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人力资本劳动者（精选7篇）
低人力资本劳动者 篇1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我国战略层面的基本方针。陕西作为我国一个能源大省、能耗大省, 同时也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走低碳经济道路也是势在必行的。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具有丰富的内涵。从狭义上讲, 低碳经济是与传统经济活动中的碳资源的“高排放、高污染、低利用”的经济模式相对应的“高利用、低排放、低污染”的经济模式。从广义上讲, 低碳经济不仅涵盖了企业的高效的资源利用, 也包含公众对资源消费意识的低碳化。人是社会的缔造者, 也是社会维护者, 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低碳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人力资本为低碳经济提供了技术和管理能力的智力支持。人将社会与物质资源合理整合使社会发展有足够的物质支持。
一、人力资本是陕西低碳经济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战略性资源
1、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
进入21世纪以来, 可持续发展思想已经被广泛接纳与实施, 低碳经济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世界各国逐渐认识到人力资本取代物质资本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所以, 人力资本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性资源。由于陕西经济发展水平、观念和体制等原因, 陕西物质资本投资远远高于人力资本投资, 导致二者增长速度和总体存量不相匹配。物质资本投入增长超过人力资本, 又导致陕西以自然资源消耗为特征的粗放式增长模式没有改观, 这样形成了陕西的恶性循环发展。而人力资本对经济资源的整合和经济的发展的贡献随着社会和经济模式的改变在不断加强。如下图:
2、人是实现低碳经济的主体
从广义来看, 陕西实现低碳经济要从人入手, 人是社会的创造者, 也是社会的维护者, 以低碳化的生产思想、消费理念来促进人的生产、消费行为从而促使整个社会进入低碳社会。低碳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以人为本的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的新经济模式。在低碳模式中, 减少物质资源的投入, 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 增强人力对物质资源的利用, 使有限的物质资源最大化的被人所利用, 从而使增加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方式向增加人本资本投入提高单位产出的方式发展。在低碳经济系统的各要素:物质、信息、人力等资源中, 人力资源是核心资源。
二、人力资本理论在陕西低碳经济中的应用
1、从经济作用分析
置身于陕西特定结构的人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网络结构, 便构成了可以为低碳经济的执行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资源, 即人力资本。通过考察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历程, 同时分析经济系统发展的内在规律, 人力资本对于经济系统的作用, 可以概括为如下两点:
(1) 人力资本是经济系统中价值创造的最终源泉, 是一种同时属于个人和社会的经济资源。人力资本的价值表现为多种形式, 可以分为两大类:通用型人力资本和专用型人力资本, 其中专用型人力资本又可以分为技术类专用型和管理类专用型。
(2)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众多因素中, 人力资本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而且在陕西现有的资本结构下, 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低碳经济是一种知识经济背景下的新型经济形式, 而且由传统经济模式演变而来, 那么在此转换过程中, 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对低碳经济的实施效果起着重要作用。
2、从产业结构结构分析
人力资本的形成和配置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演进的主要诱导因素和推动力。经济发展中宏观结构变动的基本方向, 就是由物质产业到人类自身生产部门再到知识产业。而这种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变动, 主要诱因就是人力资本的智能含量不断提升、专业化积累加快和市场化配置日趋合理。陕西经济的发展, 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 更重要的是表现为经济结构是否优化。经济结构的优化是影响经济增涨的长期的、关键的、决定性因素。而经济结构是否优化不只取决于自然资源的禀赋, 更取决于人力资源的结构是否合理。
陕西的自然资源禀赋好, 高校等科研院所数量多, 人力资源也很充沛, 但人力资本的结构严重不合理, 导致产业结构偏差很大, 是实现低碳经济的主要障碍。所以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 改变人力资本的结构, 以促进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
三、人力资本理论促进陕西低碳经济发展的探讨
1、低碳经济中人力资本的投资主体
陕西省的经济转型建设主要是在政府部门的主导下, 通过引进国外或其他省份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相关技术而进行的。政府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之一, 陕西省也是我国实施低碳经济的主要区域, 投资目的在于提高社会公众的资源节约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通用型和专用型的人力资本, 也在于提高陕西人力资源在低碳经济方面的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 并在省内形成具有一定专用性和互补性的技术型和管理型的人力资本。这些人力资本的形成有利于提高区域和行业范围内人力资源对低碳经济的管理能力, 属于区域和行业内的人力资本。
低碳经济模式下系统的人力资本的投资还有其他三种投资主体, 即企业、家庭和个体。四种投资主体的投资目标有所区别, 同时相互联系。作为一个系统的经济发展模式, 低碳经济中的人力资本投资需要多元投资主体的共同努力, 因此需要协调各投资主体的战略目标, 提高整体的投资效果。
2、低碳经济中人力资本的价值形态
依据低碳经济中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和其价值转化的特点, 可以将低碳经济中人力资本的价值形态分为分散型人力资本和结构型人力资本。
分散型人力资本是指由个人、家庭主体与各级政府部门共同投资形成的以个人形态分散存在的人力资本;结构型的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特定企业或行业中的具有组织结构的人力资本。分散型人力资本形成于政府、个体与家庭的投资活动之中, 是构成低碳经济中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基础, 其中包括通过政府教育部门的公共教育活动和个人与家庭的学习活动形成的存在于组织之外的资源节约意识、有利于低碳经济运行的消费习惯, 以及在具有一定的低碳经济知识基础上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能力;而结构型人力资本是在低碳经济实施区域内, 在组织结构框架下经过组织文化、组织制度等的整合, 通过分工合作能够在组织环境中创造低碳经济运行价值的人力资本。这类人力资本可以分为技术类人力资本和管理类人力资本, 其中技术类人力资本是促进低碳经济顺利运行的技术保障。从广义上讲, 低碳经济中结构型人力资本的形成是四重投资主体进行投资的结果, 是实现所有投资主体投资战略目标的保障, 是影响低碳经济整体转化效益与效率的关键。
3、人力资本投资动机分析
维持一个稳定的经济发展模式, 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在一定的博弈规则下的动态平衡, 是由有限的和具有反思能力的个体的社会长期经验的产物。从博弈规则考察, 低碳经济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四投资主体, 是由“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同时作用于该经济形态的。
从投资动机分析, 低碳型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持续的定价行为, 是在经济资源及时消费与获取未来收益之间、投资收益与风险之间的权衡。所谓“定价”是指经济主体“为了实现其基本目标而对资本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和报酬的权衡”。在低碳经济的构建过程中, 各利益相关者的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定价特征, 是投资主体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中不断权衡、选择的结果, 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总结和调整的过程。
从投资主体的角度看, 低碳经济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3种类型的定价方式, 即政府 (中央和地方政府) 主体的定价行为、企业主体的定价行为、个人和家庭的定价行为。三种定价方式都是在一定的制度基础上进行的, 而三种定价方式所形成的价值则需要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 对于低碳经济中资源的产权配置会影响到经济形态的转化效果。
在低碳经济中, 可以通过人力投资资本化, 协调各投资主体的战略目的。从而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 将分散型的人力资本内化于低碳经济的经济组织之中, 并依据低碳经济的价值链特点实现人力资本知识与能力结构的有效衔接, 以减少人力资本的交易成本, 提高低碳经济中的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合理的产权制度设计是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实现投资战略的制度基础。又因为现代人力资本具有生成过程的时代性和开发过程的持续性等特点, 人力资本投资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对低碳经济的促进作用需要置于一个动态过程中进行分析。
