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股东保护

中小股东保护（精选12篇）

中小股东保护 篇1

一、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理念概述

1. 中小股东与大股东的界定

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界定, 在旧的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中, 单纯是以持有的股份数额作为界定的标准, 但是这种界定的方式随着我国公司股权形式不断发展而逐渐失去意义, 由于目前公司中股权的分散, 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并不是以持有过半数的股权为标准, 而是需要看股东实际对公司是否会出现实际上的影响, 即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因此在对中小股东和大股东的界定时, 要考虑公司的实际情况, 即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

2. 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权益侵害

在我国目前的公司运营中, 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权益侵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表决权的滥用:这种直接影响表现的就是对公司表决权的滥用, 由于持股比例决定了公司的表决权以及对公司章程和结构的改变, 而这些都是股东权益在公司内最直接的体现。而相对大股东对这些权益的滥用, 就必然会直接影响到中小股东对这些权益的使用。

(2) 对公司的影响:这其中一般都会涉及到大股东和其他公司的关联交易, 这种关联交易在现实中一般都对公司带来一定程度的伤害, 因此对公司的利益造成损害, 而这种损害的后果往往都要牵连到中小股东的权益。

(3) 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意义

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在公司的自身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 无论是大股东还是中小股东, 都是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出资都是公司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前提, 是公司物质基础的保证;其次, 虽然大股东的投资占据了公司总投资额的绝大部分, 但是中小股东往往在人数上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这种优势是一种较大的团体上的优势, 如果不能很好的对公司的中小股东权益加以保护, 众多的中小股东的退出势必会影响到公司的资本总额, 最重要的是大范围上的股东人员的流失, 这种流失势必会对公司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二、新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

1. 完善了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和议事规则

相较于旧的公司法相关规定而言, 在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和议事规则上, 新公司法做出了四个方面的补充和完善:第一是将召集会议所需的表决权的比例缩小了。董事会和监事会都不能对股东会议进行召集的时候, 将可以召集和支持股东大会的股东的表决权由原先的四分之一缩小到了现在的十分之一, 这种份额上的缩小就不会仅仅将这种对股东会议召集和主持的权力都集中在大股东的手上, 相应的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使;二是在股份有公司对股东提案权的增设, 这种提案权是指在股东大会召开日期的十天前给董事会所提交的书面临时提案, 可以行使提案权的股东是占有股份百分之三的股东, 这种小份额的股东一般而言所代表的也就是中小股东;第三是公司转让重大资产以及对外担保等事项时, 必然召开股东大会, 由全体股东进行表决, 这代表的是中小股东对公司重大事项的参与。这些召集制度和议事规则的完善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小股东的权益加以扩大, 从而更好的实现中小股东对自身的权益的行使。

2. 扩大了股东知情权行使的范围和手段

知情权是股东最基本的权益, 同时也是股东行使其他权益的前提和基础, 在新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中, 在有限责任公司方面, 主要增加的是公司股东对公司会计账簿的查阅, 这种财务上的查阅是股东知情权的范围的又一次扩大。因此在股份有限公司内, 股东知情权的范围主要是包括对公司章程、会议记录和决议、财务会计的报告之类的文书进行查阅, 同时对公司的发展经营方向提供相应的咨询和建议。

3. 规定了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

肆意退股一直以来都是被禁止的, 在新公司法第75条规定中, 在三种情况下, 股东可以要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 即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首先, 公司近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而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该条同时规定了股东可以退出的其他两种情形: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另外根据新公司法第143条第四款规定,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时, 股东也有权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以上情况下股东均可以提出股份的回购请求权, 即合法的退股。

4. 设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新公司法第152条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请求董事会、执行董事或是监事会监事提起诉讼的权利, 而且当上述机构拒绝请求时或是在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时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当中小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联合起来对该行为进行抵制, 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通过法律的途径得以解决。此外, 新公司法增加了股东大会可以要求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并且该有关人员必须接受股东的质询的条款, 对于公司信息的披露也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 而且扩大了信息披露的范围和时间, 使得各股东能够更快更详细地了解公司经营状况、财政状况, 同时促进了公司信息的透明化。

综上所述, 中小股东是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部分的大股东和大范围上的中小股东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而在现实的公司发展和运营过程中, 往往忽略了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我国的新公司法颁布以来, 在很大程度上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小股东的权益在立法上得以保护, 但是仅仅是在立法上的保护依旧是不足的, 公司在实际的自我发展过程中, 要不断提高中小股东在股东中的地位, 严格按照新公司法的规定, 增强对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 同时中小股东也要不断提高自身权益保护和维护的意识, 从而在立法上和具体的法律实践上, 都实现对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 促进公司在整体上的有机健康发展。

摘要：对股东的利益保护一直都是公司法中比较注重的问题, 由于中小股东的特殊性, 因此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一直被作为是重点研究的对象。本文通过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基本理念概述, 从召集议事、知情权、回购请求权以及代表诉讼等四个方面简要研究新公司法对中小股东的利益研究。

关键词：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新公司法

参考文献

[1]王娟:论我国公司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制度[J].科技创业月刊, 2006, 4

[2]赵孟良:谈《新公司法》对股东权益的维护[J].财会月刊, 2006, (2)

中小股东保护 篇2

黄维青

一、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现实背景

谈起我国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现状，经历多年风雨洗礼的证券市场应是最好的一面镜子。让人难以觉察的内幕交易、隐瞒利润等行为，大股东操纵上市公司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大股东恶意罢免或无理阻挠中小股东担任公司高级管理职务；恶意决议增加资本，迫使中小股东因无力认购新股而进一步稀释其股权；操纵公司股票价格，迫使中小股东抛售所持股票；在董事、经理非法经营，违反职责损害公司利益时，无理拒绝以公司名义对他们的追究；违反章程，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附加不合理条件等事件不胜枚举。

因此，切实提高我国中小股东权益的法律保护水平，刻不容缓。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是各国证券监管机构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国监管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在制度设计方面存在的某些局限性，特别是股权分置状况的存在，导致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客观上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难以真正落到实处。为此，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配合这一意见的贯彻实施，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中国证监会于3月草拟了《上市公司就有关社会公众股股东重大事项召开股东大会的指导意见》，准备引入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机制，目前正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小股东或称少数股东 ，通常指持有公司绝对少数股份的股东。因其持股份额较小，与控股股东所持股比例悬殊，在公司中 处于弱势地位，也有人称其为弱势股东。随着投资日益大众化，越来越多的个人投资于证券市场。虽然个人持股数额较低，但因小股东数量甚巨，其所持股总量较大，已成为资本市场的重 要资金来源渠道。同时，由于其所持股比例低，其权益极易受到控股股东及管理层的侵害，小股东利益保护已成为国内外证券市场上的共同话题。理论上讲，小股东虽持股较少，但作为公司的所有权者，有权利参与公司的治理以维护自身权益，但根据我 国现行《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对小股东缺乏相应的利益保护机制，客观上为控股股东及公司管理层侵害小股东利益提供了方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无奈面对资本多数决定原则

资本多数决定原则是《公司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当少数股股东的意志与多数股股东的意志一致时，则被多数股股东的意志所吸收；而当少数股股东的意志与多数股股东的意志不一致时，则被多数股股东的意志所征服。我国《公司法》 对表决权只确立了股权平等原则，未作例外规定。小股东在最关心的选举董事会成员、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投资计划等重大问题上不可能有发言权。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即使对小股东不利，小股东亦无力改变该表决。此外，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要付出交通、食宿等其他成本，因此，参与股东大会的积极性越来越低。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东大会”越来越多地开成了“大股东会”，股东大会往往开得死气沉沉， 波澜不惊，似乎成了董事会通过决议 的橡皮图章。

（二）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现象普遍

在资本多数决原则下，注定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只能是 “无所作为”。 小股东因其在公司治理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不仅要负担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代理成本，还可能受到处于控制地位的大股东的侵害，实际上面对着大股东和管理层的双重损害。大股东利用其优势地位可能直接进入管理层，通过支取过高薪水，装修豪华办公场所，备置豪华轿车等形式使自己受益，进而间接损害小股东利益。即使大股东不参与公司管理，由于管理层是以大股东意志决定的，管理层也会极易作出有利于大股东的交易决策。

目前，法人持股，特别是法人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产生了大量的关联企业，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也越来越多。控股股东随时可能根据关联企业集团之集体经济利益作出决策，以牺牲所控制企业利益为代价，在关联企业内部作出不正当交易。甚至一些行为不端的控股股东利用上市公司为其“圈钱”，即将从股市募集的资金，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转移出上市公司。有的通过关联交易侵吞上市公司资产或利用上市公 司为其巨额债务提供担保，使上市公 司资产不当减少或处于高风险状态。 有人感叹，控股股东凭借“一股独大” 的地位，通过各种不正当的关联交易， 导致公司账面资产存在大幅减值空间，并在会计标准提升后因计提减值准备而发生业绩恶性滑坡或严重亏损，以至于压迫股价持续下跌，广大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之所以出现小股东利益受损害的现象，究其根源，与小股东游离于公司治理结构之外，特别是不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密切相关。大股东利用其优势的表决权地位，控制了股东大会，利用其参与管理层的机会，控制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在公司中形成了“独裁”统治的地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小股东和大股东在公司中的地位区别，不在于其最终享有的利益上的差别，而在于介入经营管理程度上的差别。由于我国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诸如关联交易等问题根本无法予以事前监督和制约。

针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弊端，我国学者纷纷献计献策，提出一系列保护小股东利益的措施，有人提出规定小股东的股东大会召集权和提案权；设立无表决权股份；规定累积投票权制度；设置对大股东表决权限制制度；强化大股东及管理层的诚信义务等。在目 前公司治理的现状下，应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即可以通过平衡表决权的方式限制大股东之“独裁”地位，或选出代表小股东利益的董事、经理等人员进入公司经营管理层，改变经营管理层对大股东的依附地位来保护公司利益，从而保护小股东利益。

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理论依据

（一）寻求股东地位的实质平等是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的理论基础

股东平等是现代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资本多数决定原则的至尊地位使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在理论上享有的平等权利与实践中实现的这一权利存在难

以限缩的距离。实现股东权利从形式平等向实质平等的跨越，必然需要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设定专门规则。

（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缺陷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提出了现实要求

根据资本多数决定原则，股东按照出资比例或股份数量行使表决权。与其数公司财产权被公司所控制，不如说公司财产权被少数大股东所控制，或者说被少数大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会所控制。因而，大股东、董事会、监事会互相勾结，动用所控制的公司资源，以内幕交易、关联交易、虚假信息披露等手段，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无疑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提出了现实性的要求。

（三）股东高度分散的负面效应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提出了时代性的挑战。

股权高度分散已成为现代公司发展的一大特征。对中小股东而言，这一现象至少带来两方面的负面效应：

其一是“理智的冷漠”。中小股东若要行使投票权，必须获得必要的信息并加工处理这些信息才能做出决策，而这一代价不菲的决策，在股权高度分散、大股东绝对控股的情况下，被公司股东采信的几率却微乎其微。理智的中小股东对投票权的行使何以热情？

其二是“搭便车”。在存在众多独立股东的情况下，对管理层的监督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每个股东均希望其他股东行使监督权，自己从中获利。而不愿自己积极监督，因为监督的成本由自己支付而收益却由全体股东共享。这两种负面效应进一步恶化了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弱势地位，进而将其权益的保护置于更为尴尬与困难的境地。

（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提供了经济理论支持

投资者的信心是资本市场稳定的基本保证。只有能够真正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市场，才能给投资者以安全感和信心；才能有助于投资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资金、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效率提高、风险降低的良性循环，从而保障市场的长久健康发展。作为资本市场参与者的主力军，中小股东抗风险能力低，其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石。美国福布斯杂志的调查表明，一个国家（地区）的资本市场对以中小股东为代表的投资者的权益保护得越好，其市场效率就越高，市场发展就越健康。

