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资本（共8篇）
工业资本 篇1
一、工业化、社会资本及其相互关系
工业化进程在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中占据着核心地位。2004年和2005年, 第二产业增长率分别是1 1.1%和1 1.4%, 是三次产业中唯一高于当年GDP增长率的, 对整体经济增长起着火车头的作用。但是在宏观数据较好的背景下, 依然暴露出一些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尤其突出地表现在资源的再配置层面上。
狭义的工业化一般包含两个层面, 其一是工业部门为代表的现代部门的规模自身的不断扩张, 使其在宏观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扩大;其二是生产要素不断地从效率较低的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 实现资源的再配置。应该说, 目前中国的工业化在第一个方面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在第二个方面依然存在不足。
在劳动力的再配置层面, 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对增加就业的拉动力日益缩小。数据表明, 中国目前的就业弹性为0.1, 只有改革开放初期的1/3不到, 也远低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其中, 工业部门的就业弹性下降得尤为明显。这种情况, 对于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要完成工业化进程的我国来说, 是一个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除了下面要提及的资本配置体制方面之外, 一般论者, 如卢卡斯 (Lucas, 2004) 均强调部门间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差异是劳动力不能顺利转移的主要原因。
在资本配置层面, 有学者认为中国工业化进入了重工业重新发展的新阶段。但是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 以其为重心的发展必然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进一步排挤, 从而加重劳动力再配置的难度, 所以亦有学者质疑这一特征是否背离了我国目前的比较优势。进一步的, 质疑的重心被放在资本的再配置体制上。在中国目前的资本配置过程中, 政府力量依然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导致资本在产业层面向重工业和基础建设领域倾斜, 并且在企业结构上向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倾斜, 而民营的以轻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在资本方面往往受到局限, 而后者才是符合比较优势的要求。
社会资本概念最早来源于社会学,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进入经济学的视野。到目前为止, 社会资本理论依然是一个发展中的理论, 其概念并没有一个权威性的定义。普特南 (P u t n a m, 1993) 将社会资本视为“能通过合作行为来提升社会效率的信任、组织和网络的结合”, 并给出一个狭义的定义“水平协会集”。在这个基础上, 学者往往将社会资本与家庭、社区组织以及非正式制度相联系, 更为广泛的思路则认为社会资本还包括规范社会和政治环境的一系列正式制度和结构, 包括政府、政治制度、法规和公民自由。
二、我国目前社会资本及其工业化配置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目前社会资本的理论体系还不成熟, 分析工具也有所欠缺, 但是在对经济现实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功。对于本文重视的工业化中的再配置问题, 也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
首先,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 农民工缺乏社会资本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从而无法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 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一些计量性的结果也都表明, 社会资本的确对农民工生活的多个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尤其是就业方面, 社会资本的作用要显著地高于人力资本的作用。除就业之外, 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以及自我维权方面, 以农民工个人社会网络为代表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正在不断的得到研究和重视。
除此之外, 作为社会资本概念的核心内容的水平协会组织对于加快劳动力转移也有着重要作用, 但这一作用尚未为国内学界所重视,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相应的协会组织相对不发达所导致的。国外学者广泛的研究了非政府组织 (NGOs) 和非盈利组织在帮助转入城市的移民建立社会资本中的作用。皮斯托夫 (Pestoff) 对瑞典城市移民和哈顿 (Huntoon, 2001) 对西班牙城市移民的分别研究都表明了, 移民内部的合作和社区服务对于提高城市移民的社会资本产出有着极大的贡献, 并描述了这一过程的内部机制。应该说, 这一经验并不仅限于发达国家, 而是对发展中国家也有着相当的借鉴价值。
其次, 我国这样的协会组织没能发挥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是和我国对政府、市场和社区的关系的理解长期存在局限有关系的。日本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提出, 经济发展制度应该是国家、市场和社区三个组织形式的有机结合。他指出, 市场是价格参数变化的信号下协调在竞争中追逐利润的个人组织, 国家是通过政府命令强制人们调整他们的资源配置的组织, 社区是在加强人际关系和相互信任基础上引导社区成员自愿合作的组织;竞争、命令、合作构成了一个社会经济有效运行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三大机制。但是, 我国一直只重视研究国家和市场这两个组织的作用和相互关系, 而忽略了水平协会组织的作用。这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经济学的局限, 另一方面应该多少和中国长期中央集权下形成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有一定关系, 黄仁宇所形容的“潜水艇夹肉面包”就形象地表明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中层组织的缺乏, 难以实现现代化改造的困境。
第三, 资本的再配置中存在的制度性问题同样和这一认识误区有关。由于简单的将经济社会组织理解为政府和市场, 从而忽略了协会组织和社会资本的作用, 甚至采取措施限制其作用。这种认识误区和行政权力自我强化的传统相结合, 就导致了政府组织对中层社会组织空间的挤占和造成社会资本形成的困难。前述的工业化中资本要素再配置中存在的制度性问题, 实际上可以看成政府将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本片面的用于自身掌控的企业, 而同时造成了民营中小企业通过正常渠道的融资困难, 而导致了存在相当规模的对应高风险的高利率民间信贷市场的形成。这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本形成空间被政府挤占而又自发调节的过程。但是这种自发调节的效果是有限的, 甚至会导致不良的经济和社会效果。
第四, 卢特里奇 (Routledge) 和阿姆斯伯格 (Amsberg) 论述社会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论文指出, 高速增长的社会会周期性面临大型的技术冲击, 从而对劳动力的“机动性”产生压力。也就是说, 在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和城市部门内部的劳动力同样存在一个不断的再配置过程, 这种劳动再配置过程具有一般性。其论点的新意在于, 这种密集的劳动力转移本身会导致原有的信任和社会资本破坏, 从而在工业化过程中呈现一种社会资本不断破坏和重建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一个过程中, 非政府组织所代表的信任和合作对于社会迎接不断的技术冲击非常的重要。
第五, 除了生产要素的再配置之外, 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还具有广泛的作用。这方面已为学界广泛论及, 这里不再赘述。一般认为, 社会资本的增加会促进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更为良好的发挥作用, 而这些效果都会从整体上促进工业化进程, 而不仅仅局限于再配置方面。
三、建设社会资本促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如何建设社会资本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重点应该在于摆脱国家和市场这样简单的二分法, 重新思考和理清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确定政府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限制行政手段对社会资本形成所产生的挤出效应, 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利用非政府或非赢利组织来建立良好的社会资本形成机制。当然,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但简单的无视或者限制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如何通过恰当的措施将其规范化并促进其发展, 做到趋利避害, 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不但是解决目前工业化过程的结构性问题的要求, 也是建设一个和谐和多元的现代社会的要求。
参考文献
[1]、Lucas, R.E., Life Earning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2]、Putnam, R.D., 1993.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The American Prospect 13 (Spring) , 36–42.
[3]、Pestoff, V.A., 1991. Between Mar-kets and Politics: Co-operatives in Sweden.Campus/Westview.
[4]、Huntoon, L. 2001, Government use of nonprofito rganizationst ob uilds ocialc apital,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0 157–160
[5]、Routledge, Amsberg , Social Capital and Growth[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 2003 , 50 :167 ～ 193.