4、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机制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项投资活动, 都会带来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改变, 但是所处的经济发展时期不同, 变化的速度和方向也不一样。低碳经济中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四个投资主体.投资的目和结果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人力资本的投资会产生一些创新成果, 但是这些成果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因此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不同的制度与经济模式也产生不同的作用。这就需要各投资主体在确定投资时间、投资目的、投资计划时相互借鉴, 通过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的协调取得经济与投资主体的共赢投资效果。
低碳经济中人力资本投资的目的首先在于改变陕西区域内社会公众的信仰, 并通过改变的信仰促进制度和文化的变迁, 从而促进经济模式的改进。因此低碳经济中, 人力资本的投资需要通过投资主体之间的主观博弈和在一定制度约束下的客观博弈, 首先达到制度创新.然后才能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创新的经济意义在于对旧的组合进行创造性的破坏的基础上, 形成经济要素的重新组合。低碳经济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就是要通过改变低碳经济中人力资源及其相关经济要素的内在质量, 实现制度的创新,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需要一种制度的变动模式, 依据外界环境的变化构造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设计。
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的基本途径, 首先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改变社会公众的信仰、提高低碳经济中人力资源技术创新和管理能力, 然后形成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 进而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这个过程既存在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主观博弈, 又存在低碳经济制度框架下反复进行的客观博弈。在这个过程中投资主体会及时收集低碳经济运行体系中的经济信息, 并对人力资本投资效果进行客观评价。如果经济效果达到了投资预期, 那么会促使投资主体追加投资, 并强化促进制度创新, 否则会影响投资动力, 出现“制度停滞”。因此, 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在制度演进环节表现为“历时的制度互补性”。低碳经济是一种由人、物质、价值和信息低碳化构成的经济系统, 人力资本投资会增强这种经济系统的发展效果。
四、结束语
低碳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人, 人指导者低碳经济发展的方向, 影响着低碳经济发展的进程。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 培育技术类和管理类人力资本, 建设合理人力资本市场, 增强人力资本的流动性。引导陕西从人力资源大省向人力资本大省转变, 把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大量投入到企业中, 改进企业的技术和管理, 促进企业向低碳模式发展。加强对公众的文化教育, 提高公众的节能意识, 逐步实现陕西全面低碳化发展, 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率。这也是陕西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杨尚勤、石英、裴成荣.陕西经济发展报告 (200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3
[2]、戚本超、景体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2007～2008) .社科文献出版社, , 2008.3
[3]、尹庆双.西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社会环境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5
低人力资本劳动者 篇2
摘 要人力资本作为第一资本对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地区间人力资本总量的差距成为制约各地经济发展不同步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农村与城市、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国内外之间人力资本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各地区人力资本配置失衡现象日益严重，严重约束着我国经济全面均衡的发展。通过对我国城乡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国内外之间人力资本流动与配置三个纬度的研究，剖析我国人力资本流动和配置的现状，发现现有问题及目前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为以后形成更加合理的配置方式指明方向。
低人力资本劳动者 篇3
随着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和技术创新的不断涌现, 其对北京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必然越来越大, 如何定量测算这种贡献, 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文献综述
上个世纪40年代, 哈罗德 (R.F.Harrod) 和多马 (E.Domar) 相继提出了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他们认为, 在投资等于储蓄、资本产出比不变、充分就业等一系列严格假定的条件下, 国民收入将会以一个稳定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被称为“刀刃上的增长”, 其存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此基础上, 索洛 (Robert Solow) 修正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一些假定, 采用新古典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得出经济必然收敛到一个稳定的增长率的结论。索洛的新古典外生经济增长模型虽然没有将技术进步这个因素内生到模型中去, 但它为后来的内生增长模型提供了一个研究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框架。在此基础上, 以罗默 (David Romer) 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从多个角度建立起了更加实用和更能经受住实际数据考验的新经济增长模型 (David Romer, 1990;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Aghion and Howitt, 1992;Phe1ps, 1966;Shell, 1966;Nordhaus, 1969;Simon, 1986) 。琼斯 (Jones, 2002)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基于新知识发现的半内生增长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了人力资本变量, 而且包含了知识和技术的创新, 并且能够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来进行检验。本文拟采用琼斯 (Jones, 2002) 的这个模型来研究和测算北京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模型的设定
琼斯首先将其生产函数设定为如下形式:
其中, Y为国民收入, A为全部知识库, K为物质资本存量, H为人力资本存量, σ和α为参数, 且σ>0, 0<α<1。
定义人均资本存量为:
其中, h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 LY为非研发从业人员总数。再定义:
其中L为全部就业人员总数, 那么lY就表示非研发人员所占比例, y就表示人均劳动产出。
结合 (1) (2) (3) (4) 四式, 经过一系列迭代和换算 (具体过程略) , 则可得最终人均劳动产出的函数表达式为:
对 (5) 式两边求自然对数可得:
定义ky=1nK-1nY;hl=1nH-1nL, 则可以将我们的计量经济模型设定为:
其中uN (0, σ2) 的正态分布, 为随机变量。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用的数据涉及到国内生产总值GDP, 资本存量K, 从业人员总数L, 人力资本存量H, 知识存量A。其中从业人员总数L和GDP在各年的北京统计年鉴上可以直接查到。
资本存量可以利用单豪杰 (2008) 中对北京资本存量的估算结果, 只需将其1952年价格转换为以1978年价格为基础的资本存量, 并利用北京统计年鉴的数据对其2007年资本存量进行重新估算, 资本存量估算结果见表1。
人力资本存量一般采用学历指数、技术职称、受教育年限来替代, 但由于这些指标的统计数据很难获得, 尤其是受教育年限, 只有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才公布这个数据。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认为人力资本存量可以用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来近似替代。
知识存量A本文选取发明专利作为替代变量。因为发明专利比起其他专利形式来说更加具有原创性和知识垄断性, 更能体现知识更新的程度。由于发明专利可获得的数据最早为1985年, 因此本文所有的数据时间段均为1985—2007年。
四、单位根检验及参数估计
现代宏观计量经济学理论认识到, 很多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单位根过程, 如果按照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去估计就会产生偏误, 而且估计结果是非有效的。
若这三个变量之间无协整关系, 对这些变量进行回归, 就很可能是虚回归 (Spurious Regression) ;而基于虚回归的统计推断结论, 就是伪结论。
但是若这三个变量都是同阶的单位根过程, 而且对它们进行回归所得到的残差是无单位根的平稳序列, 那么它们之间就存在协整关系。表2是用Eviews 5.0软件对计量方程中的几个变量进行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D (X) 表示变量X的一阶差分。)
检验结果表明, 这四个变量都是I (1) 的单位根过程。因此, 我们可以做这四个变量的回归分析。回归得到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
可以看出, 系数C (4) 的t统计量较小, 不能拒绝C (4) =0的假定。因此, 1nA对人均劳动产出的影响不显著。我们在自变量系列中去掉1nA, 重新做上述回归, 其回归方程为:
回归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4。