三、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法律措施

（一）累积投票表决制。它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董事选举制度，被西方主要国家普遍采用。根据这一制度：股东大会在选举两名以上的董事时，一个股东可以投票的总数等于他所持有的股份数额乘以待选董事的人数；它可以不为董事会的每一待选董事投票，而将其总投票数投给一名或几名候选人。例如，某公司共有两名股东，发行了100股股票，甲持有21股，乙持有79股。若该公司欲为其董事会设置4名董事，在资本多数决定规则（又称直接投票制）下，很显然，甲不可能在董事会获得一个能代表己方利益的席位，而乙则可完全囊括董事会的所有席位。其实，只要大股东能拥有50％以上的股份，他就可以完全操纵每次的董事选举，而不给予中小股东丝毫机会，这显然是不平等的。然而，如果采用累积投票制，则结果就不一样。因为在该投票制下，甲共有：21×4＝84票，乙共有：79×4＝316票。如果4乙想“独揽全席”，就必须提名4名候选人，并且每位候选人的得票都必须超过84票，才有可能全部当选；因为甲可以将其全部84票投给由其提名的候选人。但是，乙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总共才316票，而达到4位候选人全部当选的目的需336票。所以，依照累积投票制，乙最多只能获得3个董事席位。

通过以上的分析，很显然，累积投票制使那些仅持有少量股份的中小股东赢得董事席位，从而在董事会中拥有“代言人”的希望成为了可能。而在资本多数决定下，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是那些持有数量相当客观的股东，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其持有的股份不到一半，他也有可能在董事会中连一席之地都不能占有。相同的股份，在不同的议事规则下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累积投票制不仅是中小股东在其与大股东或董事会之间发生严重利益冲突时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而且随着董事会权力的扩张，它能使中小股东在董事会中安插自己的亲信，以便在投票委托劝诱争夺战中处于有利地位，从而达到权力制衡的目的。此外，它还能防止大股东完全垄断、操纵董事会局面的出现，使董事会成员多元化，从而有利于在公司内部弘扬民主。

（二）类别股东表决制

所谓类别股东表决制，是指一项涉及不同类别股东权益的议案，需本类别股东及其他类别股东分别审议，并获得各自的绝对多数同意才能通过的一种表决制度。这里区分类别的标准可以是股票的发行地域，如A股股东、B股股东、H股股东；也可以是股票的流动性，如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最主要的矛盾是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矛盾，前者多数为非流通股股东，而后者多数为流通股股东。事实上，证监会曾经在上市公司的一些重大决策上引入了类别股东投票表决制度，只是没有达到系统性和明确性的要求。1994年有关部门就已明确H股股东为类别股东，在《赴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专设一章规定了“类别股东表决的特别程序”。7月20日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有关条件的通知》第五条规定：“增发新股的股份数量超过公司股份总数20%的，其增发提案还须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尽管这些规定往往过于程序化而缺少可操作性，类别股东表决制在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实践中还是得到了一些应用。1月，由于类别股东表达了不同意见，万科曾经提出的向华润集团定向增发45亿股B股的议案最终流产。207月，天药股份等上市公司的增发议案因流通股股东投反对票而“夭折”。月，银山化工流通股股东通过类别表决以53. 81%的反对票否决了《关于公司流通股实施股份置换的议案》，虽然计票过程一波三折，但最终以流通股股东的胜利告终。接下来的年11月，由47只基金流通股股东联盟反对招商银行发行100亿可转债的**再次凸显了流通股股东意见表达机制的重要性，据说正是此事件促动了监管部门考虑制定本文前言中所说的《指导意见》。

近年来，由于虚假报表、二级市场恶性炒作等侵害流通股股东权益的现象较为严重，监管部门在保护公众股东合法权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对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监管政策等诸多方面作了更严格的规定。相比之下，对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固有矛盾则关注得较少。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的现状决定了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东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非流通股大股东往往利用其掌握的资源和股市的制度缺陷，对流通股股东权益造成了客观上的侵害，尤其是在融资与分红等焦点问题上，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的冲突较为严重。这就需要市场各方更关注流通股股东的权利，在此基础上构建类别股东表决机制。凡是涉及流通股股东权益的决议事项，应当举行类别股东会议，经出席会议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意才能通过。

制定类别股东表决机制并不是要削弱或否定非流通股股东的控制权，只是在大股东单独作出决定之前，要让中小流通股股东能代表自身利益说话，尊重他们的意见，使得他们在公司的重大决策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这种表决机制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公司治理层面，有效解决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其采用的机制是“一次股东大会，一次表决，两次统计”。这是保护流通股股东权益的现实而有效的手段。从前面的几个案例可以看出，在类别股东表决中，无论是流通股股东反对还是支持非流通股股东提出的议案，其最终结果都是保护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类别股东表决制的局限性

1、类别股东表决范围的事项界定不清。完善流通股股东对非流通股股东约束的重要性固不待言，但也需注意不应矫枉过正。如各界议论较多的募资变更、分配方式等，由于筹资周期过长而导致募资变更也许是限于当时环境的一种现实选择，采取不分配股利政策也可能是为了公司的长期发展考虑。从理论上讲，一家优秀的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会考虑公司的长远发展，而中小股东更关心短期股价的变动。如果所有议案都交由流通股股东去判断决策，也不合适。所以，对于纳入类别股东表决范围的事项需仔细斟酌。

2、“二次投票”会损失公司表决机制的效率。股票作为出资凭证，本身就是一种公平的投票机制，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建立一个投票机制，就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某一类别的股东表决同意往往其他类别的表决不同意，各种表决比例的组合可能性多不胜数，很可能始终都达不成结果，这是一种决策效率的损失。而且，这种制度安排还会造成流通股股东具有双重选择的机会，即存在有利于流通股股东的方案时同意该方案，等股价上升后再卖出股票，这样就可以通过操纵二级市场股价来获利，而流通股股东的这种投机性是不利于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的。

3、并非解决流通股股东利益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如果采用了这一制度来协调流通和非流通股东之间的矛盾，将会强化目前股权割裂、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格局。解决流通股股东利益保护问题的根本方法应该是股权全流通，其他手段都只能作为辅助方法，这是政府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如果试图以实行类别股东表决机制来代替实现全流通，就会如同当年为妥协而设置非流通股一样，最终将会演变成积重难返的全局性问题。

4、存在非流通大股东与场外投资者合谋的可能性。高级系统可以轻易找到低级系统的漏洞与缺陷，而低级系统却会浑然不知，也就是说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信息不对称。类别股东表决制的初衷是要保护公司现有的流通股股东，但有时公司的非流通大股东会和场外的一些潜在投资者达成合谋，来侵害现有流通股股东利益。例如，假设非流通大股东先提出一个非常差的全流通方案的提案使得股价暴跌，自然会因为“类别股东表决机制”不通过而未执行。而后庄家合谋吸纳流通股，此时非流通大股东再出台一个好的全流通方案的提案，“类别股东表决机制”通过，股价暴涨。这样合谋者就可以通过二级市场获得非正常收益，而原有流通股股东却在享受表决权利的同时，利益受到侵害。

实施类别股东表决制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尽管类别股东表决制存在着上述的种种局限性，但它还是股权不能实现全流通之前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的一种有效措施。由于类别股东表决机制对我国股市而言还处于萌芽阶段，因此，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就要求管理层在推出这一机制时，还要在制度建设、配套措施以及相关细节方面作进一步的完善。

1、界定类别表决的范围

要在制度上作进一步的完善，使流通股股东能更充分地、在更大范围内行使自己的职权。比如，取消原有的只有增发新股数量超过公司股份总数20%方才提交流通股股东表决之条款，使流通股股东的表决权不受20%条款之限制。而且，这种表决的范围不仅只局限于新股增发或者再融资，上市公司中其它各种可能直接损害流通股股东利益的事务，都需要经流通股股东进行类别表决。另外，也可以仿效与推行独立董事制度同样的方法，要求上市公司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

2、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

由于流通股股东居住地域的分散性，出于对成本―收益的考虑，他们往往不可能到公司来参加股东大会。为此，要推出网上投票系统来与类别表决机制相配套，让尽可能多的流通股股东能够行使表决权。而与此相适应的是，为增加流通股股东的代表性，在类别表决制度上应对参与表决的流通股股份数作出明确规定，至少要有半数以上甚至是三分之二以上的流通股股东参与，否则表决结果将视为无效。为此，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流通股股东的表决意识和表决能力。自身素质的提高，也是流通股股东保护自身权益的必要条件。

3、增加类别表决的透明度

在类别表决的制度下，一些机构投资者往往容易形成流通股股东中的“一股独大”。为了增加类别表决的透明度，避免非流通大股东与机构投资者的合谋，应该在每次流通股股东类别表决后披露前十大流通股股东的表决意见，将机构投资者的表决结果置于中小投资者及媒体的监督之下。这样有利于防止机构投资者与非流通大股东之间的“合谋侵害”。结束语尽管类别股东表决制还存在各种局限性，但是在目前不能实现股权全流通情况下，其对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所发挥的作用还是勿庸置疑的。为了顺利实施该制度，需要有关部门在制定制度的同时，合理界定类别表决的范围，建立网上投票等相应的配套措施以及对大股东与场外投资者合谋的防范制度。任何新生事物得到人们的认识、理解与接受，都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类别股东表决制当然也不例外。

（三）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

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也称为表决权回避制度，是指当某一般东与股东大会的讨论的决议事项有特别利害关系时，该股东或其代理人均不得就其持有的股份行使表决的制度。这项制度在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已经被广泛适用。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从原理上看，是为了排除利害关系股东对关联交易的决议可能造成的影响，防止关联股东滥用表决权，损害小股东的利益。《欧共体第5号公司法指令》和《澳门商法典》对股东表决权排除作了更严格的规定，不仅排除了利害关系股东持有自己股份的行使，而且排除利害关系股东行使第三人的股份。

（四）限制表决权制度。

即当某一股东持有的股份数额超过法律规定或公司章程规定的限额以上时，超过限额部分的股份便不再享有表决权的制度。该制度能限制大股东利用资本多数决定原则控制股东大会，以适度平衡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表决权的悬殊。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79条规定，如果一股东持有已发行股份总数的3％以上时，应在章程中对其表决权加以限制。但在如何进行限制上，各国公司立法的主张又有区别：一种观点是，应在公司章程中规定折合几股才拥有一个表决权。该观点的弊端也较明显，若在折股的比例设定上缺乏科学性，既会影响大股东的利益，也不利于调动大股东的积极性。另一种观点是，大股东的表决权不得超过全体股东表决权的一定比例，如1/2，1/3或1/4。第三种观点是，规定超过一定的股份基数后，股东所持有的其余每股的表决权应受限制，如打六折或七折等。这三种观点共同存在的缺陷是，大股东可以把超过一定基数的股份或表决权受限制的股份转移到一个或一些“人头上”，而这些“人头”当然是代表大股东利益的。但这样，限制的作用就完全被消灭殆尽了。第四种观点是，表决权回避制，给予所表决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大股东无表决权，表决中中小股权视同100％的股份。

我国公司法第106条规定，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未设关于表决权的限制性规定和表决回避制。若单纯从公司原理来看，一股一权并无不妥，但若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股一权的表决方式显然会造成不公平的现象。沪深两市的一千多家上市公司中，国家和法人占绝对控制地位的占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及临时股东大会都是以一万股为一个投票表决单位，因此只有两人参加股东大会的现象出现就不足为奇了。可见，中小股东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利益受损却无可奈何的原因在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为此，我们应规定一个限额，超过部分，按递减百分比累积计算表决权。这样，既照顾了中小股东的表决权，又体现了大股东之间的表决权差异。

