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类型（共3篇）
股东类型 篇1
一、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2002~2006年的5 871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相关财务数据来自万得 (Wind) 数据库, 公司治理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及巨潮资讯网。
对于控股股东类型, 如果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央国有企业、国资委和教育部所属院校, 则认定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央政府;如果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地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部门, 则认定公司控股股东为地方政府;如果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职工持股会、民营企业、村办企业、街道企业、乡镇一级政府部门、乡镇集体企业或外资企业, 则认定公司控股股东为非政府主体。
2. 模型的设计与变量选取。
本文选用国内外实证研究中广泛采用的模型来度量投资扭曲程度。模型为:
模型 (1) 用来估算过度投资水平, 模型 (2) 用来检验不同控股股东类型下的过度投资水平。
二、实证分析
1. 过度投资水平的估计及描述性统计。
表1为模型 (1) 的回归结果, 模型的残差用来估算公司过度投资水平与自由现金流量。可以发现, 公司新增投资支出与前期资产负债率、总资产规模、自由现金流量等显著相关, 并且回归系数符号与预测符号一致。无论是以上年销售增长率还是以Tobin's Q值作为成长性的替代变量, 结果都显著。得到上述系数后, 分别以用它们估算的残差来计算过度投资水平和自由现金流量, 并对以上年的Tobin's Q值代表成长性估算的过度投资水平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就过度投资水平而言, 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水平明显高于中央政府及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 而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水平相对较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标准差相对较大, 说明这类公司之间的过度投资水平有较大差异。就自由现金流入量而言, 三种公司的差别不大。这些初步说明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更易进行过度投资, 且更易将自由现金流入量用于过度投资。
注:**、***分别代表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 下同。
2. 公司过度投资水平与自由现金流入量的关系回归。
为了考察不同控股股东类型下公司过度投资对自由现金流入量的敏感性差异, 本文按控股股东类型将样本公司分为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非政府控制的公司三类。因为本文的数据为非均衡面板数据, 可能受异方差的影响, 从而在表3中使用了white方差调整后的t统计量。在表3最后一行, 还检验了不同组别中过度投资对自由现金流入量的敏感性是否存在统计上的差异。
从表3中的全样本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过度投资水平与自由现金流入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从总体上看,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自由现金流入量与过度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了控股股东为追求私人收益而进行过度投资。表3考察不同控股股东类型下公司自由现金流入量对过度投资水平的影响。从各组的回归结果来看, 各组过度投资对自由现金流入量的敏感度并不相同。在地方政府控制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中, 过度投资水平与自由现金流入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意味着这两类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导致公司产生相关代理问题;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中, 控制权并没有对公司投资决策产生显著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中央政府作为控股股东, 更注意约束自己的投资行为, 也可能是因为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更注重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且, 比较表中 (3) 与 (2) 、 (3) 与 (4) 的自由现金流入量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 样本组之间的系数差异分别高达0.269与0.501, 与按控股股东类型分组得到的结论类似,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更易于利用自由现金流入量进行过度投资。
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1) 用Tobin's Q值作为成长性的替代变量以估算过度投资水平, 然后检验不同产权性质下过度投资水平差异; (2) 为了克服残差导致的系统性偏差, 将模型 (1) 的残差分为三组, 对残差最大的一组与最小的一组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与前文的研究结果无实质性差异。基于稳健性检验, 本文认为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三、结论
控股股东可能通过过度投资来谋取私人收益, 并且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中存在行政干预问题。本文研究发现, 公司产生自由现金流入量更容易导致过度投资, 并且相对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及非政府控制的公司, 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产生自由现金流入量更容易导致过度投资。
