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和劳动（精选9篇）
资本和劳动 篇1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受到“硬因素” (资本和劳动) 和“软因素” (科学技术水平, 社会经济制度, 产业结构, 各地区文化传统) 的共同影响。在“硬因素”一定的情况下, “软因素”的作用至关重要, 既可能使资本和劳动有效地结合, 创造出一个大的产出, 也可能使产出很小。因此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的高低决定了产出的大小和经济增长的快慢, 它既包括“水平”效率, 又包括“增长”效率。一方面, “水平”效率的提高会导致实际产出的增长, 体现在生产集向生产可能性边界移动;另一方面, “增长”效率的提高, 不仅提高了短期的产出水平, 而且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是生产边界的外移。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Data Envelope Approach, 简称DEA) , 研究中国各省份的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首先在各省份各年截面数据的基础上, 构造了中国1978年~2003年历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Production Frontier) , 得到每个省各年的第一个Farrell效率指数, 即“水平”效率。然后, 通过每个省份在各年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投影点, 构造出中国1978年~2003年全效生产可能性边界, 得到各省各年的第二个Farrell效率指数即“增长”效率。最后综合两个效率用它们的乘积计算29个省各年的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
本文发现1978年~2003年中国各省历年平均“水平”效率差距很大, “增长”效率差距不大。“水平”效率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省的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情况不同。技术的扩散使“水平”效率较低的省区有较高的“增长”效率。“水平”效率, “增长”效率, 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随时间变化情况各不相同。1978年~1991年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不断下降, 1992年~2003年快速回升, 到2003年达到67%, 从降到升的变化来自于中国在1992年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 引入了更多的综合改革措施, 这导致了外资的大量涌入, FDI有助于先进的技术和思想在中国传播, 这确实带来了明显的效率改进。
一、中国29个省份历年的“水平”效率
1. Farrell效率指数
将每一个省份看作一个生产决策单位, 假设在每一个时期t=1, ……, T, 第k=1……k省使用n=1, ……, N种投入xtk, n, 得到第m=1, ……, M种产出ytk, m。根据Fare et al. (1994) , 若假设每一期规模报酬不变 (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C) , 投入要素强可处置 (Strong Disposability of Inputs, S) 则第t期生产可能性边界可以由投入最小化形式表述为:
其中z表示每一个横截面观察值的权重。
计算每一个省基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Farrell效率指数的非参数规划模型为:
其中Fit表示t时期第i省Farrell效率指数。
整个模型的经济含义是:在现有制度、结构和技术水平下, 得到目前的产出水平 (观察值) , 投入要素是否可以减少, 若可以 (Farrell效率指数小于1) , 则认为生产缺乏效率, 存在浪费, 亦即:可以用比现有投入更小的投入获得当前产出, 因而生产活动处于低效率状态;反之 (Farrell效率指数等于1) 则认为生产有效率, 现有投入得到的产出已是最大产出。所有有效观测点形成包络就是生产可能性边界。本文中考虑的投入要素为物资资本存量 (K) 和劳动力 (L) , 产出 (Y) 。
2. 数据与计算结果
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相关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为了保持口径的统一, 从1996年起四川省的数据包括重庆市, 海南作为一个省成立的时间较晚, 相应时间序列观察值较少, 本文所考察的省份不包括海南省, 同时没有考察港澳台的情况, 因此, 合计为29个省份。
(1) 总产出。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各地区总产出的基本指标, 并且按1978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
(2) 资本投入。估算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使用了“永续盘存法”。由于统计资料中只有1992年之后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我们假设各省每年的GDP平减指数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相似, 对各省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平减。以1978年为基期, 折旧率为6%。则投资时间序列可近似用式 (3) 表示:
第一期的资本存量可以用式 (4) 求出:
I (0) 和λ可以由1978年~2003年的投资序列的对数值和时间之间的线性规划 (5) 求出:
用δ表示折旧率, 则资本存量可以用式 (6) 求出:
(2) 劳动投入。本文采用各省历年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投入量指标。
采用DEA方法的专业软件onfront, 根据1978年~2003年历年的分省横截面数据, 可以求出我国29个省份历年的“水平”效率。
二、中国29个省份历年的“增长”效率
1. 分析的框架
以上用DEA方法得到了中国29个省份历年“水平”效率, 在此过程中, 未将人力资本作为投入要素来考虑。主要原因有: (1) 中国在1982年后才开始人力资本相关数据的统计, 并且数据的连续性较差; (2) 人力资本与物资资本之间有重叠部分; (3) 影响产出的人力资本是人们开发并掌握的各种技能, 它是一个社会综合素质的反映, 是将劳动转化为有效劳动的能力, 因此是影响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下考察29个省份在1978年~2003各年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生产集 (Kti, (yti) ′ (Kti) ) , i=1, ……29, t=1978, 1979……2003。同年各省份在产出上的差异仅仅是因为投入不同产生的, 已经脱离了省与省之间在人力资本, 产业结构, 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横向”差异。但对不同年份的产出有影响作用的因素仍为:“硬因素” (资本和劳动) 和“软因素” (技术水平和社会经济制度, 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 。在投入一定时, 随时间变化的“软因素”通过影响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而影响产出, 如果某省某年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比上年提高, 社会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更趋合理, 则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提高, 否则降低。将某省份i第t年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生产集 (Kti, (yti) ′ (Kti) ) 看作一个生产决策单位, 根据1978年~2003年间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生产集 (Kti, (yti) ′ (Kti) ) (共29×26=754个点) , 构造一个包络, 定义为中国1978年~2003年全效生产可能性边界 (C) 。由各省各年生产集到全效生产可能性边界的距离计算Farrell效率指数。这个效率是“增长”效率。一般来说, 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随时间的前进会逐步得到改善, 至少不会出现倒退, 因此, 如果某省当年的“增长”效率比上年的“增长”效率有所下降, 意味着当年的社会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不如上年更适合该省的经济生产。
2. 计算结果
使用软件onfront, 根据29个省份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生产集 (Kti, (yti) ′ (Kti) ) , i=1, ……29, t=1978, 1979……2003, 可求出我国29个省份历年的“增长”效率。
三、中国29个省份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的初步分析
中国1978年~2003年各省历年平均“水平”效率差距很大。上海各年的“水平”效率均为1, 这表明1978年~2003年间, 上海同其它省区相比最有生产效率, 其生产集均位于当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而青海、西藏历年“水平”效率的均值不到0.5, 相当于上海的1/2。也就是说, 若上海投入相等于青海的资本和劳动力, 产出将是青海的2倍还多。考察影响“水平”效率大小的各项“软因素”: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社会经济制度、产业结构。若假设我国29个省份的社会经济制度无明显差异, 并且技术具有瞬间扩散性, 那么, 东部各省效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比西部地区优越。东、中、西各地区内部, 各省的“水平”效率也存在差异, 例如山西的“水平”效率平均只有0.57, 低于中部平均值近10个百分点, 除了有人力资本的因素以外, 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也很值得关注。
中国1978年~2003年各省历年平均“增长”效率差距不大。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水平”效率低的省份“增长”效率比较高。中国东部各省的“增长”效率平均为0.78, 中部为0.82, 西部为0.81。“增长”效率使东、中、西部经济生产表现出趋同性。主要原因在于技术进步是地区经济趋同的重要因素, 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缺乏, 技术相对落后, 使得它们在进一步的教育普及和技术的扩散中得到了更多的好处。另一方面, “增长”效率与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之间无正、负相关关系, 说明“增长效率”不受经济生产规模的影响。
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是“水平”效率和“增长”效率的乘积。“增长”效率使各省“水平”效率的差异减弱, 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变得很接近, 平均值分别为0.59和0.60, 西部平均值较低为0.42。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的高低决定产出的多少, 经济增长的快慢, 以此可以解释西部省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现象。
中国的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两个阶段。1978年~1991年是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不断下降的阶段, 1992年~2003年快速回升, 到2003年已达到67%, 远远超过以往年份。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依靠要素密集性特征的变革。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增长”效率从制度改革中释放出来, 但随着改革逐步进入攻坚阶段, 效率的释放大大低于初期。由于体制的不稳定, “水平”效率的上升速度远低于“增长”效率下降的速度, 因此一直到1991年, 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不断地下降。1992年, 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 由于引入了更多的综合改革措施, 这导致了外资的大量涌入, FDI有助于先进的技术和思想在中国传播, 这确实带来了明显的效率改进。所以这一段时间内, 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得以快速地回升。
可见, 中国东、中、西部资本和劳动力平均使用效率的时间序列变动情况基本相同。1978年~1990年使用效率逐渐趋同, 从1991年开始, 中部的使用效率有很明显的上升。东部的使用效率也有改善, 特别在1999年之后。而西部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的平均值从1981年~1999年始终徘徊在0.4左右, 2000年~2003年虽有提高但上升幅度很小。这使得1991年~2003年东、中、西部在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不断地扩大差距, 趋同消失。
参考文献
