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资本发展现状

风险资本发展现状（共12篇）

风险资本发展现状 篇1

一、对风险资本的理解

风险投资又称风险资本或创业投资。经济学家成思危认为:“风险投资的意思是将资金投向具有较大成长潜力, 但同时也伴随着高风险的高新技术领域, 目的是为了到期后通过该资本的运行而获得收益的目标。”风险投资已经在发达国家兴起并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 现已成为一个庞大、成熟、专业的金融投资产业。风险投资是高新科技产业的催化剂, 有效填补了高新科技产业在研发投入与产业化阶段的资金空白, 在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 完善和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业, 对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相关产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风险资本在我国的发展

我国的风险投资业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而逐步发展起来的。20世纪八十年代, 我国成立了第一家官方性质的风险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 虽然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起步较晚, 但具有其历史阶段意义。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发展, 即便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 依然保持8%的增速。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和财富的快速积累, 也为我国风险投资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2005年以来, 我国区域内资金募集规模、投资规模和专业投资机构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截至2010年, 我国已有风险投资机构300余家, 所管理的可投资中国内地风险资本总额达1, 200多亿元人民币。可以说, 国内风险资本市场不断成熟完善, 我国风险投资业日益发展与繁荣。

三、我国风险投资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迅速, 总量逐年增加, 并具备了一定规模, 成功培育了一批知名的高科技企业, 但总体来看, 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 还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 亟待通过摸索和实践加以解决完善。

(一) 风险投资资金来源单一。

目前, 我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包括政府拨款、信托投资机构、银行贷款、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及其他民间资本等。其中, 政府及国有企业资金仍居于主体地位, 尚未充分利用包括个人投资者、民营企业、各类金融、非金融机构和外资等多元主体共同构筑一个有机均衡的融资渠道和投资网络, 现有资本市场的结构和层次也还不尽完善和均衡。由于风险资金来源结构单一, 规模小, 一方面造成投资结构失衡, 不利于调动民间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资金的政府和国资背景, 限制了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以政府为主要资金来源的风险投资是与风险投资的本身特点和内在要求相违背的。风险投资资金来源渠道的单一直接导致了风险投资企业的实力欠缺, 抗风险能力差, 政府作为风险投资主体进行风险投资更是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相矛盾, 严重阻碍了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

(二) 风险投资运作退出机制不健全。

风险投资是一种追逐高利润高回报的金融资本。风险投资的目的通过合理的退出机制赚取与之相对应的高额利润。退出机制正是风险投资变现的渠道, 是风险投资运作的重要环节, 更是决定风险投资成败的关键。目前, 风险投资退出的方式主要有公开上市 (IPO) 、境外上市、兼并收购、场外交易、股份回购 (员工收购EBO、管理层收购MBO) 、破产清算等。在我国, 由于各种条件限制, 成熟畅通的退出渠道还比较少,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场外交易市场不发达、交易成本高、实物交易占主导、不允许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监管滞后;市场制度安排不合理, 主板上市门槛过高;缺乏有效的市场中介服务体系等。

(三) 法律制度不健全。

风险投资在我国仍处于初级阶段, 至今仍没有针对风险投资的专门法律法规, 现有的经济法律也没有对风险投资及相关机构的行为加以明确和规定, 只有针对局部和特定方面的个别规定。法律环境的不成熟不完善, 不仅无法保障风险企业和风险投资机构的相关利益, 不同法律法规间的局限与冲突也导致了行业管理的不规范, 使风险投资处于无序状态;税收优惠政策长期难以落实, 对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和重视程度不足等因素也进一步制约了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四) 缺乏风险投资专业型人才。

风险投资作为一项横跨管理、科技、经济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特殊复杂投资活动, 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实践性、创新性和风险性, 因而要求风险投资从业者必须兼备多学科的知识技能, 必须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良好的专业素养。而要成为一名成功的风险投资家, 除了上述基本素养外, 更需要通过多年积累练就和具备强烈的风险意识、长远的投资眼光、准确把握推出时机的决断和培育风险企业成长的耐心。而我国由于受到传统文化观念和教育体制、用人制度等因素的影响, 既缺乏适合培养选拔相关专业人才的环境方法, 也没有建立起适合风险投资运行和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导致风险投资人才的匮乏和对风险投资家才能的限制。

四、政策建议

(一) 完善法律法规。

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尽快制定符合我国风险投资业自身实际的相关专业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对风险投资机构和风险投资行为、操作流程等加以明确, 使其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在所得税和流转税方面实行优惠, 避免双重征税, 提高风险投资收益和积极性, 吸引更多资金进入风险投资业;进一步明确对合伙人的约束, 但不作过细规定等。从制度体系上为我国风险投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 扩大风险投资主体。

目前, 我国的风险投资机构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产所有者购置出现错位以及虚置的现象。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多方入手, 其中重点就是要做好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管理, 建立相应的分离机制。对于政府来说, 需要重新正确界定自身角色, 不能实行绝对化的管理干涉, 还应做好相应的引导工作, 进而让风险投资企业进入良性的发展轨道;拓宽风险投资主体, 积极引入其他社会资本, 丰富投资主体, 以拓宽风险资本来源和资金规模。应当抓住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不景气, 我国经济一枝独秀的机遇, 吸引国内外投资主体, 同时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 拉动民间资本, 形成外资、民间资本为主, 政府资金为辅的多元化格局。

(三) 完善风险资本退出渠道和体系。

在探索和建立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退出模式过程中, 我们既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又要结合我国实际。要进一步培育和发展我国证券市场, 并在现有中小企业板平稳运行的基础上积累宝贵经验, 为最终设立真正意义上的二板市场或创业板市场创造条件;要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通过制定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政策支撑体系等手段为风险投资业营造良好发展氛围;要建立完善产权交易中心和区域性证券交易市场, 打造一个与主板、二板市场相配合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包括投资银行、律师、审计、会计、资产评估等各种专业中介机构在内的市场中介服务体系, 加强行业监管, 提高服务水平。

(四)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是决定我国风险投资业未来发展的关键一环, 针对当期我国风险投资人才缺失的现象, 应进一步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力度, 通过培养、交流和引进等多种方式不断扩充复合型、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建立一套适应我国风险投资需求的人才培育体制, 形成一个有序竞争、充分流动的人才市场。并在此基础上, 不断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 保障人才权益, 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总之, 随着风险投资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 我们应当借鉴先进经验, 发挥政府引导和政策扶持, 通过完善退出机制、培育引进人才、拓宽融资渠道、加强法规制度建设等多种有效措施, 积极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摘要：风险投资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资本, 因此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业, 扩大风险投资主体, 完善风险资本退出渠道和体系, 用法律保障良好的风险投资环境, 对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风险投资,现状,问题,措施对策

参考文献

[1]刘华章.关于风险投资发展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J].商业研究, 2009.7.

[2]陈晓峰.我国风险投资的现状与挑战[J].中国经贸, 2009.6.

[3]杨景海.我国风险投资的问题与对策[J].财会通讯:理财版, 2007.7.

风险资本发展现状 篇2

[内容摘要]风险资本与风险资本市场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一个发达活跃的风险资本市场能够极大地刺激风险的扩张。流入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资本越多，成功上市的企业就越多，风险资本市场的功能发挥就越强，对社会资金的吸引力就越大，由此推动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本文通过对风险资本与风险资本市场的关系分析，来论证我国二板市场的建立。

VentureCapital是指对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或创新企业进行股权融资或近似于股权融资的资本，其特性是以承担高风险为代价追逐高回报。国内将VentureCapital翻译为“风险资本”，我国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其他华语地区则将其译为“创业资本”，国内学术界对此存有争议。但无论是“风险资本”还是“创业资本”，其表达的内涵是相同的，“风险资本”这一名称已为国内公众所普遍采用，本文也无妨沿用之。

一、风险资本运作机理

风险资本包括无中介、无组织的私人直接投资资本和有中介、有组织的间接投资资本(如风险投资基金)。风险资本的运作过程分为融资过程、投资过程和退出过程。对于风险投资基金来说，融资过程是风险资本家向机构投资者和富裕家庭或个人筹集资金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难易程度取决于风险资本家的个人魅力和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政府的政策法规，而对于私人直接风险投资来说，融资取决于投资者的自有资金实力及对投资项目的兴趣和判断。投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1)投资项目的取得和筛选、投资项目的评估、合作协议的签署。

(2)风险资本注入创新企业，注入金额和注入方式根据创新企业成长的不同时期(即种子期、创立期、扩展期、成熟期)来决定。

(3)风险资本家参与被投资创新企业的经营管理。回收过程是风险资本运作的最后一站，风险资本出售企业的股份退出企业，收回资金外加丰厚的利润，以及光辉的业绩和成功的口碑，然后进行下一轮的融资和投资。从风险资本的运作机理可以看出，融资是风险资本的起点，投资是风险资本的实质，退出则是一个完整投资周期的终点。

风险资本退出是风险资本规避风险、收回投资并获取收益的关键。风险资本是以资本增值的形式取得投资报酬，不断循环运动是风险资本的生命力所在。因此，当风险资本伴随着企业走过最具风险的阶段后，必须有出口让其退出并进入下一个循环。否则，风险资本呆滞，不能增值和滚动发展，更无力投资新项目，风险投资也就失去了意义。风险资本家投资创新企业不以取得该企业的长久控制权为目的，经过若干年，无论创新企业取得成功还是面临失败，风险资本都会从创新企业中退出。退出方式根据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外部金融环境而有所不同。常见的为股票上市、股权转让或股票回购、破产清算等。其中，股票上市是最佳退出方式，其原因主要有二：

首先，股票上市，特别是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PublicOffering，IPO)为创新企业管理者提供了一个选择权。它是一个关于企业控制权的买入期权合约，在风险资本家与创新企业管理者签订的投资契约中，允许创新企业管理者在达到某种业绩目标时，购回风险资本家持有的股票，增加创新企业管理者自己的股权份额。特别是当风险资本家欲将其股权卖给第三者时，买入选择权允许创新企业管理者以同样的条件、同样的价格向风险资本家优先购买。因此，只要事业进展顺利，企业剩余控制权的分配就会向有利于创新企业管理者的方向倾斜。否则，当创新企业的经营风险由大到小，而收益由小到大时，风险资本家对创新企业的服务逐渐减少。创新企业管理者承担了努力的全部成本，如果只能获得部分回报，他必然会增加在职消费或使企业效益体外循环。所以，此时控制权应向创新企业管理者倾斜。美国的风险资本家一般在首次公开募股后的一年内，减少其对创新企业持股份额约28%，三年之后，只剩下不到12%的风险资本家还持有公司不到5%的股份(贺海虹，1998)。所以，IPO提高了创新企业的市场价值，为企业发展筹集了更多的资金，并增强了原有股份的流动性，使创新企业管理者有更高的热情和动力去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其次，IPO对风险资本同样形成激励。创新企业成功上市一方面使风险资本家获得了数目可观的资本收益，另一方面也是外部投资者衡量风险资本家业绩的标准。风险资本家培育企业达到上市的越多，风险资本家今后的融资渠道就越广，融资成本就越低。因而，风险资本家就越有动力为创新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尽快协助企业走上成功之路。

