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资本（共8篇）
体制资本 篇1
1 美丽新世界
2010年10月1日, 曾供职云南省一院27年的云南知名心血管主任医师、教授周乐今, 被民营的昆明同仁医院以80万元年薪挖走, 合同期限为3年。但在2012年3月31日, 周乐今被解雇。从此, 周乐今走上了劳动仲裁、诉讼和上诉之路。2012年12月14日, 周乐今二审完胜。昆明中院终审判决:昆明同仁医院继续履行与周乐今签订的劳动合同, 并支付拖欠的工资待遇40余万元。官司尘埃落定, 周乐今赋闲。无独有偶, 2009年云南省二院的心内科专家李易, 带领18名骨干集体投奔到了民营的圣约翰医院, 成了全国公立医院最大规模的人才集体跳槽事件。但因双方合作出现问题, 李易又携团队离开了圣约翰医院, 成立了“仁清”公司, 探索医疗团队多点执业。与周乐今、李易离开民营医院的动作相反, 张强医师又走进了“美丽新世界”。
2013年1月7日,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原血管外科主任、著名专家张强医师, 辞去公职, 离开体制, 在上海沃德医疗中心坐堂行医, 开始了体制外的执业生涯。他说, “我的最终目标是创办一个在血管外科领域, 尤其是静脉疾病的诊疗方面, 打造国际性的、国内最高水准的开放性诊疗平台。[1]”
上述名医们都离开了体制内, 那么体制内执业究竟如何?
2 体制具有强大的庇护力量
从现行体制说, 公立医院是事业单位, 公立体制对正式医师实施的是身份管理和单位所有制。医师是有编制的、属于公立医院的、有不同级别的干部。编制的意义在于它既对应财政供养, 又是“公家人”的身份标识。这种标识在现今的社会中仍然是体面的象征和稳妥生存于世的保障。因为它不但诠释着一个人在社会阶层中地位的高低, 而且还提供着体制对其的一系列保障。其一, 公立医院及卫生行政部门等体制力量, 为医师提供工资、奖金、福利补贴、保险、住房、公积金、家属子女安置等薪酬福利保障。其二, 为医师提供行政升职、职称晋升、业务培训、进修、教学、科研、学术交流、设备及技术团队等职业发展平台。该平台给医师提供了较多的学习和实践锻炼的机会, 而且医院越大, 机会越多。从这个意义上讲, 一名医师的名望在很多时候, 不是他个人挣来的, 而是他所在医院的平台给他的, 是医院的牌子大而带来的。其三, 特别地, 当医师面对难以解决的问题时, 公立体制作为医师的“东家”会出面干预, 比如医患矛盾之时。体制虽有种种弊端, 但体制的庇护是实情。体制, 是医师们的依仗。大致说来, 医师们在行业内的生存样态有三, 或在体制内、或在体制外、或“半表半里”。
3 背靠体制, 面朝市场是医师们一种稳妥的生存方式
3.1 走穴与外出会诊
医师私下“走穴”是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但他们身处体制内, 在面子上仍然服从着体制的安排, 还是很“听话”的。改革开放后, 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逐渐为社会所共识, 所以对这种行为, 医院常常采取“猫头鹰”式的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
2005年卫生部出台了《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 明确医师外出会诊是指医师经所在医疗机构批准, 为其它医疗机构特定的患者开展执业范围内的诊疗活动。该规定为医师合法走穴提供了政策层面上的保障。但是, 无论是医师合法的或者非法的走穴, 都可以为医师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总之, 医师们以走穴的方式拥抱了资本———他们拿技术换取了其它医院的钱。不过, 走穴尚不足以形成技术与资本的真正交易状态。因为这种拥抱, 背靠体制, 面朝市场, 并没有真正单枪匹马地与体制外的资本交易。走穴医师们的日子呈现的是既稳妥、又实惠的情状。需要明确的是, 医师“走穴”是事实上的多点执业。
3.2 多点执业
2009年4月, 新医改启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给出了“稳步推动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 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流, 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的指示。当年9月, 卫生部下发了《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 并开始在广东、海南、云南、四川、北京、江苏等地展开试点工作。2011年卫生部又出台了《关于扩大医师多点执业试点范围的通知》。这些政策为医师多点执业提供了政策依据。
多点执业, 是指获得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员, 注册两个及以上的执业地点, 并在上述执业地点按照所注册的执业类别和执业范围从事执业活动的行为[2]。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医师因执行政府指令任务引起的异地执业, 如卫生支农、支援社区和急救中心 (站) 、医疗机构对口支援等。此类行为由医师所在医疗机构批准即可。第二类是由于医疗机构间的医疗合作引起的医师交流。此类向卫生行政部门办理备案即可。第三类是医师个人主动受聘于其他医疗机构的行为。前两类无妨, 因均属于体制内执业。第三类不同, 因为这会牵涉到医师所在体制中的医师注册管理和人事制度意义上的变换。但在实践中, 医师多点执业“叫好不叫座”。
其一, 按照卫生部文件要求, 申请多点执业的医师与新增的执业地点达成聘用意向后, 第一执业地点与新增执业地点要签订关于明确医师工作时间、工作职责、薪酬给付、医疗质量、医疗事故或民事纠纷时的法律责任分担等问题的用工协议。基于上述可知, 对于这些事情的处理, 院方如果能从中获取利益, 则可能出面, 若不能, 就只能由医师孤身与其他医疗机构来谈了。事实是, 个人谈判的力量显然弱势于机构谈判的力量。
其二, 不少省市出台了“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该办法中, 有“必须取得第一执业地点的同意”的条件, 这势必是一个很大的关卡。具备多点执业能力的医师们多为高年资高职称的三甲医院医师。如果提出申请多点执业, 首先是大医院工作已经很繁忙, 医师业已高负荷工作, 科室就不容易同意, 遑论医院领导的同意了。其次, 在因体制而形成的观念里, 体制里是不允许有“二心”的。若医师申请去多点执业, 那么医师就是有了“二心”, “身在曹营心在汉”了。在院方看来, 能申请的, 是经过体制多年辛劳才培养出来的人才, 现在要公开地去他处执业, 等于直接挑战现行体制, 实属“背叛”。煮熟的鸭子焉能让飞了, 自己养的鸡怎能到别人的窝里下蛋。如果医师执意申请多点执业, 必然对个人以后的职业发展不利。医师个体的力量怎能和体制抗衡, 何苦要公开叫板体制找不自在呢?
