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股东（共12篇）
项目股东 篇1
核电作为一种安全、清洁、环保的能源, 与水电、火电一起构成世界电力的三大支柱, 在世界能源结构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核电年发电量占世界发电总量的17%, 全世界有16个国家的核电在电力生产中的比例超过25%, 法国核电比例甚至高达78%。经过30多年的发展, 我国形成了秦山、大亚湾和田湾3个核电基地。但截至2008年底, 我国核电装机容量仅占总装机容量的1.15%。根据《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 (以下简称《规划》) , 到2020年建成4000万千瓦装机容量, 在建1800万千瓦。据国家有关部门预测, 这一规划数字还有望调高到装机7000万千瓦以上, 在建2800万千瓦以上, 我国核电进入了高速发展期。
目前, 原有高度集中的核电项目投资控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核电事业大发展的需要。允许更多的投资主体进入核电市场, 施行控股多元化,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核电项目投资模式已经成为我国核电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强力推动中央企业中的大型国有发电企业集团投资控股核电项目, 必将加速我国核电产业市场的迅速发展, 缩短我国核电装机比例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如期实现我国能源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
1 核电项目投资主体多元化研究
1.1 国外核电项目投资主体分析
世界各国核电发展模式各异, 均有其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原因。对美、法、日、俄、英、韩等主要核电大国进行分析, 根据其核电投资模式和市场化程度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即以美、日为代表的“小业主, 高市场化”模式和以法、俄、英、韩为代表的“大业主, 低市场化”模式。
1.1.1 “小业主, 高市场化”模式
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核电业主分散且多, 业主是核电和其他电力的混合型电力公司, 市场化程度很高, 核电技术公司与核电运营公司分立。美、日这种投资主体多元化和高度市场化的核电发展模式, 极大促进了其核电事业的发展。
美国一开始就扶持建立了产权明晰的民间核电投资体系。目前美国运行中的反应堆共有103座, 总净装机容量97924MW, 核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基本维持在20%左右, 在美国电源结构中占具较高的战略地位。同时造就了西屋电气公司、ABB-CE公司、通用电气 (GE) 等核电技术设备供应巨头。
日本核电业主单位主要由9家电力公司和日本原子力发电公司构成。目前, 核电总装机容量中的94.7%为9家独立和私营电力公司所有和运营。从1980～1998年, 日本的核电发电量每年增长率为8%, 日本也成为继美国、法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核电国家, 核电装机容量占到总装机容量的30%。日本已发展为核电产业规模最大的亚太地区国家, 同时也造就了三菱、东芝、日立等强大的核电设备供应商。
1.1.2 “大业主, 低市场化”模式
法、俄、英、韩等国家核电市场则采用了垄断的核电公司拥有和运行绝大多数甚至所有核电站。业主、运营单位、AE公司乃至核燃料供应、核装备供应、核电站建造工程、设计到销售等整个业务链相对集中甚至高度“一体化”。
2001年法国对核装备供应商与核燃料循环体系重组成AREVA公司。法国电力公司 (EDF) 既是法国59座运行机组的唯一核电业主又是AE公司, 此外还拥有AREVA的部分股权。
俄罗斯核电产业组织几经重组, 形成了以业主为核心,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分工合作的组织模式。目前, 俄罗斯核电公司掌管所有的核电站运营、维护、维修以及研究和开发等, 包括在建反应堆和所有相关设施。
英国核电站曾经一度由国营的核电公司经营。经过1996年的重组, 69%的核电站的资产由私营的英国能源公司经营, 31%难以私有化的老反应堆, 由国家核燃料公司接管。
韩国核电曾是“一体化”的产业组织模式, 在韩国电力公司 (KEPCO) 内完成从核燃料供应、核装备供应、核电站建造工程、运行管理和设计到销售等整个业务链的活动。为了适应电力市场解除管制的需要, 韩国水电和核电有限公司 (KHNP) 从KEPCO剥离出来, 并成为韩国所有核电站的业主。
法、俄、英、韩等国家核电投资的高度集中, 是因为在这些国家核电的业主是发电企业, 而其电力市场是高度集中的。另外, 这些国家原来的核电产业集中度高、关联度高,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有利于实现产业价值链的最大化。但这种高度垄断的组织模式, 不利于提高核电市场竞争能力和实现产权多元化, 尤其是当这些国家的核电产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 这种高度集中的模式已经与其市场化不协调, 甚至阻碍了核电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 俄罗斯、英国、韩国等国家先后进行了产业组织重组。在英国, 私人资本更是占到了核电投资的主导地位。
1.1.3 核电项目投资模式发展规律探析
(1) 不同的核电产业发展生命周期阶段, 政府扶持和管理的力度有所不同, 核电产业的组织模式不同, 核电的市场化程度也有很大不同。在核电发展初期, 各国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参与核电站的建设, 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扶持核电发展;在核电成长期, 为了提高整个核电产业竞争力, 政府逐步开放市场, 允许更多企业进入核电市场;而到了核电成熟期, 政府则更倾向于宏观调控, 核电项目高度市场化。
(2) 核电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程度与该国电力市场市场化程度是密不可分的。由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核电产权都集中在电力生产企业, 因而, 电力市场投资主体集中的国家, 核电投资主体就集中;相反, 电力市场开放程度高的国家, 核电的投资主体也更加多元化。
(3) 当核电产业发展到成长期以后, 高度集中的模式已经与市场化不协调, 不利于提高核电市场竞争能力和实现产权多元化。在核电产业已经发展到成长期以后, 更适合于采用核电运营单位、AE公司、核电技术企业等分离的“小业主”模式。
1.2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核电投资主体多元化模式
1.2.1 我国核电项目投资模式的两阶段演进及分析
第一阶段:高度集中的“一体化”模式阶段。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筹建核电站, 核电站的建设主要以原水电部为主, 原核工业部主要分管核电站中的“核岛”部分。1986年, 政府决定把核电的整个建设任务交给核工业部负责。1998年, 核工业部撤销, 秦山核电站由中国核工业总公司 (以下称中核总) 主管。该阶段具有高度的“一体化”性质, 从核燃料供应、核装备供应、核电站建造工程、运行管理和设计到销售等整个产业链都囊括其中。这是由于我国核电发展的阶段及当时国情决定的。
第二阶段:核电项目投资主体“初级多元化”阶段。1994年, 大亚湾核电站建成后, 国务院决定在其基础上成立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 (以下称中广核) 。中广核的成立打破了中国核电“一统天下”的格局, 形成了双寡头“二分天下”的格局。我国核电项目投资主体多元化初绽头角。
随后, 秦山二期、三期和田湾核电站则是由中核集团控股, 引入其他电力公司、地方电力公司及相关投资公司资本, 其余按照出口信贷或融资来解决建设资金问题。当前,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控股的山东海阳已经获得国家审批即将进入开工阶段,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控股建设的山东荣城的高温气冷堆核电示范工程已经获得国家审批, 我国核电项目投资进入了“初级多元化”阶段。
“初级多元化”仍然没有摆脱“一体化”垄断的模式。中广核原本只是核电投资运营商, 由于没有设计能力, 在项目进度上受到中核总的限制, 为了打破中核总技术垄断, 中广核成立了自己的工程公司, 具有了设计和建造能力, 最后又形成了新的垄断。
