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和金融项目

资本和金融项目（精选9篇）

资本和金融项目 篇1

一、引言

上世纪70年代, 麦金农与肖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理论。该理论指出,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亚洲和拉美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消除金融抑制, 其中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成为金融自由化改革中的重要一环。90年代, 拉美、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俄罗斯相继爆发金融危机, 对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破坏。这些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产生有着不同的背景, 但无不与短期国际资本的肆意流动密切联系。

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频繁发生, 使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金融自由化的态度更趋谨慎, 认为资本项目完全开放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弊大于利的观点逐渐增多。本文在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框架下分析认为, 在汇率稳定的前提下, 我国只有采取有管制的资本项目开放, 才能为独立的货币政策提供足够的自由度。因此, 有管制的资本项目开放是我国既能享受资本自由化带来的利益, 又能防止金融危机发生的最佳选择。

二、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金融危机

1. 金融危机前的共性:资本项目自由化

上世纪80年代, 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因债务危机而陷入经济停滞。为摆脱困境, 许多拉美国家接受了美国、IMF所推行的一系列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调整方案, 如“贝克计划”、“华盛顿共识”, 核心内容即为资本项目自由化, 其中包括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和对金融交易的控制、扩大外资投资领域等。墨西哥“曾被高度评价为华盛顿共识所统治的优秀学生并应是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巴西推行了“里亚尔计划”, 创造了90年代的经济奇迹。阿根廷也按照“华盛顿共识”和“布雷迪计划”的要求进行了自由化改革。泰国取消了对投资于证券的外资流入限制, 外币也可自由兑换为泰铢。1986年, 泰国央行又允许外国投资者可以自由将证券投资所得汇出。1996年, 俄罗斯宣布在国债市场实行资本自由流动。

金融自由化改革为资本的自由进出提供了便利, 但也使得资本跨境流动逐渐与生产和贸易相脱离, 成为全球资产追逐利润和规避风险的手段。资本流动规模的增长速度要远高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 其中短期投机资本的比重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历史经验表明, 金融自由化改革引起国内利率大幅攀升, 大大高于国际利率。利差吸引大量外资涌入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 其中包括大量的短期投机资本, 从而使汇率水平被高估。汇率高估和贸易自由化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增加。但是, 在国家经济总体平稳和投资回报较高的前提下, 大量热钱流入弥补了经常项目赤字, 国际收支平衡仍能得到保证。

2. 金融危机后的共同特征:资本逆转和政策转向

危机爆发后, 国际资本流向急速逆转, 从大额净流入迅速变为大额净流出。墨西哥、东亚四国和俄罗斯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表现出明显的这一特征。

资料来源:根据《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及其其实》、《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俄罗斯金融危机》整理得到。

各国在危机爆发前后的政策也出现巨大转向。危机发生后, 各国纷纷推迟金融开放进程, 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危机的冲击。措施包括加强金融监管, 放弃固定汇率制度, 控制外债规模, 控制政府支出, 增加财政收入。同时, 几乎无一例外, 各国都采取资本管制措施以防止资本的大量外逃。

3. 资本项目管制成功抵御危机的经验:智利模式

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资本项目管制来抵御金融危机, 其中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智利。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 智利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 经济较快增长, 1986~1992年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 使得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为了减少巨额资本流动对经济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智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对国际资本流入、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入进行管制, 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是1991年实行的无偿准备金要求 (URR) 。URR要求所有不用于实体经济投资的外国资本流入, 如外国借款、债券和股票投资, 必须按一定比率存入中央银行指定的账户达一定期限, 中央银行对此准备金不支付利息。1992年, 智利中央银行将准备金率从20%提高到30%, 同时规定, 准备金必须在指定账户停留一年。这就是著名的资本管制的“智利模式”。URR极大地增加了短期资本流入的成本, 成功抵御了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冲击。

三、资本自由化的成本收益之争

采取金融自由化措施的发展中国家相继爆发金融危机后, 理论界和实务界开始对金融自由化持谨慎态度。在资本项目开放的问题上, 许多著名经济学家, 如巴格瓦蒂、斯蒂格利兹、萨莫斯、克鲁格曼、托宾等人先后发表了不同见解。

1. 资本自由化带来的利益要大于成本

危机发生前, 以IMF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极力主张放开资本项目, 不断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 并常常将资本自由化作为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救助的前提条件。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萨莫斯认为, 外国资本之所以撤离一些发展中国家, 是因为这些国家经济本身存在着问题。所以, 克服这些问题是防止资本流出的唯一有效方法, 因此他极力反对发展中国家限制短期资本流动。萨莫斯虽然承认金融开放存在风险, 但他认为不应该把这些风险视为限制短期资本流动的理由, 因为资本自由化带来的利益要远远超过成本。

2. 资本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弊大于利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巴格瓦蒂对IMF和美国政府推行的资本自由化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 资本项目开放未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以往主张金融开放的观点, 忽视了资本项目开放与金融危机的联系。如果考虑到金融危机的成本, 那么资本项目开放将弊大于利。IMF所推行的资本自由化政策是导致亚洲等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一般来说, 直接投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但短期资本自由流动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而发展中国家放开资本项目后, 短期资本流入明显增多, 这些资本的急速逆转导致了危机的发生。IMF和美国政府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开资本项目, 反映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巨大利益。美国的竞争优势在于金融业, 因此发展中国家放开资本市场, 有利于美国金融业实现利润最大化, 这也正是其极力推行资本自由化政策的目的所在。斯蒂格利兹认为, 盲目的金融开放是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各发展中国家固然存在许多问题, 但这些问题并没有妨碍各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然而, 当这些国家放松了对短期资本移动的管理后, 其抵抗风险的能力则出现了明显下降。IMF对资本管制的态度在金融危机前后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危机发生后, IMF主张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项目的言论明显减少。2000年, IMF发表了一篇有关资本管理问题的研究报告, 文中肯定了中国和印度资本管制的效果。在短期资本移动管理方法上, IMF开始支持使用“智利模式”限制短期资本流入。在1999年的G7会议上, 美国政府承认了政府干预资本流动的必要性。这意味着美国政府被迫对华盛顿共识做出了修改, 同时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学派受到挫折。

3. 有管制的资本开放是发展中国家的选择

金融危机后, 主张发展中国家限制资本项目的观点已得到广泛认可。在金融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 过早取消资本管制存在巨大风险。但是, 从现实的角度考虑, 发展中国家不能够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资本管制。一方面, 完全的资本管制无法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来提升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 无法促进国内国际金融机构间的竞争, 从而无法享受到资本自由化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 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放开经常项目, 这大大增加了资本管制的成本。由于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界限越来越难界定, 资本流动的途径越来越复杂, 使得实行资本管制的成本不断提高。因此, 为了在防范金融危机的同时, 能享受到资本自由化带来的利益, 有管制的资本开放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

考虑到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承受力, 资本自由化应采取渐进的、有序的进程。麦金农指出, “财政、货币和外汇政策如何排列顺序是至关重要的。”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兹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也认为, 在经济自由化进程中, 劳动力和商品的自由流动与资本的自由流动相比更为重要。

四、对中国的启示

1. 中国资本管制的现状

1996年12月, 我国接受了IMF协定第八条款第2、3、4款的义务, 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正式加入WTO后, 我国金融业开放的步伐也逐步加快, 目前已基本开放银行业, 证券业等金融产业也将加快对外开放。同时,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也逐步深入。尽管在名义上资本账户中的许多子项仍然保持着较为严格的管制, 但在实践中, 资本账户已有相当程度的开放。

研究表明, 我国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正逐步降低, 资本账户实质上已有一定程度上的开放, 资本市场的实际开放度已经上升到0.5。贸易体制越开放、资本项目下开放程度越高, 资本遗漏和外逃的渠道就越多, 资本管制的成本也越来越高。这些开放必然伴随着大量的资本流动, 将对资本账户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2. 资本项目管制在目前看来十分必要

资本项目管制有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我国资产市场规模相对较小, 广度和深度也有限, 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将引起资产价格的大涨大跌。研究表明, 住宅销售价格的涨跌幅度与国际资本流向和规模密切相关。投机性资本流入国内, 则同期住宅价格上涨, 且涨幅大小与流入规模同向变化。反之亦然。股票市场的涨跌幅度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联程度小于房地产市场, 但仍能从数据变化中寻找到关联。2008年1-4季度, 国际资本流入规模下降 (流出规模上升) , 则同期股指下跌;2009年1-2季度的情况相反, 国际资本流出规模下降 (流入规模上升) , 则同期股指上涨。

