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资本（精选9篇）
保险资本 篇1
中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 财产保险 (简称“产险”) 业务保费收入由1980年的约4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 896亿元, 近10年来保持了年约20%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 经营产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也从1982年的1家增长到2010年的50多家。中国产险市场成为全球同期增长最快的产险市场之一。
保险业是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 而资本是用于承担风险的, 所以保险业务的开展需要相应的资本与之匹配。产险公司资本决策的目标是在风险与收益平衡的基础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公司的资本问题既包括资本总量问题, 又包括资本结构问题, 而后者更具复杂性。本文以1998—2009年中国财产保险公司的业务数据和财务数据为样本, 尝试通过计量分析考察中国产险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以及产险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
一、 文献回顾
资本结构是公司金融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和研究焦点。自1958年MM理论提出后, 学者们通过放松MM理论的假设前提 (如税收差异、破产成本、信息不对称等) , 逐渐形成了众多的公司资本结构理论。保险公司的资本结构是对权益融资和负债融资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动态权衡的结果 (Cummins and Grace, 1994;Cagle and Harrington, 1995) 。一方面, 保险公司应当保持充足的资本金, 负债水平不能太高。这是因为, 其一, 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定性影响了投保人的选择。同等情况下, 投保人将会选择杠杆水平更低的保险公司, 这使得高杠杆的保险公司面临着保单销售下降的压力 (Cummins and Danzon, 1997) 。其二, 负债融资将会提高公司的破产成本和财务危机成本, 而特许权价值的丧失使得保险公司的破产成本往往是巨大的 (Harrington and Epermanis, 2006) 。另一方面, 保险公司负债程度不应太低。这是因为, 权益融资是有成本的, 如管理成本、税收成本、代理成本、信息不对称成本等, 并且保险业是所有主要行业中最为缺乏透明性的行业, 故保险公司的信息不对称成本和代理成本是比较严重的 (Morgan, 2002;Pottier and Sommer, 2006) 。
一些文献研究了财产保险公司资本结构的具体影响因素。Cummins and Nini (2002) 分析了破产成本、信息不对称、代理成本等因素如何影响产险公司的资本结构, 进而以美国1993—1998年产险公司为样本发现, 再保险利用、业务收入和支出的间隔期、业务成长性对产险公司的负债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 而公司目标的信用评级、公司净利润的波动性对负债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Shiu (2011) 发现, 产险公司越多地使用了再保险和衍生金融工具, 那么其负债水平越高。由于资本结构调整成本的存在, 公司将选择离散地而非立即将资本结构调整到最优水平。有少数文献考察了产险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 Cummins and Sommer (1996) 发现A.M.Best数据库中产险公司每一年度资本结构的调整系数为0.904, 即一年中能调整最优资本结构缺口的90.4%, 非常得高。Cheng and Weiss (2008) 的研究则发现, 1994—2003年美国产险公司资本结构调整系数只介于0.2-0.3。
国内学者周铭山 (2002) 使用公司金融学、资产定价学等理论分析了保险公司的资本结构问题。卓志和刘芳 (2004) 通过比较中外几家主要保险公司 (集团) 的业务规模、资本总量和资本构成, 提出了中国寿险公司提高业务质量和优化资本结构的几项建议。徐华 (2005) 利用1998—2003年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样本发现, 中国寿险公司的资本结构主要收到公司规模、公司收益波动性的影响, 而成长性、获利性、信息不对称问题及代理问题的影响并不显著。
二、 研究设计
(一) 模型
本文采用Nerlove部分调整模型 (Partial adjustment model) 描述产险公司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过程。除一般性行业外, 该模型亦被应用于金融企业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 (Mingo, 1975;Dietrich and James, 1983;Shrieves and Dahl, 1992;Cummins and Sommer, 1996;Cheng and Weiss, 2008) 。
式中, DA*i, t和DAi, t分别表示第家产险公司在第t年的目标资本结构和实际资本结构。本文使用账面资产负债率 (debt-to-asset ratio) 度量公司的资本结构, 即DA=总负债/总资产=总负债/ (总负债+所有者权益) 。α为资本结构的调整系数, 衡量公司对资本结构缺口进行调整的方向和速度。
遗憾的是, DA*i, t并不能直接观测。Hovakimian et al. (2001) 、Flannery and Rangan (2006) 建议选择恰当的影响因素将其拟合出来, 本文将寿险公司的目标资本结构表示如下:
其中, Xj, i, t-1表示影响第家产险公司第t年目标资本结构的因素, 下文将逐一展开分析, 则为相应的系数。
(二) 研究假设
我们根据资本结构理论和产险公司特点, 结合以往研究成果, 提出以下几个产险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假设。
1. 公司规模。
一般认为, 公司规模和目标负债水平正相关, 原因在于:破产成本中包含固定成本, 所以破产成本对于大公司而言相对更小, 这使得大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相对更低。大公司的业务往往更为分散, 多元化经营程度更高, 抗风险能力更强, 故不易受财务困境影响。大公司比小公司能更好地做到信息公开化, 能向债权人提供更多信息, 具有更强的债权融资能力。基于此, 我们预计产险公司的规模 (Size) 与DA*正相关。
2. 再保险利用。
再保险扩大了产险公司的承保能力, 实现了风险的进一步分散。再保险可视为一种非预期损失发生时的应急资本, 购买再保险会降低原保险公司的破产概率和破产成本 (Hoerger et al., 1990) ;再保险具有替代盈余、吸收承保风险的作用, 能显著提高公司的财务稳定性 (Garven and Lammer-Tennant, 2003) 。本文使用产险公司分出保费支出占当期毛保费收入的比重衡量其再保险利用程度 (Reinsurance) , 我们预计Reinsurance与DA*正相关。
3. 收支间隔期。
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在前, 保单给付在后, 因此管理者有激励利用公司资金服务于自身利益, 从而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应当说, 产险公司承保业务收入支出的间隔期越长, 业务越具有长尾 (long tail) 性质, 那么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这种委托代理问题就越严重, 权益融资的成本就越高。本文借鉴Cummins and Nini (2002) 、徐华 (2005) 的做法, 使用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准备金总额/当年发生赔款支出”衡量公司的收支间隔期。我们知道, 保险责任准备金是公司用于承担以后各年度发生的保单赔偿责任的准备, 而当年发生的赔款支出则是当年为履行保单责任而支出的金额, 所以前者对后者的比重可以反映公司业务收支的时间跨度。我们预计, 收支间隔期 (Interval) 与DA*正相关。
4. 分散化。
风险分散化是保险业经营的一个重要原则, 业务来源越分散, 承保标的间的独立性越高, 公司赔款支出的稳定性就越强, 那么公司用于应对非预期损失的权益资本的要求就越低。公司分散化主要表现为产品线上的分散化和地理分散化。本文分别使用产险公司在主要产品线上收入的赫芬达尔指数 (HHI_line) 和各省市区收入的赫芬达尔指数 (HHI_geo) 衡量其分散化程度。HHI_line (HHI_geo) 的取值越小, 意味着公司产品线 (地理) 分散程度就越高。我们预计, HHI_line、HHI_geo与DA*负相关。
5. 公司成熟度。
第一, 越成熟的公司往往品牌认知度越高, 相关经营和财务记录也越详尽, 故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具有更强的债务融资能力。第二, 越年轻的公司往往发展更快, 具有更大的投资灵活性, 因而更能够通过投资于高风险的次优项目来从债权人的手中攫取财富, 其负债相关的代理成本也相对更高。本文使用“考察年份——公司开始营业年份”衡量产险公司的成熟度 (Age) , 综合以上原因, 我们预计, 公司成熟度 (Age) 与DA*正相关 (见表1) 。
(三) 计量方法
在 (2) 式的基础上, 得到计量模型式 (3) :
式中μi和εi, t为加入的公司特征效应和随机干扰项。自变量中包括了因变量的滞后项, 故这是动态面板模型, 由于DAi, t-1与μi必然相关, 因而存在内生性问题。对此, 采用传统的随机效应 (RE) 或固定效应 (FE) 方法得到的参数估计将是有偏和不一致的。Arellano和Bond (1991) 提出了差分广义矩 (Difference-GMM) 估计方法, 即先对式做一阶差分, 进一步将因变量两阶以及两阶以上的滞后项作为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 来解决内生性问题。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Judson和Owen (1999) 的模拟研究结果表明, 纠偏后的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可能更适合本文这类截面较小、序列较长的面板数据, 但是由于本文的自变量与因变量可能存在交互影响, 故本文仍选择了GMM方法。
三、 实证研究和结果分析
(一) 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的样本为1998-2009年中国大陆地区的所有财产保险公司, 这些公司的业务数据和财务数据来自《中国保险年鉴》。该年鉴自1998年开始出版, 相应地, 本文的样本期间为1998—2009年。本文的数据类型为非平衡面板数据, 样本中的产险公司从1998年的10家上升的2009年的51家, 在此期间并无公司退出样本。
本文数据处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 本文关注财产保险公司, 包括农业、责任、汽车等专业产险公司, 但不包括寿险公司以及专业健康险公司、专业养老险公司。第二, 太平洋保险自2001年、平安保险自2003年起开始公布产、寿险分离的财务报表, 故这两家公司在样本中的起始年份分别为2001年和2003年。第三, 对于极个别公司在极个别年度未在《中国保险年鉴》中公布其财务报告, 我们尝试从该公司在下一年度的比较财务报告中寻找缺失年度的财务数据。
(二)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分别采用混合OLS、FE和差分GMM (选择两步估计, twostep-estimate) 方法估计了模型, 相关参数估计和检验结果详见表2。实证过程采用Stata11.1软件完成。以下模型设定检验表明差分GMM估计具有合理性。其一, 差分GMM估计的Sagran检验不能拒绝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成立的原假设, 这说明工具变量是合理有效。其二, 如果原模型干扰项无序列相关, 差分方程残差的一阶自相关系数应显著为负, 二阶自相关系数应接近于0。对此, 差分方程残差的AR (1) 和AR (2) 检验亦支持了这一假设。其三, Bond等 (2002) 指出由于μi的存在, 混合OLS (FE) 通常高估 (低估) 滞后项的系数, 本文差分GMM中滞后项的系数估计值便介于混合OLS和FE估计值构成的上下限之间。最后, FE估计的残差序列自相关的LM检验拒绝了不存在序列相关的原假设, 故FE估计的不够合理。
注:系数估计值下方括号内为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第一, 产险公司规模越大, 其目标负债水平越高。除了与一般公司相同的原因外, 保险行业运行的数理基础是大数法则, 产险公司在汇集风险的同时实现了风险分散, 故业务规模越大, 汇集的风险越多, 未来真实的赔付水平就越接近精算预期的赔付水平, 公司经营便会更加稳定。此外, 在“国家信用”担保的背景下, 金融机构容易形成“大而不倒” (Too big to fail) 的预期, 故债权人会对大公司有更强的信心。