工业资本 篇2
关键词：反哺要素反哺人力资本
我国工业积累和发展能力极大增强，农业部门却相对落后，工农差距、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形成严重的“三农”问题。考虑到农业的日益小部门化、工业化引致的资源耗竭和环境退化以及农业对工业长期提供资本积累的历史贡献，工业反哺农业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应认真思考当前农业发展落后的症结所在，找到农业发展最急需和最紧迫的反哺需求，抓住工业反哺农业的牛鼻子，有效实现工业对于农业的反哺。
一、舒尔茨关于改造传统农业经济思想的简单回顾及启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其经典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要在传统农业中引入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特别是要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以此带动农业经济的增长。他认为，资本不仅包括作为生产资料的物，而且应该包括作为劳动力的人。因而，引进新的生产要素，不仅要引进杂交种子、机械这些物的要素，还要引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新生产要素的人。这样，就要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其中教育更加重要。
一直以来，我们工业反哺农业的着力点侧重于对农民的收入反哺，即通过少取和多年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而忽视了对于农业的要素反哺。其实，农业落后，主要症结在于农村的稀缺要素包括资金和高素质劳动力持续流入工业和城市。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回流效应强于扩张效应，其突出表现是：农业和农村对工业和城市贡献的是要素，而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主要还只是收入。农业和农村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哺育和贡献可以用要素“涌入”一词来概括，与此相反，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基本上还只是属于“收入滴落”效应。农业和农村从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得到的反哺基本上是从工业和城市发展中“滴落”下来的收入，远远少于农业和农村对工业和城市的贡献。农业向工业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支撑起中国劳动密集性行业的出口竞争力，人们称之为剩余劳动力，其实，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不等于存在剩余人才或者说剩余的人力资本。农业中的人才、人力资本没有剩余，恰恰是最缺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往往吸呐的是农业中严重缺乏的人力资本。有文化的、有能力的、强壮的劳动力首先流出，留下来的是文化低的、能力弱的、身体差的。建立在这种人力结构基础上的农业只能是弱势的。
二、工业反哺农业的重点转移：收入反哺向要素反哺的转变
长期以来，农村中稀缺的要素资源持续向工业和城市涌入，造成农业自身严重缺血，这是中国农业落后的根本因素。农村中稀缺的金融资源在向工业和城市净转移，逐渐形成“农村金融空洞化”的现象。农村集体土地不断通过目前的征地制度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出现所谓新的土地“剪刀差”。农村中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农民工群体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巨大贡献。可以说，农业对工业的最大贡献是生产要素的贡献，农业最需要得到的反哺是生产要素的反哺。
要从根本上改变农业落后的面貌，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工业反哺农业必须要实现从收入反哺向要素反哺的重点转移。收入反哺是输血型反哺，只能增加农民的小量收入，减缓农业和农村与工业和城市差距拉大的速度。要素反哺是造血型反哺，是从根本上增强农业自身发展的能力。工业反哺农业，要形成一种内生机制，在农业内部形成改造传统农业的能力，在农业中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形成科技、资金、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和农村的流动，将农业导入自我发展的良性轨道。
三、要素反哺的重点：农村人力资本的培育
在要素反哺中，农村人力资本的培育是重中之重。农村地区贫困的症结在于低收入造成的人才匮乏以及由人才匮乏所造成的低收入。打破症结的关键是建立人力资本的反哺机制，提升农村存量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吸引高素质劳动力回流农村。
工业对农业的要素反哺，首先必须关注农村人力资本的培育。教育和健康应该成为工业反哺农业的核心内容，成为目前工业剩余输入农业的主要领域。具体来说，应考虑从免费农村义务教育和以财政支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入手来进行操作。这两个方面关系到农村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与农村发展的未来。
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落后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落后的根源在于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没有理顺，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机制问题没有解决。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在目前县乡财政困难，尤其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县乡财政条件下，是无法解决好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的。关键是要调整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体制，将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上移，增加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对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比重。农村教师的工资和校舍建设费用应主要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承担，县级财政主要负担相关配套费用、校舍维护费用和日常管理费用，让农村中小学有能力引进高质量的师资和具备较好的硬件设施，同时加快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的改革步伐，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农村义务教育落后的局面。
农村中另外一个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是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为此，政府应积极推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要加大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投入力度，逐步降低农民缴纳的资金额度，最终做到不从农民手中筹资的情况下支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还可以考虑将农业直补资金转化为农村合作医疗资金。我国农业直接补贴由于规模比较小，是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匮乏的背景下实施的，不能够促使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增长，只能是一种短期的刺激消费的行为，因而其经济效果不明显。将农业直补资金转为农村合作医疗资金，既可以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资金来源，也避免了直接向农户发放补贴和发动农民缴纳并逐个收取合作医疗资金的麻烦和成本。这无疑是既具可操作性，又具有针对性的反哺措施。
四、结论
工业资本 篇3
对于人力资本的含义,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1]和贝克尔[2]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它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即劳动者的知识程度、技术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状况来表示,是这些方面价值的总和,此外还包括时间、健康和寿命。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渐突出。
企业人力资本是通过企业的投资行为形成的,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是企业通过增加其人力资本存量而影响未来收益的各种经济活动。依据投资行为的具体目标,本研究将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分为:形成人力资本的投资,主要是招聘;维持人力资本的投资,主要包括福利保障、医疗保健、工会活动等;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主要包括教育培训、晋升提拔、激励考核等。
二、我国工业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现状
依据上述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相关概念,本文基于2013年经济普查资料,选择相应的数据指标(见表1),对我国工业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现状进行考察。根据现有数据资料,选择从业人员、R&D人员数量和构成等指标反映企业形成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选择企业本年应付职工薪酬①(简称“薪酬”)反映企业维持人力资本的福利保障、医疗保健等投入水平;选择教育费用反映企业提高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
对表1中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选取数据值最大行业的分值为10,数据值最小行业的分值为0,其他各行业对应的分值,其中Xmax和Xmin分别为数据最大值和最小值;采用均等赋权的方法,将各指标数据进行加权汇总,分别得到形成、维持和提高人力资本投入的得分;最终取三者的平均值得出2013年主要分组行业大类①企业人力资本投入总得分(见表2)。
(一)企业在形成人力资本投入方面有较大改善
1. 从业人员规模基本呈上升趋势。
2013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9791万人,是2000年的1.8倍,年均增长率为4.5%。其中,R&D人员数量为338万人,较2000年增长3.8倍,13年年均增长率达到12.9%;R&D人员比重持续上升,由2000年的1.3%上升至2013年的3.4%。
2. 从业人员素质逐步提高。
2013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数量达到337万人,较2000年增加267万人。在研发机构的R&D人员中,具有博士硕士学历的人员规模不断增加,2013年达到30万人,比重为12.4%,较2004年增加26万人,年均增速高达25.1%。
(二)企业在维持人力资本投入方面的行业分布
由表2的得分数据可以计算出,高耗能行业和装备制造业在维持人力资本投入方面平均得分较高,分别为3.78和3.61,其中得分较高的行业包括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7.34),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6.56);资源类行业平均得分为2.77,其行业间差距比较大,其中得分最高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6.23)与得分最低的非金属矿采选业(0.18)相差6分;主要轻纺行业企业的保障性投入处于较低水平,平均得分只有1.42分,其中得分最高的纺织服装服饰业也只有1.98分。
(三)企业在提高人力资本投入方面仍需加大力度
根据经济普查资料,2013年我国工业企业对员工的教育费用投入十分有限。西方企业对职工的教育费用投入,一般都是职工工资的1%～5%[3],而我国工业企业主要行业中,职工教育费用与职工工资的比重最高的仅有0.67%,最低的只有0.14%,普遍较低。
除经济普查资料之外,笔者还利用从上海证券交易所收集的上市工业企业年报中的“工会经费与职工教育经费”(以下简称“工会与教育费用”)数据进一步衡量企业对职工的教育培训情况①。根据499家上市工业企业的年报数据,同样发现,虽然企业对员工的教育培训投入在不断增加,但是实际人均教育费用水平都不高。2013年,499家上市工业企业教育经费总计92.7亿元,比2008年增加1倍多,年均增长17.3%。人均教育经费从2008年的1200元增加到2013年的2000元,平均每年每人仅增加160元。
三、工业企业人力资本投入与企业创新产出分析