从表4可以看出, 各参数回归的效果非常显著, 且R2=0.97, 说明ky和hl这两个变量已经可以解释因变量1ny变化的97%。
五、结论
这个模型的经济意义在于, 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往往会通过两种渠道促进经济增长, 一种是通过武装人们的头脑, 提高人们的生产技能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另外一种是知识和技术成果本身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对于北京来说, 由于知识和技术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的力度不够, 因此还不能直接促进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1985年以来, 北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靠资本产出比的迅速提高和劳动力的技能、素质即人力资本的不断提高来拉动的, 其影响系数分别为0.75和1.06。因此, 今后北京应该加大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力度, 使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能直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Philippe Aghion&Peter Howitt,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David Romer, Advanced Macroeconomics[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3]Jones, C.I.2002.Sources of U.S.economic growth in a world of idea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2 (1) .
[4]Grossman, G.M., and E.Helpman.1991a.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eonomy.Cambridge, MA:MIT Press.
[5]Grossman, G.M., and E.Helpman.1991b.Quality ladders and Product cycles.Quarterly Jounal of Economics106.
[6]Aghion, P&P.Howitt, 1992.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60.
低人力资本劳动者 篇4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农村地区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 农村劳动力就业出现了严重的不足, 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囤积。因此, 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不断流动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在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 也有很多的因素制约影响着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质量, 如, 人力资本、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分割制度、婚姻状况、家庭社会资本等因素。国外学者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 至今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成熟的理论成果, 主要分为人口迁移理论和二元结构理论。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托大罗—哈罗斯模型等都是典型的二元结构模型。国内学者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主要是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国内特有的一些制度基础 (如户籍制度) 进行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文章主要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进行论述。
2 农村劳动力流动特点
2.1 就地区而言, 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劳动力流动性的影响程度要低于东部地区
劳动力转移作为城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 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在影响一个地区劳动力流动方面上有很重要的作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出现了明显的差异。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东部地区缓慢, 吸引外界投资的能力不强, 企业的雇佣能力不能满足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因此, 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量的向东部进行转移。尽管,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发展, 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劳动力也出现了回流的现象, 但是仍有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向东部转移。谢同伟 (2010) 在其研究中指出,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大特点即为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来源于中西部地区, 流向以东部地区为主。叶扬 (2010) 基于2000~2008年东部和西部地区面板数据得出, 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差异, 一方面是本地的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 不足以拉动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 较低的文化水平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以及“走出去”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
2.2 就性别而言, 男性的劳动力流动性要高于女性
20世纪90年代初期, 相对于农村男性劳动力的流动而言, 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流动规模较小, 然而增长速度正在逐年提高。但是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农村女性的劳动力流动性要低于男性。姚先国 (2009) 等在其文章中指出, 社会文化方面的传统使得女性的迁移低于男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女社会家庭地位的不同, “男主外, 女主内”的传统观点仍然在农村地区根深蒂固;另一方面, 由于农村家庭父母重男轻女思想的存在, 父母对于女孩的受教育重视度远不如男孩, 使得农村地区女性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低于男性, 当女性由农村迁移到城市时, 由于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 使得女性的就业层次普遍集中在加工制造业及餐饮服务行业等, 劳动工作强度大, 工作时间长, 工资收入低是农村女性进入城市初次就业的普遍特点。再者, 女性与男性生理方面的不同, 导致两者在婚姻家庭态度的不同。女性更注重于婚姻家庭及孩子老人的照料, 农村地区, 家庭有老人、孩子时那么外出打工的往往是男性, 女性对待婚姻家庭的重视程度导致了其劳动力流动性要低于男性。有研究已证实已婚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的转移可能性要比未婚农村女性劳动力低23.78%, 在婚后辞退的可能性更大, 且随着家庭内学前儿童数目的增加, 农村女性劳动力更倾向于不流动。
2.3 涌现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群
新生代农民工是新城城镇背景下的具有与老一代农民工明显不同特点的人群, 主要是指“80”后的农民工群体。鉴于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说, 两者生活的社会背景, 所接受的教育水平及教育思想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力流动出现了新的特点。
与80年代外出务工人员相比, 已经出现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群”, 并总结了此群体的一些相关特点:年龄轻、未婚率高;受教育程度高;务农经历短。
3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基于人力资本角度
随着国内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仅满足于农村的土地收入, 大量涌入城市, 在城市中工作、生活甚至于扎根城市。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 存在着很多的障碍和影响因素, 导致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在这些障碍因素中, 人力资本存量是一重要原因, 同时由于我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类型, 劳动力市场分割, 社会阶层的分化阻塞了流动的渠道, 同时户籍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及流动后在城市的生活状态。文章主要是从人力资本方面对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论述。
