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通用12篇）
资本主义发展趋势 篇1
摘要：资本主义在现时代呈现出多种变化, 如何正确认识它发展变化的趋势性, 文章从三个角度总结变化的趋势, 一是从“世界历史”与全球化的角度;二是从科技革命带来的一系列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关系等的调整变化角度;三是从所有制的角度。在发展的趋势中把握资本主义的方向和社会主义的未来。
关键词：全球化,资本主义,变化趋势
资本主义在其产生的几百年间里，带给这个世界的有痛苦也有奇迹。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在它产生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财富和生产力比以前所有的世纪创造的总和还要多得多。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自身的固有的矛盾并不会随它的奇迹而消解，相反，这种矛盾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障碍，在马克思的理论的正确指引下，人类已经发展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就是当中的一个典型。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但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还未充分显示出来，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资本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困。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去分析和认识这种现象，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者必须面对的一个战略性课题。
1 从“世界历史”与全球化的角度探索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趋势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毕生所探求的重要理论之一，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到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及《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形成及发展趋势、世界历史的动力及发展道路等都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世界历史理论预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就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奔涌着一条世界性的洪流，那就是由狭隘的民族历史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是人类不断地打破地域的限制和克服各种局限而获得完全解放的过程，是人类不断完善、不断开拓生存空间，使世界各民族相互依存并走向统一的过程。当前世界历史的表现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促使人类全球意识的出现和全球行动的产生，同时在此过程中，会逐步升华出更高形态的社会意识。经济全球化会使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大规模的和全方位的交流与融合成为可能并且日益深化，共同关心的问题日益增多。全球合作与协调就成为全球化过程中采用的主要手段。但是经济全球化会进一步造成两极分化，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在此过程当中面临严峻的挑战，加之，国际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对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不利，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学者们认为，正是因为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所以目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是历史的必然性，但它并不否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而是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前奏，它的必然前途是共产主义。
2 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试验田
首先，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空间。科学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以及接踵而来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中的世界从电气和原子能时代推进到自动化和电子技术时代，继而又推进到信息时代和生物与基因技术时代。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有效手段。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及其优势地位，主要是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知识创新来实现的。
其次，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改变了生产规模，是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诸要素及其产业结构、经济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也重视科技，充分利用科技成果来拉动生产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在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下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表现出相当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容纳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潜力。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在一定量的扩张也是历史的必然。《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应当承认，资本主义的上述特征在现代化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消失。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调整，中产阶级队伍扩大了，阶级对立也不是宣言中的明显而简单的两大阶级对立，而是日益模糊起来。当代资本主义在分配关系上的变化也最为引人注目，为防止贫富分化加剧，资本家甚至表现出一种“生产上的资本主义，分配上的社会主义”的倾向。尤其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各种股份制经济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内在的动力，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保险、救济金、国家实行的反贫困计划等给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加上了稳定阀和减压阀。科技革命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加上了腾飞的翅膀，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保持活力的又一重要因素，社会主义国家也应抓住科技发展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有用因素来发展自己。因为科学技术领域是属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产物，与姓“资”姓“社”没任何关系。
最后，唯物史观认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生产力是最基础、最根本、最活跃的因素，它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它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生产力定会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这就要求服从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必须逐步改变其形式以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新的生产关系的量的增长和质的飞跃也在进行。尽管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但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制约和阻碍作用。生产力越是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是提高，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性就越是明显，条件就越发成熟，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二者可以长期共存，各自从对方汲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在今天的世界里正在两个场合进行着实验：一个就是在20世纪出现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经历了辉煌的胜利，也经历了严重的失败，许多事情正在改革中重头做起;另一个场合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包括知识阶层在内)和先进人士正在资本主义孕育新社会因素的基础上尝试创造某种社会主义模式，我们不能闭着眼睛不承认这个事实。
3 从所有制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变化趋势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仅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和发展来看，早在一百年前当资本主义垄断和资本主义国有化刚出现的时候，恩格斯就指出：“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用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排除资本家了。”应该说，恩格斯一百年前指出的资本主义的这种自我否定现象，在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里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表现得更加明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制关系表现出两个方面的发展趋势：一是集中化趋势，二是分散化或社会化趋势。集中化趋势使资本更大规模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出现了一批富可敌国的亿万富翁;分散化趋势则使许许多多的劳动者也拥有了股票，并由此而享有了法律保证的参与企业决策和经营的部分权力。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既然工人的合作工厂可以看做是旧的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那么，工人通过股票对生产资料的部分占有是否也可以看做是新的占有形式呢?如果可以肯定的话，那么战后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这两种变化就不仅愈益将资本家排挤到了“过剩人口中去”，而且开始排挤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了;不仅在消极地否定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开始积极地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了。因而资本主义的最终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通过对资本主义新变化发展趋势的种种宏观和微观的分析，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角度出发，学者们认为资本主义当今的变化是资本的本性和资本主义自身生存的需要。最后的结果是政治和文化也必然会随经济的全球化而全球化，因此，社会主义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社会主义只能是怎样参与和如何参与，而不能选择参与和不参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和调整是一个有力的因素，从苏联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就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视，而且，我们常说的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新变化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大多数的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形势下，已经是债台高筑，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少，只能为发达国家提供资源和发展机会，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矛盾不但未解决，而且将扩大到全球，矛盾进一步加深。在这种形势下，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只能是否定自身，给资本主义因素加入异己的东西，这种异己的东西就是社会主义因素，所以，资本主义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225.
[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497-498.
资本主义发展趋势 篇2
一、说教材的地位和作用
“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科学地指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分析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以及要经历一个长期共存和斗争的历史过程。它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内容的进程和逻辑延伸，并为第四课社会主义内容部分做好了铺路搭桥的准备。该课时的教学有益于学生的解疑、释惑、提高辨证思维能力。
二、说教学目标
根究教材的地位和作用，学生的年龄特征，以及当前国际形势，特制定如下目标：
1、知识目标：〈1〉在社会化大生产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2〉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和斗争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基本事实。
2、能力目标：〈1〉培养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提高综合分析能力，识记能力;〈2〉防止片面静止地看问题的思想误区，提高历史的全面发展的看问题的辨证思维能力;〈3〉加强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思维方法的应用。
3、思想目标：立足理性的基础上，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
三、说教学重、难点
重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
难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四、说教学媒体：电脑及教学软件
第二部分：说教法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政治教学应该注意培养学生对这门学科的兴趣，保持强烈的好奇心和旺盛的求知欲，这就要求教师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法激活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在自然轻松、兴趣盎然的氛围中积极思考、讨论、质疑问题，主动发现问题，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所以，我采用教学迁移法、引导发现法、直观演示法、创造性思维培育法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
第三部分：说学法
成功的学法指导是教法成功的突破口，学法指导贯穿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我认为本课时学法是以知识教学为载体，使学生学会辨证思维以及创造性思维方法。通过设立辩论赛的形式，在唇枪舌剑的氛围中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巧妙诱导，给思维添加活力剂。让学生掌握比较归纳法、辩论法，澄清思想误区，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政治教学的重要目标不是为了重视知识，而应学会知识迁移，掌握知识，形成技能，将知识技能迁移到解决问题上，使学生从学懂、学会、学会逐渐提高到会学、巧学，获得终身受益的学习方法。
第四部分：说教学过程
根据本课时的教学目标、重点和难点以及学生的认识规律，我作另外如下教学过程的设计:
一、前提测评
选择题
1、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是
A、圣西门和傅立叶B、列宁C、傅立叶和欧文D、马克思和恩格斯
2、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首次爆发并取得胜利
A、中国B、俄国C、法国C、英国
3、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是以--为标志的
A、建立民主共和国B、〈共产党宣言〉的发表C、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工人运动D.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4.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前提条件是
