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主义、资本和艺术

机会主义、资本和艺术（共12篇）

机会主义、资本和艺术 篇1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世界各国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同时, 也使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新变化: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体制危机开始出现;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变化, 经济体制调整力度加大;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发生动摇;资本主义开始步入资本过剩时代。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资本主义,新变化

2008年9月,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房贷机构被政府接管,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两大投资银行被收购重组, 这场金融风暴引发了一轮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 严重打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企业大量破产, 银行倒闭, 股市暴跌, 市场和消费低迷, 工资福利大幅下降, 工人失业, 经济发展停滞, 社会财富大幅度缩水, 全球的股票市场在短短半年的时间蒸发掉27万亿美元。这场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大、连锁效应之快, 是前所未有的。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和发酵必然使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一、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一)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 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充满着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 使得社会资本再生产所需要的比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 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

1. 经济危机是指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并不是绝对过剩, 而是相对过剩。在经济危机到来时, 一方面“过剩”的商品堆积如山, 找不到销路;另一方面, 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却买不起商品, 过着贫困的生活。所以,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只是相对劳动人民的购买力而言, 这种相对的生产过剩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

2. 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经济方面具体表现为这两个矛盾的激化, 从而直接引发了经济危机的爆发。第一, 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 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第二, 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二) 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资本主义制度金融管理的失败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创造了资本的辉煌和神话, 但是由于人性的贪婪和狂妄滥用资本法则和规律, 肆意践踏和破坏人类社会的资信系统, 破坏人类文明社会中复杂而且独有的信用平台, 从而引发世界性金融危机, 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制度金融监管的失败。

马克思曾指出:“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 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 (《资本论》第三卷) 就是说, 批发商业危机和货币信用危机导致金融危机。“在大量生产中, 直接购买者除个别的产业资本家外, 只能是大商人。在一定的界限内, 尽管再生产过程产生的商品还没有实际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 再生产过程还可以按相同的或扩大的规模进行。” (《资本论》第二卷) 此种情况下,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就给人们造成一个虚假繁荣的假象。而与此同时生产方面的不断扩大又是靠信用来实现。因此信用和产业资本本身一同在不断增大。

由于信用功能的增强使得资本家们可以不断从事远远超过他们资本能力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同时货币形式上的回流由于商业信用的增加, 变得可以不受实际回流时间限制, 从而加速资本的回流速度。因此, 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必然引起信用的扩大, 而信用的不断膨胀又促进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张。所有这些变化都会让资本家们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形式, 获取追加资本, 用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同时, 在经济不断发展的阶段, 股票、债券这些虚拟资本股票、债券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 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所以, 信用的繁荣和产业的发展相互促进、相互作用。信用的繁荣导致产业和商业的繁荣, 产业的繁荣进一步加强商业的繁荣。但是, 由于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批发商的实际资本回流非常缓慢, 数量也非常少, “以致银行催收贷款, 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 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 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 (《资本论》第三卷) 实际上, 信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 它加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实行新自由经济政策, 加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盛行, 即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刺激需求带动生产, 从而使得企业摆脱经济危机, 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得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大幅增加, 致使国家的通货膨胀加剧;与此同时, 资本家为寻求投资, 获得剩余价值, 会大量积累资本;这两股资本积累面对实际生产的相对过剩就开始转向资本运作, 从而摆脱实体经济, 以钱生钱, 即生产的过剩开始由实体经济向金融方面转移。

美国为了进一步刺激资本的繁荣, 放弃对金融资本的监管, 以“新自由经济”政策为指导, 利用科学技术推动GDP高增长、低通胀发展10年, 从而使资本市场过度繁荣。迅猛扩大的虚拟经济使经济泡沫超速膨胀, 2001年的网络泡沫破灭和9·11事件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为使经济走出低谷, 美联储从2001年到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息, 以大泡沫治疗小泡沫, 使金融资产向房地产转移, 直至次贷危机爆发, 资金链断裂。截至2008年11月3日, 世界五大投资银行不复存在, 华尔街经营模式被彻底改写, 美国14家银行倒闭, 世界各国联合救市, 向市场注入更大量的流动性资金, 次贷危机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 一场世界性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

二、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二战以后, 资本主义世界每隔4~10年就会爆发一次金融危机, 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以往的金融危机都有相似之处。

1.监管不力致使信贷条件宽松。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经济“滞涨”以后, 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遭到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强烈批评, 此后, 新自由主义思潮受到追捧。8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私有化、减少管制”成为指导西方国家经济走向的主要方针。2001年以后, 美国央行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 刺激投资, 使得房地产市场空前繁荣, 而相应的贷款机构对未来市场预期一片乐观, 预期未来市场会持续走高, 并加大贷款力度, 盲目扩大住房贷款业务。当然在市场繁荣时期, 次级贷款也有很高的回报率, 在满足优级及次优级抵押贷款的前提下, 贷款机构也积极发放次级贷款。贷款机构不断降低贷款门坎, 为了将次级抵押贷款出售给低收入者, 不断创新次贷产品, 降低贷款条件。实质上是贷款机构放松了风险监管, 为日后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随着后来利率的不断攀升, 低收入阶层无法承受还款压力, 从而导致大量违约。长期的低利率造成了市场流动性过剩, 助长了经济的泡沫。

此外, 正常的经济应该是实体经济和货币的相对平衡, 而美国人消费观念超前, 属于过度消费, 无节制的消费甚至浪费, 为资金链的断裂一次又一次地增加压力。同时, 世界市场上的通胀压力也在不断加大, 加速了国际资本的波动和流动, 使得大量热钱没有任何防备地到处流动, 并大量涌入房地产业, 使得房价泡沫越来越大, 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2.金融全球化加剧了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20世纪70年代, 生产的国际化导致了跨国公司的发展, 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迅速增加, 促使跨国银行在海外开设大量的分支机构, 以满足跨国公司全球范围资本流动的需要, 这是金融资本全球化最原始的推动力量;同时, 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也带动了各国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交换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 进一步促进了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产生。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许多拉美国家为了得到西方国家或者经济合作组织的援助来摆脱自身的债务危机, 东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为了更好地实施出口导向战略, 新兴市场国家为了加快市场化的步伐, 纷纷推动金融改革和金融自由化政策。例如, 为了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 各国不得不放松金融管制, 开放国内金融市场, 取消外汇管制, 实施利率、汇率市场化等, 这大大便利了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 并降低了融资成本, 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可以说, 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内在地推动了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此外, 现代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 消除了金融交易在国际间进行的一系列技术障碍和限制, 使各国金融市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越来越近, 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的流动几乎没有限制, 为金融资本全球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质量, 降低了其筹资成本, 也推动了各国金融创新、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结构的调整与发展。但是, 金融资本全球化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与金融危机的蔓延。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 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已经成为常态, 这是金融资本全球化最不利的影响。而且, 一国经济和金融形势的不稳定通过资本流动的变动产生巨大的波及效应和放大效应, 很容易通过日渐畅通的金融渠道迅速传递给所有关联国家。同时, 金融资本全球化削弱了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并使汇率制度选择困难。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 资本账户开放成为发展趋势, 随着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 一国将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之间的明显冲突, 如果处理不当, 将会引发金融动荡或者金融危机。另外, 金融资本全球化加剧了一些国家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在金融资本全球化背景下, 资金流动加快, 流动性过剩日益突出, 资产证券化趋势盲目扩张。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使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

三、金融危机冲击资本主义, 带来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 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体制危机开始出现, 重创美式资本主义

新自由资本主义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 认为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 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 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惟一途径, 可有效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

新自由资本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主要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也日益突出:1.不平等日益扩大, 这种不平等性不仅存在于能体现劳资关系的资本主义分配过程中, 也存在于整个社会中;2.金融部门越来越专注于投机性和风险性活动;3.出现了一系列的大资产泡沫。这些方面在促进经济扩张的同时也为最终的体制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大卫·科茨, 2009) 也就是说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之上的资本主义体制虽然恢复了经济增长, 但社会财富开始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造成贫富差距拉大, 同时由贫困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也会日益激化最后引发社会动荡。

因此, 本轮金融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 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在今后10年里, 新兴市场和中低收入的国家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调整和改革本国的经济政策方针, 完善本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支持国内工业, 不必特别注重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北欧模式、亚洲模式甚至新加坡模式等纷至沓来, 将引发一场资本主义模式的新一轮竞争。

(二) 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变化, 经济体制调整力度加大

金融危机带来经济的萧条, 因此各国政府开始重新重视和审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 从中吸取教训。如巴西利用政府扶植的开发银行把信贷迅速地引向某些部门, 作为其在危机推动下实行的初步刺激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在国有银行领域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而西方各国都加强了政府在经济政策中的主导作用,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实行大规模的刺激消费和需求的政策, 同时为了抑制经济的继续下滑, 优先保护大公司和大企业。

以美国为例, 美国作为金融危机的始发国家, 大量的金融机构纷纷陷入困境, 因此, 在金融市场上, 美国对大型金融机构紧急注资, 购买大型银行的股票, 同时财政部还公布新的金融救援计划, 已修复金融体系, 使信贷市场恢复信心。在消费品市场上, 美国政府为了加强消费者的信心, 刺激投资, 实行了免费政策, 通过对一定数量的家庭进行减税支持, 从而把更多的财富让渡于民, 促进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政府支出上, 美国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出资鼓励消费者支出, 降低贷款利率和再贴现率, 尽最大努力改善经济的低迷, 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

(三) 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发生动摇, 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走向多极化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要求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法独立承担全球发展责任。面对全球化的竞争, 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并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竞争, 还涉及到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竞争。而美国一向喜欢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 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 使得美国不再被看作是政策或意识形态的唯一标准。

例如, 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最初是在拉美制订并实施的。至于产业政策, 30多年来西方在这一领域中所贡献的创新思维甚少。实践中很多的成功模式源于新兴市场国家, 而不是发达国家。在国际组织问题上, 美国和欧洲的声音与思想的主导地位日益下降。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一直是国际金融机构资金的重要提供国———的声音与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

所有这一切表明了发展议程方面的一项明显的转变。这曾经一贯是在发达国家产生的、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实施———实际上往往是强加于后者的一项议程。美国、欧洲和日本将继续充当经济资源与思想的重要来源, 但是, 新兴市场正在进入这一领域, 并将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国在用于发展的资源和有关如何利用这些资源的最佳实践方面, 都不仅将成为捐赠国, 而且将成为受益者。尽管世界上的很多穷人都生活在其境内, 但这些国家就经济、政治和知识而言, 已经在全球舞台上获得了新的尊重。事实上, 发展从来就不是富人恩赐给穷人的某种东西, 而是由穷人自己实现的。西方大国看来最终正在觉醒, 认识到这一真理, 因为这场金融危机对他们来说还根本没有结束。 (《外交》, 2011 (3/4) )

(四) 资本主义开始步入资本过剩时代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最初的经济危机是由于生产过剩引起的。因为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的积累,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 资本家为降低生产成本, 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 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利润, 他们在使用相对剩余价值榨取手段时, 为提高生产效率, 缩短自身的个别必要劳动时间, 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生产力的进步, 从而导致社会上的商品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得到增加, 而由于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必然导致商品销售市场的相对缩小, 即导致了生产过剩。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实质是由资本过剩带来的。一方面,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生产和消费, 造成市场上的虚假繁荣;另一方面在政策的带动下实体经济发展迅速, 资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 因此总是向利润率高的领域流动, 因此这些实体经济可以引来大量的资本投资, 这些投资者目的就是“以钱赚钱”。由于大量资本被投入到实体经济中, 造成生产过剩, 商品大量积压, 不能及时收回资本, 从而银行资金出现短缺, 掀起挤兑风潮, 先引发金融危机, 资本家从银行贷款越来越难, 只好低价出售产品, 甚至销毁产品, 普遍的经济危机就到来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缓慢地对传统实体经济的投资会由于风险的扩大和利润的缩小作用减少, 使得过剩资本越来越多, 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进入资本过剩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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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资本和艺术 篇2

解答：我的观点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反映了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要求。同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又反过来保护其经济基础，为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提供政治保障。急促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为根本内容的。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职能一样，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基本方面，即对内实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对外进行国际交往和维护国家安全及利益。

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内职能主要是政治统治的职能，即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运用手中掌握的政府机构和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压迫、控制、使社会生活保持在统治阶级所制定的秩序要求之内。为了做到这一点，统治阶级必然要把国家政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对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对于国家来说，政治制度的制定、权力的运用等，都必然要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建立起来的，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在运用各种政治手段和政治权力进行统治时，必然要以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不受破坏和伤害为主要任务。

国家除了对内发挥政治功能之外，还有就是由于国家也是从社会分化出来的社会管理机构，所以国家不具有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即国家要运用各种权力和资源对包括邮政、铁路、水利、文教、卫生保健、社会福利等事业进行管理，以保证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其实，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与政治统治职能是紧密联系的，从根本上说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也是服务于其政治统治职能的。

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职能，是指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进行国际交往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职能。资本主本国家在国际社会活动中，要经常调整与其它国家间的交往关系。由于国家之间常常会发生各种矛盾和冲突，甚至会发生军事冲突和战争，因此资本主义国家要承担起保卫本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抵御外来侵略的任务，甚至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获取新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惜发动对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战争。显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职能是国家对内政治统治职能的延伸，是服务于其政治统治的。

还有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体现，在经济上要求自由竞争、等价交换，政治上要求形式上的自由发主、正义平等，这些特征与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相比，显然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上的一大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剥削阶级对人民群众进行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的性质，并没有消除人们在政治生活方面实际上的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不公正的现象。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只是以一种新的阶级和压迫形式取代了以往旧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形式而已。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是通过具体的政治制度实现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包括资本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政权组织形式·选举制度党政制度。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而发展起来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提出了符合自身利益和要求的“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分权制衡”“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思想，并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了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国家。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国家在不危及资本主义国家安全和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给予民众以一定的选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迁徙等权利和自由等。

资本主义法制也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资本主义法制是与资本主义义民主结合在一起的。宪法是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制度的核心，是建设法制，实行法治的法律基础。宪法规定了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制度，实行法治的法律基础。宪法规定了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规定了国家权利结及国家权利运作的原则，规定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是在几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是私有制原则。私有制原则整个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支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是资产阶级最强烈要求保障的权利。正如列宁所说；“以前所有一切宪法，以至最民主的共和宪法的精神和基本内容都归结在所有制这一点上。”第二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的原则。这里的“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主要是指由选民每隔数年进行一次议会或总统选举或公民投票，以决定谁来统治，管理国家的政治形式。但是，这种民主形式并未改变国家权利实际上是间接或直接地控制在资产阶级手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

那样；“现代的国家政治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第三基本原则是分权与制衡原则。强调立法，行政，司法是三种不同的，相互制约的政治活动方式，必须由不同的人组成的机关分别行使其职能。美国宪法是对分权与制衡原则表述的最为典型的宪法。第四个基本原则是人权原则。强调“自由的和自主的个人’具有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

所以资本主义国家政权采取的是分权制衡的组织形式，即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由三个权力主体独立行使，形成各主体之间的“制衡”。以美国为例，在这种政治机构中，立法权属于由参、众两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国会的立法权受到宪法保护和严格限制；行政权由行政首脑——总统来行使；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下级法院，法院独立于总统和国会。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运行。实际上，国家政权的意向和行使常常是各种不同利益集团政治合力的结果。由于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实力上的差别和厉害关系的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冲突不断推动其政治制度的变化。