（五）表决权代理制。表决权代理，又称表决权信托，它是针对股东不能亲自参加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而设计的补救性措施。因股份公司的股东众多、居住分散，常常难以亲自参加股东大会，为保护这些股东的利益，可实行表决权代理制度。其操作方法是：股东将其所拥有的股份在法律上的权利，在一定期限内，以不可撤销的方式，将表决权让给其所制定的表决权受托人，然后由受托人代表其行使表决权。现在，美国许多州的商业公司都设有关于表决权信托的规定。通过该方式，受托人（在德国大多是银行）可能成为许多中小股东的代理人而在股东大会上用中小股东集中起来的“表决权”进行表决，以对抗大股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保护中小股东的目的。

我国公司法第108条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 该规定过于原则化，现实中比较难以操作。当然，委托制同样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有人恶意收集表决权以达到控制公司的目的，但它至今仍是西方，尤其是美国与德国公司法中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一种有力措施。

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 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所谓表决权信托，是指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部分股东或全体股东以自己或他人为受益人，与受托人签订信托协议，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转让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持有股份并行使股份之表决权的信托制度。

表决权信托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表决权信托之委托人是股东。设定表决权信托之目的，是将股东所持股份的表决权让位于受托人行使，只有股东作为委托人，将自己所持有股 份转让给受托人，受托人取得股份持有人的地位，才能行使表决权，因此， 设立表决权信托的委托人必定是公司股东。

第二，表决权信托之信托财产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信托关系之成立，必须以一定的财产为基础，因此表决权信托的信托财产是股份，而不是表决权。表决权不能离开股份单独存在，不能成为信托的标的。股份作为一种财产权利，可转让性是股份的重要属性，因此，股份完全可以作为信托财产设立表决权信托。

第三，表决权信托之受托人一般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设立表决权信托，要由委托人行使表决权，其主要目的是参与公司治理，以维护委托人或受益人的利益。委托人之所以设立表决权信托，就只要求受托人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对股东大会之表决事项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特别是对涉及公司发展及股东重大利益的问题，行使肯定或否定的表决。同时，受托人亦可以股东的身份提出议案，甚至提名董事会人选或亲自进入公司之管理层参与公司治理。 在现代股份有限公司运作中，股东将其所享有的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的权利信托给第三人行使，这是公司经营的一种新方式，它是证券市场高度发达、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分离的产物。

表决权信托起源于美国，在美国公司法中被广泛采用。表决权信托之所以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公司法的青睐，是源于它在公司实务中的特殊效能，如某企业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之风险时，其股东可以用信托的方式，委托信托机构代为管理企业， 谋求企业改善经营，以防止股权可能受经营危机的影响遭受损失。表决权信托在保持公司管理的稳定、连续，企业重整，防止竞争企业控制及小股东利益保护中具有重要作用。表决权信托是将小股东联合起来的可行方式，能实现表决权的平衡，从而起到有效保护 小股东利益的作用。

第四，受托人通过信托协议取得小股东的股份，达到表达权的相对多数。在资本多数决定的原则下，持股比例的大小，决定了表决权的多少，从而影响在股东大会上对表决议案的控制力。控股股东就是利用这一优势在股东大会上获得了“垄断”地位。分散的单个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很难联合起来与之抗衡，况且许多小股东根本不去参加股东大会。众多小股东通过与受托人签订信托协议，将其所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受托人，受托人因受让了众多小股东的股份，从而持有了较多的公司股份，只要受让足够股份，受托人也会成为“大股东”。受托人便可以“大股东”的身份代表与之签订协议的小股东与控股股东抗衡，能够打破了控股股东的“垄断”地位。

表决权信托的设立有多种目的，小股东设立表决权信托保护其自身利益只是其中之一。为保护其利益而设立表决权信托的委托人应是无力自我保护的小股东，要实现设立表决权保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必须多个小股东与同一受托人签订信托协议。股份信托并不等于股份转让，受托人所获得的仅仅是行使表决权及相关权利，股东所拥有的其他的共益权和自益权一般都预先保留，如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等。但信托协议应该具有相同的委托内容、期限且具有不可撤销性，否则达不到表决权信托的目的。()如果受托人与每个小股东的信托协议均不一致，将无法行使“大股东”的表决权利。

此外，信托期限也应一致，如果受托人只在委托人信托期限重合的时期持有多数股份，在非重合期可能仍“少数股东”。 信托协议在信托期内不能解除，道理也是如此。受托人因持有了多数股份客观上改变了小股东原来的弱势地位，在股东大会上对重大问题进行表决时就不会出现“意志”被征服的状况。受托人以股东之身份可以提出议案，甚至可以否决认为不适当的议决事项，从而保护小股东的利益。

第五，受托人可以提名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全面参与公司治理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转移资产损害公司利益之现象往往是通过管理层实现的，源于控股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地位。受托人取得“大股 东”的地位后，在选举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时便有更多的“发言权”。受托人可以提名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也可以直接进入董事会或监事会，参与公司的治理。改变过去由控股股东完全控制管理层的现象，使管理层内部能达 到某种平衡。

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 篇3

关键词：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保护

一、保护中小股东权利的依据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公司作为经济运行的法人主体己经占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在现代公司中，股东又是公司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成为公司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小股东或称少数股东，通常指持有公司绝对少数股份的股东。因其持股份额较小，与控股股东所持股比例悬殊，在公司中处于弱势地位，也有人称其为弱势股东。虽然个人持股数额较低，但因小股东数量甚巨，其所持股总量较大，已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渠道。同时，由于其所持股比例低，其权益极易受到控股股东及管理层的侵害，因此，股东权利的保护就必然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同时对其保护具有法律上的依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中小股东权利的法律保护体现了法律的公平价值取向。公平是对利益分配合理性的认定。就中小股东保护而言，判断法律现象是否公平，关键要看中小股东享有的股东权利与承担的股东义务之问是否相称。股东享有的最基本的股东权利是表决权和财产性权利，承担的最主要的义务是出资义务。股东是以履行出资义务作为享有股东权利的前提的，并根据出资义务的履行程度来确定其享有的股东权的大小，进而确定其在股东大会的股东地位。对于大股东而言，表决权往往超越了股东为维护其自身利益所需要的权限。而对于中小股东而言，根据资本多数决原则，中小股东介入公司利益和大股东利益的可能性比较小，因此，中小股东的表决权常被大股东吞没，致使中小股东财产权益与其表决权相脱离，进而因缺少保护而受到大股东的侵害。

中小股东权利的法律保护体现了现代公司法的平衡理念。现代公司法在承认和确立大股东的法律地位的同时，应该更加注重对中小股东的特殊法律保护，赋予他们实体法和程序法上较强大的权力。确保公司大股东的地位和保护中小股东不受决议机关地位滥用之危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公司法》贯彻“少数服从多数”和“多数不得欺诈少数”这一民主原则的重要表现。

二、中小股东权利受侵害的原因

（1）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缺陷和滥用。由于资本多数决本身就意味着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和压迫，因此它的不公平和不合理是显而易见的，它是公司法无奈的选择。资本多数决的实际结果便是：多数权利意味着全部权利，少数权利则意味着没有权利。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大股东通过行使表决权或者运用其控股股东资格所具有的影响力，极易掌握公司运营方向、控制公司财产流向，从而可能损害、限制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利益，这就构成了资本多数决的滥用。

（2）中小股东的制衡能力薄弱。一方面，由于中小股东单独持股比例小且相对分散，较之公司的经营管理，他们更关心股利分配或股价涨跌；另一方面，中小股东一般都缺乏专业知识和信息，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往往难以察觉，更没有相对便利的解决途径。因此，中小股东对公司的经营决策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在股东大会上也难以听到中小股东的呼声。

（3）大股东诚信义务的缺失。我国《公司法》虽然规定了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和勤勉义务，并规定不得挪用资金、不得私立账户存储公司资金、不得接受交易佣金、不得与公司进行交易、不得与公司开展业务竞争等具体诚信义务。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大股东的诚信义务，只是运用了权利滥用禁比的表述，并规定了大股东的损害赔偿制度。所以，该条规定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三、中小股东权利的法律保护

（1）完善累计投票制度。所谓累计投票制度是指，股东大会在选举两名以上董事的时候，股东所持有的每一股份都拥有与应选董事总人数相等的投票权.股东既可以用所有的投票权集中投票选举一人，也可以分散投票选举数人，按得票多少依次决定董事入选的表决制度。通过这种局部集中的投票方法，可以使中小股东选出自己满意的董事，避免控股股东垄断全部董事的选任。

累积投票制在我国的实行状况其实并不是很理想，而我国大多数公司的内部股权结构设置不合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在各方面相差的太远，在董事会选举上也无法实行自己的意愿。针对这种现状，可以解决的办法就是分散大股东手上集中的股权，消灭大股东专权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累积投票制最大程度的得到发挥。因此，我国应该在股权的设置上尽量多样化，将股份进行合理的分配，避免出现一个人股份最多，其他人股份使不上力的情况，着实的解决大股东独裁。

（2）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是指：独立于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内部任职，与公司或公司经营管理者没有重要的业务联系或专业联系，可以对公司事务做出独立客观判断的董事。由于独立董事，不受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而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要求，独立履行职责，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务。因此，独立董事在维护公司整体利益的同时，也可以认真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由于社会变化的日新月异，立法不可能做到毫无缺陷，总会有一个立法与实践结合的过程，有一个司法探索的过程。而法律又必须保持其应有的稳定性，不得朝令夕改，这就要求立法者从实践出发，不断完善对中小股东的保护机制，既保持立法的稳定性，又保持立法的活力。

参考文献：

[1]范健、王建文著：《商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王保树著：《商法的改革与变动的经济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张民安、龚赛红著：《商法总则》，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赵万一著：《商法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

赵志宇（1990.08～），女，河南商丘人辽宁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

控股股东义务及对中小股东的保护 篇4

“资本多数决”理论假设, 当公司的经营权较多地集中于小部分人手中时, 尽量减少少数股东对经营的参与,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更有效率的。只要给予少数股东“合理的经济补偿, 法院便不应对多数股东排挤少数股东的行为进行干涉或制裁”[3]。

对于小股东而言, 大股东的“权利”更接近“权力”, 尤其是中小型私企。对于我国不完善的证券市场而言, 更凸显矛盾。然而, 我国目前之《公司法》并未对控制股东的义务和责任做出明确规定, 作为必要补充的《证券法》也仅仅是通过证监会颁行一系列行政规章和指导意见来约束。笔者认为《公司法》应当对控股股东的权利加以限制, 使中小股东一定额外的, 诸如保护股份收买请求权等权利得以实现。

各国公司法主要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对少数股东进行保护。保护内容包括:多数股东对少数股东的受托义务和其他特别义务、异议股东的股份购买请求权、对多数股东表决权的限制、请求法院强制解散公司, 等等。据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小股东受侵害程度与印尼相近[4], 但却与发达地区, 比如亚洲四小龙相距甚远。各国公司法对于是否应当给予少数股东以特殊保护曾一度犹豫不决, 其原因是担心可能会对公司内部事务造成过度的干预[5]。我国仅在《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股东权利不得滥用, 除此以外并没有针对控股股东做出更多限制。

笔者在现实生活中接触过多起控股股东权利滥用的案例, 其对中小股东投资积极性造成的挫伤和侵害显而易见。

案例一:

设立在北京的咨询公司A, 从2005年设立至今, 先后进行了两轮融资, 规模逐步扩大, 从账面收入看发展势头良好。2010年9月第二轮融资后, 原公司作为大股东新设成立合伙企业, 向员工发售合伙企业期权和原始股。协议中约定, 员工可随时要求公司回购股权。员工热情度极高, 甚至纷纷向亲朋集资。很快在公司与员工之间签订了包括股权转让协议、委托表决协议等法律文件。但之后公司运作并不透明, 更无财务会计报告等供小股东参阅。2011年月, 公司进行新一轮融资, 稀释了原股东的股份。2012年中, 公司由于运营成本过大, 经营极度困难。此时, 对于一般员工而言, 并不会首先想到诉诸法律途径。部分入股员工申请要求公司回购股份, 部分非全职员工甚至对公司巨大亏损并不知情。截至本文写作之时, 尚有多为员工股东无法收回投入资金。

