持久、稳定的竞争优势。
2. 社会资本及其作用
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 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 它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 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 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
人力资本关注人自身资源的开发, 强调个体素质的提高与经济水平的关系。与人力资本不同, 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相互信赖、互惠互利、社会合作等方面。社会资本常常被看作公共物品, 资源共同体中的成员都能享受到社会资本的效应。
社会资本有助于行动者利用社会结构中其他成员所拥有的稀缺资源。社会资本的高低决定了拥有这些资源的质量和数量。义务、期望、互惠、信任与合作机制能够使社会结构间的信息和情感沟通, 降低了行动者与外界交往时的信息的不对称;正式和非正式规则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任何个体和组织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 而是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结点, 通过与之相关联的结点获得组织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在以儒家文化为底蕴形成的具有差序格局特征的中国社会结构中, 社会资本对于个体与组织的发展尤为重要。
3.文化资本及其作用
布迪厄指出, 文化资本是“指一种标志行动者的社会身份的, 被视为正统的文化趣味、消费方式、文化能力和教育资历等的价值形式”。文化资本主要存在于知识与文化生产的领域, 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 是构成社会符号的基本条件。在功能上, 文化资本的主要效用在于给个体带来超常价值。它能为拥有文化资本的个人提供物质利益和符号利益等多方面的庇护。
按照布迪厄的观点, 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状态:第一种是身体化状态。例如, 长久地附着在个体思想和身体中的性情;第二种是客观化状态。当文化资本转化成文化商品时就属于这种状态, 例如, 电影、图书、器械等;第三种是制度化状态。当身体化文化资本以某种方式得到正式认可时就属于这种状态, 例如, 学位证书。布迪厄认为, 身体化文化资本是最重要的文化资本形式。因为其他文化资本形式都可以从身体化文化资本找到根源。因此, 身体化文化资本是最基本的状态。
身体化文化资本体现了个体价值信念、理想追求、精神气质。它是个体的发展的内在动力源泉。客观化文化资本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对国内外现当代优秀文化主动选择的客观结果。它是行动者获得全体人类文化资源的主要途径之一, 也是身体化文化资本的基础和源泉。通过制度化文化资本, 个体拥有的文化资源存量能顺利地得到社会认可, 为其融入社会结构网络之中提供便利。
校长成长过程的资本构成及其在学校发展中的作用
1.校长人力资本及其作用
校长人力资本是指校长作为学校主要领导所拥有的经营管理知识、技能、能力和实践经验的总和。校长人力资本是一种异质型人力资本, 即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校长在其成长过程中, 其人力资本是通过其接受的学校教育、管理专业实践 (如担任教导主任、副校长等职务) 、学校管理培训 (如校长培训) 以及自我研修等途径积累的。
校长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其他各方面业务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今后的发展潜力和发展方向。具有较高水平异质型人力资本水平的校长能够突破传统并创新学校发展模式, 避免学校陷入同质化境地, 使学校始终拥有非均衡优势, 从而有效提高学校核心竞争力;优秀的校长还能根据自身拥有的科学管理知识和技能优化学校内部结构, 实施卓越管理, 协调学校内部各种力量, 从宏观上谋划学校发展;优秀的校长依据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对各种外部的机会和风险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并迅速做出相应的决策, 以实现学校效益最大化。
2. 校长社会资本及其作用
校长社会资本是校长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 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 通过社会联系获取社会资源并转化为学校利益和促进自身职业成熟的能力。以校长通过社会交往形成的信任、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威望、声誉等为表现形式, 并以校长所拥有的社会头衔为其社会关系特征。