“一体化”垄断对我国核电发展危害很大。 (1) 核电发展初期, 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价格垄断, 资源配置上的绝对照顾, 不计财力、物力和人力等做法, 使得人们较少考虑经济效益, 使核电造价高, 与火电相比缺乏竞争力, 最终影响国家核电发展方针、政策的落实; (2) “一体化”垄断没有竞争压力, 造成核电发展缓慢, 2008年核电装机容量仅为912.4万千瓦, 占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79253万千瓦的1.15%。核能在发电结构中的比例明显偏低,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 (3) “一体化”垄断使控股投资主体单一, 形成了既是业主又是承包商, 既是投资者又是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模式, 弱化了决策权及经营者的责任感, 不利于提高核电管理能力, 不能有效降低核电造价; (4) “一体化”垄断阻碍控股投资主体多元化, 限制了核电投资, 影响核电发展规模, 造成我国核电发展规模小; (5) “一体化”垄断无法推进核电产业市场化, 开放度低, 目前还没有中立的核技术供应商和中立的专业化的核电运营商, 甚至不执行国家招投标法规, 严重影响我国核电专业化水平。
1.2.2 我国适宜采取“小业主、高市场化”的核电项目投资模式
要选择我国核电项目投资的模式, 首先要分析当前我国核电产业发展所处的环境, 即核电发展的阶段和电力市场的开放度。
根据《规划》, 我国核电的发展由“适度发展”转入到“积极发展”。在2009年初, 国家能源局提出了“大力发展核电”, 核电由此进入了快速成长期阶段。
电力市场化的中国应该开放核电市场, 允许更多企业进入核电项目的投资和控股, 并且高度集中的核电产业组织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我国核电发展需要, 我国核电项目的投资更适合采取“小业主、高市场化”的发展模式。
(未完待续)
项目股东 篇2
乙：_______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乙双方本着公平、平等、互利的原则订立合作协议如下：
第一条甲乙双方自愿合作经营____________项目，总投资为______万元，甲方以人民币方式出资______万元，乙方以人民币出资______万元及技术和客户资源。
第二条本合伙依法组成合伙企业，在合伙期间合伙人出资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分割。合伙终至后，
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
第三条本合伙企业经营期限为三年。如果需要延长期限的，在期满前六个月办理有关手续。
第四条双方共同经营，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合伙人，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全体合伙人。
第五条企业固定资产和盈余按照取得的销售净利润的甲方______%、乙方______%的比例分配。
第六条企业债务按照甲方______%、乙方______%比例负担。任何一方对外偿还债务后，另一方应当按比例在十日内向对方清偿自己负担的部分。
第七条每年项目产品总销售利润的百分之十进行固定投入。销售利润分红，一年结算
第八条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以补充规定，补充协议与本协议有同等效力。
第九条本协议一式贰份，合伙人各一份。本协议自合伙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十条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需要负责技术和市场开发及售后跟进，甲方负责管理及日常事务。
第十一条本协议有效期暂定三年，自双方代表(乙方为本人)签字之日起计算，即从______年_____月____日至_______年____月___日止。
第十二条争议处理
1、对于执行本合同发生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
2、如果双方通过协商不能达成一致，则提交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或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三条本协议到期后，双方均未提出终止协议要求的，视作均同意继续合作，本协议继续有效，如果不再继续合作的，退出方应提前三个月向另一方提交退出的书面文本，并将己方的有关本合同项目的资料及客户资源都应交给另一方。
第十四条违约处理
如果一方违反本合同的任何条款，非违约方有权终止本合同的执行，并依法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害。
1、一方合伙人有违反本合协议的，另一方有权解除合作协议
2、合作协议期满
3、双方同意终止协优议的
4、一方合伙人出现法律上问题及做对企业有损害的，另一方有权解除合作协议第十六条未尽事宜，双方可再协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同等本协议有效。
甲方(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乙方(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大股东溢价 小股东折价 篇3
江淮动力(000816)，7月24日到8月22日，由重庆东银集团(也是迪马股份的大股东)向11440万流通股东发出要约收购，收购价6．05元。在此前一个月，该股股价还在7．30元左右，由于要约收购价是以前30日的平均价再打9折，为了“做低”收购价，6月下旬到7月下旬股价就从7元多向6元多下移；进入要约收购期，横盘在收购价附近一个月；收购期一结束，立即哗哗大跌，如今仅5．30元，比要约收购前的7．30元下跌近3成。
成商集团(600828)，8月4日到9月2日，迪康集团(也是迪康药业的大股东)向5108．4万股流通股发出要约收购公告，收购价7．04元。同样，此前一个月股价在8元左右，7月初到8月初便从8元向7元下移：经过一个月收购期横盘后又一路下跌，如今仅5元出头，同收购前的8元才目比，下跌近4成。
现在轮到亚星客车(600213)了。12月11日，格林科尔发布要约收购摘要公告，说如果证监会无异议，12月30日起将向该公司的6000万股流通股进行要约收购，收购价5．01元。而2003年8月在格林科尔董事会正式同意收购亚星客车时，后者的股价还在7．50元一线，又是为了“做低”收购价，11月到12月，股价急速从7元到6元、再到5元下滑，最后竟创下公司上市以来的最低价5元，跌去33％。眼看要约收购期将近，以后又将是一个月横盘，再以后呢?只有天知道!
要约收购从本质上是收购人极其看好目标公司，收了30％还不够还要加大控制权，因而引发大股东同小股东竞价，出价自然应比市场平均价为高。因此，国际上大凡要约收购公司，股价必涨无疑，可在我们这里恰好相反。关于要约收购价格，《证券法》并未作具体限制，在此之前的《股票发行和交易管理暂行条例》限定的是，30天平均价和收购人购买该股票支付的最高价，二者取高者定价，并无打9折的说法。而2002年12月起施行的《要约收购》文本却这样规定：对流通股东，为“收购人在最近六个月内购买被收购公司挂牌交易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及被收购公司挂牌交易股票在收购要约报告书摘要公告前三十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的百分之九十”；对非流通股东，为“收购人在收购要约报告书公告前六个月购买被收购公司非挂牌交易股份所支付的最高价，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这就是说，只要收购人在6个月内没有买过流通股，要约收购价就可按30天平均价打9折。本来是别人看好我投资的公司，愿出大价钱来买，结果却让我“割肉”以9折价出让，小股民自然不情愿了。这就是所有要约收购均雷声大、雨点小，溅不起一点浪花的根本原因。
小股东折价，大股东拿的却是溢价。如成商集团收购价为净资产加价10％，亚星客车的收购价为净资产加价15％，等等。再一次折射出中国股市的不公平，自然也就出现了同国际收购市场上截然不同的行情。
问题还在于，说是所有的收购人6个月内均未买过目标公司的股票，其市场表现为什么大同小异，均呈现出“跌、盘、再跌”的股价三部曲?有的公司，如成商集团，每股收益仅5、6分钱，每股净资产仅2元出头，作为一家极普通的地区商业股，7．04元的要约收购价本该卖给他了，可为什么一个月内几乎无人“预售”，一个月后忍受股价大跌才“悔之晚矣”，是小股民不识时务活该，还是有人在操纵股价?再看那些收购人，看似财大气粗，几个亿几个亿地存在银行里，实则只要花费数百万便可鸣金收兵。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敢吃要约收购“螃蟹”的，都是资本市场的老手，从南钢的复星集团，到江淮的迪马集团，到成商的迪康集团、再到亚星客车的格林科尔，哪一个手中没有几家上市公司?