而当公立体制内的医师决意于把民营医院作为第一执业点时, 就要辞掉公职, 放弃体制的庇护。开篇提到的三位医师若从公立医院到公立医院, 那就属于人事调动, 还是从“单位人”到“单位人”, 只需要变更下执业注册地即可。而当医师决意于技术和资本联姻, 把民营医院作为第一执业点时, 就是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了, 那么就要辞掉“公职”。于是, 体制力量的一切庇佑都没有了。正如张强在其微博中所言:“离开体制, 意味着放弃事业单位的编制, 放弃约40万的合法年收入, 离开已经建立了深厚感情的团队和同事, 经受传统偏见带来的市场和行业挑战”[3]李易跳槽后, 他在昆明医学院的硕士生导师资格很快被取消, 尚未毕业的弟子也被转到了其他导师门下。当他离开民营的昆明圣约翰医院, 第一执业地点变更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后, 就获得了博士生导师资格。
这就是为什么面对政策, 医师并未给予积极回应的原因。公立体制内的医师们宁可继续暗地走穴, 也不愿意公开直白地申请多点执业。全国第一个省级试点医师多点执业的广东省, 于2010年1月1日起开始了医师多点执业的试点工作。试行一年多时间, 只有100多名医师申请登记, 而且均为同一系统内部多点执业。昆明市于2009年4月开展了试点工作, 截至2011年5月17日, 1223名医师签约多点执业, 仅占该地医师注册人数的5.32%。2011年3月1日, 《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 (试行) 》实施, 但截至6月30日, 仅有166名医师办理了多点执业注册[4]。
4 资本羽翼下医师执业理想的式微
把民营医院作为第一执业点, 奔赴“美丽新世界”的医师们拥抱了资本。他们辞去公职, 离开公立体制围栏的庇佑, 孑然于“江湖”, 要独自面对一切, 谋求生存与发展。于是, 第一执业点为民营医院的医师们孤立的执业状态, 端倪了在面对社会资本时的弱势地位。不过还好, 医师们还有在世上赖以生存的东西———医术, 以及资本对他们的召唤。但资本的强悍与急功近利导致了资本羽翼下医师执业理想的式微。
4.1 资本强悍于技术
就卫生经济学意义上说, 民营医院的资本, 是指用于医疗卫生生产的基本要素。即医院的资金、门诊病房医技办公楼、药品、器械、卫生材料等物质资源。它们是民营医院获取利益的物质基础。它们必须要从社会上网罗一批临床水平优秀、有一定市场号召力的医师方可以开展诊疗活动。但是, 人才不足是民营医院生存与发展的最大瓶颈环节。笔者到河南省最好的民营医院———河南省新乡市宏力医院做调研时, 该院负责人不无感叹地说, 我们缺的不是钱, 钱不是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人才。目前医院里是“两头沉”:退休医师和刚毕业的本专科医学生。严重缺乏医疗技术既先进又熟练的中年医师, 而这恰恰是医院最需要的。于是, 资本与技术的联姻有了必要。
资本与技术联姻时, 资本是主导的。因为, 资本的力量是强悍的。资本的力量体现为, “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5]”民营医院占有生产资料, 医师虽有技术在身, 但没有生产资料。唯有当医师把自己的技术当作商品出卖并被资本购买以后, 医师才能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 发挥技术的作用。也即, 资本处于主动地位而技术处于被动地位, 资本相对于技术的强悍不言而喻。基于市场交易原则, 交易双方要有彼此可供交易的筹码, 且须对等, 但是, 我们在这里明明看到了技术和资本之间力量的不对称。周乐今当时所在医院的话, 生动地诠释了资本的强悍:“不管你是多大牌的专家, 都是给老板打工的, 都必须要听话, 若不听话, 老板要让谁走, 谁就必须滚蛋。[6]”
4.2 资本的急功近利
社会资本投资于民营医院, 如果用道德来衡量, 说资本是为“感恩”、“回报社会”, 这恐怕是过于高尚了点儿。这样的认识要么是忽视了资本冰冷的逐利本性, 要么是假道德之名行逐利之事。资本在世上存在的必要条件是, 它要逐利;它不逐利, 就必然会导致自身的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说, 资本的逐利性无可厚非, 因为资本也要生存。在医疗卫生行业, 社会资本是以民营医院为具体表现形式, 以医师的技术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为手段, 从而达到实现利润的目的的。但社会资本逐利本性的表达并不顺利。
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开展竞争时, 两者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在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下, 民营医院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是不如公立医院的。因为毕竟公立医院是由卫生行政部门创办和管理的。在管办不分的情况下, 民营医院在和公立医院“拼爹”时, 权力眷顾民营医院的机会和程度总是小的。这使得公立医院愈来愈庞大, 民营医院规模显得愈来愈小。为发展, 民营医院就需要快速地积累资本, 扩大规模, 因而其逐利性更加强烈。
凭借高超医疗技术, 怀揣着理想, 奔向了资本怀抱的医师们自有其缘由。比如, 民营医院的制度环境相对于公立体制不那么僵化, 可能带来丰厚的收入等。那么, 医师高薪酬的钱从哪里来, 显而易见是从患者那里来。因而, 一位公立大医院的名医到民营医院, 院方就期望能通过他的名望带来大量的病人而获利。但事情恰恰就这么微妙:一旦他离开原来的公立医院到民营医院后, 那么专门去找他的病人就会明显下降。因为患者就医往往有趋高的需求[7]。一般情况下, 医师新执业的民营医院相对原医院档次低、市场认同度低。同时, 医师到民营医院, 往往容易会被认为是“走江湖”捞钱的, 从而引起病人的反感。。如此, 来医院的患者必少。可挖来的医师是大牌, 是要有大钱伺候的。这样就造成了越是大牌, 给的薪酬越高, 资本就必须越逐利, 医师最后结局越不美满的情况发生。
周乐今来到昆明同仁医院的理想是要创办心血管疾病全新的慢病管理模式, 而资本逐利的坚硬现实是, 院方总在催促他多开展介入手术, 迅速回笼资金。这与周乐今的执业理想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所以被院方解聘并不出人意料。然后, 周教授与昆明同仁医院对簿公堂, 打起了官司, 讨要起了工钱。李易与资本纠葛时虽无公堂对簿, 但也同样和周乐今的遭遇一样, 表达了这样的情状:当医师的执业理想撞击资本时, 理想式微, 败下阵来。体制外执业的先驱者碰得头破血流。倘若资本能和技术包容性发展, 也即资本逐利不太急, 医师们在民营医院的某些理想或许就可能实现。
5 结语
医师的体制外执业,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患者、医师和医院三赢的局面。但是, 在这条新路上前行, 需要努力破除体制性障碍, 需要技术与资本的包容性发展, 这些都很难。从一定意义上讲, 医师的体制外执业都是差不多的宿命:技术与资本的博弈及其合约。这必然有成有败、有喜有悲。但愿张强们是体制外执业的先驱, 而不是“先烈”。艾伯特·史怀哲说, 我忧心忡忡地看待未来, 但仍充满美好的希望。
摘要：离开体制, 到体制外执业的医师们, 未必一定是走向了“美丽新世界”。背靠体制, 面朝市场是医师们一种稳妥的生存方式。当医师决意于技术和资本联姻时, 就需辞掉公职, 放弃体制的庇护。而资本的强悍与急功近利导致了资本羽翼下医师执业理想的式微。
关键词：医师,技术,体制,资本,式微
参考文献
[1]王建秀.张强医师:体制外执业, 为中国医师寻路[EB/OL]. (2012-12-10) [2012-12-23].http://www.cn-healthcare.com/people/kezhuren/2012-12-10/content_414761.html.
[2]陈王华, 沈春明, 徐洁.医师多点执业问题刍议[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0, 6:397-398.
[3]张强.张强医师的新浪微博[EB/OL]. (2012-12-9) [2012-12-23].http://weibo.com/1658988854/z8VnIdFKj.
[4]李晓宏.多点执业遭冷遇 (聚焦·医师多点执业观察 (上) ) [N].人民日报, 2011-09-01 (19)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 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87.
[6]周乐今.我在民营医院执业的“处子秀”[EB/OL]. (2012-12-10) [2012-12-23].http://www.yxj.org.cn/news/newsdetail.asp?id=14106&Page=3.
[7]张功震.试论患者趋高就医的基层化[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1, 12:895-897.
体制资本 篇2
环保融投资须与资本市场发展相适应-关于环保融投资体制问题调查和发展对策思考
本文针对在建立和完善环保资本市场中环保融投资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从环保投资的机构形式、资金来源、经营方略和发展方向等方面提出相应可操作性对策.