3.1 教育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面,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经济学家对此都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在我国,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农村居民收入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政府普及高中教育政策的实施, 使得农民子女的受教育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人力资本存量显著增加, 劳动力的流动也随着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人力资本投资是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 而教育又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面, 那么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作用的强度又怎么样呢?对于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的重要作用, 国内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 并就此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王广慧, 张世伟 (2008) 在依据吉林省的微观数据, 运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影响时指出,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越高, 流动倾向性就越高, 并且大专学历劳动力的流动比率要远高于初中和高中学历的劳动力的流动比率。另外, 教育对男女性别差异的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影响有没有不同, 对此, 有些学者也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张世伟, 赵亮 (2009) 利用生存分析方法对农村劳动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指出, 教育对女性劳动力流动性的影响不显著, 而对男性劳动力的流动倾向有显著地正向影响, 即对男性来说, 受教育程度越高, 劳动力流动性愈强, 而受教育程度越低, 劳动力流动性的倾向相对越小。
3.2 职业技能和技术培训
职业教育在国内起步较晚, 而且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 国内职业教育的发展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很多农村家庭父母更趋向于让子女进入正规学校接受教育, 职业学校在他们看来就是“不学无术”;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分层, 导致阶层的垂直流动通道阻塞, 农村青年要从农村转移至城市进入部门工作, 往往通过教育来实现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 促使他们选择普通教育, 而不是职业教育。这样就阻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尽管职业教育在国内发展没有西方的快速, 但是其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的过程中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内很多学者对此也做了研究。是否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情况, 对农民工就业单位性质和职业类型有重要影响。受教育年限增加、接受过中等职业学校教育, 都将使农民工就业于外资或合资企业的概率提高;中等职业学校教育对从事职业类型没有显著影响,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的质量较低, 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 社会认可度低的问题。
3.3 健康状况
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方面, 相对于教育来说受到的关注较少, 在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 许多学者往往也会忽略健康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一般来说, 农村劳动力中, 健康程度越强, 相对应的劳动力流动性越大。有了健康的生理、心理条件, 那么劳动流动才能成为可能。但是, 也有的学者在做实证分析时, 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张世伟, 赵亮在研究中将劳动力的健康定义两种标准:健康、不健康, 劳动力做出健康自评, 虽然评价过程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但是数据仍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实证分析得出, 健康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负相关。由此, 我们知道, 健康状况对劳动力流动的具体正负向的作用一方面还要取决于数据资料的本身特点。
4 结语
低人力资本劳动者 篇5
一、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简要综述及其相关概念
人力资本思想起源于对人的经济价值的研究, 最早的人力资本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他在《理想国》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之后, 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也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人力资本思想, 他在名著
《关于国民财富的原因与性质研究》中指出“学习是一种才能, 须受教育, 须进学校, 须做徒弟, 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 好多已经实现并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 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富的一部分, 对于他所属的社会, 也是财富的一部分”。新古典的主要代表人物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明确指出对人本身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是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他们三人被舒尔茨称为“那些把人视为资本的少数人中的三位杰出人物”。庸俗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法国的让·萨伊 (1767~1823) 、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1789~1864) 和英国的约翰·穆勒 (1806~1873) , 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都阐述过有关人力资本的一些重要思想。萨伊认为既然技能是通过一定成本获得, 并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 应该被视作一种资本, 他创造了“劳动、土地、资本”三位一体公式。美国近代经济学家欧文·费雪 (1867~1947) 在1906年出版的《资本的性质和收入》一书中率先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1960年,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时, 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人力资本概念才被正式纳入主流经济学, 同时标志着人力资本理论的正式形成。
大部分学者都接受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定义, 即人力资本是体现于人身体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但有的学者对这个概念作了更深入的探讨。一是认为人力资本分初级和高级两个层次。前者是指健康人的体力、经验、生产知识和技能。后者是指人的天赋、才能和资源被发掘出来的潜能的集中体现——智慧 (周坤, 1997) 。二是认为人力资本具有不同的生产力形态, 提出了异质型人力资本和同质型人力资本的概念。前者是指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后者是指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 (丁栋虹, 1999) 。三是从个人和群体角度来对其下定义, 前者指存在于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后者指存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群体每一个人体之中, 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及健康等质量因素之整和 (李建民, 1999) 。
总的来说人力资本不同于人力资源, 主要是强调对经济增长贡献重大的人力因素——重点是知识、技术、信息、事业心和创新精神等一切具有“乘数效应”的经济资源的总称。人力资本不同于与简单、重复、体力劳动相联系的基本劳动力资本, 而是超越基本劳动力资本, 并与复杂、高级、脑力劳动相联系的高层次劳动力概念。而人力资本投资是指为形成和维护人力资本而进行要素投入的过程, 包括社会提供的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健康投资、劳动者迁移等。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 就是指所得收益与投资成本的比值, 即对人力资本的一定量的投资, 所得收益值越大, 则其投资收益率越大;反之则越小。
二、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低的现状
