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共12篇）

资本主义生产 篇1

《资本论》中有这样一句话,“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马克思的这句话,点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特征,即,该生产过程也就是价值增值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使用价值的创造过程、价值的形成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价值增值问题上的逻辑错误

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出现在《资本论》的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此处,马克思并未解释为什么这一特征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独有。事实上,在整个《资本论》著作中, 对这一点的论述也是稀薄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论段的内在逻辑及其错误所在。在这里, 马克思从两个思路来解释为什么该生产过程中不会有价值的增值。不过,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下面本文将对这两种解释及其错误所在进行详细分析。

1.由商品的价值不会大于商品的价值本身,得出生产过程中没有产生价值增值。马克思指出,“在流通之外”,“商品占有者能够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不能创造自行增值的价值。”自身的价值不能大于自身的价值,这一点当然是没错的,但它又能有多大的意义呢?藉此能够推导出这个生产过程或小商品生产就不会有价值增值吗?不能。如果这样来推导,那就等于是转移话题,违反了普通逻辑基本规律中的同一律。

2.由原材料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会增值,得出生产过程中没有产生价值增值。自身的价值不能大于自身的价值, 这一点不仅在这个生产过程中成立,在小商品生产中成立, 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也是成立的,怎么能说价值增值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特有的呢?不能。因此,这两种思路的解释是错误的。

方法的错误自然容易导致结论的错误。一种事物的数量是否增加,不能看它在某一时点的数值是否大于该数值本身,而要看它在某一时点的数值是否大于它在前一时点的数值。不能看原材料的价值是否发生了增值,而应看该产品的价值是否大于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耗费,用马克思的概念来讲就是所消耗的产品形成要素的价值,即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之和。

二、小商品生产中也可以存在价值增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增值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特征,是其他方式下的生产过程所不具备的。为行文方便,本文就将以马克思所的上述举例来说明在小商品生产中也存在价值增值。

1.马克思的举例同小商品生产的关系。自己进行劳动生产,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产出的东西是商品,该商品价值量衡量的内在依据是包含在该商品中的该生产者所付出的劳动量,而且该劳动量在计量时也要按“一定的社会规律” 来计量。

2.劳动力价值的因素对价值增值的影响。如果劳动力有价值,则对价值增值的分析就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只要产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之和,就存在价值增值。而如果劳动力没有有价值,则只要产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就存在价值增值,而且,这个价值增值会更大。

3.小商品生产增值的可能性。(1)理论的分析。为方便分析,现在我们假定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力价值在数量上就等于该行业一个普通雇佣工人的劳动力价值。这样,在马克思的举例或普通小商品生产中所消耗的产品形成要素及其价值就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故,小商品生产中,完全可能存在价值增值。(2)实践的比照。就现实生活的事例来看,确实有很多小商品生产者其利润不断增加,其财富不断膨胀,其规模不断扩大。例如,一家经营得当的夫妻小餐馆,它的规模在扩大,它的产品价值也就自然大于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产品形成要素的价值,也就自然存在价值增值。

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特征

1.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特征在于资本家对价值增值的无偿占有。既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特征不是价值增值,那它是什么呢?一无偿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特有的,能够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其他生产过程区别开来,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特征。

2.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特征的修正,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否定。由于劳动价值论的确立,生产过程中所产生而被资本家拿走的价值增值就成为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东西,就成为剩余价值,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特征的修正,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否定, 而是对它的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大都集中于对《资本论》闪光点的挖掘与赞美,而较少触及它的缺点与错误,从而使《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说服力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中显得渐趋苍白。殊不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有力的坚持,恰恰是对它的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 篇2

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也绝不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是资本主义自我扬弃而不断地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

根据上述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内容及其特征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个基本结论：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包含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已经具有一些社会主义特征。二、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趋势日益明显。

资本主义生产 篇3

【关键词】明清时期  萌芽  资本主义  制度

所谓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指“处在萌芽发展状态的以雇佣为主要特征的处于初始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是资本主义。明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得到发展，空前活跃繁荣，在中国封建社会肌体上开始孕育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到了清朝前期又有了较为缓慢的发展，表现为采用雇佣工的地区不断扩大，从事的手工行业领域逐渐增多，手工工场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规模也有所扩大，雇佣工的数量也在迅速的增多。但是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直到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仍然是很微弱的，始终在萌芽的发展状态徘徊，整个生产始终处于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的发展阶段，未能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阶段，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是非常微小的，在全国范围内，小农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萌牙仅仅是孕育在封建社会母体中的一个萌芽而已。分析其原因，是诸多方面的，笔者现就其做简单的分析。

首先，从生产力方面来讲，明清社会时期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已日益落伍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了。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仍停留在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上，还没有突破织耕结合的、小农经营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农业生产力仍十分落后。而乾隆时，西欧已开始使用蒸汽动力，而中国仍在使用水力动力;当西方出现16锭纺车时，我们还是单锭，而且纺织业一直停留在农家副业上，成为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绊脚石。

其次，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讲，封建生产关系严重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一般而言，资本主义模式经济的发展需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资本、自由廉价劳动者、市场、原料、技术等。明清社会时期，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在这种传统的生产关系下，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欠缺以下几个必需的发展要素。

在封建社会发展阶段，封建国家实行土地的私有制，土地是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最主要的财富，因此清代时就出现了“凡置产业，自当以土地为主，市廛次之，典与铺又次之”这样的现象。而这样的投资趋向，加固了封建经济，对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起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就使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缺乏必要的资金，妨碍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进行。

在明清时代，国家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同时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依然存在，大量的农民被限制在土地上，这就影响了剩余农业劳动力的流动，从而使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缺乏大量的自由廉价的劳动者。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极其贫困，没有能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工业产品，这就使得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缺乏必要的消费市场。

再次，从经济基础方面来讲，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仍占据统治地位，商品市场经济虽有了一些发展，但仍然是相当薄弱的，使得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十分狭窄。同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家庭手工业和小农业紧密结合，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生产发展要素难以得到释放，进而使明清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极其缓慢。

最后，封建上层建筑也严重阻碍了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上层建筑的扶植是至关重要的。如在西欧封建中世纪末期，由于种种原因，国家政权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国民进行殖民活动，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迅速发展。而在东亚的中国的明清时期，腐朽的封建国家政权恰恰是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的最大障碍。

政治上，明清时代封建国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国家推行“重本抑末”政策，设立许多关卡，对过往商品征收重税并对手工业的发展、规模实行严格限制，这种强大的统治权力有利于巩固和维护传统的封建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制度，但也严格抑制和限制和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使封建小农经济难以解体，对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不利。

思想观念上，古代传统的中国人受封建国家重本抑末政策和传统思想观念的制约和影响，一向以“耕读人家”为追求目标，歧视商人和商业，导致小农经济的固守和封建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致使中国商业的进一步发展缺乏思想动力。

文化政策上，明清时代封建国家实行严格专制的文化政策，八股取士将士人禁锢在八股文和四书五经中，文字狱使士人只能埋首故纸堆，而不敢过问政治，文化政策的专制窒息了学术空气，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很是不利于其发展的，这些都对中国科技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也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缺乏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总之，是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使中国在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上长期徘徊，而最终未能形成成熟完善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

【参考文献】

[1] 杨魁森. 哲学就是生活观[J]. 学习与探索，2004（03）.

[2] 姚大志. 什么是辩证法[J]. 社会科学战线，2003（06）.

资本主义生产 篇4

伯顿·R·克拉克在其代表作《高等教育系统———学术自治的跨国研究》一书中, 通过对多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实证比较, 辨识出该系统的三个基本要素是其内部成员工作表达和安排的方式、信念、权力。由于学术工作表达和安排方式的差异, 位于学术体系内部不同部门的成员会产生不同的规范和价值观, 这即是学术信念 ( 大学内部的价值体系) , 而权力则从工作组织及其伴随的价值体系中产生。高等教育系统是由生产知识的群体构成的学术组织, 以高深知识探究为核心是其本质特征, 围绕不同知识形成的学科和院校之间的交叉矩阵是其大学本组织格局, 也是划分学术工作的基础。可见, 知识和价值体系是理解高等教育系统的两个核心概念。如脱离高等教育系统运载的知识和价值去解读学术资本主义现象, 就会忽略相同政治经济背景下不同学科间学术资本化程度的差异, 以及不同学科共同体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态度差异, 更无法解释那些难以资本化的学科为何还有保留的价值和必要。鉴于此, 本文将从知识和价值的维度重新观照学术资本主义。

一、学术“被迫”走向“资本主义”

任何知识的产生都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 知识的资本化也是社会结构变迁的产物。20世纪后半叶, 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牵动公共事业变革, 并最终波及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 这种连锁社会反应促成了学术资本主义的产生。学术资本主义概念正是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斯利对美、英、加、澳四个英语系国家实施经济自由化改革后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总结。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上述四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并最终形成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该模式以市场自由、鼓励竞争和政府放松管制为显著特征。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 市场发育充分、生产要素自由流通是学术顺利进入市场并成功转化成资本的先决条件。因此,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生成学术资本主义的必要经济基础。