作 者：张新国 ZHANG Xin-guo 作者单位：山东省潍坊市环境保护局,山东,潍坊,261041 刊 名：中国环保产业 英文刊名：CHIN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年，卷(期)：2002 “”(4) 分类号：F8 关键词：环保融投资 投资体制 资本市场 规范运作 经济规律体制资本 篇3
陈清泰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专注国企改革研究，是国内较早建言国企改革以管资本为主的学者。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这次国有企业再改革的命题不是政府机构“如何改进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而是由“管企业”转为“管资本为主”，终于找对了改革的聚焦点。
投资运营机构不承接
政府的“漏斗职能”
中国新闻周刊：向“管资本”转变以后，国资的投资运营机构是一个重要的平台，这个平台应该如何定位？
陈清泰：投资运营机构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界面”：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主要通过投资运营机构的隔离与衔接来实现;国有资本的功能转换和效率提升主要通过投资运营机构的有效运作来实现。
在性质上，投资运营机构是国有资本注资设立的金融性公司，按照公司法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投资运营机构的章程、委托合同应体现国家意志并由国有资本管理委员会批准。出资人机构每年通过召开股东会议等形式审议投资机构运营情况、传达股东决定，尽量避免频繁下达“红头文件”进行干预。投资运营机构没有行政权，没有行业监管权，借助资本市场的工具运营，而不是靠行政手段。投资运营机构不承接政府对其下层企业的市场监管和行政管理等“漏斗职能”。
政府作为最重要公共管理部门，管资本就管到投资运营机构，不能再向下延伸。
中国新闻周刊：从“管企业”到“管资本”转变，应该建立怎样的管理体制？
陈清泰：“管资本”就是要建立以财务约束为主线的委托代理关系。核心是实现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并保证国有资本的投资运营始终受到强财务约束。
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框架可设计为三层次结构：第一层是国家所有权管理，属于公共职能。可考虑在政府层面设立“国有资本管理委员会”，管委会为非常设机构，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主任，负责制定所有权政策、推动国有产权立法、审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统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和任命投资运营公司董事和董事长、批准公司章程等。管委会可委托相关部门为其办事机构;委托特定部门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机构行使出资人职能。管委会办事机构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投资运营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政府每年向人代会报告国有资本运营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配情况，接受审议和监督。
第二层是国有资本的投资运营机构。该类机构应包括已有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社会保障基金，也有集团公司转制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他们受国家股东委托，进入市场运作国有资本，是独立的金融性商业实体。
第三层是投资运营机构持股或控股、受公司法调节的股份制公司，其主体是各类混合所有制的公司。
国有经济并不需要
“从竞争性领域退出”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国资监管的形式主要是“管企业”，这种监管方式的弊端体现在哪？
陈清泰：集中体现在国资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方面。实际上这二者并没有直接的产权关系，但监管部门将“集团公司重要子公司参照国有企业管理”，显性或隐性地赋予行政级别，把“管人、管事、管资产”延伸到了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对此也望之无奈。
比如国资股东把“三重一大”的管理方式通过集团公司一插到底，使上市公司的重大决策实质上通过非正常渠道完成;重要人事任免，往往是上级组织作出决定，董事会走程序;国资部门以大体相同的规模导向的指标考核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影响了公司的个性化发展;政府部门直接管理高管薪酬，并把“工资总额管理”管到上市公司。国资部门的各种审批、检查、报表和会议延伸到上市公司，使公司被政府机构牵着走。
中国新闻周刊：“管资本”之外，是否还有一些特殊企业由政府直接管理？
陈清泰：《指导意见》提出“管资本为主”，就是说不应排除政府仍直接管理企业。这符合现阶段的国情。在竞争性领域必须政企分开，保障企业独立、平等地参与竞争。在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应逐步尽数由管企业转变为管资本，并以平等的身份在市场中运作。对某些战略性和市场失灵领域的国有企业，政府需要对其保持控制力。
这些领域基本不存在竞争，如何管理对市场不会产生大的影响。政府对这类企业的管理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政府继续直接管理企业;二是通过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控股目标企业。
中国新闻周刊：一些人认为，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目标，与市场化改革方向有冲突，国有经济应该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你怎么看？
陈清泰：很多人出于担心，提出“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全部退出”。但国有经济规模巨大，全部退出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在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谋求“控制”，会扭曲市场;但投资为了收益，对其他投资者不会造成不当伤害。
因此，一方面国有资本“应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另一方面，关键的不是“退出”，而是在竞争性领域与时俱进地改变国有经济的功能，由过去看重对产业和企业的“控制”，现在转向专注资本投资收益，国有资本的进入或退出由投资运营机构分散地自主决策。国有资本的公共性不是表现为“退出”，而是体现在收益分配的公共性。
可以设想，在资本市场活跃着一个个追求财务收益的国有资本投资机构，如同一些国家的一只只养老基金，必将对改善资本市场、放活企业产生正面而不是负面的影响。
“混改”绝不是新一轮的圈钱运动
中国新闻周刊：新一轮国企改革重提“混”改，并赋予新的内涵，你认为主要意义体现在哪里？
陈清泰：从“管资产”到“管资本”转变以后，对混合所有制继续严格界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已经失去了政策意义，政府应弱化直至取消按企业所有制成分区别对待的政策，摘掉企业的“所有制标签”，实现各类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在股权结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股比动态变化的情况下，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依据已经消失，应当通过投资机构运营国有资本，不干预企业。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混改”的主要误区在哪里？
陈清泰：发展混合所有制绝不是新一轮的圈钱运动，应当“融资需求”与“转制需求”并重，而机制转换是关键。通过混合所有制改制，国有的去行政化，民营的去家族化，建立有效公司治理，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现在，虽然很多国企通过上市实现了股权多元化，但新投资者的进入未能使企业实质性按“公司法”规范。大股东所有权侵犯公司经营权、政府机构干预公司事务已经常态化，导致公司治理形似而神不至。
人们所期盼的混合所有制不是停留在股权结构的混合，而是在“公司法”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企业制度;是在股东所有权与公司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实现治理结构的现代化、治理机制的市场化。
中国新闻周刊：不少国有企业虽然引入了多元股权，但依然是国有股一股独大，这会造成什么问题？
陈清泰：国有股一股独大造成了一系列体制性弊端。目前很多公司高管大都由控股股东派遣，重要人员交叉任职;多层次、数额很大的关联交易;重大事项由控股股东进行实质性决策;激励机制比照大股东，人员能上不能下等。由于股东会和董事会无力制衡大股东对公司的超强控制，使新体制很大程度上受到旧体制的牵制。
这一轮发展混合所有制，应通过优化股权结构克服一股独大的弊端。一是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应放开国有股权比例限制，国有资本可以控股、可以相对控股、也可以不控股;二是需要控股的，将股比过大的国有股权适度分散给两个或几个国有投资机构持有，彼此形成制衡关系;三是引进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公众基金以及PE基金等机构投资者。通过合理的股权结构形成制衡机制，使所有股东的权利统一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层面体现，阻止任何股东跨过董事会干预公司经营，保障公司的独立地位。
对于竞争性公司，国有股权比例过高的应适度分散给若干国有投资机构持有，打破一股独大。董事成员要以外部董事为主，其中应有相当比例的独立董事。股权董事应为外部人，董事长原则上由外部人担任。所有股东通过股东会、董事会行使权利，确立董事会的核心作用和战略地位。董事会牢牢掌握公司重大决策权，董事会审议经理人年度报告，考核经营业绩，防止内部人控制。公司和经理人不属“体制内”、没有“行政级别”。公司不再与政府保持行政关系，包括干部人事管理、工资总额管理、责任目标管理，以及巡视、测评等的“延伸监管”。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领域进行混改，是否应该有不同的改革办法？
陈清泰：发展混合所有制应当把收益性功能的国有资本，即竞争领域国有企业，包括行政性垄断的企业和天然垄断行业中可竞争的业务作为重点，先试点，再逐步推开。对那些有政策性目标的企业和投资应当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
体制资本 篇4
关键词：民间资本,投资体制,温州金融综合改革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 杭州、温州的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特征尤其具有代表性, 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民间资本的支持, 由此引发的民间资本投资问题也尤为突出。2012年3月国务院决定在温州开展金融综合改革试验, 拉开了民间资本投资体制机制改革的序幕。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至今已有二年, 如何借鉴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有益经验, 结合杭州市民间资本数据分析基础上, 探讨民间资本投资运作的基本模式, 研究其成因、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而形成提升和改造民间资本投资运作模式的相应体制机制, 是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1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进展与成效