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是资产阶级制定某种原则和程序，通过竞选产生议会和国家元首的一种政治机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选举已经产生成为国家政治制度运行中对社会发展和稳定产生举足轻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机制。从形式上看，竞选制度是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重要形式。公民主要通过竞选参与政治活动，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对国家公职人员的产生及其政治决策施加影响。从实际政治作用上看，选举制是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关系和矛盾的重要措施。当代

资本主义国家中，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选举制度来平衡调节的。哪个资产阶级政党执政还是下野，由哪个代表资产阶级的不同利益集团要求的政治人物充当国家元首，一般都是通过选举制度的运行，根据竞选结果来决定的。

2、联系实际分析说明人类社会的物质性

答：我的观念是人类之所以只有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才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在于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之所以能够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在于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而规律是可以被人类认识和利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不仅揭示了自然界和社会的物质统一性，而且阐明了实践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人类社会依赖于自然界，是整个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人是物质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从自然界分化出来并不意味着脱离了自然界，他们仍然是物质的血肉之躯，他们的生命形态仍然是物质自然界的一部分，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也只能取之于物质的自然界。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在人类社会产生以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还要以自然界为基础。离开了自然界，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便无法进行，脱离一定的自然环境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人们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活动虽然有意识作指导，但仍然是以物质力量改造物质力量的活动，仍然是物质性的活动。仅仅停留在意识或思想的范围内，人类是无法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

所以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集中体现着人类社会的物质性。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生产关系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机会主义、资本和艺术 篇3

一、现代资本主义的观念源头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这个理论高度的首要标志，它标志着一个推陈出新的“韦伯命题”——新教有一种“伦理”而资本主义有一种“精神”，正是这种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精神”，而资本主义空前的文明成就与这种“精神”的巨大内驱力是密不可分的。应当立刻补充说明的是，韦伯这里着眼的是现代性问题，这个现代性的核心则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现象，而且是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现象，由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是西方特有的现象，所以现代资本主义也只能是现代西方特有的现象，它不可能自发地产生于任何其他地方、其他时代。

我们今天似乎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这个“韦伯命题”的不完善性，日本、印度、拉美甚至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过程或可为证。但这几乎无损于该命题的方法论生命力，因为百年来的学术争论和研究表明，这个里程碑式的命题具有高度的扩展潜力和启示价值，但这是另外一个论说题目了，本文不赘。

有现代性，在逻辑上说就有前现代性。对此，韦伯作出了一个著名区分，即“传统型”资本主义和“现代型”资本主义的区分，这个区分的意义可以说非同寻常，它颠覆了以往对资本主义的一切基本阐释，并第一次为全面理解现代性和谨慎预见未来提出了一套结构分析方法。更令人着迷的是，这套方法至今仍然富有解释力。

按照我们在知识与思想的封闭状态下形成的一般理解，是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生产者诸要素的经济合成作用在从根本上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发展达到了一定程度，这历史便会要求并最终实际突破现存制度形态和观念体系的约束，由此跃上一个新台阶，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以及随后的整个西欧则登峰造极地证明了这个诸阶段论的发展模式。其中，除了经济环境、资本积累件、科学技术等物质力量的条件以外，资产阶级这个新型生产力代表者的获利冲动和贪婪欲望被认为是一种超常的驱动力。

但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这与历史真相的距离还相当遥远。从韦伯对历史进行的经验观察中不难看出，同样的甚至更优越的物质力量，在其他地方、其他时代也都不乏其例(比如中国历史上的若干“盛世”)，但却始终没有发展出同样的乃至更优越的现代资本主义，这就足以说明物质力量不可能是绝对主导的推动力量。至于把追逐利润的发财本能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就更加不着边际了。在这个问题上，恐怕谁都毫无把握找出现代人和前现代人之间有什么重大区别，相信也不可能找到“科学”依据来证明发动了工业革命的英国人的获利本能已经进化得比以往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人们都强大有力。对此，韦伯有一段很是简捷生动的说明：“资本主义的获利活动，作为一种投机活动，一直通行于所有类型的经济社会中……投机者那种嘲笑一切道德约束的心态也一直是放之四海而皆然”，“中国的官吏、古罗马的贵族、现代的农民，他们的贪欲和任何人相比都毫不逊色……如果置身同样的情境，一个那不勒斯的车夫或船夫，以及他们亚洲国家的同行，还有南欧或亚洲国家的匠人，他们这些人的财迷心窍要比一个英国人更加强烈，特别是，要更加无耻。”毫无疑问，这在今天的中国能够信手拈来更加丰富的经验证据。

韦伯最终证明的是，传统型的资本主义自古以来就散见于世界各地，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二，一是在专制权力的指缝中飘忽求存的“政治取向的冒险家资本主义”，一是兼有军事和政治远征性质或者强盗行径的“掠夺式资本主义”，但传统型资本主义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它真正体现出了无限制扩张的获利欲望，所以，“如果认为我们的理性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其他时期的突出特征就是经济关切更为强烈，这未免失之愚蠢。现代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并不在于——例如相比古代商人——具备了更强劲的经济冲动。单纯经济关切本身的释放只能产生非理性的结果……与理性主义经济生活的观念相去甚远。”

简单说，韦伯这里所谓“理性主义经济生活的观念”，就是融汇了新教伦理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它是一个观念体系，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价值体系，而秉持这个价值体系的新兴经济力量便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主导力量之一，这就是新教徒资产者阶层与劳工群体。

欧洲宗教改革的重要结果之一是产生了新教，标志着天主教的一元化价值主导地位开始趋于衰落，但是韦伯有力地证明了，这决不意味着宗教本身的衰落，恰恰相反，新教的出现进一步深化了宗教信仰的强烈程度和社会化程度，因为路德的改革把生活的宗教动力从修道院的宗教精英(僧侣)那里直接而广泛地传播到了社会上，加尔文主义则找到了得救预定论这样一种无形而又实在的内生强制力，从而赋予了日常生活一种追求道德完善的持久动力。

这是一条因果链。新教认为《圣经》才是最高权威，每个信徒都可以直接从《圣经》领悟上帝的启示和真理。关键是，这种权威是永恒的，它凌驾于任何世俗权威之上，是不可动摇、不容侵犯的，因此不会陷入道德破产的危机。在基督教文化中，流变无常的世俗权威本来就没有资格代表和冒充上帝，新教主义则进一步否定了教会的这种资格，这等于是承认并鼓励个人有权独立于《圣经》之外的一切权威，承认并鼓励个人自由，但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每个普通的新教徒都要变成宗教精英。不同之处在于，过去的精英是少数隐身于有形的修道院中的遁世僧侣，新教徒则要把整个尘世当作无形的修道院、人人都成为人世的僧侣。加尔文教的得救预定论教义告诉基督徒，能够蒙恩得救的永远只是少数人，是上帝预先就确定了的，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谁，其他人则注定要永远罚入地狱。但令人恐惧的是，用尘世中人的肉眼是无法分辨出这两种人的，试图揣测上帝拟订的名单更是枉费心思。因此，新教教义的大规模传播，在激励个人独自进取走向上帝的同时，也由于断言得救的高度不确定性而在每个信徒的内心深处掀起了终生都无法平息的焦虑感。即使像我们几无宗教共鸣感的中国人，单凭经验大概也不难体会到，人在面对一个事关重大但又不确定的前景时将会多么焦虑，更何况新教徒必须终生面对一个事关终极归宿而又不那么确定的前景。那么，新教徒是怎么找到出路的呢？

二、新教伦理的经济后果与世俗伦理背景下的中国传统资本主义

按照韦伯的分析，新教徒引领时代潮流的发家致富乃是新教伦理的意外结果，因为它的直接结果是激发和释放出了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和平的理性化，或者说，和平的理性主义。它对经济变革的影响在于，它最终把无数自由个人的分散努力整合成了一种自由的制度，这种制度不是基于习俗、惯例、传统或

者其他什么东西，而是基于深思熟虑地、自发但系统地调整经济手段——尤其是自由劳动力的理性化劳动组织的出现——以实现持续的正当赢利目标。这是现代西方特有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有别于其他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关键所在。

这样，韦伯定义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便清晰可见了，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大规模有效整合。一般来说，人的价值理性程度越高，他就越不怎么顾及代价与后果，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也就越不理性；同样，工具理性的程度越高，他就越不怎么顾及观念与价值，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也就越不理性。新教徒决心要在尘世建立天国，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决不容许自身天性中的邪恶因素、更不容许他人来讨价还价，这种价值理性与以往的基督徒并无本质区别，而且其强度有过之无不及。但是，和以往的宗教精英相比，他们的社会态度却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要驾驭着宗教动力去改造尘世，而不是逃到尘世之外修炼宗教虔诚；他们也敌视一切贪欲和享乐，但他们勤奋、节俭、冷静、审慎，条理化地利用一切资源刻苦工作、积极进取，这个过程意外地锤炼出了新教徒发达的工商业头脑，工具理性的潜力在他们那里发挥了史无前例的手段作用，证据就是，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普遍的工商业成就，而他们认为这是博得了上帝的青睐，也增加了上帝的荣耀。然后，他们不是消费利润、更不是挥霍利润，而是不断地积累、再投资、进而扩大稳定可靠的生产销售以期获得持续的经济成功，目的还是为了证明上帝的恩宠!结果是，他们引领发展出了大规模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及私人与公共财富空前的、而且基本上持续不断的稳定增长。

由此可见，正如兰德尔·科林斯(Randall collins)所说，宗教并非仅仅由观念构成，它还是一种社会实践。我们从韦伯的理论体系中能够合乎逻辑地了解到，如果物质资源的情形大体相同或近似，而现代资本主义却独独产生于西方，那只能说明是另外两种社会资源的独特作用，其中首先是文化的资源，而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新教徒的价值观念系统，它对尘世生活的积极干预产生了一系列顺理成章的实践结果，比如个人自由、权利平等、确立并严格遵循职业与公共生活的道德规范、推动社区自治与社会立法、推动福利和慈善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更重要的是，原先势单力薄但却团结壮大成为一支有纪律的力量并掌握了资本能源的新教徒群体，毫不妥协地抗拒了世俗权威和教会当局两个方面对工商业活动的不正当干预，有力地推动了自由市场的发育和成长。

相比之下，中国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由于宗教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全民性的观念整合力量，因而无从产生出一种超验的最高权威，虽然也有过类似的观念，比如“天”、“天道”或“天理”，直至晚近泊来的“历史规律”，但它们都没有永恒的性质。而且，与其说它们凌驾于世俗权威之上，不如说只是世俗权威的影子，因此也像世俗权威一样总是摆脱不了如影随形的信誉危机，不可能升华到“神圣”的境界。由于最高权威就是世俗权威，结果中国文化始终就是一个纯世俗的体系，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人皆可以为尧舜”到“先天下”如何如何，始终都是形而下的、纯世俗的价值追求，虽然高不可攀，但却毫不“神圣”。关键是，它们没有指出假如人达不到“至善”、成不了尧舜、做不起“先天下”、无心或无力“奋斗终生”时该怎么思考和追求生存的意义。当然，历来的主流价值体系，也都给出了实现生存价值的种种根本途径，比如自天子以至庶人概莫能外的“慎独”、“自省”、“养浩然之气”的修身功夫，比如“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修养要求，但一般来说，无视这些途径的任何个人都不会成为戴罪(原罪)之人，更不会让个人产生内在的自我强制力和驱动力进行毕生的道德努力、洗涤罪孽以成全自己，所以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就不会成为普世的、终极的价值观。更有甚者，因为它们并不允许、更不鼓励个人独立于世俗权威，这时绝大多数个人的生存意义就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可能仅限于充当草民，于是，世俗生活本身往往就成了目的，而不是追求超世俗价值目标的手段。

诚然，尽管中国文化没有产生出本土的理性化高级宗教，但却吸收了外来宗教的信仰成分；尽管没有产生出系统的宗教伦理，但在血缘共同体的“家国”扩展秩序中提炼出一套相沿成习的世俗伦理。比如“因果报应”说，就长期发挥了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调节功能，使抑恶扬善的行为规范有了准信仰的价值；比如“诚信”观念，无论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如何变化，它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却是永恒的，“童叟无欺”一直就是工商业者的自我标榜和社会对他们的普遍期待。但问题在于，纯世俗的伦理在本质上都是实用伦理，其功利性甚至可以顺理成章地把神祗崇拜、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也变成祈利避害的交易关系，因而一旦它的实用性遭到怀疑，人就很容易丧失任何道德底线，这时也就根本谈不上价值追求了，更遑论终极关怀，不仅工商业资产者如此，其他人等也很难例外。

根据中国的世俗伦理，超出谋生糊口传宗接代缴粮纳贡这个限度的劳动所得，在道德上就很可疑。但尽管如此，劳动却没有“神圣”的苦修性质，总的来说只是尘世的苦役，借助劳动成果摆脱劳动才是更有价值的追求，因而无法想象有谁能把苦役当作“天职”和道德义务；相应地，对个人追求工商业利润的社会评价，也就始终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功利性考虑，始终是根据习俗、惯例、传统或者具体情境给予纯世俗的道德定位。从根本上说，在“家天下”传统中，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不过是给世俗权威提供的家务劳动，它始终与新教徒那样的价值追求无涉。与宗教改革同一时期的明代嘉靖年间，据说当时的GDP仍占了全球的一半左右(见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2003年4月7日在“全国星火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但问题在于，“革尽人欲”的观念这时更为变本加厉，“复尽天理”的要求却没有形成新教徒那样独立的信仰共同体，因而仍无可能产生出新教徒资本家那样秉持新的伦理标准并具有独立意识、独立人格的社会阶层，这种状况可以说至今仍无实质性的变化。这意味着中国的传统型资本主义首先在精神上就不可能自发地进入现代性过程，只能将传统进行到底。简言之，它是一种先天就没有信仰、后天仍没有信仰的资本主义。

当然，中国传统上讲“仓廪实而知礼节”，但它强调的是财富应有的功能而不是财富的正当性。如果我们把“礼节”扩展定义为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那么立刻就能发现，新教徒的历史恰恰相反，他们是先知礼节而后仓廪实的，这不仅赋予了他们创造和积累的财富以正当性，而且使这种性质的财富直接有效地参与实现了一个普世的终极价值，那就是人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新教徒的发财致富大都是白手起家，往往被趋于没落的旧贵族讥为“暴发户”，但始终没有引发我们这里时下所谓的社会“仇富”心理。因为这种心理显然不是仇恨富人的财富本身，而是财富的普遍来历不明和去向不清，除了为富不仁之外，更有富而不贵，富足而不高贵，甚至富足而无耻无良。

总之，在思想史上，是韦伯第一次从系统的理论高度论证了一个简单的事

实：自从人类脱离了动物世界成为一个独特的生物种群以来，它的进化史就不再是生物进化史、而是思想进化史。因此，“韦伯命题”不过是集中展现了观念的力量在这部进化史上如何催生并催熟了又一种文明形态。