案例二:

产地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公司A为某高精尖行业公司, 安徽省某市开发区欲将该产业引入。甲 (及其子) 、乙、丙四人有意愿将公司整体收购, 在开发区成立新公司B, 并吸引其他几个朋友投资入股。收购方分别以现金、厂房和设备出资, 并约定按出资比例占股。乙、丙两人找到某评估机构, 将厂房和设备按远高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进行评估, 同时又与A公司大股东商议, 故意提高了对A公司的收购价格。资本为重的情况下, 股东身份被资本掩去[6], 乙、丙合起来成为公司B实际控制人。乙、丙二人的一致行动不但侵害了甲 (及其子) 的利益, 架空其实际操纵权, 同时也侵害了其他小股东的利益。

同样的案例还有著名的深圳宝安集团“一致行动”引发的“宝延风波”, 这是股票史上一个收购大事件, 也是我国首例上市公司收购案。2005 年后新修改的《证券法》对一致行动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指两个以上的人 (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在收购过程中, 相互配合以获取或巩固对某家公司控制权的行动。“一致行动”股东成为了公司决策的最终决定人, 尤其是在一致行动中占更大股份比例的股东, 更控制了公司。在公司收购过程中, 控股股东经常与经营者勾结起来, 损害其他小股东的利益。对于上市公司而言, 由于信息披露不完全, 大股东侵害程度有可能被低估。我国现行《证券法》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对目标公司中小股东的保护也存在着许多不足, 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控股”股东这一词在《公司法》全文中仅出现5次, 其中四次出现在《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 被用于解释“控股股东”和“关联关系”的含义。而《公司法》全文中, 只有第二十一条一条是对控股股东单独进行明确规定。

当然, 一切对于大股东行为和道德上的约束同样适用于中小股东。由于中小股东自身能力和水平的限制, 对公司和行业的情况了解不如大股东全面, 因此很难做出合适的决策, 兼顾智慧与效率, 由一小部分精英替绝大多数人做决策是很好的。在大股东为全体谋利的前提下, 正确决策会让人人得利, 而损害他人的决策, 也会让小股东对大股东进行追究和谴责。当然, 大股东往往是公司的发起者或创始者, 在享受了绝大多数利益和权利的同时, 也承担了绝大多数的责任和义务, 对于公司前景的判断会与自身利益紧密相连, 而中小股东虽然是后期参与者, 但却对公司的壮大和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事实证明, “用脚投票”的小股民越来越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 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公司法的使命之一即保证公平, 为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经营活动更加公平, 使中小股东更加积极的参与, 需要给予中小股东更多保护, 尤其是增加法律条文上的保护, 创新对大股东行为有效性的方法研究, 而不仅仅是对于大股东道德层面的行为约束。

摘要：为保障实质上的公平和平等, 应严格规定控股股东的权利与义务, 给予中小股东更多保护, 使经济活动更加公平, 实现良性循环。

关键词：资本多数决,控股股东,一致行动

参考文献

[1]俞红海, 徐龙炳, 陈百助.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J].经济研究, 2010, (8) :103-114.

[2]赵旭东.公司法修改中的中小股东保护[N].法制日报, 2005-01-06.

[3]唐宗明, 蒋位.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度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 2002, (4) :44-50.

中小股东保护 篇5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股东的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受到非法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股东的权益亟需加强。因此我国现行《公司法》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为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护，一方面是直接对中小股东相关权益的保护规定，另一方面是对大股东权益进行限制的规定。

一、对中小股东相关权益的保护规定如下：

（一）通过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行使公司权力的权利

1、通过对股东会首次会议的召集和主持权特殊情况的规定，弥补召集和主持可能会出现的纰漏

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一条：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第一百零二条：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的，监事会应当及时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的，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前者是指有限责任公司，后者是指股份有限公司。当某些董事会或监事会被大股东控制后，在法定期限内拒绝或者怠于召开的,股东可自行召集和主持,从而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2、赋予股东临时会议的提议召开权，让中小股东的声音更能得到关注

根据《公司法》第四十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第一百零一条：股东大会应当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两者都希望通过这一政策能鼓励中小股东积极地行使其权利，在必要时联合起来请求召开临时会议，表达自身的意愿，维护自身的利益。

3、表决权代理的确立，有利于中小股东主动行使权利

《公司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表决权代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小股东主动行使权利,为中小股东提供了集合力量对抗控股股东的途径。

临时提案权临时提案制度的设立，大大提升了中小股东话语权

（二）获取公司信息的权利

1、赋予股东知情权，使中小股东更加了解公司的运作

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的知情权是行使其他权利的前提条件，因此让中小股东了解公司运作必须赋予其知情权。令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的二十日前置备于本公司，供股东查阅；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公告其财务会计报告。赋予股东知情权，使中小股东对公司内部事务有充分了解，使其能真正参与公司运营，免受大股东滥用权利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2、赋予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请求权，让中小股东及时知道公司经营状况

《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中小股东众多,而且能力有限,信息缺乏,因此,赋予中小股东查阅权,扩大其信息渠道,引导理智选择,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同时也利于公司

规范自身的行为。

3、确立建议、质询权，更好地保障中小股东的知情权

根据《公司法》第九十八条：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令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并接受股东的质询。这两条规定明确规定了股东享有质询权，对中小股东的切身利益，中小股东可切身行使质询与建议权，从而保障中小股东知情权与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督。

（三）财产权利

1、赋予股东股权回购的请求权，为中小股东退出公司提供了新的途径

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

（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

（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

（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令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异议股东股份回购的请求权制度能够较好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一方面，赋予反对决议的少数股东以股份收买请求权, 使不愿意接受公司重大变化的股东能够在获得合理的补偿后退出公司, 从而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当股东大会被少数控股股东所操纵而中小股东认为影响自身的利益而又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时，中小股东可以要求公司以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从而退出在公司的投资，保全自己的利益。

（四）救济权

1、对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撤销的请求权

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这不仅是对程序公正的肯定，更是赋予股东监督相关会议的召开，对于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且可能影响公司发展兴衰的决议，中小股东无力在股东大会上通过表决权予以纠正时，可以通过诉讼途径来保护公司的发展和自己的利益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

2、确立了股东代表诉讼权，有力限制了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情形

《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公司被大股东操纵的情况下，这一规定利于防止大股东或控股股东任意侵犯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及时维护公司利益与中小股东的利益。

3、确立公司解散的请求权，增强了中小股东的决策权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

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一方面，该规定打破了股东之间因意见不统一而造成的“僵局”，有效避免了长期维持僵局而造成公司经济上的重大损失，从而保护没有掌握公司控制权的中小股东的正当权益。另一方面，中小股东可以为保自身利益，向人民法院请求解散公司，从而增强中小股东的决策权。

（五）其他权利

1、临时提案权的确立，赋予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临时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这一规定有利于中小股东单个或通过联合，将有关公司或自身利益的一些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通过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的方式，将自己的意思向股东大会表达，以期在股东大会上通过，保障了中小股东权益。

二、对大股东相关权益的限制如下：

（一）股东可自由约定表决权、分取红利等

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三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三十五条：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简言之，中小股东若有足够的谈判能力，则可以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其表决权的行使及红利的分取不按其出资比例，通过这一谈判以达到现在大股东的目的。

（二）表决权的限制制度

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大股东任意动用公司资本，去伤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时为了避免有的公司规避该条规定，在将上述表决事项在章程中规定由董事会表决，而董事会中多数董事都是控股股东所挑出来的来达到自己的间接目的，《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

（三）特别决议的特别规定

根据《公司法》第四十四条：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一百零四条：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对于特别决议的规定，必须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才能通过，这样就能很好地保护中小股东的话事权。

（四）累积投票权的建立

论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 篇6

关键词：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中图分类号：D913.9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117-02

一、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理论基础

虽然学术界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问题研究颇多，并且成果丰富，但是对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原因论述上一般多是从感情层次上论述，其认为公司的中小股东作为弱势群体应当受到关注和保护，但是并未从深层次尤其是理论层次上究其理论渊源，因此导致在论述过程中或时有漏洞，或者是以偏概全。然而，只有究其理论基础才能使得更好地指导实践，进而具备对其深入研究的价值。

（一）中小股东权益受侵犯是建立其权益保护的现实基础

公司作为一个盈利组织，其存在最主要的目的在于最大化地赢取利益。然而，公司中的股东应是利益一致的整体，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应当具有共同一致的利益。根据公司法基本的一股一权、股东平等的原则，中小股东应同大股东享有同样的权利获得相同的利益。事实上，由于股东之间对公司的影响能力存在差别，如果不能保证公司的大多数董事是独立的、高度中立的，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便难以避免。而且这种利益冲突最具突出的意义就是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例如，当大股东对公司具有实质上的支配地位时，控股股东能将其自身的意思表示以公司意思表示的面目表现出来，所以产生了控股股东以其自身利益取代公司利益而置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利益于不顾的可能性。大股东利用法人治理结构侵害中小股东的权益。

（二）实质正义的追求是保护中小股东的法理基础

以往的正义标准只限于捍卫法律的形式正义。实现实质正义是从20世纪以来才开始在法学界倡导的，自此时起追求实质正义日益成为法学者们注重的一个主要的价值取向。实质正义要求我们在传统法律制度以外建立新的法律制度。具体而言，公司是股东共同利益的有机载体，如果作为弱势群体的中小股东权益得到了确实有效的保障，公司整体利益甚至是大股东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因此，实质正义要求中小股东的权益受到保护是其根本的法理基础，也是追求实质正义的价值所在。

（三）股份公司的功能优势是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制度基础

如果对中小股东保护不力而削减了投资的积极性，使公司难以在短时间内融得大量资金，也不利于保障大股东和公司的利益实现。如果某个或某些大股东会从中获益，但由于整个社会丧失了投资获益的诚信环境，使投资安全受到实际威胁，也会严重妨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是使社会闲散资金不能投入生产，二是公司难得获得急需发展需要的资金。中小股东为了获得股息、红利等收益而投资，使股票市场得以活跃，同时也产生了期货、期权、投资基金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此外，投资收益还可以刺激消费。因此，中小股东的投资使公司获得了资金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投资者将收益用于消费既有利于人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又促进了消费，从而加快了经济的发展。如果能有效的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中小股东也会积极地参加公司的运营和管理，从而也促进了公司的发展，提高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二、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现状

在2005年《公司法》的修改中，在小股东的保护方面上有着显著的变化，实现了限制大股东权利、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目的。

（一）《公司法》限制大股东权利的相关规定

1.关于“资本多数决”的例外规定

新《公司法》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换言之，公司的小股东完全可以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其表决能力及分红比例而并不完全拘泥于其出资比例。

2.累积投票制度的设计

现行《公司法》规定：股东大会在选举董事时，一个股东可以投票的总数等于他所持有的股份数额乘以待选董事的人数。并且他可以不投选董事会的待选董事，而投选其他一名或几名候选人。因此，该制度使得仅持有少量股份的中小股东赢得董事席位，进而使中小股东在其与大股东或董事会之间发生严重利益冲突时有机会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

3.表决权排除制度

现行的《公司法》规定：公司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并且利害关系股东不得参与表决。这样的规定便限制了大股东利用自身的资本优势从中获得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制度设计

1.知情权

现行《公司法》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公司有证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并且有可能损害公司利益，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中小股东可以通过提起诉讼的形式强制公司披露相关信息。