学校组织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它的发展必然离不开镶嵌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普特南指出, “社会资本与学校运作方面也有紧密的联系”。“当教师、家长、校长之间具有一种高度信任的关系时, 将极大地促进学校的发展。”校长利用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本为学校拓展发展空间, 获取优质稀缺资源, 构建学校发展的资源共同体。学校作为知识分子的聚集地, 不仅校长的人力资本是异质型人力资本, 教职员工的人力资本也具有类似的特性。他们拥有的知识和能力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评估, 大量表现为非正式的默示或隐性知识, 只有通过长期互动合作, 才能相互理解与认同, 最终形成文化共同体。只有形成文化共同体, 才能具有文化冲突, 为凝聚学校各种力量, 共同致力于学校发展创造条件。因此, 校长不仅要具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 高超的管理技能和远见卓识的前瞻意识, 更要善于谈判、交际和应酬。由是观之, 社会资本在校长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3. 校长文化资本及其作用
校长文化资本是指校长在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工作环境长期影响下形成的, 适应校长学校管理和学校经营活动的文化艺术修养、气质、风度、思想观念、行为方式, 以作品、文凭、学衔为其符号特征。校长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状态:身体化状态。这是校长最重要的文化资本的形式, 具体表现为校长的价值观、人格特征、品德修养、文化艺术修养、气质、风度、行为方式、办学思想、教育理念、管理理念、信念、自我发展和专业发展意识等;客观化状态具体表现为校长的作品、占有的图书资料等;体制化状态具体表现为校长获得的各种资格证书、文凭、被授予的各种称号、名誉等。
个人资本 篇7
在资本论中, 产业资本被定义为投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建筑业等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资本。其最本质的特征是生产剩余价值。其存在和运动决定着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产业资本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中才能实现增殖自身, 它的运动呈现为一种循环运动。产业资本的循环是指资本的价值从货币资本形态出发, 依次经过购买、生产和售卖三个阶段, 相应地依次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态, 实现增殖后又回到原来出发形态的运动过程。
从经济发展的逻辑来看, 应该说是先有产业资本, 后有金融资本。金融资本是产业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开始阶段基本上是依附于产业资本的。而它真正独立于产业资本, 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不过, 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金融资本开始与产业资本展开了博弈。
一般来说, 只有那些投资实业, 并且具体控制某个企业、直接参与管理的资本, 才能称为产业资本。而在资本市场中控制公司股权的资本才可以被严格地称为产业资本, 金融资本则以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为代表。
提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 就要提到股权分置。股权分置是指由于我国早期的制度设计, 只有占股票市场总量三分之一的社会公众股可以上市交易 (流通股) , 另外三分之二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则暂时不上市交易 (非流通股) 。按照西方早期的金融资本理论划分, 非流通股在性质上属于产业资本, 而流通股属于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本质上存在着差异, 表现为:产业资本的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 金融资本的表现形式是虚拟经济。
上市公司上市时, 国有股、法人股就被剥夺了上市流通的权利, 从而直接导致我国在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初始设计时就出现了股权分置的情况。股权分置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是当时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制度上设计的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是中国股票市场得以建立、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于政府而言, 股权分置一方面能够控制上市公司, 另一方面又能募集到大量资金。但是股权分置也存在很大弊端, 结果是:占三分之二绝对多数的国有股不能在证券市场上流通;占三分之一少数的流通股股东以远远高于股票面值的价格认购股票。所以它一直成为困扰股市健康发展的最主要问题。
托宾Q理论是现实中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套利的基础
托宾Q理论是指企业的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之比, 可作为衡量是否进行新投资的标准, 这个比率称为“Q”。其中, 企业的重置成本指建造这个企业所需成本;企业的市场价值就是这个企业股票的市场价格总额, 它等于每股的价格乘总股数之积。用公式表示:
如果Q<1, 即企业的股票市场价值小于新建造企业的成本时, 收购该企业比建造新企业便宜, 此时会选择收购该企业, 就不会出现新增投资。
如果Q>1, 即企业的股票市场价值大于新建造企业的成本时, 建造新企业比收购该企业便宜, 此时当然会选择建造新企业, 就会有新增投资出现。由上说明, 若Q比较大时, 新增投资会较大。
在股权分置改革后, 部分限售股票允许上市流通。当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较高时, 即当Q>1时, 企业的股票市场价值大于在实体经济中产业资本对相关企业股权的定价。因为存在这种价差, 产业资本就会在股票市场上卖出解禁的上市公司股权, 即存在从股票市场退出的理由, 这时它可以重新投资实业, 从而完成套利。进一步, 可能产生以下后果:原来的上市公司失去主要管理团队后, 开始走下坡路。而刚刚成立的新公司又在逐渐壮大, 再经过运作上市, 这时又给产业资本的套利提供了可能。因此, 可以看出:由于企业股票市场价值和重置成本存在价差, 产业资本的这种直接套现只是这些股东减持的一个动力所在;这些股东抛售股票获得资金后重新投入下一个即将上市的公司, 待新公司上市后再次套现是减持的另一个动力。这种模式重复循环, 实际上使大小非从二级市场的多头转变为空头。
当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到一定程度时, 即当Q<1时, 企业的股票市场价值小于在实体经济中产业资本对相关企业股权的定价。此时重新建造类似企业所需成本会高于购买已经上市的公司的股票, 这样当然会选择购买市值较低的公司的股票, 从而出现抄底或者并购等一系列做法。因此, 可以看出:由于企业股票市场价值小于新建造企业的成本, 产业资本此时从股票市场退出的可能性很小, 替代的做法是并购其他市值较低的公司。
凸显的一个现实问题是, 如果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在二级市场上套现后, 把资金投入到待上市的新公司, 等到新公司运作上市后再次套现, 这样产业资本“左右逢源”, 在一轮一轮与金融资本的“蜜月”、“离异”、“联姻”的路途上完成超常规的套利操作。这主要缘于国内对于上市公司主要股东的这种行为没有在制度上和法制上进行约束, 因此存在这种套利空间。国外的制度比较成熟和完善, 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出售原有公司后, 会有一些限制性条款, 即禁止在一段时间内, 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在股票市场上抛出原公司的股份后再入股同行业的企业或者组建同行业的公司, 这就使该股东在若干年内无法再涉足这一行业, 从而产业资本反复套利的模式无法实现。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根据投资时间的长短和投资方式的差异, 金融资本又可以分为财务投资者和证券投资者。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博弈模型
1.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博弈模型的假设条件
股票市场上存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 这两种资本都有两个可选择的策略, 即做空与做多。如果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选择做多, 两种资本得到的效用都是9; (在经济学中, 具体的数值并没有意义, 只是用来作比较。) 如果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选择做空, 则两种资本得到的效用都是2;如果一种资本做空, 另一种资本做多, 那么做空得到的效用为10, 做多得到的效用为0。图1的支付矩阵描述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博弈。图1中的数字均表示得到的效用。
2.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博弈过程如下
先考虑产业资本的策略选择。产业资本在考虑金融资本的策略选择的前提下来决定自己的策略选择。根据已知的支付矩阵, 如果金融资本选择做空, 则此时产业资本也选择做空。 (因为做空的效用2优于做多的效用0。) 如果金融资本选择做多, 此时产业资本仍然选择做空。 (因为此时做空的效用10优于做多的效用9。) 这样, 无论金融资本选择做空还是做多, 产业资本均选择做空, 此时做空是产业资本的占优策略。
按照以上思路来分析金融资本的策略选择时, 我们会得到类似的结论, 即无论产业资本选择做空还是做多, 金融资本均选择做空, 此时金融资本的占优策略也是做空。
3.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博弈后结论
博弈双方都有一个占优策略, 即做空。这样该博弈有一个占优策略均衡 (做空, 做空) 。此时, 再仔细分析一下该矩阵, 我们发现:双方都选择做空策略是因为即使双方都采取合作的做法 (即都选择做多) , 这时股票价格可能会上涨, 对于两者整体来说可能会达到最好的效果。但是每一方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 都会有一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冲动, 即单方面偷偷独自采取不合作的策略 (即做空) , 期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双方都会担心因为对方做空而给自己的利益带来损失, 这样双方都会产生先于对方做空的策略, 这样所赚到的盈利要好于做多。此时如果当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产生这样的想法并且这样实施后, 一方的做空会引致另一方的抛售。这样 (做空, 做空) 的最差结局就会出现, 不仅使得整体利益下降, 各自利益也没有得到满足。