项目股东 篇4
1.2.3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核电投资主体多元化模式
因国情不同, 我国核电产业的投资模式不能直接照搬美、日模式, 而是应该在吸收美、日“小业主、高市场化”核电投资模式优点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核电投资主体多元化模式。
(1) 在投资主体选择上, 国家要鼓励各类企业和其他组织参与投资核电项目, 积极引导各种资金进入到核电投资领域来, 促进核电项目投资的多元化。
(2) 在核电项目业主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选择上, 由于核电与电力工业的高度相关性, 应该允许中央管理的具有资金保障能力的大型发电企业集团能够进行核电项目控股。近几年来, 一些大型发电集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进行核电前期准备。建立了核电管理组织机构, 进行了人员准备和培训, 开展了核电选址和保护工作。如华能集团投资的石岛湾项目、大唐集团大比例参股的宁德项目、国电集团大比例参股的漳州项目等。这些发电公司的进入符合世界核电投资的主流, 也是实现我国核电发展战略目标, 实现我国核电大发展强有力的保障。
(3) 在核电产业组织模式上, 应该摒弃“大一统”的高度集中模式, 建立起多家核电业主良性竞争。如果条件成熟, 可以建立与业主分立的专业化的核电站建设、运营管理公司, 通过服务合同, 替业主建设、运营和维护核电站。1.3核电项目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积极意义
1.3.1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和核电大力发展的要求
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2005-2020年) 》与国防科工委《核工业“十一五”发展规划》,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机制, 积极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是推动我国核电产业大力发展, 实现我国能源长远发展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
1.3.2有利于推动核电运营安全和大众对核电的接受程度
通过投资多元化, 让核电产业高关联度企业加入核安全技术攻关, 对于其自主研发、引进吸收能力非常有效, 如清华大学自主研发的高温气冷堆技术。通过投资多元化, 将更多优秀企业的安全文化融入核电安全建设中, 其泛众化能力加强, 对破除核恐惧, 促进核电产业健康发展非常有利。
1.3.3解决核电大发展资金瓶颈的最佳途径
如按照15年内新开工建设和投产的核电建设规模大致估算, 核电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总量约为9000亿人民币, 其中, 15年内项目资本金需求量为1800亿元, 平均每年要投入企业自有资金100多亿元。由此可见, 仅依靠少数企业的投资来实现这一资金需求较为困难, 资金“缺口”将制约我国核电发展。因此, 引入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可以为核电大力发展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
1.3.4有利于促进发电市场的公平竞争
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合理的核电调峰成本价格补偿机制, 常规电力集团承担了核电的大部分调峰成本, 造成了核电企业与常规发电企业之间不公平竞争。核电项目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能使常规电力集团进入核电领域, 通过自我平衡的市场调节手段来促进发电市场的公平竞争。
1.4核电项目投资多元化措施
1.4.1强化政策引导
政府积极做好核电快速发展的规划、服务、协调和监管工作。在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工作的组织实施时, 加强国有资本的引导、带动作用, 确保国有资本保持相对的控股地位, 积极创造条件, 鼓励引导、带动其他社会资本的投资, 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鼓励有资金、技术、人才优势的大型电力企业对核电项目投资进行控股。第一步, 原则上同意中央大型国有发电企业控股投资核电项目, 使其按照控股投资核电项目的要求开展各项准备工作。并明确在发电企业投资能力和厂址条件满足要求的情况下, 可以控股投资核电项目, 以建立公平的合作环境, 保护发电企业的利益;第二步, 国家在对中央大型国有发电企业进行能力评估的基础上审批同意其控股核电项目。与此同时, 国家也可以允许大型发电企业在没有核电运营能力前先做核电控股投资商, 将核电运营委托给有资质的核电集团运营。1.4.2完善立法体系
通过立法对我国核电发展模式进行改革, 降低核电项目投资市场准入门槛, 拓宽投资来源, 是核电投资多元化的前提保障。明确核电项目投资主体的范围, 尤其是控股股东企业的准入资质是当前我国核电项目投资的急需解决的问题。所以, 政府应该加快与之有关的《能源法》、《核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以保证核电项目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继续深化。
1.4.3健全市场机制
健全以竞争为核心的市场机制, 强化利益最大化与投资增值的经营目标, 积极围绕核电大发展服务。进一步加快核电投资市场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现有的投资咨询、项目评估、设计、审计、法律、监理、企业资信评估等机构要与政府部门脱钩, 逐步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对其行为后果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的法人实体。同时加快建立风险投资机制, 发展产业投资基金, 引导民间资本从消费领域流向核电投资。
2 核电项目控股股东准入资质研究
随着我国核电项目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的不断深化, 制定一部清晰且有中国特色的核电项目控股企业准入办法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1 建立核电项目控股企业准入资质的目的
明确核电项目控股企业的可选范围, 规范核电项目投资行为, 维护核电项目的建设秩序, 完善核电项目的安全保障体系, 促进核电行业的对外开放, 实现核电产业健康积极的发展。
2.1.1 明确投资主体的选择范围, 促进核电行业的市场化
建立核电项目控股股东准入资质认定条例, 明确核电项目控股股东的准入资质, 扩大控股股东的可选范围, 使有意愿投资核电项目的企业有章可依。一方面鼓励更多的企业进入核电市场投资, 另一方面保证了核电行业对外开放的安全性。
2.1.2 规范核电项目投资行为, 维护核电行业建设秩序
核电的低经营成本和高回报对社会资金有强大吸引力, 而我国以火电为主的电力结构受到来自煤炭资源、运力、环保等方面的压力日益加大, 水电受移民费用和开发难度影响, 风电受接入及规模限制, 核电将得到大力发展。所以, 培育和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核电市场是当前核电产业健康大力发展的首要前提。
2.1.3 完善核电项目安全保障体系, 体现安全第一原则
在我国大力发展核电产业, 积极推进核电项目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的同时, 核电“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原则丝毫不能放松, 必须放在首位。所以, 核电项目控股股东准入资质认定条例的建立, 是完善核电项目安全保障体系, 实现安全第一的重要前提。
2.2 核电项目控股股东准入资质的条件
条件一:中央直管的大型国有电力企业集团或核工业企业集团。要想成为核电项目控股企业, 就必须拥有解决其投资需求、技术门槛和安全风险“三高“的综合实力。所以, 要求核电项目控股企业具有以下性质: (1) 必须是接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管理的企业; (2) 必须具有核电项目建设所需资本金和投资规模所需资金的保障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 (3) 熟悉电力行业, 具有成熟的电力产品市场运营经验; (4) 拥有高度的企业社会责任感, 勇于承担社会义务;
条件二:拥有专业的组织管理机构。核电项目控股股东的专业组织管理机构需要具有以下特点: (1) 具有电力市场运营能力, 控制发电成本, 实现经济效益; (2) 具有良好的融资渠道和资本运营能力, 能够保证资金安全、顺畅; (3) 能建立为核电项目建造和运行决策提供咨询的专家支持体系; (4) 能塑造核安全文化氛围; (5) 建立核电项目设计、建造和主设备供货的联络渠道。
条件三:专业技术人员齐全。核电项目控股股东企业需要将建立专业化的核电人才培养体系提升到集团战略高度。一要通过对未来的人力资源需求进行预测, 制定了科学的人才培养规划;二要实施专业化核电人才培养工程, 造就一支结构合理、专业配套、素质优良、协调发展的核电人才队伍。
3 结束语
中外合资电力建设项目股东协议书 篇5
中外合资电力建设项目股东协议书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
签订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中外合资电力建设项目股东协议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H省地方经济的发展,扩大境内外经济合作和交流,加快J市2100MW级机组热电联产技术改造项目的建设,J市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与亚能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合资各方
第二条
本协议的合资各方为:
1.J市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
2.亚能电力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
第三章
建设规模
第三条
本期工程建设为2×100MW级抽汽供热机组。
第四章
合资公司
第四条
甲、乙双方以中外合资经营方式成立合资公司,公司名称暂定为---------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条
公司的注册地在H省J市。
第六条
公司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具有独立法人地位。
第七条
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
第五章
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出资比例
第八条
公司本期项目总投资估算为79361万元人民币(投资总额以最终审定的工程决算为准)。第十条
甲、乙双方的资本金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为:
甲方出资额为7936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金的40%;
乙方出资额为11904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金的60%。
第十一条
甲、乙双方认缴的资本金应按照合资合同约定的时间足额到位,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审验并出具出资证明。
第十二条
注册资本金甲方以人民币投入,乙方以美元或等值的人民币投入。
第十三条
