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监督（精选4篇）
股东监督 篇1
一、中小股东经营权与监督权的分离
1. 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在股份有限公司这一制度下,公司的股东一般有好多,大部分股东由于所占股份较少,无力或不愿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我们称这些股东为中小股东。占有股份较多,实际控制着公司经营权的股东,我们称之为大股东。在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存在着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中小股东将自己的财产委托给大股东去经营,大股东对受托财产的经营效果(盈利或亏损)由中小股东来承担。为了防止大股东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如上市公司的利益输送行为),中小股东在将财产委托给大股东的同时,必须牢牢抓住对大股东的监督权,努力消除信息不对称,以便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2. 大股东的经营权
根据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实行一股一票的少数服从多数制,这种制度实际上将公司的全部经营权集中在了大股东手中。例如,假设某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是100亿人民币,大股东某集团公司占有51%的股份,其他1000个中小股东共占有49%的股份。根据公司法,这家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就对全部净资产100亿拥有了绝对的经营控制权,中小股东丧失了自己对那49%的净资产(49亿)的经营权。公司法的这种规定维护了公司的统一性,即股权可以分割,但经营权却不能分割。经营权的不可分割性在现实中形成了大股东完全控制公司的现象,尤其在我国和东南亚国家,控股家族或国有产权代表完全控制着某些上市公司的经营,广大的中小股东根本无力“用手投票”,只有“用脚投票”的份,结果经常发生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事情。
大股东对自己掌握的公司经营权可以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自己亲自经营,二是委托他人(如职业经理人)来经营。对于第一种情况,大股东就兼任了公司的经营者,大股东对公司的情况了解的一清二楚,根本无需通过公司的对外财务报告来了解情况,大股东就是对外财务报告的责任人,财务报告是给外人(如中小股东)看的。东南亚和我国的大部分上市公司属于这种情况。
对于第二种方式,大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又形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这时,大股东具有两重身份,相对于中小股东而言,他是代理人,而相对于经理人而言,他又是委托人。大股东接受中小股东的财产后,再加上自己的财产,构成了公司的所有净资产,然后将这两部分财产全部委托给经理人去经营,经理人的经营效果(盈利或亏损)由大股东和中小股东按比例承担。
于是,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又有利益冲突的一面。当大股东作为股东的代表面对经理人时,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与经理人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代理成本问题,这就是我们通常研究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我们更经常看到的是大股东和职业经理人合谋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其中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条:(1)大股东占有较大的股份,有动力也有能力对经理人实施严密的监控,经理人侵害大股东利益的机会不多;(2)广大的中小股东由于所占股份较少,再加上资本市场的不规范,如虚假财务信息泛滥,成为最容易受伤的人。于是,大股东和经理人成为了利益同盟,共同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大股东和经理人之间关系紧密,大股东了解公司情况的渠道多种多样,经理人对外报送的财务报告,对大股东来说没有信息含量。但对于中小股东来说,由于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无法获取内幕信息,只能依靠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来了解情况。于是,财务信息造假成为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重要手段。
至此,和大股东自己亲自经营公司一样,大股东选择的经理人是大股东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小股东面对的是大股东和经理人组成的利益集团,中小股东既要将自己的财产委托给这一集团,又要对这一集团进行必要的监督,中小股东和这一集团之间构成了委托代理关系。
总之,大股东无论是否将经营权委托给职业经理人,他都能确保经营权的运用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当他要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时,经营权就是自己的杀手锏。为了简化起见,在本文以后的论述中,我们将大股东和经理人组成的利益集团简称为大股东,即:大股东就是拥有经营权的大股东。
3. 中小股东的监督权
中小股东将自己的财产委托给大股东经营,大股东拥有中小股东财产的经营权,经营的效果(盈利或亏损)由中小股东承担。中小股东要想让大股东为所有股东的利益勤勉经营,必须紧紧抓住监督权,经营权没了,监督权决不可丢。现实中,所有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的案例,无一例外地都是因为中小股东的监督权被剥夺了。大股东之所以能够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关键在于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消除信息不对称的利器就是审计制度,包括独立审计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所以,中小股东的监督权包括外部监督权和内部监督权两部分,具体来说就是独立审计的委托权和内部审计的共同领导权。
