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

2024-06-02

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精选8篇）

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篇1

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

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

一九八二年原序

张五常

因为我曾经和中国同胞一起捱饥抵饿，我感到有责任藉这篇文章向他们解释经济制度的运作。又因为血浓于水，我下笔时就不能无动于衷；这丝感情的流露，应该理解为我对同胞们的至诚关注。

有关中国的报道，常有歪曲。在这一篇论文里，我尽可能依据朋友和我自己个人的观察。不少熟悉中国的朋友都曾经帮助我考核文中的例证。我特别感激巴塞尔（Yoram Barzel）、高斯（R.H.Coase）、轩恩（Paul Heyne）、严保拉（Marion Impola）、马逢华、舒尔滋（Theodore W.Schultz）、施尔敦（Arthur Seldon）和杨怀康各人所提供的意见。当然，至于仍然可能存在的错误，是由我个人负责的。

拔除一个信念要比拔除一只牙齿还要疼痛，况且我们没有知识的麻醉药。

——艾马〃戴维斯

第一章绪论

常言道：钟摆摆动得越高，在回摆的时候，它的摆动也会是较高和较快的。在毛泽东及「四人帮」掌权时代的中国，政治的钟摆摆动到难以想象的高度。一九五八年开始有大跃进运动，继而是一九六六年席卷全国、动荡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那二十年里，一切可能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都被前所未有的残酷手段，彻底铲除掉。同时，人民大众却被迫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大林，尤其是毛泽东的学说。

这些极其违反理性和极端残暴的群众运动，对广大的人民，造成了莫大的创伤。令人震栗的故事，罄竹难书。两位世界级的乒乓运动员，因为被指控犯了发挥资本主义技巧的罪，被迫自杀。演奏贝多芬的作品或采用传统的名称来称呼新近公有化的物品，可能招来牢狱之灾。医生和教授，被逐至农村拔野草；学校的物理课，包括了锄坑和养猪的粗活。由于毛泽东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校教育，他低贬学校教育，不足为奇；但如此一来，一个在考试中交白卷的学生，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竟然被捧为全国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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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期间，极少非政治性的书籍出版；可是，毛泽东的小红书，据说销量竟然比圣经在历史上的总销量还要多。能够背诵几条重要的毛语录，或者在每次的社交谈话里一开始便各自背诵一连串的政治口号，不单是明智的策略，而且是保障性命的一种方式。

翻阅那时期增订的中文字典，可以知道当时的意识气候。「资本」一词，以一整段文字界定为含有邪恶的意思。同样遭受贬斥的有「私」、「钱」、「利」和「阶级」等；当然，「地主」一词遭受更严厉的攻击，不在话下。另一方面，「共」、「反」、「公社」、「社会主义」等词语，则受到过甚其词的赞誉。报章上的新闻，往住是与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的谎言：几百方码的人民公社土地竟然可以种出几吨的粮食；但当饥荒成为不可掩饰的事实时，就归咎于连续几年的坏天气。文革的悲剧

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彻底的革命。不但孔夫子备受攻讦，任何姓孔的人也遭殃。在山东曲阜孔子墓附近的碑林，不少刻在碑石上的书法珍品，遭受破坏，无法修复。我在一九五二年只花美金二角买到的一份碑帖，今天增值了一万倍。古代的黄鹤楼，因为一首感人的诗而成不朽，但在一九六六年却被彻底地破坏了。庙宇里的涂金木刻，经过悠久的岁月，也逃不过被砍下来的恶运。成千上万的木刻运到香港，原价不过每块美金二元。但当文华酒店将这些木刻大量地装在大厅的壁上，引起了富有游客的注意，它的价值便大幅跃升。

一九七九年我到佛山一行，看到一间古庙完整无缺，令我惊喜不已。负责的同志解释说，住在庙宇周围的人，曾经不惜一死，力保庙宇。后来他们跟红卫兵达成协议，铲去外墙上的龙，以毛语录代替。

我也到佛山附近的一个小镇，探访我幼年时念书的学校。校长告诉我，教过我的几位老师已经自杀了。他告诉我在文革时期，派系间武斗，椅上的铁条都被拆下来作为打斗之用。其余一切的铁器，皆在大跃进期间，被「贡献」作为炼钢之用。中国人是改变了

这一切都不免使人惊愕。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的民族，竟然要遭受这样的蹂躏。另一个事实，同样悲惨：一个以刻苦耐劳闻名的民族，一个聪明、热情和具有进取心的民族，竟然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沦落到奄奄一息的境地。今天在中国见到一般人的态度，是由制度促成的。在这种制度下，报酬不计工作的贡献，法律鼓励工人睡午觉，二十年来只印政治书籍，说了无心之失的话或表达新意见都可能招来横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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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广州几天，在住的酒店里，见到两个女工，每天都在几百方呎大小的土地上扫树叶，这似乎是她们的全职工作。同时，修补墙上的一个小洞需要三个人——一个人拿着一小盘灰泥，另一个人将灰泥往洞里涂，第三个人则在旁指着那个洞。早餐的供应只有一个小时，但半小时之后，已经没有人工作；二十多个年轻的女服务员，聚集在餐厅的一角，任意闲聊。我以前认识的中国人不是这个样子的。

很多人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科技的进步，要比过往几千年的加起来还要多。但令人震惊的是，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竟无缘分享这份进步，彷佛他们是被放逐到火星去似的。竹幕显然比铁幕更难渗透。三十年来，中国不单与外间世界隔绝，而且任何能够穿越障碍，得以漏进的消息，中国政府都会循例将事实歪曲或重新铺陈。一切从中国寄出给亲友的信件，都必须套上赞扬毛主席的词句。为了使访客留下好印象，当局特别召集一些穿得好也养得壮的孩子，在游客面前唱游嬉戏。

中国的情况，反映了知识贫乏对经济的影响。一个在香港的朋友，代表一间极有名气的公司往中国商谈生意。他说与他交易的对手，无知透顶，使一切洽商都白费气力。更有甚者，职衔五花八门，他要凭干部的到场先后来辨别他们的官阶高低。

在我一九七九年那次旅程中，有两件事特别说明了闭关自守的后果。我带了一具价格廉宜、能够显示时间与日期的小型日本计算器。无论大专学生或教员，都对这具「小机器」的功能大感诧异。他们不相信在外面的世界，儿童玩具也像这具计算器那样先进。（这竟然发生在曾经出过数学天才的国家里！）另外，一位土木工程师声称他知道有关送中国学生到美国念书的手续，但他提供的资料却完全与事实不符。随后我发觉，即使广州的高级官员，对签证与护照的分别也不清楚。

结论是很明显的：中国的现代化不管走哪一条路，都会遇上一个极大的障碍。以其它国家标准来衡量，整个中国也找不到几个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称得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结果就出现了一群散漫的劳动人民和无知的官僚；这是说，中国在科技和知识资源上，彻底破产。这方面所造成的障碍，会较一般人所说的外资外汇不足问题，远为严重。放宽了一点空间

自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和打倒「四人帮」后，中国的钟摆开始有力地回摆。现在旅客较容易前往中国参观游览。法律不再有限制；缺乏住宿的地方才是大障碍。移民出口也远比以前放宽了。（可是，外间对中国公民却没有采取门户开放的政策。）就我所知，有一段时期，任何一个中国学生，只要他持有适当的证件，便可以自由往外地读书。美国更特别放宽——在中国的美国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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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申请学生签证，比在香港及台湾为容易。尽管他们普遍地有经济问题，但在一九七九至八○年间，约有五千个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与我们探讨的问题更具关连的，是中国重开门户，迎接外国思想。数年前，公开阅读阿当〃斯密斯或凯恩斯的著作，是不可思议的。但今天已有《原富》和《通论》的中译本。一位经济教师，因为翻译了森穆逊的《经济学》而获升教授名衔。佛利民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已译成中文；他（与太太）的《自由选择》一书，正在翻译中。

自卫的行为

事实上，在每本中译本的序言里，都有一段文字指出，这些都是应受抨击的著作。导言通常引用毛主席的话，指出应该看看资本主义的丑恶思想才更能体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除了这些为旧势力驯服痕迹外（这也是自卫手法），那些翻译都能忠于原著。抽样检查，没有发现故意歪曲原文的地方。最近出版的一本中文著作，书名是《佛利民货币理论的批判》。作者对佛利民的激烈抨击，是意料中事；可是他所了解有限的佛利民的观点，却能忠实地陈述出来。

在一般的谈话中，我们还不能听到对共产党作明显的抨击或赞扬资本主义的话。但与较为相熟的同志私下谈话时，他们就不大有顾忌了。他们从不掩饰对舶来品和外间消息的渴望。除了期望拥有彩色电视机、录音机、计算器和相机外，他们还锲而不舍地追问在国外发生的事和生活情况。

私营小贩开始出现

小规模的私营商业开始出现，不过这些大都是街上经营的商贩。工厂获得较多的自主权，也积极引入外国资本，虽然条件颇为苛刻。简单点说，中国的大门巳经打开，就算不是大开中门，至少已经开得很宽，使之再重新紧闭似乎没有多大可能了。

事实上，毛主席死后三年，钟摆已有力地往另一个方向摆动。因此大胆地提出以下这个问题，显得颇合情理：中国是否向「资本主义」那方向走？传闻四起，每天都有——例如的士司机现在已期待收取小费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共产党的盖子还能撑着多久？自一九八○年的上半年开始，一切都快速演变。含义是很清楚的：假若再不制止这钟摆回摆的话，中国最后必走「资本主义」的路。这个制止来得很快。一九八一年六月左右，压制「走资」的活动已变得明显。政治领袖开始在公开的场合再歌颂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伟大，指出这些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一些过去惯用的语录，又再次受到宣扬。

钟摆停顿看中国

在这个钟摆稍为停顿的剎那，正是提出这个重要问题的恰当时机：向哪一个方向走？有一个人曾经因为准确地预测一九三○年的经济大衰退而成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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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极少人记得或指出，这个人在以往曾经不断地（和错误地）作过同样的预测。所以，就算用掷毫来预测中国的前途，似乎是值得冒险一试的。但我没有预卜未来的本事，所以我要试以经济分析为基础，推论中国最后必会走上近乎私有企业制度的道路。这个转变不会很快。经济理论只能指出一个大概的方向。除此以外，我不能确切指出转变的时刻。

在这里我想说明，预测（forecast）与推测（prediction）之间有着微妙的区别。预测是倚赖过往事件发生的趋势，或者用水晶球预卜前程；推测是基于理论的。后者指出，以某一个理论作基础，假若某些特定的条件是符合了，某些现象就必定会随着发生。至于理论是否可以成立，要靠实践检验来测试该理论的含意。理论本身可能是错的，而特定的条件可能与推测的现象毫无关系。或者理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它推测会出现的事件却不发生，因为特定了的条件不存在。

要推测经济制度的发展，需要一个制度转变理论。在这一方面较近期的研究和著作不少，可是杂乱无章。假若我们能等到有一个可取的理论面世之后才推论中国的前途，效果当会较好。但中国的钟摆高悬未下，而假若没有理论作基础，我们就不可能作任何推测，所以我惟有提出自己的理论。我得声明，这不是有关制度转变的唯一理论。

以下，我将会逐步演绎我的理论体系。依我之见，这是足以解释制度转变的。我随着会阐明，根据这一个理论，中国将会逐步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制度的转变是要用历史学家的时间来衡量，而经济学家却不惯于用时间囊（time capsule）来作推测的。对于转变的时间，我不能确定，但我不妨于此时此地将自己的观点写下来，立此存照；这种做法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由来已久。

第二章分析中国走向「资本主义」所必会遇到的障碍。第三章建立分析制度转变的理论体系。第四章讨论中国转变的方向：依据我的理论，中国是会向私产制度那方向走。终结的观察见第五章。

第二章中国制度改革的困阻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资本主义，它们的定义，含糊不清。甚至以严谨见称的经济学的范畴里，替这些名词下的任何定义，也大有问题。在中国，形形色色的主义，都由含义模糊的标语和口号来表达。

我年轻的时候，在中国上学，老师常对我说，由于我年纪太轻，不可能了解这些学说。三十五年后，中国的官员告诉我，由于我是外人，不可能明白这些学说。模棱两可的语句，常常被认为是精妙深奥——尤其是对那些无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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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这正好给政客机会，大加利用。中国的共产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原因之一，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模棱两可。这给予维护「主义」的人，三个可乘之机。

模糊可逃避挑战

第一个机会，归纳起来，是应验了高斯的格言：「不清楚的意念，永不可能是清楚地错了的。」用意义不明确的语言，比用清晰的更易于达到「洗脑」的目的。无知或教育不高的民众，容易接受模糊的概念。这情况在毛泽东之前已存在。当时，一般人普遍地接受「国父」孙逸仙的经济「理论」。这「理论」取自亨利亨利〃佐治（Henry George）的书，而其中的错误经济逻辑，几十年来在中国竟然没有人提出质疑。

一九七九年在中国，我与两位著名社会科学家会面。我乘机指出，无论一种学说的声名多大，若盲目地接受其结论，并不是研究科学应有的态度。我强调，一流的经济学者也不可能永不犯错误；理论必要经过实践的验证，可是没有任何共产主义的学说曾经通过实践验证这一关，所以这些学说是没有事实支持的。他们对我的批驳没有反应。