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 一方面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导致对资源的耗竭式开发和利用, 最终削弱地方充分就业的能力;另一方面, 会引起地方产能过剩, 从而产生地方保护主义和限制资源流动。
因此, 要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减少过度投资行为:第一, 作为地方国有企业控股股东的地方政府, 应弱化其行政干预角色, 专注其公共管理的职能, 让市场的真正主体即企业根据市场的情况独立做出投资决策;第二, 大力推进市场化进程, 硬化预算约束, 完善经理人市场, 且加强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法制的建设;第三, 完善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与机制, 抑制控股股东的自利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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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型 篇2
国内学者对大股东问题的研究, 总是与公司治理和企业业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分析主要表现在对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考虑上, 由于认识到国有股“一股独大”给公司治理带来的种种弊端, 学者们纷纷主张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公司股权结构分散化, 并为此提出了众多的国有股减持方案。而经验研究则更多地集中在分析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上, 如孙永祥、黄祖辉 (1999) 认为企业价值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二次函数, 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 公司的Tobin’Q值先是开始上升, 当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50%后, Tobin’Q值开始下降。陈小悦、徐晓东 (2001) 的经验研究表明, 在非保护性行业, 企业业绩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函数, 但这一关系在保护性行业并不存在。同时, 在外部投资者利益缺乏保护的情形下, 流通股比重与公司业绩负相关,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与公司业绩正相关, 国有股比重、法人股比重与公司业绩之间均无显著相关性。即使是对于控制权的研究, 也是与现金流量权结合在一起, 分析计算终极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程度, 以及作为基础来研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例如, 叶勇等 (2007) 运用终极产权论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进行分类, 通过追踪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 分析了1260家样本公司中终极控制股东拥有的控制权、现金流量权及其比例关系, 进而研究了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从以上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 当前国内学者对大股东问题的研究还不普遍, 特别是在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与公司治理效力的关系问题上经验研究仍然很不充分。徐晓东 (2003) 首先用以1997年以前在中国上市的508个上市公司1997—2000年4年间的2032个观察值为样本, 研究了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结果发现,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不同, 其公司业绩、股权结构和治理效力也不同。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股东的公司有着更高的企业价值和更强的盈利能力。然而股改以来, 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却很少了。于鹏 (2007) 从财务重述的视角对第一股东最终控制人的类型问题作出论述。严若森 (2009) 以国有股比重、流通A股比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以及第一、第二大股东持股比重之比作为公司股权结构变量, 以净资产收益率与市净率作为公司经营绩效变量, 以中国信息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对其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除此之外, 其他涉及第一股东的文献很少。本文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第一大股东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文选取了包括2007年以前上市的43家纺织服装行业公司2007—2009年的324个观察值作为样本, 并且剔除其中的ST类型股票的公司, 并以期从股东和公司治理的角度对纺织服装业的发展壮大提供经验支持。
本文对于第一大股东所有权类型的分类是根据具有终极控制权的股东类型来判断的。所谓终极控制权, 是指是指股权控制链条的最终控制者通过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而对公司拥有的实际控制权。本文根据La Porta等终极控制股东的概念, 参考刘芍佳的股权分类, 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分为以下3种。一是政府作为终极控制股东。包括终极控制股东为政府部门或机构、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事业单位等。二是法人作为终极控制股东, 包括特殊法人如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共同创业而没有明确的控制股东的公司。三是自然人作为终极控制股东。自然人, 相对于政府作为终极控制股东的目标多元化, 他们的目的也比较明确。
二、纺织、服装行业样本选择和变量描述
1. 样本数据的选择