当创新企业达不到IPO退出条件或不是很成功时，风险资本家可以选择出售股权的方式收回投资。在这里，风险资本家通过订立卖出选择权，保留一定退出资本的渠道。卖出选择权的好处是允许风险资本家在该企业无法达到一条经营目标时，有机会释出其所持有的股权。卖出选择权的运用可以使风险资本家能尽快结束与营运业绩不佳公司的关系，使风险资本抽回，重新运用在其他项目中去。此外，卖出选择权的运用，也可能发生于被投资创新企业营运业绩不错，却因某些原因无法在短期内上市，而风险资本家因自身需要，必须将其所持有的股权售出。当然，当风险失败时，风险资本家只能采取破产清算方式退出。这种方法一般只能收回原投资额的64%(刘曼红，1998)。由此可见，风险资本的退出对整个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二、风险资本市场的特征和功能

风险资本市场是一个与一般资本市场相对应的概念，是资本市场中一个具有较大风险的子市场(王益、许小松，)。它是对处于发育成长期的新生高技术企业进行股份融资的市场。按市场的结构和作用可分为风险资本一级市场―――私人权益资本市场和风险资本二级市场―――小盘股市场。风险资本一级市场包括风险资本的融资和投资。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非公开的市场，股份由买卖双方在市场上私售私买，市场相对较封闭，信息流通不畅，投资规模较小，但有利于新生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在初始期的融资。因为私人权益资本市场不需要这些小企业具有信用历史，也不需要它们以自己的资产做抵押，只要这些小企业具有发展潜力。风险资本二级市场包括风险资本退出和创新企业再融资。这个市场与一般资本市场中的股票市场一样，属于公共权益资本市场，具有公共权益资本市场的属性和特征，但由于服务的对象是高新技术创新企业，因而在运作和监管上又与公共权益资本市场不同。风险资本市场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整体。一级市场是二级市场存在的基础。创新企业在一级市场的发育状况决定了二级市场的前途;二级市场是一级市场扩张的前提，二级市场为风险资本提供退出渠道，实现其投入―――退出―――再投入的资本有效循环

，为创新企业提供进一步的资金融通，培育创新企业迅速成熟至进入一般资本市场。所以说，风险资本二级市场是连接风险资本一级市场和一般资本市场的桥梁。

风险资本市场存在着比一般资本市场更高的风险，这种风险来自于市场主体―――高新技术创新企业。由于处于发育成长期创新企业自身的不成熟性和不稳定性及较低的信息透明度，会使投资者在投资决策和管理上存在较大的盲目性，增加市场风险。而一般资本市场的风险来源于市场衍生产品运作的复杂性和市场对风险的放大作用。因此，风险资本市场有着与一般资本市场不同的特征，表现在：

1、投资主体不同。一般资本市场的投资主体是社会公众和各类机构投资者;风险资本市场的投资主体是有相当资金实力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2、市场主体不同。一般资本市场的主体是发育成熟的大公司;而风险资本市场的主体是处于发育成长期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3、投资对象不同。一般资本市场的投资对象是具有经营稳定性和赢利性且风险相对较小的传统产业;风险资本的投资对象是新兴的，具有增长潜力，同时存在较高风险的高新技术产业。

4、投资方式不同。一般资本市场的投入主要是一次性的，投资周期较短，股份流动性较强，而风险资本市场则根据企业不同成长期对资金的需求，分次、多阶段的进行投资，投资周期一般在3～7年，股份流动性较差。

5、投资收获方式不同。在一般资本市场，投资者主要通过分红派息和股份增殖实现投资收获;在风险资本市场，投资者不以获取企业股息红利为目的，而是通过风险资本退出时的股份增殖作为投资回报。

6、上市标准和监管理念不同。一般资本市场上市标准较高，注重企业的经营规模和经营业绩;风险资本市场上市标准较低，对企业的经营规模要求不高，注重企业的经营活跃性和发展潜力。一般资本市场强调信息透明，重视对投资者的保护;风险资本市场强调在充分信息披露基础上的投资者自我保护。

尽管风险资本市场与一般资本市场相比有着不同的特征，但是，在市场功能的发挥方面与一般资本市场相似。即具有：

(1)融资功能。风险资本为创新企业提供急需的资金，保证创业对资金的连续性。

(2)资源配置功能。风险资本市场存在着强大的评价、选择和监督机制，高新技术的经济价值通过市场得以公正的评价和确认，以实现优胜劣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3)产权流动功能。从现代投资理论角度看，如果一种资产不具有流动性，那么，无论其潜在回报率有多高，它都不具有优先投资价值。风险资本市场为创新企业的产权流动和重组提供了高效率、低成本的转换机制和灵活多样的并购方法，促进创新企业资产优化组合，并使资产具有了较充分的流动性和投资价值。

(4)风险定价功能。风险定价是指对风险资产的价格确定，它所反映的是资本资产所带来的未来收益与风险的一种函数关系。投资者可以参照风险资本市场提供的各种资产价格，根据个人风险偏好和个人未来预期进行投资选择。风险资本市场正是通过这一功能，在资本资源的积累和配置中发挥作用的。

三、对我国建立二板市场的设想

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风险资本市场的培育。对于风险资本来讲，风险资本一级市场好比是“进口”，风险资本二级市场就是“出口”。有进有出，市场才具有流动性和吸引力，才成其为一个完整的市场。我国风险投资之所以十年来没有取得大的发展，除了一级市场资金制约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风险资本没有“出口”，能买不能卖，能进不能出，使风险投资功能丧失。因此，在我国，解决风险资本的“出口”问题，即建立风险资本二级市场或称二板市场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二板市场的争论集中在两个方面：

(1)建不建国内二板市场?

(2)二板市场的模式应是什么样?关于第一个问题。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高新技术创新企业投资一方面风险大，另一方面投入的资金又存在较大的停滞性，所以，为满足投资者易于取现的需要，早日开通二板市场，解除投资者的后顾之忧，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涉足高科技风险投资领域。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先后开辟了二板市场，如韩国、印度等。所以，我国也应尽快开辟二板市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现阶段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机制尚不完善，目前的主板市场投机性过强，大量短线游资的冲击已使股市风险加大，而二板市场的风险比主板市场更大，能否实现有效的`外部监管值得怀疑，二板市场未必是风险投资的灵丹妙药。本文认为，从风险资本的运作机理和风险资本一、二级市场的关系分析中，我们可以肯定二板市场要开通，这是大势所趋，也是发展整个风险投资业的核心所在。但是，在发展步骤上应确定近、中长期目标。

近期目标：限于各方面条件不成熟，不宜立即新建二板市场。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国家应放宽对高新技术企业上市的条件，对于直接上市较为困难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应鼓励上市公司进行收购，一些具有一定实力但上市困难的高新技术企业可通过买壳上市来实现资本退出。目前以协议收购国家股、法人股的方式实现买壳上市较为普遍，即风险投资公司培育具有高成长性的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银行挖掘壳资源，二者通力合作，促使高新技术企业买壳间接上市。上市后，高新技术企业注入自己的优质资产，使股票在二级市场的价格上升，然后风险投资公司通过有偿转让国家股或法人股，实现退出战略并获得一定的投资回报。但由于国家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协议转让价较低，高新技术企业的资产价值被低估，风险投资的回报率不高。因此，可以将各地原有的证券自动报价系统的设备和网络进行改造利用，建立区域性的场外交易市场，解决因地域问题而出现投资者与受资者的信息不对称，同时由于场外交易市场的交易价格、费用较低，便于吸引当地的投资者对企业的投资和监管，促使高新技术创新企业尽快达到二板市场的上市条件，避免直接进入二板市场可能引发的风险。

中长期目标：香港创业板(股票第二板)市场经过十年的酝酿，已于今年11月25日开始运作。与主板市场相比，香港创业板对上市公司的要求比较宽松。如对上市公司的盈利无要求，只需有两年“活跃业务活动”记录，上市后的最低公众持股数不低于3000万港币或总股本的10%(二者取其高)，但在市场透明度方面实行更全面、更详细的信息披露制度，包括详细的公司募集资金用途、经营状况、投资状况、内部管理、技术与市场前景以及潜在的风险，并定期公布财务季度报表、中期报表和年终报表，及时披露影响股价波动的敏感资料，使投资者能够最充分地得到最真实的信息，防止少数人黑箱作业、操纵市场。由于香港创业板没有对上市企业作区域限制，这为我国内地中小高新企业海外融资开辟了新的渠道。国家应积极鼓励和培育国内中小高新企业到香港创业板上市，学习和借鉴香港风险板市场的经验，加快国内市场机制的建立，加快风险投资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积极培育机构投资者，最终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第二板市场。

关于二板市场运作模式，国际上通常有两种：非独立的附属市场模式和独立的市场模式。非独立的附属市场模式是二板市场作为主板市场的补充，与主板市场组合在一起共同运作，拥有共同的组织管理体系和交易体系，甚至采取相同的监管标准，所不同的是上市标准的差别，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独立市场模式，是指二板市场与主板市场各自独立运作，拥有独立的管理系统和交易系统，并采用不同的上市标准，如美国的NASDAQ、日本的OTC交易市场等。国内对于市场运作模式同样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应选择非独立的市场模式，可以充分利用现有主板市场的组织体系和监管体系，避免资源浪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以美国NASDAQ市场为代表的独立市场模式是世界公认的二板市场的成功典范。NASDAQ市场无论在交易制度、组织管理方式、市场监管等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借鉴素材。“要学就学最好的”，NASDAQ应成为我国二板市场的样板。本文同意后一种观点，理由有二：

一是我国目前的主板市场监管机制不完善、上市公司运作不规范，存在较多问题，而高新技术创新企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将增大监管的难度，加大主板市场的风险，进而影响投资者的信心，不利于主板市场的规范和发展。

二是由于二板市场投资风险相对较高，市场对投资者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即有能力对公司的业务情况以及所涉及风险作出透彻客观评价的投资者)。市场对投资者每笔交易额最低标准进行限定，限制散户投资者进入二板市场。我国沪深股市投资者中80%为中小散户，这与二板市场所要求的应以专业机构和富有的个人且具备投资技巧和主动承担风险的投资者不相符合。以现有的市场管理水平，一旦有人利用创新企业存在的高风险为题大肆炒做，很难保证市场运作“公平、公开、公正”，极易出现股价的巨幅波动，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进而影响沪深股市的健康发展。所以，独立的市场运作模式应是我国二板市场的首选。

二板市场的设计牵涉面广，包括对潜在上市资源和投资者的市场调查，上市标准和上市费用的确定，市场法规和交易制度的设计，监管系统和机构的设置等。而设计目标中最重要的是既要保证市场有较好的流动性，又要防止过度投机，市场波动过大。因此，对二板市场的设立必须细心策划，统筹考虑。

参考文献：

①刘曼红:《风险投资:创新与金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②贺海虹:《论风险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投资研究》第8期.