纵观当代经济发达国家, 如美国、日本、德国等, 其发展的关键不在于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 不在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或资本存量的增加, 而在于对人的知识、技能、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在我国, 人力资本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再生性要素,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 其地位是不同的。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 人力资本的地位从属于物质资本。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人力资本的地位日益重要, 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作为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个层面的人力资本投资战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之一。因此, 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有效投资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 提高其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生产生活基本技能, 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首要任务。然而据调查, 中西部省区有约占1/4的科技人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目前西部地区就有344万专业技术人才处于闲置状态, 相当于全国3年的大学生培养量。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讲, 有一定的投资就应该有一定的收益。即投资与收益应该总是成正向关系, 一定量的投资通过乘数效应, 会产生几倍于投资成本的收益。而我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与收益却不一定存在这种关系。明显的投资主体和收益主体错位:凝聚在人才中的人力资本在形成过程中需要大量财力投入, 在现实生活中, 国家或国有部门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之一, 其权益得不到保障, 非投资主体“搭便车”现象普遍, 影响了人力资本投入机制的良性循环。中西部人才流失普遍, 国家向中西部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自身向教育的投入以人力资本形式经由人才流动转移到沿海地区和非国有部门, 扩大了地区差距。据有关资料却显示, 西部大省四川现有科技人员150万人, 居全国第一;陕西有自然科学研究人员47万人, 各类科研机构1076个,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81.5万人, 并拥有普通高校40所, 10所军事院校, 不论是每万人拥有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 还是高校教学科研综合实力, 都在全国居于前列, 在西部地区居于首位;西安、成都、兰州三城市的人才密度, 仅次于北京、上海。换句话说中西部付出了一定的人力资本投资, 其中绝大部分是以正规教育的方式对人进行投资。但由于各种原因, 阻碍了科技向生产力转化, 导致这种人力资本的各种投资所得收益率不高。再加上在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的强大吸引下, 中西部地区的人才普遍存在着“孔雀东南飞”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现象, 特别是一些年纪轻、职称和学历高并且有很强竞争力的科技人员占很高比例, 据深圳市提供的数字, 仅贵州省在该市就有15万人, 相当数量的人属于中高级人才;兰州大学是甘肃省的最高学府, 但这些年, 学校每年都有20~30名博士生和副教授被挖走, 而每年留校和引进的人才则屈指可数, 造成此地投资, 彼地收益。最终结果是中西部地区没能利用好当地的人力资本, 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只能越来越大。
三、造成这种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低的原因剖析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早就指出, 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现代产权制度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基础, 作为现代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也就成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的体制基础之一。市场经济条件下, 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而人才强区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人力资本的投资优化配置。人力资本产权不明晰, 对人力资产权未实行适当的保障和激励, 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就不能发挥出来。人力资本就不能自发地寻求实现自我的市场。因此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是我国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低的主要因原。但针对我国中西部地区而言, 又有其特殊性。我个人认为以下几点可以对我国中西部地区投资收益率的低下作出相应的一些解释。
1. 政策偏颇和体制僵化
中央政府长期以来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倾斜性开放政策, 在沿海城市设立经济特区, 实施出口补贴税等。中西部内陆地区制度创新的滞后, 腐朽体制上的障碍, 投资体制单一;就业体制僵化与人力流动机制的缺乏;行政官僚的管制过多 (周其仁, 1996) , 旧有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人才分配制度, 用人单位以低成本使用着高价值的人才, 对人才的合理要求和合理流动采取"关、卡、压"的管制办法。使人力资本无法得到适当的投资空间。人力资本的自我投资被压抑, 就自然流向东南沿海相对较自由的空间发展。
2. 地理劣势
中西部地区地处于内陆地带, 用于出口的主要通道海运不便利。西部除了高山大沟、荒坡野洼外, 很难看到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和令人赏心悦目的秀丽河川, 且西部属大陆性季风气候, 春秋风沙较大, 雨水严重不足, 适合一般人生存的自然生态较差。这明显都成了外商投资这些地区的绊脚石, 导致企业少, 经济落后, 因而就业岗位不足的现象。虽然在此, 国家在教育方面大力向中西部倾斜, 人力资本有了知识投资的环境, 但因就业岗位的不足, 人力资本进入企业的在职培训投资受到了严重阻碍, 后续投资不能继续发挥好。当然也留不住人才, 人力资本的前一部分投资的收益就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人才都往外流出, 那么, 这部分流出的人才所做的贡献就不属于当地的收益, 也就不存在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乘数效应。
3. 人力资本投资的观念浅薄
中西部地区工资待遇低, 人力资本观念落后, 更缺乏人力资本投资的时代开放性和创新性。任何一项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人力资本投资亦如此。人们如果不够大胆, 思想不够开放, 就不敢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这些都桎梏了人力资本继续投资的空间, 挫伤了投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所以造成了不仅“孔雀东南飞”, 就连“麻雀”也一起飞的忧人现象, 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不低才怪。
4. 与其相匹配的物质资本、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影响
专业化人力资本只有与他专业化人力资本相协作, 并具备所需要的物质资本, 才能保值增值, 实现其投资的收益。受滞后的金融制度和市场化体制等方面的影响, 生产规模较小, 融资渠道不畅, 信息资源缺乏, 这些因素导致了一些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并不能实现其高收益的回报。同时, 这个基本规律也解释了中西部地区经济长期处于低水平、人力资本积累 (尤其是教育投资积累) 得不到回报的现状。
四、启示与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知, 提高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收益率, 除了确立了人力资本产权制度, 使产权明晰, 从而更有效、更具体地根据人才资本产权来完善人才资本分配制度、管理制度、保障制度和激励制度之外, 具体到我国中西部地区而言, 在人力资本上关键的问题是应稳定、用好其现有人力, 在对人力资本进行知识投资之外, 还应当创造其在职培训的机会、健康投资, 发挥他们最大能量, 以提高其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中西部地区人力是不多, 但比总量不足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 有限的人力并未得到有效的使用, 人力资本投资得不得一定的回报, 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跟不上脚步。因此, 发展中西部人力资本的重点应是盘活、利用好现有人力资本开始, 进一步完善其人力资本的后续投资。具体来说, 可以通过以下一些具体措施来改善中西部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
1. 转变观念, 认识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 有学者提出了人力资本优先投资的观点。
他们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重要, 人力资本投资产生的乘数效应大于物质资本投资产生的乘数效应;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一种最基本、最有价值的生产性投资;所以人力资本投资应该优先进行 (于洪平, 1997) 。
2. 健全完善中西部地区人才集聚机制, 这一点是最关键的。
既然人力资本进一步投资的空间缺乏, 我们就应该努力创造人力资本投资的环境, 提高中西部地区人才的经济地位, 解决高层次人才科研资金短缺和硬件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 最大程度地改善现有人才的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要尊重人才的个性化发展, 把一些特殊的人才放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岗位上。形成量才使用, 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的局面。从而相应提高了人力资本的价值, 避免人才外流, 尽量做到本地投资, 本地得益, 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
3. 发挥地区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主体作用, 并带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投资中存在负外部性, 会导致市场失灵, 造成投资不足, 而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弥补投资不足, 消除市场调节造成的种种缺陷;保证人力资本形成中的机会均等 (侯风云, 1998) 。财政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极其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4. 实行后发地区的人力资本“借贷策略”。
因为受财政收入的限制, 所以要广泛吸纳社会资本进行投资, 获得人力资本投入与转移中的“后发利益”。通过创造优惠条件吸引吸纳各方人才, 这可以节约实际投入成本, 并产生递增的人力资本扩散和带动效应 (夏业良, 2000年) 。