[1]Dees, Stephane“, Foreign DirectI nvestment inC hina:Determinantsa nd Effects”, Economics of Planning, 1998, 31, 175～194
[2]Wu, Yanrui, 2003“, Has Productivity Contributed to China’s Growth?”,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8, pp.15–30
[3]李善同 吴延瑞 侯永志 刘培林:生产率增长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调查研究报告, 2002年第108号
[4]徐现祥 舒 元: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分布的演进[J]《.经济学 (季刊) 》, 2004年第3期
资本和劳动 篇2
马克思早就指出，“正是非劳动者对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使劳动者变成雇佣工人，使非劳动者变成资本家。”(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页。)这本来是一个早已解决的问题，但是受资本支配的西方经济学却无法接受，于是，为什么是资本家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这样一个完全等同于同样简单的为什么是奴隶主奴役奴隶而不是奴隶奴役奴隶主的问题，竟成了一个长期困扰西方经济学家及其他西方学者的重要问题。(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对于这个问题，张维迎先生终于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指导下找出了一个能够为西方经济学所接受的答案。这篇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证明”，“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能够保证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家(经营者)的机制;相反，如果劳动雇佣资本，则企业家(经营者)市场上将会被东郭先生所充斥(即是说，太多的无能之辈将从事经营活动)。”(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自然地，这个答案获得了西方著名大学的最佳论文奖，成为那里未来的研究生的一个范本。(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
然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这是一个严重违背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答案。
一、关于历史逻辑的问题
这个答案“由三个主要步骤组成。第一步，证明为什么企业的委托人资格要安排给经营成员，从而解释了从经营者到企业家的逻辑演变;第二步，证明为什么当企业家的优先权及选择管理者的权力给予资本家，从而阐述了为什么在古典企业中企业家与资本家合二为一即资本雇佣劳动的问题;第三步，分析职业经理的出现及企业内不同成员之间均衡关系的变化，证明这种变化是人口中个人财产及经营能力(和风险态度)分布变化的结果。”(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其中，第一步的“证明”与第二步的“证明”关系不大，而第三步的“证明”则依赖于前两步的“证明”是否成功。也就是说，如果前两步的“证明”不成功，则第三步的“证明”也就自然地无法成立。因此，这里的分析就只是针对这前两步的“证明”。
这个所谓的答案首先是建立在几个假设前提下的。这里只列举几个我们感兴趣的假设，另有一些假设在有关现实逻辑的内容中再给出。这些假设不仅在编号上与原文有所差别，而且在具体的文字上也可能是出于叙述的方便而经过整理，但在含义上不会与原文有差异，读者自能对照原文感受到这一点：
假设1：个人被假定在以下三方面存在有差异，(1)经营能力(企业家能力)，以θ表示;(2)个人资产，以W[,0]表示;(3)风险态度，以R表示。因为个人在经营能力上存在着异，通过建立一个企业而相互合作对他们也许是件有利可图的事。这是由于在企业中，那些在经营方面具备优势的人可专门从事经营决策，而那些不善经营的人则可专门从事生产活动。(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第3至4页。)
假设2：相对于从事生产活动的人，那些从事经营活动的成员不仅仅是主要的“风险制造者”，而且其行动最难监督。因此，他们应该被指定为委托人并有权索取剩余收入，以及监督其他成员。因此，他们成为了企业家，而那些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则成为工人。(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也就是说，这个假设不过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另一种说法或阐释。因而，张维迎先生可以与奥古斯特・孔德及其学派一样，“象证明资本家老爷的永恒必要性那样，去证明封建老爷的永恒必要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9页。)
假设3：在一个古典型企业里，企业家承担了所有的风险，而工人们只挣取固定的报酬，因此我们把前者叫做委托人而后者则为代理人。(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资本和劳动 篇3
随着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和技术创新的不断涌现, 其对北京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必然越来越大, 如何定量测算这种贡献, 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文献综述
上个世纪40年代, 哈罗德 (R.F.Harrod) 和多马 (E.Domar) 相继提出了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他们认为, 在投资等于储蓄、资本产出比不变、充分就业等一系列严格假定的条件下, 国民收入将会以一个稳定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被称为“刀刃上的增长”, 其存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此基础上, 索洛 (Robert Solow) 修正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一些假定, 采用新古典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得出经济必然收敛到一个稳定的增长率的结论。索洛的新古典外生经济增长模型虽然没有将技术进步这个因素内生到模型中去, 但它为后来的内生增长模型提供了一个研究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框架。在此基础上, 以罗默 (David Romer) 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从多个角度建立起了更加实用和更能经受住实际数据考验的新经济增长模型 (David Romer, 1990;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Aghion and Howitt, 1992;Phe1ps, 1966;Shell, 1966;Nordhaus, 1969;Simon, 1986) 。琼斯 (Jones, 2002)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基于新知识发现的半内生增长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了人力资本变量, 而且包含了知识和技术的创新, 并且能够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来进行检验。本文拟采用琼斯 (Jones, 2002) 的这个模型来研究和测算北京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模型的设定
琼斯首先将其生产函数设定为如下形式:
其中, Y为国民收入, A为全部知识库, K为物质资本存量, H为人力资本存量, σ和α为参数, 且σ>0, 0<α<1。
定义人均资本存量为:
其中, h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 LY为非研发从业人员总数。再定义:
其中L为全部就业人员总数, 那么lY就表示非研发人员所占比例, y就表示人均劳动产出。
结合 (1) (2) (3) (4) 四式, 经过一系列迭代和换算 (具体过程略) , 则可得最终人均劳动产出的函数表达式为:
对 (5) 式两边求自然对数可得:
定义ky=1nK-1nY;hl=1nH-1nL, 则可以将我们的计量经济模型设定为:
其中uN (0, σ2) 的正态分布, 为随机变量。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用的数据涉及到国内生产总值GDP, 资本存量K, 从业人员总数L, 人力资本存量H, 知识存量A。其中从业人员总数L和GDP在各年的北京统计年鉴上可以直接查到。
资本存量可以利用单豪杰 (2008) 中对北京资本存量的估算结果, 只需将其1952年价格转换为以1978年价格为基础的资本存量, 并利用北京统计年鉴的数据对其2007年资本存量进行重新估算, 资本存量估算结果见表1。
人力资本存量一般采用学历指数、技术职称、受教育年限来替代, 但由于这些指标的统计数据很难获得, 尤其是受教育年限, 只有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才公布这个数据。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认为人力资本存量可以用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来近似替代。
知识存量A本文选取发明专利作为替代变量。因为发明专利比起其他专利形式来说更加具有原创性和知识垄断性, 更能体现知识更新的程度。由于发明专利可获得的数据最早为1985年, 因此本文所有的数据时间段均为1985—2007年。
四、单位根检验及参数估计
现代宏观计量经济学理论认识到, 很多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单位根过程, 如果按照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去估计就会产生偏误, 而且估计结果是非有效的。
若这三个变量之间无协整关系, 对这些变量进行回归, 就很可能是虚回归 (Spurious Regression) ;而基于虚回归的统计推断结论, 就是伪结论。
但是若这三个变量都是同阶的单位根过程, 而且对它们进行回归所得到的残差是无单位根的平稳序列, 那么它们之间就存在协整关系。表2是用Eviews 5.0软件对计量方程中的几个变量进行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D (X) 表示变量X的一阶差分。)
检验结果表明, 这四个变量都是I (1) 的单位根过程。因此, 我们可以做这四个变量的回归分析。回归得到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
可以看出, 系数C (4) 的t统计量较小, 不能拒绝C (4) =0的假定。因此, 1nA对人均劳动产出的影响不显著。我们在自变量系列中去掉1nA, 重新做上述回归, 其回归方程为:
回归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4。
从表4可以看出, 各参数回归的效果非常显著, 且R2=0.97, 说明ky和hl这两个变量已经可以解释因变量1ny变化的97%。
五、结论
这个模型的经济意义在于, 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往往会通过两种渠道促进经济增长, 一种是通过武装人们的头脑, 提高人们的生产技能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另外一种是知识和技术成果本身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对于北京来说, 由于知识和技术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的力度不够, 因此还不能直接促进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1985年以来, 北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靠资本产出比的迅速提高和劳动力的技能、素质即人力资本的不断提高来拉动的, 其影响系数分别为0.75和1.06。因此, 今后北京应该加大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力度, 使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能直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Philippe Aghion&Peter Howitt,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David Romer, Advanced Macroeconomics[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3]Jones, C.I.2002.Sources of U.S.economic growth in a world of idea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2 (1) .
[4]Grossman, G.M., and E.Helpman.1991a.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eonomy.Cambridge, MA:MIT Press.
[5]Grossman, G.M., and E.Helpman.1991b.Quality ladders and Product cycles.Quarterly Jounal of Economics106.
[6]Aghion, P&P.Howitt, 1992.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60.