第二, 再保险利用对产险公司目标负债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再保险是原保险公司继续购买保险以实现风险的进一步分散, 能起风险缓释的作用。Shiu (2011) 使用联立方程工具变量回归发现, 产险公司的再保险利用和公司负债水平互为因果关系, 即再保险利用对负债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 负债水平对再保险利用的影响亦显著为正。我们在差分GMM估计中将再保险利用设定为模型的内生变量, 发现其确实显著影响了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
第三, 收支间隔期对产险公司目标负债水平的影响不显著。这与徐华 (2005) 对中国寿险公司的实证研究结论类似。目前中国产险公司的投资者仍主要是国家和机构, 并非广泛的个人、企业群体, 产险市场发展得尚不够成熟, 故代理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还不能解释样本中产险公司的资本结构的差异。
第四, 产品分散化和地理分散化的回归系数也不显著。近十几年, 中国产险业务中机动车险业务占到了六成以上, 而车险赔款发生的系统性并不高;承保地震等巨灾责任的险种的占比还非常低, 对于核电、卫星等巨额风险单位的承保往往已经通过联合共保体或再保险进行了风险分散。此外, 作为平衡和改善资本负债表工具的财务再保险在中国使用得尚不广泛。这些原因使得分散化对产险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
第五, 公司成熟度对目标负债水平影响显著为正。原因在于:一方面, 越成熟的公司往往积累了一定品牌价值和客户资源, 由于这些资源尚不能很好地计入公司的无形资产中, 这使得公司的负债水平显得更高;客户资源的积累提高了公司业务的稳定性。另一方面, 年轻的公司成长更快, 因为更高的投资灵活性使其负债相关的代理成本也更高;年轻的公司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权益资本作为公司财务稳健的“信号资本”。
最后, 本文的一个发现是:中国产险公司资本结构调整系数为0.405, 即平均而言, 中国产险公司在一年中能够调整最优资本结构缺口的40.5%。这一速度明显小于Cummins and Sommer (1996) 对1979—1990年A.M.Best数据库中产险公司的估计值 (90.4%) , 大于Cheng and Weiss (2008) 对1994—2003年美国产险公司的估计值 (20%~30%) 。应当说, 中国保险业处于变革发展时期, 公司调整资本结构比较频繁、调整程度也是较大的。
总之, 产险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应当结合公司自身条件并与经营决策相统一, 还需要具有不断调整的动态思维。
保险资本 篇2
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中国加入WTO日益临近，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要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必须以极大的紧迫感，加快改革进程，确保相关的市场的建立和使全。
国际经验表明，作为金融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保险业必须和整个资本市场之间结成良性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保险业发展需要健康的资本市场；
第二，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保险业资金的积极参与。加快这两个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促进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保障我国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
中国的保险业发展需要资本市场，在当前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中国保险业发展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无论从保险公司的数量与规模、保费收入总量与其在GDP中的比重、保险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以及保险资金运用空间和渠道等方面，都处在比较低的发展层次上。尚在起步阶段的中国保险业目前面临着的一个巨大的发展隐患，就是在银行存款和国债利率水平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保险资金的收益率逐年下降，严重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目前我国保险业承担的风险金额高达15万亿元，而保险公司的资本金不足，不过数百亿元，加之缺乏适当的投资渠道。未来的偿付能力难以提高。从世界各国保险业的发展经验来看，作为组织、分散风险和提供风险保障的信用中介，保险公司必须具备多样化运用保险资金的.手段和能力、以保障保险资金这种“救命钱”的安全和收益。相比较而言，证券投资，特别是股票投资由于其具有较高的长期收益，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保险公司运用保险资金的最重要的选择。因此，为了提高中国保险业的整体偿付能力，应当开拓保险业资金的投资领域，允许保险业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值得欣慰的是，政府已准许保险资金进入证券投资基金，为保险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开启了一个窗口，也为保险业和资本市场发展实现良性互动带来了希望。
另一方面，从资本市场发展的角度来看，保险资金的进入也是不可或缺的：为了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需要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其中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保险企业。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保险资金是支撑资本市场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如在美国。保险业提供的长期资金总额约相当于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总额的1/3。
要实现保险业和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仅仅允许保险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其他一些条件。由于保险企业对投保户负有重要的受托责任，因此，确保保险业经营的稳健性和保险资金的安全性，就是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这就使得保险业和资本市场的规范化成为两者良性互动发展的先决条件。就保险业自身而言，需要针对前一时期保险业无序竞争的状况，加强保险业的自律和他律。保险业的特殊行业性质决定其保费收缴和给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易于出现偿付危机，造成投保人受损乃至社会动荡。因此，在一个健全的体制框架下由政府对保险业进行严格监管十分必要。与此同时，还需要完善保险企业的制度安排。目前，保险业“双高揽保”导致的恶性竞争，其主要原因说到底，是保险企业的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存在问题。我国在1988年以后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保险企业，一些重要的保险公司未能按照国际惯例和我国公司法很好地建立起健全的企业制度。企业在产权不明晰、有效的治理结构未建立的情况下，往往会发生短期行为。
实现保险业与资本市场良性互动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保险业和资本市场都要改善服务和进行产品创新，为保险业搭起与资本市场沟通的桥梁，使保险资金能够安全进入资
保险资本 篇3
近日，在互联网医疗大会和中国移动医疗一季度市场研究报告的发布会上，保险为移动医疗买单成为热议话题。
进入2016年，始终无法实现平稳盈利的移动医疗纷纷与保险公司合作，如平安好医生与平安保险、春雨医生与中国人保财险、寻医问药与泰康人寿等。今年4月在新三板上市的芯联达董事长杨宏桥认为，互联网医疗将保险作为盈利点，但真正能实现的可能不到一成，这些企业大都以“院中”服务为主，主要存在两种变现途径：基于SaaS（软件即服务）服务的个性化定制;TPA（第三方保险中介机构）模式嵌入，扩充资金链条上的支付者。
对于上述观点，去年底同在新三板上市的就医160CEO罗宁政也表示认同。据了解，就医160与保险公司合作，根据不同病种推出的保险商城将正式推出，在就医160看来，互联网医疗与保险公司的深度合作，有助于保险公司控费，预计未来就医保险业务营收会到达千万元级别。
北京鼎臣医药管理咨询中心负责人史立臣指出，目前，可供移动医疗合作的商业保险少之又少，即使有些地方政府强制推动也收效见微，移动医疗需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径。
移动医疗纷纷瞄准保险
2011时，移动医疗是资本市场的宠儿，到2015初，资本开始趋于冷静，四年多时间，始终未找到合理盈利点。
进入2016年，移动医疗都尝试以商业保险作为支付方来串联诊所、患者甚至医院和药店。据悉，春雨医生近期将会宣布与国内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合作，丁香园也在与国内几家中端商业保险公司谈合作。而平安健康更是有着平安保险的天然优势支持。
2015年10月份，《论春雨医生的倒掉》一文在业界广泛流传，该文便认为，由于迟迟没有找到商业模式，春雨医生历时3年，耗资4亿元人民币的美丽故事已经讲完了，结局已经注定。当时，春雨医生创始人张锐对此进行回应称，未来春雨医生的盈利模式在保险。
张锐认为，所有移动医疗公司的盈利模式就是保险或者保险类产品，体量大的就是保险公司;体量小的跟保险公司合作。
在张锐看来，时下的私人医生就是保险的雏形，“我们在和保险公司做春雨健康险的核心是私人医生，你买我们的春雨健康险，我给你配一个私人医生，同时配春雨诊所线下检查和治疗的用药费用，这是最核心的两个东西，外围还包括体检等服务，这就是保险产品的雏形。”
春雨医生负责人表示，目前春雨已与中英人寿、中国人保财险，中国人保寿险等先后达成保险合作协议，并推出以春雨私人医生为核心的保险产品。
“春雨医生现阶段还不能靠健康保险实现盈利，这需要医保支付环境、居民就医习惯以及保险产品设计等多方面合力，才可能形成完善的商业模式。目前春雨医生接入保险的方式，主要还是以私人医生健康管理为主，即春雨医生为保险客户提供包含健康咨询、健康档案、健康提醒等线上的全科医生服务，以及线下的一站式专科就诊服务。”上述负责人表示。而微医集团董事长兼CEO廖杰远表示，“羊毛出在猪身上。”
在1月20日举办的“移动医疗+保险高端论坛”上，廖杰远阐释了微医集团“中国式ACO平台”的健康保险战略。他表示，建立ACO平台至少需要具备“数据通道”、“可控医疗服务体系”和“规模用户群”三个基础条件。微医ACO平台要通过互联网重组医疗资源，为保险机构提供真正“有效率的医疗服务、透明的医疗数据和规模化的用户”。
另据阿里健康、支付宝医疗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都在与保险接触，但具体形式还在探索中。
与上述不同的是，就医160、趣医网等目前都已经实现了保险方面的营收。
如就医160首创移动医疗保险创新个性化险种——停诊险。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即患者，通过就医160平台预约挂号深圳、东莞两地公立医院号源成功后，若预约的医生因非可控因素临时停诊，患者将获得单次50元的赔偿金，保费仅需1元。据了解，每日该平台可投保数千单。
而其正在试营业的保险商城亦将正式推出。据了解，就医160的健康保障“保险商城”是特别为少儿、成人、老人定制的特色险种，例如少儿重疾险。少儿重疾险，精选儿童最常见的25种重疾（恶性肿瘤、器官移植、心脏手术、脑肿瘤等），99元参保即可获得30万元的保额赔付。此外，还有针对成人的65种重大疾病保险，针对老人的不老翁老年骨折险、针对女性乳腺疾病的爱胸险等。
争议保险介入盈利模式
杨宏桥指出，现在很多移动医疗虽存在盈利模式，但却无法变现。
如流量广告模式毫无门槛可言，也并非是可以打动投资者的利润来源;流量分享，移动医疗的一个重要盈利思维就是流量变现，和多数移动互联网服务本同末离。
“流量分享的形式有很多种，广告只是其中一个，在大数据时代，很多移动医疗试图通过大数据把流量导给上下游的医疗服务。但医疗涉及用户隐私，本身就缺少医疗服务资质的移动医疗，很可能遭致用户的反感甚至起诉。另外，如果用户体量上不去，所谓的流量变现仍是无稽之谈，也就注定了医疗行业会淘汰不少参与者。”杨宏桥表示。
而对于O2O模式，杨宏桥认为，目前发展也很困难。他认为，O2O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上门送药、医疗O2O。一些掌握了挂号等入口资源的移动医疗玩家还在考虑导诊、支付、诊断信息推送等一系列流程，从而打通服务医院、患者、医生的三段。这类服务的大规模普及仍未出现，特别是在国内的医疗体制下，医药O2O的前景值得期待但困难重重。
