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乐走向成熟（精选4篇）
中国民乐走向成熟 篇1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艺术品市场呈现出不断繁荣的景象。然而,繁荣并不意味着成熟与健康,其中不乏隐患。艺术家和艺术产业经营者缺乏现代艺术市场的经营意识,赝品充斥市场,市场监管法规不健全,计量和鉴定没有统一的标准和组织等等。因此,研究和探讨艺术品市场繁荣和成熟的具体特征,总结西方国家艺术品市场发展的规律,对于促进我国艺术品市场从繁荣到成熟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艺术品市场繁荣和成熟的识别
1. 艺术品市场繁荣的主要标志
(1)投资热情日趋升温。主要体现为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成交量迅速扩大。艺术品市场规模有两个根本性的指标,即艺术品成交的数量和成交金额。从绝对的成交数量来计算,由于涉及到每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人口数量和文化消费习惯,很难确定一个关于艺术品市场繁荣的定量指标,但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必须体现为在一个较高绝对成交量基础上的持续增长率。艺术品市场与一般的物质产品市场比较,有自己特有的性质,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将高速增长率确定为市场繁荣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成熟的市场往往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率。
(2)艺术品整体价格不断攀升。艺术品市场的繁荣不但体现在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且更体现为艺术品整体价格的持续上扬。尤其是某些代表一个时期主流风格的艺术家的典型艺术品,在市场上的价格持续走高,从而带动艺术品价格的整体上扬。一个只有数量而没有质量的艺术市场,并不能成为一个繁荣的艺术市场。
(3)市场主体不断增多。从传统的艺术品市场发展历史来看,起初往往只是单一的个人购买者,无论是经济实力和经营规模都难以支撑较大的成交量。艺术品交换的渠道和环节也较为直接,无需更多的中介市场主体的参与。随着艺术品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价格的上扬,各种投资主体开始纷纷介入艺术品市场,机构投资者和国家博物馆等收藏单位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主体。同时,在整个产业内开始出现分工合作的产业链,拍卖公司、画廊、投资咨询机构、艺术媒体等中介机构逐渐形成规模。因此,众多的艺术市场参与者是促进市场繁荣的必要条件。
2. 艺术品市场成熟的主要标志
(1)理性的投资理念。艺术品投资和消费者具有理性的投资理念是市场成熟的前提条件。理性的投资者一定有自己的投资消费标准,表现在选择投资品种、确定投资价格等方面,而且这种标准并不会随着市场的波动而任意改变。在进行投资和消费决策时,理性的投资消费者肯定要作出必要的计算和分析,而且所运用的各种数据来源可靠而科学。理性的投资者还必须具有长期而稳定的投资心态,投资艺术品是意在长远,决不在一时的得失。
(2)完善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市场体系既有量的规定性,更是一种质的规定性,即功能上分工而互补,互相之间专注自己的界线和阵营,生产者和经营者之间,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生产者、经营者和评论家之间,各司其职,形成一个系统工程;在市场的运行机制上,完善的市场体系必然是法制制约下的市场,任何过多的行政干预,将导致政策市、消息市,破坏艺术品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3)健全的法规体系。正如法国艺术法专家、国际法协会文化遗产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杰·奥基夫所指出的:“在国际上,艺术法的发展已有多年的历史。中国有必要对此加以研究并对那些适合本国文化发展的方面加以有效的利用。”良好的艺术法规体系对于“建立一个繁荣的艺术市场是非常重要的。”
二、艺术品市场从繁荣走向成熟的战略举措
1. 引导艺术品经营企业树立现代产业发展的理念
其一是树立分工协作的理念。目前,国内的艺术品市场主体分工协作的意识不强。画家直接参与自己作品的经营和销售;画廊力量薄弱,定位混乱不清;博览会参展主体鱼龙混杂;拍卖会艺术品质量低劣,精品意识不强;经纪人队伍不发达,素质较差等等。这与国际市场以画廊为一级市场的主体,拍卖会和博览会作为补充,画家通过经纪人或公司的形式进入市场的运作体系相去甚远。按照现代产业发展的规则,形成分工协作的产业发展链,才能将促进和繁荣艺术市场。其二是树立现代市场的运营理念。在物质生产流通领域,现代市场营销理论得到广泛的运用和发展,许多知名企业能够娴熟运用国际营销技巧,搏击世界市场。而我国经营艺术品的企业家大多缺乏现代企业经营和管理的素质。市场经济运行有着共同的规律和原理,艺术品虽然有着自己本身特有的属性,但一旦进入市场,就必须遵循市场运行的共同机制和规则。其三是树立精品意识和品牌意识。市场机制是一个供需双方经过长期交往建立起来的信用系统。这种信用链的维系,除了依靠法律的手段进行约束外,根本的要素是通过优良的服务和精致的产品,在供需双方建立起良性互动,树立商品的良好口碑和鲜明的形象。任何短期行为如粗制滥造、以次充好、唯利是图等,只能是既损坏艺术家本人或商家的利益,又破坏艺术市场的正常秩序。
2. 培育成熟的艺术品市场体系
市场制度的首要构成部分是市场体系。艺术市场的体系就是各类艺术市场的有机统一体。按照国际惯例,成熟的艺术市场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其一是画廊。画廊是一级市场的主体,用科学理性的观念重新审视中国的画廊业。明显存在:经营方式定位起点较低;一级、二级市场的无序竞争;赝品伪作的泛滥,使画廊的信誉受损;经营者与创作者的矛盾,艺术家直接参与到商业经营活动中去等问题。其二是艺术拍卖会。拍卖会是艺术品的精品市场。我国自从一九九一年十月首开“字画精品拍卖会”以来,艺术品拍卖发展几经周折,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由于其发展的速度太快,人为炒作的成分太大,又从另外一面对社会形成了误导。树立精品意识和良好的信誉迫在眉睫。其三是艺术博览会。我国的艺术博览会起步阶段不管是参展者,还是摊位的租用,画廊的比重都小于艺术家个人的比重。博览会成了中低档的艺术品交易市场。近年来,北京和上海的艺术博览会已经意识到与国际市场的差距,纷纷推出只接受团体、正规经营单位者参加的措施。北京历届国际艺术博览会在规范中得到健康发展就是一个明证。其四是艺术沙龙。据上海艺术沙龙办公室主任龚云表介绍,艺术沙龙的定位:“旨在以艺术家为主体,以艺术经纪人为客体,为艺术家和画廊及经纪人这两个艺术市场链中最重要的环节,提供一个良好的结合部,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双向选择的平台。”这种模式对于中国目前艺术经纪人制度和队伍相对薄弱的现实,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以上四个主要的艺术市场形式,能够正确定位,各司其职,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艺术市场体系,就为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组织基础。
3. 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法规体系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艺术品成为商品,实现市场运作,就必须有良好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和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针对艺术市场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规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拍卖法》、《美术品经营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引进外国艺术表演和艺术展览管理的意见》、《文化艺术品出国和来华展览的管理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口展览品监管办法》、《文化部涉外文化艺术表演及展览管理规定》;另外还有《经纪人管理办法》、《文物法》等。这些法律为艺术市场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艺术经纪行为日益复杂化,原有的法律条文已经显示出它的粗糙化。《拍卖法》中只对拍卖活动的共性进行了规范和约束,而艺术品拍卖有很多自身的特性,有些情况无法得到落实。因此,必须针对艺术拍卖活动中的个性,制定《拍卖法》细则加以规定。《经纪人管理办法》有着与《拍卖法》相同的情况。制定于1994年1月的《美术品经营管理办法》是一个部门规章,除文化部门外,对其他部门并不适用。而随着《行政许可法》的颁布,《美术品经营管理办法》中的监管措施实际上已被废止,又没有其他的法规来明确文化部门的管理权限。因此,大多数地方文化管理部门对艺术品市场的管理缺乏有效措施,没有力度。
根据现有法律制度建设的现实,尽快制定新的《艺术品经营管理条例》、《艺术经纪人管理办法》、《文物市场管理条例》迫在眉睫,《拍卖法》也要根据艺术拍卖活动的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另外,艺术经营市场的管理法规还缺乏完整系统的文本,艺术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艺术品的鉴定和计量管理等等领域,仍然存在法律的盲区,艺术法规建设是促进我国艺术市场发展的重要环节。
4. 建立完善的艺术品市场管理体系
市场管理机构是市场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良好的市场秩序的决定性要素。艺术品市场因为正处于初创时期,各方面的参与者鱼龙混杂,为了各自的利益,经济矛盾和经济纠纷肯定在所难免。目前,比较明显的是赝品充斥市场,画廊或拍卖会把关不严,甚至故意知假卖假,供需双方个体随便进出市场。因此,加强市场管理机构力量,增强市场监管力度,打击造假行为、规范无序交易,是维护艺术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
从目前艺术市场管理主体来分析,主要是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艺术市场部,其主要的力量放在演出、音像、出版、网络等市场的管理,对艺术品市场基本无暇顾及。由于艺术品的特殊性,工商、标准计量、海关等经济监督部门没有专门这方面的人才,也无法实施现实有效的管理。艺术经营者的行业协会也没有建立,缺乏自律的机制。从而造成艺术市场制假造假泛滥,艺术品价格混乱,交易混乱无序,严重地影响和损害艺术消费者的利益。要使我国艺术品市场得到健康发展,市场各级管理部门要充实专业力量,严厉打击各种扰乱市场的不法行为,促进艺术品市场的持续稳定的发展。
5. 培育素质优良的艺术产业人才