第二个给人利用的机会，是一般人所知的经济制度的定义，极为模糊。由于一个制度（资本主义）与另一个制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间，没有清楚的分界，要利用的人很容易将一切弊端归诸于前者，或将一切美好的寄望于后者。他们常将一九四六至四八年间蒋介石当权时代的中国，形容为资本主义的典型例子。那是一个腐败的政权。但界定一个经济制度是不能以该制度所发生的事件为依据，正如我们不能以曾经发生过假宗教之名而进行的大屠杀，来界定宗教。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以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各种可怕事件，来界定共产主义。

国民党的资本主义

在蒋氏当政时代不断传出的各种恐怖劣行，是有事实根据的。腐败的官员，为着榨取人民拥有的黄金和白银，便不断印刷钞票，以致要以千万元的钞票才能买到一瓶汽水。没有人愿意接受面值小于百万元的钞票，因为要贝庞大数量面值小的钞票作交易，并不合算。在乡间，很多个年头，农民以木薯为主要粮食。为了较易下咽，乡民把它长期浸在水中。在城市里，警察时常伙同扒手一起活动。倘若拍档失手被发现，他便出面「拘捕」。警察也常显示佩械，藉此吃霸王餐、看霸王戏。在上海，拉黄包车的车夫，就业后平均寿命只得四年。在广州，一专门贩卖赃物的市场，最初只在午夜后才营业，可是在不久之后，却在白天大做生意。在富有的广州岭南大学，一个政府官员的儿子要求教授在考试前泄露试卷。当教授拒绝后，这个学生用枪将教授杀死，其后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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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掌权的共产政权，不断向学生灌输诸如此类的例子，作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写照。这当然是一个谬误，因为由此而引伸的资本主义定义，会变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若一个人有适当的关系，就可以胡作非为」。根据这个定义，「资本主义」当然有可能产生各种弊端。可是，这阐释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法律与秩序。换句话说，权利的界定与执行付诸阙如。

产权结构是界定经济制度的基本要素，这包括各样的约束和局限条件。社会的每一个人，会为适应各种约束条件而竞争，相互影响。倘若制度有所改变，竞争的规则便随之而变。所以，与其用「主义」或「资本」这一类字眼来形容中国将来的路向，我们倒不如谈产权制度的改变。中国可能永远不会以「资本主义」国家自居，甚或使用「私有产权」这一类字眼。我的推测不外是，中国将来所采用的产权结构必然与私有产权制度极其类似。

宪法的合约精神

第三，模糊的概念与界定会带来不明确的法例，令官员有机可乘。表面上他们循规蹈矩，实则拥官自肥，或为一些利益团体服务。就以美国的宪法来说，它最重要的条例，是维护私有财产的权利。但因为定义下得不够严谨，政府仍然可以在宪法里找到漏洞，颁布各种违反私有产权的法例。假若以今天经济学者对私有产权的清楚认识，将宪法改写，那么价格管制、某些环境保护条例，甚至政府以加货币供应来间接抽税的通货膨胀，都属于违反宪法的行为。

一九七九年，中国修订的宪法，比起美国的宪法，内容更远为含混不清。以下是从「总纲」一项下摘录的一些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渲诩体所有制。（第五条）

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第十条）

国家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第十一条）

在「总纲」下的十九条款，定义极为含糊。在「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的一章里，堂而皇之地宣称，公民拥有工作、休息和从国家获得各种利益的权利。

以上所引各条，作为宣传之用，可能功效极大；这些也许是极为重要的哲学或意识形态宣言。可是，宪法的原意，是作为国家与人民之间缔定的合约，提供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必须共同遵守的准绳。要达到这目的，宪法——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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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任何合约——一定要对有关人士施以约束。至于它是否认同私有产权制度，不是问题所在；重要的是必须替整个社会的产权结构，作出明确的界定。

打个比喻，如果在聘请一个雇员时，雇主采用类似上述措辞订立契约，雇员能否知道他的职责所在呢？模棱两可的合约，会使雇主可以随意改变公司的规则，或随意奖赏或处罚雇员。因此，中国的宪法，不仅没有替社会和经济活动设立一套明确的产权制度，反而更使权利混淆不清。

倘若如一般的看法，经济进步有赖于宪法，那么将中国的宪法彻底改写，是会促进现代化的计划的。国家领导人或可用较缓和的方法。在把宪法作为代表共产党政策崇高至上的原则的同时，他们也许能在次一级的立法机构里，制定法则，将权利界定得较为清楚一点。所以在原则上，宪法可以因为受到经济压力而改变，或遭漠视，或被重新作阐释。话虽如此，用次一级的立法界定和保障权利，总会受到上一级的含糊不清的宪法的影响。

因此，妨碍中国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迈进的重大阻力之一，是累积下来的大量意义含糊和教条化的概念。中国共产主义在这方面所得的支持，有长期鼓吹的空洞宣传口号，有不断被重复的各种骇人的「资本主义」故事，也有那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中国宪法。

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另外两个障碍，在短期内也不容易克服。其一是来自人数众多的官僚和军人阶级。他们的地位及既得利益，在自由企业制度下，会受到威胁。其二是我称之为「一九五七年幻象」。官僚阶层的阻力

一些有见地的中国观察家曾经表示过，一九八一年所走的回头路——再次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极有可能是受到军方的压力。一向以来，中国的军人阶级，对政局都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事实上，全民皆兵，从孩提时代开始便当小红卫兵，是毛泽东的期望。自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的二十年，除军人以外，士农工商各个阶层都遭受程度深浅不一的侮辱。近来的迹象显示，在共产主义下得享特权的军人阶级，是希望维持原状的。

中国的官僚阶层，尤其那些地方干部，更加热衷于巩固原有的政体。要估计这些干部的数目十分困难。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属于政府官员，因为理论上一切大小企业都属国家所有。除了那些位居要津、负责制定政策路线的行政人员外，还有一大批政府官员负责管治各单位和各行各业的各种活动。难怪外国访客都感到在中国，无论往哪里去，都一定碰上政府官员。正如以下的第四章中我描述的情况，这些官员不单比普通工人获较高的金钱收入，他们还有各种比薪金高几倍的利益。在美国，一个普通修水喉匠的工资往往多过一个市长的收入，但在中国接待我的朋友却难以相信我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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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管制理论的经济学者（他们研究为什么某些法例会出现），很少会不同意政策的制订人是会尽可能维护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法例。在一个私有产权的社会里，官员藉政策营取私利的动机，却因为替政府工作无利可图而削弱。例如美国列根政府的内阁成员，普遍都牺牲优薪的工作来参政。高级政府官员须向公众透露他们的财产，而他们的报税也容易引起调查。虽然曾在政府高层里任职的名气，会提高他们日后回到私营机构工作时的身价，不过对大部分的阁员来说，在政府任职时，收入损失极大，所以必然要有物质报酬以外的原因，他们才愿意参加政府工作。

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要生活过得舒适，就必要做干部才有可能。但因为推行政策的人收入最丰，我们就很难想象步向「资本主义」之路的动力，会来自这一干部

有希望的八个年头

现在让我们转谈上文我称为「一九五七年幻象」。那是指自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七年这一段为期短暂、充满希望的时期。那时是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上接掌政权，而后者在中国实施的所谓资本主义建国计划，将经济弄得一团糟。在那八年里，经济有进展。在二次大战和国民党管治时期，直至一九四八年止，我在中国上学。一九五七年回国探访时，我发觉一般人的生活过得比较好了一点：粮食供应有了改善，规律与秩序也重新恢复。今天，一般人都认为中国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一九五七年。一九七九年重访中国时，我与招待我的友人，一起怀念一九五七的景况：咖啡店每日开门营业八小时，路边的食物摊档在晚上继续营业，公园洁净，任何人可随便进出「友谊商店」，轮购的人龙较短，价钱也较低廉。

故此，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资本主义就等于国民党的祸乱时代；他们将一九四九至五七年的「好年头」，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由于向往以往的生活，他们问：「假若在八年间便得到那样的成绩，如果不是有大跃进的重大错误，谁能够预料今天中国的生活水平会有多高？」回忆起「资本主义」失败得多么可怕，「共产主义」成功得多么迅速，他们相信现在唯一需要的，是以一九五七年为起点，重新上路。

虽然一般的中国人仍然不愿意公开批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但我相信他们引用一九五七年的例子来支持这些主义，是出于一片诚意的。这个支持共产的论点，是他们唯一的一个源自生活的体验，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引伸出来的陈腔滥调。

错误的比较

我之所以称一九五七年的成就为「幻象」，并不是由于它的经济成就微不足道，也不是由于它的消失来得太突然。我只是以为这不是比较两个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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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恰当基础。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九四六至四八年，是一个纷乱的时期，是一个战乱后无法无天的时期，是一个贪污到令人难以臵信的时期，是一个资本大量撤离中国的时期。所以当共产党席卷全国后，要改善它所承袭的烂摊子，绝对没有问题。（假若蒋介石仍在中国掌权，他的工作成效如何，是一无关宏旨的问题，虽然台湾的经济发展是大有看头的。）

我的论据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的统治，比较上有点成就，是由于国民党统治时的「假资本主义」（pseudo-capitalism）的彻底失败。将这两个片段排列比较，代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反常而不是正常的衡量。再者，在八个好年头里的高蓿即一九五七年，中国仍然远比香港和日本贫穷，较诸美国和加拿大，就相去更远。在一九五七年的七个月里，我刚好有机会在以上五个国家旅行，粗略的观察，也可以见到在外国一个普通家庭的物质享受——电话、电视、雪柜、汽车和房屋——与中国的差异甚大。根据现有的估计，一九五七年中国的平均消费，其实比一九三三年时还要少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十三左右。

令人困惑的问题仍在：假若中国能够维持一九四九至五七年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受到大跃进的阻挠，它今日的经济情况能否与台湾、香港，或甚至日本比较呢？有些中国官员认为应该相距不大，甚或超越她们。故此，今天中国的领导人，仍然要在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经济范围下，尽量避免重蹈覆辙，进行实验。依我之见，历史会证明，他们这样做要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

第三章制度转变的经济理论

从经济效率看制度

我认为要分析经济制度，必先理解一八九七年意大利经济学家柏拉图（Vilfredo Pareto）提出的「柏拉图情况」。在支配或使用稀有资源上，柏拉图指出一个均衡点：在某一个资源使用的情况下，社会若改变资源的使用，起码会损害一个人。换句话说，任何资源使用的改变，都不能够使整体受益。反过来说，当柏拉图条件未曾达到时，改变资源的使用支配会最低限度使一个人得益，而不会损害他人。那是说，在原则上，柏拉图情况不达到，社会就总可以改变资源的使用支配而使整体得益。

满足了柏拉图情况，社会的资源使用就会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这个有名的情况，跟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假设——「在局限条件下争取最大利益」（constrained maximization）——配合起来，便会产生大有用场的操作功能。「在局限条件下争取最大利益」这个假设（下文简称「局限下取利」），断言每一个人在局限下会不断替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柏拉图情况和这个人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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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假设配合后便成为一个均衡的条件：在局限许可的情形下，在涮宓慕煌中，人是不会蓄意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倘若他们能够以相对低微的代价得到利益，他们必定会向这个目标进发。由此推之，当人们面对的局限条件改变后，人的行为亦会相应改变，直至情况不能有进一步改善为止。故此一旦有关的局限条件被确定后，我们便可以推测人的行为。

严格地说，「最高经济效率」必然可达，因为这是「局限下取利」这一个假设的直接推论。「低效率」或「经济浪费」这类名词，常被人们滥用，而且至少有三个不同层面的误解。

第一个有点乌托邦的意味。凭着纯粹的幻想，某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个世界应该（而且能够）运行得更有效率。这是力求社会改革呼声的来源，可是作为一个解释行为的概念，却毫无用处。

第二，当局限条件改变时，由于适应新条件的转变来得较慢，「浪费」的情况就会出现。但稍迟出现的适应，绝非浪费，因为假若「适应」是不需要费用的话，适应过程是可以马上完成的。

「浪费」的第三重误解最为重要。一套理论所罗列的局限条件不一定足以推出一个「有效率」的结论，但这些条件可能足以支持一些有关人类行为的推断。因此，一个擅于阐释人类行为的研究工作者，可能会将某一些局限条件搁臵一旁，因为觉得这些条件与目的无关。在这个情形下，因为某些局限条件被撇开了，「浪费」在表面上就会产生。

例如自助晚餐是可以被误解为浪费的。顾客只需付固定的收费，便可以将食物视作免费一样，随意进食。顾客多吃一口食物，店主所要负担的边际费用是大于他所获取的边际利益。故此，多吃的一口食物，表面上看，是浪费的。可是，假若考虑到要计算、量度和照顾每一个顾客进食份量所花的费用时，这便不算浪费了。虽然这些费用对于理解消费者的进食习惯毫无用处，但我们若要解释餐厅为什么要提供自助餐，而不设进食数量限制的晚餐，这些费用是不可忽略的。

同样道理，租用酒店房间的顾客，可以视水电如免费一般，随意使用。他的行为是否被视为「浪费」，是取决于我们有否将每一个房间装水电表，以及另外收取水电费所需付出的费用计算在内。假若我们的目的是要解释为什么房间内不装上表计，这笔费用非常重要。倘若我们只是要问在没有表计的情况下，住客开灯的时间，是否较长一点，表计的装臵费用就无关重要了。忽略了局限条件

其实所有看来因政府管制而引起的浪费，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指出促成管制的局限。价格管制、配额限制和好些税项，通常被认为会带来浪费效果，这是没有错的，因为要解释管制所引起的效果，我们毋须研究该管制为何以其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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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出现。若要探索何以管制出现，我们就必须审查所有引起立例管制的局限。对这点走了眼，就好比前述例子中忽略量度费用的重要。由于一般经济学者对政治把戏不甚了了，所以他们往往忽视了低效率政府也是被局限约束所促成的。