而医疗保险方面，目前移动医疗都将其看作是变现的重要方式之一，其中平安集团和泰康保险算是其中的领头羊。
nlc202309090308
不过，在史立臣看来，可供移动医疗合作的商业保险少之又少，即使有些地方政府强制推动也收效见微。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指出，移动医疗嫁接保险有几大痛点：如产品周期难设计。保险产品是一种保障权益设计，设计周期长，保险公司的理赔概率就高，其处理医疗平台事务的各项成本也高;而设计时间短，患者的服务权益就得不到保障，二者的平衡点难以把握。
另外，移动医疗平台发挥的价值更多在于提供优质的患者诊疗服务，通过组织医院、医生为患者提供在线咨询、在线交流、私人医生等服务体现商业价值。而此种联合服务移动医疗平台无法掌控，通过保险来约束不太可行。
再次，目前移动医疗平台的主营业务仍集中在医生患者在线咨询、在线交流等方面，线下诊断、检查及诊后服务其还未深度介入。
最后，目前在中国医疗领域起到主导作用的是“政府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商业保险缴费优惠等政策刚刚出台，政策发挥作用需要时间，商业保险被广泛接受亦需要时间。
TPA模式能否成变现途径？谁将为移动医疗付费？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总经理蔡皖伶指出，移动医疗要想盈利，一定要有付费方，保险业是移动医疗重要的付费方式之一，让保险来买单的重要理由之一，便是移动医疗将服务便捷化，将其掌握的资源真正盘活。
趣医网董事长李志认为，保险及保险类产品将为互联网医疗买单。互联网医疗给保险带来的好处是简化流程，省去人工核对等几个较繁琐的步骤。
经过多年实践，杨宏桥认为，目前可以有两种变现途径：一是基于SaaS服务的个性化定制;一是TPA模式嵌入，扩充资金链条上的支付者。
SaaS服务模式方兴未艾。数据显示，在美国，以企业级移动服务为主要业务的上市公司，市值超过百亿美元的超过10家，市值10亿美元以上的已超过百家。在国内，SaaS服务直到2015年才迎来快速上涨势头。易观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企业级SaaS市场规模达到200亿元，年增长率接近70%。
TPA（Third Party Administrator）起源于美国，是以健康管理公司、咨询公司等形式开展业务的独立的第三方保险中介机构，业务包括提供新契约与保全服务、处理理赔、提供客户服务、开发医疗服务网络等。
国外TPA公司介入医疗健康保险的一般运作路径为：保险公司通知TPA，由TPA对医院的诊断及医疗费用预算作预审核，医院在TPA的预授权下开展治疗活动，当被保险人出院时，医院将医疗费用清单传输到TPA，经审核同意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无需被保险人支付现金。
据了解，目前芯联达公司已经与国内大型保险公司联手打造健康产品，在健康医疗服务、医保、商保和健康云等四大板块业务进行深度合作。业内人士指出，双方达成全方位业务合作，这是移动医疗变现模式逐步走向光明的标志。
保险资本 篇4
保险行业不仅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联系, 作为公众利益实体还与民众的利益密切相关。资本结构管理是公司正常运转的一个关键环节, 它不仅涉及公司的财务目标、筹资方式、筹资成本和现金流量等重大财务问题, 更重要的是对公司治理、激励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深入发展, 保险公司的融资渠道变得更为广泛, 由过去单一的权益资本投入到现在的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等, 保险公司可以充分利用财务杠杆实现公司未来的发展。
2 研究设计
2.1 指标选取
资本结构分析的指标很多, 理论上的资本结构影响因素, 很少存在唯一的反映指标, 一般情况是一个因素可能有多个指标来反映, 且不同指标的信息含量也有所差异。根据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结合已有的实证研究, 确定本文选取财务杠杆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反映资本结构的变化, 分析每个因素和公司财务杠杆之间的关系。根据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结合现有的实证研究和相关性检验, 确定下列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公司的成长性:选择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表示成长性, 即成长性= (本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 /上年营业收入。
盈利能力: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很多有每股收益、加权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等, 本文采用加权净资产收益率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
公司规模:选择公司总资产作为衡量指标。
实际税率:采用所得税与利润总额之比来表示实际税率。
资产担保价值:用固定资产和总资产之比衡量公司的担保价值。
宏观经济:选取国内GDP增长率指标为参数。
2.2 数据的来源和整理
由于我国金融证券市场发展历程短, 金融体制不够完善。上市保险公司数量屈指可数, 分别为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太保、新华保险四家上市公司。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新华保险公司2011年上市, 上市时间较短, 为了更好地和其他三家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比较, 所选数据资料时间跨度为2008年至2012年。本文研究数据均来源于保险统计年鉴、各上市公司年报、保险管理监督委员会官方网站和上海证劵交易所信息披露网等。本文分析中所需数据整理如表1~表6。
说明:本表中数据来源于公司年报, 保险年鉴, 上海证劵网。
说明:本表中数据来源于公司年报, 保险年鉴, 上海证劵网。
说明:本表中数据来源于公司年报, 保险年鉴, 上海证劵网。
说明:本表中数据来源于公司年报, 保险年鉴, 上海证劵网。
说明:本表中数据来源于公司年报, 保险年鉴, 上海证劵网。
说明:本表中数据来源于公司年报, 保险年鉴, 上海证劵网。
3 数据处理及结论分析
3.1 数据的处理
由于上市保险公司数量不多, 为了更好的比较上市公司之间的差异性和共同点, 本文利用相关性公式和平均值分析上市保险公司每个因素和财务杠杆之间的相关性, 以财务杠杆作为被解释变量, 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变量相关性研究是通过计算变量间的相关系数R来判断变量间的相关程度, R一般介于-1与1之间, 当R>0时为正相关关系, R<0时为负相关关系, 0.3
根据表1至6中的数据, 利用相关系数R的公式, 计算我国上市保险公司各个影响因素和资本结构之间的相关系数及其均值如表7所示。
3.2 各影响因素与资本结构相关性分析
(1) 公司成长性分析。权衡理论认为成长性与财务杠杆之间存在负的相关关系。另外, 增长机会的价值很难评估, 尤其是对公司的外部人。因此, 拥有较多增长机会的公司, 其信息不对称问题应该更严重。优序融资理论认为, 拥有好的投资机会的公司将会依赖于内部权益而不是债务融资。但是由表7可见, 在新华保险和中国平安中公司的成长性与资本结构呈正相关, 而在中国太保和中国人寿中呈负相关。这是由于新华保险汇金公司入主、人事和战略的调整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期, 公司业绩快速增长;而中国平安由于2011年吸收合并了深发展在银行业深化布局也加快了业绩的增长;然而受到国内外保险公司的侵蚀和人寿保险市场发展增速放缓, 中国太保和人寿业绩增长相对乏力。
(2) 盈利能力分析。由表7可见, 盈利能力与公司财务杠杆均值呈负相关关系, 这以往实证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 即表明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 自身资本积累的能力也越强, 公司的财务杠杆率也会随着降低。也与优序融资理论的观点一致, 该理论认为公司偏好内源融资, 在公司有较高的营业利润时, 公司会选择多保留利润。此外, 盈利能力强的公司一方面也能够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关注, 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和募集权益资本也更容易获得通过。况且上市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还与资本市场存在紧密联系, 当资本市场环境趋向利好时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必然增多, 反之当资本市场整体处于下跌情形时, 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更加堪忧。
(3) 公司规模分析。我国四家上市保险公司截至目前为止其资产规模占整个行业比例约70%。一般认为公司规模越大公司的经营越稳定, 其资本结构中债务比重可以越大。原因是公司破产成本中包含固定成本, 所以破产成本对于大公司而言相对更小, 这使得大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相对更低。此外, 在“国家信用”担保的背景下, 金融机构容易形成“大而不倒”的预期, 故债权人会对大公司有更强的信心。而且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使得上市公司能更好地做到信息公开化, 能向债权人和投资者提供更多信息, 具有更强的债务和权益融资能力。从表7中可见公司规模与公司的财务杠杆除新华保险外呈正相关关系, 且效果显著。这表明我国上市保险公司在进行资本结构优化时, 把公司规模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且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 公司的负债经营能力也不断增强, 公司也会随之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自身的财务杠杆水平。
(4) 实际税率分析。一般来说, 实际税率与财务杠杆均值呈负相关关系, 这表明公司在选择资本结构时, 实际税率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然而, 由表7可见在四家上市保险公司中, 新华保险和中国平安的实际税率与财务杠杆负相关, 而中国太保和中国人寿呈正相关关系。这主要根源于会计上账务处理和税法中纳税处理之间的区别, 由于公司间各自经营投资方面存在的差异, 其纳税调整也必然不同, 这导致了公司在所得税中存在着区别。例如2012年, 新华保险公司确认了8.3亿递延所得税, 使得当年所得税支出为-6.5亿。
(5) 资产担保价值分析。理论上, 公司的资产担保价值越高表明公司越容易进行债务筹资, 因此认为资产抵押价值与负债率呈正相关。然而, 由表7可见四家上市保险公司5年以来的固定资产占总资产之比都在2%之下, 其固定资产在公司的日常经营中主要用于经营者的办公用途。作为金融体系的一员, 保险公司的经营更多倾向于服务性质, 资金主要来源于保费收入和投资收益, 由于它并非是生产型企业并且保险公司负债经营风险的特殊性, 使得它有着轻资产重权益的特点。由表7数据可知除了新华保险由于前期高财务杠杆的特例之外, 其余三家保险公司的固定资产比率却与财务杠杆呈负相关, 这表明公司的抵押资产并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6) 宏观经济分析。在过去的5年中, 国家GDP增长率保持着年均9.26%的增长速度, 保险行业也经历了快速发展的机遇。由表7可见, 除了在新华保险中宏观经济与财务杠杆除正相关之外, 其余三家保险公司都为负相关。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 在财政政策方面, 若国家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公司将面临更多的投资机会 (成长机会) 。上市保险公司权益融资具有融资数额大的特性, 并且权益融资具有没有固定的利息担, 融资风险小等优点。为了增强公司的偿付能力, 公司就更趋向于权益融资, 降低负债权益比。另一方面, 在扩张的财政政策下, 税率降低, 债务融资的“税盾”效应减弱, 权益融资会更受青睐。
摘要：保险公司因其行业的特点, 资本结构的高负债比率使其面临着巨大的财务风险。分析公司的成长性、盈利能力、公司规模、实际税率、资产担保价值和宏观经济等因素对保险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有助于优化其资本结构, 更好地应对经营中所面临的风险。
关键词：上市保险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参考文献
[1]李莎, 王韦.保险资本结构分析-以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例[J].保险研究, 2009, (9) .