艺术品市场要健康有序地发展,除了有完善的体系、健全的法律、严格的管理外,还需要有素质优良的中介机构,为市场主体提供咨询、鉴定、公正、计量等服务。由于艺术品的个性特征,无论是经纪还是鉴定和估价,都需要特别培养的专门人才。其一是评论家队伍。艺术评论家在艺术市场具有介绍和解释、宣传包装艺术品,引导艺术消费,培育收藏家队伍等重要作用。其二是鉴定机构和人员。艺术品的鉴定需要特别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技能,建立权威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体系,为市场出具客观公正的鉴定证明,是保证艺术品交易正常有序开展的基础性前提。其三是计量标准和估价师队伍。市场经济是标准化的经济,有了统一、规范的计量和定价,才能实施广泛、全面的交易。艺术品的估价也十分复杂和艰难,需要培养一批估价师队伍,国家统一进行资格考核,持证上岗。其四是艺术经纪人队伍。艺术经纪制度是国际艺术品交易的惯例。目前我国艺术市场的现状是经纪意识薄弱、队伍缺乏、法规制度缺位,严重地制约着我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摘要：我国艺术品市场的繁荣不能掩盖在市场体制、机制、人员素质等方面的不足。为了促进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出发，借鉴国外艺术市场发展的经验，研究和探讨艺术市场从繁荣走向成熟的机理和规律，有效地推动艺术品市场的战略转型。
关键词：繁荣,成熟,艺术品市场,战略转型
参考文献
[1][法]帕特里克·杰·奥基夫：繁荣的艺术市场离不开艺术法．美术研究，1988年第4期总第92期第78页
[2]龚云表：艺术市场．2003年第四期，第21页
[3]张新建委员认为，根治假画问题，必须出台艺术品市场管理条例．http://www.ccdy.cn/news/detail.php·newsid=1270&id=55&tid=
中国民乐走向成熟 篇2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
作者：薛庆超 《光明日报》（2015年01月31日 11版）
80年前，中共中央在长征中召开遵义会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了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系列重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一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占据统治地位。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被迫长征。经过长征途中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酝酿准备，遵义会议的召开成为历史的必然。遵义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红军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归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力量的强大，白区地下党组织和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配合不够等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报告，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毛泽东作长篇发言，重点批判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提出今后在军事上扭转危局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明确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第一个提出由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在发言中，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而赞成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陈云指出：“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A同志（李德）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他的批评。”（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最后，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对此，毛泽东曾经指出：从1932年1月开始，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1935年1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即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遵义会议的上述重要决策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开始在中共中央居于主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继续长征途中，2月5日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依据遵义会议决定进行新的分工，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设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当时，政治委员为“党代表”，具有最后决定权）。其后，鉴于长征中各种军事情况瞬息万变，中央对红军的军事指挥需要集中统一，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地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长征中，新的“三人团”具有红军最高统帅部的职能。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在组织形式上没有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但是在中央领导机关，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政府工作方面，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在军事工作方面，他是军事指挥“三人团”成员。同时，由于毛泽东领导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由于他的卓越政治智慧和丰富经验、由于他总结的红军战略战术和军事原则已经为中央所确认，特别是他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长征中多次提出的军事主张及战略战术，已经被遵义会议所接受。因此，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已处于核心地位。遵义会议解决了事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路线问题。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路线错误暂时搁置起来，留待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去解决。遵义会议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的红军战略战术基本原则，认为“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周恩来曾回忆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起点。遵义会议在脱离共产国际指导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成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和解决党内问题的起点。毛泽东指出：中国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共党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如何将共产国际实际上也就是苏联共产党的指示贯彻实施的历史。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给了中国共产党许多帮助，对此应当肯定。但是，由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其错误指导又给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带来许多消极影响。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阶级关系以及革命道路等问题提出一系列错误论断。“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失败的切肤之痛，推动着中国共产党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下解放出来，认识到确立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思想路线的重要性。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共中央在长征中的坚强团结和高度统一。遵义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没有形成团结统一的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从长征出发到遵义会议，中共中央走了一路，争论一路，始终没有达成共识，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遵义会议后，既形成了统一的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了按照具体情况决定长征方向，也团结了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在团结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方面，遵义会议为全党树立了榜样。张闻天曾经犯过“左”倾错误，但较早认识错误，并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遵义会议就推举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对于暂时还没有认识错误的博古、凯丰（何克全），也保留他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身份，耐心等待他们在实践中认识错误。