中小股东的外部监督权主要是指独立审计的委托权,确保公司对外公开的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基本消除信息不对称。中小股东作为外部投资者,不能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缺乏对公司的了解。为了保证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各国政府都要求上市公司公开财务报告,向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人报告公司的财务信息,并通过会计准则、上市规则等文件对需要公开的财务信息的内容范围时间等做出具体的规定。上市公司若能完全按照政府的这些要求来做,则能基本满足中小股东的共同信息需求,初步消除信息不对称。为了促进大股东按照政府的要求及时准确全面地公开财务信息,政府一般推行强制独立审计制度,在财务信息公开前,先由注册会计师进行独立审计。从现实情况看,中小股东只有掌握了独立审计的委托权,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才能体现,客观公正地进行审计。掌握独立审计的委托权是中小股东监督权落实的第一步,可以基本消除信息不对称,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
中小股东的内部监督权主要是指内部审计机构的共同领导权,监督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彻底消除信息不对称。政府的会计准则、上市规则等文件,对上市公司公开信息提出了要求,但政府是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制定的这些文件,文件的要求只是满足了公众对上市公司最低的信息需求。即使大股东完全按照政府的要求公开了财务信息,大股东作为经营者,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仍然比外部的中小股东掌握更多的剩余信息,大股东和中小股东间的信息不对称仍很大。为此,中小股东必须在公司内部有常驻的利益代表,例如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经营董事会共同领导公司的内部审计部门,对公司的日常业务进行审计。这样,中小股东就拥有了充足的内部信息,大股东和中小股东间的信息不对称彻底消除。可见,对内部审计的领导权是中小股东监督权更主要的组成部分,可以使中小股东和大股东一样成为内部人,彻底消除信息不对称。
二、中小股东监督权的落实和公司治理结构的重新构建
大股东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中小股东行使监督权的目的就是要消除信息不对称,关键是要掌握审计权,让审计师站在中小股东的角度去鉴定财务信息的可靠性监督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落实中小股东监督权的制度保证是股权分类表决制,利用股权的分类表决确保独立董事成为中小股东的利益代言人。独立董事组成审计委员会,掌握外部审计的委托权,并和经营董事会共同领导内部审计机构。这样,一个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产生了:大股东的利益代表经营董事会掌握经营权,成为经营决策的核心,中小股东的利益代表审计委员会掌握监督权,成为审计监督的核心。
1. 落实中小股东监督权的关键:审计权
审计权包括外部审计权和内部审计权,即独立审计的委托权和内部审计机构的领导权。
(1)独立审计委托权
独立审计之所以称为“独立”审计,是因为人们期望注册会计师可以站在一个独立的立场上客观公正地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然而,现实中独立审计不独立的现象层出不穷,极大地损害了中小股东等财务报告使用人的利益。究其原因,就在于审计委托权的错位,大股东掌握了审计委托权,自己审自己,结果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没有了。
从独立审计的历史中,我们知道,独立审计的前提是存在平衡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为了监督代理人,要求代理人提供财务报告,委托人是财务报告的使用者,代理人是财务报告的提供者。财务报告的使用者为了确认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委托注册会计师去审计财务报告的提供者。这样,财务报告的使用者、提供者和注册会计师组成了稳定的审计三角结构,如图1。这种稳定的三角结构是独立审计得以保持独立性的前提条件和动力所在。
我国现行的独立审计制度正是在这个环节出现了问题:财务报告的提供者大股东掌握了独立审计的委托权,财务报告的使用者中小股东对审计事务无能为力,注册会计师权衡利弊后站在了财务报告提供者一边,审计委托者和被审计者合二为一,审计三角结构变成了两角结构,审计失效了。结果,大股东肆意地利用虚假财务信息侵害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
可见,落实中小股东监督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财务报告的使用者,即中小股东掌握独立审计委托权,恢复独立审计的三角结构。财务报告的使用者掌握了审计委托权,注册会计师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就会独立勤勉地执行审计业务,确保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财务造假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减少了,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得到了基本维护。
(2)内部审计的领导权