蒙牛：风险资本整合术 篇3

主营业务：液态奶、冰淇淋、奶粉及奶片等乳制品

掌门人：牛根生

创立时间：１９９９年８月

模式路径：

在企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时候，及时与国际风险投资机构合作，由弱到强地迅速脱胎换骨，通过境外造壳上市融资，然后利用资本谋取快速发展。

模式目标：成为中国和世界乳制品专业制造商的领导者。

模式回放：

蒙牛给许多有项目或技术寻求资本扶持的人演绎了一个完美的梦，但更多地给那些小有成就、呈现良好成长势头、靠自有资金艰难积累、“滚动”发展的企业一个可借鉴的融资模式。一旦拥有资本市场的倾力支持，结合项目的良性发展，蒙牛的神话可望再次重演。

1999年，牛根生遭到伊利董事会免职，从此选择了创业的历程，同年8月成立“内蒙古蒙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最初的启动资金仅仅900万元的蒙牛，通过整合8家濒临破产的奶企，成功盘活7.8亿元资产，当年实现销售收入3730万元。

当蒙牛小有成就、呈现良好成长势头的时候，牛根生意识到，在快速消费品市场依靠自有资金“滚动”发展有可能会错失良机，作出了引进战略投资者、进军国际金融市场的决定。但是对于一家民营企业，面对国内金融工具极度匮乏和严格的金融限制的环境，蒙牛开始了曲折的融资之路。

2002年9月，蒙牛的发起人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了金牛。同日，蒙牛的投资人、业务联系人和雇员注册成立了银牛。金牛和银牛各自拥有开曼群岛公司50%的股权，而毛里求斯公司是开曼群岛公司的全资子公司。10月，摩根、英联、鼎辉三家国际投资机构以认股方式向开曼群岛公司注入约2597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1亿元），取得了90.6%的股权和49%的投票权。该笔资金经毛里求斯公司最终换取了大陆蒙牛66.7%的股权，“内蒙古蒙牛乳业有限公司”得到境外投资后改制为合资企业，而开曼群岛公司也从空壳演变为在中国大陆有实体业务的控股公司。在企业重组后，他们对蒙牛的控股方式由境内身份直接持股变为了通过境外法人间接持股，这种安排为开曼群岛公司以“红筹”方式在海外上市辅平了道路。

获得第一轮投资后，蒙牛的业绩增长令人惊讶，2003年蒙牛净利润为2.3亿元。迅速成长中的蒙牛对资金的需求仍然十分巨大，三家机构再次通过“可换股债券”向蒙牛注资3523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9亿元。

2003年，蒙牛进行上市前的股权重组，蒙牛管理团队及关联人士在上市公司共持股54%，金牛和银牛分别设立了“牛氏信托”和“谢氏信托”。2004年6月蒙牛股票在香港持牌上市，共发售3.5亿股，获得206倍的超额认购率，冻结资金280亿港元，充分说明香港乃至国际资本市场对大陆优秀快速消费品企业的投资热情及接纳能力。这给蒙牛的融资故事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在蒙牛的融资过程中，摩根、英联、鼎辉三家国际投资机构两轮共出资６１２０万美元，折合港币约４．７７亿元。上市共出售了１亿股蒙牛的股票，套现３.９２５亿港元。巨额可转债于蒙牛上市12个月（2005年6月）后行使，这将使他们持股比例达到31.1%，价值约为19亿港元！三家国际投资机构还取得了所谓的认股权：在十年内一次或分多批按每股净资产购买开曼群岛（蒙牛上市的主体）股票。

蒙牛的曲线融资路径同样让自身受益匪浅。在蒙牛发展的每个重要阶段都顺利地借资本之力实现了超常规发展，资金链充足而健康，销售收入以223%的年复合增长率急速攀升，为迅速壮大自身，抢占市场制高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且对于初期弱小的蒙牛，在上市之前两轮融资近５亿元，而不失本身的控制地位，尤其难能可贵。虽然首轮融资被外方投资机构控股66.7%，但通过股权和投票权的分离处理，又将51%的话语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并且通过其强大的市场运作手段，以实际利润增幅190%的业绩超额完成了投资机构设定的“表现目标”，按事先约定重新占据了51%的控股地位。摩根等国际财团的早期介入以及为此而设立的开曼群岛公司，也为蒙牛短时间内在香港上市搭建好了优良的构架。

同时，资本的力量也迫使蒙牛的管理层更加齐心协力，为蒙牛的超常规发展从内部注入了资本的强心剂。面对国内乳品市场的变化，牛根生一方面宣布出让个人收益以激励整个管理团队，另一方面在全国发力布局，计划发展1.5万家连锁加盟专卖店，谋图新一轮的渠道变革，这也许是蒙牛新一轮造梦的开始。

◆短期突破：★★★★★★

蒙牛在创立第一个年头剩下的3个半月就实现了3730万元的销售收入，从此蒙牛的销售收入开始以223%的年复合增长率上升：2000年是2.467亿元，2001年升至7.24亿元，2002年再升至16.687亿元，2003年跃过40亿元，业务收入在全国乳制品企业中的排名上升至第2位，仅次于伊利；2004年销售额达到80亿元，蒙牛液态奶销量夺冠。

◆远期成长：★★★★

2004年6月10日，蒙牛正式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2319HK），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大陆乳制品企业，这说明资本市场对中国民营企业的肯定与支持。蒙牛管理团队具有充足的乳品市场运作经验和团队意识，并且能获得充分的授权，在快速消费品市场依托资本强大的支持，计划5年内在全国开设1.5万家连锁加盟专卖店，这标志着蒙牛新一轮造梦计划的开始。

◆管理保障：★★★★★

牛根生的管理团队一半来自伊利，因此对销售网络和加工厂商的掌握驾轻就熟，其管理模式的核心是承包形式的目标管理体系，能够有效地明确每一个节点对于实现公司总目标的任务和责任。同时，国际金融投资机构对蒙牛管理层在经营中的决策都给予极大的支持，可以让牛根生的团队最大程度地释放自己的才智。

◆风险控制：★★★

蒙牛的风险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由于市场整体环境的变化导致中国乳品市场进入平台期；其二就是国际金融资本对蒙牛预期效益的不肯定导致对股权安排的极度不公，如果达不到增长的期望值，蒙牛的管理团队就面临整体失业的风险。可喜的是蒙牛的团队都具有丰富的市场经验，尤其是团队领袖牛根生出让个人收益将极大地鼓舞这个颇具“牛”性团队的拼搏精神，中国乳业市场将面对一只挟资本之威杀红了眼的公牛，未来的结果尚未可知。

分析师评价

王吉舟：

颐合财经副总裁、资深港股研究专家

蒙牛的资本运作模式是一种具有鲜明民营企业特色的融资模式，这种模式毫无疑问是不适合于国有企业的，因为民营企业的自然人持股本性，使其境外资本运作的空间相对灵活得多。

值得广大民营企业借鉴的是，蒙牛的上市前融资，是其整个资本运作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可以说，上市前融得的两笔合计4.7７亿港元的资金，对于蒙牛的实业起飞的助推效果，甚至要超过上市融资得到的10亿港元。可以说，这两笔上市前融资，正是蒙牛业绩起飞急需的资本“开胃菜”。正是这道“开胃菜”，使蒙牛后来的上市融资水到渠成。

而蒙牛模式值得广大民营企业深思的，是相对弱势的中国民营企业，在与国际一流的投资银行合作时，如何在保持自身独立性与获得投资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国际一流的投资银行可以为企业提供大笔的上市前融资资金和顺利的上市发行“一条龙”服务，但是与这种服务对应的，必然是他们要提出苛刻的合作条件。以摩根斯坦利为首的三家外资投资者，在蒙牛案例上获得了巨大的投资回报；而为其巨额投资回报保驾护航的，是两次与蒙牛管理层签署的对赌协议。今天在外人看来，这些对赌协议是过于苛刻的，但是，或许在对乳制品行业形势持乐观态度的蒙牛管理层看来，这种所谓的“苛刻”，正是体现其实业创新能力远优于同业竞争对手的试金石。

风险资本发展现状 篇4

一、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发展考察

考察美国风险资本市场的生成过程, 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诱致性生成过程, 始于个人安排, 尝试于自愿合作安排, 兴起于政府性安排。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民间主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作为市场微观主体, 民间主体能够敏锐地认知外部收益的存在。这与美国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外部环境是分不开的。

(一) 美国小企业文化。美国文化是作为一种商业文化而发展的, 商人普遍受到称赞, 并被崇尚为社会中的精英。大多数美国人对商业的眷恋特别集中于小企业。从托马斯·杰斐逊时代到今天, 许多美国人一直将小企业的所有者看作是浓缩了美国人生活方式中所有最好的部分。对许多人来说, 小企业者象征着自力更生的个人独立, 提供了一个获得力争上游、充满活力的企业家身份的机会。小企业在其行为方式中体现了长时期以来一直与美国人行事特征相一致的独立、自由和忍耐。客观地讲, 甚至当小企业者在财务方面未取得成功的时候, 他也设法成为一种成功的象征。即使这样的神话有时夸大了事实, 那也只不过是因为它强化了在美国人生活中如此多地加以依赖的个人主义的传统。

在浓厚的小企业文化氛围下, 自由创业蔚然成风。经济萧条对大企业的伤害比对小企业的伤害大, 当人们失去了在大企业中的工作时, 他们也常常转而创办小企业, 这种现象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十分流行。而战后技术创新带来的巨大市场空间更加促进了风险企业的创业。在经济危机造成传统资本市场上平均利润下降的背景下, 活跃的创业行为为资本提供了另一种新的增值方式, 这种机会很快就被富有市场经验的富有个人所捕获。

(二) 成熟的传统资本市场。美国的资本市场从18世纪末开始产生, 到20世纪三十年代, 美国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传统资本市场。不仅正式的股票交易所交易活跃, 而且常规的私人权益资本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也很活跃。如果将整个证券市场比做漂浮在海上的一座冰山的话, 那么场内股票交易市场仅仅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小部分, 而藏在水下的大部分就是庞大的场外交易市场。正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灵活的场外交易市场的存在, 使得股权的流动不仅仅依赖于有限的场内市场而具有了更为广阔的交易空间。发达的传统资本市场使得企业的股权交易容易实现, 从而提高了初级行动团体的收益预期。

此外, 商品经济悠久的历史使得美国社会具有较高的信用水平。对美国人而言, 他们拥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自然的生命, 另一个是财务信用生命。市场主体具备良好的契约意识, 再加上相对健全的法律, 在当时的美国, 风险企业融资安排中的交易费用得到了有效控制。