需要注意的是, 国际资本中存在大量短期投机资金, 国内政策面和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都会导致其迅速撤离, 这可能引发资产价格暴跌, 甚至引起金融危机, 给实体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资本项目管制的必要性还体现在我国货币政策的自由度。70年代初, 蒙代尔提出, 假设资本是自由流动的, 对中央银行来说, 在货币政策完全独立和汇率稳定之间只能实现其一。克鲁格曼在1998年初发表文章认为, 在蒙代尔模型里, 资本项目可兑换也是变量, 即货币当局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允许资本自由流动, 但这三者只能取其二。这就是著名的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模型。2001年, 易纲等人发展了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模型, 提出了更加量化的结论:假设X、Y、Z分别表示汇率稳定的程度、资本自由流动的程度、货币政策独立的程度, 而且X、Y、Z的取值在0和1之间, 那么三者必须满足约束条件X+Y+Z=2。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已经得到验证:美国的资本自由流动, 美联储独立制定货币政策, 但美元的汇率不稳定;香港满足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 但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我们在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框架下分析我国资本流动、汇率稳定和独立货币政策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汇率制度看, 由于目前我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较高, 较为稳定的汇率水平能给对外贸易提供良好的环境。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 我国实施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但稳定的汇率预期仍然是目前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从货币政策看,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和全球贸易大国, 独立的货币政策是不可或缺的, 这也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再从资本项目看, 虽然我国对资本项目仍然管制, 但资本账户的实际开放程度已经达到0.5。根据易纲提出的约束条件可得, 在汇率稳定依然重要的前提下,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受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的限制。也就是说, 资本项目管制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自由度。

3. 渐进资本项目开放:中国的最优选择

目前, 应当健全外汇管理体制, 防止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减弱。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 过早实行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流动, 对发展中国家防范金融风险是弊大于利。因此, 在一段时期内继续适度管制资本项目有利于我国构建金融安全、维护金融稳定。

需要注意的是, 资本项目管制的成本和难度正在不断增加。根据广东省社科院境外热钱研究课题组监测, 境外资金流动呈现规模大、速度快、成本低、隐蔽性强等趋势。从新增外汇储备扣除外贸顺差和FDI后的规模如此之大也可以看出, 目前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已经大大降低。

因此, 长期来看, 我国必须渐进地放开资本项目。资本项目开放的前提是稳定的宏观经济和财政收支, 健全的金融体系, 适当的外汇储备和成熟的微观经济主体。同时, 资本项目的开放顺序也十分重要, 一般来说, 先开放长期资本, 后开放短期资本;先开放直接投资, 后开放间接投资;先开放资金流入, 后开放资金流出;先开放有实物交易背景的资本流动, 后开放无实物交易背景的资本流动。最后, 要加强对资本的监管。资本自由化是放松对资本的限制, 这就给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不断改善金融监管, 才能更好地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参考文献

[1]E·S·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

[2]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3]谭雅玲.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及其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1995.

[4]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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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tiglitz, Joseph.Boats, Planes and Capital Flows[J].Financial Time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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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孙立坚, 孙立行.资本管理的有效性和政策的配套性[J].金融研究.2003.

[11]易纲.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J].宏观经济研究.2002.

资本和金融项目 篇2

摘 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对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地处内陆的贵州省发展基础薄弱，省内企业发展阻力重重。但是，此次金融危机对贵州省而言，仍然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强化市场基础建设、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培育优质企业上市、加大监管力度等都是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关键词：金融危机 资本市场 启示

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变化快、来势猛，虽然中国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中国股市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还是在短期内对国内股市产生了重大冲击。地处内陆的贵州省也失去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良好外部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审视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找出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对我们的启示是理想的选择。

一、贵州资本市场现状

贵州省资本市场的发展相对全国的发展要显得滞后，上市公司数量仅19户，规模仅占全国总数的1%，此种状况已经延续近十年，甚至不及沿海发达地区个别市县的.水平，说明了贵州省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低。此外，贵州省有1家证券公司、1家证券分公司、29家证券营业部、1家证券服务部、6家期货营业部，证券期货投资者43万多人。

资金外流情况严重。据贵州证监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贵州全省社会各类投资人投入证券市场的资金达到63亿元，按照1%的市场份额粗略计算，仅有0.6亿多元的资金投在了本省上市企业，而绝大部分的资金投到了外省上市企业。

二、金融危机对贵州资本市场的影响

首先是金融环境受到影响。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是针对严重依赖出口的实体上市公司及在海外有大量投资的金融机构。但由于我国金融管制较严，致使损失相对较小，涉水不深。中长期看中国有持续降息的预期，但是由于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变更，将在短期内有更多的资金暂时回流到银行。

其次实体经济暴露出的问题更多。贵州企业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全省经济总量小，企业自我发展能力资本严重不足。二是加工业受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制造业占整个工业比重较低，轻重工业比例失当，支柱产业综合实力相对较弱，产业层次较低，资源的开发大多停留在东运加工，自身缺乏必须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基础，依靠外延式简单再生产来扩大生产规模。三是以高能耗、附加值低为基本特征的原材料工业比重大、产业链较短、附加值低。如煤化工尚处于起步阶段，全省除有中小型合成氨、焦化等生产企业和装置外，其他煤化工几近空白，除焦炭外，全省化工煤用量不足500万吨，不到原煤产量的5%。

第三，贵州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贵广高速公路、快速铁路一旦建成，将大幅缩短贵州与珠三角的时空距离，会给贵州带来全新的产业发展新格局，一方面，贵州融入珠三角区域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区域的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甚至可能是来“抢”资源，贵州在资源及原材料上的优势将越来越小，将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达地区优强企业的竞争;一方面随着以能源、优势原材料为主的新兴支柱产业的加速发展，能源、水、土地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生态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企业扩张将逐步集中到盘活存量上来。“两高”建成后，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将越演越烈。

第四，给贵州省资本市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金融危机导致东部沿海地区出口产能过剩，投资效率逐年下降，相反西南几省中，尤其是贵州，即将在通道建设中成为西南的陆路交通枢纽，加之人口密集，自然资源富足，具有开发潜力的重点地区的投资效率在提高。因此，相应地压缩东部地区出口过剩产能投资，鼓励和促进包括国资、民资在内的各种资本加大贵州重点地区的开发和投资，增强资本积累能力，是调结构的必然选择。同时，这一过程也将启动一个巨大的消费引擎，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有可能形成新时期的投资“洼地”。

三、金融危机给贵州资本市场的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贵州省的资本市场虽然表面受到的影响不大，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省资本市场的发展同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沿海发达省份相比，都还有大的差距。在后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贵州省资本市场必须加快改革，加快发展，为本省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此次金融危机给贵州省资本市场的启示在于：

第一，必须坚定不移地强化市场基础建设。总体上看，我国资本市场基础依然薄弱，市场内在基础与市场快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贵州省更是如此。因此必须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和要求，始终加强市场基础建设，推动完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提高市场主体的规范化运作水平，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的长效机制，提高市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夯实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和组织基础。

第二，政府应出台积极政策，结合省内自然资源富集、区位优势突出、实体经济基础较好等特点，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采矿业、制造业、房地产、农林牧渔等行业的支持力度。

第三，加大扶持力度。鼓励国有大型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加大直接融资力度。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扩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助其渡过难关以获得进一步的成长空间。

第四，营造良好环境，培育并扶持优质公司上市，扩大企业的融资渠道。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企业上市领导小组，并设立办公室专司企业上市的督查指导工作，对口联系证券期货监管机构。二是出台鼓励措施。建议政府针对企业上市出台包括财政、税收、用地、用水、用电、用工等系列扶持政策，卸除企业上市包袱，提高企业上市积极性。

第五，着力改进市场监管，防范市场风险。继续加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监测和预警，加强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监管，落实重大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强化信息披露监管和现场检查，切实提高对各类主体的一线监管工作实效。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和违法违规行为新特点，进一步加大对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利益输送等违法违规案件的惩处和曝光力度，有效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参考文献：

[1]周正庆:汲取金融危机教训推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证券市场导报 卷3期.

[2]抢机遇保稳定 贵州资本市场健康持续发展.2月10日

资本和金融项目 篇3

此次调查基于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42位股票分析师进行定性访谈，另一方面是从买方或卖方搜集的数据。

作者认为，在对一家企业的形象进行评估时，证券分析师会将以下八个非金融信息作为考虑因素：组织中利益相关人的关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企业的社会责任性、企业的声誉和品牌状况、企业的管理质量、企业战略的一致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企业的沟通质量，它强调在促进积极的资本市场关系中，投资者应该扮演战略性角色。如果深入探讨，不仅要探讨非金融因素对企业形象形成的影响，还必须审视企业金融因素和非金融因素在企业形象形成中两者有什么样的相互作用。

因此，研究投资者关系的专业人员必须将以上内容纳入考虑范围，以便满足资本市场参与者获取信息的需求。对非金融因素进行研究，可以提高金融沟通的质量，同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投资者的战略沟通情况。

金融服务者、企业利益相关人对企业关系管理越来越重视，因此应该将投资者关系作为一种战略性传播功能加以管理。

资本和金融项目 篇4

1996年12月,我国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第八项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至今,十几年过去了,我国资本项目兑换仍然有较多限制,进程缓慢。我国过去几年一直在致力于资本项目开放的改革,如开启了QFII、RQFII、QDII等资本项目交换通道,但尚未实现全面的资本项目开放。进入2015年,资本项目开放似乎一下子迈上了“最后一公里”的快车道,从沪港通到后续可能的深港通大力推进跨境居民证券投资,一系列信号无不彰显了当前决策层加速市场化改革的坚定决心。

