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关系（精选8篇）
股东关系 篇1
20世纪70年代以来, 生态学思想逐步渗透和融合到经济管理领域。 Block［1］利用生态学为存在不同类型交易者和交易动因的市场进化提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胡静静和严广乐［2］沿用了这个分析框架,从生态学角度分析了内部股东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生态关系;而杨松令等［3，4］将共生理论引入股东关系的研究,分析了机构投资者生态位;随后王闽［5］分析了大小股东间的内在共生关系, 为进一步运用生态位理论研究股东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生态位理论是生态系统结构中的一种秩序和安排,不同类型物种拥有不同的生态位,生态位相近、重叠或者完全相同,就会发生残酷的竞争。 从公司治理的实践来看, 股东种群生态位的识别及其相应生态对策选择的研究工作迫切需要得到关注。 大股东之间控制权争夺事件逐渐显现, 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不同类型大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生态位重叠现象。因此, 本文从生态学的视角解析股东生态位理论及其本质内涵, 为今后进一步研究不同股东生态位状态下股东的生态对策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一、股东生态位的界定
(一)自然界中的生态位
Grinnel［6］最早认为生态位代表物种需要的环境资源和占据的空间位置,随后Hutchinson［7］认为生态位是生物单位生存条件的总和,而Whittaker［8］提出生态位是种群在时间、 空间上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之间的功能关系。 随着生态位内涵不断的发展和深化,发现生态位的概念重点在于位置和关系上,其中位置指物种在系统中的时间位置或者空间位置;关系是指种群间的生态关系。
(二)从自然生态位到股东生态位
从自然生态位到股东生态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生物体与股东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1)无论自然人股东还是由若干人构成的法人股东,都与生物体一样具有有限的生命;(2)在一定空间内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股东构成股东种群或群落;(3)股东之间的生存发展如同生物物种一样均是一种生态关系。
另一方面, 生物生态位和股东生态位具有各自特殊属性,也存在本质的差异,主要表现在:(1)生态位的选择性。 生物生态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选择性空间较小, 而股东可根据自身利益诉求或资源禀赋自主选择是否进入某生态环境;(2)生态位的区域范围。 生物生态位的区域范围基本就在生物活动的范围里,比较固定;而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提高,股东之间的地域约束越来越小, 生态位区域范围较广;(3)生态位对环境的反作用。 股东不仅要适应错综复杂的环境,更主要的是能动改变环境。 生物生态位与股东生态位的简化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
(三)股东生态位的概念界定
生物与种群之间的共性要大于个性, 从种群角度研究生态位即可得出个体的生态位, 所以把具有一致识别特征的股东归为一类, 再结合股东生态位与自然生态位的相似性以及差异性, 将股东生态位定义为股东种群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能动地与其他股东种群及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地位。
股东关系的研究从自然生态学领域中获得理论和思想上的灵感, 股东生态位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股东间的合作与竞争。 将生态位理论引入股东关系研究中的目的在于, 研究不同类型股东之间及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 以实现不同类型股东在数量、关系以及利益等方便的均衡发展,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股东财富最大化。
二、股东种群类别的划分
股东种群是股东生态位的研究对象, 其科学的分类是研究处于同一环境或不同环境下的股东种群之间的生态关系的基础。
(一)自然界中的分类依据
生物学分类主要是依据物种的特征及其在进化过程中的亲缘关系来划分的。 继达尔文提出适者生存理论后,Hamilton［9］提出了亲缘选择理论(Kin Se-lection Theory), 认为自然选择忽略了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 即使利他行为可能会给利他主义者带来危险,但利他主义者仍然会帮助自己的亲属,来增加与利他主义者相同的基因遗传给后代的可能性。
(二)股东种群划分的理论分析
对于股东群体来说, 前期研究主要集中在股东间的代理关系上, 忽略了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10］,其中最明显的社会关系就是亲缘关系,具备了借鉴生物种群分类的基本因素。
亲缘选择理论为解释股权制衡失效提供了新的支持。 股权制衡度主要反映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牵制力量,但研究结论却大相径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忽略控股股东的亲缘选择行为。 随着会计准则的日趋完善和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强, 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以获取私有收益的所要承担的风险和成本就越大［10］,自身直接适合度接近于极限,控股股东若要提高其广义适合度,就要帮助关系近的股东,即便这可能会存在这些股东种群背叛的风险, 但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传承良好关系的可能性。
(三)股东种群类别
结合亲缘选择理论, 本文借鉴自然界依据亲缘关系远近,将股东群体划分为控股股东、关系股东、次关系股东和其他股东。 其中,控股股东指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或按股权比例、 公司章程等能够控制公司董事会组成、左右公司重大决策的股东;关系股东指直接与控股股东存在持股关系或亲缘关系等经济或社会关系的股东; 次关系股东指不直接与控股股东但与关系股东或者彼此之间存在经济与社会关系的股东。
三、股东种群间生态位关系分析
(一)股东生态位关系分析的意义
适者生存理论和亲缘选择理论为深入研究股东群体提供了突破口,能够在公司治理理论基础上,透过现象抓住本质。 不同股东种群生存的不同行为对策,都是为了占据相对自身最有利的资源,这需要理性分析和处理与其他股东种群生态位的关系, 是分析股东生态位关系的现实意义。
首先,有利于合理配置股东资源。 在股东生态位基本重叠状态下,资源更容易显现它的紧缺性,而在股东生态位分离状态下,存在资源闲置,这就需要股东扩充资源利用范围,减小共同资源的竞争,同时使闲置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其次,有利于促进占据与能力相匹配的股东生态位。 不同股东管控或者驾驭风险等能力的差异决定了他们获取资源的种类和数量,从而决定了股东种群间的生态位边界;最后,有利于寻求股东种群间互惠共生的均衡状态。
(二)股东生态位关系的理论分析
股东种群之间生态位的关系存在三种形式:股东生态位基本重叠(Shareholders’ Niche Breadth,“2b ” ) 、 股东生态位部分重叠(Shareholders ’ Niche Overlap , “o ”) 和股东生态位分离(Shareholders ’Niche Separation ,“s ”)。 假设股东种群1 和股东种群2 是任意两个股东种群, 则股东生态位的关系分析如图2所示。
图2中,状态(a)为股东生态位基本重叠。 两种股东种群的生态位分离度s均小于其生态位宽度b1和b2,说明它们几乎利用相同的资源,存在着严重生态位重叠现象,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激烈的竞争,还与各自的生态位宽度相关,从长期看,竞争的结果是要加大生态位的分离度,向状态(b)发展以减缓种间竞争;状态(b)为生态位部分重叠。 两种股东种群的生态位分离度s均大于其生态位宽度b1和b2,说明两个股东种群间生态位重叠较少,这意味着物种之间存在比较适度的竞争, 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状态(c)为生态位分离。 两种股东种群的生态位分离度s大于生态位宽度b1与b2之和, 说明两个股东种群间不存在生态位重叠现象, 但两个曲线之间的资源未被完全利用,造成资源闲置,随着股东种群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变化, 闲置资源必然会被逐渐利用,因而状态(c)也有向状态(b)变化的必然趋势。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生态位理论为基础, 将不同类型股东的生态位关系纳入股东关系研究领域中, 从股东生态位与自然生态位的相似性等方面论证了用生态位理论研究股东群体的可行性, 继而提出了股东生态位的概念,明确了股东种群边界,并分析了股东种群生态位关系。 股东生态位的研究不是对传统学术研究的否定, 而是对不同股东种群所构成的生态共生体实现路径和方法的探索, 指导股东面对复杂多变的生态环境, 应如何提高相互之间以及与环境之间的协同进化和适应能力。 以生态位理论为基础研究股东关系,可以借用生态位理论的研究方法,从定量的角度深入刻画不同股东种群间的生态关系, 继而关注不同的行为选择所引起的经济后果。
股东关系 篇2
[关键词] 股东 经营管理者 委托代理 对策
现代企业的根本特征就是在产权结构上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拥有所有权的股东成了委托人，将资产委托给经营管理者管理，获取所有者收益，而拥有控制权的经营管理者成了代理人，受托管理所有者资产，获取经营者收益。委托代理关系由此产生。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普遍性和委托代理双方利益的不一致，普遍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等委托代理问题。