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活动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关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也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和关注的焦点,其中人力资本投资对企业创新的显著影响得到学术界的共识。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对企业创新有积极的影响,它将逐步取代物质资本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主导地位[4,5,6,7,8,9]。为了进行企业人力资本投入与企业创新产出分析,本文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经济普查资料,选择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来测度企业创新产出,这也是国际上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种评价方法[10,11]。
根据前文介绍的关于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得分的计算方法,同样可以计算得出2013年主要分组行业大类在创新产出方面的得分和排名(见表3)。
(一)人力资本投入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具有行业特点
由表2、3可以看出,人力资本投入和创新产出呈现出一些行业分布特点。
1. 多数行业的人力资本投入与创新产出排名基本一致。
在考察的26个主要行业大类中,只有5个行业在人力资本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排名差距超过8个位次,其他行业都是人力资本投入排名靠前的,创新产出排名也靠前,人力资本投入排名较靠后的,创新产出排名也相对靠后。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装备制造类行业在人力资本投入和创新产出方面水平都较高,而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等资源类行业在人力资本投入和创新产出方面水平都相对较低。
2. 垄断性行业的人力资本投入较大,但创新产出水平一般。
该类行业主要包括资源类行业中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二者的人力资本投入排名分别为第3和第4位,但是创新产出仅排在第22和第20位。这些行业都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其具有的行业垄断性可能是造成其创新产出水平低的原因之一。
3. 劳动密集型行业创新投入较少,但创新产出水平尚可。
该类行业主要是轻纺类行业,例如纺织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二者人力资本投入分别排在第20位和第25位,属于较低的水平,然而它们的创新产出水平却在中等的位置,排名分别为第15位和第17位。这说明,此类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从业人员技术等级、受教育程度等要求不高,因此其创新产出受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较小。
(二)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分析
除了各行业在人力资本投入水平上存在差异之外,不同行业的人力资本投入产出效率也会因为行业特点有一定的差异。本文选择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的传统BBC模型,对上述主要行业的人力资本投入效率进行分析。
1. 传统BBC模型。
1984年,Banker等人[12]提出了投入导向的BBC模型以计算原始投入和产出的效率值,该模型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每个决策单元有m种类型的输入和s种类型的输出,分别用输入变量Xj和输出变量Yj表示,Xi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的第i种类型的输入量;Yi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的第r种类型的输出量,对每一个决策单元,投入导向下的BBC模型表述如下:
其中,θ为决策单元的有效值;s+,s-为松弛变量;ε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λ,s,θ均为待估参数。
2. 投入与产出变量的选择。
本文拟采用表1中给出的人力资本投入相关指标作为投入变量,发明专利申请量作为产出指标。由于BBC模型要求投入与产出变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首先要对投入与产出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4。基于模型的“正相关”原则,选择除人均薪酬(W2)和人均教育费用(E2)之外的变量作为投入变量。
3. 投入产出效率分析。
运用DEAP2.1软件,分别得到26个主要行业大类2013年人力资本投入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①,结果见表5。在不考虑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影响的情况下,26个主要行业大类的人力资本投入技术效率均值为0.700,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791,规模效率均值为0.865。由此可知,这些行业的人力资本投入效率水平还比较低,纯技术无效和规模无效都是制约效率不高的因素。
从具体行业来看,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等9个行业大类处于有效生产前沿面,其他行业都在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提升空间,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技术效率最低,只有0.161,83.9%的投入为无效投入。
在技术效率得分低于0.5的行业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等行业是由于纯技术效率低下制约了技术效率的提高;而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则是由于规模无效导致了技术效率水平不高。
四、对策建议
(一)继续提高工业企业人力资本质量
我国工业企业人力资本规模非常大,但是人力资本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一方面增加技术型和管理型人力资本存量,加大这两类人力资本比重;另一方面,注重提高普通型人力资本的质量,即生产人员的素质。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提高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和活力。
(二)着力增强工业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对企业创新产出的积极作用
人力资本投资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是学术界较为公认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具有决定作用,中等及中等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决定了企业R&D活动的有效性。”[13]通过上述工业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与企业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笔者发现一些行业存在“投入大、产出少”的现象,虽然与行业自身特点有关,但投入产出效率低下也是主要问题;还有一些行业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导致创新产出方面的劣势。对于相关性高的行业如装备行业,增大投入力度,加快创新,有助于提升我国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和竞争优势;对于投入大、产出少的行业,打破垄断,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对于投入与产出均较少的轻纺行业,应加大投入,着力打造自主品牌,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满足多样化需求,扩大高端市场份额,巩固和提高竞争力。
(三)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工业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方式
企业应该采取多种方式,启发和挖掘职工的智能和潜能,训练和提高职工的知识技能水平和思想素质水平,同时引导和保障职工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此外,企业应该完善教育培训机制,对教育培训效益进行评估,从而提高教育培训的质量和成效。
摘要：本文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内涵、形式等基本概念出发,利用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等资料,对我国工业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工业企业在形成人力资本投入方面有极大改善,但是在保障人力资本投入方面具有一定行业差异,在提高人力资本投入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此外,对工业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与工业企业创新产出能力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发现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创新投入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投入产出效率有待提高。
工业资本 篇4
美国: 竞争性的管理资本主义
钱德勒认为，现代企业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它含有一些不同的组成单位，是典型的多部门多单位结构；其二是由一些专职的、领薪水的管理人员组成等级制管理团队，由他们从事管理协调，支配企业。在美国，经理的作用特别重要，所以，钱德勒把美国的资本主义，称为“竞争性的管理资本主义”。这种管理资本主义是由现代企业构成的，经理人员在其中发挥着支配性作用的制度。
美国本是英国在北美的十三块殖民地，独立之后，通过购买、吞并等手段，最终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大国。与此同时，美国的人口迅速增加，这不仅包括本国人口的迅速繁衍，而且包括从其他国家来到这里追寻“美国梦”的大量移民。由于美国相对于英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多数人口生活在偏远的农村，特别是由于“西部大开发”，很大比例的美国人散居在中部大平原和西部洛基山区，而美国的工业化速度又非常之快，广阔的市场催生了大型公司。运输和通讯革命为大公司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迅猛的铁路化，与铁路相伴随的电报网，之后贝尔发明的电话，更加提高了人们通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铁路与早期美国小企业管理上的最大的区别是，铁路必须要进行集中的统一管理和调度，英国式的承包制对铁路不再适用。在这种现实需要面前，铁路界的精英们集中精力探索并设计出了管理铁路的组织方法及财务方法，在世界历史上首次规划出大铁路（尤其是远程运输铁路）的集权化管理方案和分权化管理方案。铁路模式的示范和推广，为经理占据支配地位的管理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在大企业的发展进程中，《反托拉斯法》所起的作用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与一般人不同的是，钱德勒在分析了大量数据之后认为，虽然《反托拉斯法》的立法目的是针对标准石油式的巨型公司，但在事实上，它也同样禁止那些中小企业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结成共同体或卡特尔。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托拉斯法》没有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当然，该法绝对不允许在美国市场上出现独占式垄断，这一立法意图恰恰加速了寡头垄断的形成。同样，钱德勒也反驳了所谓“金融资本主义”的说法。他认为，美国的银行代表几乎从来没有在工商企业的董事会中获得决定性的权力，他们最多只有否决权。作为金融行家，他们对企业经营无法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在文化教育领域，随着工业化社会的诞生，各种各样有关工程、管理的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各大学也迅速设立了这类课程，为工商企业培训管理人才。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技术革命，对于美国资本主义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在这段时间里，各种新技术不断涌现。电力、化工、机械等行业的新发明层出不穷，为大规模生产和分销提供了前提，也有助于企业在集中化的基础上实行相关多元化战略，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