[2]宋晓梅.资本结构理论-基于公司控制权考虑的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出版社, 2009.
[3]曾海舰.宏观经济因素与公司资本结构[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
[4]蔡逸轩.创业板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选择动因实证研究[J].会计之友, 2011, (7) .
[5]李盛林.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特征分析[J].财会通讯, 2009, (5) .
资本结构视角下的再保险行为分析 篇5
一、再保险融资的分类
按照通常的划分, 再保险可以分为比例再保险和非比例再保险, 其中比例再保险又包括成数再保险和溢额再保险, 非比例再保险包括事故超赔再保险和赔付率超赔再保险。比例再保险中, 无论赔付金额大小, 原保险人和再保险人均根据各自承担的保险金额的比例来分配保费和赔款。而非比例再保险依据赔款总额的大小来划分各自的保险责任, 再保险人只对原保险合同超出正常金额的赔款在一定限额内承担责任, 它能够降低重大保险风险对原保险公司的冲击, 再保险融资的针对性较强。非比例再保险采取单独的费率制度, 与原保险费率没有关系, 由于设置有起赔线, 与比例再保险相比, 通常费率较低。考虑融资成本以及融资效用, 与比例再保险相比, 非比例再保险能更好地发挥融资效应, 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开始采用这种再保险机制, 既能留存更多的保费, 又能控制较大的经营风险。保险公司在选择再保险融资方式时, 往往根据险种的特点进行选择。对赔付金额不大且发生稳定的险种, 通常采用比例再保险, 而对那些赔付金额大但发生概率低的风险则更多采用非比例再保险。
二、再保险融资的特点
作为保险公司特有的融资机制, 再保险融资与传统资金筹集的方式有较大的区别。首先, 再保险融资成本发生在前, 资金到位在后。融资成本发生是刚性的, 而资金到位与否是或有的。其次, 融入资本的到位时间与经营紧密相连, 原保险人赔付在前, 再保险人资金到位在后, 使用上具有专有性, 全部用于弥补原保险人实际发生的赔付支出, 资金不会有闲置的情况发生。此外, 再保险作为一种或有权益, 不是保险企业的对外负债, 也不是股东资本投入, 没有到期还本付息的压力, 也不会增加公司股本和稀释控制权。另外, 在支付融资成本的同时, 由再保险人摊回的费用可能会高于原保险人实际发生的保单获取成本, 从而使得再保险实际融资成本较低。最后, 再保险融资也存在适度的问题。再保险运用程度过大, 分出保费占比会提高, 相应的保险利润也会更多地被转移出去, 再保险成本会增加。因此, 再保险融资应该与其他传统融资机制一并运用, 成为保险公司资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再保险融资的优越性
再保险成为保险公司融通资金的一种重要渠道, 丰富了保险公司传统的资本结构模式。再保险的效用既不同于传统的所有者权益, 也不同于保险合同负债或其他负债, 更不同于次级债和可转债等融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属于保险公司融通资金的新渠道和新方式, 所带来的资本可被称作为或有资本。或有性决定于保险事故的发生与否。利用这种融资模式, 保险企业既能降低负债比例过大带来的破产与代理成本, 也能避免所有者权益融资带来的分红和控制权稀释等压力, 再保险成本还能起到抵税的功效, 所以它是对传统资本结构的丰富和优化。
再保险降低了监管部门和评级机构对保险公司资本规模的要求, 能提高股东收益率, 增强盈利的稳定性, 进而提升企业价值。根据统计上的大数定律, 原保险人对于将来发生损失的概率可以做出大致的估计, 但估计的概率有可能发生重大偏差, 且损失在各年的分布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前者被称为承保风险, 后者被称为时机风险。为确保经营稳定, 保险公司必须安排足够的权益资本金和负债准备金。利用再保险转移风险和稳定经营的作用, 保险企业通常将办理再保险作为同等重要的风险应对措施。在基于风险的资本监管模式下,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监管部门以及评级机构在对保险公司资本结构的监管与评级时会重点考察公司再保险安排条件, 如果再保险减轻了保险公司的承保风险和时机风险, 相应的资本规模以及负债准备金的要求就会降低。资本占用金额小, 资金运用范围宽松, 都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
再保险能够节约社会权益资本总量, 起到财务杠杆作用。通过再保险, 风险从原保险人转移到再保险人, 再保险人将按照再保险合同分担原保险合同下相应的保险责任。再保险改变了风险责任的分布, 再保险人会承受相应的责任。相应的, 再保险公司需要拥有一定的权益资本以承担从原保险人转移过来的风险。一般情况下, 再保险公司需要拥有的权益资本会小于原保险人因再保险而减少的权益资本数量, 因为再保险人通过接受更大范围的同质风险将各种原保险风险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分散。从整个保险市场来看, 在全社会承保风险总量不变的情况下, 权益资本总量得到了节约, 再保险具有一定的财务杠杆效应。
四、再保险融资的局限性
尽管再保险日益成为保险机构融资的新渠道, 在稳定经营和提高效益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正如负债和股权融资一样, 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不能过分夸大再保险的作用, 在运用时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再保险成本问题。在衡量再保险对公司价值影响时, 需要综合考虑再保险的成本和收益。再保险融资的成本至少包括三方面。一是原保险风险转移对应的再保险纯损失费率。从生产理论来看, 保险公司在向投保人提供保险商品时, 应该考虑到这种再保险融资成本, 确保原保险产品价格中的纯损失费率覆盖这类再保险成本。二是再保险服务成本。因为再保险在更大范围分散和管理风险, 对原保险人来说, 再保险不仅是融资手段, 也能起到服务咨询的作用。这部分成本通常包含在原保险商品价格中的附加费率部分。三是再保险失败成本。即再保险公司不支付或者不足额支付赔款, 给原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如果再保险人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支付赔款时, 就会带来连锁反应。因为原保险合同的独立性, 导致原保险公司不得不独自承担全部损失。原保险公司因此可能发生破产, 并且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20世纪80年代美国集中出现了一系列财产保险公司破产倒闭事件, 监管者通过一系列调查后发现, 破产的导火索就是再保险体系的崩溃。由于再保险人拒绝支付或无力支付赔款, 导致原保险人现金流出现问题, 最终破产。相比较前两种成本, 再保险失败成本的危害性更大。
再保险不能完全满足巨额赔款以及部分特殊风险发生时的融资需求, 原保险公司仍有破产的可能性。从风险角度看, 风险发生是随机的, 损失事故发生率并不因为有了再保险而发生任何变化。由于再保险总是被适度安排, 当巨灾发生时, 留在保险公司内部的风险仍有可能摧毁整个企业。根据对1969年至1998年美国财产保险公司破产原因的统计, 有36家公司因为巨灾损失而破产。加上再保险市场自身在承保巨灾能力、风险分散技术等方面的局限性, 原保险公司部分特殊风险的融资需求并不会得到完全满足。再保险过少, 会对某些风险暴露过高而产生财务风险。
五、再保险融资的优化
对于保险公司来说, 再保险融资的重要性不亚于股权和债务融资。如何合理运用再保险这种特有的融资工具, 充分发挥其优势, 努力降低相应的融资成本, 是保险企业搞好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
首先是要将再保险纳入保险公司资本结构管理范畴。传统的资本结构, 更多地指长期权益资本与长期债务资本的关系。对于保险行业, 保险企业要充分利用再保险这种资本融资工具, 协调好与其他融资工具的关系, 做好资本规划, 努力实现用较少的权益资本承担更多的保险责任, 以便最终提高资本回报。
其次是要充分发挥再保险融资的财务杠杆作用。传统的财务杠杆是指, 负债融资存在固定利息而造成的权益净利率或普通股每股收益的变动率大于息税前利润变动率的现象。只有在企业息税前利润率高于同期的债务利率时, 才能通过负债经营的财务杠杆作用增加所有者收益, 并且对所有者收益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负债比率的高低。与负债经营不同的是, 再保险的财务杠杆是指由于再保险的作用使权益资本收益率提高的现象。再保险融资的目标是通过保险风险的有效转移, 既控制经营风险, 又可以减少权益资本的占用。再保险在转移保险风险的同时, 也会转移源自保险合同的利润。只有当转出的受益小于风险时, 权益资本收益率才会提高。如果再保险的安排不科学, 转移的收益大于风险, 权益资本收益率反而会下降。我们可将前者称作有效再保险, 后者称为低效或无效的再保险。再保险财务杠杆的利益与有效再保险的运用程度有关系。保险企业在安排年度再保险合同时, 一定要树立财务杠杆意识, 认真分析保险业务的风险情况, 综合考虑再保合同的成本和收益, 做出有利于提高企业权益资本收益率的再保险决策。
最后是要注重控制再保险成本。保险企业要做好再保险财务规划, 力求用最少的再保险支出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具体来说, 应根据企业发展策略、保险风险类型以及再保险市场状况等因素, 采用最适当的再保险融资方式, 特别应发挥非比例再保险的作用。此外, 应善于利用再保险公司风险管理方面的服务, 获取目标市场的风险知讯, 为提高自身风险管理乃至整体经营能力给予帮助。为了覆盖再保险风险成本和服务成本, 原保险公司的保单定价应参考再保险市场费率, 要尽量充足, 防止费率倒挂。对于再保险失败成本, 保险企业要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合理的内部控制体系, 讲求责任原则、透明原则、公平原则和稳健原则, 防范再保险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政府监管方面, 既要考虑我国再保险供给短缺的现状, 又要在再保险可获得性与再保险安全性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可采取类似于美国的以间接监管为主的再保险监管模式。
参考文献
[1]罗世瑞.再保险监管问题研究[J].上海三联书店, 2006.