制度的形成——界定产权结构的法律与规条——是要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与交往的局限条件和规则订定下来。阐释制度转变的主要困难，是我们不可以忽略选择制度所面对的局限条件。假若要以经济分析来解释一个制度的成因，我们必定要将之视为在有关的局限条件下，制度是人类行为所作出的选择。不论一个政权是如何独裁、暴虐，这个制度的出现必定仍然是选择的结果；在逻辑上，我们亦因而不能将之视为浪费。

局限不遗漏效率皆至善

因为受到自己选定的推理程序所规限，我的见解与当前盛行的观点是不同的。我以为从柏拉图情况的角度来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都能满足这情况；不然的话，这些制度也就不会出现了。但不同制度所需的费用，多少与性质各不相同。另一方面，从一个制度转移到另一个制度，也是需要费用的。

举个例子来说明。假若有一个适合养蚝的私人海滩与公有海滩相连。拥有私人海滩的人多数不会养蚝，因为拦阻外人闯入将蚝捡走的费用会过于昂贵；故此，他们可能同意把退潮时露出的地方开放，共同使用。假若情况改变了，他们发觉可以将那私人海滩用棚栏围起来，将不速之客杜绝，或者将他们的居所移近海滩，方便监视，这些海滩的拥有者就可能互相谈判，协议各将自己的海滩改为私用。假若达成协议的费用不过高，他们便会开始养蚝。养或不养蚝，同样符合柏拉图情况；其中差别，在于监察费用。两个情况都不是「浪费」，虽然在私人控制下，蚝的产量会较多。

故此，只有当这两种制度在运作时所付出的费用和从一种制度转到另一种制度所涉及的费用能够清楚指定，我们才能够推测制度的转变。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将有关和无关的局限条件分辨开来。

产权与交易费用

只有符合以下的三个条件，生产资源方属私有财产——

（一）有拒绝他人使用的权利，因此只有「业主」才有权决定如何使用；

（二）有使用资源而赚取私有收入的权利；

（三）有转让或售卖资源给任何人的权利。

转让权代表了有权利缔定合约，容许产业持有人将资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跟其它资源组合使用。他可以将资源的使用权转予他人（或者放弃决定运用资源的权利），获取报酬；可以与其它人合资生产；也可以聘用代理人来管理或监察合伙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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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下，每一个人必然是资产的拥有者（如果他没有其它资产的话，最低限度他拥有自己的劳力资产）。每个人可以随自己心意，与其它人签订合约，决定如何将资产使用。这构成私有企业制度的各种各样经济活动，缤纷多彩。这些包括从街头小贩到各种形式的租赁活动，以至各种不同组织形式的公司，到规模庞大的企业。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有两重意义——

（一）产权制度的结构与本质；

（二）从一种已存在的产权结构衍生出来的合约和组织上的安排。假若产权改变，组织的形式也极有可能转变。可是，倒过来说，却未必一定正确：组织安排上的转变，未必表示产权结构有任何改变。件工制与时工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合约安排，可以并存于同一产权结构之下。

我们这里注重的，是以产权结构改变的角度来阐释制度的转变。较诸阐释不同的合约形式，或不同组织的结构安排，这远为深奥，因为产权结构再不是一个已知的条件。我们将指出交易费用是决定制度形式的关键，所以我们先要说明这些费用是什么。

无论哪一种经济制度，它的运作费用都不轻。在私有企业制度下，有划分和保护产权的费用，有商议和督察合约的费用，有找寻适合的合约伙伴的费用，有防止欺骗，有调协生产活动等等的费用。制度改变也涉及颇多的费用：第一，搜集有关其它制度的资料；其次，谈判或者强行转变也是需要费用的。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里，这些费用是不存在的。只有在渚拥纳缁崂铮这些费用才会产生。因为若要将这些费用清楚的分类，往往极端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故此我们将这些费用都拨归在交易费用下。广义点说，在没有市场交易或者甚至产权不能转让的情况下，交易费用也会同样存在。这个名词若非已被广泛采用，应该被称为「制度费用」（institutional cost）。

交易费用的范围

无论什么经济体制，其营运所需的费用都相当可观。在私有企业制度下，它包括以下各种职业的收入：律师、经纪、经理、法官、会计师、警察、文员、秘书、公务员和其它等等。卖一磅苹果，种植的人只可得五分钱，但卖给消费者却是二角五分。共产主义宣传者会称其间的差额为「剥削」；现代的经济学者称这个除去运输费用后的差额为交易费用。

苹果价格的例子，是把交易费用的概念极端地简化了。其实，要估计和量度它，并不容易。再者，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它出现的形态，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在集体产权制度下（communal property rights），资源不能自由转让，也没有人可以私享使用权，合约费用和防止他人侵犯权益的费用，将会较低，甚至不存在。可是，生产者要探索消费者的喜好，或督导从属的费用，却远比在私有企业下的高。虽然衡量交易费用的大小，困难重重，以下我们会利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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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举出一些观察例证，证明中国现有制度下的交易费用极之庞大。不过，纵使交易费用极为可观，要在中国检举那些如中间人一类的「坏人」，却会比在私有企业制度下来得困难。这是因为在自由市场里，我们直接购买商品和劳务，故此必然尽可能讨价还价。很自然地，我们会抱怨它的质量、数量和价格；即使在交易里得益不少，我们也会抱怨中间人赚取的费用太高。在中国，由于缺乏明确的产权界定，若要归咎于某一个同志，相当困难；因此，我们就难以作出较切实的投诉和批判。

令人大惑不解的，就是像交易费用这样重要的局限条件，竟然往往被批判资本主义和支持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人所忽略。甚至在经济学的文献里，交易费用要到近代才被注意，虽然它可能是现代经济学里最热门的题目。它较早时遭受漠视，可能是由于一些经济行为，无须藉着交易费用来作解释。可是，对于解释经济制度，它却极为重要。在制度不存在的情况下（如鲁宾逊经济），交易费用不会出现；反之，如果没有交易费用，经济制度便无从确定（以下会有讨论）。简而言之，任何以「局限下取利」为基本假设的经济制度理论，必然要对交易费用详加重视。

高斯定律与经济制度

在一九六○年发表的一篇划时代的文章里，高斯（R.H.Coase）指出，在交易费用不存在的情况下，不管产权谁属，只要清楚界定产权是私有，结果必然是导至最高效益的资源使用情况。他的分析，创立了著名的「高斯定律」。这个理论的要点，是指出从产权的观点来观察资源的使用，倘若将产权划分或界定为私有是不需费用的，那么在交易费用不存在的情况下，交易取利可保证资源必定会作最有效的使用。

以利用土地耕作为例，高斯证明，若土地的产权没有清楚地被划分为私有，又或者私有产权并不存在，那块土地的使用权会因被侵犯而引起纠纷。倘若土地是私有产业，市场交易会自然发展开来，将问题解决。高斯指出，若交易费用是零的话，在私有产权制度下，无论土地的产权如何分配，土地必然会被利用作出生产最大的经济利益。高斯的分析，对一切生产数据皆适用，包括那些捉摸不到的，例如污染空气的权利相对保持空气清洁的权利，制造噪音的权利相对保持寂静的权利，或对环境污染的权利相对有索取赔偿的权利。

在研究土地的使用权时，我曾经替高斯的理论作了补充。在私有产权和交易费用不存在的情况下，无论选择哪一种形式的合约，资源的使用都不受影响；在农业上，无论土地是由地主自耕，抑或雇工代耕，又或由农户以定额判租，又或分成，都会出现同样的资源使用效果。我进一步指出，交易费用会影响合约的选择。被选择的合约安排是要减少交易费用，使稀有的生产资源能得到最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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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这条思路分析制度转变，我发觉就算是取消私有产权这个假设，高斯定律仍然有效！那就是说，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产权结构的不同或经济制度的不同，是不会对资源的使用造成影响的。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私有产权固然会带来高斯所描述的情况：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价值。但在另一个极端——没有业主的公有产权——「局限下取利」的行为也会令资源的使用达到同样的效果。这是因为在原则上，生产和消费是不需要透过市场才能进行的：原则上，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形下，完全没有市场和一个运作灵活的市场的效果，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假若一切广义上的交易费用确是等于零的话，这就等于说消费者的意愿不需任何费用便能显现出来；拍卖人和监察者可以免费收集及传播一切生产及消费的讯息；工人及其它的生产要素，不费分毫，便会完全遵照消费者的意旨生产。至于工人（消费者）的总收入，则可由一个仲裁者免费地依照工人的边际生产力、资源的租值分配，及其它有效率的准则，加以决定。依照这样的推论，就算没有市场价格亦可以得出高斯所提出的结局。

在「私产」与「公产」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产权结构（制度）。但不论在什么经济制度下，只要这些制度的运作费用是完全免费的，资源的使用都会达到最高的价值。在这情况下，制度的选择将会是一件随意、偶然和不可确定的事。

交易费用决定制度安排

但社会制度的运作是有交易费用的。交易费用是决定经济制度的因素。社会将尽可能选择一个交易费用最低的制度。这是由于较早前曾经讨论过的「局限下取利」这个假设的缘故。我们若要解释制度的选择，就必须证明在考虑一切有关的局限条件后，这个选择的交易费用是最少的。同样，假若知道有关的局限条件方向是如何改变的话，我们便可推测制度的转变。

我建议将广义的交易（制度）费用分成两类——

（一）一个制度在运作时所要付出的费用；

（二）采用某个制度或者制度在蜕变时所要付出的费用。后者包括改变制度所需要付出的协商费用；如果磋商不成，还要包括用武力或其它手段所要付出的代价。我将阐明，后者最显著的费用，是信息费用和说服那些因制度转变而导致收入减少的人所需的费用。

将交易费用如此分类，有三个重要含意。第一，假若采用或改变某一个制度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人们必定会选择一个运作费用较低的制度，来支配资源的使用。第二，假若采用或者改变一个制度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话，在众多的选择之中，被采用的制度的运作费用并不一定是最低的。在这情况下，倘若不把改变制度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考虑在内，在表面上来看，社会是有浪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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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假若有一个运作费用较低的制度，而改变制度的代价是少于这制度所能节省的运作费用，那么制度就必然会改变。

第四章

差不多所有共产政权都有系统地禁制及歪曲来自外间的新闻和消息，这绝非是偶然的事。共产领袖们显然惧怕一旦他们的国民对私有企业的实况有所认识后，要维系本身的制度便会来得更为困难。闭关政策与坚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再矛盾不过的现象；将这个明显的矛盾，付诸考验，对一个共产领袖而言，确是一个莫大的挑战。现在终于有一个领袖敢于接受这个挑战，他就是邓小平。

虽然他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优越的经济制度，也坚持「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路线，邓小平毅然决定打开大门，引进西方思想。至今，他所采纳的讯息开放政策，虽然未如大多数西方国家那样完全开放，但就一个共产国家而言，是绝不寻常的事了。现在中国的电视台在播映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节目时，已不再循例地加上诋毁、非难之辞。以报道客观见着的英国广播公司，每日都对中国作数小时广播，而平均每个星期他们收到约三千封中国听众的来信。据说中国政府甚至要求该公司增加广播时间。外国学者被邀请到中国讲学，现在更蔚成风气；佛利民最近被邀请到中国作巡回讲学，由此亦可见中国政治气候的改变，风雷急剧。正如上文所述，赞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的著作，已被翻译成中文，公开发售，就算在最近打击资本主义活动的时候，中国亦没有试图关闭思想之门。广阔了的视野

一个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共产党员最近投书到一份香港的报章，坦言承认他对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已有所怀疑。很多人都察觉到，从中国大陆到美国去的留学生，很少会持久相信共产主义的优越性的。而那些在共产主义教条中被认定为「资本主义剥削对象」的工人，如水喉匠、木匠、清洁工人、砌砖匠及园丁，即使没有工会组织，依然可以获得令他们羡慕的薪酬。

这些事实是绝难推翻的。领教过各种「主义」的中国人，对理论的厌弃和存疑是可以理解的。门户开放政策让中国人对一度贫困的邻居——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甚至南韩，有了新的认识。在二次大战后，这些国家都像中国一样从头做起。将美国在资本主义下的成就归功于地大物博、人口稀疏、避过战争的破坏等幸运因素是轻而易举的事。循着这种推理，对人口稠密、资源贫乏的国家来说，共产主义便是真正的出路。这种说法已被中国的邻近国家，无情地推翻了。这些国家的人口密度不下于中国，但私有企业却能成功地运作。

改革中国制度的费用正在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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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示范

经过三十年的闭关自守，中国人现已开始对邻国的发展感到好奇。一般的说法以为香港和中国接邻，情形特殊，不足为例（在我看来，这是个完全不合逻辑的说法），但台湾和新加坡的例子却将这个论点驳倒。另一种说法则以为美国的成就，主要是因为矿藏丰富，尤以石油为然，但几乎完全没有天然石油蕴藏的日本却繁荣兴盛！以我个人的经验，在今日，要辩赢中国干部的快捷方式就是列举在文化、人口压力及天然资源和中国相若的邻近国家的经济成就。一些较有学养的中国人亦体认到他们可以用的托词、借口已是越来越少了。