2.质询权

现行《公司法》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的，应当列席并接受股东的质询，并且其应如实向监事会或监事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3.提案权

现行《公司法》规定：单独或合计持有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股东会召集权

现行《公司法》规定：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的，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会议。

三、完善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股东代表诉讼权利是公司法赋予股东保护公司和股东个人利益最基本的一项救济制度。新《公司法》规定，在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的过程中不得损害公司利益，倘若公司怠于追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时，符公司法规定的条件的股东可以代表公司向人民法院直接提起诉讼。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实施不仅要有立法保障，更关键的是对股东代表的资格做出具体的的限制，这样才能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现行《公司法》规定的有代表股东诉讼资格的股东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这样的股东限制条件毋容置疑地将中小股东排除在行使权利的范围之外。由于股份有限公司往往经济实力较强，因此，笔者建议将行使股东代表诉讼权利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限制条件适当放宽，将百分之一的份额降低至千分之一，这样才能真正地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不被大股东的利益所损害。

（二）规范关联交易行为

关联交易行为是指，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股东进行与所在的公司进行相关交行为。关联交易应当由评估机构和审计机关发挥其最大限度的监督作用，才能保障关联交易的透明化。具体而言，首先应当由评估公司对交易中的标的进行评估，以防止高买低卖的现象发生。其次，由审计机构在关联交易的过程中对公司的财务会计报表等进行有效的监管。此外，应当对大股东的关联交易行为进行更严格的监管，甚至可以在《公司法》中专门规定大股东利用关联交易行为而损害公司或者是小股东的利益应当相应的救济措施并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完善监事会制度

监事会的救济途径是公司以及股东受到损害的内部保障中小股东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现行的《公司法》对董事会的构成人员并没有相应的限制，笔者认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可以从完善监事会的人员构成上着手。首先，可以强调中小股东在监事会中的作用，增加中小股东在监事会中的人数，以与大股东形成平衡的制衡作用，甚至可以规定中小股东应当占有监事会的比例。其次，将监事会的权利具体化，在财务会计监督审查过程中、是聘请会计师、审计师的自由权上或者是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督职权上都应当突出中小股东的权利和作用。第三，可以赋予中小股东在特殊的条件下召集股东会、股东大会的权利，以最大限度的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四）加强信息披露制度

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也可以从加强信息披露制度上着手。公司的信息越是透明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就越有利。具体而言，首先，应当保障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公开性、真实性和有效性。现行《公司法》对公司股东查询公司的会计账簿有相应的规定，甚至享有诉讼的救济权利。但是对于查账的范围和时间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因此，应当将股东可以查账的范围、内容甚至是时间均具体加以确定，这样才能有效地保障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其次，现行《公司法》只是规定了违反信息披露的诉讼救济途径，但是对于违反信息披露制度并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惩罚就没有法律的强制执行的效力，故应明确违反信息披露制度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才能真正地保障中小股东查询账簿的权利。再次，适时地行使质询权。股东适时地行使质询权便可获得公司的更多经营信息，这也有助于其在股东大会上做出真实并且正确的表决。最后，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公司可以在内部设立中小股东的权益保障中心和保障基金，以保障中小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后可以获得有效的救济和补偿。除此之外，还应当加强对中小股东的教育，尤其是保护其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的教育。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对中小股东的保护力度不够。无论是在立法现状还是实践中的情形，在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方面都还很薄弱。所以，我国应当根据国情，在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方面吸取国外的成功经验，以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参考文献：

[1]张民安.公司少数股东的法律保护[C]//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9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程功，陆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与《公司法》的完善[J].财经科学，2002，（S1）.

论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现状 篇7

一、股东及其权利

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享有以下权利：

第一，知情质询权。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等。

第二，决策表决权。股东有权参加股东（大）会并根据出资比例或其他约定行使表决权、议事权。

第四，收益权。股东有权依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定获取红利，分取公司终止后的剩余资产。

第五，强制解散公司的请求权。《公司法》第183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按学界和实务界的最常见和最基本标准可将以上的股东权益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凡股东以自己的利益为目的而行使的权利是自益权，主要包括发给出资证明或股票请求权、股份转让过户请求权、分配股息红利请求权以及分配公司剩余财产请求权。凡股东以自己的利益兼以公司的利益为目的而行使的权利为共益权，主要包括出席股东会的表决权、任免董事等公司管理人员请求权、查阅公司章程及账簿请求权、要求法院宣告股东会决议无效请求权，以及对公司董事、监事提起诉讼的权利等。[1]

二、小股东利益及其受损根源

我国《公司法》并未对小股东做出具体的定义，一般来说，人们把在上市公司中拥有多数表决权的股东称为大股东，把拥有少数表决权的股东称为小股东。至于究竟拥有多少表决权构成大小股东，则应视股权的分散程度、股东对出席股东大会的兴趣、作出决定所要求的表决权数量是简单多数还是绝对多数等具体情况而定。

三、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对于小股东权益保护体现

如果想要保护小股东权益，就不可避免的要限制大股东的权利，我国现行公司法中限制大股东权利的制度设计主要体现如下：

第一表现为资本多数决的例外：“资本多数决“作为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被广泛接受，如果公司的小股东有足够的谈判能力则完全可以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其表决能力及分红比例而并完全不拘泥于其出资比例。[2]

第二是累积投票制度：股东大会在选举两名以上的董事时, 一个股东可以投票的总数等于他所持有的股份数额乘以待选董事的人数。

对大股东权利的限制和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前提是小股东的权益还未受到侵害时，而一但小股东的权益已经受到侵害，就必须启用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司法救济程序，表现如下：

第一，回购请求权的行使，公司法第75条明确了公司中异议股东股权回购请求权的三大法定事由。第75条规定的情形，并不是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股权回购方式令股东退出公司的法定情形，而是公司有义务接受异议股东的回购请求的法定情形。若非发生第75条规定的法定情形，除非公司与股东之间另有约定，公司没有义务应股东的请求进行股权回购。

第二、决议撤销权的行使，由于股东会实行资本多数决制度，小股东往往难以通过表决方式对抗大股东。股东行使撤销权后，对善意第三人缺乏保护。

第三，代位诉讼权的行使，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侵害公司权益时，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3]

摘要：公司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典型的社团法人, 股东投资数额以及各自承担的风险各不相同。随着现代公司股权分散化的日益加剧及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职权向董事会过渡趋势的日渐形成, 资本多数决原则被无限制地滥用而导致的弊端日益明显, 小股东权益保护问题亟待解决。

关键词：小股东,权益保护,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雷兴虎.《商法学》, 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81页。

[2]梅慎实.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运作论 (修订版)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287.

股份回购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 篇8

一、股份回购与公司治理文献回顾

（一）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有关股份回购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研究主要有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并购防御假说和管理层激励假说三方面。

1. 自由现金流量假说

该假说认为，当企业缺乏好的投资机会而又有多余现金时，可采用回购股票方式来处理闲置资金。通过回购股票把多余现金分配给股东，可以促使管理者在支出方面更加规范，从而降低动用自由现金过度投资的相关代理成本。因而，股票回购被认为是一种旨在降低代理成本的自由现金支付方式。Jensen(1986)指出，公司过量的现金流量会增加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公司可以通过OMR(公开市场回购股份)来分配满足正常投资需要后剩余的现金，减少管理层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从而减少管理层浪费公司资源的机会。Vafeas和Joy(1995)、Fenn和Liang(1997)及Nohel和Tarhen(1998)都曾指出,利用OMR可以减少自由现金流量所产生的代理成本。Dittmar(2000)认为，公司往往为处理多余资金而进行回购。

2. 并购防御假说

该假说认为，当公司股价过低时，公司可能成为市场并购的目标，公司管理层为了维持自己对公司的控制权，抵御敌意接管，会采用回购股票提升股价，从而提高收购成本，以达到防止被收购的目的;而且具有较高风险成为接管目标的公司更有可能回购股票。Dittmar(2000)的研究验证了此种假说。

3. 管理层激励假说

该假说又可细分为储备假说、消除稀释假说和代理假说三种：(1)储备假说认为，公司回购并储备股票是为了满足发行股票期权的需要。Barth和Kasznik(1999)研究发现，公司股票期权方案规模越大，越有可能实施回购股票计划。Kahle(2002)的研究也证明薪酬制度的变化导致了支付政策的变化，促使管理者为发行股票期权而事先回购并储备股票。(2)消除稀释假说认为，公司回购股票既可以减少流通在外的股份，又能够满足实施股票期权方案的需要而不必另发新股，从而消除因股票期权或可转换公司债等造成的每股盈余稀释效应，使每股盈余得以回升。Jolls(1996)认为，管理当局为了维护自己所持有的股票期权的价值，在现金分配决策上会选择不稀释每股盈余的OMR。Bens、Nagar、Skinner和Wong(2003)也发现，员工股票期权与股票回购呈正相关。(3)代理假说认为，当公司管理层拥有股票期权时，股票回购通过减少发行在外的股份，能够相应提高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使得内部管理者与外部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激励管理层促使公司价值最大化。Weisbenner(2000)、Fenn和Liang(2001)的研究都表明，高层管理人员持有的股票期权量与股票回购量正相关。

总之，这些研究都表明股份回购能够调整公司股权结构，降低代理成本及激励成本，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而针对股份回购可能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消极面，不论是原则上允许股份回购的美国还是原则上禁止股份回购的德国，都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股份回购行为，如美国的限制“商业判断规则”在以争夺控制权为目的的股份回购案件中的适用、SEC针对操纵市场行为对发行人及其关联机构购买证券规定的“安全港”规则，德国股票法对股份回购的条件、数量、方式、信息披露等做出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可以说正是这些国家良好的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措施使得股份回购在改善公司治理方面的积极面凸显出来。

（二）国内研究现状

股权结构是治理结构的基础，其设置状况是否合理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效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如股权结构复杂、国有股“一股独大”、非流通股所占的比重大等。我国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导致了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存在内部人控制盛行、损害股东利益、内部和外部的监管机制失效等问题，这不利于形成规范的治理结构，也影响了公司的经营绩效。由于股份回购具有调整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作用，国内众多学者对股份回购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股份回购具有多种动因，例如：通过股份回购方式进行国有股减持(蓝发钦和王学英，2001;郭延淳，2001)、完善公司股权结构(孙文军，2002;耿玮和胡景涛，2003;卞琳和刘东，2005)、实施战略性结构调整(姚铮，2000)、推动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进行(李钊和赵耀，2005)、大股东套现(韩永斌，2004)、优化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余铁成，1999;肖兵，1999;何承锋，2000)、公司粉饰经营业绩(王伟，2002)等。

我国的股份回购主要是在股改的大背景下，为解决国有股比例过大和内部人控制等股权结构不合理问题而引入的，是国有股减持的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是改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在当前股市仍存在大量非流通股的背景下，国内的股份回购实践仍带有很强的行政指令性色彩，如谭劲松和陈颖(2007)的研究就表明国有股回购的成功实施,其主要动因在于满足地方政府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等公共治理目标的功能诉求,是上市公司向国有股控股大股东的利益输送。

二、我国股份回购中侵害中小股东权益问题剖析

正是因为国内的股份回购带有政治色彩，中国有关股份回购的现行制度安排忽略了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因而在回购中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也比较严重。

（一）股份回购中对中小股东实行歧视待遇，造成股东权利的不平等

首先是机会的不平等。国内的股份回购主要针对非流通的国有股或法人股，这种定向回购实质相当于公司与控股股东间的关联交易，它将社会公众股排除在回购对象之外，违背了股东平等原则，对社会上广大中小股东权益造成了威胁。