三、政治一法律制度的简要比较以及韦伯理论的启示

作为开制度主义分析之先河的思想大师，韦伯同时也系统地证明了，现代资本主义还有另一个社会资源，即政治一法律制度的资源。韦伯的巨著《经济与社会》主要就是审视这个资源。实际上这是韦伯更为关注的问题。为了不至离本文主题太远，这里只能简单说说。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前提除了宗教信仰的理性化之外，还有一个把观念投入实践后的游戏规则的理性化，而它的政治一法律制度就是一套理性化的游戏规则。它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来自既往的法律制度，一是来自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西欧的普通法体系自古以来就重视契约，最早的罗马法，主要内容都与契约有关，最初大概是为了规范经济行为，后来则覆盖了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其核心是从法理上确定人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即划分权利的边界和义务的限度，尤其是通过法理契约确定世俗权威的政治权力界限，最后这一点在前现代时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文明成果，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为“准宪政”状态，当然这一过程中教会法也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韦伯认为英国就是个楷模，结果是任何一个世俗统治者都没有为所欲为的权利，平民不可剥夺的财产权和自由权则得到了司法保障，即便是国王非法作为也有可能在世俗法庭上败诉，更何况还有宗教权威、宗教法庭道德监督与审判的巨大压力。理性有效的规则体系自然会令人产生理性的行为预期和安全感，这在经济上的积极意义十分显著。前文所说新教徒毫不妥协地抗拒政教两方面对工商业活动的不正当干预，自然也就不是蛮勇蛮干，而是有理有据、据理力争。现代公民权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直至自由主义民主的宪政制度，都可以从这种理性的博弈中找到历史渊源，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趋势也就不可阻挡了。

中国的情况相反。中国并没有出现过欧洲那种意义上的封建制度。秦代以后形成的政治一法律制度是保证了统治者拥有无限制的法定权力却不承担相应的法定义务，被统治者承担了无限制的法定义务却不拥有相应的法定权利，这在私人财产权问题上尤为突出。统治者处置和支配平民财产的高度专断性和随意性，使得任何理性的经济活动——特别是资本投资——都难以按照理性的预期谋求不断再生的生产经营利润，即便历史上时有所见的重商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因为这种制度的性质而常常难以为继，或者使工商业活动常常面临着不确定的政治风险。因此，传统型的资本主义只能表现为韦伯所说的、也是我们所熟悉的“政治资本主义”，即资本的不断积累与扩张只有依靠和国家及其代理人进行代价高昂的无序交易才有可能实现。这个资本运动过程又可能随时被权力的无常意志所打断，因为这里根本没有理性化的制度规则可以保障任何人的财产权不被政治权力任意剥夺，显然，这就根本无法满足理性主义资本主义所需的制度条件。

根据“韦伯命题”和韦伯的制度分析理论提供的视角，毫无疑问，现代性决不是我们这里普遍理解的经济层面上的所谓“现代化”，更不是物质主义的“现代化”，因为这种没有价值追求的“现代化”是舍本逐末，很可能还是缘木求鱼。宗教改革启动的首先是价值体系的现代化。当然，现代资本主义同时也还意味着依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手段去追求利润，而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否则，这个体系中任何一个单独的企业都将面临绝路一条。在新教主义形成的道德传统下，利润永远不是价值标准，因为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种文明形态，而不单是经济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才说，对利润的贪得无厌根本就不能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更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

机会主义、资本和艺术 篇4

我们来看看2012年后期和2013年早期的情况。关于裙带资本主义的例子我们可以一连讲上几个小时,比如新税法中对NASCAR赛车手的7800万美元税务注销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也许这种注销很受欢迎,这个我不太知道, 但是它确实是裙带资本主义的结果。

纽约自由区的税收优惠又是很好的一例。另外还有一个税收完胜的例子,就是由前康涅狄格州参议员、现好莱坞电影界的掌门人之一克里斯·多德(Chris Dodd)给予那些在美属萨摩亚群岛经营的企业的特惠。他给这些企业两年的税收优惠政策延期,不过规定这些企业要允许影视制片商将在美国发生的第一笔1500万美金的制片费作为开支勾销。这便是一种大规模的裙带资本主义。

还有一些例子涉及到最近得到政治任命的几个人。参议院2013年2月确认了杰克·卢(Jack Lew)成为新一任财政部部长。关于这次任命有一件非常令人瞩目的事,就是他在花旗银行的合同。卢在花旗是从事对冲基金的行政管理工作。合同中明确约定:如果(也只能是如果)他被任命到政府高层任职的话,他会收到一笔奖金。现在看来,并非所有的贿赂都是不合法的,因为这种预期的贿赂看上去还是行得通的。只要你购买了期货合同、合同上要求未来某个时候支付费用给某个官僚即可。这不同于在现货市场购买它———现货市场是给了好处差不多立马就兑现贿赂的。我认为允许预期支付给政府监管者费用本身就有问题。

玛丽·乔·怀特(Mary Jo White)是另外一个例子。怀特是个非常杰出的律师———美国德普律师事务所(De- bevoise & Plimpton)的前合伙人。她现在已经被确认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怀特在德普的时候,她的一个客户就是投资银行公司———摩根斯坦利。2005年, 摩根斯坦利的董事会决定让约翰·麦克(John Mack)担任CEO,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有报告表明,麦克可能已经违反了联邦证券监管法中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那些恼人规定。

接下来怀特的客户———摩根斯坦利给她打了电话。他们说如果他们选约翰·麦克担任CEO,而他第二天就被起诉证券诈骗的话,未免太过尴尬。所以他们请怀特看一看麦克是否会被起诉。于是怀特就致电给证券交易委员会执行部负责人琳达·查特曼·汤姆森(Linda Chatman Thom- sen),问她麦克先生的情况怎么样。尽管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段内都有数百人乞求得到关于SEC是否会结束调查以及什么时候结束调查的消息,怀特还是搞到了她想要的答案。麦克先生如愿升到了摩根斯坦利CEO的位置。顺便提一下,汤姆森已不再担任SEC执行部主管。她现在是位于纽约的达维律师事务所(Davis Polk & Wardwell)合伙人。

简而言之,美国有很多裙带资本主义的例子。很明显, 裙带资本主义的供求非常之大,以至于这种污秽的资本主义之风不仅已经刮起,甚至在条件成熟之处大有统领之势。裙带资本主义囊括先是它需求的一面———需求来自于象摩根斯坦利、或者高盛、或者任何想获得司法利益的受监管机构———而供应则是由官僚或者当选的官员提供的。 这里面的要素无非就是随着经济监管的增加和竞争的减少,裙带资本主义在发展。这不是简单的道德方面的故事, 因为我们选出来的政治官员和我们的商人都是在达尔文学说中的环境下运作,而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来。这个过程会淘汰掉最弱的参与者,而那些赋有更好的生存特征的公司和监管者可以做到更好。这种情形可以很好地解释裙带资本主义势头的上升及其周期性的下降趋势。

或许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裙带资本主义趋势走低的个案发生在近19世纪末。当时美国没有任何当代的规定来说明如何获得企业执照。那时候应该说更是处于一种特殊许可时期。为了得到一个企业执照,人们不得不去公司所在的州立法机关,并且使其通过一个特殊的法规,以便让他们来做某些事,比如承担这个公路或者那个桥梁的建设等。当然了,这就是裙带关系滋长的一种肥料,因为一些人是通过贿赂来获得这些许可的。私人领域里的人们面临着可怕的二选一:要么就拿出银子给政客进贡,要么就关门歇业。大家普遍承认这些许可是与权利垄断并存的。人们花费不少资金办事,而政府立法者则从中揩油。

这一点毫无争议。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在授予企业执照这方面出现的裙带资本主义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彻底消失了。当美国很正当地转为公司制度之时,经济状况已经悄然改变。结果是,个人或团体现在都可以通过互联网, 花35或50美金立即在任何州组建公司,甚至包括很出名的特拉华州。这番正当地转为公司制度的变化开始导致企业对特殊许可需求的下降。人们不再认可为得到这些许可而花大把银子。立法部门也开始允许人们从一个州获得许可、在另一个州从事商业活动,前提是大家自由阅读商业条款和宪法中的特权和免责条款。所以,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伙人去了一个州的立法机关,而该机构不愿意给他们许可的话,他们还可以去另一个州。于是州与州之间就形成了竞争。这样的竞争促使企业执照的价格降下来,最终各州进入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对于企业许可的管辖区竞争,这也成了各州价值最大化的一种体现。监管方面的变化就这样使裙带资本主义的影响逐渐降低了。

还有其它一些更为人熟知的通过竞争来战胜裙带关系的例子。在过去,美国大学篮球联赛(NCAA)、尤其是东南联盟中,球队都是白人队员。但当几个篮球教练———特别是来自得克萨斯西部(学院)队的教练———意识到如果他们在选择队员的时候不带有歧视,那么他们的球队会发挥得更好。直到这时,白人队伍一统天下的局面才算告一段落。当黑白队员混合的得克萨斯西部队在美国大学篮球联赛中打败了清一色白人队员组成的肯德基大学篮球队的时候,这些认为设置的城墙最终坍塌了。

我在火奴鲁鲁的一家公司工作时曾经观察到一个非常类似的现象,随着各个公司竞争性的不断增强,那些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日本人、菲律宾人和其他亚裔人的名字慢慢地也都渗透到上层了。在纽约的很多公司里, 犹太人的名字也遇到了同样的结果。

所以裙带关系就像生物学里的成长一样,只要环境允许它生长,它就会滋长。摆脱它的唯一办法是创造一种环境,使其从需求中所获得的回报、或者从政客或官僚手中寻求到的特殊优惠要比其付出的成本低得多。在这样的环境下,利益群体就没有动力去要求得到特殊照顾了。

创造一种不存在裙带资本主义现象的经济制度要求做到两点。第一,需要有一个非常激烈的竞争环境,使得裙带关系成为竞争者无法负担得起的奢侈品。第二,需要有一个自由的市场体系,促使企业家和工商企业都在市场进行价格、服务和质量等方面的竞争,而不是在华盛顿古琦峡谷(Gucci Gulch)的走廊里从事裙带交易。

摘要：本文以较新、较现实的实例重点论述和分析了裙带资本主义在美国的滋生状况,指出这种现象时涨时消,关键还是在于环境,只要环境允许,它就会滋生和蔓延。正是因为裙带关系多是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通过给予额外的税收优惠或其它不符合正常手续的手段为自己或与己相关的人、事谋取福利,它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非常不利。作者认为,如果想要遏制裙带资本主义之瘤,就要创造激烈的竞争环境和自由的市场体系。

关键词：裙带资本主义,趋势,税收优惠,竞争环境

参考文献

[1]本文原载美刊《哈佛法律与公共政策》(Harvard Journal of Law&Public Policy),2014(1).

[2]杰弗瑞·斯巴邵特(Jeffrey Sparshott):卢成为财政部长已成定局[N].华尔街日报,2013—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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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南佐民:美国裙带资本主义的表现特征及其对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J].甘肃社会科学,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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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广凯:《经济学人》公布裙带资本主义排名:香港第一中国在美国之后[J].上海经济,2014(5).

马列主义和资本论读后感 篇5

班级：10环艺一班学号：10120305姓名：孙程

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或马列，严格的说，是指由列宁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然而，在不同的大环境下，许多不同的政治团体都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词汇，并宣称以此作为理论体系的支撑。中国共产党就将马列主义定位指导思想之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特色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是一样的。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著作，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使唯物史观得到了科学的验证和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资本论》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将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将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从而证明了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用毕生精力写成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马克思在巨著中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揭示了人类社会必然由资本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规律。

劳动价值论是指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地吸收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价值论的合理内容，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可高度概括如下：一是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是不同商品进行交换的比例的基础，它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二是创造价值的唯一要素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其他任何生产要素都不是价值的源泉，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即无差别的人类脑力体力的耗费，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但它不是价值的源泉；三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活劳动，即正在进行的生产过程中耗费的抽象劳动，物化劳动作为过去劳动的凝结物，在新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只能转移自身的价值，而不能创造价值，商品价值中不包含任何一个自然物质的原子。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彻底的一元价值论。

资本论产生的时代是机器工业时代，他们的理论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以数字时代的事物来验证一个上个世纪的结论，本身就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资本论》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使唯物史观得到了科学的验证和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资本论》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将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将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从而证明了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同时《资本论》也没有简单地把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般过程归结为它们的共同基础——物质生产过程，而是从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引出了全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容和形式。

《资本论》的方法的最大特色，就是把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正如列宁所说：“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都应用于一门科学”。马克思使用从抽

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辩证分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生、发展和克服的过程，从而透彻详尽地阐明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学说，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在《资本论》中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资本论》的方法不亚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发现。

《资本论》的出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它迎来了无产阶级的新的斗争历程。在这部书中，马克思通过大量事实，详细而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揭穿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秘密”，暴露了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丑恶本质，也指出了工人阶级之所以极其贫困的原因。在遵从科学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跟随时代的变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都是不可改变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增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最后，我想借用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

“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到的。打不到，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

机会主义、资本和艺术 篇6

摘要:通过理论论证和实证材料分析,考察了金融危机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及金融危机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造成的影响,认为:金融危机给资本主义以很大打击,但并未导致其崩溃;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仍具有生命力;金融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并成为其危机的常态。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克服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在危机中获得认同和发展;但是,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条件并不充分;中国社会主义成功地抵抗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中国模式还不成熟,因此,取得普遍意义和优势地位还有待时日。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前途;命运

中图分类号:D521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6.002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演化成全球性经济危机。它不仅对美国造成巨大的冲击,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巨大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社会财富市值大幅度缩水,工资福利下降,失业和贫困人口增加,市场和消费低迷。在危机的影响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出现更迭,政局动荡不安,社会失望和悲观情绪蔓延。可以说这次危机不仅仅是一次经济上的危机,不仅仅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危机,而是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在内的全面的世界性的危机。这次危机到底到什么时候能走出低谷,现在还无法预料;对其造成的社会影响进行客观而中肯的评价,也还为时尚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要远远大于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鉴于这次金融危机对社会产生的全方位的巨大影响,人们自然要重新审视和思考未来社会发展的前途、发展方向及发展程度。本文拟从金融危机起源和本质的角度探索它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关系,以期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进行一定的预测和展望。

一、金融危机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崩溃

(一)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资本主义世界

这次经济危机尽管席卷全球,但是那些热衷于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受到侵害最早,程度最深,金融领域和虚拟资本领域的损失要远远大于实体经济领域。据统计,危机发生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出现大幅度衰退,其程度堪与1929年—1933年的大危机相比。大量企业和金融机构倒闭,工人失业,在职工人工资和福利下降。从目前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GDP 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大幅度下降, 10月份的失业率达到10%,超过26年来的最高点[1]。日本去年全年GDP下降0.7%,为1999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出现35年以来最大的季度降幅[2]。欧元区国家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是1.2%,2009年将只有0.1%。欧洲联盟27个成员国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是1.4%,2009年只有0.2%。其中,德国经济已经连续第三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去年第四季度降幅高达到2%[3]。英国经济面临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困境,第三季度降至负0.6%,创1990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大跌幅,英国失业总人数攀升到186万,失业率达6%,为1999年年中以来的最高水平[4]。经济危机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政赤字剧增,冰岛政府资不抵债,陷入破产的境地。据美国彼特•皮特森基金会总裁兼CEO大卫•沃尔克的估计,美国把2007年所有显性和隐性债务加在一起,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年GDP的总和[5]。据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只有2.2%,发达国家将遭遇自1945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跌幅达-0.3%[3]。而且金融危机已严重损害了实体经济,突出表现在消费和投资减少,房地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恶化。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轮经济下滑比原先预期的更加严重,而且将持续更长的时间。这次危机大大减弱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也使得其国内矛盾更加尖锐,社会动荡不安,政府威信和合法性基础遭到质疑,资本主义遭受到二战以来最大程度的全面性危机。