由此引伸，要在今日的中国维持共产主义的统治，要比二、三十年前困难得多。这是因为中国和邻近国家的经济民生，高下悬殊，就算不量度亦不言自明。尽管领导人继续在理论上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辩护，他们亦再难在实际的表现上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辩护。而尽管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继续坚信不移，但迟早他们亦必将明白到个中根深蒂固的矛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他们奉以为圭臬的格言。

大门打开了

邓小平显然是为了现代化的所需而坚持大开中国的门户——引进科技知识、外汇和资金。从国外逐渐吸纳的知识将有助于降低一般有关经济制度的信息费用。到头来，激发一九一一年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及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带动的革命思想及意念，都是舶来品！日本的经验亦同样地证明了门户开放政策的经济影响。

今日在中国掌权的务实派显然相信，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及技术，在共产主义下的一切经济失误都是可以克服过来的。倘若他们不是对此深信不疑的话，相信他们不会放胆把佛利民的《自由选择》译成中文，或送经济学教员到国外去学习。诚然，以西方的尺度来看，中国对言论自由仍然是多所禁制。目前仍然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当众焚烧毛像——虽然他的肖像和语录大多已被悄然除下，被外来产品，如可口可乐的广告所取代。虽然政制改革还没有被公开地提出来讨论，但许多的禁制似乎都是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自我噤嗫。

毫无疑问，门户确是敞开了。现今的关键问题是它会不会再被关起来。答案是，倘若中国是要实行现代化的话，那是不会的。堵塞大门将会粉碎现代化的计划。成千上万的海外留学生将会拒绝返国；为游客而建盖的酒店工程将会停工；外资将会撤出；进一步的合约谈判亦将中止；作家及翻译家们亦会因为殷鉴未远，而纷纷设法掩护自己。一九五七年后期，毛泽东掀起了诗意泱然的「百花齐放」运动，但不旋踵他却将那些敢言的人打成「走资派」，狠狠惩罚。黑暗时代亦由那时候开始。相对之下，邓小平确实让「千花」齐放了。要将他们连根拔起，又焉能不带来另一场灾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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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四年，中国的政局较为稳定，而在较为开放的气氛下，中国人不但对外间的世界增加认识，他们对本国制度的运作亦有了较为明确的了解。毫无疑问，许多毛泽东所提出的口号和允诺，尚未实现，而一般人对共产主义的教条失却信心，是相当明显的事。对那些起码要在公共场合勉力为共产主义政权作辩护的人而言，这个制度的千疮百孔，不能不令他们尴尬不已。等级分歧难圆其说

当前中国存在一个众目昭彰的矛盾。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彻底地消除阶级分歧，但世界上却绝少有像中国那样阶级分明的社会。例如在广州较好的食肆里，当地的中国人、香港去的中国人、来自美国的中国人及其它的外国人，便完全被隔离，三处的服务水平，也截然不同。此外，当地的中国人更不得进入「友谊商店」（在毛泽东时代，他们可能连这些商店的橱窗也不敢望一眼）。更有甚者，中国人事事「论资排辈」的作风，对西方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在此可以再举一些有关这种情形的具体事例。在海鲜短缺的武汉，普通老百姓在早上五时便要开始排队，轮候三个小时，等市场开门营业，以人民币一元八角的代价，购买半公斤的鱼。但政府干部却可以不必排队，兼且享用人民币四角半公斤的优惠价格。同样，在中国，一部性能可靠的脚踏车已属奢侈品，但十一级的行政干部（干部共有二十六级，一级是最高的），却有权使用名贵的外国轿车，例如「标致牌」（Peugeot）的房车，司机和汽油亦是一并由政府报效。这个干部更可能有权使用几间办公室，有些可能设在有空气调节的酒店里；他的住所大约有一千五百方呎，而普通人却只可能挤缩在二十方呎的蛭唬凰差不多每一晚都会出席宴会，免费享用膳食；此外，他还会有林林总总的利益门路和关系。他的月薪大约只有二百元人民币（约一百二十元美金），但那只是他的实际收益的一小部分。

一般而言，非「行政」干部的薪酬是较高的，（大致上月薪人民币三百元已算是高薪），但他们所享受到的福利却要少得多。虽然如此，我却认识一个在家里安装了空气调节的非行政干部（中国的电费高昂，这种享受可以说是穷奢极侈）。这个干部和他的同事合用一部汽车，而他正在动脑筋送儿子到美国留学。相对之下，一个普通的工人，月薪不超过人民币五十元（美金三十元），福利则绝无仅有。

公社相对私营

除了收入不均外，在中国现存制度下，资源使用所出现的问题，也令人对这制度的所谓优越性产生疑问。公社容许人们拥有小块的自留地。据一些粗略的估计所得，这些所谓「私有」的土地的产量要比相若的公社土地，高出五倍至十倍。当然，一般人在这些土地上所花的劳力应该较大。但据熟悉情况的说，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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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所有的土地皆为私有，整体生产力会大幅上升。在其它行业里，「工作单位」的工人一般都缺乏进取心，懒惰怠慢，要睡三个小时的午觉。但在家里，这些人却忙于养鸡或制造家俬或其它工艺，以留作自用或出售给朋友和亲戚。

其它各种行业亦存在着同样的现象。一九七九年的中国之行，我出席了一个宴会，筵席尚未终结，酒楼的工作人员已下班去了，竟然没有人留下来收钱。招呼我的主人家说这种情形绝非稀奇。倘若要修理电视机，惯常的做法是找个「朋友」来帮忙，私底下给他一些钱。国营市场出卖的蔬菜，选择少，质量劣，往往要将过半的丢掉。但出售自留地产品的自由市场，不仅品类繁多，而且质量较佳，价钱当然亦会高些。在国营市场，买鱼要排长龙，但价钱高出两倍的「议价」鱼，却不需要轮购。在过去，购买一个新灯泡，曾一度要出示一个个烧掉的灯泡作为报废凭证；同样，买缝衣用的线便要出示线轴；在购买其它东西时，亦需要类似的证明。因为这个缘故，许多本来已相当拥挤的家庭，堆满了一盒二盒购物时必须出示的废物。

今日的中国，那些略有瑕疵的次货，占据了一个相当独特的地位（这个问题甚有学术研究的价值）。中国叫这些产品为「处理物品」，因为这些不合质量规格的产品，会被分配给工厂的领导和工人，然后他们会将它们私下转售。难怪时常会出现故意轻轻碰撞盛着蛋只的纸箱之类的「意外」。

后门交易是权力买卖

毫无疑问，后门交易是最流行的市场买卖方式。在别的地方，这些可能被视为贪污或黑市的活动，但在中国却是普遍而公开的。后门交易需要关系，而且意味恩惠的交换。例如一个没有门路的病人，可能要轮上几个月才有机会施手术。但一个关系搞得好，懂得搭通门路的人，医院的「后门」却为他而开（事实上，他当然是光天化日之下由前门进入医院）。此种疏通之术几乎适用于任何价值高、在牌价下供应不足的商品和服务之上——在比较好的餐厅订位、要个巧手的厨师弄菜、戏票、一包上等的香烟、肉类、药物、水果、较佳的脚踏车轮胎等。当然，要谋一份好的差事，更非此不行。

对一般人而言，走后门就是恩惠的交易，而非金钱的实物是这些交易的媒介。一般有门路的干部，更同时操纵了订定价格的权力，故此越是价高的货品，他们也就越有意将其价格定低。以同一次数的交易而言，这些干部所能获得的好处也就越大；不管是销售还是制造货品的人，反正他的工资是固定的，将价格定低并不会对他们有不良的影响，他们倒乐得加入争取恩惠的行列。后门交易可以减低如排队轮候的交易费用。但因为压低价格而催生的后门交易，基本上只是那些掌权的干部，和那些门路较多的人家受益，对贫下阶层可以说无甚裨益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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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思想相对交易费用的课

一般的中国人对上述的例子及类似事件，耳熟能详。事实上，为了生活所需，中国人对生产和分配系统的认识，必定是要比生活在私有企业体制下的人，更为深切。在那个制度下，一个普遍老百姓会变成一个交易费用专家，因为日常他必定要拨出一大部分时间钻研办法，寻找生活所需。交易费用越高，就越有需要掌握到避过这些费用的办法。

在毛泽东时代，一般同志，在不忙于背诵政治口号的时候，便得要三缄其口，步步为营。但现在他却可以开腔说话了。一九七九年，到处我见到人们忙于交换有关货品、门路的消息。在中国的亲友，坦然承认，通消息、搞关系是日常的要务，而在工作时的交谈，亦离不开这两个老问题。

这是毛与邓之间显著不同之处。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人们每天都要上「正确思想路线」的课。在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人们则每天上交易费用的课。这些课程的代价，都同样昂贵。但两者之中，一个是会将共产主义维持下去，而另一个，假以时日，则必定带来改革体制的要求。

我们说中国人已体认到他们的制度出了问题，并不就等于说我们可以轻易将他们说服过来，使他们相信私有产权制度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当我向一些中国人提出自由市场可以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时，他们的一般反应是害怕由此而带来高昂的价格。当我向他们指出，他们现在所付出的价格（一旦将排队轮候及钻营门径的花费计算在内后），实际上是相当高的，他们的反应是，以他们有限的收入，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付出更高的金钱代价。要说服他们，令他们相信在私有企业体制下，物资供应增加可以令实质价格下跌，从而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增加他们的实际收入，是一件艰巨的任务。私营企业以交货取代允诺，共产制度则往往轻诺寡信，有口号，无货可交。

学习是需要花时间的；对那些缺乏正规教育、知识浅陋的人，更复如此。就我在此所作的分析而言，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不是中国人当前的知识水平，而是他们的讯息增长的速度。而后者在近几年来的发展是毋容臵疑的。等级与竞争

前文提及，中国「排资论辈」蔚成风气。在没有私有产权的情形下，某程度上，「排资论辈」有助于界定权利，承受那些由非私有资源制造出来的经济收益。以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争相竞夺非私有资源必定会带来耗损，等级的划分是有助于减少这些耗损的。任何制度的改革，将必定会改变现存的等级权利界定。

今日在中国，一般人都以「两头热，中间冷」来形容改革的动力根源。这个说法的意思是指北京的高层领导及一般工人都热衷于某程度的改革（虽然不一定要循走资的方向来改），但一大群中层干部却要给改革拖后腿。正如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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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地方干部——尤其是行政干部——他们的权势关系令到他们的实际收入远远的超乎一般老百姓之上。视乎他们本身的门路、关系及别人欠他们的恩惠而定，就算一个低级干部亦可以有相当可观的非金钱收入。

倘若我们假设收入是应该和制造货品与提供服务的生产力挂堑幕埃那么中国现存的收入差距确实是难于辩护的。但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指出，不同的产权结构会带来不同的竞争规则。在现存的规则下胜出的人，他们必定拥有某些相对优越的条件，只不过现存的规则并不一定有利于刺激消费品的生产，难以提高服务水平。以生产力的眼光来看，毫无疑问中国干部的收入是大大偏高，但在他们的竞争规则下，他们可以保住职位，亦足以证明他们的收入是「恰如其分」的。准则开始改变

不过，这些规则现在循着三个主要层面改变。第一，直至最近，干部竞争的一个主要准则，是诠释、追随「正确思想路线」，从而教育大众执行这条路线的本领。成功的干部，不但可以享用职位所提供的特权，他更可以限制别人晋身干部阶级的机会——他可以揭发及打击那些所谓「走资派」的人。邓小平掌权后，「正确思想路线」这准则已被削弱了。

自从门户开放以来，众说纷云；现在要界定什么是「正确」的政治路线亦来得相当困难。「四人帮」显然是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以歪曲毛泽东的思想为理由，拘捕及审讯四人帮，令人不能不对官方的实际立场有所怀疑。在中国，政治冤案，积习成风，牵连广阔，是众所周知的事；此外政策朝令夕改，口号空洞，毫无实际。在这种情形下，仍然会坚信毛泽东是全知全能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一般人对言不及意的政治口号，实是厌倦不已。北京的领导人已决定不以高压的手段，从事现代化计划。他们亦不再执着于什么是「正确的思想」路线。地方干部亦丧失了他们过去向人民强制从事思想教育的权力。再者，自毛泽东逝世后，似乎没有一个领导人能够将毛泽东煽动群众的本领继承下来。考试交白卷再不会赢得喝采。大学现在都遵从邓小平亲自颁下的严格规则——录取任何考试合格的考生，不必理会他们的政治背景。

追随政治路线的本领，在竞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日益低降。这带来三个后果——

一、由于强制执行思想路线教育的权力已大为削弱，干部们倘若继续维持现状，必定要付出较大的代价。

二、此中的一个后果是政治本领将会带来较少的利益。

三、准则的改变亦会使干部们是否依然拥有竞争的优势，变成疑问。

现存政权的竞争准则依然让地方干部保存若干的竞争优势，不过这些优势却不足以保证他们可以维持当前偏高的实际收入。在毛泽东时代，干部的俸禄是靠冒险得回来的。只要有丝毫动摇他的权力的迹象，毛泽东便巧立名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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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革命运动，务必令到人头落地。故此一个干部可以风光几年，但一夜之间却可以身陷囹圄。二十年的政治动荡，令我们无从鉴定干部高水平收入的稳定性。

于此，亦是第二个的路向改变——政治稳定是邓小平的现代化计划的主要目标。当前干部的高水平实际收入，一部分是毛泽东政权遗留下来的现象；在新政权下，个别干部仍然得以维持过去的收入，主要是体恤这些新近「平反」的官员，在过去长时期以来吃了太多苦头。但这些维持高收入的理由，不久亦将泯灭，就算这些准则保持不变，假以时日，竞争亦将使由政治的本领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大为削减。