论国有企业劳动力资本化改革论文 篇4
一、劳动力资本及其构成
当代西方经济学关于人力资本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人力资本当作物权，作为商品所有权关系来分析，局限在流通、分配、消费过程中探讨人力资本效率特征。显然，以这种方式研究人力资本存在着很大的改进余地。我们看来，①关于人力资本研究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在价值的直接生产过程中探讨其产权结构和功能，这一点恰恰是流行的人力资本理论没有理解的关键之处。因此，我们提出劳动力资本范畴，借鉴《资本论》逻辑传统，结合知识经济的时代条件，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研究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探讨人力资本的资本所有权关系。概括说来，劳动力资本就是用资本所有权界定的人力资本，是参与企业所有权分割的人力资本，是转化为财产权的人力资本。
劳动力资本范畴所概括的劳动形式，是劳动价值论所界定的平均劳动。它是特定经济中一切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基本换算单元。根据劳动力资本范畴包含的劳动价值论，不只是企业家劳动、复杂脑力劳动必须转化为资本；那些普通劳动者提供的技术劳动、熟练劳动、非熟练劳动以及体力劳动，也必须转化为资本。就劳动力资本进入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权利而言，“白领职工”和“蓝领职工”应该是平等的。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白领职工”主要由思想家科学家阶层、企业家经理阶层、工程师技术师阶层组成；“蓝领职工”主要由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和体力劳动者组成。在这里，具有时代特征的是思想家科学家阶层、企业家经理阶层，他们是知识经济和现代化大工业的独特产物，他们的劳动具有多重性质：
（1）他们把价值形成过程中创造性的知识劳动、管理劳动从古典时代货币资本的职能中分离出来，促进古典货币资本向纳粹的“财务资本”转化，结束了价值生产过程中“知识权威”、“管理权威”屈从于“资本权威”的“自然”状态，是消灭资本雇佣劳动自然基础的.主要条件。
（2）创造性的知识劳动、管理劳动把“白领”劳动和“蓝领”劳动结合为现实的生产过程，创造特殊的协作劳动生产力，同时把社会生产和服务的过程日益转化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自觉应用，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第一生产力。
（3）创造性的知识劳动、管理劳动，是典型的二重形态的复杂劳动：一方面，处理社会财富的再生产――生产力；另一方面，处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生产关系。因此，新经济（其主要内容是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知识劳动、管理劳动，事实上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企业这个微观组织内的集中反映，成为影响历史进步的特殊力量。
（4）从劳动力资本的企业构成看，知识劳动、管理劳动在做出贡献和制造风险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作为现实的经济当事人，知识劳动者、管理劳动者追求自己的利益；作为企业行为的主要代理者，他们必须保证股东的利益；作为企业内部的主要控制集团，他们面对一个不确定性世界，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对于企业的发展前景来说，生死攸关。因此，知识经济时代，创造性的知识劳动、管理劳动成为企业结合劳动力资本构成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功能组成。企
浅析劳动与资本的理性选择 篇5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实践发展永无止境, 认识真理永无止境, 理论创新永无止境。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的指引, 坚持劳动价值论, 我们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重新认识社会发展与分配制度,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社会再生产过程与分配制度
(一) 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自然属性
经济是基于人们对产品使用价值的追求进而产生的实践活动。诚如马克思所描述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 生产、交换和消费则体现人们对使用价值的追求, 是经济的自然属性, 属于生产力范畴。生产环节是各要素参与使用价值的创造, “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 劳动是财富之父, 土地是财富之母。”市场制度及其使用价值基础与上层建筑制度没有丝毫的关系, 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都可以用, 而且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结合使用。分配则体现着参与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要素对商品的分享, 是经济的社会属性, 属于生产关系范畴, 分配制度及其赖以形成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
(二)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分配环节的分歧
社会主义在分配环节坚持劳动价值论, 实行按劳分配, 其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即全民对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资本主义在分配环节除去劳动价值论, 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 其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制度否定了劳动在生产过程的主体地位, 放弃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基本理论, 是有利于资本的, 是维护剥削制度的。
这种分歧直接源于经济基础, 更深层的原因却是根源于人与生俱来的“自私”天性。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理性的看待这种“自私”天性, 我们找不到任何诘问之词。人们不可能毫无理由的放弃各种既得利益, 而有理由的放弃称为牺牲, 所以才会存在劳资纠纷, 存在斗争, 存在革命。无产阶级通过武装革命取得胜利, 建立政权, 在公有制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追求共产主义;而资产阶级通过武装力量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维护私有制, 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漫长的, 同样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仍旧旺盛, 除非发生无产阶级武装革命。
(三) 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冲突
人民群众是最朴素的, 谁对我好就拥护谁, “自私”天性使然。这不仅取决于客观事实, 更大程度上受主观感受的主导, 故而才会发生“东欧巨变”, 同时, 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来无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相对应地决定了收入分配领域必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见图1) , 而不可能彻底实现社会主义要求的按劳分配, 更不可能实行资本主义需要的按生产要素分配。
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该分配方式所确立的分配原则是符合现实的, 却不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 因为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与劳动平等的按贡献参与分配缺乏理论支持, 而“按劳分配为主体”却逐渐丧失其经济基础。换个简单的说法, 社会主义要求公有制与按劳分配是充要条件;而现在公有制是按劳分配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 所以才会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结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果。时至今日, 该分配方式导致贫富分化日益严重, 是不合时宜的, 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按劳分配为主体”分配制度逐渐失去经济基础
按劳分配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的。在原来的公有所有权体制下, 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作为公有资产是没有必要参与对产品 (商品) 的分享的。因此, 分配制度是完全的按照生产过程中劳动的投入, 天然的、唯一的私有产权, 来进行分配的。而当前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轮廓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见表1) 。
进一步地分三次产业来看, 农业当前未实现产业化, 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上体现出按劳分配;第三产业尽管占GDP比重越来越高, 但国有资本仍处于最关键地位且缺少相应数据, 故未予讨论, 但可以预见, 随着“民进国退”政策的落实和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提高, 按劳分配会逐渐失去其经济基础;最后我们关注关系国计民生的第二产业 (见表2) 。
注: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1980-1999 年其他经济数据包括城乡个体经济, 比重由笔者计算。
在中国, 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体现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性质。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在2010 年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2.46%, 并呈逐步下降的趋势, 尽管国家仍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以及拥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 可以保证中国社会主义性质不会改变, 但是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已经逐步失去经济基础。所以, 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就是处理在不改变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如何充分调动要素的效率来提高生产力的过程, 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议题是保留所有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之后体现法人私有产权的占有权能不能发挥其效率的问题。
集体部门经济是部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 而非一种全民的公共所有权。集体经济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则由1978 年的22.37%, 1985 年的32.08%, 1990 年的35.62%, 至1994 年达到峰值37.72%, 到1998 年仍有36.01%, 随后一路迅速下滑, 1999 年为32.78%, 2000 年急剧降为11.23%, 到2010 年仅剩下1.25% (见图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更是名存实亡。集体经济的衰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
三、坚持劳动价值论和按劳分配制度, 确定劳动对价值的分享
(一) 工资是一种预付形式的价值分享