(二)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

对这次严重的经济危机,许多人把症结归因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如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6],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走入了死胡同,连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哀叹新自由主义是不正确的。一些人则把原因归结为道德沦丧,呼吁我们不仅需要金融教授,还需要道德教授[7]。德国前总统施密特认为,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疾病是肆无忌惮的贪婪和“市场极端主义的异端”,现在到了急需纠正金融业错误发展的时候了[8]。还有的人把危机归结为“市场失灵”和经济周期,主张通过平衡好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管制的关系以及金融业与经济整体发展的水平的关系来避免经济周期。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不负责任的放债以及信贷和资产的泡沫[8]。有些人还把金融危机归结为不合理的全球金融体系,认为这种经济旧秩序使得发达国家控制了经济调节机制,使得全球经济体系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限制和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金融危机就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当然,这些提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们集中在政策或体制层面,没有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源。其实,金融危机的内在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自由资本主义政策实施的程度及国家经济体的结构和运行模式只不过影响了危机的深度和广度。美国前财长拉尔森就意识到了这点,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学者大卫•科兹也指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一种特殊制度的产物[9]。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是利润最大化,这种追求导致了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结合形成了金融资本,国家形态和经济体系也发生了相应的质的变化,进入了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国家经济管理的目标,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基于实体经济的生产价值创造转向更加虚拟化的财富净值管理,并推动财富存量的集中和财富净值的最大化。这已经超越传统的GDP增长率、通货膨胀控制和就业增长,成为美国国家经济管理的首要目标。经济自由化与金融创新就成为垄断寡头最大程度上攫取利润的最迅速和有效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金融资本主义阶段。法国总统萨科奇认为,经济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取代企业家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它重投机轻实业,重金融资本轻生产资本,重流动资本轻固定资本,重短期利益轻长期利益,重财富标志轻财富本身。它扭曲了资本主义的正常逻辑,是一种不负责任甚至不道德的制度[8]。如果不从负债增长模式向劳动增长模式转变,就无法平衡国家和市场的作用;如果不对金融业进行深刻的管理和调整,就无法赢回失去的信任,也就无法战胜经济衰退。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暴露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一种矛盾累积,即金融资本严重地脱离了产业资本, 资本家试图通过金融创新制造虚拟需求,以支撑虚假繁荣。1987年的股市崩盘,1994年拉美的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裂,都是刺激经济的“泡沫”破灭后的必然结果。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不根本改变,经济危机就会经常性地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三)金融危机激化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社会阶级关系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有所扩大。一方面,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把主要资源放在拯救金融机构上,纳税人的钱被补贴给金融寡头;另一方面,工人失业大增,收入出现大幅度下降趋势。一些福利也被取消,这就大大加剧了本来差距就很大的社会贫富矛盾。二是经济危机加剧了“南北”矛盾,金融危机本来是“南北”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尤其是美国,凭借美元的发行不断向国外转嫁危机,美元成为美国无偿获得国外财富和优质资产的主要手段。三是金融危机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如何维护金融和财政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大国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尤其是欧洲与美国,日本同美国以及欧洲与日本在很多问题上无法达成共同意见,局部战争和威胁在一些时候以更加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总之,金融危机削弱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并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很难恢复其过去的地位和荣光,资本主义被替代是历史的必然。

(四)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发展的可能性

经济危机的出现不等于资本主义的终结。它一方面暴露出资本主义自身的严重局限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修正的能力。美国、日本、欧洲都在采取自我调节的措施表明了这一点。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从制度层面上看,资本主义仍然有调整的空间,因此,谈论资本主义崩溃为时尚早;从体制层面上看,在加强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监管问题、信用问题和资本主义自私和贪婪性方面,资本主义可以进行体制创新加以约束和调整。尤其是新科技革命的推进和全球化的扩展,资本的扩张仍在继续,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仍然具有回旋的余地,同时市场经济体制的红利仍然存在,因此,资本主义仍有一段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从资本主义仍然在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领域中占据优势地位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而这次危机只不过是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中的一次比较大的挫折,它反过来会促使资本主义关注平稳和可持续发展。当然,这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梯,因为危机把它的深层矛盾更加明显地揭示出来了。从现实层面看,美国政府在投入7 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之后,欧洲联盟成员国政府也宣布了17 000亿欧元的大规模救市计划,让银行业暂时躲过了连锁倒闭的危险。同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制订产业振兴计划,开发新的能源和产业,刺激经济发展和改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一系列公共设施和公共工程的建设,这些措施均已获得良好的效果。一些现象表明,世界经济在缓慢回升,美国GDP在经历了4个季度的负增长后逐步转为正增长,即使一些国家没有实现正增长,但是,降幅已经下降,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的情绪比较稳定,这表明资本主义已经有一套成熟的治理措施,这保障了资本主义在一定阶段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因此,那种“统治阶级无法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革命条件暂时并未出现。

二、金融危机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胜利

(一)金融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的价值

这次金融危机使得社会主义获得了一个重新被认识的机会。如果说1991年是对社会主义一个全盘否定的话,那么这次则是一个彻底的平反。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得到空前的认可。人们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不是世界历史的最后选择,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尽善尽美的。资本主义尽管经过多次调整变得更加成熟,也对历史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它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制度缺陷。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事实上证明了其存在的价值和必然性,其对资本主义的替代,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许多人开始抛开意识形态的局限,用客观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这无疑把人们从资本主义崇拜和新自由主义的教条铁幕中解放出来,为社会主义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不少人回归马克思,重新研读《资本论》就反映了这一点。当然,资本主义的灭亡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这种提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非此即彼的做法无疑具有强烈的形而上学色彩。如果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长远发展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是,从目前的金融危机来看,我们还很难断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就算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我们也不能断言社会主义就必然胜利。因为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需要客观的历史条件,即,“统治阶级无法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无法照旧生活下去”。很显然,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个条件还不能得到满足。

(二)金融危机推进了社会主义力量的积累

金融危机大大削弱了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让它们无力和无暇顾及对全球的掌控,不得不对世界各国进行一定程度的让步和放松,这就给发展中国家以独立发展的良好机会。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金融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据统计,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由原来的15%上升到25%,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衰落和产业的虚拟化,比例会越来越大。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有力量来改变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旧秩序[10]。同时,经济危机导致工人工资福利降低和失业的增加,促使了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在蓬勃发展起来:欧洲和美洲,罢工和示威游行此起彼伏,极大地动摇了资本主义的基础;南美洲的左翼势力陆续上台执政,绝大部分国家政权落入左派的手中,他们推行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政策,提高了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影响。原来的东欧和俄罗斯,左翼政党十分活跃,他们利用经济危机对新自由主义右派进行坚决的还击,唤醒了长期压抑的革命热情。亚非拉各国开始从新自由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独立自主发展自己,取得巨大的成功。总之,相对于前一阶段社会主义处于低谷来说,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确开始复苏,并积蓄力量向更高程度发展。但是,目前社会主义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社会主义的感召力还有待加强,国际社会主义势力整合还有待时日。拉美只有查韦斯明确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他的主张到底有多大的现实性和可持续性我们还很难预料,而且拉美所主张的到底是不是像大家公认的科学社会主义还难以界定。因此我们很难说现在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时候了。

(三)社会主义并没有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获得认同的优势

由于过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模式的缺陷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加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以及资本主义经历了一段长期平稳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许多人还希望在资本主义中寻找出路。即使对资本主义失望的人,也很少想到社会主义,这从社会舆论和社会精英人物的观点和态度中可以看出来。一些人认为金融危机是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其实就是基于这种态度。可见资本主义全面统治及其意识形态控制在当今十分突出。这无疑扼杀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社会运动缺乏社会动力。从世界层面看,我们也的确难以发现很有说服力并且公认合理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榜样。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在经济危机中表现突出,但是,从总的形势来看,社会主义并没有取得同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其他现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前景和现状并不令人满意,而且与中国发展道路类似。尽管这些国家的GDP总量上升很快,但是,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就是中国的GDP总量,也只相当于美国的零头,中国的人均GDP依然同许多非洲国家为伍。在世界重要的国际性机构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牢牢控制着领导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然是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从科技文化方面看,美国等大国掌握着影响和决定未来的战略性科学技术,它们的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机制仍然占据明显优势,文化霸权地位一时还难以撼动。另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良好的生态,成熟的市场和社会管理机制,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都对普通民众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尽管大家对中国社会主义很看好,但是,除非等到中国发展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人们对中国有足够的了解后,才会想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而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我们长期的努力和积累。而根据中国的发展战略部署,中国到这个世纪中叶,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想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大国,至少还要几十年,因此,现在谈论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还为时尚早。

三、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及其世界意义

(一)中国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就

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不仅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而且通过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步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用事实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存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从经济方面看,我国的公有制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国有企业的质和量都有明显增强,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制度的格局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不断完善。据统计,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不仅明显高于1953年至1978年的年均增长6.1%的速度,也比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的速度略高,远高于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水平3%。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11]。国有企业资产从1978年的0.72万亿元发展到2007年的35.5万亿元,已有20多家国有企业进入世界经济500强。2003-2007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1.02%,而年均通货膨胀率只有2.64%[12]。1978年中国GDP总量为3 645亿人民币,2008年达30多万亿。2008年中国GDP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三位,进出口总量位居世界第三,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超过22%。从1978到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9倍,农村纯收入增长了30倍。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8年的22 698元,外汇储备由1978年的1.67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底的2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11]。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社会主义赢得了良好声誉,为苏东解体后的社会主义树立了一面大旗,从而极大支援了世界社会主义。

(二)中国成功抵御了最近的世界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的发生,对我国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我国出口依赖性比较高,因此,经济危机直接减少了中国对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出口。中国外贸出口下降明显,工厂关闭,2 000多万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被迫返回家乡。尤其是金融危机使得我国经济每季增长率在下降。为了克服困难,中国提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策略,投入4万亿人民币刺激内需,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和振兴计划,加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科技支撑,提高社保水平。这些措施,使得中国不仅很快度过了难关,而且对世界各国抵御和战胜危机带来积极影响。同时,这次金融危机为中国调整投资、消费和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最优比例和最佳作用提供了一个契机。中国政府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重点集中于社保及消费方面, 其用意在致力于对偏重投资及出口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因此, 以此次经济危机为契机,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对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长期转型进行思考。我们预计,中国的内需消费会在中国未来的经济架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比重。据统计,2009年,中国基本上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在金融上相对稳定,同时GDP增长率还能保持8%的国家[13]。这在各国经济增长很少乃至负增长的状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许多国家希望中国率先走出危机,带领世界经济复苏。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中国被世界寄予了尽快“找到应对全球危机钥匙”的期盼[13]。欧盟财政规划和预算事务委员达莉亚•格里葆丝凯特也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这轮经济危机是无法完全得到解决的[14-15]。许多非洲国家希望中国帮助它们渡过难关,拉美国家在讨论 “中国模式”与“拉美模式”、“苏联模式”以及“美国模式”的区别,并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这个成绩的取得,一是依赖于中国经过长期的建设所奠定的雄厚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二是依赖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及其突出民生的国策,中国就不可能克服经济危机。而这恰恰就是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具有明显的克服危机的能力,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更广阔的发展前景。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加突出,而这些都是在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获得的。可以说,中国正为世界社会主义提供一个良好的榜样。

(三)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有待提高

中国社会主义尽管取得长足的进步,并取得了反对金融危机的胜利。但是,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中国还远未取得绝对的优势,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零头,而且人均GDP只达到非洲中等国家水平。但是中美差距毕竟在逐步缩小。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的人均GDP和人均财富仍然较低,基尼系数有逐步拉大的趋势,各种社会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环境问题也比较严重。我们面临这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经济结构的低层次;中国存在各种形式潜在的社会危机;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和内外统筹能力的不协调性;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的脆弱性;我们周边地缘环境的复杂多变;中国统一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跨国非传统安全和国内矛盾结合的危险性;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共同利益和战略利益的一致与冲突并存;全球治理能力和国民素质准备不足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到社会治理问题,更重要的依赖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尽管现在大家都在探索中国模式和中美共治,但是,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需要明确。既然是模式,就需要长期稳定和行之有效,并且具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从现实的层面看,我们的各种制度设计和安排还有待进一步建立、提高和完善:如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平、效率及合理的分配制度;科学的国有资产监管机制;成熟的宏观调控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一整套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管理等。只有这些制度和体制比较成熟,我们才能说中国才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中国的科学发展才有制度性保障,中国发展道路和理论才有世界普遍性意义和价值,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才能更加巩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资本主义才有可能被社会主义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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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资本和艺术 篇7

一、序言

会计作为一种计量特定主体财富的工具, 它适应经济生产活动的需要而发展。资本主义, 是一种经济社会制度——私人占有绝大多数生产资料, 并以此创造利润, 同时, 商品和服务借由货币在自由市场里流通。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方面从突破西方封建主义的束缚而萌芽, 到历经冒险资本主义, 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经历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等, 一步步走向市场、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也决定会计的发展方向, 推动着会计在技术方法和理论思想上不断规范完整和系统, 使会计走出封建庄园, 成为通用的商业语言, 并日益向国际趋同。

本文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为脉络主线, 观察各时期会计发展的特征, 从宏观上把握会计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找出两者之间的联系, 为现实会计的困境提供历史的思考角度。

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会计核算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 马克思在其宏著《资本论》中提到“在14和15世纪, 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 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 但是马克思在后文中又立即指出, “但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

首先, “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是指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城市。其“最初萌芽”的基本生产组织形式有两种, 一是较低级的庄园内的“家内制”, 工人领取计件工资;另一种是工厂里的“集中制”, 工人领取计时工资。从会计角度看:第一, 庄园“剩余产品”的出现, 促使会计对其计量和分配, 记录者将“会计信息”向庄园主汇报;第二, 工人计件和计时工资制度要求会计对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准确核算, 这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第三, 威尼斯等这些城市地处地中海交通中心, 贸易频繁, 会计在其中扮演财富计量和分配的重要角色——这使得资本主义的萌芽最早在意大利“某些城市”出现。

其次, “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 是因为在意大利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停滞, 并随后在英国开始。究其原因——从会计相关角度来看, 意大利萌芽的两种基本生产组织形式:家内制, 分散而简单的手工业, 会计只是简单核算收入和支出, 计算庄园主收益;集中制, 工场作业, 在15世纪的意大利也并不占多数。随着哥伦布新航路的发现, 意大利又失去了地中海交通中心的优势, 贸易减少, 经济发展缓慢。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意大利逐渐停滞下来。然而, 英国凭借手工业的迅速发展, 成为最早进入工业革命的国家。从会计角度来看, 英国手工业的发展, 类似意大利的集中制, 以英国呢绒业为例, 首先改变分散的生产方式, 集中生产, 使产量不断增长, 同时, 呢绒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其他手工业的进步, 英国成为最早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会计在成本核算和财富利润分配实务上也得到发展, 更刺激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小结:从意大利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停滞过程可以看出, 社会经济水平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会计的发展。“剩余产品”、庄园主的“交换”以及地中海城市商品贸易代表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决定和推动了会计计量、记录等核算方法的改进发展。而社会经济水平发展的停滞, 使会计的发展也受到阻滞。

三、冒险资本主义时期:会计监督

15世纪前后, 由于意大利控制着地中海贸易枢纽, 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推动下, 西班牙等国家为了寻求另一条贸易通道, 开始推动发展航海冒险事业的探险活动, 称之冒险资本主义时期。从1487年到1522年, 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先后率领船队最终开辟了新航路。