本文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第一大股东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由于不同时期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受市场环境、宏观经济条件、行业情况等的影响各不相同, 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统计上的“噪音”, 本文选取了包括2007年以前上市的43家纺织服装行业公司2007—2009年的324个观察值作为样本, 并且剔除其中的ST类型股票的公司, 并以期从股东和公司治理的角度对纺织服装业的发展壮大提供经验支持。本文数据均来源于同花顺软件以及和讯网。
2. 变量的描述
本文的研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业绩变量、股权结构变量两个部分。如下:
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 (Core ROA) :公司主营业务收益与总资产之比率
现金流资产收益率 (CFROA) :公司净现金流与总资产之比率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公司净利润与其净资产之比率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Larghold) :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股票占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
如上所述, 本文根据所有权性质的不同将第一大股东分为国家股股东、法人股股东和自然人股东三类, 利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各变量进行测定。分别测算和比较了不同类型股东公司的业绩。
三、所有权差异影响的实证分析
1. 变量统计
为了更深入地反映上述的各业绩变量指标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公司经营的业绩水平, 我们按年度对三类企业各业绩变量的差异进行了考察。表2给出了第一大股东所有权性质不同时, 公司在企业业绩方面的差异情况, 一并列出如下:
结果显示, 从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 (Core ROA) 均值和中位数角度看, 三年的数值呈波动下降趋势, 第一大股东所有权类型为法人股的公司业绩, 低于第一大股东为国家和自然人的情况, 而后两者的表现却相差无几。从现金流资产收益率 (CFROA) 角度看, 差异则十分明显, 三年的数据波动性很大, 股东类型不同的公司业绩差异也十分显著。具体表现为, 第一大股东为法人和自然的公司业绩显著高于国家控股的公司, 而前两者之间也无较大差异。从净资产收益率 (ROE) 角度看, 除了数据波动性比较大外, 每年三者的数值之间也有较大的差异存在, 如2007年和2009年的数据显示, 法人和自然人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公司业绩要好于国家控股的公司。我们初步得到以下发现, 后两个同样反映公司业绩的指标现金流资产收益率 (CFROA)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反映出与第一个指标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 (Core ROA) 截然不同的结论:第一大股东类型为法人或者自然人的情况下, 两项指标显著的高于国家作为第一大股东的情况。尤其是从现金流资产收益率 (CFROA) 方面看, 差距十分显著。对于上述情况, 本文认为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国家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公司的资产结构的问题。现金流量不充足, 应用账款所占比例的大都会导致出现上述情况。
上述种种结果显示国家控股下的公司效率、业绩低下, 而法人自然人控股的治理效率较高。然而, 这些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一种解释是由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分割性、非效率性以及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外部投资人利益的缺乏保护等问题, 企业的这些业绩和价值指标可能并不是企业业绩或价值的真实反映。反映企业业绩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Core ROA变量, 国家股股东的公司其业绩变量的数值显著地高也并不表示其业绩就好, 它也可能是这类公司为了取得配股等权益融资而存在着更多地把利润做大的动机。公司现金流收益率CFROA的差异也似乎支持这一判断。
四、结论及原因分析
综上所述, 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一方面,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确实会影响到公司的业绩表现。另一方面, 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股东即自然人和法人的公司有着更高的企业价值和更强的盈利能力, 在经营上更具灵活性。
股东类型 篇3
一、股东知情权类型化案例之一———由“股东资格”引发的纠纷
股东资格与知情权行使是个传统问题,2006年公司法颁布之前,此类案件就不断出现,2006年之后仍是典型案由,同时又出现了大量新型案例,比如抽逃出资股东、怠于行使义务股东知情权行使案件。
(一)“不再是公司的股东”的知情权案件。“不再是公司的股东”是否可以行使知情权,在早期案件中,以不支持为主。在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藏丽股东知情权纠纷再审案中,法院就不支持丧失股东身份的“不再是公司的股东”行使知情权。除此之外,上海高院在2005年印发的《关于审理股东请求对公司行使知情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问答》中,就指出股东权利不能与其股东身份相分离。股东退出公司,丧失了股东身份,不再对公司享有股东权,故其请求对公司行使知情权的权利也随之丧失。2006年10月,上海市一中院成立“股东知情权案件研究课题组”,选取了上海一中法院、浦东法院和闵行法院三个法院2002年至2006年9月审结并生效的46件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进行调研,其中有一项研究课题就是丧失股东身份后还能否提起股东知情权之诉,其观点就是认为“能够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原告股东不应仅限于被告公司的现任股东。由此可见,对于该问题仍存在争议。2006年至2015年,北大法宝涉及的此类案件大致20件,审判结果也不统一。笔者认为,“不再是公司的股东”知情权是基于其作为股东期间的身份而产生的,如果完全否认“股东”这种权利,就会不合理地增加其风险,其它股东可能故意损害该股东利益,隐瞒公司运营情况,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当然在肯定其知情权的同时,也要对其加以限制,大多数学者认为“股东”应有权查阅其作为公司股东期间的文件,笔者认为应将该权利扩大到“成为股东之前”及“作为股东期间”,这样更有利于解决纠纷,实现保护股东利益的目的。