二、风险投资对美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美国从五十年代的半导体硅材料、七十年代的微型计算机、八十年代的生物工程, 一直到九十年代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 无一不是借助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它推动了美国科研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 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高科技跨国公司, 成为美国高技术产业化重要的“孵化器”。美国自进入九十年代后, 连续9年经济始终保持良好繁荣的发展势头, 就在于其抓住了高科技的发展潮流, 作为高科技发展推动器的风险投资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正因为有了风险投资的繁荣发达才有了高科技的今天, 也才有了美国现在的经济繁荣。正是风险投资使美国的科技和经济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一) 风险投资推动了美国的电脑软件、通讯技术、半导体和电子技术、生物技术的发展, 产生了诸如微软、英特尔、康柏通信、苹果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 并成为全球驰名的跨国公司。风险投资成为美国创新技术产业化重要的孵化器, 向创新科技企业注入了大量的资金。根据美国国家风险资本协会 (NVCA) 所作的一次调查, 在所调查的风险企业中, 80%以上的是创新技术企业, 这些企业的3/4的股权资本是由风险资本提供的。而这些企业正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和动力。

(二) 风险资本使许多高技术企业脱颖而出。为维持技术优势, 企业必须增加研究人员与开发投入, 参与激烈的技术竞争, 因此全社会的科技投入水平大幅度上升, 促进技术因素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不断提高, 风险投资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进器。

(三) 风险资本对创新技术产业化的支持, 增加了美国企业实现科技突破和开发新产品的能力。目前, 美国在电脑软件、生物技术、半导体和电子技术领域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 高科技产品出口和技术出口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之一, 也是维持美国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保证。

(四) 风险资本通过提供资金和管理技术, 支持那些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创新技术企业。风险资本使数以千计的风险企业得以建立和营运, 为美国白领阶层创造了大量的技术要求较高的就业机会, 风险投资为维持美国的低失业率、特别是技术阶层的低失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风险企业创造的工作机会不仅数量可观、增长较快, 而且质量较高。

几十年来, 风险投资对促进美国经济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繁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的信息、电子计算机和通讯产业正是由于有这种特别基金开路, 才得以从获利微薄的新兴产业迅速发展成为获利丰厚的领航产业, 并成为当代新技术革命的核心。正如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所米勒所说, “由于在科学研究的早期有风险投资的参与, 使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周期已由20年缩短至10年以下”。的确, 如果没有风险投资的有力支持, 很难想像, 如苹果、英特尔等一大批对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发生深远影响的高技术企业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没有风险投资, 就不可能有硅谷这样的影响世界科技经济进程的高科技企业群的迅速崛起, 也不可能出现包括中国、亚太地区, 以至世界范围内的以计算机技术为主导的信息产业今天这样的高速发展, 更难以想像知识经济会这样迅速地扑面而来。

三、美国风险资本市场的借鉴意义

把美国的风险投资经验完全移植到我国是不现实的。风险投资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市场环境十分复杂, 对市场的变化也十分敏感, 如企业体制、市场需求和购买力大小、企业的全球化经营能力、技术的发展、创业家的数量和质量、资金及其流动性、投资变现方式、税收政策、投资导向和产业政策等, 都影响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以下就美国和我国风险投资的市场环境和操作实践做一对比分析, 并予以借鉴。

(一) 次级市场的开设。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 次级市场如二板市场和OTC市场, 与风险资本和高技术的发展, 三者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这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尽快排除我国开设创业板和OTC市场的负面影响, 形成风险资本最主要的出口, 完善我国的风险资本市场, 这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二) 风险资本家的培养。风险资本家的能力是成功的风险投资的关键之一, 但在我国很难找到好的风险资本家。这与行业在我国发展的历史不长有关, 也与我国的专业管理人才一般倾向于在大公司做稳定工作而不愿投入风险投资机构有关。在美国, 风险投资公司往往聘请一些有经验的高级经理, 让他们与成功的创业家一起工作, 了解风险企业的发展特点, 使他们成为候补的风险资本家和候任的风险企业总裁, 这种方式值得我国借鉴。

(三) 投资经理和创业者的自主权。有限合伙公司被证明是风险投资最好的组织形式, 美国80%以上的风险投资公司采用这种做法。但在我国, 私人资金和民营的风险投资公司较少, 而政府和公共资金的供应者对投资经理的约束比较多, 所以在尽可能采用有限合伙制的投资管理和激励机制的同时, 也应允许投资方代表有更多的投票权来影响投资经理, 达成双方利益的妥协, 而不可能像发达国家的有限合伙基金中一般合伙人那样职责分明。另一方面, 我国的创业者一般不愿放弃企业股权和控制权给外来的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的风险资本家应该承担更多的工作来促进投资, 如进行市场调研、起草业务计划书、帮助寻找合适的管理专家、确保投资的连续性等, 让创业者能够接受。同时, 要采取股权与债务并用的投资组合, 使创业者不担心股权被太多稀释。

资本运作风险管理体系 篇5

相对来说，购并相比战略联盟的风险要更大一些，过去全球并购的大量案例表明，并购尤其是大型跨国并购的失败率很高，有些国家统计的结果甚至超过50%。其主要原因在于，并购是一项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耗时较长、面临众多冲突和风险的系统工程，要取得成功困难重重。

与战略的匹配风险

集团总体战略是资本运作战略的出发点，资本运作战略是为集团战略而服务的，盲目战略扩张是不可取的，然而中国大多数的企业在进行资本扩张的时候，并没有认真思索与总体战略的匹配程度，也就是说并购的真实愿景不明确。

企业实施并购成长战略的目的很多，有的是为了增加关键驱动力、有的是为了增加服务功能或服务链的延展、有的是为了产品线的延伸加长、有的是为了规模经济、有的是为了范围经济、有的是为了进行资产重组，调整主营方向……，然而很多企业的并购都是穿着增加企业核心竞争优势、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这件漂亮的外衣，却往往忽视与集团战略的匹配风险审计，结局往往是到整合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所谓的协同效应只是美丽的肥皂泡，最终让企业进入到沼泽的泥潭。

当然有些并购也并不排除企业管理层出于个人私利及所谓政绩展开，导致牺牲企业股东价值。

针对与与战略的匹配风险。可以采取多种防范措施加以防范：

1、剖析集团团战略，分析各条达到战略目的的路径，做出优先排序，进行选择，并制定出相应的资本运作战略

2、在资本运作战略的指导框架下，选择适当的运作方式和策略，

3、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对于重大投资决策，经营层必须上报董事会，甚至股东大会，进行审批。

并购目标选择风险

在资本运作战略的指导下，首先要制定并购战略，争取采用“积极式并购”这一形式，避免机会式并购，因为根据并购战略及并购标准筛选出的公司，在策略上与并购企业的配合度较高，容易产生长久性的综合效益。

1、依据投资战略，制定并购标准

并购标准的制定并没有一套固定的形式，不过通常情况下，并购方制定标准时一般应考虑到以下几点：

第一，在集团战略和资本运作战略框架下，针对自己企业的状况与发展目标，制定与本企业关系较密切的标准，而且标准的制定必须能切实反映出战略目标的方向;

第二，根据企业目前的财务状况制定目标公司的价格范围标准;

第三，确定一些自己有能力和资源去控制并经营的行业或公司;

第四，确定目标公司所必须具有的资源优势;

第五，确定一个广泛的能够在生产经营、技术上协同作用的基础。

2、合理选择目标公司

风险资本发展现状 篇6

[关键词] 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风险规避

一、人力资本的界定及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内容

1.人力资本的内涵界定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1)的涵义可从内容和形成两个方面去界定。从内容角度去界定人力资本涵义的学者比较关注人力资本所包涵内容，认为人力资本是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及其所表现出的劳动能力等的总和。其主要代表是舒尔茨(Shuhz，1990)，他指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从形成角度去界定人力资本涵义的学者比较关注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职业培训、卫生保健和劳动力流动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而其中的教育投资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其主要代表是贝克尔(Becker，1993)，他指出：“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用于增加人的资源、影响未来的货币和消费能力的投资为人力资本投资。”综合以上观点，我们认为：人力资本是指特定行为主体通过有意识地投资活动所形成的，由知识、技能、体力或健康及其所表现出的劳动能力等组成的，能实现价值增值的，依附于某个人身上的存量资本。

2.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内容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就是以人为投资对象、以获得未来收益为目的的企业投资行为。人力资本投资主要通过教育、培训、劳动力流动、卫生保健等方面的投资实现。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中最主要的一部分，这部分投资往往是由政府支持的，其投资的效果与政府教育政策、教育重点有关。在进行教育投资时，企业主要是支持员工进行在职的继续教育。培训投资是直接服务于现实的人力资源，增加人力资源的技能存量的投资，包括就业前培训和在职培训两种。劳动力流动投资指劳动力流动是现代经济社会普遍现象，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在动态中不断地组合，形成最优配置，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卫生保健投资主要是为了改善员工的健康状况，使员工保持饱满的精神投入工作。

二、基于人力资本特性的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产生的原因

所谓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是指企业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或完成特定的任务而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財力来开发人力资源，但由于被开发主体的原因而导致企业经营后果与经营目标相偏离的潜在可能性，即经营后果的不确定性。

1.人力资本与其承载者的不可分性及其流动性

人力资本是无形的，主要表现为蕴藏在人体内的一种劳动能力，其投资形成的资本形态与其承载的主体之间具有不可分割性。作为生物形态的人力资本主体由于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会出现年老、疾病、死亡等生物现象，因而所投资的人力资本会因为被投资者的年龄、健康、意外伤害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人力资本的损失，从而使投资者减少或丧失投资收益。既然人力资本依附在人身上，那么它必然会随着人的流动而流动。人的自利性决定着他时时刻刻要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一旦在一个国家或一个组织(单位)内不能实现该目的，他就会在流动中寻找自身价值转换以及匹配环境和机遇。近几年落后地区人才向发达地区，落后企业向发达企业转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3.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和主观能动性

一是人力资本具有异质性，不同的主体，由于年龄、性别、身体素质等方面的差异，同样的投资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即使相同性别、年龄和身体素质相同的人，在进行同样的投资时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结果。若外部环境条件比较差，激励机制不健全不合理，则很难调动人力资本载体的积极性，其努力程度就很低。二是人力资本具有主观能动性，即人力资本在受到激励的时候能够做出积极的反应，从而为投资者带来较大的收益；而在受到不利环境和负面影响时，又能够减少或者丧失投资的收益。同时投资是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其产出成果如产品研发及管理改革成效的取得都有一个时间差，同时，其成果也不可能像其他物质产品那样可通过市场调查来判断其销售情况及相应的绩效。衡量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时，很难把其它要素的贡献剥离出来，因此我们很难从最终产出中判断出具体某个人的贡献是多少，这就存在“偷懒”或“搭便车”的现象。因此人力资本产出成果质量和数量及其产出时间是很难确定的。

4.人力资本形成的长期性和投资者主体的多元性

一般来说，一方面人力资本的形成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在短期内难以收回；另一方面，企业人力资本的收益期限也较长，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在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内为企业创造财富。人力资本是多方面、长时期投资的结果，投资各方都要得到收益。企业所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也是这样，员工作为人力资本的主要承载者和投资参与者，享有所有权、使用权和一定的收益权；企业投资只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享有一定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人力资本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多元化，导致人力资本在使用和收益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

