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类型（精选3篇）
资本类型 篇1
企业要达到经营的预期目标,不仅需要各种必要的资源,而且要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企业保持持久竞争力的关键。有效地获取企业需要的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本投资管理中的核心工作。对人力资本获取风险类型进行识别并做相应的计量关系到企业的绩效提高和可持续发展。
一、企业人力资本获取风险类型
企业人力资本获取风险形成的因素比较复杂,我们把企业人力资本获取风险界定为背景风险以及具体管理实践中的管理风险。
(一)环境风险。即背景风险,也称为非管理风险,是指企业在人力资本获取过程中对外界环境因素的突发性变化认识不足而导致获取收益的不确定性和获取损失的可能性。
1.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和法律、法规、政策调整所导致风险。这类风险往往具有不可预测性,即使可以预测但是往往很难避免。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周期长、回收期长等特点,经济繁荣时期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可能在经济萧条状态下受市场需求的影响导致人力资本贬值,或者根本无法收回全部投资。其中最首要的就是人员流动带来的风险,从社会来看,人员流动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是市场对人力资源的一种配置。合理的员工流动不仅有助于个人发展,而且有助于企业创造力的提高。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有些人员流动很可能给企业带来损失。这种损失的直接表现是该岗位的人工成本增大,因为企业需要进行重新招聘和培训;间接损失往往更大,可能引起工作进度的拖延,甚至造成组织的瘫痪。
2.产业结构调整所导致风险。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受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极大,如产业政策调整会引起行业地位变化。某些行业地位会上升,同时另一些行业地位会下降,地位下降的行业和企业效益必然下降,其人力资本投资经济效益也将随之下降,从而产生风险。
3.市场需求转变所导致风险。市场变化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也将使习惯原有市场需求的人力资本投资发生损失。
4.科技的重大突破所导致风险。科学技术在知识经济时代飞速发展,科技的重大突破往往会导致已有的技术老化和相应的人力资本迅速贬值。
5.所处的行业前景所导致风险。任何行业都有生命周期,包括幼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如果企业所从事的行业处于或即将走向衰退,那么企业经营状况就会萧条甚至恶化,而此时人力资本的投资和配置就会存在较大风险。
6.行业竞争性所导致风险。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内企业间的竞争不可避免,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国际、国内竞争日趋激烈,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这也必然会导致欠发达地区企业的人力资本存在较大风险。
(二)管理风险。所谓管理风险是指企业在人力资本各项投资和配置中对人力资本属性认识不清,管理不当而导致的收益不确定性和损失的可能性。当前学术界普遍将企业的人力资本管理风险分为六种:招聘风险、跳槽风险、员工激励政策风险、人身健康风险、道德(职业操守)风险、团队合作风险等。具体到企业管理实践中,笔者认为把企业人力资本获取风险界定为招聘培训风险、配置风险和使用风险三类更为合适,也更便于会计计量。
1.招聘、培训风险。劳动力市场的典型特征就是就业机会与劳动力资源之间的信息分布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为了捕捉供求机会,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双方都必须进行大量的市场调查,失业者、雇主双方都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选择,都是一种理性行为,但会产生道德风险,即逆向选择,致使这种均衡结果处于无效率状态。其风险体现在招不到合适的人力资本以及培训成本的收益低下甚至无法回收等。
2.配置风险。企业通过招聘和培训获得了一定的人力资本,但如何有效安排和配置人力资本、如何做到“人尽其才、任职匹配”则是重要问题。其风险体现在对企业资源利用的低效、团队合作的低效以及道德风险等。
3.使用风险。主要体现在对员工的日常管理工作中。
二、企业人力资本获取风险的计量
(一)环境风险计量。对于环境风险很难进行会计计量,主要的策略是通过预警模型,即建立企业人力资本获取风险的预警机制,以提高对环境因素变化带来风险的敏锐性和反应性。
(二)招聘培训风险评估指标计量。反映该风险的指标应主要包括应聘比、招聘完成比、人才引进率、招聘引进员工胜任度等。
1.应聘比,是指企业实际应聘人数与计划应聘人数之比。
2.招聘完成比,是指企业实际录用人数与计划应聘人数之比。
3.人才引进率,是指一定时期内企业引进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数占员工平均人数的比例。
4.招聘引进员工胜任度,是指招聘引进到企业的员工在规定的期间内保质、保量完成工作的比率。
(三)配置风险评估指标的计量。人力资本配置主要包括人与物的配置、人与岗的配置、人与事的配置和人与人的配置,因此,反映该类风险的评估指标应主要包括人物匹配风险指标、人岗(事)匹配风险指标和人人匹配风险指标。