第三，亦是最后的一点，是现代化计划令人对生产力有新的体验。在毛泽东的统治下，生产力完全不以消费者的喜好来评订，而是给「正确思想路线」压住的。今日，在中国，追求物质享受，已不再是罪行（虽然一般老百姓仍然是与一些所谓「奢侈品」无缘），而甚至中国的经济学家亦已开始说，点算数量不是衡量生产力的恰当准则。政府对外汇需求渴切，甚至以赚取外汇的表现，作为评估一些工厂的准则。故此，越来越多干部的实际身分，和资本主义下的公司经理已无分别，而考核他们工作表现的准则亦相差不远。据说中国当局正在招罗旧社会的企业家加入工作行列。

在第一章我提到中国再次压制资本主义活动。我相信那是特权阶级试图维持现状的结果。但现在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会全面恢复过去的游戏规则。干部们当然会继续顽抗，但一且音乐的节拍改了，他们的鼓声亦变得越来越空洞。

某方面必要让步

过去三十年来，除了私有企业外，中国尝遍了差不多所有其它办法。当前的事态显示各种试验（以不同组合揉混旧办法）将会持续一段时间，而在产权结构上不会明显地改辕易辙。而共产主义的成就——「一九五七年的幻象」——亦极有可能被「验证」一番；在文化大革命劫后要在经济上有所进展，应该像在一九四九年蒋介石下台后那般容易。但时移势易，世界已步入一个新的经济纪元；一九五七年的中国已不再可以赢得喝采了。倘若中国领导们坚持门户开放、政治稳定及增加生产（加上日益对消费者喜好的注视），那么游戏的规则便不能不会有所改变，而这些改变亦必然导致与当前产权结构有冲突。某一方面是必定要让步的。

制度改革所要付出的代价亦因而逐渐下降。一般老百姓获取讯息所要付出的费用亦已减轻（一般人在私下谈话的时候，便往往有「向台湾学习」的说法）。由于游戏的规则已被修订了，要诱导特权阶级去接受改革的费用亦随之而下跌。由于中国的制度在运作的时候，牵涉到庞大的交易费用，可能不必大量降低改革所需的总费用，便可以扭转今天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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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

我推断中国假以时日将会采纳一种近似私有产权的产权结构。在此我必定要对这个推断加以注释。资源的私有使用权及转让权，有程度高低的分别；另一方面，没有任何国家是将所有资源完全由私人拥有。当然，我不会极端至推测中国将邮政局、公共交通或石油资源——一些政府能以较低费用维护垄断的部门——转移到私人的手中去。但我却可以推断，在未来，劳工，生产工具、机器、建筑物，甚至土地，将会有若干程度的私有使用权及转让权。中国会走的路

在这篇论文里，我一直忽略了制度改革所必然牵涉到的制度重建费用。例如重写宪法、人事更易、设立以法制为基础的法庭等皆所费不赀；但在我而言，和其它的费用比较，这些显得微不足道。我既然已强调过中国在「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上所存在着的障碍，现在我且略为异想天开一下，谈谈这个发展将会如何出现。

上文我已提到中国现已容许在街边摆卖。有关放松规条，容许工人转行转业的问题亦已被公开讨论。有些工厂已获得某程度的自主权，此中包括在扣除开支及上缴给政府后，有「留成」——保留剩余下来的收入。一九八○年，中国更设立了一个所得税制，这个制度可能会以向工厂、公社（或其成员）抽税的办法，取代现存向政府上缴利润的办法。现在更有些说法，要向工厂工人或甚至公社的社员分发股票。倘若这些措施被扩展到包括一般农工的生产单位，让每一个工人，除了赚取工资外，还可以获得以生产资源为基础而发行的股票的股息；那么中国要向前再跨进一步的步骤是——

（一）让股东全权决定公司或公社的组织事宜；

（二）容许股票自由转让。

假若随之而设立法庭，保障、监察包括订定合约的股东权利，一个私有企业制度便可以应运而生。资产组合的更易，透过私人买卖将会导引出减低交易费用的组织结构，每个人亦会因而各展所长，专门发展。竞争的规则必定会有所改变，生产力的高低将以消费者的喜好为依归，而这亦将成为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标准。

第五章共产主义为何失败？

学院经济学家的本分是阐析现象。在这狭窄的范围内，我希望这篇论文，可以帮助增加中国人对经济制度运作的了解。对制度的运作缺乏认识，是会严重地妨碍经济成长的。一直以来，中国人所接受的是令人迷误的事实和教条的灌输。对中国人而言，确凿的事实，将越来越有说服力。至于教条方面，拨开虚浮的措词，到底马克思和毛泽东错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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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

自私的基因

共产主义错估了人类的本性。唯物辩证主义认为可以通过教育将人类行为改变过来，无私地为共同的利益服务。但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分析则以「自私」或「自利」为基本假设——故此每个人在局限条件下，尽量追求财富或收入，是一个有普遍性的基本假设。就经济学理论而言，到底两者之中哪一个才是人性的真面目，却是无关重要的；关键之处是哪一个假设可以推出足以解释或推断行为的假说。毫无疑问，「自私」这假设符合了这个准则，虽然在将来可能出现具有相等或更佳解释能力的假设，亦未可料。

不过，倘若改造社会的出发点是以为可以透过教育将人性改成不自私的话，那么整个问题又另当别论。就算人性确实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在逻辑上那也并不等于说人性便应该接受改造。这亦更不等于说共产主义下的含混产权结构，将可助推动经济发展。但是，倘若人是天生自私，不可更易的，那么，以利他主义为本的改革将必定带来浩劫。生物学现已开始找到证据，证明和皮肤色素一样，人性自私是遗传而不可以改变的；事实上，这是所有动物最重要的生存特征。阿当〃密斯以为我们之所以能够从市场中得到面包和牛油，是因为人是自私的（换言之，人的行为是由自私所激发的）；他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毛主席原先也许是相信自私的天性是可以泯灭的，但是他本身的行为却反映出他自己亦是一个自私的人。他自己一手设计、控制以遂私利的经济制度，并没有任何自动调整的机能，迫使追逐私利的同志，在谋求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同时可以满足别人的欲望。另一方面，在市场中自利与私有产权的结合，却刚巧保证了这个调整机能的运作。马克思相对高斯

共产主义的第二个主要缺漏，是强辞夺理地将市场里出现的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归咎到私有产权上去。没有私有产权当然不可能有自由市场，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资本家在中国所作的令人鄙弃的行径，却与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与劳工剥削没有任何关系。反之，这些行径主要是因为私有产权并未受到保护和监察，因而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马克思与高斯之间的一场智力竞赛中，无论是逻辑或实证，高斯均全面胜出。高斯老早便体察到，产权的监察和市场的运作将会牵涉到费用及代价。故此，私营企业的活动可能会带来一些表面上看来是「不良」的效果。但倘若私有产权的结构一旦被清楚地界定下来，切实督察执行，令到督察费用的增加不致在边际的情形下高于资源价值的相应上升，其交易费用将要比今日在中国观察到的费用少得多。这篇文章，从逻辑推理及实证两方面，都否定了以摧灭私有产权来提高生产力的可能性。中国绝不可能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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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

不平均是竞争的含意

共产主义的第三个盲点是相信在共产制度下，收入的分配会来得更为合理。我在这篇论文中指出，收入分配会随涤蜗饭嬖颍ú权结构）的改变而改变——究其原因，是因为每个人的天赋各异，在不同的规则下，便会有不同的竞争优势。到底应该以年资、体格、相貌、政治手腕或子女数目作为分配收入的标准，至今仍无定案。同样，以为应该用生产力来决定收入的分配，亦只是一个主观价值判断而已。

但是，大多数社会似乎都普遍以生产力为竞争及分配收入的准则，当今的中国领导人尤其赞同这个准则，因为这是唯一符合现代化需求的准则。但他们似乎还未明白只有私有产权才能界定一套促使每一个人自动自觉，相互竞争以提高生产的准则。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准则之所以广泛地为人所接受，是根源于人类追求长期经济生存的本能。

在私有产权或其它任何的产权结构下，收入分配肯定是不会是平均的。平均与竞争是水火不兼容的；在任何社会里，人都会相互竞争的。有些人说，在私有企业的社会，成功总有侥幸的成分。不管这些成分是什么东西，它在任何的经济制度里都会存在。再者，在每一项成就里，要将侥幸及才能所作的相对贡献，分辨开来，是不可能的事。

走向个人选择的制度

一个人独作决策，有时对，有时错；又或者事情的效果比他原先所预料的较好，或者较差。私有产权容许每一个人运用自由的判断力——也就是每个人都得以用本身的知识和信息。正如我在上文指出，交易费用亦将因而得以减低。压抑侥幸的成分（这也只能透过专横的办法来做），交易费用亦会随之而上升。

故此，将共产主义所以能够继续在中国生存，归功于其正确的经济分析，是毫无根据的。向来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倘若中国领袖们能够维持当前门户开放、政治稳定及增加生产力的政策的话，共产主义凭口号坚持的优越性，将要受到全面考验。在这种情形下，高斯格言的反面将仍然成立：当中国人民清楚地掌握了共产主义的论据后，假以时日，他们必能知其谬误。

2008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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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篇2

中国出现了明显的金融风险

2013年, 全球经济在各类因素交叉作用下呈现复杂、多变的态势:一方面, 经济疲软, 复苏动力不足;另一方面, 各国相继推出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 汇率博弈激烈。在此背景下, 全球经济走势不确定性增强。

中国经济在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 迎来了重大转折。虽然GDP增速仍维持7%-8%之间, 但经济发展背后隐含重重风险:经济结构失衡、房地产泡沫日趋严重、地方政府债务高筑、影子银行风险上升等问题逐步凸显。其中, 表现最显著的是“金融过热、实体经济遇冷”。缺乏良好经济基础面支撑的金融体系脆弱性增强, 同时金融过度自我创新, 加剧经济泡沫化, 也催生各种金融风险。

金融危机可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场由消费次贷引发的银行危机。由于当前中国与2008年的美国相比, 出现了信贷和房价猛涨、各种金融衍生品增多等很多共同特点, 不得不令人怀疑中国是否也会发生金融危机?

2013年6月, 国内银行间出现市场流动性紧张。6月20日, 隔夜拆借利率大幅飙升至13.44%, 各期限拆借利率全面上涨。“钱荒事件”造成股市巨大震荡, 虽最终以央行的应急出手而暂时平息, 但所暴露的流动性问题给社会各界提出了严重的金融风险警示:中国不仅并非不可能发生某领域的金融危机, 而且很有可能由某个金融领域风险引发“全面性金融危机”。

近段时间以来, 经济减速明显、不良贷款余额反弹、非银行信贷规模和地方政府融资规模快速上升、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流动性出现困局, 一系列新情况表明中国出现了明显的金融风险。当前发生金融危机, 存在着如下隐患根源:

一、实体经济发展乏力

央行数据显示, 截至2013年6月末, 中国M2余额高达105.45万亿元, 同比增长14%。但证监会数据显示, 2012年, 非金融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0.87万亿元, 同比下降11%;而金融类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1.09万亿元, 同比增长14%。实体经济并未从市场资金流动性充裕中得益。

从微观层面看, 不少实体企业同时面临融资难与高负债的情况, 一些企业为维持最低限生产, 仅靠银行信贷勉强维持生存, 一旦信贷收紧, 这些企业便可能破产倒闭。从宏观层面看, 制造业不景气、产能过剩严重。在库存指数创今年最低位47.4%的情况下, 4月份应收账款上升到8.5万亿元, 同比增加13%。整体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 多年来投资回报远不如投机的情况使新增资金远离实体经济, 更引诱大量资金继续从实体经济向各类投机领域转移, 而且我们近期的调研情况表明, 这种趋势还在加剧。

二、房地产泡沫显现

自21世纪以来, 房价持续攀升, 房地产泡沫逐步显现。住建部数据显示, 全国城镇平均房价从2003年的2381元/平方米上涨到2012年的5791元/平方米, 10年增长143%。目前中国房地产发展已经形成了泡沫怪圈, 即房价上涨→吸引各类资金投入→推动房价继续上涨→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只要房价继续上涨, 泡沫就越来越大。由于当前房地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银行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其它数十个相关行业, 一旦房价下跌幅度较大, 房企资金链断裂, 将引发连锁反应, 最终导致危机发生。

历史经验 (如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引起日本经济十多年的衰退) 表明, 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 将严重冲击金融体系, 引发更大的经济、金融风险。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 2013年6月, 中国100个城市 (新建) 住宅平均价格环比5月上涨0.77%, 连续13个月环比上涨, 同比上涨7.4%。从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四大城市房价来看, 房价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针对房价上涨过快,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房地产的政策, 但收效甚微, 而且当前房价上涨预期还相当强劲, 持续吸引各类资金投入, 正在不断吹大房地产泡沫。

三、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审计署数据显示, 截至2012年底, 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3.85万亿元, 同比增长12.94%;其中16个地区债务率超过100%, 债务率最高达219%。根据兴业证券研究所估计, 截至2012年底地方政府负债维持在13.2-15.1万亿元之间。我们认为, 地方政府的实际债务要比政府统计数据高得多。