A.工人阶级已夺权B.可以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C.已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D.资本主义母体的孕育
简答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是什么?
设计意图：通过这一环节检查学生前置知识掌握情况,为进入新的课题起到热身作用。
二.设疑切入,热点激情
(1)、电脑播放：北约轰炸南联盟(新闻片段)
展示：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的现实图片
(2)、提出疑问：社会主义国家还有生命力吗?
设计意图：本环节旨在设置情景，提出疑问，切入课题，引发思考，激发氛围，调动兴趣，在教学开端就紧紧抓住学生的好奇心。
三、认定目标，把握重难点
(1)显示本课教学目标，让全班同学齐读一遍。
(2)教师讲解应掌握的内容，以及重难点，应达到什么程度。
设计意图：让学生认定目标，明确这课要掌握的内容，哪些是重点和难点，要达到什么程度，为完成教学目标奠定心理基础。
四、导学达标，形成技能
1、直观图示，印证结论(图略)
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这一知识点通过图解的形式，并运用动画演示来讲解。
设计意图：对于知识与知识点之间的联系，采用图表直观重现，通过动画直观演示，把抽象知识具体化，化枯燥为有趣，活跃了课堂气氛，并且有利于学生一目了然，降低了学习难度。
2、辩论争鸣，突破重点
(1)屏幕显示辩题：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可以一帆风顺”(正方)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艰难曲折”(反方)
(2)把学生分成正反两方，通过设立辩论赛的形式，激化学生兴趣，激活学生创新思维，在同学们的唇枪舌剑中归纳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艰难曲折的原因，教师结合辩论赛的过程进行诱导点拨。
如：“历史上社会制度每一次变革，都要长期的、曲折的反复斗争”的知识点，在学生的辩论过程中，启发引导他们用比较归纳法，从“封建社会代替封建社会”时间，反复性等方面进行比较归纳，让学生让学生自然的归纳出正确的结论。
对于其它四个原因可在辩论中结合学生的具体实际诱导、点拨。
设计意图：对于重点“长期性和曲折性”的点拨诱导，强化质疑，注重激活，创设自由课堂论坛，采用辩论法，让学生相互讨论，以好带差，互帮互助，培养协作精神，调动积极性，并把比较归纳法和辩论法有机结合，以培育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意识。
3、承前启后，深化认识
在学生辩论中得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有艰难、曲折”的基础上引发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将长期共存和斗争”的知识点，并由学生归纳出正确对待这种现象的方法。
设计意图：澄清学生两种模糊认识：〈1〉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一片繁荣，看不出明显衰退，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难以代替资本主义。〈2〉现阶段教育都说社会主义好，比资本主义优越，但与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接触的现实之间的差异很大，看不清社会主义灿烂前景。
4、播放〈国际歌〉，结束新课
在播放歌曲的同时，出示歌词与分析提示。(略)
设计意图：升华学生情感，加深思想认识。
五、练习巩固，达标测评
出示练习：(略)
练习的形式：练习题设为基础型题和迁移思辩测试两类，分层训练，电脑显示检测题，通过知识竞赛抢答形式反馈信息。
设计意图：通过知识竞赛形式反馈信息，激化学生竞争意识，巩固新课检测教学效果。运用层次检测法，使每个学生的思维都能获得“转一个弯”而到目的地的感觉，满足好胜心以及渴望成功的心理特征，当堂达标，落实教学目标。
资本主义发展趋势 篇3
关键词:民族主义;极端主义;全球化
一、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高峰已过,但余波犹存
世界格局剧变对民族国家造成的强烈冲击效应已在20世纪末达到最高点,在21世纪以国家裂变、民族分离运动为特征的政治民族主义将呈弱化趋势。尽管民族主义浪潮引发的分离倾向今后仍然存在于某些地区和国家,危害地区和平与国家安全,但是在国家裂变集中发生地带,诸多转型国家在经历了理念、信仰、意识形态的普遍混乱状态后,经过激烈振荡和民族国家的重新调整,总体上各国政局和经济在向平稳方向过渡和发展。[1](P.15)这一局势对民族分离主义将起到阻遏作用。而且,从国家构成上来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单一民族国家不到20个,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估算得更少,他认为“在当今全世界的一百八十多个国家中,真正有资格宣称其国民皆隶属于同一族群或语言团体者,不会超过十二国”[2](P.218)。这就是说,同一血缘和文化渊源的族群或民族与国家完全重合是不可能的,未来发展趋势也不可能。因此,从前景上讲,民族分离运动不可能无休止地大规模进行下去,高潮过去之后分离运动将减缓和衰退。从理论上讲,全球化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它所倡导的兼容性和融合性是与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孤立性相悖的,因此民族主义终将要在社会的发展中趋向衰落。
目前,原苏东地区民族主义引起的国家裂变基本停止,车臣危机也得到控制,除波黑国家存在进一步分化的可能外,其他要求独立的地区难以再起高潮,分离主义运动也在回落。前苏东地区作为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起源地,基本上将沙俄扩张、苏联统治时期积累的民族主义积怨释放完毕,不会形成新的民族主义冲击波。[3](P.37)在世界范围看,殖民主义和冷战对抗造成的国家和民族分裂局面也随着越南、德国和也门的统一而逐步消除。虽然,要求民族分离的民族主义运动依然存在,如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和非洲部落主义等,但现在的民族冲突往往带有地域或局部性质 ,一般不致引发广泛的连锁反应 ,而且这些民族运动的主要追求目标亦不甚明确,有时是为了改善民族处境,有时则干脆为了发泄民族愤懑,完全谋求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已不多见。
因此,在21世纪,民族主义的斗争锋芒有可能发生转变,更多地以文化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面貌出现,即在现存国界内争取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特性,谋求更多的经济权益以提高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缩小与主导民族的发展差距。[4](P.59)随着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这些问题再次引发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所以,21世纪国际格局不会因民族问题发生明显的改变,政治民族主义将显著减弱而让位于经济的特别是文化的民族主义。[5](P.19)
二、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上升
在21世纪,民族主义浪潮虽然高潮已过,但并非已经完全消失。当以国家分裂和民族对立为特征的政治民族主义逐渐冷却后,以贸易争端和区域经济为特征的经济民族主义以及以保护、复兴民族或本土文化为特征的文化民族主义开始显现出来,并呈现出上升之势,而且这也势必成为民族主义在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点。
从经济角度看,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发展阶段上各个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即一个民族在完成自己取得独立的历史任务后,必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才能使自己真正地站起来。[6](P.66)而在21世纪,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原本就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国际贸易中诸多不平等因素以及不合理的国际贸易旧秩序等原因所导致的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经济民族主义不仅表现在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对抗中,在发达国家之间,由于国际贸易体系中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商业和贸易争端也更加严重。为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很多国家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挑战,组建区域、次区域经济共同体,在区域联合中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从而使地缘、语言相近的民族国家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形式实现地区整合,地区民族主义由此得到加强。[7](P.15)
在文化方面,文化的多样性是世界多样性的一个表现和基础,也是一个民族保持其自身特点的和个性发展的重要标志。文化民族主义固守的是语言、信仰、习俗等,所以不免会带有保守和偏激的色彩,因此文化民族主义往往“反映了一种认为本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精神高于优于别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1](P.117)一体化的进程中,政治的冲突相对淡化,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国际文化的交流日益广泛,特别是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卷入了交汇和冲突的汪洋。服装、流行音乐、影视节目等文化产品跨越国界,超越民族传播,使人类的共性在增多,但文化载体所包含的内容及其反映的价值观念难免会与被传播国家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产生冲突,各种传播进来的新奇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对文化民族主义自身的“骄傲感”也会产生冲击,由此而引起的民族主义反应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有表现。
文化民族主义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中往往有不同的反映。一般而言,落后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往往带有很强烈的防卫心理,由于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无法与更为发达的国家进行比较,只能以一种文化方面的“优越感”来保持或恢复民族自尊心。所以,落后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在脆弱的心理防线后面掩盖着的往往是无法在其他方面与发达国家进行较量的自卑。相反,发达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那就是利用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优势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化“输出”,即所谓的“文化殖民”[1](P.66),在实际的国际政治中,它表现为西方国家处处强调或体现其“正统”性的文化意识。[10](P.8)而发展中国家出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保护,就极力抵制外来的,特别是美国等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注意振兴本土文化和清除老殖民主义对文化的影响,这在中东和一些非洲国家尤为明显。
但总的来说文化民族主义本身不带有分离主义色彩,只有当它与政治相结合或被分离主义势力利用后才会引起暴力和战争,显露出它的破坏力。而且文化民族主义的特性使其不会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很快改变,进入21世纪后将继续存在。但表现形式会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更多地体现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的特征以及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的特点,带有沙文主义色彩、殖民色彩的文化民族主义因其市场的萎缩将趋向弱化,“爱国主义”则在各种条件下变换着形式将文化民族主义不断地包装和更新。[11](P.16)
21世纪,经济和文化民族主义的上升是必然趋势。可见,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重点,而围绕着这些重点,民族主义也就往往强调自己不同的层面。[12](P.67)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由于这两种民族主义相对政治民族主义都比较温和,所以它们的上扬一般不会采取激烈的表现形式。只要对其加以正确的引导,就可以避免民族主义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激化。
三、民族极端主义趋于平静
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一大特点就是民族分离主义与极端宗教的结合,由于极端宗教和恐怖组织联系紧密,经常以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形式出现,并以分裂国家为目的,对社会和人民的危害极大,所以一直是政府重点打击对象。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不断调整,原本空缺的意识形态逐渐回归,政府和人民也都找到自身的政治定位,政府的控制力不断得到加强,在与极端宗教势力的对抗中逐渐占据了有利地位。加之人民对暴力事件和恐怖主义的痛恨,极端宗教和恐怖组织越来越不得民心,其活动空间也不断受到打压。例如,在车臣问题上,俄罗斯通过不断的武装打击已经基本上控制住了车臣地区的极端组织和他们的分裂行为。通过这种强硬的行动也在心理上震慑了其他分离主义势力。在武装打击的同时,政府积极与极端势力展开谈判,争取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民族问题同样起到平息民族极端主义的作用,印尼的亚齐分离主义运动、西班牙的“埃塔”组织和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等都开始与政府打开了谈判之门。
20世纪末期,由于欧美国家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移民增多等原因造成国内政局很不稳定,使极右翼政党和新法西组织一度甚嚣而上,出现了诸如俄罗斯的“日里诺夫斯基现象”、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入阁、欧美国家排外、暴力迫害事件频繁发生等现象,成为历史的逆流。进入21世纪,由于国际形势和欧美国家内部经济状况的好转,各国都加强了对新法西斯组织的打击,例如德国对“光头党”等各类法西斯组织严加控制和打击的措施颇有成效。在世界范围,人们对历史上极右翼势力和法西斯主义造成的危害深恶痛绝,这种痛恨加深了对现实中心法西斯主义的警惕和不满,从而在人们的主观意识和社会舆论上控制了极右翼势力的上扬。
从长远看,极端民族主义和各种民族主义情绪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它依然会通过各种形式干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发展。但总的说来,“民族间的差异—碰撞—冲突—重构—聚合—融合,这是世界民族主义发展的辩证规律和总的趋势”[13](P.59),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各民族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不断交流融合,这种逆流势力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的新世纪,必定不会成为影响国家和地区形势的主流势力。
参考文献
[1]卫灵.当代民族主义透视[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4).
[2]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郝时远.战后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五大发展趋向[J].国际经济评论,1996,(11).
[4]程人乾.当代世界民族主义纵横谈[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3).
[5]郝时远.动乱冲突愈演愈烈——世纪之交世界民族问题的态势与走向[J].21世纪,1996,(6).
[6]陈晓律,李永刚.当代民族主义及其未来趋势[J].史学月刊,1998,(6).
[7]卫灵.当代民族主义透视[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4).
[8]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M].上海:上海人民版社,1995.
[9]陈晓律,李永刚.当代民族主义及其未来趋势[J].史学月刊,1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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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卫灵.当代民族主义透视[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4).
[12]陈晓律,李永刚.当代民族主义及其未来趋势[J].史学月刊,1998,(6).
[13]程人乾.当代世界民族主义纵横谈[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3).
国际资本流动的历史及发展趋势 篇4
一、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历史
国际资本流动出现至今已有七个多世纪, 经历了高涨—低潮不断交替的曲折发展过程。在金本位盛行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资本流动得到迅猛发展。随后,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各国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 国际资本流动处于低潮。二战结束后, 各国资本管制逐步放松, 国际资本流动逐渐恢复, 并在最近20多年间进入了全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大体上, 过去半个世纪的国际资本流动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 欧洲资本时期。