摘要：人力资本已取代物质资本提升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人力资本的投资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投资, 而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低下成为当今一个重要的不和谐因子。因此稳定和用好我国中西部地区现有的人力资本是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良策。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中西部地区
参考文献
[1]雷震袁春梅: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我国人力资本投资[J].商业研究, 2006年第13期
[2]胡锋:国内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综述[J].中国理论新干线,
[3]罗辉:人力资本价值与产权制度改革——兼论“动态股权制”动态管理型产权制度安排[J].中国经济快讯周刊, 2002年第15期
[4]贺秋萍:西部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与对策[W].http://210.72.51.4/sqzw/zhyd/200702060049.htm
[5]杨云彦:西部开发中的人力[J].决策参考, 2002年第3期
[6]武荣丽赵艳:从人力资本产权角度解决我国收入差距问题目[J].时代金融, 2006年第6期
低人力资本劳动者 篇6
一、相关理论综述
(一) 人力资本。
入力资本理论将经济学关于“资本”的理论, 推广到对“人力资源”的分析上来, 人的健康、体力、技能和知识等看成是一种资本存量, 它构成未来收入增长的源泉。在西方发达国家人力资本概念已被普遍接受, 并且引发了一系列的管理革命。在我国, 人力资源的概念已得到认同, 但对人力资本的概念, 特别是将人力资源资本化管理却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认识。资源和资本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 人力资源是一个数量概念, 指在劳动活动中运用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 它侧重于对生产过程中所投入人力的量化描述。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本的基础, 但人力资源不一定就是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个质量概念, 它反映劳动力素质的差别, 是指通过资本投资形成的, 凝结于劳动者身上的并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价值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人力资源要成为人力资本得经过一定的转化过程, 这个转化过程需要初始投资和教育以及培训等。其次, 在使用上, 对于人力资源, 人们多考虑其可获得性与拥有;而对于人力资本, 就应更多地考虑投入与产出的关系, 考虑如何使其增值生利。
(二) 农业剩余劳动力。
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指广义的农业生产中, 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 劳动力供给超出生产有效农产品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不断出现的处于闲置状态的农业劳动力。
(三) 农村劳动力输出能力。
农村劳动力输出能力即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途径有:积极扩大农业开发企业、城乡工业企业、建筑装潢及房地产开发企业、城乡服务业等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以建筑业、运输业、饮食业、社区服务业、休闲娱乐业等为重点领域, 加强组织引导, 充分发挥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劳动中介组织的作用, 不断扩大成建制的农村劳务输出渠道。
二、人力资本提升农村劳动力输出能力的必要性
(一) 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输出能力是制约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西部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新阶段以来, 受资源和市场的双重制约,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放慢。农民来自家庭经营性收入不断减少, 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这一阶段, 农民收入增长主要靠外出务工, 劳务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二) 人力资本状况差导致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不高是县乡二三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 多数农民还没有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摆脱出来投入到二三产业中去, 特别是第二产业更是少得可怜。农村人力资本状况差,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消化不及时, 导致农民就业水平偏低。据第一克拉克定理, 劳动力将发生规律性转移。先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 后将更多地向第三产业转移。目前, 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已超过60%, 第三产业已成为其就业的主要部门。
(三) 可解决当前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 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提高农业效益。
我国是农业大国, 农村人口基数大。在农村, 农民人均土地面积少, 加之近几年进行种植结构的调整, 科学种田推广等使剩余劳动力增多, 已经成为影响农民收入增加、滞缓的重要因素, 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而要解决农村人多地少和农民增收难的问题, 就应提高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 把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土地上转移出去。把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让有资本和技术的种田高手来经营, 实现规模经济, 提高农业经营绩效。
(四) 可提高城镇人口比重, 扩大内需, 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中西部经济社会欠发达, 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由于农民自身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约束, 导致农民收入不高、购买欲望不强。这就出现国内农村市场规模与农村人口不成比例, 整个农村市场规模小, 市场需求疲软, 对整个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大。再就是人口多, 会造成资源过度开发, 如土地和森林遭受严重破坏, 影响国家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那么, 通过人力资本提升农村劳动力输出能力来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第三或工业转移的进程具有深远意义。
(五) 可开发人力资源, 提升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成本优势。
输出能力提高的本质就是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的提高, 包括思维和技能水平的提高。要提高输出能力, 就得对农村劳动力培训教育进行投资, 以促使他们改变生活方式、就业观念, 更重要的是跟上时代步伐, 掌握现代生产技能, 逐步从低端生产向高端发展, 实现自身与国家产业一起跨越式发展。
三、基于人力资本理论, 提升农村劳动力输出能力的思路和途径
(一) 转变观念, 走出认识误区。
首先, 应充分认识人力资本对提升农村劳动力输出能力的作用。目前, 社会上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还存着种种陈旧观念和错误认识。把农民进城务工摆在很窄的范围内, 农民受文化和就业机会的影响, 也往往把自己的就业范围圈定在一定的行业和部门, 这样既影响了农民的收入, 又延缓了农民成为市民的进程;其次, 应通过政府文件、党报党刊以及电视、电台等各种途径, 大力宣传人才培养对于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加快城市化进程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人才培养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输出、增加就业机会、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所在, 要教育中西部农民摒弃传统的“吃饱穿暖, 小富即安”观念, 引导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宣传和推销自己, 以保证和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输出率和输出后的稳定率。加快中西部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输出, 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 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增加农民收入, 改变农民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 人力资本的作用应摆在第一位。
(二) 统筹城乡就业, 建立一体化劳动力市场。
建立覆盖城乡的就业管理体制。统筹管理中西部农村劳动力资源和就业工作。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破除农村劳动力输出进程中的信息障碍, 关键在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一体化”服务平台, 逐步形成协调统一、竞争有序、调控有力、信息畅通、服务完善的城乡统一劳动力大市场。由劳动力市场提供各地城市劳动力供求信息, 这对农民流向、择业至关重要。构筑政府和社会多方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信息、技术培训、咨询中介和合法权益保护的服务网络, 采用多种办法和手段, 努力让流动农民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信息。
