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小股东冲突

大股东-小股东冲突（精选5篇）

大股东-小股东冲突 篇1

所谓立法价值取向主要有两层含义, 其一指各国在制定法律时希望通过立法所欲达到的目的或追求的社会效果;其二指当法律追求的多个价值目标出现矛盾时的最终价值目标选择。价值取向涉及到价值界定、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其中价值选择又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应然的法律价值是否为立法者所接受和接纳, 即价值本身的优化;二是当存在多重价值目标时的价值取舍和价值目标重要性的排序。任何法律的制定都应当有明确的目标性, 都应当有自己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强调法律的应然状态。公司存在的基础是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最大限度获取利润;同时关心股东权益的实现, 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 公司法在效率问题上注意个体、团体、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效率和利益;在公平方面强调社会公平、实质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并兼顾结果公平。

一、公司分立——以效率为中心价值

经济学上的效率, 是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 或以同样的资源

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1也就是说, 资源配置要达到这样一种状态:社会已经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不存在任何浪费现象, 以致每个劳动者都实现了经济收入最大化。当效率被引入法学领域后, 就成为评价法律的重要标准。经济分析法学家认为, “所有的法律活动 (立法、执法、司法、诉讼) 和全部法律制度 (司法制度、公法制度、审判制度) , 说到底, 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 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的……所以效率应该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等法律资源的首要标准或基本标准, 并以此标准改革或改进有关的法律制度。”2公司的目标是盈利, 最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那么就要提高公司运行效率。公司效率的提高有两条途径:生产经营和资产经营。其中资产经营的核心是通过公司资产优化配置来提高公司资产收益, 对公司来说, 通过重组如公司合并、分立等方式来提高经济效益。因此, 公司重组的价值取向首选效率, 当然公司分立也不例外。公司分立这种重组手段, 是通过企业之间或同一企业内部经济资源符合资产最大增值目的的相互调整与改变, 对企业各种资本进行整合分化, 可以有效利用资产优势, 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改善公司管理, 实现利润和股东投资回报最大化。公司分立的效率价值包含以下两层含义:

其一, 公司分立方式本身体现了效率价值取向。运用公司分立可以实现公司经营专业化, 提高公司经营效率, 获取更高利润。这种制度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对于多元化经营的上市公司来说, 有意识的对下属资产进行筛选, 挑选出盈利能力强的资产进行整合, 通过公司分立方式, 将整合后的资产作为优质资产上市融资, 可以有效提高新股发行价格, 从而达到为公司盈利的目的;对于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司来说, 通过公司分立可以避免公司被强行解散的危险:对于欲扩大规模的公司来说, 通过公司分立整合公司相同的营业, 形成子公司, 使其成为原公司的完全子公司, 既避免了因公司扩大导致的管理成本的增加, 又不需要大量资金运作。中国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部分原因在于企业经营大而全, 没有核心主导业务, 效益不好的业务部门严重阻碍了企业发展, 如果运用公司分立, 将效益不好的部门剥离出去, 或将效益好的业务剥离出去, 设立于公司或独立公司, 独立发展,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能使企业摆脱困境, 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率。

其二, 公司分立过程中的效率性。是指公司分立过程体现公司法的效率价值。

传统公司理论认为, 要使公司资产分离, 必须经过解散程序, 进行清资核算, 划清公司债权债务的承担, 协调好与公司财产有关的各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才能/顷利实现预期目的。公司分立为公司资产分离开辟了一条新路径:不需要经过繁琐复杂的清算程序;对公司债权债务的承担, 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只要达成书面协议, 形成一致意见就可以了;公司不必花费额外费用聘请中介机构对其资产进行评估核算, 从而为公司省去一笔很大的开支, 体现了公司分立节约成本, 提高效率的初衷。

二、小股东权益保护——以公平为核心价值

公平是一个复杂、抽象的概念, 分为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形式公平是起点的公平, 在立法上表现为法律地位的平等;实质公平是结果的公平, 在法律上体现为利益的均衡, 即主体得到应有的实际利益。形式公平适用结果是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公正;实质公平是公平的理想状态, 是个体权益的充分实现。法律对形式公平的追求, 目的在于实现实质公平。但是, 形式上公平的法律, 却并非必然产生实质公平的结果。因此, 法律一般以实质公平原则作为对形式公平原则的限制和修正, 以弥补坚持形式公平原则可能造成的实质不公平。公平之所以作为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基本价值, 是由公平的本质决定的:公平是对利益分配合理性的认定, 是法律应有的价值标准, 它要求法律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其安排对所有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特别是使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得到最大可能的利益。小股东作为公司中的弱者, 应当受到特别对待, 以平衡公司利益分配。对公司分立来说, 如果在分立过程中不能协调好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就会产生不公正的结果, 使处于劣势地位的小股东的权益不能充分实现。因此, 保护小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就要合理安排公司分立制度, 使处于其中的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具体说就是在分立中兼顾公司、股东特别是小股东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平衡他们的利害关系, 减小其利益冲突。