在这一时期, 会计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会计作为一项核算工具存在, 主要体现在为冒险事业筹集资金, 还体现在从组建船队、安排人力、到记录以及最终财富的分配或者损失的计算;二是会计发展了管理活动, 即监督职能——由于这一时期, 航海探险活动多是皇室或政府支持, 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代表的皇室或政府提供资金、人力和物力, 并随船队指派“记录员”——其主要职责是对皇室或政府负责, 对资金、人力和物力的用途以及财富进行监督管理和登记。

小结:会计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冒险资本主义时期的是海外探险冒险活动, 社会经济的主体仍然是自己自足的封建庄园主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的贸易经济还没有足够的显现。但是, 会计作为一项管理活动, 得到了发展, 尤其是会计的监督职能在这一时期初步显现应当是会计在技术发展以外的会计思想的一次进步和发展, 这也是适应这一时期冒险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

四、商业资本主义时期:会计披露

新航路的开辟使得海外殖民贸易活动越来越频繁, 冒险事业探险者让路给殖民贸易活动, 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接踵而至。这一时期, 社会经济特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资本“嗜血”的逐利性使得从皇室、政府到普通老百姓都加入这一海外殖民掠夺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 比如世界上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 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第一家银行“阿姆斯特丹证银行”成立, 第一家股票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成立等等。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 影响着社会商业制度的巨大革新:例如, “信用制度”和“保险制度”的出现等等。经济贸易和商业制度的发展, 促使会计在记账技术方法上和理论思想上都有了的巨大改进和发展。在记账技术方法上:簿记方法的改革应该是最显著和最具意义的进步和发展。卢卡帕乔利的《算术、几何及比例概要》已广泛流传并日益成熟, 使原来单式记账开始向复式记账变革。在会计理论思想上:帕乔利的复式簿记方法及其有效应用奠定了会计基本框架和思想, 比如, 关于平衡观念、会计恒等式与复式簿记借贷相等的记账规则等。

在商业资本主义时期, 会计主要是核算商业贸易活动, 帮助商人记账。复式记账发下, 会计系统核算, 提供完整信息, 帮助商人有序地了解和处理事务。从这个角度上, 会计刺激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荷兰证券交易所出现后, 普通百姓开始参与海外贸易之中, 会计促使商业资本主义发展达到一个顶峰。但是, 由于会计本身的发展未能跟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步伐——最主要体现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刚刚出现, 不完善等问题, 再加上市场过热、投资者盲目, 欧洲出现早期三大经济危机事件——荷兰的“郁金香泡沫”事件、英国的“南海公司泡沫”事件和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事件。之后, 随着公众开始对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 公共会计制度开始被提出。

小结:商业资本主义时期, 是马克思笔下资本“嗜血”逐利的时代。会计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迅速发展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浪潮:包括复式记账的簿记方法革新与推广成熟、现代意义的公司会计的保险制度思想和银行的信用制度思想等。会计的繁荣发展是这一时期商业贸易活动下的一种体现, 是社会经济水平发展的一种反应, 但是会计本身在发展中出现问题:未能及时、准确、客观披露可靠信息, 换言之, 在会计披露制度上没能跟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这反作用于早期欧洲三大经济危机之上。这一时期, 会计第一次反作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 但绝不是最后一次, 在此后的资本主义前进发展中, 会计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越来越深刻。

五、工业资本主义 (财务资本主义) 时期:成本

新航路开辟之后, 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等国先后进行殖民扩张, 这些殖民贸易夺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的原始积累, 为随后的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的准备。生产专业化和制造业的发展, 预示着工业革命 (财务资本主义) 时代的到来。从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哈格里夫斯的“珍妮机”开始, 欧洲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时期。机器取代手工劳动, 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手工生产, 是这一时期的标志。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 生产效率要求大规模的生产经营开始普及, 在实践中逐渐产生了成本计算方法。理论上, 经过以琼斯为代表的会计学者研究提出:会计核算应反映生产资料利用情况和企业经济利益。这使得产品成本的内容, 随着生产的专业化和对生产资料利用的明细化, 成本概念也被正式提出。以成本为中心, 琼斯提出虚账户概念, 同时提出费用类账户发生额也要求在期末结转到产品成本里。此外, 折旧思想的提出要求计提机器设备等生产过程中的折旧, 并以此核算产品成本和企业当期收益。成本会计作为一个新的分支得到发展, 要求更准备核算产品生产成本, 提高经营效率。在成本会计的准确核算、计量作用下, 成本被不断降低, 利润不断增长。在利润驱使下, 资本家不断并购, 最后形成垄断利润, 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后期也就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小结: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开始专业化和明细化, 会计适应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更加明细地核算和计量产品成本和企业利益。同时, 在结合成本概念的提出以及成本内容的丰富, 实践中会计的一个重要分支成本会计开始被提出、运用。

六、经理资本主义时期:受托责任

1841年, 纽约西部一条铁路上的撞车事故, 引发了公司制度的改革, 要求具有管理才能的专家担任公司领导, 资本家只做公司所有者。经过伯利、米恩斯、钱德勒关于公司经济中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问题的研究, 到19世纪70、80年代, 职业经理人已逐步登上历史舞台, 经理资本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

经理资本主义时期, 企业的所有者退出了直接经营管理层, 转聘委托有专业管理才能的职业经理去代理管理企业, 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开始分离。企业财务报告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则成了这种评价委托代理关系的现实替代变量。会计, 在这一时期, 最终要的是要反映管理层对企业所有者承诺职责履行情况, 并核算监督管理。

在经济的发展前提下, 会计只倾向于反映管理层受托责任, 忽略公众对会计信息的需求, 这将导致信息的不对称, 引发危机——1929年--1933年美国“大萧条”便是一例。会计披露可靠而相关的信息, 成为重点。随后, 《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相继出台, 要求民间的独立审计替代联邦的监管, 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并规定采用“统一的会计原则”对企业会计信息充分披露, 这开创了以会计准则作为基本规范的现代会计繁荣发展的新纪元。

小结:以两权分离为特点的经理资本主义时期, 公司制也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对会计的要求早已不是简单的核算技术与方法的改进。作为反映企业经营管理业绩的企业财务报告, 还应该反映受托职业经理的承诺责任履行情况, 这是会计思想的又一次飞跃。“大萧条”之后, 会计信息披露也开始越来越被重视。这一时期, 哈特菲尔德、佩顿和利特尔顿等学者在斯普瑞格的会计等式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基础上, 通过财务报表逐步建立了一整套经典的会计体系。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一次推进了会计在技术方法和思想上的巨大改革。

七、金融资本主义时期:公允价值

20世纪70年代以来, 随着全球资本市场的出现以及个人投资者参与市场交易的下降, 资本市场上职业基金经理逐步占据了支配地位, 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投资基金资本主义, 也称金融资本主义。这一时期, 金融市场开始证券化、多样化、自由化和国际化。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

衍生金融工具, 对传统的会计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会计确认上, 衍生金融工具的事前确认打破了传统会计只是事后或事中的确认, 比如远期合约的收益, IAS39号要求签订合约同时要确认远期的收益;在计量上, 传统的要求事后见交易凭证而进行的历史成本计量已不能适应复杂的金融工具计量, 公允价值计量被广泛的提出和应用, IAS也建议最大程度上应用公允价值计量;在披露上, 受会计确认、计量制约, 使得衍生金融工具相关的会计事项不能在报表内列示、披露。与此同时, 金融资本主义的国际化、全球化, 促使着会计准则的全球化, 从而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统一衡量标准。

但是,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 在公允价值计量顺周期效应下, 公允价值计量不能真实反映企业信息, 放大了危机, 引起了恐慌, 酿成全球金融危机。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在随后签署的《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中, 要求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公允价值》和公允价值会计进行调查, 并在必要情况下停止执行该准则。但公允价值是否真的一名不文, 还将探讨。作为一项会计计量原则, 竟影响到政治领域, 可见会计的边界已向资本主义的多个领域拓展, 影响资本主义进程。

小结:当前金融资本主义时期, 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经济的虚拟化、金融化, 她给会计带来的挑战已经突破了传统实体经济对会计的要求。公允价值, 作为又一种适应社会经济特点的新的计量属性被提出, 在会计确认、计量、披露等方面已然掀起了一场革命。可正如一把双刃剑, 在经济运行稳定良好的时候, 公允价值计量能真实准确反映资产的市场价值——这也是公允价值最大的贡献, 它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但是, 在经济运行出现巨大波动时, 在顺周期效应影响下, 也可能陷入恶性循环, 反而不能真实公允反映资产价值, 如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的质疑。可是公允价值掀起的革命还将继续。历史, 再一次见证了社会经济发展对会计的要求和促进发展, 并反过来, 会计对社会经济的反作用。

八、结语

纵观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会计发展变革, 我们发现:会计发展不可能听任落后的会计思想束缚新的历史阶段的会计工作, 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但也不可能超越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会计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 产生超前的会计思想和会计行为。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时期, 会计都会有与之对应的鲜明的特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会计的发展要求和改革方向, 同时, 会计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应该既包括对资本主义兴起发展的推动作用, 也包括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行为的反应。

机会主义、资本和艺术 篇8

关键词：小说《小城畸人》,畸人,清教精神,资本主义

1. 引言

小说《小城畸人》描述了美国中西部小镇上的人们的生活。这些故事的主人公行为怪异, 思想极端, 内心孤独。安德森的传记作家詹姆士·西维尔认为, 称他们畸人不是指他们外貌畸形, 行为怪异, 而是指一群被不合时宜的想法折磨的普通人。他们人格分裂, 远离社会, 漂泊在自己的意识中。本文认为这些人物的畸形不是他们生活中的失败造成的, 而是社会的理性化远离他们的个人创造力, 使他们成为了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单调的工人。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的外部力量, 不仅可以理解文本的人物, 而且可以理解书中提到的那个时代, 由此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力量的变化及其对人们的影响。当我们把注意力转至社会而不是个人的时候, 可以发现个人畸形不是由于个人性格造成的, 而是由于交织的外部力量, 具体而言, 当快速的工业化影响他们的生活时, 宗教和资本主义对个人性格施压, 使人成为畸人。如果这样看待文本, 我们可以这样说, 从《小城畸人》中可以追踪到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社会学途径。

2. 清教遗产和小镇的社会转型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根植于我们过去的清教主义的伦理。《小城畸人》故事之一《虔诚》中杰西的贪婪和随之的异化, 展示了清教式的敏感性和前工业时代和资本主义的绝妙联系。杰西在安德森描述美国中西部的社会阶层时起了很有趣的作用, 杰西是唯一能控制别人生活的人。《虔诚》不仅是小说集中最长的故事集, 而且是《小城畸人》的中心人物乔治唯一没有提到的部分。但是, 这一部分提供了小镇人们的宗教和社会背景:乡村的、怀旧的、爱国的、肤浅的、道学家的。小说的主人公是小说中唯一是统治阶级的人物, 而其他人物如里菲医生和店员爱丽丝都生活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杰西代表了社会的上层, 而小说的其他人物则代表了被征服的社会底层, 社会的疏离正是这种社会秩序造成的。实际上, 安德森并没有像其他的人物一样, 把他称为畸人。像杰西那样的资本家, 使社会底层的人们变成了畸人。小镇的背景是自相矛盾的, 表面上好像是古典的田园风情, 正是社会的改变使他们变得疏离和古怪。但是, 小镇的结构说明安德森看到了在田园风光背后的残酷事实。如安德森的传记作家雷克斯·伯班克恰当地指出了安德森的犬儒主义, 以及作者后来认识到的他的家乡的黑暗面如我们看到温士堡的黑暗面 (伯班克:23) 。我们可以说小镇不是一个田园世界, 而是被工业革命的快节奏破坏的农村。正如小说的叙述者告诉我们的, 小镇正处于田园的农村转变成“世界史上最物质主义的世纪的开端” (安德森:48) 。因为内战夺去了杰西的四个哥哥, 他只好回到农场。农场上的人们“整天在田里干活, 吃的是粗粝油腻的食物, 夜间像疲惫的野兽般睡在麦秸铺上, 而浸进他们生活的, 很少不是粗暴和兽性的, 而且在外表上, 他们自己也是粗暴和兽性的” (安德森:35) 。杰西住的房屋被描述成“就在木头架子上外面三合板钉上” (安德森:34) 。也许这三合板表示工业化的感觉在寻找覆盖农业的过去———就像那些木头一样。虽然那些人物意识到他们农村的根, 但是, 他们为了创造进步的幻想, 会很快地掩盖过去。正如安德森的小说主要描述快速工业化的美国中西部, 我们可以说人物的异化的主要动力正是资本主义的快节奏造成的。正如韦伯所坚持的“当今的资本主义既然已经左右了经济生活, 它事实上就是在通过经济界适者生存的过程教育着、选择着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 (韦伯:38) 很明显, 温士堡的居民处于这个过程, 正是经济制度造成的, 而不是他们的内在现实。我们通过安德森的描写, 可以感知到他们的畸形, 这是工业社会生活方式带来的焦虑。小镇深陷两难选择。一方面是混沌的过去的突然改变, 一方面是外表上看起来很光明的未来。在这种经济动力下, 很少人有能力预测到可能的否定结果, 每个人将会被束缚于牢房一样的条件, 而现在用手做的事将会用机器代替。没有人预测到工业革命最终将会使人们相互疏离, 被工作异化。韦伯坚称为了在特定区域发展资本主义, 一种道德伦理首先需要存在, 以寄生的方式, 资本主义把自己依附在现存的社会的道德规范里, 使用这些规范里的价值观。正如批评家指出:十字路口的中西部主要道德就是清教遗产。清教由从纽约来的定居者带到俄亥俄州, 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居民思想中生根。清教的神学是加尔文宗的主要学说, 信仰者认为, 工作得越多, 你得到的恩宠就越多。

3. 马丁的职业概念

韦伯对社会阶层的分析的中心就是马丁路得的“职业”的概念。在韦伯看来, 职业所要求的就是人需要接受的神圣的要求, 换句话说, 这个任务是上帝规定的。此外, 清教教义规定:“上帝可以接受的唯一的生活方式, 不是去超越僧侣的禁欲主义的世俗道德, 而是通过完成上帝要求的个体在社会中的责任, 这就是感召。”所以, 根据清教教义, 那些不努力工作完成自己的感召的人被认为是不值得上帝恩宠的。这个概念的独特之处在于:“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 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 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 (韦伯:59)

韦伯声称:“职业的用处和他在上帝的恩宠, 主要是通过道德来衡量的因此也可以用产品的重要性来衡量。” (韦伯:85) 换句话, 除非社会认为是有用的, 职业才会认为是恩宠。成功的动力大大地被激活。韦伯坚称:“我们今天如此熟悉的思想, 实际上还没有明显, 即一个人的职责就是追求一个人的天职, 个人应该承担责任从事他的职业活动, 不管它包括什么。不管对于那些判断者显得没有什么, 只是利用他的劳动和他的财产。这正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突出特点。” (韦伯:13) 我们经常把职业等同于目的, 而韦伯坚称在工业社会, 完全地依赖一种职业会带来否定结局。与内战前有创造力个人满足的工作相比。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工作不需要很多技巧, 通常是枯燥无味, 既不是令个人满足的, 又不是受别人尊重的。因此, 这样工人被他们的工作异化了, 人与人之间关系异化了。因此, 为了社会更加具有生产力, 只好剥去人的精神, 因此创造一个完全异化的民众。安德森创造一个微型社会, 这里的人们困于“理性的铁笼”。社会, 就像安德森描述的小型社会, 与工厂联系, 每个人和每个机器都充当一个角色。出于实际, 工人不会离开这些角色。在迪尔凯姆看来, 正是这些角色使得社会更好运转。然而, 在韦伯看来, 即使社会成员为着一个共同目的合作, 在承担同一个目的时也已经分化。关于这一点, 马克斯坚称这个理性把工人和他们创造性人物分开, 因此处理劳动力处理机器的同样的方式。理性的铁笼, 在韦伯看来, 使得每一个人固定在各自的角色, 这样他们和他们真正的本质分离了。清教徒希望在职业中工作, 而我们被迫这样做。因为当禁欲主义从寺院里延伸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开始主宰世俗道德, 在现代经济秩序中发挥作用, 这个秩序被机器生产的技术和经济条件占领, 当机器生产控制了当今每个人在这个机器时代的生活, 不仅仅与经济力量相联系, 且决定了人们的命运, 直到最后一吨煤烧完。