此外, 加快建立城乡沟通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 努力建立和健全劳动力市场的中介服务体系, 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在规范准入资格的基础上, 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介绍机构, 目前这种职业介绍机构数量不多、质量不高, 甚至个别存在坑蒙拐骗现象。有关部门应加以整顿, 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 充实劳动保障执法监察队伍, 加大执法力度, 严格禁止和坚决纠正超时工作、不签订劳动合同、故意压低和拖欠工资、不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和随意裁员等行为。严厉打击劳动力市场中的违法行为, 切实维护城乡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最后, 在全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建成城乡统一的职业技能鉴定体系。注重对职业资格、专业技术进行职业技能鉴定, 农村劳动力不管在哪里接受培训, 一旦鉴定合格就要颁发全国统一的认证书, 以增加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
(三) 消除制度障碍, 加强对进城农民的服务。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减少交易成本的核心, 更是衡量现代城镇发展活力的一个重要标准。改革城镇管理制度, 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这是一个具有活力和潜力的现代城镇必须建立的机制。
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消除农民进城的制度障碍。
其一, 取消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的登记制度和统计办法。代之以身份证管理和按居民固定居住地登记的户口分类统计制度。其二, 放开小城市的户籍管理, 废除各种不合理的入城壁垒, 准许在小城市生活数年又有稳定职业和生活来源的人申请与普通市民一样的常住户口, 切实落实好户口、子女入学等有关政策, 为他们进城就业提供宽松环境和有利条件。其三, 松动大城市户籍制度, 为两地分居夫妻、异地子女父母入城提供方便。对于在大城市有大量投资、拥有房产、稳定职业和收入来源的人允许其在城市落户。其四, 深化城镇管理体制的改革, 消除身份歧视。取消政府对城镇居民的补贴, 生活资料供应商品化;在福利制度方面, 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制度, 积极探索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保障制度。本着自愿的原则, 在重点乡镇和劳务输出大乡镇试行集医疗、失业、养老、意外伤残一体的“保险套餐”;积极探索建立劳工风险救助金, 在各级财政的支持下, 多渠道筹集资金, 为劳务输出人员意外伤残、死亡提供必要的救助, 从根本上解决劳务人员的后顾之忧。在孩子入托、入学、就业、参军等方面进城农民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以体现社会公平原则。
2、加强对农民进城的服务。
低人力资本劳动者 篇7
21世纪人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越来越重要, 人力资本被国内外众多的经济学家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 人力资本被视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生要素和“引擎”。由于它的收益递增性, 人力资本被普遍认为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以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由哈罗德 (R.Harrod) 和多马 (E·D·Domar) 分别创立, 而后索洛 (Sollow) 提出含技术进步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加以补充, 但在这些理论模型中并没有强调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 (W·Schultz) 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 认为人力资本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贝克尔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了人力资本, 他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 对人力资本的性质、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以卢卡斯 (R·Lucas) 和罗默为代表人物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以技术进步内生化为特征把人力资本纳入模型之中, 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 运用更加微观的方法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国内一些学者也提出自己的观点, 胡永远 (2003) 、钱枫 (2006) , 谢心灵 (2002) 等认为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显著为正, 但贡献率较小;钱枫 (2006) 、陈文静 (2005) 等认为物质资本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份额很小;杨建仁 (2003) 、陶静 (2006) 认为人力资本的溢出对非劳动资源的效率改进越大,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用越明显;胡永远 (2003) 还认为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与产出增长率不存在显著相关, 人力资本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董烨然、黄晶 (2004) 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低于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缺乏规模经济性, 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较大。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福建的经济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省, 福建如此快速的增长自然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研究。但是, 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定性分析, 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与可持续发展的定性分析, 或宏观层面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定量研究, 即使有些学者进行了实证分析, 也只是简单地计算影响因素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 忽略了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基于以上考虑, 笔者利用统计资料测算了1978～2006年福建省的人力资本水平, 分析了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与引导关系, 并通过建立了生产函数有效劳动模型来计算1978～2006年期间福建省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 指标选取和测算①
1.1 产出总量的计算
本文选择福建省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②指标来衡量福建省产出水平, 并统一换算成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各年产出水平, 以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1.2 物质资本投入量的估计
资本投入量=固定资本存量+流动资本, 其中流动资本用存货增加这一指标反映。由于固定资本存量和存货增加这两部分数据不能直接取得, 所以要先对他们进行测算。
1.2.1 固定资本存量的计算
由于资料的限制和数据的可得性, 假设福建省固定资本在1952年全部形成, 而且1952年固定资本存量相当于当年GDP的3倍, 约合1978年价格的199.11亿元③。则1978年固定资产存量计算公式为:
1979～2006年的固定资本存量可用如下逆推模型推算:
KCt=KCt-1 (1-δt-1) +ft
其中, KCt表示第t年固定资本存量;KCt-1表示第t-1年固定资本存量;δt-1为第t-1年的资本折旧率。我们假设其折旧率1978～1989年取δ为5%;1990年 (包括1990年) 后取δ为5.5%;ft为第t年的固定资本形成额。
1.2.2 存货增加的计算
根据1978～2006年存货增加价格指数④ (1952=100) 和存货增加⑤ (现价) 来计算以1978年价计算的存货增加额, 以消除各年价格不同而造成的影响。
1.2.3 资本存量的计算
利用上面所得到的福建省历年固定资产存量以及当年的存货增加, 就可以得到历年的资本投入量Kt。
1.3 人力资本存量的估计
本文采用受教育年限法来核算福建省的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 (1) 将劳动力即从业人员按学历层次分为5类:文盲和半文盲、小学 (包括普通小学、成人小学教育) 、初中 (包括普通初中、职业初中、初中级技工、工读学校、成人初中) 、高中 (包括普通高中、中等专业技术、职业高中、高中技工教育、成人中等技术教育、成人高中) 、大学专科及以上。 (2) 根据我国教育的实际学年情况, 将5类学历层次的受教育年限分别限定为2年、6年、9年、12年和15年。为了克服数据方面的困难, 各年的人力资本存量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Ht=ht×Lt
其中, ht表示第t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反映人力资本水平;Lt表示第t年的从业人员数, Ht为第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
2 均衡关系与引导关系分析
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源泉与根本动力, 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 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这里我们将主要考察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引导关系。
为了检验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首先须对这2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这里我们先对GDP和H做对数变换, 变换后的序列记为lnGDP和lnH。表1为利用Eviews 5.1对时间序列lnGDP和lnH进行P-P单位根检验的结果。
表1的结果表明,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 lnGDP和lnH序列都是具有单位根的时间序列, 因此可对二者进行协整检验, 以考察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注:DX为X的一阶差分;t为趋势项;c为截距项;n为滞后变量阶数