一、现代企业股东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链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现代企业是由一系列委托代理关系组成的。具体到现代企业股东和经营管理者之间，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分为权益层、决策及监督层、执行层等三个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层级（如图所示）。其中，权益层由全体股东构成，其权益的表现形式是由全体股东共同组成的公司权利机构:股东大会；决策及监督层包括由股东大会决定的两个机构:代表股东行使监督职能的监事会和行使公司资产的法定代表权的董事会;执行层由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也称高级管理人员）构成，包括董事会成员和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董事会成员的权利由董事会决定并接受董事会的委托行使经营管理决策权，总经理和经理由董事会选聘，并接受董事会的委托行使具体的经营管理权，是公司资产经营工作的具体执行人。
因此，我国现代企业存在两个层次、三个方面的委托代理关系:一是全体股东通过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全体股东根据公司章程和国家法律产生董事会，将资产所有权委托给董事会行使。这个方面的委托代理关系是由于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形成的，它的出现导致公司的原始所有权分裂为终极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二是全体股东通过股东大会与监事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这个方面的委托代理关系是由于股东会为会议体机构，股东和董事之间的专业知识与经营能力差别很大，而且股东分散，很难期待股东或股东会直接实现监督职能而形成的。因此股东会选出专门监督机关，作为全体股东的代表，对公司的财务、经营决策及业务执行等各方面行使监督职权。它的出现使现代企业股东的原始监督权分裂为终极监督权和法定代表监督权;三是董事 会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董事会将资产的经营管理权委托给经营管理者行使，董事会做出的经营管理决策由董事会委托经营管理者行使。这个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是由于企业的经营决策和执行权利的分离而产生的。
这两个层次、三个方面的委托代理关系构成了现代企业股东和经营管理人员之间的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引发了以下方面的不均衡性。一是委托双方效用函数的非完全一致性，均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二是委托人和代理人在企业风险和机遇对待上、努力程度上的不均衡性;三是委托双方信息占有的不均衡性，导致监督缺位、决策迟缓或决策的不一致性；四是委托双方对企业经营环境把握能力、努力程度的不一致性。更由于制度和法律规定缺失，委托代理链过长，委托代理关系复杂，信息传播的不通畅造成更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
二、我国现代企业股东和经营管理人员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的现状
我国企业股东和经营管理人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给委托人带来巨大利益和效率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1.虚假信息泛滥，信息传播渠道不畅，信息不对称问题
信息不对称是指在现代企业中，委托人对代理人的行为（诸如努力程度、机会主义等）和私有信息（能力大小、声誉、风险态度等）难以观察和证实，而且代理人是有限理性的，代理人的工作成果具有不确定性，代理人有寻租的动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具体就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对财务信息的掌握程度来看，由于双方所处的地位不同，经营管理者持有与交易行为相关的信息，而所有者是不知道的，而且所有者对经营管理者的信息会由于验证成本昂贵而在经济上不现实。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企业财务报表的不完善为其提供了条件。随着企业多元化的发展，各行业、各地区由于影响因素不同，其获利能力、未来前景、发展机会、投资风险等往往相差很大，而合并财务报表或整个企业的财务报表却隐匿了这些信息，这更加大了信息的不对称性。
2.监督约束不到位，经营者严重背离所有者目标，普遍存在内部人控制现象
委托代理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在一定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安排下，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最终实现委托人价值最大化。委托代理关系的这一效果是以代理人无比忠诚于委托人为前提的。然而在现代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对代理人的监督随着代理人控制权的增强而呈不断弱化的趋势。从现代公司的运作来看，股东们由于知识、时间、精力的局限性，他们关注的是手中股票价格能否上涨，而对行使股东的监控权关心不够，于是经营管理者的目标变成了追求“最高股价”。这必然导致公司运营目标的失真、机会主义盛行和激励机制的扭曲。美国最大的公司破产案安然事件可以说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最好说明。
3.代理成本过高，代理效率低下
从理论上讲，企业应力求使委托代理关系的总成本最小。然而在实际中，客观存在的种种复杂因素又影响着代理成本。为了实现资本保值增值目标，委托人一方面加强对代理人的财务激励，即以自身利益实现程度为依据，给予代理人利益刺激，在降低损失的同时追加履约成本；另一方面，健全对代理人者代理行为的监督约束，通过监督、考评或其他责任方法来避免较高的损失，但同样要追加监督成本。由此可见，从代理成本内部项目之间的消长关系来讲，只有在适当增加履约成本和监督成本的情况下能有效地降低代理人行为不当成本，才能实现总代理成本的降低。而实际的情况却是激励机制方面呈现弱激励，同时监督约束机制软化，这大大增加了受托人行为不当成本，从而使总代理成本过高，代理效率低下。
三、规避现代企业股东和经营管理者委托代理问题的建议
1.完善法律和制度设计、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内部控制
对公司法和相关的法律制度要进一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完善创新，优化资产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在完善的基础上创新我国的董事会、监事会制度以及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优化建立起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制衡关系，在对经营者进行必要的激励的同时，加强董事会、监事会和职工代表监督，这也是实施有效的会计控制的保证。企业应根据会计控制的要求实行纵向授权制，股东大会给董事会授权，董事会给董事长、总经理授权，形成严格的内部监督体系，建立健全一系列规章制度，明确划分董事会和经理层等各级管理机构间的职责权限同时，要积极探索外部董事制度，吸收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进入董事会，以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探索独立董事、监事会制度设计，建立适合我国企业的监督方式。
2.优化契约设计、探索合理有效的报酬多元化体系和支付方式
股东会与董事会关系简析 篇3
一、从公司发展的历史看股东会与董事会的关系
从公司发展的历史来看, 早期的公司多为业主式公司。所谓业主式公司是指公司股东人数较少, 股东一般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公司。这类公司在现代主要表现为有限责任公司, 其极端形式为一人公司。业主式公司一般是股东直接控制公司, 股东可被视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从业主式公司模型出发, 形成了股东会中心主义。在此定位下, 董事会不拥有独立于股东大会的法定权力, 其执行公司业务决策须完全依照公司章程授权和股东大会决议。
另一种公司模型以现代股份公司为代表。随着经济的发展, 股份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 股东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由此产生了诸如股东会议召集成本增加、很多股东只是为了炒作股票以赚取差价而并不关心公司的具体经营状况、事事都由股东会批准会影响公司的经营效率、多数股东并不是经营专家等问题。上述因素导致股东会在股份公司经营管理中地位的下降, 董事会逐渐成为公司经营管理中心, 其权利为法律授予, 股东会既不能授予也不能撤销董事会的法定职权或超越董事会直接控制公司的立法理念得以确立。因此在这种公司模型基础上形成了董事会中心主义。
而在美国, 由于董事长一般兼任CEO, 公司管理高度专业化, 公司运作的信息和公司控制权逐步集中在经理层的手中, 从而诞生了经理中心主义, 董事会的中心地位受到经理人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 股东会和董事会蜕变为一种监督机构, 其决策职能受到弱化。因此, 股东会与董事会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不再重要, 而股东会与经理层的关系取而代之成为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在过去20年来, 美国的资本市场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各种机构投资者持有资产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逐步提高到1997年的48%, 这使得美国出现了“管理人资本主义”向“投资人资本主义”的转变。因此股东会中心主义又有回归的趋势。
