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股东承包经营

公司股东承包经营（精选5篇）

公司股东承包经营 篇1

甲、乙、丙三人出资设立了某有限责任公司。一直以来公司都不景气,于是三人决定将公司承包给甲。承包协议约定承包费为每年50万元,承包费按甲、乙、丙的出资比例分配,承包费由甲直接支付给乙和丙,乙和丙不干涉甲的经营管理,公司财物由甲支配,甲自负盈亏。后来甲未支付承包费,乙和丙遂以甲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甲支付承包费。被告甲辩称公司一直亏损,公司没有利润,也没有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故承包费应当先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就算支付也不能直接支付给股东个人而应当付给公司,故请求驳回诉讼请求。类似纠纷并不少见,我们常常以其为合同纠纷而罔顾《公司法》的规定,但是, 《公司法》尤其是《公司法》第160条的规定对于该类纠纷是有一定影响的,应当予以考虑。

1 公司1股东内部承包的合法性及合理性

对于公司能否交由股东承包经营,我国《公司法》和其他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因此,我国法律并不禁止公司股东承包经营本公司,这也就意味着公司股东内部承包经营具备合法性。

我国小微公司众多,这些公司人合性和封闭性的特征十分明显,这些股东并不是每个人都热衷于经营管理,恰恰相反,更多人可能更热衷于做名誉上的甩手掌柜———当老板,只要能拿到稳定的红利,对于公司如何经营管理可能并不关心,公司实际上往往就是操纵掌控在个别股东手中。我国《公司法》所确定的股东会、董事会 ( 或者执行董事) 与监事会 ( 或者监事) 的组织架构对于该类公司而言可能仅仅只是一个摆设,仅仅只是股东个人的一个名誉称呼而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亦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其形式意义可能远远高于实际意义。公司承包经营,对于承包者而言则意味着更大的利润和绝对的经营管理自由,对于非承包股东而言则是稳定的收益,双方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因此,公司承包经营模式存在着市场需求而且互惠互利,这也符合公司自治的立法理念,亦不可能颠覆公司制度。[1]因此,公司股东内部承包经营具备合法性和合理性,股东可以承包经营本公司。

2 公司股东内部承包协议的效力

公司股东内部承包协议的适格主体是公司。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很多承包协议是股东与股东之间签订的。有人认为这种承包协议是无效的[2]。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全体股东均认可了承包协议的效力,完全可以视为股东会做出了决议,因此不宜也没有必要据此而否认承包协议的效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推定出这就是公司的意思,这仅仅只是一种程序上的瑕疵,不应当影响到承包协议的效力。

关于承包协议的效力,我国《合同法》第52条有明确规定,对于合同效力的认定当然应该以此为据。但是,对于公司股东内部承包协议的效力而言,由于涉及《公司法》的规制,故还应考虑《公司法》这一法律是否存在强制性规定而影响到承包协议的效力。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1款至第4款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影响到承包协议的效力,但《合同法》第52条第5款作为兜底条款则需要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本文主要对此予以分析。

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我国《合同法》使用了“强制性规定”这一术语,对于什么是“强制性规定”合同法本身未予以说明,但我国的司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等则有解释。我国《合同法》的司法解释明确指出,“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2。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相对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言的,二者共同构成了强制性规定。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应当认定为无效,1而违反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2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区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不能一概而论。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要根据具体情形判断合同的效力,一般而言,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只要不损害到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都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只有损害了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即使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也是无效的,这在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4款中有明确体现。因此,判断公司股东内部承包协议效力的关键是该合同是否会损害到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而在其他情形下,一般而言该承包协议都是有效的,除非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该种情形下合同是无效的。就引例而言,这恰恰是判断承包协议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本文主要在下文予以分析。

3 关于 《公司法》 第 166 条

我国《公司法》第166条是对公司税后利润分配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公司法》第34条的规定分配。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上述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可见,基于我国《公司法》第166条的规定,公司股东获得分红的前提条件是公司的税后利润在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还有剩余,有剩余才有分红,没有剩余就没有分红。至于如何分配剩余红利则可以由全体股东自由决定。

我国《公司法》第166条的这一规定,显然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不是一个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该规定不会直接影响到承包协议的效力。那么,该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是否会影响承包协议的效力呢?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68条和第203条的规定,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公司不依照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的,应如数补足并处以罚款。显然,提取法定公积金是强制性的,而提取后的用途则是有选择的,亦即弥补亏损并非强制的,弥补亏损不过是出于维护公司的信誉和抵御经营风险的要求。无论是弥补亏损还是提取法定公积金,一般而言都不会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也不会影响到承包协议的效力。但是,在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以前,税后利润是不能在股东之间进行分配的。如果进行了分配,显然会影响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但这也很难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也不会影响到承包协议的效力。但是,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必须将分配的利润退回公司。那么,将承包费直接支付给股东个人是否也应该退回公司呢?