上述因素，不仅促成了美国现代企业的诞生，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决定了它们的成长方式以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方式。钱德勒认为，美国企业设立之后，通过横向合并、纵向一体化、进入新地域市场（尤其是海外扩张）和进入新产品市场（即相关多元化）四种战略迅速壮大。这四种战略没有明确的时间先后顺序，在某一段时期，某个企业采取的战略可能是其中的一种或多种。
从美国企业的整体来看，横向合并和纵向一体化是早期主要采用的战略。横向合并主要发生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在20世纪20年代也发生了一些小范围的合并，但是这些合并主要发生在业务相互补充的企业之间，而不是相互竞争的企业之间。合并的目的不是要支配市场，而是为了实行多元化。相比之下，纵向一体化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前要常见的多，其目的要么是消极地控制原料来源或市场销售，要么是积极地对行业进行合理化改革，以降低成本。
一战以后，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市场的打开，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到国外投资，开始占领全球市场。同时，出于转移战时过剩的生产能力之需，美国公司逐渐开始多元化经营。这两种战略，都对原来公司仅仅局限于一个小的地域范围内或少数生产线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适应这种战略，以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为代表，多部门企业结构被设计出来并不断完善，这又反过来支持了美国企业的海外扩张和相关产品多元化战略。
在实施各种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普通机械、电子机械、石油、橡胶、化工、金属等行业，因为能够通过大规模生产和分销降低成本，这些行业的企业家会增加对生产、营销和管理三方面的投资，进一步扩大先行者的优势，逐渐构筑起强大的进入壁垒，从而实现企业的持续成长。相反，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企业，则往往摆脱不了业绩下滑甚至倒闭的命运。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福特公司，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亨利?福特作为美国汽车大王获得成功的传奇经历，但是，正因为过于相信个人，他没有及时在管理方面进行投资和改革，所以福特公司几乎招致了灭顶之灾。而在相同的年份，在斯隆的领导下，通用汽车借鉴杜邦公司的做法，进行企业结构的改组，组建等级制的管理团队，实行了恰当的战略，业绩蒸蒸日上。
关于上述四种发展战略，钱德勒进一步指出，前两种战略（横向合并和纵向一体化战略）并不涉及组织能力。“这种组织能力是在企业内部组织起来的物质设备和人的技能的总和，包括每个运作部门—工厂、办公室、实验室—以及这些运作部门的员工的技能。”也就是说，在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即使没有这种组织能力，只要创始者能够进行必要的财务和业务监督，企业仍然可能得到快速发展，这方面以杜兰特时期的通用汽车公司为典型。但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经营活动会越来越超出企业创始者的精力范围，此时，对管理进行投资就变得非常必要。在此基础上，钱德勒指出，正是这种现实的需要，使得美国诞生了新的经理阶层，促进了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最终形成了美国的竞争性管理资本主义体制。
英国：个人资本主义
在钱德勒的眼中，管理资本主义制度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在英国最终确立。那么，在此之前英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钱德勒认为，英国长期以来存在的是个人管理和家族管理的资本主义，这里的“个人管理”具有双重含义：一种是指企业的个人式管理，另一种是指管理的个人式方法即“风格”。而这种对生产、营销和管理缺少投资的体制，使英国企业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能力，进而导致了英国在20世纪缓慢发展的落后状态，相对于美国和德国，英国的落后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英国这种个人管理式资本主义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英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因素决定的，英国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状况是这种制度产生的土壤。钱德勒认为，决定英国资本主义与美国、德国不同的因素具体如下。
首先，英国本土仅仅包括英伦三岛，国内市场狭小，人口增长缓慢，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开始的时候与美国的人口持平，但到一战结束后，美国的人口已经是英国的两到三倍。此外，由于工业革命发端于英国，所以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城市化的国家，这样就造成了不多的人口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群周围的局面。
其次，铁路和通讯革命的影响不明显。由于在铁路、电报、轮船和海底电报问世之前英国就开始了工业化，这些运输和通信上的革新对工业体制的影响大大低于在美国和德国对工业体制的影响。在美国和德国历史上影响巨大的铁路和通信革命，在英国几乎没有对工业化造成任何影响。
再次，英国的市场状况使得英国的企业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依靠自己或家族的力量掌握整个企业运营状况的相关信息，这使得英国企业家在扩大生产、经销、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以及对领薪管理人员的招聘、培训和提升方面踌躇不前。这种价值观也反映在英国的教育机构中，英国大学一直是“绅士、政治家和行政官员的摇篮”，在培训经理人才方面做出的反应是缓慢的。
英国企业诞生以后，往往通过合并购置的方式获得发展。但是，英国企业的这种发展战略与美国企业的合并战略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英国企业的合并无非是为了合作控制市场，参与合并的企业并没有进行合理化改革，组织结构没有根本变化，从而也就实现不了生产和销售的规模经济。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企业的合并往往是通过职能和战略的竞争来扩大市场实力的第一步，美国多数合并而成的企业会接着进行相关的合理化和集中化，以获取规模经济的好处。
由于信守个人管理的传统，除了石油、橡胶、化工产业内的几个代表性的大公司之外，英国企业家没有及时对生产、销售和管理三方面进行相关投资，没有形成自身的组织能力，这就造成了英国企业在美国和德国企业的强大竞争面前不断失败。在钱德勒的眼中，英国由原来叱咤风云的“日不落帝国”沦落为经济上的“二流国家”，为组织能力在现代企业中的重要作用，做出了最好的反面说明。
德国：合作的管理资本主义
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中，关于德国有这么一句话：“德意志民族要么考问世界，要么拷打世界。”德意志民族考问世界凭借的是以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古典哲学，拷打世界凭借的则是迅速崛起的经济实力。钱德勒从德国大型企业的产生发展过程入手，为德国统一后的迅速崛起做了相应解释。德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色，但是更加接近于美国而不是接近于英国。
德国作为欧洲中部一个新兴的大国，国内市场很少是城市市场，城市化水平低，人口居住分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内总资本收益率迅速上升，却仍低于英国和美国。德国的实业家们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要比美国制造商们严重得多。同美国类似，德国于1871年完成统一后，迅速展开了铁路和通信革命，有利于德国的工业企业家们利用迅速而又大量的运输系统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然而，德国的铁路没有像美国那样为后来的企业提供管理和制度上的借鉴。这主要是因为，德国的铁路后来多数已经收归国有，成为官僚政治国家的一个代表机构。
德国的金融、法律、文化教育传统促成了它具有自身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同美国一样，德国铁路的修建促进了德国金融制度的完善，但是，与美英不同的是，德国工业企业主要靠发展全能银行来获得所必需的资金，这导致金融机构代表在德国工业企业的决策中长期以来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经营管制方面，德国没有禁止企业联合的习惯法，这与英国不同，英国的习惯法一直坚持禁止联合，这反映了欧洲大陆法系与盎格鲁－撒克逊法系的不同。因为合作是合法的，所以，企业进行产业间的兼并就没有压力。缺少兼并，组织结构的变革就缺少动力，因为产业间的兼并是产业重组和产业合理化的先决条件。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产业合理化举措远远少于美国。但是，德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一直提供着世界上最优秀的技术和科学培训，这有助于德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组织能力的形成及保持。
在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德国企业沿着自己的道路不断前进。与美英相比，德国企业的特点是：①德国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不仅是职能与战略上的竞争。尤其是在一战以后，德国企业更加认识到这种合作对重返国际市场的必要性，各行各业形成了无数的卡特尔、康采恩和共同利益集团。②德国的全能银行在德国工业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最佳的甚至惟一的范例”。③德国的大型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生产资料领域—化工、金属和机械行业，也就是第二次产业革命诞生的那些资本密集型工业。
德国企业与美国、英国企业的差别，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同时也是受害最深的国家。这导致了德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先后被战胜国接管，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则宣称要夺回被德国占领的市场。但是，德国国内的局势稳定以后，德国企业迅速夺回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市场，同时期的英国和法国企业根本不是德国大型企业的竞争对手。钱德勒认为，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德国工业，都是建立起了组织能力的行业，而那些没有成功建立并维持组织能力的行业，甚至在德国本土市场都无法参与竞争。
结论：组织能力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
通过美国、英国和德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比，钱德勒详细分析了三个国家的制度差别及其各自的成长过程。同时，他也发现三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具有共同之处，这就是，凡是具备并维持了组织能力的企业或国家，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中就会成功，否则就会被淘汰。因此，企业发展的“第一推动”，来自于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能力。只有当设备和技能得到合理的整合和协调的时候，企业才能在国内外参与竞争，并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钱德勒强调，在参与市场竞争和维持企业自身的组织能力方面，管理人员具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各级管理人员的职能是不同的，中层管理人员不仅需要开发并运用具体产品、具体职能的管理技能，还需要培养低层管理人员的合作和整合能力，并激励和评估其工作。高级管理人员（高层运营经理和公司办事处经理）的能力是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他们负责招聘和激励中级管理人员，定义和分配他们的责任，监督其工作并对其进行协调，此外，他们还对企业整体进行计划和资源分配。当然，这种组织能力需要去创造，而且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必须加以维持。由于设备折旧和技能萎缩，加上技术的更新和市场的变化所造成的设备和技术的逐步落后，使组织能力的维持并不比组织能力的创造更容易。创业难，守成更不易，高层管理人员的主要技能之一就是维持组织能力，并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设备和技术融合到组织整体之中。