二、从公司类型看股东会与董事会的关系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作为股东会与董事会关系的不同模式, 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形成与公司规模和公司股权结构具有密切关系, 因此可以进一步认为, 尽管大多数学者认为董事会中心主义是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关系的发展趋势, 但是发展趋势的判断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公司, 例如有限责任公司和一人公司。而各国公司法的具体规定证明了这一点。即在这两类公司中, 由于只有一名或数名股东, 不仅股东会的权威是得到强调的, 而且股东通过章程的形式对董事会的权利进行限制的可能性也更大。例如, 中国《公司法》第34条和第98条分别是对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查阅权范围包括了财务账簿, 这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没有的;在知情的方式上,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还具有文件的复制权, 这也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所没有的。
三、从公司所处的特定环境看股东会与董事会的关系
考虑到公司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与其所处的具体环境之间的联系, 笔者通过对美、德、日等国公司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关系的具体分析, 发现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可以大致概括为“弱股东, 强管理层”及“强股东、弱管理层”两种基本形式。
(一) 弱股东、强管理层模式——以美国公司为例
从公司法规定的角度, 美国公司董事会处于公司治理的核心, 其权力很大, 公司的股东会处于弱化状态。根据美国修正标准公司法第8.01 (b) 节对董事会权利的规定:“公司的所有权力都应当由公司董事会行使, 或者在公司董事会的授权下行使, 公司所有的商事活动和商业事务都应当在董事会的指导下进行管理, 但公司章程和股东的协议对此作了限制性规定的除外。”
在美国公司实践中, 董事长一般兼任公司的执行总裁 (CEO) 。因此董事会, 尤其是内部董事对管理层的独立性较差, 管理层控制着公司的运营,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股东会的控制和约束, 成为一个自我存在的实体。这形成了美国独具特色的弱股东、强管理层的公司治理模式。
(二) 强股东、弱管理层模式——以德国公司为例
德国公司法规定了双层委员会制度。公司内部设立监事会和董事会。监事会具有监督公司的经营管理、审查年度报表、对重大事项行使同意权、独立的经营管理权、董事任命权等项职权。而董事会在监事会的监督下行使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因此德国公司董事会的地位较低, 由监事会任命。
在公司实践中, 德国公司的所有权具有高度集中、相互持股和银行的间接融资占主要地位等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公司的经营权市场和资本市场不够开放, 银行在公司治理中起到监管中心的作用。德国银行作为大股东或者股东的受托人, 对公司行使实际的控制权, 形成了主银行治理机制。在此模式下, 银行对公司的控制紧密, 股东会处于强势地位, 管理层受股东会的支配。
四、从具体公司的运作看股东会与董事会的关系
根据每一个具体公司中董事会的角色以及其与董事会、管理层的关系, 全美董事联合会依据自身对公司治理的目标的定义将董事会分为四种类型。 (1) 底线董事会, 这类董事会仅仅是为了满足法律上的程序要求而存在; (2) 形式董事会, 这类董事会仅具有象征意义或名义上的作用, 是比较典型的“橡皮图章”机构; (3) 监督董事会, 这类董事会检查计划、政策、战略的制定、执行情况, 评价经理人的业绩; (4) 决策董事会, 这类董事会参与公司战略目标、计划的制定, 并在授权经理人员实施公司战略的时候按照自身的偏好进行干预。现实中, 由于董事、管理者的能力不同, 其在公司中所处的实际地位是不同的。对于管理者能力突出的公司, 董事会乃至股东会的地位都有被弱化的趋势, 形成了底线董事会和形式董事会;而对于董事长和董事德高望重的公司, 董事会处于公司的核心, 形成了监督董事会的决策董事会, 股东会同样可能被弱化。只有在既存在大股东, 大股东又有能力控制公司经营的情况下, 股东和股东会的地位才会凸显。
五、股东会与董事会关系小结
从公司发展的历史、公司的不同类型、公司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以及具体公司形态运作实践等角度对股东会与董事会关系的考察,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公司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是由公司类型、公司规模、公司股权结构以及股东本身的状况等诸多因素决定的, 不同类型的公司其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具有差异性, 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股东会与董事会关系模式。
参考文献
[1]吕慧娟.浅析公司股东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界, 法制与社会, 2009
[2]刘敏.股东会和董事会的职权分野, 高等函授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12
试论财务公开与股东知情权关系 篇4
财务公开是指企业在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范围内, 按照一定的程序, 将关系全体股东切身利益等方面的重要情况, 适时、规范、如实地向全体股东、社会公布的一种制度和措施, 是企业政务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企业政务公开中处于重要地位, 是股东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发展前景, 行使股东知情权的主要方法。股东知情权的行使方法有查阅权和质询权。查阅权是股东审查和阅读企业财务公开资料, 如查阅会计账簿、原始会计凭证等资料, 通过审查和阅读来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发展前景;质询权是股东通过查询企业有关资料后, 在股东大会上对控制股东、管理层提出一些问题的询问。我国《会计法》中, 对上市公司要求向社会公众定期公布企业财务经营状况、投资决策等资料, 同时还要对重要经济事项做相关会计披露, 而对非上市公司没有此要求, 只要求在会计报表中对重要经济事项做相关的会计披露。在部分非上市有限责任公司中, 由于有些管理者权力过于集中, 缺乏监督制约机制, 办事不公开, 更有些管理者依仗其掌握的权力, 不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办事, 暗箱操作, 不经集体研究, 不向股东公布, 股东关心的问题不公开, 容易诱发矛盾的事项不公开或不作为重点公开, 即便公开也是内容不详细, 项目不清, 数据笼统, 财务公开的形式单一, 失去了监督, 股东知情权受到严重侵害。
公司治理的理想状态是股东只需要履行其出资义务, 然后就可以“坐享其成”, 不用参加公司的管理和运营, 因而就没有必要, 也无动力去了解公司的具体信息。然而现实是现代公司制度并不能保证股东的投资就一定能够盈利, 不能消除投资的风险, 尤其是信任风险, 即如何保证公司的管理层能够忠实地履行其义务。因此, 股东通过选举信任的人员管理公司, 对其运营更多依赖于相关利益的监督。要实现相关利益者的牵制, 就需要信息的对称,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获取比较重要的信息。但对于非控制股东而言, 由于其不参与公司具体经营, 能够直接获得可靠信息的渠道很少, 只能通过公司财务公开的会计资料来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 又由于财务公开的信息不完整、清晰, 公开的不是股东所关心的问题, 由此也就产生了股东知情的需要。然而现实公司中, 股东和公司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再加上有其利益关系的高管层, 公司公布的财务信息就有一定的局限。那些中小股东为了保护自身利益, 也只能通过法律手段来实现股东知情权。
二、法律上确认股东知情权与企业建立财务公开监督机制的重要性
其一, 知情权是股东行使一系列权利的前提和基础。首先, 股东知情权是行使财产权益的手段性权利。如果股东对公司的管理信息和经营信息知之甚少, 其行使权利就会是盲目的, 无法形成正确判断, 从而会出现公司由董事会控制, 而股东无法对董事会形成有效的约束, 最终很可能由于经营不善, 或其他原因而导致中小股东利益受损。其次, 对于中小股东而言, 行使知情权不仅成本低, 而且在扶持中小股东的弱势地位、监督大股东与管理层方面效果良好。
其二, 当中小股东的利益可能受到公司损害时, 如果没有知情权, 那么就很难确定其利益是否受损, 如公司连续几年没有分红, 但公司公布的财务信息是盈利, 那么为何不分红;公司经营表面上看很好, 但公开的财务信息又是亏损, 企业到底亏损在什么地方;或者中小股东确定有损害其利益, 但无法知晓具体的原因从而提供有效的证据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在非上市公司中显得尤为突出。
其三, 在法律确认股东知情权的同时, 设立财务公开监督机制。企业财务公开是《会计法》和《公司法》中所规定, 在一定范围内、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的财务公开制。财务公开以股东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是保证公司全体股东根本利益的重要形式;财务公开能杜绝权力失控和损害股东利益等现象的发生, 从而密切了公司与股东的关系。
