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存量

资本存量（通用8篇）

资本存量 篇1

摘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力资本成为推动国家和企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古今中外的学者对人力资本存量测算的方法很多。因此,对现有的文献进行梳理,对三类人力资本测算方法进行归纳,并通过比较,分析各类方法的优劣,对选择合适的人力资本测算方法有很好的指导方向。

关键词：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测算,经济增长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力资本同物质资本一样,对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计算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前提是测算出人力资本存量。古今中外的学者对人力资本存量测算的方法很多。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对三种常用的人力资本测算方法进行归纳和比较,分析各类方法的优点和不足,对选择合适的人力资本测算方法有一定意义。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

美国Schultz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并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生产技术、健康和知识[1]。Becker将人力资本定义为才干、知识和技能,还包括时间、健康和寿命[2]。Pantzalis和Park提出,人力资本指的是知识、技能和经过教育、培训从而使人能够高效率完成工作的才能[3]。Wright、Mc Mahan将企业的人力资本分为个体人力资本和群体人力资本[4]。

在我国学者中,王勇将人力资本定义为企业成员的知识和技能[5]。邓玉林认为,人力资本是劳动者身上体现出来的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能力、技能和知识;陈关聚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工作能力和健康的价值总和。

通过古今中外学者对人力资本概念的研究总结,本文对人力资本的概念归纳为,通过后天对教育、医疗保健、实践经验、培训的投资,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能带来经济价值的知识、健康和技能的总和。

二、人力资本的分类

与人力资本的概念相比较,古今中外的学者对人力资本的分类研究有所欠缺。笔者通过对研究文献的梳理,对人力资本的分类归纳如下。

外国学者中,Becker将人力资本分为一般人力资本和特殊人力资本,特殊人力资本又分为特定企业人力资本和特定行业人力资本;Gibbons将特殊人力资本又划分为特定企业人力资本、特定行业人力资本和特定任务人力资本。Phan和Lee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企业特定人力资本和非企业特定人力资本;Pennings等人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企业家人力资本和雇员人力资本。

我国学者中,李红霞、席酉民将人力资本划分为劳动型、技能型和信息型人力资本;张志宏将人力资本划分为技能型、管理型和简易型三种;刘剑熊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两种,企业家人力资本和对应的非企业家人力资本;李平认为人力资本划分为三种,包括企业家人力资本、员工人力资本、团体人力资本。

三、人力资本的测算

(一)成本法

成本法测算人力资本建立的基础是:知识和技能是构成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为获得知识和技能支出的总投资费用对人力资本进行估算。Schultz(1961)用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总成本的货币折现值对人力资本存量进行估算。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总成本包括学校教育投资、卫生保健投资、在职培训投资、劳动迁移投资和成人教育投资。

(二)收入法

收入法测算人力资本建立的基础是:通过计算人力资本获得的收入价值对人力资本进行测算。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和薪酬。收入法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收入增长率和折现率。李海峥用劳动生产增长率代替实际收入增长率预测未来收入。另外,不同国家由于受许多因素包括政策、环境等的影响,工资水平不同,用收入法测算的人力资本就会有偏差。

(三)受教育年限法

受教育年限法的建立基础是将人力资本的主要构成要素中的教育要素作为构成人力资本最重要的要素。这种方法的使用步骤是,首先,将研究对象的受教育程度进行划分,基本上分为文盲和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五类;其次,将这五类受教育程度设置相应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6、12、9、6、3,给予受教育年限相应的权重值。受教育年限法对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

H1、H2、H3、H4、H5分别表示大专及以上学历、高中、初中、小学、文盲和半文盲的人数。

结语

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测算方法进行归纳,建立表1,对三种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各类方法的优劣,对选择合适的人力资本测算方法有很好的指导方向。

参考文献

[1]Schultz,T.W.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51(1):1-17.

[2]加里·贝克尔.人力资本理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3]Pantzalis,Park,D.Harold Doty.Adapting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to Impact Performance:some Empirical Findings from the U.S[J].Personal Banking Sector.Journal of managerial issues,2009,21(1):36-57.

[4]Wright P M,Mc Mahan GC.Exploring human capital:putting human back into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2011,21(2):93-104.

[5]王勇,许强,许庆瑞.智力资本及其测度研究[J].科研管理,2002,23(4):89-95.

浅析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及其重构 篇2

关键词：农民工；初级关系网络；社会资本；重构

一、农民工社会资本现状及特征分析

（1）关系型社会资本仍占主导地位。

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资本主要是建立在血缘、亲缘、业缘基础上的，以法制关系、契约关系、市场信用为纽带的将农民工与他人联结在一起的一种开放宽松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又被称为次级关系型社会资本。次级关系型社会资本就是指以血缘亲缘为依托建立起来的业缘、友缘等关系网络。总而言之，关系型社会资本仍在农民工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

（2）组织型社会资本不足，在农民工的社会生活中作用不明显。

所谓组织型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所参与从事的社会组织或团体，从社会组织团体中获取的资源。农民工大多在非正式岗位就业，流动性强，只要薪酬待遇高，他们便转站到哪儿。因此他们对组织团体没有归属感。并且大多数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且交际渠道范围窄，他们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城市社会里有多少组织团体，这些组织设在哪里，很少有组织找到他们接近他们。一般农民工们最为熟知的组织便是“工会组织”，但据笔者调查统计，农民工们参加工会组织的人数也是有限的，因此，尽管全国总工会要求把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把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作为工会的基本职责，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的数量却并不乐观。组织型社会资本在农民工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并不明显。