三、基于人力资本特性的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规避

1.确立企业员工的人力资本产权

确立员工的人力资本产权，就是一方面承认职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的当期收入，另一方面更要承认广大职工在利润积累中的贡献，这实质上触及了收入分配的问题。职工参与企业分配的方式，一是依据按劳分配分得一定的工资和奖金，二是职工作为企业价值增值的创造者之一应当按比例形成他们在本企业的股份。职工分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事实上就是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回报的一种方式，而这个风险是企业和职工双方承担的。比如我国的内部职工股，“持股人” 既不是单纯的股东持有，又不是单纯的“管理者”持有，而是包含工人在内的“员工”持有。资本所有者让渡一定比例的剩余索取权，消除“持股人”、“管理者”、“工人”在所有权上严格的鸿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之间的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这样，“资本”、“管理”和“劳动”这三者之间，存在的是交融、协作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是企业形成长期人力资本投资的保征。

2.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增强员工对组织的忠诚感

企业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社会生产实践的过程，一旦形成之后，则会对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使企业做到“事业留人，感情留人，政策留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客体是人，而人又是一种复杂的生物，所有影响人力行为的因素都可能影响人力资本效能的发挥。作为社会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客体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人格特性，在思想、感情、经历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时，在投资角度来看是最佳的投资项目时，也可能由于个人的偏好认为该项投资不符合其个人意愿，所以，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通过文化建设使得员工与企业的目标、价值观和企业精神相一致，从而尽量地缩小企业与员工之间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分歧，进而使投资收益能达到最大化。企业文化的培训是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目标之一，应当渗透到每一次个体的投资过程之中。同时，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增强劳动者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从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率，进而减少人力资投资风险。

3.实施企业员工职业发展管理

由于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具有长期性，投资收益不可能当时获得，因此投资周期长本身就意味着不确定的成分多，投资风险大，为了将不确定的因素降到最少，企业可以通过对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来将员工在投资期间可能发生的风险减到最小。作为企业首先制定人力资源开发的综合计划，并把它纳入企业总的战略发展计划。其次，建立本企业的人力资源档案，通过日常绩效考评及专门的人才评估活动，了解员工现有的才能、特长、绩效、经历和志趣，评估他们在专业技术、管理和创新开拓诸方面的潜力，确定他们目前所处的职业发展道路，作为制定具体的培养、使用计划的依据。其三，企业鼓励和帮助员工，尤其是对骨干和潜力较大者，要做好自我分析，妥善制定个人的发展计划。其四，企业根据员工个人发展计划、人力资源档案，结合企业未来发展对人力的需求，便可确定具体的培养与开发目标和计划，通过培训已有员工或在必要时招聘新人，以满足企业的需要。

4.正确处理人力资本外流

由于每个人的价值取向、目标追求各不相同，因此，人力资本外流的风险是不能完全避免的。风险控制就是要做到：一旦发生人力资本的外流，便把其风险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多样性，其完整性的产权归属无法确定，因此企业必须将人力资本产权“割裂”，当人力资本外流时，企业就可以对属于它的那部分人力资本产权进行追偿。其具体做法是：企业将人力资本投资与其他各种投资分别处理，单独做账，并对这部分投资要求一个比企业平均收益率稍高的回报率，一旦人力资本流失风险发生，企业就可以根据初始投资和所要求的回报率计算出应追偿值，据此向人力资本投资对象追偿。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管理和其他风险管理一样，应由专门成立的风险管理机构和风险经理负责，在会计和人事等部门的配合下共同管理。

风险资本发展现状 篇7

农户、政府与市场是农产品基地的三个基本组成要素。根据三者在农产品基地发展中所起作用程度, 农产品基地表现为自发促成型、政府引导型、市场导向型三种形态, 三种发展形态的转化衔接呈现出由初级简单组织向高级复杂组织的阶段演进过程。[1]作为经济组织, 农产品基地是为解决生产中的困难, 特别是为了进入市场、维护农民权益而组织的合作组织形式。[2]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质是弱势群体集股 (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 而组成的。[3]农民是合作经济组织的真正主人。但在部分农产品基地阶段演进过程中, 组织主体发生“分化”、“弱化”、“异化”现象, 使组织积累的“不可分割的财产”被其他参与者所控制, 成为侵蚀农民权益的手段, 从而导致农产品基地形态异化。

1.农产品基地农户促成与主体“分化”

为适应市场变化, 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 任何一个农户都不可能同时生产出如此众多的农产品, 势必会根据各自比较优势选择几种或一种产品进行生产经营, 即实行专业化经营。农户经营专业化是农产品基地的“孕育”过程。小范围孤立分散的专业化经营结构与经营行为极其相似, 这促使农产品基地的自发形成, 以此克服孤立封闭的农户经营缺陷。实行农业规模经营, 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飞跃”的起点。这一时期, 非农产业发展的吸力与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推力, 使一部分农户兼业化经营不可避免。当内外环境成熟时, 这部分农户必将完成最后“惊险的一跃”, 而成为完全的非农户, 形成农民分化现象。

2.农产品基地政府主导与主体“弱化”

自发促成型农产品基地不过是众多独立经营农户所有土地的简单聚合。农产品基地内部利益衔接松散, 成员之间存在竞争关系, 规模优势难以发挥。由于种种条件限制, 农产品基地形态的演进还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在时间序列上观察, 我国农产品基地发展存在明显的过渡性。政府的职责在于充分认识这种过渡性, 通过主导农产品基地建设, 尽快地将其从过渡模式向目标模式发展。我国农产品基地总体上处于政府主导型农产品基地阶段。政府实施的行政手段加速了土地流转, 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向城镇、区域外转移加快, 农业人口呈现“993861”[4]实际控制农村土地处分权的是政府, 农民集体所有演变为政府所有。政府为了实现政治目标, 时常代表农民集体与企业达成农产品基地经营协议, 给予“明文”或“暗文”优惠条件, 引入社会资本从事农业生产。作为“农民集体”组成要素的农民个体, 由于事前信息不对称性, 通常会贡献土地, 以期获得更多的农业收益, 并从土地约束中解放出来。然而, 事后发生的农产品基地抛荒[5]使社会资本参与农产品基地建设, 成为产业演进和政策导向中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政府应“兼顾各方利益和搞好社会管理……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5]以防范社会资本诱导风险。

1.以资源确权为支撑实现农产品基地权益协调性

强化对农村土地、农产品基地的物权保护, “做好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将权属落实到法定行使所有权的集体组织”。[5]明确将土地所有权界定为村级 (社区) 集体经济组织基础上, 确立农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是一种典型的用益物权, 使用权人有权直接控制、使用集体土地, 并且不受所有权的不正当干预。农地使用权人不仅可以对抗合同的对方当时人, 还可以对抗第三人, 从而农产品基地在社会资本主导下的异化风险能得到有效遏制。

由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公共品属性, 社会资金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往往表现出无效性, 也容易造成社会资金对农产品基地附属设施的变更,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产品基地形态的稳定性。为改变这一不利局面, 必须发挥财政投入效应, 建立投资激励机制, 加快农业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 清晰归属, 明确权责, 激励社会资本投入农产品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对新建经营性基础设施, 在进一步完善优惠政策的基础上, 将新建设施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界定给法人或个人;对于已建经营性中小型基础设施, 应深化产权制度改革, 通过拍卖、转让股权、承包、租赁、股份合作等形式, 实行公司化运作。

2.以经济收益为动力确保农产品基地农业导向性

确保农产品基地农业导向性是防范农产品基地异化风险的“治本”措施, 而农业导向性的树立必须以经济收益为动力。首先, 打破行政区划, 按照比较优势建设特色优势农产品基地, 逐渐形成特色农业产业区。特色农业产业区形成, 将吸引众多农业企业、中介服务及其它社会资本进入, 创造更多专业市场, 产生围绕各特色农产品基地的产业集群效应, 构建强有力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增强品牌与产业竞争力, 以获取更大的规模经济收益。其次, 以财政体制和金融制度改革为平台完善农业投融资体系。在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的基础上, 转变传统投资方式, 有效整合财政支农资金, 大幅提高财政投入效率, 逐步取消县及县以下资金对财政支农项目的配套;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 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 加大对优势农产品规模化基地、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农业服务体系的有效投入, 使农产品基地在抵御自然、市场风险和自我发展中有坚实的物质保障和收益保障。最后, 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 完善农产品价格政策。农产品价格问题不在于价高, 而在于波动过大, 时而快速上涨, 时而急剧下跌, 严重制约农产品规模化经营和农民收入增长, 不利于特色优势农产品基地和产业带的形成。政府应加强农产品价格监测预警, 丰富农产品市场调控工具, 疏导农产品价格运行通道, 引导社会资本健康有序进入农业, 发展新型物流形态, 提高农产品物流效率, 建立健全主要农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联动机制, 设立农产品价格调节基金, 推出农产品综合价格指数, 构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的农产品价格安全体系。[6]

3.以组织创新为手段塑造农产品基地农民主体性

防范农产品基地形态异化, 必须要创新农产品组织形态, 重塑农民主体性。首先, 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建立企业法人制度。整合内部要素, 以整体, 即企业从事经济活动, 设立固定的组织机构和必要的职能部门;多个参与主体按事先规定出资, 使农产品基地拥有自己能够独立支配和控制的财产, 获得企业法人财产权, 农民作为出资方 (土地或资金) 拥有相应的控制权、决策权。其次, 探索农产品基地企业化经营优越性和农户经营积极性同时发挥的有效形式。企业经营优越性的发挥寓于农户参与农业生产和决策的积极性之中。农产品基地企业化经营具有服务、管理、资金积累和统一经营职能, 四个职能的完全实现只能依靠农户参与。因此, 应该探索和建立要素契约下, 融合商品契约的新模式。如允许农户进入农产品基地生产, 并拥有部分产品处置权。最后, 尽快完善社区议事制度, 把议事制度的实施范围从行政村调整为自然村 (社区) , 以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事一议”项目受益群体不一致, 利益难以协调, 进而无法组织实施的问题。同时, “一事一议”制度的完善还要高度重视强化农民的自主参与, 构建农民参与的民主决策机制。

参考文献

(1) 蒋永穆, 王丰.论农产品基地发展形态的演进[J].农村经济, 2010, (11) .

(2) 王丰, 蒋永穆.论农产品基地:内涵、功能与发展形态[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0, (05) .

(3) 王贵宸.中国农村合作经济史[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6.