事实上, 低位抛售无论对产业资本还是对金融资本来说, 都没有任何好处。但是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进行博弈的角度, 两者均会选择做空。首先产业资本存在做空冲动, 因为:第一, 当初股权分置时, 有许多公司的部分股票暂时是不能上市流通的, 这些非流通股当初以极低的成本购入, 即使按照暴跌后的市价套现, 仍然能获取暴利。因此市场很难准确估量解禁后的套利冲动。第二, 后续的产业资本筹码会越来越多, 抛售难度会越来越大。第三, 产业资本也面临着宏观调控下的产业转型问题。
除了上面提到的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套利的冲动之外, 产业资本套利还存在另一种冲动, 即套现后可以继续进入到下一个待上市公司, 等时机成熟后开始新一轮套现。所以, 此时产业资本会大量抛售所持有的股票, 而众多蓝筹被抛弃使得金融资本也更加确信产业资本做空的策略。此时, 如果股票市场上流动性的增长跟不上流通盘涌现的速度, 那么就会造成股票价格的下跌, 此时金融资本自然也会做空, 资本市场也必定会走低。这个时候对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来说, 抛售 (做空) 就是他们的占优策略。这就形成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囚徒困境”。
这样的恶性循环促使股价进一步下跌。当股价下跌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抄底或者并购等行为,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又会频频做多, 重新抬高股价, 新一轮的博弈会重新开始, 形成一个重复的“囚徒困境”。
在我国, 股权分置和全流通这两个时期,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力量对比是有所不同的。在股权分置时期, 金融资本占据上风, 这时中国资本市场的股票定价权基本由流通股确定, 也就是由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主导的金融资本之间的博弈来确定。最近几年随着股权分置改革, 逐渐进入全流通时期, 以前的非流通股大部分通过支付对价的方式转变为流通股。由于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人们对金融资本的信心, 此时产业资本又似乎有上升势头。随着股权分置的改革, 非流通股转变为流通股之后, 出现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互博弈和转化, 并且逐步实现融合的趋势。毕竟产业资本是金融资本增殖的源泉, 金融资本是产业资本增殖的助推器。因此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资本市场上的博弈, 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最终实现双赢的格局。
摘要：本文首先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运用托宾Q理论来分析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单方向套利过程;同时运用博弈论来分析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者双向的博弈过程。
关键词：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套利,博弈
参考文献
[1].付刚.解禁引发估值向下:产业资本套利金融资本买单.华夏时报.2008.4.12.
[2].黄君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博弈困境.证券时报.2008.5.14.
[3].王盛, 叶军.地板界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博弈.中国木业国际网.
[4].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个人资本 篇8
银行对现代经济和金融的稳健良好运行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综观世界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 均具有一个高效稳健的银行体系, 并且也已成为本国或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
银行负债经营的独特性质决定了银行经营与风险相伴而生, 并与公众利益紧密相连。自银行诞生以来, 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 发生的几次震惊世界的由银行破产倒闭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无疑给各国经济带来严重破坏。自此, 世界各国银行业及其监管当局对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 由十国集团成立的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先后于1988年发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 (巴塞尔资本协议或旧协议) , 2004年6月发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或新协议) , 其所蕴涵的全面风险管理思想是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最新理论成果。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将推动银行监管技术进步, 强化市场约束的有效性, 增强国际银行体系的安全性。鉴于此, 委员会积极推动新资本协议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 近百个国家/地区明确表示将实施新资本协议。