国家将高等教育推向市场的第一步就是削减高等教育拨款。20世纪80年代, 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制定了按技术革新、知识产权管理和生产服务开发等职能划拨公共经费的财政政策, 该政策改变了原有配给机制, 把高等教育经费从固定拨款转向了能使产业在全球市场中更具竞争力的特定目标[6]。在美美国国, , 11996699年年以以来来, , 联联邦邦政政府府的的经经常常性性拨拨款款占占高高等等院校总收入的份额从19. 2% 直降到12. 2%[7]。在英国, 1980年代来自政府的大学固定拨款份额也从75% 锐减至55% , 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出减少了20%[8]。同样, 在澳大利亚, 从1981年至1991年间, 政府资助从90. 1% 下降到78. 5%, 相反, 外部投资、捐赠与赞助的份额却从4. 4% 增长到7. 6%, 其他收入则从5. 5%上升到8. 1%[9]。可见, 高校可得到的非限制性公共经费越来越少, 这使高等教育系统出现了资源依赖性危机。由资源依赖原理可知, 一个组织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要想办法减少对提供关键资源的另一个组织的依赖程度, 并且寻求能够掌握获取这些关键资源的方法。政府通过调整财政政策, 使高等教育的固定拨款减少, 其资助来源更趋多样化。为此, 高校及其教学科研人员不得不向外部寻求新的替代性资源, 以稳定自身生存环境。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斯利的研究聚焦于公立研究型大学, 因为这些大学对政府拨款的依赖性较大, 当政府拨款减少后, 它们能灵敏而强烈地感受到资源紧缺的压力, 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在公立研究型大学内部, 越来越少的资金被用于教学, 越来越多的资金被投入应用性研究及其它能赢得外部资金的活动, 越来越多的教学科研人员被卷入市场活动[10]。所以, 政府改变对高等教育的期望而减少对其固定的资助份额, 是高校内部实施学术资本化变革的根本诱因。

学术资本主义的现实特征是高等教育不断的市场化, 它促使大学、政府与市场之间逐渐生成新型互动模式, 同时将强调竞争、效率的市场文化引入高等教育系统, 对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核心的经典大学理念提出挑战, 最终导致传统学术标准及科研价值体系的解构与重构。

二、学术资本主义与传统学术信念交互共存

基于不同的运行逻辑, 学术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原本不搭界的概念组构成的新概念, 其自身隐含着互离相斥的矛盾: 市场导向的价值体系与学术导向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对立。这种矛盾使高校科研人员既对学术导向的价值体系产生质疑, 又对学术资本主义造成的影响产生忧虑。

传统知识成果标准和大学价值体系是学术导向型的。所谓学术导向就是, 强调高等教育应以增进人类科学文化知识和进行高深学问探究为宗旨, 崇尚为学术而学术, 其实质是一种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的教育价值观[11]。按照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 知识探究活动应遵从知识本身的逻辑, 它始于“闲逸的好奇心”, “探索深奥的实际知识是学术事业不证自明的目的”, 如果大学不能避免“政治化”倾向, 学术就会贬值。因此, 为保证知识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学术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 而不受制于任何外界压力, 诸如教会、政府、经济集团等势力[12]。美国教育家赫钦斯也曾把经济利益或者大学愿意承担外部社会机构付钱的任务看做是学术弊端的根源[13]。

基于学术导向的科研活动遵从研究者的个人旨趣; 强调知识成果公开化; 注重广泛的社会效益。市场导向的科研活动则相反, 市场导向就是引入市场机制 ( 策略) 来经营和管理高等教育。基于市场导向的价值体系, 强调智力成果私有化, 注重经济收益最大化; 市场导向下的技术和产品研发过程更忠于实用; 出于占领更多市场份额的利益考虑, 市场导向下的研发成果需要被垄断, 相关科研人员应保守商业秘密。随着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 吸引和获取外部资金成为高校学术工作的重要目标, 市场导向的价值体系日趋上扬。那些能够成功吸引和获取外部资金的院系及其科研人员, 其地位逐渐上升, 其对学校事务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 而纯粹学术研究的权重正在下降, 那些从事基础性教研的院系及其科研人员受到冷落。为此, 很多高校科研人员担心市场导向会逐渐侵蚀一切学术活动, 从而彻底颠覆学术界的传统价值观, 最终导致科研人员失去追求真理的基本信念。所以, 他们拒斥学术资本主义, 渴望回到过去。

学术资本主义固然使市场准则在评估某项科研成果时具有了特定作用, 但追求真理的学术准则仍是确保科研质量的价值底线。在市场导向的价值观不断被强化的情势下, 认同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科学共同体等传统范式以及专业领域内的知识贡献, 仍被视为从事科研的价值基础。高校内的大多数科研工作者表示, 即使成功创收能够使个人扬名, 抬高自身在学术界的地位, 传统学术信念仍是他们职业发展中最重要的激励因素, 如果不能研究在智力上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不能在一定程度上追随自己的研究兴趣, 他们就无法感到工作的意义, 也就违背了他们选择在大学工作的初衷。他们的这种信念折射出高校科研活动的生命力和方向[14]。可见, 进入市场并不意味着科研人员愿意放弃传统的学术信念, 他们追求真理的热情不会被学术资本主义湮灭, 这种热情仍然是高校科研发展的基本动力。在高等教育领域, 学术导向和市场导向的两种价值体系交互共存已成趋势。当然, 两者之间要达到和谐状态还需要继续磨合, 但从长远来看, 学术资本主义是消融象牙塔与社会之间壁垒的一种积极形式。

三、学术资本主义时代的知识生产

学术资本主义在重构高等教育价值体系的同时, 也必然改变其知识生产模式, 因为, 信念与知识在大学场域内是一对“双生子”, 一定的知识水平会派生一定层次的信念, 而信念向标又会引导认知活动的方向。

1.“沉思的知识”趋向终结

创造和传播专门化的高深知识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大学学术工作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然而, 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 西方学者发现, 大学的知识功能正在被削弱, 大学不再是社会唯一甚至主要的知识来源, 按照知识社会的构架, 在任何地方, 知识都可以被生产出来。大学自身也不再仅对外部世界作出回应, 而是融于外部世界之中, 正如伯顿·R·克拉克提出的创业型大学, 它通过出售知识服务, 带来学术资本主义[15]。面对大学遭遇的新情况, 西方学者又把知识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沉思的知识 ( Contemplative knowledge) , 一种是表演的知识 ( Performative knowledge) 。沉思的知识力图描述世界、呈现世界, 使人趋于理性, 而表演的知识则力图“赚取或吸引资金”[16]。大学曾是沉思性知识备受珍视的场所, 而今, 大学却要通过成为创业型大学, 把知识成果以学术资本主义的方式上市推销才能确保它的未来, 在这个过程中, 知识在本质上成为表演性的 ( Performative) , 失去了它应有的启发力, 因此, “我们正在见证高等教育领域的知识终结”[17]。

上述观点充分表达了部分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后果的悲观忧思, 但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如Ron- ald Barnettr, 他认为, 大学在过去因知识创造而独享社会高位的时代终结了, 但是大学并没有终结, 更富挑战性的新型社会角色正向大学敞开, 那些新兴知识形式可能会因大学的广泛介入而被淡化功利色彩, 因为大学不可能放弃探究真理的基本职责[18]。这种职责是塑造个人成长、引领社会启蒙运动以及提升人类批判能力的主要文化力量[19]。

2. 学术资本主义加速知识更新和成果转化

既然学术资本主义兴起之后, “沉思的知识”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 大学作为这种知识的主要贡献者, 其知识生产的职责自然也是不可替代的, 但学术资本主义改变了这种知识的生产方式。

关于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 美国学者D·普赖斯指出, 随着社会发展, 大学内部知识生产已经由小科学时代向大科学时代转变。在小科学时代, 科研人员主要凭借个人兴趣爱好与特殊技艺进行知识生产; 在大科学时代, 科研人员围绕一个总目标通过团体协作进行知识生产, 它往往是跨学科、跨单位甚至是跨地区和国家的。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等人指出, 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生产方式从模式1向模式2变迁。所谓模式1是指牛顿开创自然科学的体系化建设以来专业分科形式的知识生产; 模式2则指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超越学科界限的综合性知识生产。普赖斯提出的小科学模式与吉本斯等人提出的模式1分别从不同侧面概括了“沉思型知识”的生产特征, 联系其产生的实用性后果, 则呈现出从知识生产到知识应用再到知识开发的线性过程。