经典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坚持劳动创造价值, 劳动并非商品而没有价值。或许因为人是活的, 不能自降身份等同于物, 那么敢问资本有没有价值?如果劳动没有价值如何参与价值的分享?我们需要正视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客观存在, 其使用价值表现为能够提供劳动力, 其价值则表现为分享最终产品 (商品) 价值的能力, 通俗点可以说成是劳动的报酬 (非劳动力的价格) ;而分配制度就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对最终产品 (商品) 价值的分享制度, 或者说是各生产要素对价值或对交换所得的对等物 (或表现为货币) 的分配比例及分配形式。
根据资源稀缺性原则, 劳动这种最普通、最易获得的生产要素并未获得与其他生产要素相应的地位。劳动对价值的分享的权利在现阶段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 而直接表现为工资, 一种预付形式的价值分享,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表现为劳动力的价格。显然, 劳动的价值若只能以工资形式体现, 就不能改变劳动者受剥削的命运。所以, 要真正实现和贯彻按劳分配, 就必须肯定劳动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 肯定劳动可以与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一样参与利润的分享。
(二) 资源稀缺社会资本对技术、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的联合
生产过程得以正常的开展需要劳动、劳动资料 (包括生产工具、技术、管理、土地等) 和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 而资本则是取得各种生产要素的成本, 也可以说成是各生产要素的统帅。在资源相对丰裕的情况下, 出于“自私”天性, 资本是唯一的股东。其实, 各种生产要素均具备“自私”天性 (劳动对象因在生产过程中一次性消耗掉不予讨论) , 但因为劳动者与资本家的“自私”天性之间的矛盾最尖锐, 故才会发生斗争。在资源稀缺社会, 若资本家取得政权, 资本会孤立劳动, 即除去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 (即劳动资料) 都可能成为股东;若劳动者获得政权, 却极有可能把资本当作获得各种生产要素的成本, 否认生产工具、技术、管理和土地 (即生产资料) 的, 乃至资本的“自私”天性, 生产力无法发展。所以说, 资源稀缺社会资本对生产工具、技术、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的联合是一种基于“自私”天性的联合, 是一种稳健的联合, 但资本与劳动之间冲突会不断的破坏其生产力发展, 不断地呈现出经济周期。中国经济腾飞30多年了, 但也出现增长乏力的苗头, 社会矛盾也存在激化的隐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如何缓和并消除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当为重中之重。
(三) 活劳动与固化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
根据十六大报告里“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 我们必须要为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找到与劳动共同分配商品价值的理论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创造价值, 价值是人类无差别的劳动凝结。活劳动创造价值, 商品包含的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显然, 它不能够为当前的分配制度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我们尝试从生产过程去寻找理论根据。
劳动资料是经济主体。经济主体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以及人与人结成的关系体, 以个体经济主体、群体经济主体和社会经济主体的形式存在。把自己的劳动传导到经济客体。经济客体则是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对象。它包括作为经济客体的人、作为经济客体的自然界、作为经济客体的人化自然和作为经济客体的信息。它大体上包括:第一, 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生产工具系统, 即马克思所说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第二, 发动这些生产工具进行生产的动力系统和能源系统;第三, 为产品的运输、贮藏和其他目的所必需的辅助性的劳动资料, 即马克思所说“脉管系统”;第四, 把上述劳动资料结合起来的控制系统。劳动资料 (特别是生产工具) 的性质决定着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结合状态。但马克思把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统一归为生产资料, 仅具有物化的、有用的、具体的劳动, 忽视了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差异性。劳动资料与活劳动一样在生产过程中是多次转移的;活劳动只有与劳动资料结合才能作用于劳动对象。
固化活劳动, 专门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价值创造作用却又事先以某种形式固化在一定产品 (包括部分精神产品) 当中的, 只有与活劳动结合才能产生生产力的那一部分劳动。处在生产过程当中的骨骼系统、动力系统、脉管系统和控制系统都符合固化活劳动的特征, 如管理模式以及制度等。固化活劳动作为抽象劳动存在比作为具体劳动的存在更能说明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性。只有如此, 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才能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实现按贡献参与分配。现阶段, 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可以尝试劳动“出资”或劳动“入股”的方式。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上会出现更多的带有集体经济性质的混合所有制形式, 但劳动“出资”或劳动“入股”部分只享有分配利润的权力。劳动的报酬则分成工资与“股息和红利”两大部分。
四、劳资协同经济发展模式与解放生产力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构建出稳健的社会发展模式, 可称之为劳资协同三角锥模式 (见图2) 。劳资协同三角锥模式, 是一种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 调和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 联合其他生产要素, 充分提高全要素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此模型中, 劳动与劳动资料分别以活劳动形式与固化活劳动形式结合后共同创造价值, 共同分享价值。劳资协同取代原本对立的劳资关系, 变敌对外部矛盾为人民内部矛盾, 改变生产关系更大限度的为生产力发展服务, 而非制约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模式中劳动、资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才能各司其职, 共同促进经济发展。劳动者才能当家作主人, 资本也能实现增值。另外, 从物理学上来说, 三角锥是最稳定的结构。
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从自然属性上来说与社会主义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并无二致。现提及的三角锥模式同样适用, 只不过是劳动与资本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资本处于主宰地位, 实现对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资料的控制, 达到对劳动的剥削, 甚至于对劳动资料中固化活劳动的无偿占有。这也部分的解释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拿什么换走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
所以,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必须承认活劳动与固化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 才能为“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找到理论根据, 遵循劳资协同经济发展模式, 才能逐步挽回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 真正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劳资协同并非任何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 而是由现阶段国情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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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六十年[J].中国社会科学, 2009 (5) .
《雇佣劳动与资本》及其现实意义 篇6
《雇佣劳动与资本》是以马克思1847年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作的几次演讲为基础的, 从1849年4月5日在《新莱茵报》上以社论的形式陆陆续续的发表。它以通俗易懂的形式, 揭示了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 工人的奴役地位, 资本家的统治剥削的手段。而且它也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科学依据。
《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本书首先讲了:什么是工资?工资是怎样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工资是资本家为一定的劳动时间或一定的劳动付出而偿付的一笔货币”。劳动力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即为创造劳动力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在这里首先要明白劳动力是什么, 它指的是人的劳动能力, 也就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而劳动就是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提是劳动者自由的一无所有, 也就是说他们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可以赖以生存的物质生产资料。为了能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他们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以换取工资, 再用工资来支付自己及家人用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工资不是工人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 而是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性劳动力的那部分。
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对剩余价值规律的表述是这样的“供给和需求的波动, 总是会重新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生产费用的水平上来。从总体来看商品的价格不是高于生产费用就是低于生产费用;但是, 从长远来看上涨和下降是相互补充的。因此, 在一定的时间内, 如果把产业衰退和兴盛总合起来看, 就可看出各种商品是依其生产费用而相互交换的, 所以它们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也就是说,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即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决定的。决定商品价格的竞争是包含三方面的。第一个方面是卖者和买者之间的竞争。卖者希望以高价卖出而得到更大的利润而买者则希望以更低的价格买进以减少支出。这种竞争的结果是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达成一个双方公认的价格。第二个方面是买者和买者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出现在供小于求的情况下。在这种竞争的模式下商品的价格会被提高。第三方面的竞争是卖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存在于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这种竞争的结果往往是降低商品的价格。
