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聚集(精选4篇)
资本聚集 篇1
聚集经济是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集中现象,主要表现为相同(类似)产业或互补产业在一个特定的、邻近地理区位上的集中所形成的产业群或相互依赖的区域经济网络[1]。随着劳动分工的深化和经济活动的集中化,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的集聚趋势日益显著。
聚集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历来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产业聚集与空间外部经济的概念,并阐述了存在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条件下的产业聚集的经济动因[2]。工业区位经济学家Weber最早提出了“聚集经济”的概念,将聚集经济定义为成本的节约,并探讨了产业集聚的因素,量化了集聚形成的规则[3]。迈克尔·波特从企业竞争优势的角度对产业聚集现象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产业群的概念[4]。Feldman与Florida从集群对创新影响的角度分析了集聚经济效益[5]。可见,学者们对聚集经济相关研究的文献较多,研究角度主要集中于产业的聚集。
产业的聚集往往伴随着人才的聚集,人才聚集是产业聚集的效应之一或是条件之一[6]。人才聚集作为生产要素在地理空间聚集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推动聚集经济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人才聚集的过程是各种社会关系交织形成和不断融合的过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关系资本和稀缺的社会资源,其影响作用于人才聚集的整个过程,人才聚集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社会资本环境的支撑。
因此,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其对人才聚集的影响,对于促进人才聚集及其效应的产生,推动聚集经济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从人才聚集的角度深化对社会资本的认识,有助于对社会资本进一步的发掘与利用,从而使人才聚集效应得到提升。
1 人才聚集分析
1.1 人才聚集内涵
人才作为人力资源中的优秀群体,是知识创造、传播的内生力量,他们会在区域要素边际收益差异和自我价值实现等因素的引导和驱动下,从不同的区域(或组织)流向某一特定的区域(或组织),形成人才聚集现象,并相伴产生新的知识链条,通过一定环境的作用及聚集组织内部或组织间的协同创新,产生一定的人才聚集效应[6]。人才聚集是基于人才流动基础上的市场配置与生产要素的重组,是劳动分工深化、经济活动集中化的结果。对于人才聚集的内涵,可以从以下角度理解:
从知识角度来看,人才聚集将具有不同或相似知识背景的人才进行汇集,形成组织内与组织间知识链条,通过对同质或异质知识的整合形成知识聚集的创新优势。人才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知识的分布,而人才通过组织聚集实现了知识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融合,达到对知识的积累与沉淀,使组织拥有一定的知识存量,形成一定的知识场,产生人才群体知识的协同及放大效应。
从角色角度来看,人才聚集群体由一群地位与角色相互关联的人才组成,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才个体会以不同的角色关系凝聚在特定的组织内。人才的自主流动性,使人才聚集更加柔性化,组织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维持一定的角色弹性,通过实现人才群体角色的转换发挥其社会功能。
从创新角度来看,人才在聚集下所进行的主要经济活动是创新。人才群体经局部创造性融合,通过自身创新结构组织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往往使人才聚集群体的创新功能远远大于人才个体所具有的功能之和,即产生1+1>2的协同效应。此外,人才聚集所产生的创新效应会大大降低创新的风险,提升人才聚集群体的生存机能。
1.2 人才聚集特征分析
人才聚集的特征主要有:区域性、网络性、动态性、群落性、共享性。
区域性。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区域内进行的,人才只有在一定区域内进行有机组合才能发挥其加总作用。在特定的区域内,人才群体通过聚集的区位优势,能快速、有效地获取创新所需的各种资源,从而形成区域创新体系、技术传播与扩散路径,推动创新的产生。
网络性。人才流动和聚集创新必然会伴随着知识流动。在人才聚集下,知识的平行与交叉流动会形成一定的知识网络。各人才聚集组织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合作与交流过程中会形成相对稳定的、以知识为纽带的区域创新网络,而人才间的交互性又会形成一定区域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得人才聚集呈现网络性。
动态性。人才个体结构分布与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如知识、技能、年龄等,因而人才聚集群体的梯度、结构、能力等都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人才聚集实际上是资源配置不断优化的一种动态过程,这种动态性有利于组织资源与外界资源的交换,激发组织的创新活力,提高组织知识的动态竞争力。
群落性。人才聚集是由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人才有机组合的相对稳定的群落,在群落空间结构中,他们彼此处于不同层次,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人才聚集群落受“生态环境”的优劣影响,环境越优越,群落中聚集的人才数量就越多,具有所谓的“马太效应”。因此,人才聚集不仅表现在数量上的集中,还体现为聚集的群落性。
共享性。人才聚集将人才个体分散的知识转化为整体共享的群体知识、组织知识,充分发挥知识的“外部性”与“溢出效应”,形成知识共享系统。人才个体将个体知识扩充到共享系统中,并通过共享机制获取所需知识,使人才个体与知识共享系统相互丰富,扩大知识共享量,提高人才群体的创新力与竞争力。
1.3 人才聚集效应分析