(4) 李蕊.失地农民权益保护[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5) (6) (7)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风险资本发展现状 篇8

风险承担是指企业在投资决策中具有如下特征的一类长期价值增值行为:风险较大但收益也较高;注重企业的长期价值,投资回收期长,短期成本高,且成功率较低。风险承担较高表明高管更具有冒险创新精神,更不会放弃那些风险高但收益也较高的投资项目。高风险项目可以带来更高的预期回报,因此有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并促进技术进步,使整个社会生产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为了获得更高的回报,必须投资更多高风险高收益项目,从本质上讲,利润是对冒险的补偿和回报(Li et al.,2010),追求获利过程的风险承担是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推动力之一(John,2008),对公司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Wright et al.,1996)。学术界关于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近几年,关于公司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逐渐升温,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管理层、董事会特征、机构投资者、集团附属或大股东直接持股等方面(苏坤,2015)。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价值构成及其比例关系,是企业一定时期筹资组合的结果,反映的是公司资本中股权资本与债务资本的比例。债务与股权不仅仅可以看作不同的融资工具,还可以认为是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Williamson,1988;汪红玲,2010)。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激励上市公司风险承担(解维敏等,2013)。王倩等(2007)将资本结构看作公司治理的一个方面,以银行负债与权益资本的比例衡量资本结构,Z值衡量银行的风险承担,研究了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与风险承担的关系。结果表明,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与风险承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相比具有其特殊性,在资本结构中,其股权所占比重与负债所占比重相比,比例较小。另外,银行的管理层存在着管理者筑围(Manager Entrenchment)现象,并且由于每一个管理者都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客户资源,出于这一原因银行很少会解雇管理层,导致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普遍偏高。因此,只研究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与风险承担的关系不足以说明非金融企业的情况。对于非金融企业而言,资本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却鲜有人研究(石大林,2015)。由此引出本文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而言,资本结构是否对公司风险承担产生影响?

金融发展包括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改善资本投资的质量和效率(李延喜等,2015)。经济发展差距、社会稳定状况、法制建设水平等都会对金融发展水平产生影响。由于影响金融发展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再加之我国省际间发展不平衡,导致了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地区性差异。每个企业总是处于特定的外部环境中,其行为总是受制于所处的环境,李文贵等(2012)将市场化进程作为外部治理环境的一方面,研究发现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中小规模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风险承担差异更大。金融发展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从融资约束、投资行为和投资效率等方面影响着上市企业的发展(朱凯等,2009;赵卿,2012;李延喜等,2015),而这些方面又与公司资本结构和风险承担有着一定的关系。沈红波(2010)研究发现,不仅仅金融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其公司资本结构呈现区域性差异,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也会导致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差异。马静等(2015)指出地区金融发展能够降低我国上市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由此引出本文的第二个问题:处于金融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企业,其资本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是否不同?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资本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作为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方式,可以通过一定的资本结构体现出来。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比例的不同会引起企业资本结构的不同。一般来说,对于企业而言,股权融资风险低于负债融资风险。一方面债务融资具有“硬”约束,具有固定的偿还本金的日期以及不随企业经营状况变化的利息,企业必须承担资金不能如期偿还的风险,若想持续经营,必须如数偿还到期债务及利息。否则,企业将面临丧失信誉、负担赔偿甚至变卖资产的风险;与债务融资不同,股权融资一旦投入就成为企业永久性资金,股权融资投资者的报酬根据企业盈利水平支付,因此不具有负债融资的“硬约束”。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的心理、信念和偏好等个人内在因素都会影响个体的决策行为。根据代理理论,公司的股东被认为是风险中性的,他们能够通过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分散风险,进而规避了企业异质性的风险(解维敏等,2013),因而他们是风险偏好的。在公司负债率较高的情况下,股东有很强的激励去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一方面,投资成功,股东获得大部分的收益;另一方面,投资失败,股东只是以其出资额承担一部分风险,而将大部分损失转嫁到债权人身上,债权人将承担投资失败的大部分风险。即在负债率较高的资本结构中,股东可以以很大的杠杆率控制债权人大量的资金,使得其倾向于提高企业风险承担。另外,根据成本理论(Jensen and Meckling,1976),债务融资的有限责任效应可以促使股东在企业债务增加时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在委托—代理问题中,企业管理者由于投入的是人力资本且不可分散,不能像股东那样通过多元化的投资降低风险,所以会出现管理者利益与公司和股东利益冲突,导致管理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采取规避风险的态度,不愿意对一些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进行投资,导致企业风险承担的下降。阮素梅(2015)在梳理资本结构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发现,资本结构的变动可以通过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控制权的分布状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经理层和全体股东利益之间的冲突。另外,举债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可以激励和约束管理者的行为,便于其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公司最有利的投资决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管理者风险规避的态度,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故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资本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资本结构与企业风险承担

公司出债权人那里筹得资金后对债权人负有一定的责任,但在债权分散的状态下,当监督企业的成本高于收益时,难免会面临“搭便车”问题,债权人不愿意也无能力实施对企业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对企业的监督主要依靠外部治理环境来执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作为外部治理环境的一个方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法律制度完善情况以及政府干预程度,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另外,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表现为发达的证券市场、接管市场和经理市场,经理人约束机制更加有效,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也较高(高雷和宋顺林,2007),有利于约束公司管理者对股东的侵占行为,从而抑制管理者的风险规避行为。

Schumpeter(1993)在研究中阐述了,金融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尚不完善,对于很多企业,不论债务融资还是股权融资都受到很多体制性歧视(孙锋等,2005;周国良,2007),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导致的资本市场的不完善(Love,2001),从而提高企业的融资水平,影响资本结构。李宝庆(2014)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与货币政策往往是正相关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趋向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当中央银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时,增加的货币发行量会促进信贷投放,商业银行不仅会提高给企业的贷款额度,贷款利息也会相应下浮。这意味着,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帮助企业以更低的融资成本获得更多的外部融资资本。朱红军等(2006)以金融发展的视角,考察了区域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可以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外部融资成本。沈红波等(2010)研究中指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显著低于金融发展水平较弱的地区。上文中提到,较高的资产负债率激励了股东从事高风险高回报项目的投资,当融资成本降低时,企业负债压力相应地减少,股东通过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来还本付息的动力相应下降,也就是说,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对资本结构变动的依赖程度。故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资本结构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程度较小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03-2014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其中企业风险承担以及控制变量等相关企业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和Choice金融终端。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实际GDP等区域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根据研究的需要,我们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剔除按证监会行业分类属于金融保险行业的公司,因为金融类行业现金流巨大且计价模式不同;剔除了ST、ST*以及PT状态的T类上市公司,因为T类上市公司的重组、整合十分常见,正常生产经营不能持续,这些公司的会计指标不具有可靠性和相关性;剔除异常数据及数据不全的样本。最终得到1084家公司的样本数据。此外,本文为排除异常值的影响,对连续变量在首尾1%的水平上进行了缩尾(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首先,为了检验假设1,基于以上分析建立如下回归模型(1):

其次,为检验假设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变量以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资本结构的交叉乘积项,得到修正的模型(2):

(1)企业风险承担(Riski,t)。Risk i,t代表企业i在t时期的风险承担水平。现有文献主要采用一段时期内企业盈余或股票收益波动性(Nguyen,2012;Faccio et al.,2012)来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文借鉴余明桂等(2013)的做法,采用三年期滚动资产收益率(ROA)的波动性来测度企业风险水平。ROA i为企业i在相应年度的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BEITDA)与当年末资产总额的比率。计算波动时,我们先对企业每一年的ROA采用行业平均值进行调整。然后计算企业在每一观测时段内经行业调整的ROA的标准差,这里以(t,t+2)的滚动方式对t时期的ROA波动性进行衡量,即:

这里,i代表企业,n代表在观测时段里的年度,取值为1至3。Xj代表企业i所属的行业j里企业的总数,k代表该行业里的第k个企业。

(2)资本结构(Debti,t)。企业资本结构在一般的研究中普遍由负债与资产的比率来代表。因此,本文采用资产负债率衡量企业的资本结构。

(3)地区金融发展水平(FDii,t)。金融发展不仅仅表现在金额资产与机构的增多,也表现为金融结构的优化(Goldsmith,1969)。其中,金融结构包括金融机构形成方式和性质、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比例、金融资产与负债在经济部门的地位等8个指标。因此,Goldsmith提出用金融相关比率(FIR)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即全部金融资产与全部实物资产之比。但在实际研究中,基于数据的可得性,用“各地区当年的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与“各地区当年GDP”之比代表金融发展水平(沈红波等,2010)。

(4)资本结构与地区金融发展的交叉项(Debti,t*FDii,t)。用来研究在对公司的风险承担作用方面,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是否会影响资本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强度。

(5)控制变量(Xi,t)。X代表由多个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根据以往的文献(John et al.,2008;Faccio et al.,2011a、2011b),考虑以下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因素:企业规模,不同规模企业具有不同的行为优势和资源优势,会对企业风险承担形成影响(Wright等,2011);经营年限,处于不同成熟度的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可能会有所不同;股权集中度,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个人格化的装置,当股权集中度提高时,大股东影响企业经营决策权力增大,进而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郑晓倩,2015);企业自由现金流比率,公司的自由现金流越多,公司可使用的现金越多,受公司投资失败的潜在影响相对较小,其越有可能去投资一些高风险的项目;公司成长能力,高成长的公司投资机会较多,更有可能投入大量的资源以换取未来的高回报,从而使得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也较高;行业虚拟变量,用于控制行业因素;时间虚拟变量。控制变量具体衡量方法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其中,企业风险承担平均值为4.94,从方差、最大、最小值中可以看出我国上市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一般认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适宜水平为40%—60%,这里资产负债率(资本结构)的均值为53.76%,符合一般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标准。但从最大最小值以及方差中可以看出,我国上市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波动较大。这主要是因为,在企业管理中,影响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因素是多样的。不同的债权人、投资者以及管理者都会对资产负债率产生影响。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平均值为1.13,处于较高水平。但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主要是依靠银行信用支撑起来的,资本市场尚不发达,直接融资市场份额依然不高(周永涛等,2012)。另外,我国省际间金融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距,北京、天津、上海等东部地区省份一直处于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而河南、江西、安徽等中部地区仍处于较低金融发展水平中,新疆、甘肃等西部地区位于居中水平,这与赵楠(2007)的研究相一致。

(二)相关性分析

为避免计量方程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在进行回归之前对变量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结果显示各解释变量的VIF值均在1.10左右,可以认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然后对各个变量进行Pearson(皮尔森)相关系数检验,结果如表3。资产负债率(Debt)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339,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与假设1一致。模型所涉及的其他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多数小于0.300,说明仅存在微弱的相关关系,各变量间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可以进行多元回归。

(三)回归分析

(1)资本结构与企业风险承担。表4列出了资本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的检验结果。第(1)列是仅以资本结构为解释变量进行的回归,结果发现,资本结构(Debt)的系数为0.1013,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资本结构与企业风险承担呈正相关,即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其风险承担水平较大。第(2)列将各种可能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控制变量以及年度和行业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中,结果发现Debt的系数为0.0994,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股权集中度(Fs)、自由现金流比率(Rfc)以及企业规模(Size)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余明桂等,2013;苏坤,2015)。以单一行业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可以再一定程度上避免行业特点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特定要求(余明桂,2013),因此第(3)列为以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的回归,结果发现Debt的系数为0.1045,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支持(1)(2)的回归结果。总之,表4中(1)至(3)的结果说明了资本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假设1成立。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括号中的数字为t统计量值。