1.人与物的匹配是指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合理配置,其风险指标又分为人力资本比率、高层次人力资本比率、人力资本负债率等。其中,人力资本比率,是指人力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高层次人力资本比率,是指高层次人力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人力资本负债率,是指为形成企业人力资本而发生的债务与人力资本的比值。人力资本负债率应有一定理想水平,借鉴资产负债率,其理想水平应为50%。如果高于此水平,企业必然会面临人力资本中自有资本与借入资本不匹配、人力资本自有投资资金不足的风险。
2.人岗(事)匹配是指人力资本素质要与工作岗位要求相匹配,因岗(事)设人,人适其岗,才尽其用。反映“人岗匹配”的指标主要有人力资本闲置率、人力资本虚投率等。其中,人力资本闲置率,是指企业闲置的员工在所有员工中所占的比重。人力资本虚投率,是指虚投的人力资本存量与总的人力资本存量之比。
这两个指标中,前者比值越大,说明企业人力资本岗位与岗位资本不匹配所致的人力资本闲置情况就越严重,“人岗匹配”风险就越大;后者比值越大,说明人力资本与岗位资本匹配的质量越差。另外,由于人力资本的虚投不一定会导致闲置,因此仅有前者是不够的,还必须综合后者才能彻底反映人力资本与岗位资本不匹配的严重程度。有些企业往往因为多种原因会导致这两种情况的发生。
3.人人匹配是指把不同特点的人恰当组合、优势互补、协调合作,形成团队精神和组织能力。其主要指标有管理人员比率、技术人员比率、核心能力所需关键人员满足率等。其中,管理人员比率,是指一定时期内企业管理人员占企业总员工的比例。技术人员比率,是指一定时期内企业技术人员占企业员工的比例。核心能力所需关键人员满足率,是指企业现有核心能力关键人员数与核心能力所需关键人数之比。
管理人员比率能直接反映企业管理的幅度。技术人员比率能直接反映企业技术能力的强弱,其比值越大说明企业的技术能力越强,人人匹配风险越小。当然,在人力资本投资效益良好的前提下,前者并不是越低越好,后者也不是越高越好。这需要一个度的把握,即要考虑用核心能力所需关键人员满足率去衡量。
(四)使用风险评估指标的计量。企业人力资本使用情况主要通过工作日利用程度、工时利用程度和工作效率来体现。因此,反映该风险指标主要有出勤率、制度工时利用率、劳动生产率。
1.出勤率,是指一定时间内出勤人数占员工总数的比重。该指标反映人力资本工作日利用情况,通常其比值应在85%以上。低于该水平,企业将面临员工出勤不足、工作日利用不充分的投资使用风险。
2.制度工时利用率,是指实际生产工时数占全部制度工作工时(制度工时)数的比重。该指标越低,说明企业工时利用越不充分,人力资本使用风险越大。
企业在评价使用风险时,这三项指标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即企业仅有高出勤率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高制度工时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摘要：企业要达到经营的预期目标,不仅需要各种必要的资源,而且要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企业保持持久竞争力的关键。有效地获取企业需要的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本投资管理中的核心工作。对人力资本获取风险类型进行识别并做相应的计量关系到企业的绩效提高和可持续发展。
资本类型 篇2
关键词：企业,资本结构,现状,优化
企业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之间关系密切, 一直受到公司管理层和会计学界的重视。关于企业资本结构相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较多, 但是对于中国不同类型企业资本结构的现状与特征以及背后的形成原因的分析仍较少。因此, 本文希望能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本结构进行比较概括的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措施。
一、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现状及原因
(一) 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现状
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一直处于变动的过程中, 但总体而言存在着三个比较显著的问题:资产负债率偏高、股权结构不合理和资本结构无弹性。大多数的国有企业筹资渠道单一, 资产负债率一直居高不下, 而且流动负债在负债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较多, 因此企业面临的债务还本付息压力较大。在股权结构安排上, 国有企业尽管经过了改制, 已相继成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但是仍然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 并且相应的股权约束和监督机制的缺乏, 更助长了股权的过分集中, 也影响了企业治理效率和经营效率, 使得企业面临较大的代理成本。鉴于上述两点, 国有企业很难通过内部留存收益或者股权融资等方式来满足自身的资本需求, 需要依靠国家投资。此外, 国有企业一方面很难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的方式来满足筹资需求, 另一方面, 银行对国有企业借款的限制会有所放松, 国有企业可以比较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因此, 国有企业在筹资方式上会比较依赖于银行贷款, 筹资方式比较单一, 整体的筹资弹性较小。