其四, 财务公开是加强财务管理的内在要求, 是依法治国, 实行民主理财, 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举措, 也是从源头上遏制了企业管理层与中小股东信息不对称的方法之一。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 以其所提供的资产获取经济上的利益, 实行成本核算、计算损益及盈余分配, 目标明确, 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通过财务公开, 公开办事制度、办事过程、办事规则、办事结果, 使股东充分行使其知情权、监督权, 有利于减少浪费与损失,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促进财务决策的科学化, 从而达到提高财务管理的内在要求, 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更重要的是, 通过财务公开监督机制落实到位, 公司管理层就会感到压力, 应会变权力意识为职责意识, 自觉地在监督机制下, 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 努力为股东服务。
总体来说, 在法律上确认和维护中小股东知情权和企业建立财务公开监督机制是激利中小股东投资, 维护公司正常运行、促进企业生产效率, 提高企业经营利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股东知情权和财务公开体制是相辅相成的, 公司财务公开的内容越详细, 所公开的内容是股东所关注的财务问题, 股东的知情权也就得到了基本保证, 监督机制同时也得到了相应落实;相反, 公司只是为了履行财务公开的义务, 财务公开的内容不是股东所关注的财务问题, 股东的知情权也就得不到保证, 监督机制也得不到相应落实。股东要想得到相关信息, 履行股东知情权时, 也只有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
三、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范围与确定财务公开的主要内容
第一, 防止股东滥用知情权影响公司正常运行和保护公司的“商业秘密”。股东知情权本来是为了更好保护其利益, 为其提供获取公司信息的法律依据, 然而这种权利有时却被用来谋取股东的个人利益, 而损害公司整体的利益。如果对股东的知情权范围、时间、形式方式、以及主观目的不加以限制, 股东就有可能经常地查询公司的资料, 甚至在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时, 通过反复的查询等方式来干扰公司的正常运行, 股东也有可能知晓董事会关于某一项“商业机密”的讨论记录、经营策略等, 这就给公司商业秘密的保护造成很大威胁。只有对股东知情权进行合理地限制, 股东才能更好地行使其知情权。
第二, 规范企业财务公开的内容与形式是实现财务公开的关键。财务公开的主要内容, 本着公开与保密的辩证关系, 要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实事求是、真实可靠、注重实效。重点公开企业发展的重大财务决策、涉及股东切身利益的财务事项和其他重点关注的财务问题。如:企业重大财产与债权债务变动情况、投资计划、收益分配计划、固定资产购建计划等。
第三, 完善股东知情权的配套制度。“《公司法》第34条旨在宣示股东知情权这一法定权利的存在, 对股东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 而不是对股东知情权范围的法定限制或授权;该条同时也是对公司相关义务的基本要求, 章程不得对此作限缩规定或者超出该条规定对课以严格查阅条件。”在实践中保护中小股东知情权的做法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其最初目的, 因为用来保证实现该权利的配套制度不完善、不精细, 从而使得公司总能够找到各种办法规避股东行使其知情权, 或者直接拒绝, 逼迫其提起诉讼, 既使最后判决公司败诉, 相关责任人也不会承担责任, 并且很难得到执行。所以, 一方面要防止股东滥用知情权而要进行限制, 另一方面要建立股东行使知情权时, 真正得到保障的配套制度, 对股东的知情权的实现有可行有效的制度保证。
四、股东知情权与企业财务公开制度设计建议
第一, 对财务公开工作认识到位, 增强财务公开的主动和针对性。公司管理层和控制股东要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 增强财务公开的自觉性。《会计法》中规定在会计报告中, 只针对特殊经济事项进行披露、说明。为保护股东知情权, 增强财务公开的透明度, 在做好常规工作的基础上, 对公司焦点、热点、难点, 进行突出重点的财务公开, 加强财务公开的针对性。同时也要保护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害, 尤其在保护公司的“商业秘密”问题上。确定公开内容、规范公开阵地, 建立固定、标准公开栏, 公开程序, 从账目清理到审核再到公开, 每个环节都要到位, 防止盲目性和随意性。原则上财务公开是为股东的知情权行使而服务的方法之一, 当财务公开的内容不能满足一些股东知情权时, 优先保护的是股东知情权, 只不过这种保护以使得公司的商业秘密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为前提。如果股东行使知情权时的查询对象中可能含有公司的商业秘密, 那么对于其行使权利的要件就要相应提高, 这种限制主要是基于主观目的, 而非资格的限制。为实现股东知情权和保护公司商业秘密的平衡, 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要体现“保护股东知情权为主, 保护公司商业秘密为辅”理念。
第二, 加强监督和检查, 建立财务公开监督机制。财务公开工作是一项规范化、制度化的工作, 为保证财务公开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 应加强企事业财务监督和检查, 建立财务公开监督机制, 成立财务公开监督小组, 由公司股东选举的代表组成, 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确保财务公开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只有股东自己选举出的监督机制, 才能尽职尽责地为股东服务。但是, 现代公司的经营治理结构非常复杂, 公司的经营业务和财务信息又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股东紧依靠自己的了解和判断, 是不能真正知悉公司的经营状况和成果, 甚至不能识破控股股东、企业管理层所设计的骗局。因此, 为了应对这种局限性, 真正保护股东的知情权, 应聘请或选任专业人士加入财务公开监督机制, 如聘请专业律师或注册会计师等, 专业人员的加入有助于股东更好地查阅相关资料。同时, 由于这些专业人士受到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约束, 在行使审阅时, 对审阅过程中所涉及的商业秘密会更注意保护。
第三, 落实监督, 增强财务公开的持续性。为使财务公开工作做到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 财务公开工作要健康、持续地发展。财务公开的信息要定时、定点的公开, 规范财务档案管理工作, 指定专人负责财务公开档案的整理、归档、保存工作。以便股东行使知情权时查询相关资料。但是, 应对股东可查询的资料应该有期限限制, 否则会增加公司的额外负担, 尤其是财务信息, 具有明显的即时性, 假如有股东要求查阅10年前的相关信息, 那就加大了公司管理成本, 同时也不利于公司的正常运营。因此, 要对财务公开档案的保存期限做出法律规定, 我国的《会计法》和《公司法》都未做出相应说明, 在这点上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
参考文献
[1]庞梅:《股东知情权:从利益平衡到时法律适用》, 《法律适用》2007年第8期。
股东关系 篇5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控股股东的产权性质与现金股利的关系
根据融资约束理论, 国有控股企业有着更为便利的融资渠道, 无论是去证券市场融资, 还是找国有商业银行借贷, 一般不用过于担心企业的筹资问题。相对于国有控股企业, 非国有控股企业借款难、上市难的问题普遍存在, 即便取得上市资格, 企业也会为了这来之不易的上市资格去迎合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强制的发放现金股利, 这也成为非国有上市公司进行增发配股的一个较优选择。
从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 公司现金股利是缓解股东与经营者之间代理成本的一个重要手段, 国家作为国有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 本身并不能亲自参与公司的内部经营, 他会派出自己的代表来监督和管理公司。但由于国有企业一般都有较长的控制链, 导致国有控股股东与经理人之间存在较高的代理费用, 不能很好监督企业, 造成所有者缺位。管理者为了规避风险和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 往往派发较少的或者是不派发现金股利。
此外, 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的倾向和力度深受公司成长性和自由现金流的影响。然而,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 由于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较低且公司治理总体水平低效, 上市公司往往会存在管理层损害外部投资者、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双重代理问题。企业发放股利的动机往往不是从公司发展的角度考虑, 而且不同产权性质下控股股东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亦不尽相同。以上总结出:相比较而言, 国有企业第一类代理问题比较突出, 而非国有企业第二类问题比较严重。即企业处于成长性较低或者自由现金流较多的情况下, 国有企业往往不倾向发放或者是为了满足政策性的需求发放较少的现金股利, 而非国有企业能够通过成长性高低和自由现金流的多少, 选择性的发放现金股利。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控股股东的产权性质显著影响企业发放现金股利, 非国有上市公司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 发放力度明显高于国有企业。