反过来，组织能力又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泉和动力，甚至影响企业的和国家的持续发展，使美、德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三十年间成为世界上最富竞争力的国家。正如上文提到的，在一战到二战期间，组织能力的保持和更新，对于德国迅速在世界市场上崛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正是由于缺乏这种能力，才导致英国和法国企业未能抢占到德国曾经暂时失去的市场。同期，美国企业通过利用其规模经济发展了其组织能力，拓展了其国际业务，从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在石油、橡胶、玻璃、矿业、食品、民用化工等产业中，以及在各类机械制造业尤其是汽车工业中，美国企业迅速发展壮大。二战后，这种组织能力对于企业、产业和经济实体的竞争力更为重要。到20世纪60年代，管理型企业基于组织能力的竞争力不断增强，使得竞争日益加剧，同时也给这些企业的战略、组织和融资结构都带来了根本的变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组织能力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
工业专项资金市场化资本运作初探 篇5
一、工业专项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 各级政府为工业的发展都投入了大量专项资金, 以辽宁省沈阳市为例, 沈阳市政府从2005年起, 连续两年从预算内安排支持地方工业经济发展专项资金10亿元, 全力打造腾飞的沈阳工业。工业专项资金为国企改革、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实现政府宏观调控目标, 促进经济发展, 稳定社会等方面都起到了显著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工业专项资金运作中存在的问题日益显现, 专项资金运作效率相对较低, 没有充分实现专项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 项目申报和审批机制不健全。
正是由于这种弊端的存在, 使得一些急需得到政府划拨资金的项目, 没有得到应有的资金支持, 难以体现财政支出的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作用, 甚至助长了“跑步 (部) 前 (钱) 进”的不良风气。
(2) 工业专项资金供应范围过宽, 财政支出吃紧。
工业专项资金本来是为解决特殊的工业发展项目而安排的。可是, 若专项资金的分布太广, 必然会使每笔专项拨款的额度普遍较小, 难以发挥工业专项资金的合力作用。
(3) 工业专项资金挪用现象严重, 难以做到专款专用。
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专项资金被划拨到企业后, 隐瞒、侵吞、挪用现象比较常见。另外, 相当部分的工业专项资金没有用到规定的用途上。在目前财力紧张的情况下, 部分专项资金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吃饭钱”, 有的甚至挪用专款用于购车、购房或搞集体福利。
(4) 工业专项资金的资本运作效率较低, 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部分原因在于项目申请单位在得到拨款后就将其视为自有资本, 没有偿付压力, 因此未能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也难以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
二、在工业专项资金管理中引入“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
工业专项资金作为国有资产的一部分, 也存在所有者缺位、委托代理关系不明晰、产权不清等问题, 因此为了提高工业专项资金的资本运作效率, 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 确保所有者对专项资金的监管责任和义务。
所谓出资人, 就是向企业投入资本的人, 即企业资本的所有者。任何人 (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的财产 (资本) 一旦投入企业, 就变成企业的财产, 投资者只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国有资产投入企业, 国家就成为企业的出资人, 但国家不能直接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 必须将其委托给政府代理。政府又是由各个部门组成的, 不可能都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 因而必须成立专门的国有资产出资机构, 代表政府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权利[1]。
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 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在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 国有资产必须同其他所有制资产一样, 具有明确的出资人代表, 才能保证国有资产权益不受侵犯。同时, 由于工业专项资金所扶持的项目都属于营利性项目, 所以在工业专项资金中引入“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具有可行性。更进一步而言, 这样做贯彻落实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 使政府投资决策更加规范化。
政府作为专项资金的所有者, 不应参与专项资金的投入与管理, 应交由指定的投资机构, 对工业专项资金进行监督和管理, 各级政府不再直接行使出资人的各项职能, 而投资机构也不再行使政府的各项公共管理职能, 以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 由此形成政府—投资机构—企业这样的管理链条。此处所指的投资机构不应再作为政府机构, 而应该定位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对于政府, 它是资本经营者;对于企业, 是“老板”, 即出资人代表, 这样既解决了政企不分的难题, 保证政府不再插手企业事务, 又可以保证出资人代表按市场规律进行资本运营, 以真正实现工业专项资金的保值增值。工业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中引入“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具有以下3方面的优势:
(1) 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形成隔离层[2]。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实现工业专项资金管理中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不可能一步到位, 只能通过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增加一层“隔离带”解决此问题。
(2) 投资机构代表政府作为专项资金的出资人, 使专项资金有了明确的责任人, 解决了专项资金管理中的所有者缺位问题, 同时实现了专项资金的出资人职能与政府公共职能分开。
(3) 将工业专项资金委托给投资机构, 可以使其运作机制更加科学、有效。投资机构可以统一规划专项资金的运营, 集中资金对急需发展的领域和重点扶持的工业企业进行投资, 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
在工业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中引入“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 以此为基础来进行专项资金的市场化运作, 可按政府政策整体意图实现工业专项资金的流动与扩张, 同时还可以提高政府财政资金国有资本运作效率。通过改革和完善工业专项资金支持方向、投入方式, 在一些产业或项目中形成国有资本积聚与集中, 以带动其他社会资本流动, 进一步推动工业经济的发展。
三、工业专项资金投入的两种模式
在明确了工业专项资金的出资人以后, 为了进一步规范工业专项资金的市场化资本运作, 可以采用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两种基本运作模式其进行运作和管理[3]。
(1) 股权资本运作模式, 即通过股权投资方式运行专项资金。
投资机构可以通过向项目短期参股、投资入股等方式运行使用专项资金。投资机构在投入专项资金时, 通过对投资项目的考察、调研和分析后, 在确定投资项目具有投资可行性的基础上, 与项目单位签订协议, 并且根据投资项目的性质等因素, 在此协议中明确规定投入资金的额度、使用时间期限。待协议期满或提前终止时, 投资机构可以通过转让股权或股份回购的方式, 按期回收投资入股的专项资金。若项目单位为上市公司, 可以采用转让股权的方式收回专项资金。因为此种股票具有活跃的交易市场, 流动性较强且较容易变现。若项目单位为非上市公司, 则采用股份回购较为适宜。本文着重探讨以股份回购方式收回工业专项资金。股份回购指公司按一定的程序购回发行或流通在外的本公司股份的行为。股份回购一般可以通过卖股期权和买股期权来实现[4]。所谓卖股期权, 是指在投资机构与项目单位签订协议时, 由项目单位给予投资机构一项选择权, 投资机构可以在今后某一时间要求项目单位按照预先商定的形式和股票价格购买其手中的股票。买股期权则是给予项目单位一项选择权, 让其在今后某一时间以相同或类似的形式及股票价格购买投资机构手中持有的股票。鉴于工业专项资金的特殊性质, 采用买股期权较为合适。因为采用买股期权这种形式收回工业专项资金, 就是把偿还工业专项资金的主动权交给了项目单位, 使其能够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 决定偿还工业专项资金的时间, 使工业专项资金更好地发挥其政策引导作用。为了减轻项目单位到期偿还工业专项资金的压力, 项目单位可以通过建立员工持股基金来买断投资机构手中的股份。员工持股基金类似于养老基金或利润分成计划, 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它买进的不是上市公司的股票, 而是未上市公司的股票。员工持股基金可以从项目单位的税前盈利中划拨, 然后在公司今后一定年度的税前盈利中扣除。由于员工持股计划是从项目单位的税前盈利中划拨的, 因此是可以免税的[4]。
采用此种做法, 对于投资机构来说可以增加回收工业专项资金的安全性;对于项目单位来说, 可以更科学、更合理地安排使用工业专项资金。在协议期满或提前中止时, 投资机构应向财政部门足额返还工业专项资金, 财政部门按足额归还专项资金的一定比例 (3%~5%) 给予投资机构风险补偿。若投资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足额偿还专项资金, 财政部门将不再支付投资风险补偿, 并按有关规定追索收回工业专项资金, 且财政部门有权核销该投资机构受托运营专项资金的资格。
(2) 债权资本运作模式, 即委托银行采用贷款方式运行专项资金。
投资机构将其持有的资金通过银行贷款方式交由企业使用, 由投资机构与银行办理委托贷款手续, 银行按贷款规则与项目单位办理贷款的相关手续。企业使用贷款期限原则上为一年, 在一年期满后, 企业应将贷款归还给银行, 银行将此资金转给投资机构。投资机构应按协议的约定, 向财政部门定额返还专项资金。贷款银行对于按期足额归还贷款的项目单位, 对贷款期间发生的贷款利息及相关手续费用给予全额返还。财政部门通过投资机构按足额归还资金的1%向贷款银行支付管理手续费。否则, 贷款银行不再对项目单位的贷款利息给予贴息, 不再返还其所支付的手续费用, 并依法追索贷款本金。贷款银行未在规定时限内足额归还专项资金的, 投资机构不再向其支付委托贷款管理手续费, 并追索贷款期间所收利息及手续费, 依法收回贷款本金, 且财政部门有权核销该贷款银行受托运营专项资金的资格[3]。用债权资本运作模式投入工业专项资金, 投资机构与贷款银行共同作为工业专项资金使用的监督者, 使得工业专项资金的责任人更加明确, 并且此种资本运作方式一改往常的行政资本运作方式, 是用经济办法管理投资, 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经济手段的运用范围, 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四、结论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要求国有资本必须同其他所有制资产一样, 具有明确的出资人。工业专项资金作为政府财政国有资产的一部分, 为了更好地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也应引入“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本文建议由政府将工业专项资金委托给指定的投资机构, 让其来负责工业专项资金的投入和运作。这样做不仅使专项资金有了明确的出资人、责任人, 解决了专项资金中的所有者缺位问题, 而且由投资机构来统一分配、调度工业专项资金, 使得专项资金的审批机制更加公开、透明, 同时可以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在明确了专项资金的出资人之后, 投资机构可采用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两种基本运作模式对工业专项资金进行运作和管理。这两种模式是对现有政府专项资金投入方式的改革和重要补充, 将极大地提高政府对重大项目的科学投资决策水平, 从经济和效率的角度出发, 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通过市场途径进行资本运作, 使政府更好地发挥支持工业重大项目发展建设的资金平台的作用, 从而实现国有资本的结构调整和保值增值, 最终达到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1]周绍鹏.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与国有资本预算制度[J].财政与税务, 2007, (2) .
[2]于国安.国有资产运营与监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4) .
[3]沈阳市财政局, 沈阳市经济贸易委员会.沈阳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滚动使用管理暂行办法[S].2006.