其次是价格上的不公平。股份回购的核心是定价。国内的股份回购定价权掌握在大股东手中，小股东因信息的不对称和缺乏公司控制权，只能是股份回购要约的被动接受者，大股东与小股东在股份回购中的交易地位是不平等的。大股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回购中很可能高价回购自己手中的股份，从而其余股东的股价因此被不当的稀释。而且，国内的股份回购存在回购后发行新股或增资扩股问题，如陆家嘴和厦门国贸都是为了发行新股而购回老股，在非流通股与流通股“同股同权不同价”的情况下，流通股股东为其股票享有的可流通性付出了高昂的溢价，恰恰就是这种溢价给非流通股股东带来利益侵占的资源和机会，这种做法导致财富从小股东向大股东转移，损害了中小股东利益。

（二）违反公平交易原则，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公司股价，损害中小股东权益

国内证券市场所特有的股权分置现象，导致了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在利益上的“先天”不一致。国内许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都患有由于经营不善或“投资饥渴”而导致的“资金饥渴症”，通过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圈钱”成为这些企业的重要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诱发非流通股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利用上市公司的股份回购实现大股东套现(韩永斌，2004)。国内一些学者对“以股低债”问题的研究也表明，“以股抵债”的定价问题解决不好就有可能使其成为大股东侵占合法化的理由，为其利用“以股抵债”实现资金套现和金蝉脱壳提供方便(黄湘源，2004)。周建余(2006)的硕士论文通过对管理层宣告的回购动因与隐藏的回购动因的比较研究也表明，国内不少公司的管理层出于大股东套现等目的隐藏了回购的不利动因。此外，国内不少实证研究表明(高燕和冯福来，2006;吴渫泠和王帅，2007)，国有法人股回购的具体实施中，相关的信息披露欠规范的“特殊交易者”可以提前获得有关回购信息，利用“内幕信息”牟取利益。股份回购在国内对股价的提升效应比国外扩大多倍，例如云天化、沪昌特钢等。这种内幕交易行为，加剧了市场的投机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利益。

三、完善我国保护股份回购中中小股东权益对策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有关股份回购的内容过于原则，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因此尽快完善相关法规，规范股份回购行为，健全对中小股东的保护机制，无论是从公司治理视角还是推动国有股减持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鉴于目前国内相关法规的滞后现状，笔者对今后完善我国股份回购的相关法规提出下面几点建议。

（一）改革流通股股东表决模式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还存在大量的非流通股，流通股相对于国有股和法人股来说，所占比例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在股份回购中，为保护中小股东(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要给予流通股股东更多的话语权，如适当降低股东的股东大会召集权持股比例资格、对中小股东同意通过有关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限定比例、健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等。目前公司法中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激励机制比较薄弱，股东代表诉讼的约束机制也不够健全，这些不足都还有待法律法规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二）强化控股股东及董事在股份回购中对中小股东的诚信义务制度

由于股份回购在我国有着特殊的动机，诚信义务约束控股股东滥用权力的功能在国有股回购中完全失灵。这一问题破坏了诚信义务在规范控制股东问题上的有效性，对于整个股份回购制度的发展都极为不利。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机制对于完善股份回购制度具有重要意义，而公司董事及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能够从调解公司内部利益关系入手，有效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因而我国应完善和改进公司法中关于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诚信义务的规定，完善回购中对公司董事及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规定，并增强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更好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完善我国公司法中关于股份回购的法规

我国股市投机成分重，股份回购中的内幕交易及操纵股价现象相当严重。因此，完善股份回购的相关法规应主要针对防范回购中的内幕交易及操纵股价行为，具体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加强回购中的信息披露。信息披露的目的在于中小股东能获得充分、有效的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回购办法》中有关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中信息披露的法规可操作性不强，有待完善。例如，可规定上市公司须及时披露回购决议内容，而且在决议内容公布之前，禁止知悉该事实的公司关系人买卖该公司股份;公司在实施股份回购后应披露股份回购的理由、回购数量、定向回购股东的情况、回购价格确定的原则、资金来源、对公司流动资本和举债能力等的重大影响、相关人员出售或不出售股份的意图、公司董事会就回购对所有股东是否公平等内容。此外，我国现行法律与法规虽强调公司充分披露信息的义务，但对公司不履行该义务的处罚办法和力度都不够，也有待完善。

二是健全股份回购的条件和方式。基于我国股份回购有服务于国有股减持的重要目的，适合股份回购的公司基本应满足股本规模较大、国有持股比例较高等特点。此外，股份回购一般以现金回购的方式进行，为防止股份回购可能会被大股东操纵实现股权套现，从而侵害流通股东的利益，实施回购的上市公司还应满足公司货币资金充足、有相对较低的资产负债率和较好的业绩水平等条件，并同时对非流通股允许回购的时间进行限定等。至于回购方式，在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还存在大量非流通股的背景下，协议回购应当是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首选方式。但由于这种定向回购违背了股份回购的股东平等原则，对流通股股东权益造成了威胁。因此在协议回购中，回购价格确定非常关键，应当满足一定的回购条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和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并且应当严格加强监管。

三是确定合理的回购价格。由于我国国有股和社会公众股的发行价格实行双轨制，国有股(包括法人股)与流通股在性质、成本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二者的回购价格也应区别对待。在确定国有股回购价格时，应考虑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从已有的国内回购案例来看，以净资产值作为回购价既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也是相对合理并能为各方面接受的。对于流通股而言，如果通过公开市场购买，回购价格由市场来确定，主要考虑目前股价、最近一段时间股票的平均收盘价、股价的波动、股份回购的期限及股份回购的目的;如果采用要约方式回购，回购价格可参照市价上下浮动一定比例或一定时期内的平均价。此外，涉及到决定协议定向回购的价格时，与此有关联的大股东和董事应回避，独立董事应发挥较大作用。在定价过程中，公司应将定价依据、每股净资产值等相关因素等信息及时公开，便于管理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四是限定股份回购的财源与数量。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有自有资金和债务资金两种。我国公司法只对因职工持股计划而回购股份的财源做出限制即以可分配盈余为取得财源，而未对其他情况做出限制。借鉴国外经验，可将我国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限定为公司可分配利润，并规定企业回购后应保留足够的资金以满足其正常经营需要。对于股份回购数量，除了目前我国公司法对为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而回购股份的情况作了5%的限定外，为了防止买回股份量过大而使股价过度波动，可借鉴《香港公司购回本身股份守则》的规定，对每月和每年购回股份的最高数额也做出限制。

五是回购股份的处理方式。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除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而回购公司股份的应当在一年内转让给职工外，公司其他目的的回购股份应当转让或注销，这比西方资本市场上对已回购股份的处置范围要窄，不能发挥国外库藏股的调节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股份回购的功能。因而，我国应当借鉴国外做法，放宽对被购回股份处置的限制，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库藏股，并规定股份重新出售的条件，依公司不同目的对其所回购的公司股份进行及时处理，适当发挥回购股份的调剂功能。

六是明确规定公司违法回购的法律效力与责任。违法回购行为，既扰乱了市场秩序，又损害了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法律不仅应明确违法回购行为，而且还应对其直接责任人予以法律制裁，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首先，应对公司违法股份回购行为的效力问题做出规定。其次，应完善公司董事对公司的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并应就董事会做出违反法律的回购决议以及非法回购行为明确责任，对给公司带来损失并承担连带责任的相关责任人，存在恶意或有重大过失行为，应对公司股东和债权人负民事赔偿责任或承担刑事责任。

摘要：股份回购对我国国有股减持、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改善公司治理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目前在我国对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不完善的环境下,股份回购容易增加内部交易和市场操纵风险的可能性,从而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完善我国股份回购中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应改革流通股股东表决模式;强化控股股东及董事在股份回购中对中小股东的诚信义务;完善公司法中关于股份回购的法规,以规范股份回购行为,使其更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股份回购,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公司治理

参考文献

[1]Dittmar,Amy K.Why do Firms Repurchase Stock[J].The Journal of Business,2000(3).

[2]郭延淳.股份回购与国有股减持[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1(4).

中小股东保护 篇9

随着对公司所有权结构研究的深入, 人们发现公司中存在大股东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的。大股东的存在, 一方面可以克服由于分散股东之间的“搭便车”行为导致的对经理人员监督的不足, 提升公司的价值, 为全体股东带来控制权公共收益;另一方面, 大股东还可以通过发行具有不同投票权的股票、“金字塔”型的股权结构以及“交叉持股”等各种控制权增强机制掌握公司的投票控制权, 成为公司的控制股东, 获取不为其他小股东所享有的控制权私人收益。

如果控制股东仅仅希望通过掌握控制权获得“精神上的成就感”的话, 那么控制股东获取控制权并不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然而, 事实上, 通过各种合法或隐秘的方式转移公司资产或利润为已所有、剥夺其他股东利益的掏空行为已经成为控制股东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主要方式。Johnson、La 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 (以下简称“JLLS”, 2000) 认为, 即使在发达国家, 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也是实质存在的。各种控制增强机制的广泛使用以及公司决策中被普遍采用的控制权多数决定规则使得控制股东掌握的公司控制权大大超过了其现金流所有权, 更是加剧了控制股东的掏空动机 (Claessens、Djankov和Lang, 2002) 。

控制股东的存在及其“掏空”行为的普遍性使得许多国家公司治理中的主要代理问题不再是分散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 而是控制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 (Shleifer和Vishny, 1997) 。如何限制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保护小股东的利益成为公司治理研究和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我国上市公司控制股东掏空行为发生的历史和制度背景

从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近20年来, 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中国证监会的数据统计显示, 到2010年底, 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从最初的14家发展到2063家, 发行总股本达到了3.3万多亿股, 股票市价总值达到了26.5万多亿元, 其中股票流通市值达到了19.3万多亿元,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

虽然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但是还面临很多问题。特别是, 我国的上市公司中控制股东“掏空”上市公司资源侵占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特别严重, 严重阻碍了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这主要是由我国特定的制度和历史背景决定的。

首先,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普遍比较集中, 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中都存在着控制股东。最初, 我国股票市场的设立主要是为了满足国有企业的融资需求, 促进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但是, 为了保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国有股的流通受到严格的限制, 导致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长期分置的格局。虽然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以来,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基本上实现了全流通, 但是全流通并不代表全减持, 我国社会的基本制度决定了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占控制地位的格局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其次, 国家作为上市公司的控制股东, 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多重目标, 并不会完全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一方面, 国资委、财政局和各地企业主管部门等政府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控制股东权利, “政企不分”, 使企业承担过多的行政任务 (何浚, 1998) ;另一方面, 在“存续分立模式”的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的主要模式下, 原企业的非经营性资产、非核心业务等大量劣质资产、劣质业务和大量负债都遗留给了存续的母公司, 由此必然导致母公司自生能力非常差, 使得作为上市公司控制股东的母公司需要通过侵占上市公司资源来维系其自身生存与发展 (刘慧龙等, 2009) 。

最后, 我国的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 对小股东利益的保障还不到位。我国的《公司法》从总体内容上看, 片面强调股份平等的原则, 基本没有涉及中小股东利益特殊保护的内容。

以上种种历史和制度背景使得现实中我国上市公司中控制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特别严重, 控制股东掏空上市公司资源的现象极其普遍, 致使小股东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极大地挫伤了小股东投资的积极性, 阻碍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三、我国上市公司控制股东掏空的主要手段或方式

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往往采取隐蔽的方式或者合法的形式, 但其行为的结果最终会反映在公司利益分配和价值上。通过典型案例研究或控制股东行为与公司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 我们可以识别控制股东行为的掏空本质。典型地, 在我国, 控制股东主要采用如下一些手段和方式掏空上市公司资源侵占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一) 长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在我国, 控制股东长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是特别普遍的现象, 其主要表现形式有:a) 直接占用或挪用上市公司的募股资金;b) 利用控制权向上市公司借钱, 然后长期挂在其他应收款帐上;c) 恶意拖欠控制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关联购销业务中产生的应收帐款。