与其它经济现象一样,人才聚集现象形成后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人才聚集的非经济性效应;二是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7]。
人才聚集的非经济性效应是人才与其他要素资源配置未达到理想化状态,致使人才聚集现象未发生质变,所产生的聚集经济效益不明显。其原因主要有:人才间没有形成内在的联系,聚集中各种冲突的产生,人才聚集环境不理想等。
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是人才与其他要素资源在内外环境作用下发生“化合反应”,产生了超过人才个体独立作用的加总之和,即产生1+1﹥2的聚集效应。为研究方便,本文将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归为人才聚集效应。
2 社会资本及其划分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是由经济学中的资本演变而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的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关注的热点之一。目前,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内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从社会学角度首次正式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并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或群体通过占有一个稳定持久的关系网络而增加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8];Coleman从社会结构角度论述了社会资本,认为其是生产性的,可以决定某些特定目标能否实现的资本[9];Putnum则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10]。
基于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理解,结合人才聚集的内涵,本文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包括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人才聚集组织为实现某一特定目的或目标,通过摄取与使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各种资源,获取所需(实际或潜在的)关键资源并将其转化为一定聚集经济效益的资本。
目前关于社会资本的划分,比较明确的是将社会资本划分为认知型社会资本与结构型社会资本。在此基础上,Nahapet和GHoshal将社会资本区分为三个不同的维度:认知维度、关系维度与结构维度[11];H·Yli-Renko、E·Autio和V·Tontti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内部社会资本与外部社会资本[12];边燕杰与丘海雄将企业社会资本概括为横向联系、纵向联系、社会联系三类 [13];张娜与陈学中则对团队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将其划分为团队内部的社会资本、团队在组织内部的社会资本、团队在组织外部的社会资本,并分析了其对绩效的影响[14]。本文采用Nahapet和GHoshal对社会资本这一划分,并分别从认知维度、关系维度与结构维度分析社会资本对人才聚集的影响。
3 社会资本对人才聚集的影响分析
人才聚集的过程是各种社会关系交织形成的过程,它反映了人才对已建立的各种关系网络的依赖性。人才聚集的经济活动只有根植于或嵌入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才能长期并保持一定效率地产生聚集效应。人才聚集通过社会资本,能形成与区域创新环境的良好互动,而这种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又丰富了社会资本的发展。
社会资本是一种关系资本,能允许多样化关系并存。由于人才具有异质性特征,人才聚集产生了复杂的、多样化的关系资本。社会资本通过粘合、强化人才个体间的关系,从而削减人才聚集的各种冲突,提升人才聚集的自然融合度,增强人才间的凝聚力与稳定性。社会资本作为资源要素,是人才聚集形成与发展的基础。社会资本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价值的、不可模仿的稀缺资源,组织利用这种资源摄取相关竞争资源来维持竞争优势[15]。社会资本的积累通过对现有关系模式的复制,使人才聚集可获取大量相关创新资源,产生聚集创新优势。同时人才聚集能保持获取的外部创新要素大于内部耗散的创新要素,使人才聚集实现创新动态性、可持续性发展[16]。此外,社会资本为人才聚集效应的产生与提升提供了所需的场域,使知识充分共享,技术有效传播与扩散,人才聚集创新优势不断增强。 以下分别从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来分析其对人才聚集的影响作用。
3.1 社会资本认知维度对人才聚集的影响分析
“认知”是心理学界普遍使用的一个心理学术语,是个体重要的心理活动,对个体的行为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每个人才个体认知都具有一定的偏好性与局限性,他们的行为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自我感知与个体间选择性溢出的影响。当人才个体所处的环境不能满足自我需求时,他们就会重组自我的认知结构,为追求某种更高的空间经济效益产生自主流动行为。认知一致理论强调人们总是寻求一种平衡的、一致的、协调的状态,而社会资本具有认知导向功能,能引导人才的认知,促使人才在追求自我利益的驱动下与实现个人价值的引导下,向某一区域或组织流动、聚集,并在内外环境作用下产生人才聚集效应。
人才聚集到一定区域或组织内,便在社会资本认知的协调与凝聚下,在认知上趋于一致,使人才群体产生一致性的态度和行为,并融入人才情感成分,形成人才群体共同的目标、相近的价值观。这种共同愿景的产生形成了人才群体认知图式,从整体上提升了群体社会资本功效,并将其转化为人才聚集的放大效应。由于共同愿景是建立在一定的共有知识基础上,因此人才群体能从整体上对知识进行理解与吸收,有助于人才群体知识的溢出与群体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而且在共同愿景的背景下,人才间拥有相似的心理感知和较强的群体归属感,有助于强化人才群体间的凝聚力,提高人才研究与创造的积极性,促进人才聚集效应的产生与提升。
3.2 社会资本关系维度对人才聚集的影响分析