公司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金的差额,由公司向商业银行融资解决,甲、乙双方按其出资比例分别承担相应融资担保义务。
第六章
利润分配与外汇平衡
第十四条
公司税后利润,在扣除按公司章程规定提取的储备基金、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企业发展基金后,所余利润由甲、乙双方按注册资本金的比例分配。
第十五条
公司支付给乙方的投资收益,由乙方按照中国有关外汇管理规定自行换汇。
第七章
组织形式、经营机制
第十六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十七条
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第十八条
公司负责电厂的建设和经营。
第八章
电价、电量销售
第十九条
公司与H省电力公司签订《并网调度协议》和《电量购销协议》,明确并网调度和电量销售有关事宜。
第二十条
公司的上网电价按有物价管辖权的部门批准的电价执行。
第九章
合资经营期限
第二十一条
公司的合资经营期限为20年,自营业执照批准之日起计算。
第二十二条
合资期满,双方可提前商定延长合资经营期限或进行清算。
第十章
协议的生效及其他
第二十三条
本协议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后生效。
第二十四条
本协议正式签字后,甲、乙双方应尽快成立项目筹备领导小组,负责项目前期工作等有关事宜。
第二十五条
本协议正式签字后,甲方不能再与第三方就该项目的投资等事宜进行洽谈。
第二十六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第二十七条
本协议于二ΟΟ
****年**月**日由甲、乙双方在H省Z市签署。
第二十八条
本协议一式6份,甲、乙双方各执3份。
甲方:J市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乙方:亚能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合同编号：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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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股东 篇6
作者系上海和华利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A与B均为C公司的自然人股东，但A未参与C公司的经营，公司的印章、证照等均由B掌管。D作为E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分别于2006年4月18日和2007年4月10日，与C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D借用C公司的名义向E公司增资叁仟万元和肆仟万元，C公司同意作为E公司的挂名股东，D可随时要求C公司将该股份过户到其自己或第三人名下，C公司不因上述原因在E公司享有任何权利和承担任何义务。D两次以C公司的名义增资后，在E公司工商档案中，C公司成为E公司的挂名股东，占E公司股份的87.5%。
2008年6月12日，C公司在未召开股东会议、也未通知A的情况下，与B、D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E公司柒仟万元的股权，分别转让给B 壹仟万元、D陆仟万元。
A认为，C公司在未召开股东会议的情况下与B、D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严重侵害了A的合法权益。A能否请求法院判令C公司与B、D于2008年6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从你的陈述看，C公司与B、D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因为D与C公司签订了借用C公司名义向E公司增资的协议，而且实施了增资行为，C公司按照协议的约定，根据D的要求而签订。因此，首先需确认D与C公司之间的协议是否有效，C公司是否成为E公司的股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在本案，所涉的E公司柒仟万元的增资款系由C公司帐户转入E公司帐户。E公司增资后经工商注册登记，C公司已经成为E公司的股东，占有E公司87.5%的股权。至于该增资款项C公司是从何处、通过何种方式筹措以及是否归还、如何归还，在法律上并不影响对C公司作为E公司股东地位的认定。 因此，C公司在增资完成后，已经是E公司法律意义上的股东。当然，在司法实践中，对于D通过C公司向E公司增资这种隐名投资行为，尚存在不同的认识，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就此提出过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稿，但在公司法修订后，一直没有正式发布。如果不能确认D的隐名投资人的法律地位，而增资的实际资金由D提供，就只能认定为借款。
项目股东 篇7
股东质询权是对这两大制度的有效补充, 其是指在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就表决事项向董事会提出质询, 答询人应就质询事项进行说明。质询权使股东能够充足资讯, 以避免盲目表决, 对于保护股东利益、预防资本多数决滥用, 救济股东大会形骸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公司法》第98条与150条对质询权制度进行了设计, 但与国外公司法相比, 并未涉及到质询权的主体、范围、答询义务、法律救济等重要问题, 与真正意义上的质询权存在较大差距。鉴于此, 笔者通过比较借鉴德日公司法质询权的相关规定, 来完善我国公司法之质询权。
1 质询权的主体与范围
《德国股份法》规定, 应给予每一位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向董事会询问公司业务的权力。笔者认为, 要明确质询权主体, 首先应明确质询权的性质。早日本学者对于质询权的性质有三种观点: (1) 质询权源自股东适当行使的必要; (2) 质询权源自股东的社员权; (3) 质询权源自表决权, 这也是多数说。我国有学者认为, 质询权源自于股东的出席权, 而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的权利是股东 (无论是有表决权股东还是无表决权股东) 固有权的一种。笔者赞同质询权源自出席权, 因为在表决权说下, 无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将被排除在质询权主体之外。而观之各国立法实践, 即使是主张表决权说的德国, 也在1937年股份法的立法理由书中肯定了无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的质询权。因此质询权主体应包括优先股股东在内的所有有出席股东大会权利的股东。又由于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代其出席股东大会, 因此代理人与股东同样能够享有质询权。
质询权的行使范围涉及到股东可以对哪些事项提起质询, 我国《公司法》对质询权的范围并未作出具体规定, 这样的立法是不科学的, 如若允许股东无限制对任何内容都可以提起质询, 会使得会期无限地延长, 决议难产, 且易导致质询权滥用。观之各国立法实践, 普遍认为质询范围应为与股东大会议题有关的事项。如《德国股份法》规定质询事项应当在“对股东大会议题作出实际判断所必需”的范围内。此处的实际判断, 应当做限制性的解释, 即“质询权的内容应与股东大会的议题和议案直接相关, 并且为充分理解议案的内容、正确形成自己应有的赞成与否决的意思所必需。至于其他内容的质询, 则不在质询权行使之列。”
2 答询义务
因公司的治理机构与权力构造不同, 各国关于答询义务人的设置也不尽相同。在德国“双层制”下, 董事会由监事会任免, 董事会的全体成员集体代表公司, 因而《德国股份法》第131条规定, 答询义务人为董事会这一集体, 监事会不承担答询义务。日本采取的是“单层制”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的代表人为董事代表, 且实行监察人制度。其答询义务人为个别董事或监事。我国《公司法》的答询义务人规定的更为广泛, 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笔者认为, 股东质询权的价值在于缓解股东与公司经营者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那么答询义务人理应为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董事会, 让承担监督职能的监事会承担答询义务并无合理依据, 更勿论仅仅是董事会附属的其他公司高管。我国公司法上由董事而非董事会为答询义务人的设置也不合理, 这容易使得各个董事之间相互推诿, 因此应当如德国法, 将董事会整体作为单一的答询义务人, 再由董事会授权董事代表来具体答询。
3 质询权的法律救济
无权利无救济, 如果股东质询权受到侵害却得不到救济, 那么再完善的质询权制度也只能流于空谈。被拒绝答询的股东可向公司住所地的州法院提起强制质询咨询程序, 法院对质询以及对董事会拒绝答询进行合法性审查, 但审查内容不包括答询是否妥当。但德国学者认为该条规定并不具有实践意义, 因为股东在此情况下可以直接按股份法243条提请撤销相关决议。
我国的质询权救济制度仍处于缺失状态。学界认为: (1) 如果将答询义务视为董监高的执业义务, 那么违反答询义务就属于违反了董监高的善管义务, 其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若造成公司利益损害的, 股东可以提起派生诉讼, 若造成股东利益损害的, 股东可直接提起诉讼。但由于我国现行的司法解释对于能否将违反答询义务归于违反善管义务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这一做法尚值得商榷。 (2) 质询权受损的股东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给付之诉, 要求法院判决公司提供其在股东大会上拒绝提供的信息, 一如《德国股份法》第132条所规定的“信息强制提供程序”。然而, 这种做法尽管可以满足股东的知情权, 但是却不能改变已经做出的决议, 这也是为何《德国股份法》132条在实践中并无多大意义。质询权的目的即在于为表决权的行使提供充足信息, 如果决议做出后才获得这些信息, 那么质询权设置的价值无疑大打折扣。 (3) 《公司法》第22条规定了决议瑕疵诉讼制度, 赋予了股东及相关当事人就内容或程序上存在瑕疵的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决议提起诉讼的权利。质询遭拒的股东可以决议程序存在瑕疵为由, 提起决议撤销之诉。但《公司法》第22条规定的程序瑕疵仅包括召集程序瑕疵和表决方式瑕疵, 违反答询义务显然不能归于召集程序瑕疵, 而表决方式瑕疵一般认为包括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总数不足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定最低法定出席数;表决时赞成票达不到法律或章程所定的数额;有特别利害关系的股东和董事参与表决;代理人欠缺委托书和委托书授权不明等。质询权受损害显然并不包含在其中, 这说明《公司法》第22条第2款对程序瑕疵列举存在周延性上的不足。笔者认为, 我国公司法也应当借鉴德国、日本对质询权救济的做法, 将决议程序瑕疵覆盖到决议的各个环节, 包括质询权受损, 但答询义务人违反答询义务构成股东大会决议方法的瑕疵, 属于股东大会决议的撤销事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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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玉林.论股东质询权[J].比较法研究, 2005, (1) .