下面笔者将商品价格的形成受哪些因素的影响阐释如下:
供大于求利润变小, 资本家会自觉缩小生产, 一部分生产资料、劳动力等资源从该部门或行业转移到其他的部门或者行业。
生产规模的缩小, 产量的减少使产品的产量小于人们的需求出现供小于求的情况。
供小于求卖方市场的出现使商品的价格提高, 行业利润增加。生产者会扩大生产投入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增加产量追求利润, 新的生产商也会进入。
随着生产的持续扩大产量的不断提高, 生产产品数量大于了市场的需求量时供大于求的状况出现。商品的价格下降, 这时行业利润就会减小甚至会出现零收入或者负收入资本会自动从该行业或部门撤出, 生产规模缩小。
关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是这样的, 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者是互为前提的, 它们两个既相互制约, 又相互的生产。没有资本雇佣工人, 工人就不能生存, 因为他们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没有其他赖以生存的物资资料。同样没有雇佣劳动, 资本就不会增加最后也就只有死路一条。资本想要增加就必须依靠雇佣劳动, 资本本身是不会增值的, 它只有同劳动力相交换才能剥削剩余劳动力来实现自身增值。而雇佣劳动只有在它能够增加资本, 不断创造出剩余价值使资本增值时它才能和资本相交换。从某个角度来看资本家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存在一致性的。
二、《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现实意义
1953年6月,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存在于我国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被消除。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我国唯一的所有制形式。资产阶级被消灭, 无产阶级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劳资矛盾也随之消失。
改革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期, 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私营企业的发展以及跨国企业的大量涌入, 部分地区、行业出现了劳动报酬纠纷, 罢工停业等问题, 劳资冲突现象再次显现。从2010年1月23日到2010年5月26日深圳富士康集团陆续发生了12起员工跳楼事件。这便是震惊国内的“富士康十二跳”事件。从表面上来看, 它似乎就是一起富士康企业内部劳资矛盾未能得到合理协商的结果, 这是一个局部现象。但从其本质上来看则是我国劳资关系长期失衡而没有得到合理协调的结果, 是一个在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分析矛盾就应该从组成矛盾的对立双方来看, 即资产者和劳动者来分析。首先从资方来看, 目前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先富带动后富。在非公有制企业中, 资本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往往会忽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次从劳动力方面来分析则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 劳动技能低下。2.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的涌入城市并成为现代打工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科技文化水平较低, 但是由于长期外出打工新一代的年轻人已经丢失了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和兴趣。他们渴望留在城市并想融入其中, 由于自身知识和技能的缺陷让他们的理想很难实现。3.现在大多数劳动者是80, 90后。因为他们受到了更加好的教育, 他们的思想更为解放。于是在面对不公平的待遇时他们要求自身的权益得到保护并没有为此付出具体行动。这是导致劳资矛盾激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主观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私营企业的大量存在必然导致劳资矛盾的存在和激化。在现行条件下如何建立行之有效的干预机制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针对我国现阶段雇佣劳动和资本的一些思考
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 现在我国面对生产要素占有失衡和经济地位与权利的失衡, 劳动者一般是缺少能力争取的, 这要求政府在劳资矛盾的解决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首先, 我们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劳动法》。加大保护私有制企业雇佣劳动者的基本利益, 加大相关法律的宣传和普及力度, 使雇佣劳动者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的同时知道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方法去进行有效的反抗和处理。
其次, 要加强政府对私营企业的监督和管理, 依法规范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建立和健全监督管理体制, 设立相关的部门和机构帮助解决私营企业中出现的劳资矛盾, 切实做到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
再次, 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工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应该致力于保护雇佣劳动的工资、福利、劳动保护以及文化教育, 民主地位等合法权益。保持工会的独立性, 保障工会是为保护广大雇佣工人利益而存在的组织。
摘要：《雇佣劳动与资本》是以马克思1847年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作的几次演讲为基础的, 从1849年4月5日在《新莱茵报》上以社论的形式陆陆续续的发表。它以通俗易懂的形式, 揭示了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 工人的奴役地位, 资本家的统治剥削的手段。而且它也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科学依据。文章介绍了马克思选集第一卷中《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主要内容, 概括了恩格斯在此文中的一些基本思想, 并用这些理论来思考中国现存的劳资矛盾揭示其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雇佣劳动与资本》,劳资矛盾,劳资矛盾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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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劳动 篇7
伴随着资本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发展, 资本家的资金积累越来越多, 资本家群体的力量越来越强, 资本的回报利润上升, 工资出现下降的趋势, 资本的利润与劳动的工资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处境会向两个极端发展。
1.1 有关经济的伦理判断的文献综述
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中指出, 劳动才是生产和交换中价值的源泉。李嘉图之后的学者主张回到李嘉图的原点, 也认为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 这对分析资本经济的本质有一定作用, 这一思想后来在19世纪20年代被威廉·汤普森等发展为“劳动才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 这就是著名的“劳动全收权” (right to the whole produce of labor) 思想。它复活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 所以也被称为“李嘉图派的社会主义思想”。
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发表于18世纪后半叶) 进行的批判。马尔萨斯主张控制人口增长, 其中对生存权和劳动权的否定深受资本家和统治阶级的欢迎。工业资本家和土地拥有者都将这一经济思想看作是自己的福音。
早在1782年诞生了保证人民生存权和劳动权的“吉尔伯特法”, 这一法律规定, 拥有劳动能力及意愿的劳动者, 如果在其居住区域内没有工作的话, 教区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积极地为这个人提供雇佣保障。
科贝特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基础, 认为当人民受到危害或者无法保证最低生活水平的时候, 社会和统治阶级有对人民进行救助的义务。同时他还提出应该通过法律规定这种义务, 这可以说是对人民, 特别是贫困者的生存权与劳动权给以肯定。
以吉尔伯特法为起点的强制雇佣和强制救济制度, 在1796年通过著名的“斯皮拉姆兰法案”得以实行。这一法案也可以看作是最低工资制度的起源。该法案规定, 如果一个工人的工资没有达到最低工资金额, 那么政府将发放补助金以弥补差额。
李嘉图派的社会主义者霍奇金斯在《劳动拥护论, 1825》中指出提高用来表示资本与劳动份额的“劳动分配率”的重要性。他以私有财产制、市场经济以及竞争的必要性为前提, 提出了提高劳动分配率的主张。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强调重视道德的价值, 指出追求财富和地位的野心虽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优点, 但同时也有扰乱社会秩序的缺点。那些缺乏道德心的人为了在竞争中获胜, 会在野心的趋势下做出违法的行为, 这样会导致社会变得不公正。通往道德之路和通往财产之路, 由于受到一生时间的约束, 有些人选择了后者, 在没有被社会认同感 (sympathy) 的情况下, 人们会跟风挺而走险进行不公正或违法的经济行为, 这样社会的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因缺乏监管而混乱, 欺骗性行为盛行。暴富暴穷, 比比皆是, 这样会扼杀了新进入劳动市场被雇佣的遵守道德法律的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存权, 因为现实时候他们怎么样奋斗, 都可能面临工资薪水微薄, 从而无法支付生存的开支。
新古典派相信市场的价格调整机制, 认为即使在劳动市场中, 也可以通过灵活地调节价格 (这里可以考虑为工资) 来使劳动供需达到平衡。而在经济衰退、失业率升高时, 实行持续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刺激可以刺激价格上涨, 增加人们的开支, 降低劳动的实际工资, 而减少失业。资本的实际利润也面临降低, 所以雇主会压低工人的实际工资。而劳动者为了生存会增加劳动时间, 被剥削更多。所以在政府的宏观政策中的货币宽松政策, 会对劳动者不利, 或者说不公平, 使得劳动者在物价上升时的实际工资下降, 入不敷出, 而被迫增加劳动时间, 并且劳动的职业环境处境恶化。而企业雇主或资本家的利润也面临政府宏观政策的挤压 (收租) , 所以他们或者减少投资, 或者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
1.2 结论
学者们指出, 必须关注资本的利润与和劳动工资的对立, 禁止欺骗性的经济行为 (亚当·斯密)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必须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和精神。通过法律制定救助贫困者的义务。必须在政府、企业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进行收入分配的平衡, 杜绝腐败和违法行为, 保证劳动者的就业权和工资收入等生存权, 这是中国未来解决人民生活及增加生育意愿、养育能力的根本前提。所以在价格要素扭曲的情况下, 提出新的改革措施和法律制度, 保证作为劳动者也是消费者的人民, 有收入, 这样资本持续有者才会有收入, 制造业的产出方面的供给侧改革才有意义和方向。
2 中国资本利润与劳动工资关系对劳动就业及劳动力再生产的影响
2.1 资本与劳动要素报酬情况
中国的劳动者主要包括: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城市中的产业工人、各种所有制的企业, 影视、文化领域、教育、金融、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者及管理者等。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缓慢, 中等收入者受到的影响较大, 高收入者保持较稳定的收入及增长。