内部审计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实时监督,确保决策层的决策落实到位,消除决策层和执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内部审计的作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提供有关决策执行情况的信息,二是为公司的经营活动提供建设性意见。正是因为内部审计有这两方面的作用,中小股东和大股东都需要利用内部审计。中小股东需要利用内部审计来获取内部信息,消除与大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大股东不但需要有关经营决策执行情况的信息,更需要提高经营效率的建设性意见。所以,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应该共同领导内部审计机构,充分发挥内部审计机构的作用。
在我国的现实中,内部审计机构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①大股东没有意识到内部审计的作用,不设立内部审计机构或将内部审计机构的直接领导权下放到了较低层次,如总经理、财务副总、甚至财务主任手中。②由于经营权和监督权全被大股东垄断了,中小股东没有意识到更没有能力去利用内部审计。消除这种现象的关键就是实行股权的分类表决制,保证中小股东的监督权,使其有能力去充分利用内部审计。
2. 落实中小股东监督权的制度保证:股权分类表决制
(1)股权分置改革中分类表决制的应用及启示
在股份有限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上,一股一票,少数服从多数。表面上看起来又民主又公平,但实际上却是将所有的权力交给了大股东,为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提供了条件。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一般为大股东,流通股股东多为中小股东。为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我国没有实行所有股票一股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政策,而是实行分类表决,让流通股股东单独对股权分置改革草案进行表决,拥有否决权。这种分类表决制表面上的不公平,实现了实质上的公平,较好地保护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分类表决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成功应用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分类表决制是保护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好制度,可以在落实中小股东监督权时加以推广使用。
(2)监督决策应该实行股权分类表决的理由
中小股东将财产交给大股东去经营,放弃了经营权,至少应该保留两种权力:收益权和监督权,收益权是目的,监督权是保障。所有股东一股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保证了大股东对经营权的控制,如果对大股东经营行为的监督决策也实行这种制度,那就造成了大股东自己监督自己,小股东的监督权被剥夺。为了保护中小股东对大股东的有效监督,必须实行分类表决制:对大股东的监督决策只由中小股东来投票表决,大股东的股权要回避。例如,为了保证独立董事成为中小股东的利益代表,从提名到表决,大股东都要回避,这样才能保证中小股东的监督权。
(3)股权分类表决的内容及实施要点
实行股权分类表决的目的是落实中小股东的监督权,所以表决的内容只能限于对大股东的监督决策,范围不宜扩大,否则可能会损害大股东经营权的统一和经营的积极性。笔者认为,中小股东的监督决策最主要的就是选择和使用独立董事,保证其成为中小股东利益的忠实代表,让其代表中小股东行使监督权。在实行分类表决时,最大的困难可能是如何划分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特别是在全流通状态下,占有多大股权可以称之为大股东。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就是股权分类表决的实施要点。笔者认为,分类表决时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区分,不应单看所占股权的大小,主要应该看是否在经营董事会中有代表,有代表的就是大股东,没有代表的就是中小股东。
3. 落实中小股东监督权的日常机构:审计委员会
中小股东的人数众多,要行使监督权就需要一个代理机构,这就是审计委员会。当然,这个审计委员会和我国目前上市公司中的审计委员会是有很大不同的。
(1)审计委员会的组成和地位
审计委员会应该由独立董事组成,行使中小股东的监督权,与公司的经营董事会平行。经营董事会由内部董事组成,是大股东利益的代表,行使公司的经营权,如选聘总经理等。独立董事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代表,有关独立董事的所有重大决策都实行分类表决,由中小股东单独投票决策。例如,独立董事的提名权属于中小股东或其他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的报酬、任期、考核、解聘续聘等,全由中小股东单独表决。独立董事的有关费用列入公司董事会会费,由公司予以保证。这样,公司的董事会就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由内部董事组成的经营董事会,代表大股东的利益,行使经营权,另一个是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行使监督权。
(2)审计委员会的职责
审计委员会的根本使命是代表中小股东行使监督权,监督权的关键是审计权,所以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就是行使审计权。审计权具体包括两项:①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对外提供的财务报告,具体包括选择会计师事务所、决定审计报酬、监督审计质量等;②与经营董事会共同领导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及时获取足够的内部信息,实时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4. 落实中小股东监督权后的公司治理结构
综合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如图2。
这个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四大特点:
(1)以分类表决制为基础。
正是实行了分类表决制,中小股东的监督权才不会被大股东剥夺,并得以落实,并使得审计委员会成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2)明确区分了经营权和监督权。
财产的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和监督权,四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中小股东的经营权可以委托给大股东,但必须同时保留收益权和监督权,没有监督权的收益权是没有保证的。这个新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在明确区分经营权和监督权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
(3)双核心构架。
这个新治理结构有两个权力核心,一个是经营董事会,它是经营权的核心,另一个是审计委员会,监督权的核心。两者是平行平等的,可以合起来对外统称公司董事会。
(4)充分发挥了审计的作用。
外部审计在审计委员会的
委托下,维护了审计三角结构,保证了公司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内部审计机构在经营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的共同领导下,既服务于大股东提高经营效率的需要,又服务于中小股东消除信息不对称的需要。
三、小结
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大股东掌握着经营权,中小股东理所当然地应该拥有监督权。大股东之所以能够侵害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就在于中小股东的监督权被现行的游戏规则剥夺了。中小股东的监督权主要包括独立审计的委托权和内部审计机构的共同领导权。要落实中小股东的监督权,就要实行股权分类表决制,确保独立董事完全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然后由独立董事组成审计委员会,独立行使外部审计的委托权和共同领导内部审计机构,进而构建以审计委员会为监督核心的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
股东监督 篇2
活着的法律
案情与争议：
假设有一家公司由股东A和股东B共同投资设立。双方商定，在公司向股东分红时，如果股东有拖欠公司借款未还的，公司有权从股东分红中直接扣减该股东拖欠的借款。2013年12月初，因债务纠纷，第三人C向法院申请冻结了股东A持有的公司股权。现经审计，股东A可以从公司分取2013年度股利1200万元，公司尚未作出利润分配决议，同时股东A还拖欠公司借款1000万元未还。
公司和股东B主张股东A对公司的欠款应从其分红中直接扣减，剩下的分红才可以分配给股东A并用于清偿第三人C的债务。
第三人C主张股东A可以从公司取得的分红，应先用于清偿第三人C的债务，若有剩余才可与股东A拖欠公司的借款进行抵消。
法律问题：
从上述抽象简化的案情，我们可以提出两个法律问题：
一、分红在什么条件下才是一种可以执行的财产？
二、第三人查封股权的，第三人的债权与该持有该股权的股东所欠付公司的债权哪个优先？
以下分别具体分析：
一、分红在什么条件下才是一种可以执行的财产。股权被冻结时，公司未作盈余分配决议，法院能否基于冻结裁定直接划扣相应股权收益？
肯定的意见认为法院有权依据股权冻结裁定直接划扣相应股权收益，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下称执行规定）第36条规定 “被执行人在有关单位的收入尚未支取的，人民法院应当做出裁定，向该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由其协助扣留或提取”。第53条规定“冻结投资权益或股权的，应当通知有关企业不得办理被冻结投资权益或股权的转移手续，不得向被执行人支付股息或红利”。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拍卖上市公司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冻结、拍卖规定）第七条第二款亦明确:“股权冻结的效力及于股权产生的股息以及红利、红股等孳息”。上述规定已经承认了股权收益属于冻结裁定的被执行对象。《物权法》第213条、《担保法》第68条关于质权人有权收取质押财产的孳息的规定，也从侧面反映了对此问题的肯定态度。
其二，根据《公司法》第四条的规定，利润分配请求权（俗称分红权等）实质上是股东的投资收益权，属于股权的内容之一。股息、红利等股权收益是股权意义的直接体现。因此，既然股权被冻结，所有依附于股权而存在的权利均应处于相同的状态。
其三，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剖析。虽然公司是否分配利润是公司自主的商业决策，但在公司资本盈余的状态下，将股东应得利润剥离并不会造成实然不公，司法权介入并无不妥。
笔者持否定意见，理由是：
其一，前述《执行规定》、《冻结、拍卖规定》及《物权法》《担保法》中“在有关单位的收入尚未支取的”、“股权产生的股息以及红利、红股等孳息”、“质物所生的孳息”等描述，系已产生、存在的孳息。而公司股东会未作出盈余分配决议之前，不能视为到期股权收益，绝非已产生却未收取的孳息。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22条“查封、扣押的效力及于查封、扣押物的从物和天然孳息”的规定，亦未将法定孳息包含于内。
其二，《公司法》第4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34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第166条规定“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这些就是《公司法》关于股东分红的表述，股利分配请求权的性质分为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两个层面。
抽象的股利分配请求权，指股东基于其公司股东的资格和地位而享有的一种股东权权能。具体的股利分配请求权，指当公司存在可资分配股利的利润时，股东根据股东大会分派股利的决定而享有的请求公司按其持股类别和比例向其支付特定股利金额的权利。具体的股利分配请求权是由抽象的股利分配请求权转化而来的，只有当公司宣布分配股利时，股东的具体股利分配请求权才得以产生。