自2012年3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至2013年末, 温州全市拥有村镇银行7家, 境内外上市企业12家, 已开业民间借贷服务中心7家, 民间资本管理公司11家;小额贷款公司44家, 注册资本金108.4亿元。2013年末温州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7771.16亿元, 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3821.25亿元, 人民币贷款余额7092.32亿元, 与上年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数据来源:温州市统计局《2013年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经历了二年的改革和探索,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成效可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1 民间融资的规范化、法制化趋势明显
温州民间金融的总量一直非常庞大, 2011年的规模已达1200亿元, 但民间金融因其自身的隐蔽性和有限性, 潜藏的风险也随之而来。如曾经出现的抬会事件、挤兑风波以及民营企业主“出逃”事件, 使温州成为了“冒险投机、无序扩张、实业空心化”的代名词[1], 这对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随着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实施, 《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相继出台, 温州民间融资向规范化、阳光化、法制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极大激发了民间融资活力。根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温州市银监分局、市金融办2014年《一季度金融形势分析报告》, 从民间借贷备案看, 自3月1日至4月8日, 全市共备案民间借贷860笔, 总金额约11.66亿元, 其中自愿备案的笔数达到722笔, 占84%, 金额为3.34亿元, 占28.6%。民间借贷的阳光化、规范化趋势明显。
1.2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渠道不断增多
根据国家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民营银行、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的相关政策规定, 民间资本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政策上已没有任何障碍。借助金融综合改革契机, 温州民间资本积极参与温州银行增资扩股、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等金融机构改制, 做好全国第一批民营银行试点工作, 加快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 并积极尝试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同时建立了颇具温州特色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安全、可靠的交易平台和信用查询信息系统, 每周发布民间借贷利率指数, 引导民间借贷向规范化、合法化发展, 最大限度降低民间借贷的风险。
1.3 具有地方特色的金融管理机制初具规模
以《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为基础, 结合温州实际情况出台相应的配套实施细则和金融监管政策, 初步形成比较完善的法律监管体系。设立温州市地方金融管理局, 为防范和及时解决民间金融风险, 成立金融仲裁院、金融犯罪侦查支队和金融法庭, 形成一套金融管理体系。并以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和小额贷款公司为基础平台, 与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相连接, 加快征信体系平台建设, 初步形成具有温州特色的金融管理机制。
2 杭州民间资本投资的基本形势及存在的问题
杭州与温州一样, 都是浙江典型的民营经济大市。杭州的民间投资总量不断扩大, 2007年已达832.10亿元, 2009年超过1000亿元, 2011年达到了1738.18亿元, 2012年突破2000亿元。2013年, 杭州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首次突破4000亿元大关, 达4263.87亿元, 民间投资则达到了2275.21亿元, 民间投资总量居全省首位。2014年一季度, 杭州全市民间投资419.03亿元, 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54.9%。
数据来源:杭州统计信息网。
从民间投资的投资主体结构看, 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企业成为杭州市民间投资的主力。据统计, 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企业占杭州市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58.5%和33.6%, 合计占民间投资比重超九成。
杭州民间资本投资虽没有温州的炒房、炒煤、炒蒜那样疯狂, 但不断积累的民间资本由于没有很好的投资渠道, 存在的“两多两难”问题同样非常明显, 即民间资金多、投资难, 中小企业多、融资难。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14年一季度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显示, 浙江省一季度地区社会融资2638亿元, 广东省为4789亿元, 山东省为4839亿元, 江苏省为5739亿元。浙江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仅为江苏一半, 这也折射出了浙江民营经济特别是数量众多的小微企业融资的困境。经过调查分析, 本文将杭州民间资本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民间资本投向不均衡
从行业分布看, 杭州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制造业, 二者合计接近民间投资总量的近九成;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民间投资的比重则不到2%, 教育设施、卫生设施以及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民间投资比重则更少。2014年一季度, 杭州市民间投资总量为419.03亿元,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248.94亿元, 占全部民间投资的59.4%, 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 全市民间投资仅完成170.09亿元。
2.2 民间投资拉动作用减弱
根据杭州市统计局《2013年我市固定资产投资运行情况分析》, 2013年杭州全市民间投资2275.21亿元, 增长10.5%, 增幅较上年回落7.1个百分点, 低于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4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对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贡献率为39.8%, 较上年下降9.8个百分点。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2013杭州民间资本投资较2012年增幅明显回落, 民间投资对拉动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有所减弱。
2.3 民间资本投资领域仍有限制
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政策近年来相继出台, 不断拓宽民间资本投资的领域, 但从杭州市近几年民间资本投资的实际情况看, 民间资本仍难以进入部分高回报率的垄断行业、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领域, 政府设置的市场准入障碍依旧存在, 限制了民间资本投资的有效发展。
3 构建民间资本投资体制机制的对策建议
根据工信部发布的2013年《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估》显示, 企业总体平均利润率为5.1%, 而目前银行贷款的基础利率约为6%, 民间贷款利率约为18%~20%, 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生存状况可见一斑。尽管国家以及杭州市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民间投资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 但杭州市民间投资发展仍存在诸多瓶颈制约。根据笔者对杭州市部分民营企业的调查, 有84.8%的民营企业认为融资难度大、资金筹措难是影响企业发展的主要困难;有83.2%的企业认为政府出台相应的投资优惠政策会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较大影响, 民营企业普遍希望政府在金融、资金、税收等方面加强对企业的扶持。一边是庞大的民间资本“投资无门”的尴尬, 一边却是众多民营企业无处融资的境地, 如何利用好民间资本, 解决好民间资本“两多两难”问题, 是规范民间资本投资的核心之处。
3.1 借鉴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经验, 创新民间资本投资方式
根据国务院批准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方案的要求, “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 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 规范发展民间融资, ”是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首要任务。已于2014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民间借贷、定向债券融资或者定向集合资金的三种民间融资方式, 并将合会、农村资金互助会的资金互助、企业内部集资三种行为新纳入了民间借贷范畴, 并规定了大额民间借贷强制备案制度。
借鉴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在民间融资方面的成功经验, 根据杭州民间融资的实际情况, 可以通过制定《杭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等来明确民间融资的基本形式, 创新民间资本的融资模式。除定向债券融资和定向集合资金募集两种融资方式外, 将温州民间已经发展相对成熟的“合会”制度 (民间俗称“抬会”、“呈会”、“标会”、“互助会”等) 引入民间借贷的合法范畴。通过改革创新民间资本投资方式, 有助于为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融资之间建立对接平台, 畅通社会投融资渠道, 规范民间投资行为。