中国以土地为主要的资产主要是农业用土地、房产, 企业厂房、基础设施。所以拥有这些资产或资产使用权的所有者 (政府, 农民及房产所有者) 在未来基本将取得丰厚的或稳定的回报。那些没有拥有资产的大多数城市产业工人和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及其他大学生等流动人口, 就在居住成本在生活开支中占比较大, 而无力保证生育及养育后代的教育经费, 以及自身的养老资金, 所以这部分婚育年龄的劳动人群或推迟了结婚或减少了生育的机会。
2.2 资本与劳动价格报酬的差距对劳动力再生产和生育的影响
中国房产从2003年开始缓慢上涨, 2009年急速上涨至今。房产价格相对工资价格快速上涨, 反过来也影响工资上涨。对85后及90后到城市就业的农民、大学生还有本地的产业工人的生活影响巨大, 由于宽松货币政策持续10年以来, 实际工资 (即工资相对物价) 是在下降的, 所以人们都将土地为主的资产作为保值工具, 在这方面的投资购买有点像英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圈地运动”。而离城市较近或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的农村的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在生育方面。由于农村的青年人大量离开土地进城务工使得生育率下降或留守儿童增加, 老年人被迫下地务农, 而且产出减少。城市的务工者, 不得不先买房, 后存钱结婚生育。女性结婚及生育的平均年龄均推迟到30岁左右或以后, 这样直接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新的劳动力一辈比一辈减少了, 这种现象体现的是资本与工资的对立, 资本赚取的利润多, 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少, 造成劳动者无法养活家人, 而被迫减少生育, 劳动人口的数量急剧减少。
在中国体现在住房价格相对工资收入昂贵, 为了住房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 带动居民提供更多的劳动时间 (因为劳动是非志愿的) , 所以会导致产出增加, 而未来又没有和上一代一样多得新一代年轻来消费, 这样产出就会过剩。所以资本劳动报酬的巨大差距, 必然带来过剩, 经济停滞。
这些人的生存状况和收入水平相比过去, 层级出现固定。一些新的劳动者就业困难。这导致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后, 并没有带来人口生育的乐观的预期。消费能力在宽松政策下持续下降。
回顾中国人口出生情况, 中国实行了30年 (1980-2015) 的严格的人口控制, 人口出生减少了将近2亿多。根据统计, 中国自2003年开始后, 每年的出生人口大致稳定在1600万左右。每年出生人口的增加值, 2011年, 12万;2012年, 31万;2013年, 5万;2014年出生人口1687万, 相比2013年只增加了47万, 2015年全年出生人口1655万, 相比2014年, 新出生人口只增加了32万。预计2025、2030两个年份的时间是死亡高峰期区间。人口学者黄文政曾经计算过, 相对于2.2的更替水平, 中国1.4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每隔一代人 (25-30年) 出生人数将萎缩36%, 两代人就萎缩60%。这是个可怕的速度。到时候, 人口负增长。劳动抚养比上升, 劳动力缺乏, 供给的商品在质量及使用价值上减少, 价格上升。
2.3 结论
中国是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国家, 存在多种所有制成分的企业和资本所有者, 政府在处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方面的收入和福利时, 要考虑到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问题, 所以会出现, 难以兼顾劳资双方的积极性和收入的公平。这是未来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和制定实施相关法律法规面临的一个难题, 对待企业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要保障企业资本的利益和劳动者的利益, 刺激双方的投入、经营及劳动意愿。
3 对未来中国劳动工资价格相对资本价格的变动的预估及对策
3.1 对未来中国劳动工资价格相对资本价格的变动的预估
(1) 就业人口数量及质量效率下降, 劳动力不足, 边际成本固定的商品及服务产出下降, 人们收入下降、消费福利下降。
在持续宽松货币政策下, 制造业资本价格 (回报、利润) 下降, 实际工资上升。短时期, 产出增加, 因为提供的劳动时间多。长期因为没有对劳动力进行再生产人口下降, 可以提供劳动的人群人数减少, 带来未来劳动时间的总体减少, 产出和消费均减少, 实际收入下降。资产价格也下降。年轻人数少, 老人多。消费少, 制造业的供给要重新调整, 产出和回报将下降。
另一方面, 老年人经济出现, 在一线城市的老人会带来老年经济消费, 二三线城市老人因为多数居民未富先老, 所以在家养老的居多, 对养老院资本的投入不效率不高, 因为这些地区的人将近70-80岁以后才会被家人送去养老院。并且中国文化是重视孩子, 就会存在代际抚养孙辈 (二孩政策) , 所以老人的日常支出都会节俭。
农业资本的利润和回报增加。所以农业领域的农户和承包的商人将会有较稳定的资本投入回报。国家政策也鼓励农业生产, 保证国家的物价稳定和食品供应保障, 防止经济危机在供给结构中的农业中出现短缺, 因为中国未来至少需要养活10亿左右的人口, 因此必须稳抓农业。
在未来2030年以后, 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群退休后, 通过灵活地改变价格来消除失业, 实现完全雇佣 (充分就业) 的国家宏观调控方法可能会失效。在此之前, 在经济衰退、失业率升高时, 国家通过 (实行持续的宽松的货币) 政策的刺激可以改变价格 (提高价格) , 带动消费, 而减少失业, 同时也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而在未来劳动人口下降的前提下, 资本的利润和劳动的工资的对立会得到缓和, 产能过剩也会得到缓和, 此时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较高, 工资较高, 一个年轻劳动力的工资要能养活2-4口人才合理, 因为未来劳动力的抚养比加大。所以社会的产出要保持高效, 在固定资产投入方面充足的情况下, 加大人力资本年投入, 对劳动者进行培训, 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 提高产出, 企业资本家才能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出, 提高劳动者的实际报酬 (工资) 。
所以, 目前企业资本家要加紧重视提高企业组织管理方面效率的人才教育和制造业生产技术、技能的培训。未来在制造业方面的劳动工资会打破以前的传统, 相对教育、商业服务业行业而言会上升。专业技能人才工资收入上升。技术性体力劳动工资与复杂性脑力劳动工资的收入不一定相差很远。
而非一线城市的固定资产的收入、房租会下降。税收对平衡富人和穷人的收入的作用会加大。因此, 富人会移民到国外。在信息化社会下, 制造业资本集聚明显, 资本集聚对劳动集聚的作用有所下降, 那些制造业大省会出现较多劳动者集聚, 而商业服务企业出现分散化及小微及私营化。
(2) 对于普通职业的劳动者的生存条件会在2040年以可能会有所改善和缓解。在就业职业领域, 公务员、教师、事业单位、医生等专业从业人员会减少, 收入也会平民化。人力资本投入在技术方面职业培训和高校或学校的合作增加。为改善生活, 人文性大学专业教育增加。
(3) 因为受制于产出下降, 货币超发的规模及速度会放缓, 所以以土地为附属的资产价格回报稳中有降, 但不是幅度很大, 但是制造业资本在未来的回报由于消费人口减少, 利润总额会下降。
政府不希望房价跌, 房价作为金融投资产品, 被人们哄抢。结果是在未来, 赠予税, 转让税, 公证行业, 甚至是律师, 和房屋中介, 将会取得收入, 购买房产的居民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外部经济性, 给政府, 租客, 装修行业, 物业管理行业带来收益。其中政府, 银行, 房产商短期获利。同时未来20-30年后人口减少的前提下, 会出现房屋空置率增加, 租金下降。
(4) 生育率低下, 劳动力供给及消费数量急剧下降对劳动工资与资本报酬的影响。
亚当·斯密在其论著《国富论》中指出,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富裕, 关键是看其能生产出多少供本国居民消费的商品和服务, 而不是拥有货币及金银等资产的多少。这意味着, 不能用占中国居民财富60%以上的房产来判断家庭主要财富的多少的指标, 还要看居民家庭户能消费多少商品和服务。对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起支撑作用的, 也是制造业和农业的生产力。
未来中国的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供应将大大减少, 劳动者的经济行为的正的经济外部性减少。人们能消费的商品数量和品种将减少, 价格上升, 人们消费福利下降。养老保险的缴纳者将严重不足, 养老保险账户的资金由于应付未来30年的通货膨胀和实际产出的、可购买的劳务和商品的减少, 会出现有钱买不到东西, 必须生活品短缺的可能。由于年轻人少, 从生产到消费, 从就业到养老, 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物价高企, 物资短缺。
在对策方面除了提高生育率, 就是说90后以后出生的年轻的劳动教育课作为国民教育课程的成绩及表现要提上日常重点来抓, 切实将之改造为放下手机的一族, 自己做饭洗衣的一族。自己创造有价值的劳动, 服务于家庭和自身, 摒除有房有车就是富裕的富二代观点。避免互联网下新一代年轻人成为不劳而获的一代, 对职业教育, 人性家庭方面的教育, 解决对某些职业领域的歧视, 杜绝不肯付出代价参与社会和家庭的劳动。只有这样在就业时, 才能提高劳动的质量和数量, 提高效率, 提高工资。否则, 不劳而获, 又要增加收入, 资本的利润会减少, 雇主会减少雇佣, 社会投入减少, 产出减少, 隐性失业现象还是会普遍存在。这表现在减少雇佣的劳动时间上等。
3.2 对策
3.2.1 政府方面
(1) 未来政府必须干预资本与劳动的要素价格, 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 要平衡资本、劳动所有者之间的利益, 切实赋予基层劳动者生存权, 而且是在解决政府债务问题之后或同时要考虑这个严重的问题。处理房地产方面的资产泡沫问题, 停止出让过多地建设房产项目。因为无人消费的住房是没有价值的。它就像一座座山和岛屿耸立在那里。货币政策的刺激只是带给人们假象, 人们恐慌性地买房, 而不是正常开支消费, 生儿育女。
(2) 政府要支持教育转型, 从研究型向技能管理型转变。从小学到中学是人格形成及道德操行教育的重要阶段, 在这个阶段国民素质要切实提高。而不是为了考一所好的大学, 只选择学习成绩一项指标。
3.2.2 资本所用者
选好行业投资经营, 规模适度, 了解市场需求、人口、消费文化及价值观的变化情况。在税收和为劳动者支出保险方面的政策要进行了解和准确把握。提高人力资本投入。人力资本的概念是宽泛的, 包括文化、经验以及更广泛的对生产和服务过程的融入能力。劳动不是同质的, 不同个体其人力资本的水准不同。也就是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特点是应消费者需求而对产品与服务生产贡献不同的能力, 以及生产不同类型的产品对人力资本的需求 (劳动需求) , 劳动的供求关系决定了与人力资本不同水准相连的工资, 以及工资的不平等现象。
3.2.3 劳动者
重建社会传统中的优秀伦理和道德体系, 合理安排结婚生育年龄、提高家庭教育质量, 在德育及良好感情发育方面对儿童智力发育提供良好的社会及家庭环境, 帮助儿童在价值观方面对其学习方式的正确引导, 使得劳动者有着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 提高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加强社区及家庭的对老人和儿童的互助, 这些都有助于人口在精神上获得支持, 而增加人口素质和提高生育意愿。
摘要：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家的力量越来越强, 资本的回报利润上升, 劳动的回报工资出现下降的趋势, 资本的利润与劳动的工资出现对立。劳动才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 在未来30年后, 人口减少的前提下, 过去“资本报酬高, 劳动报酬低”的要素价格差距较大的扭曲现象将会得到一定纠正。因为劳动相对资本稀缺, 劳动的边际产出增加, 劳动的实际工资要上升, 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 资本的实际报酬下降。通过分析经济学论著的传统和激进思想, 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是否任其自由还是干预方面, 得出经济需要伦理的判断, 和政府需要介入管理经济的伦理价值体系, 自由、兼顾公平的伦理道德体系的建立, 有助于未来经济动力的恢复和消除要素价格扭曲。
关键词：资本的价格,工资的价格,伦理判断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富论[M].张一平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5, (6) .
[2]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8) .