由于很多地方政府领导人存在屁股指挥脑袋和唯GDP为主要目标等理念, 存在严重的投资冲动, 借助融资平台的监管漏洞, 通过各种融资工具大规模借债, 甚至不少地方已经远远超过了自身还债能力, 并且很多资金被投资在利润回报率不高的领域。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 不仅大量正在投资的项目无法按预期推进, 还直接影响银行资金回收安全, 并产生连锁反应, 演化为金融危机。当前不少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地方政府变卖土地, 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地价上涨, 房价被推高→高房价绑架购房者, 内需无法释放→政府更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实体经济衰弱, 政府税收减少→地方政府变卖土地。

四、不少银行资金被用于各种投机炒作活动

当前中国银行系统存在特定风险, 主要体现在理财产品风险、地方政府贷款风险及房地产贷款风险等。在银行的各项业务中, 银行理财产品占较大比重, 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主要是过去几年银行利用表外业务的监管空挡, 大量发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 回报率远高于存款利率。不少资金被用于各种投机炒作活动, 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 也必然引发传染效应, 演化成金融危机。

银监会数据显示, 截至2012年底, 银行发行理财产品32152款, 同比增长34.6%;2013年1-6月, 银行发行理财产品20678款, 同比增长28.7%;截止2012年底, 理财产品的未偿付数量已达7.1万亿元, 相当于银行存款的7.4%。理财产品具有期限错配、缺乏透明度、联系风险资产等特点, 银行暗箱操作使理财产品的风险进一步放大。

我们的调研情况表明, 不少地方政府借债和银行理财产品以及信托产品已经出现了借新债来还旧债的情况。更值得注意的是, 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三个金融风险市场是联动并相互传导的, 任何一个市场出现问题, 都会马上产生传染作用。

五、政府政策失灵、金融监管不到位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政府出台经济政策往往存在“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特点, 这种方式能解决现存问题, 但无法解决经济领域的深层次结构问题, 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集中爆发, 最后对经济产生更大的创伤。过去几年, 政府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时, 往往出台各类刺激经济政策, 但很快又造成经济过热或产能过剩。

从中国当前金融监管层面看,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金融监管不到位, 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方面是对银行的监管不到位。由于相关职能部门监管缺失, 银行由于利益驱动偏好从事各类高风险投资活动, 资金排挤了实体经济, 比如:银行以“资产池”模式运作理财产品、开展银信合作业务等。另一方面是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不到位。以担保公司、地下钱庄等影子银行为例, 它们不受监管或很少受监管, 将民间资金以高利率放贷出去, 不但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 更隐藏巨大金融风险。

如何消除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隐患

综合以上情况, 我们认为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以银行表外业务为主的影子银行风险已经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三大导火索。中国未来三年内发生局部性或结构性金融危机的几率相当高, 只不过金融危机的涉及程度、发生的时间点以及引爆点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 如何消除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隐患应该值得重视。

一、明确应对危机风险的总体思路。首先, 要区别处理各类风险。在防止全面金融风险发生的总体思路下, 按照“疏堵结合”的原则, 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发展, 容忍部分房地产企业和金融企业破产倒闭, 主动释放泡沫风险, 逐步排除危机隐患和风险滋生源头。其次, 全面清查掌握各地方政府债务和财政偿还能力, 合理规划地方政府负债规模和新增贷款规模, 及时纠正地方政府错误的发展方针, 容忍经济发展速度适当下降, 以短期阵痛换取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再次, 要引导社会合理预期。扭转“中央政府最后会兜底地方融资平台”、“政府不敢下调房价”、“政府不敢让银行等金融机构破产”等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畸形预期。

二、加强流动性管理。从社会融资角度出发, 需加强管理, 控制资金的流动性, 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总体保持货币“中性”。既要防止融资环境过分宽松, 导致表外融资、银行信贷与债务水平急剧膨胀;也要防止融资环境过分紧缩, 导致金融机构资金链断裂, 引发系统性风险。同时, 为保持货币中性, 需坚持“保压与控扶”相结合的原则。严格控制新增贷款, 收回的资金谨慎投放到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领域;转变原有信贷方向, 继续增加贷款, 加强对科技型企业、现代服务业等的扶持, 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

三、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2013年6月以来, 流动性紧张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 政府需积极推动金融改革, 加快实体经济走出“困境”的步伐。首先是激发民间投资, 通过拓展民间融资渠道、降低民间融资成本、开放民间投资领域等措施推动民间投资的发展;其次是给予实体企业优惠政策, 如: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等政策;再次是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在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提高的基础上, 促进合理消费。

四、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房价关乎国计民生, 与社会稳定紧密相连。世界各国为控制房价做了很多努力, 比如:美国限制出售投资性房产, 出台有利于普通消费者购房的政策;德国在法律中规定房价的合理浮动范围, 抬高房价行为将受到严重处罚。从各国调控房价的措施来看, 共同点是有效抑制房地产投机, 值得我们深入地学习与借鉴。总的目标思路是在防止房价大跌的前提下, 坚决打击投机炒房, 逐步下调房地产价格。

全球经济在各类因素交叉作用下呈现复杂、多变的态势:一方面, 经济疲软, 复苏动力不足;另一方面, 各国相继推出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 汇率博弈激烈”

中国也会走向停滞吗? 篇3

日本近20年来经济一直停滞，有很多原因。有人将其归罪于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事实上卢浮宫协议也有日本政府主动的一面。当时要对抗强大的敌人前苏联，日本必须支持美国。现在看，就是那个强大的帝国崩溃之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才开始持续紧张。

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的黄金时代，还是日本传统产业结构的最后辉煌？终身雇佣制真的是日本的优良传统吗？日本应对经济危机的教训和经验究竟是什么？日本真实的社会现状到底是怎样的？日本与中国如何竞争？日本未来可能的出路在哪里？会对世界带来何种影响？……这些不但是日本人关注的重点，也应该是中国人关注的话题。

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崛起有着很多日本崛起模式的印记，相似之处足以引起警戒。美国面临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重困扰，过去是逼迫日元升值，现在又指责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要求人民币升值。

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十分相似，即使在经济不景气中也存在流动性过剩，日本广义货币供应量占GDP最高比例达到了190%，2011年末中国M2占GDP比例已经超过了200%。稳健的财政政策也十分相似，财政收入始终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多数时候高于GDP增速，财政赤字一直保持较低水平。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依然严重，中国房价至今未回到合理水平，即使股市已经大跌，但平均市盈率依然在20倍以上，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产业政策也都是政府主导型，如今的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都和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日本颇为相似。

池田信夫的《失去的二十年》，从日本的现状、历史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深刻分析甚至是颠覆了世界对日本经济很多传统的看法。这也是反思中国经济的必要提醒。

最近有两个消息很令人恐惧。5月前两周，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新增人民币贷款整体接近零。也就是说，它没有贷款需求了。而央行5月12日宣布，从5月18日起，再次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非常糟糕的信号。实体经济已经走到尽头，长久以来一直推行的货币刺激政策也不会再起作用。这正如服用兴奋剂，一用再用，药效自然减弱了。

那么中国经济会就此停止吗？中国经济会重蹈日本覆辙吗？不是没有可能，如果任其发展，和日本相似的经济表象是可能诱发中国出现全面泡沫经济的；但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前车之鉴，中日经济的不同之处，也让中国有望争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和推动微观市场改革，避免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

赎金谈判：

一个国际谈判教父的告白

只要收到客戶的求助电话，在24小时內，他即可赶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与谋财舍命的劫匪、人格扭曲的弱势群体、狂热的宗教分子以及臭名昭著的索马里海盗谈判，借以拯救无辜的生命，其心理战术的强大威力绝不逊色于雷霆战队。

本·洛佩兹20年的经验沉淀，成就了这部惊世告白。书中所述故事完全达到了惊悚大片的程度，但是对于亲历事件的人来说，其所描述的惊心动魄皆乃现实。

白酒营销的第一本书：

白酒厂商的生存发展之道

中国会沦为低智商社会吗篇4

中国会沦为低智商社会吗

浙江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高一陈乾

网上热传据说是日本著名管理大师大前研一新作《低智商社会》中的一段话：“在中国旅行时我发现，城市遍街按摩店而书店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社会’，未来毫无成为发达国家的希望。”但是，找遍《低智商社会》这本书，我也没看到上述言论。实际上，这不过是有人借题发挥杜撰的。但即使如此，这段话依然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中国会沦为低智商社会吗？

看似一场闹剧，实为一场悲剧。

借题发挥，评论中国为低智商社会，可笑否？也许可笑，也许并不好笑。

这段杜撰的言论并不是无根浮萍，而是有实有据――的确，中国的书店早已寥寥无几。除了依靠雄厚国有资本仍然屹立的新华书店外，其他个体书店确实举步维艰。至于人均阅读量，我国有大量国民甚至一年不曾读完一本书！

若是有人用这段话来描述以色列，那定然不攻自破一这个世界上人均阅读量最高的国家，不可能沦为低智商社会。但是这段话用于中国，却显得尤为真实。

在急功近利、人心浮躁的当今社会，“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观念早已蒂固根深。父母有命：“看书？不如做几道数学题来得实际。”师长有言：“看书？为什么不补一下你的弱势学科？”连你自己都开始质疑自己：同学都在做题，我看书不是不务正业吗？足见，中国学生把功夫都用在了提高考试成绩上。

智商的高低不仅体现在对课本知识的接受能力、考试能力上，更多地取决于阅读的`深度及广度上，而阅读与一个人思想、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及一个民族文明的进步息息相关。

罗曼・罗兰有言：从来没有人为了读书而读书，只有在书中读自己，在书中发现自己，或检查自己，提升自我灵魂的高度。

灵魂的提升，便是思想的升华、人格的完善，是民族文明之所在，决定一个民族进步与否。

无法想象多年后的人们不谈论人文、艺术和自由，那样的社会必然是低端的、文明不发达的、没有创造力的，即所谓低智商的。

在经济上，中国有希望迈入发达国家之列，然而在文化上，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身为学生，身为读书人，我没有古人那样兼济天下的胸怀。而且在现今环境里，我无法选择我的阅读方式，更多的仍要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我拼不过体制，只好捡起一点点属于自己的，那碎片的人文、文明。

对于国家，我爱得深沉，总希望看到捧书阅读、探讨书中思想的人渐增。

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篇5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林采宜）

结论：

1.目前全球离岸金融中心有60多处，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以伦敦和香港为典型的内外混合型离岸金融中心，以纽约、东京以及1998年前的新加坡为典型的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中心，以及以巴哈马、开曼群岛为典型的避税港型。从经济体制、市场结构等各种特点来看，上海自贸区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比较适合采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内外分离型模式；

2.国际实践表明，税收政策、存款准备金政策及利率政策是离岸金融中心迅速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

3.经济腹地和金融腹地是离岸金融中心影响力的重要基础。上海离岸金融中心从成立伊始就不存在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跨境回流渠道方面的先天缺陷，广阔的经济腹地和金融腹地是其各项业务蓬勃发展的基础。

4.如果借鉴日本、新加坡当年的实践经验，选择内外分离模式的离岸金融中心模式，大胆尝试金融改革开放的诸项措施，上海自贸区作为离岸金融中心的前景不可估量，其人民币离岸业务的规模和影响力将大大超过香港。

【正文】

上海自贸区挂牌不到一个月，“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外资金融机构国民待遇”、“离岸金融业务先试先行”，一系列政策导向给大家带来一个远景猜想：上海自贸区会是第二个香港么？

首先我们从海外离岸金融中心的实践来看各种离岸金融中心的形成及其特点。目前全球离岸金融中心有60多处，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以伦敦和香港为典型的内外混合型离岸金融中心，以纽约、东京以及1998年前的新加坡为典型的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中心，以及以巴哈马、开曼群岛为典型的避税港型。从经济体制、市场结构等各种特点来看，上海自贸区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比较适合采用内外分离型，类似于东京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特点是：离岸金融市场并不以资本项目的开放为前提，却能促进本币资本项目的开放。

一.新加坡离岸金融中心

1968年，随着西方跨国公司投资重点向东南亚转移，新加坡政府审时度势，第一次允许美洲银行新加坡分行在银行内部设立一个亚洲货币经营单位（AUC），为非居民提供外汇交易以及资金借贷等各项业务，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由此而始。为推动亚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新加坡政府1968年逐渐取消了亚洲美元市场的外汇管制；1972年取消了20%的流动储备，废除部分信贷产品的印花税，并允许发行亚洲美元债券等；1975年废除存款利率限制。从1968年至1975年，七年间新加坡离岸市场从事ACU的金融机构达66家，存款总额近126亿美元，相当于当年新加坡GDP的2.5倍；一个以经营美元为主，兼营马克、英镑、加元、法郎、日元等10多种硬通货的高效的国际货币和资本市场逐渐形成。

1976年，新加坡政府放宽外汇管制，与东盟各国自由通汇，并给予更多的税务优惠；1977年ACU的利得税从40%下调到10%；1978年，新加坡政府全面开放外汇市场，取消外汇管制。1984年，亚洲第一家金融期货交易所----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成立；1992年8月，离岸银行的新元贷款额度上限由原来的5000万新元提高到7000万新元。

从1968年至1998年，新加坡的离岸市场一直把境外金融市场与国内金融市场严格加以区分，兼营ACU的国内外银行必须另立单独账户分开管理，隔离离岸和在岸业务，防止资本频繁进出和离岸交易冲击影响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其离岸金融中心健康发展，至90年代末，新加坡境内ACU经营机构增加到100多家，外资银行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比重达80%；外汇交易规模突飞猛进，1998年外汇业务营业额达1390亿新元，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成为世界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