对张闻天、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重要贡献，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二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921年7月，毛泽东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大力支持工农运动，力主建立革命武装力量。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朱德等一道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与第一方面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中央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开创了中国革命新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独创性的丰富和发展。遵义会议正是在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危急时刻，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这是一个历史性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遵义会议形成了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遵义会议为开端，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长期从事党和红军实际领导工作的领导干部，全力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使党中央和党的领导骨干力量紧密地融为一体，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有力、团结一致的领导集体。通过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中国革命顺利发展的可靠保证。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前的14年，中国革命历经艰难曲折。遵义会议后的14年，中国革命不断赢得胜利。长征胜利完成，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成为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民乐走向成熟 篇3
一、我国医疗保障发展的历程及启示
回顾我国医疗保障发展的历程,可以厘清思路,明确方向,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应当承认,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建立,这就是渐行渐远的企业劳保医疗与机关事业单位公费医疗制度,实际上是福利型的免费医疗,其保障对象是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并惠及职工家属,实现过对城镇居民的全覆盖,这两种医疗保障制度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后被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所取代。在农村,则实行农民自助、互助性质的合作医疗制度。因此,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保障制度实际上是城市人的专利品。
自1994年中央政府启动江苏镇江、江西九江“两江”医保改革试点,再到1908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国家正式明确了我国的医疗保障由免费的福利型制度安排全面转向权利义务结合型的社会保险制度,并在2000-2001年普遍启动实施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一质的变化对后来建立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了引领作用。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3号),它虽然冠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名称,实际上不再是农民自我负责的合作型医疗制度,而是由政府与农民分担责任并步入社会化发展阶段的现代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一举措宣告了农民没有社会医疗保险的历史结束。
进入“十一五”后,我国的医保制度进入了全面建立并快速发展的时期,并在多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一是补齐了制度缺漏。2007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7]20号),它的意义在于填补了我国基本医保制度的最后一块空白,实现了制度全覆盖。二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进了从制度全覆盖向人员(城乡居民)全覆盖转变。200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和国务院发布《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国发[2009]12号),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医改,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项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到2011年要达到90%,这一目标实际上在2010年就提前实现了。三是法制建设取得重大突破。2010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社会保险法》,这部法律作为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明确规范了医疗保险发展道路的基本目标、原则与发展方向,标志着社会保险改革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四是制度整合破土。部分地区基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视角,率先探索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实现一体化发展。成都市是我国城乡居民医保整合的先行城市,2006年整合了管理体制,统一了居民医保的政策。接着,杭州等省会城市,天津、重庆、宁夏、青海等省级行政区域,相继于2008-2010年进行了城乡居民医保整合,这些先行地区为全国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与示范。
从建国初期实行劳保医疗、公费医疗制度,到2010年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全民覆盖,6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带给我们诸多深刻启示,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医疗保障事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劳保医疗、公费医疗之所以实行40多年而没有扩大到广大农民,根本原因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实力弱,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十一五”期间为什么能够快速地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十二五”期间为什么能够快速提升城乡居民的医保水平,究其根源,还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高速发展,它使我国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这一重要的民生工程。记得2003年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时,政府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20元,中央财政预算仅数亿元,当时根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动员以千亿元的财力来推进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因此,社会保障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也是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第二,选择社会保险是国情和历史的必然。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国情决定了我们搞不起、搞不好福利型医保,只能选择社会保险型制度。劳保医疗、公费医疗之所以不能持续下去,从根本上说是福利型制度特别是“免费医疗”不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的基本国情,改制转型是必然选择,也是顺应大趋势的理性选择。社会保险型制度的特点或优点,就在于能够适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在权利与义务直接结合的条件下,实现全民共建共享的医保目标,因而成为国际上的主流方案。
第三,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潮流是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凡分割的医保制度安排不仅有损公平,也会减损效率,并会衍生出诸多不良后遗症。因此,尽快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并适时推进与职工基本医保的整合,最终建立面向全民的统一医保制度,是我国医保改革与制度建设不可逆转的目标。从“十一五”以来,一些地区在国家没有顶层部署的背景下率先推进城乡医保一体化,即是看准和顺应了我国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的大势,符合社会保险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也普遍收到了制度整合后的巨大成效。虽然目前实现城乡居民医保一体化的地区还是少数,但却代表了发展趋势,终会变为全国行动。