社会资本关系维度的关键要素是信任。信任是一种态度,是相信他人愿意而且能够完成他的义务和承诺。从认识与行为的综合角度来看,信任行为是认知与预期的必然结果[17]。
社会资本的利用具有互惠特征,人才聚集通过人才间的分工协作产生协同效应,使人才个体从中互相受益,而信任是在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存在的社会环境中促使协作关系形成的必要条件。信任作为人才间的“润滑剂”,能削减人才聚集的各种冲突,优化人才间的有机联系,稳固人才聚集的基础;信任可以减少信息的不确定性,抑制机会主义行为与任意行为的产生,提高人才聚集的抗风险能力;信任也可以激发资源交换与知识转移,充分挖掘人才群体内的潜能,促使组织间的资源互换变得更加便利,为人才聚集群体功能的发挥夯实基础。而从知识的角度来看,相互信任能缩短人才或群体间的知识距离,使知识达到深层次的交换与共享,尤其是具有默会性的隐性知识,有利于人才群体的知识整合创新,产生知识的放大效应。
3.3 社会资本结构维度对人才聚集的影响分析
人才聚集是由不同层次结构的、具有特殊形式关联的人才聚合而成,它对社会资本具有高度依赖性。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性的网络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才聚集群体的行为方式及目标的实现。
网络密度作为社会资本结构维度的主要子维度,其密集性对人才聚集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密集的网络区域往往具有区位优势,区域内技术与分工更加深化和复杂化,对人才有较强的吸聚力并易于产生本区域人才聚集的“马太效应”与范围经济。同时,密集的网络区域内,信息发送与接收双方的物理距离短,获取信息的渠道多,信息的传递、扩散速度快,信息的共享水平高,促使人才能快速、大范围地获取和转移资源,实现资源优势互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人才聚集的创新能力与空间;而且,人才个体在密集的网络区域内也能及时、准确地获取个人发展信息,合理地流入人才聚集组织从而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及时地优化与提升人才聚集的创造性融合。因此,人才聚集拉力与人才个体推力的共同作用,丰富了人才供需体系,增强了人才聚集的动态性与延伸性,使得人才聚集具备了对环境的动态适应能力。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使用的次数越多,其供给就越大,社会资本发挥的功效就越大。高密度的网络使人才间横向与纵向接触的频率较高,互动强度大,能有效激活人才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加速区域技术的扩散,形成人才间双边或多边式的集体学习环境,使社会资本在流动中不断地积累与增殖,最终体现为一定的人才聚集效应。基于以上分析,社会资本对人才聚集及聚集效应的影响作用可表示如图1所示。
4 结语
社会资本与人才聚集具有内在的高度关联性。人才聚集作为一种重要的空间聚集形式,在推动聚集经济发展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而人才聚集又会对社会资本的生产与积累产生推动作用,因此,发掘并利用社会资本,完善相关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人才聚集乃至区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对人才聚集的内涵及特征进行了再分析,从人才聚集的角度界定了社会资本,并分别从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分析了对人才聚集的影响,为人才聚集理论研究提供了以社会资本为切入点的新视角。
社会资本对人才聚集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会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社会资本认知局限性可能会产生人才群体的“羊群行为”,导致人才聚集过度集中,而资源的承载力不够,人才聚集冲突不断显现;过度的信任会造成过于集中关注“圈内人才”而排挤“圈外人才”,不利于人才聚集动态平衡演化,对人才聚集的发展产生阻碍;网络密度过高又会使人才聚集产生对周围环境的过度依赖性,使人才聚集缺乏“动态柔性化”,导致人才群体创新功能的弱化与竞争力的削弱。因此,在放大社会资本对人才聚集的积极影响的同时,还应抑制或削弱其负面影响,以充分、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本,促进人才聚集的形成及聚集效应的产生,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摘要:人才聚集是空间聚集的一种重要形式,它的形成与发展需要得到社会资本的支撑,一个完备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人才聚集效应产生的基础。在分析才聚集的区域性、网络性、动态性、群落性、共享性特征的基础上,结合人才聚集,界定了社会资本的内涵。从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关系维度、结构维度分析社会资本对人才聚集的影响,旨在进一步发掘、利用社会资本,推动人才聚集及聚集效应的产生和提升。
关键词:社会资本,人才聚集,聚集效应
资本聚集 篇2
任何产业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资本投入的增加和资本产出的提高, 资金积累以及资本的形成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先行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 (地区) 的发展经验表明, 农业部门为非农产业部门发展和国民经济增长贡献了大量的资本。当前, 我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 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却普遍存在传统落后的产业水平与低效率农业资金使用、农业资本形成不足的局面。改造传统农业, 发展现代农业, 实现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资本的注入和推动。