二、基本概念
银行资本是抵御风险损失的重要资源, 银行的本质是管理风险的企业, 资本是银行生存、发展的基础, 是银行整个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 资本可以吸收包括风险损失在内的经营亏损, 保护银行的正常运营, 为银行避免破产提供缓冲的余地;另一方面, 充足的资本有助于树立公众对银行的信心, 向银行的债权人显示其实力。
商业银行的资本, 有三种最基本的概念:账面资本、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
1、账面资本 (Book Capital, BC) 。
账面资本是基于一般会计准则的会计学概念, 又称为可用资本、实有资本, 是银行持股人的永久性资本投入, 金额为企业合并后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 包括实收资本或普通股、优先股和附属银行债。它对资本的计量是基于资产和负债在登入会计总账当日的差额, 所以它是银行资本金的静态反映, 即资产负债表在某一时点上的一个存量, 也是银行现有的可用资本。这是传统的银行资本概念和管理体系。
2、监管资本 (Regulatory Capital, RC) 。
监管资本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是银行监管机构根据当地情况规定的银行必须执行的强制性资本标准, 目的是对银行资本实施最低充足性管理要求。银行所在地域的监管规则各不相同, 但通常都根据资本的股权特性把各种资本项目划分为不同等级, 把相对长久的可自由支配的资本项目规定为一级资本 (又称核心资本) , 把相对暂时性和不能自由支配的资本划为二级资本 (又称附属资本、次级资本) 。对银行施加资本要求, 以此抵御银行风险已经成为国际银行业监管的普遍做法, 监管资本也已经成为银行监管的核心指标之一。
3、经济资本 (Economical Capital, EC) [2]。
经济资本的定义是建立在银行对风险造成的损失的定义之上的, 银行业务发展带来的风险所造成的损失一般被定义为三个层次, 即预期损失 (Expected Loss, EL) 、非预期损失 (Unexpected Loss, UL) 和异常损失 (Catastrophe Loss, CL) 。预期损失是在一般情况下银行在一定时期可预见到的损失, 是个平均损失的概念, 这类损失可通过调整业务定价和提取相应的专项拨备来覆盖, 从业务的收益中作为成本来扣减掉, 并非银行真正的风险。异常损失是指超出银行正常承受能力的损失, 通常有发生概率极小但一旦发生损失巨大的特点。这部分损失银行一般无法做出有效的准备, 一旦发生则意味着银行面临倒闭的风险, 如果对这部分损失也纳入资本覆盖, 银行将必须承担过高的资本成本, 会严重影响经营。通常对于异常损失, 银行通过其他途径, 如保险来防范。
非预期损失是介于预期损失和异常损失之间的损失部分, 在银行的日常经营活动的管理过程中, 无论银行多么谨慎, 总有一些市场因素会对资产组合的价值损失产生不确定的影响, 这种不确定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损失的波动性, 就是所谓的非预期损失。例如在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 贷款发生不能偿付的情况超出一般正常情况下的损失水平, 这些增多的问题贷款就是非预期损失。对这部分损失, 银行不可能通过日常的成本来管理, 而必须有充足的资本来覆盖, 作为最后的防线。经济资本就是这道与银行实际承担的风险直接联系的风险防线。经济资本是针对一定的容忍水平而言的, 在该容忍水平之下的非预期损失由经济资本来吸收, 超过该容忍水平的损失便成为异常损失。如果这种异常损失发生, 银行就有可能破产倒闭。
在了解了非预期损失的概念之后, 经济资本的定义就比较容易理解了:经济资本是指用于弥补非预期损失的资本, 非预期损失的数额就等于经济资本的数额, 也可以将非预期损失称为经济资本。这一定义指出了经济资本的实质是弥补非预期风险, 也就是银行真正的风险, 这为理解经济资本提供了数量上的概念, 也为经济资本的计量奠定了基础。
三、账面资本、监管资本、经济资本的比较
1、对资本的观察角度不同。
账面资本、监管资本、经济资本都是对银行资本的反映, 但三者有着根本的不同, 账面资本是从财务或资金管理者角度看待的资本, 监管资本是从监管当局角度看待的银行资本, 作为衡量和控制银行业务风险总量的工具而言, 经济资本是风险管理者的资本观。
2、计量标准不同和数量关系。
银行账面资本通常变化不会过于频繁, 计算也是比较简单, 只要获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将相关会计科目帐面余额进行加减运算即可得到。
监管资本是监管部门按一定的口径计算的资本, 可以认为是银行为抵御业务风险实际拥有的资本, 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不会发生变化。监管资本的计算可分为核心资本与附属资本, 其中, 核心资本包括实收资本或普通股、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权, 附属资本包括重估储备、一般准备、优先股、可转换债券和长期次级债务。核心资本基本上与账面资本等同, 因此, 监管资本被视为广义的权益资本, 与账面资本具有相同的特性, 都是可以实际用于消化银行风险的资本。