3.2 加快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 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决定》指出:“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 在加强监管前提下, 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国务院办公厅于2013年7月提出了“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的指示精神。为贯彻实施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杭州市提出了加快地方金融市场建设, 创新金融服务体制机制, 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改制转型等。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 在法律和国家政策层面已经没有任何障碍, 中小企业也有对民间资本的迫切需求。“除了传统意义的民间借贷外, 非正规金融机构利率相对过高, 无法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只有建立真正意义的民营银行, 才能更有效地服务中小企业。”[2]作为地方政府, 需要完善的是如何细化国家政策的配套实施, 规范民营银行、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资格审查, 建立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机制, 形成资本所有者承担风险损失的市场约束机制。全国第一批民营银行试点工作已经于今年3月开始, 试点采取共同发起人制度, 每家试点银行至少有2个发起人。按照确定的5个民营银行试点方案, 浙江的2家民营银行分别由杭州的阿里巴巴、万向控股和温州的正泰、华峰集团联合筹建。杭州在做好民营银行试点工作的同时, 应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股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探索设立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等新型机构。鼓励民间资本以村镇银行等地方小型银行为主体, 探索将金融服务贴近社区, 打造社区银行服务新体系。
除了对金融领域的投资, 民间资本投资需不断加强转型和创新, 从而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鼓励民间资本以BT (建设—移交) 、BOT (建设—经营—移交) 、TOT (转让—经营—移交) 等多种投融资模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如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庆春路过江隧道BOT项目的投资主体, 负责完成整个隧道的投融资、建设、运营和移交。加快垄断性行业单位改革, 降低民间投资市场准入门槛, 允许民间资本通过联合、联营、集资、入股等多种方式进入, 实现民间投资形式多样化。
3.3 推进民间资本投资的配套制度建设, 加强体制机制保障
一是规范民间资本投资的风险防范机制。虽然国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设立村镇银行、民营银行等金融机构, 但由于民间资本自身具有的逐利性和盲目性, 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与监管, 将会引发诸多的金融风险。“在制度建设滞后的背景下, 大幅度降低准入条件、大量增加民间资本控制的商业银行, 将会带来巨大的道德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3]急需加强风险自担机制、存款保险制度、民营银行发起人资格审查制度等风险防范机制建设, 保护存款人的合法利益, 提高公众对民营银行的信心, 从制度设计和监管源头上规避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风险。
二是探索形成利率市场化的运行机制。民营银行因在信用规模和资金来源方面, 无法与国有银行进行公平竞争, 推进利率市场化有利于民营银行对利率进行灵活定价, 发挥民营银行的经营优势。“民间金融在面向地方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时, 由于中小企业缺少抵押物, 民间金融一般会基于风险因素而要求较高的利率。”[4]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 风险与收益相匹配, 既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也有利于民营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的评估体系。中小企业是民间资本投资的主要对象, 但“现有的征信方式效率低下, 亟需建立一个多部门信息采集和资源共享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5]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信用体系、担保体系等一系列配套工程, 有利于形成民间资本投资与中小企业融资之间信息对称、资源共享, 减少民间资本投资的信用风险, 并进而推动民间信用体系建立。
四是健全民间资本投资的法律保障体系。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的民间投融资法, 主要以民间借贷、合同行为等形式规定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中。通过制定当地的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地方性规定, 再配合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 以系统性的法律保障制度, 有效遏制民间资本投资的盲目性和隐蔽性风险, 更好地引导民间资本投资趋向合法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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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资本 篇5
该份文件立即在资本市场引起诸多关注, 《意见》显示, 其与资本市场直接相关的就有“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探索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转板机制”, 以及“进一步完善‘沪港通’试点, 适时启动‘深港通’试点”等众多内容。
“监管层重申了注册制、‘深港通’试点等资本市场领域2015年重大改革, 这是沿着既定的大方向继续推进改革。”5月18日, 第一创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兴韵表示。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也表示, 有了“沪港通”的经验作为基础, “深港通”的开通时间越早越好。如今内地小盘股泡沫明显, “深港通”的实施亦将有助于防止泡沫进一步蔓延。
重申注册制
《意见》强调, 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探索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转板机制, 发展服务中小企业的区域性股权市场, 开展股权众筹融资试点。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 发展债券市场,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5月18日,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表示, 注册制和转板机制是目前资本市场改革的头等大事, 但实际进展缓慢, 希望监管层的重申能加快改革进程。
注册制实施的前提是证券法修改生效。修改后的证券法已经确立股票发行注册的法律制度, 从法律层面明确股票发行注册的申请条件和注册程序。
目前证券法修订草案的最新进展, 是于2015年4月20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推动证券法修订和期货法制定工作。”《意见》对此指出。
“注册制最快于2015年第四季度实施。”申万宏源分析师林瑾预计, 按正常进度, 证券法修订草案初审之后, 需要征求意见并总结, 最快于今年8月份进行二审, 10月份完成三审。
林瑾认为, 注册制的推动进程符合预期, 之前, 证监会已从多方面着手为平稳过渡注册制作各项前期准备, 包括不断加强的信息披露质量, 强化各项监管措施等等。可以预期, 新版证券法一落地, 注册制即可实施。
“注册制和转板机制是拯救创业板的有效手段。”董登新表示, 这两大制度是顺利化解创业板泡沫的重要机会, 制度推进对创业板市场健康发展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 这两项制度要在有利的市场环境中推进, 如果不抓紧推进, 以后可能会受到掣肘。
5月18日, 创业板指数再创新高, 收报于3278.48, 大涨4.23%, 从2015年年初至今涨幅已超过一倍。但因其高企的整体市盈率, 创业板的高估值备受市场质疑。
注册制开始阶段可能会有一个过渡期。按照国泰君安分析师任泽平的理解, 注册制是国际潮流, 符合提高市场公平效率的大方向。但按照国际经验, 我国可能先走一段核准制和注册制相结合的道路作为过渡。
任泽平认为, 证券法修订完成后, 将使股票发行改革突破“最后一公里”, 推动中国股票发行制度由审核制走向注册制, 使股票发行走向市场化道路。通过大力推动直接融资发展, 激发全民创新创业活力, 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创新。
适时启动“深港通”
《意见》还指出, 将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 择机推出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 进一步完善“沪港通”试点, 适时启动“深港通”试点。
“沪港通”自2014年11月17日正式启动, 至今约半年时间, 期间平稳运行, 制度本身的完善则还在不断推进。
就在5月18日, 证监会进一步明确了沪港通下名义持有人制度。据证监会当日发布的信息, 沪港通架构下, 境外投资者作为实际权益拥有人行使股东权利的方式, 应当根据香港特区关于名义持有人的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安排。
根据香港结算发布的《中央结算系统一般规则》和《中央结算系统运作程式规则》, 沪股通股票的实际权益拥有人应当通过名义持有人, 即香港结算行使有关股东权利, 包括请求召开股东大会、向股东大会提案、在股东大会上投票表决、获得分红或者其他投资收益等。
尹中立认为, “沪港通”在现有框架下运行非常平稳, 证明风险可控, 这对接下来“深港通”的实施有正面意义, “深港通”的实施时间越早越好。
事实上, 近期市场已多次传出“深港通”相关传闻。
5月7日, 高层日前已批复深港通, 现由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协商方案细节。
但5月8日, 针对该传闻,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表示, 没有听说相关信息, 深港通方案正在研究过程中, 将在履行相关程序后向市场公布。
5月15日, 港股恒生指数突然在下午2点后发力, 一度逼近28000点。市场人士认为, 很大可能在于传闻港交所会在当日发布深港通相关公告。此后港交所发言人澄清称:“今日无宣布深港通安排”。
市场已对如箭在弦的“深港通”充满期待。
海通证券策略分析师荀玉根就预计, “深港通”年内推出概率大。标的预计是新的深成指数中的500只股票, 以及AH股共503只, H股方面, 恒生小型股的197只可能会纳入标的。
尹中立分析, 相比“沪港通”, “深港通”更显著的特点在于科技股、小盘股。这类股票在两边的估值差距很大, 深圳创业板估值基本要比香港贵5倍以上。与沪港通产生的资金流向不同, 内地资金更可能会流向香港科技股、小盘股, 而内地的科技股、小盘股则会产生回调的压力。
体制资本 篇6
产权在法律上的含义包括占有、使用、收益以及处分的权力。在新制度经济学中, 产权是市场交易得以进行的前提。具体到人力资本的产权, 笔者认为, 人力资本产权是劳动者对自身具备的人力资本享有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人力资本产权是劳动者自由订立劳动合同, 取得合法劳动收入, 以及行使其它经济权利的依据。人力资本产权是劳动者经济权利的基础和核心。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简单回顾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主要集中于三大领域, 一是企业改革, 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二是政府机构的改革;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调整和改革。