如前所述, 小股东是公司不可缺少的投资者, 应当享有同其他股东相同的权利, 但由于小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较少, 在公司中处于劣势, 对公司管理不能起到决定性影响, 而且其权益容易受到大股东的侵害, 因此, 必须保护小股东权益。公平价值体现了对小股东保护的导向性, 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共同作用, 有助于小股东参与公司管理积极性的发挥, 为小股东行使权力保驾护航。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公平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 公司分立时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形式公平。在立法中贯彻股东平等原则是公平的最大体现, 如公司法规定股东无论大小, 一律平等;各国法律都无一例外地对公司分立程序做了详细规定, 保障分立程序的规范运作, 保证分立过程透明、公平。如我国《公司法》第九章第176条、第177条和第180条规定了公司分立程序, 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法国《公司法》、日本《商法》都有详尽规定。

其次, 现代社会更加强调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实质公平。现代意义上的公平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公平, 社会更加关注实质公平, 社会越来越多地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 保护弱者的权益, 因此, 增加规定小股东权益内容是法律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迎合了保护弱者的强烈呼声。具体到公司分立, 就是要求在分立过程中, 对小股东权益不能任意剥夺, 小股东自由表达自己意志, 可以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在权益受损时, 有途径进行申诉, 使受害小股东得到补偿或赔偿。

三、价值取向之选择:效率与公平的协调统一

当公司分立和小股东权益保护两者价值取向碰撞时, 如何对两种价值进行取舍, 这两种价值目标孰轻孰重?按照经济学上的交易理论, 效率和公平是两种可以相互替换的价值。从公平的角度讲, 用公平换效率, 目的是得到未来更高水平的公平;从效率角度讲, 用效率换公平, 目的是得到未来更高水平的可持续的效率。公平与效率替代曲线如图所示。

上图简单表达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此图中, 横轴x代表效率, 纵轴y代表公平, 函数y=ax表示y和x之间是比例关系, a是常量。可以看出效率和公平两者之间有联系又有冲突。当a等于l时, 公平和效率处于和谐均衡状态, 此时效率和公平都达到最优状态;如果社会更重视公平价值, y=ax会更接近横轴, 公平程度提高, 效率下降;反之, 如果社会更注重效率价值, y=ax会更接近纵轴, 效率提高, 公平下降;两者大小是相互消长的。但公平和效率又是和谐相依的, 为了达到实质公平就需要提高效率, 要提高效率就要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公平。公平与效率既是社会发展追求的价值目标, 又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事实上, 在公司分立时, 效率与公平也存在这样的关系。当法律过分强调公司分立可以给企业节约成本, 为企业重组提供更方便的途径, 可以让公司“以退为进”, 扩大规模时, 往往会忽视小股东利益, 甚至在分立中损害小股东利益, 从而使公平不复存在;当公司分立过分强调保护小股东权益, 会使公司缩手缩脚, 不敢大胆采取公司分立这一手段, 或者在公司分立时不能达成有效的分立方案, 从而损害公司分立的效率。

公司分立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分立使企业经营更加专业化, 提高公司效率;或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企业, 让企业有回转的机会;或为了扩大企业经营规模, 把原公司变成分立出去公司的子公司。其目的都在于使企业赢利, 但在选择时, 股东之间的冲突往往非常明显。如将企业赢利好的营业分立出去, 组成新的公司, 其股票配发给原公司股东, 按照原公司股东在原公司中占有的股份比例来分配新股份, 基本不会产生什么不公平问题。如果不按照此种比例分派新股份, 股东权益会受到很大影响。对于在分派新股中配发数额较少的小股东来说, 他们是否有权要求得到补偿呢?我国2005年之前的公司法没有规定, 2005年修改的公司法弥补了这一缺陷, 规定了股东的股份购买请求权, 即在公司分立时, 对股东大会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 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价格收购其持有的股份。但这样又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何保证被收购的股份被合理评估;评估费用由谁支付;如何保证评估的公正性等等?如果说股份购买请求权的功能是为了实现小股东的公平退出机制, 那么是否公平就取决于股份的价值评估, 如果退出股东的股份价值不能得到公平评估, 则股份购买请求权就成了空中楼阁, 小股东权益保护无从谈起, 更不用说公平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 如果因为小股东的问题, 而使公司分立不能顺利进行或者致使公司分立失败, 则不仅不能达到提高经营效率的目的, 还会使公司白白浪费巨额费用。这实际上降低了公司的效益。所以, 在公司分立中协调好小股东利益关系, 有助于公司效率的提高。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从我国公司现行立法和具体实践来看, 公司分立时效率和公平冲突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公司法规定了很多强制性规范来保护股东的利益, 限制了公司的自主发展, 降低了公司经济效益;另一方面, 现实中对小股东权益的漠视, 使公司分立手段在被运用时, 人们一味追求其中带来的效益, 在实践中要纠正这种悖理。

效率和公平此消彼长, 两者要达到和谐状态, 就是要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最优组合, 这种最优组合的条件是:效率的增加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的增加与因效率的增加引起的公平降低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的降低相等。也就是上图a=l时的理想状态。现实中, 这种状态很难达到。笔者认为针对公司分立来说, 分立目的于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因此, 应该遵循“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只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做法将被摈弃, 同时, 一味强调对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做法也不可行, 公平和效率正在被人们重新认识, 公司民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对于小股东来说, 法律对公平的追求正在实现从形式公平到实质公平的飞跃, 公司分立过程将更加民主、公平。

参考文献

[1]张文显主编:《法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第243页。

[2]张文显:《二十一世纪西方法学思潮研究》,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第200页、第239页。