如果承包协议约定,承包费从公司利润中列支,那么显然承包费属于公司利润而不能在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以前支付。如果承包协议没有这样约定,承包费显然属于承包股东的经营成本而与公司利润无关。但是,对于非承包的股东而言,分取承包费显然是因为公司股东的身份而分取的利润,而且这种利润承包股东也会按约定而得到,如引例所述,具体表现为承包股东就不用支付给自己了。这就可能导致公司没有利润用于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当然也就不存在可供分配的利润,但股东实际上却得到了“红利”,这显然有悖于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因此,公司承包的发包人只能是公司而不能是股东个人。正因如此,承包费也应该支付给公司而不应直接支付给股东个人。

根据我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11条的规定,单位以承包方式经营的,承包人发生应税行为,承包人以发包人名义对外经营并由发包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以发包人为纳税人。在公司承包经营中,承包股东并非以个人名义而是以公司名义经营的,支付承包费显然属于承包股东的应税行为,纳税人应当是公司而不是股东个人。税由公司出而钱归股东个人,显然也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认为承包费应当支付给公司而不应直接支付给个人。支付给公司的承包费应当属于公司的利润,亦不能直接支付给股东个人。而支付给公司的承包费,如果公司没有利润可供提取法定公积金,显然应当先用于提取法定公积金,然后剩余部分才能够在股东之间分配,这可以按承包协议的约定进行分配。当然,如果公司已经弥补了亏损或者没有亏损并提取了法定公积金的情况下,则不在此论。

摘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内部承包经营具备合法性与合理性,这属于公司正常经营管理的范畴,体现了公司自治,不宜也没有必要干涉。公司承包经营中的发包人应当是公司而不是股东,承包协议的效力要考虑我国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66条及相关规定,在没有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的情况下,承包费不宜直接支付给股东个人而应当支付给公司。

关键词：公司股东承包经营,合同效力,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弥补亏损,法定公积金

公司股东承包经营 篇2

本合同赵玉清为股东甲方，查代初为股东乙方。甲乙双方签订合同，规范企业各项行为原则、义务、权力等具体事项如下：

一、企业名称：兴建共青城再生资源交易大市场(前身是共青城再生资源回收经营部)，甘露区土地租赁及共青供销社承包经营都是五十年期限，与本合同同有效期;

二、承包兴建性质是共青城供销社收取5%的股东利益，其余95%由甲乙股东投资承包支付一切，自负盈亏;

三、兴建期双方各出50%的资金，按投股分红(除供销社外)各50%，增加股东在甲乙双方的大股中各自产生;

四、一切收支帐目清楚规范，双方签字生效，拒绝单方签字入帐，收购一切材料、货款、招投标经济类别事宜有监督权，双控(签字到场);

五、发展中不得无 故退股，不得转让，不得单方同意争股;

六、该企业的合同原件于甲方保管，甲方在复印件上签字说原件在甲方手中保存;

七、任何一方不得将租用土地合同、企业合同单方出去抵押、贷款、转让。若企业有需甲乙双方到场同意后方可进行(注：有其三者对企业有关人入股再定);

八、未尽事宜，双方同意后再补充，(补充协议服从本协议主题);

九、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签字之日起生效，并受法律约束。

甲方： 乙方：

年 月 日

公司股东承包经营 篇3

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合谋的原因

(一) 风险和收益

对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而言, 只要合谋的风险小于合谋的收益, 而合谋的收益大于不合谋的成本时, 就会倾向于合谋。具体说来, 合谋的风险主要有法律风险、道德风险和信任风险。而合谋的收益则有自然人收益、法人收益和控制人递延收益。

1. 法律风险。

控股股东与经理人合谋对上市公司进行“隧道挖掘”, 严重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有违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 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然而控股股东合谋行为具有隐蔽性, 相关证据难于掌握。加之我国法律体系对投资者保护程度较弱, 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机制尚不健全, 中小股民对上市公司起不到监督制约的作用, 因此股东合谋的法律风险并不高。

2. 道德风险。

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规定, 控股股东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对其所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 控股股东不得损害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不得利用其特殊地位谋取额外的利益。控股股东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利用个人权力与经理层串谋的行为有悖于上市公司企业所有者理应具备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观。

3. 信任风险。

投资者选择上市公司既会看重其发展潜力, 亦是出于对公司的信任。上市公司的股东合谋行为一旦被媒体曝光、公众察觉, 会形成巨大的社会信任危机。投资者完全可以“用脚投票”, 辗转选择其他公司投资, 并且, 投资者之间会有信息的往来, 上市公司的企业形象及股东的社会形象会因为合谋行为的披露和曝光在短期内毁于一旦。

4. 自然人收益与法人收益。

委托人与代理人并非只会相互制衡, 当“共同合谋”的收益高于“相互制衡”的成本时, 他们就会选择合谋。在不合谋的前提下, 控股股东难以“利益独享”, 为了攫取最大利益, 他们就会寻求与经理层合谋, 而经理层也会选择合谋, 与控股股东“利益均沾”。当控股股东为个人时合谋带来的是自然人收益, 控股股东为法人时所享受的是法人收益。

5. 递延收益。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合谋只要有一次成功, 股东及其他参与合谋方便会尝到甜头, 寻求下一次。如果合谋的行为屡不被发现, 合谋各方便会有恃无恐, 在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市场环境、公司治理结构都不变的条件下, 不断地寻求合谋, 因为合谋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带来持续的远高于不合谋的巨大个人收益。

综上,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合谋虽然存在法律风险、道德风险和信任风险, 但在目前法律环境不健全的大环境下, 股东合谋的现象不易被披露, 合谋的法律风险并不高, 而道德风险和信任风险的存在事实上也倚仗于法律风险, 因为只有市场交易与信息披露机制更加公开与透明化, 股东合谋才有可能被公众知晓, 控股股东合谋也才需承担更大的道德风险和信任风险。同时, 控股股东与经营层合谋对其双方带来的利益都是空前的, 共同合谋的收益也大于相互监督制衡的成本, 因此股东具有充分的动力合谋。

(二) 条件与能力

控股股东合谋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具备相应的能力才能展开, 上市公司面临的环境主要有外部法律环境, 内部公司治理环境。而股东的个人优势在于获取信息的能力和个人社会能力。

1. 法律环境。

目前在上市公司范围内实行的《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尤其是针对股权交易和股东权利方面的内部控制很少, 没有斩断大股东之间的合谋, 也难以限制股东与经理层的合谋。