第四,只有定型的制度安排才能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必须承认,计划经济时代的劳保医疗、公费医疗虽然有其缺陷,但因惠及职工及其家属,是一种定型的制度安排,城镇居民在疾病医疗方面普遍具有安全感;当时的农村居民虽然合作医疗保障水平不高,但因制度是定型的,亦具有低水平的稳定预期。改革开放以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推动了制度整体转型,重构了责任分担机制,促进了城乡公平等,但因长期处于试验性改革状态,迄今仍然未能够走向成熟、定型,确实影响了全民的医保预期,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投入越来越大、医保待遇水平不断提升而人们仍然深深忧虑疾病医疗特别是重大疾病的医疗问题的重要原因。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不成熟的医保制度来解除城乡居民的疾病后顾之忧。借鉴历史经验,就是要加快医保改革步伐,尽快促使这一制度走向定型。
二、“十二五”医保改革留下的三大短板
“十二五”是我国医保改革继续向前推进的时期,包括继续扩大覆盖面并巩固全民医保的成果、加大政府投入以提升城乡居民的医保水平等。即将过去的“十二五”,在医保方面确有许多值得肯定的进展,如参保覆盖面一直保持在1;3亿人、95%以上,保障能力和水平随着筹资水平特别是政府补助的逐年增加而显著提升,政府对城乡居民人均补助从2011年的2000元增加到2015年的380元,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最高支付额度明显提高,老百姓敢去医院看病了,连年大幅增加的就诊人次就是证明。因此,“十二五”应当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在医保制度中普遍受惠且受惠最多的时期。
然而,“十二五”期间在涉及医保制度内涵发展的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改革进展差强人意,诸多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应该实现的目标还没有实现。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体制短板。医疗保险改革以来的实践证明,管理体制是否理顺直接决定着医保制度的合理设计、有效实施。尽管区域性的医保管理体制经过前几年的持续推进,基本实现了市(地)级统筹,京津沪渝和宁夏实现了省级统筹,以市级为主的统筹层次基本适应了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但城乡分割的医保管理体制迄今仍然是影响甚至阻碍医保制度走向成熟、定型的拦路虎。城乡医保管理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但是,这个目标没能实现。从十八大至今,仅有山东、上海进行了制度整合,加上十八大之前先行整合的省份,实施城乡居民医保整合的共有9个省级地区,其余22个省级地区依然处在制度分割、管理分离、资源分散状态,导致科学性、公平性和资源效率“三受损”。
从科学性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概念并不科学,因为它根本不是计划经济时代合作医疗的翻版或升级,而是完全重构的社会医疗保险。同时,在当今世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也没有按农村和城镇来划分的,我国这么做,只是简单地延续了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传统叫法,它不符合这一制度的客观规律。从筹资方式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不再是农民之间的互助共济,而是政府补助占了大头,再称“合作医疗”不符合实际;从其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互助共济的功能看,它符合社会医疗保险的特征;从统筹层次与范围来看,它早已超越了计划经济时代局限于乡村的做法,而是完全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因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一样,属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如果再延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叫法,无论是基于学理还是基于法理,从概念到内涵都说不通。
从公平性看,医保制度的城乡分割只会导致城乡居民保障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拉大,因为制度的统一性是公平性的前提与基石。抓住城乡居民两项医保实现全覆盖的契机推进整合,无疑是增进城乡医保公平性特别是增强农民公平获得感的必由之路。为此,我在“十一五”末曾提出:“从‘十二五’开始,应该从普惠的目标转向公平的普惠,这个公平就落脚在城乡统筹上。只有通过城乡统筹的制度安排,才能逐步体现制度的公平性,并且在现在普惠的基础上,使制度建设产生质的飞跃。”(见《中国医疗保险》2010年第12期《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战略》)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从资源效率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保两套机制、两套信息系统,不仅导致严重浪费,而且对制度实践产生了扭曲效应例如,在9个省份实现城乡居民医保整合的情况下,重复参保、政府重复补助的人数有所减少,但估计全国仍有7000万人左右重复参保,按2015年人均补助380元计算,政府重复补助一年就高达266亿元。再如信息系统建设,一个地区级城市的投入高达6000万元甚至更多,各地区因管理分割而重复建设,既造成了巨大浪费,亦为以后制度整合、信息系统整合埋下了隐患。不仅如此,由于缺乏统一监管,医患合谋损害医保基金的现象层出不穷。《人民日报》就曾在2015年8月17日披露,在贵州部分地区,从县医院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再到私立医院均查出存在套骗新农合资金的行为,甚至医患合谋骗保,出现了塌方式集体沦陷。如六盘水市,抽查定点医疗机构135家,发现存在涉嫌套取新农合基金及基金管理不规范的有107家,高达76.30%;安顺市抽查定点医疗机构41家,均不同程度存在套取新农合资金的行为,问题查出率达100%。调查发现,监管缺位是导致新农合资金频遭蚕食的重要原因,而管理体制不统一又是造成监管不到位的重要原因
综合考量,体制分割及其导致的制度分割、资源分割、信息分割等事实上已经成为全民医保向公平、效率、可持续发展迈进的最大短板,也是“十二五”期间医保改革的最大遗憾。
第二,机制短板。突出问题有三:一是筹资机制不稳定、不规范。规范性缺失,随意性泛滥,财政应拨不拨、经办机构应征不征、参保单位应缴未缴的现象相当严重。据审计署2012年审计结果显示:13个省本级、144个市本级和1099个县56.5.31亿元财政补助资金未及时足额拨付到位;5个省本级、21个市本级和102个县征收机构应征未征社会保险费32.55亿元;6个省本级、24个市本级和70个县征收机构擅自减免社会保险费27.07亿元;31个省本级、274个市本级和1214个县的参保单位和个人通过少报缴费基数等方式少缴社会保险费98.70亿元;4个省本级、19个市本级和82个县隐瞒欠费79.14亿元;3个省本级、2个市本级和5个县擅自核销欠费6183万元;12个省本级、84个市本级和436个县欠缴保费370.76亿元;1个省本级、12个市本级和48个县未按规定办理补缴社会保险费10.12亿元;2个省本级、21个市本级和246个县未及时发放社会保障待遇或报销医疗费用13.34亿元;所有这些均涉及到医保。此外,有的部门、地方还将基本医保基金用于建立大病保险、购买商业保险或建立长期照护保险,这种做法显然并不符合《社会保险法》的规范。二是权利义务不对等,制度之间不协调。以2014年为例,非私营单位职工年人均收入56339元,私营单位年人均收入36390元,两者年平均收入为46364元,按2%缴纳医保费,2015年职工个人应缴纳927元;居民医保2015年财政人均补助380元,大多数地方按财政补助标准的30%征收个人医保费,全年个人应缴费1 14元,仅相当于职工个人年缴费额的12%。但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后,居民享受的待遇与职工相差无几。2014年职工医保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平均为80%,而居民同比为75%,最高支付限额有的地方居民医保高于职工医保(宁夏职工基本医保为5万元,居民基本医保最低档6万元)。这对职工医保形成冲击,山东、江苏等地已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纷纷中断职工医保,转而参加居民医保,导致参保机制不稳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职工医保中退休人员不缴费,加之个人账户基金的无法调剂,致使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出现危机。这种权利义务不对等、制度之间不协调,直接影响到了医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三是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缺失。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是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的基本方针,但因补充层次特别是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滞后,基本医保的功能被不恰当地放大,划拨基本医保基金购买商保机构的大病保险服务,实际上让商业保险分割了医保制度的一部分基金(因保险公司要计提管理费或赚取微利)。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大病保险不是一个单独的补充保障层次,只是现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第二次报销”,它既未壮大整个医保基金,亦未真正引入商业保险机制,从而在实践中受到了质疑。只有深圳市由政府和个人共同筹资建立的地方补充医疗保险、青岛市由财政出资实施的特药特材医疗救助、杭州市由政府和职工个人共同筹资并由财政兜底实施的重大疾病保障、成都市由个人缴费包括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大额医疗互助补充保险等,才是真正“保大病”的补充保险。这些地方的特点是在参保方式上实行自愿原则,在筹资上强调个人承担义务,在待遇享受上实行个人申报、专家评审,主攻灾难性医疗风险,较好地满足了百姓的诉求和期待,后顾之忧基本消除,安全预期普遍增强。反观大病保险,其放弃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筹资机制、不分贫富和费用高低的粗放式补偿方式、一刀切的“被参保”方式,再加上某些地方因手工操作而不能即时结算所导致的半月至数月的漫长报销周期等,让人们难有安全预期。因此,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机制仍然处于缺失状态,目前依靠商业保险来承办全国人民的大病保险亦非真正出路。四是相关配套机制不配套。如“三医联动”机制、医药市场定价机制、医保谈判团购机制和医保支付制度改革等一直未能够跟上,有的极不协调,有的尚未破题,建机制的任务更艰巨。