1999年新加坡政府废除银行双轨制；同时进一步放宽符合资格离岸银行的新元贷款额上限，由原来的3亿新元，提高到l0亿新元，大大提高套利交易的资金流动性，以吸引鼓励境外投资者进入新加坡市场，同时吸引外国公司到新加坡发行股票、债券及其他证券，并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新加坡离岸金融中心从此由内外分离型向混合型发展。

二.东京离岸金融市场

二十世纪70年代，日本金融市场受到政府严格管制，企业融资主要依靠银行放贷直接融资，存放贷利率受到日本银行（中央银行）贴现率严格约束。在金融体制方面，证券业务和信贷业务分离，外贸融资和国内融资分离，资本的跨境流动也受到严格管制。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国内经济增长出现瓶颈，自由资金的实体投资收益下跌，金融市场投资需求渐长，严格管制的金融体制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提高国内资本的配置效率，日本政府开始放宽金融市场限制。1979年政府允许商业银行发行可转让存款单(CD)；1985年允许银行自由买卖债券，以利率水平反映供需关系的国内自由资本市场逐渐形成。70年代后期，日本贸易顺差不断增大，由于国内金融投资管制严厉，过剩资本便不断向海外输出。日本政府对国内市场管制严格，但对国内金融机构的海外业务却非常支持。而鉴于严厉的管制环境，国外银行在日本难以开展业务，这种行为激怒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要求日本对等开放金融市场。1984年5月，日美发表了《关于日本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及日元国际化》的双边协议，设立“日元-美元委员会”。

1986年12月1日，日本政府支持下东京离岸金融市场正式开业，也采取离岸和在岸帐户分离的模式。政府给与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优惠措施有：

（1）利率。离岸市场的存款利率不受日本银行的管制。

（2）存款保险。日本国内规定商业银行存款要参加保险，但离岸帐户的存款不必参加保险。

（3）存款准备制度。东京离岸市场法定准备金制度可以豁免, 各离岸帐户无需向日本银行交纳准备金。但是, 从离岸帐户向在岸帐户转帐时, 转帐总额要按规定的比例交纳准备金。

（4）税收。东京离岸市场免去了存款利息税, 并减免离岸银行的法人税。但是, 地方税和印花税仍需交纳。

出于对风险控制的考虑，在初始阶段，日本政府仍保持谨慎态度，对离岸金融市场也有较多限制：

（1）参与者资格审批。参与银行须是在日本指定外汇银行中由大藏大臣批准的银行，原则上能够同银行离岸帐户交易的只能是非居民。

（2）交易范围。资金来源方面，离岸帐户可以借款或吸收存款，但对象都是其他离岸银行和外国政府、国际机构、外国企业和离岸银行的海外分行。并且对存款时限、提款条件和存款最低限额有一定限制。贷款方面，离岸帐户可以对非居民及其他离岸银行进行贷款，但贷出的资金要保证其“离岸”的性质, 不得回流到日本国内，因此, 离岸银行在放款时, 须从借款人处取得资金用于日本境外的证明书。

（3）交易形态。只允许进行资本筹措和运用这两大业务, 不得经营包括可转让存款单(C D)和银行承兑票据(B A)等证券业务。交易币种不限，以推进日元国际化。

（4）在岸账户和离岸账户的资金流动。原则上没有转帐关系，但在某些离岸业务非经过普通帐户不可以及在特殊情况下离岸帐户为轧平头寸之时, 允许两类帐户互转。互转时必须兑换为日元。实际上国内市场进入离岸市场的资金, 除了要求离岸帐户负债和运用自行平衡外, 是不受限制的。离岸账户的资金转入国内在岸账户有两个限制：一家银行一天的转入额不得超过该行上个月在离岸市场中对非居民资金的运用额的5%；且每个月离岸帐户资金流入在岸帐户的净额必须为零。虽然东京离岸市场限制较多，但其优惠的税收及其他经营条件吸引了大量国内银行的海外资产，新加坡、香港等离岸金融中心的交易大量转移至东京离岸市场。仅1986年12月开业当月，各地转移至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资金达710亿美元，市场规模达到937亿元；至1988年底资产余额已达到4142亿美元，其规模已超过香港、新加坡、纽约，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离岸市场。

东京离岸市场能在一年多时间内快速成长，主要原因有四：

（1）免征利息税使投资收益率提高。因此各国政府外汇储备、银行和企业的闲置资金都被吸引到该市场，市场中虽然存贷利率差小但免税仍使离岸银行有利可图，因此更多资金交易选择在此进行。1987年，国际清算银行成员所做的银行间业务有三分之二在日本进行；国际清算银行成员在东京离岸市场的国际资产占其国际资产总额的5％，仅次于纽约国际银行设施。

（2）市场基础好。东京离岸市场开设之前日本的银行在海外就拥有很大规模的业务量，1986年，金融机构在纽约等海外离岸金融市场业务规模已达50万亿日元，但在岸帐户形式下利润的50%左右会被政府以法人税形式收走，因此，离岸市场设立后国内银行立即将在岸的海外业务资产转移至离岸市场。另外，由于大幅度税收优惠还可以减少人员外派带来的费用成本。和东京在相近的时区内的其他金融中心如香港、新加坡的资产也转移入东京市场。

（3）日元的升值趋势造成的境外投资者需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日元处在升值区间，仅1986年1987年，不到一年时间，日元对美元汇率从的160：1上升到122：1，国际市场对日元需求日益增大。且当时日元在海外离岸市场的交易已经颇具规模。第一个月转移入东京离岸市场的欧洲日元达204亿美元，占离岸市场总资产的22%；至1987年3月底东京的离岸日元资产占东京离岸市场资产的三分之一；九十年代后期，日元资产占东京离岸市场的三分之二。

（4）利率自由化产生的活跃套利交易。东京离岸金融中心根据供需情况利率浮动自由，亚洲美元市场和东京美元市场利率波动不定，形成套利机会。资金流动频繁，套利交易活跃。

1989年4月，日本政府放松了单个账户每个工作日由离岸账户向国内账户转账的金额上限，从不得超过上个月离岸账户对非居民运用资金的月平均总额5%提高至10%；同时放宽了市场参与者资格；放宽了资金必须由交易对方提高使用用途的确认程序。截至1993年底，东京持有离岸账户的银行达208家，离岸日元规模超过7000亿。1994年，日本政府又解禁了远期利率协议交易，进一步了推动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

三.东京发展快于新加坡的原因分析

同样是内外分离型离岸交易中心，东京离岸市场开业后两年内规模就超过了新加坡，主要原因体现在政策优势和经济优势上。

首先，从离岸市场的政策优惠看，新加坡在当时已经做到了废除部分产品印花税、豁免非居民持有亚元债券的利息税和对金融机构的银团贷款和亚元债券的发行免税，这些使得新加坡离岸市场产品丰富。但是日本给的免去存款利息税和减免离岸银行的法人税两项优惠措施涉及面更广，优惠力度更大，存贷款业务的交易成本下降，吸引了众多资金的驻留获得免税的短期利息受益。

其次，监管方面也比较宽松。新加坡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一步一步放松，已经取消了亚洲美元单位流动性准备金和存款利率限制，并取消了外汇管制。日本刚开始在参与者资格审核、交易范围方面还比较谨慎，但是在交易形态上，却是直接取消了准备金、保险金和利率限制，且在资金回流方面的限制不是硬性禁止，实际的市场自由度不比新加坡差。

最后，日本经济实力强大，银行资金充裕。作为当时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在国际贸易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常年贸易盈余使其金融实力雄厚，海外净资产居世界首位。日元又处于升值通道中，国际化需求强烈。银行集团资产规模庞大，当时全球排名前10的大银行中有5家是日本的集团企业。且当时日本正处于由制造-贸易型向金融-服务性转向的阶段。这些都是新加坡所不具备的条件。

四.上海发展离岸金融中心的时机已经成熟

2010年以来，中国已超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我国制造业产值和出口规模已是世界第一，进口世界第二，常年的贸易顺差使我国的外汇储备达到3.5万亿美元，居全球之首。目前国内经济呈现复苏态势，贸易顺差持续，热钱不断流入，人民币处于稳定升值的通道中。而且，从产业结构调整趋势来看，中国目前也正由制造贸易型向投资-服务业转型的阶段，这和当年的日本情况极为相似。随着自贸区离岸业务发展的政策渐次推出，上海发展离岸金融中心正当其时。

首先，中国经济处于转型之际，原来依靠低价劳动力成本获得出口优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已经不可持续。依靠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从制造-贸易型经济向金融-服务型经济发展，是适应新时代国际竞争格局的必然选择，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从监管理念、市场运作等方面实施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实践，是中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改变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的战略性举措。

第二，在过去十年的经济贸易增长中形成的巨额外汇储备具有保值、升值的强烈需求。截至2013年6月末，中国的对外投资总额达5.43万亿美元，对外拥有高达1.74万亿的净债权，但投资收益差额却是负数。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外汇资产过于集中，官方外汇储备资产占65%，他们的投资对象多为国债、黄金等低收益率品种。根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以来，我国的外汇资产投资收益率平均为3.4%，而同期海外资产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为6.6%。海外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在我国对外投资中的比重只占4.4%和9.97%，这是我国外汇资产投资收益率低的主要因素，而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70%左右是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储备资产只占3-4%（详见图1、2、3）。

图1：美国对外投资结构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图2：欧元区对外投资结构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图3：中国对外投资结构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随着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规模不断扩大，提高外汇资产的收益率，实现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压力也日益增大，在这种情形下，以离岸金融中心为试验区，适度开放资本项下的人民币可兑换，让更多的外汇资产流向民间并通过多元化的投资渠道流向海外，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率，是明智的选择。

第三，人民币跨境使用已经形成一定的市场基础。自从2005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始终处于升值通道。各国对人民币交易和持有的需求日益增加，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数据，2013年1-9月份，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结算金额为3.16万亿，在国际贸易中结算中占比达1.49%，已经成为第八大结算货币。目前，韩国、英国、澳大利亚、巴西、欧洲央行纷纷与中国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英国、法国、卢森堡和德国都在争取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人民币在跨境使用中的地位正在迅速提高，以香港为例，自从2011年人民银行外管局放宽跨境贸易结算范围和结算额度以后，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迅猛增长；至2013年二季度，在港人民币存款已达6979亿元，占所有存款的10.4%。至2013年8月，香港人民币债券的未尝余额为3663亿元，企业债券占比已达60%。目前人民币外汇掉期、可交割的利率互换等资金交易类业务在香港均已推出，人民币公募基金、人民币人寿保险等都有产品发行。

图4 ：人民币跨境贸易月度结算额（亿元）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第四，中国的实体经济规模和银行资产规模足以抵御资本项目开放形成的流动性冲击。虽然理论上蒙代尔三元悖论推断，独立的货币政策，资本项目开放和固定汇率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但这种逻辑奏效的前提是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超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所能承受的冲击，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型经济体，由于国内经济总量和银行资产规模的巨大，一般性资本跨境流动很难对其形成冲击、尤其是颠覆性的影响，所以，尽管我国的存款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还有待进一步扩大，优先开放资本项下的人民币可兑换对国内金融市场形成冲击的风险相对较小。

第五，作为离岸金融中心，上海自贸区具有“腹地优势”。东京离岸中心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实体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离岸金融市场壮大的重要基础。上海企业2012年企业债发行量达到23.32万亿人民币，远高于香港2012年企业债发行量4.6万亿港元。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人民币的平稳上涨预期和内外资金成本差额，将带来大量的融资需求和资金匹配。

香港的人民币在离岸市场流通较为自由，但回流机制存在瓶颈，为解决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人民币回流问题，国务院2012年7月批复支持深圳前海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先行先试。“允许前海探索拓宽境外人民币资金回流渠道，配合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发展”。但是，根据前海的相关政策规定，只有在前海注册成立并在前海实际经营或投资的企业才可以从香港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银行借入人民币资金，而且“用途应在符合国家有关政策的前提下，用于前海的建设与发展。” 这样一来，前海的人民币回流渠道，在规模和用途方面都受到严格的控制，对于解决香港离岸人民币的跨境回流问题无异于杯水车薪。上海离岸金融中心从成立伊始就不存在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跨境回流渠道方面的先天缺陷。广阔的经济腹地和金融腹地是其各项业务蓬勃发展的基础。

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篇6

银监发【2011】11号

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信托公司净资本计算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

按照《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令2010年第5号）规定，现将信托公司净资本、风险资本计算标准和监管指标印发给你们，并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为进一步加强信托公司分类监管，确保信托公司业务发展与其风险管理能力、内控水平相匹配，银监会对不同监管评级的信托公司实施不同的风险资本计算标准。

评级结果为3级及以下的信托公司风险资本计算系数为标准系数。评级结果为1级和2级的信托公司风险资本计算系数在标准系数基础上下浮20%。

二、对于同时包含融资类和投资类业务的信托产品，信托公司在计算风险资本时应按照融资类和投资类业务风险系数分别计算风险资本。

融资类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信托贷款、受让信贷或票据资产、附加回购或回购选择权、股票质押融资和准资产证券化等业务。

三、对于TOT（信托之信托）信托产品，信托公司应按照被投资信托产品的分类分别计算风险资本。

除TOT和股票受益权投资信托业务外，其他受益权投资信托业务原则上应按照融资类业务计算风险资本。

四、银信合作业务以及受益权发生转让导致受益人超过两人（含两人）的信托业务，按照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计算风险资本。

银行理财资金成为受益人的信托业务视为银信合作业务，按照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计算风险资本。