假设2:控股股东性质显著影响公司成长性与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当控股股东为非国有上市公司时, 公司成长性与现金股利显著负相关;当控股股东为国有上市公司时, 公司成长性与现金股利负相关减弱。
2.两权分离程度与公司现金股利的关系
两权分离程度是指控股股东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 一般用两者比值来衡量分离程度。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所有权即股权, 又称为现金流量权, 是控股股东参与公司现金流量分配的权利, 是所有权的直接体现。控制权又称为投票权, 是控股股东参与经营和管理决策的权利。控制权的收益性是控股股东争夺和持有控制权的主要原因, 其收益性主要表现为共享收益和私有收益两种形式, 共享收益是指全体股东按持股比例平均分配的利益, 而私有收益只能有控股股东享有而其他股东无法得到的利益。控股股东为实现其控制权收益往往会采用金字塔形式的控股结构, 造成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当两权发生分离时, 控股股东就会在共享收益和私有收益之间做出选择, 选择的结果取决于两种所获得利益的比较。分配现金股利是一种典型的获得共享收益的方式, 而关联交易则是一种典型的所有收益的途径, 控股股东会通过这两种所获利益的比较决定如何分配公司的剩余资源。两权分离度越大, 共享收益和私有收益之间的差异也就越大, 控股股东更加可能通过关联交易途经获取控制权收益, 分配倾向也就越低。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两权分离与股利分配的倾向和力度负相关。
假设4: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程度增大, 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倾向和力度越小。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
本文采用沪深两市2005-2009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 因在后面的回归分析中涉及到滞后变量的问题, 我们最终的样本选择年度为2004-2009年。在样本的筛选过程中, 我们采用以下几个原则作为筛选数据的标准: (1) 考虑到行业的特殊性, 剔除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 (2) 剔除ST、PT的公司。 (3) 剔除所需数据缺失的公司。经过筛选, 剩余样本数为5686个, 其中终极控股股东所有权比例大于等于20%的样本数为4882个。
2.模型设计
本文主要借鉴王化成 (2007) 从公司分配力度和倾向两个方面对控股股东与现金股利的研究方法, 并且参考谢军 (2006) 从企业性质以及公司成长性的角度分组讨论股利偏好问题的研究思路。具体模型如下 (1) 、 (2) 所示:
其中, α0、β0与为截距项, α1-α11与β1-β11为回归系数, ε为残差项。
三、实证研究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对被解释变量股利分配倾向 (Y) 和股利分配力度 (DPS) 进行分组描述统计。从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上市公司总体表现为普遍不倾向发放现金股利, 且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发放力度较小;国有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力度小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其次,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不存在两权分离的情况, 且两权分离程度较低。
(二) 回归分析
1. 控股股东与股利分配倾向的回归结果
表2是基于控股股东的特征变量─控制权两权是否分离、两权分离程度及其性质检验股利分配倾向的结果。回归1、2给出了公司控制权两权是否分离、分离程度与股利分配倾向的回归结果, 说明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分离的上市公司往往不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 而在发生分离的上市公司中, 随着控股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程度增大, 上市公司越倾向于不分配现金股利。回归3给出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性质与股利分配倾向的回归结果, 变量State与Y显著负相关, 这说明较非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 国有企业更不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这些检验结果均支持了本文前述的假设1、假设3以及假设4的假设, 且研究结论与王化成等 (2007) 研究结果一致。
注:***, **, *分别表示在1%, 5%, 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2. 控股股东与股利分配力度的回归结果
表3是基于控股股东的特征变量─控制权两权是否分离、两权分离程度及其性质检验股利分配力度的结果。回归1给出了公司控制权两权是否分离与股利分配力度的回归结果, 变量IFSQ与DPS并没有和预期的一样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在回归2中, 变量SQ与DPS显著负相关, 这意味着控股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程度越高, 上市公司越倾向于分配较高的现金股利。回归3给出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性质与股利分配倾向的回归结果, 变量State与DPS显著负相关, 这说明较非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 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发放较少的现金股利。
注:***, **, *分别表示在1%, 5%, 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四、研究结论
股东关系 篇6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2002~2006年的5 871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相关财务数据来自万得 (Wind) 数据库, 公司治理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及巨潮资讯网。
对于控股股东类型, 如果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央国有企业、国资委和教育部所属院校, 则认定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央政府;如果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地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部门, 则认定公司控股股东为地方政府;如果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职工持股会、民营企业、村办企业、街道企业、乡镇一级政府部门、乡镇集体企业或外资企业, 则认定公司控股股东为非政府主体。
2. 模型的设计与变量选取。
本文选用国内外实证研究中广泛采用的模型来度量投资扭曲程度。模型为:
模型 (1) 用来估算过度投资水平, 模型 (2) 用来检验不同控股股东类型下的过度投资水平。
二、实证分析
1. 过度投资水平的估计及描述性统计。
表1为模型 (1) 的回归结果, 模型的残差用来估算公司过度投资水平与自由现金流量。可以发现, 公司新增投资支出与前期资产负债率、总资产规模、自由现金流量等显著相关, 并且回归系数符号与预测符号一致。无论是以上年销售增长率还是以Tobin's Q值作为成长性的替代变量, 结果都显著。得到上述系数后, 分别以用它们估算的残差来计算过度投资水平和自由现金流量, 并对以上年的Tobin's Q值代表成长性估算的过度投资水平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就过度投资水平而言, 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水平明显高于中央政府及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 而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水平相对较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标准差相对较大, 说明这类公司之间的过度投资水平有较大差异。就自由现金流入量而言, 三种公司的差别不大。这些初步说明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更易进行过度投资, 且更易将自由现金流入量用于过度投资。
注:**、***分别代表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 下同。
2. 公司过度投资水平与自由现金流入量的关系回归。
为了考察不同控股股东类型下公司过度投资对自由现金流入量的敏感性差异, 本文按控股股东类型将样本公司分为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非政府控制的公司三类。因为本文的数据为非均衡面板数据, 可能受异方差的影响, 从而在表3中使用了white方差调整后的t统计量。在表3最后一行, 还检验了不同组别中过度投资对自由现金流入量的敏感性是否存在统计上的差异。