2. 公司治理结构。

控股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模式有三种:弱式代理, 即股东直接担任经营者, 二者职权合一;半强式代理, 经营者由股东指定, 二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强式代理, 经营者通过竞争机制产生, 与控股股东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纠葛。而据有关调查表明, 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 100%为内部董事的公司占有效样本的22.1%, 50%以上为内部董事的公司占有效样本数的78.5%, 董事长和总经理一人兼任的公司占总样本的47.7%。这种公司治理结构没有任何所有者与经营者相互牵制的设计, 企业内部审计也不够中立, 为股东合谋创造了条件。

3. 股权结构。

公司的股权结构包括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非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产权性质及组织形式等方面。中国上市公司普遍股权结构比较集中, 大股东控制的现象极为严重, 大股东通过资产重组、资金占用以及关联交易等方式侵占公司资产的现象屡见不鲜。

4. 信息优势。

控股股东掌握着公司的控制权, 有能力选择亲信进入公司决策层, 同时也有能力直接干预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因而他们有充分的途径获得有关公司经营的信息, 当条件与时机皆备时, 通过合谋侵占上市公司资源。

5. 个人能力。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具有获取企业关键资源的权力和渠道, 他们可以决定决策层的人员配备, 从而间接地影响公司层的重大决策。他们往往也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广泛的社会关系, 市场信息极为灵通和可靠, 控股股东通常可以利用具备的资源、权力和渠道, 与经营层合谋, 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二、股改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合谋的特点

股权分置改革前, 上市公司股份被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 通常第一大股东持有的是非流通股。特殊的股权结构和流动性分裂使得上市公司大股东持有的股份往往不能在二级市场流通, 大股东难以通过正常的股权转让途径或其他途径获取收益, 而合谋所致的公司价值损失也难以反映在公司股价上, 尽管股东持股比例很高, 但股价的涨跌与其利益并不相关, 上市公司大股东具有强烈的动机进行合谋掏空公司。

2005年4月中国证监会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 使各类股东利益分置、价格分置的问题不复存在, 各类股东具有相同的上市流通权和股价收益权, 二级市场价格开始真实反映上市公司价值, 并成为各类股东共同的利益基础。 (中国证监会年报, 2007) 。

后股改时期, 上市公司实现了股份全流通和股权分散化。当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作为新的投资主体涌入二级市场, 其股价也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时, 控股股东的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而股东合谋也有了新的特点。股份全流通并未改变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一股独大”的问题, 控股大股东的意志仍然凌驾于中小投资者之上, 他们还可以通过操纵市场、虚假陈述、隐蔽的关联交易转移、挪用上市公司资产, 与经理层合谋非法购买或出售公司股票套现等手段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在上市公司实行激励计划后, 大股东为追求股权价值最大化, 将对管理层实施以股权为基础的激励机制, 因此管理层具有与股东合谋提供虚假信息的动机。

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方面,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还处在从自愿性披露到向强制性披露的过渡阶段。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存在着自愿性披露动力不足, 披露流于形式的问题。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总体质量比较低, 并且披露水平差别较大。

三、针对股东合谋的内部控制措施

(一) 约束性机制

1. 政策与规范性引导。

《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中对于股权交易和股东权利方面的内部控制不够, 对可能发生的股东合谋的关注不足。政策方面可以在原规范基础上加强对股权交易等可能影响企业价值的因素加强内部控制。其次要更加关注股东权益保护的内部控制, 强化信息披露内部交易、股利分配方面的内部控制。

2. 法律法规约束。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加强对大股东关联交易的查证和披露, 同时提高对大股东和经营者合谋的惩罚力度, 这样既提高了股东合谋的成本, 也增大了股东合谋的风险, 让法律具有事前威慑力, 也具备事后执行力。其次要提高强制性信息披露的范围和要求, 保证上市公司交易的信息透明度与公平性, 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3.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如控股股东性质、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等共同影响着控制人的合谋策略。我国上市公司股东与经营层代理模式以弱式代理及半强式代理为主, 这种代理模式对股东行为毫无约束力。因此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促进股东与经营层代理模式由弱式和半强式向强式代理结构转化, 加强对股东权力的制衡, 使股东和经理层彼此牵制是加强针对股东合谋内部控制的重要方面。股权结构从量的角度反映了不同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所有权。在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 大股东是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有影响力的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监督和制衡是第一大股东实施合谋的主要阻碍, 股权制衡越强, 第一大股东合谋的成本越高收益越小。

(二) 激励性机制

1. 建立代理人激励机制。

当对代理人的激励不足时, 代理人倾向于通过其他渠道如寻求合谋对自我进行补偿。激励机制一般包括精神满足和物质利益两个方面。经营者作为职业企业家, 关心名誉、职务、社会地位等精神方面的满足, 但更重要更直接关心的则是物质利益即报酬的多少。在上市公司的激励机制安排方面, 要尽可能地考虑到代理人的物质与精神需要, 避免他们采取短期行为。

2. 建立长效声誉机制。

与强制性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相比, 非处罚性长效声誉机制具有监管效率高和时效性强的重要优势。建立上市公司的长效声誉机制, 可以构建起防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合谋的第一道屏障。上市公司经营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经理人地位与信誉, 会自觉避免短期行为。通过为上市公司建立长效声誉机制, 为经理人制作“价值身份证”, 加强对经营者的诚信监督, 将会增大其合谋的成本, 具有长期威慑效力。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合谋会掏空公司, 侵占公司资源, 严重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而针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却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当合谋的收益大于不合谋的成本, 而合谋的风险小于合谋的收益时, 股东会倾向合谋, 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目前上市公司法律环境不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强制性信息披露较少的大环境下, 股东完全有条件和能力合谋。股权分置改革后股东合谋呈现了新的特点和趋势, 必须针对股东合谋的内部控制对症下药。通过配备完善针对股东合谋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解决股东合谋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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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闫邹先.我国上市公司合谋的影响因素-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分析 (J)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09 (1) .