工业资本 篇6
在东部沿海地区实施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形势下, 西部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能过多的依靠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 而是应当通过地区工业化吸纳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这一背景下, 西部地区既要加快工业发展, 又要能够选择适当的工业化模式提高其工业增长的就业效应。因此, 关注西部地区工业就业增长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为此, 本文着重分析西部地区资本深化、重工业化和工业技术进步对工业就业增长的影响, 并提出促进西部地区工业就业增长的对策建议。
引言
从已有的研究文献看, 选择资本节约型还是劳动节约型的工业化模式对就业增长产生较大影响。“过早的资本深化”会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而造成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放缓 (张军, 2002) 。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东高西低”的区域分布, 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要素的空间配置与要素禀赋的错配, 地区产业结构的选择和形成与比较优势不一致 (蔡, 2009) 。姚战琪、夏杰长 (2005) 通过实证分析认为, 我国的资本深化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张晓晖 (2009) 的研究表明, 资本深化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有负面影响, 但有利于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王光栋 (2008) 通过实证分析认为, 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与就业结构的影响呈现出地区差距, 技术进步对欠发达地区就业增长的总体影响表现为负效应。李从容 (2010) 的实证研究认为, 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弹性的影响为正向。朱轶、吴超林 (2010) 采用面板数据对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工业资本深化的区域特征和就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具有更高的工业资本深化程度;工业资本深化在东、中部广大区域对就业具有负面效应, 但在西部地区却并未表现出显著的负面影响。陈泽聪 (2011) 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的制造业技术进步对其就业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对制造业的就业有短暂挤出效应, 中长期则存在正效应, 资本深化导致了制造业就业弹性的下降。上述文献的研究多针对经济增长的总就业效应进行研究, 对单个区域或工业行业领域的就业效应的研究偏少, 尤其是对西部地区工业增长就业效应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试图分析资本深化、重工业化和技术进步对西部地区工业就业增长的影响, 为西部地区今后如何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就业增长, 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决策参考。
1 模型的设定
根据Cobb-Douglas生产函数:
Yit=AγK
Y表示实际产出, K表示资本存量, L表示劳动力投入, A为技术系数, α、β、γ分别表示资本产出弹性、劳动产出弹性和技术产出弹性。
根据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等于工资ω, 资本的边际产出等于资金的成本, 即:
ωi=P.MPL=βPAγK
ri=P.MPK=αPAγK
把 (2) 、 (3) 式代入 (1) 式, 朱轶、吴超林 (2010) 据此推导出劳动力就业的基本模型:
其中, Lit、Ait、Yit、wi、r分别表示工业就业人数、工业技术进步、工业产出、工业工资、资本价格 (利息率) 。这里, r被假定为常数。由于r为常数, 可以不考虑r的影响, 而只考虑工人工资变动的影响。
在现实中, 资本价格r有波动, 企业会根据劳动力价格与资本价格进行资本与劳动力投入的配置比例的调整, 最终通过资本——劳动比的变化反映出来。工业对就业增长的影响与工业产出、工业技术进步有关, 还与其他许多因素有关。基于上述考虑, 在朱轶、吴超林 (2010) 所设定的模型的基础上, 将工业就业人数 (IL) 作为被解释变量, 资本——劳动比 (DEEP) 、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出 (HIN) 比重、工业技术进步 (TFP) 等作为解释变量, 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 (WAGE) 、工业总产值 (Y) 作为控制变量, 分析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中资本深化、工业行业结构以及工业技术进步对工业就业的影响。因此, 本文进行实证分析的模型可设定为式 (5) :
lnILit=η0+η1lnDEEPit+η2lnHINit+η3lnTFPit+η4lnWAGEit+η5lnYit+μit (5)
其中, i代表省区市, t代表年份, μit表示随机扰动项。
2 数据的处理与来源
DEEP反映地区工业资本深化情况, 采用资本——劳动比表示, 即工业行业物质资本总额与工业就业人数之比。这里的资本量采用轻工业和重工业行业的固定资本加总得到, 并采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转换为以2001年为基期的实际变量。工业就业人数由轻工业和重工业平均就业人数加总得到。该指标值提高, 表明每一单位劳动力配备的资本增加。
HIN反映工业行业结构情况, 采用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表示。该比重越大, 表示工业的重工业化程度提高。
TFP表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反映工业行业广义的技术进步情况。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估算工业行业的TFP。估算时所采用的产出指标是以1978年为基期的各年实际产出值;采用的投入变量包括工业行业就业人数和物质资本投入量, 物质资本投入量包括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投入, 都是以2001年为基期的实际投入量。
Y反映工业产业规模, 用工业的总产值表示。这里用各年份的工业产值指数转换为以1978年为基期的工业实际产值, 剔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
WAGE反映工业从业人员工资水平, 采用制造业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表示。这里采用的是名义工资, 这是因为企业选择区位进行投资时, 考虑劳动力成本是基于区域之间的名义工资差距, 而不关注实际工资水平, 故选用名义工资更合理。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西部地区各省统计年鉴。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模型的估计结果
根据所设定的模型式 (5) , 应用stata11.0对西部地区11省市区构成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模型, 见表1。
注: (1) 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 (2) ***, **, *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首先, 建立混合回归模型。混合回归模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F检验, 该模型的R2为0.8633。再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F检验, 因而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效应模型。建立随机效应模型, 并进行hausman检验, 其p值为0.9536, 故应接受“所有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的零假设, 检验结果支持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考虑异方差和自相关的情况存在, 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 同时处理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 并允许每个面板有自己的自回归系数, 得到表1中的估计结果。与未考虑异方差和自相关的随机效应模型相比, FGLS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的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数据的符号没有改变, 仅仅是系数的大小有所变化。下文根据FGLS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资本——劳动比 (DEEP) 的系数为-0.2342,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该解释变量的系数为负, 表明资本深化会造成资本对劳动力的“挤出效应”, 资本投入的增加会对劳动力形成替代, 不利于工业就业的增长。
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HIN) 的系数为-1.2149,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该解释变量的系数为负, 表明地区工业的重工业比重提高, 不利于地区就业增长。
工业技术进步 (TFP) 的系数为-0.3886,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其系数为负, 表明TFP的提高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控制变量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 (WAGE) 的系数为-0.8469,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该控制变量的系数为负, 表明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的上升, 造成其劳动力成本上升, 进而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不利于就业增长。工业总产值Y的系数为0.9951,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该解释变量系数为正, 表明工业产出增长会增加对劳动力需求, 从而促进工业就业增长。
3.2 估计结果讨论
资本深化不利于工业的就业增长, 资本深化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研究数据显示, 在2005年之前, 各省的资本——劳动比表现为逐年上升, 2005年之后, 资本——劳动比逐年下降 (见图1) 。上述分析表明, 2005年以来, 西部地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资本深化, 其工业投资逐步重视发挥其劳动力比较优势, 有利于更好的促进就业增长。
西部地区重工业比重偏高对工业就业增长产生较大的制约作用。长期以来, 西部地区重工业比重偏高, 该比重从2001年的66.44%上升到2010年的75.98%, 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从重工业化导致的行业发展与要素优势的匹配度看, 以工业总产值计算的行业区位商显示, 西部地区工业行业结构偏离了其要素的比较优势。如表2所示, 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 西部地区仅有饮料制造业的区位商大于1, 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的区位商小于1,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的区位商仅为0.124。表明西部地区并没有发挥其低成本劳动力和农业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 而是将粗级农产品作为原材料出售给东部、中部地区, 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因此受到限制。
工业技术进步对工业就业效应产生不利影响。根据本文的测算结果, 在样本期内, 西部地区11个省 (区、市) 的TFP平均值为1.162, 表明其201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比2001年提高了16.2%, 其工业技术进步显著。工业技术进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工业竞争力, 但对就业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11》计算得到。
在控制变量中, 工业总产值的增加对工业就业增长促进作用最大。但西部地区工业经济总量偏小, 2010年, 其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7.75%, 这一比重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因此, 加快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 扩大工业经济总量, 是促进西部地区工业就业增长的根本途径。
控制变量制造业工人的工资, 尽管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但仍有必要强调关注其影响的必要性。西部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 既要尊重工资由市场决定这一客观规律, 又要避免城市化成本快速上升所引发的城市生活成本的快速上升, 造成工资过快上涨, 这将造成西部地区过早的丧失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使西部地区在价值链的低端失去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优势。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统计分析与实证分析表明: (1) 尽管资本深化对工业就业增长具有负面影响, 但在2004～2010年期间, 西部地区工业的资本——劳动比表现出下降趋势, 相应地, 西部地区自2005年以后工业就业增长率更高。 (2) 重工业化对工业就业增长产生了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 西部地区重工业比重一直偏高, 而重工业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西部地区重工业比重的进一步提高将对工业就业增长产生抑制效应, 因此, 需要中央政府通过政策引导西部地区调整工业结构, 防止重工业比重提高过快。 (3) 工业技术进步对工业就业增长产生了较小的负面影响。由于本研究并没有分行业计算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就业的影响, 因而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细化。如温杰 (2010) 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 工业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具有正面效应, 技术进步的产业具有排挤劳动力的影响, 但也会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增加就业,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进步缓慢造成其规模扩张的就业创造效应小。