从表3中的全样本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过度投资水平与自由现金流入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从总体上看,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自由现金流入量与过度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了控股股东为追求私人收益而进行过度投资。表3考察不同控股股东类型下公司自由现金流入量对过度投资水平的影响。从各组的回归结果来看, 各组过度投资对自由现金流入量的敏感度并不相同。在地方政府控制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中, 过度投资水平与自由现金流入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意味着这两类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导致公司产生相关代理问题;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中, 控制权并没有对公司投资决策产生显著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中央政府作为控股股东, 更注意约束自己的投资行为, 也可能是因为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更注重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且, 比较表中 (3) 与 (2) 、 (3) 与 (4) 的自由现金流入量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 样本组之间的系数差异分别高达0.269与0.501, 与按控股股东类型分组得到的结论类似,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更易于利用自由现金流入量进行过度投资。
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1) 用Tobin's Q值作为成长性的替代变量以估算过度投资水平, 然后检验不同产权性质下过度投资水平差异; (2) 为了克服残差导致的系统性偏差, 将模型 (1) 的残差分为三组, 对残差最大的一组与最小的一组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与前文的研究结果无实质性差异。基于稳健性检验, 本文认为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三、结论
控股股东可能通过过度投资来谋取私人收益, 并且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中存在行政干预问题。本文研究发现, 公司产生自由现金流入量更容易导致过度投资, 并且相对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及非政府控制的公司, 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产生自由现金流入量更容易导致过度投资。
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 一方面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导致对资源的耗竭式开发和利用, 最终削弱地方充分就业的能力;另一方面, 会引起地方产能过剩, 从而产生地方保护主义和限制资源流动。
因此, 要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减少过度投资行为:第一, 作为地方国有企业控股股东的地方政府, 应弱化其行政干预角色, 专注其公共管理的职能, 让市场的真正主体即企业根据市场的情况独立做出投资决策;第二, 大力推进市场化进程, 硬化预算约束, 完善经理人市场, 且加强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法制的建设;第三, 完善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与机制, 抑制控股股东的自利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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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关系 篇7
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 关系治理行为会极大地影响着企业的各种价值表现。由于上市公司所处的社会环境、行业等不同, 在世界范围内上市公司大股东之间普遍存在着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等不同的关联关系。在各种存在于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中, 国外学者主要围绕大股东之间的政治关系层面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认为大股东政治关联可以帮助公司在债务融资等方面创造更具优势的条件。上市公司中的股东关系是公司公共关系领域中不断发展的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Bennedsen等通过理论研究, 以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认为公司发起人可以通过引入关联大股东, 并促使他们形成战略联盟以获得更大的控制权。汪青松提出股东关系维度的代理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大股东对资本多数表决和控制权的滥用的问题上, 尽管在探讨股东平等问题时很少从这个方面进行分析, 但小股东的“搭便车”问题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国内研究方面, 蔡宁等提出在我国国有企业与家族企业中, 股东之间存在着通过亲缘、产权、战略投资、商业合作等不同形式的联结而产生的关系网络, 且不同类型的股东关系网络体现出其特有的性质。魏明海提出单纯从产权的角度对股权结构与股东行为展开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指出探究上市公司股东关系是股权结构深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总结出大股东之间关系主要体现为产权同源关系、商业伙伴关系和行政同源关系, 并建立了可行的指标体系对股东关系进行了刻画。通过多种形式契约而构成的股东关系实际上重构了公司股东的产权结构, 以关系为基础的股权结构可以为深化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等研究提供可行的基础。
二、关系型大股东的概念界定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 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大部分是由家族企业改制而来, 公司大股东往往是具备某种隐性关系的自然人或法人。同时, 由于对股东关系的研究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 需要手工搜集整理获得研究数据, 基于以上考虑, 本文将研究的视角集中在创业板市场上。
截至2012年10月, 创业板351家上市公司中共有294家公司披露了2011年度财务报告。通过查阅报告中前十大股东情况部分的相关资料, 本文按照年报中描述部分内容对公司前十大股东存在的关系进行梳理分类, 发现创业板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之间除存在简单的持股契约关系外, 还普遍存在有如亲缘、经济关联等其他潜在关系。具体关系类别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六类:持股关系、关联关系、一致行动人关系、其他关系、托管经营关系以及授权经营关系。由于本文将研究视角集中在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内部, 将关系型大股东界定为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中涉及以上六种关系的自然人或法人, 不考虑关系人虽与该上市公司大股东存在潜在关系, 但并非属于该上市公司股东的情况。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获得的创业板上市公司2011年度财务报告中的数据进行筛选, 发现创业板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之间仅存在其中四类关系。
(一) 持股型大股东关系
此类大股东关系指上市公司的自然人或法人股东之间相互具有持股关系。例如, 南都电源前十大股东中, 第二大股东上海益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第四大股东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56.67%的股份, 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第一大股东杭州南都电源有限公司39.47%的股份。截至2011年12月31日, 按持股比例排序, 三者分别持有南都电源20.75%、10.24%、8.16%的公司股份。
(二) 关联型大股东关系
此类大股东关系指上市公司的法人股东之间相互存在控制与被控制关系, 或构成母子公司关系。例如, 当升科技前十大股东中, 第四大股东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第二大股东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为母子公司关系。截至2011年12月31日, 二者分别持有当升科技9.61%、4.71%的公司股份。
(三) 一致行动人型大股东关系
此类大股东关系指上市公司的自然人或法人股东之间, 由于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 或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条件而形成的关系。例如, 新宙邦前十大股东中, 覃九三及邓永红、周达文、郑仲天、钟美红、张桂文等六人是公司的主要发起人, 并作为一致行动人共同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截至2011年12月31日, 6人合计持有63.85%的公司股份。
(四) 其他关系型大股东关系
此类大股东关系指上市公司的自然人或法人股东之间, 虽然存在家族亲缘关系, 但不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条件而形成的关系。例如, 天龙集团前十大股东中, 冯华、冯军为冯毅的胞弟, 冯勇为冯毅的堂兄弟, 陈加平、陈铁平、李四平、廖星为冯毅的表兄弟, 陈加平为陈铁平的胞兄, 第一大股东冯毅持有51.51%的公司股份。