股东根据《公司法》第43条、第104条规定，通过召开定期会议或临时会议，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使股东享有的利润处于确定状态，使股东的抽象层面的股利分配请求权转化为具体层面的股利分配给付请求权，股东才能行使请求权。此时具有一般债权性质的民事权利，股东的债权人可以通过代位之诉向公司主张未分配利润。但在此之前，利润分配请求权仅仅是一种期待权，法院不能基于股东和其债权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将此期待权直接转化为现实的权利，并将其赋予股东的债权人。
其三、从以下各地法院对于股东分红权的诉权规定来看，也能看出只有在股东决议分红的情况下股东分红权才具有明显的债权的可诉性，若允许法院在公司没有决定分红之前冻结并划转股权所可分配的利润，则相当于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直接认定了债权，也侵犯了公司的自主权。
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08年4月21日京高法发[2008]127号）
第二十一条公司未就是否利润分配做出有关决议，股东起诉请求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
2、《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
（一）》(沪高法［2003］216号文，自2003年6月20日实施)
一、处理股东权纠纷的相关问题2.股东起诉公司要求分配利润的，应视情况分别处理：对于已有分配方案的，可以根据股东出资的具体条件予以判决；对于是否分配及分配比例未作决议的，法院不宜直接裁判。
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2003年6月3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
七、关于股东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一)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案件64.原告要求公司给付利润应具备如下条件：(1)原告具备股东资格。(2)公司依法有可供分配的利润。(3)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已得到股东(大)会的批准。(4)公司拒绝支付股利或未按已获得批准的利润分配方案支付股利。
4、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2006年12月26日省法院审判委员会第68次会议讨论通过）
（三）利润分配纠纷68、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形成利润分配决议，但未向股东实际支付的，股东有权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履行支付义务。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未形成利润分配决议，股东提起诉讼要求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69、股东以公司可分配利润大于股东会、股东大会所确认的数额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按照实际数额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70、股东以股东会、股东大会确认的利润分配比例错误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按照其他比例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其四、即使能够证明股东与公司恶意不分红以求逃避债务，也需要先将公司的财产通过其他诉讼转化为股东财产，才能在执行中一并划扣，否则法院有混淆财产性质之嫌。而此时又会引发“非股东是否享有分配利润请求权”，“法院能否强制公司召开股东会进行利润分配”等一系列问题。
二、第三人查封股权的，第三人与该持有该股权的股东所欠付公司的债权哪个优先？
我们倾向于第三人C的观点。我们认为，股东A对公司的欠款与其从公司可以取得的分红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未受限制的前提下，股东决议确定的股东分红可以与股东欠款进行抵销，先有分红，再有债务（分红——欠款）抵销。在股东A的股权已被冻结的情况下，法释[1998]1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3条规定“不得向被执行人支付股息或红利”，因此股东A从公司分红的权利已经受到限制，阻却了分红与欠款进行对抵。
股东监督 篇3
股权激励政策一直是证券市场十分关注的问题,学术界对此有两种观点,即“最优契约论”和“管理者权利论”,二者都是建立在股权分散的单一委托代理关系基础之上。前者认为股权激励可以解决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Jensen and Meckling,1976),后者认为股权激励是代理成本的一部分(Beckhuk and Fried,2003)。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高度集中,单一代理关系已经演变为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即演变为股东与经理人员之间的代理冲突和中小股东与控股股东或大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而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使控股股东扮演了双重角色:它一方面承担着对管理层进行监督的角色;另一方面它又利用控制权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成了侵占角色。为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公司治理机制既要发挥激励作用,又要发挥约束作用。股权激励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项政策,在其发挥治理效应过程中,与具有双重角色的大股东之间是否具有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在不同股权性质的公司又有怎样不同的表现呢?