[2]赵德武.财务管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3]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6号—再保险合同[EB].2006.
[4]张简永章.产物保险业之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探讨与实证研究[J].保险专刊第62辑.
保险资本 篇6
1. 贷款信用保险。
贷款信用保险的基本运作形式是银行在对企业发放贷款时向保险机构申请保险, 经审查批准后, 投保人 (银行) 与保险机构订立保险合同并支付保险费, 当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 由保险机构向投保人赔偿损失, 并取得代位权。贷款信用保险的构造原理是, 商业银行作为风险空头出售风险以购买信用保护, 信用保护方作为风险多头在获得一部分报酬的同时承担借款人的违约风险, 即卖出信用保护。虽然银行风险资产保留在账, 但能把信用风险或部分信用风险从标的资产中剥离出来。目前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广泛建立了贷款信用保险制度, 国内有关贷款信用保险方面的研究文献较少。唐吉平、陈浩 (2004) 针对这一现状, 从技术实现方面对贷款信用保险定价进行了研究, 构造了基于信用风险度量技术的保险费率厘定模型, 并运用实际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
2. 保险资本。
众所周知, 银行通过购买贷款信用保险可规避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降低则相应的资本水平也会下降。我们把这种因保险而减少的资本称为保险资本。保险资本用函数表示如下:保险资本=f (被转移风险) 。
传统借贷结构中只包括放贷银行和借款人两个参与者, 银行贷款给借款人并承担其违约风险 (风险自留, 即银行完全承担贷款的风险损失) 。保险机构介入借贷关系后, 保险机构承担借款人的违约风险。如果借款人违约, 则保险人根据银行对贷款的投保程度向银行支付相应的违约损失 (风险转移, 即由保险公司承担贷款损失, 银行只需支付转移这部分风险的相应成本)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 只有在借款人和保险人都违约的情况下, 银行才会遭受损失。
将保险资本引入银行资本结构中后, 银行资本变为:
银行资本=符合监管要求 (核心资本、附属资本) 的资本+保险资本
二、保险合约的设计
不同的保险合约可以保障不同层次的损失。银行贷款所带来的风险可分为三个层次的损失:预期损失、超出预期水平的非预期损失以及超出银行正常承受能力的灾难性损失。 (1) 预期损失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风险损失的平均值, 它是可预见的, 是银行成本管理的一部分, 通过准备金的形式加以计提, 并冲减当期利润。由于是可预见的, 因此它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风险, 也就不具有保险性。 (2) 灾难性损失是指超过银行正常承受能力的损失, 这部分损失发生的概率极小, 但一旦发生, 损失将很大。灾难性损失从理论上说具有可保性, 但从风险来看, 保险人通常不会接受这部分损失的投保。 (3) 非预期损失是指因经济环境或市场环境变动造成的信用风险损失偏离预期损失的幅度, 即它是超过可预见的损失部分, 对这部分损失, 银行不可能通过日常的成本核算来管理, 而必须有充足的资本来覆盖, 以保证银行在不利的情况下也能正常经营, 其在数量上与银行经济资本相对应。
因此, 笔者认为将贷款信用保险合约设计为对银行第二层损失———非预期损失的保险较为合理和现实。从保险合约内容来看, 在保险期内, 若银行实际贷款损失在预期损失之内, 则保险机构不予赔付。只有实际损失额超过预期损失额, 超过部分的损失才能获得赔偿, 即贷款信用保险的免赔额为预期损失额。理论上看, 银行可为每笔贷款全部的非预期损失进行保险, 即被保险贷款对应的经济资本可全部由保险资本构成。但从监管的角度来看, 对全部非预期损失进行承保并不能完全规避被保险贷款的信用风险, 因为保险机构也有违约的可能。本文给贷款信用保险设定了一个承保限额, 该限额小于贷款的非预期损失总额, 如图1所示:
三、保险资本的成本——保费的确定
一般来说, 确定保险资本的步骤如下:先识别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 计算信用风险对应的资本水平, 然后根据当前的资本状况确定自留和转移的风险比例, 对要转移的风险购买保险, 计算这部分风险转移带来的资本减免额, 即保险资本。保险资本确定后, 剩下的就是对保险资本的成本———保费的确定。从投保人 (如银行) 的角度来说, 保费是转移风险所支付的成本;从保险人 (如保险机构) 的角度来说, 保费是被保险标的的保险价格, 是承担了被保险标的的风险所应获得的补偿。目前理论界对保费的定价方法研究已很多, 从数学意义上讲, 保费率 (保费与保险资本的比值) 是银行遭受完全保险损失的概率。由上述分析可知, 确定保费率的关键是对贷款损失的分布进行合理设定。
1. 贷款损失分布的设定。
与贷款资产的市场价值服从正态分布不同, 贷款信用风险损失并不服从正态分布, 而呈单向分布。经验数据表明, 贷款信用风险损失的绝对额一般服从Γ分布, 而信用风险损失率服从Beta分布, 如图2所示:
由于运用EXCEL极易求得Beta分布的概率函数, 因此本文用贷款损失率服从Beta分布来推导保费率。Beta分布可表示为Gamma分布的函数, 即:
其中, Beta分布的上边界为1, 下边界为0;α、β是Beta分布的形状参数, 其值可通过均值和方差来推导。由于预期损失EL是实际损失概率分布的平均值, 而非预期损失UL是实际损失概率分布的标准差, 故进一步推出:
2. 保费率的计量模型。
设保费率为C, 贷款违约率为PD, 保险承保额为a (即保险资本为a) , 其中a小于非预期损失UL。设贷款损失率变量为X, 服从Beta (α, β) 分布。
在本文的保险合约设计中, 由于存在免赔额, 所以银行遭受完全保险损失是指被保险贷款发生违约且其实际损失发生额至少应为免赔额及承保额之和。
根据上述分析, 我们可推得保费率的公式为:C=PD×P (X≥免赔额+承保额) 。即:C=PD×P (X≥EL+α) , 进一步推得:
其中, EL和UL可由信用风险计量模型求得。
由保费与保费率的关系可知, 保费=C×保险资本。
四、模型的实证分析
如对某银行的一笔额度为1 000万元、期限为1年 (2003) 或期限为2年 (2003～2004年) 的制造业抵押贷款进行贷款信用保险。
根据对该银行的实际调查, 任意抽取2003～2004年期限为2年的50笔制造业的贷款, 在第一年中, 有3笔违约, 到第二年年末, 又有4笔贷款违约, 详见下表:
假定银行测算了该笔贷款的非预期损失, 并权衡了目前的资本状况, 决定对该笔贷款50%的非预期损失进行保险, 假定没有超过承保限额 (设承保限额为非预期损失的80%) 。
1. 期限为1年时。
采用Altman的累计死亡率公式, 则该笔贷款的预期违约率 (PD) 为:
根据上表调查的数据, 第1年的LGD为6%。同理, 预期损失率LGD也可以是1年或累计的, 视到期年限决定:LGD=
贷款的违约损失率为:MML=1- (800×0.85+700×0.76+542×0.92) ÷ (800+700+542) =16.2%。
按照时间的连续性原则, 可以把PD和LGD分别看成是该笔1 000万元贷款的预期的违约率和预期的违约损失。根据违约模型, 该笔贷款的预期损失EL为:EL=6%×16.2%=0.97%。
在计算非预期损失时, 为了简化计算, 将预期违约损失率设为常量, 预期违约率为变量。Chris Matten给出了此时计算单笔风险敞口的非预期损失公式:
若不考虑保险, 则与该笔贷款匹配的经济资本为:EC=3.84%×1 000=38.4 (万元) 。
若考虑对贷款50%的非预期损失保险, 即创造19.2万元的保险资本, 此时为该笔贷款匹配的经济资本仅为19.2万元, 支付的保费计算如下:由 (1) 式求得, α=5.35%, β=4.5;由 (2) 式求得, 保费率C=6%× (1-0.912 8) =0.5%, 保费=0.5%×19.2=0.1 (万元) 。
2. 期限为2年时。
由Altman的累计死亡率公式, 第二年的累计违约率为:PD=CMR (T) =1- (1-0.06) × (1-40/50) =13.52%。
第二年贷款的边际年损失率为:MML=1- (578×60%+1 100×72%+950×71%+558×80%) =29.1%。
期限为2年的累计损失率为:LGD=1- (1-16.2%) × (1-29.1) =40.6%;预期损失 (EL) =0.406×0.135 2=5.49%。
非预期损失:若不考虑保险, 则为该笔贷款匹配的经济资本:EC=1 000×13.88%=138.8 (万元) 。
若考虑对贷款50%的非预期损失保险, 即创造69.4万元的保险资本, 此时为该笔贷款匹配的经济资本仅为69.4万元, 支付保费计算如下:
由 (1) 式求得, α=14.48%, β=1.6。由 (2) 式求得, 保费率C=13.52%× (1-0.811 7) =2.55%。保费=2.55%×69.4=1.8 (万元) 。
分析上述结果发现, 因保险期限的不同, 保费率也不相同, 并且随着保险期的延长, 保费率呈递增趋势。这一结果符合保险定价的基本原则, 保费率与保险人承担的风险大小呈正比。针对本文的保险合约, 这一原则的具体表现为:随着年限的增加, 贷款的违约风险增加, 保险人承保的风险增加, 相应的保费率自然也应较高。
五、结语
在银行的风险管理中, 将保险作为其对贷款风险控制的一种方法, 目前还只是一种构思。在非金融企业里, 保险已成为它们抵御风险的有效方法之一, 但对银行业, 一个时刻与风险共存的行业, 对其面临的风险进行保险却似乎还是个陌生的概念。本文只是简单地勾勒了如何将保险用于银行贷款的非预期损失控制, 创造保险资本, 并以此来节约银行资本, 缓解银行资本约束问题。至于保险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具体运用, 应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它涉及保险领域的创新、银行监管体制的革新等一系列制度环境的改变。即使不考虑制度因素的制约, 将保险用于银行贷款在技术上也有一定的困难, 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丽华.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现状及提高比率的路径选择.金融研究, 2004;10
[2].唐吉平, 陈浩.贷款信用保险定价研究.金融研究, 2004;10
[3].陈秉正.公司整体化风险管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4].顾孟迪, 雷鹏.风险管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保险资本 篇7
中国的保险业与发达国家保险业存在较大的差距,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保险业和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政策分割和行业分割, 不仅保险资金难以有效的进入资本市场, 阻碍了保险资金投资回报率的提升, 而且保险业也未能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筹集资本金, 分散和化解保险风险, 影响了中国保险产业的发展及其经济补偿功能的发挥。因此, 深入研究保险业与资本市场的融合, 借助资本市场平台和工具发展中国保险业, 是中国保险业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
二、中国保险业与资本市场融合发展必然性分析
(1) 改变当前保险资金运用效率的根本途径, 就是要进一步拓宽保险资金运用的投资渠道, 使保险业进一步与资本市场融合。中国资本市场的完善、规范和发展需要一大批理性的机构投资者和稳定、长期的资金来源, 而保险业就是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和主要的资金来源。
(2) 如果中国保险公司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 今后将很难跟上中国整体保险市场的发展速度, 更谈不上与国外保险公司的竞争。要尽快缩小中国保险公司与外资保险公司在资本金上的差距, 上市不失为一条扩充资本金规模的高效、持续途径。
(3) 各种灾害及疫病的多发, 使得保险公司的赔付上升, 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给保险公司带来了很大的风险。这些, 客观上要求保险业推出巨灾保险等保险证券, 将保险业的风险转嫁到资本市场上来, 从而规避保险业的风险。