国企改制，小所长竟成大股东 篇2

一个房管所下属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将要转制，所长在未出一分钱的情况下就将上千万的资产买下，摇身一变成为拥有91%股份的大股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故事。

案发

太仓，隶属江苏省苏州市，是一个经济很发达的县级市。最近几年，太仓的城市建设更是以一日千里的态势迅猛发展。2003年9月，太仓市老城区改造建设开发公司从太仓市城厢房管所剥离，成立股份制企业——兴宏房地产开发公司。该公司注册资金600万元，担任法人代表的陈良玉占有91%的股份，他就是原太仓市老城区改造建设开发公司的经理。就在他成为公司的大股东，并开始绝对控制这个公司的同时，一封群众的举报信被送到了太仓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王为民局长的办公桌上。

这封群众来信主要反映，在2001年老城区开发公司的转制过程当中，原太仓市老城区改造建设开发公司的经理陈良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侵吞了原太仓市老城区改造建设开发公司的巨额国有资产，然后又用这些国有资产买下了原来的公司。也就是说，陈良玉自己一分钱不掏，仅仅玩了一个“空手道”，就让自己在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

看着桌上的举报信，王为民局长这个老检察官陷入了沉思：陈良玉这个人自己认识，平时风风火火，一副很有魄力的模样；还有一个，别看他官不大，但因为是房产公司的老总，手里有钱，在当地可是一个响当当的红人。如果举报不实，那查起来可就不好收场了。可凭一个老检察官的职业敏感，他又觉得这封举报信的可信度应该很高。

几番思量，王为民局长决定，先从外围秘密调查一下再说。

很快，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太仓市人民检察院的反贪干警迅速介入此案。一年后，侦查终结，此案的结果让人触目惊心：利用企业转制的机会，陈良玉竟然贪污公款多达760万元，挪用300多万元，其涉案数额创下了苏州地区近几年查办的国企犯罪的新高。

那么，一个房管所的所长，论其官职仅仅是一个科级干部，这么多的巨款是如何被他贪污、挪用的呢？这里面又隐藏着怎样的“黑洞”呢？

黥吞

太仓市城厢房管所原来是一个只有几十人的事业单位。1993年，为了配合老城区的改造，在市建设局的批示下，成立了太仓市老城区改造建设开发公司。这个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管理太仓市城区所有房屋的建筑审批权、建设拆迁以及城区安置房建设。考虑到陈良玉原来是房管所所长，对整个情况比较熟悉，兼任这个开发公司经理可能对工作有好处，所以局领导决定公司经理职务由陈良玉兼任。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个曾经以出色的业绩赢得了领导信任的房管所所长，会利用这种双重的身份大赚不义之财。

因为掌握着工程的发包大权，所以太仓市老城区改造建设开发公司无疑是一个有着实权的单位。在发包的过程中，一些开发商少不了用金钱疏通关系。据陈良玉事后交代，他刚开始自己也是很认真的，有些事情推脱了几次，由于自己思想不够坚定，就收了人家的钱，玩一玩买点东西就花掉了。

1999年，根据市委的统一部署，太仓市老城区改造建设开发公司将要实行转制。这就意味着陈良玉手中的权力即将丧失，不甘心就此罢休的他，决定利用企业转制大捞一把。

就在开发公司转制之前，陈良玉从公司的财务账目上得知，从1993年起在商品房开发销售过程中，开发公司向各购房户收取的一笔245万元的代收代缴费还没有向上级主管部门上缴。意识到可乘之机来了的陈良玉，马上起草了一份《代收代缴说明》，谎称有一笔245万元的代收代缴费和代办费需要公司支付。

对于这笔款，市建设局出于对陈良玉的信任，在没有核查的情况下就做了情况属实的答复。随后，陈良玉便指使会计将无须支付的245万元列入了应付款。

而这样一来，从财务纪律来说，这笔费用实际上已经属于没有支付对象了，等于名义上应该对外付，列在公司应付款的账上，实际上却已经付不掉了，就留在了房地公司的账上。

随后，陈良玉马上通过一个个体老板，将这笔巨款转到了自己的信用卡上。

漏洞

据王为民局长介绍：直到案发，作为房产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如果主管部门在把关上面没有疏漏，至少对他打的那个报告进行一下核实和具体的调查，他也就做不成。

正是因为上级主管部门对陈良玉的监管不严，使得陈良玉的胆子越来越大。2001年开发公司转制前，陈良玉又先后多次指使会计采用非法入账等手段，把城厢房管所投资开发公司的590万元充销400万元，采用虚假的132套住房充抵190万元债务，致使城厢房管所丧失债权190万元。

作为当时的会计，明明知道陈良玉有些做法是违反财务规定的，那他为什么不阻止呢？会计是这样对记者说的：“因为他既是房管所所长，又是开发公司的经理，一把手。你如果要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或者反面意见，那很可能你明天就回家了。”

在实际工作中，从1993年至案发前的2002年，陈良玉一直同时兼任城厢房管所所长和老城区改造建设开发公司经理的职务。这两个单位虽然各自有独立的财务，但都是陈良玉一个人说了算，以至于最后参与改制工作的房产科科长都弄糊涂了：“当时改制，好多东西到底哪些部分是属于房管所，哪些部分是属于开发公司，都是他一个人分的，我们都搞糊涂了。”