国内众多学者对农业投资效率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发现农业资金运用配置存在较大程度的低效率, 对农村经济良好发展、农业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农民收入稳步提高的贡献作用非常有限。同时, 部分学者对中国以及各省份的农业资本存量[1]预付的资本必然要求回收, 要求有增值性的回收, 而回收时间的长短和回收增值的多少就成为产业资本运动的核心问题, 而实现这一核心问题就需要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转化, 并通过生产资本生产商品而创造剩余价值, 通过商品资本销售商品而实现剩余价值。资本最本质的属性就是资本的增值性。当资本进入到农业产业生产链条各环节中, 被农业产业组织独立的进行分配和使用, 并能够实现价值增值这一核心目标时, 这种资本就是农业资本。农业资本是能够带来产业价值增值的资金积累, 是资本要素在农业产业部门的沉淀, 是特殊的产业资本。
农业资本是资本在农业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一种延续, 是处于循环状态的资本, 且具有显著二重性的产业资本。农业资本与整个农业经济、农业产业发展、农业生产各环节紧密相联系, 是在整个农业经济活动中不断运动、循环并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本。农业资本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不仅包括农业产业部门内的货币资本、物质资本, 还包括人力资本等在内;狭义的农业资本则仅是指货币资本和物质资本。本文主要针对狭义的农业资本展开研究。
从来源形式上来看, 农业资本可以理解为农业资金在农业产业链条上的集聚、运动、循环。农业资金仅仅是农业资本的外在表现, 是农业资本形成的来源, 但并非是现实的资本。只有当农业资金与农业产业生产经营结合时, 依托于一定的产业链条集聚、运动, 带来资本的增值时, 资金才真正成其为农业资本。从物质属性上来看, 农业资本可以理解为是进入农业产业各生产环节、带来价值增值的农业资本。农业资本具有不同的物质状态。农业资本实现了产业资本循环与农业产业链条各环节的有机结合, 同时也实现了现代农业发展需要与资本要素的有效耦合。
2.农业资本和其他相关概念的比较
(1) 农业资本与农业资金。
广义的农业资本是包括货币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狭义的农业资本仅指货币资本和物质资本, 而农业资金只是农业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般是指投入到农业产业部门的货币形态的资本。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 农业资本和农业资金是表征为交叉关系, 二者概念在外延有部分重合。可以用欧拉图表示如图1a所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说明, “只有当资金给它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者利润的时候, 才称其为资本”。[2]由于以前在我国长期以来都将“资本”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经济范畴, 因而将“资金”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特有的经济范畴 (吕宙, 2002) , 其根源就在于马克思资本理论注重将资本视为生产关系的反映来研究, 而不是作为生产要素。农业资金在农业产业部门沉淀并为农业产业部门带来利润, 实现价值增殖, 则农业资金就等同为农业资本。若不能实现增值, 则仅仅只能是农业资金而已, 不能成为农业资本。
(2) 农业资本与农村资本。
农村资本与农业资本都是资本的不同类别, 二者的区别在于划分标准的不一致。农村资本的划分标准是从地域、地区上归属, 而农业资本则是从产业部门上进行归属。农村资本是指农村地区内所有的资本都包含在内, 这个当中可以含有农村地区的工业资本、农业资本以及其他类型的资本。相对而言, 农业资本只是农村资本的一个部分。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 农业资本和农村资本是表征为真包含于关系, 可以用欧拉图表示如图1b所示。
(3) 农业资本与工业资本。
农业资本与工业资本同属属于产业资本的一类, 二者只是分别产生于农业和工业这两大产业部门内部。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 农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是全异关系, 二者概念在外延毫无相关, 但农业资本和工业资本分别与产业资本是真包含于关系。可以用欧拉图表示如图1c所示。由于工业产业部门发展的长期以来得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视和偏爱, 享受了大量的生产要素, 其中也自然包括资本这一要素, 而农业部门却承担着向工业化和城市提供资金资本积累的重任。也正因如此, 学界对于工业资本的研究颇多, 且很多研究是将宏观层面资本配置效率直接用工业资本配置效率替代, 如韩立岩、[3]曾五一、[4]李青原[5]均是以工业资本为样本来研究我国宏观资本配置效率的。
三、农业资本的经济属性
农业资本的经济属性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 而由于受到农业产业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的影响, 同时还具有农业资本特殊的经济属性, 尤其表现为较显著的二重性。
1.部分趋利性与政策引导性
农业资本的形成, 一部分是政府行为的结果, 另一部分是市场行为的结果。政府行为形成的农业资本没有趋利性的特点, 而具有支持和引导的特性。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弱质产业需要政府来支持其发展, 无论是否有盈利。另一方面, 也需要通过政府行为来引导市场行为带动社会其他资本进入, 以促进和推动农业资本的形成。市场行为形成的农业资本, 与原始的资本属性非常类似。表现为对市场利润的强烈追逐, 是农业资本其内在本质的一种特质。这部分农业资本从形成一开始就是为了实现价值的增值而运动的。从根本上来说, 在小农经济中用于自给自足的生产、消费的资金积累不能称其为农业资本, 因为其资金积累用于生产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价值增值, 而是为了获得农业产品。
2.低盈利性与高风险性
农业产业是比较利益偏低的产业, 受到自然条件的严格束缚, 难以规避自然条件对农业产业的冲击, 使得农业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 盈利更低, 风险更大。农业资本同样与产业特性密不可分, 也正是因此, 才会有部分农业资本是政府行为投入, 是作为补偿性资本要素投入进入农业产业的, 以及作为引导性的功效来带动市场配置行为。
3.运动的周期性和投入的季节性