三、推动中国保险业与资本市场融合发展的建议
1、促进保险产品的开发
投资连结产品是保险业与资本市场融合的途径之一。投资连结型产品可以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 丰富资本市场产品。中国的投资连结型保险产品应赋予投保人主动选择权, 保险公司应提供多种账户, 如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和股票的组合、风险小的股票、风险大的普通股供保单所有人选择。投资连结保险聚集的保险资金由专门的保险基金管理公司去管理, 因为专业的基金管理人更了解投资渠道和风险概率, 也更精通投资组合。而且, 由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代为管理, 可以通过明确基金法人、基金托管人、基金管理人等各个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为多个基金运营的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提供制度保障。
2、改善保险经营和投资模式
中国保险企业至今还基本上是以负债业务为主的经营方式。由于现行法规的限制, 保险资金运用范围目前还十分狭小, 对资本市场的贡献度不高, 而且资金运用的收益率不理想。长此以往, 不仅影响保单持有人的利益, 而且将危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为此, 我国保险业要改变经营模式, 转向负债业务和资产业务平衡发展。
3、加快保险证券化
保险证券化是指保险公司通过创立和发行金融证券, 将承保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的过程。它通过对保险人负债风险的转移, 实现保险人资产和负债的匹配, 使偿付能力缺失的风险最小化, 在直接将负债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的同时, 为保险业开辟了更广阔的分散风险的空间, 更巨大的承保资本来源, 对于突破当前保险业发展的瓶颈, 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保险证券化的方式, 可以提高保险业整体承保能力, 将风险转嫁给更富流动性和承受力的金融市场, 使保险市场的运行更为平稳;还可以降低风险经营的成本, 避免相关的类似在保险费用这类传统转移风险的费用, 有利于保险企业提高经营水平。另外, 保险证券化也可以为证券公司、机构投资者提供新的投资工具, 降低非系统性风险, 活跃证券市场, 实现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互动发展。
4、建立统一的风险监管体系
随着保险公司上市, 保险资金直接入市步伐的加快, 保险业与资本市场融合过程中可能出现风险监管的归属问题, 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已无法适应监管的要求。为了降低改革成本, 可以在维持原有分业监管部门的同时, 由多个监管部门组成联合监管工作组织, 统一管辖全国的监管机构改革。一是统一监管指标体系和核算体系, 保持监管口径和监管政策的一致, 共享监管信息, 提高监管效率。二是探索建立牵头监管或合作监管的形式, 解决交叉领域金融产品的有效监管问题。三是实现从机构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转变, 以功能为主线, 建立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金融监管模式四是减少监管摩擦成本, 避免监管真空。对于单一的金融企业, 按其业务性质分别归于相应的监管部门对于金融企业集团则由其下设的集团公司部实行监管对于银行、保险、证券业务的融合。
四、小结
国际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发展的经验表明, 随着现代保险业由负债经营向资产负债经营并重的转换, 保险业与资本市场的发展之间具有正相关的关系, 保险业的发展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资本市场的发展反过来也会极大地推动保险业的发展。不利用资本市场发展保险业或没有保险业参与的资本市场, 无论对两大领域的发展还是对金融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如何利用资本市场发展保险业, 如何利用保险业的发展促进资本市场效率的提高是我们相关工作者急需解决的问题。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金融体系内各个系统及各个层次之间相互依赖与制约日益增强, 保险业与资本市场的融合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本文介绍了中国保险业与资本市场融合发展的必然性, 并探讨了推动中国保险业与资本市场融合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保险业,资本市场,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1]、申曙光等, 《中国保险投资问题研究》,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1
[2]、周骏等, 《保险业与资本市场》,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4
[3]、李锋, .推进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互动发展, 《经济论坛》, 2004
保险资本 篇8
一、扩大养老保险基金积累规模, 实现养老保险基金多元化经营
资本市场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所占的比重越大, 对经济的影响效果就越加明显, 其规模的扩大, 使得养老保险基金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越加有效。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社会总需求, 进而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然后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养老保险金的缴费收入, 促进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规模的扩大。
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入市后, 可以获得更广阔的投资空间, 有利于拓宽其投资渠道, 实现其运营方式的多样化, 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 同时打破基金收不抵支和投资收益率低的困境, 对解决现阶段人口老龄化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养老保险基金贬值问题具有很大的帮助。
二、提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率
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入市后主要用于国债、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银行存款等方面的投资, 而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券的收益性相对较好, 对此, 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率主要取决于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券的投资收益率。不断发展资本市场的应该根据市场发展需求进行投资方面的各种创新, 提供完善的投资服务, 为养老保险基金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投资方向和投资工具供其选择, 从而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如果资本市场未能及时有效地进行投资工具和手段的创新, 养老保险基金在进入资本市场后很可能面临市场承载主体缺乏的严峻问题。此外, 即便是在市场投资工具丰富的前提下, 科学及时的创新行为将更有利于养老保险基金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率。
三、为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高效运营创造了一个重要平台
养老保险基金基于其自身必须实现保值增值的特殊性, 其入市必须追求安全性和收益性的双赢, 资本市场完全可以为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提供一个有效平台。美国在20世纪中后期股票市场的平均投资收益率几乎是同期债券市场投资收益率的3倍, 这也使得养老保险基金成为促进美国在20世纪中后期金融创新的主导性力量。以智利养老保险基金取得的成就为例,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养老保险基金所取得的实际投资收益率11%的瞩目成就, 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股票市场14.65%的投资收益率以及其债券市场的规范、良好运行, 由此得知, 养老保险基金取得的长期高效的收益效果与其资本市场的完善发展是完全分不开的, 得益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等资本市场的规范、高效发展。
四、促进我国养老保险基金与资本市场良性互动局面的产生
养老保险基金入市和资本市场是紧密相关的, 二者相辅相成。首先, 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入市为资本是市场的发展注入了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资金, 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市场主体不断增长的资金需求, 同时政府会随着养老保险基金的入市而加大对资本市场的重视和监管, 有利于推动了资本市场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其次, 成熟完善的资本市场为养老入市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力的市场环境, 在规范成熟的资本市场上进行合理的投资, 可以实现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收益性的提高, 进而很大程度上帮助养老保险基金实现保值增值, 减少市场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损失。
五、资本市场自身完善程度对养老保险基金入市后的制约
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影响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和发展, 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和金融机构监管体系以及风险控制能力高低对养老保险基金入市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国的资本市场较之发达国家而言, 还处于初级阶段, 在市场规模、投资工具种类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监管等方面还有很多的缺点和不足, 特别是一些监管制度尚未及时建立和有效落实, 使得市场中各种潜在的风险给养老保险基金带来较大的压力, 对养老保险基金在市场上的发展具有更加直接的影响。对此, 政府必须运用各种合理手段和措施来重视和加强资本市场的完善和发展, 必须把握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的规律性, 进而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和规划, 以期实现中国资本市场基本完成从“新兴+转轨”市场向成熟市场的过渡, 使其逐步向着规范化、法制化、成熟化方向发展, 进而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入市后的安全、高效运营创造必要的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孙健夫, 杨文杰, 谷彦芳.社会保障概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