要促进西部地区的工业就业增长, 必须通过工业化扩大西部地区工业经济总量。因此, 西部地区应积极改善投资环境, 增强西部地区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吸引力,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主要包括: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 简化审批手续, 依法行政,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减少对企业的投资干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完善公共服务供给, 改善城市生活环境;加大对本地劳动力的技能培训, 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熟练劳动力;完善工业园区配套生活设施建设, 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
虽然西部地区自2004年以来并未出现资本深化趋势, 但随着重工业化的推进, 仍可能出现资本对劳动力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在这种趋势下, 对重工业化加快资本深化应给予必要的关注。在现有体制下, 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 片面追求地区GDP的增长, 把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产业升级的重点, 其工业发展战略偏离西部地区要素禀赋结构, 过分强调资本投入的工业发展模式。针对这一状况, 中央政府应对不同地区实施差异化政绩考核, 对西部地区的就业增长以及是否发挥比较优势给予关注, 引导西部地区立足低劳动力成本以及农业资源丰富的优势,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针对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围绕产业价值链引进配套企业, 对生产性服务业给予政策扶持, 提高产业信息服务和金融服务水平, 培育企业的分工、协作网络, 加快产业集群化发展。对县域农副产品加工业等轻工业实施政策性倾斜, 发挥农业生产基地建设、农副产品的加工和农业产业化的联动作用, 加快县域工业发展, 为吸引农业劳动力向县域城镇转移提供就业支持。
在工业生产效率改进方面, 注重加强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改造, 提高产品质量和行业竞争力,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形成就业扩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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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资本 篇7
从房地产起家
在大的政策环境下, 房地产遭遇了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困境, 对于这些变故陈华耀其实早有预料 (陈总开玩笑地说, 这些预测有一部分来自于易经的判断) 。所以在2011年, 陈华耀刚通过房价快速飙升回笼了大量的资金, 就开始重新布局, 因为他估计不出三年, 将会面临新一轮的洗牌, 为了避免资金被套, 他逐步做产业转移, 将一部分钱投在高科技、电子商务和移动互联网行业, 没想到风暴比预料的来得更快更猛。这位八零后的总裁, 表现出同龄人没有的冷静, 为此躲过了一劫。对此, 陈总谦虚地说, 也是因为自己的保守, 而少挣了很多钱, 错失了好多机会, 毕竟这是一个纵容一切冒险与征服的时代, 当然也处处布满陷阱, 之所以不敢冒险, 是因为自己的财疏学浅。
三荣集团是以工程建设起家, 90年末进入房地产开发领域, 多年来, 三荣集团不忘本, 尽管土木工程利润越来越薄、管理越来越要求精细化, 但还是坚持着老本行。陈总说, 厚积薄发才能稳扎稳打, 房地产和工程领域是三荣集团积淀最深、最熟悉的行当, 所以不能丢掉。房地产也到了全面转型的年代了, 智慧城市将是新方向, “双12”那天, 王石到青岛海尔集团谈战略合作, 就是冲着智慧城市的布局而去的。之所以关注智慧城市, 是得益于一次的珠海之行, 2011年, 陈总陪同一位领导到中国移动珠海公司考察, 听了熊勇总经理对智慧城市的介绍, 由此而有了新的方向。那时候嘀嘀打车还没出来, 但熊总所介绍内容里, 智能交通就包含了这些应用。陈总表示, 互联网的年代, 任何奇迹都会发生, 不要轻易的错过一些机会, 看准了, 就要快速出手。中国移动之所以没能抢占先机, 是因为企业机制的问题。德国正在开展工业4.0计划, 由此相对应的中国制造业顶层设计——“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规划正在有序开展。以3D打印技术及智能家居产品为代表的第四代工业革命正悄然展开, 未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及企业的存在方式将以此为核心发生改变, 每一个有理想的企业家都必须为新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 北斗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技术将得到广泛应用, 随着国家城镇化发展, 这两者必将互相促进长足发展, 也正因为如此, 智慧城市建设将会是民间资资本一个非常好的落脚点和抓手。
关注北斗与智慧城市
谈到对北斗卫星应用产业的了解, 陈总表示, 他是一个外行, 但对于北斗卫星也是关注了很久。他对这个产业的了解, 主要来自于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每年一本的《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 这里边的很多数据极具参考价值。比如产业每年的产值、产业分布、产业链发展情况, 等等, 这为产业投资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撑。既然国家将卫星应用产业定位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 说明北斗必将成为国之利器, 民之福器, 作为产业投资人当然就更有信心。他补充说, 目前就他个人的了解, 北斗面临GPS压力还很大, 关键还是人们的接受程度不够, 毕竟GPS在中国那么多年, 已经深入民心了。但是任何产品从投放市场到消费者喜爱, 总要有个过程, 只要北斗应用产品的用户体验做好了, 北斗遍地开花是迟早的事情, 这就需要所有的北斗企业要坚持创新, 也要在创新中坚持。
在谈到智慧城市建设时, 陈总表示, 智慧城市是一个大概念, 它由很多的模块组成, 没有哪个城市能把智慧生活的概念全部涵盖, 也没有哪个企业能把智慧城市的所有功能一家独揽, 这也为民资的进入提供了方向和机会。智慧城市建设的成功与否, 最终是要看广大消费者是否得到实惠, 但就目前情况而言, 智慧城市建设离普通百姓的生活还有一段距离。这里面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现在的智慧城市建设还停留在高大上阶段, 资金需求大导致价格偏高, 技术应用层面高导致普及困难, 普通群众普及适用有门槛;二是作为一个高科技领域范畴, 目前行业内的从业人员以科技人员为主, 专家队伍是主流, 真正跑市场做推广的人太少了, 也不专业, 比如到现在国内还没有出现从事运营服务的品牌企业, 这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努力, 政府要多制定一些政策, 放开一些门槛, 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 用市场规则去优胜劣汰, 让消费者去选择, 不能把产业的发展寄托在少数大企业的身上。民营企业都是靠做市场打拼出来的, 应该鼓励民营资本多介入, 比如三荣集团是房地产起家, 但也同时涉及多个高科技领域, 对于市场推广、运营服务等业务基础深厚, 项目运营驾轻就熟, 政府应该多鼓励这一类的企业参与到智慧城市建设中来, 对智慧城市共同建设, 共同受益。政府应该建立市场准入制度, 允许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介入, 防止小微企业把市场做杂做乱, 这对政府对企业对消费者都有益。
民营企业没有技术背景, 参与智慧城市是否有优势?针对这个话题, 陈总表示, 就目前而言, 民营企业专门培养科技人员做研发型公司不具优势。做生产型企业没有核心技术竞争压力太大, 民营企业的优势在于丰富的社会资源、成熟的推广经验以及相对扎实的资金基础, 对于智慧城市的推广与后期服务的能力是科技型公司非常欠缺的, 而这又正是民营企业最擅长的, 所以两者的结合才能实现对整个产业的优势互补。那又将如何发挥企业优势, 又该如何弥补不足?陈总补充说, 必须看到, 智慧城市建设仅靠政府完成是非常吃力的, 也非常低效率。政府每年的收入要惠及到民生的各个角落, 智慧城市建设资金量需求非常大, 政府一家承担难免捉襟见肘。民企最大的优势是资金优势和资源优势, 比如广告宣传, 政府花10块钱能做到的事情, 民企可能5块钱甚至更少就能做到, 这来自于企业多年的商业信誉和行业积累。政府可以把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这也是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当然, 民企的逐利本能会致使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目的性太强, 功利性太强会导致得失心过重而浮躁, 浮躁往往会出错。所以智慧城市运营是个耐心活, 不能着急挣钱, 等形成规模了, 再从总量效益中获利, 这对企业的综合实力和耐心程度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确定公司发展方向
陈总介绍说, 在2015年, 三荣集团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思路。集团在广东湛江的旧城改造项目已正式启动, 借此项目也正式启动在全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布局。目前还在市场调研阶段, 但公司发展方向已基本确定。集团会完成一个大型网站的收购, 完成一个家政和智能养老项目的投资。陈总强调, 智能养老投资不是做养老地产, 养老地产不适合中国国情, 他瞄准的是智能居家养老市场。公司已拿出大量投资基金准备进军智慧城市, 目标是做成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的运营服务商。公司有计划培养一些高新技术团队、扶植一批有发展潜力的中小型技术公司, 建设一支专业化的市场推广与运营服务队伍, 投资一批智慧城市建设项目。目前已经在资金、团队及项目落地上做了一些准备, 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些具体的举措落地。
工业资本 篇8
由于知识资本所代表的特定含义,大部分的研究者总是倾向于将其与那些经营运作需要高度依赖于知识水平的高科技行业联系在一起,从而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了知识资本研究的一个盲区。本文则以我国工业类上市公司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研究对象,目的是通过实证分析,深入考察知识资本对该类企业绩效的影响与贡献,继而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深入开发自身知识潜能、获取行业竞争优势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和措施。
1 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知识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无论对于知识资本自身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企业的知识管理实践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Bontis曾在对MBA学员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主成份分析法、偏最小二乘法、路径分析等统计方法,实证考察了知识资本各组成部分与企业金融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结构资本与关系资本会直接对企业的绩效产生积极作用,而人力资本则通过影响结构资本与关系资本的方式,间接对企业绩效产生促进作用[1]。在南非,Firer和Williams从知识密集型的银行、电力、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四类行业中选择了7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了以VAIC方法计量的知识资本与公司财务业绩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虽然南非政府不断强调知识在本国商业和市场运行机制中的作用,但知识资本对公司绩效的促进作用仍然远弱于物质资本所产生的影响[2]。为考察发展中国家的情况,Appuhami以泰国33家上市银行与保险公司2005年的数据为样本,采用知识资本的VAIC评价方法,对公司的投资者的股票收益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回归的结果证实,对于泰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知识资本在企业绩效以及吸引市场投资者方面也是具有积极的作用的[3]。在国内的研究中,李嘉明、黎富兵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实证考察了知识资本对我国30家计算机类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物质资本仍然是这类企业主要的获利因素,而人力资本的影响却并不显著[4];另外,相类似的文献还可见金水英对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发展能力的研究[5],以及张芸对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企业竞争力的研究等[6]。
综上,现有的文献更多的是将知识资本与高科技产业、金融业等这类知识密集型行业结合在一起,尚未见有针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知识资本与绩效关系的研究文献。但笔者认为,无论在任何行业,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知识资本都是企业获取高水平绩效和竞争优势所必不可少的关键资源;并且,在其他研究领域,例如企业的知识资本信息披露方面,Striukova就曾发现劳动密集型企业披露的知识资本信息在数量和质量上并不弱于知识密集型企业[7],而笔者在对我国上市公司知识资本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中也曾发现过类似的情况[8]。这些都显现出知识资本与劳动密集型企业可能存在的联系。因此,采用实证的方法考察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知识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管理实践上都是非常必要的。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2.1 研究假设