尽管已有文献在对股权激励有效性的经验分析中考虑了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之间会产生冲突,从而对股权激励产生影响,但是却没有考虑大股东扮演监督和侵占两种不同角色时控制权与股权激励的关系。虽然在不同角色下,大股东控制权与股权激励都有可能存在冲突,但是,产生冲突的原因是不同的。当大股东扮演监督角色时,给管理层的激励越强,管理层会越关心决策的正确性,管理层若与大股东对决策存在不同认知时,则坚持自己的观点、拒绝大股东命令的可能性会越高,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之间就有可能产生冲突。当大股东扮演侵占角色时,大股东自利行为本身和股权激励目标冲突,会降低股权激励效果,而且大股东为了获取更多控制权私人收益,会对管理层采取赎买手段,旨在赎买管理层推出的股权激励政策,激励效果自然不佳。
鉴于此,本文首先理论分析大股东监督与侵占角色下控制权对股权激励的影响,然后以2010~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管理层持股为解释变量,引入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持股的交互作用作为解释变量,实证分析大股东控制权对股权激励政策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股权性质公司中的不同表现。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1. 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下大股东的双重角色。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高度集中,单一代理关系已经演变为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在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下,存在三方面的利益主体,即大股东、中小股东与经营者。在此中,大股东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它对管理层进行监督,缓解由股权分散所导致的“搭便车”行为,产生激励效应;另一方面,它利用控制权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以获取私人收益,产生侵占效应。根据Claessens等(2000)的观点,大股东的所有权与控制权之间的差异越大,大股东越有动机去进行利益侵占,如隧道行为、机会主义行为。可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影响了大股东的价值取向,而两权分离程度越高,大股东侵害行为的动力就越大。
2. 当大股东扮演监督角色时,大股东控制权对股权激励政策的影响。
Van den Steen(2005)认为,当委托人与代理人对正确行动的先验判断存在冲突时,委托人的控制权与代理人激励之间就可能产生冲突。对于大股东而言,由于持股比例上升而使公司价值与自身财富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从而会提高大股东对经理人员的监督水平。但同时也会因介入公司经营决策而与管理层产生冲突,积极监督可能会变成消极干预,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管理层与大股东关系的紧张自然不利于股权激励目标的实现。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当大股东扮演监督角色时,大股东控制权与股权激励之间存在冲突。
大股东扮演监督角色时,控制权对股权激励政策的影响与股权性质有关。国有企业管理层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其经理一般同政府官员保持更为紧密的联系,因此更加会关注其政治前途,反映在其行动上,则可能表现为对上级政府指令的服从和对自身机会主义行为的节制,管理层不会因为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不一致而与大股东产生冲突,往往会选择与政府妥协。而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并非全部由家族团体指派公司高管,其中会外聘部分职业经理人打理企业,管理层独立于大股东,与大股东产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大。一个现实的例子是国美电器的控制权之争,以陈晓为首的职业经理人把股权激励作为对抗大股东的统战工具,这显然不是股权激励的应有之意。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b:当大股东扮演监督角色时,上市公司的国有产权性质会减缓大股东控制权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冲突。
3. 当大股东扮演侵占角色时,大股东控制权对股权激励的影响。
虽然集中的股权结构使得大股东有较强的积极性去监督管理者,但是当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持有公司现金流权比例较低时,出于个人收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大股东往往更倾向于进行公司财富掠夺,而不是提供更高的监督水平。
孔兵(2007)研究发现,当控制权和现金流权之间出现较大差距时,大股东会觉得这是谋取私有收益的好机会,于是想方设法进行隧道挖掘。这种自利行为与管理层股权激励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产生了冲突,影响了管理层决策的制定及实施,降低了股权激励的效果。夏纪军(2008)运用模型说明,如果大股东可以将管理层的专用性投资挪用于其私人收益高而公司收益低的项目,然后再将专用性投资所产生的剩余占为私人所有,那么,委托人的控制权越强,代理人进行这种专用性投资的激励就会越弱,这会导致委托人控制权与代理人事前投资激励发生冲突,从而会影响股权激励效果。另外,陈仕华(2012)提出大股东赎买观点,认为股票期权正是合法性的赎买工具,与其他激励方式相比,股票期权的激励额度大,强度高,且辅助花样繁多,如缩短行权有效期,降低行权条件等。因此,当大股东扮演侵占角色时,旨在赎买管理层而推出的股票期权,其激励效果注定要大打折扣。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当大股东扮演侵占角色时,大股东控制权与股权激励会产生冲突。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沪深两市A股2010~2012年所有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做技术处理:①剔除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和ST公司;②剔除在3年中没有连续披露相关数据或者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③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处于0~1%和99%~100%之间的极端值样本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上市公司数据主要来自深圳国泰安公司开发的CSMAR数据库。