（3）制度型社会资本存在较大缺失，缺乏公正。

制度型社会资本是农民工可利用的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是一种公用资源、制度和规范，能够为农民工提供便利和方便。城市地方政府的制度设计往往是以户籍居民为主，他们制定政策的宗旨往往也是保护城市居民的利益。这对于农民工来说明显是不公平的，他们仍处于社会排斥之中，仍处于社会结构的边缘。由此可见，制度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而言还存在較大缺失，相关制度的公平公正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完善。

以上这三种农民工可利用的社会资本，理想状态来说应该是一个渐进式和阶梯状的结构，最基本的关系型社会资本为农民工提供个人情感、信息等帮助和支持，而组织和制度型社会资本则从更高层面上为其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和支持。对于现阶段的农民工来说，身处异地举目无亲，在陌生的城市谋求生计，身处于这个社会的各项制度之中，最需要的还是组织和制度社会资本为他们提供的资源以及对他们权益的维护。所以，理想状态的社会资本利用情况应该是充分发挥关系型社会资本在农民工进城立足和事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更多的依靠组织型和制度型社会资本来实现增强农民工的归属感和社会融入。

二、重建农民工社会资本

1、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外部建构。

（1）建立农民工社会工作支持体系，建构扩展性社会资本。

一般来说，农民工与城市人接触后，产生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就会丰富自身的扩展性社会资本。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社区工作的方法，成立诸如工会、志愿者协会等一些非政府组织，为农民工提供相应的服务。通过社会工作者个人、家庭、政府、社会间的关系，并在专业支持、引导下，不仅可以帮助农民工积累更多的扩展性社会资本，还可以帮助其尽快融入现有的城市社区。

（2）政府介入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增强农民工社会关系资本。

农民工应以集体的形式与新闻媒体、法律援助组织等，甚至与政府部门进行沟通交流，在加强本阶层联合的基础上，寻求多方支持和帮助。政府也应提高农民工流动的组织化程度，将农民工有序流动作为政府的职责；还应建立农民工就业培训制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成立劳务输出法律援助中心，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逐步实施城镇化战略，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等等。

（3）加强农民工组织建设，增加农民工组织型社会资本存量。

农民工应积极加入工会组织，承担其相应的义务，工会组织则维护农民工利益，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为加强农民工权益的维护，提升农民工组织型社会资本的存量，农民工也可成立自己的协会组织。建立带有自组织性质的农民工组织，是重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重要方面，这样可将农民工微弱、分散的利益诉求通过自组织这种集体形式传入到政府的决策机制中去。

（4）制定公正的政策法规，努力弥补制度型社会资本的缺位。

为农民工创造一个公正的制度环境，政府应制定、执行相关的政策、法规。建立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加大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将教育、就业、城市建设、住房、社会保障等制度与户籍制度剥离，逐步改善户籍制度下的利益格局；推行与本地居民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制度，让农民与市民在就业起点上公平竞争；在大病医疗保险和工商保险上，逐步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切实维护好农民工的利益；另外，规范用工制度，监督用工单位和农民工签订就业合同，为农民工合法利益保驾护航等等。这需要通过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一起弥补农民工制度性社会资本的缺位。

（5）消除社会对农民工的心理歧视、习惯歧视、文化歧视。

需要在政府、媒体、市民、农民工的共同努力下，消除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媒体舆论应多做正面报道，积极倡导市民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消除大家对农民工的偏见。工会或者其他社会自组织可定期组织评选、表彰各行业优秀农民工活动，增加农民工表现自我的途径。积极倡导建立农民工心里咨询和治疗机构，消除农民工的心理障碍。市民也应放下城市人的优越感，主动与农民工交朋友。农民工也应积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融入新的社会生活。

三、结语

资本存量 篇3

新中国从1949年建立以来, 经济发展先后经历了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中国经济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快速增长, 人均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 但收入分配却成了逐渐突出的问题。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体收入差异不断扩大, 基尼系数也不断攀升 (1992年低于0.4, 1993年为0.420, 2000年为0.428, 2005年为0.478) , 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2005》显示, 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 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仅勉强超过纳米比亚, 但如果上海是一个国家, 它的人类发展指数则相当于葡萄牙 (UNDP, 2005) 。同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现代生产活动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不断提高, 人力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人力资本对产出的贡献率到底有多大, 不同的研究结果各异。Mankiw等 (1992) 的研究将经济增长的很大部分归功于人力资本的投入, 而Benhabib和Spiegel (1994) 的研究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邹薇、张芬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农村地区与非农村地区的收入差异有显著影响, 而姚先国、张海峰 (2008) 的研究发现在中国与资本投资相比教育差异并不是地区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对60年来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宏观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探索人力资本和资本存量在对人均收入的影响上到底孰轻孰重。

2 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收入差异、教育与资本存量状况

对我国收入分配情况进行具体计量分析之前, 先来总览我国不同地区人均收入、教育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整体状况。

2.1 收入差异

中国地域广阔, 东部、中部与西部的经济差异历来存在。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就高于西部地区。1950年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为153.2元, 中部和西部分别为78.1元和66.8元;1990年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为2851元, 中部和西部分别为1449元和1236元, 而到了2008年, 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达到42876元, 中部和西部分别为18822元和15379元。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差异开始显著扩大, 东部的人均GDP不论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远高于中部和西部。

2.2 产生原因

地区经济差距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2.2.1 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影响

东部地区地处沿海, 地形多为平原、丘陵, 降水充沛, 交通便利, 而西部地区位于内陆, 多是山区、沙荒地、高寒区, 地理环境上的差异导致了人口分布、产业结构等的不同, 1949年沿海12个省集中了全国70%的GDP。