第三,法制短板。《社会保险法》的颁布与实施,为建立健全社会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奠定了基本法律基础,存在的短板在于缺乏细化的规定:一是与医疗保险相关的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没有及时跟进,导致医保领域的改革实践执行无据;二是这部法律中的部分条款执行成本高,且参保风险、基金风险、行政风险较大,又缺乏规避和化解这些风险的具体政策,导致地方不敢积极推行,如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其追偿基本上耗时耗力无效果;三是缺乏从上至下的执法监督检查体系,导致执行不到位。还有的条款在实施中发现缺乏严谨性,为法律的实施带来了困难。《社会保险法》已经颁布了五年,迄今尚未出台医疗保险方面的法规,导致法律规定的医保原则无法全面得到贯彻落实。这种情况一方面与立法时的粗放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制度的成熟度相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处在分割状态就是制定专门的社会医疗保险法规的拦路虎。因此,法律与改革实践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形成健全的法律体系,离不开深化改革,对医疗保险而言,就是要加快推进城乡医保整合,把管理体制定下来,为完善医疗保险的法律法规创造条件。
三、“十三五”必须理性地促使医保制度走向定型
“十三五”是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异常关键时期,其根本任务就是要理性地促使全民医保制度走向定型,而定型的中国医保制度必须符合更加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围绕这一目标与方向,“十三五”的医保改革关键词应当是“整合”、“高效”、“法治”。具体而言,应当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加大推进“整合”的力度,完成“整合”的任务。包括:一是尽快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这是确保城乡居民在统一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下享受公平权益,并从根本上解除疾病医疗的顾之忧的必要举措。在有条件的地区,还应当明确鼓励居民基本医保与职工基本医保制度进行整合。二是稳步整合医保制度与生育保险制度,同时建立护理保险制度。整合医保与生育保险是符合这二项制度共同规律的,也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工作任务,而护理保险是我国进入快速老龄社会的内在要求,通过这种“减”与“增”的做法,将使我国的医疗保障及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三是尽快整合医保管理体制,实现一个部门集中统一管理。这是确保医保制度顺利、高效实施的组织保障,从各地调研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人社系统还是卫生系统,都认为不能再停留在部门分割管理的体制下,而是宜由中央根据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及各地整合的经验,尽快明确医保的主管部门,并推行行政问责制。四是尽快整合经办机制。建立能够真正对参保人负责并能够切实问责的统一经办机制是医保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目前的混乱格局有必要尽快厘清。
第二,要在提升医保“效率”上下足功夫,做大文章。没有效率的医保制度安排是不可持续的,医保制度中的公平与效率并不是对立面,公平中应当包含效率,而效率必定有利于促进公平。在这方面,任务有三:一是进一步完善筹资机制,让医保责任得到更加合理的分担。如适当均衡雇主或政府与参保人的缴费负担、让退休人员逐步承担缴纳医保费的义务,将是提升医保制度效率的必由之路。二是提高统筹层次。在“十三五”期间应当全面、真实地实现市级医保统筹,鼓励向《社会保险法》中明确提出的省级统筹方向迈进,这是增进地区公平并提升医保基金在更大区域范围内使用效率的必要举措。三是化解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必须充分认识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是违背医保基本规律的制度设计,它在实践中的低效率不仅影响了制度的良性运行,也给管理带来了巨大难题,因此,应当尽快通过新的改革措施来化解这一负面“资产”,如停建新的个人账户,将原账户基金用于购买大病保险、护理保险等,将使整个制度的效率得到提升。四是全面强化对医保、医疗行为的智能监控。必须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通过对整个医疗行为的智能监控来实现对医保基金运行的监管,以此达到杜绝医疗浪费、禁止违法违规行为的目的,这不仅是提升效率的需要,更是维护制度严肃性的需要。五是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激励医疗方、参保方共同节约医疗成本。在这方面,以强制首诊制为基点,与医疗方协商制定医疗行为准则等将是必要的。六是在厘清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的前提下,加快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必须澄清社保与商保界限模糊的认识误区,让其各居其位、各显所长、各尽所能,真正构建两个层次的完整医保体系。
第三,加快立法进程,建设“法治医保”,真正形成良法善治的新局面。良法善治的前提是法制健全,核心是建设法治医保,基础是增强法治观念,途径是可操作、易操作,保障措施是加强监督检查。健全医保法制就是要形成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性文件等构成的完整的医保法制度体系,以及立法与执法、执法与监督检查相结合的有效体系。法治医保要求对涉及医保的各个环节、各种行为实行全面依法治理。为此,应当在“十三五”期间早日启动对《社会保险法》的修订,消除不合时宜的概念与名词,细化并强化对医疗保险的法律规范;同时,尽快制定医疗保险方面的行政法规,将法律、法规条文的规定细化为具体的政策与行动方案。
中国民乐走向成熟 篇4
作为一名以高教理论研究为己任的学者, 我赞同周远清教授的上述判断, 这三个具有举全国高教理论和高教管理界之力协同攻关意义的高等教育重大理论研究阶段, 确实值得很好地总结和研究。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理论的发展历程, 尽管具有全国性的无论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得以认可, 还是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得以承认的高等教育研究发端于改革开放初期, 经最初10来年的探索发展不仅导致了对高等教育学科建设起了积极作用的诸如《高等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的一大批学术论著的问世, 而且形成了对高等教育及其发展认识和体制、管理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一批应用理论成果, 尤其是对高等教育属性和规律研究、高等教育战略研究、高等教育结构研究、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高等教育评介等, 对指导我国的高等教育健康发展产生了理论引领的作用。但客观地说, 这些研究或出于学者个人及学术团体满足学术志趣的需要, 或出于解决当时高等教育以及大学改革发展遇到急需解决的一些现实问题的需要, 多少有些就事论事的痕迹, 还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以及超前性。当然, 缺乏整体系统的理论思维至今仍然是我们事业和组织改革发展及管理中尚未根本解决的并非仅限于高等教育体系的问题。
但必须指出的是, 发轫于1993年, 由国家教委高教司发动, 多达数十个单位数百位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和管理者参与, 先后持续4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以及先后起始于2007年、2010年由时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教授提出并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织推动的“高等教育强国研究”, 以及旨在30多年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及其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总结及构建“有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研究”, 在笔者看来就是既涉及高等教育宏观改革发展治理, 又涵盖微观的具体的高等学校办学治校育人的关于高等教育整体性、系统性、超前性的宏大的理论研究, 其意义不仅在于参与的人数之多、研究的时间之久、成果的影响之大, 更在于其不同于以往或局限于学科建设需要的学术研究或限于解决局部问题需要的现实研究, 而是针对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宏远目标, 从而整体系统地梳理、总结和研究了高等教育的一系列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 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既针对我国高等教育实际又符合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
如果说上述三大研究有什么内在联系, 就在于它们不仅体现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事业就具有了高度的理论自觉, 是我国高等教育从理论思考走向理论成熟过程的缩影和反映, 并且在推动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及其理论完善的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然, 如同现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教授在关于“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研究”的课题设计时就指出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构建的过程。”随后刘献君教授在一篇文章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创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2]所以, 我们还不能说我国现在已经形成了成熟的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但是, 无论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还是高等教育理论本身已有的大量丰硕的成果, 均使我们有足够的底气把历时30多年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实践和高等教育理论探索实践, 视为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理论的思考走向理论成熟的自觉, 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也正是在这个理论自觉的过程中健康发展和不断进步的。