二、“L型”经济形势下资本项目开放及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全球公共产品(GPGS)按世界银行的定义:“GPGS指那些很强、具有跨国界外部性的商品、资源服务以及规章体制、政策体制,它们对消除贫困非常重要,也只有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才能充分供应此类物品。”随着全球一体化向前推进,贸易争端、资本流动性冲击、金融犯罪与金融安全、国与国之间金融协调及监管问题日益突出,对有效的金融公共产品的需求急剧膨胀,但现实世界的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供求严重失衡。旧的金融公共产品是由IMF、World Bank、WTO等主导的全球金融产品供给体系所提供的全球金融产品,本质是美国主导的发达国家霸权范式,在解决上述区域性或全球性问题时往往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诉求难以顾及。权威人士曾在2016年5月初把脉中国经济时表示,经济运行将是L型走势,面临亟须转型及寻求新增长点的压力,且最近几年对资本项目的开放呼声日益高涨,在现今的时间窗口上,加紧构建由新兴市场国家主导、全球参与的国际金融产品供给体系极为迫切,把握资本项目开放的主导权。

三、金融公共产品构建与资本项目开放的内在逻辑

从东亚外汇储备库(SRPA),与邻国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东盟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在岸金融中心,新加坡、伦敦、迪拜等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的建设以及近期沪港通境内外证券投资通道的开通,亚投行(AIIB)、丝路基金及“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性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成功,无不昭示着周边乃至全球经济体都积极支持中国成为新一轮平衡型国际金融公共体系的推动者。在资本项目开放的“最后一公里”节点上,及早构建面向周边区域经济体乃至全球经济体的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不仅为今后拓展人民币的行为空间铺下坚实的基础,而且能有效化解一直以来被资本项目开放怀疑者所顾忌的资本流动性风险。

为保证国际性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构建成功,还需真正打造属于自身的“金融资本力”,构建中国新的金融公共体系的信任机制。让沿线国家对中国经济有信心,对人民币有信心。人民币作为长期投资性良态资本(相比短期投机性资本),走出去实现与其利益相关者互利共赢的时候也要铺好流回来的通道,这必须在适当的时间节点适时开放中国的资本项目,构建中国新的金融公共体系的信任机制。中国日趋完善的金融公共产品体系将有效促成资本项目的尽早开放,继而带动中国及全球经济的二次腾飞。其逻辑可以用以下路径描绘:

四、金融公共产品供给对资本项目开放影响的模型分析

麦克杜格尔模型是分析国际资本流动的一般模型(如下图),假设存在A国(资本输出)与B国(资本输入)。横坐标为总体资本量,纵坐标分别为A资本输出国资本边际生产力与B资本输入国资本边际生产力。资本项目限制时,资本不能在较低资本边际生产力国与较高边际生产力国间流动,在图中对应的是A国资本边际生产力为OAM,拥有资本量为OAL的禀赋点N,B国边际资本生产力为OBG,拥有资本量为OBL的禀赋点F。A国的生产总量为OAANL,B国的生产总量为OBBFL,全部总产量即是两者加和。按照上一节的逻辑,“一带一路”等公共金融产品供给体系的建立将带动跨境投资继而增加对人民币资本需求,资本流动性及经济开放度将增强,引导资本流向资金洼地,融资成本下降,释放资本项目开放红利,促进经济增长。在本模型中相当于建成完善金融公共产品体系,将有效促成资本隔离墙的瓦解(相当于图中FL资本限制闸的抽离),从而使得资本在输出国A与输入国B之间开始流动。FL其实就是人为造成的经济藩篱,其结果是两国间资本往来的不均衡,金融公共产品体系构建将增强双边资本流动动机,同时完善的信任机制创造了打开资本流动水阀的健康环境。资本流动将持续到A国、B国资本边际生产力相等且为CE,届时A国拥有资本量为OAC,B国拥有资本量为OBC,均衡点为E,即有CL的资本从输出国A流向了资金洼地输入国B。

资本流动的结果是A国的生产总量为OAAEC,B国的生产总量变为OBBEC,全部生产总量变为OAAEBOB,相比之前A国生产量OAANL与B国生产量OBBFL之和,全球总产量增加了三角形EFN部分,这表明通过完善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增强资本流动将有利于增加区域或全球产量与福利,也即资本项目开放有利于资金在全球的配置。注意到资本项目开放后A国的国内产量相比下降了,但是A国的总收入却在增加,主要包括国内产量OAAEC与对外投资收益CEKL,相比开放前净增加三角形EKN部分,对于资本输入国B由于使用了CL部分外资,总产量为OBBEC,但CEKL部分作为外资收益支付给A国,所以B国收入净增加为三角形EFK部分。

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资本边际生产力。但国内资本流动性过剩吗?实际情况是内部结构性问题仍然使得很多企业无法获得所需的足额资金用于投资,地区性资本密集程度差异显著。所以,我国目前面临的形势是存在资本输出性储备及动机,同时行业及地区的资金洼地及高额资本边际生产力又有必要获得外部资金的及时补充。我国历经多年改革成长为今天这种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国格与禀赋,不仅不会严重阻碍后期经济的健康发展,反而成为今天放开资本项目、搭建国际金融公共体系、让人民币走向世界的有利契机。金融公共产品体系下的资本双向流动通道可用如下示意图表示。

五、锻造创新性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化解资本项目开放风险

资本项目开放已经到了“最后一公里”节点上,及早构建面向周边区域经济体乃至全球经济体的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不仅为今后拓展人民币的行为空间铺下坚实的基础,而且能有效化解一直以来被资本项目开放怀疑者所顾忌的资本流动性风险。通过麦克杜格尔模型分析,完善金融公共产品体系将有效促成资本隔离墙的瓦解,从而使得资本在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开始流动。

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信任体系的构建,能够促进金融资本流动性的增加,使得开放程度显著增加,资本开放项目的红利释放,能够有利于中国走出经济新常态的局面,促进中国经济的二次腾飞。

摘要：随着全球“扁平化”趋势日益明显,资本项目将步入快速放开的区间,不仅将促成贸易投资的进一步便利化,也是资金洼地对低成本融资的迫切需求。但现有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已然不适应尤其不能满足新兴市场国家对本国资本进一步“开疆拓土”的需求。本文从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视角下研究当前中国资本项目开放问题,提出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金融公共产品的“非公共”特性,是当前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缓慢的根本原因。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体系构建将增强双边资本流动动机,为资本项目开放提供有利条件和开放动力,完善的信任机制也为资本项目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金融公共产品,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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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文佳.论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及进程[J].经济问题探索,2013(07):100-105.

资本和金融项目 篇5

范运作标准

近日，财政部印发《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8〕23号）（下文简称23号文），对国有金融企业投融资行为进一步规范，内容包括资本金审查、还款能力评估、投资基金、资产管理业务、政策性开发金融、合作方式、金融中介服务、PPP、融资担保、出资管理、财务约束、产权管理、配合整改、绩效评价，监督检查和其他共17条。

23号文主要是从国有金融企业的角度，系统梳理了过去一段时间内地方债务监管文件和金融监管文件中针对金融企业和地方债务的条款，目的在于规范金融企业与地方政府和地方国企的投融资行为，出发点依然是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其中，涉及PPP融资规范主要有以下三点要求。其一，关于PPP项目资本金来源问题；其二，禁止国有金融企业为“明股实债”等违规操作变相融资；其三，要求PPP项目规范运作。针对以上三点要求，本文将重点做出解读。

一、23号文出台背景分析

（一）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增长速度快

23号文件的主体对象为国有金融企业。一般来说，国有金融企业主要是指国家政策性银行(含各级分支机构)，国有商业银行(含各级分支机构、所属全资及控股公司)，国有全资及控股的保险业、信托业、证券业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含各级分支机构)等，例如：

表一

我们认为将国有金融机构作为23文重点要求对象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从宏观上看，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周期性波动对金融部门影响最大，因此形成的风险也最大。其次，地方政府债务资金的主要来源为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在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中的占比较高，然而，近些年由于个别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现状严重，使得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持续增加。根据Choice数据表明，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2016年达到1.7，比2013年同比上升70%，国有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形势严峻。不过，随着2017年资管新规等严监管措施的出台，市场资金趋于紧张，银行同业负债成本上升，银行业通过加大杠杆运作快速扩张资产负债的趋势有所放缓。随着23号文件的出台，有望进一步控制银行的信贷扩张。

图1

数据来源：Choice

（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严重

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举债主体为融资平台公司（城投公司）、政府部门和机构、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和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等。根据图2和图3显示，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对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相比2015年同比增长17.6%；2014年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相比2010年同比增长129%，政府财政所需承担的偿还债务的压力巨大。2014年修订的《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实施以来，尽管地方各级政府在加快建立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有一些地方政府依然存在违法违规和变相举债的问题，且举债方式日益多样化，风险不断增加。因此，有效控制地方融资平台举债规模，推动地方融资平台转型，成为治理地方政府债务的关键。