二战后初期, 国际资本流动处于恢复时期。由于各国资本管制, 私人资本受限, 以美国对欧洲的官方援助为主的官方资本流动快速发展。而美国也是私人资本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与此同时, 欧洲资本市场因为逃避管制而发展起来。
(二) 石油资本时期。
1973年,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 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逐渐解除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 国际资本流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石油美元的大量出现导致欧洲资本市场迅猛发展。国际私人资本流动的重要性明显上升。20世纪80年代初, 由于OPEC成员国开始出现经常账户逆差, 石油美元的增长明显减缓。发达国家私人银行向非产油国新兴市场国家发放贷款的资金来源也相应减少, 新兴市场国家获得国际贷款的条件急剧恶化。
(三) 拉美债务危机时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 资本流动规模扩张极不稳定。发达国家间的资本流动受债务危机的影响轻微, 在短时间内快速恢复。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入进入比较长的收缩期。
(四) 全球化时期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 国际资本流动进入全球化发展阶段。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空前扩大和流动方式的多样化, 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
二、21世纪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
(一) 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当前直接投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04年-2005年, 流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FDI分别达到3156亿元和3740亿美元, 占全球FDI流入量的44.4%和41.8%。同期从这些国家流出的FDI分别为1266亿元和1312亿元, 占当年全球FDI流出额的15.6%和17%。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当然, 发达国家和OPEC成员国依然主导着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的格局。
(二) 南南投资日趋频繁, FDI开始大量地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 成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仅在亚洲地区, 每年就有近500亿元的区域内相互投资。
(三) 离境金融中心在FDI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当有些国家对流动资本的管制比较强时, 投资者就会借用离境金融中心进行投资。
(四) 随着投资市场容量扩张, 私人资本大量取代官方资本活跃在投资市场上, 并呈上升趋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统计, 目前全球金融市场的游资约在72000亿美元以上, 每天约有12000亿美元的游资在金融市场上寻找机会。
(五) 国际间接投资增长迅速, 甚至超过了同时期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速。在国际间接资本流动规模扩大的背后是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壮大, 机构投资者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体。相较之下, 国际商业贷款地位下降。
(六) 伴随着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 服务业在发达国家的产业比重持续增加, 国际资本越来越多地流入这些行业。而曾经令发达国家引以为傲的制造业优势已渐渐被发展中国家取代。在发达国家, 2004年-2008年, FDI产业升级较为明显。制造业投资比重持续下降, 已由2004年70%的比重大幅下滑至2008年46%。而服务业比重大幅上升。此外, 全球经济复苏对于初级原材料特别是能源和矿产资源的需求猛增, 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获得稳定的资源和能源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 使得FDI在初级产品的比重也有所增加。
(七) 越来越多的投资摒弃传统的绿地投资, 采用并购现有企业的方式。2003年跨国并购占FDI的53%, 2005年则上升至78%, 仅在2007年上半年全球并购的总额就高达5810亿美元。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下国际资本流动趋势
2008年, 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不断升级并在世界范围内蔓延, 最终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国际资本流动受到了巨大冲击, 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08年全球FDI流量为1.66万亿美元, 比2007年下降15%。2010年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
一是全球资本流动总量出现小幅但不均衡的回升, 未来可能缓慢增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ATD) 2010年6月份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预计, 20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将达到1.2万亿美元以上, 到2012年将向1.6-2万亿美元挺进。
二是国际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角色发生很大的变化。官方机构在大规模干预市场后已成为主要的国际金融市场参与者。作为短期国际资本代表的对冲基金, 规模集聚效应和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资本流向的一致性加强, 投机性和危险性也相应增加。
三是国际热钱持续涌入新兴经济体。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经大幅降息后, 利率徘徊于接近零的低位, 全球资本市场出现了流动性过剩。而新兴经济体利率均高于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重启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后, 套利资金重新大规模涌入新兴经济体, 一些新兴经济体成为短期国际资本觊觎的对象, 包括股市、楼市在内的资产泡沫再一次被急剧放大。同时, 新兴经济体内部的资本流动增加。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2007年的经常性账户盈余成为持有发达经济体大量债权的原因。由于美元汇率的不稳定以及国债收益率的波动, 导致当前持有发达经济体资产的收益在下降。
四是银行资本在逐步收缩。相比于2007年, 2008年私人信贷开始下降, 其中2009年借贷为净流出, 这与国际银行的去杠杆化有关, 2010年估计将下降73%。目前, 这种收缩的状况还在保持, 特别是, 中小企业与低信用级别公司的借贷难度加大。
四、我国目前面临的短期资本流动
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 美、欧、日央行将名义利率降至零利率水平, 然后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由于发达国家国内消费与投资疲软、金融市场不景气, 大量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我国作为主要的发展中国家, 吸引了大量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从2005年起, 中国面临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规模不断上升。
2005年至2010年累计流入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额为6230亿美元。2010年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额创历史新高。然而真正的峰值发生在2008年上半年, 短期国际资本流入额高达2035亿美元。2007年至2010年这4年间, 短期国际资本有14个月流出中国, 有34个月流入中国。有两次集中流出中国, 第一次为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 短期国际资本从2008年10月至2009年1月连续4个月集中流出, 规模合计877亿美元;第二次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 短期国际资本从2010年5月至7月连续3个月集中流出, 规模合计299亿美元。
美联储从2010年11月起开始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 这又引发了国际热钱更多的涌入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问题再一次成为热点。
笔者认为, 国际短期资本大量流入是我国当前CPI居高不下、通货膨胀无法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2011年以来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企图回笼货币, 缓解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泡沫, 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反倒是众多中小企业出现了融资困难的局面, 濒临破产。随着资金流入规模的增加, 无论是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发行央票, 央行的冲销的成本都会不断上升, 有可能导致央行出现财务困难。而如果央行不能完全冲销, 则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会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 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
五、结论
国际资本流动既为我国提供了机遇又带了众多挑战。随着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金融格局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既有的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有序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而新的秩序和格局尚未完全确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向好, 我们对待国际资本流动一定要有正确的态度, 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既要利用国际资本流动提供的机会;又要把握好尺度, 防止热钱过分涌入催生经济泡沫, 阻碍经济发展。只有我们根据国情选择适合的宏观经济政策, 才能在后危机时代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 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实现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
摘要：本文在回顾国际资本流动发展历史的基础上, 分析了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 国际资本流动呈现的新趋势:规模越来越大, 发展中国家成为新热点, 私人资本地位上升, 服务业成为流入重点, 并购现有企业成为主要投资方式。并结合数据, 总结了金融危机后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特点。最后针对我国目前CPI持续走高的情况, 分析了我国面临的国际短期资本大量流入的局面。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对外直接投资FDI,短期国际资本流入,金融危机,通货膨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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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发展趋势 篇5
作为金融系统编制改造的一项复杂行动，我国从先后成立了信达、华融、东方和长城四年夜资产治理公司，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手中接过了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应该说，成立金融资产治理公司是我国借鉴国外成功履历，措置金融不良资产的一种现实选择。然则，从成本运营的角度来看四年夜金融资产治理公司的运营及其成长趋向，以市场为绳尺使资产治理公司形成优越的资金融通系统，还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切磋。
一.四年夜资产治理公司的运营现状
所谓成本运营，是指以利润最年夜化和成本增殖为目的，以价钱治理为特征，经过过程出产要素的优化培植和家当结构的动态调整，对企业的有形和无形资产进行综合有用运营的一种经营体式格局。成本运营实施的本色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根柢根底上，从企业全数者的角度出发，强调企业可以支配的实足成本按成本化运作体式格局进行重组和优化培植，使有限的成本取得最年夜的经济效益。
经由初期的试探阶段，我国四年夜资产治理公司措置不良资产的工作进入了慢慢范例、稳步成长的时代，并慢慢形成了一套相符中国国情的不良资产的措置模式。仅，我国四年夜资产治理公司措置不良资产已超出1200亿元，达1245亿元，接纳现金逾256亿元，较好地实现了资产接纳最年夜化的运营目的，表清楚明了我国措置不良的手法进一步增强。可以说，资产治理公司行使其400亿元的有限成本去拉动近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的接纳和变现，根底实现了成本价钱的增殖，提高了成本蕴蓄的遵守。
日常说来，资产治理公司是为了星散银行不良资产、化解我国金融风险、促进国有企业改变经营机制而设立的。四年夜资产治理公司共接管四年夜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1.4万亿元，四年夜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是以而平均下降超出9%，使国有银行减轻负担，轻装上阵，为其入世后的竞争缔造了有利前提。国有企业是国平易近经济的支柱，四年夜资产治理公司已对我国1000多产业物有市场，手艺提高前辈，有优越成长前景的国有企业执行了债转股，涉及金额4000多亿元，使这些企业欠债率年夜幅下降50%以下，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由此可见，资产治理公司成本运营起到了国家栋梁的浸染，更有利于中国金融业、国有企业等面临中国入世的峻厉搬弄、竞争和成长。
资产治理公司在近两年的成本运营中，措置不良资产的手法日益立异、日益完美，多元化的款式正在形成，以债务重组、资产置换、诉讼追偿、债转股、租赁、外包、让渡、投资银行等10多种形式对不良资产进行治理和措置，加速了措置速度，提高了措置遵守，四年夜资产治理公司凭据自身特点，接纳响应设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20，华融公司国外演艺之后，又在上海执行绑缚式的打包措置，实现接纳现金128亿元，实现了规模效益;长城公司则选择和接纳以最年夜限度保全资产为基点，以依法起诉、风险署理为手法，以“公允价钱”为依据的政策组合;东方公司全年措置帐面资产182.91亿元，接纳资产85.13亿元，资产接纳率达46.5%。由此不难看出，资产治理公司在处置责罚不良资产的成本运营中慢慢形成了良性资金融通系统，使物化资财酿成了活资财，实现了不良资产的国平易近经济再增殖。
二.资产治理公司成本运营中的题目问题与毛病
因为资产治理公司才刚刚运营不到两年的时刻，在实践中暴披露来的题目问题还不多、还不严正。然则，从久远的概念来看，把资产治理公司纳入到国有企业改造、平易近间和私营经济的.培育、金融机相干统和成本市场的培植等统筹考虑之中，从成本运营的角度考虑资产治理公司的成本运作，则当今状况的资产治理公司的成本运营仍存在许多值得注重的题目问题，暗藏着许多毛病。
一.中国市场经济系统编制不完美，经济天气情况不理想，给资产治理公司措置不良资产带来了许多灾题，各成本运营的正常运作造成了诸多障碍。
在市场经济情况中，企业必需竖立相符竞争性市场经济系统编制要求的成本运营机制，依托发育优越的成本市场，才气有用的实施成本运营。而我国经济市场则处于由设计经济系统编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编制转轨的时代，资产治理公司不是市场经济系统编制的侥幸儿，而是由我国政府主导的金融轨制立异，是中国转轨经济的出格产物，这种出格性是美国等蓬勃国家的资产治理机构所没有的，更与成本运营所需的市场前提造成了直接矛盾。是以，我国资产治理公司在与市场接轨上还不成熟，不完美，其成本运营的需要市场前提将受许多市场不良成分如全国金融市场冲击、国家泉币政策、入世后的汇率风险等诸多成分的影响，在不完美的经济天气前提下，将致使资产治理公司措置不良资产的成本盘活、变现等难度增年夜，晦气于资产治理公司的成本运营和成长。
〈一〉国有企业改造任重而道远。众所周知，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的反映，更是设计经济系统编制下盲目的投资、有国产业局出头具名变相贷款的不良产物。是以，要彻底治理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只有率先让国有企业改变经营机制和经营概念，走出年夜年夜都国有企业吃亏破产的窘破之境。然则，国有企业自改造开放以来，因为系统编制和机制的原因，总体业绩持续下降，而且随中国入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国有企业经济局限自90年月以来最先泛起净吃亏，沦为“吃亏经济”或“补助经济”。例如，7月末，国有产业企业资产欠债率为65.4%，净吃亏92.8亿元，成本费用利润为-0.7%，在14923家国有年夜中型企业中，有6042家吃亏，吃亏面达40.5%，到196月末，吃亏面进一步扩年夜到55.1%(国家计委宏不雅观经济研究院，)。是以，在之内，国有企业又将发生一些不良贷款，其根源包含：一是一批此刻业绩较差的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即资产治理公司的老成员不能退出;二是一些此刻看起来经营优越的国有企业因为不顺应入世后更为乖戾的竞争而陷入逆境，即资产治理公司的新成员又要进来。可以说，国有企业是我国国平易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市场机制的运作直接摆布着我国经济系统编制的转轨水平，摆布着我国经济系统编制状况的年夜气侯，在这种市场经济系统编制的现状下，资产治理公司――中国不良资产的投资措置银行要完全严厉走市场化道路，将受当今市场化前提不足的极年夜限制，将受国家政策风险、国财家当导向等多方面市场成分的限制，将导致资产治理公司的成本运营不能完全按市场化导向运作，不良资产的呆坏账系数变年夜，致使资产部门流失落。