公司股东承包经营 篇4

关键词：入股,必然性,可能性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业公司的优越性

相较于其他组织形式, 公司具有营利性、有限责任、高效组织等明显的制度优势。正因此, 公司虽比家庭、合伙等其他组织形式产生得晚, 却已发展为市场经济的绝对主力, 并且, 从事国际生产、销售和管理的跨国公司正逐渐成为经济结构的主体。1

农业公司可以将农业经营活动真正变成一种高度职业化的活动, 而不是农业家庭经营条件下仅作为家庭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 农业经营者以其出资为限对农业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并使其家庭财产中用于投入到农业公司的那一部分职业财产同其他财产相分离, 从而在经营一旦失败的情况下, 不再必须以其全部家庭财产来承担相关债务。此外, 社会上的资金持有人, 只要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对公司出资并认购相应股权即可成为公司的股东。同家庭经营相比较, 农业公司具有广泛、有效地吸引社会资金投向农业的巨大能力, 是农业融资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农业经营者在自有积累不足以满足资金需求的情况下, 选择农业公司, 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即有可能较好地解决资金问题。因此,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业公司有利于吸引投资, 能够有效降低和分解农业经营者、投资者在经营、投资农业时所须承担的清偿责任及风险。总之, 农业生产公司可以把零散的土地、农户组织起来, 集中的各种农业专用人才可以在分工的基础上做到人尽其才, 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通过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使总固定成本和可控成本相对降低、增加利润、扩大收益, 在农业发展的同时,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随着农业的跨国竞争的日益激烈, 农业公司可以凭借其制度优势, 通过一体化降低交易费用, 在竞争中获胜。

农业生产组织是市场经济的生产主体, 也是民事主体。具体而言, 我国农村承包经营户是一种非法人组织;“公司加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只是一种契约形式, 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民事主体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只是一种契约关系, 不是新的民事主体, 除非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虽是一种新的法人形式, 但既不属于合伙企业, 又不是公司, 类型非常模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是既想向法人迈进以摆脱小农经济、又想避免公司有限责任, 而进行的一种中国特色式创造或者过渡, 其尴尬的定位并无助于大力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总的来看, 我国农业组织形式已经可以涵盖所有民事主体形式, 包括承包经营户、合伙、农业合作社、合作社法人、公司、个人独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合伙企业等。但正是在公司这种重要的民事主体, 排斥了广大农民的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均有的农业生产财产权利, 以其入股农业公司就可以实现农民与公司利益的协调一致。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业公司的可能性

(一)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可评估转让的产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项物权、财产权。按照相关理论, 用于入股的财产权应具备四个基本条件:确定性、可评估性、必要性和可独立转让性。

1. 确定性。

指出资标的物必须特定化, 即出资标的物必须客观明确, 不得随意改动。入股是流转的一种形式, 可以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2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范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种类、数量等内容也在入股协议或章程中予以记载, 从而使其符合出资方式的确定性要求。

2. 可评估性。

指作为出资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必须是现实存在的, 可以评估确定其价值并折合为现金。3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估手段将其量化, 是农民愿意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一个前提条件。实践中, 土地经营权的作价需根据土地的类型、位置、自然条件、基础配套设施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评估的形式可以是协商估价, 也可以是聘请专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成渝地区设立的农村土地交易所正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3. 有益性或必要性。

指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出资形式, 应是公司事业所需要的、有实益的价值物, 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公司营业是十分重要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决定了其投资设立的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是涉及农业生产、经营, 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然是保证其正常开展活动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

4. 可独立转让性。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转让。因此, 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公司等符合上述四个条件。

(二) 《公司法》允许以可评估转让的产权入股

虽然《公司法》未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出资方式, 但概括规定了“土地使用权”出资入股。根据我国《物权法》, 土地使用权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地役权四种。因此, 《公司法》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资的规定已经可以涵盖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业公司的障碍解析

在我国近一段时期进行的农业生产组织创新中,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业公司最具代表性。学者们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农业公司这种模式予以了持续关注, 并提出了以下主要质疑。经分析, 笔者认为, 除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外, 这些主要质疑理由并不真正存在。

(一) 客观条件问题: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

2001年, 中共中央曾指出:“只有在第二、三次产业发达、大多数农民实现非农就业并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收入来源的地方, 才有可能出现较大范围的土地流转,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总体上看, 我国绝大多数农村目前尚不具备这个条件。”4有学者指出, 由于我国的地区差异大,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股份化、农业生产公司化难以大范围推广。笔者认为, 地区差异并不与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有本质联系。在经济基础较弱地区的其他产业同样存在着大量以财产权入股的公司组织, 只是可能没有经济基础较强的地区数量多、实力强而已。因此作为一种财产权形式和生产组织形式, 股田制、公司化也同样可以在欠发达地区存在, 并能借助其制度优势更快推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 不论处于何种经济发展水平, 农民都是典型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人, 只要坚持好自愿原则, 其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适宜股份化、其自身是否适宜转化为农业工人, 农民是有能力依据其具体、个别情况, 做出对自身最为有利的判断和决策的。在实践中, 为稳妥起见, 一般都采用了先由部分农民自愿入股再逐渐扩大的做法, 这有利于农民进一步观望和衡量。因而, 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不是阻碍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化、农业生产公司化的客观障碍。