(二)“名义股东”的知情权案件。“名义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在早期司法界认识较为统一,审判机关普遍认为“名义股东”虽不是实际出资人,但因在工商管理机关登记或在股东名册上登记而成为股东知情权主体。笔者选取2007~2013年此类案件进行分析,见表1。
在上述十二件案件中,绝大多数案件均认为“名义股东”享有知情权,争议较小,但在2013年陈世富与天水星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上诉案中,审判机关认为股东知情权纠纷属于公司内部争议,应以股东是否实际出资为主要认定标准,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对外仅具有宣示性功能,不是股东是否出资的实质证明文件,享有股东权利应当以股东实际出资作为基础,而在该案中陈世富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出资,所以不享有知情权。由此可见,如果陈世富能够证明自己出资,就可以行使知情权。该案属于“实质股东”行使知情权案件,不是典型的“名义股东”知情权案件,但对此类案件的审判具有参考价值。笔者认为对于此类案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公司对于实际出资情况知情,那么就应当保护“实质股东”的权利,这也符合公平原则。
(三)抽逃出资股东的知情权。抽逃出资股东是指在公司验资注册后,股东将所缴出资暗中撤回,却仍保留股东身份和原有出资数额的股东。抽逃出资是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的,但抽逃出资的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其权利如何限制仍存在一定的争议。司法实践中以支持该类股东知情权为主,最典型的案件是新疆恒欣佳业石油科技有限公司与贾全海股东知情权纠纷上诉案中。在现实生活中,抽逃出资分为两类,即抽逃部分出资和抽逃全部出资。笔者认为两种情况应该区别对待,在抽逃部分出资时,应肯定股东享有知情权,但当股东抽逃全部资金并拒不退还时,公司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的相关规定限制其享有知情权的范围,该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该股东请求认定该限制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该规定没有直接规定可以限制股东知情权,但笔者认为可以类推使用。
二、股东知情权类型化案例之二———“正当目的”的认定
1993年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的规定尚处于初级阶段,内容很简单,即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2005年公司法修订对股东知情权的规定进一步细化,内容也有所扩张,首先将查阅文件范围大幅度增加;其次在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时,增加了“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说明目的”的要求,由此引发大量关于“正当目的”认定的纠纷。在我国目前立法中,对于“正当目的”的认定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有学者认为,“正当目的”应当是与维护股东地位享有的利益具有直接联系的目的,包括调查公司的财务状况、调查股利分配政策的妥当性、调查股份的真实价值,调查公司管理层经营活动中的不法、不妥行为,调查董事的失职行为,调查股价下跌的原因,调查公司合并、分立或开展其他重组活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调查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证据,消除在阅读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中产生的疑点等。总而言之,“正当目的”应当是股东为实现《公司法》所赋予的权利而查阅文件的意图。那么,什么是“不正当目的”呢?从大量案例来看,“不正当目的”往往与侵犯商业秘密联系在一起。本文选取北大法宝上关于商业秘密与知情权行使冲突的案件二十九件:其中2013年八件,只有一件保护了公司的商业秘密,只占该类案件的12.5%。2012年五件(包括一件受理在2011年,结案在2012年的案件),两件保护了公司的商业秘密,占到该案件的40%。2011年四件,最终均保护了股东的知情权。2010年两件,均保护了股东的知情权。2009年八件,均保护了股东知情权。2008年一件,葛某某诉上海某某实业有限公司知情权纠纷案,最终保护了股东知情权。2007年一件,丁某某诉上海某某有限公司知情权纠纷案,最终也支持了股东知情权。从2006年公司法颁布至2015年,关于商业秘密与股东知情权冲突的案件每年都有,虽然从案件比例上来说没有明显增多,但其作为传统知情权案由的地位从未动摇过。在作为研究范本的二十九件案件中,只有三件最终保护了公司的商业秘密,选取这三个案例和一个保护股东知情权的案例进行比较,来看看它们的异同。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股东行使知情权是否会侵害公司商业秘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往往考虑以下因素:第一,股东或其近亲属是否从事或任职在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中。公司文件往往涉及一些公司的核心信息,比如公司的客户名单、营销渠道等,在股东或其近亲属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业务时,其往往存在侵犯公司商业秘密的主观故意。第二,是否存在泄露或使用商业秘密的事实。在施某某与上海甲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中就存在这个事实,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第三,是否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有利用商业秘密获利的情形。目前我国立法上没有关于“正当目的”认定时的参考因素,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以后立法中加以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更为有力的指导。
三、股东知情权类型化案例之三———行使范围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