〈二〉资产治理公司措置不良资产的市场狭小。首先，我国的成本市场狭小。在岁尾，虽然我国证券市场股票总市值首次达到4.8万亿元，相当于昔时GDP总值的5%，然则，不能通顺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仍占年夜都，通顺总市值为8200亿元，相当于GDP的17%，而遏制到岁尾，资产治理公司从商业银行收购的不良资产已高达1.4万亿元，远远超出市场通顺总值。而且，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证券化等金融立异是由政府鼓动的，这就致使资产治理公司在措置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道路上受到政策的限制而不是市场的限制，导致不良资产的措置难度增年夜。其次，我国的股票市场异常懦弱，政策性光鲜明显，在泉币政策都难以启动的情形下，试图想用之于不良资产的措置，更是难上加难。再次，不良资产对外资开放，因为受其他政策和市场系统编制题目问题的影响，还不能年夜规模睁开。这就使外商对我国不良资产的投资发生挂念：收购我国不良资产是否存在司法依据;作为一个债权人，他们的权力能否执行;人平易近币没有完全摊开，对他们的投资将发生极年夜影响。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又分歧于美国储金会的房地产等典质贷款，再加上国有珍爱等成分，感快乐喜爱的器械概略不多，除非年夜比例折价。
〈三〉我国商业银行不能走市场化道路，将会给市场系统编制改造带来压力，给资产治理公司成本运营的市场系统编制等运营前提带来冲击。此刻，我国金融业不凡是银行业一贯是政府介入最深的行业之一，政企不分，设计经营日久，规模重年夜，地位贵要，由此而造成企业轨制的竖立、股份制革新与上市的难度加年夜。在其市场化的经营没有成立之前，还将在必然水平上持续银行业设计经济系统编制下的政策性营业，以及对贷款器械的全数制倾向，还会发生新的不良资产。所以，只有国有银行彻底脱节行政性干扰等成分，完全进行市场化运营之后，才气从基本上杜绝这种系统编制性的国有企业不良贷款的普及发生，而改变当前的状况决非一朝一夕的工作。
二.权属、相干、法式以及资产治理公司的定位题目问题是资产治理公司措置不良资产的四年夜坚苦。
资本与产业抱团出海渐成趋势 篇6
值得关注的是，本轮中企对外投资热潮中，中国买家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私募买家、并购基金、财务投资者日益成为谈判桌上的常客。资本和产业、民企和国企抱团出海，大手笔并购，将中企对外投资数据一再推高。不过，随着投资项目和金额的增多，诸如反向分手费等多种风险开始凸显，中企对外投资步入风险高发期。
数据 “出海”热情高涨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介绍，2016年1至10月，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业务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约162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额9619.3亿元人民币（折合1459.6亿美元），同比增长53.3%。
从投资的区域来看，对外投资地区分布仍呈集中态势，其中，对美国投资增长迅速，增幅达173.9%。据介绍，1月至10月，我国内地对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和日本七个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合计1091.5亿美元，占同期我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4.8%。
从投资的行业来看，对外投资分布格局继续优化，对制造业投资持续增长。1月至10月，对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占同期投资总额的25.8%、18%、16.1%和11.7%。流向制造业的投资额达262.3亿美元，同比增长163.8%，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160.4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3.6倍，占制造业对外投资的61.2%。
并购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今年以来，在“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等机遇的带动下，中企海外并购增势迅猛，尤其是单个金额超10亿美元的大手笔并购显著增多。
此前商务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9个月，中国企业共实施海外并购项目521个，实际交易金额674.4亿美元，涉及67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个行业大类，已经超过2015年全年544.4亿美元的并购金额。从涉及地区看，美国以162.4亿美元居中国企业实际并购交易金额国家（地区）之首，涉及并购项目119个。另据普华永道统计，在前三季度的中资企业海外并购中，单笔金额超过10亿美元的大额交易就超过30宗。
孖士打律师行美国合伙人保罗·巴尼表示，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私营企业走入美国开展投资。以前的赴美投资是由中国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国有企业关注的往往是矿产资源等比较大的投资标的。而现在中国私企和国企在美国的投资情况是齐头并进的，基本上各占一半。具体投资领域包括高科技、软件技术、医疗、房地产、高端制造业、电信行业、保险行业、能源行业等。
他还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把美国市场作为战略性重要市场来看待，尤其是为了更好地进入高科技领域或是更好地接触消费市场。据统计，中国的投资者已经进入到美国80%的城市和区域。
趋势 资本与产业抱团
“10年前高高在上的偶像，现在就在眼前，因此普遍都心动不已。”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欣韵指出，发达国家的许多龙头公司，尽管拥有先进的管理系统、技术和品牌优势，但由于本国本地区经济下行、市场饱和，导致盈利水平不高，估值下降，同时由于增长的压力，对市场和资本又有持续的需求，因此与中国企业彼此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不过，对于中国许多行业龙头而言，对海外投资战略和财务投资，他们并不熟悉。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大手笔并购案的背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财务投资人的身影。私募买家、并购基金、财务投资者日益成为谈判桌上的常客。
资本和产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抱团出海，大手笔并购，将中企对外投资数据一再推高。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戴冠春表示，以前投资项目的规模小而且矿产价格处于上升通道，企业用自己贷款的方式就能解决资金来源问题。而现在，随着项目规模越来越大，再加上资源类产品价格下跌，对企业来说中长期风险加大。因此，一个项目就会不断切分，股权方式变得多元化，组团出海的方式越来越普遍。
而投资并购中的结构性产品也开始显现。戴冠春称，目前已经有些海外并购项目在逐渐做杠杆，这会成为一个趋势。未来几年，针对一个区域的私募基金或者结构性产品会越来越多，中国资本市场上海外投资的题材也会越来越多。他预计未来5到10年，中国的海外投资会与国内资本市场直接对接，小规模的企业和投资人也可以在其中寻找机会。
业内人士指出，资本方的介入，一方面，可以增加中国买家的信用度和资信能力；另一方面，引入投资者，建立相对平衡多元化的董事会结构，增加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博弈的空间，也会给公司带来好处。
不容忽视，投资者通过大量实践，积累了一些公司治理和董事会运作的经验。“要平衡考虑之前的股东规定，当地的惯例和中方股东的战略、财务管控方面要求，投资者作为更市场化的一个外力，也可以敦促本土企业采用更为国际化和市场化的方式，管控好公司。”张欣韵说。
挑战 步入风险高发期
业内专家指出，大额并购的增多，说明中国企业实力有所提升，但是，由于涉及当地战略性资源或者大型企业，这也意味着更严格复杂的审批流程和更有挑战的融资，一旦失败还将付出高额的成本，因此风险将更大。
建投华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单学提醒说，从千万到上亿不等的高额反向分手费已经逐渐成为中企海外并购中的一个常态。也就是要求如果竞标后未能取得相关的审批，或者批准不及时或者没有能力完成相关交割业务，买方都要向卖方支付高达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分手费。“尤其在一些高科技并购领域，卖方要求买方支付高达10%甚至20%的交易保证金，并且要把资金提前付到卖方指定的账户，同时要求支付反向分手费。”
此外，卖方往往要求买方提供整体的并购方案，而且特别看重关于资金本身的安排。要求所有的意向投资方按照卖方的版本，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苛刻的资金证明。承诺安排以及资产负债表等林林总总的各种证明文件。
而这仅是中企出海遇到的诸多风险中的一个层面。就在不久前，中企海外并购遇阻的消息频频传来。据报道，中国化工收购瑞士先正达的项目遇阻，此前两个中资并购德国企业的案例也先后被德国政府叫停。
“海外投资当前遇到的主要问题是风险问题，我国企业驾驭国际投资环境和驾驭跨国企业的能力和水平仍然有待于提高。”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指出。
业内指出，近年来中资企业的海外并购被贴上政治化标签的案例屡见不鲜，也成为海外投资的最大外部风险。此外，并购地区的市场风险、社会风险、经营管理风险等都属于高发风险。而社会责任问题、环境问题、合规反腐问题等“非传统风险”也越来越凸显，不少中国企业因此屡屡受创，需要非常警惕。
孖士打律师行华盛顿办事处合伙人、国家安全业务组联席主席约翰·苏利文表示，之前媒体曝光较多的几起中企赴美投资失败的案例主要由于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和介入。“实际上真正需要CFIUS审批的投资案例非常少，委员会仅仅针对是否危害国家安全这一点来审核，大量的投资并购案例并不需要经过CFIUS的审批。”
资本主义发展趋势 篇7
“本土膳食主义” ( Locavore) 于2005年的世界环境日由Jessica Prentice首次提出, 随即引起广泛讨论与实践。当年, 旧金山就出现了一个“本土膳食主义”组织 ( Locavores) , 自我规定只从居住城市方圆100英里以内获取食物, 以减少食品运输增加的环境污染, 同时确保食物的来源。2007年, “Locavore”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的词典中, 指的是吃新鲜的本地产品的倾向; 土食者, 本土膳食主义者。此后, 在美国的索诺玛、加利福尼亚、纽约等多地开始掀起本土膳食风并蔓延至加拿大。
在我国, 目前虽然没有“本土膳食主义”这种专门的提法, 但类似的实践有很多, 比如, 城市居民在社区利用闲置土地或到农村租地通过自己种养以自给自足农产品, 城市居民到农贸市场、蔬菜大棚、养殖场购买本地农民种养的农产品, 本地居民购买本地企业加工的食品, 餐饮企业购买本地生产的原材料进行加工供应给食客, 通过设施农业种养其它地方的农产品品种供应本地市场, 本地人在本地收购本地生产的农产品到外地开餐馆供应原籍人士, 等等。
总体看来国内外实践还比较多, 但学术界的专门研究很少, 只是探讨了这种模式的影响作用, 当然既有积极作用, 也有消极作用。归结起来, 其积极的一面体现在: 新鲜营养安全健康, 减少生产和物流带来的环境污染, 缓解农产品物流顽症, 带动当地农业发展, 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塑造和强化地方品牌, 传承农耕文化, 保障种业安全, 等等, 这些都契合了小城镇发展思路 ( Catherine Tumber, 2009) 和绿色经济发展要求 ( Kathy Rudy, 2012) ; 消极的一面就是可能造成营养的不均衡, 期望的环境效益未必能够达到 ( Vasile Stanescu, 2010) , 模式选择不当还可能造成土地细碎化降低土地生产力, 扭曲农产品贸易, 滋生地方保护主义, 等等。
二、本土膳食主义发展的原因分析
本土膳食主义之所以会产生并得到迅速发展,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环境保护, 二是食品安全。
( 一) 环境保护
推行本土膳食主义有助于减少农产品运输环节的损耗和污染。英国的提姆·郎 ( Tim Lang) 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食物里程” ( Food Miles) 的概念 ( Paxton, 1994) 。所谓的食物里程就是指农产品从农场到食品加工厂, 从食品加工厂到物流仓库, 从物流仓库到批发商, 再从批发商到零售超市的物理距离的总和, 即农产品从产地到餐桌的总里程, 它包含了农产品供应链整个周期的实际距离。一般来说, 食物里程越长, 也就意味着消耗的能源越多、排放的二氧化碳越多。如果能够缩短食物里程, 就意味着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碳排放, 从而有利于保护环境。
( 二) 食品安全
推行本土膳食主义有助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一方面, 本土膳食能保证食品的新鲜营养健康。农产品是有生命的有机物, 很多农产品易腐烂变质, 随着性质和状态的变化其使用价值也丧失了。为了减少耗损, 很多农产品还未成熟就被采摘, 经过长途运输待运抵消费地后其口感和营养已大打折扣。另一方面, 本土膳食的安全可信度更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农产品市场已然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消费者越来越关心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相关安全知识也在不断增加。伴随本土膳食的推行, 由于近距离原因, 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容易收集, 本地农业生产全过程都可以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只要政府监管到位, 公众信任度自然就高, 食品安全可以得到保证。
三、本土膳食主义的发展趋势判断
本土膳食主义的提出至今虽然不到10年的时间, 但蔓延速度将会进一步加快, 蔓延范围也将越来越广, 理由有三:
( 一) 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
最近几年,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现以及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需求, 使得食品安全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2013年1月中旬欧洲“马肉风波”再次让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 2013年下半年以来国人又深陷转基因食品之争, 食品质量安全再掀波澜。本土膳食主义的发展和普及正好有利于解决食品质量方面的安全问题。
( 二) 食品安全问题的成因分析
食品安全有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之分: 数量安全可以通过增加农产品种养面积、提高劳动生产率、寻找替代品等方式解决; 质量安全问题更为复杂。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
1. 市场本身失灵。Ccaswell and M0jduszka ( 2001) 、周应恒、霍丽釧等 ( 2003) 、周德翼 ( 2004) 、David L. Ortega ( 2011) 等认为食品市场自身存在消费者和供应商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先天缺陷, 由此引起生产、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消费者的“逆向选择”, 最终导致了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发生。
2. 需求方面, 消费者缺乏食品质量安全相关知识。Williamson ( 1992 ) 、Zwart & Mollenkop ( 2000 ) 、徐晓新 ( 2002) 、周洁红 ( 2005) 等调查研究表明, 消费者自身在食品质量安全方面知识的缺乏是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直接原因。
3. 供给方面, 食品原料、生产和加工存在安全隐患。Hennessy ( 2001 ) 、Weaver和Hudson ( 2001 ) 、Vetter ( 2002 ) 、张辉 (2009) 、王廷丽 ( 2010) 等研究认为, 食品安全涉及从原料供应、生产、加工到销售的整个食品供给链,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安全隐患, 具体体现在: 农业种植养殖业的源头污染, 农业生产环境受到污染, 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工艺落后, 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 食品添加剂 ( 比如防腐剂等) 的乱用滥用, 新原料、新工艺带来的食品安全性如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 侯守礼等, 2004) 。
4. 政府现有措施失灵。体现在: 食品安全政策不完善, 多头监管体制不健全, 管理很难适应食品质量安全全程监管的要求, 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缺乏有效的质量检验检测机制和质量标准体系。
依据本土膳食主义的原理, 由于本土生产本土加工、距离近的原因, 供需双方的信息相对较对称和完备, 市场失灵和供应方面的隐患可以大大降低, 在此基础上, 只要消费者不断充实相关知识同时政府加强全过程监管, 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终将解决。
( 三) 本土膳食主义推行的积极意义
本土膳食主义推行有利于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之外, 还有诸多好处:
1. 缓解农产品物流顽症。农产品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在储运过程中要求有配套的硬件设施, 包括专门设立的仓库、输送设备、专用码头、专用运输工具、装卸设备等等; 为使农产品的使用价值得到保证, 还需采取低温、防潮、烘干、防虫害等一系列技术措施。此外, 农产品在跨区运输销售过程中还受到各个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的干扰, 由此导致农产品价格不断飙升, 这必将影响农产品的最终销售, 为降低成本降低价格最后就将负担转嫁给农产品生产者, 从而造成“谷贱伤农, 菜贱伤农, 果贱伤农”现象频出。本土膳食主义的推行可以最大程度降低这些方面的成本费用, 将之实实在在地转化为农业生产者的收入。
2. 带动当地农业发展, 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塑造维护地方品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 很多地方的农业GDP比重在逐年减少, 本地消费的农产品外部依存度越来越高, 一旦出现比如自然灾害造成交通中断或者政府间关系交恶的情况, 势必影响当地民众的基本生活。这一类地区应当顺应本土膳食主义的发展趋势, 利用一切可耕种土地大力发展本地农业, 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土地利用率, 尽力维护“地理标志”品牌。