[3]橘木诏俊.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M].朱悦玮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资本和劳动 篇8
关键词：企业家,资本和劳动,双重剩余,专用性,收入水平
一、引言
我国出现了一种不平常的现象, 即同时存在资本和劳动的双重剩余。对于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不同解释。黄泰岩 (2001) 和王检贵 (2002) 从发展经济学视角出发, 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户籍制度把二元经济发展链条切断。肖耿 (2006) 从金融学视角出发, 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资本市场高昂的交易成本。概言之, 两者均归因于要素市场高昂的交易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一现象, 不同的是前者是劳动力要素市场, 而后者是资本要素市场。但问题是, 如果假定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市场的交易成本均为零, 那么两种要素就可以自由地结合在一起了吗?本文从企业理论视角对此加以考察, 认为资本和劳动的结合还需有第三种要素———企业家参与, 企业家起到粘合剂的作用, 把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粘结在一起, 在我国正是由于企业家这一粘性生产要素的缺乏导致了资本和劳动双重剩余。
二、企业家雇佣资本和劳动
我国企业理论领域曾有一场关于“资本”和“劳动”到底谁雇佣谁的争论, 学者们各执一词, 难分上下。本文认为两个命题均有失偏颇, 其原因主要在于对“资本”和“劳动”的概念外延界定不清, 以至于对第三种要素———企业家人力资本有所误解。一方面, “资本雇佣劳动”主要是由于把“企业家”归入资本的范畴, 其实质为企业家雇佣劳动;另一方面, “劳动雇佣资本”主要是由于把“企业家”归入劳动的范畴, 其实质是企业家雇佣资本。两方面合一, 即为本文要证明的命题:企业家雇佣资本和劳动。
1、“雇佣关系”因何而来
企业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特别的市场契约, 其中非人力资本主要指货币资本, 而人力资本包括工人、经理和企业家。如果把企业看做一般的市场契约, 那么企业和市场就没有任何区别, 这是张五常 (1983) 的主要观点。如果说两者有区别的话, 那么无非是一种契约发生在要素市场, 而另一种契约发生在产品市场。周其仁赞同科斯 (1937) 的观点, 但不赞同张五常的观点, 认为企业契约不同于市场契约, 其特别之处在于企业的契约中引入了人力资本, 而人力资本有其产权特性, 即只属于个人和非激励不能调度, 因此企业的契约在事前不能完全规定各种参与要素及其所有者的权利和义务, 而总要把一部分留在契约的执行过程中再加以规定。
本文赞同周其仁关于企业的契约与市场中契约不同的观点, 但不同意他指出的区别之处, 因为在市场契约中同样也有人力资本参与。本文认为, 由于企业契约中出现了中心签约人, 伴随其出现产生了“权威”, 而这一中心签约人既不是“资本”, 也不是“劳动”, 而是“企业家”, 因此应该是企业家雇佣资本和劳动。
2、企业家雇佣劳动:来自“资本”雇佣劳动的证明
张维迎教授 (1995) 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以下简称“张文”) 中使用纳什均衡讨价还价博弈的企业模型, 证明了“资本雇佣劳动”这一命题, 其论证过程非常严密, 由假定推导出的结论也能够令人信服。张文假定, 企业家能力在人群中不均匀分布和难以观测, 其经营能力属于私人信息 (必须支付成本方能观测得到) 。对于一个没有企业家能力的人来说, 通过谎称其经营能力可以从中获利, 因为他将成功的收益归己, 将失败的损失推给他人, 因此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依据“柠檬法则”, 最终那些劣质的企业家就会把那些优质的企业家逐出市场。为了克服企业家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 且为了节省直接甄别企业家而支付的高昂信息成本, 张文进一步假定, 对所有个体而言, 每个人拥有的资产是易于观测到的公共信息。因此, 张文把“财富”作为判断一个人的企业家能力的信号, 在效率的标准下, “资本”理所应当雇佣劳动。
可以看出, 资本雇佣劳动这一命题中的“资本”既非货币资本, 也非企业家人力资本, 而是货币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混合体。这正是古典企业的典型特征, 即货币资本和企业家才能集于一身, 更造成了经济学上一个笼统的“资本”概念, “资本家”就是这种笼统的古典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在古典企业里一身多任, 他并不需要作为财务资本家的自己与作为企业家的自己签订契约。这就足以构成“资本家拥有古典企业”的认识论起源。而人们常常认为的早期经济发展中“资本的相对稀缺”, 现在看来不过是对企业财务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不加区分的一种模糊判断而已。换言之, 即使在古代, 真正稀缺的也是企业家人力资本而不是财务资本。不过, 在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一身二任的时代, 看到这一点实属不易。如果财务资本与企业家才能和管理职能这些人力资本永远合为一体, 那么“资本雇佣劳动”如同“企业属于资本家”一样, 可能就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了。
因此, 从“资本雇佣劳动”命题中可以发现, 它不仅假定了货币资本所有者和企业家人力资本所有者同古典企业那样“身兼二任”, 还进一步假定了货币资本只是企业家能力的一个信号, “资本”概念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企业家这一“积极资本”, 而非货币这一“消极资本”。因此, 本文认为“资本雇佣劳动”的实质为“企业家雇佣劳动”, 而非“货币资本雇佣劳动”。
3、企业家雇佣资本:来自“劳动”雇佣资本的证明
方竹兰 (1997, 以下简称“方文”) 没有使用张维迎教授在论证“资本雇佣劳动”命题时所采用的自然主义分析方法, 而是使用社会历史分析方法, 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劳动雇佣资本”这一命题。第一, 从谁是真正的风险承担者视角:由于非人力资本社会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和证券化趋势, 使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日益成为企业风险的逃避者, 而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团队化趋势则使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第二, 从谁是企业财富的创造者视角:人力资本所有者才是企业财富的创造者。因此, 方文认为, “劳动雇佣资本”命题才是真, 而其逆命题为假。
对于方文, 有两点需要指出。首先, 方文研究的对象不再是张维迎教授所研究的古典企业, 而是伯利和米恩斯意义上的现代企业组织。具体来说, 在20世纪30年代, 伯利和米恩斯观测到在200家美国最大的非金融公司里, 经理已经在公司股权极其分散的条件下控制了这些企业资产的大部分, 并把这称为美国企业制度史上的一场“经理革命”。在这种组织形式中, 企业家才能已经从古典意义上的“资本”中分离了出来。其次, 方文虽然把企业的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 但对二者的范围界定不是很清楚。在非人力资本主要指货币资本方面是毫无争议的;人力资本本应该包括企业家和工人, 不过在论证过程中, 方文中的人力资本更倾向于指企业家, 实际上并未把工人纳入到人力资本的范畴中。退一步讲, 即使方文中的人力资本也把工人囊括其中, 但根据方文的分析逻辑, 比如承担风险的大小和创造财富的多少, 企业家都要比工人承担更大的风险和创造更多的财富, 因此, 劳动雇佣资本也理所应当可以推导出企业家雇佣资本。
4、小结
本部分论证了“企业家雇佣资本和劳动”的命题。在“资本雇佣劳动”命题中, “资本”指货币资本和企业家, “劳动”指工人, 其中货币资本仅作为企业家的一个信号, 因此资本雇佣劳动的实质是企业家雇佣劳动。在“劳动雇佣资本的资本”的命题中, “资本”指货币资本, “劳动”指工人和企业家, 并且在这一命题中, “劳动”的角色主要由企业家来承担, 因此劳动雇佣资本的实质是企业家雇佣资本。
三、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短缺:资本与劳动双重剩余的根源
以上从理论角度论证了“企业家雇佣资本和劳动”命题, 这说明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是通过企业家这一粘性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在我国, 正是由于企业家这一要素的缺乏, 才导致资本和劳动双重剩余。那么, 我国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短缺状况如何?为什么会出现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短缺呢?以下主要回答这两个问题。
1、企业家人力资本短缺的现状
企业家的短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数量缺乏和素质缺乏。尽管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企业家队伍不断地壮大, 已涌现出一些优秀的企业家, 但我国企业家队伍不仅在数量上与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在质量上也远远不足。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结果显示, 企业家队伍“数量缺乏”与“素质低”的分别占62%和40%。
2、企业家人力资本短缺的原因
企业家是专用性人力资本。社会分工越发展, 社会生产力才越发展, 如果从社会分工的主体———人力资本所有者角度考察, 所谓社会分工就是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强化。威廉姆森把专用性分为四种类型, 即场地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和特定用途资产专用性, 其中的人力资本专用性是因“实践出真知” (即“干中学”) 而形成。另外, 企业家作为一种人力资本, 在自然形态上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 当其所有者在将自己的资本投入某一特定的行业和企业后, 往往成为一种抵押品, 带有人质的特性。如果企业家随意进入一个不适合自己的企业, 或者随意退出一个适合自己的企业, 都会对自己造成损害。因此, 企业家一旦进入一个适合自己专长的企业, 就会对该企业产生依赖性。这也导致具有特殊人力资本用途的企业家只有同特定的企业结合在一起, 才能发挥其人力资本潜能。正如刘小玄所言, 企业家的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专用性投资, 一旦投入进去就被锁定, 通常无法再拿出来或转化为货币。
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导致两个问题。第一, 这使得外人很难准确估价企业家的真实贡献。借用巴泽尔和张五常的度量分析方法, 对于交易中的任何一种物品, 交易中至少有一方在获取物品的内在质量信息方面会存在费用, 这个费用就是所谓的度量费用。由于企业家的贡献很难度量, 导致其度量费用非常高, 而度量费用越高, 度量出错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更进一步讲, 度量出错的可能性大, 只能导致企业家价值被低估, 因为资本家和工人无论如何都不会索取低于市场的平均收益率, 这样就必然要攫取一部分由企业家创造的经济租。第二,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 当一方投资专用性资产后, 另一方可能会有机会主义动机,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敲竹杠行为, 从而可以占用投资专用性资产方的准租金, 即“可占用准租金”。这从另一角度证明, 由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创造的租金不可能会由企业家个人完全占有。总之, 由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带来的两个问题, 都导致了企业家事后分得的经济租要少于其创造的租金。
不过遗憾的是, 企业家事后分得的租金多少会影响到其事前对企业家这一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下面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证明这一命题。假定有企业家 (产品的卖方) 和企业两方当事人 (产品买方) , 并假定双方在日期0签订一个契约, 规定企业家在日期1向企业提供由企业家这一专用性资产生产出的一个特殊的产品。由于缔约环境 (w) 的复杂性或信息不对称, 事前难以描述产品的具体要求 (如形状、规格和价值等) , 双方只能等到在日期1实现后再议。而在日期0—1之间, 企业家需要作出企业家这一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Is;这一投资给企业带来的成本为C (Is, w) , 并假定它是严格凸的 (CI'<0, CI">0) ;这一产品给企业带来的价值为V (w) 。
作为一个标尺, 整体 (企业家和企业合为一体) 最优的投资决策是最大化整体总剩余的解, 即:
其中, Ew表示以w为条件的条件期望算子。式 (1) 的一阶条件为:-C' (Is*) =1。
在纳什均衡下, 企业家的最优决策由他的期望收益函数决定, 即:
式中a表示企业家分配租金的比例, 由前文可知a∈[0, 1) 。式 (2) 的一阶条件为:-C' (I**) =1/a。
根据C (Is, w) 的凸性, 可知I**<I*, 即企业家在纳什均衡下的最佳投资量低于整体的最优投资量。这说明, 由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专用性, 企业家事后分得的租金如果低于其创造的租金, 会导致事前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
我国企业经营者的真实收入状况如何呢?一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企业经营者年工资收入 (未剔除物价水平因素影响的绝对数额) 总体呈上升趋势。年收入为万元以上的企业经营者所占比例, 1980—1984年仅为8.7%, 1985—1993年达到23.4%, 而到1994—1999年则已经上升到59.5%。近几年来, 我国企业经营者年收入增幅更是明显加大, 各种不同类型企业的企业经营者年收入都有显著提高。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1998年和2000年的调查, 年收入在6万元以上的各类企业经营管理者, 在1998年只有32.1%, 而到2000年已迅速上升到80.2%。另一方面, 在企业经营者收入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 其收入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调查显示, 2003年我国企业高管人员的薪酬项目不仅出现年薪制, 而且长期性激励项目开始出现, 并且被采用的比例也较高。在调查企业中, 经营管理人员的薪酬项目结构比例依次为:岗位工资 (83.03%) , 奖金 (72.59%) , 职务工资 (62.64%) , 各种津贴 (54.81%) , 年功工资 (44.37%) , 技能工资 (34.26%) , 长期激励 (14.52%) 。
尽管近年来我国企业经营者的年收入水平有了大幅上升, 收入形式也在多元化, 但调查结果表明, 59.3%的国有企业经营者仍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低或偏低, 52.7%的集体企业经营者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低或偏低, 43.6%的股份制企业经营者也持有类似看法。调查数据说明, 我国企业经营者真实的收入水平与其预期的收入水平存在差距, 这可能会导致企业经营者在企业家人力资本方面投资不足。
3、小结