在现行监管体制下, 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要求银行的监管资本达到风险加权资产的8%, 所谓风险加权资产, 是指商业银行为反映总体风险水平, 为不同的资产设置不同的风险系数, 以各种资产各自的风险系数乘以资产数额加总所得到的数值。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风险加权资产总额=表内资产*风险权数+表外资产*转换系数*风险权数, 那么, 监管资本最低要求就可以表示为:监管资本≥风险加权资产*8%。
经济资本是根据风险状况所计量的银行应该拥有的资本, 其数量会因银行业务资产风险的变化而随时变动。一般来说, 银行的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三大类, 而经济资本所覆盖的主要就是这三类风险。因此, 经济资本的计量就可以在计算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非预期损失的基础上进行, 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其中, 系数α、β、μ需要根据不同市场, 不同银行进行调整, 并不具备通用性, 系数δ是三大类风险之外, 其他风险的非预期损失值。
从计量方法的精确性看, 监管资本计算简单, 对风险的反映不及时、不具体, 而且, 监管资本在度量组合资产风险时, 仅仅将单个的独立风险简单加总, 忽略了组合资产的风险分散化效应, 所以难以有效实施资本的配置, 而经济资本是在对各项业务、各部门、各分支机构充分风险评估的基础上, 按照银行的要求精算出来的, 因此, 经济资本在充分反映各项业务、各部门、各分支机构经营风险的同时, 也便于分别对其进行相应的资本配置。
账面资本和监管资本作为银行风险的缓冲器, 从抵御风险的角度, 其数量越大越好。但二者又源自于股东的投资, 从投资回报要求来看, 其数量应该越小越好。经济资本等于银行业务非预期损失总量, 业务回报既定的情况下, 从控制风险的角度, 经济资本应越小越好。一般而言, 银行账面资本的数量应当大于等于风险资本的数量。因为实际经营中, 银行因承担风险而遭受的损失最终要反映为账面资本的减少。三种资本在数值上存在以下关系:经济资本≤监管资本≤账面资本。
3、管理功能不同。
账面资本停留于财务会计层面, 主要的作用在于优化所有者权益的组成结构, 以降低资本成本, 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监管资本为银行的外部监管者所关注和利用, 主要的作用在于监督银行达到一定的资本充足率, 披露银行的风险状况, 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对于银行来说, 监管者的强制性要求也迫使其重视并开发、拓展资本在银行经营中的作用, 重视资本成本在经营业绩评估中的地位, 而这些正是经济资本形成的基础。
而经济资本在商业银行管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地位是账面资本、监管资本不能替代的, 经济资本可以从总体向各管理层次、业务条线、产品甚至客户经理层次深化分解, 并进行定量分析。经济资本在商业银行各管理层次和业务条线的分配和定量分析, 是商业银行风险调整绩效考核的基础。随着信息技术在商业银行运用的进一步发展, 使得复杂的风险计量、业绩衡量和资本配置有可能从静态向动态过渡。同时, 信息技术的发展, 也使得经济资本配置体系在银行的贯彻具有成本上的可行性。
四、小结
目前, 我国各大商业银行, 在账面资本充实, 监管资本达标的情况下, 正在积极研究资本在银行内部管理中的作用, 建立一套切合实际情况, 优化银行资源配置和绩效考核办法的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也是国际一流商业银行发展的趋势。
从不同的角度观察, 导致了银行资本的三种不同表现形式, 即账面资本、监管资本、经济资本。账面资本反应于资产负债表中, 为债权人、股东和银行的资金管理者所关注, 充实的账面资本有助于银行向公众, 即债权人展示自身强大的实力, 维持债权人对它的信心。监管资本为监管当局所关注, 用于确保银行有充足的资本抵御风险, 防止银行盲目扩张带来的金融风险, 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目前已有统一的监管标准, 即资本充足率达到8%。经济资本为银行的风险管理者所关注, 是一个虚拟的数字, 用于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资产配置、绩效考核等, 在银行的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巴塞尔新资本协议[M].中国银监会, 第三版, 网络电子版, 1-13
[2]、汪办兴.中国银行业全面风险管理研究——基于“新资本协议”的视角[D].所在地:复旦大学.20070408
由资源到资本——论人力资本 篇9
一、资源与资本的区别
资源和资本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 资源是自然形成、未经开发的raw material, 而资本却经过精心的开发和筹划, 成为产生各种效用和利益的基础。其次, 资源和资本在使用上考虑的角度完全不同, 如果是资源, 人人都想要最好的, 钱越多越好, 技术越先进越好, 人越能干越好, 但作为资本, 人们就会更多地考虑投入与产出的平衡与取舍关系, 会在乎成本, 会考虑利润。第三、提到资源人们多考虑寻求与拥有, 而提到资本人们会更多地考虑如何使其增值生利, 资源是未经开发的资本, 资本是开发利用了的资源。