综上所述,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出于食品安全的考虑会接受本土膳食理念, 继而倒逼生产者顺应潮流回归本土化; 另一方面, 本土膳食主义契合了当前小城镇发展思路 ( CatherineTumber, 2009) 和绿色经济发展要求 ( Kathy Rudy, 2012) , 必将引起各地政府的重视和引导推广。因此可以判定: 本土膳食主义今后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普及。
四、本土膳食主义发展趋势下我国农业发展新思路
资本主义发展趋势 篇8
一、大型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1. 为国家创收
大型国有企业是指所有权归属国家所有的大型企业, 是国有经济在微观上的一种表现形式, 大型国有企业为国家创造了很大的一部分收入, 使国家有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翻云覆雨”, 在计划经济时代, 企业主要是国企, 而在国企中, 大型国有企业创造的利润占很大一部分, 而国企员工的工资并不是特别的高, 即没有太大的支出。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基础, 更重要的是为改革开放铺好了道路。
2. 弥补市场失灵
经济学理论认为在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 市场会出现失灵的情况。一般而言, 公共产品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 一是具有共享性, 即一个人在使用该产品的时候, 别人也可以在同时使用, 并没有冲突。二是具有非竞争性, 即一个人的使用数量并不会影响其他人的使用, 不存在竞争性, 如公园, 公共交通运输工具等, 这样的特征决定了公共物品具有高投入, 但是低回报, 并不是以赢利为目标, 投入无法全部收回,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思考”的私有企业不愿意提供这样的产品, 所以归国家所有的大型国有企业承担了这样的职能, 为人民提供公共产品, 弥补市场的失灵。
3. 填补了自然垄断行业
由于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能够得到创业初期的高成本, 所以大型国有企业能够以低成本为整个市场提供劳务或者产品, 形成自然垄断, 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特点, 由于进入壁垒高, 沉淀成本大, 从而风险也很大, 所以很多小型企业或者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私企, 并不会进入这样的行业, 从而也避免造成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建设。大型国有企业带动引导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稳定经济, 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铺路石”和“领航员”。
4. 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主要有三项职能, 包括提高效率, 增进平等以及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市场经济中, 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国有企业可以实现市场机制自身不能达到, 而且政府也不能用其他的间接干预手段来实现的某些社会政策目标, 当市场进入萧条期, 国家利用大型国有企业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特别重要, 通过大型国有企业来进行市场经济的干预有很多的优点, 包括第一, 建立国有企业的成本较低;第二, 对付垄断, 国有企业非常有效;第三, 国有企业是一种比较灵活的政策工具, 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第四, 国有企业直接与政府挂钩, 是政府贯彻其政策意图, 实现其经济计划的有效工具;第五, 对涉及国家主权、国家机密的产业不仅仅只考虑经济方面的问题了, 特别需要注意安全性和可靠性, 在这方面, 国有企业首当其冲。以上理由为国有经济通过国有企业的形式来干预和调控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大型国有企业发展趋势分析
从当前大型国有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以及外部环境的不确定角度来看, 大型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将会朝着如下方面发展。
第一, 大型国有企业将在分类改革基础上, 继续减少国有独资企业, 特别是减少竞争领域的国有独资企业。为了使得市场竞争变得更加的公平, 大型国有企业在该领域数量的降低将会促进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从而为和谐、有序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二, 对已经实现股权多元化的企业, 要按照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进一步实现企业股权结构的合理化、分散化。大型国有企业构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是高效竞争、变大变强的利器, 为此,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以及实现股权多元化的大型国有企业应该尊重现代企业制度发展要求, 构建起坚实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第三, 进一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各有关机构的产生机制和权责机制,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当前大型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诸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使得公司的管理效率低下, 管理者在权责利等方面不能实现有机的统一, 影响了公司的整体运作效率。
第四, 在规范母子公司关系基础上, 进一步做大做强国有大型企业 (集团) , 提高国有大型企业 (集团) 的竞争力。当前很多大型国有企业虽然已经跻身世界五百强行列, 但中国企业500强只能定义为500大。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多数缺乏核心竞争力, 企业风险控制能力还比较低, 属于典型的速度经济型企业。为此, 在未来的发展改革中, 应该将“大”转型为“强”。
第五, 稳步推进集团公司主业整体上市, 加快集团存续企业公司制改革, 妥善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大型国有企业主业整体上市是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 通过上市, 使得企业的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等变得更加的透明, 促进企业的透明化发展。加快集团存续企业公司制改革则是企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经济竞争力也将会由此得到质的飞跃。
第六, 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股份制相对于单一制经济结构来说具有重要的作用, 是企业增强活力, 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为此, 将大型国有企业从国家单一支配过度到股份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大型国有企业发展对策分析
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应该注重制度创新, 这要求这些企业能够从目前推行独立董事、完善董事会制度向构筑合理的产权结构、打好体制基础转变;同时, 要从当前用行政手段作为推动力向加大企业的组织体制一体化、经营集约化方向改变。
1. 加快推动大型国有企业母公司层面的产权多元化改革。
大型国有企业在股权结构方面要向股份制方向发展, 除了少数几个企业以外, 大多数的都应该实现公司股份结构制, 通过国有资本参股、控股的混合式形式, 实现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 为众多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参考思路。作为产权多元化的另外一种选择, 大型国有企业可以选择整体上市。此外, 还可以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兼并联合、公开募股、交换股权、中外合资等方式引进外部力量, 借助这些力量来改变内部人控制的不良居民, 使得企业的投资主体变得多元化, 从而促进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2. 以体制重组和业务流程再造来实现大型国有企业的一体化建设。
要实现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强有效的控制, 必须加强大型国有企业自身的一体化建设力度, 从而在管理规范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在一体化建设过程中, 大型国有企业应该重点强化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战略决策和管控能力, 使得母公司能够对整个集团公司实现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 保证自身在子公司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同时, 要使得自身从多个市场主体向一个市场主体逐步过渡, 实现整个产业布局和产业组织的整体优化, 实现各个经营单位、公司内部不同部门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
3. 优化大型国有企业的经济布局, 实现与民营经济主体之间的公平有序竞争。
当前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所处的行业, 自身基本处于一定的垄断地位, 这使得行业之间的竞争呈现出不公平, 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为此, 在未来的改革当中, 大型国有企业要优化经济布局, 为市场创建公平经济环境, 发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4. 大型国有企业要处理好“大”和“强”之间的关系。
当前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在规模和总量方面已经变得十分的大, 但是在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等诸多指标方面跟世界五百强仍有不少的差距, 这也导致大型国有企业缺少整体的竞争力, 在跨国经营方面处于劣势状态, 为此, 大型国有企业应该转变经营思路, 在做大的同时, 要做强。
参考文献
[1]唐江桥.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经济地位的关系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 2007
[2]李荣融.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及政府对其管理[J].经济要参, 2002 (32)
[3]陈杰.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研究[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9
资本主义发展趋势 篇9
关键词：语义学,意义,认识论,经验主义,语境
英国语义学的发展与演变深受英国自身特有的哲学传统和对于语言学研究深刻关注的长期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内在地迎合了时代哲学的主题内涵和方向转换,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形态。16世纪之后,摆脱了宗教理性主义阴霾的英国语义学研究开始向着科学理性主义路径迅速成长,同时由培根所开创的经验主义理性精神在洛克的语义学研究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由此语义学研究的科学性原则和理性主义思维开始在英国语言哲学领域树立起合法地位。
一英国语义学研究的早期经验传统与历史特征
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在英国哲学研究的认识论转向过程中,语言分析的地位开始树立和成长起来,而意义理解的经验主义立场在这一时期的英国语义学思想中也得到了强烈的凸现。总体来看,早期英国语义学研究的这些工作和努力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在后世的英国语义学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延续和传承。
1.语义分析与认识论研究的关联。
17世纪以降,英国语义学研究在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背景下,开始将意义的理解紧密地与知识和认识的本质、特征等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将意义置于认识论的研究过程之中,并且使得语义理解成为了认识论问题研究的重要工具和分析手段。
在认识论研究中,语言意义对于展现思想的本质、特征具有重要作用,这是认识构成的重要基础,其中最具典型特征的就是这一时期意义观念理论的提出与发展。我们知道,对于意义问题的理解,是语义学研究的核心和主题之一,而语词观念、意义等关系的探讨在从洛克、贝克莱到休谟的语义学理论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历史上,洛克将作为知识表征的符号理论纳入到知识研究体系中,其原因在于语言命题能够用来建构知识,而知识在本质上相对于“观念”。特别是,洛克将语词意义看做心理观念的表征,“语词被用来作为观念的符号,并非作为自然的意义,而是一种主体的倾向性”,[1]195而观念形成的基础是客观实在的事物。因此,人类的认识系统,即知识的建构就是通过语言和观念实现的,其本质就是对于客观存在世界的理解和建构。同时,与观念相对应,语词的存在目的在于表征观念,由此就形成了实在-语词-观念的关联系统。在这三者之间,观念可以用来表征实在的事物,而语词作为媒介则沟通了实在事物和观念。
就人类语言系统当中的语词而言,与之相对应的是思想之中的观念,尽管在观念中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和层次,且在程度上具有简单和复杂的理解差异性,但其本质上都是源于主体的感觉与反思,“一切观念都是由感觉或反省来的。”[2]68洛克认为,观念是私人的,人们要进行思想交流,并且把这种私人的观念传递给他者,语言的使用就成为了必然选择。因此,语词的意义就体现在最大可能的作为主体的观念和思想的表征,“语言固有的、直接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所标记的那些观念。”[2]386对于思想观念及其相对应的事物、实在而言,语言成为了重要的连结渠道和中介,并且承载了观念表征的信息内容。对于贝克莱而言,意义的观念理论更进一步被他推向了极端,其著名论证“物体就是观念的集合”,将观念的内涵之中所包括的感觉材料和实在事物看做是一种主观性的存在和类似于观念的表征。在休谟看来,为了达到对于认识的分析和理解,我们应该对复杂的知觉进行语义分析,并且在知觉基本要素的基础上进行推理、考察,这样就能够实现对于知觉的本质、特征的理解,达到认识的目的。在此,休谟所谓的基本要素就是简单感觉和简单印象,这是我们分析的起点和前提。按照休谟的理解,语词意义建立在印象和观念的基础上,而个体观念以及印象知觉具有经验的个体性,因此在社会性的交往过程中我们就必须把语词意义理解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总体来说,英国近代语义学的认识论路径开拓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充分地认识到了在人类认知与理解过程中语言所发挥的有效作用,并且把语言意义的理解与认识相关的各个层面结合起来。尽管语义学本身在这一时期不可避免地处于认识论问题研究中朦胧和模糊的地位,但它仍然在英国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伟大转折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语义学思想研究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与科学和理性思维进行联姻和结合,从而使得语义学分析从以往历史上孤立、分散的研究开始逐步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研究工具,这就潜在地为以后语义学方法论的凝聚和提炼提供了重要铺垫。
2.早期经验主义语义分析的本质与特征。
经验主义理论将意义理解确立为自己的核心任务之一。我们知道,语义研究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具有很大区别,经验主义反对理性主义语言先验性的假设,同时也拒斥观念逻辑语形建构的绝对性。从观念的起源来说,从洛克、贝克莱到休谟的英国经验主义语义思想的基础是经验感觉,这样语词的意义就形成了与观念的对立态势,而意义的本质就体现在语词、观念和实在之间的关联特征中。就语词与实在、世界的关系而言,正是由于语言本身就建构于实在基础上经验的感觉中,因此在对于事物和真理的认识过程中语言才能够作为意义理解的重要中介。在这里,个人在实践当中获取的经验只是立足于自身的感觉、思维,其公共性的扩展和提升只有依赖于思想当中的语言才能实现,这样语言分析工作就成为了首要任务。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对语言的结构、特征进行充分表述,就可以构建起世界的模型结构,由此语言作为一种中介就成为了思维、认识和实在世界沟通的重要桥梁。
对于贝克莱而言,意义理解的经验主义立场被他进一步推向了极端,其主要特征就反映在他关于语言的认识和理解中,“通行概念(抽象概念)的根源,在我看来,正在于语言”[3]14,“人们以为每一个名称都有而且也应有一个唯一确定的意义,于是也就认为一定有一些抽象的、确定的观念,来构成每个普遍观念的真实的、唯一的直接意义。”[3]14贝克莱反对洛克关于观念内容的客观性认识,他认为普遍而抽象的观念并不存在,“抽象观念的构成既然是很难的,所以它不是传达思想所必需的”[3]11,事物在本质上表现为心理、感知当中观念的集合,也就是说观念完全是一种纯主观的心理感觉,因此事物的客观性并不存在于外界,而只可能存在于感觉之中,“普遍的观念只是心灵的虚构和设计”[3]10。由此观念与外在事物之间的关系被贝克莱完全否定,所存在的只是观念之间的内部联系。我们可以看出,贝克莱对于观念意义的理解走上了反对天赋观念理论的激进道路,认为“所谓普遍并不在于任何事物的绝对、积极的本性,只在于它和它所表象的那许多个别事物所有的关系。通过这种途径,本性原为个别的各种事物、名称或概念,就被变成了普遍的”[3]12。这一理性主义思想反叛的结局就是认识的经验主义得到了更强的坚持,直至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淖之中。