4. 贪婪与上帝的恩宠

理解贪婪是决定性的内部因素。社会学性阅读, 通过定义, 主要就是对外部因素的影响对个人的形势的影响。通过韦伯的理论解释这些人物的行动, 我们能看到外表上的贪婪实际上建立在路德的天职的基础。财富通过这个视角能看成一个罪恶, 如同懒惰一样。韦伯在论断中提到巴克斯特, 认为利润在很多方面是上帝恩宠的表示和一个人的天职的紧密。对于巴克斯特来说:“天职的有用性, 因此在上帝看来的恩宠, 用道德力量衡量, 用社会的物品的重要性来衡量。”巴克斯特进一步坚称, 有利可图就是有用的表示。如果上帝给他的仆人显示有利可图的机会, 他就是让那仆人服务的表示。如巴克斯特坚称:“忠实的基督徒必须通过把握机会来履行使命。”在这样的逻辑下, 一个富人被认为就是上帝的人, 而一个穷人就是一个罪人。韦伯这样描述新教对于财富和贪婪的态度:“财富在成为懒惰和罪恶的享受生活的引诱之物的时候才是坏的, 财物是坏的, 只有它成以后生活的快乐和无忧无虑的时候。”换句话来说, 对于一个兴旺的资本家如杰西, 懒惰和舒服的生活就是一种罪恶。韦伯坚称, 根据新教伦理, 为了赚取更多的财富, 他充分当好一个合格的资本家, 根据韦伯, 这是建立在同样的精神上, 使得他的祖先成为合格的清教徒。

加尔文教的核心教义就是预定论的概念, 即那些是选民和那些不是选民都无法改变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唯一的手段就是通过成功和财富来证明自己就是选民之一。杰西正是表达了这样的精神, 他提到自己就是“那种控制这些土地的人”, 而且自己就是那样做的。安德森坚称:“通过那个时代的标准, 杰西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个男人。”他身材矮小, 瘦弱纤细, 希望成为一个牧师, 穿着一件黑色的长外套和一个窄窄的领带 (安德森:31—32) 。然而这里主要的质量, 不是一个身体上的特征或者装饰, 而是他的技术能够“控制他人的技术”和强迫他们为他空前地努力劳作。不像那个时代的标准, 杰西的能力不是指身体的力量, 而是指在工业社会必需的控制能力。重要的是杰西运用新教伦理来控制他人。作为一个上层人物, 具备作为上帝选民的信念, 杰西能够展示把新教伦理作为一个工具对他的下属, 为了劝他们追求更高的遵从和生产力。像杰西·本利特这样的资本家深切地意识到资本家的信条“时间就是金钱”, 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 这一条可以用作说服的方法。正如新教伦理视个人财富为个人天职的证据, 资本主义社会按照同样的指导方针运转, 把财富视为价值和权威的象征。正如杰西的下属可能把杰西的财富视为价值的象征, 他们也会很快认为他就是直接权威。这里重要的是安德森具体地告诉我们, 杰西可以控制别人的灵魂, 而不是可以控制他们的思想或者身体。这推动了韦伯的思想, 资本主义不完全是逻辑结果, 如大众共同相信的那样, 带有贪婪和竞争是主要的推动力, 相反发现它的主要精神气质的是新教伦理。

5. 结语

今天的读者仍然可以通过阅读安德森的小说获得很多, 因为他仍然能够感知和解释社会的各个方面, 他可以预测其后果。如果我们继续让他的故事衰弱和遗忘过去, 我们将会失去一个宝贵的因素。通过社会学思考, 进入安德森的小说, 我们发现, 当今的社会仍然可以从小说人物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在很多方面, 安德森小说的人物充当那些帮助社会转型的人的样本。虽然他们完全是虚构的, 但研究他们让我们感到他们如同是历史上的真正人物。研究他们使得我们可以解释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一方面, 我们感谢这些人物带来我们社会的兴旺发达。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从这些例子看到今日的一些困境的根源, 如我们看到工业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开始和发生在不断断裂的社会的异化。从社会学角度对《小城畸人》进行解读, 我们不仅仅可以了解文本, 同样可以了解到我们的现在、过去和将来。

参考文献

[1]Burbank, Rex, Sherwood Anderson.New Haven:College and University Press, 1964.

[2]Hawe, Irving.Sherwood Anderson:A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Study.Stanford:Stanford UP, 1966.

[3]Dewey, Joseph.No God in the Sky and No God in Myself:“Godliness and Anderson’s Winesburg.”Wines-burg, Ohio.Modlin, Charles and Ray Lewis White Eds.Norton Critical Ed.New York:W.W.Norton&Co, 1996:194-203.Print.

[4]Weber, Max.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05.Trans.Talcott Parsons.Ed.Richard Swed-berg.Norton Critical Edition.New York:Norton, 2009.

[5]White, Ray Lewis.Winesburg, Ohio:An Exploration.Boston:Twain, 1960.

[6]Williams, Raymond.The Country and the City.New York:Oxford UP, 1973.

机会主义、资本和艺术 篇9

一、本体论之争

从哲学上看,方法论的不同是由于对世界本质认识的不同,因此对事物的解释也就不同。归根结底,这是哲学上的大问题,涉及存在的性质和特征。本体论具有优先性,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提出“存在”的本质问题,即我们的外部世界是否是“真实”并且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自杀论》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分别体现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的思想。自然地,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本体论思想也体现在这两部作品之中。

(一)实证主义的本体论

本体论就是关于“存在”的本质问题。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认为,社会是真实存在于世界上的,社会优先于个人,社会是第一性的,个人是第二性的,社会具有个人所不具有的独特属性,这就是本体论中的社会唯实论。社会是实实在在存在于世界上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把社会完全看成脱离个人生命力的存在。我们将探讨《自杀论》中所体现的社会唯实论。

《自杀论》既是对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准则思想的运用,又为社会学学科地位提供了合法性。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运用了其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准则,即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而不应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中去寻找”。[1]也就是说,社会学研究就是用一种社会事实去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而这种社会事实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的物体。在《自杀论》中,迪尔凯姆把自杀率、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都看成是社会事实,它们具有个人所不具有的独特属性,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杀率是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综合起来看,社会优先于个人,社会具有不可还原性。社会层次的自杀率、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具有单个人所不具有的独特属性。

《自杀论》中体现的本体论思想正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的社会唯实论思想。不管是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果来看,《自杀论》都反映了实证主义的本体论。

(二)人文主义的本体论

人文主义社会学传统认为,社会是虚构的产物,个人组成了社会,社会的性质可以还原为个人的性质,社会只是一个符号,一个集合名称而已,没有实在的意义。这就是本体论中的社会唯名论,社会是存在于世界上的一种假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把社会完全看成个人主观意识的产物,或者叫作“想象的共同体”。下面我们将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体现的社会唯名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的经典代表作,是其“理解社会学”思想的集中反映。他把具有主观意义的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注重社会行动的解释。该书以新教徒的社会行动为研究对象,揭示社会行动背后的主观意义,韦伯采取的是主观、移情式理解的方法。在书中,韦伯认为,正是新教徒的伦理观导致社会行动,从而导致社会现象的出现。“志在必得的宗旨之所以奇特,就在于它竟成为具有公认信誉的诚实人的理想,而且成为一种观念: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2]这种观念使新教徒把增加资本当作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使其社会行为合理化、道德化,这必然更加鼓励新教徒们采取这种行动。韦伯在该书下篇部分考察了加尔文宗、虔信派等诸派的教义教规。就加尔文宗而言,“首先教义就是如此。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世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服从上帝的圣诫,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3]在这里,社会是虚构的,只有单个的新教徒是实在的,新教徒们坚持自己的宗教观,进行生产实践活动,构成群体、组织和机构,形成资本主义社会。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体现的本体论思想正是人文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的社会唯名论思想。不管是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果来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都反映了人文主义的本体论。

综上,从本体论上看,对于我们的外部世界是否是“真实”并且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这一问题,《自杀论》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其所体现的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的社会唯实论思想;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其所体现的则是人文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的社会唯名论思想。社会唯实论和社会唯名论都是社会学中的本体论。

二、方法论的不同

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体现在本体论上的不同就是社会唯实论和社会唯名论的不同,这也就决定了它们各自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同。我们知道,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都主张人们通过一定的手段可以获得对社会现象的正确认识,只是认识的手段不同,即方法不同。《自杀论》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运用不同方法论的两部典范之作。

(一)实证主义的方法论

因为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遵循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力求探寻社会现象的发展运行规律,因此,其主张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取向,在抽象层次上,从社会结构的宏观角度着眼,力图把握社会整体的运行状况。《自杀论》的研究采取的就是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取向,从社会层面上来研究自杀现象。

首先,在《自杀论》中,迪尔凯姆把研究对象确定为一个社会的自杀率:“每一个社会在它历史上的每一个时刻都有某种明确的自杀倾向。我们通过比较自杀的总数和总人口数之间的关系来衡量这种倾向的强度。我们把这个数据称之为被考察的社会所特有的自杀死亡率。”[4]因此,自杀率具有整体的性质,是一股自杀的社会潮流。其次,迪尔凯姆排除了心理变态和自然环境等“非社会因素”,开始探索自杀的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这种社会原因就是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这是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自杀归因的表现。最后,迪尔凯姆提出了抑制自杀率的策略。他从社会的结构性层面出发,认为抑制自杀率最合适的团体是职业团体或行会,它可以成为一种集体人格,形成对成员的权威,成为他们的道德环境。因此,这样的社会凝聚力和道德环境是从整体主义提出的。

(二)人文主义的方法论

人文主义社会学传统遵循历史主义的意义阐释与因果解释方法,力求获得对事件或行动的价值或意义理解,因此,其主张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取向,在具体层面上,从个体能动的微观角度出发,来理解社会整体的运行情况。《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试图探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和性,通过历史理解的方法探究新教徒社会行动背后的伦理价值观。

韦伯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坚持个体先于社会,认为通过对个体的理解就能达到对社会的理解,在个体行动的主观意义中能够找到社会结构的因果解释。这样,以理解为桥梁,韦伯将个体与社会联结起来,形成了其个体主义的、理解的方法论。[5]为了探究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只在西方而不在东方出现这一问题,韦伯考察了西方从古至今的文化观,认为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是其根源。新教伦理为投资者,即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合理性提供了道德伦理依据,为理性经济人行为提供了精神支持。[6]韦伯运用文化价值来研究经济制度的发展,建立道德伦理与经济行为之间的联系。这就从新教徒的价值伦理观来看待社会行动,单个人的行动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该书遵循的是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取向。

三、研究逻辑的不同

科学研究有两种研究逻辑:演绎和归纳。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分别运用前者和后者,对应的方法论分别是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因此,《自杀论》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分别运用了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

(一)实证主义的研究逻辑

实证主义运用了演绎逻辑,演绎逻辑是从一般原理或理论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来解释具体的事件或现象。《自杀论》从整体主义出发,研究各个国家的自杀率及其自杀原因和类型。从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的一般原理出发来看待具体的自杀案例,而不是列出自杀案例的清单,然后总结一般理论。实际上,对个人自杀进行名副其实的观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收集到大量全面、真实的自杀案例材料。这就决定了迪尔凯姆必须进行演绎逻辑的推理,颠倒研究的顺序:不是首先研究大量的自杀案例,研究它们的特点和差异,研究这些特点和差异的原因,然后对它们进行分类,而是一开始就直接研究自杀的社会原因,并根据不同的社会原因对自杀进行分类。迪尔凯姆从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的一般原理出发来寻找自杀的社会类型和社会原因,因为运用归纳逻辑是不可能做到的。

(二)人文主义的研究逻辑

人文主义运用了归纳逻辑,归纳逻辑是从经验观察出发,通过对大量的现象进行观察,概括出具有普遍性或一般性的结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从看得见的活生生物质到看不见的精神。[6]在书中,韦伯从个体主义出发,观察大量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不同行为,了解到他们行动背后的伦理价值观的不同。“对于这些情况无疑只能这样解释:有环境所得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在这里是家族共同体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气氛所首肯的那种教育类型)决定了职业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8]这就说明新教伦理影响了职业选择,影响了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最终形成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在该书中,韦伯还通过挖掘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教义和实践伦理观,发现禁欲主义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某种“亲和性”,这也是这本书最后得出的结论。

参考文献

[1](法)迪尔凯姆(著),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3](德)韦伯(著),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修订版)[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5]黄波.从个体行动到社会结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论轨迹[J].兰州学刊,2008(08):100-101.

[6][7]叶静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论和思想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4):63-68.