二、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人力资本管理不是一个全新的系统, 而是建立在传统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之上, 综合了“人”的管理与经济学的“资本投资回报”两大分析维度, 将企业中的人作为资本来进行投资与管理, 并根据不断变化的人力资本市场情况和投资收益率等信息, 及时调整管理措施, 从而获得长期的价值回报。传统人力资源管理是人力资本管理的技术基础。人力资本是对原有人力资源管理的传承和发展, 人力资本管理正是通过整合人力资源管理的各种手段, 而获得更高水平的价值实现。人力资本管理注重投资与回报之间的互动关系, 并结合市场分析制定投资计划, 因而相对来说更为理性, 对市场变化更为敏感, 侧重点和衡量尺度更为明确, 还可结合经济学分析模型进行更长远的预测, 采取前瞻性的行动。
经济学家把人的健康、体力、生产技能和生产知识等等看成是一种资本存量, 是构成未来收入增长的源泉。因此将人力视为资源和视为资本有很大的差别, 只有将人力视为资本, 才能经济地拥有人才, 拥有充足的人才, 并使人才不断成长, 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 (HCM-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理论最早起源于经济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 开辟了关于人类生产能力的崭新思路。该理论认为:物质资本是体现在物质产品上的资本, 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土地、货币和有价证券等;而人力资本则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 即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的总和, 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知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
1. 人力资本概念
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 亦称“非物力资本”。由于这种知识与技能可以为其所有者带来收益, 因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资本---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 (健康状况) 等因素之和。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有两个核心观点, 一是在经济增长中, 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二是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 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人力资本, 较之物质、货币等硬资本具有更大的增值空间, 特别是在后工业时期和知识经济初期, 人力资本将有着更大的增值潜力。因为作为“活资本”的人力资本, 具有创新性、创造性, 具有高效配置资源、主动调整企业发展战略等市场应变能力。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 对GDP的增长具有更高的贡献率。
2. 人力资本产权及其特征
研究人力资本必须要明白人力资本产权及其特征, 正确认识和把握人力资本产权特征, 是构建有效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基础, 并且有利于建立对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
资本产权是指资本品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让渡权。而人力资本产权是人作为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拥有的一种特殊的产权权利, 人力资本产权重在研究拥有这些人力资本的人与其人力资本的关系、不同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在使用人力资本时所引进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
周其仁教授在《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一文中提出了人力资本产权的三个特征:第一, 人力资本天然归属个人;第二, 人力资本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 其资产可以立刻贬值或荡然无存;第三, 人力资本总是自发地寻求实现自我的市场。
其它一些专家学者也从不同的出发点和角度总结归纳出了一些人力资本的特点, 如其私有性、完整性、生产性、专用性、可变性、难以度量性、功利性等。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最为主要:
(1) 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天然融为一体, 不可分离。