本质上来说,语义分析是理论和命题解释、构造的重要手段,而语词意义的判断依据在经验主义的视域中被归属于经验的材料、因素,因此分析性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就被凸现出来。在休谟的认识论研究中,经验论的语义分析思维被融合于其理论的整体框架中,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其理论体系的基础——观念的本质、特征——中得到表征,而且可以从休谟对于命题概念判断的语义标准中得到反映。本质上来看,休谟所指称的概念具有与观念、思想的内在关联,两者具有对应性,而他所特别强调的“印象”作为观念建构的基础具有明确性、清晰性等特征,这样概念意义的判断就转换为对于观念、印象的考察,命题意义的判断由此也可以通过经验进行验证。在意义的经验判断标准方面,休谟采用概念分析的方法将复杂知觉分解为基本的知觉要素——简单感觉印象,由此这种简单感觉印象就成为了概念的意义判断标准和观念来源,“我们的全面简单观念在初出现时都是来自简单印象,这种简单印象和简单观念相应,而且为简单观念所精确地复现。”[4]16可以看出,休谟的这种经验的意义理论将感觉置于了认识和理解的基础地位。
3.语义分析的心理认知、主体性以及语用化的路径趋向。
在意义的理解和分析过程中,主体存在和意向态度是构成的基本要素,这种心理内在活动能够容纳语词、行为和思想等重要内容,同时也能够为语义分析赋予相对的非确定性特征。总体而言,从洛克、贝克莱到休谟的经验主义意义理论经历了从客观经验论向主观经验论的内在转变,而这种趋势也内在地符合了19世纪末英国语义心理主义的解释性特征。
洛克将观念特征的理解与心理、意识联系起来,他认为“观念具有三种必要的特性,即通过意识与心理相关联、作为心理的一部分和依赖心理而存在”[5]。所谓观念,在洛克看来就是人们思考过程中心理理解的对象,而心理本身是一种建立在简单观念基础上的思维能力。简单观念在逻辑上最先起源于感觉,这是认识展开的第一个环节,随后在外在事物印象的基础上产生了心理观念。本质上说,观念就是与心理相关的实体,而意义建构的基础就是心理和意识,为此洛克认为“对象就是心灵之中的知觉”,[5]这就能够使得我们为语词赋予心理图像的意义或者心理操作类型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意义与观念具有同一性,语词的意义就是观念之间的联系,这种观念就是主体的心理观念,“语词在最初和间接的意义上,代表着使用它们的心理观念。”[1]181对于作为符号的语词而言,“语词的意义和使用基础在于心理活动中,观念和符号之间的关联”,[1]189也就是说语词背后所隐含的心理图像表征就是意义。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说,事物与名称的关联在心理活动中必须具有明确的观念,即思想,这样就形成了事物-心理表征-名称之间的内在结构。
贝克莱对于语言与观念的关系进行了详尽分析,他将观念与感知等同起来,“这个能感知的能动的主体,我们叫它做心灵、精神或灵魂,或自我……一个观念的存在,正在于其被感知。”[3]20也就是说,贝克莱通过这种语言的认知企图对观念的本质、特征进行说明,“语言可以引起人的情感……使人心发生某种特殊的倾向。” [3]15从理论上来说,既然有观念发生,我们就可能追问其感知的主体存在,这种存在就是自我和心灵,它存在于感知的人心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贝克莱提出了语言和意义关联的图像说,他认为“各种语句在严格的、理论的意义下……刺激起我们的适当情感或意向来”[3]43。在这里,语词意义的获得应该归属于心理概念,相应的心理概念则通过与实在事物的近似来进行表征。
对于休谟而言,如何从建立在心理基础上的因果和归纳问题出发来对作为意义理解基础的观念结构以及意义的经验性特征进行解释是一项重要任务。为此,休谟认为我们应该将心理的图像分析作为意义理解的重要基础,“心灵所从事的每一种活动,在那种心理倾向继续期间,也将是较为强烈而生动的。”[4]118在语义学思想的整体结构中,休谟所关注的是意义和经验层面,而实在则相应地处在被忽略的地位。为此,休谟将信念理解作为他心理主义意义理论的基础,他认为长期的习惯和反复的观察能够在主体心理中产生信念的必然性,而因果观念就建立在这种心理习惯的基础上。对于认识而言,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心理感觉、情感等因素,因此印象和观念都是建立在感觉基础上的心理习惯性结果。也就是说,观念、印象的理解要与心理意识分析相结合,“凡由任何现前印象而来的信念,都只是由习惯那个根源来的,当我们习惯于看到两个印象结合在一起时,一个印象的出现便立刻把我们的思想转移到另一个印象的观念”,[4]103在这里休谟强烈地凸现了主体性的地位和价值。可以看出,休谟的这种建立在心理经验和情感构成基础上的意义分析思路反对逻辑理性的归纳推演,其中存在着滑向彻底心理主义意义分析的风险性。
从当代语义学方法论的视角来看,休谟的这种将主体性地位纳入到意义理解过程中的做法具有其合理性价值,在这种意义理解的心理意识领域当中包含了主体的意向、态度和情感等重要因素。这样,意义理解的基底就从认识表征的客观性层面转换到了主体的心理、知觉层面,并且通过这种潜在的意识、心理实现与经验表征的关联,这是意义实现的重要一环。从这一时期英国经验主义意义理论的整体路径来看,休谟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他最大限度地打破了观念-实在这一不可动摇的对立关系,使得意义理解能够通过心理意识得到更加合理的表征。当然,这种观点进一步向前推演的极端就是心理主义意义学说,也就是将意义理解完全置于心理意识的基础之上,这种思想的影响在英国直到19世纪末才得以消除和湮灭,其原因在于休谟视之为理论核心的心理主义信念本质并非是牢固而不可破的,一旦将其推向经验证明和解释的境地,这种理论就很难再得以维系其理论的自洽程度。
就语义问题的关联界面而言,在英国早期的经验主义哲学研究也存在着对于与语义问题相关联的语用性特征的强调。洛克对于语言的社会交流功能非常重视,他认为意义在交流过程中的理解是语言存在和建构的前提,为此我们应当把语义分析的语用层面凸显出来,他说“人类有必要寻找一种外部感觉符号,由观念所构成,可以被他人所感知”。[1]181也就是说,语词的意义最终是在实践应用当中完成的,虽然语词只能表示使用者自己心中的观念,并且只有当言者的语词意义与他者对于该语词的社会约定性意义理解一致的时候,这种语词的交流才能够实现意义的目标。对于主体之间观念和思想的有效性而言,洛克认为在具体的语词使用过程中,除了保证观念的确定性,观念还应当与语词在对应关系上更加明确。总体上来看,洛克对于语词和观念之间关系的理解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开放态度,也就是说,语词作为观念之间联系的表征尽管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种意义的实现最终还是要通过语用活动和系统语境的整体建构,“行动的规则,一定是可离了各种文字而各自独立的,一定是在我们知道各种名词以前就存在的。”[2]41本质上来说,语词与世界的关系研究需要对语用和语境的动态建构进行合理把握,而意义的实现也是一项涉及主体双方交往、理解活动的系统工程,只有对意义的语用规则、特征以及相应的语境系统进行充分了解,才能为意义的准确定位奠定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在对英国语义学早期传统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语义学研究的经验论思维普遍存在于17世纪到18世纪的英国哲学研究中,而语义学分析对于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具有了重要的工具性意义,在其中也隐含着对于意义理解的心理认知和语用化的解释倾向,这表现为语义学研究对于意义的交往、实践等经验理性精神的推崇和应用。总体上来说,英国经验主义内涵的语义解释方法与同时期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观念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它在意义分析中所强调的对于事实、实证基础的重视和具体、周密分析的理论建构视野等方面符合了现代语义学的方法论趋向,对于之后的英国实证主义、自然语言语义分析乃至于当代的英国语义学研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英国语义学的现代转型与表征形态
语义学研究的经验主义传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的英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反叛以客观经验论为基础的理性传统基础上,英国语义学研究继承了以贝克莱和休谟为代表的主观经验论传统。历史地来看,由斯宾塞(H.Spencer)和穆勒(J.S.Mill)等人所开创的对于意义理解的实证主义传统,是对早期经验主义思维的直接传承,而罗素(B.Russell)和艾耶尔(A.J.Ayer)等人则将语义分析的基础置于逻辑实证的基础之上,将英国传统的经验论思维推向了极端化,“逻辑实证主义……是传统之中的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一种变体”。[6]在逻辑实证主义的语义分析中,语义学工具的采用在这一时期成为了理论证明和解释的有力手段,这表现为哲学研究采用了“语义上溯”的理性策略,将语义的分析与研究作为解决哲学难题的有效路径。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英国语义学分析方法的地位开始在哲学和相关的科学研究中逐步确立和巩固,这也是英国现代语义学形成和发展的黄金时期。
1.经验实证、逻辑性与语义分析的本质。
19世纪后期英国实证主义与逻辑语义分析在方法论上的借鉴、结合与工业革命和自然科学的突破具有很大关系,而休谟经验主义意义理论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它所具有的科学主义和实证理性精神对于语义学的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它对于形而上学意义理解方式的拒斥则为英国语义学方法论的现代性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总体上来说,在英国逻辑实证主义语义学诞生之前,斯宾塞的实证主义传统为意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奠定了思想基础,而穆勒的经验语义分析理论和罗素的逻辑语义分析体系则为语义学的方法论路径开辟了广阔空间。
19世纪后期,基于科学观察和感觉经验的原则,斯宾塞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支持休谟关于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的区分,认为我们只能对可观察的现象进行把握,而无法探究世界的本质、本体,“科学的真正含义就是用来理解存在的现象领域秩序中实证和确定的知识”,[7]102也就是说,我们只能认识现象世界经验范畴之内的东西,而经验范畴是不可超越的。因此,对于本体的实在世界,认识所能理解的只是本体世界的表层现象,“客观的科学证明了这种实体并非是我们想象的样子”。[7]99我们可以发现,斯宾塞的实证主义思想内核与之后的逻辑语义分析在路径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穆勒将概念和意义的理解限定在主观经验的范围之内,对于穆勒而言,如何在经验实证的基础上采用逻辑的思维确定名称的意义是认识论的重要任务。以名称而言,在命名活动中和对象最先关联的符号就形成名称的形式,之后再通过群体性的交往过程实现意义的确定。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辨别不同类型名词的含义和指称。理论上来说,专名具有指示性特征,本身并无含义,而通名则既有含义也有指称。在这一点上,穆勒反对传统主观经验主义的意义观念理论,认为命题研究的对象并非是心理观念的判断,而是对真实事物和实在的判断,也就是说信念的基本内容是实在、事物,而非事物的心理观念。在概念理解的过程中,我们通常的定义只是名称的定义,而命题的意义说明就是解释名称的意义,“对语词的意义进行分析是对命题的意义进行分析的一个先决条件”。[8]因此,在概念、命题本身及其定义之间,判断与推理的基础并非是简单的定义,而是基于经验事实的理解,命题的意义就是判断名称的属性与经验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样,我们在观念与经验之间就可以建立起逻辑的实证关系。
罗素的实证主义语义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逻辑原子主义的意义理解过程中,其目的在于通过对概念和知识的逻辑分析寻求确定的意义,这种思想成为了随后英国逻辑实证主义语义学研究的理论先声。对于名称的意义,罗素反对洛克将语词意义与观念简单等同的做法,认为观念只是语词和事物的联结者,而语词名称的意义就表现为所指对象,“一个命题并不是一个事实的名称”。[9]站在经验主义和先验逻辑的立场上,罗素认为语言与世界的结构具有一致性和统一性,在世界结构当中具有基础地位的并非是单独的事物,而是包含事物性质和关系的事实。世界的逻辑基础是原子事实,与之相应的命题语言系统则以原子命题为基础,而原子事实就是与命题真假判断相对应的整体事实系统的基本事实成分,“命题对于事实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名称对于被命名的事物的关系……只要通过检验命题就能确定关于世界的真理”。[9]在这里,事实具有的涵义在于它表示着事物之间的关系结构,而原子事实就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语义分析的基本原则,“逻辑原子主义意味着我们可以把语词分析为许多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10]也就是说,逻辑原子作为分析的最基本元素构成了事物的观念,我们可以通过对于语言和逻辑的结构分析而把握世界的本质、特征。为此,罗素反对心理主义的意义理论,他认为我们应该研究语言与外部实在的关系,尽管我们对于意义的理解仍然不可回避其中的心理学色彩,但是采用相对的原则、标准以达到认识的真理是有可能的,“一种绝对标准的概念虽是幻想,然可以有相对的标准,去增进真理的可能”。[11]总体上来说,罗素在语义分析过程中力图建构理想逻辑语言以及原子事实推理的思想成为了逻辑实证主义语义学的重要思想基础。
2.语义分析与逻辑实证主义证实原则的建构。
从根本上来说,英国现代语义分析方法的真正确立是由逻辑实证主义实现的,逻辑实证主义不仅从内在特征上标示了哲学“语言学”转向的本质、纲领,而且使得语义分析方法普遍地与哲学问题的研究和目标的实现结合起来,“所有的哲学问题都是关于意义的问题”,[12]同时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语义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阵地开始走向成熟和不断巩固。相对于传统的意义问题研究,逻辑实证主义的语义分析试图对传统的认识论思维进行全面反思,同时哲学研究的内容也由此转化为命题语言和经验表述,并且通过真值判断以实现认识的目标,也就是对构成科学系统结构的命题意义进行判断。
从理论内涵上来看,英国逻辑实证主义语义学对于逻辑分析性推崇和信奉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排斥意义的形而上学背景限定,认为在证实性原则的基础上命题必须以主体经验作为判断的依据,而命题的意义就是逻辑上的证实或证伪性,“经验主义(即哲学)的特点是远避形而上学,他们的理由是每一个事实命题必须论及感觉经验”。[13]77这样,通过证实性原则和标准的划界,许多形而上学的命题就被推向了有意义的领域之外。在方法论上,英国逻辑实证主义语义学选择了逻辑语义分析的基本策略,认为概念、语言结构与世界、事实存在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为此我们应该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精确工具特别是数理逻辑以建立科学的语言系统,这样意义的理解就能够通过语言结构的逻辑分析加以实现。对于命题的意义而言,其中的经验内容非常重要,只有被经验证实,命题的意义才能得到承认,“有意义的命题应能为感官观察所确认……从检测过的案例中获得了意义”,[14]39也就是说命题的意义就体现在证实性的方法中。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义学思想主要形成于英国剑桥时期。在划分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的基础上,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从本质上反映了原子事实的存在状态,“命题是对原子事实的一种描述”,[15]40而科学系统本身就是由有意义的命题——可被经验证实的命题构成的。在综合命题的证实过程中,理论借助于还原方法对基础命题进行观察,因此哲学就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一种动态的逻辑分析活动。在科学命题理解的过程中,维特根斯坦强调意义的图像理论作用,“名字……是互相联系着的,整个地就像一幅生动的图画一样地描画出原子事实来”,[15]41也就是说命题的意义就是它所表征的一种情态,在其中语言系统的基础就是语词的逻辑联系,因此逻辑结构就应该被看做是语言、世界的基本结构,“命题只是就其在逻辑上有秩序的而言才是情况的图画”。[15]41在这里,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是强调命题的逻辑结构与世界、事实的结构具有同晶性,而语言命题的意义来源就是存在的逻辑事实,“各种可能的状态之间的内部关系的存在,通过描述这种关系的各命题之间的内部关系用语言表现出来”。[15]47我们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划界理论实际上是从认识论上标示了人类在逻辑语言上有意义的可理解世界和无意义的本体、形而上学世界之间的区分,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前期逻辑语义学构造的根本宗旨所在。
艾耶尔是将欧洲大陆的逻辑实证主义语义分析引入英国的主要代表人物,对于同时期石里克和卡尔纳普等人的逻辑实证主义意义理论艾耶尔表示基本上能够接受,“可证实性原则是一切的基础”。[14]38他认为,对于命题的形式和结构的研究与经验事实关系密切,因此命题意义的理解必须建立在系统和整体的经验事实观察基础上。本质上来看,这种意义理论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哲学价值,在有意义的命题分析过程中,我们应该去除形而上学的伪问题,“许多形而上学的言辞与其说是发表这些言辞的人为了有意识地企图超过经验界限,不如说是他犯了逻辑错误。”[13]31对于命题意义而言,建立在可证实性原则基础上的命题必须经由经验的逻辑性进行检验,也就是说真理判断的标准就存在于命题与事实的一致性关系之中,“如果与一个给定的命题相关的观察符合于我们的希望,那个命题的真实性就被肯定。”[13]111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逻辑实证主义语义分析的主张具有优越性,“它令人们对精确性更加强调,对模糊性强烈反对。它像一道命令,祈使人们去观察事实,去伪存真。”[14]43
三结语
在理论的推进过程中,逻辑实证主义严格而纯粹的还原论意义理解方式在实践过程中很快就遇到了困难和障碍。对于命题本身而言,很难在经验层面上寻找到对其完备而明确的证明途径,而逻辑实证主义语义学对于逻辑的极端化假设实际是另一种形式的“形而上学”,其理论分析的基础就是主观经验主义的逻辑本体,因此语义分析的可观察性证实标准本身就是一种不可能性的存在。对于艾耶尔来说,原先所期望的经验命题即观察命题对于理论命题意义的支撑很难实现,其原因在于观察性的经验标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为此,艾耶尔基于对严格逻辑语义分析的反思提出了变通性的解决方案,“‘可证实的’这个词项的‘强意义’与‘弱意义’的区分……如果经验可能使它成为或然的,则它是在弱意义上可证实的”,[13]35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意义的证实性区分为实在的可证实性和理论上的可证实性,除了经验事实的保证,只要在逻辑层面上命题可被证实,我们就可以断定一个命题有意义,“证实原则本身从未得到适当的阐明……至今仍未得到逻辑上精确的阐明。”[14]43可以看出,这种语义分析的路径实际上是对逻辑“强纲领”在策略上某种程度的让步。正是从这一点来说,艾耶尔声称存在着“强的证实性”和“弱的证实性”原则是有其充分而明确的理论诉求的,在他看来强的证实性决定了命题的意义是否存在,而弱的证实性决定了命题的真假赋值。在这里,艾耶尔实际上是由逻辑的主观经验陈述自发地向约定论倾向进行内在地转换。