机会主义、资本和艺术 篇10

一、学术资本主义———大学创业教育的孕育土壤

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 知识突破了传统意义上仅在学科、专业和学术网络中流动的模式, 成为了需要被转换成产品或服务的原材料。大学是知识生产和创造的“工厂”, 拥有丰富的可转让知识, 市场化的活动使得这些知识在校内外有了更广泛的流动, 形成了新的知识流。大学将知识以专利的方式转让, 或成立公司将研究成果转化成产品与服务, 以此获得资本利益的过程, 正是大学参与创业活动的过程。在学术资本主义浪潮中, 大学不再是闭门造车的“象牙塔”, 而是找到了自身的定位, 将学术原则与学术资本主义精神相结合, 更多的走进市场, 参与市场活动, 像企业一样运作, 为大学师生营造创业氛围。大学教师也开始了由“学者”向“创业者”角色的转变, 成为大学创业活动的先行者。笔者认为, 在大学受学术资本主义影响的同时, 创业教育已经出现并显示了学术资本主义渗透到高等教育的学习过程, 学术资本主义为大学创业教育提供了组织源泉, 是大学创业教育的孕育土壤。

二、学术资本主义环境下大学创业教育面临的机遇

1.学术资本———大学创业教育的优势资本。学术资本指个人所具备的学识、才干、技能和资历, 是由教育、知识、能力和学术经验等积淀而成的典型的文化资本[2]。创业教育是在知识和知识创新成为资本的社会环境下, 通过将高校知识, 技术产品进行扩展以延伸大学服务功能, 利用其学术资源优势, 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教育活动。由此看来, 学术资本主义浪潮中的“知识资本”为大学创业教育提供了“资本”基础。“知识资本化”的过程改变了大学的角色, 使大学与市场的对话日趋频繁, 知识不再是高居于象牙塔中的“纯知识”, 知识资本通过在大学和市场间的流动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这种新的知识流推动了大学的创业活动, 并在此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学的教育。在新的知识流网络下, 知识成为大学参与创业行为的最重要资本, 很多高校开始把创业教育整合到大学课程体系, 提供创业专业知识教育。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也开始把自我获得的知识视为资本资源, 并积极把握机会利用这些资源为自己的创业做准备。在学术资本化的过程中, 大学应充分利用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新知识流, 敏锐地把握机会, 在高新技术领域实现对知识经济价值的有效利用, 开展技术含量高的创业活动和创业教育。

2. 教师角色转变———大学创业教育的人力资源。学术资本主义不再以传统的学术逻辑为根基, 而是以市场逻辑为依据全面衡量、要求和评价大学和大学教师。这就要求身处其中的大学教师开始由“学者”向“创业者”的角色转变, 教师自身所掌握的知识, 学术成为了其创业资本, 通过专利成果的转让和企业任职等方式参与创业活动。这一角色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大学创业教育, 为大学创业教育提供了新的机会, 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教师帮助学生参与其学术成果的创造和转让过程, 使学生深入体会学术创业过程。 (2) 为创业教育提供外部信息网络支持。学术资本主义环境下的大学教师很多在企业担任顾问等职位, 对于市场化的参与更丰富, 对于市场导向的把握也更准确, 这对于高校学术的创业指导更能提出实际的、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 加强外部信息网络。 (3) 有利于增加校企合作机会, 营造大学创业氛围。对教师而言, 大学不止是单纯的学术组织, 也是创业的营利性机构, 高校可以通过校办企业聘请大学教师, 为教师开展校企项目, 为学生提供创业机会和环境。总而言之, 对于大学教师的身份转换, 高校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教学科研人员这一创业先行者身份及其所持有的学术资本, 在继承大学学术自由与自治的传统上, 致力于学术发展, 为大学创业教育提供信息支持和师资力量。

3.组织多样化———大学创业教育的组织保障。组织的多样化主要是从大学内部组织和外部组织两个方面阐述。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 大学与市场的界限日趋模糊, 大学越来越像是一个混合的、复杂的经济组织。为协调大学与经济社会的关系, 促进师生的创业教育活动的开展, 大学纷纷建立了相应的间隙组织, 为创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创业教育中心、知识产权办公室、技术转移中心、企业孵化器等组织机构在大学应运而生, 对创业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创业教育中心为学生创业活动的全过程提供咨询和服务;知识产权办公室负责高校师生的专利和许可方面的事务管理;技术转移中心帮助师生有效地把科技成果进行转化;企业孵化器为还是雏形中小企业提供物理空间和基础设施, 从而降低创业者的创业成本和风险, 提高创业成功率[3]。另一方面, 作为学术资本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校外中介组织则通过协调大学、非营利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的关系, 为大学创业教育构建了完善的社会网络, 建立了政府、高校、企业三者的协作互动机制, 促进了知识生产和应用, 为创业教育提供资金支持和智力支持。例如基金会等机构为创业教育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资助大学创业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学生, 并提供资金帮助教师开发创业教育课程, 推动大学创业教育的发展和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 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社会上一些中小企业也参与到大学创业教育, 为有创业需要和准备创业的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个人咨询, 提高学生创业的可能性和成功率。

三、学术资本主义环境下大学创业教育面临的挑战

1.学术传统的坚守。创业的最终目的是创造出经济价值或社会价值, 这与学术资本主义中追求学术资本化、利益化的目标是一致的, 但这却对追求学术自由的大学传统提出了挑战。在学术资本主义浪潮中, 大学不能一味以追求资本而进行创业教育, 更要学术自守。大学的永恒使命是创造纯粹知识, 追求公共性利益而非私人收益。在创业教育过程中, 大学要认清自身定位, 将有限的资源用在为核心使命服务的行动上, 坚守高等教育的底线, 遵循大学自身发展逻辑, 超越公司文化中的大学, 走进知识社会中的大学, 而不要成为企业化的大学。在学术资本主义浪潮下, 大学重要的是接纳学术资本化作为一种趋势的合理性, 充分利用其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优势, 确定“学术”与“资本”的界限, 不能一味追求资本利益。要秉承“应用研究不能代替基础研究, 职业训练不能代替通识教育, 科学专利不能代替公共传播”[4]的信念, 对学生进行超越经济价值的创业教育。

2.专业化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大学要完成创业教育内容, 实现创业教育目标, 就需要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业教育教师队伍, 这也是保证创业教育的前提和基础。目前, 参与学术资本主义的教师是大学创业教育师资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并没有专业化的创业教育师资团队。一方面, 这些教师主要是通过市场化活动实践参与创业教育, 缺乏充实完善的创业教育知识结构体系, 在学校层面, 创业教育课程还未纳入到全体教师的培养规划中, 教师的创业教育意识和创业教育知识的培养是大学面临的一大挑战;另一方面, 在学术资本主义浪潮下, 应用学科比基础学科更多的参与到市场, 为创业教育提供更多机会, 大学教师如何打破学科壁垒, 在创业教育中融合应用学科和基础学科, 加强学科对话, 交流创业教育经验, 是大学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面临的另一挑战。

3.校内外组织协调管理, 避免“企业化”倾向。在学术资本主义过程中, 为了适应复杂化的市场活动, 大学内外部出现了协调各部门的间隙组织和中介组织, 大学变成了日益复杂的经济体, 其管理也开始呈现行政化和企业化特点。这要求参与市场管理的高校职能部门引进校外专业管理人才并提升其相应的管理能力, 以期能促进各组织的合作与发展。同时, 大学在管理过程中要坚持其教育使命, 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认清大学和企业界之间的界限, 根据大学自身发展规律组织各部门关系, 避免成为一味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化”大学, 从而保证大学创业生态环境的稳定发展。

学术资本主义这一现象或浪潮已经不可避免的对高校, 教师、学生, 甚至整个学术界造成舆论影响, 某种程度上, 学术资本主义为大学创业教育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机会。在创业教育的过程中, 大学要抓住机遇, 充分利用学术资本主义为创业教育提供的学术资本、人力资本和环境支持。另一方面, 大学如何在坚守传统大学理念的同时, 适应自身在市场化过程中的角色转变, 规避资本化的利益导向, 提升创业教育师资力量, 协调各组织部门关系, 实现创业教育健康持续发展, 是大学面临的重要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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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殷朝晖, 雷丽.学术资本主义对美国大学创业教育的影响及启示[J].江苏高教, 2014, (4) :41.

机会主义、资本和艺术 篇11

摘要: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其中民生轮船公司的公私合营的方式被称为“无痛分娩法”并在全国作为典型推广。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鲜明特点是以发展生产力为导向,注重改造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辩证看待资本主义工商业,注意防止“左”的偏差,及时纠正过“左”行为以及注重结合省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但这一改造在进入高潮后也存在深刻的教训。

关键词:所有制改造;湖北特点;生产力标准;经验教训

中图分类号:F041.2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6.005

1953年初毛泽东视察湖北及在湖北关于总路线精神的阐发,直接推动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湖北在1953年底进入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总体来看,从1953年9月到1955年10月,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独具湖北特色并在全国发挥了典型示范作用。1955年10月后,湖北跟随全国进入公私合营的高潮,至1956年2月迅速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进程中也出现了与全国一样的“改造过急”,“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的弊端。深入探讨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与经验,总结其教训,有利于从整体上正确评价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事件。

一、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方针和简要历程

(一)湖北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方针的确立

建国初期的湖北,倍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在毛泽东、李维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下推进的。1953年春,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由李维汉部长率领,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这次调查以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中心,深入考察了建国后头3年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总结了工业方面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并据此形成了向中央和毛泽东报送的《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初步提出了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改造的意见。1953年2月16日,毛泽东解放后第一次来湖北武汉视察,就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一系列思想进行了阐发。

1953年9月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后,湖北根据总路线和毛泽东在湖北讲话的有关精神,在1953年召开了中共湖北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专门研究了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1954年1月出台了《湖北省委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向中南局的报告》,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方针。

1.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基本策略是“插”和“挤”。

李先念在中共湖北省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欧美资产阶级相同的地方是其本质都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要求。革命胜利以后,他们承认并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资产阶级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采取和平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逐步改造的政策。这种政策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是“插”和“挤”而不是没收。所谓“插”,就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如合资经营,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等。所谓“挤”,就是要淘汰一部分,如粮商是非挤掉个可的[1]163。

2.注意区分小商小贩和商业资本家。

湖北省副省长张体学在《省市场工作紧急会议上的总结》指出,根据阶级分析的观点,把小商小贩与商业资本家区别开来是对的,明确小贩是半无产阶级,小商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是可以和工人、农民合作的,这是正确的与必要的。但如果因此就放松了对小商小贩的管理,对他们的投机性与破坏性丧失警惕,放任不管,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严格管理防止其投机倒把,但从小商小贩是劳动人民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必须强调以负责精神加强团结教育和改造,勿使流离失所。另一方面,不仅对小商小贩的生活安排,必须是负责的,对商业资本家生活适当安排,亦必须是同样采取负责精神的[2]302。

3.针对商业和工业提出具体方针。

商业方面的改造,主要采取在现有的基础上,巩固既得阵地,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继续稳步前进;对现有的大批发商,排除大部,对中、小批发商则有条件地维持,对零售商,在“挤得了,收得了,他转得了”的原则下,逐步排挤,但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有区别地对待;将全省市场大致分为六类,分别按不同的政策进行处理。

工业方面的改造主要是整顿现有公私合营企业,总结过去对私营工业加工订货的经验,将全部私营工业进行排队,按照我们的需要,有计划地扩大加工订货,争取在4年之内,把大部我们所需要的私营工业,通过加工订货等形式,有计划地逐步地组织他们公私合营[3]182-184。

(二)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程

1.初始阶段,稳步前进。

1953年9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4]。同年10月,湖北省委召开了学习贯彻总路线为核心的第三次党代会,成立了以张体学为书记的工商业工作委员会,对这方面的工作,保持政策与步骤的统一,有计划,有准备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并提出4年内基本完成全省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1953年底到1955年12月,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平稳进行,亦贯彻了“稳步前进”、“自愿互利”和“劳资两利”的方针,改造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当时的湖北省委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不应该单纯从公股的比例多少,增长快慢上做文章,应该是从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和资本家的改造成绩上去考虑。在企业的生产上,必须贯彻中央“改革经营管理,节约原材料,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方针。

2.高潮阶段,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规划。会议决定:资本主义工商业按照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即在1956年和1957年,争取达到90%左右,并且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争取逐步地使公私合营企业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

湖北省全力贯彻中央决议,加快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1955年12月9日省委统战部邀请省工商联执监委员举行了招待会,反复分析形势,说明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也针对私营工商业者思想反映回答了一些具体问题,对全省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武汉市还于1955年12月初作出规划:“在1956年和1957年内,全市私营工业将分批纳入以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主要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近两年内,现有的400多家私营工厂将全部经过改组实行公私合营,其中大部分将在1956年内实行公私合营。”[5]1955年12月12日到22日,中共湖北省委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会议制定出全省对私营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主要是推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一个以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主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迅速到来了。

1956年1月16日起,《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开始大篇幅报道全国各地进入改造高潮的情况,使得湖北“向北京看齐,向社会主义跃进”成为一时的潮流[6],争取“坐第一趟列车到社会主义”成为时尚。武汉市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先进入高潮。1956年1月17日,电池、织布、制线、针织、染绸、土染、合沙、建材、帆布等几个行业的私营工业首先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1月,全市私营工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随后,黄石、沙市、宜昌、孝感也开始出现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到1956年底,全省私营工商业都纳入了社会主义改造轨道。其中私营工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或直接转入国营,到年底形成公私合营工业企业624户,职工人数62 702人,总产值5.3亿元;公私合营商业(包括饮食、服务业)达18 793户,职工人数40 455人,公私合营及合作商店、小组的商品零售总额达5.4亿元[3]29。就这样湖北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省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为湖北国民经济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

二、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特点

历时3年的湖北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湖北的经济结构,奠定了湖北工业化的基础和走向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改造过程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人的改造

湖北根据中央规定的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方针,加强了对私商改造的思想政治工作。第一,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把小商小贩和商业资本家区别开来。毛泽东将小贩列为半无产阶级,将小商列为小资产阶级。“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小商人,“他们一般不雇店员或者只雇少数店员,开设小规模的商店”[7]。因此,对他们改造,应强调思想教育,强调妥善安排,有领导地有计划地引向合作化道路[8]5。第二,在从经济上改造私商的同时(使其逐步纳入国家商业计划的轨道,并逐步改变其资本主义所有制),必须加强对私商的思想作风改造工作。湖北省委认为,从思想上改造私商,是对私商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没有对私商的思想作风改造,仅有对私商经济方面的改造,要完成改造私商的任务是不可能的。至于广大的零售小商小贩,绝大部分是劳动谋生的,是同工人、农民可以合作的小资产阶级或劳动人民,对他们更应注意加强思想教育工作,但同时当然也要经常警惕私商随时可以发牛的投机违法行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管市场工作人员,应尽可能定期地结合具体情况,针对他们思想动态,加强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宣传教育。

(二)根据省情对私商改造采取多种形式

1.采取“带”、“并”、“迁”、“转”、“淘”等多种改造形式。

1955年12月22日,时任湖北省省长的张体学同志在省党代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提纲中要求各地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因地因业制宜,制定全面规划。省政府要求:对私营工业,采取“带”、“并”、“迁”、“转”、“淘”等办法,对私商改造要采取多种形式,同时要注意区分小商小贩和资本家。全省雇请两人以上的私营商户(不包括饮食业及服务业),只有1 838户(其中武汉1 035户),不到纯商户2%,绝大部分是夫妻店及小商小贩。全部私商户中,资本家所有约占10%左右,小商小贩60%左右,季节性摊贩及孤寡老弱商贩约各占10%~15%左右。对此,必须依据实际情况,因行业因商户制宜,采用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小组)、代购、代销、经销、自购自销兼代购代销等多种形式,不强求划一。这几种形式大体是两头小,中间大。将改造户作为100,估计公私合营户约20%左右,合作商店(小组)约50%~60%,其他形式约20%左右。这些做法有效地避免了改造过程中的过“左”行为[3]233。

2.承认个体经济存在的合理性。

湖北的改造还表现在事实上对个体经济存在的认可。当时的湖北省委提出,熟食业、复制业、照相、旅栈等服务性行业,以及其他许多不好归口的小行业和小商贩等,大部分是社会需要的,而在当时,政府是不能代替的。他们的货源或原料已为国家控制,可以按计划分配,亦可对他们加强价格管理,这类行业在性质上已有某种程度的改变,或多或少带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因而对这些行业应当是采取维持的办法,而且这种维持的办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亦不会改变。政府的工作应当是加强领导和促使其改善经营管理,防止其投机行为,而不应当将他们加以排除。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也体现了湖北省委的这一务实倾向。湖北省委提出,小商小贩的存在,可以扩大销货,供应农村,组织小商品收购,使农村买卖便利,并可减少失业现象,是安排农村市场改造小商小贩的一个有效办法。不固定的流动小商贩,在农村初级市场约占私商从业人数的10%左右,应该加以适当组织领导与管理,划定一定经营范围,允许跨区经营。鼓励经营商品品种多种多样,发挥其作用,以满足农民多方面的需要。

(三)围绕湖北生产力的发展推进改造工作

1.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

在建国初期,如何对待民族资本主义问题上,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兼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长的李先念用“瞪”和“拍”作了形象而生动地说明,“当他不老实的时候,就要瞪着眼看它一下,让它安分些;当它消极的时候,就要拍拍它的肩膀,使它积极起来”,他认为在当时的国情下,应该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中国的经济还很落后,还不能完全取消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当前最主要的,是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利用资产阶级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9]。