农业资本是资金与农业产业化同时成长、运动的动态过程。农业资本对利润的追求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其本身处于资本无休止的运动和循环之中, 这是农业资本实现价值增值的内在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竭力把货币从流通中拯救出来, 以谋求价值的无休止的增值, 而精明的资本家有不断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而达到这一目的。”农业资本的运动和循环是通过农业资本使用权的不停转换实现的。同时, 农业生产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 特定的时点需要特定的农业生产活动, 且无法违背这一自然规律。这也决定了农业生产投入, 包括资本要素的投入也是具有一定时间性、季节性要求的。较之于其他产业而言, 农业资本的运动周期性和投入季节性表征得更为显著。
4.高稀缺性与低集聚性
在一定时期, 相对现有农业产业水平而言, 农业资本是稀缺的, 且农业资本非常难以在农业产业内部形成和集聚;在一定地区, 相对于工业或者其他产业而言, 农业资本是稀缺的, 但同时农业吸引资本青睐的能力比其他产业相比则较弱。农业资本需要资金与农业产业的融合, 其形成的多少取决于资金投入的多少, 在农业产业链条上集聚的多少, 而农业资本的多少又会影响到后期资本增值的多少, 资本增值的多少又进一步影响到对农业产业化的资金注入。但是, 由于农业产业是比较利益偏低的弱质产业, 使得资金更愿意与非农产业融合, 即便是资金进入农业产业, 但也存在资金沉淀在一些无效的领域, 无法为农业产业带来发展, 实现资本的自我增殖。农业资本取决于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资金投入的总量。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产业化程度就越高, 资金投入总量也就越大, 农业资本的形成与集聚就会相对容易, 这样也会使稀缺性得以降低。
四、农业资本的形成分析
1.基于经济增长的宏观视角分析
先行工业化国家发展经验表明, 任何一个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后期阶段的国家都不可能长时期容忍传统农业的存在和农业比较利益极端低下的局面, 因为国民经济长期在非农化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中, 农业比较利益低下会导致农业产业的大幅萎缩, 进而极大地阻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此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改造传统农业是促进一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必然举措。国民经济稳定增长需要农业产业部门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协调发展。资本作为关键的投入要素, 对一国经济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资本要素在各经济产业部门之间配置、积累形成的存量之比将会决定一国经济增长是否处于最优状态。也就是指一国经济增长要达到最优状态, 资本在农业产业部门的存量, 即农业资本的规模, 与其他产业部门的资本存量之间应有一个最适度的比值。这也正促使资本必须在农业产业部门形成、积累, 并为农业产业带来增值, 为一国经济增长提供效用。对于这一理论逻辑过程可以从以下这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来说明。
为了更加清晰的展现和说明, 本理论模型提出如下假设: (1) 一国国民经济中仅有A和B两个部门。A为农业产业部门, B为非农产业部门。 (2) 不存在地区差异。 (3) 资本要素是自由流动的, 而土地、劳动力要素不能流动。 (4) 各要素按照市场统一规则获取相应的要素报酬。 (5) 技术水平恒定不变。 (6) 规模经济不变。 (7) 不考虑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本理论模型借鉴索洛 (Solow, 1956) 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形式, 建立以下方程:
Q=f (KA, KB) (1)
s.t.KA+KB=K
式 (1) 中, Q表示社会总产出, K表示社会总资本, KA表示为农业产业部门资本存量, 即农业资本, KB表示为非农业产业部门资本存量, 在此简称为非农资本。
如图2所示, 纵轴、横轴分别表示为农业资本KA和非农资本KB。KAOKBO为预算约束线, Q表示在封闭经济状态下的资本要素总量约束线。表示为等产量曲线。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 当等产量曲线与预算约束线相切时, 切点则代表为最优生产点。图中M点为预算约束线KAOKBO和等产量线QO的切点, M点对应的纵轴和横轴上的K*A、K*B为农业资本和非农资本的最优规模。如果农业产业部门内的农业资本规模很小, 而非农产业部门内的非农资本规模较大, 则等产量线将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对于这一点, 在图3.2中可以很明显的反映。N点为预算约束线KAOKBO和等产量线Q1的切点, N点对应的农业资本规模K‘B远小于非农资本的规模K‘B, 在此之下, 等产量线Q1也远远低于等产量线Q0的水平。因为按照等产量线的特征, 等产量线是凸向原点的, 且越远离原点, 代表的产出水平越高。由此可见, 在一定总量的社会总资本要素下, 农业产业部门缺乏农业资本或者说农业资本规模处于极低的状态, 那么对于一国经济总产出而言是没有处于一个理想水平状态的, 在理论上是存在一定的帕累托改进空间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假设有国外资本要素进入, 那么资本要素的预算约束曲线会向外移动到KA2KB2。这时会与等产量曲线Q2相切于S点, S也是最优规模点。S、M点的连线轨迹p则是最优规模的运行轨迹。由此可见, 从一国经济增长的宏观视角来看, 农业产业部门的资本形成、农业资本达到一定规模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样才能使得一国经济始终在最优轨迹上运动前进。
2.基于资本集聚的微观视角考察
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 某一市场上资本量的需求和供给将决定资本的投资率和价格。并且按照资本边际递减这一规律, 在自由竞争和要素充分流动的情况下, 资本在部门间或者地区间的配置将会达到一个均衡。但是, 由于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和完全要素自由流动, 所以未能实现理论上的动态均衡, 反而呈现越来越大的偏离。我国宏观经济的二元性以及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使得农业产业部门和非农产业部门之间的资本形成与积累也分为两类——市场主导驱动型和政府主导驱动型。这也是之所以农业资本的经济属性中仅有部分是逐利性的根源。