2.2.2 产业结构的影响

东部地区人口分布密集, 第二、第三产业发达;而西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较高。1978年东部地区第一产业的比重为22.86%, 西部为37.10%;2002年东部地区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为10.67%, 而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比重仍然为19.17%。1978—2002年的增长贡献率东部第一产业仅占10.35%, 西部第一产业为18.56%。同时, 东部地区以轻工业和加工业为主, 而西部地区以重工业为主。

2.2.3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倾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 我国地区之间的人均资本存量差异并不大, 但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倾斜, 东部地区的人均资本存量快速积累, 而中部、西部地区的增长相对缓慢。1991—2001年我国东部累计人均投资额达2337.69元, 是西部的1.96倍。

2.2.4 对外开放程度差异的影响

东部地区天然的区位优势, 完善的投资环境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因素带来了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 而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时间比东部晚, 程度比东部低, 与东部人均进出口额差距逐渐扩大。东部人均利用外资为西部的8.76倍, 2002年东部的外贸依存度为65.54%, 而西部为8.01%。东部的对外开放远远高于西部。

2.2.5 人力资本的影响

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程度高于西部, 1998年东部城市化率为28.4%, 西部为19.1%。同时东部地区学龄前儿童入学率也高于西部, 西部地区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偏低, 与东部的人力资本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根据2005年全国人口1%的普查数据, 我国东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47年, 中部为9.37年, 西部为9.21年。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推论, 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总体上经济增长水平会比较快, 而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慢, 因此地区间的收入水平会随着时间发展逐渐趋同。 (Solow, 1956;Swan, 1956) 。但是内生增长理论又说明,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贡献, 而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较高, 因此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可能不会趋同 (Romer, 1986;Lucas, 1988) 。那么在我国, 导致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人力资本与资本存量的影响哪个更大呢?本文对此进行探究。

3 方法与数据

3.1 研究方法

以上分析表明, 我国地区间存在着收入水平、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显著差异, 那么人力资本与资本存量的回报如何度量?

早在20世纪50年代, Mincer 等人就已经研究了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这种方法基于微观明瑟尔方程, 在控制了个体的教育程度以及其他个体因素后, 估计个体所属群体的人力资本对于个体收入的影响。Rauch (1993) 最早利用该方法估计了人力资本的地域集中对生产率的影响。利用美国城市调查统计数据, 他发现平均受教育程度每上升一年有助于提高该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2.8%左右。那么在中国情况又是如何呢?新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认为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性, 由Lucas (1988) 首先提出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概念 (external effect) , 明瑟尔方程也考虑了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作为教育外部性的度量。但由于该方法需要大量的个体微观数据 (如人口普查数据) , 但目前中国的此类数据相对缺乏, 且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很大程度上不可观察, 难以定量研究, 而本文不仅研究人力资本的回报, 也将其与资本存量对比, 并探究60年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 所以本文采取宏观方法, 且不考虑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假设一个地区的总产出

其中K表示当期的资本存量, N为总人口, u为劳动者投入当期生产活动的时间, h为工人所具有的人力资本水平, A为外生的全要素生产率参数, 下标t表示时期。

对该式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 得:

为了考察人均水平, 将上式变形得:

假设工人投入的工作时间u不变, 则方程变为:

其中C为常数。

由于数据资源限制, 本文对人力资本的衡量使用每万人口中大学生数这个指标, 设

本文的回归分析建立在以下方程的基础上:

将中国的30个省、市、自治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时间从1952—2005年分成5个阶段:1952—1962年, 1963—1973年, 1974—1984年, 1985—1995年, 1996—2005年 (1) 。假设全要素生产率A在每个阶段内都保持不变。对三个地区每一阶段分别进行静态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回归分析。 (2)

3.2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为《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由于《中国统计年鉴》缺乏资本存量数据, 所以本文采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张军、吴桂英和张吉鹏对中国省际资本存量的估算数据。在地区的选取上, 本文以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十个省市为东部地区, 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安徽、黑龙江、山西、海南九个省市为中部地区, 新疆、宁夏、青海、陕西、西藏、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甘肃十一个省市为西部地区。由于内蒙古的数据严重缺失, 故未采用。人均GDP与人均资本存量皆扣除了相比上一年的物价指数, 以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于在校大学生人数比例、人均资本存量都是当期值, 因此未考虑时滞。

3.3 回归结果

圆括号内是标准误差, 方括号内是95%的置信区间。可以看到回归结果的F检验值都比较高, 所有系数都位于95%的置信区间内, 东部和中部组内、组间R2也都比较高, 西部组内R2 较高而组间R2很低。回归结果总体上可信度较高。

从以上结果中可以看出:

(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均资本存量弹性依次是东部高于中部高于西部, 东部的人均资本存量弹性高于东部的人力资本弹性, 而中部、西部的人均资本存量弹性接近或者低于人力资本弹性。

(2) 从1963—1973年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人力资本弹性都趋近0, 其中东部和中部为负, 这可能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同时这段时期各个地区的人均资本存量弹性都比上一期有了明显的增长, 东部的人均资本存量弹性仍然最高, 为0.81, 西部最低, 为0.45。

(3) 1974—1984年这段时期, 三个地区的人力资本弹性都恢复为正值, 且高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部和西部的人均资本存量弹性有了显著的增长, 分别为1.04和1.30。同时西部的人力资本弹性超过中部, 为0.24。

(4) 1985—1995年即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 东部和中部的人均资本存量弹性和人力资本弹性都大幅上升, 西部的人均资本存量弹性也迅速上升到1.91, 人力资本弹性继续上升但幅度不大, 为0.26, 远低于东部的0.54和中部的0.58。