图2

图3

数据来源：Wind

二、23号文对PPP项目融资的影响

PPP项目按融资性质可大致划分为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两大形式。其中股权融资主要包括政府引导基金、社会化股权投资基金以及信托、资管、保险股权计划等；债权融资形式主要有发行债券、银行贷款、信托贷款、保险债权计划等多种途径。在实际PPP融资过程中，资本金融资问题、“明股实债”以及PPP项目规范运作一直是监管机构关注的重点。

最新公布的23号文从资金供给方的角度重点强调了影响PPP融资的三个方面：

一是PPP项目资本金来源问题：要求国有金融企业在参与PPP项目融资时，对于资本金的审查应坚持“穿透原则”，重点关注以债务性资金违规出资等问题，不得为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提供支持；

二是若发现存在“名股实债”等违规操作的行为，国有金融机构不得向其提供融资；

三是PPP项目规范运作问题：要求国有金融企业应以PPP项目规范运作为融资前提条件，对于未落实项目资本金来源、未按规定开展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的，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等相关信息没有充分披露的PPP项目，不得提供融资。

下面我们将逐一解读23号文对PPP项目融资规定的各项要求及其影响。

（一）PPP项目资本金来源问题

1.何为资本金？

资本金制度，源于《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1996〕35号），该通知中对项目资本金早已有定义：“投资项目资本金，是指在投资项目总投资中，由投资者认缴的出资额，对投资项目来说是非债务性资金，项目法人不承担这部分资金的任何利息和债务；投资者可按其出资的比例依法享有所有者权益，也可转让其出资，但不得以任何方式抽回。”国务院于2004年、2009年、2015年三次调整资本金比例（目前国务院对资本金比例要求如表2），资本金比例的调低可在特定领域中释放数千亿级的投资规模，可见资本金制度是宏观调控实体经济杠杆率的重要工具。PPP项目中，以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为主，此类项目要求资本金占总项目资金的20%。

表2

2.PPP中债务性资本金具体情况分析

在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中，由于存在资金规模庞大，动辄上百亿，以及项目周期长等问题，使得20%的项目资本金难以用投资方自有资金实现，因此在实践操作中“用债务性资金充当资本金”的现象屡见不鲜。事实上，无论PPP融资采用股权融资或是债权融资的方式，只要投资人通过其账户以注册资本金名义向项目公司的注资都会被认定为资本金投资。因而在实践中，项目各主体单位通过大量辅助增信措施和多重资金账户划转等手段违规注资资本金，使得很难通过信息披露、会计、审计等方式识别哪些资金来自于自有资金，哪些是债务性资金。

对项目而言，债务性资金无论项目盈亏均应偿还本息，计入项目主体的债务。非债务性资金是权益性投资，根据项目盈亏情况获得投资收益、承担亏损风险，计入项目主体的所有权权益。凡是构成项目本身负债的资金，都不符合国发〔1996〕35号文的规定。我们整理了目前PPP债务性资金的几种操作方式：

第一种：以社会资本的债务性资金充当资本金

国发〔1996〕35号文规定，社会资本方以货币方式认缴的资本金，其资金来源有：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及企业法人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资本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企业折旧资金以及投资者按照国家规定从资金市场上筹措的资金。

下图中，社会资本通过融资取得2.5亿，并用于资本金出资。

图4

资料来源：PPP产业大讲堂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应当分两类具体分析。如果社会资本从国有金融机构债权融资介入资本金，例如从银行贷款，根据23号文规定属于违规操作行为应当禁止；但是，如若从其他途径股权融资充当资本金，例如利用私募基金等形式，目前监管政策还没有给出具体要求。根据国发〔1996〕35号文规定中提到“投资者按照国家规定从资金市场上筹措的资金”，本身就是资本金的来源之一。因此，社会资本方合法融资来的资金，以权益性投资方式投入项目，承担项目的投资风险、获取投资回报的，尚且可行。

第二种：以政府方的债务性资金充当资本金

按照国发〔1996〕35号文规定，政府方可以用于项目资本金的资金来源包括：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内资金、国家批准的各种专项建设基金、“拨改贷”和经营性基本建设基金回收的本息、土地批租收入、地方人民政府按国家有关规定收取的各种规费及其它预算外资金。然而，当前有个别地方政府用违规融资作为项目资本金，变相利用PPP项目违规举债。

下图中，政府资本通过金融机构融资用于资本金出资，政府方股权出资的0.5亿元实际是融资举债获得而来，而非政府自有资金：

图5

资料来源：PPP产业大讲堂

根据23号文规定，国有金融机构不得为债务资金融资，意味着政府从银行贷款以叠加杠杆介入资本金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

（二）国有金融机构不得向“名股实债”等方式融资

在PPP项目中，“明股实债”主要表现为在与社会资本方签订股东协议或合资经营协议时，由政府方或政府平台公司承诺在项目合作期内向社会资本方逐年支付固定费用或按照固定价格回购社会资本方在项目公司中的股权，以满足社会资本方投资本金的收回和投资回报的实现，其本质都属于政府的变相债务融资行为，最终由财政兜底，从而造成政府的隐形债务。

在这里需要了解清楚地方政府、城投平台和金融企业之间的现金流关系。如图6所示，现金流的前半截是从地方政府到城投平台，依据的是项目建设相关的合同约定，且对应的财政资金支出应该合法合规、不超出地方财力；现金流的后半截是从城投平台到金融企业，这是项目融资之后的还本付息行为。合规的现金流动应该是财政资金先流向城投平台（因为承

担了项目建设），然后再流向金融企业（城投平台偿还债务），这种操作不会造成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如果“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承诺回购投资本金、保本保收益等兜底安排，或以其他方式违规承担偿债责任”，根据23号文的规定是不允许的。

图6

资料来源：共学ppp 此前，《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财办金〔2017〕92号）（下文简称92号文）只是限制“不得使用债务资金充当资本金”运用，并未完全限制“明股实债”等行为；而23号文重点标记国有金融企业不得向“明股实债”等方式融资，可看出监管力度愈严愈细的趋势。

（三）PPP项目规范运作问题

对于PPP项目融资，23号文要求，国有金融企业应以PPP项目规范运作为融资前提条件，对于未落实项目资本金来源、未按规定开展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的，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等相关信息没有充分披露的PPP项目，不得提供融资。

财政部本次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提出了规范要求，主要强调PPP项目融资的三个必要条件，其中关于资本金问题在上文已经重点阐述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下面重点介绍其他两个必要条件：

物有所值评价必须信息充分披露：这个要求主要是针对PPP项目的公益性和盈利性做出的评判。物有所值评价是一种评估是否采用PPP模式代替政府传统采购模式提供公共服务项目的方法，主要有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两种方式。现阶段，主要以定性评价为主。原则上，拟采用PPP模式实施的项目，至少在项目识别或项目准备阶段开展一次物有所值定性评价，鼓励在项目全生命周期内开展物有所值定价评价；

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必须信息充分披露：实际上这也是对政府债务的控制，传统政府采购容易隐藏真实成本，PPP项目采购也会采用负债资金而隐藏真实成本，从而导致项目选择偏差。开展PPP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是政府履行合同义务的重要保障，有利于规范PPP项目财政支出管理，有序推进项目实施，有效防范和控制财政风险，实现PPP可持续发展。

图7

具体环节如图7所示，物有所值评价是评价项目是否应该采用PPP模式，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是评价财政上有没有能力采用PPP模式，这些要求本质上都属于对项目规范操作的正常要求。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前述规定重点规范了国有金融企业参与PPP项目的经营行

为，要求国有金融企业以PPP项目规范运作为融资前提条件，避免PPP项目异化为新的融资平台。

三、小结

随着92号文和23号文的出台，PPP融资渠道在不断缩减，针对政府、社会各方资本金的约束条件也越来越严苛。首先，PPP项目资本金可能面临大量资金缺口，政府方在项目公司中出资不得超过50%，大量PPP项目资本金不到位将导致无法开工，目前已采购完毕、处于执行阶段的“烂尾项目”、“半拉子工程”将可能会大面积、普遍性出现，项目前期投入损失巨大；其次，为保证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适量增长，PPP受阻必将导致其他政策性资金（如专项建设基金）或“地下”创新融资模式出现，带来新的、更加不可控的地方财政隐形负债。最后，根据最新规定，国有金融机构除了自己投资作为股东的方式外，无论给哪一方资本金融资都属于债务性资金，都将不被允许，这意味着国有银行、券商、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对PPP的供血将会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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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金融项目 篇6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资本主义,新变化

2008年9月,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房贷机构被政府接管,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两大投资银行被收购重组, 这场金融风暴引发了一轮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 严重打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企业大量破产, 银行倒闭, 股市暴跌, 市场和消费低迷, 工资福利大幅下降, 工人失业, 经济发展停滞, 社会财富大幅度缩水, 全球的股票市场在短短半年的时间蒸发掉27万亿美元。这场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大、连锁效应之快, 是前所未有的。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和发酵必然使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一、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一)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 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充满着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 使得社会资本再生产所需要的比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 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