如此一来，财务人员不能监管财务，房产部门又无管理房子的实权，陈良玉便可以肆意支配国有资产了。

正是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陈良玉利用转制阶段一些不太完善的制度漏洞，采取了五种手法大肆挪转国有资产：其中（一）虚列负债190万元；（二）债务转移190万元；（三）挪用公款300万元；（四）隐瞒不报240万元；（五）虚列费用88万元。

采用这几种手法，在转制之前的短短一段时间内，陈良玉就完成了上千万元资产的乾坤大挪转。

2001年3月，太仓市老城区改造建设开发公司迎来了它的转制。根据市里文件精神，开发公司将转为股份制企业，按照法定程序，在企业出售给个人时，首先要对开发公司的资产进行评估。对于陈良玉来说，能不能顺利骗取先前做过手脚的那几笔钱，关键在于能不能混过评估这一关。

这时候，陈良玉又开始玩起了“花样”，他只给评估事务所提供了一份到2001年2月28日为止的假造账目。而让人不敢相信的是，担任此次评估任务的苏州安信会计事务所，竟然完全采信了这份账目。2002年7月评估结束后，苏州安信会计事务所向开发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太仓市建委递交了评估报告，评估报告显示，太仓市老城区改造建设开发公司的净资产为1023.21万元。

而事后经检察机关查实，转制前被陈良玉通过虚列负债、隐匿资产等手法挪转的700多万元资产并没有被评估进去。

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这个会计事务所是这样解释的：

记者：如果他们在账目上做了手脚，这样评估它的真实成分有多少？

会计事务所：如果它账上成本结算不规范，我在账上只核算金额的话，我只能根据他申报的最后总金额计数。我们去查很难现场查得出问题。

记者：你们就没有义务去亲自了解吗？

会计事务所：有义务。我们现场也去看过，工程师也去了解过。但是他如果不提供，我们没有资料的话，很难查得出这个小区里面哪些房子是他开发的，哪些是其他公司开发的。

陈良玉就利用这么一个机会对国有资产进行了直接的侵吞。

教训

更离奇的是，在随后的转制过程中，开发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和国资局在没有对评估报告进一步审核的情况下，就同意了太仓市老城区改造建设开发公司完成转制。按照市政府的优惠政策，陈良玉等四人只用600万元的股金，就买下了有着上千万元资产的太仓市老城区改造建设开发公司，其中陈良玉认购546万元，占总股本的91%。经查实，这600万元的股金正是出自转制前被陈良玉挪转的千万元巨额资产中。用公家的钱为自己买来千万元资产，陈良玉实实在在地大赚了一把。

陈良玉案发后，他的上级主管部门也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们决定在以后的工作中，在评估好以后就请纪检监察部门进行全程监督，然后再放到党委班子集体讨论，定出方案后报国资部门审批，以有效堵塞漏洞。

大股东-小股东冲突 篇3

近年来, 由于许多国家和地区, 股权结构存在明显的集中现象, 大股东凭借自身的控制权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产生竞争性合谋, 通过所谓的“合理的关联交易”、“合理的关联交易价格”、“合理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获取超额利润, 或者通过侵占公司财产, 以低价将小股东驱逐以及利用大股东声望等方式为大股东获取额外收益, 从而掏空上市公司, 损害小股东权益。

Grossman和Hart (1988) 提出, 大股东可以通过获得控制权得到控制权共享收益和控制权私人收益;Tirole (1992) , Laffont和Martimort (1997, 1998, 2000) 提出, 根据组织结构特点, 组织中可以出现平行合谋和垂直合谋, 而垂直合谋就可能发生在有层级关系的董事会与高管之间以及大股东与高管之间;Johnson, La Porta, 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 (2000) 提出了“掏空”或“随道挖掘”这一概念, 认为大股东拥有公司的绝对控制权, 对于中小股东的利益造成很大的侵害, 大股东会采取各种隐蔽的手段将上市公司的优质资源转移出去, 使自身利益最大化;Faccio, Lang和Mara (2001) 鲜明的提出, 股权集中类上市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解决大股东掠夺小股东利益的问题。国内部分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罗建兵 (2005) 认为, 现代公司治理中的“隧道效应”解释控股股东的掠夺行为时, 缺少管理层动机与行为的研究, 特别是控股股东与管理层合谋侵害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唐清泉, 罗党论认为, 在我国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 从而对上市公司造成巨大危害, 也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在国内, 大多数学者注重研究大股东“隧道挖掘”的行为, 对于高级管理人员动机与行为的研究却十分匮乏, 尤其是大股东与高级管理人员合谋掠夺公司资产的行为, 我国的大多数上市公司是通过国有企业改制而来, 在股权结构上普遍存在问题, 如何合理的解决上述问题将成为以后国内学术研究的重点。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在双层委托代理关系中, 小股东等外来投资者将自有资本投入上市公司, 与控制股东资产形成公司总资产, 控制股东通过雇佣经理人将公司资产投放至相关项目, 从而实现投资收益。小股东将自有资产投放到公司直至获取公司项目收益, 这整个过程形成了一个双层委托代理关系, 在此过程中, 控制权大股东监督经理人进行项目投资, 掌握项目运行情况, 当大股东与高管形成竞争性合谋时, 进行“隧道挖掘”, 小股东的项目收益不仅来自经理人的盘剥, 同时也来自大股东的双重损害。大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合谋产生的掏空行为, 主要包括:关联交易、向关联方提供担保、内幕交易、大股东直接侵占公司资金、借款, 或者是上市公司在IPO后发放高额现金股利, 进行变相分派资本, 从而将公司资产转移, 导致金融证券市场混乱, 损害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数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数之和的比例越高时, 则控制性大股东越有可能出现“隧道挖掘”现象, 掏空公司资产, 从而大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就越高。