伪造股东签名的股东会决议效力 篇8
一、判决无效的情形
一般的思路有三种, 一是认为股东签名被伪造, 导致股东的股权被转让与法律规定相悖而无效; 二是适用合同法第48 条, 认为伪造股东签名的人属于无权代理而无效; 三是适用民法通则第55 条, 认定为意思表示不真实, 那就属于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所以该股权转让当然就属无效了。
这种处理结果与法律是不相符的, 原因在于: 此处并不属于意思表示不真实, 因为被伪造签名的股东并没有意思表示, 没有签名, 就个人意志的体现。此处亦不是无权代理, 因为在无权代理中, 如果被代理人对代理行为不予追认, 则其效果是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但在行为人与第三人之间仍发生效力。而在未经他人同意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 若是该被伪造签名的股东不同意, 即不追认, 就不可能在出卖自己股权的人与第三人之间发生股权转让的法律效果。
二、判决有效的情形
思路通常为: 将股权被处分人与他人之间达成的事后调解协议视为该股东对前述行为的追认, 从而适用合同法第48 条的规定认为该股权转让行为有效。
法官的处理与法律是不相符的, 原因在于: 在我国合同法中哪些情形处于属于效力待定, 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 如果不属于规定情形, 则不得得出相应的结论。事后达成的调节协议是新合同的产生, 其与前述伪造股东签名私自处分行为应该认为为两个独立的行为, 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那么对于伪造股东签名的股东会决议效力问题, 我们正确的处理思路应该是:
首先要区分决议的内容是涉及公司事务还是个人事务。若是决议的内容与股东个人事务无关, 亦不至于剥夺股东的表决权, 即该股东参不参与表决不影响决议通过, 部分股东伪造其他股东签名对部分事项进行变更形成一个书面决议, 实践中此类伪造股东签名的决议目的大多是为了应付工商登记, 使登记方认为确有开会的事实, 属于微小瑕疵可忽略, 不影响决议的结果, 法官应考虑缔结成本, 直接驳回诉讼请求更为恰当。
若是想通过伪造签名达到是决议通过的表决权比例, 而该决议的内容涉及的是公司事务, 如增减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的等事项, 此时该伪造签名的行为可被认为是违反程序性规定, 属于可撤销的情形。但法官可综合考虑撤销决议对结果是否有实质改变意义, 谨慎否定决议效力, 尊重公司的经营判断法则, 不应过多干预, 如此伪造签名的决议已经通过实施给公司带来巨大利益, 撤销不仅没有意义更有违于公司设立的本意, 毕竟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若是想通过伪造签名想达到的目的是剥夺股东对重大事项的表决权, 与股东切身利益有关, 如解除其任职资格、剥夺其认购新股或分红权利、处分股东股权或者转让自身股份剥夺股东优先认购权, 笔者认为, 这些情形都属于重大程序瑕疵, 这些行为基于没有该股东的意思表示而不成立;或者另外一种路径是直接认定其无效, 因为任何处分私权的行为都必须经过本人同意, 股东会决议的事项应多为公司经营事项, 除非股东同意, 否则不得在股东会上处分股东私权, 这种决议不是股东会应当商议的事项。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22 条虽较之以前有所进步, 肯定了股东会决议瑕疵救济, 但是仍不够彻底和完善。笼统地将股东会程序违法律违章纳入决议可撤销范围, 也没有确立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独立瑕疵地位, 过于粗糙且不够严谨, 必将引发许多显失公平的案件。
因为瑕疵不仅有内容瑕疵与程序瑕疵之分, 即使同是程序瑕疵也有轻重之别, 对实体权益之影响更是程度不同, 如在德国法中, 程序瑕疵会细分为重大程序瑕疵和微小程序瑕疵, 前者认定为无效, 而后者则属于可撤销。对于重大的程序瑕疵我国法律还是属于可撤销的情形, 其显然与法理讨论的结果不一致。
另外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应该成为独立的瑕疵类型, 单独救济才方显公平, 避免审判实践中的矛盾和混乱。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区别股东会决议之瑕疵类型和适用范围, 有理有据的甄别股东会决议的效力状态, 构建完善的股东会决议瑕疵救济制度, 协调与平衡各方权益, 促进公司这个利益集合体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韦姣娇.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探究[D].中国政法大学, 2007.
项目股东 篇9
本案编号为: (2008) 沪二中民五 (商) 初字第21号
本案原告是江文宏, 被告是吴金辉和苏州嘉慈服饰有限公司, 第三人是上海蔻薇尔服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是周正宝, 担任该公司董事长一职。
(一) 案件事实
媚若诗公司于1993年在香港注册成立, 公司现任股东、董事均为原告江文宏和被告吴金辉, 两人持股量均为1股。
蔻薇尔公司系于1994年在上海市普陀区成立的外商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是媚若诗公司, 法定代表人为被告吴金辉。
2007年4月, 蔻薇尔公司委托太仓市众信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对其自有厂房的房地产价格进行估价。后蔻薇尔公司按照估价结果即人民币353万元的价格, 与被告嘉慈公司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 将该厂房出卖给被告嘉慈公司, 并办理了相关房地产登记手续。因蔻薇尔公司另一名董事于三年前死亡, 且媚若诗公司没有委派新的董事, 故被告蔻薇尔公司在仅有一名董事即被告吴金辉的情况下, 没有召开董事会对上述厂房出卖做出决定。
2007年12月12日, 原告江文宏委托律师向媚若诗公司发出《律师函》, 要求媚若诗公司以蔻薇尔公司股东的身份, 向蔻薇尔公司监事会或监事书面发函, 对被告吴金辉提起诉讼, 或以媚若诗公司名义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2008年1月17日, 原告江文宏委托律师向蔻薇尔公司发出《律师函》, 提出因媚若诗公司对上述要求未予回应, 原告江文宏以媚若诗公司股东的名义, 要求蔻薇尔公司监事会或监事对被告吴金辉和被告嘉慈公司提起诉讼, 如被拒绝或未提起诉讼, 则将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二) 法院判决
本案中, 第三人蔻薇尔公司是原告江文宏诉称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公司, 该公司的唯一股东是媚若诗公司, 原告江文宏只是媚若诗公司的现任股东, 并非第三人蔻薇尔公司的股东, 因此, 只有媚若诗公司才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本案原告江文宏无权行使股东代表诉讼的权利, 其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
二、本案的问题所在
(一) 原告江文宏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 即原告江文宏是否有权行使股东代表诉讼的权利也即我国是否承认双重股东代表诉讼
(二) 被告家慈公司理论上是应作为案件的被告还是第三人
(三) 第三人蔻薇尔公司理论上是应作为案件的原告、被告还是第三人
三、分析
(一) 在公司集团的治理中, 母公司符合条件的股东, 能够对于母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他人侵害, 特别是有控制权的股东、董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非法侵害公司利益, 而公司怠于追究时, 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以便维护自身的利益。[1]而问题在于, 母公司股东, 特别是母公司少数股东, 是否可以代表子公司或孙公司向法院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从公司一般诉讼的逻辑, 分析设立股东代表诉讼的理论逻辑, 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他人侵害, 最合适的原告是公司。而当公司怠于行使诉权时, 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以自己的名义对侵害人提起诉讼, 追究其法律责任, 从而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进而维护股东自身利益。在公司集团中, 由于母公司作为子公司的法人股东, 在子公司中享有股利分配请求权和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因而这些股利或财产到母公司后, 最终会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从而相当于母公司股东在子公司中也享有利益。[2]因此, 依上述逻辑分析, 依照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设立目的, 当子公司利益受到来自于子公司董事、监视或高级管理人员或他人损害, 而子公司股东、母公司均怠于行使诉权时, 可以由享有子公司利益的母公司股东行使诉权。对此, 美国法院的实践也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在美国法院受理的多重股东代表诉讼的案例中, 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审理的N.A.Lambercht and Miriam Loveman V, SranleyO’Neal, etal.一案[3]是比较有影响意义的。