(二) 组织理论问题:家庭经营是农业生产最佳组织形式

不少学者认为, 家庭经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一经产生便表现出了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 是农业生产的最佳组织形式,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到公司、农民转化为农业工人的生产组织形式不经济。例如, 农业生产在时间上是断续的, 空间上是分散的, 其生产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农业生产还受到气候、地理及动植物生长规律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 农业生产的劳动分工有限, 农业劳动的组合形式不能照搬工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并且, 采用大机器规模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在我国人地矛盾突出、劳动力丰富的客观条件制约下很不现实。

笔者认为, 首先, 在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 劳动者的个人因素确实非常影响农业生产, 但是在以农业科技、农业机械为支撑的现代农业中, 个体劳动因素对于生产结果的影响已越来越不再是决定性的了。其次, 上述观点只考虑了代理成本的增加, 没考虑专业化分工同时所带来的农业生产规模效益的提高、成本小于收益的问题;更没考虑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化所增加的财产性收益、农业工人的工资性收益、或者外出打工的务工收益对农民收入的提升。实践中, 我国新时期的股份化、公司化探索也印证了农业效益普遍提高、农民增收的良好局面。再次, 上述观点考虑了农民的工作热情, 并没有考虑建立在计件生产等生产报酬模式之上的现代化生产制度同样能提高工作热情。公司不是人民公社, 能够避免出现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情形。最后, 将风险、责任由更懂市场、更懂管理的更大规模的公司承担, 使得原由家庭承担的风险、责任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分散, 是有利于降低风险的。并且股份化、公司化有利于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真正有利于风险的化解。

鉴于我国长久以来的国情, 诚然我们要长期坚持家庭承包经营, 但是也要看到, 1978年以来的家庭经营并没有改善我国农业生产长期落后的局面, 正因此, 我国才一直在寻求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之上的更高效的生产方式。土地承包经营权财产化、公司化首先要农民自愿, 并且公司要优先雇佣入股农民进行生产劳作, 这只是改分散经营、小农经济为统一经营、规模经济, 改变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 不会改变农民承包经营权的性质, 没有动摇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地位。如广东梅县雁南飞茶田有限公司的实践所表明的, 农民虽然转化为了农业工人, 但仍是农业公司中的最基本生产单位;虽然按照公司要求统一从事农业生产, 但其绩效考核仍是以劳动成果为基础的。因此,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农业公司在延续传统和适应当代农业发展要求之间能够取得有效平衡, 能够成为推动农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实体。

(三) 法律问题: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和《物权法》等冲突

我国1993年制定、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都一直规定, 股东可以用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 除非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而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进行法律限制的主要在于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只有通过拍卖、招标、公开协商等方式所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才可以入股。2007年《物权法》对此规定进行了复述。无疑, 与现行法律 (《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 相冲突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最突出的障碍。

与其他改革相同, 我国农业生产变革也呈现出经济实践突破法律、政策在先, 政策随着实践的日趋成熟而由否定转肯定、再进行立法保障的改革特点。作为上层建筑, 相关立法是对不断变化的农业经济基础的滞后反映。无论是1986年《民法通则》对1978年即出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的肯定, 抑或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对1983年即出现、1985年即出台政策许可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承认, 又抑或2006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农业合作社的规范, 莫不如是。因此, 《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立法禁止, 也不过是一种上层建筑特性、改革阶段性的表现, 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业公司的障碍根源, 也必将随着我国农业的发展而逐渐转变。2008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中发[2008]10号) 已明确规定, 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的前提下, 可将林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到公司。可以预期, 在政府不断重视农业发展、不断加大农业改革力度的新时期, 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立法进程。

(四) 其他问题

1. 难以确保农地农用。

我国地少人多, 农地农用是土地利用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抵押和破产过程中, 可能存在以入股的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等改变土地用途的行为, 将使农村中可用耕地面积减少, 侵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笔者认为, 擅自改变农地用途是转包、出租、转让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都可能遇到的违法情形, 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无根本联系, 确保农地农用实为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行使经济调控职权、村集体行使集体所有权的问题。

2. 难以保护农民的生存利益。

有学者认为, 我国农民的生老病死都与土地息息相关, 土地除了是生产资料之外还存在社会保障的功能。一旦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农业公司破产, 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移, 农民就会丧失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 农民保障属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问题, 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亦无本质关联。农地农用和农民利益保障也曾是反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理由, 然而实践证明, 这两种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的理由终抵挡不住农地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必然潮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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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承包经营 篇5

关键词：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委托代理,理财目标,农民股东利益保护

理财目标是公司财务决策活动的理论指南, 不同的理财目标反映企业不同的价值取向。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 (以下简称集体资产公司) 是随着我国城乡统筹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形式, 是在保持集体资产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对传统集体经济组织形态的创新, 它承担着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保护农民股东利益的功能。集体资产公司理财目标的选择直接决定着公司的财务活动是否会以实现股东尤其是农民个人股东利益保护为基本指南。

理财目标的选择受公司股权结构以及相应委托代理关系类型的影响。“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财目标由于其明确和可操作性被普遍认可, 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大股东控制成为普遍现象、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情况下应该以“股东现金流权财富最大化”作为理财目标。[1]股东财富最大化、股东现金流权财富最大化是在公司股权呈现充分分散或高度集中两种不同的状态时, 因委托代理关系不同而对理财目标做出的理性选择。集体资产公司保持了集体资产集体所有不变的前提, 独特的股权结构和特殊的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制度背景, 使集体资产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呈现出多重叠加、委托代理链延伸等异于一般公司的复杂特性, 这种情况下, 传统的理财目标已不能充分体现该类理财的终极目的—即为谁创造财富的问题。为此, 本文在厘清集体资产公司复杂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上, 尝试从新的视角审视其理财目标与农民股东的利益保护问题。