上述线性过程被学术资本主义打破。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 各工业化国家都希望自身能够在国际市场中更具竞争力, 为此, 这些国家的政府开始积极支持研究型大学为本国企业进行商业性研发。在美国, 曾被视为基础性科研堡垒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展出产学合作研究中心。英国也出现了涉及院校———产业———政府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澳大利亚效仿英美建立了合作研究中心; 加拿大则利用企业对大学和国家研究委员会的科研捐助, 建立了大学———产业———政府的伙伴关系[20]。各国政府、企业借控制大学外部的资金来源, 促使大学教研人员的学术工作转化为可盈利性资本, 即实现了学术资本化。政府、产业、大学三者联袂, 推进了产学研一体化。从此, 知识生产、应用、研发不再是一个线性的引动过程, 而是多维互动的非线性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传统线性链条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产出新的知识, 新知识又以交互方式牵动其它环节, 这样一来, 知识更新过程提速, 知识成果转化周期缩短。从线性模式到非线性模式, 虽然学术资本主义强化了市场在验证研发成果的社会价值中所起的作用, 但高校科研人员的知识操作依然存在共性, 只是他们发现、保存、提炼、传授和应用知识的工作组合形式趋向多样化了而已, 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 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及其方法的社会机构[21]。

3. 学术资本化程度取决于知识与市场的距离

大学能保持其创生高深知识的社会身份, 还在于学术资本主义无法给大学知识生产方式带来整体性变革, 因为, 高等教育系统由多种多样非均质发展的“小世界”和“学术部落”组成, 它们拥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研究范式和承启未来工作方向的历史路径[22]。知识生产活动就扎根于这些“小世界”和“学术部落”。英国学者托尼·比彻按照知识的特性, 把这些学术部落划归为四个领域: 纯硬科学 ( 如物理学、数学) 、纯软科学 ( 如人类学、历史学、哲学) 、应用硬科学 ( 如临床医学、机械工程学) 和应用软科学 ( 如教育学、法学、行政管理学) [23]。围绕这四个学术领域组建的校、院、系, 其学术资本化程度要视各自距离市场的远近程度而定。本文接下来将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运动的边缘国家中选取一个典型大学来阐释这个论断。

芬兰坦佩雷大学历史系是一个传统基础性教学研究单位, 按托尼·比彻的知识分类, 历史学科属于纯软科学, 该系的创业性导向不强, 其科研活动也几乎全部局限于传统学术范畴。该校物理系的表面科学与半导体技术实验室则与历史系形成鲜明对照, 它更像一个准公司[24]。该实验室与商业产品研发关系密切, 其承载的专业知识技能属于应用硬科学。1998年该实验室预算资金将近230万欧元, 占总经费开支的73%, 其中130多万欧元来自于企业合作和下属两个衍生公司的盈利[25]。在这个实验室里, 高级研究员与初级研究员、教授与学生之间普遍呈现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老板与雇工的关系特征。

在坦佩雷大学内, 表面科学与半导体技术实验室与历史系的学术资本化程度呈现出两极分化, 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两个学术部落分属两个相去甚远的知识领域, 前者属于应用硬科学领域, 后者属于纯软科学领域。应用硬科学强调实用性、注重与器物环境的关联, 它以目的性和功能性为主要判断标准, 其知识更新周期短, 其研究成果形式为产品或技术, 它们可直接进入市场流通或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此类知识技能的探究、生产和应用过程为项目———协作的方式, 此类重大科研项目的完成, 必须集体协作攻关。应用硬科学与市场结合最为密切, 也最受商界青睐, 因此, 其学术活动更容易与商界运行规则建立链接, 并发展广泛的合作关系。在这种科研领域, 商业产品上的技术突破被看做成功的标志, 而创办衍生公司则被视为达到了成功的顶峰[26]。历史学则属于纯软科学, 纯软科学主要考察人类整体层面上的问题, 它易受个体主观价值取向和感受的影响, 其知识的确认标准和知识的新旧标准较多, 在求解问题的策略上也存在较多分歧, 这种知识更新周期长, 其成果形式是对某种现象的解释或鉴赏。纯软科学的探究和生产过程为经验———个体的方式。此类知识与市场特有的大众受用、经济利益最大化、快速更新和规格统一等检验标准格格不入, 因而, 此类知识距离市场最远。托尼·比彻概括的四类知识因各具不同特征, 其资本化能力也大小殊异。显然, 学术资本主义并不能对每个学科和院系都产生同等程度的影响, 决定其影响力的是学科知识与市场之间的距离。

资本主义生产 篇5

一、价值生产主要投入以下五种要素

１、资本

２、土地

３、劳动

４、技术

５、信息

其中土地经常被资本化，如股东经常将土地折合成资本投资到企业中，同理其它形式的资产如房子也常常被资本化，因此资本、土地等要素统称为生产资料。

其中劳动、技术、信息提供者涵盖了除资本提供者以外的所有价值生产者，因此劳动、技术、信息等要素统称为生产力。

生产力（劳动、技术、信息）对生产资料（资本、土地）的占用和支配关系统称为生产关系。

二、企业中创造价值的层阶主要分为以下五个

１、资本创造价值阶层（生产资料的提供者）――――――主要负责提供生产资料

资本家、老板、投资人、投行、风险投资（ＶＣ）、私募股权投资（ＰＥ）、有限合伙人（LP）、普通合伙人（ＧＰ）、房东、拥有土地的部门或私人等

２、管理创造价值阶层（生产力的提供者之一）――――――主要负责组织、管理生产行为 高管(首席执行官CEO、首席运营官COO、首席财务官CFO、首席营销官CMO、首席技术官CTO、首席信息官CIO)、普通合伙人（ＧＰ）、生产部门主管、销售部门主管、人力部门主管、财务部门主管、项目经理等

３、生产创造价值阶层（生产力的提供者之二）――――――主要负责研发、生产商品及对外提供服务

生产主管、工人、项目经理、工程师、技师、科研人员等

４、营销创造价值阶层（生产力的提供者之三）――――――主要负责商品销售、品牌建设 销售主管、销售人员、客户经理、营销支持人员、广告策划人员、产品推广人员等

５、运营创造价值阶层（生产力的提供者之四）――――――主要负责企业内部运营、为其他阶层提供支持（即对内提供服务）

人力部门主管、财务部门主管、人力资源师、会计师、培训师、安保人员等

五类层阶的人员经常存在交叉（交集），如生产主管可能既组织协调生产活动又参与到具体的核心生产过程当中。甚至生产资料的提供者同时又是生产力的提供者，始普通合伙人既提供资本又参与公司管理。

三、微笑曲线与人力资本

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振荣提出的微笑曲线指研发环节和营销环节比生产环节的利润更丰厚，从业人员的薪资也相对更高。微笑曲线其实是人力资本做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价值体现。人力资本是指对资本投入到劳动力本身所形成的新的价值生产要素，即生产要素间相互作用形成新的生产要素。比如对人员的培训、教育等。人力资本可简单理解为劳动力不同质或劳动力质量的提升。

塑造基于产业链的智力资本生产者 篇6

产业链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产业环节的链，即生产、加工、销售等产业链条；其次是产业要素的链，也就是资金、人力、土地产业要素的链接；然后是产业发展的智力支持链，包括科技、创意、策划等；最后是产业与周围环境的链，即产业与其发展环境的链接。职业院校拥有明显的科技优势和人才优势，企业通过与职业院校联合，携手合作，优势互补，可以增强企业的技术开发、技术创新能力，增强综合竞争能力。学校与企业必须有近距离乃至零距离的相互渗透，实现基于产业链的无缝结合。

首先，区县职业学校建立融入当地产业链的理念。对于区县职业学校来讲，树立正确的办学理念是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先导，因此必须突破原有的思想禁锢和思维定式，将校企合作放到一个新的高度去加以认识和理解。职业是职业教育存在的源头，职业的诉求连接着企业的职业岗位，这是校企合作功能定位的基础。职业学校要建立为用户服务的理念和强烈的使命感，在自身功能定位上为企业发展担负起应尽责任，保证教育行为与企业的需求不错位，主动融入企业发展的产业价值链，进而确立职业学校在整个产业链中的新定位。

其次，区县职业学校要形成与产业链相适应的校企合作机制。校企合作使企业的技术创新与职业院校的科学创新相统一，这种统一正是建立在产业链基础之上。基于产业链的校企合作使企业在合作中获得符合企业要求且具有创新性的关键技术，对职业院校产生的效益就更为明显：通过拓宽办学视野，从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出发，面向企业、行业，面向学生的需求和可持续发展，建立适应产业链发展的教学体系、人才体系和发展体系，办出真正高质量的职业教育，进而吸引政府和企业的关注，造就职业学校在区域内的独特地位。

最后，区县职教学校要培养适应产业链发展的优秀人才。学校职业教育旨在培养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技术应用性人才，这一培养目标决定了职业教育应按照当地产业链各个环节的职业岗位(群)或技术领域对应用型人才的要求来培养人。

资本主义生产 篇7

一、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理论大厦的过程中, 不仅研究了在当时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物质生产, 而且富有远见地关注和探讨了精神生产问题。他们批判地继承了前人有关精神生产的研究成果, 论述了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为我们认识精神生产问题, 发展精神生产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进行考察, 但却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指导。马克思认为, 考察与物质生产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及其相互关系必须从一定的历史形式出发。他指出: “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 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 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 就和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 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以往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也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 有着自己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也有着与之相适应的特点和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 “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 一定的社会结构; 第二, 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观念由这两者决定。因而, 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方式也由这两者决定。”[3]这就是说, 一定社会的精神生产方式由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 具体来说是由物质生产一定形式产生的一定社会结构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决定。一定的社会结构主要表现为一定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 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生产的所有制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