当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较高时, 即大股东持股数量和其他股东持股数量之和的比值较低, 则大股东没有充分的机会和能力进行隧道挖掘, 占用公司资源, 因此, 隧道挖掘的现象趋于缓和。当其他大股东对于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下降时, 第一大股东的控制能力也会逐渐增强, 而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使得控制性大股东更加倾向于与高层经理人产生竞争性合谋, 出现“隧道挖掘”的现象, 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从而损害小股东的权益。

假设2:当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隐性收入越高时, 则越可能是出现了大股东与高管的竞争性合谋, 从而损害降低公司价值。

上市公司大股东对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制约, 双方各自凭借自身的控制权地位, 管理公司各项资产, 当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越低时, 控制性大股东具有较强的动机进行“隧道挖掘”或者将现金流从现金流权低的子公司转移到现金流权高的子公司, 同时, 对高级管理人员具有较强的制约作用, 当双方产生竞争性合谋时, 通过合谋, 掏空实质上属于小股东的利益。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年深交所主板A股部分上市公司为起点, 共530家, 剔除:终止上市公司36家;暂停上市公司22家;金融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18家;ST类上市公司77家, 剩余377家。根据以上数据, 从中选取90%的公司作为样本, 最终获得有效样本公司340家。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数据来自深交所网站, 有关年报数据来自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其他财务数据来自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

(二) 变量解释。

1. 被解释变量——控制权私人收益 (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比例) 。

上市公司大股东通过掏空行为获得控制权私人收益, 在财务报表中, 利用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例估算控制性大股东进行“隧道挖掘”的程度。大股东获得控制权私人收益主要来自关联交易和恶意侵占, 在关联交易中, 第一大股东的资金占用, 是对公司总资金的占用, 财务报表中的“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披露”不能全面反映占用情况, 它只能反映来源于关联方标准的资金占用;而恶意侵占行为主要为非经营性占用, 一般反映在其他应收款中, 因此, 采用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比例代表资金占用程度从而估计大股东获得的控制权私人收益。

2. 解释变量——股权制衡度, 高管隐性收入。

股权制衡度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数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数之和的比例, 反映其他股东对于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 从而分析大股东进行“掏空行为”的能力;计量高管隐性收入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 采用相关变量作为隐性收益的替代, 本文以报表中公布的与高管在职消费密切相关的办公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通讯费、会议费、小车费、出国培训费等金额之和作为高管隐性收益的计量 (陈冬华, 2005)

3. 控制变量。

本文采用多个控制变量因素, 如:公司规模, 公司业绩, 负债比例, 公司成长性, 通过以上变量, 进一步分析股权制衡对于限制上市公司大股东“隧道挖掘”的影响。具体定义见表1。

(三) 回归模型的选择。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根据以上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的设计, 设定以下方程:PBC=β0+β1COUTEST+β2LPERK+β3SIZE+β4ROE+β5FM+β6LEV+Σβ6+iIndustryi+α。回归方程中, β0为常数项, βi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待估系数, α为误差项。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研究, 表2为本文对有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 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人收益PBC的均值是0.020853, 最大值达到0.2774, 最小值是0.0001, 说明上市公司资金占用程度比较严重, 大股东获得了超额的控制权私人收益, 同时,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数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数之和的比例COUTEST的均值为569.5138%, 远远大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数量之和相差较大, 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和“一股独大”的现象较为严重, 其次, 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 发现各个上市公司之间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也存在巨大的差别, 有的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78.2%, 而有的公司才3.69%, 而高管人员的隐性收入可能来源LPEPK均值为414 988 151.6070, 说明高管极有可能与大股东产生竞争性合谋, 通过对上市公司负债比例、公司规模、公司业绩和公司成长性的对比分析, 可以得出, 各大上市公司由于股权制衡度不同, 控制权私人收益也不同, 从而在公司业绩和公司成长性上呈现不同的特点, 普遍表现为,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数量之和的比值较小的公司, 公司负债比例较低, 业绩增长趋势、公司成长性较好。