企业家短缺是导致我国资本和劳动双重过剩的主要原因。企业家的短缺不仅体现在“数量”上匮乏, 还有“质量”上低下。那么是什么导致企业家的短缺呢?本文认为, 由于企业家是一种专用性人力资本, 如果不能保证事后充分地补偿事前的投资, 就会导致企业家人力资本事前投资不足。现实数据也表明, 我国企业, 尤其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事后对企业家的补偿是不充分的。
四、结论及建议
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缺乏导致了资本和劳动双重剩余, 企业家收入水平偏低导致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缺乏。据此, 本文建议设计合理的企业家薪酬制度, 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这将有助于缓解我国资本和劳动双重剩余的经济现象。
不过, 文中一直假定企业家与资本和劳动两要素结合时交易成本为零, 这不符合现实。如世界银行今年9月份公布的全球商业环境报告显示, 在中国要开办一家企业需要13个步骤和35天, 成本相当于人均年收入的9.3%, 初始资本金等于人均年收入的2.1倍。这说明, 在我国企业家与资本和劳动要素结合的交易成本不仅存在, 还非常高。因此, 加快政府体制改革, 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 这也是解决资本和劳动双重剩余的必要措施。
参考文献
[1]王检贵: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2]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 1996 (6) .
[3]Chueng Stenven: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 2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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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竹兰: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兼与张维迎博士商榷[J].经济研究, 1997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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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art, O., and Moore, J.: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
资本和劳动 篇9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农村地区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 农村劳动力就业出现了严重的不足, 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囤积。因此, 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不断流动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在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 也有很多的因素制约影响着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质量, 如, 人力资本、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分割制度、婚姻状况、家庭社会资本等因素。国外学者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 至今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成熟的理论成果, 主要分为人口迁移理论和二元结构理论。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托大罗—哈罗斯模型等都是典型的二元结构模型。国内学者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主要是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国内特有的一些制度基础 (如户籍制度) 进行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文章主要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进行论述。
2 农村劳动力流动特点
2.1 就地区而言, 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劳动力流动性的影响程度要低于东部地区
劳动力转移作为城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 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在影响一个地区劳动力流动方面上有很重要的作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出现了明显的差异。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东部地区缓慢, 吸引外界投资的能力不强, 企业的雇佣能力不能满足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因此, 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量的向东部进行转移。尽管,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发展, 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劳动力也出现了回流的现象, 但是仍有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向东部转移。谢同伟 (2010) 在其研究中指出,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大特点即为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来源于中西部地区, 流向以东部地区为主。叶扬 (2010) 基于2000~2008年东部和西部地区面板数据得出, 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差异, 一方面是本地的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 不足以拉动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 较低的文化水平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以及“走出去”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
2.2 就性别而言, 男性的劳动力流动性要高于女性
20世纪90年代初期, 相对于农村男性劳动力的流动而言, 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流动规模较小, 然而增长速度正在逐年提高。但是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农村女性的劳动力流动性要低于男性。姚先国 (2009) 等在其文章中指出, 社会文化方面的传统使得女性的迁移低于男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女社会家庭地位的不同, “男主外, 女主内”的传统观点仍然在农村地区根深蒂固;另一方面, 由于农村家庭父母重男轻女思想的存在, 父母对于女孩的受教育重视度远不如男孩, 使得农村地区女性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低于男性, 当女性由农村迁移到城市时, 由于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 使得女性的就业层次普遍集中在加工制造业及餐饮服务行业等, 劳动工作强度大, 工作时间长, 工资收入低是农村女性进入城市初次就业的普遍特点。再者, 女性与男性生理方面的不同, 导致两者在婚姻家庭态度的不同。女性更注重于婚姻家庭及孩子老人的照料, 农村地区, 家庭有老人、孩子时那么外出打工的往往是男性, 女性对待婚姻家庭的重视程度导致了其劳动力流动性要低于男性。有研究已证实已婚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的转移可能性要比未婚农村女性劳动力低23.78%, 在婚后辞退的可能性更大, 且随着家庭内学前儿童数目的增加, 农村女性劳动力更倾向于不流动。
2.3 涌现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群
新生代农民工是新城城镇背景下的具有与老一代农民工明显不同特点的人群, 主要是指“80”后的农民工群体。鉴于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说, 两者生活的社会背景, 所接受的教育水平及教育思想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力流动出现了新的特点。
与80年代外出务工人员相比, 已经出现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群”, 并总结了此群体的一些相关特点:年龄轻、未婚率高;受教育程度高;务农经历短。
3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基于人力资本角度
随着国内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仅满足于农村的土地收入, 大量涌入城市, 在城市中工作、生活甚至于扎根城市。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 存在着很多的障碍和影响因素, 导致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在这些障碍因素中, 人力资本存量是一重要原因, 同时由于我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类型, 劳动力市场分割, 社会阶层的分化阻塞了流动的渠道, 同时户籍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及流动后在城市的生活状态。文章主要是从人力资本方面对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论述。
3.1 教育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面,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经济学家对此都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在我国,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农村居民收入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政府普及高中教育政策的实施, 使得农民子女的受教育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人力资本存量显著增加, 劳动力的流动也随着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人力资本投资是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 而教育又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面, 那么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作用的强度又怎么样呢?对于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的重要作用, 国内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 并就此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王广慧, 张世伟 (2008) 在依据吉林省的微观数据, 运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影响时指出,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越高, 流动倾向性就越高, 并且大专学历劳动力的流动比率要远高于初中和高中学历的劳动力的流动比率。另外, 教育对男女性别差异的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影响有没有不同, 对此, 有些学者也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张世伟, 赵亮 (2009) 利用生存分析方法对农村劳动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指出, 教育对女性劳动力流动性的影响不显著, 而对男性劳动力的流动倾向有显著地正向影响, 即对男性来说, 受教育程度越高, 劳动力流动性愈强, 而受教育程度越低, 劳动力流动性的倾向相对越小。
3.2 职业技能和技术培训
职业教育在国内起步较晚, 而且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 国内职业教育的发展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很多农村家庭父母更趋向于让子女进入正规学校接受教育, 职业学校在他们看来就是“不学无术”;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分层, 导致阶层的垂直流动通道阻塞, 农村青年要从农村转移至城市进入部门工作, 往往通过教育来实现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 促使他们选择普通教育, 而不是职业教育。这样就阻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尽管职业教育在国内发展没有西方的快速, 但是其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的过程中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内很多学者对此也做了研究。是否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情况, 对农民工就业单位性质和职业类型有重要影响。受教育年限增加、接受过中等职业学校教育, 都将使农民工就业于外资或合资企业的概率提高;中等职业学校教育对从事职业类型没有显著影响,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的质量较低, 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 社会认可度低的问题。
3.3 健康状况
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方面, 相对于教育来说受到的关注较少, 在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 许多学者往往也会忽略健康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一般来说, 农村劳动力中, 健康程度越强, 相对应的劳动力流动性越大。有了健康的生理、心理条件, 那么劳动流动才能成为可能。但是, 也有的学者在做实证分析时, 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张世伟, 赵亮在研究中将劳动力的健康定义两种标准:健康、不健康, 劳动力做出健康自评, 虽然评价过程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但是数据仍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实证分析得出, 健康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负相关。由此, 我们知道, 健康状况对劳动力流动的具体正负向的作用一方面还要取决于数据资料的本身特点。
4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