1. 经济危机是指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并不是绝对过剩, 而是相对过剩。在经济危机到来时, 一方面“过剩”的商品堆积如山, 找不到销路;另一方面, 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却买不起商品, 过着贫困的生活。所以,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只是相对劳动人民的购买力而言, 这种相对的生产过剩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

2. 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经济方面具体表现为这两个矛盾的激化, 从而直接引发了经济危机的爆发。第一, 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 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第二, 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二) 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资本主义制度金融管理的失败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创造了资本的辉煌和神话, 但是由于人性的贪婪和狂妄滥用资本法则和规律, 肆意践踏和破坏人类社会的资信系统, 破坏人类文明社会中复杂而且独有的信用平台, 从而引发世界性金融危机, 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制度金融监管的失败。

马克思曾指出:“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 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 (《资本论》第三卷) 就是说, 批发商业危机和货币信用危机导致金融危机。“在大量生产中, 直接购买者除个别的产业资本家外, 只能是大商人。在一定的界限内, 尽管再生产过程产生的商品还没有实际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 再生产过程还可以按相同的或扩大的规模进行。” (《资本论》第二卷) 此种情况下,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就给人们造成一个虚假繁荣的假象。而与此同时生产方面的不断扩大又是靠信用来实现。因此信用和产业资本本身一同在不断增大。

由于信用功能的增强使得资本家们可以不断从事远远超过他们资本能力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同时货币形式上的回流由于商业信用的增加, 变得可以不受实际回流时间限制, 从而加速资本的回流速度。因此, 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必然引起信用的扩大, 而信用的不断膨胀又促进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张。所有这些变化都会让资本家们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形式, 获取追加资本, 用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同时, 在经济不断发展的阶段, 股票、债券这些虚拟资本股票、债券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 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所以, 信用的繁荣和产业的发展相互促进、相互作用。信用的繁荣导致产业和商业的繁荣, 产业的繁荣进一步加强商业的繁荣。但是, 由于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批发商的实际资本回流非常缓慢, 数量也非常少, “以致银行催收贷款, 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 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 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 (《资本论》第三卷) 实际上, 信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 它加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实行新自由经济政策, 加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盛行, 即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刺激需求带动生产, 从而使得企业摆脱经济危机, 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得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大幅增加, 致使国家的通货膨胀加剧;与此同时, 资本家为寻求投资, 获得剩余价值, 会大量积累资本;这两股资本积累面对实际生产的相对过剩就开始转向资本运作, 从而摆脱实体经济, 以钱生钱, 即生产的过剩开始由实体经济向金融方面转移。

美国为了进一步刺激资本的繁荣, 放弃对金融资本的监管, 以“新自由经济”政策为指导, 利用科学技术推动GDP高增长、低通胀发展10年, 从而使资本市场过度繁荣。迅猛扩大的虚拟经济使经济泡沫超速膨胀, 2001年的网络泡沫破灭和9·11事件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为使经济走出低谷, 美联储从2001年到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息, 以大泡沫治疗小泡沫, 使金融资产向房地产转移, 直至次贷危机爆发, 资金链断裂。截至2008年11月3日, 世界五大投资银行不复存在, 华尔街经营模式被彻底改写, 美国14家银行倒闭, 世界各国联合救市, 向市场注入更大量的流动性资金, 次贷危机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 一场世界性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

二、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二战以后, 资本主义世界每隔4~10年就会爆发一次金融危机, 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以往的金融危机都有相似之处。

1.监管不力致使信贷条件宽松。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经济“滞涨”以后, 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遭到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强烈批评, 此后, 新自由主义思潮受到追捧。8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私有化、减少管制”成为指导西方国家经济走向的主要方针。2001年以后, 美国央行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 刺激投资, 使得房地产市场空前繁荣, 而相应的贷款机构对未来市场预期一片乐观, 预期未来市场会持续走高, 并加大贷款力度, 盲目扩大住房贷款业务。当然在市场繁荣时期, 次级贷款也有很高的回报率, 在满足优级及次优级抵押贷款的前提下, 贷款机构也积极发放次级贷款。贷款机构不断降低贷款门坎, 为了将次级抵押贷款出售给低收入者, 不断创新次贷产品, 降低贷款条件。实质上是贷款机构放松了风险监管, 为日后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随着后来利率的不断攀升, 低收入阶层无法承受还款压力, 从而导致大量违约。长期的低利率造成了市场流动性过剩, 助长了经济的泡沫。

此外, 正常的经济应该是实体经济和货币的相对平衡, 而美国人消费观念超前, 属于过度消费, 无节制的消费甚至浪费, 为资金链的断裂一次又一次地增加压力。同时, 世界市场上的通胀压力也在不断加大, 加速了国际资本的波动和流动, 使得大量热钱没有任何防备地到处流动, 并大量涌入房地产业, 使得房价泡沫越来越大, 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2.金融全球化加剧了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20世纪70年代, 生产的国际化导致了跨国公司的发展, 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迅速增加, 促使跨国银行在海外开设大量的分支机构, 以满足跨国公司全球范围资本流动的需要, 这是金融资本全球化最原始的推动力量;同时, 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也带动了各国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交换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 进一步促进了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产生。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许多拉美国家为了得到西方国家或者经济合作组织的援助来摆脱自身的债务危机, 东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为了更好地实施出口导向战略, 新兴市场国家为了加快市场化的步伐, 纷纷推动金融改革和金融自由化政策。例如, 为了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 各国不得不放松金融管制, 开放国内金融市场, 取消外汇管制, 实施利率、汇率市场化等, 这大大便利了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 并降低了融资成本, 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可以说, 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内在地推动了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此外, 现代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 消除了金融交易在国际间进行的一系列技术障碍和限制, 使各国金融市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越来越近, 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的流动几乎没有限制, 为金融资本全球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质量, 降低了其筹资成本, 也推动了各国金融创新、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结构的调整与发展。但是, 金融资本全球化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与金融危机的蔓延。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 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已经成为常态, 这是金融资本全球化最不利的影响。而且, 一国经济和金融形势的不稳定通过资本流动的变动产生巨大的波及效应和放大效应, 很容易通过日渐畅通的金融渠道迅速传递给所有关联国家。同时, 金融资本全球化削弱了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并使汇率制度选择困难。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 资本账户开放成为发展趋势, 随着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 一国将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之间的明显冲突, 如果处理不当, 将会引发金融动荡或者金融危机。另外, 金融资本全球化加剧了一些国家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在金融资本全球化背景下, 资金流动加快, 流动性过剩日益突出, 资产证券化趋势盲目扩张。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使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

三、金融危机冲击资本主义, 带来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 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体制危机开始出现, 重创美式资本主义

新自由资本主义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 认为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 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 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惟一途径, 可有效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

新自由资本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主要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也日益突出:1.不平等日益扩大, 这种不平等性不仅存在于能体现劳资关系的资本主义分配过程中, 也存在于整个社会中;2.金融部门越来越专注于投机性和风险性活动;3.出现了一系列的大资产泡沫。这些方面在促进经济扩张的同时也为最终的体制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大卫·科茨, 2009) 也就是说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之上的资本主义体制虽然恢复了经济增长, 但社会财富开始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造成贫富差距拉大, 同时由贫困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也会日益激化最后引发社会动荡。

因此, 本轮金融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 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在今后10年里, 新兴市场和中低收入的国家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调整和改革本国的经济政策方针, 完善本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支持国内工业, 不必特别注重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北欧模式、亚洲模式甚至新加坡模式等纷至沓来, 将引发一场资本主义模式的新一轮竞争。

(二) 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变化, 经济体制调整力度加大

金融危机带来经济的萧条, 因此各国政府开始重新重视和审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 从中吸取教训。如巴西利用政府扶植的开发银行把信贷迅速地引向某些部门, 作为其在危机推动下实行的初步刺激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在国有银行领域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而西方各国都加强了政府在经济政策中的主导作用,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实行大规模的刺激消费和需求的政策, 同时为了抑制经济的继续下滑, 优先保护大公司和大企业。

以美国为例, 美国作为金融危机的始发国家, 大量的金融机构纷纷陷入困境, 因此, 在金融市场上, 美国对大型金融机构紧急注资, 购买大型银行的股票, 同时财政部还公布新的金融救援计划, 已修复金融体系, 使信贷市场恢复信心。在消费品市场上, 美国政府为了加强消费者的信心, 刺激投资, 实行了免费政策, 通过对一定数量的家庭进行减税支持, 从而把更多的财富让渡于民, 促进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政府支出上, 美国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出资鼓励消费者支出, 降低贷款利率和再贴现率, 尽最大努力改善经济的低迷, 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