五、为防范关联交易风险，信托公司对资金来自非关联方但用于关联方的单一信托业务应按照规定的风险系数额外计提附加资本。

六、银监会将根据信托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净资本、风险资本计算标准和监管指标，确保信托公司风险可控、科学发展。

七、各信托公司应根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银监会监管政策导向积极调整业务规模和业务结构，确保在2011年12月31日前达到净资本各项指标要求。

对在规定时间内未达标的信托公司，各银监局应立即暂停其信托业务，并追究该公司董事长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

八、各银监局应认真组织监管人员和信托公司学习净资本管理相关规定，有效落实各项监管要求，并将文件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建议及时报告银监会。

请各银监局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内银监分局及信托公司。

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篇7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

文革时期全民学哲学、全民研究哲学的狂热使得哲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矫枉过正式地备受冷落。不过, 随着中国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 人们开始注意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与品位, 在世纪之初的中国, 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哲学研究并非一如既往的贫困, 而是进入了初步繁荣的阶段。我们可以从研究格局、研究路径、研究视野、研究内容等方面来描述当前初步繁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

1从研究格局来看。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形成了多元、分散的格局。以往,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少数几个重点大学, 论题也比较集中, 往往形成全国一起讨论某个问题的态势。目前这种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群体来看, 出现了高等学校、各级社会科学院、党校, 甚至还有民间学术组织的多层次体系。

2从研究路径上看, 进行修补。所谓原理的修补就是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和哲学界研究的最新成果, 对已归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补充和修订。具体说来包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说过的, 但由于种种原因被忽略的补充出来, 例如价值论和人学的一些观点;根据现实的发展把原来原理中提到的思想强调、凸显出来, 例如实践、世界历史等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近似思想中强调更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思想, 例如, 逐渐强调人类发展的三大形态说, 而淡化社会五大形态说;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中有所蕴涵, 但没有明确指出, 而其他学科发展已取得成果的思想提炼出来, 例如系统论的思想。

3从研究视野上看。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历史与世界的视野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扩展, 初步形成了全方位、立体研究的态势。具体来说, 从历史的角度看,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哲学思想。在现阶段, 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学界影响最大。所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 如德里达的思想在中国也有广泛的影响。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影响的西方著名学者如吉登斯、华勒斯坦等人关于社会结构、现代性、全球性的观点与研究方法也正日益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视野。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 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过了冬天, 在危机中得以逐渐重建, 就其内部来说是相当繁荣的, 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 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是根本性的, 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1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哲学与意识形态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 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是非常必要的, 但这种努力不能导致在精神实质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反对的, 即丧失实践性和革命性。因为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失去生命力, 最终会断送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不是一味地反对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辩护, 而是反对一味地辩护, 反对简单的图解意识形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现实政治意识形态服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要求。但是,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意识形态进行简单的图解恰恰是帮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倒忙, 使它裹足不前, 也往往为人们所误解。

2相对主义的适当的张力。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始终成为推动我们改造世界的源头活水,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需要深入细致的分析与把握危险。包括哲学在内的任何理论, 其后来者对它的阐发总是存在着教条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两种危险。长期以来, 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理解中, 教条主义的错误十分严重。但是, 在今天, 我们发现,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虽然仍然存在教条主义的危险, 但更为迫切的, 也是目前不为很多人所意识到的可能是相对主义的危险, 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个变动不居, 无所不包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丧失其独特规定性的危险。究其原因, 大概有三:一是长期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思想解放运动达到了一种矫枉过正的历史结果;二是出于现实需要强调当下理论的正确性总是倾向于以批判过去的方式进行, 往往给人一种厚今薄古的错觉, 理论的阐发丧失了根基就呈现出一种表面的异彩纷呈;三是强调差异与多元的后现代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冲击加剧了相对主义的倾向。

3对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态度。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放的体系, 既指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也指它以开放的胸襟对待其他哲学传统、哲学思潮。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存的哲学传统与思潮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两方面。应该说,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近年来在吸取和融会中、西、马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取得了不少成绩, 但总的来说还远远不够。经常满足于自得其乐的独白, 却往往发生贻笑大方的尴尬。从精神状态上看, 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利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利, 骄傲自满, 自以为是, 对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十分轻视。实际上是外强中干, 偷懒取巧。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学风。加之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也因为种种原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一定的误解, 最终造成彼此之间缺乏交流。这既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也不利于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与繁荣。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真诚面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本质决定的, 更是在21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任务所要求的。因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不抱成见, 平等而主动地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进行交流, 才可能完成它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

4缺乏组织性、计划性。中国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 在很大方面是得益于多元、分散格局的形成, 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按照自己的传统进行深入研究。但是, 我们也要看到, 尽管有国家社会规划、教育部社科规划等宏观的调控, 以及一些全国性学术组织的横向协调, 但总的来说, 我国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乏组织性、计划性, 或者说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各个学术共同体的有组织性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种力量分散的状况很难想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能拿出足以与世界哲学对话的东西来。二是不同学术共同体的趣味差异性的极度增长导致的是自恋与封闭。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共同体的人惟我独尊、孤芳自赏, 轻视别人的工作和成绩, 不同“圈子”里的学者彼此之间缺乏真诚的交流。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在新世纪纵览各派哲学, 如下的断语依然有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它的过去, 有它的现在, 也必然有它的未来。从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潜在可能性和中国现实的需要两方面来看, 我们觉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可能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 继续进行返本开新和吸收借鉴的工作, 逐步展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 尤其是马克思本人的经典著作还将不断有人进行新的解读, “重读”、“走进”、“走近”等类似的口号还会此起彼伏。而且, 在对文本本身的研究过程中, 解释学、语言学的方法会更为自觉地得以运用, 不同版本, 例如中文、英文、俄文、德文之间的细小差异都会被放大而掀起郑重其事的讨论;关于文本某一问题的“商榷”会络绎不绝;从现实问题或新潮理论出发关于马克思某一观点的“新解”还将大行其道。同时,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中国传统哲学, 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吸收借鉴的工作仍将继续。随着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科、重大项目的进展, 各研究单位, 尤其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高校在不久的将来大多会以集中书系的方式系统展示各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理解。

第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将进一步分离。一方面是对文本的解读走向深入, 把人们对现实进行改变的注意力转移到主观与文本真实的是否符合上;另一方面受西方对马克思学术化定位的影响;再一方面是对复杂现实问题厌倦后的逃避。三方面的原因都可能使得一部分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注重的是马克思说了什么或马克思的治学、治思路径。极有可能出现一批这样的学者, 他们不一定信仰马克思主义, 但潜心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他们会非常自觉地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严格区分开来, 以视自律。

第三, 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第一、第二点的未来不过是从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出发就可以预见的, 而从规范的意义上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还有其应该的向度。在应该的向度中, 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很紧迫的任务。无论是返本开新还是吸收借鉴, 无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化还是政治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元格局都需要一个总体上的超越。或者说需要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很好地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任务, 建构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然, 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是学理意义上的, 即系统化的、理论化的, 是真正的哲学。就目前的研究基础来看, 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极有可能是在人学研究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得以最后形成的。

参考文献

[1]朱荣英.试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取向及研究范式[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09.

[2]方以启.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立场的根本转变.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9.

[3]李银兵.浅析马克思自由观的科学含义、基本特点和基本内容[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油荒”会危及中国吗篇8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全世界经济都被一场“油荒”所困扰，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在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25美元后，次贷危机已经无足轻重，远不如高油价对经济的冲击来得剧烈。这场“油荒”在中国也引发了一轮不小的经济震荡。

2008年5月28日开始，越来越多的加油站开始限量供油甚至高挂“无油”字牌。种种迹象表明，新一轮“油荒”可能来袭。

记者也在那天开车跑了几个上海市区的加油站，尽管加到了200元93号无铅汽油，却着实排了近50分钟的队。加油站的伙计告诉记者：“很多加油站进的油品少，所以过了中午就见底了。特别是0号柴油和90号汽油，因为便宜，进货更少。还有一种说法是6月1日可能要涨价，所以加的人也多起来了，油站也想留点货到涨价以后再卖。”

尽管截至记者6月4日发稿时国内成品油价格仍未见上涨，但市场对油价上涨的预期已经极端高涨，难以阻遏。

高油价成灾

6月2日星期一，有上海媒体报导，中石化和中石油合力从6月1日起将供应上海的汽油和柴油数量分别增加1000吨，但是加油站排长队的现象依然未得到缓解。同样的场面在北京和广东等地也陆续发生着，甚至有些地方的农机柴油也开始告急。

不要以为全世界仅仅是中国存在石油紧张的状况，油价高企已经成为全球的“公害”。5月22日，石油价格创每桶135美元新高，目前虽有所回落，但依然在每桶125美元之上震荡。

如果你了解了这个高价形成的背景当更为惊讶：从5月10日起，沙特阿拉伯给美国买主的石油供应量日均增加了30万桶；科威特石油公司于5月20日将原油出口增长一倍，至每日260万桶；伊拉克计划从6月开始将基尔库克油田日出口量提高12.5万桶至60万桶，达到战后新高；5月16日，美国能源部宣布今年下半年将暂停增加战略石油储备，此举将会使得每日有7万桶原油改道流入市场……

然而，在一片增加供应的消息出台后，国际原油价格愣是节节高升，这种现象甚至逼使许多原本坚定认为超过100美元的油价就是“泡沫顶点”的市场观察家纷纷倒戈，开始“憧憬”150、180、甚至是200美元一桶的油价来。

“油荒”是价格问题

然而，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的老百姓暂时感受到的还不是高价，而是短缺。道理很简单，在我国，成品油价格被管制，形成了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倒挂。于是，只要市场预期成品油价格即将上涨，就会诱发前文所述的“油荒”。

对于广东的司机来说，“油荒”是最熟悉的事，3年来光顾过5次，2008年春节和雪灾过后，广东就遭遇过一次。

对于近期成品油供应短缺的出现，中国石油相关负责人认为，其中既有正常因素，也有非正常因素。正常因素是，国民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发展，各行业对成品油的需求稳步增加。特别是两次灾后重建对成品油的需求增加较多。非正常因素则是，近期国际市场油价持续攀升，社会上存在国内成品油涨价的心理预期，甚至出现一些涨价谣言，少数单位借机囤积牟利，加剧了成品油供应偏紧的状况。

国家统计局等部门的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原油加工量达到3.268亿吨，由汽油、柴油、煤油三种油品构成的成品油总产量为1.95亿吨，消费量为1.93亿吨，供需大致平衡。今年国内新建和扩建产能将达5450万吨，在国家鼓励进口、抑制出口的政策之下，不会出现供应短缺的问题。之所以出现“油荒”局面，其实是“卖者不愿供应”的结构性失衡，归根到底是价格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邓郁松认为：“纵观历次油品紧张局面，国际油价高，国内油价相对偏低，是一个共同原因。在我国成品油非市场化管理的特殊情况下，存在着诸多变数。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如果国际油价继续攀高，国内油价长期偏低，成品油市场压力就增大，两大集团确保供应的难度就更大。反之，如果国际油价下滑，市场状况则会有所好转。”

可是，国际原油价格究竟会不会下跌，何时下跌，都是无法预测的事情。难道坐视中国内地不断出现“油荒”景象吗?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曹晓唏认为：只有理顺价格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油品供应紧张的难题，其他措施都是次要的。

补贴两巨头

然而，纵使消费者可以暂时克服加油难的问题，国内两大成品油供应巨头却纷纷表示自己抗不下去了。

中国石油2007年年报显示，公司炼油与销售板块2007年亏损206.8亿元；中国石化2007年年报则显示其炼油业务亏损高达136亿元。4月21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公布的《一季度石油和化工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报告显示，一季度炼油业全行业亏损239.24亿元。

在此情形下，国家从4月份至今已连续3次下达了补贴两石油巨头的指令，现金补贴、进口成品油增值税先征后返、对用作乙烯、芳烃类产品原料的石脑油免征消费税等政策均直接提升了两公司的盈利能力。但市场最期待的仍不是这类补贴性的政策，而是“放开成品油价管制”，让炼油商直接定价。

5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指出：在当前四川遭遇8级特大地震等特殊背景下，我国对于重点物资价格不可能一味管制，要从稳定价格工作转向抑制过快增长的方向转变。其中，要对成品油等重点物资商品的价格进行特别关注，同时要求对未来的价格走势作出及时分析、预测。此后，市场人士开始憧憬成品油价格放开的可能性。

然而，大量的境内外投研机构却认为这种想法并不现实。

里昂证券的一位资源研究分析师说：中国既要控制通胀，又要在8月奥运会之前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国的最佳选择肯定不是调高油价，使得通胀风险难以控制，而是应该取消石油特别收益金，调整石油公司的资本结构。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也在上周表示，政府正在考虑降低特别收益金的提议。

中国内地从2006年3月26日起，在原油价格超过每桶40美元时，开始对国内石油企业征收20％～40％的收益税。现在有传闻说，政府可能会把收益税的起征点提高到每桶60美元。按照中国原油年产量13.6亿桶计算，石油企业将能直接获益60亿美元左右，远高于其他补贴项目的总和。

放开油价暂对无望

一些国际观察家认为，以中国政府对两个石油巨头的控制力，只要补贴到位，让它们开足马力生产解决油荒问题并不难，但是必须要考虑这种巨额补贴成本能承受多久。

不久前，在油价达到135美元一桶的时候，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泰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开始大幅上调享受政府补贴的国内油品价格，其主要的原因就是补贴负担过重令财政无法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