(2)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资本结构与企业风险承担。为检验处于不同金融发展水平的公司,其资本结构对风险承担的影响是否不同,本文利用模型(2)得到了表4中(4)至(6)的回归结果。第(4)列为加入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变量以及资本结构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交叉项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资本结构(Debt)的系数为0.1530,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与模型(1)的回归结果相符,说明考虑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资本结构仍然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资本结构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交叉项系数为-0.0505,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说明在公司风险承担方面,金融发展水平与资本结构之间存在负的替代关系,即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资本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程度较小;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资本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程度较大。第(5)、(6)列中,将样本企业按其所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分为高金融发展水平的企业和低金融发展水平的企业。其中,若企业所在地区当年金融发展水平高于当年所有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平均值,认为该地区为高金融发展水平组,反之为低金融发展水平组。各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年份的不同而有所变动,因此每一年的高金融发展组与低金融发展组中的企业会有所变动,从而形成的是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利用Stata软件对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处理后,得到(5)、(6)列的回归结果。高金融发展组中资本结构(Debt)的系数为0.0559,低金融发展组中资本结构(Debt)的系数为0.1046,二者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前者小于后者,说明了低金融发展组企业资本结构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程度强于高金融发展组企业资本结构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程度。假设2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有效性,本文主要对表4中的(2)和(4)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1)两阶段GMM估计。针对资本结构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借鉴以往研究,将资本结构(Debt)滞后一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GMM估计,对表3中的第(2)列和第(4)列分别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5的(1)、(2)列。(2)改变窗口期滚动方式以及延展滚动窗口期。本文在进行企业风险承担计算时,是以(t,t+2)的滚动方式对t时期ROA的标准差进行的计算。在稳健性检验时,以(t-1,t+1)的方式对t时期ROA的标准差进行,从而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用以检验表4中(2)的结果,结果见表5中第(3)列。另外,以5年作为一个观测时段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行衡量,用以检验表4中(4)的结果,结果见表5的第(4)列。

观察表5中(1)、(3)列可以发现,资本结构(Debt)的系数均表现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与之前表4中(2)的检验结果相一致,说明了资本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假设1的结论是稳健的。观察表5中的(2)、(4)列可以发现,不仅资本结构(Debt)的系数均表现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而且资本结构与企业风险承担的交叉项(Debt*FDi)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与表4中(4)的结果相符,说明资本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在金融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是有差异的,且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企业资本结构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程度较小;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企业资本结构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程度较大。假设2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

农村民间资本风险控制研究 篇9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 农村金融主要面对的是大量的分散小农户和中小型企业, 它们不仅交易规模小、次数频繁、缺少担保或抵押, 而且难以获得建立信用所必须的信息, 加之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等特点, 这就要求金融服务要简便、灵活、及时, 又由于农村经济尤其是农业投资周期长、收益低、不稳定、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并存、比较利益低下等特征, 使农村金融的交易成本、资金使用成本和交易风险高, 而收益又比较低。农村民间有句俗话:“富贵险中求”, 目前农村民间资本运营的风险性极高, 而针对其风险的控制研究相对欠缺。一方面是农村经济融资需求量加大, 另一方面是农村民间资本的风险始终存在。因此对农村民间资本风险的控制研究就迫在眉睫。

一、民间资本的内涵

当今时代, 经济的现代化首先是金融的现代化, 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民间资本的发展, 尤其是农村民间资本因涉及到民间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所以应作为影响经济结构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来看待。积极推动民间资本踊跃参与农村市场, 是解决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农村经济发展滞缓的有效途径之一。

民间资本是相对于国有资本而存在的, 是除国有资本以外的所有资本 (不含国外资本) 。从内容上说, 民间资本包括民营企业所掌握并用以投资的一部分资本, 以及居民存储存款、市场游资、居民手持现金、退休基金、房屋保险基金、非国有经济的资产和范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 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 集聚了大量的民间资本。民间资本是最富有活力的资本, 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囤积的资本。尤其是在广大农村, 民间资本经过多年的发展, 在农村经济、民营企业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其规模也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二、我国农村民间资本的主要形式

民间资本按其组织形式, 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无组织无机构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 (如企业相互融资、企业非法集资等) ;二是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金融会 (如标会、摇会、抬会、合会、呈会) ;三是政府没有认可的有组织有机构的各种融资形式, 如私人钱庄、典当行、基金会等。

(一)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 广义的民间借贷是各种民间金融的总称, 狭义的民间借贷指民间个人之间的借贷活动。在中国农村地区, 这种自由的借贷行为非常普遍。多表现为亲朋好友之间为生活而进行借贷的行为, 金额少、时间短。近几年来,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这种相互借贷行为的规模在不断扩大, 资金运用从为婚丧嫁娶的生活服务转向以种植养殖等生产服务为主, 已成为个体生产经营者调节资金的重要渠道。

(二) 合会组织

合会是各种金融会的通称。这是在我国有着较为悠久历史的民间金融形式, 是一种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带有互动、合作性质的自发性群众融资组织。在国内包括轮会、标会、摇会等, 本质上都是入会成员之间的有息借贷。合会是农村资本运作中一种比较普遍的形式。在一般情况下, 会员不选择诉诸于法律而是对违反标会还款规定的会员进行社会排斥。只有在大规模“倒会”现象出现后, 农民才不得不诉诸法律。

(三) 银背和私人钱庄

银背和私人钱庄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银背, 是借贷双方牵线搭桥的信用中介人。他一般是通过个人所掌握的信息和个人信用为基础, 通过收取手续费或信息费而获得收益。

(四) 典当行

俗称当铺, 是一种物品抵押的借贷组织。典当行是拥有合法身份的公开营业机构, 但不属于金融机构, 其融资活动不在国家金融监管范围之内, 属于半正规的金融机构。典当这种融资形式以抵押或质押为前提, 一般期限较短, 费率也教高, 主要被用于解决农村群众的生产或生活极度困难下的资金应急需求。

(五) 农村合作基金会

农村合作基金会是合作制集体经济组织, 从性质上看, 农村合作基金会是一个社区性金融系统的补充形式。资金投放主要用于乡 (镇) 、村办企业、农用基本建设、农户种养殖业、农户生活困难救济等。农村基金会的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正式金融体制安排下农村资金供给不足的矛盾, 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六) 小额信贷公司

中国农村民间资本中的小额信贷公司针对的主要是农村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向农村低收入群体发放贷款的平均额度越小, 相同贷款总量下可发放的贷款数量就越多。通过识别客户是否具备可贷款能力, 而且贷款次数越多, 成本越高。并且政府往往对小额贷款公司在营业税、所得税上减半征收。促使小额贷款公司定位于支农, 坚持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小额信贷在河南省的南召县和虞城等地迅速发展, 目前已有10个省区按此方式投放扶贫资金数亿元, 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

三、农村民间资本风险控制的必要性

由于农村民间资本大多以存款形式存在, 供应充分。但以“存差”、“闲置”或“民间借贷”形式出现, 带来了资源配置的浪费和低效。一直以来农村民间资本在经济中引发众多问题, 我国曾对民间资本采取严格限制。这种简单的“禁止”和“查处”却只是使民间资本的运作从地上转入了地下。民间资本游离在国家监管和统计范畴之外, 结果反而导致不到危机爆发难以把握其行踪, 给调查、取证、监督、管理带来极大的难度。

(一) 民间资本形式隐蔽不利于政府宏观调控

民间资本的活跃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带来一定的冲击, 央行的货币控制难度加大。一方面巨大的利益驱动使民间金融不顾忌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的要求, 把大量资金聚集在房地产、矿产等高回报行业, 严重影响政府抑制房地产投资过热等的调控意图, 形成资金的无效配置, 削弱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效果, 成为宏观调控限制行业投资反弹的潜在因素, 不利于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 国家统计和监管民间金融困难, 大量农村民间资金在金融部门体外循环, 使金融信号失真, 影响国家对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运行状态的准确判断, 造成决策的偏差。

(二) 民间资本业务范围有限, 抗风险能力较差

民间金融机构大都是小规模经营、经营范围窄, 资本实力小, 抗风险的能力较弱, 一旦发生风险损失则会发生经营困难甚至破产倒闭。民间金融组织和经营范围受区域限制, 没有自己的网络系统, 异地存取、转账结算、支付、清算不便开展。在当今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背景下, 这种区域性、小规模分散经营显然既制约自身业务范围拓展和专业水平提高, 又与经济横向联系日益密切的一体化经济形势相悖。同时由于没有国家信用作后盾, 农村民间金融抗风险能力较差。

(三) 农村民间金融经营风险较高

民间金融为民资、民营、民管金融机构, 难以避免机构良莠不齐, 有人投机运作, 套取资金或圈钱等现象难以避免, 存款人的利益得不到保证。因此, 民营银行的发展必将受到限制, 民间金融经营风险较高。

(四) 民间资本纠纷不断, 监管成本高

民间资本大多非常隐蔽、分散, 形式不规范, 致使政府至今没有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比如农村民间借贷由于地缘血缘关系, 在借贷过程中往往只有口头协议或者很简单的借条, 没有正式的文件形式。一旦发生纠纷, 当事人很难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权益。由于民间金融机构规模小、布局分散、机构众多, 这样就会增加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难度, 监管成本增加, 监管效率难以提高。

(五) 民间资本容易被非法活动所利用

虽然民间金融对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由于它的隐蔽性和地下性, 运作方式极不规范, 易产生金融欺诈活动、严重影响人们生活和社会稳定的状况。尤其是农村民间资本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 成为犯罪的工具, 容易导致“非法集资”、“洗钱”等黑色金融。由于缺少法律规范, 农村民间资本长期被“灰黑色金融”所利用, 给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隐患。

四、农村民间资本风险控制措施

在广大农村, 民间资本大多作为银行储蓄的形式存在。由于农村民间资本得不到重视及没有应有的合法地位, 因此, 一方面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 另一方面则是民间资本因找不到好项目而大量闲置或随意投入, 被非法使用。农村民间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其存在极大的风险性, 由于农业是非常脆弱的行业, 受自然条件制约明显, 农户还款能力的保障性相对不高。在这种情况下, 以高利率运行为特征的农村民间资本运作组织可能会加剧农村地区的贫困。无农不稳, 农村民间资本的风险控制对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 大力改革农村金融体系

一方面要完善正规金融体系、改进服务, 特别是改进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服务;逐步开放农村金融市场, 放松对农村信用社控制的同时, 加大重组和改造农村信用社的力度, 让其以独立的金融组织角色进入市场, 整合县域金融资源。如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的“孟加拉模式”就极具特色;另一方面, 要为民间金融制订一定的法律框架, 给其一定的发展空间, 引导其有序成长。鼓励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等正规民间金融机构充分吸收民间资本, 拓展发展空间。规模较大的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进一步转制, 分别组建农村商业 (合作) 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现有城市商业银行要吸收民营企业资本进行制度创新, 逐步减少地方财政的持股比例, 将其办成真正的民间金融。

(二) 优化农村民间资本发展的政策环境

政府应充分认识民间金融存在的合理性, 明确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 正确认识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互补作用, 营造宽松的金融竞争环境, 扶持和引导发育比较完善、运作比较规范的民间金融组织, 创造有利条件助其跨越发展中的障碍, 使其成为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放宽政策限制, 对已有的放开民间资本的金融政策进行调整、再完善, 将民间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调整为由民间资本主导, 适度引进国有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 让更多资金可用于投资, 得到合理高效利用, 并规范担保公司的经营。要认真落实并完善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差异化金融监管政策, 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还要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 支持专为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要督促各类银行切实落实国家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的信贷政策等。