(二) 多元回归结果研究。

本文使用数学分析软件SPSS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之后, 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其结果如表3-表6: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F值为69.309, 明显高于显著性水平1%时的值, 而调整的R2的值为0.165, COUTEST的标准系数为-0.3216, 说明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制衡度与上市公司控制性大股东获得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存在明显的关系, 当上市公司大股东所持有的股数远远超过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所持股数之和时, 第一大股东具有较强的控制力, 则“隧道挖掘”现象就越严重, 大股东获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就越高, 与假设1完全一致, 这说明当大股东持股数量较高时, 便拥有较强的隧道挖掘的动机和能力, 公司资金占用程度就较高;其次, LPEPK的标准系数是0.182, 说明当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隐性收入较高时, 则越可能是出现了大股东与高管的竞争性合谋, 从而损害降低公司价值, 与假设2一致, LEV的标准系数为0.044, 与理论分析一致, 当公司隧道挖掘现象严重时, 公司的负债比例也较高, 存在大量不良资产, ROE的数值为负, 与理论分析也一致, 说明当公司隧道挖掘现象较轻时, 公司业绩也较好, 这使得公司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盈利充满信心, 从而避免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SIZE的系数为负, 与分析不一致, FM的系数为负, 与理论分析一致, 当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数量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数量之和的比值下降时, 即股权得到了合理的制衡, 公司的隧道挖掘现象便有所减轻, 大股东与高管产生竞争性合谋的可能性较小, 公司呈现较好的发展势头, 这与假设1股权制衡有助于减少上市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 从而减轻隧道挖掘的现象一致。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2011年深交所主板A股部分上市公司为有效研究样本, 检验结果表明, 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数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数比例越高时, 则控制性大股东越有可能与高管形成竞争性合谋, 出现“隧道挖掘”现象, 掏空公司资产, 从而大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就越高;当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隐性收入越高时, 则越可能是出现了大股东与高管的竞争性合谋, 从而损害降低公司价值。

为了完善金融证券市场, 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首先, 上市公司应该构建股权制衡机制, 防止股权过度集中, 分散控制权, 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引入一部分外来大股东, 合理的分散第一大股东的控制权, 从而制约第一大股东的行为, 减少“隧道挖掘”现象, 同时, 应该注意大股东数量的增多, 可能导致决策成本的提高, 最优大股东人数应是防止“掏空”行为提升公司价值和大股东人数增加带来的决策成本权衡的结果。其次, 建立合理的经营者薪酬激励机制, 规范经理市场, 增强显性的、以业绩导向的激励制度的有效性, 建立经理人诚信档案, 职业经理人的薪酬管理应该适应市场的变化;第三, 发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作用, 有效的提高公司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和独立性, 提高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的水平, 完善公司内部监控制度;最后, 加强法制建设, 加大惩处力度, 构建良好的法制环境, 稳定金融证券市场, 从而真正的打击大股东与高级管理人员合谋进行“隧道挖掘”, 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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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利益冲突探讨 篇4

1.1 “一股独大”, 国有股东成为实际控制人

据统计, 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有54%的股权属于国家所有和国家法人所有, 而且在上市公司的全部董事中, 有73.3%的董事有国有股 (27.9%) 和国有法人股 (45.4%) 的背景;另外, 2005年4月的调查显示, 我国1102家上市公司中, 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平均高达44.86%, 其中超过50%以上的达890家, 由此可知, 我国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和国有非流通股比例很高的现象十分严重。王菁 (2003) 认为:从剩余收益的分配过程来看, 政府股东可以获取的非共享收益为直接的税收收益, 但是政府还是银行的所有者, 同事也是很多固定合约支付利益方的股东;而保证雇员的收入以及就业率是社会安定的保证, 同样是政府追求的目标。于是, 政府股东在分享任何一方非共享收益的同时, 也分担了任何一方受到的利益侵害。相对而言, 其他性质的控制性股东所获取的非共享收益更直接。因此与其他性质的控制性股东相比, 政府股东具有不同的控制动力”这段话也恰好说明了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中, 国有股和其他性质的股东利益冲突的独特之处。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 上述情形虽有所缓解, 但由于政策实施效应的滞后性, 并未从根本上铲除“一股独大”。

1.2 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

由于我国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形成了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象, 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在控制股东大会的基础上, 进一步掌握着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话语权”。具体说来:由于控股大股东以自身母公司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必然会介入上市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为了减少介入成本, 大股东就会利用股东大会的聘任制度, 在上市公司的经营层安插符合自己意向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此外, 公司外部治理的缺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我国, 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用脚投票”功能的丧失。所谓“用脚投票”是指假如上市公司的股东对经营者的管理状况和策略不满时, 可以采取抛出股票的行为, 使股价下跌, 从而股东可以联合起来导致管理层下台的一种手段, 这种机制在理论上有利于保证上市公司股东意志的实现, 确保股东的资源安全。然而, 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是控股大股东选出的, 所以管理层在经营的策略方面必然站在大股东利益的一方。由于大股东的股权是非流通的, 比例也很高, 所以其经济利益不受股价下跌的影响, 也无法使中小股东形成可以与之抗衡的股权力量。这样, 中小股东“用脚投票”就无法改变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二是无效的上市公司退出机制。我国很多亏损严重的上市公司仍然在持续经营, 究其原因主要是存在上市额度管理现象, 使得公司上市的成本很大, 所以很多公司会通过购买壳资源, 间接取得上市的资格。同时, 那些严重亏损的上市公司同样需要资金, 只能出售壳资源。在这种交易的过程中, 大股东会继续利用所谓“利好”消息蒙蔽中小投资者, 以达到自己圈钱的目的。

1.3 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道德风险。在我国, 关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和证券管理信息规则之于证券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 而且大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也不会真正地为中小股东的利益着想, 所以也就不会为其提供真实可靠、全面准确的投资信息。其中, 最为中小股东关心的关联方交易披露制度极不完善, 很多公司对其关联方交易的政策以及交易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没有做出相应的披露说明, 这样中小股东就无法通过有效途径了解上市公司真实的财务情况, 而且很容易被大股东提供的虚假财务信息所欺骗, 继续盲目向上市公司投入资源。