[2]陶冶.养老金入市探析[J].时代金融, 2012 (06)
[3]封铁英, 李梦伊.金融危机背景下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的互动效应及启示[J].统计与决策, 2010 (09)
[4]朱铭来, 季成.养老金投资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研究——基于OECD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物价, 2015 (03)
[5]张佩, 毛茜.中国养老金融创新发展:现实障碍、经验借鉴与应对策略[J].西南金融, 2014 (07)
[6]杨一帆, 程子建.养老金与资本市场关系及对中国养老金发展的启示——基于34个国家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分析[J].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6 (04)
[7]2011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余情况[J].中国社会保障杂志, 2012 (08)
[8]袁诚磊, 山亭亭.养老金入市分析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 2014 (09)
保险资本 篇9
21世纪的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国民经济呈现出连续的高速增长, 社会财富不断积累,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和提高。由于保险业可以弥合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心理裂痕, 给社会生活筑起平静、温馨和幸福的保障, 并给社会稳定、秩序和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 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给予保险业政策支持的力度也不断加大, 这使保险业的发展质量、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也使全社会特别是大中型城市人民群众对保险的需求越来越大、对保险服务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 这都大大地加快了整个保险业的发展速度和步伐。
国内各大保险公司为了获得自己的市场份额, 为了能分到自己的“蛋糕”, 也纷纷在重要的大城市、甚至二、三线城市设机构、铺摊子, 营销网络可谓铺天盖地、覆盖全国。这无疑催生了更多新保险公司的成立。在这里我们把新成立的保险公司简称为新主体公司。虽然称新主体公司, 但仍然改变不了行业中已经形成的一些思维贯性和经营模式。因为其高管和骨干成员也大多是来自行业内或其它保险公司的人员, 也就是说其人员和管理模式仍属于“新瓶装旧洒”, 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同时新主体公司的高官及其骨干, 也仍延袭着原有的观念, 缺乏创新精神、战略思维能力和前瞻性意识, 很难对公司当下的状况及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进行科学筹划, 而常有浮躁和急功近利的行为和表现。又由于保险行业普遍效仿西方的管理模式所出现的一个“通病”——“组织结构与技术管理”上都是唯“看得见”的保费、收入是尊, 致使其受制于一种由效益、功能理性和生产组织之类术语所表达的经济原则, 而把人降低为工具当成了物件。
上述的思想观念、管理模式在新主体公司的运行中出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例如我们在保险工作的实践中发现, 当某一员工在调离岗位时, 与接替其岗位的另一员工的工作交接, 存在着十分重大的不畅与障碍, 这里特别是指涉及技术和方法性较强的工作以及手中掌握大量公司业务数据的人员。在工作交接中往往是没有完整的数据和资料, 而人为地造成员工之间在业务上的相互牵制, 信息上的相互封锁, 资源上的割裂和支离。这就给接替工作的员工带来诸多不便, 由于刚刚接替工作的员工大多对本岗位的业务不够熟悉, 如果没人指导和传授的话, 就必须重新自学、摸索此项业务, 废时费力不说, 关键是直接影响公司业务正常顺利的运行, 且极易出现业务接续的“断裂”。这种现象的弊端是, (1) 人为地割断了公司内部运转的有效衔接, 造成了公司的整体资源不能共享, 而产生时间、效率及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2) 容易使员工养成一种“自私”的品质, 把本来是应由全体员工共享的资源当成自己“个人”的财富而独“吞”。 (3) 甚至演变成公司发展中一切弊病的文化滥觞而产生恶性循环。
人员换岗出现公司业务接续“断裂”的现象, 表面上看是员工的个人问题, 而深入思考后发现隐藏其背后的是公司文化和管理模式存在缺陷, 这使人力资本应用浪费严重、效率低下。究其更深层的原因, 我们发现其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因素。 (1) 计划经济时的集体主义原则作为一种遗产, 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 集体主义情怀对员工同样有一种激励作用, 它可以使员工有一种归属感、安全感和认同感, 对人际关系有很好的协调作用;又因为那时员工之间收入差距不大, 员工的工作压力相对较小, 心态都比较平稳, 所以人际关系比较和谐管理成本不高。 (2) 引入市场机制后公司是以业绩论英雄, 在“谁拿保单谁受益”的原则支配下, 员工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员工的工作压力也随之加大, 大多数人心理状态失衡;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的竞争, 使员工抛弃了集体主义情怀, 而失去了、破坏了归属感、安全感和认同感, 造成人际关系极度紧张, 管理成本迅速增加。此外, 由于保险业人才短缺, 又造成收入和贡献之间的严重失衡, 新主体公司因无人可用, 只好高薪低聘, 用高薪也只能聘到三流人才。这进一步造成人才流失、资源丧失而成为整个保险业头痛的问题。
因此, 新主体公司大都摆脱不了“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成本、高消耗、低效率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发展模式。“三高一低”的具体表现是:高投入即在一些公司的业务增长主要依靠设机构、铺摊子, 主要通过加大投入谋求外延式扩张, 集约经营和内涵式增长的能力不强;高成本即在公司管理水平比较低, 经营成本特别是部分公司高管人员的薪酬不断攀升;高消耗即在公司依靠简单的费率和手续费竞争占领市场, 保费大量流失, 行业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低效率即在对保险资源的利用比较粗放, 部分公司追求短期利益, 对保险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 严重损害了行业的整体形象。进而会加剧损害整个保险业的利益。
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根源, 在于保险业组织管理模式与人力资源利用之间产生了矛盾和悖论, 进而又造成人力资源利用与经济绩效的悖论, 但其核心却是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早、尽快解决, 会对新主体公司今后的发展带来一系列极为不利的影响。甚至危及整个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2 组织管理与人力资源利用的悖论
保险业中的新主体公司一般是以“开业即能展业、展业即上规模, 加速发展、做大做强”, 尽快尽早地成为区域内占有较大业绩份额和优势性企业作为自已的组织目标。为了使公司有效地运转起来, 新主体公司根据市场原则与利益追求, 制定的管理制度和人才激励机制是, 将薪酬与市场水平和行业发展挂钩, 建立以岗位评估为基础, 以绩效考核为依据的制度, 严格体现以业绩为驱动的原则, 强调岗位价值贡献度。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往往又放宽要求, 只要能使公司开业、展业就先算大功告成。至于如何上规模?怎样加速发展?只好“摸着石头过河”, 走一步看一步。而问题却恰恰出在这里, 薪酬差距的拉大并没有达到调动激励的作用和目的, 反而使多数员工心态不平衡, 虽然在薪酬上的投入力度加大了, 也增加了经营成本, 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率和效果。亦即组织管理与人力资源利用之间出现了悖论。
究其根源, 笔者认为组织管理的分配制度与激励机制的人力资源利用, 非但没有提高效率和效益反而造成了“三高一低”, 其元凶是收入差距拉大的管理制度与不合理、急功近利的用人制度所形成的收入“金字塔”造成的。所谓收入“金字塔”指涉的是, 在保险业中等级越高的人收入越高, 塔顶之人与塔基下面的人收入差距巨大, 塔顶人数与塔基人数之比越来越小, 而呈现出分子极小值与分母极大值的“两极”效应;其结果是绝大多数等级低的人在创造财富、做“蛋糕”, 而极少数等级高的人来分“蛋糕”, 并拿走了更多的共有财富, 于是塔顶之人变成了即得利益者而享有众人所创造的财富。笔者认为, 在市场经济尚不够发达的中国, 保险业正处在生长发展期, 上述分配制度与激励机制不符合国情, 或者说制度太“超前”。因为, 整个中国的保险业整体竞争、服务、抗风险水平都不高, 行业内人员普遍来讲素质还相对较低, 高素质、高水平的保险人才很少, 高管人才更是奇缺, 保险业的人力资源无法正常接续, 尚未达到发达国家那样的成熟度。
组织管理与人力资源利用悖论最明显的现实例证就是“高薪低聘”。高薪低聘扭曲了组织管理与人力资本利用的关系, 造成了“高管”人才并不高, 很多“高管”人才都是各公司靠高薪相互挖墙角弄来的“三流人才”。这从3个方面发生了扭曲效应, 一方面使管理上的激励作用下降, 也使通过激励机制而实现效率的目的落空或减弱, 进而使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失去了预期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三流人才”的人力资本已几乎到了尽头, 很难再有更大的做为或脱颖而出了, 进而阻碍了人力资源正常培养的路径, 无法实现人才的自我接续, 只能靠“挖墙角”的恶性竞争来弥补, 造成的恶性循环使人力资源严重“枯竭”的现状进一步加剧;再一方面又使那些承担了大量基础工作的广大基层人员, 不得不接受待遇低、薪酬低、劳动强度大、晋升难等制度的限制, 人力资本的发展受到了强烈的抑制, 而使他们失去了进一步向上的动力基础。上述3个扭曲使整个行业的人力资源总是徘徊在低层次上, 无法再上一个新台阶而发生质的飞跃。
组织管理与人力资源利用悖论的问题, 又进一步生发出与人力资本利用率高度相关的“原子”效应。所谓“原子” 效应指涉的是, 在市场原则下的保险业从业人员, 其薪酬与业绩挂钩, 以岗位评估为基础, 以绩效考核为依据, 体现的是以业绩为驱动原则的管理和分配制度;在利益驱动下从个体角度而言, 其业绩可能十分突出, 个人收益也可能十分可观;但从群体、组织的整体角度来说, 每个个体却变成了不能相互协作的“原子”, 个体之间相互隔离、戒备, 组织和群体实际上被肢解了。这样便出现了就个体来讲可能是条“龙”, 放在一起可能还不如“虫”的怪现像。这使组织、群体的功能失效, 造成人才机制及整体的人力资源失效, 出现整体相加反而小于个体的悖论。因而, 员工之间很难相互协调帮助, 因为帮助别人使其获利自已却得不到任何好处和利益, 别人获得奖励自己也得不到, 群体和组织的人力资本呈孤立的“原子”状态, 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化学反应”, 群体或团队的作用并未真正体现出来, 所以没有团队精神。由此更进一步锁定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组织之间由于利益所造成相互不合作、不配合的矛盾。