一、文献回顾

股权充分分散或股权高度集中是现代企业股权结构的主要特征, 股权结构影响着公司委托代理的类型, 而委托代理类型则进一步影响公司理财目标的选择。Berle和Means (1932) 认为所有权的广泛分散和非股东的管理者掌权是现代公司的两大特征, 即现代大公司中存在严重的“管理者控制”现象。[2]Jensen和Meckling (1976) 指出, 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并不总是与股东利益相一致, 这种利益的分化往往会使管理者以股东利益为代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3]因此, 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以公司股权高度分散为背景, 探讨在公司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存在代理冲突、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差异情况下的治理问题。按照企业契约理论, 在典型的Berle和Means范式的企业中, 股东因承担企业自然的边际风险而享有剩余索取权, 因拥有企业的所有权而享有剩余控制权, 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对应要求使“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一理财目标是必然的选择。随着公司所有权集中度的提高、大股东的出现, 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冲突有所缓解。大股东有较强的对公司管理者实施监督的动机, 从而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但在股权比较集中的情况下, 公司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会成为公司新的代理问题。Shleifer和Vishny (1997) 认为在股权结构比较集中的环境中, 特别是在金字塔结构和交叉持股结构模式普遍存在的情况下, 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是公司的主要代理问题。控股股东为了其私利常常侵占企业资源, 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最终减少了公司价值。[4]Claessens等 (2002) 认为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是损害公司价值的重要因素。[5]基于此, 刘志远、李海英 (2010) 认为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导致股东集团内部出现分化, 传统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财目标面临挑战。以企业契约理论为基础, 选择“股东现金流权财富最大化”作为理财目标更有利于体现全体股东的利益。[1]

在我国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委托代理研究方面, 陈剑波 (2006) 提出了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制度的治理结构问题, 认为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 土地集体所有是既有的现实选择, 但也使集体所有治理结构中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 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成为农村改革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7]董国礼等 (2009) 认为不同土地流转模式下的产权代理可以分为私人代理、国家代理和市场代理三种类型, 相应的委托代理关系为单层委托代理、双层委托代理和循环委托代理。[8]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 (2010) 在对成都统筹改革实验区进行调查的基础上, 注意到由数千农户、数万人口通过多层“委托代理”关系组建而成, 财产权利与行政权力叠合到一起的集体资产公司中, 如何处理公司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 如何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将会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问题。[9]综上所述, 已有文献对集体资产公司委托代理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基本与规范的理论分析框架, 而将委托代理、理财目标与股东利益保护结合起来的研究则更为缺乏。

二、基于土地权利的独特股权结构

与一般意义上的公司不同的是, 集体资产公司是在原集体经济组织的基础上, 把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入股而成立的公司。从近年的实践来看, 折股量化的集体资产通常是集体经营性资产, 公益性集体资产通常不进行折股量化, 而是全部直接列为集体资产公司的资本公积和公益金。[7]并且“土地私有化不仅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 而且也不能提高农业效率。”[11]因此, 为维持集体所有的性质, 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公益性资产一样不宜进入集体资产公司, 而仍然应该由原集体资产所有权代表 (实践中一般是村民委员会, 即村委会) 进行管理。如图1所示。

对于进入集体资产公司并折股量化的集体经营性资产, 由集体拥有的部分 (当然也可由村委会直接以集体资产出资取得股份) 形成公司的集体股。折股量化后由村民个人拥有的股份 (除此以外村民也可以自身财产如现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投入取得股份) 形成公司的个人股。显然, 主要基于土地权利而形成的集体股与个人股构成了集体资产公司的基本股份。由于个人股股权的分散均衡, 集体股往往成为公司的大股东。

三、集体资产公司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Jensen和Meckling认为所谓委托代理是指委托人委托其他人 (即代理人) 根据委托人利益从事某些活动, 并相应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3]由于集体资产公司独特的股东结构和特殊的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制度背景, 其委托代理关系相对一般公司而言更为复杂。

1.简单集体资产公司委托代理关系的多重叠加

简单集体资产公司指的是由单独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组建的公司, 公司实际上是某一行政范围上的村集体。此时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发生在公司内的封闭型关系模型, 如图2所示。

第一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于集体股股东与其代理人之间。集体股的终极所有人是全体村民, 但全体村民所有实际上导致了委托主体虚拟、所有权主体缺位的现象。这时代理集体股行使股权的是能代表全体村民集体的机构或在这一机构中工作的人, 即现实中的村民委员会 (以下简称村委会) 或在村委会任职的干部。显然, 在这一层基于土地集体所有而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作为集体股代理人的村委会履行着管理所有村集体财产 (包括土地) 的职能。因此, 当没有足够的制度约束时, 会导致在村民股东和村集体组织的博弈中, 村民股东处于非常明显的弱势地位, [13]出现代理人利用代理权为个人或团体寻租, 进而损害委托人即全体村民利益的行为。