2. 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的选取。国内外研究者通常选取市场指标或会计指标衡量股权激励的有效性。但由于国内证券市场的不成熟性以及高度的波动性和高换手率使得托宾Q很难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绩效(徐莉萍,2006),因此本文选取每股收益率(Eps)来衡量公司的绩效。
(2)解释变量的选取。选取管理层持股比例(Gshare)作为股权激励的计量指标,依照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中关于股权激励对象的界定,将“管理层”界定为公司的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本文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衡量大股东控制权,大股东控制权对股权激励政策的影响用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乘积项表示。
(3)控制变量的确定。借鉴夏纪军(2008)的研究方法,用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即Z指数,表示股权制衡度。用总资产对数值lnsize和资产负债率lev分别作为公司规模和资本结构的控制变量。
(4)大股东监督角色和侵占角色的定义标准。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影响了控股股东的价值取向,两权分离程度越高,控股股东侵害行为的动力就越大。因此,本文以两权分离度为标准来划分控股股东的不同角色。由于目前对两权分离程度的高低并没有一致的划分标准,因此本文借鉴李凯(2010)的方法,以样本公司两权分离程度的均值1.33作为临界值,两权分离度大于1.33的公司大股东更倾向扮演侵占角色,而两权分离度小于1.33的公司大股东更倾向扮演监督角色。
3. 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进一步来分析主要变量差异,用国有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具体如表3所示。
注:①均值比较报告的是T检验的t统计量;②∗、∗∗、∗∗∗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由表2可知,管理层持股比例(Gshare)呈上升趋势,均值6.6%比前期研究样本中的管理层持股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肖星(2013)以2006~2008年为研究窗口的管理层持股比例平均值为1.65%。这可能是由于2009年以后我国资本市场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上市公司对于推出股权激励政策有了更大的热情。2010~2012年推出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共300家,比2006~2009年的135家的两倍还要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较为稳定,基本保持在36%左右,说明“一股独大”现象仍然很突出。
表3比较了国有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主要变量。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平均值为0.003,而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平均值为0.116,两组均值差的T检验说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平均值显著大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这表明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比,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更加注重对管理层的长期激励。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均值为0.395,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均值为0.344,可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均值显著大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这表明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一股独大”的现状相比,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较为分散。
四、实证分析模型
式中: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向量;标i为样本公司;t为时间;ε为误差项。
模型(1)考察管理层持股比例(Gshare)与企业经营业绩(Eps)的线性关系。
模型(2)考察控制大股东对管理层实施股权激励政策的效果。引入股权激励力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交互项进行检验,若交互项回归系数为正,则一个变量的边际效应随着另一变量的增加而递增,即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互补关系;反之,若交互项回归系数为负,则一个变量的边际效应随着另一变量的增加而递减,即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冲突关系。
五、回归结果分析
1. 当大股东扮演监督角色时,大股东控制权对股权激励政策的影响。
经回归分析,得到大股东控制权对股权激励政策的影响结果如下页表4所示。
表4中,第Ⅰ列是对上市公司总体进行回归,第Ⅱ列与第Ⅲ列分别是对国有控股及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进行回归的结果。每一列分别对模型(1)与模型(2)进行检验。在第Ⅰ列对模型(1)的检验中,管理层持股比例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股权激励政策的效果较好。在对模型(2)的检验中,拟合情况更好,管理层持股比例系数显著为正,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管理层持股比例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当大股东扮演监督角色时,大股东控制权与股权激励存在冲突,股权激励政策的效果会随着大股东控制权的增加而减弱,假设H1a得到证实。