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精神生产的性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 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4]。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它反映了各种不同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社会形态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同时,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相对落后且发展不平衡, 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作为观念形态的生产, 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 归根到底由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

首先, 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占主体地位决定了我国精神生产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 劳动者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 劳动条件的这种分配方式使“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从属于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的内容和目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一种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公共所有的经济形式, 它把劳动者同作为公有财产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 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和生产过程的主体, 并通过一定的形式共同占有剩余产品。在生产过程中, 劳动者虽然由于承担职能的不同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有差别, 但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关系, 是合作互助的关系, 这就排除了社会分为对抗的阶级和人剥削人的现象。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和生产过程的共同劳动产生了共同的意识和目的, 即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 而不是满足少数人的利益。因此, 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占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必须维护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种经济关系, 必须维护由这种经济关系产生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 为人民大众服务, 其生产的目的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维护社会主义制度,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其次, 所有制结构中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多元化。“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归根到底是经济利益关系, 是通过生产资料的占有为占有者谋取福利。”[5]允许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就是承认和保护不同的产权主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承认和保护他们利用自己的生产要素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的权利, 这种经济关系必然反映到精神生产领域, 使得精神产品的生产呈现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性质。离开了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经济基础, 精神生产就会出现两种倾向: 一种是不顾我国社会的初级阶段性质, 生产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精神产品; 一种是不承认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 生产落后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精神产品。精神生产的这两种倾向都会导致精神产品和物质生产的不协调, 使精神产品掌握不了群众, 甚至失去群众, 发挥不了精神生产服务物质生产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精神产品的商品性

资源配置就是社会如何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及科技、信息等资源合理地安排到各个部门, 使它们得到有效的利用。由于资源的稀缺性, 资源配置方式始终是社会经济活动有效运行的中心环节。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市场经济能够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指挥市场主体的行为, 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劳动生产率, 实现市场主体的优胜劣汰。因此, 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必然选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商品生产和商品关系存在于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方面, 社会经济的运转离不了商品和货币。精神生产作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也就不能不受到商品经济关系的影响和制约, 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都要考虑市场的因素。

精神产品的生产要遵循市场规律。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规律。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并按照这一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 “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 确定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 即确定这种物品的价值, 这主要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合乎人性的发展, 就取决于时间。甚至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如果我想合理地行动, 在确定某种精神作品的规模、结构和计划时, 难道我不必考虑生产该作品所必需的时间吗? 如果不考虑时间, 我至少会遇到一种危险, 即我思想中的物品永远不会变为现实中的物品, 因而它也就只能获得想象中的物品的价值, 也就是想象的价值。”[6]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物质生产遵循价值规律, 精神生产也要遵循价值规律。因此, 无论从事精神生产的主体是政府还是企业, 都必须考虑精神产品的生产成本和收益, 想方设法节约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 改进技术, 改善管理, 降低个别劳动时间, 使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劳动时间, 获取超额利润。任何不计成本、不考虑收益的精神生产主体都将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精神产品的内容和数量要符合市场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大多数精神产品都要通过市场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 为了实现精神产品的价值, 将产品卖出去, 精神生产者必须根据社会需求决定生产什么样的精神产品, 生产多少。社会的需求状态是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的。当市场供给小于市场需求时, 价格就会上涨; 当市场供给大于市场需求时, 价格就会下降。精神生产者不是通过个人的主观判断和意愿, 而是通过观察价格变化不断调整生产内容和数量。

精神产品具有商品性并不意味着精神产品的完全商品化。精神产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 是经济基础的反映, 为经济基础服务, 具有意识形态性。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 精神产品应该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维护社会主义制度, 引导人民追求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 追求崇高的理想和道德。如果将精神产品完全商品化, 就会削弱精神产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 最终动摇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 精神产品的完全商品化, 还会导致“一切向钱看”的错误倾向, 使精神生产片面迎合庸俗低级的社会心理, 使精神文化市场上充斥色情、暴力等不健康的产品, 损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以, 我们既要承认精神产品的商品性, 关注其经济价值, 又要清醒地看到精神产品的非商品性, 重视其社会价值, 正确处理精神产品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

四、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精神生产的规模

社会需求决定了社会资源的分配比例。按比例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经济规律。在任何社会形式下, 都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把社会总劳动量分配到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中去, 从而满足社会对各个部门产品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 “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 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一样, 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 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7]在一定时期内, 一个社会的生产资源是有限的,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两大部门, 在社会资源的占用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社会资源在两个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取决于社会对这两个部门产品的需求。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对精神产品的需求, 从而决定了精神生产的规模。马克思指出: “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而且, 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 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6]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 人们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是主要的, 社会资源主要都用于物质生产领域。只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们的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逐渐得到满足之后, 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才会日益增长, 社会资源才会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精神产品的生产, 精神生产的规模才能日益扩大。

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大国, 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 才能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所以, 我国的主要人力、物力、财力都集中于物质生产领域, 精神生产所能利用的社会资源相对有限, 这就制约了精神生产的发展规模。但是,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越来越富足,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因此, 必须遵循精神生产的发展规律, 顺应人民的需求, 立足当前的发展阶段不断扩大精神生产的规模, 促进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协调发展。为此, 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精神生产领域的发展,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为物质生产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 2013-8-21 (1) .

[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3]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第1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4]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5]赵学清.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拓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7.

[6]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论企业生产经营与资本经营的关系 篇8

1 生产经营的概念

生产经营, 指的是企业围绕产品的投入、产出、销售、分配等环节开展的各种有组织的活动的总称。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 企业通过对市场需求及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分析, 随之制定一系列计划来生产销售其产品, 利润则随着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多少而上下波动, 企业的着眼点是某种特定市场关系, 因此这种经营理念是比较狭隘的, 也是比较基础的。

2 资本经营的概念

资本经营的概念依然存在争议, 但是普遍意义上认同的资本经营是指企业以资本为经营对象, 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指引下, 围绕资本的增长保值进行管理, 合理配置资源和动态调整结构的思想和方法的总称。由此可见, 资本经营是企业进行了一定的生产经营之后, 向更高一层扩展的经营方式。

3 资本经营和生产经营的关系

资本经营和资产经营都属于企业经营的范畴, 在企业日常经济活动中, 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有三点:

1) 资本经营和生产经营, 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的, 贯穿企业的生产和销售等各个环节, 使得企业稳步经营。

2) 生产经营为资本经营的提供基础, 资本经营是生产经营发展的必要条件。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够持续不断地发展延续, 离不开丰厚的经济基础, 而成功的资本经营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因此资本经营是必要条件;资本经营在理论上可以脱离生产经营单独运作, 但是没有生产经营的持续支持, 资本经营必将不能长久。

3) 生产经营和资本经营相互渗透。企业生产经营的同时, 资金也在企业中不断循环周转, 如果企业管理不善, 出现资金断流必然会导致生产脱节;同时, 如果产品库存积压过多, 资本效率必然会下降, 因此两者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

由于资本经营和生产经营在根本经营理念上的不同, 两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1) 经营主体不同。在资本经营中, 经营的主体是资本所有者或者其代理人, 通常是企业中的高层管理者。而生产经营的主体则是以企业的中层管理者为主, 与基层的生产运营联系较多, 和高层决策的联系较少。

2) 经营的对象不同。生产经营的对象是产品, 中层管理者主要管理企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而资本经营的对象是企业的资本, 高层管理者主要控制企业整体资金的周转和资金运用方向。

3) 经营的目标市场不同。生产经营的市场主要以商品市场为主, 中层管理者关注的是原材料和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相关购进和分销渠道和产品市场份额。资本经营的市场则不仅仅是商品市场, 更主要的是资本市场, 经营者要时刻关注证券运行趋势、资金流向、市场宏观导向等金融信息。

4) 经营的阶段不同。生产经营的阶段主要有材料采购、技术开发、产品研发、设备更新、产品投产、市场销售等等, 通过对各个阶段的有效控制来提高市场份额从而增加产品销售利润。资本经营的阶段则主要有发行股票或债券、向银行借款、企业间融资等方式筹资, 通过直接和间接投资行运用资金, 通过有效管理缩短资本循环周期, 提高资金收益率, 从而提高企业效益。

5) 经营的重心不同。生产经营重心有不断改善材料采购方式、更新技术水平、完善销售渠道等手段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 增加自身的获利能力, 使得企业及时跟进市场动向, 提高产品利润。资本运营的核心问题是控制和调整企业资金筹集方式和流转渠道, 优化资本结构, 提高企业的资本效益。

3 企业资本经营的模式和策略

3.1 扩张性资本运营

资本扩张是指利用现有资本结构, 通过内部积累、外部筹资等方式实现资本规模的扩大, 具体策略有:

1) 横向策略:具有相同或相似产品的产业或部门为了扩大经营规模而进行产权交易, 增强企业整体实力, 调整行业结构。

2) 纵向策略:不同产业和部门之间和有关联关系的企业部门进行产权交易, 扩大自身的市场范围, 增大了市场实力。

3) 混合策略:两个及两个以上没有关联联系的非相似企业之间进行的产权交易, 采用这种交易主要是为了适应企业多元化发展需求, 延续企业活力。

3.2 收缩性资本运营

资本收缩是指企业将自身的资产转移到企业之外, 收缩企业规模。具体的方法有:

1) 剥离:企业将拥有的子公司、资产等出售给第三方以换取股票或现金等的商业行为。企业采用剥离方式是为了对混合经营模式进行调整, 改变市场形象, 从而吸引更多市场份额。

2) 分立:企业将某些子公司或部门分离出来成立新公司, 和母公司拥有相同股东。这种资本运营有利于规避法律法规风险, 改善企业内部冲突。

3) 分拆上市:母公司转移一部分股份设立新公司, 新公司的股权将对外出售。这种方式是分立的衍生方式, 目的是获得资本溢价, 促进母公司股价上涨等。

4 企业应如何看待资本经营

资本经营可以随时调整企业结构, 为企业带来经济收益, 它既可以通过资本投资直接获利, 也可以通过运用不同资本模式间接获利。资本运营的充分使用有利于企业不断重新获得市场经济的增长点。然而资本经营只是对企业资产的分配和使用, 其最基本的运营基础是通过生产经营提供商品和劳务来获取利润。

资本经营在我国才刚刚起步, 之前我国企业以生产经营为主, 资本经营是经营理念的新的突破, 也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而产生。我国企业管理者应该充分树立资本经营与生产经营活动相结合的思想, 一方面要做好基本生产经营活动, 占领有效市场份额, 在同行业中形成领先优势;另一方面灵活运用资本经营的各种模式, 合理分配各种资源, 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实现持续发展。

摘要：生产经营及资本经营在企业中已经广泛普及, 成为企业日常运作的两大支柱性活动。很多制造型企业往往将生产经营看作重中之重, 却忽视资本运作, 将资本运作仅仅视为一项投机活动, 从而使得企业的经营效率低下。如何正确看待生产经营与资本经营的重要性, 合理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现代企业能否高效运作的关键, 对于企业的长期持续发展也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生产经营,资本经营,关系,模式

参考文献

[1]兰发钦.论企业资本经营的若干问题.审计与经济研究, 1997, 3.

[2]刘泓.浅析生产经营和资本经营的区别和联系.中国西部科技, 2008, 16.

[3]秦阳.饕餮资本盛宴下的思考.财经中国报道, 2006, 4.

[4]王琦, 张丽, 汤晓梅.企业从生产经营走向资本经营的探索.设计管理, 2006, 3.

[5]王广云.论资本经营与企业生产经营的关系.经济集团研究, 2006, 4.

[6]唐冬羽.浅谈企业生产经营和资本经营的关系.今日财富.学术讨论, 2009, 2.

[7]顾云飞, 王宏胜, 邱聪.企业如何实现从生产经营到资本经营的跨越.中国牧业通讯, 2009, 8.

资本主义生产 篇9

通过知识函数，测算R&D(研发)资本存量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是当前创新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Jaffe认为新经济知识是最重要的产出, 企业追求新经济知识并将其投入生产过程, 而投入变量则包括研发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Yoo-Jin Han认为，R&D资本存量应该用创新产出来衡量。因为，过去的R&D因不断过时而出现贬值, 其贬值程度是难以准确度量的。他认为用一个行业的专利数或发表的论文数，来衡量R&D资本存量是恰当的做法。如果直接运用上述研究方法和数学模型，测算我国银行业R&D资本存量会存在以下问题:首先, 各国金融体制、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开放程度、银行体系结构等存在差异;其次, 在技术层面，国外在测度R&D资本存量时采用的指标有些难以量化, 在我国也难以搜集到准确数据。所以，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不能照搬国外的做法。

本文是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运用永续盘存法，测算我国银行业1999～2008年的R&D资本存量, 然后检验我国银行业规模变量、国有产权绩效状况等因素对银行业知识生产效率的影响, 主要研究R&D资本存量与银行市场份额的关系，以及国有产权对新产品生产效率的影响。

R&D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模型

对R&D资本存量的估算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实地盘存法, 一种是永续盘存法。永续盘存法的优势，在于通过为每一个资产项目设置明细账，存有详细记录，可以及时反映和掌握各种资产收发、结存的数量和金额，有利于对资产的监督和管理。

已有文献对R&D资本存量的估算，一般都采用永续盘存法，其函数形式如下：

t期的R&D资本存量, 可以用过去所有时期的R&D支出现值与t-1期的R&D资本存量现值之和来表示, K代表R&D资本存量, E代表R&D支出, k为滞后期, μ为R&D支出滞后贴现系数, δ为R&D资本存量的折旧率。因为, 难以得到R&D支出的滞后结构, 一般假定平均滞后期为θ, 并假定t-θ期的R&D支出直接构成了t时期的R&D资本存量的增量, 即k=θ时, μk=1;k≠θ时, μk=0, 因而使得。当平均滞后期θ=1, 则 (1) 式可以转化为:

第(2)式共涉及四个变量1:当期R&D支出E;R&D支出价格指数;折旧率δ和基期R&D资本存量K0。

R&D资本存量的估算

1.样本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Bankscope—惠誉的国际银行数据和《中国金融年鉴》。在计算R&D资本存量时, 样本观察期为1999年至2008年。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创新产出变量时根据实证研究的需要, 在剔除了含有变量缺失值的样本后, 我们选取的样本数32家商业银行，按产权分为三大类：

(1)国有控股银行。这其中又可分为三种类型，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非四大并有战略投资者的国有控股银行，以及非四大并且还未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国有控股银行。

(2)国内股份制银行，按照是否引入战略投资者, 也可以分为两类。

(3)外资控股银行。

此外，还将银行按规模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三类。样本所包含的32家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共计296个观察值。

2.样本说明：

(1)变量的确定是本文的难点。Mansfield (1984) 认为R&D价格指数的构造等变量的确定一直是创新经济学研究中一个棘手的问题。

(2)国有控股银行，是指国家的股权超过50%的银行, 国内股份制银行，是指国内私人股份占银行总股份超过50%, 外资控股银行，指外国股份占银行总股份超过50%。

(3)小型银行资产的规模小于或等于US$1billion, 中型银行的资产规模大于US$1billion、小于或等于US$20billion, 大型银行的资产规模大于US$20billion。

3.R&D资本存量估算

本文将样本时间划分为两个区间：1999年至2003年和2004年至2008年。将32家商业银行样本按照R&D强度分为三组:

(1)为国有控股银行, 即国家的股权超过50%的国有控股银行，列为第一组;

(2)是股份制银行, 即国内私人股份占银行总股份超过50%的国内股份制银行，列为第二组;

(3)是外资银行, 即外国股份占银行总股份超过50%的外资控股银行，列为第三组。

分组、分时段估计的结果，列于表1。

分析表1，我们发现折旧率均为正值, 这是符合要求的数值。但Hall (2007) 用相同的方法对美国制造业R&D存量的估计结果是负的。对此，我们的解释是，不同行业之间折旧率存在差异。从具体数据来看, 不同股权结构的银行，其折旧率也存在着一定差异。外资银行的折旧率在14%～16%之间;股份制银行折旧率在15%～18%之间;国有控股银行的折旧率在9%左右。利用三组银行的折旧率, 就可以计算出各组的基期R&D水平, 再利用1999年至2008年各组的当期R&D支出及增长率指标，就可以得出各银行R&D资本存量。

为了便于讨论, 本文将2008年R&D资本存量的相关数据列于表2。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 我国银行业R&D资本存量最高的是国有控股银行和大型银行, R&D资本存量最低的是外资银行和小型银行。由此可以看出R&D资本存量与市场份额密切相关。因此, 本文对R&D资本存量的测算结果，与我国银行业的现实情况大体是一致的。

如表2所示，我们发现国有控股银行的R&D强度最低，而外资银行与大型银行的R&D强度最高;国有控股银行R&D存量达到180.56亿元，而外资银行R&D存量只有82.68亿元，这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时间较晚、市场份额较低、业务范围受限有关;小型银行与大型银行R&D存量相差较大，说明R&D存量与银行规模成正比。

我国银行业的R&D资本存量

本文以我国银行业32家商业银行数据为样本，估算了我国银行业R&D资本存量，并在测算R&D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构建了知识生产函数模型, 进而研究了知识生产的性质及其影响因素。通过确定知识生产函数模型的变量，运用永续盘存法，测算了1999年至2008年间我国银行业的R&D资本存量。其结果，如图1所示：

资本主义生产 篇10

关于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差异, 国内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米运生等 (2006) 通过分析西部、东部、中部、东北部四大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发现, 各区域间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没有统计规律可循。潘文卿、张伟 (2003) 研究发现, 东、中、西部资本配置效率1978~2001年依次递减。曾五一、赵楠 (2007) 实证分析了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发现地区间资本流动障碍是资本配置效率低下的一个原因, 金融要素对固定资本形成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才国伟等 (2009) 研究发现, 东部资本配置效率高于西部和中部的资本配置效率。沈能等 (2005) 的研究结果发现, 资本配置效率存在差异, 但不存在长期收敛趋势。本文首先计算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 然后通过改进的Jeffery Wurgler (2000) 模型来考察资本配置效率的地区差异, 最后给出结论和建议。