这三项改革有一个共同的指向, 那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其实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 对国有企业、政府职能和政府机构、法律法规等进行改造和改革。虽然直接针对劳动者的改革并不多, 但是任何一项改革, 其最终落实点都是经济活动中的劳动者。改革是权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 而权利和利益的载体是社会中的人。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任何一项改革, 都是对“人”的改革。
三、人力资本产权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关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 关键在于改革取消了计划经济体制给劳动者造成的种种限制, 使劳动者的经济权利得到了有效保障, 其实质就是人力资本产权向劳动者的回归。方竹兰认为, “基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经济权利关系调整, 是民众经济权利的发育和国家经济权利的重组。”
(一) 劳动者人力资本产权中的自由交易权逐渐回归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 绝大多数的劳动者都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某一个具体的组织。劳动者的隶属关系并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 而是服从国家的计划分配。在这种情况下, 劳动者没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特长, 选择工作单位和工作类别。劳动者基本上丧失了人力资本产权中的自由交易权。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 国有和集体企业日渐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组织生产活动, 其独立市场地位也日渐明确。企业的这种独立的市场地位, 具体到某一具体生产单位的劳动者, 就是他们也获得了相应的自主权, 如自由缔结劳动合约的权力、自由进入和退出权以及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力。
(二) 劳动者按照自身人力资本大小取得合理报酬的权利逐步确立
计划经济体制下, 经济剩余的分配是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的。在“按劳分配”的旗帜下, 人为地抹杀劳动者人力资本上的差别, 事实上实行的是一种绝对平均的分配制度。在这种情况下, 部分拥有高人力资本、对生产做出更大贡献的劳动者取得的收入与普通劳动者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抑制了部分高素质的劳动者进行生产活动的积极性, 同时也抑制了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一个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也在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使得劳动力能够按照市场的原则定价。劳动者所得报酬的大小, 开始主要依靠劳动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大小以及劳动者对生产的贡献大小来衡量。
(三) 劳动者在与国家政权机关的交往互动中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权利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劳动者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种事实上的行政隶属关系。劳动者属于某一个具体的经济组织, 但是这些经济组织并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性, 他的一切活动都是按照政府的指令进行的。因此, 劳动者和国家机关之间的交往互动是一种体制内的行政关系调整。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国家的经济权利全面削弱, 部分被分离的权利逐渐回归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 劳动者取得了法理上的与国家平等的地位。因此, 劳动者与国家的交往互动转变为两个经济地位相等的经济人之间的互动。劳动者与国家间的关系不再是“一团和气”, 在一定程度上, 劳动者与国家机关存在着一种经济利益的博弈, 双方的地位在有些时候甚至是对立的。劳动者维护自己经济权利的方式, 由传统体制下的行政申述, 变成了地位平等的协商或者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四) 人力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资源整合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计划经济的条件下, 资源的整合是按照国家的计划指令, 以物质资本为中心进行的。但是, 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人与物的结合方式, 其中人的因素又是最为关键的。因为, 物质资本的有效利用, 依赖的是劳动者的技能和生产的积极性。如果劳动者的经济权利缺乏保障, 其生产积极性和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性将受到影响, 并最终影响物质资本的生产效率。更为严重的后果是, 本应该归劳动者所有的部分经济剩余都被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占有, 导致劳动者阶层的普遍贫困。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过大, 容易诱发社会的不稳定。
如果劳动者的经济权利能够得到保障, 那么劳动者就能凭借自身拥有的人力资本取得合理的报酬, 而且物质资本的利用效率也将大大提高。整个经济的发展, 将是一种发展成果为一切社会阶层的人们所共享的良性发展。
(五) 人力资本产权的确立反过来又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论述美国关于劳动者权利的立法时谈到:“组织与利用所有可聚集的有组织的劳工的谈判力量的权利, 这可能会损失经济效率, 从而足以诱致改变其中某些权利的政治进程。与此同时, 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 可能会迫使社会建立有利于人的代理组织的追加权利。”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 对制度变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 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是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 人力资本的价格不能反映人力资本的真实价值。人力资本价格的扭曲, 必然提供一种激励, 使得经济活动中的单位不恰当地使用人力资本, 依此建立起来的经济制度也必然是忽视人力资本, 忽视人的经济权利的。反之, 如果人力资本产权明晰而且有充分保障, 那么人力资本价格就能反映人力资本的真实价值。合理的价格必然促使经济活动中的单位和个人更为合理地利用人力资本要素。依此建立的制度, 必然更加注重保护劳动者的经济权利。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 生产关系的核心是人与物的结合方式。人的经济权利,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人关系、人物关系、物物关系的最终连结点。因此, 一旦劳动者的经济权利明确, 并得到有效保护, 那么市场经济中的其他关系也因此而更加明确, 市场经济制度也因此而更加完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简要分析, 笔者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是一个劳动者人力资本产权逐渐明确并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人力资本产权的明晰和保障, 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经济活动中的人, 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而且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决策者在设计新制度时, 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在改革的过程中充分关注并切实保障普通劳动者的基本经济权利。只有以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经济权利作为一切新制度的设计原则, 我们的改革才能说是正确的和可持续的。劳动者权利的充分保障, 也是解决我国当前诸多社会问题的惟一出路。
摘要：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本质上是经济权利在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重新分配, 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产权在改革过程中逐步确立。人力资本产权的确立反过来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劳动者人力资本产权逐渐明确并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变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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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资本 篇7
高校后勤改革的核心是要提升后勤的运营效率来促进教育生产力的发展, 增加社会资本和社会福利。从近年高校发展的形势来看, 后勤体制的改革明显滞后, 跟不上高等教育形势发展的需要, 行政式、福利式、无偿式的后勤管理模式显然是“温水”中缺乏竞争的产物, 这种由非竞争形成的“惰性”被孵化成巨大的习惯势力, 使人力资本贬值, 对高校后勤改革的深化形成了梗阻。
薛沛建认为社会化条件下的高校后勤管理模式要“实行企业化管理, 处处体现以等价交换为核心的商品经济规律”, 而目前大部分高校仍是以学校为主体办后勤, 虽然形式上有所改变, 学校还是要投入大量的资源来维持后勤运转, 后勤实体效益不明显、运行机制不畅、后勤制度安排的低效等降低了学校的整体效率, 高校后勤改革上存在着管理观念陈旧、结构失衡、机制不健全、员工素质偏低等现实问题。
钟顺虎对国内外高校后勤进行系统的分析, 把高校后勤改革与重组放在社会、市场、高校、政府的系统中加以考察, 从结构与功能、整体与部分、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和制约之中去把握后勤改革与重组的方法。郝志和认为大多学校后勤管理仍没有设立专门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管理工作主要集中在日常事物的方面, 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程度都不高, 提倡后勤管理从职务分析、绩效评价、薪酬管理3个方面。也有学者把后勤人事改革的最终目标定位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高校发展的特点, 建立新型的企业化人事管理、社会化劳动用工及多元化分配制度, 实行内部聘任制度、全员合同制、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全新的劳动人事管理。但目前大部分研究都是通过分析改革现状、总结经验来讨论后勤改革难点, 比较各种改革模式, 而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深层次, 系统地探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有效模式的研究成果仍然比较少。回顾后勤改革的历程, 总体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相当一部分高校的改革没有涉及根本性的问题, 所有的改革几乎都困扰在人和利益分配这两个点上, 而人又是最根本的, 是根本解, 只有基于人力资本的体制创新才能从改革滞后的“暗箱’中走出来, 人力资本是一个组织发展的主导因素, 不仅自身能形成递增的经济收益, 同样能使资本和其他物化要素产生同步递增。