市场主导型驱动下的资本, 逐利性是促使资本形成的基础动力。由于我国整体经济市场的不发达和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 农村资金很难在农村找到突破口, 而城市和非农部门发展带来的“回波效应”又需要资本要素的流动, 大量的农村资金不得不流出农村和农业部门。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剧, 农村资金非农化趋势十分明显, 并且流出资金逐年呈现上涨趋势。农业投资在农业部门内形成的资本占总资本所占比重明显下降。与此同时, 来自农村外部的非农部门的支农资金投入总量上虽然有所增长, 但所占比重实则下降, 并且投入范围分散化, 配置效率不高。在资本趋利性的动机下, 原本的资金供给主体逐渐演变为资金流动的搬运工, 使得大量资本不得不游离于农业产业之外。政府主导型驱动下的资本就丧失了资本逐利的本性, 而发挥着政策性和引导性的作用, 以支持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为目的, 并且由政府来决定资本投入的领域。
在这样的情况下, 资本在各部门间流动、形成的轨迹则会更加不同。如图3所示。假设农业产业部门为M, 非农产业部门为N, 社会中不存在政府行为。D表示资本需求, S表示资本供给, R表示资本价格, 即利率。但我国是统一基准利率, 利率的市场作用再次不再显著, 因此, 本研究再次将R利率代表资本的稀缺性。Dn1、Sn1表示初始状态下非农产业部门的资本需求和资本供给, Dm1、Sm1表示初始状态下农产业部门的资本需求和资本供给, Rn1、Rm1分别两个部门在初始状态的资本需求和供给下的资本的稀缺性, 有Rn1>Rm1。由于非农产业部门相对于农业产业部门更容易吸引到资本。当非农产业部门对资本需求增加, 需求曲线由Dn1移动到Dn2后, 由于非农产业部门比较利益较高, 吸引了资本的进入, 非农产业部门的资本供给也移动到Sn2。按照资本需求和供给变化的幅度差异, 资本稀缺性Rn2肯定是<=Rn1。但是, 同样的变化发生在农业产业部门, 若资本需求由Dm1增加到Dm2, 资本供给Sm1就不能向Sn1那样轻易发生移动。由于农业产业部门比较利益偏低, 且风险较大, 资本回报率不高, 使得市场主导型的资本供给不会进入农业产业部门, SM1不会向左移动, 反之, 确一定会减少, 因为在没有外来资本进入的情况下, SN1+SM1是恒等于SN2+SM2的, 当非农产业部门的资本供给恒定增长到SN2后, 那么在一定的社会总资本量下, 农业产业部门的资本量SM2肯定会减少, 则会发向右移动。那么对于的RM2会>RM1, 意味着在农业产业部门的资本稀缺性会大大增加。因此, 在此情况下, 政府必须介入, 由部分资本供给由政府行为来完成, 这也才会有机会是的农业产业部门的资本供给增加, 降低农业产业部门的资本稀缺性。
五、结论与建议
对农业资本内涵进行了严格界定, 对其形成进行了分析后, 结合我国农业产业和农业资本现状, 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1.形成政府诱导型的农业产业化资本投入运作机制
对于农业部门的资金投入需要政府的大力引导, 但在引导背后更主要的是要培育市场行为, 建立政府诱导型的资金投入运作机制的同时, 加大对市场行为的激励程度, 吸引市场多方资金进入。
2.完善资金使用配套制度,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健全资金使用制度, 对于投入资金进行使用权限的合理界定, 在使用资金时应更加注重长期效益, 力争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3.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保障农民利益
资本具有天然的“逐利性”, 由于农村经济组织的分散、市场信息的严重不对称, 农户在市场中博弈能力低下, 对于利益的分配过程中, 既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但更要保护农民的利益。
4.创造农业资金投入的制度环境
完善农村金融体制缺陷, 加快金融制度和工具创新, 注重农村金融服务的提升;改革产权制度, 完善土地流转的相关机制;为非正规金融发展提供制度支持;建立高效的农业保险制度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2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3.
(2) 马克思.资本论 (第1~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3) 韩立岩, 王哲兵.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与行业差异[J].经济研究, 2005, (01) .
(4) 曾五一, 赵楠.中国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及区域资本形式因素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7, (04) .
资本聚集 篇3
1. 人力资本聚集效应及其特点
人力资本聚集效应的概念可以界定为:一群独立自主又彼此依赖、相互关联的成员集合在一起, 利用各自的人力资本要素, 促进信息与知识的流动和新思想、新技术的创造, 发挥出整体系统大于部分之和的效应。
人力资本聚集的群体保持一种充满活力和灵活性的正式与非正式关系, 构成了一种柔性生产综合体。在一个环境快速变化的动态竞争环境里, 信息共享、资源互补、聚集竞争优势, 这种安排相对于刚性化与缺乏弹性的垂直一体化安排更有效率, 对环境变化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对于组织来说, 人力资本聚集可以提高组织的运作效率, 保证组织持续不断地产生创新成果。对于成员来说, 人力资本聚集可以不断提高个人的技术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 为个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
实现人力资本聚集是知识、技术密集型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这种聚集并不是无序的、杂乱无章的, 而是表现出很强的有序性。
1.1 层次性
个体之间由于知识、能力层次的差异造成自身价值认同上的差距, 因此在人力资本聚集的组织内部存在不同层次。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层次性与个体的学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并不单纯取决于学历的高低。一些学历不高, 却有真才实学的人员同样处于高层次的层面。