资本主义发展趋势 篇10
一语义分析逻辑传统的诞生与建构
综观19世纪德国语义学的发展脉络, 康德纯粹直观的语义缺陷, 尤其是他以“哥白尼式革命”为旗帜所开创的认知理论模式成为了语义学家们理论建设的基础和哲学批判的对象, 这集中地反映在语义学理论范畴的建立和意义分析思路的展开等方面。正是在对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 19世纪的德国语义学开始趋向于寻求更加科学、更具合理性的语义分析工具。
1.古典哲学传统中康德诉诸于纯粹直观的先验理论成为了19世纪德国语义学发展的巨大障碍。其原因在于, 康德式的唯心论传统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先验性问题的理解与概念命题和意义之间具有本质的关联, 并且语义学概念的分析是先验性问题理解的基础。因此, 步入19世纪之后, 伴随着对于康德先验理论的批判过程, 以意义和概念理论研究为核心的德国语义学开始逐步诞生。
首先, 康德认为概念和分析之间的关联并不是绝对的, 在这方面他具有典型的经验主义倾向和意义表征的物理主义色彩。我们知道, 意义和概念的本质紧密相关, 因为概念的理解就是下定义, 而定义本质上就是分析, 因此意义与概念的本质紧密相关。客观来说, 概念的明晰和确定是哲学分析的基本原则, 然而康德所理解的概念明晰性却完全依赖于心理表征, 他认为我们达到概念明晰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分析:“关于明晰, 首要的是由概念而实现的分析或论证的明晰”[1]。为了达到概念的明晰, 分析过程就必须达到某种不可分解的原子概念, 意义的理解就主要体现在概念分析的解释过程中。在此过程中, 康德划分了心理表征概念和概念本身之间的绝对界限, 然而他并没有认识到两者在心理基础上的统一性, 而这种统一性恰恰是概念分析和认识活动的基础。因此, 在康德的理念中概念与分析之间的稳固关联并没有得以确立。
其次, 康德认为综合判断并非建立在纯粹概念的基础上, 而是建立在直观的基础上。就综合判断原则的基本内涵来说, 康德认为在综合判断中把概念联结起来的成分必须包含直观, 同时综合判断只有在直观强调了主体的概念时, 才具有可能性。另一方面, 康德把分析性和纯粹概念混淆起来, 然而实际上分析的基础是概念理解, 对概念的分析要求对概念本身的理解。因此, 尽管康德认为分析知识的基础是复杂性概念, 但是简单概念并不依赖于直观, 同时它也是先验知识的基础, 这进一步说明了我们对于概念的理解不能只根据它的结构特征或逻辑构造, 而且也必须与分析判断的基础结合起来。
再次, 康德在先验判断基础的考察中强调其存在的主观性而忽视了对客观性的考察。康德认为分析与综合的区分是概念分析的结果, 分析借助于意义在逻辑上具有真值, 同时概念只有通过分析的过程才能为知识奠定基础。此外, 判断的分析性与概念分析之间的关联并不是直接的, 概念分析是分析判断得以实现的途径。这样, 康德把概念理解中分析和综合的区分应用于判断, 但是分析性与先验性的区别在于它并不具有真理的必然性。因此, 先验真理并非建立在概念分析的基础上, 而是建立在先天判断的基础上。在这里, 康德把知识的语义基础完全归诸于范畴分析, 但是在此综合判断的语义基础问题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
总的来说, 康德认为综合判断并非建立在语义学的基础之上, 这样意义问题就成为了理解的核心和关键。同时, 康德的先验性理论也构成了概念判断命题发展的障碍, 这就意味着语义学的发展必须摒弃先验哲学和唯心论的思维桎棝, 而这也正是19世纪德国语义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
2.新康德主义的逻辑观为语义分析的形式化走向奠定了基础。随着19世纪非欧几何等精确性算术科学的提出与发展, 人们开始反思命题直观性的思想基础。在德国古典先验哲学趋向于瓦解的过程中, 新康德主义仍然选择了康德的纯直观作为理论分析的基础, 这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其局限性所在。与此同时, 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在康德先验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语言形式纯粹逻辑构造的设想, 为现代规范语义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首先, 马堡学派强调感性直观与逻辑思维之间的紧密关联。我们知道, 在先验认识论中, 康德承认了时空结构作为感性形式的先天性, 但是也隐含了对感性内容客观性的理解, 其原因在于自在之物对于感性形式的作用。在马堡学派看来, 感性事物是由纯粹思维产生的主观构造, 思维规定了事物的形式和结构, 因此感觉与思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在这里, 认识作为思维形式并非源于感性知觉, 而是建立在内部的抽象思辨过程中。因此, 柯亨认为, “感性知识并非先于逻辑, 思维的原因在于自身, 而不在其外”[2]。在这里, 马堡学派实际上是主张通过严格的科学理性将精确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与康德批判哲学相结合, 这也体现了新康德主义的一大普遍特征。
其次, 马堡学派在意义理解的过程中, 强调纯粹逻辑方法论的建构, 坚持语言与世界绝对二元对立的狭隘语义理论, 认为意义的真理性就存在于逻辑分析的过程中。同时, 马堡学派的逻辑主义特征还表现为“反心理要素”的倾向, 为此赫尔茨海指出:“在马堡学派看来, 认识批判的有效性在于排除认识中经验和实证的心理要素”[3]。另一方面, 在纯粹思维的结构中, 逻辑范畴具有先验性, 同时逻辑的结构与世界的结构具有统一性, 因此逻辑原理构成了世界存在的基础。这样, 在康德先验式的逻辑构造中思维与认识对象的结构具有了同一性, 逻辑的结构与世界的结构也就具有了对应性。
由上可知, 马堡学派逻辑方法论的实质就在于用逻辑的结构来阐释世界的结构, 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知识的逻辑分析, 并且力图为科学理念和经验判断奠定绝对化的逻辑基石。从德国语义学后来的发展来看, 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语义分析的逻辑形式化构造与逻辑实证主义的主张不谋而合, 其共同的实质就在于主张将逻辑语言作为科学描述的基础, 进而把经验事实的研究还原为理性的物理分析。
3.弗雷格的语义学理论开创了逻辑语形分析的历史传统。在语义学发展史上, 弗雷格最大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形式逻辑纯粹数学规则推演的历史传统, 在逻辑与意义之间建立了有效关联, 并且把意义的理解建立在稳固的逻辑基础上。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意义分析和逻辑主义纲领被后来逻辑实证主义的发展所继承, 成为他们科学阐释和分析的重要手段, 对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也使其成为了德国现代语义学发展史上奠基性的历史人物。
首先, 弗雷格针对传统形式逻辑中的范畴类型提出了逻辑推理和证实的基本原则。历史上, 形式逻辑主张主谓结构的区分, 弗雷格则用功能和对象的区分代替了主谓区分, 他认为系词作为非饱和性 (unsaturatedness) 概念中的组成部分并非是连接主谓的独立要素。同时, 在自然语言的句型中, 词的关联与概念结构并非完全对应, 其中也包含了非表征特征的事实和要素。在这里, 弗雷格实际上是认为思想中的逻辑和客观因素与心理因素无关。他认为只有“表征意义的符号”及其相关的符号关联才有意义, 为此他认为“必须严格地把心理和逻辑的东西区分开来, 把主观和客观区分开来”[4]。这就是说, 客观表征区别于主观表征的原因就在于它主要体现在联结基础上的功能, 由此弗雷格的这种语义态度就构成了其知识论的基础。
其次, 弗雷格提出了意义问题的研究, 强调意义与逻辑真值的关联性。我们知道, 命题理解的功能在语义学中具有重要地位, 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 意义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哲学的重视。弗雷格的转变就在于他把命题态度看作实体的存在, 认为理解并不是考察命题态度的有效方式。同时, 意义与实际事态并不等同, 而是与世界中的真值紧密相关。在这里, 由于语法单元并不包含命题意义的基础, 而是与世界中的真值特征相关, 因此具有真值的意义一定是某种确立关联性的机制。
再次, 弗雷格考察了概念起源的基础以及指号、意义和指称的关系。在弗雷格的语义学中, 概念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 它与可能判断内涵的理解密切相关。弗雷格认为, 概念的形成是从判断开始的, 它具有多种指称的解释力, 并非源自于抽象。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弗雷格把从判断到概念的推理过程看作某种数学程序, 而不再简单地把表层语法和主谓形式看作概念分析的工具。此外, 弗雷格认为“意义、指号和指称之间的关联在于意义对应于相应的指号, 指称对应于相应的意义, 然而与指称相对应的指号并不一定具有唯一性”[5], 这表明弗雷格的语义学已经内在地融合了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 这是语义学发展中的一大进步。
综上所述, 弗雷格的语义学思想突出地体现了在现代逻辑和精确性数学分析工具兴起之后, 语义学家们力图在客观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统一完善的语言分析工具的迫切愿望, 这使其彻底地与传统语义学主观主义和心理主义的狭隘性划清了界限, 同时他所采取的逻辑语义分析的策略和手段也鲜明地标示出了现代语义学发展的典型面貌与主要特征。
二心理语义分析和语义意向性的提出
19世纪德国语义学的发展同时受到德国思辨哲学传统和心理哲学的影响, 对于词的意义开始在心理表征中去寻求, 把意义看作是与词相关联的心理表征。同时, 受到布伦塔诺意向性理论的影响, 语义学家们开始将意向性分析与意义的理解结合起来, 开创了意向性语义分析的先河。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心理语义性和语义意向分析之间具有直接的关联, 因为意向性研究涉及心理内容的基础, 在某种程度上意向性问题就是心理内容问题。另一方面, 意向性问题本身不是心理现象最根本的属性, 而心理状态则是由于具有特定的心理内容或语义性才具有了意向性, 因此“心理状态的意向性根源于心理表征的语义性”[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对19世纪语义学发展中的心理语义分析思想和意向语义分析理论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梳理, 就显得尤为重要。
1.意义的心理表征和心理语义分析。从本质上来说, 科学语义学的建设必须回答意义与心理的关系以及意义与表征系统的关联问题。我们知道, 心理状态借助于心理表征表现为命题态度, 而命题态度是主体与心理表征的心理语句关系, 同时心理表征的语义属性意味着心理语句也有意义和真值条件, 这种命题态度的根本特征就是心理语义性。在这里, 心理语义性的问题就是意义问题, 因此19世纪德国语义学家们自觉地从心理表征的状态出发, 对概念和意义问题进行了全面考察。
首先, 语义学家们在康德表征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心理学的方法和原则, 为语义学的概念和范畴赋予了新的理解。Resig认为, 意义可以理解为某种心理表征, 心理表征之间特定类型的关联决定了意义的变化。Hey认为语义学建立在心理学方法的基础上, 为此应该分析语义现象的心理类型和原则, 这样才能确立语义学的科学性。赫尔伯特 (Herbart) 认为, 与心理学相关的事实应该得到解释, 它与感觉印象的观念和表征心理状态的相互作用有关, 统觉范畴只是一种心理的能力。伍德特 (wundt) 则强调了态度和行为中心理因素的重要性, 认为语言是心理活动的外化, 我们只有通过心理内部活动的外部表征, 才能实现对统觉内在过程的理解, 同时只有通过对语义现象的心理过程的分析, 才能实现概念意义的理解。由上可知, 19世纪语义学家们在意义理解和分析的过程中已经自觉地融合了心理状态和心理表征的理论, 这就不仅打破了康德先验逻辑的独断论, 而且为意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多的在科学性上可以突破的途径。
其次, 语义心理主义建立在经验主义立场之上, 这种心理学的经验论不是把语义分析看作是心理表征理解的基础, 而是将心理状态和过程的理解当作语义分析的基础, 这既是其立论的前提, 同时也是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所在。赫克特 (Hecht) 认为, 心理学方法是语义分析的重要基础, 其中经验心理学具有重要意义, 在心理活动中包含了当经验对象与显现相关联时由心灵产生的新的意义。拉扎鲁斯 (Lazarus) 则强调语言是一种客观心理的构造, 是一种普遍的集体心理活动的系统结果, 这种系统性区分了不同的客观心理和语言, 因此语义学应该研究这些系统的运动和转换。总体来看, 心理主义语义学把心理分析当做科学认识的重要工具, 然而心理学本质上是以事实为基础的经验科学, 它以作为事实性存在的共同体心理作为研究对象, 因此语义心理分析的基础也必然是共同体存在的事实。
再次, 语义学的心理分析在意义理解的过程中, 普遍存在着一种心理“纯粹化”和绝对化的趋势, 而这种心理活动的结构并不能完全解释逻辑的构造和概念规律的形成。斯坦达尔 (steinthal) 企图用纯心理的机制替代概念的逻辑分析, 为此他把概念区分为感觉、直观和表象等三个层次, 直观将感觉加工为表象, 表象作为心理简单层次是一种直观的直观。在语言的发展中, 纯统觉具有重要意义, 统觉既构建了意义, 也可以产生不同概念, 这样在统觉基础上形成的词语便具有了新的感知能力, 产生了意义的外延, 因此词语的意义和形式是实现统觉的一种工具。值得一提的是, 胡塞尔早期也持这种心理主义立场, 为此还曾受到弗雷格的批评, 因此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对这种意义的心理主义进行了反思。他认为, 心理主义的关键在于它没有理解本质直观的明证性是本质自身“原本的被给予性”[7]。由此, 明证性被当作了心理实在的感觉, 结果是混淆了逻辑关联与心理实在的联结。
总而言之, 我们在这里对19世纪德国心理语义分析的思想进行总结, 其目的在于说明在近代语义学诞生和发展的初创阶段, 语义学家们对于意义和概念理解的界域是相当广阔的, 其中注重语义学理论的心理建构是其中一大重要特征, 尽管它作为一种分析的手段和方式还并不完善, 存在种种缺陷, 但它至少从理路上证明了心理分析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对科学理论的构造和概念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这既是被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所忽略的一大领域, 同时也是当代语义学的发展必须倍加重视的一个方面。
2.在语义学的意向性分析过程中, 19世纪德国意向理论的发展明显受到了奥地利心理学家布伦塔诺意向理论的影响, 对此这一时期意向理论的代表人物如胡塞尔和梅农 (Meinong) 等人也正式予以承认。其中, 胡塞尔是意义与意向分析理论的集大成者, 他将意向性理论与语义学分析结合起来, 一方面使得语义学分析成为意向性理论进一步展开的基础, 另一方面也使得语义学的发展不再局限于逻辑语形分析的狭隘视域, 从而开辟了意向语义分析的路径, 为语义学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空间。
首先, 胡塞尔考察了作为意向性语义分析基础的知识对象和心理分析的关系, 这与19世纪之前的认识论形成了很大差异。我们知道, 17世纪德国的莱布尼兹曾经认为, 对对象的理解没有必要直接将思考付诸于实践, 而只需拥有这种思考力, 这种能力不仅是感知能力, 而且包括我们不必通达事物而表征事物的方法。康德也认为, 为了表征的目的, 表征本身与它的对象具有同晶性。布伦塔诺曾经认为, 心理状态的导向性产生对象的意图, 同时意向性强调了意向语境中的语义学。胡塞尔则认为, 数学知识的精确性是有限的, 我们可以理解具体的事物, 但对于抽象事物却很难把握, 其原因在于表征的心理经验并不把对象当作隐性内涵包括在内, 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对事物的意向。由此, 胡塞尔对于语义真值的理解就摆脱了二元对立的逻辑观, 倾向于对真理的直接把握。其原因在于, 意识活动既是认识的基础, 同时也是意向活动的结果, 因此认识的真理性无需辩护, 是一种本质直观的显现。
其次, 胡塞尔认为意向行为本身具有意义, 是语言意义的基础, 这就使得胡塞尔的语义理论与康德的理性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胡塞尔认为意义具有三个层次的要素:1.具有意义的行为——意向性。2.此类行为的内容或表征的意义。3.此类行为的对象或者表征的客观性。其中, 意向行为乃是指意识活动本身, 意向内容则是指意识活动的意义, 而对象则包括观念和实在的事物。同时, 语言的意义在于它表述了说话者意向行为中的意向内容和说话者的表述意图。为此, 胡塞尔反对实用主义把意义与实现意义的行为相等同的做法, 认为命题的意义与主体的行为无关, 只有意向性才具有决定作用。
再次, 胡塞尔在逻辑理性主义反叛的基础上将意义理解的意向性分析过程与现象学理论的展开紧密结合起来, 他的现象学还原作为一种哲学“语义上升”的过程, 为20世纪现象还原方法论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意向结构中, 胡塞尔强调直观和体验的重要性, 他认为命题的意义源于以体验方式获得的意识行为本身, 具有一种自明性。同时, 意向与意义是一种通过内省而实现的客观性的先验性原则, 这种所谓“内省”就是一种在主观知觉之外的先验式思维。因此, 我们必须通过反思以考察我们意识活动中直接呈现的经验, 同时意向性意义的显现也就成为了现象学分析的目标, 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意向活动的构造达到对象事态的理解。
概而言之, 以胡塞尔为代表的德国19世纪意向论者, 力图在意义分析的过程中对意向性的本质特征和结构属性进行阐述和说明, 从而使得语义和意向性具有了内在的关联。同时, 胡塞尔在布伦塔诺意向性理论基础上所引入的现象学方法论路径, 拓宽了意向性的研究领域, 深化了意向性分析的理论体系。从现代语义学的视角来看, 意向性分析本身就是语义学理论中的重要领域, 它消解了理性论和感性论的冲突, 超越了单纯逻辑形式的分析, 为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终结之后心理学的回归和语言学的转向奠定了基础, 并且进一步成为了当代语义学成长和前进的重要生发点。
三语义学的语用分析和语境思维的产生
站在当代科学语义学发展的立场上, 回顾德国语义学演变的历史趋势,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语义学家们在科学思维与科学理性逐渐成长的过程中, 不断地为语义学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 其语义分析思维的触角是灵活的, 所倚赖的背景是广阔的, 他们并没有把语义学狭隘地局限于概念范畴的演绎和扩展, 而是自发地选择了语境作为意义理解的基石, 从语义学逻辑形式化的建构到心理意向的分析再到“语用语义学”概念的提出以及文化历史背景中的语义建构, 其中越来越鲜明地彰显出在语境视野中语义分析的必要性和价值所在。
1.命题语境在意义理解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
命题语境是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上语义学家们一直认为词语是语言构造的原子要素, 弗雷格则敏锐地意识到了只有判断句型即命题才是意义构成的基本单位。弗雷格的这一思想也直接启发了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命题以及命题与事实关系的思想, 并且影响到后来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的意义理论和证实标准。