据Jiang、Lee和Yue (2010) 测算, 2002—2006年间, 控制股东平均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达到了其总资产的8.1%。另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专项调查报告称, 截至2006年5月31日, 控制股东或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最高的达到了37.46亿元, 超过1亿元的有84家。大股东大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典型案例更是屡见不鲜, 前有“猴王案”、“三九案”以及“轻骑案”, 后有莲花味精、华北制药、*ST江纸、*ST珠峰等。

控制股东长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使得上市公司流动资金极度匮乏, 正常经营举步维艰, 面临更大的退市可能, 极大地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 通过非公平的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指上市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关联人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 包括购买原材料、燃料或动力、销售产品或商品、提供或接受劳务等。

在我国, 控制股东和上市公司或其附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频繁发生。据统计, 截至2001年4月21日, 在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 存在关联交易的公司超过了93%。

理论上, 关联交易可能是“效率促进”的, 也可能是“利益侵占”的, 而且在许多国家都是允许的。但是, 在我国, 控制股东往往通过向上市公司高价出售产品或服务、低价购买上市公司产品或服务等各种非公平的关联交易为自身利益服务 (陈晓、王琨, 2005) 。这些“利益侵占”的关联交易是控制股东实施掏空的一种手段, 损害了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导致投资者投资意愿不足, 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 利用上市公司进行贷款担保

在我国, 控制股东往往可以利用其控股权要求上市公司提供各种形式的贷款担保, 如直接为控制股东或其控股公司提供担保、“上市公司间互相担保”及形成“担保链”。虽然贷款担保是世界各国金融业通行的做法, 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正常经济行为, 但是由于信息披露并不严格, 贷款担保往往沦为控制股东向上市公司转嫁违约成本、获取控制股权私人收益的工具, ST棱光和ST猴王就是典型的例子。

沦为控制股东“圈钱”工具的担保行为给上市公司带来极大的风险, 加大了陷入诉讼纠纷和财务困境的可能, 削弱了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直接侵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Berkman、Cole和Fu, 2009) 。

(四) 通过资产重组稀释小股东的股权

在我国, 上市公司进行资产并购重组主要是和控制性大股东之间进行的关联方重组, 其主要采用收购控制性大股东的资产、资产置换、剥离上市公司不良资产等方式。

这种关联重组方式, 使得控制股东能够将经营业绩不良的资产装入上市公司中, 稀释小股东的权益, 进行股权掏空。李增泉等 (2005) 研究发现, 在我国, 当上市公司无“扭亏”和“保配”动机时进行并购的重组大都具有很强的掏空动机。

(五) 支付高额现金红利

众所周知, 股权分置改革以前, 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股东所持股份一般都不能参与流通, 无法享受交易股票所带来的资本收益, 红利收入成为其获取现金回报的主要的方式。

在我国, 控制股东往往通过盈余管理等方式增加上市公司当期可供分配的利润, 通过非理性分红、恶意派现、超能力派现等一系列异常股利政策, 从公司中转移资金, 侵害中小股东利益。Lee和Xiao (2004) 、Chen、Jian和Xu (2009) 等研究提供了这方面系统的证据。

虽然股权分置改革后, 上市公司的股份基本上实现了全流通, 但全流通并不代表全减持, 控制股东为了保持其控股地位仍然需要持有相当比例的股权, 支付高红利可能仍然是控制股东实施掏空的一种手段。

四、完善我国投资者利益法律保护体系, 限制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

控制股东为获取控制权私利的掏空行为不仅会损害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减少公司价值, 而且长期来看, 还会阻碍资本市场的发展, 甚至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 (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 以下简称“LLSV”, 2002;Shleifer和Wolfenzon, 2002) 。Johnson、Boone、Breach和Friedman (2000) 等研究表明, 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加剧了1997—1998年间亚洲金融危机的程度。因此, 为了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发挥其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 进一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我们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严格地限制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

如何限制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呢?从国内外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 公司的所有权结构 (包括控制股东掌握的现金流所有权比例、控制股东的身份特征以及其他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等) 、董事会的独立性、投资者利益法律保护程度等是影响控制股东掏空行为的主要因素。一般来说, 控制股东的掏空程度与其自身所有的现金流所有权比例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而与其掌握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所有权之间的差之间呈反比关系, 控制股东的身份也影响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 (Claessens、Djankov和Lang, 2002;李增泉等, 2004;王鹏和周黎安, 2006;徐莉萍等, 2006) ;其他大股东和控制股东之间既存在合谋, 加剧掏空, 也可能存在竞争, 限制掏空 (刘星和刘伟, 2007;刘慧龙等, 2009) ;虽然董事会的独立性能够起到抑制控制股东掏空行为的作用 (叶康涛等, 2007) , 但是在控制股东的影响下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并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证 (Yeh和Woidtke, 2005) ;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 (包括法规及其执行) 在通过提高控制股东实施掏空的成本限制控制股东掏空行为方面的作用得到了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 (LLSV, 1997, 1998, 2000, 2002;Shleifer和Wolfenzon, 2002;Djankov、La 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 2008) 。

既然公司所有权结构作用具有不确定性, 而且其往往具有内生性 (Demsetz, 1983) , 董事会的独立性在控制股东掌控下也很难得到保证。因此, 唯有在法律制度框架内寻求限制控制股东掏空行为的有效机制。世界各国已经有一些比较好的经验可以借鉴。总结这些经验, 我们认为, 为了更好地限制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 保护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投资者利益法律保护方面, 需要做到如下几点:

(一) 强化信息披露, 保障中小股东的知情权

控制股东能够成功实施掏空行为的一个关键是作为公司内部人的控制股东和公司外部人的小股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控制股东往往采用不披露信息、延迟信息披露或披露虚假信息等掩盖其行为的掏空本质。因此, 强化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和严肃性, 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程度并严厉打击披露虚假信息的违法行为, 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的透明度, 消除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信息非对称性, 使得控制股东掏空行为缺乏存在的基础。由于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 其掏空本质往往只能通过行为的结果看到。因此, 强化信息披露, 不仅要要求控制股东对决策前的相关信息进行充分披露, 保障中小股东参与行为决策的充分知情权, 而且要要求控制股东对决策后产生结果的相关信息进行充分披露, 切实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控制股东侵害。

(二) 实行累积投票制等, 保障中小股东的决策参与权

控制股东能够实施掏空行为的一个基础是其掌握着公司的决策控制权。因此, 为了保护小股东的合法利益, 需要通过各种有效的措施保障中小股东在公司决策层 (董事会) 和监督层 (监事会) 等的代表权, 累积投票制是一种很好的投票制度, 被许多国家广泛采用。

所谓累积投票制, 就是每一名股东在选举董事或监事时可以投的选票数等于他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待选董事或监事的名额数, 股东可以将其所有选票都投给一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 也可以将选票分别投给多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累积投票制能够充分体现股东、股份与股权的平等, 有利于保障中小股东将代表其利益和意志的代表人选入董事会和监事会, 防止控制股东全面操纵董事会和监事会。

另外, 还需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减少中小股东行使决策参与权的成本, 保障小股东的代表权, 如允许邮件投票和代理投票、提供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的权利以及保障董事会中由小股东选择的董事的数量等。

(三) 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保障中小股东利益损害赔偿追索权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指当公司怠于通过诉讼追究侵害公司权益的人尤其是控制股东的法律责任时, 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 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有权代表其他股东以其自身的名义代表公司对侵害人提起诉讼, 追究侵害人法律责任, 所得赔偿归于公司的一种诉讼制度。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 它有利于保护公司、股东及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人的损害, 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行, 被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所采用。

(四)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法律的权威性

限制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 保护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除了从法律法规上提升中小股东的权力外, 还需要采取措施保障各项法律法规的认真执行, 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样可促使利益相关者形成合理的预期, 一方面可以提升中小股东的法律维权意识, 另一方面对控制股东自利的掏空行为起到震慑作用, 减少其实施掏空行为的动机。

公司治理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篇10

因此, 如何通过公司治理来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问题便突显出来。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于2002年1月联合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一条规定:公司治理的基本目标是保护投资者权益。目前, 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进行了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本文在公司治理的视角下对我国纺织行业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问题进行研究。

一、研究设计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把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纳入一个框架体系来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首先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a: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中小股东保护会呈倒“U”型关系。

假设H1b:股权制衡度越高, 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越好。

股权结构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影响既可能有利也可能不利, 至于什么情况下有利, 什么情况下不利, 要视股权结构集中度的变化区间等因素而定。

股权制衡度指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作用, 从理论上讲, 其他大股东因持有一定的股权数量而具有监督的动力, 股权制衡度越大, 表明第一大股东受到其他股东的制衡作用越大, 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侵占可能性就会越小。

假设H2a:国家股比例越高, 对中小股东侵害越大, 与中小股东保护负相关。

假设H2b:法人股比例越高, 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越好。

假设H2c:流通股比例变化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虽然国有股比例的提高也意味着获得政府保护, 享受政府优惠的可能性上升, 但总体上内部人控制和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应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产生更大的负面效应。因此, 国家股的比例越高, 公司治理效率越低, 对中小股东保护越弱。上市公司总股本中法人股的比例越高, 越能抑止大股东的“掏空”行为, 越能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流通股股东基本上为外部投资者, 这必然导致公司内部经理人远离接管的威胁, 流通股难以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产生有效地监督和激励, 经理人才市场和公司控制权市场难以形成, 这必然带来监督不力和预算软约束。

假设H3a:独立董事在董事中所占比例越大, 公司价值越高, 对中小股东的保护越强。

独立董事比例越大, 监控公司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越有效, 管理者进行自愿信息披露的意愿越高。因此, 本文假设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 对公司管理者及关联交易的监督越严厉, 可以有效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二、实证分析

(一) 样本选取

本文数据以2009年12月31日以前在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纺织行业91家上市公司2007-2009年数据资料为研究样本, 在回归分析时剔除被ST的、被*ST、出现异常值和数据不完整的20家上市公司, 以余下71家上市公司为对象进行实证分析。

(二)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分析

本文考虑到以我国纺织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因此用上市公司年报的审计意见类型来研究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审计意见类型反映了一个公司年报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程度, 数据越真实, 中小股东获得的信息质量就越好, 从而对其权益保护越强。结合股权集中度、持股人特征、独立董事比例, 深入分析在我国现有的中小股东法律保护环境下, 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问题。本文选取公司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变量描述如表1示。

我国纺织行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比较复杂, 以流通性划分, 可以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非流通股包括国家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和其他未流通股, 流通股包括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境外上市外资股。目前最明显的特点是:国家股和法人股较为集中且不可流通, 可流通的社会公众股占总股本的比重较少。从总体规模上讲, 三年来总的股本逐年递增, 速度比较适中;与之相对应, 未流通股尤其是国家股和法人股虽仍占绝对优势但总股本的比例逐年呈递减趋势, 主要原因是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实施降低国家股的股权分置改革, 从侧面反映出股份制改革的成就, 股权分布状况逐步好转。如表2所示。

股权集中度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关系分析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呈倒“U”型。当股权主要集中在一个或几个控股股东手里时, 依据代理理论, 该投资者有能力、动力积极监督经营者行为;同时一股独大, 控股股东擅权独断, 通过控制权侵占中小股东的权益和公司整体利益, 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极为不利。股权过度分散时, 众多分散的小股东存在“搭便车”的动机, 对公司的状况不闻不问, 对经理人员的监督变得软弱无力;当股价下跌时他们在股票市场上通过“用脚投票”方式监督经营者行为。