(二) 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原因分析
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现状主要涉及企业面临的体制问题、银行信贷政策倾斜和内部治理机制的不完善等原因共同形成。
首先, 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由于受国有产权制度的影响, 其主要资金来源是国家拨款和银行借贷, 使得国有企业对于银行借款和国家支持等外部资金存在较大的依赖性, 筹资手段相对比较单一。此外, 尽管国有企业经过了改制, 但是受自身经营制度和绩效等限制, 尚不能符合现在资本市场的需要, 因此不能有效的通过资本市场来获得所需的资金, 也更加剧了企业对于银行借贷等债务资本的依赖。
其次, 一般来说, 企业向外界借款, 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债务的硬约束, 但是国有企业在很多时候面临的是一个债务的软约束。因为在我国, 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存在较为特殊的关系, 因为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资产同属于国家, 两者间的关系更类似于同一产权下的内部资金调动关系, 即银行提供资金, 企业使用资金, 而且很多情况下, 这种资金的调动要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 而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
最后, 国有企业现在存在着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 企业的治理机制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之处。国有股的一股独大, 一方面会助长大股东的投机行为, 另一方面也会是国有股面临较多的委托代理关系, 导致约束的软化及代理成本的上升, 激励监督机制缺失。再加上前述的债务监督机制的减弱, 使得国有企业治理机制存在较多的缺点, 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民营企业资本结构现状及原因
(一) 民营企业资本结构现状
总体而言, 民营企业的资本结构状况, 主要依靠内部融资, 负债比重较小, 资本结构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第一, 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普遍偏低。尽管负债能起到一定的税盾作用, 增加企业价值, 但是有资料显示, 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普遍偏低, 企业并没有对财务杠杠加以充分利用, 以使公司的价值得到最大化。第二, 民营企业内部的资产结构不合理。总体来说, 民营企业偏好短期负债, 较少使用长期负债, 这样企业就需要面临较大的债务还本付息压力,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经营现金流量和正常的经营活动。同时, 一些资金密集型企业存在较多的不动产和固定资产, 并有较多的抵押担保, 影响企业的流动比率。第三, 民营企业重股轻债。普遍来说, 民营企业过度偏好资本市场的股权融资方式, 而较少的采用债券融资的方式。这样, 债券融资所带来的避税效应和控制权的稳定作用就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二) 民营企业资本结构的原因分析
民营企业现有资本结构的形成, 归结起来,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因素:企业自身特征因素、金融市场完善程度、国家政策因素以及外部融资渠道的缺乏等方面。
首先, 从企业自身角度来说, 民营企业一般规模较小, 或者正处于发展阶段, 自身的资金积累不足以满足企业发展需要, 必须借助于外部融资方式。但是与此同时, 民营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又可能存在着财务制度不完善、信贷市场信誉低等状况。这样, 银行在向民营企业借款时就会有所设限和保留, 民营企业就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或者长期贷款。此外, 由于国家资本市场的政策法规限制, 大部分的民营企业难以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务以筹集资金满足自身需要。
其次, 民营企业的融资决策要受到金融市场完善程度的影响。但是现在, 我国金融市场相对不是很完善, 缺乏有效的金融创新机制来满足民营企业贷款的需要。虽然国有银行经历了股份制改革, 但是整体而言, 依旧是国有银行占有主导作用, 民间借贷机构发展不完善, 银行对金融市场存在着较大的垄断。同时, 我国证券市场中可供民营企业选择的金融工具较少, 灵活性不高, 整体金融制度尚不完善和健全, 难以有效的帮助民营企业进行融资。
第三, 民营企业资本结构还会受到国家政策因素的影响。国家政策虽然在许多方面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提供支持, 但是政策对于民营企业所起的作用仍然不大。一方面, 在股票市场上, 国家政策主要出于增强国有企业改革, 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的目的, 政策会更偏向国有企业上市融资。另一方面, 在债券市场上, 债券发行方法规定实行“规模控制、集中管理、分机审批”的方法, 每年债券的发行规模和各项指标有政府部门确定, 并且优先考虑能源、农业和城市公共设施等, 但是这些行业一般民营企业较少涉足。这样, 民营企业希望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筹资就会显得比较困难。