可以说“高等教育理论要点”研究的初衷出于思考和解决高等教育改革开放实践遇到的诸多问题的需要, “高等教育强国”研究则是基于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引领、推动作用这样一种高屋建瓴的认识后对极具战略意义的“为什么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及“如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等宏大问题的理性论证, 而“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对30多年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实践中所产生的高等教育思想理论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上对我国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能不能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研究”和“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研究”概括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改革发展具有整体性、宏观性及统领意义的高等教育理论进步的三个重要阶段?笔者对此持肯定的态度。事实亦然, 对高等教育思想和理论研究如此重视而且是有目的、有组织、有层次的推进之本身, 就足以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进程是循着从理论思考走向理论成熟的路径前行的, 说明了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不仅具有理论的自觉而且力图于高等教育成熟理论的建构, 这无疑也是三次重大研究的关联性及价值所在。
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参与者之一, 邓晓春研究员根据“高等教育理论要点”的具体内容把其理论贡献具体归纳为如下八个方面:科学地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办学方针和培养目标的内涵;发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办学规律的认识, 明确地回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所必须遵循的外部关系规律和内部关系规律;明确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社会属性、功能及使命, 为其战略重点地位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提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念, 提出了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内涵;提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新理念, 明确了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内涵、重点和难点, 及各项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提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教学及其改革的新理念, 明确了中国特色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改革使命、改革方向、依据和重点;提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及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新思想、新理念等[3]。笔者同意上述归纳, 但如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视为在高等教育从理论思考走向理论成熟的过程中具有基础性和引领性一个重要研究阶段, 那么根据这个立场我们似可以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及其成果“高等教育理论要点”对我国高等教育自觉于从理论思考走向理论成熟所做出的贡献, 做如下更集中、更具概括性的解读。
一、全面梳理和思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理论问题
“高等教育理论要点”涵盖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涉及的14个方面共60条, 其重大理论贡献之一就是:全面梳理并思考和回答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要素亦即其理论和现实问题。其中:“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历史、现状以及国际宏观背景出发”, “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十四、加强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 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根本保证”共16条, 提出并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办学方向、党的领导及适应国情等重大理论问题。毫无疑问, 具有近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概念是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产物, 但是一旦其落户并生存于某国度自然就要打上该国度文化的烙印, 既要适应其国情需要又受其文化影响。如耶鲁大学前校长莱文在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所述:一个国家的教育模式要与本国的文化相适应。因此, 办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无法脱离其国情的需要及约束, 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必须首先明确国家需要并据此确定方向。
而“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必须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 适应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四、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活动, 既具有生产力的社会属性, 又具有上层建筑的社会属性”, “五、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柱和战略重点”, “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必须以培养人才为中心、以转变教学思想和观念为先导、以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为重点, 全面深化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十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必须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研力量的作用, 为发展科学技术文化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做贡献”, 以24条之多且最大的篇幅在全面深刻明确地回答了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规律特征及社会功能的基础上, 特别强调和阐明了高等学校必须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使命、以知识创新为社会责任, 提出了高等学校全面深化教学改革以确保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任务。完全可以说这五大部分构成了“高等教育理论要点”最核心的内容, 当然也是高等教育最本质、最核心的需要高等教育的举办者、办学者必须正确认识和回答的问题。
余者“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坚持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统一的发展战略”, “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必须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高等教育结构和布局”, “九、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必须建立与完善国家统筹规划和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新体制”, “十二、建设一支思想品德和业务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 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根本大计”, “十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改革高等教育的有益经验”, 则就建设有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途径、方法、原则等予以了全面的回答和论述。
尽管“高等教育理论要点”在所涉内容的排序上多少存在逻辑有待严谨、对大学文化传承及创新问题尚未涉及等不足, 但是其从高等教育的属性、规律、职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办学方向、制度管理、途径方法等所有要素予以了全面梳理, 完整系统地思考和回答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有效指导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