(5) 从1996—2005年即距现在最近的10年里, 三个地区的人均资本存量弹性都有所下降, 但东部的人均资本存量弹性仍然较高 (0.98) , 而人力资本存量弹性却降低了, 为0.21;中部地区的人均资本存量弹性降低为0.44, 人力资本存量为0.33;西部地区的人均资本存量弹性最低, 为0.38, 而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弹性却快速增长, 接近0.50。这说明边际递减规律非常明显, 因为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对于人均资本存量来说较高, 所以人均资本存量对人均收入的边际贡献更大, 而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相对于人均资本存量来说仍然偏低, 所以人均收入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增长。另外, 由于近十几年来高校不断扩招, 大学生的数量激增, 这也是导致人力资本弹性下降的一个可能原因。

(6) 各个阶段整体上来说人均资本存量的弹性仍然高于人力资本的弹性 (除1996—2005年西部地区) , 说明人均资本存量仍然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但中部、西部的人力资本弹性也较高,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是完全有必要的。

4 结 论

综合以上分析的结果,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其一, 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 特别是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远远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这种趋势在改革开放以后尤为明显。东部地区集中了最高的人均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贸易优势、科技水平等, 虽然近几年来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开始略微超过东部, 但东部与中部、西部的绝对差距已经很大, 三个地区的趋同趋势并不明显。要缩小地域收入差距仍然任重道远。

其二, 全国范围来看, 资本存量对人均收入的贡献持续增长, 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内达到最高, 然后开始减小。人力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不断上升, 1985—1995年东部和中部的人力资本弹性最高, 然后开始出现边际递减现象, 而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弹性在1996年以后才有了迅猛的增加, 人力资本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究其原因, 东部、中部的人力资本水平较高而资本存量相对偏低, 所以资本存量的弹性大于人力资本的弹性;西部人力资本相对偏低而资本存量较高, 所以人力资本的弹性大于资本存量的弹性。可见要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人力资本投资至关重要。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与该地区人口中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比例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大学教育对提高一个地区人均收入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 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有赖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减小地区收入差异光靠资本投资是不够的, 种种迹象表明仅仅依靠直接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的政策措施只能治标不治本,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在改革开放之前西部一些省份的资本存量就较高 (如甘肃) , 但仍然比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了许多, 如果没有人力资本的积累, 再多的物质资本作用也很有限。一方面, 中国是个人口密集的国家, 长期以来人力资本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中部、西部地区还存在大量的低技能劳动者, 这将影响资本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 正如Lucas (1990) 指出的, 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地区往往更容易吸引物质资本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这也已经为观察到的跨国资本流动所证实。所以缩小地区差异也要通过在中部、西部配置更优良的教育资源才能实现。

5 思考与不足

通过本文的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等限制, 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一些不足之处:

(1) 人力资本并不只包含教育, 也包括个人能力等其他难以观测的因素, 所以只考虑教育不能完全反映人力资本的回报。

(2) 对教育变量的选取, 为了获得从1949—2008年60年的连续数据, 没有采用人口普查数据而采用了每一万人口中的大学生数量这个指标, 忽略了教育的质量差别。事实上, 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一些国内最好的大学都分布在东部省份, 不同的大学毕业生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很可能是不同的。

(3) 没有考虑教育的溢出效应, 只分析了教育和资本存量直接的经济效应, 对人力资本的回报估计可能存在一定误差。

鉴于以上不足, 以后对人力资本中除了教育以外的因素、不同地区教育质量对收入的影响进行后续研究是必要的。

摘要：本文利用人力资本与资本存量来解释我国不断扩大的地域收入差距, 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2005年的收入差异进行了静态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计量结果显示, 我国各个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仍然是人均资本存量的差别, 但改革开放以后人力资本的作用显著提高, 特别是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弹性在1996年以后超过了人均资本存量弹性。指出要缩小我国的地区收入差异应该重视三个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 增加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

关键词：地区收入差异,人力资本,人均资本存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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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蔡昉, 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J].经济研究, 2000 (10) .

[7]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49—2008)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资本存量 篇4

自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诞生以来,人力资本便被看作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我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人力资本,并对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达成共识。而随着经济转型与人力资本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精确测算人力资本存量便成为我国学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由于不同学者对人力资本存量测算采取的方法不同、使用的数据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本文旨在对目前我国人力资本存量测算的方法作出综述,分析其优劣与难点,并对人力资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的要求作出初步分析,以期为其他学者进一步研究人力资本的作用或选择测算人力资本存量的方法时作出参考。

1 未来收益法

未来收益法是最早被提出用以测算人力资本水平的方法,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由其预期的收益实现,将其未来的收益贴现并相加,便形成其货币价值。从理论上讲,收入法最符合人力资本的概念,在国际上也最为广大学者接受。其基本计算公式为:

式(1)中,H(Y)为人力资本现值,Yt为t时期的净收入,i为贴现率,n为年数。从中可以看出,收入法测算人力资本的关键是确定未来收入及折现率。而从我国现有的官方统计资料无法获得所需数据,因此很多学者只能通过增加一定的假设完成测算。王德劲等[1](2006)在收入法的基础上把一国居民劳动年龄人口看作一个“整体”概念的人,并提出以下重要假设:一是假定人口分为三个年龄组,即未成年组(0至14岁)、劳动组(15至64岁男性和15至59岁女性)和退休组(65岁以上男性、60岁以上女性);二是假定当年各年龄人口的死亡率为该“整体的人”在未来的死亡概率;三是假定贴现年数为62岁减去劳动人口平均年龄。于是便可以得到该“整体”人毕生收入的贴现值,即人力资本存量,计算公式为:

综合来看,未来收入法理论上更加科学,操作上也有先例可循,但它的许多重大缺点也无法回避:一是缺乏准确性,给个人的未来收益、面临的风险、评估时间都是很难准确衡量的;二是忽视了人力资本的特殊性,把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看成了相同的;三是对数据要求高,这一点对其在发展中国家的使用造成重要限制。

2 教育存量法

人力资本存量作为衡量国民素质的指标,可以用反映国民素质某方面的指标间接表示,一般来讲健康状况、工作经验、教育程度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民素质。教育成就类指标由于其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是应用最多的,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教育存量测算法。具体而言,教育存量又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度量。最常见的是教育年限法,主要以王金营[3](2001)为代表。王金营(2001)在他的研究中用特定时点的受教育年数总和表示人力资本存量,计算公式为:

式(3)中,HEit为第t年i学历层次从业者人数,hi为第i学历水平的受教育年限,i=1,2,3,…,6,分别表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6个受教育程度。这种用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来计算人力资本存量的方法使用客观的、易获取的数据,结果比较可靠,但忽略了不同教育层次贡献率的差异,即认为1年小学教育等同于1年大学教育,由于不够合理,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学历权重法。学历权重法与教育年限法类似,主要区别在于用受教育程度的指数代替了受教育年限,这种方法考虑到了知识的累积效应,将学历的权重确定为几何增长或指数增长序列,如使用自然幂次方(e0,e1,e2,…,e6)等序列。也可以看出,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是主观性过强。

还有不少学者对教育存量法做了其他方面的改进与综合。孙旭(2008)[4]在使用教育年限法时加入了工龄变量,双变量法同时考虑了受教育年限的替代作用以及年龄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减作用。张琦(2007)[5]、周云波等(2010)[6]在计算教育存量时用教育收益率代替原来的教育年限、受教育指数等指标,这类方法的关键是教育收益率的确定,而在没有官方统计资料的情况下确定出准确的收益率是有挑战性的。

综合来看,教育存量法直观简单,数据容易取得,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应用,尤其在跨国比较研究中几乎都是用该方法测算人力资本水平。但它的下列缺陷是我们进一步研究和使用该方法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是受教育程度不符合人力资本的定义,受教育年限和学历表示劳动者的受教育过程和时间,与劳动能力不完全一致,更有学者认为如果学校不适应新的技术趋势,那么无论学校教育如何增加,人力资本都不会相应增长;二是不符合准确性原则,学校教育只生产人力资本存量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方法没有考虑干中学和在职培训形成的人力资本;三是研究的主观性,简单来讲教育存量本身就存在各种争议。

3 永续盘存法

永续盘存法是累计成本法的深化与改进。累计成本法来自于物质资本核算的思路,其核心思想是把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额看作人力资本的形成额。其理论前提是舒尔茨在其《论人力资本投资》[7]中提到的,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而形成的有用能力,换句话说投资越多,将来形成的收益越多。永续盘存法相对于累计成本法对原来投资的简单相加,通过相对效率系数序列有效地解决了不同年代投资的效率差异和质量差异问题。

依据以上理论,可以得出当年人力资本存量等于上一年人力资本存量加本期人力资本投资,再剔除本年人力资本折旧与贬值,用公式表示为:

式(4)中,Ht为t年人力资本存量,Ht-1为t-1年人力资本存量,It为t年人力资本投资额,δ为人力资本折旧率,Pt为投资价格指数。根据该公式,要准确测算人力资本存量,就需要解决测算估计范围It、基年存量H0、投资价格指数Pt、资本折旧率δ等难点问题。

综合来看,永续盘存法具有可操作性强、应用广泛的优点,其主要难点也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由于自身存在以下难以克服的缺点[8],得出的结论依然有一定的主观性与不一致性:一是不符合人力资本的定义,虽然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费对劳动者能力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但二者并不一致,成本与产出相等的条件非常苛刻,无法简单视为相等;二是结果不够准确,成本法只考虑教育、培训、健康、迁移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支出,而没有考虑干中学、天赋、遗传等重要的形成人力资本的因素。

4 结束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面而准确的资料是人力资本存量核算的必要条件,虽然我国已经开始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加入了人力资本实物核算表,但还是无法实现准确核算人力资本存量的目标[9]。只有我国官方统计资料不断完善,民间调查力量不断发展,我国人力资本测算方法和资料收集手段不断完善,才能对人力资本存量和流量实现及时、有效的检测,实现我们把握人力资本状况,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参考。

参考文献

[1]王德劲,向蓉美.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估算[J].统计与决策,2006,(10):100-102.

[2]李海峥,梁玲,刘智强.中国人力资本测度与指数构建[J].经济研究,2010,(08):42-54.

[3]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4]孙旭.基于受教育年限和年龄的人力资本存量估算[J].统计教育,2008,(06):19-23.

[5]张琦.我国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J].统计与决策,2007,(05):75-76.

[6]周云波,武鹏,余泳泽.中国区域农村人力资本的估算及其时空特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09):165-170.

[7]舒尔茨,著.吴珠华,等译.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8]张慧,王国志,方淑芬.人力资本存量计量研究[J].燕山大学学报,2006,(11):544-550.