注:“*”号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结果显著
表2为利用Eviews 5.1对lnGDP与lnH之间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从表2可以看出, 对于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迹统计量为37.71446, 大于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 因此拒绝原假设, 认为两个序列之间存在至少一个协整关系。而对于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下, 迹统计量为0.876143, 小于5%的临界值, 无法拒绝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从而得出时间序列lnGDP与lnH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最大特征值检验也支持了上述结论。
由于lnGDP与lnH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因此二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引导关系。为此我们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3为利用Eviews 5.1对lnGDP与lnH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从表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人力资本存量不是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 即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促进了GDP增长;而对于GDP增长不是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 P值为0.8109, 因此在5%的显著水平下接受原假设。由此我们认为福建省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将会促进福建省经济的增长, 而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的促进人力资本的提高。这表明福建省的教育投入不足, 这些教育投入并没有引起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
3 福建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估计
随着新经济增长模型的出现和应用, 人力资本存量H逐渐的取代了劳动力投入L, 从而就出现了另一类生产函数关系模型, 即有效劳动模型:
YT=AtKαtH
模型中, Yt、Kt、Ht、均为时间t的函数;Ht是人力资本存量。该模型内生地引入了劳动的人力资本水平因素, 充分考虑了人力资本具有的生产要素功能特性。式中, α、β分别表示资本投入边际产出弹性系数和人力资本边际产出弹性系数, 即产出中资本所占份额和人力资本所占份额。
将 (1) 式两边取对数得到如下线性模型:
lnYt=lnAt+αlnKt+βlnHt (2)
由于技术进步At是时变且不可观测的, 故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对 (2) 式进行估计, 这里假定状态变量At服从如下状态方程:
lnAt=γ+θlnAt-1+vt (3)
根据前面得到的福建省1978～2006年的GDP、资本存量K和人力资本存量H的数据, 对 (2) 、 (3) 式进行估计, 得到福建省经济增长模型为:
lnGDPt=lnAt+0.680lnKt+0.895lnHt
(16.614) (8.402)
lnAt=-0.690+0.738lnAt-1
(-8.469) (57.932)
从模型分析中可看出, 福建省GDP、资本存量K和人力资本存量H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有效劳动模型较好地描述。在有效劳动模型中, 资本存量产出弹性α=0.680, 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β=0.895, α+β>1, 说明福建省经济规模报酬递增。
根据模型分析的结果, 我们可以测算人力资本存量的平均贡献份额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
要素贡献份额= (要素增长率×要素产出弹性) (4)
要素贡献率= (要素增长率×要素产出弹性) /产出增长率×100% (5)
表4为利用有效劳动模型结果进行测算的福建省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表4可看出, 在增长率方面, 福建省从1978～2006年这29年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12.67%, 人力资本存量 的平均增长率为4.62%, 高于2.65%的从业人员数量 的增长率, 这主要得益于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78年的4.75年提高到2006年的8.09年。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为11.50%, 明显高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在贡献份额方面, 物质资本存量K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高于人力资本存量, 1978～2006年间, 福建省资本平均贡献份额为7.94%, 高于4.14%的人力资本贡献份额。在贡献率方面, 1978～2006年间福建省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率则为32.67%, 而物质资本投入的贡献率几乎是人力资本贡献率的两倍, 达到了62.66%, 这说明福建的经济主要靠物质资本拉动。人力资本虽然对经济增长有很大贡献, 但其物质资本增长率明显高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率, 由此可见福建省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侧重于物质资本投入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
4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前文分析, 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 福建省的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长期均衡的趋势;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但经济增长不会自动提高人力资本存量。
(2) 福建省经济规模报酬递增;对福建省的经济与各生产要素的平均增长率以及各生产要素的平均贡献份额与平均贡献率的测算结果表明, 在过去的近30年间, 福建省经济的平均增长率高达两位数;物质资本的贡献份额和贡献率几乎是人力资本贡献份额和贡献率的两倍。这说福建省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拉动, 福建的经济增长属于主要取决于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的“粗放型”增长。
鉴于上述结论, 本文认为:
在政府层面上, 必须将教育与经济紧密结合起来, 通过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 优化教育结构, 提高教育投入的回报率, 增加人力资本储备来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和存量;加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力度, 特别是“基础教育”和“再教育”方面的投人, 借此来持续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水平, 为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除着力加强对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的投人外, 更应加强对科研机构和人员的培育和支持, 为高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人才基础;大力发展成人教育, 同时, 应建立广覆盖、多层次的培训网络, 加快构筑终身教育体系, 发展职业教育, 从而能够提高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进而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社会与企业层面上, 政府应采取优惠措施鼓励民间有志之士利用民间闲散资金开展民间或者企业投资办学, 拓宽办学渠道。企业应加强与学校特别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联系与合作。企业或个人通过设立教育基金, 为各级学校捐资, 在各级学校设立奖学金等做法, 弥补教育经费缺口, 也为企业储备人才。企业和学校应该改善高层次人才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 充分合理的利用当地人才。如完善竞争奖优的人才使用机制, 健全催人奋发的薪酬分配机制, 建立持久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 改善他们的科研和生活条件, 以此保证对现有人力资本加以充分有效的利用, 并在社会上和企业内部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
参考文献
[1].秦元芳, 张亿钧.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J].经济问题探索, 2005, (10)
[2].胡永远.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个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 2003, (1)
[3].董烨然, 黄晶.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河南与全国对比为例[J].经济经纬, 2004, (6)
[4].洪传春, 许文兴.福建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实证分析[J].西北人口, 2007, (1)
[5].陶静.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当代经济, 2006, (6) :33
[6].樊瑛, 张鹏.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计量[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4, (12)
[7].胡永远, 刘智勇.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人口与经济, 2004,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