二、人力资本在高校后勤改革中的系统思考
国内外对高校后勤改革的研究涉及的面都比较广, 而人的问题始终是第一位的, 是一个必须重视和首先解决的关键要素, 人的问题不解决, 其他问题就无从下手。任何体制都是人设计、安排和选择的, 是人行为的博弈均衡, 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则更是体制外人的意识的一种内化。高校后勤处在一个高知识密集型的环境中, 有充足的人力资源获取通道, 但其本身的人力资本存量却严重不足, 成为其发展的硬伤。人力资本是现代知识经济的首要生产要素, 谁拥有高层次人力资本存量, 谁就具有更强的资本、知本的增量和更强的竞争力。人力资本比物力资本更具有强生产性的, 一项体制的改革就是要使组织的人力资本更具有生产力, 这种体制就是人力资本的生产制度。因此, 体制的改革就必须努力去提升人的认知能力, 这种能力是一种初级人力资本, 是组织的人力资本存量, 后勤改革的根本解在于破解体制内障碍、提升人力资本的认知性和生产性, 否则整个改革找不到突破口, 找不到真正的根本解。
高校后勤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将人力资源社会化、知性化、资本化的过程, 人力资本应该是一个系统化的概念, 是人力资本的在数量、质量、结构、层次和创新能力的系统性整合。体制的改革是不断地在均衡和非均衡中转换, 组织的发展导致非均衡的出现, 而这种非均衡恰恰是人力资本增量的源泉, 高校后勤体制改革是对旧均衡的一种突破, 在周期性内达到新的均衡。
另外, 在改革中还要看到人力资本的层次性, 高校的改革要将人力资本分为初级普通人力资本、中级专业化人力资本和高级创新型人力资本, 建立人力资本的梯级生产制度, 使体制具有资本的孵化能力, 在不同的人力资本层次形成同步增值。无论是诱致性体制改革, 还是强制性体制改革都一定是伴随着权力结构和利益的分化, 分配制度的改革也一直是后勤一系列改革的重心所在, 而真正意义的“聘任制”的缺失使分配制度无法进行和难以深入。后勤改革要使后勤人力资本的生产者的激励市场化, 转变人力资本的配置制度, 由过去的所谓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契约管理, 使人力资本产权明晰化、具有投资的冲动, 尤其是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 人力资本的专有性是资本存量的基础, 也是竞争力的核心, 整个改革必须使后勤人力资本具备生产性。
三、经济学视野下的高校后勤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具有正的外部性, 人力资本本身也具有剩余价值生产性。高校后勤改革必须是基于一种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 是一种非均衡状态下的智力熵变过程。任何的改革都涉及4大资源体即物力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信息资源, 货币资本、物力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 它的外溢效应和边界都是有限的。
体制的改革是基于人的使用和物的使用, 使这两项效益产出最大化。高校后勤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人力资本的生产制度, 通过改革使后勤单位的行为主体在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具有特定的选择集和界定其行为边界, 使体制具有激励和约束的双向调节作用, 这必须是一种增量式改革, 使行为主体无意识地形成“习惯”, 自觉追求组织的主体的福利和效益的最大化, 形成后勤的整体文化资本, 最后转化为社会资本。真正的后勤改革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动态”资本上进行的生产和再生产, 这种改革才是深层次的, 它减少了行为的不确定性, 降低了后勤组织运作中的交易成本, 扩大了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和预期收益, 这种体制既是主观的“思想集”, 也是客观的“结构体”。
另外, 高校后勤改革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竞争的体制中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 激励不足, 改革动力源自然就会闭塞。改革是为了组织单位内高人力资本存量的职员能够持续地提供智力支持, 在产权缺失的条件下, 这种供给显然是不足的。高校后勤改革在中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在产权性质上是有差异的, 后勤体制的改革必须让高人力资本存量的职工获取一定的剩余价值索取权。在高校后勤的人力资本管理中人力资本的价格和价值体现长期处于僵化状态———强的官本位体制、“死”工资、低福利、平均主义、行政命令等被动工作, 整体管理落入一个惰性区, 并形成路径依赖。而在市场环境下, 任何的理性的组织都不会以稀缺资源的无效配置为代价去维持一个组织的低效运行。高校后勤改革关键是提升后勤服务的回应性和管理生产性, 破除协调的交易成本 (运用某种协调机制的成本可以认为就是交易成本) , 减少带有“噪声”的度量。
人力资本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基本要素, 也是个人获取收入的基本手段, 后勤体制的改革是一个经济机制设计的过程, 说到底就是一个激励相容问题。改革要增强人力资本的再生产能力, 促使广大职员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来提升自己的收入能力和收入水平, 用制度安排来体现和解释个人的人力资本存量的报酬水平。后勤改革就要使任何人力资本的投资都能得到应有的报酬和补偿, 人力资本含量高的员工的贡献必然要大于一般的员工, 一个人的人力资本的含量越高, 其劳动生产率和边际产品价值也越高, 也应得到高的收入水平。后勤实体化、社会化后, 整个体制已由行政命令式转向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构建了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这时会产生必要的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高校后勤体制改革要精心设计激励契约来消除隐性行为和遏制道德风险, 达到激励相容。好的体制可以通过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来改变职员的偏好结构, 增强人力资本的效用函数, 淡化工作的负效应, 产生敬业精神。当然改革还要从实际出发, 在特定的国情和大体制下, 高校后勤目前不可能完全企业化和市场化, 达到绝对的独立, 这需要一个渐近过程, 改革也必须正视这一事实的存在, 后勤体制的改革不是某一个点, 而是一个进程。
四、高校后勤改革中人力资本运行机制的向度维
后勤可以看成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相互依赖的一个特别合约。现代契约理论认为,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都有平等的权利索取剩余, 后勤的体制改革实际是要使人力资本的产权维处于一种“状态依存权”, 把这种产权定义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人力资本是具有收益权的, 其前提是一要对人力资本要有正确的评价, 二要有切实可行的分配制度, 把员工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结合转化为一定的索取权益, 使后勤真正成为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联合体, 在高校后勤体制改革中激励不足和约束不足都会极大地侵蚀后勤组织的利益, 对于高校后勤反而约束不足占主导。从系统论的角度看, 后勤的效率界定为“要素、结构、状态、关系”的整合能力, 效率取决于“人力资本逻辑”, 人力资本运作的各环节是具有协同作用, 用人力资本运作机制的函数基模:
(X1, X2, X3) 是人力资本所构成的知识、经验、技能要素;F (X1, X2, X3) 表示人力资本的行为, K为人力资本的贡献系数, 该基模把人力资本的运作机制归结为“要素、行为、努力、时间”4个维度, 这4个维度就是后勤改革的重点。高校后勤管理应是以人力资本的运作机制为轴的增量式改革, 改革是一个克服阻力的过程, 过去的后勤改革没有取实效和进展, 就是因为人的关联阻力太大, 改革的增量没有在人的身上形成资本存量沉淀下来, 内部机会主义大量存在使人力资本家的边际效益递减。
后勤的改革是建立一个以人力资本运行机制为核心的后勤体制, 后勤人力资本运行机制的构建如图1所示。
整个运行机制的建构过程是一个“无序-冲突-规范-凝聚”的过程, 后勤体制改革必须在4个维度内进行整合和创新, 使后勤人力资本存量增转为后勤文化资本———后勤体制文化, 并最终形成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和综合竞争力。因为体制文化既是适应物质文化的固定形式, 又是塑造精神文化的主要机制和载体。先进的文化和优秀的人力资本是高校后勤保持长久竞争优势的最深厚的根基和最丰富的滋养。
摘要：文章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 对高校后勤体制的改革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和探讨, 旨在立足于人这一改革的中心点, 以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视野在症状解的基础上寻求根本解, 为高校后勤改革普遍所存在的滞后性和改革不到位的现象提供一些解决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高校后勤改革,人力资本,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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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资本 篇8
第一阶段, 1956年至1978年, 计划经济阶段。
在此阶段, 我国对国有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利润全部上缴国家、亏损由国家弥补的大锅饭制度。
第二阶段, 1979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初步改革阶段。
为改变国家对国有企业控制过严、管得过死而造成的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生产积极性不高的局面, 国家开始对国有企业实施“放权让利”改革, 这从一定程度上的刺激了企业的活力, 提高了企业管理者和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国有企业的效率较改革前有所提高。但是, “放权让利”改革仅仅是国家为企业松了绑, 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融资体制, 国家依然以所有者身份向国有企业提供无偿财政拨款。此时的国有企业虽然已有初步的内部积累, 有一定的财务决策权, 但是与国有银行的关系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二者还是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束缚之中。
为强化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产权约束, 国家有进行“利改税”改革, 即原来向国家缴纳利润改为上缴税金, 并对国有企业征税比例高于一般企业。