固定折旧率估计及资本存量测算 篇5

现有文献在测算资本存量时,大多数采用永续盘存法(Goldsmith,1951)测算资本存量需要基期资本存量、固定资本投资、和固定资本折旧率。由于我国统计数据中缺少固定资本折旧率,而不同折旧率对我国资本存量的测算影响很大(李宾,2011),因此测算出一个较为贴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固定资本折旧率显得尤为必要。现有文献在确定折旧率时,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一是采用国外文献中常见的折旧率(郭庆旺,2004;单豪杰,2008);二是利用资本的相对效率和残值率计算折旧率(黄勇峰,2002;张军,2003;雷辉,2009);三是采用国民收入关系式推算折旧,从而推算出我国折旧率(冯晓,2012)。由于我国资本使用及折旧机制不同于国外,直接将国外折旧率作为我国折旧率,这样的做法显然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相对效率或残值率方法,虽然优于直接采用国外折旧率,但总的固定资本使用寿命无法得到。此外,固定资本划分及权重等因素均影响测算的折旧率。国民收入法根据中国的折旧数据计算得出的折旧率,比较贴合中国实际状况。因此,本文在冯晓(2012)测算折旧率的基础上,对其方法进一步改进,测算出更为贴合中国实际状况的折旧率和资本存量。

一、固定资本折旧以及折旧率的测算方法

(一)固定资本折旧推算方法

在冯晓(2012)的基础上,本文对2005—2012年间的折旧数据添加虚拟变量,将计量模型设定为:

其中,Dummyt=0,t<2005;Dummyt=1,t≥2005,修正的固定资本折旧近似等于:

由公式(2)可得,全国固定资本折旧等于:

(二)固定资本折旧率的测算

折旧率δt可以通过固定资本折Dt、新增固定资本投资It这两个数据近似求得,满足以下公式:

根据公式(4)可测算出一系列的δt,其中t=1,2,3,4…n。

或者对公式(4)变形,改写成:

对上式进行回归,求得β-1即历年来固定不变折旧率。

二、数据描述

其中,1993—2004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2005—201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类统计年鉴没有2008年数据,推算方法见冯晓(2012)。

三、折旧率的测算以及资本存量的测算

(一)固定资本折旧率的测算

按照公式(4)测算的折旧率平均值是0.0578;公式(5)回归方法测算的折旧率是0.0568。综合平均法和回归法测算的折旧率,固定资产的折旧率为5.73%,对应的固定资本存量平均折旧年限为十八年,这与陈昌兵(2014)测算的5.65%的固定资本折旧率相接近。

(二)资本存量的估算

根据永续盘存法可以测算资本存量Kt的数值。对于基期资本存量的测算,为假定1993年的资本存量K1993是由过去十八年间的投资所形成。1993年以后的资本存量可以按照永续盘存法逐年计算。1993—2012年间我国的资本存量Kt数据(见下表)。

(单位:10亿元,1997年价)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及笔者的测算。

从资本产出比来看(见下图),1993—2012年间资本系数在缓慢增加,该结果与李宾(2011)、陈昌兵(2014)研究结论一致,即1994年后资本—产出比呈现持续上升,2007年以后资本系数增加较快,与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4万亿”过度投资有关。

结论

本文在冯晓(2012)提出的资本折旧率测算方法的基础上,对其进一步拓展,测得1993—2012年间我国固定资本折旧率为5.73%,并且通过对比陈昌兵(2014)测算的资本产出比,发现本文的资本产出比变化较为缓慢,尤其是2007年以后,这也验证了卡尔多事实。本文的测算方法,一方面,为我国折旧率的确定提供一个新思路,改变了以往只能主观假定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在基期资本存量和资本存量序列测算中使用了相同的折旧率,使基期资本存量和资本存量序列测算具有了较好的内在一致性。

摘要：在冯晓(2012)测算折旧率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推导出各地区固定资本折旧与地区GRP的关系;然后以此为理论依据,运用1993—2012年间各地区固定资本折旧与地区GRP的数据,推算出1993—2012年间我国的固定资本折旧。利用推算出的我国固定资本折旧,测算出1992—2012年间我国固定资本折旧率约为5.73%。由估算出的固定资本折旧率,测算出1993—2012年间我国的资本存量,其数值处于现有文献测算的资本存量之间,并且资本系数是缓慢增加的,进一步验证了前人的研究。

关键词：固定资本折旧,固定资本折旧率,资本存量,资本产出比

参考文献

[1]陈昌兵.可变折旧率估计及资本存量测算[J].经济研究,2014,(12):72-85.

[2]冯晓,朱彦元,杨茜.基于人力资本分布方差的中国国民经济生产函数研究[J].经济学,2012,(11):559-592.

[3]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经济研究,2005,(6):51-60.

[4]黄勇峰,任若恩,刘晓生.中国制造业资本存量永续盘存法估计[J].经济学,2002,(2):377-396.

[5]李治国,唐国兴.资本形成路径与资本存量调整模型——基于中国转型时期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3,(2):34-42.

[6]李宾.我国资本存量估算的比较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12).

[7]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0):17-31.

[8]万东华.一种新的经济折旧率测算方法及其应用[J].统计研究,2009,(10):15-18.

[9]张军,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J].经济研究,2003,(7):35-43.