(三) 实证结果

公司治理结构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逻辑回归分析如表3所示。

实证结果表明, 国有股持股比例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呈负相关且显著。主要因为国有股东要监控下级代理人, 但国有股权委托人的虚位, 国有股股东与其下级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国有股东代表得不到因激励和监督带来的收益, 缺乏监督的动力, 这时政府会采用行政手段干涉经营行为。容易产生持有者身份不明确, 产权不清晰以及国家股权委托人的虚位和退出机制的缺乏, 使得真正行使监控权的代理人缺乏持续的动力和相应的制约机制。国家股的比例越高, 公司治理效率越低, 对中小股东保护越弱。

法人股虽不能上市流通, 但可以通过协议转让, 上市公司的分红派息是法人股获得投资收益的主要途径, 这决定了法人股东通常不会以“投机”代替“投资”, 倾向于从事长期投资。虽然难以通过在股票市场上自由转让股票, 影响股价而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 以求得良好的红利回报。因此法人股股东对公司的监控效率要优于流通股股东。上市公司总股本中法人股的比例越高, 越能抑止大股东的“掏空”行为, 越能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所以实证结果二者正相关与假设一致。

流通股持股比例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相关性不显著, 与假设一致。这是因为流通股股东虽然可以“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 能对内部人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 但流通股股东基本上为外部投资者, 这必然导致公司内部经理人远离接管的威胁, 流通股难以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产生有效地监督和激励, 经理人才市场和公司控制权市场难以形成, 这必然带来监督不力和预算软约束。

独立董事比例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相关性比较弱, 与原假设不一致。这是因为:独立董事的比例对中小股东保护有积极的影响, 但还存在很多问题, 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受内部人控制现象比较严重, 独立董事多由大股东推荐, 本身独立性不强, 发挥作用有限。

三、结束语

本文从股权结构与董事会结构两个角度分析了我国纺织行业上市公司公司治理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 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中小股东权益受损的概率呈倒“U”型。由于“一股独大”、流通股与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分歧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无法解决, 寻找一种有效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机制有着十分迫切的需要。本文研究结果还表明, 国有股持股比例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呈负相关, 意味着国有股减持有利于改善我国纺织行业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结构, 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参考文献

[1]王克敏, 陈井勇.股权结构、投资者保护与公司绩效[J].管理世界, 2004 (7) .

中小股东权益保护问题的研究 篇11

关键词：中小股东；股东权益；司法救济；公司法

随着我国市场化经济结构的不断发展，相比于传统的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公司的存在形式越来越灵活普遍。为了实现良好的公司运行机制，首先要做到的是对中小股东权益的有效保护，因为股东权益保护是公司治理的关键所在。在现代公司的治理中，对于中小股东权益的保障是不能忽视的问题，这将影响到公司的稳定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通过立法加强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障和救济，已成为公司法制度研究的重点内容。在现代股份制公司中，通常采用的决策方式是“资本多数决”原则。这一原则在解决股东之间的冲突及时作出决策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这种原则也存在缺陷。这种“靠钱说话”的方式往往成为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手段。

一、中小股东权益受到侵害的现状

（一）不公平关联交易

在公司的运营与决策过程中，通常情况下利用关联交易可以起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的作用，并非所有的关联交易都会侵害中小股东的权益。大股东通常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而且具有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在公司的监督机构没有有效制约大股东的权力时，大股东诚信缺失，中小股东信息不对等，权益容易受到关联交易的侵害。

（二）大股东披露虚假信息

由于公司的经营管理权通常掌握在大股东手里，许多公司为了成功上市编造虚假的财务数据与资产评估等资料，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上市公司的质量。在公司上市之后，为了掩饰先前的虚假信息往往继续发布虚假的公司经营情况，令不知情的中小股东蒙受损失。

（三）公司决策中滥用表决权

由于“资本多数决”原则，大股东具有表决权上的优势，不管是在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人选还是决定公司重大事项的情况，大股东利用其表决权往将自己的意志变为公司的意志。股东大会上通过的往往都是有利于大股东的议案，中小股东并没有决定公司活动的决策权。这种表决权上的悬殊差异在削弱了中小股东管理公司事务的同时，容易出现大股东滥用表决权的情形，从而损害了中小股东的权益。

二、我国现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一）原则性上的保护

《公司法》第20条、第21条从法律原则上规定了禁止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做出损害其他股东权益的行为。该条规定在《公司法》总则部分，虽然没有具体内容的规定但是对股东做出的决议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一旦股东决议属于该条规定的违法情形，中小股东即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为中小股东保障自身利益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二）实体法上的保护

根据《公司法》第42条的规定，部分事项可以通过章程来约定，不必拘泥于股东的出资比例。这就使中小股东可以通过谈判在章程中约定其行使表决权的情形。[1]《公司法》第34条属于对股东知情权的规定，股东的知情权属于公司管理中的重要权利，只有了解了公司的运营情况才能做出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决议。现实中往往大股东掌握着公司的信息，较少向中小股东披露，使中小股东很难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不利于行使自己的权利。

（三）程序法上的保护

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了可以起诉的情形，包括违反实体法与违反程序法，即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股东有权就违法行为提起诉讼，这一规定为中小股东对股东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的撤销请求权方面提供了比较广泛和全面的法律依据。

三、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立法完善

（一）完善股东权利制度

我国对于股东诚信义务这一制度并没有具体的规定，现实中并不利于操作。在立法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如应明确股东诚信出资、对中小股东如实披露公司经营信息、完善股东质询权、完善股东表决权制度、完善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完善中小股东的权利救济等。对于股东权利保障的相关法律规定应该提出一些更具体的法律依据，目前来看我国《公司法》对于股东权利方面的规定比较泛化，需要一些具体的规定与制度设置来切实维护中小股东的权利。[2]

（二）加强司法救济

我国现行《公司法》中增添了一系列保護中小股东权益的条款，分别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健全了股东权利保护。实体上有首次出现在公司法中的累积投票制度以及扩大了行使范围的股东查阅权等等，程序上有新增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等。可是，新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还是不够充分的，有待在实际应用中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完善立法。[3]目前我国《公司法》中对股东的诉讼制度保障并不是十分完善，规定也过于简单，许多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加强对中小股东的司法救济主要体现于明确规定“撤销之诉”、“无效之诉”和“损害赔偿之诉”，完善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引进共同诉讼制度。通过完善司法救济途径可以使中小股东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

通过以上对中小股东权益侵害的现状分析以及对立法方面的研究，我认为保障中小股东权益是亟待解决的，但完全解决也不可能是短时间见效的，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改善，并需要向股份制公司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学习，才能更有效的保护我国中小股东权益。

参考文献：

[1]陈洁.股东表决协议的法律问题[J].法学杂志，2008

[2]张旭东.论要约收购中目标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J].宜宾学院学报，2005

[3]柳小进.论新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D].苏州大学，2008

作者简介：

朱丹（1988.08～），女，辽宁沈阳人 辽宁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

中小股东保护 篇12

关键词：公司法,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完善

一、引言

股东是公司成立的基础, 保护股东权益是公司法的基本理念之一。因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确立与实施, 在公司经营者、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博弈中, 中小股东无疑处于弱势地位, 其合法权益容易遭受大股东的侵害。2006年1月1日施行的新《公司法》针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及救济规定了相关的制度和措施, 赋予了中小股东一系列的自益权和共益权, 在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但在具体保护机制方面仍存在缺陷和漏洞, 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 股份公司是由股东出资设立的经济实体, 广大的中小股东是股份公司的基石, 只有充分保障中小股东的权益, 坚决遏制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发生, 不断激发中小股东的投资积极性, 才能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地运营。

其次, 基于股东平等原则的要求, 为避免资本占优的大股东滥用权力, 有必要适用“股东实质平等原则”, 加强对中小股东权利的倾斜和保护, 尊重中小股东对公司事务的见解, 禁止大股东压制、排挤、欺诈中小股东, 促使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作为投资者能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进行投资。

再次, 根据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 公司股东的表决权本身即背负着因介入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利益而产生的诚实义务。为避免出现中小股东利益任由大股东宰割的局面, 有必要确认大股东的诚信义务, 即大股东在行使股权时, 应以诚信原则为行为准则, 不得滥用控制权以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来获取自身的私利。

三、新《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主要举措

新《公司法》在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方面, 建立了一套相对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 并进行了大量的制度创新, 主要创新举措包括:

1、增加累积投票制规定

新《公司法》在坚持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同时, 借鉴国外公司立法经验, 引进了累积投票制。根据这一制度, 在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股东既可以把他们拥有的投票权集中选举一人, 也可以分别选举数人。这样可以使代表中小股东意志的人选进入董事会或者监事会, 扩大中小股东的话语权, 削弱控股股东的表决权分量。

2、扩大股东知情权范围

新《公司法》将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 扩大到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 并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 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同时规定了知情权司法救济途径, 对于股东查阅、复制相关资料请求遭到不合理拒绝, 其知情权受到侵害和剥夺的情况下, 股东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

3、确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新《公司法》规定, 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侵犯公司权益, 监事会 (监事) 或董事会 (执行董事) 逾期拒绝起诉, 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起诉将会给公司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况下, 股东可以代位公司, 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起诉以维护公司和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一诉讼制度的确立, 解决了公司内部机制难以处理的两个利益冲突, 一个是公司股东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一个是公司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4、增设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

新《公司法》增加公司股东退出机制的规定, 异议股东可以在特定情形下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 退出公司。由于上市公司实行资本多数的决议机制, 赋予异议股东以股份收购请求权, 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在为异议股东提供退出机制的同时, 可能提高公司重大决策的效率。

四、对我国《公司法》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的完善构思

新《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作出的制度创新, 增设了提案权、累积投票制、表决权回避、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以及股东诉讼救济等制度, 这些制度在功能上虽各有优点, 但也存在着缺陷与不足, 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先进立法, 让制度设计更完善, 让实务操作更见效。对此, 笔者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构思:

第一, 将累积投票制设为强制性规范。目前, 我国《公司法》关于累积投票制采取的是任意性规范, 并且将是否采取累积投票制的决定权交给股东大会, 或者由章程事先规定, 这实际上将是否采用累积投票制的决定权交给了控股股东, 累积投票制的功能与价值形同虚设。因此, 笔者认为, 在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中使用累积投票制, 应采用强制性规范, 以避免公司发起人或者大股东利用章程排斥累积投票制的适用, 切实保障中小股东权益。

第二, 扩大中小股东知情权范围。知情权是实现股东权益的保障, 在新《公司法》现有规定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股东知情权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进行:一是在现有列举式规定的基础上, 确定一项基本原则对知情权的范围予以界定;二是确认股份公司股东对会计账簿同样享有查阅权;三是在新《公司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九十八条列举的范围中增加公司事项的知情权。

第三, 完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新《公司法》虽然引入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但鉴于相关法律规定并不完善, 对这一制度仍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立法完善:一是应当明确赋予其他股东参与诉讼的权利, 对其在诉讼中的地位以及参诉时间作出规定;二是取消持股比例的规定, 放宽适格原告的条件, 规定对于任何侵犯公司利益及股东权益的行为, 任何股东均有权提起诉讼;三是明确派生诉讼费用的担保与承担制度, 引入诉讼费用补偿制度, 允许股东从派生诉讼而使公司获得的收益中提取律师费, 并允许股东从收益中回收部分诉讼成本。

第四, 完善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制度。关于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的具体行使情形及方式, 新《公司法》均未能作出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 对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有待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一是对于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行使事由应增设“其他情形”的概括规定;二是确定异议股东股份收购的价格应参照公司做出决定之日的股票价格或公司每股净资产价值由中介机构进行评估;三是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增设特殊情况下异议股东不得提出股份收购请求权的条款, 以避免因股东退出公司给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害。

中小股东作为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利益群体, 在公司的经营决策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新《公司法》的施行, 赋予了中小股东一系列自益权和共益权, 对于保护投资者的积极性, 增强投资信心, 维护中小股东权益提供了基本保障。但如何在立法完善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中形成一套相互制约的中小股东权益长效保护机制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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