(三) 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发生动摇, 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走向多极化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要求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法独立承担全球发展责任。面对全球化的竞争, 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并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竞争, 还涉及到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竞争。而美国一向喜欢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 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 使得美国不再被看作是政策或意识形态的唯一标准。

例如, 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最初是在拉美制订并实施的。至于产业政策, 30多年来西方在这一领域中所贡献的创新思维甚少。实践中很多的成功模式源于新兴市场国家, 而不是发达国家。在国际组织问题上, 美国和欧洲的声音与思想的主导地位日益下降。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一直是国际金融机构资金的重要提供国———的声音与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

所有这一切表明了发展议程方面的一项明显的转变。这曾经一贯是在发达国家产生的、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实施———实际上往往是强加于后者的一项议程。美国、欧洲和日本将继续充当经济资源与思想的重要来源, 但是, 新兴市场正在进入这一领域, 并将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国在用于发展的资源和有关如何利用这些资源的最佳实践方面, 都不仅将成为捐赠国, 而且将成为受益者。尽管世界上的很多穷人都生活在其境内, 但这些国家就经济、政治和知识而言, 已经在全球舞台上获得了新的尊重。事实上, 发展从来就不是富人恩赐给穷人的某种东西, 而是由穷人自己实现的。西方大国看来最终正在觉醒, 认识到这一真理, 因为这场金融危机对他们来说还根本没有结束。 (《外交》, 2011 (3/4) )

(四) 资本主义开始步入资本过剩时代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最初的经济危机是由于生产过剩引起的。因为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的积累,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 资本家为降低生产成本, 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 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利润, 他们在使用相对剩余价值榨取手段时, 为提高生产效率, 缩短自身的个别必要劳动时间, 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生产力的进步, 从而导致社会上的商品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得到增加, 而由于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必然导致商品销售市场的相对缩小, 即导致了生产过剩。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实质是由资本过剩带来的。一方面,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生产和消费, 造成市场上的虚假繁荣;另一方面在政策的带动下实体经济发展迅速, 资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 因此总是向利润率高的领域流动, 因此这些实体经济可以引来大量的资本投资, 这些投资者目的就是“以钱赚钱”。由于大量资本被投入到实体经济中, 造成生产过剩, 商品大量积压, 不能及时收回资本, 从而银行资金出现短缺, 掀起挤兑风潮, 先引发金融危机, 资本家从银行贷款越来越难, 只好低价出售产品, 甚至销毁产品, 普遍的经济危机就到来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缓慢地对传统实体经济的投资会由于风险的扩大和利润的缩小作用减少, 使得过剩资本越来越多, 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进入资本过剩时代。

参考文献

[1]张小荣, 赵绪民.从金融危机看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11) .

[2]程恩富, 杨斌.国际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的影响[J].红旗文稿, 2010 (11) .

[3]沈娟, 何泽荣.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视角[J].金融发展研究, 2009 (12) .

[4][日]高田太久吉.武萌, 张琼琼摘译.国际金融危机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困境[J].国外理论动态, 2010 (7) .

[5]王金存.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化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J].高校理论战线, 2009 (07) .

资本和金融项目 篇7

1 居民金融投资行为研究

居民金融投资行为的研究成果很多,还细致到对具体的金融投资产品的居民投资行为进行研究,特别是对股票投资行为的研究。

1.1 居民金融投资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杨爽(2002)详细分析了重庆市居民金融投资行为特征,还进一步阐述了居民金融投资行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史代敏等(2005)认为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年龄、财富规模,学历等,并以四川省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窦婷婷等(2013)根据调查问卷数据对影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主观因素进行了总结: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及家庭收入。王淑庆等(2013)认为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主观因素,家庭经济条件、对经济风险的理解等非主观性因素也会对城镇居民对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方建武等(2006)认为保障机制、阶层结构、民俗文化是制约我国个人金融投资行为的三个重要因素,同时指出社会阶层位置对个人金融投资行为约束影响力最大。

1.2 居民股票投资行为研究

王百强等(2011)基于调查问卷数据发现股票投资越来越受到家庭居民理财的关注和重视。彭星辉等(1995)采用调查分析法对上海股票投资者的个性心理和投资行为特点进行了研究,发现影响股票投资行为的一种重要因素是气质。王浩成(2014)采用行为实验的方法,系统探讨了人格和情绪对股票投资行为的影响。于蓉(2006)认为消费者预期、信任度、社会互动、投资者情绪等行为特征对股票市场投资也有影响。李雪(2005)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我国居民股票投资行为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并指出样本居民具有明显的确定性、代表性、可得性、锚定和调整、损失厌恶、后悔厌恶以及心理账户等九种偏差,并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其如何影响投资行为。刘文超(2014)通过问卷调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票投资动机与股票投资决策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杨晓兰等(2011)基于个体投资者的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分析了股票市场投资与主观幸福观之间的关系:生活的总体幸福感、年龄、投资收益、投资规模是直接影响投资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1.3 居民其他金融产品投资行为研究

党婷等(2007)在南京市城镇居民实证基础上,探讨出了影响居民购买证券投资基金行为的三种主要影响因素:学历、是否阶段性理财和对基金的了解。

罗平常(2010)探讨了居民购买国债的投资行为与地域差异的定量和定性的关联性分析,认为国债销售差异主要是由于地域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当地居民的传统风俗习惯不同,而与当地居民收入及相关经济状况关联较小。

2 居民实物投资行为研究

目前我国关于居民实物投资行为主要集中在对房地产投资行为的研究上。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武汉市分行调查统计处联合调查组(1997)通过数据发现今后居民购买商品房将是房地产发展的趋势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王中昭等(1998)利用建立的回归模型预测1998年以后的三年里,我国居民手中的资金将分流出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于住宅投资,表明房地产市场将成为新兴的投资选择。周智(2000)认为房产是居民投资的理想选择。周源等(2010)则认为当前形势下房地产投资弊大于利,是造成高房价的重要因素之一。

孔静芬(2008)论述了不同收入阶层房产投资情况,发现居民购房能力差距不断扩大,并指出房地产投资行为可能会影响居民的其他投资行为。南建党(2007)将居民房产需求分为基本住房需求、改善住房需求和投资需求三类,认为房价的上涨对以投资或投机为目的的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较大的财富效应。孙瑞玲(2010)从五个方面说明了居民投资房产所面临的风险。陈伟(2013)分析了广义房地产财富效应影响居民投资行为的作用机理,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3 居民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研究

关于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研究20世纪后半期才开始被我国相关学者关注,陈碧霞(2001)详细地论述了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变迁,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应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谢勇(2004)利用1992-2001十年间统计资料,发现收入差距极大影响了居民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和预期收益率,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陈岩(2004)分析了影响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非货币因素。杨志刚(2011)探讨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因素(收入、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劳动力市场和家庭文化)及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差距是造成家庭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之一)。邵琳(2014)从实证的角度,阐述了教育、科技、健康三大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居民教育投资行为是相关学者研究的热点。孙彩虹(2003)基于重庆的调查发现,影响中小学生家庭教育投资的因素主要包括父母学历、家庭收入、家庭人口规模、地区发达程度等。邱兆逸(2004)则重点讨论了家庭教育投资中的不确定性和随之而来的投资风险。王娟(2005)认为教育偏好和教育投资行为由于受到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二者呈现增强趋势。这种趋势使教育的边际效用随着时间的变化出现变化。殷红霞(2007)论述了我国农村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特征,并探讨了制度变迁、投资能力和投资风险对我国农村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洪恺(2008)利用建模的方式讨论了家庭教育投资行为与动机之间的关系。李立荣等(2009)通过对上海居民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问卷调查,认为上海居民普遍重视家庭教育投资,投资总额表现出中心城区明显高于郊区,体现出城乡教育发展存在差距。张雨雷(2013)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描述了高等教育个人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家庭因素、费用因素和专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具体指标进行了因子分析。

4 研究评述

现有研究聚焦在对居民个体的投资行为进行分析,忽略家庭为单位的投资行为研究,整体还未形成系统性和条理性。在投资产品选择方面,侧重于对金融产品,特别是股票的投资行为分析,居民实物和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分析相关成果偏少。在居民实物资产投资行为相关研究中,侧重对房地产投资行为的分析,在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分析中,多数学者把教育投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缺少对医疗卫生保健、迁移投资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分析。

参考文献

[1]史代敏,宋艳.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05,10:43-49.

[2]王百强,华天姿.城市居民家庭股票投资行为研究[J].财会通讯,2011,6:149-151.

[3]于蓉.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研究[D].暨南大学,2006.