第二重委托代理关系源于股东集团内部分化而导致的控制股东与农民个人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一般公司股权充分分散或高度集中不同, 虽然村委会只是集体资产公司集体股股权的代理人, 但是公司事实上的控制股东呈现出明显的强势特征。这是因为现实中村委会有着复杂的功能:作为政府代理人, 承担着大量政府委托的行政工作;作为集体财产法定代理人, 履行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所有村庄集体财产的管理职责;同时还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协调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三位一体的角色在政府行政、村务管理、农民财产保护等方面存在巨大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实际上大大强化了村委会对集体资产公司的控制能力, 并使村委会实际上是在完整地行使着集体所有者的权利。[7]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背景表明农民个人股股东应该拥有集体股所有权, 但全体村民集体所有的结果只能是组织成员共有, 责权关系不明晰, 权利虚化。在成员共有基础上对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形成的个人股权呈现出分散均衡的特点, 在公司中没有相应的实质控制权, 属于集体资产公司股东中的弱势群体。由于监督管理者成本过高, 农民个人股股东不得不委托公司大股东—集体股股东对经营管理者进行监督, 但由于村委会已替代集体股股东成为公司实质上的控制股东, 因而表现为农民个人股东与控制股东村委会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显然, 集体资产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为控制股东获取自身私利寻机侵害农民个人股东利益成为可能。问题是当利益受到伤害时, 农民个人股股东可能会面临既无法“用手投票”也无法“用脚投票”来保护自身利益的尴尬状况。[15]不愿关注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这为管理者实际控制公司提供了便利。此时, 公司控制股东即村委会若能有效履行监督管理者的职能, 直接对管理者行为施加影响, 就会大大降低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成本。但由于缺乏职业经营管理者, 实际上更是因为集体资产公司管理层很少从所有权控制中分离出来, 实践中大多数公司的管理者还是由村委会来担任。这也就是说, 在农村集体资产经营公司中, 村委会已经突破了陈剑波所说的三位一体角色, 同时集政府代理人、公共事务管理人、公司实际控制股东、公司管理者四重身份于一身。四重身份的叠加尤其是行政权力与财产权利的叠加使村委会在公司中的实际控制权虽源于集体股所有权却远远大于所有权。结果导致村委会不但不会以控制股东身份履行监督经营管理者 (实际上是自己监督自己) 的职能, 而且还可能利用控制权优势寻机侵占农民个人股东利益, 并在享受全部利益的同时只承担与所有权成比例的部分成本。

2.复杂集体资产公司委托代理链的延伸

复杂集体资产公司通常是在若干个简单公司的基础上突破简单公司范围限制组建而成的规模更大的公司, 其委托代理关系在简单公司委托代理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拉长延伸形成更为复杂的开放型委托代理系统, 如成都市锦江区农锦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农锦公司) 。农锦公司是在土地确权的基础上先组建11个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经过工商局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 , 然后再由11个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股东共同成立农锦公司, 并委托农锦公司统一经营管理所有集体土地。农锦公司再次将集体建设用地的整理整治开发经营权委托给成都市兴锦现代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区农投公司) 。 (4) 在如此复杂的组织中, 其委托代理关系已突破简单公司封闭式的委托代理模式, 出现了委托代理链的延伸与拉长, 如图3所示。

复杂集体资产公司委托代理关系模型的表现形式发生变化, 结构关系更为复杂。在图3所示的委托代理链中, 农锦公司的股东公司是11个简单集体资产公司——村级有限责任公司, 其委托代理关系如图2所示, 在此不再赘述。在简单集体资产公司委托代理关系基础上延伸出的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存在于村级股东公司与作为股东公司所有集体土地代理者的农锦公司之间。延伸出的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是农锦公司作为股东再次将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权委托给区农投公司。区农投公司取得的土地出让收益在扣除整治成本后, 返还给农锦公司, 再由农锦公司分配给村级公司, 最后再由村级公司分配给农民个人股股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由于委托代理链条延伸, 最初委托人 (股东公司的股东即全体村民) 距最终管理者遥远, 信息严重不对称, 使其在客观上很难直接有效地观察和把握最终获得经营权的公司的内部运行状况。更为重要的是, 由于集体资产公司集体股委托主体虚拟、最初委托人并不明确, 进而导致各代理链条上的委托人和代理人也不十分明确, 具有多重、叠加与延伸特性的代理链条难以形成有效的传导机制, 无论是传统的监督还是激励机制, 最终都无法实现对股东利益尤其是处于委托代理链上游、属于集体资产公司中弱势群体的农民个人股东利益的保护。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 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由于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等契约”也会产生债务代理冲突问题, 即股东为满足自身利益而可能采用不同方式侵害债权人利益。与通常意义上的债务代理冲突相反, 复杂集体资产公司中债权人因可能侵害股东利益而产生新的代理冲突。由于农锦公司所需资金由区农投公司全额投资, 农锦公司以集体建设用地收益作为还款保障, 并承担区农投公司的融资成本及支付一定的投资回报, 区农投公司此时实际担任的是农锦公司债权人的角色。但农锦公司聘任区农投公司 (区管政府性投资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来担任农锦总经理, 公司的其他经营管理人员沿用区农投公司的职员。不难看出, 在农锦公司这样的集体资产公司中, 债权人和集体资产的最终管理者已经合二为一, 政府通过政府性投资公司主导着集体土地的流转。这种以债权人利益保护为核心的制度设计, 反而使股东成为身兼双重身份的债权人侵害的对象, 造成了股东与债权人代理冲突的异化。

四、“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理财目标与股东利益保护

1.集体资产公司理财目标应体现的价值取向

现代企业制度主要通过契约设计促使剩余风险的承担与剩余控制权尽可能对应, 以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但集体资产公司委托代理关系的多重与叠加、委托代理链条的延伸及传导机制的无效、股东和债权人与管理者在不同情况下身份的重合, 使得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在实际承担公司剩余风险的同时并未能获得相应的剩余控制权。同时, 不发达的农村金融资本市场和较弱的投资者法律保护不但没能通过法律等制度设计来保护股东尤其是个人股股东的利益, 反而进一步加剧了集体资产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另外,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正处于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统筹发展的转轨过程中, 有着特殊的制度背景。政府主导土地流转色彩明显,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的制定与变更引导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从而引导公司理财的价值取向。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理财目标的选择很可能不再是公司自身选择的结果, 而是受委托代理类型、各种制度约束和政府干预的影响。因此, 作为体现公司价值取向的理财目标便承载了一项重要功能, 即如何在理财导向层面体现对股东利益尤其是农民个人股东利益的保护, 并通过理财目标引导各级决策者对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保护与协调的关注。