最后, 上述三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 使得民营企业外部筹资渠道比较单一, 民营企业基本上只能依靠债务融资, 并且面临较高的资本成本。
三、我国不同类型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措施
虽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资本结构的潜在原因有所不同, 但是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主要涉及包括企业自身特征、金融市场完善程度和国家政策这三个原因。为了进一步优化当前企业的资本结构, 需要企业、金融机构和国家的共同努力。以下分别是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措施。
(一) 国有企业
首先, 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深化改制进程, 理清政府、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的关系。针对国企现在面临的软约束现象, 国有企业不应该完全依赖政府, 与银行之间应建立正常的市场化借贷模式, 使银行的借贷真正起到一个约束作用。此外, 国有企业还应该致力于扩大自身的产权比例, 发展直接融资或者将原有的银行贷款转为股权。
其次, 实行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 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一方面可以多元化股东结构, 吸收银行、企业、基金、员工和社会公众等投资主体;另一方面可以在保持国有企业性质和重要作用不受影响的前提下, 适当地降低国有股的比重, 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 以形成现代法人治理结构。
最后, 国有企业还需要注重内部自身的调整。国有企业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积累能力, 开拓和积累内部融资渠道;设计和实施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 有效地配置企业控制权, 对董事会、经理层和员工实施有效评价以及企业激励方案的制订;此外, 还可以适当的引进管理层股权和股票期权份额等激励方式。
(二) 民营企业
首先, 民营企业应该积极调整, 以不断优化资本结构。民营企业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 加强内部财务管理工作, 增强企业内部的财务风险意识, 从而增强企业的对外财务信度;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 可以通过对资产加强管理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也可以通过一定的销售管理和营销手段等的使用, 增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或者提高企业整体利润率。此外, 企业还需要确定适当的债务规模, 做到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外部融资和内部融资相协调。
其次, 政府应该继续实施推进金融改革, 在保证银行对金融市场作用不受影响的同时, 鼓励和支持其他金融机构进入市场, 优化民营企业面临的金融环境, 更进一步的引导信贷资金的流向, 改革或创新金融工具, 使其能更好地满足民营企业借贷的需求, 改变现有借贷难的问题。此外, 除了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导向外, 银行、保险、担保机构和证券等金融机构需要转变信贷理念, 发挥金融机构对企业的筹资功能, 设计恰当的标准去衡量民营企业的偿债能力, 减轻其债务成本负担, 并加强对其的监管力度。
最后, 政府需要致力于资本市场的完善, 进一步的完善现有的资本市场运行和监管制度, 以满足民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寻求资金的需要。一方面, 政府可以进一步深入资本市场, 分析现有的资本市场相关政策是否合理, 是否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另一方面, 应强化资本市场对企业的监督和约束机制, 促进股权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 创新金融工具, 改变当前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单一的局面, 增加企业的资金来源, 以利于企业合理调整资本结构, 并保持一定的弹性。
参考文献
[1]扶青.我国国有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治理研究.特区经济.2010 (1) .
[2]陶莹, 吕盼.制度背景与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研究.统计与决策.2010 (5) .
[3]吴晓巍.民营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及优化措施.财经问题研究.2010 (5) .