二、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计算

(一) 模型设定

Hall和Jones (1999) 假设包含人力资本且规模报酬不变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为

其中, Kit表示物质资本存量, Ait表示全要素生产率TFP, Hit表示人力资本存量, Yit表示产出, 由各地区实际GDP表示 (以1978年为基期) 。α表示资本产出弹性, 假设α=1/3。人力资本存量Hit=hitLit, hit为平均受教育年限Eit的函数, Lit为劳动, 由各地区从业人员数表示, i表示第i个省区, t表示第t年。

设yit=Yit/Lit, 则 (1) 式变为

(二) 数据来源和TFP测算

由于重庆1997年才开始有数据, 因此把重庆市的数据并入四川省, 计算1991~2010年30个省市的TFP值。

各地区名义GDP、各地区从业人员数、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上年=100) 取自中经网数据库。平均受教育年限Eit采用Barro和Lee (2000) 的方法, 计算公式为:平均受教育年限=小学教育程度人口比重×6+初中教育程度人口比重×9+高中教育程度人口比重×12+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比重×16。小学教育年限设为6年, 初中教育年限设为9年, 高中教育年限设为12年, 大专学历设为16年。1990~1995年的小学教育程度、初中教育程度、高中教育程度、大学教育程度数据取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1992年的数据缺失, 用插值法补上。1996~2010年的小学教育程度、初中教育程度、高中教育程度、大学教育程度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各期。

物质资本存量利用戈德史密斯在1951年提出的永续存盘法计算, 公式为

其中, Kit为i第省第年的物质资本存量, Kit-1为第i省第t-1年的物质资本存量, Iit为第i省第t年的投资。参照张军等 (2004) 的做法, 为减少初始资本存量的影响, 初始资本存量选定为1952各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除以10%, 折旧率δit=9.6%。投资指标Iit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示, 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换算为1978年不变价格。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分别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1995) 》、《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各期。

根据 (2) 式计算出历年各地区的TFP值, 部分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见表1。

三、资本配置效率区域差异分析

Jeffrey Wurgler (2000) 运用投资反映系数模型, 把投资对盈利能力的敏感度作为资本配置效率的测度指标, 检验了金融市场有效性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其中, I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V为工业增加值, 下标i为地区的编号, 下标t为年份, ηi为我国各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由于2008年后统计年鉴不再给出各地区工业增加值数据, 本文参考赵春雨等 (2011) 的做法, 对模型 (4) 作些改进, 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替代地区工业增加值, 得到模型 (5) 。

注:a、b列分别表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及其增长率。

注:“***”为1%水平下显著, () 中为t值, 下同。本文模型的估计和检验都使用了Eviews6.0软件计算。

其中, 各省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I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TFP来源于第二部分的计算。利用公式 (5) 分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估计, 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 东部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为0.498, 中部地区为0.255, 西部地区为0.246, 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发达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较高, 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较低。全国范围的资本配置效率为0.358, 与Jeffrey Wurgler (2000) 给出的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相比, 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仍然偏低。Genevieve等 (2005) 认为, 资本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使得地区之间的资本流动出现障碍, 金融等各种要素就不能有效地发挥最大影响, 从而导致整体资本配置效率的低下。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Jeffrey Wurgler (2000) 模型的修正, 利用我国30个省市1991~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估计, 发现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存在着明显区域差异, 东中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资本配置效率, 而中西部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得到抑制。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各地区应该扩大开放, 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与此同时, 东部地区还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经济健康均衡发展, 中西部地区应该加大教育投入力度, 注重人才培养, 促进经济更快发展。另外, 国家在政策上也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 帮助这些地区实现资本优化配置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才国伟, 钱金宝, 舒元.我国资本配置中的趋同与效率:1952~2007[J].统计研究, 2009 (06) .

[2]米运生, 李永杰.中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 (03) .

[3]潘文卿, 张伟.中国资本配置效率与金融发展相关性研究[J].管理世界, 2003 (08) .

[4]沈能, 刘凤朝.我国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实证研究:1980~2003[J].财经论丛, 2005 (03) .

[5]张国富.中国资本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 2011.

[6]张国富, 杜子平.人力资本约束下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趋同研究———基于非线性时变单因子模型的实证分析[A].第八届中国管理学年会会议论文集[C].2013.

[7]赵春雨, 朱承亮, 安树伟.生产率增长、要素重置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分行业的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 2011 (08) .

资本主义生产 篇11

【关键词】：两种生产 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是大家所熟知的，近些年来，对这一理论不断有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两种生产应该扩展为三种生产，加入环境资源生产；有的学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提出两种生产理论过分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忽视人口生产的重要作用，从而也对人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和人的主体性重视不够，由此带来今天过分重视生产的作用而忽视生产过程中环境的保护以致违背以人为本的生产目的。面对这些不同的看法，本文试图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提出一些探讨性的看法。

一、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

关于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两种生产理论，历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多部著作中论述过两种生产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了两种生产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的一部系统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两种生产理论得到了初步的论证。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所以，物质生产“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2]。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自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些新的需要包括了社会关系和社会性的劳动者的再生产。再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指出，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基本前提，就在于“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倘若没有“增殖”，没有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人类社会就无法延续，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以后，恩格斯又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根据文化人类学的新材料、新成果，系统阐述了两种生产的理论。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对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了系统的阐述：“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 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3]”在这里，恩格斯详尽地阐述了生产范畴的两重含义，即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并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制约关系。物质生产是指“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它是现代社会的第一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当家庭形式发展到对偶家庭，从对偶家庭向父系氏族过渡以及父系氏族向一夫一妻制过渡时，物质生产逐渐开始对社会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因此，物质生产是满足人类对生活资料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要的物质基础，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人类自身的生产，即“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又成为从属的关系了。[4]”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 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因此，人类自身生产从自然属性方面看，即种的繁衍，也就是人的增殖或他人生命的生产，包括人口的构成和分布等量的方面，以及人的生理、心理、文化素质等质的方面。从社会属性方面看，人类自身生产是通过两性结婚的婚姻和家庭形式来实现的，所以人自身生产不仅生产出他人的生命，即人的增殖，种的繁衍，同时也生产出姻亲关系和血缘关系，创造了家庭形式，创造出人群共同体。

二、对两种生产理论的分析

正是恩格斯的上述话语，才引起了有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问题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肯定了人自身的生产在原始社会的决定作用，从而违背了马克思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补充和重要发展。因为，马克思在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时，由于缺乏原始社会的资料，始终没有详细论述史前人类社会，更没有揭示出史前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两种生产理论正是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这一不足的补充、丰富和发展。围绕着两种生产理论，还有其他的一些观点，例如三种生产理论，这种观点认为两种生产理论还应该加入第三种，即环境资源生产；有的学者还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提出两种生产理论过分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对人口生产的重要作用，从而也对人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和人的主体性重视不够，由此带来今天过分重视生产的作用而忽视生产过程中环境的保护，以致与以人为本的生产目的背道而驰。这些不同观点，都对两种生产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一致的。马克思是从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角度提出两种生产理论，认为两种生产特别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补充和重要发展。因为，马克思在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时，由于缺乏原始社会的资料，始终没有触及到史前人类社会，更没有揭示出史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的特殊规律，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揭示出史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的特殊规律。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统一的，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这样，要准确理解两种生产理论，就必须把两种生产理论置于人自身发展的进程中进行研究。马克思关于人自身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则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一理论框架内，我们才能真正把两种生产理论统一起来，对其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进行全面的阐释。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人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做出了划分，他认为人的成长和发展须一次经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人的依赖关系”形态(简称人的依赖)、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的形态(简称“物的依赖")和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简称“自由个性”)等三大发展阶段。马克思认为，“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人还生活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之中，社会生产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是在个人对公社(个人构成公社的基础)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如果说，个人劳动的客观条件是作为属于他所有的东西而成为前提，那么，在主观方面个人本身作为某一公社的成员就成为前提，他以公社为媒介才发生对土地的关系。他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要以他作为成员的身分为媒介。[5]”因而，物质资料的生产依赖于人自身的生产，依赖于人的社会关系。这和恩格斯“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的看法一致。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揭示原始社会的特殊规律，也揭示了史前社会人的存在的状态。在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血缘关系开始解体，国家开始出现，这时候，物质生产开始越来越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血缘关系决定的经济关系，更多的是物质生产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即把人们结合到一起的不仅仅是血缘关系，更多的是物质生产决定的利益关系。特别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变化更明显。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资产阶级撕破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含情脉脉的面纱，把一切关系都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阶级社会里，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成为支配人的异己力量，劳动异化，劳动成为枯燥的、压迫人的活动。人生活在其中不自由，也不幸福。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劳动成为人们自主的创造性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成为人们自觉支配的活动，人类才摆脱受物质生产活动支配的异化状态，这时，人类自觉协调两种生产的关系，物质生产居于人类的支配之下，为人口的生产和全人类的幸福服务，整个人类才获得了自由幸福，也即进入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个性时代。

从以上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来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冲破原始社会血缘关系的制约，在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制度也不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这一过程在原始社会末期和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阶级社会里，由于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物质资料的生产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支配人类的命运，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受物的支配，这种状况抑制了人的主体作用的发挥，造成生产力的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变革这种生产关系，也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打下坚实的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引发社会革命，人类经过社会革命或者和平改造，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特别是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由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和人的全面能力的提高，物质生产居于人类的支配之下，为人口的生产和全人类的幸福服务，人类自觉协调两种生产的关系，整个人类才获得了自由幸福。由此可知，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两种生产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他们各自作用和地位会有所变化，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是贯穿两种生产的基本矛盾运动，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来的人类征服自然和社会的能力的增强。因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并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相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83-484.