第三阶段,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 改革深入阶段。
为提高国有企业对国家财政拨款的使用效率, 国家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实行“拨改贷”改革。面临巨额的债务利息, 企业很难提高自我累计能力, 最终导致恶性循环, 负债率越来越高, 很多企业已经达到资不抵债。
拨改贷的另一直接后果是“名义上”强化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关系, 国有银行成为国有企业最大的债权人。但此时的银行依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严格按照国家的指令完成计划, 与国有企业虽然有名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 但实际上国有银行并不能真正行使债权人的权利。国有企业资金来源虽然由国家财政的无偿拨款改为国有银行的有息贷款, 但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似乎二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仅仅是更换了投资人, 将原来的资本投入改为现在的债务投入, 将原来的上缴利润改为上缴利息, 因为国有企业的高负债并不是企业经营不善的累计结果, 而是国家投融资体制的强制性变迁的直接后果。国有企业的这种意识导致对国有银行的债务不予重视, 加大了国有银行的坏账比率, 提高了企业的财务风险。
第四阶段, 上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 改革全面展开阶段。
在这一阶段, 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将投资项目划分为竞争性项目、基础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 (2) 组建政策性银行, 将一般的商业贷款和商业性贷款相分离。 (3) 上世纪90年代初先后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这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诞生, 国有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得以拓宽。 (4) 1995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推动银企关系按照市场化原则进化。
下表是董辅礽和唐宗焜主持的“国有企业的制度与效率”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成果, 模拟了课题组研究样本企业从1980年至1994年期间的资产负债率 :
从表1可以发现, 样本企业资产负债率1984年比1983年大幅度增加了10.22个百分点, 主要原因是1984年开始实行的“拨改贷”, 随后几年负债率逐年增加, 并大幅度超过50%的警戒线。
为消除拨改贷给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带来的负面影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在部分试点城市进行“拨改贷转”改革, 将拨改贷中将财政拨款改成的贷款又转变成国家的投入资金, 重新确立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地位。经过拨改贷转, 国家先后将2200多家企业的中央级拨改贷本息335亿元转变为国家资本金, 这使国有企业平均负债率下降2.6个百分点 (王玉珍, 1999) 。
为进一步给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解困, 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 化解部分金融风险, 国家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实行“债转股”改革。债转股是由国家新成立的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投资主体, 将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债权转为金融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负担, 减少了利息支出, 国有商业银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不良资产比率, 金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
综合以上几个阶段以及表1可以发现, 是“拨改贷”提高了国有企业的负债率, 使国有企业成为“无本企业”, 使国有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在短时间内也大幅度提高, 增加了金融风险。同时, 也是“拨改贷”将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牢牢地捆在一起, 形成一种具有“软约束”特征的信贷关系。为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 国家也先后实行了“拨改贷转”和“债转股”改革。从单个改革看, 对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起到了一定积极效果, 在一定程度上盘活了已改革企业的存量资产, 但是从整体分析, 这些改革都存在着一些缺陷:一是改革面较窄, 仅涉及部分中央直属或省属的大中型企业, 地方国有小企业则较少涉及;二是没有及时建立市场主导型的投融资体制, 仅仅对政府主导型的投融资体制进行小范围的改革;三是国有企业缺乏生产、经营和扩张的资本金生成源, 内源融资能力被高利息侵蚀, 在需要资金时必然依赖于外源型的有息债务融资。
2 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建议
2.1 大力发展股票市场, 适当降低债券市场门槛
从国有企业资金来源看, 一是权益资金, 二是债务资金。在国家投资不足的情况下, 大力发展股票市场是优化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有力措施。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股票市场成立以来, 股票市场发展较为迅速, 但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国有企业来说就是杯水车薪。大力发展股票市场, 主要是改革企业上市的审批制度。目前我国股票市场实行的是保荐制, 这种制度虽然是由政府主导的核准制向市场主导的注册制过渡的一种形式, 但它导致的企业寻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股票市场的发展, 因此, 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关键在于改革股票上市审批制度, 尽快过渡到市场主导的注册制, 从制度层面优化国有企业资本结构。
鉴于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性质, 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是一种“软”负债约束, 至少对于那些存量负债是这样的。在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尤其是在海外上市以后, 增量负债如同企业债券一样成为国有企业的硬约束。从相反角度考虑, 以前大部分国有企业不发行债券的原因一是债券市场准入条件较高, 二是债券相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是一种硬负债约束, 企业面临着到期不能还债的破产风险。在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也成为企业的硬约束后, 相当于国有企业又多了一条融资渠道——债券融资, 因此, 适当降低债券市场的准入条件是增加国有企业资金来源的有力举措, 也是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可行措施。
2.2 加快改制步伐, 积极引进外资
从第二章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 非公司制独资企业1100户, 占总样本的33%左右, 平均负债率高达99.1%, 独资公司695户, 占总样本的20%左右, 平均负债率高达99.7%。如此高的独资样本比重, 如此高的负债率直接导致国有企业负债率均值的提高。因此, 应尽快进行国有独资企业公司制改造, 将独资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 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
针对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投入不足和我国证券市场的准入条件较高, 一些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可以适当引进外资, 与国外优秀的大型企业合作或合资, 一方面可以弥补自身缺乏资金的实际问题, 由此可以减少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另一方面可引进跨国公司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优秀的管理经验, 这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提高经营业绩以增强内源融资能力降低负债率和增强国际竞争力是尤为重要的。
2.3 积极推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 重塑新型银企关系
从国有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起点年份看, 涉及到与国有商业银行关系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始于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 以“拨改贷”为标志;而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 以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为标志。从改革时间看,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落后十年, 并且在《商业银行法》颁布后的若干年中, 本应市场化的银企关系一直受政府的干扰, 国有商业银行一直处于被动的接受, 银企关系一直处于畸形发展之中。造成银行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国有”, 国有商业银行的投资主体一元化。因此, 要重塑银企关系必须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投融资体制, 进行多元化投资, 实行股份制改造, 将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
3 结论与启示
通过分析, 国家的投融资体制变迁将国有企业由“无债”企业变成“无本”企业, 奠定了国有企业高负债的基础, 从单个改革看, 对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起到了一定积极效果, 但是从整体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是个动态的过程, 在结合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现状的基础之上, 更应着眼于大力发展股票市场, 适当降低债券市场门槛;积极推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 重塑新型银企关系, 为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构建良好的宏观投融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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