资本类型 篇3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是农村基层社会充分发育的核心动力。[1]但其以户为单位的分散布局和作为其经营主体的土地细碎化, 共同制约了农民的劳动效率和规模效益。农民在布局上的分散以及由社会地位和收入差距产生的分化, 带来了其目标和行为的多样性, 从而表现出不同的认知水平。[2]实际上, 这种差异性的认知水平贯穿于农民行为的方方面面, 因而在使用信息技术以及通过信息技术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上也是如此。尽管从宏观上看, 农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信息技术是增加农民收益、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以及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重要因素, [3]然而, 不同类型农民对这一结构要素的认知仍存在很大的差异, 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的集成作用, 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存量, 在不触碰农地产权的情况下实现规模经济, 就必须首先对不同类型农民的认知和行为规律进行清楚的认识和分析。
二、已有文献梳理及评述
识别和提升不同类型农民对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的认识, 是在农村推广信息技术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 是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措施推动信息技术在农村发展的必要前提。当前, 国内外学者对这一命题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根据研究对象总体中个体差异的大小, 李录堂早在10年前就提出了农户分类管理的思想。[4]Leewuis通过对农民的社会认知和行为体系进行了模型构建, 认为行为可分为多个层次、多个领域, 并且随着时间在动态变化, 并得出在某一个时间点上, 农民总是根据自己当时的知识和经验做出行为是否改变及如何改变的决策。[5]旷宗仁通过对农民内在认知心理和农民认知行为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 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农村、农民和农业进行有效干预, 改变农民落后的观念与行为, 提高农民的能力素质。[6]Gregory M.Hooks等通过对农民技术采纳认知的研究, 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民认知的最关键因素, 同时也是影响农业技术采纳的最重要因素。[7]James N Mbata对影响传统农业牲畜动力技术认知进行了研究, 认为农民对牲畜的数量和农业收入等方面的认知是影响技术采纳的主要因素, 此外, 农民的年龄、劳动力情况、饲料价格等也会对采纳农业技术产生一定的影响。[8]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政策条件及调研所获数据情况, 笔者试从不同层次考察农民对农村信息技术使用及集成能力的认知。具体研究假设为:①不同类型的农民对农村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存在着不同的认知, 随着社会地位、教育程度以及经营规模的增加, 对信息技术需求也会增加。②不同类型的农民对农村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所产生的不同认知, 对农业信息技术的推广以及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集成能力产生直接的影响。③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 集成在农民身上的人力资本存量也随之增加, 农民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将进一步得到加强。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1.分类依据及数据来源
根据社会学、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 借鉴李录堂教授的农户分类思想, 再结合课题组在农村实际调查的情况, 根据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状况对农民分化的影响, 笔者初步提出了把农民分为不同层次的分类方法, 而每一个层次的内部又包含不同方面的内容。其用做分析的数据, 也主要来源于对这些不同类别, 不同层次农民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其中:问卷数据主要来源于陕西省各地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培训的村干部, 以及对杨凌、眉县等地市不同类型农民的抽样调查。课题组实际发放问卷180份, 剔除无效问卷9份, 共回收有效问卷171份, 有效回收率为95%。
2.数据特征说明