我国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上市公司的强制审计未予以规定, 审计的程度也仅限于年度审计报告;二是对于非法信息披露行为在处罚方面未予以规定。以上两个方面就给大股东编制虚假财务信息, 隐瞒财务报告和重要信息的不披露行为创造了制度上的条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低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 因为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运作的中心, 但是在资本市运行体系不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 中小股东的利益自然难以得到保护。

2 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现实手段

2.1 大股东利用业务往来、资产重组、关联交易转移资源和利润操纵

理论上讲, 上市公司的资产是由所有股东共同拥有, 并且都有尽力保护的责任, 然而我国的现实状况却不是这样, 在控制了上市公司“话语权”的基础上, 大股东很容易将上市公司作为他们的“提款机”, 通过低价购买上市公司资产和高价出售资产给上市公司的方式, 利用关联交易的价差以达到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同时, 由于我国在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和法规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缺陷, 使得中小股东无法了解上市公司真实的财务运行状况, 无法及时意识到利益的受损, 难以通过证券市场制度和法律的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

2.2 大股东强迫上市公司为其进行担保或质押

上市公司的违规担保主要有两种类型, 关联担保和相互担保。大股东通常利用其控股股权的优势地位, 强迫上市公司为其母公司提供高风险的违规担保, 这一类型的担保数额巨大, 使得上市公司成为其控股大股东的“提款机”。面对此现象, 我国证监会已经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相关问题的通知》, 但是现在看来执行情况不是很理想。第二种类型的相互担保则是和大股东存在相关性的上市公司与大股东控股的上市公司之间的债务担保关系, 在这种担保模式中, 大股东将上市公司扯入并不相关的行业中去, 大大增加了控股股东所在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 严重损害了中小流通股股东的权益。

2.3 通过股利分配, 掠夺中小股东的既得利益

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极不规范, 分红派息率很低。大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更喜欢高价配股, 因为这可以进一步攫取中小股东的资金。另一方面, 大股东不分红既可以保证上市公司拥有很多的现金, 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未分配的利润会在下一年度摊入资本公积, 增加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 并不断转增股本, 以提高非流通股在总股权中的比重。

3 解决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对策建议

3.1 积极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对于维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优化股权结构。笔者认为, 对于我国的上市公司来说, 要优化股权结构必须实现产权的多元化, 避免“一股独大”局面的出现。优化股权结构可以通过国有股回购、国有股转换为优先股、国有股权协议转让、发行可转换债券、定向转让和资产重组等手段, 降低国有非流通股权的比例, 在国有股减持的过程中引入机构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 形成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 以股东利益为中心, 以达到维护中小股东权益的目的。

3.2 完善上市公司的内外部治理

中小股东“搭便车”行为导致大股东利用治理制度的缺陷滥用股权, 为此上市公司应该利用社会分工和集约经营的原则, 引入高效的商务管理信托机制, 由受托机构代表中小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增加参与审查和投票表决的专业性, 使中小股东的权益得到维护。同时, 商务管理信托在两方面影响着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结构:一是引入专业化的管理, 促使公司资产的优化组合, 改善经营, 增加和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二是商务管理信托将股东的收益权和表决权分离, 由信托机构代表中小股东行使表决权, 这样信托机构的专业性和外部性可以保证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侵害。

3.3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强化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

完整性是指所有影响投资者做出进入或退出决定的信息均应得到披露;真实性是指公开的信息应该如实反映上市公司运营的客观状况;及时性是指公开的信息传递速度要尽可能的快, 以利于投资者能够迅速做出决策。同时, 还要完善会计准则体系和信息披露规则, 加大对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对信息披露的监管也要有所加强。

摘要：股份公司存在两种重要的利益冲突:股东与管理者的利益冲突, 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我国, 由于股权集中程度过高等原因, 导致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前期的研究中, 诸学者多将视角放在第一种冲突上, 而忽视了第二种冲突。试从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成因、方式, 以及对策建议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股东,利益冲突,上市公司

参考文献

大股东-小股东冲突 篇5

一、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冲突对企业选择投资项目的影响

在科学技术、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 企业只有通过投资活动, 才能广开财源、提升企业的价值。不同的投资项目会使债权人和股东双方的获利程度不同, 因此, 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对投资项目的选择。

(一) 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冲突对企业选择高风险投资项目的影响

企业的每一个投资决策都是收益与风险并存的, 一般而言, 利润的增加通常是以风险的提高为代价。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会直接影响企业对高风险投资项目的选择。债权人和股东承担风险的不同使股东为了实现自身财富最大化往往愿意选择高风险的投资项目。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对于债权人而言并不能提高收益, 但却能大大的提高风险, 因此, 高风险投资项目对股东来说是有价值的, 而债权人承担高风险的同时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冲突会之所以会引发股东愿意接受比债权人预期风险更高的投资项目, 其原因是:如果投资项目获得成功, 则超额的利润将归股东所有, 因为债权人的收益被固定在初始的低风险利率上;而如果项目执行失败, 则债权人也将遭受损失。

(二) 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冲突引发企业放弃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

在不进行债务筹资的情况下, 股东可以接受收益的净现值为正的任何投资, 即如果投资项目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高于所需的投资额, 股东就愿意进行该项目的投资。但如果企业预计该项投资需要对外发行债券进行筹资, 则只有当投资项目未来所产生现金流的现值高于发行债券的利息时, 股东才会接受该项投资项目。如果投资项目虽有利可图, 但其所产生的收益与发行债券的利息相当时, 则企业进行投资的结果就是帮助债权人赚取利息, 而不能增加股东的财富。因此, 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直接影响企业决定是否放弃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