1.2 领袖带动性
人力资本聚集受到组织领袖的影响, 领袖作用越明显的组织往往越易于聚集志同道合的人才。这种聚集的结果, 进一步为组织领袖的发展和升华提供了雄厚的智力支持。
1.3 内涵的多样性
人力资本的聚集, 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科技人员的聚集, 它还包括经营管理、法律、金融、财会、策划咨询等方方面面的人才。
1.4 虚拟性
随着知识经济和网络技术的发展, 人力资本聚集已经突破了人才的单位属性、地域属性。依靠便捷的网络系统, 完全可以实现人才的跨地域、跨行业、跨领域的开发利用, 做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2. 人力资本聚集效应在构建虚拟研发团队中的作用
人力资本聚集效应在虚拟研发团队形成中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2.1 竞争与合作效应
人力资本聚集的群体由具有相同或近似知识结构的成员组成, 他们之间的竞合关系会产生竞争与合作效应。集聚加剧了竞争, 而竞争是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虚拟研发团队内同类成员集聚, 系统内竟争激烈程度远超过分散的个体, 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机制在集群内充分展现, 所以每个成员设法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来获得竞争优势是一种绝对压力。虚拟研发团队内成员相互比较, 有了业绩评价的标尺, 绩效好的成员能够从中获得成功的荣誉, 而绩效差的或者平庸的成员会因此感受到压力, 不断的比较产生了不断的激励或压力。激励与压力并存, 使每个成员不断加强自我学习, 努力提高绩效水平, 增强个人竞争力。人力资本聚集的群体成员之间除了竞争关系之外, 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密切的分工与协作关系。集群内的成员实行高度的分工协作, 分工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 而且创造了一种集体生产力:协作劳动所引起的竞争和精神振奋可提高个体的工作效率;协作可以缩小生产的空间范围, 从而由于劳动者的集结、不同运作过程的靠拢和信息、资料的积聚而节约费用, 形成规模效益。在分工条件下, 每个人只从事自己专业领域的工作, 有助于操作经验的积累和知识的完善, 从而成为“专家”;而此专家又于其他专家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弥补了各自的缺陷和不足, 使生产过程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计划性、规划性, 也就提高了工作效率。
2.2 学习与创新效应
首先, 人力资本聚集有利于知识的积累与创新能力的加强。人力资本的聚集不仅有利于高度专业化的技能和知识的累积效应, 为虚拟研发团队提供了实现创新的重要来源以及所需的物质基础, 而且由于沟通的便捷性, 如现场研讨、频繁的面对面交流, 特别是成员之间的非正式交流, 如工作之余的聊天, 使学习途径更加方便, 使不同的思想在交流中相互碰撞而产生新的火花。这种非正式渠道往往对虚拟研发团队创新提供具有重大作用的关键信息, 而且克服了正式渠道时滞性的缺陷。如果某个团队成员有了新思想, 就可以被别人所采纳, 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 因此, 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因此, 人力资本集群是培育虚拟研发团队学习与创新能力的温床。其次, 人力资本聚集有利于虚拟研发团队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应用。由于交通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虽然编码化的知识易于在更大的地理空间上交流与扩散, 但是对于占据整个知识的绝大部分且决定创新能力的是隐含经验类知识, 这类知识个人属胜较强, 一般难以用语言表达、用编码化的知识传播与扩散, 而虚拟研发团队成员通过地理接近性和相似的知识结构, 便捷了团队成员间通过人员流动与私人交流等形式建立稳定和持续的关系, 为团队内部隐含经验类知识准确地传递与应用提供了基础条件, 从而有利于提高创新速度。此外, 人力资本聚集有利于降低虚拟研发团队创新风险。由于创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产品生命周期缩短、需求追求个性化等原团, 创新从过去线性模式向现在的非线性、网络化、复合模式转变, 单个人员难以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保证创新的成功率, 而虚拟研发团队成员通过相互合作、相互学习, 通过交互式作用过程, 创新的基础和条件要优越于单个孤立的成员, 形成一种不断创新的路径依赖。成员间相互关系建立在合作、相互依赖和信任的基础上, 这些联系促进了创新。多方合作参与的创新, 既降低了创新的风险, 又提高了创新的成功率。
2.3 品牌与声望效应
人力资本集群的品牌与声望效应属于外部效应。人力资本集群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后, 会为虚拟研发团队形成一个良好的“以人为本”的品牌形象, 形成一个良好的口碑为人们传诵, 从而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来工作, 形成循环累积效应, 也就减少了雇佣专业人才方面的交易成本。在人力资本集群中, 尤其是在某些领域闻名的企业家、管理者、科研学术带头人, 更能够利用他们的声望, 招揽各方面的人才, 聚贤纳士, 进一步扩大虚拟研发团队人才垄断优势。
摘要:本文首先从人力资本聚集效应及特点分析入手, 提出人力资本聚集效应在虚拟研发团队形成中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竞争与合作效应、学习与创新效应和品牌与声望效应。
关键词:人力资本,虚拟研发团队,聚集效应
参考文献
[1]汤发良, 宋旭琴.知识管理对中国企业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J].企业经济, 2002, (8) :83.
[2]迈克尔·比尔等著.程化, 潘洁夫译.管理人力资本[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8.
[3]魏斌, 汪应洛.知识创新团队激励机制设计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02 (3) :113-115.