从新主体公司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和企业来讲, 上述状况也与科斯定理相悖。科斯定理简单来讲就是交易费用问题, 可以把其理解为企业的作用或企业存在的根据是通过行政手段把不同的经济主体组织在一起, 而大大节约了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当企业的行政管理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 企业存在与运行就是稳定的, 反之, 企业将面临危机直至解体。按照科斯定理来讲, 就新主体公司如果不能改变或减少企业内交易费用的问题, 其将面临危机直至解体。
3 克服组织管理与人力资源利用悖论的对策
与薪酬挂钩的组织管理与人力资源利用制度的根本缺陷是, 只重硬件、不重软件, 只重收入、效益的多寡, 而忽视影响收入和效益的其他因素, 是缺少系统、整体思维和理念的表现;只追求收入和效率而忽视个人才能的发展, 只靠物质激励而不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只重视个体能力而忽视组织中的群体作用, 特别是缺乏联系的观念而忽视了个体在群体中的影响和作用, 是缺乏人道主义的表现, 进而把组织中最能动的要素人降为工具。正是由于这样的缺陷才使新主体公司体现人与人关系和本质的群体或组织行为发生了转向, 变成了一切根据追逐物质利益、攫取经济效益的原则去展开的各种“非人”的行为。这就撕破了组织中一切非经济利益的关系, 而转向了经济利益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由经济利益来支配。因此, 就总是解决或处理不好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
3.1 转变观念从重视物转向重视人
人的本质是一个目的性和社会性的过程, 人从事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脱离群体的个体行动, 必然是与他人组成的追求某种共同利益的群体、组织, 其本质是一种组织活动。所以, 个体离不开组织, 其行动都是与组织休戚相关、相互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分割的。“组织是我们的社会与经济存在的主要事实, 我们大部分人在组织中谋生。当我们加入组织中时, 存在着想要一致又想要不同的多重自我的两种方式。我们的行为得到强化的同时又与他人保持非常有限的差异。[1]”通常情况下, 无论人们在一起从事任何活动都必定在有一定结构的组织内、有目标、有系统、有规则地进行。因此, 也可以把组织看成是一个由组织结构、参与者 (包括个体或群体) 、目标、技术和环境等多种要素组成的体系, 进而凸显了组织内的要素体系对参与者的行动有着强烈的影响和作用。
但新主体公司只重视物不重视人的制度, 人为地影响了群体的凝聚力。在这样的制度下, 公司中的成员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并带来了一种人格贬损和“利益损害”。所谓“利益损害”是对A或B个体来讲他们从某种制度中获得可观的利益, 这是一种激励机制或好的制度;对公司来讲这是一种提高效率鼓励奋斗的管理模式, 也应是好的制度;但对其他个体或群体来讲, 这使他们的人格遭受贬损、利益受到“损害”, 就不是个好制度了。亦即制度是在“蛋糕”有限或根本没做大的情况下, 只是改变了分“蛋糕”的方法, 这只能使少数人获益。这对大多数成员或群体来讲这是一个没有动力和效率的制度, 这也会对他们的生活动力包括心理都造成极大的刺激和影响而加大各种感压力, 并失去安全感在不确定中度日。因此, 这大量增加了公司内的沟通成本、组织成本和运行成本, 并进一步使每个成员都只顾自已而不顾别人, 突显出极端的“自私”而难于协调、合作的行为, 很难再把公司成员聚集于群体中并整合为一体而迸发出整体的力量。
新世纪的经济组织, 人力资本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并日益成为主要的资本形式。对于新主体公司来说, 如何处理好企业内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组织的关系, 如何破解组织管理与人力资源利用制度之间的悖论?并充分调动和发挥组织的整体功能, 使人力资源在组织中发挥出整体效应, 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核心及关键。正如马歇尔所指出的:“资本大部分由知识和组织所构成。知识是生产的最有力的引擎。……在某些方面, 它比在物质事物方面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区别更为重要。[2]”而知识是人力资本的重要内涵。因此, 贝克尔 (Becker, G.) 也指出:一切形式的资本包括物质的和人力的, 归根结底都是知识积累和蕴存方式[3]。这样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即经济组织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笔者认为, 经济组织发展的力量和动因是人, 最稀缺的高级经济资本还是人, 最有独立性、能动性、创造性和增长价值的也是人。
所以, 人应当是价值取向和发展的中心, 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人。这样新主体公司就绝不能以损害人的价值、尊严和平等为代价来发展。发展中人的代价应当是有限度的, 人的自身发展应当成为公司发展的中心。公司全面发展的内容应当以人为中心, 而合理、恰当的制度建设是上述一切的前提和基础。尊重公司所有成员的主体地位, 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 切实保障他们的经济利益及其他正当权益。不反对恰当地收入差距, 但必须整合好公司内的人际关系, 恰当有效地均衡财富和利益分配的流向, 使公司的发展成果能更多地惠及那些占绝大多数的基层员工, 让全体员工都能共享公司发展的成果, 以树立起广大基层员工工作的动力和信心。
3.2 改善人际关系创造和谐氛围
新主体公司之所以会发生组织管理与人力资本利用的矛盾和悖论, 其根本原因是公司内人际关系紧张, 不和谐造成的。笔者认为, 新主体公司尚缺乏全面系统的谋划, 尚缺乏精细的思考和设计, 公司的实际运转显得粗糙而缺乏强大的后劲和效率, 再加之急功近利, 人、财、物等缺少必要的磨合、改进, 组织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尚不能发生有效的联合及互动, 在缺少一个必要的“养生”过程的前提下, 就匆忙开业而无法发挥组织的整体效用。而其所制定的组织管理制度和人才激励机制, 又人为地出现了个体之间的分割, 使公司成员所处的社会地位、思想意识、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多个方面都产生了差异和冲突。
因此, 在新主体公司中除了强调权力、规章制度与组织成员的关系外, 还必须高度重视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公司作为经济组织的一个最显著特征是工作和人, 而人又是完成工作的主体, 同时组织还是由人与人组成的群体。在群体中, 情感无疑给成员提供了生活方向、生活意义和生活感觉, 因为人的行动都包含有感情因素。故人际关系是影响公司成员思想意识和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人际关系与公司的管理是分不开的, 公司中的成员如何相处, 各种人际关系怎样协调, 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管理组织成员, 都会对组织的状态产生直接的影响。亦即组织领导机构的人际关系、上层与下层的人际关系、普通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否和谐, 都会对组织自身和组织成员的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如果新主体公司的领导机构能保持人际关系的平稳和谐, 就会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易于动员和组织现有的资源并使组织上下成员的行动保持一致而焕发出强大的集体力量, 完成或达到个人或一般的群体无法完成或达到的目标。反之, 一个组织就有可能出现多个核心而没有核心, 无法统一思想和行动并造成组织成员的行为混乱, 而分崩离析, 甚至迅速崩盘。
如果新主体公司上层与下层的人际关系平稳和谐, 就能上通下达而使所有的指令和信息快速到位, 并形成良好顺畅的反馈回路, 就可以使公司成员的行为保持既定和可预判的状态。反之, 就有可能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信息和指令被人为地截断造成信息不对称, 无法组织起或整合好现有的资源, 使公司的有效性降低、效率下降、纪律和道德发生混乱, 而发生诸如道德冒险、搭便车、逆向选择等机会主义的行为, 给公司的正常运行或组织的生存带来危害。
如果新主体公司的成员之间能保持平稳和谐的人际关系, 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微观氛围, 增强成员之间的协作意识与协作能力, 而提高小群体的团结能力, 释放他们集体行动的影响力和现实效力, 而易于形成日常工作中适合的、恰当的行动模式, 并逐渐演进发展成为公司认同的规则或制度。反之, 就有可能出现成员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猜疑和漠视、互不合作、甚至相互仇视、相互侵害或攻击的现象, 而陷入人人自危、难以协调、无法组织起来而形成合力的恶性循环之中, 并不能自拔而最终失去集体优势, 淹没了公司的本质和存在的意义。
人际关系是公司中的人文要素, 也是一种企业文化, 体现了公司所具有的人文特性和社会特性。马约 (E.Mayo) 的霍桑实验早就向我们揭示了, 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 说明了人是社会动物, 是由多重人性组成的。而马斯洛 (Abraham H.Maslow) 的需求层次理论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亦即人不只是单纯地追求金钱或财富, 还有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求, 即使在组织内人们还需要情感的交流、需要相互认同、需要相互依赖而获得安全和尊重。这些因素时刻都在影响着组织成员的思维、心理和行动。相互需要构成了组织管理的核心和人际关系的基础, 同样, 根据人们不同的需要和人际关系而制定的奖惩机制, 特别是激励机制也会对组织成员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正如诺思 (D.North) 所说的:“人类任何一个个体或群落行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 不可能预知哪一种选择是‘正确’的。相反, 由于群落都面临着类似的决策, 因此, 从为生存而斗争的角度看, 面对新情况所做出的一些探索性反应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这就是说, 这些决策会使该群落的物质状况变好, 从而和其他群落相比会增加生存的机会。选择‘正确’方案的群落, 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偶然的巧合, 他们都会从自然选择过程中受益。[4]”所以, 只有把个体成员有效地组织起来, 在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个体优势的同时, 又能充分协调、整合个体优势而实现个体相加大于整体的群体优势, 来改变之前的“原子”状态, 最终实现公司人力资源自我接续、自我培养、自我实现的良性循环, 这是有生命力的企业必须解决好的课题。
参考文献
[1].[美]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M].刘璨, 吴水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78
[2].[美]舒尔茨.人力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0:70
[3].Becker, G.and Murphy, K.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CV3 (4) :113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