在集体资产公司这类特殊公司中, 以股权充分分散或以股权高度集中为基础的“股东财富最大化”或“股东现金流权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并不适用。因为股东财富最大化是建立在全体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冲突的前提下, 从简单集体资产公司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来看, 公司控制股东与管理者身份的重合使股东集团出现了分化, 并改变了传统上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委托代理的本义, 进而演化为控制股东利用控制权寻机侵占个人股股东利益的问题。那么此时以“股东现金流权财富最大化”作为理财目标是否恰当呢?实际上由于其股权结构、制度背景等的特殊性, 公司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并不会像一般的股权高度集中的公司一样出现偏离, 最大化股东的现金流权, 并不能解决集体资产公司中身兼数重身份的村委会利用实际控制权为个人或团体寻租的行为。复杂集体资产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则表明, 当债权人和集体资产的最终管理者身份重合时, 全体股东有可能成为身兼双重身份的债权人侵害与掠夺。因此, 在股东保护利益的同时注意协调平衡股东集团内部的利益冲突, 是确定选择该类公司理财目标的基础。

2.集体资产公司理财目标的最佳选择:“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这一理财目标可以涵盖三层涵义:第一, 强调对全体股东利益的保护。在统筹城乡改革发展过程中, 集体资产公司通常是按行政管辖范围组建成的公司, 其收益主要来自于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收益, 但同时土地出让收入也是当前我国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 即政府实际上会参与公司集体土地流转收益的分配。如前述的区农投公司实际上是在代表政府分配农锦公司集体土地流转的收益。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一理财目标, 实际上是从价值导向层面强调集体土地流转中应寻求农民、集体和政府之间收益的平衡, 最终实现农民股东利益的保护;第二, 强调对各股东集团利益的协调与平衡。集体资产公司中, 股东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集团。相对于以村委会为代表的控制股东而言, 农民个人股东为代表的中小股东是明显的弱势群体, 其利益因公司委托代理关系的多重与叠加、延伸与变异而最有可能受到损害, 同时个人股股东中的显名股东也可能在发生利益冲突时损害隐名股东的利益。因此, 在各股东集团之间多种委托代理冲突严重的情况下, 其利益协调与平衡显得尤为重要。“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在关注股东利益保护的同时, 更以“全体股东”涵盖各类股东集团, 强调所有股东利益的协调与保护, 以降低各类委托代理成本, 提升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 实现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第三, 以全体股东利益涵盖农民股东对财富和土地权利的要求。与一般公司不同, 集体资产公司中的股东不但期望实现自身财富的增加, 更希望公司能保障其在土地上拥有的相应权利, 因为这种权利是在社会保障机制缺乏情况下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在追求股东财富增加的同时, 兼顾了农民股东在土地权利上的特殊要求。

当然, 为保证“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财目标的实现, 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安排必不可少:

(1) 村委会行政、社会管理职能和经济管理职能实现分离。职能分离后的村委会承担政府授权的行政管理职能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 同时村委会也可作为集体资产所有权代表, 对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行使监督权。由集体资产公司作为集体股代理人, 承担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职能。这一制度设计可以防止村委会利用多重身份叠加形成的实际控制权为个人或团体寻租, 进而损害委托人即农民个人股东利益的行为。

(2) 在股东权利配置上, 有倾向性地向农民个人股股东配置权利, 真正改变集体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格局。强化农民个人股股东集体土地流转的主导运营权, 使个人股东拥有相应的实质控制权, 保证个人股东中隐名股东的利益, 形成农民个人股东对控制股东的有效制衡机制, 以提升各级委托人及委托代理链的有效性。

(3) 建立合理的集体资产公司股权退出机制。目前集体资产公司通常采用股东持有股份在限定范围内有条件转让的做法。这种做法虽然没能通过市场的流动性来弥补农民个人股东控制权的缺失, 但却是当前体制下对农民股东利益保护的现实选择。因为在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 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决定了当股份转让没有限制时, 外来资本的入侵很可能使农民面临另一种既失去股权、又失去土地的更为严重的情况。此时, 如何从制度设计与创新层面保护农民个人股东利益的退出权就成为集体资产经管理公司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4) 在管理者的选聘上, 避免控制股东与管理者或债权人与管理者身份的重合, 真正运用市场竞争机制选聘管理者, 以保证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同时满足管理者控制权收益的激励, 对管理者实行薪金、福利和发展空间等多元化激励方式和有效的监督机制, 以降低代理成本。

(5) 完善集体资产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保护农民个人股股东的知情权, 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加剧的代理问题。

五、结论

通过研究发现, 简单集体资产经营公司封闭型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村委会同时集政府代理人、公共事务管理人、公司实际控制股东 (集体股代理人) 、公司管理者四重身份于一身。四重身份的叠加尤其是行政权力与财产权利的叠加使村委会在公司中的实际控制权虽源于集体股所有权却远远大于所有权。结果导致村委会可能会以农民个人股东利益为代价去追求自身的控制权收益。而复杂集体资产公司开放型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委托代理链条的延伸与传导机制的无效、债权人和集体资产最终管理者身份的重合, 则使全体股东成为身兼双重身份的债权人侵害与掠夺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体现公司价值取向的理财目标实际上承载着一项重要功能:即如何在理财导向层面引导各级决策者对集体资产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保护与协调的关注。“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由于能涵盖对全体股东利益的保护、各股东集团利益的协调平衡及农民股东在土地权利上的特殊要求而成为集体资产公司理财目标的最佳选择。这一理财目标的实现需要借助于相应的制度安排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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