在此案中, Lambercht 和 Loveman 是美林公司的股东, O’Neal是美林公司的董事, O’Neal 在公司的一次交易中违反义务造成公司损失, 遭到Lambercht 和 Loveman提起的股东代表诉讼。但在起诉期间, 美洲银行收购了美林公司, 美林公司成为美洲银行的全资子公司, 美林公司股东的股份也全部换为美洲银行的股份, 因此, 原美林公司的股东成为美洲银行的股东, 也即Lambercht 和 Loveman 等人成为美洲银行的股东。被告O’Neal以原告不再是美林公司股东为由, 动议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采纳了被告的动议。随后原告修改了诉讼请求, 以美洲银行的股东的身份, 为维护美林和美洲银行的利益而提起双重股东代表诉讼以追究O’Neal 的责任。
在N.A.Lambercht and Miriam Loveman V, SranleyO’Neal, etal.一案的判决中, 主审法官Jacobs 论证到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应当只适用于极少的场合, 也就是当母公司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能证明他们在是否会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问题上做出正当的、不偏袒的商业决定时, 这种诉权可以由其股东行使。[4]
由于目前并没有国家对双重股东代表诉讼进行明确的法律规定, 只是从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判例中, 可以得出大多数法院和学者是支持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 也认为其是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本案相对于N.A.Lambercht and Miriam Loveman V, SranleyO’Neal, etal.案件案情简单明了很多, 是先存在母公司即媚若诗公司, 之后由母公司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即蔻薇尔公司, 原告江文宏作为母公司的股东, 起诉子公司董事会不当行为导致子公司利益受损。显然, 本案是一个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案件, 在承认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基础上, 原告江文宏是有诉讼资格的。
(二) 这个问题涉及到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及其范围大小问题, 《公司法》第152条规定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为:“董事、监视、高级管理人员”和“他人”
“董事、监视、高级管理人员”属于公司内部人员, 董事、监视的范围是明确的, 那么什么是高级管理人员呢《公司法》第217条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表述为“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即表明, 公司章程可以将公司的其他人员界定为高级管理人员。[5]“他人”是指除董事、监视、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其他侵害公司合法权益的人员。笔者认为, “他人”的范围在《公司法》中并未明确规定, 其大致可划分为两类, 即公司内部人员, 如:公司除董事、监视。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控股股东、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等, 和公司外部人员, 如:公司的债权人、合同相对人等。
在学界, 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问题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他人”的范围, 具体来讲是仅指公司内部人员, 还是亦包括公司外部人员。沈贵明老师认为, 公司外部人员不应属于他人的范畴而具备被告的主体资格。其主要有两个观点:一是通常在此情况下, 此公司外部人员与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 公司已有救济渠道, 因此无需再通过股东派生诉讼起诉公司外部人员。笔者认为, 法律是保护弱者的, 对一切非正当非正义的违法行为都可以调整, 法律并没有排除从多个角度保护弱者的可能性, 因此, 在此情况下, 可以有两个甚至更多的渠道供股东选择进行诉讼。二是可能导致混乱, 特别是在公司外部人员是公司的债务人时, 典型情况是涉及到诉讼时效, 在诉讼时效未到期时股东没有理由起诉债务人, 但是在诉讼时效到期后股东起诉债务人已没有胜诉权,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混乱的问题。笔者认为, 我们不能仅因为其有可能导致混乱就拒绝其适用, 且这一情况可以通过公司法第152条有关紧急情况的规定解决:“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我们可以将诉讼时效与紧急情况相结合规定, 来解决这个混乱与矛盾。
因此, 笔者认为, 不仅公司内部人员, 同时公司之外的任何第三人, 都可作为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 即凡是因侵害公司合法权益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人, 在公司怠于对其行使诉权的情形下, 都可以成为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这种宽泛的规定有利于充分发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作用。
(三) 这个问题涉及到, 在股东代表诉讼理论中公司的法律地位
我国《公司法》没有规定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但由于股东的诉权派生于公司的诉权, 股东代表诉讼与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 公司应当成为股东代表诉讼的当事人[6]。首先, 笔者认为公司不应作为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因为股东代表诉讼是公司不愿提起诉讼后, 股东所做的不得已的行为。假设公司愿意以原告身份参加诉讼, 那么诉讼的性质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即由股东代表诉讼变为公司直接诉讼, 而导致股东代表诉讼的实质性消亡。因此, 公司不应作为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
其次, 笔者认为公司也不应作为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股东代表诉讼中, 原告股东没有对公司提起诉讼, 并且公司享有原告的胜诉利益, 而与假定的被告身份不符, 所以公司不应作为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
再次, 笔者认为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应处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地位。股东代表诉讼中, 股东的诉讼请求是要求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人即被告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诉讼的最终目的在于维护公司的利益, 股东和公司在代表诉讼中的利益一致的, 而不是相互冲突的, 股东的诉权最终来源于公司对被告享有的请求权。因而公司在此诉讼中对原告并无独立的诉讼请求, 不能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在股东代表诉讼中, 公司的请求不是独立的, 但案件的审理结果与公司有直接利害关系, 因此公司应界定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实践中, 公司多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其可以不主张任何实体权利, 只是提供证据, 协助法院查清案件事实。公司参与诉讼的目的在于使公司知晓诉讼进程, 承受诉讼结果, 防止原告股东不当诉讼行为以及为诉讼提供证据。
四、结语
股东代表诉讼作为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法律制度, 需要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 进行更多的研究。同时, 双重股东代表诉讼, 由于在我国尚未有法律规定, 而根据国外判例、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等, 该制度的形成对我国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因此, 关于股东代表诉讼, 仍需要我们进行不断的研究和改进, 以期能使我国公司法更好的规范公司实践。
摘要：股东代表诉讼在我国已有一定的法律规定和实践基础, 但在理论和实践中, 公司的诉讼地位和被告的范围仍存在争论。同时, 双重股东代表诉讼也仅存在于理论中, 我国公司法中并没有相关的规定。因此, 结合一个实际案例, 讨论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可行性, 以及股东代表诉讼中被告和第三人的理论范畴。
关键词：股东代表诉讼,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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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义务及对中小股东的保护 篇10