众所周知, 非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是可以分离的, 非人力资本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可以转移, 而人力资本却做不到这一点。周其仁 (1996) 的研究表明, 人力资本的每一个要素, 都无法独立于个人。机器可以搬来搬去, 厂房可以东拆西建, 货币资本更能无腿而行天下。道路铺在地面, 桥梁架在河上, 但道路并不天然附属地面, 正如桥梁并不附属河流。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中, 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的状况都是无法改变的。
(2) 人力资本的价值难以度量, 而且价值信息易于隐蔽。
首先, 不管是实物形态的非人力资本, 如机器设备, 还是价值形态的非人力资本, 如有价证券, 其价值的大小, 都可以通过一定的尺度来衡量, 而人力资本, 如能力、素质等, 是难以用得到普遍认可的标准来进行度量的。
(3) 人力资本产权权能具有关闭性
人力资本是"主动资产", 天然属于个人, 并且只能由其天然的所有人控制着这种资产的启动、开发和利用。因此, 当人力资本产权的一部分 (或全部) 被限制或删除时, 产权的主人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本"关闭"起来, 以至于这种资产似乎从来就不存在。
产权受损时, 资产主人可减少或停止努力的付出, 而被限制或删除的产权无法被他人拿去和利用, 导致人力资本瞬间贬值。
(4) 人力资本的多样性与专用性。
同丰富多彩的非人力资本一样, 人力资本也是多样性与专用性的有机结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与特长, 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不同专业, 每个企业也都有各自的不同工种, 这些差异从总体上表现出人力资本的多样性, 从个体上表现出人力资本的专用性。正是人力资本的这种专用性, 决定了单个人的人力资本的应用范围是非常狭窄的。一种在某一领域很有用武之地的人力资本转移到另一个不相关的领域, 很可能会变得一钱不值。
(5) 人力资本使用过程中的协作性。
人力资本的专用性, 决定了人力资本使用过程中必然对其它专用性人力资本具有依赖性, 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必须依靠其所有者之间的协作。一般说来, 协作能够使人力资本的价值产生“1+1>2”的效果。反之, 离开协作人力资本的价值会缩水打拆。企业之所以用团队生产的方式取代了市场的交易, 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协作生产带来的协同效应、合作收益有关。相对于非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使用是以激励为核心的, 探讨怎样的激励机制能使人力资本得到合理配置并发挥最大效用是其关键。
四、激励机制是释放人力资本存量的催化剂
人是有需求、有思维、有情感的高级动物, 且人力资本的各个要素都依赖于人的存在, 而只有这个人才能启动自己的人力资本, 并控制这些资源的供给程度。这就意味着人会能动地、自主地决定自身人力资本的使用领域、方式、效力等, 人有怎样的态度将最终决定人力资本作用发挥的程度。
人力资本具有的三重依附性, 即生命依附性、活动依附性和价值依附性, 使得人力资本不能像非人力资本那样在静态下以货币加以量化, 而只能在动态即人力资本的使用过程中通过对其绩效的评价加以确定。
但是人力资本的未来收益是不确定的, 除了受人的心理、生理等方面的影响外, 更主要的是受社会宏观和微观的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特别是人力资本激励机制的影响。在人力资本运用过程中, 拥有劳动力资本的人或竭尽所能或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保留, 这就造成了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 这对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开发战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此人力资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键在于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开发战略, 而在此体系中激励机制尤为重要。
人力资本的特性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有自发地实现自身的价值的主观意愿, 而一旦人力资本的外部条件与其内部因素找到共同的契合点, 人力资本将会最大限度地释放其积累已久的能量。
而适当的激励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寻找与创造这个“契合点”。激励 (motivation) 正是在分析人们需要的基础上, 将组织目标与个人需要相联系, 通过一定的手段在使员工的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的同时, 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 为组织目标与自我实现的需要而自发、主动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而达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回报。
参考文献
[1][美]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
[1]周其仁《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
[2]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