为了研究的需要, 本次调研的数据主要从社会地位、文化程度、经营规模以及收入等几个方面着重展开。从性别上看, 男性占63%, 女性占37%。从年龄上看, 最大年龄62岁, 最小年龄21岁, 平均年龄38.5岁。在文化程度上, 平均教育程度为3.12年, 中年农民已基本突破了初中水平。土地经营除大户外均以小规模经营为主, 其中, 户均拥有农地面积4.46亩。按照相同的比例对每一种类型的农民进行抽样, 在家庭人均纯收入方面, 1000元及以下的仅占8.3%, 1001~2000元的占30.6%, 2001~3000元的占38%, 3000元及以上的占23.1%。
四、不同类型农民对信息技术手段的结构认知
1.对电脑、网络的认知与需求
在对电脑、网络的认知与需求方面, 根据实际调研结果发现, 农村村干部、种养大户、科技示范户、农村教师以及有外出打工意向的人对电脑网络有着较高的偏好。其中, 90%的村干部认为, 通过网络可以适时地了解外部信息, 特别是政策法规、市场信息、农民生产经营信息, 可以提高经营管理的效率;84%的种养大户认为, 电脑网络是学习专业种养技能、了解市场行情、降低交易成本的最佳途径;95%的科技示范户认为, 电脑网络是了解科技成果、缩短科技成果应用半径、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手段;88%的农村教师认为, 电脑网络是整合教育资源, 在农村进行教育创新、最大程度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方式之一;84%的农村劳动力输出户认为电脑网络是获取外部信息、了解市场人才需求、推动自身合理流动的有效途径之一。这些认识共同构成了农村地区不同类型农民中对电脑网络的认知与需求旺盛的高地。也是电脑网络这一信息传播载体在农村推广的最佳目标群体。
2.对电视、媒体的认知与需求
在对电视这一信息传播手段的认知与需求方面, 调研结果显示, 农村种养大户、教育倡导户、土地小规模经营农户以及农村教育落后户等对电视这一信息传播载体有着较高的偏好。在被调研的对象中, 有89%的种养大户认为, 电视特别是农业科普频道和农资广告可以让农民及时了解农业科普知识, 学习其他农民致富的宝贵经验;有85%的教育倡导户认为, 电视可以适时地了解国家政策法规、特别是“三农”方面的信息, 同时可以开阔视野, 增进对外界的了解;有87.5%的小规模土地经营纯农户认为, 电视是获得外界信息和休闲娱乐的最佳方式;有83%的不重视教育的落后户认为, 获取信息最有效媒介就是电视。由此可见, 电视这一媒介的信息传播功能仍然很强, 农民可以在娱乐消遣的同时及时地了解到外部政策法规和农资信息。
3.对电话、手机的认知与需求
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 电话、手机是当前农村不同类型的农民中最受欢迎的信息传播媒介。有90%的村干部认为, 手机可适时发布生产信息、市场供求信息, 从而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有89%的种养大户认为, 通过手机、电话以及接收短信息, 可以了解市场行情, 调整种养规模, 从而有效地指导生产;有95%的科技示范户认为, 电话、手机是及时接收科技信息、学习科技示范成果、加快新科技成果推广的有效手段;有89%的农村劳动力输出户认为, 电话、手机是获取外部信息, 了解市场人才需求信息, 构建人才供给和人才需求方信息桥的最直接途径。有85%的教育领先户认为, 电话、手机可以大大提高经营、管理、沟通效率, 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同时, 农村教师和农业兼业者也对电话、手机这一信息传播手段有着较高的信任度。根据调查数据可看出, 电话、手机这一信息传播手段, 仍然是当前农村地区最常采用的信息发布和接受方式。
4.对广播的认知与需求
由于当前经济生活节奏的加快, 广播这一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 其地位在当前农村不断被弱化。调查发现, 在这一传播方式选择上, 仅有80%的农村干部认为, 在目前的生产经营过程中, 通过广播可以有效传播信息, 提高交易的质量和效率;有65%的教育领先户仍把广播当作信息传播特别是了解区域内和区域外各种信息的方式。而其他类型的农民则认为, 虽然广播的信息获取成本比较底, 但效率滞后, 效果不明显。因此, 对广播没有了较高的熟识度, 这说明不同类型的农民在选择信息传播方式的时候, 在可以承担信息获取费用的同时, 考虑最多的依然是信息传播的效率和效果。
5.对图书、报刊的认知与需求
相对其它的信息传播方式而言, 农民对图书、报刊的认知和需求是最低的。调查发现, 在众多的受访者中, 仅有65%的农村干部和农村教师认为图书、报刊可以以最低的成本来获取经营信息, 提高农民的种养能力, 进而提升人力资本存量。而大多数的农民则没有把图书、报刊作为有效的信息传播方式对待。这反映出除了经济效益和社会地位以外, 农民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和知识结构, 也构成了影响信息手段选择的重要方面。具体统计数据见表1。
五、不同类型农民对信息技术手段需求的实证分析
1.模型选择与变量处理
由于笔者在此研究的是不同类型农民对信息手段的选择情况, 为了克服传统方法在研究概率问题时的缺陷, 将被解释变量Y的取值限定在[0, 1]之间, 并采用概率非线性回归Logistic模型来研究二分类变量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其模型如下:
设Y是一个二值变量, 即Y有如下取值:
undefined
Y的影响因素有m个:X1;X2;……;Xm, 其线性组合模型表示为:
Y=α+β1X1+β2X2+……+βmXm ①
即P=P (Y=1/X1;X2;……;Xm) 表示在m个影响因素的作用下, 事件发生的概率。经过Logit变换后得到模型如下:
LogitP=α+β1X1+β2X2+……+βmXm ②
或P=1/1+exp (α+β1X1+……+β1Xm) ③
其中:模型①②③中的a为常数项, β1、β2……βm为待估参数。
事件发生的概率与不发生的概率比为:undefined, 这个比值称为事件的发生比, 即odds比率, 表示自变量每发生一个单位的变化, 因变量可能发生变化的倍数。由于笔者研究的是不同类型农民对信息技术手段的选择情况, 也既是对每一种手段的有无选择。因此, 是否选择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农民的主观回答为划分标准, 并且对选择的被解释变量赋值为1;相反, 对没有选择的被解释变量赋值为0。解释变量的具体赋值及统计见表2。
2.结果分析
通过建立最优逐步回归方程, 进行5步筛选, 按照概率临界值0.05进入, 0.10以上剔除。从模型中剔除的解释变量有:文化程度、有无特殊经历、是否兼业、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或协会4个变量。最终获得的模型结果与原初假设基本一致, 具体情况见表3。
由表3可知, 在不同类型的农民中, 处于社会地位、收入状况和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农民, 由于其管理和经营的风险意识强烈, 所以对信息技术的使用以及信息技术提升人力资本有着较高程度的认知;处于社会地位、收入状况和教育程度中等的农民, 在收入、迁移以及教育方面也有较高的认知, 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利益层面上, 风险意识比较强烈, 属于经济条件比较好, 见识比较广, 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群体, 且从规模上看, 所占比例较大, 但由于利益关联点不是很大, 对信息技术以及通过信息技术提升人力资本的认知处于游离状态;而占农村较大比例的普通农民, 由于受制度要素、资金以及知识结构等的影响, 所经营的土地规模一般较小, 虽然在经营方式和经营类型上有一定的主见, 但始终没有摆脱其自身的盲目跟从性, 容易成为农村经济蛛网模型的牺牲品, 对信息技术使用的意识淡漠, 且属于娱乐导向型。根据同样的方法, 对电话手机、电视、广播以及图书报刊的传播媒介在不同类型农民中的选择状况做Logistic分析, 结果可证, 限于篇幅, 这里就不在赘述。
根据以上分析, 一是验证了假设①中的提法, 不同类型农民的需求不一样, 受教育程度越高, 社会地位、经营规模越大, 需求越强烈;二是验证了假设②中的提法, 不同类型的农民对农村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所产生的不同认知、对农业信息技术的推广以及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集成能力产生直接的影响。三是验证了假设③中的提法,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 集成在农民身上的人力资本存量也随之增加, 农民的社会地位, 收入水平将进一步得到加强。
六、针对不同认知的信息技术分类推广
1.整合信息传播资源, 提高信息传播效率
首先, 对当前嫁接在不同传播手段上的信息进行整合, 提高信息传播效率。利用电脑网络发布供求信息、在线配对交易、发布劳务信息、咨询农业专家、学习实用技术、查看粮食价格、搜寻致富商机、了解国家政策、查找涉农企业等综合信息服务。利用手机短信平台获得免费的惠农信息、实现农业专项科技知识定制、农业信息发布互动;通过手机拨打12316新农村热线, 手机与固定电话相互间沟通更加优惠与便捷。利用电视远程教育平台让农民点播、定制个性化科普知识、农业信息、影视娱乐节目等;还可通过正常观看电视节目, 将电视变成家里的信息直通车。推广图书报刊能长久保存的信息手段, 以电脑、电话中出现的农民发布和咨询的实用信息作为数据库, 经过分类整理, 汇编成农民实用信息书或报刊, 供农民用户参考学习。其次, 开通电话热线, 采用专业人员坐席和专家相结合的解决方案, 由专业人员坐席根据用户咨询问题的类别, 连线相关专家, 由专家为用户直接提供服务。
2.根据不同类型农民的选择偏好, 对信息传播方式进行分类推广
在不同类型的农民中, 处于社会地位、收入状况和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农民由于管理和经营的风险意识强烈, 更适宜电脑网络、手机等最高效快捷方式的推广和应用, 且可以根据需求采用信息定制的方式进行推广;处于社会地位、收入状况和教育程度中等的农民, 对信息手段的选择比较游离, 往往会考虑更多的投入收益因素, 因此, 对这类农民比较适合手机短信和农村公益电视远程培训的方式进行推广;占农村较大比例的普通农民, 由于受制度要素、资金以及知识结构等的影响, 更适宜通过电视、广播等信息传播手段进行推广和应用农业信息。
摘要：本文基于分类描述和logistic定量模型对不同类型农民认知行为进行分析, 发现结构性差异是影响农民认知的主要组成部分, 也是决定其行为的主要因素。因而不同类型的农民对信息传播手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使得农民与外部传播者之间以及农民与农民之间缺乏良好的协作与对话, 导致农民认知行为能力与水平长时间难以得到提高, 并根据分析结果从分类推广等角度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结构要素,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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