(三) 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冲突对企业放弃正在进行的投资项目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投资项目的收益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变化的, 它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企业在投资之前, 必然认真进行市场调查和市场分析, 寻找最有利的投资机会, 将资金投入高收益的项目, 通过项目的实施来提高企业的综合实力。然而, 在市场经济中, 投资项目的实际实施情况很难与企业的投资计划一致, 市场的多变性可能引起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变成低收益的项目。如果企业计划的某一投资项目在投资期开始后, 经过科学的调查发现该投资项目的市场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且该项目的现金流动状况与预期的相差甚远, 在这样的情况下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冲突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决定是否放弃正在实施的投资项目, 转而进行投资更高收益的投资项目。

二、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冲突对企业选择投资期的影响

企业的每项投资项目都是在未来才能获得回报, 因此, 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分析时, 不仅要分析投资项目产生的收益, 也要分析企业为获得相应报酬所需的时间, 即企业在分析投资项目的可行性时必须对投资期内的现金流状况进行比较准确的评估。通常情况下, 投资期越长的投资项目所产生的收益越高。股东对企业的永久性投资使股东更愿意企业进行长期投资以获取更多的收益。相比之下, 债权人对企业的投入却有一定的期限, 因此, 债权人更希望企业的投资项目能够在债券约定的到期日之前获得收益。项目获得收益时企业将获得大量的现金这样债权人获得本金和债券利息的权力就有了更大的保障。因此, 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冲突直接影响企业决定的是否进行长期投资以获取高收益还是进行短期投资以保持较高的偿债能力。

三、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冲突对企业选择项目方案的影响

在企业投资项目的选择中, 债权人更愿意遵循“最大最小准则”亦称小中取大法。每个投资方案在各种可能的状态下有其最大利润和最小利润, 最大利润的方案伴随的是最大的风险, 反之, 最小利润的方案所承担的风险最小。债权人的抉择是从悲观和保守的态度出发, 在各个方案的最小利润中找出数值最大的方案。股东则以“最大最大准则”来选择企业的经营战略, 即在各个最大利润值中选出利润最高的那个方案作为决策的最优方案。债权人和股东在选择投资项目方案时的标准不同, 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对投资项目方案的确定。

四、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冲突对企业盈余分配的影响

由于股东拥有公司的控制权, 而债权人一般不能干涉公司的经营活动, 这样股东会利用其拥有控制权的优势干涉企业盈余的分配, 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当企业面临破产的危险时, 股东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要求企业发放高额的现金股利。股东在企业破产前获得高额的现金股利, 直接减少了企业持有的资金, 从而增加了债权人的风险并降低了债权人求偿权的价值。股东要求发放高额现金股利会使企业的财富从原有债权人向股东转移, 使股东在债权人利益损失的基础上得到收益。

五、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冲突对企业危机处理的影响

当企业的运营出现危机时, 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冲突将会影响到企业应对危机的处理方式。如果企业的运营出现危机, 股东更希望企业发行新的债券来筹集资金, 通过筹资可能使企业的业绩有所改善, 但是发行新债导致企业的负债比重上升, 增加企业破产的危险。如果企业破产, 原债权人和新债权人要共同分配破产财产, 使原债权人求偿权的价值降低。如果企业破产清算, 股东将蒙受巨大的损失, 但通过发行新债给企业注入新的资金可能促使企业恢复生机, 这样股东会得到更大利益, 因此, 股东可能会支持继续借款, 即使这样会损害债权人利益。

六、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冲突对企业短期资产持有政策的影响

企业在确定短期资产持有政策时应该顾忌债权人和股东双方的态度。股东更愿意企业采用紧缩型短期资产持有政策, 即在一定的销售水平上保持较低的短期资产持有量。在这种政策下, 企业的现金、短期有价证券等短期资产的持有量降到最低限度, 可以降低资金占用成本, 但也增加了拖欠贷款或不能到期偿还债务的风险。债权人则更愿意企业采用宽松型短期资产持有政策, 即在一定的销售水平上保持较多的短期资产。在这种政策下, 企业为应付不确定情况保留了大量资金, 且拥有较多的资金作为偿还到期债务的保障, 因此, 债权人的风险也大大降低, 但这种短期资产支持有政策使企业的资金的运营效率低, 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盈利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也约束了股东财富的增值。

七、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冲突使企业大量举债回购股权

有些股东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希望企业大量发行债券筹资, 并利用筹集到的资金回购公司流通在外的股票, 企图通过减少流通在外的股票增加公司股东的权益收益率。企业大量回购股权, 增加企业的库存股, 以期达到减少股利的配发, 增加企业的价值。但大量举债会造成企业债务比例的提高而直接降低公司债务的价值。因为相对于公司的现金流量和资产, 大量举债后需要定期偿还更多的债券本息, 这直接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 同时也损害了原债权人的利益。因此, 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企业大量举债回购股权的行为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

因为债权人和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存在, 所以企业如果想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公正地对待公司的债权人和股东, 必须在决策中平衡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在经济社会中, 企业价值最大化也要求公司经理在决策时应保护债权人和股东双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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