“资本多数决”理论假设, 当公司的经营权较多地集中于小部分人手中时, 尽量减少少数股东对经营的参与,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更有效率的。只要给予少数股东“合理的经济补偿, 法院便不应对多数股东排挤少数股东的行为进行干涉或制裁”[3]。
对于小股东而言, 大股东的“权利”更接近“权力”, 尤其是中小型私企。对于我国不完善的证券市场而言, 更凸显矛盾。然而, 我国目前之《公司法》并未对控制股东的义务和责任做出明确规定, 作为必要补充的《证券法》也仅仅是通过证监会颁行一系列行政规章和指导意见来约束。笔者认为《公司法》应当对控股股东的权利加以限制, 使中小股东一定额外的, 诸如保护股份收买请求权等权利得以实现。
各国公司法主要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对少数股东进行保护。保护内容包括:多数股东对少数股东的受托义务和其他特别义务、异议股东的股份购买请求权、对多数股东表决权的限制、请求法院强制解散公司, 等等。据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小股东受侵害程度与印尼相近[4], 但却与发达地区, 比如亚洲四小龙相距甚远。各国公司法对于是否应当给予少数股东以特殊保护曾一度犹豫不决, 其原因是担心可能会对公司内部事务造成过度的干预[5]。我国仅在《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股东权利不得滥用, 除此以外并没有针对控股股东做出更多限制。
笔者在现实生活中接触过多起控股股东权利滥用的案例, 其对中小股东投资积极性造成的挫伤和侵害显而易见。
案例一:
设立在北京的咨询公司A, 从2005年设立至今, 先后进行了两轮融资, 规模逐步扩大, 从账面收入看发展势头良好。2010年9月第二轮融资后, 原公司作为大股东新设成立合伙企业, 向员工发售合伙企业期权和原始股。协议中约定, 员工可随时要求公司回购股权。员工热情度极高, 甚至纷纷向亲朋集资。很快在公司与员工之间签订了包括股权转让协议、委托表决协议等法律文件。但之后公司运作并不透明, 更无财务会计报告等供小股东参阅。2011年月, 公司进行新一轮融资, 稀释了原股东的股份。2012年中, 公司由于运营成本过大, 经营极度困难。此时, 对于一般员工而言, 并不会首先想到诉诸法律途径。部分入股员工申请要求公司回购股份, 部分非全职员工甚至对公司巨大亏损并不知情。截至本文写作之时, 尚有多为员工股东无法收回投入资金。
案例二:
产地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公司A为某高精尖行业公司, 安徽省某市开发区欲将该产业引入。甲 (及其子) 、乙、丙四人有意愿将公司整体收购, 在开发区成立新公司B, 并吸引其他几个朋友投资入股。收购方分别以现金、厂房和设备出资, 并约定按出资比例占股。乙、丙两人找到某评估机构, 将厂房和设备按远高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进行评估, 同时又与A公司大股东商议, 故意提高了对A公司的收购价格。资本为重的情况下, 股东身份被资本掩去[6], 乙、丙合起来成为公司B实际控制人。乙、丙二人的一致行动不但侵害了甲 (及其子) 的利益, 架空其实际操纵权, 同时也侵害了其他小股东的利益。
同样的案例还有著名的深圳宝安集团“一致行动”引发的“宝延风波”, 这是股票史上一个收购大事件, 也是我国首例上市公司收购案。2005 年后新修改的《证券法》对一致行动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指两个以上的人 (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在收购过程中, 相互配合以获取或巩固对某家公司控制权的行动。“一致行动”股东成为了公司决策的最终决定人, 尤其是在一致行动中占更大股份比例的股东, 更控制了公司。在公司收购过程中, 控股股东经常与经营者勾结起来, 损害其他小股东的利益。对于上市公司而言, 由于信息披露不完全, 大股东侵害程度有可能被低估。我国现行《证券法》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对目标公司中小股东的保护也存在着许多不足, 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控股”股东这一词在《公司法》全文中仅出现5次, 其中四次出现在《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 被用于解释“控股股东”和“关联关系”的含义。而《公司法》全文中, 只有第二十一条一条是对控股股东单独进行明确规定。
当然, 一切对于大股东行为和道德上的约束同样适用于中小股东。由于中小股东自身能力和水平的限制, 对公司和行业的情况了解不如大股东全面, 因此很难做出合适的决策, 兼顾智慧与效率, 由一小部分精英替绝大多数人做决策是很好的。在大股东为全体谋利的前提下, 正确决策会让人人得利, 而损害他人的决策, 也会让小股东对大股东进行追究和谴责。当然, 大股东往往是公司的发起者或创始者, 在享受了绝大多数利益和权利的同时, 也承担了绝大多数的责任和义务, 对于公司前景的判断会与自身利益紧密相连, 而中小股东虽然是后期参与者, 但却对公司的壮大和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事实证明, “用脚投票”的小股民越来越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 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公司法的使命之一即保证公平, 为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经营活动更加公平, 使中小股东更加积极的参与, 需要给予中小股东更多保护, 尤其是增加法律条文上的保护, 创新对大股东行为有效性的方法研究, 而不仅仅是对于大股东道德层面的行为约束。
摘要：为保障实质上的公平和平等, 应严格规定控股股东的权利与义务, 给予中小股东更多保护, 使经济活动更加公平, 实现良性循环。
关键词：资本多数决,控股股东,一致行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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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股东 篇11
[关键词] 有限公司股东名册股东资格
股东名册是指由公司依照法律规定记载股东个人基本信息和股权信息的簿册。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与修改前相比，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增加了有关股东名册效力的规定。这无疑有助于从股东名册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明晰股东资格取得的路径。由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以持有公司发行的股票为认定标准，一般没有疑义，实践中股东资格认定问题多发于有限公司，因此，本文仅从有限公司的角度分析股东名册与股东资格之间的关系。
一般而言，股东名册作为解决股东与公司之间的重要法律文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效力，即权利推定效力、免责效力、对抗效力。股东资格的获得途径有公司设立时出资获得和公司成立后受让取得两种。股东名册的权利推定效力、免责效力可以解决公司设立时谁是股东的问题，股东名册的对抗效力则能确认谁是公司成立后名义上的股东。
一、股东名册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充分的表面证据
1．权利推定效力、免责效力可确认公司成立时股东名册记载之人即为股东。权利推定效力的含义是指在股东名册上记载为股东的人，无须向公司提示股票或者出资证明书，也没有必要向公司举证自己的实质性权利，仅凭股东名册记载本身就可主张自己为股东。《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即体现了这一理念。两大法系很多国家也普遍认可这种效力。在英美法系国家，任何取得公司股份的人只有在其姓名记入公司股东名册时，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公司只与登记在册的股东打交道，哪怕该股东的股份已经转让给他人，在受让人未将其姓名登记在股东名册之前，公司可以认为名义所有人是股份的惟一所有人，股份的实际所有人并没有取得股东资格，不得对公司行使股东权利。在大陆法系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德国《股份公司法》第67条第2款规定：“在与公司的关系上，只有在股票登记簿上登记的人，才能成为公司股东。”正因为股东名册具有权利推定效力，所以股东名册上记载之人即具有名义所有人的地位。
如前所述，股东名册记载之人具有形式上的股东资格。因此，公司根据名册向名义上的股东发出会议通知、分配红利、分配剩余财产、确认表决权、确认新股认购权，即使该名义上的股东并非实质上的股东，亦可免除公司的责任。换言之，公司可以凭借股东名册的记载确认股东资格而免除责任，此即股东名册的免责效力。对此，日本学者末永敏和的观点值得重视，他指出：通过更改股东名册，公司確认谁是股东。一旦名义得以更换，该名义更换人就可以行使股东的权利，公司应将更换人视为股东，并作为股东来处理。公司如果在此问题上无恶意或无重大过失，就可以免除责任。显然，有条件的免责比无条件免责更有利于减少公司认定股东资格过程中的恶意行为。上述论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司只对股东名册上记载的名义股东负责，而没有义务去深究谁才是实质意义上的投资者，因此从免责效力来看，也说明凭借股东名册足以明确谁是公司名义上的股东。