[4]李雪.我国居民股票投资行为的实证分析[D].暨南大学,2012.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利益和风险 篇8

关键词：资本项目开放,收益,成本,条件,金融危机

一、资本项目开放的基本理论

在金融市场运行良好并且不存在扭曲的理想状态下, 资本将自动流向高回报率的地区或行业, 这是由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所决定的。这样的流动不仅是在一国之内发生, 同时也在国际上不同发展水平间的国家间发生, 发展中国家资本缺乏, 却有着很高的资本边际回报率, 发达国家虽然资本充裕, 但资本的边际产出低。依此规律, 资本将从发达国家流出并流入发展中国家, 随着国际间的资本流动, 各国之间资本的边际产出又达到了国际均衡水平。对于资本的边际收益率高于国际水平的小国来说, 由于持续的资本流动不会影响国际利率, 当国内利率达到国际水平时, 会出现CA=S-I<0, 这意味着经常项目的逆差, 但储蓄和投资间的缺口可以由国际资本流动来补足。由此可见, 自由的资本流动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 资本开放也是一把双刃剑, 完全的资本项目开放对于金融体制不完善、宏观经济运行不稳健的国家来说弊大于利, 因为过度的资本项目开放会使一国经济暴露于国际投机资本下, 极大地增加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20世纪90年代, 拉美、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俄罗斯相继爆发金融危机, 对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破坏。这些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产生有着不同的背景, 但无不与短期国际资本的肆意流动密切联系。

二、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现状

虽然中国目前仍实行资本项目管制, 但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资本项目下的大部分子项目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开放。中国涉及资本项目开放的领域主要体现在:非居民的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基本上是自由的, 投资收益可以自由汇出;非居民可以在中国证券市场投资B股, 居民企业可以到境外发债和上市;采取QFII的模式逐渐开放境外资本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 采取QDII的模式允许国内资本投资国外证券市场。2007年中国资本项目下的资本流入达9219.6亿美元, 资本流出达8484.5亿美元, 资本流入流出总量占GDP的54.54%。而在1982年这个比率仅为2.42%。

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样, 资本项目开放的结果是资本的净流入。中国历年资本账户基本保持顺差, 2007年资本流入为9219.6亿美元, 净流入达735.09亿美元。资本的流入主要以外国直接投资, 股权证券, 债务证券和国际信贷的形式进来, 并且FDI所占比例最大, 2007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增加的净值达1384.13亿美元。

三、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利益分析

从世界的角度而言, 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将使全球储蓄流向全球生产效率最高的地区和行业, 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对于一个具体的国家而言, 资本项目开放的收益并不像世界情况一样如此理所当然。要权衡资本项目开放的政策还有赖于对具体国家的成本收益分析。

资本项目开放就是资本的自由流动, 对于中国来说, 主要体现在资本流入上, 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的推进作用。

第一, 有利于弥补国内资金不足和技术短缺问题。钱纳里等人认为, 从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看, 其经济发展主要受三种形式的约束:一是“储蓄约束”, 即国内储蓄水平较低, 不足以支持投资需求的扩大, 影响经济的发展;二是“外汇约束”, 即有限的外汇收入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 阻碍了经济发展;三是“吸收能力约束”, 即由于缺乏必需的技术和管理, 无法吸引并有效地使用外资和各种资源, 从而影响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成功地利用外资可以克服储蓄、外汇和技术的约束, 增加国民总储蓄和投资,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 完善和开放中国金融市场, 促进金融服务专业化, 提高竞争力和经济效率。资本项目开放使得国内的金融系统参与国际竞争, 引入国际运作标准, 从而大大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 加快国内金融改革和发展。当国内居民的资金可以在国际间随意流动时, 国内金融机构将同时面临两个市场的竞争:一方面, 为了稳定本国的资本, 将与国外市场的金融机构进行竞争;另一方面, 在国内的金融市场中也要和外来的金融机构进行竞争。这种竞争必将促使国内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工具和服务的创新, 不断改进服务质量,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第三, 节省实行汇兑限制所需要的高额行政支出。在实行汇兑限制的情况下, 国家必须要建立庞大的外汇管理机构, 审批在资本项目下的每一项交易, 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国家为此而付出高额成本。如果实行资本项目的货币可兑换, 外汇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对外汇交易的监督, 这样机构可以缩小, 人员可以减少, 行政支出可以节约, 社会成本将会下降。

第四, 有利于加快中国各项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更好地实现与国际接轨。为实现资本项目逐步开放, 将迫使政府参照国际的做法, 对相关的经济制度必须做更进一步的改革和优化。

第五, 有利于提高国内资本的投资效率和利用外资的效率。准许资本流入只是资本项目开放的一个方面, 对资本流出的开放是资本项目开放更重要的一环。中国历来对资本流出控制较多, 主要出于防范资本外逃和避免投机资本对经济和金融系统的不利冲击。近年来中国也开始有步骤地放松对资本流出的管制。

四、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成本分析

第一, 资本项目开放引起的大规模资本流入将带来本币升值的压力, 对出口部门造成不利影响, 贸易收支恶化。即使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 资本流入所引起的通货膨胀, 在保持名义汇率不变的条件下, 也将引起实际汇率升值。具体地, 我们可以用TNT模型进行分析。令国内的可贸易品的价格为PT, 不可贸易商品价格为PN, 国外可贸易商品的价格为P*T, 不可贸易商品的价格为P*N。假设国内实行固定汇率制, 汇率保持不变。于是有:

根据购买力:PT=E×PT*。

国内价格水平为:P=wPt+ (1-w) PN, w和 (1-w) 分别为国内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消费比重。

国外价格水平为:P*=w*P*T+ (1-w*) P*N, w*和 (1-w*) 为国外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消费比重。

资本的流入将首先通过需求水平的上升引起国内不可贸易品价格PN的上升, 根据上述公式, 实际汇率升值。另外, 国内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 将通过工资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 带动国内可贸易生产部门的生产成本的提高, 对可贸易生产部门造成不利冲击。

第二, 如果对外资的利用和引导不当, 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还可能造成国内不可贸易品生产部门的过渡扩张和可贸易品生产部门的萎缩。综上可知, 资本的大量流入将引起国内消费的大幅上升。由于对可贸易品的需求可通过进口获得, 而对不可贸易品需求的上升将引起国内不可贸易品价格的大幅上升。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 超额利润的激励将促使国内资源从可贸易生产部门向不可贸易生产部门的转移, 从而总成不可贸易部门的过渡扩张甚至是国际贸易中分工的扭曲。

第三, 外资的自由流入有可能影响银行体系的安全。首先外资涌入会直接影响银行的资产负债的规模和结构。这可能诱使银行信贷过度扩张, 资产风险加大, 而外汇的净头寸又使银行负担更大的汇率变动风险。银行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外汇业务和风险, 同时要在国际银行业的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就需要高水平的有效的管理;而这种管理经验也许正是开放之初所普遍欠缺的。

第四, 如果资本流向发生逆转, 出现大规模的资本流出, 将引发经济衰退, 造成金融动荡, 甚至引发国际收支危机。短期内资本的大量流出将导致国内需求的急剧下降, 使经济陷入衰退;持久性的资本流出, 将导致国内资源的流失, 削弱国内税基, 同时会降低国内储蓄, 损害经济持续增长的稳定性。人们往往自己实现自己的预期, 短期资本多为投机性, 其流向容易受到心理预期的影响。一旦人们预期未来会有不利投资的事件发生, 会主动抽离资本以求自保, 而这样的举动往往会加剧、甚至创造出原本并未实现的不利投资环境。短期资本的这样单向流动将会直接影响一国外汇储备和国际支付能力, 引发更严重的信心下降、资本抽逃, 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五、仍然实行资本管制的弊端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有关国家经验与资本管制的自由化》报告中, 指出一国实行资本管制需付出的代价:首先, 限制资本流动会影响正常的经常性交易, 使正常的资本流动减少, 出现正常运转所需的资本短缺;其次, 资本管制要付出非常大的管理代价, 特别是当管制措施不得不拓宽以堵塞潜在漏洞时, 而管制措施采取不当时所付出的代价则更为惨重;再次, 存在通过管制造成对国内金融市场庇护的风险;最后, 资本管制使市场信号扭曲, 进而使实施资本管制的国家更难以吸引外资或使其筹资成本更高。可见在考察资本项目开放的成本时, 还要注意分析实行资本管制的成本, 否则实行资本项目管制的收益可能会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

六、资本开放的条件

第一, 一定的经济规模和结构和宏观金融的稳定。资本项目开放后, 国内金融市场将与国际直接相连, 对于相对弱小的经济体来说风险是很大的。一国经济规模越大, 结构越多样化, 那么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也一定越强。对此, 可以用GDP及其人均值来粗略地加以衡量。近年来, 中国经济维持着高速增长, 经济规模不断增大;同时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因此, 中国已具备了一定的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 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将不断增强。如果大环境不稳定, 那么外汇市场的局部稳定也无法维持。可以用货币供给及物价的稳定性来衡量。宏观金融的稳定指的不是短期内的稳定, 而是较长时间内的稳定。

第二, 充足的外汇储备和一定的经济开放程度。外汇储备可以用来干预外汇市场, 应付不正常的兑换需求, 维持汇率稳定, 这点对于稳定民众的信心非常重要。充足的外汇储备还要与部分开放的措施相结合。必须承认的是, 开放程度越高, 一国与国际经济的联系也就越紧密, 但同时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也就越大;另一方面, 一定规模的进出口是维护汇率稳定的基础, 有出口才有外汇供给, 有进口才有外汇需求, 如果它们占到外汇市场交易的较大部分, 那么短期资本冲击的影响就相对较小。印证这项条件最好的例子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可见资本项目开放是一把双刃剑, 部分开放是保证不被其所伤的方法之一。

第三, 完善的金融市场。包括金融市场本身的架构以及金融市场的监管。一方面, 金融市场发育完善、金融工具灵活多样可以为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提供完备的场所和手段。例如, 央行以对短期利率的控制影响资本出入, 稳定汇率;另一方面, 金融市场的法律体系、规章制度的健全, 可以加强金融监督,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投机冲击。就中国的外汇市场而言, 在当前的仅开放经常项目的条件下, 外汇市场实际上是银行间外汇头寸调剂市场。虽然央行可以通过交易影响汇率, 但商业银行只是根据制度规定调整自有外汇头寸, 因此这样的市场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市场, 参与主体也很单一。

综上可知, 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已是大势所趋, 我们应该顺应时代潮流, 尽管资本项目开放会给中国带来许多风险, 但也不可忽视其背后能带来的巨大收益, 尤其是对健全中国金融体制等的好处, 因此我们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 循序渐进地实行资本项目的开放, 尽量以最小的成本收获最大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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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燕霄, 钟华君.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利益和风险[J].北方经济, 2009 (2) .