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后,李先念1953年10月20日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目的》一文中说:“我们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本的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应该为此目的而努力奋斗。”[1]157这一思想是忠实贯彻“一化三改”总路线的最好体现,湖北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总体上坚持了这一思想。

2.把促进生产力发展放在首位。

湖北省在改造进入高潮之前,总体上能正确领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注重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积极因素为发展生产力服务。《湖北日报》曾发表《保持私营企业原有好的经营管理制度》的文章,认为私营企业“有一套完整的责任制和联系制度”,而公私合营企业则实行“实物负责”制,与前者相比,明显缺少责任界限的划分,应该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10]。《湖北日报》还发表了署名亦群的“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反对平均主义思想”的文章,认为平均主义是“妨碍生产发展的反动思想”[11]。虽然表述不是很准确,但反映了湖北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务实精神。

湖北省第三次党代会在明确湖北改造的方针时也强调,“要使各种经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此就要统一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并相适应地发展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和交通事业,要发展地方工业与手工业以补国家轻工业生产之不足。要大力发展农业,以供应城市、工业以足够的粮食和原料,只有有了强大的工业和社会主义经济力量作后盾,才能实现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也才能保证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保证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3]174。通过改造发展生产力,建立湖北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是湖北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指导思想。

(四)辩证地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

湖北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大部分时间内能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工商业。李先念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在1954年《更好地贯彻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一文中深刻地阐发了这一思想,他说,“就我们的工作来说应根据主客观情况,正确地贯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摆好公私关系。摆好公私关系的主要原则是,一方面要在增长社会主义经济比重和巩固对市场领导作用的前提下,扩大物资交流调剂供求,稳定物价,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利用现有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一面,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并且使其有利可得,能够适当地扩大生产经营。我们对资产阶级不仅改造他们的企业而且也要改造人。如果只是‘挤得掉,而‘用不上,是不算本领的。只看到资产阶级坏的一面,看不到资产阶级在目前一定时期内仍能起积极作用的一面,是不全面的。还须看到,私营商业中还有为数很大的小商贩,而依靠私营工商业谋求生活的人更是数以百万计,再加上城市和农村的手工作坊和家庭副业,牵涉到的人就更多。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采取稳妥政策,而采取急于求成的粗暴政策,就不仅不能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而且势必使依靠私营工商业谋生的人们的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须知这些人的生活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是国家所能包得了的。因此,我们不应背起过多的和暂时不必背的包袱,而应允许私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经营占一定的比重(主要是零售,包括代销在内),这对人民是有利的”[1]160。

(五)注意及时纠正偏差

1.纠正过“左”行为。

在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一度出现了一些过“左”行为,但当时的湖北省委能及时洞察并纠正工作中的偏差。如崇阳县税务局未经县委讨论,封闭全县油榨坊事件,县委发现后立即下令停止。地委也会同专署责成祟阳县委县政府彻查责任,并予以严格处理,以教育全党。鄂南由于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和税收工作的单纯任务观点,出现了侵犯工商业及广大群众利益的严重事件,破坏了党的政策的正常实施。对此,湖北省委及时发现并作出了组织处理,1954年6月湖北省委发出《关于祟阳、宋埠等地违犯工商业政策的通报》,对上述错误的做法进行了全省通报批评[3]193。

2.反对大合大并。

即使在改造进入高潮时,当时和湖北省委仍然保持着清醒头脑。1956年3月15日,湖北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改造工作的指示》指出,在运动胜利前进中,局部地区的部分行业特别是小行业,发生盲目过渡,大合大并和铺张浪费等现象。由于大合大并,轻率地改变原有的经营制度,过去私营商业的一些便利群众的经营方法和习惯改变了,原来由他们自购自销为群众日常所需的小商品减少了,引起不少的群众不满。由于比较普遍地实行了固定工资制,而仓促评定的工资又不尽合理,挫伤了他们的经营积极性。特别是有些小商小贩,在实行集中经营、固定工资后,由于家庭附属劳动不能参加经营,收入减少,家大口阔的甚至不能维持。

因此湖北省委要求,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斗争。李先念同志在讲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也说,“积极、急躁是两回事,能搞国家资本主义者,应积极去搞,但也要防止急躁,不能不加区别地一步搞起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8]12。

三、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局限性

(一)在改造的过程中步骤过急,工作过粗

对于三大改造,中共中央原计划15年完成。1955年中央召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会议,又设想要在1957年底前全面规划,分期分批地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已经比原来的计划提前了,但农业合作化高潮一来,割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没有出路,只好实行公私合营。这样就出现了步子过急,工作过粗的问题,忽视了逐步过渡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特点和优势,结果一轰而上,把大量并无雇佣剥削的“三小人员”(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划为资产阶级。有的私商说,“市场情况乱纷纷,商人情绪欲断魂。借问过渡那里走,人人都说到农村”。 于是私商改造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导致供应普遍紧张,靠市场安排又不能有效解决问题。 这种混乱还给社会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如农村脱销,国营积压,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均产生不同程度的不满情绪;不少地方的私商户数人员资金急剧减少,工商业主赔本垮台导致的失业现象和城镇贫民的失业与半失业现象增加幅度较大,私商以大化小。抽资逃税,投机倒把,抬价压价等反限制的行为十分严重,致使城乡流通受到阻塞[2]303。这类现象在全国均较为普遍,湖北也不例外。

(二)部分小商小贩的生存未受到关注

在改造高潮到来后,湖北原先坚持的注意区分小商小贩的方针也未得到很好的贯彻,盲目排斥小商小贩的现象时有发生,直接影响了这部分人的生计。如老河口联营商店(五户)资金146元全部吃光了,散了伙,还欠银行的贷款20元未还。襄阳县黄龙区小商贩刘××因赚不到钱,每天吃一顿饭,老婆饿跑了。孝感城关代销店董××光靠卖家具维持生活,家具卖光了,没办法,跑到专署找专员要求安排。襄阳县段庙区有18户没有营业执照的黑户(粮食统购以后被排挤出去的),因营收收入少,主要依靠卖家具、投亲戚、讨饭等办法过活。更严重的是有的地方甚至还有自杀事件发生。据荆州、襄阳、孝感等三个专区反映,有12人自杀,其中有9人是因为安排不当,生活有困难而造成的[3]303-305。

(三)宁“左”勿右的思维习惯影响了改造方针的贯彻

部分干部在改造政策的认识上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维惯性。他们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市场情况和小商贩的经营情况认识不足,怕安排了小商贩 “发展了资本主义”,“怕自己的零售计划完不成”,怕别人说“立场不稳”,“思想右倾”,因而对私商业主在货源、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不合理的干涉和限制。值得指出的是,纵使发生了上述种种错误的倾向,当时的湖北省委能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坚持调查研究,及时地了解情况。上述问题出现后,省委及时掌握了动态,1954年11月26日,湖北省召开市场工作紧急会议,省长张体学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及时纠正了所存在的问题,防止了偏差的进一步扩大。

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程,折射出建国初期湖北领导人结合省情贯彻党的方针的决心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其功绩是主要的,虽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和偏差,但是能够勇于在探索中及时纠正出现的问题。今天,湖北和全国一样,正步入快速发展时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建国初期的湖北经验及其教训,对于湖北贯彻实施中央提出的“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推动湖北1+8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先念.李先念文选(1935-1988)[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张体学.关于当前市场工作问题[Z].湖北省档案馆(SZ34-18),1954.

[3]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湖北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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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武汉市委.关于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在1956年元月20日以前全部完成公私合营的意见[N].湖北日报,1955-12-04(1).

[6]范苓.敲锣打鼓齐欢笑[N].湖北日报,1956-0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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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先念.先念同志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报告[Z].湖北省档案馆(SZ34-18),1953.

[9]曾成贵.建国初期李先念的政治思想[M]∥中共党史论谈.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10]湖北省对私改造办公室.保持私营企业原有好的经营管理制度[N].湖北日报,1956-03-01(2).

[11]亦群.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反对平均主义思想[N].湖北日报,1956-04-06(3).

机会主义、资本和艺术 篇12

关键词：列宁,毛泽东,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基础,实践结果

一、列宁与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比较

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与毛泽东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既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 也有各自特色性的理论作铺垫, 两者理论基础同中有异。

(一) 相同的理论基础

1. 过渡时期理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科学预见: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后必然要经历一个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 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 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基于俄国是一个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了苏联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 并于1923年春提出了相应的新经济政策。而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使得毛泽东选择的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列宁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认识。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更先进、更合理、更能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社会形态。由于资本主义已经与社会主义共同存在于一个地球之上, 它们之间必然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主义的种种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的母体中孕育的, 社会主义的发展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离不开旧时代创造的物质关系和社会关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联系在一起。批判继承资本主义时代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文明成果, 利用资本主义的高科技和泰罗制等科学管理办法, 是社会主义发展需要解决的课题。尽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是对立的, 但并不妨碍两者各自在经济发展中遵循必然的共同规律。两者都共同遵守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数量比例规律, 都需要掌握市场, 肯定商品货币价值。尤其在市场运行机制中, 调控手段、经营管理方式的竞争, 要求无产阶级必须学会对资本的经营, 要有驾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本领。为了摆脱贫困, 改善生活, 必须研究贸易市场, 做好商业工作, 领导好经济工作, 只有这样, 才能和资本主义竞争, 经受得住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风险考验。1922年3月列宁在苏共 (布)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上, 要求全党要提高对国家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辨别力, 要明确无产阶级领导的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是毛泽东等人提出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

在中国, 张闻天最早提出“国家资本主义”。基于1948年在中国东北已经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 张闻天专门起草报告《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 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形式是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毛泽东阅读了他的提纲, 并将之作为全国已经解放地区的指导方针。刘少奇也在建国前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的方针进行思考, 他在论述国家资本主义时指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很少, 但可能在一个颇大程度上去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营经济的助手。”[1]李维汉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了相关的理论探索。1953年5月2日, 李维汉在《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给中央并主席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 (其中一部分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 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 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2]后经修改后重新上报, 题为《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李维汉的报告使毛泽东深受启发, 他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1953年9月7日, 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 更加坚定地强调: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由之路”。[3]

2. 学习资本主义及“和平过渡”的思想

对于如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革命的方式, 另一种是和平过渡的方式。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实际决定采取何种方式消灭资本主义。用和平赎买的办法不仅减少了社会的动荡, 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最便宜的事情”。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对落后国家如何不经过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图景, 但前提是要积极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 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没成熟之前, 是决不会出现的。”[4]列宁和毛泽东在继承马恩的“赎买”的思想基础上分别对此作了新的发展,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赎买”理论。

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

毛泽东等人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原理, 在利润分配原则上提出了“四马分肥”的观点。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原理, w=c+v+m, 即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 能获得全部的剩余价值 (m) , 但在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 新生产的价值尽管仍然可以分为可变资本 (v) 和剩余价值 (m) 两部分, 但是剩余价值并不归资本家所独有, 而是要进行二次分配。第一次新生产的价值是由工人的的工资、私人和国营企业的利润两部分组成;第二次将企业利润进行再分配, 即分为国家税收、资本家的股息和红利、工人的奖金和福利、企业的公积金,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四马分肥”。毛泽东对此有精辟的分析:“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的利润, 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 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 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 (福利费) 为国家 (所得税) 及为扩大生产设备 (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 。”因此, 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 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5]

(四) 不同的理论基础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根据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 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但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基础上, 马克思明确指出:落后的农业国家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 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成果和文化遗产。结合马列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 以及中国的实际, 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 而限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在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 要经过一个过渡时期, 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 其经济类型是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领导的, 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在这个过渡性质的社会中, 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并存, 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发展、壮大, 资本主义因素逐渐缩小, 并最终为社会主义因素所取代。因此, 需要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 以便发展经济, 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同时, 对资本主义经济要做一些限制, 不能任其自由发展, 以便时机成熟时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 由此确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方针。

2. 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思想

毛泽东还吸收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节制资本”的思想, 提出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的政策。1940年, 他说:“中国的经济, 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 绝不能使‘少数人所得而私’, 绝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6]在党的七大上,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资本主义的作用, 认为这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

二、比较列宁与毛泽东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实践结果

(一) 比较列宁与毛泽东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取得的成绩

1. 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在苏联取得的成绩

列宁提出, 在俄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要借助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 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来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一思想是对马恩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大发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提出是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一次根本性的体制变革。这一变革迅速恢复和发展了俄国的经济, 从1921年到1923年, 俄国的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41.4%, 谷物收获量从1921年的22.13%亿普特达到1923年的34.55亿普特, 增长了56%, 工农业迅速恢复和发展,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 有效地巩固了工农联盟, 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摆脱了危机。列宁认为, 新经济政策是振兴国民经济的根本, 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

2. 毛泽东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取得的成绩

根据毛泽东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 中国在建国初期建立起来了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五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 并使得私营工商业走出困境, 恢复了生机和活力, 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经过“三反”“五反”运动, 国家开始有力地控制私营工商业, 为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1952年私营工商业的比重从1949年的63.3%下降到1952年的39%, 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到1956年底, 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 私营工商业户数的88%实现了公私合营, 标志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后期存在着速度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

(二) 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结果有所不同

1. 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在实践上中断

到1921年春, 在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实施中, 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 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同商业和市场的作用联系起来。国营企业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和农民进行买卖, 这种不平等的买卖关系损害了农民们的利益。到1921年秋天, 农民宁愿和私人商贩做买卖而不愿和国营企业做买卖。这已经表明了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失败。

和平赎买的方法列宁也试图在苏联实行, 但由于资本家的不配合, 他的这一方案最终没有能在苏联成功实施。列宁所倡导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 作为提高生产的手段和方法, 最终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由于各种原因, 没有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也没能有效的实施。

列宁去世后, 苏联国内对是否坚持新经济政策有不同的观点, 斯大林用专制的手段打压了其他的不同意见和观点, 在苏联推行他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他不认可并中止了新经济政策。

2. 毛泽东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在实践中曲折前进

在中国, 党中央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将全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转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 以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已经占据了主体地位。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变化较大, 就1956年同1952年的比较来看, 国营经济由19.1%上升到32.2%, 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 公私合营经济从0.7%上升到7.3%, 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 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零。[7]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式建立起来。

毛泽东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借助了赎买的办法, 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形式。他实施的国家资本主义虽然范围仅限于私营工商业, 但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具有两重性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两重性, 加上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共产党的坚实的合作基础, 因此民族资产阶级能积极的配合接受和平赎买, 从而使得赎买这一设想最终在中国变成了现实。

随着建国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毛泽东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变化。他批评了刘少奇等有关“确保私有财产”的说法, 认为这是右倾错误。同时他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 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8]三大改造完成以后, 所有制的单一化不能满足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的需要, 为此, 1956年12月, 毛泽东在会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出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以解决所有制过于单一的问题, 他认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之后毛泽东的思想又再度发生转变, 否认了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补充作用, 将一切资本主义的因素不加区别地进行排除, 并将一些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也进行了排除, 致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过了一段曲折而艰难的日子。

因此, 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得知, 列宁和毛泽东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有着共同的理论来源, 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同时又有着各自的理论特色, 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提出并逐渐改善的, 同时它对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形成中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实践方面, 列宁和毛泽东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都存在一定的反复, 这些反复既反映出他们在思想上的对社会主义认识不足的问题, 又体现了他们在领导本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艰难。

参考文献

[1]刘少奇选集 (上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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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毛泽东选集 (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88.

[6]毛泽东选集 (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678.

[7]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