资本主义生产 篇12

在探索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时,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要素投入,而其背后最关键的力量是政府调控(Chow,2004;史修松,赵曙东,2011)[1,2]。相比而言,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维持在30%左右,远低于物质资本投入的贡献份额[3]。蔡昉(2013)的研究表明,当前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时期,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难以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需要实现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4]。

在讨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诸多因素时,人力资本无疑是学者们特别关注的影响因素之一。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其创新能力的强弱,进而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Romer,1990)。人力资本可以推动一个国家逐渐摆脱技术转移,达到技术扩散进而实现技术追赶(Nelson and Phelps,1966)[5]。很多学者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TFP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Aiyar and Feyrer,2002;彭国华,2007)[6,7]。Bils and Klenow(2000)则认为人力资本对生产率增长没有促进作用,而是生产率增长带动了教育的增加[8]。Pritchett(2001)的跨国实证研究结果则显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与人均产出增长之间没有相互关系[9]。此外,研究者大多从国家或区域层面上关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基本假设是经济体均为独立的个体,忽略了经济体地理空间上的依赖性和相关性。而在现实中,经济体并非相互独立而是隶属于核心-外围系统中的一部分,人力资本外部性会因为知识溢出的本土化而呈现出非均匀分布的特点,知识溢出会随着接受者和发送者地理距离的延长而不断下降(Fischer,2009)[10]。据此,本文主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力资本对我国TFP增长的作用如何?在考虑空间异质性后,人力资本对我国TFP增长是否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对我国TFP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会有哪些差异?

二、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力资本作为要素投入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活动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因此,学者们也主要从这两个角度尝试将空间因素引入增长模型,探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而人力资本是否对经济增长产生空间溢出效应,以及这种溢出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争议。Rosenthal and Strange(2008)通过经验研究验证了人力资本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11]。而Fischer(2009)将空间变量引入到MRW模型,考察了1995—2004 年22 个欧洲国家的198 个地区,结果显示,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影响,人力资本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并不显著。在我国,学者们在引入空间变量时大多通过构建外生的空间权重矩阵,考察人力资本是否对经济增长具有空间溢出作用(肖志勇,2010)[12],高远东、花拥军(2012)将人力资本空间权重矩阵内生于MRW增长模型中,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结构[13]。

相比而言,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空间作用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Valerien et al(2006)率先将空间变量引入到Benhabib-Spiegel模型,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14]。我国学者只有魏下海(2010)细分了人力资本结构,用Spatial Benhabib-Spiegel模型验证我国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作用[15]。

综合以上分析,我国学者利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处于探索阶段。具体来说,经济增长模型中仅通过引入外生空间变量研究人力资本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空间作用的经验研究成果还不是很丰富。本文希望将人力资本空间权重矩阵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探讨人力资本空间溢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希望验证Spatial Benhabib-Spiegel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对现有文献进行补充和拓展。

三、模型设定与方法选择

本文将以Benhabib and Spiegel(1994)构建的模型为基础,讨论人力资本的对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空间溢出模型。Benhabib and Spiegel(1994)将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拆分为两个方面即:人力资本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作用;人力资本捕捉技术落后程度的追赶效应。其表达形式如方程(1)所示:

方程(1)中,log A0、log At分别代表一国(或地区)初始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和t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二者之差代表t时期内的累积全要素生产率水平。H代表该国(或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Ymax代表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或地区)。g和m分别代表人力资本直接作用和追赶效应的影响系数。g Ht即为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能力相联系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m Ht[(Ymax-Yt)/Yt]代表来自于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技术扩散。在考虑人力资本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的同时,需要列举其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控制变量,以免造成估计参数的有偏和误差。

在Benhabib and Spiegel(1994)模型的基础上,Valerien et al(2006)考虑到人力资本的空间溢出和技术赶超的距离衰减,将空间因素纳入到该模型,构建了空间Benhabib and Spiegel模型,其表达形式如方程(2)所示:

方程(2)中,dij用以表示i省区和j省区之间的地理空间距离;di，max用以表示i省区与技术领先省区之间的地理空间距离;r表示相邻省区人力资本积累对地区i的空间溢出效应,如果r>0,表明相邻省区人力资本积累对地区i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如果r<0,则表明存在负向溢出效应。

从方程(2)可以发现,省区i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依靠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本省区的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直接作用;第二,其他省区人力资本的空间溢出效应;第三,与技术领先地区的距离衰减追赶效应,与技术发达地区的距离越远,其实现技术赶超的可能性越小。因此,结合Benhabib and Spiegel(1994)和Valerien et al(2006)的思想,可以将式(2)加以合并整理,即可获得方程(3)形式:

式(3)中,TFPit为省区i累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Hit表示省区i在t时期的人力资本水平;ΣjWijHjt表示省区i相关省份人力资本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Wij为空间权重矩阵;D_Catchit表示距离衰减的技术赶超效应;ΣjWijln TFPjt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变量,反映邻近省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考察省区的空间溢出效应;Zit表示影响要素增长率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误差项,η 为时间上恒定的未观测因素。

如前文所述,不同的人力资本结构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到的作用也不相同,本文在研究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作用时也考虑了人力资本的异质型问题,可以将(2)式整理成(4)式的形式:

其中,Priit、Jouit、Higit分别表示省区i时期t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存量,而∑jWijPrijt、∑jWijJoujt、∑jWijHigjt分别表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空间溢出效应。

四、数据说明

如非特别说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的各年数据。为保证数据口径的一致性,本文将重庆与四川的数据合并,因而模型中包含30 个横截面地区的数据,时间跨度为32 年(1978—2009 年)。参照Islam(1995)的研究方法,我们将32 年的数据以4 年为周期划分为8 个区间(1978—1981 年、1982—1985 年、1986—1989 年、1990—1993年、1994—1997 年、1998—2001 年、2002—2005 年、2006—2009 年),各变量取4 年的平均值,这样做的好处之一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商业周期对估计的影响。本文选取的主要变量如下:

1. 累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log TFPit)。本文利用生产函数法对1978—2009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计算公式为。其中,Yit、Kit、Lit分别代表i地区t年的总产出、物资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α、β 分别代表物质资本、劳动力要素投入对产出的边际弹性。在此,本文并未假设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即 α+β 之和不一定为11。

2. 教育人力资本(H)。解释变量H、Pri、Jou、Hig分别为某地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平均水平、初等教育人力资本、中等教育人力资本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方法计算得出。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人力资本的测算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可用如下公式求得:

其中,h(t) 为考察期t期平均人力资本存量,i为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共分为k个层次。si为劳动者第i层次的累积受教育年限,li表示受第i层次教育的劳动者在劳动力总量中的比重。

1978—1981 年的数据用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替代,1987—1995 年的数据来自陈钊、陆铭和金煜(2004)的估算结果[16]。在衡量地区累积受教育年限si时,数据选用6 岁及6 岁以上人口中各级受教育程度人口比重,并依据不识字、初识字者2 年、小学受教育者6 年、初中受教育者9 年、高中受教育者12 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者16 年作为权重进行计算。

3. 人力资本空间滞后变量(Spatial_H)。在构建人力资本平均水平和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空间滞后变量时,需要使用合适的空间权重矩阵。为了保持数据口径一致,此处使用钟水映、李魁(2010)采用的距离衰减函数法构造空间权重矩阵Wij。计算公式为:

其中,i、j表示任意两个省区,dij表示省区i与省区j的省会城市间的距离。取决于相邻省区之间的平均距离以及标准化后的距离衰减参数 κ(0<κ<1),其中,κ 越小,随距离衰减的相互影响就越慢。将 κ 定义为 κ=1-exp (-τD),D为各省区间距离的平均值。根据本文对取值的敏感性分析,最终 κ 将赋值为0.5。

本文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W是一个NT×NT的矩阵,它是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权重矩阵,反映T年度N个地区之间的空间联系。其形式如下:

其中,W1978,…,W2009分别表示1978—2009 年30个地区的空间权重矩阵。由于各地区空间距离不随时间而发生变化,因此W1978=…=W22009。

4. 技术赶超项(D_Catch)。等价于1/di，max[(Ymax-Yi)/Yi],其计算过程为先求出最发达省份人均收入Ymax,继而与我国其他省份人均收入水平Yi作差,进而与当地人力资本水平相乘。从历年统计年鉴看,上海始终是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地区,故而Ymax的值用上海人均收入水平来表示。同时,本文计算了各省区与上海之间的地理距离,以表示距离衰减造成的技术赶超项。