2.对抗效力能确认公司成立后股东名册记载之人即为公司名义上的股东。对抗效力是指股权的受让人如果没有在股东名册上作变更登记则不得对抗公司，但是如果受让人已经实质上取得了股权，受让人即使未经股东名册的登记，也可以对抗第三人，向第三人主张股权的存在。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确立了这一规则，国外也有类似规定。如《日本商法典》第206条第1款规定：“通过受让股份而取得股份者，未将取得人的姓名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就不得以之对抗公司。”《韩国商法典》第337条规定“转移记名股票，若未在股东名册上记载受让人的姓名及其住所，则不得对抗公司。”当然，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公司能否对未进行名义更换的实际股东认定其股东资格，从而赋予其对抗公司的能力？对此，有两种代表性的学说，即片面约束说和双方约束说。片面约束说认为，股东名册的对抗效力仅指，未进行名义更换的受让人不得向公司主张自己为股东，但是，如果公司自愿承担风险，将未进行名义更换的受让人视为股东，是可以允许的。双方约束说则认为，不仅未进行名义更换的股东不能主张自己为股东，而且公司也不能认定其为股东。笔者认为，双方约束说更为合理，理由是：首先，公司法是团体法，稳定团体法律关系是其创制的基点，因此公司不能单方面放弃股东名册的对抗效力。其次，从股东平等的理念来看，若允许公司将某一实际股东视为股东，则公司也必须将其他所有的实际股东都视为股东来处理，而这在股东人数众多的公司中很难实现。此外，名义更换的程序非常简单，如果实际股东怠于名义更换，法律也就没有必要对其利益加以特别保护。因此，对于想在公司成立后以受让方式取得股东资格的投资者而言，必须完成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否则就无法向公司主张权利。
二、股东名册并非确认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
股东资格来源于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包括公司设立过程中的出资行为和公司成立后的股权转让行为。一般认为，出资行为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实质性证据，但股东资格也可以凭借一系列的形式化证据予以证明。这些形式化证据除了股东名册之外，通常还包括公司章程、工商登记、出资证明书等。
1.公司章程对股东资格确认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的姓名或名称是公司章程的必要记载事项，缺此事项，未记载内容不产生公司法上的效力。在发生股权转让而改变股东姓名或名称时，需要修改公司章程关于股东姓名或名称的记载，重新登记。因此，如果有限公司股东姓名或名称没有记载于公司章程，将难以产生公司股东资格的法律后果。
2.工商登记对股东资格的确认具有公示性和公信力。公司自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成立，因此，公司登记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创设法人资格的功能。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有限公司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属于设立登记事项之一，因此，工商登记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公司设立时谁是公司的股东，而这种确认又有公示性和较强的公信力。
3.出资证明书是证明投资者投资行为的表面证据。公司成立后，应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载明股东的姓名或名称等内容，由公司盖章确认。出资证明书作为投资者取得出资的物权性凭证，至少是证明投资者投资行为的表面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司和利害关系人查明谁是公司实质意义上的股东。
4.股东名册具有证权性但没有设权性。股东资格始于何时，学界有缴纳出资说、章程记载说、工商登记说等多种主张，在此不赘述。但可以肯定的是，股东名册只是公司置备的一种确认股东资格表彰股东权利的证权性文件，本身并没有设权性。因为股东名册需记载出资证明书的编号，而出资证明书必须在公司成立后方能交付，因此股东名册只能是在公司成立后置备。从时间点来看，公司成立，投资者就应取得股东资格，而股东名册的制作是在公司成立之后，因此，股东资格开始的时间并非始于股东名册的制作。换言之，股东名册只是确认股东资格的表面证据，并非股东资格取得的标志，亦非股东资格取得的必要条件。
三、结语
根据股东名册的三大效力，可以推定凡是在股东名册上登记的人至少是公司名义上的股东，均可以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因此股东名册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充分的表面证据。从股东名册的制作时间和章程记载、工商登记、出资证明书等其他形式证据来看，股东名册又并非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当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股东名册也存在着一些缺陷。首先，《公司法》虽然规定股东名册置备的义务主体为公司，但没有明确由公司哪个机关具体负责，实践中难免不出现推诿现象。其次，违反股东名册置备规定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可能会导致股东名册的相关规定流于形式。此外，股东名册作为主要解决股东与公司之间关系的法律文件，其公示力公信力不强的固有缺陷使其在实务中不能发挥太多的作用。因此，认定股东资格不能仅仅依靠股东名册，必须综合考虑实际缴纳出资的实质性证据和章程记载、工商登记、出资证明书等形式化证据。
股东同质化传统与股东异质化演进 篇12
以美国公司法发展实践的案例为例, 典型案例之一是杜邦公司通过其对通用公司的支配性股东地位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的主要供应商, 从而以垄断的方式侵害通用公司利益。1917年, 杜邦公司通过大幅度增加向通用的股权投资, 实现杜邦向通用大量供应人造皮革、聚醯亚胺、涂料和清漆的业务的目的。到了1921年, 杜邦公司已将其自身利益完全压制于通用公司之上。这种垄断状况直到1961年才以判决剥夺杜邦持股权的方式了结。杜邦案充分向我们展示了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在特定情形下的并非统一的实际情况。
传统所坚持的法人拟制说对于法人本质的认识过于观念化使其脱离生活实际。法人有机体说的代表人物封·吉尔克认为, 法人作为一个对内和对外都实际表现出来的“联合人”, 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组织体。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组织体必定具有不同于其成员的属于自己的独立利益。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罗贝塔罗曼诺曾指出, “由于股东间在信息成本上的差异, 在这种情境下关于公司股东利益统一的一般假定是不适当的”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伊恩·艾瑞斯也认为, 当股市的效率并非属于强式知情型时, 股东则可能希望公司管理者以公司根本利益换取现实股价的上升。
一、股东同质化传统
股东“同质化”的假定是传统公司理论和制度展开的逻辑起点,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菲斯曼和哈佛法学院教授克拉克曼曾经表达了这种观念的至高无上:“对于公司法应当主要致力于提升长期股东价值的观点不再有任何严格意义上的竞争者。”但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股东“同质化”理论并非完全适用于股东的真实世界。股东间的人性差异与公司的利益冲突作为一个由来已久的客观现实。其理论根源在于对股东“同质化”假定的批判和建立足以支持股东“异质化”的理论基础。
在现代大型公众公司的投资实践中股东类型的日益多元化使不同的投资者有不同的需求和偏好。由于股份公司中股东之间复杂的人性因素和利益冲突, 传统对于股东财富最大化认定的标准出现了模糊。有学者指出, “股东财富最大化咒语如果不被解读成短期价值最大化, 就不具有特定意义和政策内涵。”
二、股东异质化的客观现实
“一股一票”原则作为基于传统的股东“同质化”假定下的股份公司内部权力分配的一个核心原则, 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涵义:一个方面是股份的投票权能与其收益权能成比例, 即股份不能仅有收益权能或者仅有投票权能, 不允许股份的投票权能高于或者低于收益权能的相应比例。另一个方面是股份的投票权能与收益权能不能相互分离而单独转让。然而, “一股一票”在美国却并非作为这样一种原则体现。著名的《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都被拥有与其经济利益不成比例的投票权的家族控制。如《纽约时报》的股份分为A股和B股, A股无投票权股, B股才有投票权。而B股由苏兹贝格家族持有。1969年纽约时报公司在纽交所上市时其仅发行A股, 直达20世纪80年代其才允许交易B股, 但同时规定苏兹贝格家族成员和公司享有优先购买权。
三、股东异质化的演进
传统公司法理论要求严格区分债券投资和股权投资。债务利息是可以由公司在税前扣除, 但对股权的红利支付却不能如此。从理论上说, 区分普通股权和那种拥有固定利率及特定偿还时间的债权比较容易。但在当今社会中大量复杂的现代金融工具使得确定一种明确可行的区分标准成为天方夜谭, 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就是股权与债权或其他财产权的相互融合, 即股份公司股东“异质化”现象。英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可以发行一种“附投票权债券”, 该债券在公司发行中被作为股份对待, 可以在公开市场中交易。很显然这种债券持有人的性质已经很难通过传统的标准界定出到底是债权人还是股东了。
参考文献
[2][德福尔克·博伊庭著, 邵建东译.德国公司法中的代表理论[A].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 (第13卷) [C].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