结合上述关系型大股东类别的相关定义, 本文对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之间存在的关系类型现状进行了调查统计, 并对不同行业中关系型大股东的分布现状进行了总结。
三、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大股东关系分布情况
创业板上市公司相较于主板市场上市公司而言, 其最主要的区别体现在上市公司性质方面。根据2011年度创业板上市公司年报中数据披露, 创业板293家上市公司中仅有13家公司为国有控股型公司。在对创业板上市公司2011年度的股权结构进行观察后发现:293家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形成绝对控制, 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公司股本50%的公司共有43家;股权结构较为分散, 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30%的公司仅有122家, 表明从简单持股比例角度而言, 其他股东无法有效的对第一大股东实施有效的股权制衡。
(一) 创业板市场大股东关系概况
通过对创业板上市公司2009年度财务报告中声明的股东关系进行初步观察, 结果显示:36家上市公司中大股东内部不存在任何潜在关系的公司有20家, 其余16家公司内部包括前十大股东之间均存在有不同类别的隐含关系。此后两年内, 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关系型大股东的规模呈现指数上升趋势, 本文对创业板市场整体大股东关系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创业板市场规模及存在关系型大股东公司数量如表1所示。
截止到2011年12月, 创业板市场共有上市公司281家, 其中不存在关系型大股东的公司数量仅有79家。此外, 截至2012年10月, 创业板市场共有上市公司351家, 其中2012年新上市公司中有13家披露了该公司2011年度财务报告, 经过手工搜集有关数据发现, 其中存在关系型大股东的公司数量共9家。至此, 我国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中, 存在关系型大股东的公司数量共有211家。
(二) 创业板上市公司关系型大股东总体分布情况
在对公司治理影响因素的现有研究中, 有关股东关系领域的实证研究往往仅从股东持股比例的角度展开, 忽视了股东内部存在的非产权维度对股东行为产生的影响。在上市公司大股东内部存在的潜在关系, 在公司治理实际中会在大股东进行行为选择时产生较大影响。通过手工整理我国所有创业板上市公司2011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的大股东基本信息及股东关系披露信息等数据, 截至2012年10月, 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披露的信息中, 明确声明公司前十大股东隐含有上述潜在大股东关系的公司共有211家, 其中仅含有一种类型大股东关系的公司共有153家, 含有两种类型大股东关系的公司共有53家, 含有三种类型大股东关系的公司共有5家, 即共计含有274组关系型大股东。同时考虑到关系型股东在前十大股东中所占规模比例, 通过手工计算所有创业板上市公司关系型大股东数量发现, 2011年度新开普 (300248) 关系型股东数量共有9人, 即前十大股东中除第二大股东无锡国联卓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外, 其余9名自然人股东均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截至2011年度财务报告披露的数据显示, 以上统计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前十大股东之间具有潜在关系的公司数量占所有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比例为60.11%, 大股东之间具体关系类型分布如表2所示。
(三) 创业板上市公司关系型大股东行业分布情况
按照证监会行业类型划分, 可将所有上市公司划分为13个大类。其中创业板市场涉及的行业分类共有8个, 各行业大类下上市公司数量及关系型大股东类别分布如表3所示。
从创业板市场行业分类角度看, 关系型大股东主要分布于公司数量较多的制造业上市公司, 且多数存在两类以上大股东关系类型。本文认为, 在四类关系型大股东的共同作用下, 使得公司大股东之间不仅受公司股权结构的制衡, 还会受到潜在关系的影响, 导致最终影响其行为选择, 对公司治理成果产生影响。
通过对创业板上市公司关系型股权结构现状的分析, 当前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呈现出股权制衡度低、潜在关系普遍等明显特征。本文认为由此股东在特定条件下做出的股东行为可能会受到潜在股东关系的影响, 进而作用于上市公司价值的体现。在此背景下, 可以选择以某一事件的发生为前提, 通过对大股东关系引发的股东行为展开分析, 讨论其对公司股价产生的影响, 有助于对解释创业板上市公司短期市场价值波动的问题起到导向作用。
四、小结
以关系视角为基础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系展开研究, 有利于探求影响大股东行展开分析。
结合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性质, 以及普遍存在关系型股权结构的特征, 本文认为, 创业板存在着公司成长性较强, 经营机制更为灵活等特点, 通过梳理大股东关系的存在现状, 有助于支持相关信息披露政策性文件的出台, 从而进一步规范创业板市场运作体系。根据创业板公司的关系型大股东的分布特点, 加强大股东关系对公司治理层面影响的认识, 可以更准确、深入地了解创业板公司, 为股权结构的纵深研究奠定可行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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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关系 篇8
1、控股股东定义
控股股东,是指对公司事务可以行使事实上的控制权的股东。从理论上分析,当股东所持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50%以上时,便可以在公司的股东大会上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议,从而享有绝对的控制权。此时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相一致。另外,控股股东还可以通过多层持股、交叉持股、金字塔式控股等方式(La Porta,et a,l 1998;Bebchuk,1999;Claessens,et a,l 2000;Faccio and Lang,2002)获得控制权放大效应,即控股股东以低于50%的表决权行使对公司事务的控制权。因此,控股股东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王化成等,2007),狭义的控股股东系指公司第一层面的直接控制人,一般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广义的控股股东既包括控制链条上的终极控制人,又包括不再有上层控股股东的公司直接控制人。
2、股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股权结构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公司的股东构成二是各个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的股份的比重构成。股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分别起作用的。股权结构的前一方面作用股利政策的机制可以认为是股利顾客效应理论。如果把股利政策看作是股东偏好的加总,那么公司的股东构成不同,则股利政策不同。股东构成差别越大,股利政策差别越大。股权结构的后一方面作用股利政策的机制可以认为是股利的代理成本理论。代理成本的大小与股东对公司的控制能力的强弱负相关。股东对公司控制越强,经理偏离股东利益行事的可能性就越小,从而代理成本也就越小。股东对公司的控制越弱,经理越可能偏离股东的利益行事,从而代理成本越大。所以当公司的大股东所持的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比重越大时,它对公司的控制也就越强,代理成本也就越小,依靠发放现金股利来减少代理成本的必要性也就越小。即是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大股东所持的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比重越大,现金股利的发放越少。
由此可见,股权结构决定公司控制权的分布,决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控股股东是在股权结构的基础上影响着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
二、控股股东与现金股利关系的研究综述
就目前研究,控股股东对现金股利的影响,反映出以下几种观点:
1、现金股利是一种来自于所有权的共享收益,发放现金股利能够使公司财富按照持股比例在所有股东之间进行分配,避免了控股股东掌握过多的自由现金流而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发放现金股利是限制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的一种有效手段。从这种观点来看,控股股东是不愿意发放现金股利的。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通过自己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达到转移利益的目的。LaPorta,Lopez,Shleifer和Vishny(2000)的研究首次提出并证实了上述观点,Holderness和Sheehan(1988)和Mehran(1995)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一思想。