5. 控制变量。(1)外商直接投资(FDI)。结合相关文献,FDI指标用我国历年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来表示。为了保证计量单位的统一,需要将统计资料中外商直接投资数额按照当年汇率水平折算成人民币。(2)市场化程度(Market)。本研究通过考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制结构来度量市场化程度。非国有经济比重越大,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因为统计年鉴中没有这一指标,故而本文用非国有企业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这一指标进行替代。(3)基础设施水平(Road)。本文用各省份的公路密度(公里/万平方公里)数据来表示基础设施水平。(4)城市化程度(Urban)。由于我国统计年鉴中没有直接度量城镇人口比重的指标,故而本文选取各省份非农人口比重这一指标来代表城市化水平。(5) 物质资本(Investment)和劳动(Labor)。本文希望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两种生产要素的增长是否促进生产率的增长。此处用各地区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代表投资增长率,用各地区全社会就业人口增长率代表劳动增长率。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通常情况下,空间数据分析的一般步骤是:首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对空间数据进行直观地描述,以便认识空间分布特征,选择适宜的空间尺度来完成空间分析;然后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方法修正经典的理论模型;最后运用Moran’s I检验、极大似然LM-Error检验以及极大似然LM-Lag检验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手段进行估计。本部分沿着这个思路首先对人力资本空间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进行探索性的空间数据分析。

(一)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按照邻近方式构造空间权重矩阵,我国各省区1987—2009 年不同人力资本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Moran I指数值如图1 所示。其中,Moran’s I(Pri)、Moran’s I(Jou)、Moran’s I(Hig)分别代表人力资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包括初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Moran I指数值。Moran’s I(ln TFP)代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自然对数值。结果显示,我国各省区1987 年以来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对数值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关系(临界值为1.96)。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现出非随机的空间分布特征。具体来说,初等教育人力资本的Moran I指数值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说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促使各地区小学教育空间依赖性在逐年增强。中等教育的Moran I指数值在1987年以来频繁波动,主要原因是中等教育中既包含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的初中教育,也包含地区差异特征明显的高中教育。由于Moran I指数值显著正相关,仍能够说明各地区中等教育分布空间依赖性明显。高等教育的Moran I指数值在1997 年以后变动频繁。这与我国20 世纪90 年代末实施的高校扩招政策有一定关系,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自然对数的Moran I值来看,其变动趋势与高等教育Moran I指数值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一方面说明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空间分布的非随机状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依赖关系较为紧密。

在进行了全局性空间自相关检验后,本文利用2009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图2和图3 分别描述了2009 年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Moran I散点图和相对应的空间集聚图。从中不难看出,我国多数省区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位于高-高和低-低类型区。具体来说,初等教育人力资本的高-高类型区多为我国西部省区(如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区);而低-低类型区多为我国东部发达省(市)区(如北京、天津等地区)。与此相对应的是,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高-高类型区多为我国东部发达省(市)区;而低-低类型区多为我国中西部地区。这充分说明了我国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呈现出鲜明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现象。

图3 描述了2009 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Moran I散点图和相应的空间集聚图。从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省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在高-高和低-低类型区,也就是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高的省区趋向于与较高生产率增长的省区邻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低的地区其邻近省份生产率增长也较低。从空间集聚图能够看出,东部沿海地区在地理空间上表现出高水平的生产率增长集聚;相应地,中西部地区在地理空间上则表现出低水平的生产率增长集聚现象。因此,在研究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时,不能忽视客观存在的空间因素。

(二)空间相关诊断

在运用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有必要运用最小二乘法(OLS)中的两个拉格朗日参数值检验(LM-Error值和LM-Lag值),判断更适合选择哪种空间计量模型。表1 为OLS回归的空间相关诊断检验结果,OLS列和OLS#分别为人力资本平均水平和不同人力资本结构的最小二乘回归。表1 中,模型残差Moran I检验十分显著,说明最小二乘估计忽略了空间因素,因此需要使用空间计量模型。通过比较OLS估计结果中LM-Error和LM-Lag检验可以发现,空间滞后的拉格朗日参数值(LM-Lag)较之空间误差的拉格郎日参数值(LM-Error)显著性水平高,前者稳健性(R-LMLag)显著,而后者稳健性(R-LMErr)不显著,则说明更适合运用空间滞后模型(SLM)进行估计。

注:方括号里表示显著性水平。

(三)空间Benhabib and Spiegel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表2 为空间Benhabib and Spiegel模型估计结果。其中,第二列和第三列为人力资本平均水平和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OLS估计结果,第四列和第五列分别为第二列和第三列的空间滞后模型估计结果。从空间滞后模型估计结果的拟合优度来看(0.801 和0.813),要高于OLS的拟合优度(0.358 和0.367),说明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增强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此外,根据空间滞后模型(SLM)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滞后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邻近省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促进考察省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说明我国技术发展水平存在地理空间上的相互依赖。

2. 除初等教育外,省区内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省区内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说,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人力资本平均水平每增加1 个单位, 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0.132%。而考虑人力资本的异质性,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2.187)要远高于中等教育(1.577)。可见,高等教育发展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更有助于促进生产率增长。

注:上标a、b、c分别表示1%、5%、10%置信水平显著。小括号中的数值为t统计量,中括号中的数值为检验统计量的p值,Logl为对数似然函数值。

3. 人力资本平均水平的空间滞后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力资本对TFP增长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邻近省区人力资本平均水平每增加1 个单位,会促进考察地区TFP增长率提高0.159%。因为无论是知识还是技术,都会因为距离因素从核心地向邻近地区更快地传播和扩散,邻近地区更有可能在技术模仿中创造新的技术,促进生产率的提高,继而刺激经济增长。

而当考虑了人力资本异质性,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空间溢出效应差异很大。具体来看,初等教育人力资本对TFP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中等教育人力资本对TFP增长则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正效应;而高等教育对TFP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则是显著的负效应。可见,一方面邻近省区中等教育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助于考察地区TFP的增长;另一方面,邻近省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提高会阻碍考察地区TFP的增长。这说明,相比于高等教育,中等教育人力资本更容易形成简单劳动,不存在技术创新上的壁垒和技术模仿上的障碍,很容易对邻近地区生产率增长带来示范效应;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集聚地区往往也是技术和资本的追逐地,各省区更容易形成对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争夺,因此,邻近省区人力资本的集聚势必会导致本省区人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外流,从而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4. 随距离衰减的技术追赶项(D_Catch)回归系数符号为负。说明技术落后地区技术基础落后,自身更难以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同时,与技术发达地区的地理距离越远,越无法享受技术扩散带来的好处,越难实现技术赶超。

5. 人力资本平均水平空间滞后模型可以观察到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大多与预期相符。其中,FDI和市场化程度指标的回归系数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具体来说,FDI每增加1 个单位,能够促使全要素生产率提升1.874%~2.635%,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外商直接在华投资,实现了技术溢出和扩散,同时,外资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和高效率的企业运作方式,促使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提升。市场化程度每增加1 个单位,能够促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190%~1.246%,也就是说非国有经济比重越大,越有利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表明我国市场效率的提升需要建立在发展非国有经济的基础之上。同时,减少政府干预,完善市场竞争环境,避免市场机制扭曲是促进我国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

此外,基础设施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这似乎与国外的经验研究相左(Stephan,2003;Kamps,2006)。但这也充分说明了我国基础设施发展相对落后,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不足以支撑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最后,劳动增长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劳动的增长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到抑制作用。这与一些经验研究的结论相违背。这可能与本文过于简单地选取从业人口指标有直接关系,这一指标并不能反映劳动力结构变化和劳动参与率的差异变迁。这也说明了不具有人力资本的简单劳动投入并不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我国需要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优势,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将简单劳动转化成智力资本,从而促使生产率的增长。

六、结论

本文从人力资本平均水平和结构两个角度,将空间变量引入到Benhabib-Spiegel模型(B-S模型),侧重于探讨人力资本空间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分析人力资本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具体得到如下结论:

1. 人力资本对全要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取决于本省区人力资本水平、邻近省区人力资本水平,以及考虑了地理距离的本省区技术追赶效应。具体来说,人力资本平均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邻近省区人力资本对考察地区TFP增长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说明我国技术发展水平存在着地理空间上的相互依赖;技术落后地区因为基础薄弱和地理距离的原因更无法享受技术扩散带来的好处,越难实现技术赶超效应。可见,我国并未形成Benhabib and Spiegel(1994)提出的生产率增长“后发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发散趋势。

2. 就异质型人力资本而言,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TFP增长产生的直接作用差异特征明显。具体来说,初等教育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相比于中等教育,考察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更有助于促进生产率增长,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集聚地区往往也是技术和资本的追逐地,各省区更容易形成对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争夺。因此,邻近省区人力资本的集聚势必会导致本省区人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外流,从而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