资本聚集 篇4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代表了居住在该区域内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 是衡量该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基本指标。新增长理论认为, 人均地区总产值不仅与人均资本存量及技术进步有关, 而且还与人力资本有关, 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而且还能提高物质资本的边际产出水平, 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又反过来促进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 因此,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政府科教投入显著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 由此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 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发现, 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差异是决定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不同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聚集经济是否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是争论的核心。因此, 本文运用中国城市的截面数据来检验聚集经济、公共资源在科教领域的支出和物质资本存量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2 经验模型及变量的统计描述
本文将关注的重点聚焦于聚集经济、政府的科教支出及物质资本对人均地区总产值的影响上, 建立的回归模型, 各变量的含义及描述见表1:
3 估计结果及分析
由于新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内生于经济发展水平之中的, 因此,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无法准确估计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所以, 为了减小因随机解释变量的存在而产生的估计偏误, 本文在考察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时, 使用工具变量来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
***p<0.01, **p<0.05, *p<0.1。
表2的第2列给出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由于当期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通过支出法和收入法进行核算的, 因此, 当期的政府科教支出必然存在着内生性, 从而与误差项相关, 这必然导致OLS的估计量不是一致的, 并因此使得估计参数变得毫无意义。为了检验政府对科教事业的支出是否存在内生性, 本文为政府科教支出找了3个工具变量, 分别是政府2008-2010年的政府科教支出。
从统计意义上讲, 回归元的内生性检测表明, 2011年的政府科教支出及其与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确实存在着内生性:卡方分布的p值分别为0.5759和0.8739, 即无法拒绝政府科教支出及其与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具有内生性的假设。
选择3个滞后变量作为当期政府科教支出的工具变量基于如下理由:首先, 政府的科教支出不仅在当期影响经济的运行, 并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经济的运行情况都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次, 政府支出具有粘性, 当期的科教支出不仅受当期科教事业发展的影响, 还受过去几年科教事业发展和政府对其投入的影响, 即这3个滞后的政府科教支出实际上可以反映后来的政府科教支出的基础, 所以, 作为反映了历史信息的变量, 它能够影响现在的政府科教支出。因此, 滞后1-3年的政府科教支出不仅与当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密切相关, 而且还有当期的政府科教支高度相关, 这满足使用工具变量的第一个条件:工具变量要与随机解释变量高度相关。通过将当期的政府科教支出对滞后1-3期的政府科教支出进行回归, 可以验证这个条件:2010年和2009年的政府科教支出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 而2008年的政府科教支出也在5%的水平上显著, F检验也表明它们的系数至少有1个不为零, 即它们作为工具变量的第一个条件是满足的。
工具变量选择的第二个条件要求它们在模型中与误差项不相关。从理论上讲, 当年的地区总产值不会将以前的政府科教支出计入其中, 因此, 它们不会对人均地区总产值构成直接影响。但经济意义上的检验无法代替统计意义上的检验, 所以需要对这几个滞后变量进行过渡识别检验, 以判断这3个工具变量确实是外生的, 即它们与误差项不相关。Hansen的J统计量的p值为0.1325, 即无法拒绝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的原假设, 这表明所选择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因此, 工具变量的第二个条件得到满足。
表2的第3列给出了将政府的科教支出内生化后的估计结果。在将教育支出内生化之后, 我们发现东部城市的人口密度系数的绝对值减小了, 这说明教政府育支出的内生性高估了聚集经济对东部城市的负外部性, 而人口密度与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的绝对值也减小了, 这说明政府教育支出的内生性高估了聚集经济对中西部城市的正外部效应。同时, 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 东部城市人均第二产业资本存量系数的绝对值比没有考虑内生性问题时增加了, 这说明教政府育支出的内生性低估了人均第二产业资本存量对东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此外, 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 中西部城市人均第二产业资本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 但与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相比, 中西部城市人均第二产业资本存量的系数小于东部城市人均第二产业资本存量的系数, 而不是大于东部城市人均第二产业资本存量的系数, 这说明内生性问题高估了人均第二产业资本存量对中西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广义矩方法的回归结果还表明, 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 无论是东部城市还是中西部城市, 政府教育支出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减小了, 即内生性问题高估了政府科教支出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并且我们还应该注意到, 政府科教支出对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差异性与忽略内生性问题时相比减小了。此外, 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 代表地理及区位因素的虚拟变量系数的绝对值减少了, 这说明区位因素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没有普通最小二乘法所估计的那么强烈, 即内生性问题系统性的高估了区位因素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4 结论
本文运用2011年中国城市的截面数据, 考虑了政府科教支出的内生性问题, 并使用滞后1-3年的作为工具变量, 检验了聚集经济、公共资源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及人均第二产业资本存量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
地理及区位因素对经济发展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 东部城市因区位优势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明显的优于中西部城市, 从而验证了区域经济学关于区位因素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理论。聚集经济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区位因素的不同而不同, 聚集经济对东部城市的经济发展没有促进作用, 而对中西部城市的经济发展却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该结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口聚集、产业过密产生的拥挤效应对东部城市, 特别是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人均第二产业资本存量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但对东部城市的促进作用要略微的高于其对中西部城市的促进作用, 这可能跟人力资本门槛有关, 即物资资本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与人力资本相结合:人力资本越高的地区, 吸收新技术的能力越高、成本越低, 物资资本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就越能发挥出来, 从而相同数量的物资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
政府科教支出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并且对中西部城市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对东部城市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政府如果想发展经济并保证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应当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科教投入, 这不仅能够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而且还能够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 从而为物资资本对经济的发展水平发挥积极影响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章元, 刘修岩.聚集经济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 2008, (3) .
[2]王志鹏, 李子奈.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与内生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文汇, 2004, (3) .
[3]朱勇, 吴易风.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内生增长——新增长理论发展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 1999, (1) .
[4]杨建芳, 龚六堂, 张庆华.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J].管理世界, 2006,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