“高等教育理论要点”重大理论贡献之二是:有效指导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社会科学理论的价值并不在于其如何独到和精致, 而在于对社会改革发展实践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指导意义。作为源于高等教育实践又反作用于高等教育实践且实践性最强的社会科学理论, 高等教育理论的价值只能通过是否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得以体现。“高等教育理论要点”开篇就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对于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 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 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历史条件下, 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把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入21世纪, 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 也呼唤着科学理论的指导。党的十四大之后, 高等教育界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 初步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要点就是这项研究成果的结晶。”[4]这是“高等教育理论要点”课题组基于高等教育理论对于高等教育实践之意义和作用的认识,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基础也基于这个认识。
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主要发起者、推动者, 周远清教授早在1993年8月召开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要点研究”第一次研讨会上就阐明了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理论要点’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并且对当前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强调道, “课题的研究要密切结合我国国情, 要认真总结我国40多年来或更长时间以来高等教育实践的历史经验……要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 适应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 “这个课题的研究要有一定的理论高度, 不是一些已有文件具体政策的堆积。要在今后一段历史时期内有指导意义。所以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要密切联系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 力求比较科学、比较准确、比较完整”[5]。
其实,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起始于1992年国家教委召开了第四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 国务院转发了会议文件《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 次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在这个历史新阶段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遇到了许多过去不曾遇到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问题集中到建设什么样的和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这就迫切需要进行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 希望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一系列基本问题。”[1]由此历史背景可见,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初衷就是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理论依据并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事实亦然, 历时4年之久的声势浩大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及其成果, 无论是对国家整体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还是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的办学治校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如, “高等教育理论要点”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必须“坚持规模、结构、质量, 效益协调统一, 即适度规模, 优化结构, 提高质量, 增加效益的发展战略方针”的思想与党和国家于2003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不谋而合, 从而有效指导了我国在“九五”期间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通过加强国家宏观规划和地区统筹, 从总体上控制和协调了全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结构与布局、质量与效益的协调统一和可持续发展;针对课题研究提出的“要根据我国的财力, 采取以重点带动一般的方针, 加强必要的重点建设”, 我们有必要“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 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高等教育的先进水平”之战略意义的认识和重视, 国务院于1995年批准实施了以“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为目的的“211工程”;课题组尤其是时任高教司司长的课题负责人周远清教授关于“改革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 其内容主要包括体制改革和教学改革两方面。体制改革是关键, 教学改革是核心, 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是根本目的”的思想认识, 无疑对“九五”和“十五”期间的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其一, 针对高等学校的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之间的责、权、利没有明确划分和规范, 政府包得过多统得过死, 学校缺乏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应有权力和自我约束机制, 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办学并直接管理而形成条块分割, 单科性、行业性的学校过多, 专业设置单一, 专业面过窄, 学校规模较小, 不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办学效益, 以及学校内部管理机制僵化、效率不高等一系列问题, 国家采取了以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战略选择, 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建立和完善政府统筹规划和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新体制”。就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而言, 其主要思路如“高等教育理论要点”所述:“加强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 淡化和改变学校单一的隶属关系, 加强省级政府的统筹, 变条块分割为条块有机结合,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发展相适应。”[4]“九五”期间, 教育部根据上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 通过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共建共管原部委所属高等学校, 积极开展学校之间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 促进部分有条件的学校进行合并, 鼓励企业单位与高等学校实行协作办学, 促进部分中央部门所属学校转由地方政府管理等五种机构和途径, 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期以来形成的部门和地方条块分割、重复办学的局面, 从而很好地推进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这次重大改革成效显著, 尤其是:“合并”改变了一些地区高校重复设置, 单科性学校过多, 办学规模过小的状况, 使学校布局趋于合理;“调整”使部门办学体制得到了根本转变, 迄今为止共有509所高校的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 其中360所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划转地方管;“共建”改变了学校单一的隶属关系, 打破了过去封闭办学的形式, 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学科交叉、共同提高的新型学校群。可以说, 由此构建的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高校管理体制为我国高等教育后来的大发展、大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其二, 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必须以培养人才为中心、以转变教学思想和观念为先导、以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为重点, 全面深化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4]这一指导思想, 教育部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树立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根本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教学改革措施。仅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就连续制定颁发了多个关于教学改革的文件。如, 1997年出台了《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 2000年颁发了《关于实施“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的通知》, 2001年制订了《关于“十五”期间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 2003年颁发了《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等。必须强调的是, “高等教育理论要点”的诸多理论贡献被系统地吸收到了1999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