资本存量 篇6

一、概述

在地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人力资本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应当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提升地区人力资本质量, 提高地区人力资本存量。

(一)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指所投入的物质资本在人身上所凝结的人力资源, 是可以投入经济活动并带来新价值的资本性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的一部分。对于“资源”, 人们考虑的是寻求和拥有, 而“资本”, 人们考虑的是如何让它增值和生利。

(二) 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是指由资本投资形成的, 凝结于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在一个较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中, 人力资本存量可以用人力价格或人力成本来间接衡量。

人力资本存量的计量方法主要有:累计成本法、未来收益法、教育存量法。

二、优化层次分析法

(一) 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 (AHP) 是由美国运筹学家萨蒂教授于20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提出的, 它是一种简明实用的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二) 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步骤

1、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在分析问题的组成元素以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 将元素按属性分组, 按支配关系分层, 以同一层次的元素作为准则, 对下一层次的某些元素起支配作用, 同时也受上层元素的支配。

2、构造判断矩阵。根据企业环境对系统的要求, 比较同层各元索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这实际上是将人的判断思维数学化。 (表1)

3、确定优先次序。根据判断矩阵, 计算对于上一层某元素而言, 本层次与之有联系的元素其重要性次序的权值, 最后将结果汇总, 权值最大的元素对结果的影响最显著, 计算方法主要有和积法、幂法和方根法。

4、检验判断矩阵一致性指标。 (表2)

当λmax=n, CI=0为完全一致, CI值越大, 说明判断矩阵的完全一致性越差。通常只要CR<0.1, 就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否则需要重新进行两两比较判断。

(三) 优化过程

1、问题分析。在比较同层各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时, 层次分析法的标度为1~9, 再考虑倒数的因素, 易造成影响因素权重过大或者过小, 与实际情况不符。

2、优化措施。针对该问题, 本文将标度之间的间距由1变为0.5, 具体请见表3。 (表3)

三、因素评价

(一) 影响因素指标构建。基于专家评价法, 并查阅相关资料, 进行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宏观影响因素指标确定, 主要包括经济水平、政府政策、教育资源、文化环境。 (图1)

(二) 评价过程。 (表4)

对于表2, rmax=4.164, RI=0.90, CI= (rmax-4) / (4-1) =0.055, CR=CI/RI=0.055<0.1, 满足一致性。

可以看出, 在四个宏观影响因素中, 对于地区人力资本存量而言, 经济水平、政府政策、教育资源、文化环境的影响权重依次为0.34、0.40、0.08和0.19, 可以知道, 政府政策影响最大, 其次为经济水平。

四、结论

通过优化的层次分析法, 我们可以看出政府人才政策对地区人力资本存量有着重大影响。地区政府应该制定具有竞争力的人才政策, 改善人才环境,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提升地区人力资本质量, 提高地区人力资本存量。

此外, 地区经济水平对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也有着重要影响。不同地区应根据自身特点,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加大人力投入,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钱雪亚, 王秋实, 刘辉.中国人力资本水平再估算:1995-2005[J].统计研究, 2008.12.

吉林省资本存量的估计与预测 篇7

(一) 估计方法

资本存量的估计方法有很多, 本文主要采用永续盘存法对吉林省资本存量进行估计。永续盘存法的基本思想如下:

其中Kt代表第t年的资本存量;Kt-1代表第t-1年资本存量;σ是折旧率, 本文取作10.96%;It是第t年总投资, 本文用固定资本形成额替代。

(二) 吉林省1952-2010年的资本存量

2. 吉林省资本存量相对值历史分析

通过吉林省资本存量绝对值的分析, 仅能表明资本存量在各年份绝对量的大小, 并不能清晰体现其在各阶段的相对变化, 即增长率的变动情况。为此, 笔者计算了吉林省1952-2010年各年度增长率, 结果见图2。

通过计算吉林省资本存量1952-2010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11.82%。其中资本增长率最快出现在1953-1954年间, 增长率约为38%;而后增速有所下滑, 甚至出现过负增长。1970年以来, 增速有加快趋势, 2006-2007年度为最快, 增速为31.72%。

二、关于吉林省资本存量的建模与预测

(一) 模型的建立

由前面对吉林省1952-2010年资本存量的估计结果, 资本存量随着时间呈指数上升的趋势, 因此可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t为年份, Kt代表第t年的资本存量;其中K0代表初始资本存量;a可以理解为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速度;μ为随机干扰项。

为估计模型, 将上式两边取对数得:

利用eviews软件对该模型进行估计, 结果为:

虽然模型拟合度为0.958, 较为理想, 但DW值过小, 表明残差项存在严重的自相关, 为此笔者运用AR (p) 模型对原回归结果进行修正, 新模型如下:

对以上模型重新进行估计得:

通过上面的结果可知新模型的拟合度为0.999, 相对于原有模型有明显提高;DW值为2.056, 模型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模型下的括号内为对应参数的P值, 当显著性水平取0.05时, 参数都是显著的。因此新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可以作为进一步预测的工具。

(二) 吉林省资本存量的预测

由于数据来源的局限性, 我们往往很难获取该年度甚至是上一年度的统计数据, 就更谈不上对资本存量的估算了。因此, 这里只能运用上面估计出的模型对将来年度的吉林省资本存量进行合理的预测。这也正体现了上面模型的价值所在。

为保证预测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笔者仅就吉林省2011年和2012年资本存量进行了预测。仍然以1952年为基期, 其中吉林省2011年度资本存量预测值约为5734.5亿元;2012年度吉林省资本存量约为6492.13亿元。

摘要：本文通过对现有资本存量估计方法进行研究, 主要运用永续盘存法, 对吉林省1952-2010年资本存量进行估计, 分析了其历史特征并揭示了其趋势, 最后运用AR (p) 模型修正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建模, 预测了吉林省2011年和2012年两年的资本存量, 从而为吉林省政策的提出和相关经济理论的研究提供依据。

关键词：资本存量,永续盘存法,AR (p) 修正回归模型

参考文献

[1]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 (10) .

[2]张军, 吴桂英, 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 2004 (10) .

[3]云伟宏.对河南省资本存量的一种估计[J].经济经纬, 2002 (06) .