表4中,第Ⅱ列是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回归分析结果。在模型(1)中,管理层持股比例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股权激励政策的效果较好。在模型(2)中,加入了“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管理层持股比例乘积”这一交互变量,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业绩与交互项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股权激励存在互补关系。第Ⅲ列是对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中的管理层持股比例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股权激励政策的效果较好。模型(2)中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的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冲突,股权激励政策的效果会随着大股东控制权的增加而减弱。假设H1b得到证实。
注:表中数据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下同。
2. 当大股东扮演侵占角色时,大股东控制权对股权激励政策的影响。
表5列示了回归分析结果,其中第Ⅰ列是对上市公司总体进行回归,第Ⅱ列与第Ⅲ列是分别对国有控股及非国有控制上市公司进行回归,每一列分别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检验。由第Ⅰ列模型(1)可知,管理层持股比例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股权激励政策的效果较好。在对模型(2)的检验中,管理层持股比例系数显著为正,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管理层持股比例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即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递减,H2得到证实。
第Ⅱ列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回归分析模型(1)中,管理层持股比例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在模型(2)中,管理层持股比例系数显著为负,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股权激励的治理效果有所改善。产生这种效果的原因可能是大股东依赖的政府主管部门采取了支撑措施(张光荣,2008)。由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需要承担一定的政治责任、政绩压力与社会责任,因而当其控制的上市公司出现经营困境时,政府不仅会给予财政补贴,而且会运用行政手段改组公司管理层,从而产生较强的支撑效应。因此,当大股东扮演侵占角色时,股权激励效果会随着大股东控制权的增加而增加。但是,争取政府政策支撑只是大股东获取更大利益的一个手段,通过隧道行为攫取公司利益才是大股东的最终目标。所以从长期来看,当大股东扮演侵占角色时,股权激励与大股东控制权存在冲突。
第Ⅲ列对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回归分析结果与全样本的分析结果类似:模型(1)中股权激励系数显著为正,模型(2)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权激励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递减,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冲突。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以2010~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样本,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大股东监督和侵占的双重角色,然后实证检验了大股东控制权对股权激励政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当大股东扮演监督角色时,大股东控制权与股权激励之间存在冲突,其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冲突要小于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这主要是因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更关注其政治前途,反映在其行动上,表现为对上级政府指令的服从和对自身机会主义行为的自我节制,不会与政府目标产生冲突。②当大股东扮演侵占角色时,大股东控制权与股权激励之间存在冲突,其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冲突要小于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这是因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大股东承担了政治责任和政绩压力,从而获得了政府主管部门给予的支撑。
本文的结论带来两点启示:①尽量在股权结构相对分散的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政策;②如果要在股权结构较为集中的上市公司引入股权激励政策,应在强化对大股东的监督机制的同时,寻求更为有效的监督管理层的方式,尽量减少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冲突,并且要能够很好地抑制大股东的侵占行为。
摘要：本文基于双重委托代理关系,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在大股东扮演监督角色和侵占角色的情况下,大股东控制权对股权激励政策的影响;然后运用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0~2012年的财务数据对这一影响进行经验检验。研究结论表明:要使股票期权有效发挥激励作用,这一激励政策最好在股权分散型公司实施,如果在股权集中型公司实施,则必须考虑大股东扮演的不同角色,从而采取不同对策。
股东会决议(变更股东) 篇4
会议时间：年月日。
会议地点：
到会股东情况：应到股东人，实到人，代表%股权。
会议主持人：
一、会议议题：
1、讨论变更公司股东；
2、讨论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二、会议决议内容：
1、同意公司将原有公司股份的出资额元，占出资比例%，转让给。
2、股份转让后，各股东的出资金额及出资比例为：
（1）出资万元人民币，占公司股份%；
（2）出资万元人民币，占公司股份%；
3、公司章程修正案经全体股东讨论，一致同意。
公司全体股东签名：
1、自然人：
2、自然人：
3、法人股东：
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