毫无疑问, 国家和教育部这些关于教学改革的制度和措施的出台和落实, 对高等学校确保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 积极推行素质教育, 紧紧围绕着人才培养和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深化教学改革, 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 自觉加强以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的改革和教学基本建设, 为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体系的更新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保证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教育学科是实践性最强的学科, 离开了教育实践教育理论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丧失其立足之本。高等教育较之基础教育具有与社会及其实践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 由此决定了高等教育理论的强烈的实践性特征。高等教育理论的实践性不仅表现在人才培养及其学科属性的理论层面, 同时体现于高等教育理论对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宏观指导性。研究成果对当时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并且至今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及高等学校的办学治校育人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为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总结和构建奠定了基础
“高等教育理论要点”重大理论贡献之三是:为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总结和构建奠定了基础。在时任中国高教学会会长周远清教授的倡议和推动下, 从2010年11月至今学会先后组织召开了近10次研讨会, 反复讨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研究”的诸如选题论证、课题组成员构成等相关问题。随后, 在学会新任会长瞿振元教授的卓有成效的组织下, 该项研究现已进入组织实施阶段。有学者誉之为“这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进入到理论总结的一个标志”。可以说, 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伴随着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应运而生的高等教育理论的作为功不能没。一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史其实也是一部我国高等教育从理论思考走向理论成熟的发展历史, 时至今日确实到了有必要对其加以系统梳理总结并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时候了。在对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总结和构建的研究过程中, 笔者以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及其成果“高等教育理论要点”为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总结和构建奠定了极为宝贵的基础。得出此结论的理由如下:
其一, 根据高等教育发展和高等学校规范管理的需要, 中共中央于1961年印发了简称为“高教60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由于“高等教育理论要点”恰好也是60条, 故被人们被誉为第二个“高教60条”。尽管二者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和改革发展方面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然而两者毕竟有较大的区别。由于前者是以中央下发的文件, 具有强制执行的极大权威性和法规严肃性, 所以其行文只是对高等学校必须怎样及应该怎样做出的极其简要的条款式的规定;而后者作为一项集中了国内一批著名教育理论学者、有经验的高教管理者, 且具有“政府与群众相结合, 管理部门与学校、研究单位相结合, 中央与地方相结合, 老、中、青相结合”协同研究特征的, 把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现实研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及决策研究高度结合起来的产物, 仅是一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理论成果。此外, 前者是针对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规范的制度文件, 而后者则是既包括高等教育属性特征规律、办学治学育人, 理论和现实、宏观和微观、原则与方法无不包容的, 充满了对高等教育理性认识和思想智慧的理论成果, 其对我国高等教育现实和理论问题的回答都予以了依据充分的理论论证, 具有强烈的理论引领性、超前性, 较好地解决了1993年初周远清教授提出的“在高等教育改革问题上要坚持正确的方向, 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要点, 这既是一个现实的实践问题, 目前更紧要的还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清楚的理论问题”[6]。“高等教育理论要点”对今天掌握高等教育理论和指导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实践, 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其二, 2013年7月14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研究”开题研讨会中, 与会者对学会学术部在多次讨论基础上提出的, 涵盖了“高等教育属性”、“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高等学校根本任务”、“育人质量与教学改革”、“科技创新与社会服务”、“师资队伍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大学文化建设”、“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的几大关系”, 以及“新中国高等教育思想观念”、“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先进思想理念”等分论课题的研究思路、框架设计等进行了具体深入讨论。对这样一个基本依据“高等教育理论要点”之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研究”的谋篇布局, 获得了课题参与者的高度认同。“高等教育理论要点”不仅本身就是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探索, 而且“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研究”的要素及其逻辑也源于其理论贡献。基于此, 我们做出如下结论: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是“高等教育理论要点”的又一重大理论贡献。
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 离不开高等教育思想理论的指导。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实践及其丰硕的理论研究, 已经为我们着手总结和建立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创造了条件, 加紧总结和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已成为时代的要求。所以在本文即将结尾时, 笔者必须向周远清教授致以一名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的崇高敬意。坦诚言:“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研究”的倡导和推动不仅体现了周远清教授对高等教育具有不同于众的高屋建瓴的深谋远虑, 更体现了一个曾经长期担任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和领导工作及两届学会会长、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做出卓杰贡献的老一辈高等教育领导者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挚爱和对高等教育事业寄予的希望。作为参与本项研究的学者责任重大!
参考文献
[1]周远清.从“理论要点”到“高教强国”到“思想体系”[J].中国高教研究, 2011 (05) .
[2]刘献君.创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J].中国教育科研参考, 2013 (15) .
[3]邓晓春.见证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进程中的“理论先行”[J].中国高教研究, 2013 (06) .
[4]课题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要点[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5]周远清.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指导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J].中国教育科研参考, 2013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