资本存量 篇8

通过知识函数，测算R&D(研发)资本存量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是当前创新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Jaffe认为新经济知识是最重要的产出, 企业追求新经济知识并将其投入生产过程, 而投入变量则包括研发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Yoo-Jin Han认为，R&D资本存量应该用创新产出来衡量。因为，过去的R&D因不断过时而出现贬值, 其贬值程度是难以准确度量的。他认为用一个行业的专利数或发表的论文数，来衡量R&D资本存量是恰当的做法。如果直接运用上述研究方法和数学模型，测算我国银行业R&D资本存量会存在以下问题:首先, 各国金融体制、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开放程度、银行体系结构等存在差异;其次, 在技术层面，国外在测度R&D资本存量时采用的指标有些难以量化, 在我国也难以搜集到准确数据。所以，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不能照搬国外的做法。

本文是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运用永续盘存法，测算我国银行业1999～2008年的R&D资本存量, 然后检验我国银行业规模变量、国有产权绩效状况等因素对银行业知识生产效率的影响, 主要研究R&D资本存量与银行市场份额的关系，以及国有产权对新产品生产效率的影响。

R&D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模型

对R&D资本存量的估算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实地盘存法, 一种是永续盘存法。永续盘存法的优势，在于通过为每一个资产项目设置明细账，存有详细记录，可以及时反映和掌握各种资产收发、结存的数量和金额，有利于对资产的监督和管理。

已有文献对R&D资本存量的估算，一般都采用永续盘存法，其函数形式如下：

t期的R&D资本存量, 可以用过去所有时期的R&D支出现值与t-1期的R&D资本存量现值之和来表示, K代表R&D资本存量, E代表R&D支出, k为滞后期, μ为R&D支出滞后贴现系数, δ为R&D资本存量的折旧率。因为, 难以得到R&D支出的滞后结构, 一般假定平均滞后期为θ, 并假定t-θ期的R&D支出直接构成了t时期的R&D资本存量的增量, 即k=θ时, μk=1;k≠θ时, μk=0, 因而使得。当平均滞后期θ=1, 则 (1) 式可以转化为:

第(2)式共涉及四个变量1:当期R&D支出E;R&D支出价格指数;折旧率δ和基期R&D资本存量K0。

R&D资本存量的估算

1.样本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Bankscope—惠誉的国际银行数据和《中国金融年鉴》。在计算R&D资本存量时, 样本观察期为1999年至2008年。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创新产出变量时根据实证研究的需要, 在剔除了含有变量缺失值的样本后, 我们选取的样本数32家商业银行，按产权分为三大类：

(1)国有控股银行。这其中又可分为三种类型，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非四大并有战略投资者的国有控股银行，以及非四大并且还未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国有控股银行。

(2)国内股份制银行，按照是否引入战略投资者, 也可以分为两类。

(3)外资控股银行。

此外，还将银行按规模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三类。样本所包含的32家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共计296个观察值。

2.样本说明：

(1)变量的确定是本文的难点。Mansfield (1984) 认为R&D价格指数的构造等变量的确定一直是创新经济学研究中一个棘手的问题。

(2)国有控股银行，是指国家的股权超过50%的银行, 国内股份制银行，是指国内私人股份占银行总股份超过50%, 外资控股银行，指外国股份占银行总股份超过50%。

(3)小型银行资产的规模小于或等于US$1billion, 中型银行的资产规模大于US$1billion、小于或等于US$20billion, 大型银行的资产规模大于US$20billion。

3.R&D资本存量估算

本文将样本时间划分为两个区间：1999年至2003年和2004年至2008年。将32家商业银行样本按照R&D强度分为三组:

(1)为国有控股银行, 即国家的股权超过50%的国有控股银行，列为第一组;

(2)是股份制银行, 即国内私人股份占银行总股份超过50%的国内股份制银行，列为第二组;

(3)是外资银行, 即外国股份占银行总股份超过50%的外资控股银行，列为第三组。

分组、分时段估计的结果，列于表1。

分析表1，我们发现折旧率均为正值, 这是符合要求的数值。但Hall (2007) 用相同的方法对美国制造业R&D存量的估计结果是负的。对此，我们的解释是，不同行业之间折旧率存在差异。从具体数据来看, 不同股权结构的银行，其折旧率也存在着一定差异。外资银行的折旧率在14%～16%之间;股份制银行折旧率在15%～18%之间;国有控股银行的折旧率在9%左右。利用三组银行的折旧率, 就可以计算出各组的基期R&D水平, 再利用1999年至2008年各组的当期R&D支出及增长率指标，就可以得出各银行R&D资本存量。

为了便于讨论, 本文将2008年R&D资本存量的相关数据列于表2。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 我国银行业R&D资本存量最高的是国有控股银行和大型银行, R&D资本存量最低的是外资银行和小型银行。由此可以看出R&D资本存量与市场份额密切相关。因此, 本文对R&D资本存量的测算结果，与我国银行业的现实情况大体是一致的。

如表2所示，我们发现国有控股银行的R&D强度最低，而外资银行与大型银行的R&D强度最高;国有控股银行R&D存量达到180.56亿元，而外资银行R&D存量只有82.68亿元，这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时间较晚、市场份额较低、业务范围受限有关;小型银行与大型银行R&D存量相差较大，说明R&D存量与银行规模成正比。

我国银行业的R&D资本存量

本文以我国银行业32家商业银行数据为样本，估算了我国银行业R&D资本存量，并在测算R&D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构建了知识生产函数模型, 进而研究了知识生产的性质及其影响因素。通过确定知识生产函数模型的变量，运用永续盘存法，测算了1999年至2008年间我国银行业的R&D资本存量。其结果，如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