资本和金融项目 篇9

在这一背景下, 许多有实力的企业开始积极网罗关键人才, 优化人员结构。如果企业此时发展策略不当, 不能有效地解决人才保留与企业生存成本这一难题, 不仅有可能造成人才流失, 还有可能因核心人才流向竞争对手那里而使自身重新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所以, 企业应合理安排核心员工, 给予他们自信和希望, 培养他们乐观的情绪, 即积极地管理和干预他们的心理资本, 尽可能减少关键人才流失的风险, 实现员工管理的“软着陆”。

心理资本源于积极心理学, 是一种个体积极心理的发展状态, 具有以下特征:拥有自信或自我效能感, 在承担具有挑战性任务时能够做出必要的努力;乐观, 对现在或未来的成功有积极的归因;充满希望, 一直坚持目标, 在必要时重新选择途径以获取胜利;非常坚强, 能够自我恢复, 在受挫或遇到困难时坚持、复原甚至取得成功。心理资本超越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上, 是一种心理状态或似状态, 主要关注的是个体的优点 (而非弱点和缺陷) , 以及这些优点如何发展和丰富 (而非固定或保持) 。心理资本是可测量的、可无限发展并能够管理和干预的, 可通过有针对性地投入和开发使个体获得竞争优势。

对核心员工进行心理资本管理和干预的重要作用

核心员工是在组织社会网络系统中, 对处于组织网络其他结点 (社会主体) 具有创造倍增性关联价值影响力的人员, 他们通常是位于组织网络中具有关键结点特征和较高个体人力资本价值的知识员工 (如管理者和专业人员) 。企业核心员工一般占总人数的20%～30%, 集中了企业80%～90%的技术和管理。具有可持续发展价值的资源、稀缺资源和资源的能力素质非常重要, 是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源, 而核心员工是工作在重要领域, 极具活力的符合上述三点要求的企业的重要资源。其他员工虽然也会为企业的成功作出贡献, 但是核心员工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联系更紧密, 因此对核心员工的管理更有价值, 可产生巨大的竞争优势。

核心员工因具有较高人力资本价值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劳动力市场上容易处于卖方市场地位, 具有相对较高的专业忠诚度、较低的企业忠诚度, 传统的管理方法不是很有效。工作满意和组织承诺是核心员工的核心追求, 缺乏工作满意度是核心员工离职的“导火线”。员工的心理资本与其工作态度, 包括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显著正相关, 而心理资本与绩效显著正相关。因此, 对核心员工进行心理资本管理和干预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求生存求发展的有效途径, 对企业提高竞争力有重要作用。

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相比, 心理资本的管理需要相对较少的成本, 但会产生更大的回报。一个简单集中的心理资本干预并不会在多大程度上增加参与者的心理资本, 却可增加竞争力。对核心员工进行心理资本管理和干预, 是企业进行员工管理低成本高效率的方法。

核心员工心理资本的管理和干预

1.心理资本的管理

(1) 发展员工的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员工在完成给定任务时表现得更加努力和坚韧。研究表明, 对自我效能感的干预和发展可直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有利于设计工作、设置目标、增强领导力等。发展自我效能感的方法有: (1) 让员工体验成功, 以提升他们完成任务的信心。为员工设置的目标要明确具体, 既要有挑战性又要可实现, 这样可让员工能够经常体验成功。 (2) 给予员工间接经验或示范, 让他们学习和观摩与自己情况相似 (年龄、性别、心理特征、教育、环境、经验) 、任务相关的成功例子, 这对于直接经验少的员工, 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培训和发展自信的方式。 (3) 对员工进行社会说服。受尊重的、有能力的个体, 通过说服可帮助发展员工的自我效能感。 (4) 经常对员工进行心理或生理唤醒。一些负面的感觉 (疲劳、疾病、焦虑、失望、紧张) 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自信, 而良好的心理和生理状态是提升自信的良好途径。

(2) 提升员工的希望水平。

充满希望的管理者具有较高的执行力和更具满意感的下属, 而具有较高希望水平员工的企业, 盈利能力更强。提升希望水平的方法有: (1) 设置有挑战性的目标并使之清晰化。如果员工个体的希望水平很低, 就从相对简单的目标开始, 以逐步获得一定程度的希望来完成更有挑战性的目标。 (2) 将目标分解成可完成的小步骤, 这样可形成直接的小的成功体验, 直到最终成功。 (3) 设计多种方案, 使员工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有所准备。 (4) 让员工享受工作过程, 而非只盯着最后的成功, 在出现问题时能够一直坚持。 (5) 让员工清楚地了解何时要变动方案并选择哪种备选方案、何时重新修正目标, 以免希望落空。

(3) 培养员工的乐观态度。

乐观对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缓解压力有持续的积极的影响。培养员工乐观态度的方法有: (1) 接受过去的失败和挫折。 (2) 满足于现在积极的方面。 (3) 将未来的不确定性视为发展和取得进步的机会, 并采取积极和自信的态度来应对。但是, 盲目的乐观会导致不负责任的后果, 只有现实的乐观、灵活的乐观才是理想的状态。

(4) 增强员工的自我恢复力。

较强的自我恢复力能够使员工在逆境后恢复正常状态, 甚至增加绩效。增强员工自我恢复力的方法有: (1) 制定能够提高员工个体自我恢复力的合理规划:采取风险防范措施, 预防和减少员工的压力和风险;实施资源集聚策略, 尽可能的增加员工个体和企业可获得和利用的资源;实施过程中心策略, 聚集系统能量, 运用人的资源来管理危机, 这依赖于员工的认知能力。 (2) 积极情感是增强员工自我恢复力的要素, 如大笑、微笑等积极情感看似简单, 作用却很大。心理资本的其他三个维度也是增强员工恢复力的途径:具有高希望水平、乐观和自信的人更容易在困境中得到恢复。

2.心理资本的干预

(1) 希望的干预。

其步骤是: (1) 让参与者进行目标设计。参与者要确认在培训阶段模拟用的个人目标, 指导者则说明目标的设计思路:确定成功的最终形式;不偏离目标, 可取得胜利的方法框架;将目标分解成小目标, 以不断获取阶段性的胜利。 (2) 参与者需提供达到目标的多种途径。在这一环节可采取“头脑风暴法”, 将参与者分成小组, 便于听取他人的意见, 分享小组成员的多种方法。 (3) 为所有的方法列个清单。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要认真考虑每一种方法所需的资源, 去除不现实的方法, 留下可实现的方法。 (4) 构建参与者的目标环境过程, 提高参与者预测、计划、克服障碍的能力。参与者用几分钟思考潜在的障碍是什么, 思考过后再次组成小组, 倾听对潜在障碍的不同理解和克服策略, 参与者可利用这一过程提前识别障碍, 选择其他途径来避免障碍。这样, 参与者便对实现自己的目标充满了希望。

(2) 自我效能感的干预。

在提升希望水平的干预中, 当目标和分目标实现时, 参与者之间相互分享了想象中的成功经验, 这样便可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在这个过程中, 指导者起着关键作用, 他可调动情绪或运用社会劝说的技巧, 使每个员工相信只要计划得当、时间安排合理, 就一定能够实现目标, 从而提高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必胜的信心。

(3) 乐观的干预。

希望和自我效能感的干预训练还能够提升乐观水平, 如参与者预测潜在的障碍, 然后采取各种方法减少障碍的影响, 这样悲观者认为不好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会减少。并且, 当实际情况表明所制定的计划确实能够有效克服各种困难和障碍时, 员工的积极心态将更加明显。同时, 群体中其他员工的成功和积极鼓励也会对员工形成正面的促进作用, 激励他们以更加乐观的心态完成目标计划。

(4) 恢复力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