自从Galbraith最早将知识资本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提出之后,虽然很多研究者对其有不同角度的理解,但可以确定的是,知识资本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一种资源形式,这种资源其实已经长期存在于我们人类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各个层面,它实际上是人们在使用物质资料改造客观世界的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经验、方法、技能、制度等认知成果,而能够为运用它的个人和组织带来价值是这种认知成果的本质属性,并且,知识资本的这种属性并不会因为组织性质的不同而发生改变。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知识密集型产业,企业的生产经营都需要依赖物质资本和知识资本,而对于物质资本特征相似的同行业企业来说,其经营绩效的差异更多反映在对物质资本的运用方法和能力上,即知识资本。因此,知识资本是企业获取高水平绩效和行业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但另一方面,缺少了物质资本,知识资本将失去作用的对象成为无源之水,特别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物质资本同样是企业取得经营绩效非常重要的条件。因此,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知识资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绩效有积极的贡献。
假设2:物质资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绩效有积极的贡献。
Edvinsson将知识资本分成人力资本与结构资本两种形式[9]。人力资本是企业知识资源中最活跃的因素,员工技能水平的高低将对企业的经营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相比于高科技产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虽然在员工的技术能力、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普遍处在较低水平,但人力资本中不只包含员工的技能,同时也包括受企业人力资源政策的影响员工被激发产生的各种心理因素,这些因素同样对企业的绩效产生着重要作用。结构资本是指企业的理念、管理制度、经营策略、供销渠道、合作伙伴、外部金融关系等资源要素。由于同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产品技术含量上差别不大,因此企业的经营业绩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资本中这些非技术性的因素。有鉴于此,我们再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3:人力资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绩效有积极的贡献。
假设4:结构资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绩效有积极的贡献。
2.2 样本选择
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是指那些生产过程需要大量劳动力,而人均占用劳动设备较低的产业。本文参考相关研究所提出的劳动_资本系数相对比较法来确定我国工业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10],即将工业各子行业的劳动_资本系数(该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与行业固定资产的比值)与工业总体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高于平均值的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表1所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2009年工业的39个子行业中,劳动_资本系数大于全行业平均水平的共有14个,这些行业为本次研究所确定的相对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2009年上述行业中的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截止2009年底,A股市场14个行业共306家公司,剔除ST等财务异常和数据缺失的公司后,最终进入研究的共有255家公司。用于确定公司所属行业的信息来源于巨潮资讯网,计算所需数据取自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
1)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单位为万人,固定资产原价的单位为亿元。劳动_资本系数为两者之比;2)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由《按行业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指标(2009年)》整理计算所得
2.3 知识资本的计量方法
本文采用奥地利知识资本研究中心(Austrian IC Research Centre)的Pulic与其同事一起开发的VAIC方法对企业的知识资本进行计量。该方法原理如下[11]:
设VA代表企业价值的增值,由于VA是企业运用知识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创造的,而知识资本又包括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因此,可以根据VA测算三种资本的价值增值效率。
设HC为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则人力资本增值效率HCE=VA/HC,即每单位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价值增值。设SC为结构资本,Pulic认为由于人力资本与结构资本在价值增值过程中呈反对称关系,所以结构资本增值效率SCE=(VA―HC)/VA;另外,由于知识资本不能在脱离物质资本的情况下独立使企业发生增值,因此,还需计算物质资本增值效率CEE=VA/CE,CE为企业净资产账面价值。所以,企业的知识增值系数VAIC=CEE+HCE+SCE。
VAIC实际上体现了企业运用三种资产的效率,VAIC越大,资产运用效率越高,企业的知识资本水平越高。虽然该计量方法不能给出知识资本的货币价值,但由于指标设置简单明了,数据取自企业经审计后的相关财务信息,因此现在已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采用。
2.4 研究变量与研究任务
(1)因变量
一般而言,企业的财务绩效包括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四个方面。本文选择总资产净利率(ROA)、总资产周转率(ATO)、流动比率(CR)、总资产增长率(AGR)分别从上述各方面全面考察知识资本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2)自变量
根据Pulic的知识增值系数模型,以VAIC、CEE、HCE、SCE作为本次实证研究的自变量。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披露状况,在实际计算时,VA=税前利润+工资费用+利息费用,CE为企业净资产,HC采用现金流量表中的“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计算[4]。
(3)控制变量
除知识资本外,企业绩效还可能受企业规模、债务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加入以下两个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用销售收入的自然对数表示;财务杠杆(LEV),为企业的总负债/总资产。
(4)研究任务
结合已有研究和本文的研究假设,我们重点进行以下两项工作:首先,分别以ROA、ATO、CR、AGR为因变量,VAIC为自变量,SIZE和LVE为控制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目的是考察知识资本在总体水平上与企业绩效各方面的关系;其次,保持因变量和控制变量不变,以CEE、HCE、SCE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研究VAIC的各组成部分对绩效各方面的影响。数据的处理采用Eviews5.0统计分析软件完成。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2所列示的均值和标准差,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知识资本的三个效率组成部分中,人力资本效率最高,即每元人力资本投入可为企业带来2.7126元的增值,高于结构资本的0.5331元和物质资本的0.2625元。这与劳动密集型企业采用较低单位成本雇佣大量劳动力以促进企业产值和销售增长的生产方式有一定的关系。
3.2 回归结果分析
表3是以VAIC为自变量对企业绩效各方面进行回归的结果:4个回归方程都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F整体显著性检验,而VAIC与ROA、CR、AGR这三个绩效指标都在1%的水平上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整体知识资本水平对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以及发展能力是有积极的贡献的,因此支持了我们前面的假设1;并且,由于VAIC对流动比率的回归系数(0.205)较大,所以相较于绩效的其他方面,知识资本对偿债能力有更大程度的贡献。VAIC与ATO之间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知识资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营运能力没有显著的影响。企业规模虽与发展能力没有显著相关性,但与总资产净利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在1%水平上正相关,即企业的规模越大,盈利能力和资产周转能力越强;而财务杠杆与绩效的所有方面都是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负债比例越高,企业的绩效越差。
***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下显著
表4是以CEE、HCE、SCE为自变量的回归结果。所有回归模型都通过了1%的整体显著性检验,并且综合来看,三个效率指标对绩效的各个方面具有不同的作用。物质资本效率虽对资产增长率没有显著影响,但与ROA、ATO、CR有明显的正相关性,从而支持了假设2;而且从系数的大小可以判断,物质资本效率是知识资本三个组成部分中对ROA、ATO、CR贡献最大的因素,这说明物质资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绩效还发挥着重大作用。结构资本效率与企业的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没有显著相关性,但对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却有着积极的贡献,因此支持了我们的假设4。HCE与流动比率高度正相关,说明人力资本效率对企业的偿债能力有积极的贡献,支持了假设3。另外,企业规模和财务杠杆与表3中的回归结果相一致。
在表4的结果中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即人力资本效率HCE与ATO出现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根据HCE的计算方法,这表明劳动密集型企业每单位人力资本投入所带来的价值增值越高,则企业对资产的运营管理能力越差。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过度执行了以低单位成本雇佣低技术水平劳动力的人力资源策略,从而忽视了对人力资本深层次开发和投入所造成的,而HCE对总资产净利率和总资产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可能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这些情况其实说明了低成本作为一种人力资源策略虽然能够换来较直接的产值和收入的增加,但却无法真正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资产的经营质量。
***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下显著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知识资本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经营绩效是有积极的贡献的,并且知识资本的各组成部分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对企业绩效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些结论可为我们带来以下一些启示:
(1)知识资本不是知识密集型企业的专有资源,在任何行业它都是企业取得高水平绩效和竞争力的关键资产。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必须首先改变自身对资源价值的认识,在采取合理措施对本企业知识潜力进行深入发掘的基础上,逐渐完成在生产、管理各领域的新的运作方式的转变。
(2)物质资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绩效还产生着重大作用,但采用简单的人力资源策略对物质资本进行粗放式的利用并不是合理的生产经营方式。由于同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间在劳动力的生产技能上差别不大,因此注重人力资本的深层次开发就显得尤为重要:企业应加强对员工管理能力的培育和投入;推行适当的人力资本制度,为全体人员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通过改善工作场所的硬件设施,以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提高劳动力的技能熟练程度和整体素质;并且,还可以定期开展调研活动,及时反馈职工的问题和建议,从而不断促进生产经营各领域的改革和进步等。
(3)结构资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盈利能力与发展能力有重要的贡献,因此,企业应该构建自身的经营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合理设计组织结构,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制定和执行符合市场规律的竞争策略;同时还需要注重企业社会形象的建设,拓展供销渠道,加强与消费者、外部金融机构、商业伙伴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这些因素其实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非产品技术竞争、构筑企业长期利益所可以依赖的重要无形资产。
综上,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结论,但研究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比如只考察了2009年一年的数据、还有很多企业绩效指标未被纳入实证模型中等,这些问题还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做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摘要：以2009年我国工业部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25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回归分析,实证考察了知识资本对该类企业绩效的影响与贡献。研究结果表明:知识资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经营绩效有积极的贡献,并且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也分别从不同方面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促进作用。最后,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知识资本的开发提出了可供参考的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劳动密集型产业,知识资本,企业绩效,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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