其他很多学者的后续研究也都证明了这种观点。如Gugler和Yurtoglu(2002)采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了1992-1998年间德国公司的736起股利变化的宣告效应,结果发现控股股东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高的公司,其股利变化的负宣告效应也大。他们将这种负宣告效应解释为控股股东与外部小股东之间代理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他们还发现,第一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大,股利支付率就越低;而第二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大,股利支付率越高。
此外,Maury和Pajuste(2002)发现,芬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结构显著地影响芬兰上市的股利政策,股利支付率与控投股东的控制权呈负相关关系。
国内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段亚林(2002)、王信(2002和陈雪洁(2003)。这些学者考虑了最终控制权的问题,对控制股东侵害少数股东利益的原因与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他们认为股东通过金字塔式控股结构和交叉持股两种途径来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使大股东能够以较少的现金流权来获取更多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造成了大股东的掠夺行为,分离程度越高,大股东实施掠夺行为的动力就越强。
2、以下情况,控股股东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
(1)通过减少公司的自由现金流来降低公司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Jensen和Meckling认为大股东的存在能够有效地抵制经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他们有动力和方法来约束经理人员的自利活动,从而对企业价值产生正的效应。而最近的研究成果则表明公司治理的根本问题并不是股东与经理人员之间的代理矛盾,而是基于控制地位的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大股东拥有的控制权超过其现金流权,并几乎完全控制了经理层,从而造成对小股东的掠夺行Easterbrook(1984),Jensen(1986),Fluck(1998),Myers(1998),Gomes(1998)等研究认为,股利政策与企业管理者和外部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相关。
(2)传递公司未来盈利信息。Ross(1977)认为,现金股利是管理者给外部投资者的可信任信号。公司一旦宣布现金股利,实质上向投资者传递了公司有充足的收益为投资项目融资并能为股东支付现金股利的信息。而且公司一般不愿意调整既定的股利政策,会形成“刚性股利”,意味着公司管理者对公司将来能够保持较高的收益水平充满信心。
(3)减少净资产的账面价值,提高净资产收益率,以满足配股要求。Chi-Wen Jevons Lee和Xing Xiao的研究均表明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最终控股股东也和东亚、西欧等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一样,经常利用不分配股利或少分配股利的形式来实施侵害。
近期的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可能主要并不在于传递某种信号,或是作为解决公司代理问题的工具,更主要的可能是作为股权分置与大股东控制条件下,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以及非流通股东与流通股东间代理问题的结果呈现的;现金股利更多的是被大股东用作从上市公司“转移资源”或“套现”的工具(陈信元等,2003;原红旗,2004;肖珉,2005;马曙光等,2005;唐跃军、谢仍明,2006)。
(4)套取上市公司现金。张阳(2003)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发现,用友软件的高派现股利政策源于当前制度背景下控股股东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客观上形成了对流通股股东利益的侵害。在非流通股股东放弃配股权的国情之下,流通股股东配股、非流通股股东享受大头的分红这种前者掏钱、后者装腰包的做法,其实几乎是对流通股股东明目张胆的掠夺。陈信元等(2003)通过对“佛山照明”的案例分析发现,大股东占用资金是发放股利的真正原因。刘峰等(2004)从利益输送的角度来研究了“五粮液”的高派现行为,发现大股东利用其控制权,将上市公司的现金或其他资源转移到大股东手中。
3、控股股东通过操纵现金股利政策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问题,普遍的结论是现金股利支付率的高低,反映了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强弱
Lee(1999)通过反映股权收益的两种指标(红利与净收人之比以及红利与股价之比)的国际比较,衡量了韩国财阀中控股股东对外部小股东的利益侵犯程度,研究表明,韩国的这两项指标远远低于美、日等国,说明韩国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是很严重的。
Faccio,Lang and Young(2001)研究了欧洲和东亚地区由于投资者对松散的附属公司可能出现的利益侵占不警惕,允许这些公司支付较低股利,导致控制性大股东通过股利政策掠夺外部股东的现象。
以上研究可以总结如下几方面不足:
1、研究角度上,一些学者只是从某一方面、某一现象研究控股股东对股利政策的影响,例如从控股股东维护自身利益角度出发,通过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达到转移利益的目的。又如,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权益的想象的研究。
2、研究方法上,很多学者从个例出发,研究某一个或几个上市公司的情况得出结论,例如研究五粮液、佛上照明等。这样得出的结论不具有一般性。
3、从结论上,目前学者研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是否偏好发放现金股利,结论并不一致。原因是只从某一因素出发,没有发掘更深层次的原因。
三、结论及建议
任何财务政策都是由特定主体决定的,在目前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控股股东的情况下,控股股东即成为财务决策主体。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说,控股股东具有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制定现金股利政策的倾向。然而在共同的目标追求下,控股股东却表现出不同的分配行为。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从根本上决定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选择,这是目前的研究中涉及较少的问题。控股股东是否偏好现金股利,结论并不一致。对于决定控股股东对现金股利的不同偏好的本质原因,即控股股东的自身特征问题很少涉及。目前国内的研究基本上是从上市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即第一大股东的角度出发进行的,而按照控制权的传导机制,最终控制人才是实际掌握上市公司财务政策的决策主体。
因此,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自身特征这一角度来分析控股股东对现金股利分配行为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控股股东自身特征即控股股东的经济性质,例如国有控股还是民营控股;控股股东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高还是低;控股股东集团控制性质(是否进行关联交易)等。
笔者认为,选择股权结构、代理成本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是可行的。
从最终控制人,即最终控股股东的角度出发,同时选取近几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为大样本数据,将控股股东的3个自身特征作为解释变量,将股利分配倾向和分配力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并纳入公司规模、流通股比例、成长机会、资本结构、经营风险、公司盈利能力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并检验控股股东自身特征变量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倾向和分配力度的影响,以发掘控股股东分配行为的深层次动因。从而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提出新的建议,以使股利分配行为的积极、合理、有效的进行。
摘要：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的一项重要的决策,它与投资决策、筹资决策构成企业理财活动的三大核心内容。制定合理、可行、有效的股利分配政策十分重要,然而,目前我国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不稳定,不分配现象、恶意派现严重。控股股东是上市公司决策的主体,控股股东不同股利偏好影响了股利分配行为。因此,研究控股股东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非常重要。本文就国内外这方面已有的研究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发现问题,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控股股东,股权结构,现金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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