首先, 弗雷格认为, 概念与对象之间的关联并不是固定的, 只有在命题语用中才具有确定性, 其中命题语境对于意义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也就是说, 词语和句子是隶属关系, 词语意义的表达要由作为整体的句子来决定, 词语的功能体现在句子的语用中, 由此句子或命题便具有了原子要素的意义。弗雷格认为, “必须在句子的语境中考察语词的意义, 而不能孤立地研究语词的意义”[8], 这就意味着在句子中, 我们不能孤立地研究词的意义, 而必须在语词的关联中分析句子的意义和思想。
其次, 弗雷格主张用意义的语境原则来取代意义的指称理论。他认为意义的指称理论是相当局限的, 尤其是在涉及到诸如数和逻辑的抽象对象时显得并不适用, 更为严重的是意义指称理论有可能把虚构的心理表象同所指称的对象混淆起来。在逻辑语形的构造中, 对于分析命题中所涉及的词的意义, 我们是根据规律和定义来理解的。由于定义和规律必然要用句子来表达, 所以只有在句子中才能弄清楚分析命题所涉及的概念的意义。在此单纯的追问其所指称的对象并没有意义, 只有通过分析它在句子中使用的语境才能了解它们的规律和定义。
再次, 弗雷格强调句子意义的真值与世界的实际事态相关。在规范语义学和自然语言语义学的理论对立和关联中, 弗雷格一方面认识到日常语言的缺陷和他所建立的以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为基础的理想语言的完善性和合理性, 另一方面他也充分意识到理想语言不能取代自然语言的全部功能。为此, 弗雷格探讨了语句的认识价值和真值的关系问题, 他认为句子的意义在于它的真值, 这种真值并非由意义单独决定, 而是和意义与实际事态关联的方式有关。
总而言之, 从命题语境的分析过程来看, 弗雷格语义学所采取的基本态度是开放的, 他所理解的意义理论也区别于纯粹哲学逻辑分析的范畴。在这里, 意义构造实际上就是语境构造, 意义的内涵空间超越了逻辑语形的构造, 在语形、语义、语用相结合的语境平台上达到了意义的沟通与交流, 这充分显示了在语境中诸多要素之间所具有的内在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2.人类历史和群体文化是语义阐释和理解的基本背景。
在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中, 语言是人类思想和知识的载体, 它与人类思维和实践的发展同步, 因此语言本身就是包括历史、文化和自然等多种因素在内的综合体。在历史和文化系统中, 语境包括形式表征和心理意向等多种要素, 因此语言命题的基础是文化和历史的存在。站在历史和现实的角度上, 德国语义学发展过程中这种理论趋向的形成, 既与德国古典哲学人文传统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同时也与19世纪以“主体回归”为口号的新康德主义思潮在语言科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和渗透不无关联。
首先, Resig认为语义学的基本规范与人类思维的一般原则相关, 为此他强调在历史中研究文本的必要性。Resig认为词汇具有意义的特性, 但这种意义既不依赖词源, 也不依赖句法规则, 因为这种意义不仅由表征一个观念的功能构成, 而且也由一般语言状态和依据一定方式的词的使用决定。另一方面, Resig强调语言是一种历史和群体的产物, 通过社会群体中人的交际而进行扩展, 并且其演化受制于语言的使用, 因此在意义的理解中存在着历史动因以及文化和社会的因素。在文化中, 概念的指称发生转换而产生新的指称和术语, 因此语言的历史是一种共时态的语言使用现象, 这种语用的阐释就为意义的理解奠定了基础。
其次, 斯坦达尔 (Steinthal) 强调了语义学研究中历史事实的基础性作用。他认为, 语言的演化包括表征的历史以及建立在语义学基础上言语的历史。在人类语言从简单反射到抽象语言的转变中, 语形和语义的分析都与人类的认识过程相关。总的来看, 人类语言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拟声词阶段、词源学阶段和纯粹指谓阶段。其中, 最重要的是抽象纯粹的指谓阶段, 其特征在于语言的使用抛弃了对于元初意义的探索, 也就是说词语在命题的表述中本身并没有意义, 而只有在语用中确定的表象或意义才能够得以应用, 从而完成认识的过程。
再次, 拉扎鲁斯 (M.Lazarus) 在意义理解的过程中提出了历史语义学的概念。他认为意义的真值只有在整体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中才能确定, 语言是人类的“客观”心理表征, 在历史中它处在一种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就语言本身而言, 它是建立在人类历史活动基础上的系统活动, 其中源于言语历史的系统性可称为自然系统性, 源于科学的系统性可以称之为人工系统, “我们必须研究这种系统的历史演化, 因此只有历史语义学才能揭示心理的内在活动”[9]33。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拉扎鲁斯实际上是在意义转换的过程中否定了语言是一种绝对确定思想的简单表征, 进而凸显了在个体之间交流过程中对意义的建构。
总体而言, 德国语义学发展中这种将意义的内涵与历史或文化的语境相关联的态度与方式是有意义的。任何语言形式都不是空洞的存在, 任何意义的形成也不是脱离时空历史的虚构, 语形的构造要依赖于语用的推演, 语义的理解也要满足语形的需要, 同时语境的整体系统性也决定了思想表征中语言的形式及其意义结构。这种语境系统性为意义的理解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体现出其社会交往和文化价值功能, 由此使得意义的理解不仅包含了语义分析, 而且包含了文化历史的语用, 进而这种意义的语用分析过程也为意向和语境奠定了物质基础。
3.具体的公共生活实践和有效的个体交流是意义理解的重要环节。
本质上, 语境是以实现人类交流为目的而存在的一种认知结构, 语境构成了公共实践的具体形式。从德国早期众多语义学家们语义分析过程的展开来看, 朴素的语境整体论视野已经萌芽或者得以应用。在语境整体论的视野中, 语形、语义和语用具有内在的关联, 意义的理解就建立在交流和理解的基础上。在这其中, 逻辑形式化的演绎不再具有绝对性的意义, 命题真值的判断也不再仅仅依赖于与命题关联的语境存在, 而是紧密地与整体语境中的实践经验相关。在这一点上, 我们必须承认, 它不仅标示出了德国早期语义学所理解的语境平台的开放性和所投射的语境视野的科学性, 而且也充分启发了当代世界语义学发展的趋向和未来前进的道路。
首先, 瓦格纳 (Wegner) 在语言交流和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意义理解的“语言生活理论”。他认为词语本身并不具有意义, 只有在完整的语境中以及主客体的理解中才能获得意义, 同时语用先于语义和句法, 而意义和语法都源自于交流。语言的功能性作用在于, 语言的交流超越了纯粹的词汇语义学, 从而使得言者和听者在语用语境中以一种互动的关联实现意义的理解。在他看来, “个体的存在属于表征的社会群体, 个体之间具体意义的交流和活动具有典型的意向性和目的性”[10]——我们可以看出, 瓦格纳所理解的作为意义基础的语境已经将具有能动性结构的主体包括在内, 并且力图在自然语言意义的语用建构中实现逻辑性和意向性的整体统一, 从而使得语境的推演逐渐成为意义理解的基本背景。
其次, 保罗 (Paul) 的语义学在意义分析的过程中也涵盖了系统的语境因素。为此, 保罗区分了一般意义和具体意义, 所谓一般意义是指具体意义的共性, 而具体意义则建立在一般意义的基础上, 包含了讲话者的意图, 在语境中被阐释和重构。他认为, 这种具体意义的语境依赖性表现为依赖于某种由听者和言者共同拥有的背景、先于言语的内涵以及具体的言语场合等因素。他说, “具体意义是一般意义的衍生, 具体的意义只能指称某种具体的事物, 而一般意义则指称抽象的事物”。[9]91在这里, 保罗清楚地意识到了词语的内涵和界限是变化的, 因而意义也是相对的、不确定的, 在使用中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变动性。
再次, 额尔德曼 (K.O.Erdemann) 提出了意义交往和理解的网状结构理论。他认为在日常语言中, 我们对于词的意义的描述仅仅是一种线状网络, 并不是完全固定的, 它根据外延来界定, 这种界定的途径不仅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指称, 而且也是通过对语言使用者定势思维的指称来实现的。在使用过程中, 词语通过与句子中其他词语的关联而得到意义的明确, 但是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具体语境中个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为此, 额尔德曼认为, 我们必须理解词的价值, 即词的经验建构, 同时也必须结合各种语境类型以及说话者的立场和行为——在这一点上, 额尔德曼对后来奥格登 (Ogden) 和理查德 (Richard) 意义分析的语境理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站在历史的高度上,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德国语义学发展的总体态势与其后逻辑实证主义 (在德国以柏林学派为代表) 兴起的时空承续和内在历史逻辑关联来看: (1) 自康德开始所强烈突出的哲学分析传统所强调的对于概念和逻辑的重视成为了逻辑实证主义语义理论的纲领和旗帜, 由此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形式规范传统在先进的自然科学理性工具的指引下越来越倾向于对语言的分析和对数理逻辑的推崇。 (2) 从19世纪开始迅速扩张和膨胀的科学革命 (如物理学和数学的变革) 所带来的对于“精确性”和“实证性”工具方法的过度迷恋, 表现为重视经验操作和经验观察, 这种思维倾向在19世纪的语义学研究中已经逐渐渗透和渐趋深化, 而随后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则进一步将其纯粹化和极端化, 由此意义确定的标准和“科学主义”的证实性紧密关联起来, 命题的意义只有在逻辑的证明和实证的观察中才能具有有效性。 (3) 尽管19世纪德国历史科学和精神科学所研究的语义主题和范围是宽广和丰富的, 但是它从根本上并未被逻辑实证主义的严格“科学”纲领所采纳, 在其中意义确定的心理分析、历史考察和社会学探索成为了空白。因此, 在德国尽管对于意义分析的语用和语境理解已经具备了19世纪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 但是同一时期“语境”意义分析的理念尚局限在语言学的界域之中, 在逻辑实证主义理论建构中意义的“语境”分析与社会和文化的因素也自然保持着严格的距离。
综上所述, 在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 同时以严格主客二元对立为特征的语义分析理论走上20世纪现代语义学发展的历史舞台之前, 德国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语义学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是丰富的, 理论分析的过程是深刻的。在此过程中, 意义的理解不断远离词源学的关联而接近于语用语境的分析, 语言的形式和结构及其内在意义逐渐被看作是整体思维中的结合物, 同时语境要素分析的整体性和公共实践的具体性也逐渐取代了严格的逻辑推演。在德国古典哲学高度发达的抽象逻辑思维和深厚人文精神的氛围中, 这一时期德国语义学的发展同时紧密结合了同时代最新科学分析的理念和手段, 从而使其不仅站在了同时期欧洲乃至世界语义学理论发展的前列, 而且引领了德国现代语义学分析的崭新旗帜, 成为了德国现代语义学崛起的先声, 并且跨越时代为我们当代科学语义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和分析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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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发展趋势 篇11
对此，华夏基金旗下华夏大中华企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拟任基金经理阳琨认为，资本市场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A股市场和港股市场、欧美市场将逐渐走向融合。长期而言，随着资本流动的开放，海外中资股的定价权必将属于中资投资机构。
人民币国际化将提升中资机构定价权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加速崛起，国内创新企业如腾讯、阿里巴巴、京东、携程等逐渐成为全球商业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而由于投资者门槛和投资地域壁垒的限制，多数境内投资者无法分享这类优质公司的成长收益。
阳琨认为资本市场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A股市场和港股市场、欧美市场将逐渐走向融合。随着A股市场资金的进入，这些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会逐渐发生变化，进而带来市场风格的变化，并伴随着一系列资产的重新定价以及估值模式和估值体系的变化。长期而言，随着资本流动的开放，人民币的国际化将引领全球范围内大中华资产“定价权”的转移，融合是必然趋势，中资金融机构必然是全球大中华资产“定价”的核心力量。
“中资金融机构对中资本土企业有着深入的研究，对中资企业的文化和业务模式的了解更为深入，具有外资机构难以比拟的优势。”阳琨说，借助一些好的QDII产品，投资者可以顺应市场融合趋势，做前瞻性布局，把握定价权变化过程中的投资机会。
本土思维全球视野 寻找更好投资机会
谈及为何做跨境投资，阳琨分析，一方面由于A股、港股和美股三个市场经济周期、金融政策不同步，三个市场也呈现出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为我们在不同市场间进行资产配置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会让国内资金走向海外，并影响三个证券市场的估值体系和投资者结构，拓展境外投资也是公募行业国际化的大势所趋。
他表示，华夏大中华企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QDII）是真正的大中华投资，其以在A股、香港、美国等资本市场上市的中资股票为主要投资对象，以本土思维研究企业价值，以全球视野寻找投资机会，帮助内地投资者突破地域壁垒，实现对优质中国公司的全球追踪。此外，不同于已有的“大中华”类基金，华夏大中华除了可以投资海外大中华企业，其大部分资产仍将投资于中国内地市场。
资本主义发展趋势 篇12
(一) 全民持股
二战以后, 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企业, 在适应于生产社会化, 适应于科技革命对资金的大量需求的过程中, 实现了股权的高度分散化, 即实现了全民持股。1953年, 美国直接持有股票的人数是649万人, 占全国成年人口的4.2%;1985年为4704万人, 占20.1%;1995年为5130万人, 占31%。如果加上间接持有股票者, 到1996年, 美国共有占成年人口43%的人持有股票。1989年, 美国有32%的家庭直接或间接地持有股票, 1995年, 上升到42%。到2007年, 美国人口3亿, 股市开户人数8000多万, 开户人数占总人口的近27%, 全美50%以上的家庭都涉足股票市场, 股票价值占美国家庭财产的1/3以上。1979年, 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政府上台时, 英国的股东人数约为300万人, 1993年约为1200万人, 占全国成年人口的22%。截至2008年, 在人口超过6000万的英国, 七成以上的家庭都承认自己有这方面的投资, 并且是家庭收益的重要部分。日本在1999年有3022万人持有股票。法国在2005年有670多万股民。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 只有德国的情况比较特殊, 到2007年股民总数仅占本国人口总数的7.1%。
(二) 法人资本化
二战以后, 在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中股东的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就是, 法人取代个人或家族而成为公司股份的主要持有者, 个人股东退居次要地位。这里讲的法人既包括公司法人也包括机构法人。统计数据显示, 1987-2000年, 美国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持续大幅攀升, 持股数占总股数的平均比例从46.6%增至61.4%, 截至2007年底, 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空前的76.4%。日本在1949年股市重建时个人持股比例高达69.1%, 此后随着日本股市节节攀升, 散户持股比例不是进一步提升, 而是持续下降。到1989年日本股市泡沫破灭前, 散户持股比例降至22.6%。这表明资本所有制从个人或家族股份资本所有制转变为法人股东与个人股东并存, 以法人股东为主的资本所有制, 法人已经高度资本化了。如果说个人股东占主导地位的股份资本所有制是一种个人股份资本所有制, 那么法人股东通过持股或称法人资本化后而形成的财产所有制关系就可称为法人资本所有制。
二、原因分析
(一) 创业门槛的不断提高
劳动力、资金和科学技术一直是企业发展的三大要素, 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资金和技术越来越显示出其在制约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同时,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日益社会化, 使得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 开办一个企业所需要的最低资本额不断提高。一些部门中的企业更是需要巨额资本才有可能建立。单个私人资本数量有限, 独资和合伙的企业组织形式已经不可能提供这种巨额资本。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 资本主义国家少数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蓬勃发展, 尤其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制造业迅猛发展, 这些部门的企业规模一般较大, 此时单个资本家所能提供的资金和技术就显得很脆弱, 所以股份制得到了十足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不断发展, 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和合并公司的大量涌现, 对资金和技术的要求进一步提高, 一些机构法人纷纷介入资本市场, 它们资金实力雄厚, 并且十分重视新技术的研究开发, 因而逐渐取代个人成为股东主体。
(二) 分散投资降低风险的需要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投资环境不断复杂, 特别是经济大环境是个人所无法控制, 甚至有时是无法预料的, 因此投资策略选择错误往往会造成很大损失, 这是所有投资者所不愿意看到的。法人取代个人成为股东主体, 一方面更加拓宽了股份公司的筹资渠道, 推动了生产和资本的进一步集中, 另一方面, 在二战后, 除了传统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以外, 诸如年金基金、保险公司、基金会、共同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获得了长足发展。这些机构的业务内容广泛, 经营方式灵活, 经济效益可观, 因而吸纳了大量社会闲散资金。在掌握和支配巨额货币资本的基础上, 这些机构纷纷介入资本市场, 进行证券投资, 从而成为大公司的主要股人。机构法人与个人相比, 资金实力雄厚, 有专家管理投资, 因而投资能力强大, 抗风险能力强大, 这是个体投资者无法做到的。
参考文献
[1]、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M].重庆出版社, 2005.
[2]、李达昌, 陈为汉, 王小琪.战后西方国家股份制的新变化[M].商务印书馆,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