(三) 允许民间资本参与自由竞争

应允许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之间进行公平竞争。正规金融机构要转变观念, 自我加快结构转型, 允许民间金融参与自由竞争。正规金融机构可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不应过于苛刻高企的门槛挡, 积极与民间金融相竞争。对正规金融办不了、不愿办或办不到位、成本高昂的某些金融业务, 可由民间金融来办, 但必须有政府统一的监管机构依法监管。

(四) 加快民间金融制度创新

采取措施促进民间金融业积极健康发展,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发展民间金融业, 构建多形式、多层次、宽领域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加快对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合法经营的民间金融机构的审批, 允许民间资本在一定条件下成立更多的小型金融机构。同时整合现有金融机构, 引入民间资本参股, 并设计合理的退出机制。创新金融组织形式, 鼓励民间资本在县域地区成立村镇银行、典当行等新型金融机构, 鼓励农村新型合作金融组织、互助基金等组织试点, 消除准金融机构的县域服务空白。完善信贷创新相关配套措施, 建立信贷创新风险补偿基金, 对微型企业贷款和“三农”贷款进行财政性贴息, 对新增存款主要用于当地的金融机构进行制度性奖励, 提高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奖励引导力度。

(五) 化解风险, 完善农村民间金融监测监管机制

据悉, 央行启动民间融资现状摸底调查, 将推出非正规金融的制度性监测体系。如规定机构仅限开设一个单位结算账户, 并由一家商业银行开户和协助监管。确因业务需要开设个人账户的, 要登记备案, 并不得进行大额现金往来和可疑交易。当发生重大农村民间借贷风险事件或非法集资案件, 可借鉴温州政府按“属地管理、分业管理”的原则做好应急响应、善后处置和应急保障工作。加强民间融资规模、利率水平、流向等监测, 适时对民间借贷风险进行预警, 合理引导农村民间融资, 为资金供需双方搭建有效平台, 防范农村民间借贷可能引发的区域性金融风险。

(六) 建立非官方的行业自律组织

建立非官方的行业自律组织, 制定民间金融业同业公约和自律规则。督促民间金融组织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加强与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行业之间的交流, 协调民间金融组织之间在业务方面发生的争议。例如河南省新野县纺织产业集群内就实行会员制担保。会员企业之间建立了互相监督的信用管理体制, 这是最有效的监督, 因为产业集群内, 各企业之间非常了解, 而这种行业自律性质的监督在信用社和企业之间根本不可能实现。

结论

农村民间资本风险控制要努力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消除民间资本发展的信息障碍。加强信用建设, 树立规则和信用意识, 改善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条件。应建立民间金融业诚信档案记录, 披露信用不良的黑名单, 提高失信成本, 减少金融交易中的道德风险, 以保证民间金融业良性发展。此外, 还要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力度, 发放政策性贷款, 建立信用担保机构和农村保险来分担和转移金融机构风险, 以提高金融机构提供农村信贷的积极性, 例如可考虑减免从事农村微贷业务的金融机构的相关税收;放宽信贷规模控制;建立适合农村民间资本特点, 相对独立于现行金融监管机构的金融监管机构, 创造适合各地实际的灵活多样的监管方式等, 以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摘要：当前随着中小企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信贷的市场需求, 农村民间资本呈现迅速发展的势头。但是, 农村民间资本运营的风险性极高。农村民间资本风险控制要努力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消除民间资本发展的信息障碍。加强信用建设, 树立规则和信用意识, 改善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条件。建立民间金融业诚信档案记录, 提高失信成本, 减少金融交易中的道德风险, 以保证农村民间资本的良性发展。还要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力度, 发放政策性贷款, 建立信用担保机构和农村保险基金来分担和转移风险, 以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民间资本,金融体制,风险控制

参考文献

[1]毕佩贤.民间金融发展问题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 2006 (6) .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 篇10

1.政策法律风险

主要体现为国家的政治倾向,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行业标准、行业政策的调整都会给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带来非常大的风险。

2.技术变化风险

企业为一项新的工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创新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 有可能因为外部的科技突破而致使企业投资开发的工艺、产品和技术变得落后、陈旧, 进而使得原来投资的人力资本贬值。

3.市场变化风险

企业所面临的市场信息大多是不完全的, 市场需求很难预测和把握, 并且变化莫测。这种变化会影响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向, 导致人力资本投资失败。当企业面临市场风险而不能及时地调整时, 企业的所有投入, 包括对人力资本的激励投入都会迅速贬值。市场变化而导致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不可避免的存在。

4.投资客体选择风险

企业对人力资本投资, 希望其与企业文化以及工作岗位相适应, 并且希望投资的对象具有较好的成长性。但是由于投资客体的价值观、个人目标、能力和专业知识等千差万别, 同等资本的投入, 开发出来的人力资本往往相差甚远。所以如果对不合适的投资客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其成本往往是不能收回的, 更不用说获取投资利润。

5.人才流失风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才竞争日益白热化, 企业之间挖人才的现象常常发生, 许多企业员工将自己在原公司所获得的技术、信息、经验直接带到其他企业或组建新企业, 导致原企业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培养人才或直接培养了未来的竞争者。

►►二、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策略

1.加强对政府法律法规的研究和外部环境的把握能力

企业要仔细研究国家政治倾向和法律法规, 避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盲目性;研究政府的产业政策, 制定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计划, 保证企业在未来政策环境变化中对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 使企业和个人得到长远发展。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要以市场为导向, 适者生存, 应加强对市场的调查研究, 预测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量、价格水平等不确定因素, 确定企业对人力资本需求量及人力资本投资力度。要对本行业科技发展的趋势有一定清醒认识, 在人力资本开发问题上要积极追踪本地区、本国乃至世界前沿, 使人力资本投资获得较高的回报率。

2.认真做好工作分析

工作分析是一项被用来确定某一项工作的任务与性质的程序。通过工作分析, 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的特点来设置工作岗位、明确岗位职能与责任, 明确需要什么样的人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做到因岗设人。如果工作职位分析出现偏差, 导致聘用了不合适的员工, 就会造成人力资本的浪费。所以, 工作分析这一道程序是重要的, 其结果提供了与工作本身要求有关的信息, 而工作要求又是编写工作说明书和工作规范的基础。在选择投资对象的过程中, 工作分析所提供的有效信息包括:工作的任务以及具备的条件。这些工作说明书和工作规范有关的信息实际上决定了管理人员需要聘用什么样的人来从事此种工作。人事管理人员应当搜集有关该项工作的材料, 以便对此项工作进行分析。

3.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全体劳动者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及价值观念, 是企业价值观的表现。企业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而一旦形成之后, 则会对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通过企业文化建设, 使得员工与企业的目标、价值观和企业精神相一致, 从而尽量地缩小企业与员工之间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分歧, 从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劳动力的流动, 进而减少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

4.建立合理的企业激励约束机制

人力资本价值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载体的意志和外部的激励, 企业如在收入分配制度、福利保障制度等方面不断创新, 就能为人力资本价值的发挥创造一个良好的企业环境, 使其作为个体投资主体的收益得到满足, 减少中断风险, 将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最大化。此外还需建立健全约束机制, 通过企业与人力资本载体之间合理的契约, 把人力资本投资可能风险损失与收益联系起来, 实现企业与资本载体之间的利益均沾、风险共担, 分散有可能出现的投资风险。

参考文献

[1]周清.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决策风险及防范[J].财会研究, 2008, (19)

[2]饶扬德, 王孝斌, 龚勃.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J].特区经济, 2005, (6)

[3]陈春花, 任志龙.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和控制[J].商场现代化, 2005, (11)

[4]吴红.浅析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防范[J].商业时代, 2007, (34)

社会资本的风险及防范对策 篇11

一、社会资本及其益处

由于社会资本涉及领域的广泛性，目前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定义多种多样，主要可分为以下3种：最狭义的概念是普特南(Robert Putnam)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人们之间的一套“横向的联系”，包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网络(networks of Civic en-gagement)以及与网络相联系的规范”。社会资本的特征是推动了组织成员之间互利性的配合和协作。科尔曼的定义却涵盖了社会结构和用来调节人际行为规范的总体准则。而最广义的社会资本概念，则是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中社会生活和文化内在的粘合剂，包括调节人们之间行动的规范和价值观念以及产生这些规范和观念的制度。社会资本三种概念被累进地拓宽，第一种定义包括非正式和局部的水平协会，而第二种定义强调阶层协会，第三种定义在综合前两者基础上将正式国家结构(政府法规)纳入其中。考虑我们讨论社会资本的全面性，这里的社会资本采用第3种定义。

在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中，人们首先关注了社会资本的收益，研究者普遍认为，对于个人，社会资本有利于个人职业的成功和取得额外的收益；对于组织，则有益于组织内部资源共享、产品创新及强化销售关系、区域生产网络和组织间的学习等等。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资本的风险有可能超过其带来的益处，并且有时社会资本给行为者带来的收益是建立在给其他行为者带来风险的基础上。

二、社会资本的风险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两面性，社会资本存在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必将存在相应的风险，我们对其所包含的风险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其风险主要包括：

(一)社会资本盲目投资带来的风险。社会资本的建立和维持需要大量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并不一定能产生预期的收益，有些投资可能是无效的。由于社会资本的专属性和“用进废退”特性，一旦个人或组织对某一社会资本进行投资，没有及时地予以利用和维护，那么由该投资形成的资产不仅难以转移，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逐级消失，最终成为沉没成本。

现在很多组织对社会资本认识不足，以为社会资本有益无害，越多越好，对社会资本进行盲目投资。但是在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发现，社会资本包含多个纬度，不同纬度对组织的不同方面产生影响，单纯从量上予以投资，不考虑社会资本纬度和结构对组织目标的影响，这种投入并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必然会造成组织资源的巨大浪费。在社会资本投资前没有进行收益与成本的预算，也可能给组织造成负效益。Hansen在研究社会资本收益时发现，为了完成同样一个工程项目，拥有强联系的团队要比拥有弱联系的团队所花费的时间更多。虽然强联系的团队具有信息收益的优势，但为了维持这种信息顺利流通和共享却需要极其昂贵的维护成本。Hansen认为弱节点比强节点更有效的原因不仅仅是弱节点不会产生冗余信息，更重要的在于弱节点比强节点花费更少的成本去维护这些联系。

(二)社会资本过量带来的风险。社会资本过量带来的风险主要有3个方面。首先，强社会资本会造成组织成员的搭便车行为从而影响士气。Portes(1998)认为在关系紧密的团体，社会资本反而有可能引起“搭便车”问题，并且对成员的进取心造成负面影响。强社会资本虽然共享了信息和成果，但也因此淡化了个人与团队的界限，不仅使得团队成员间的竞争动力减弱，并且使成员间的督促作用也弱化，从而为搭便车行为提供了有利条件，降低了整个团队的活力。

其次，组织内部的强社会资本会导致过分嵌入抑制新思想的产生，导致思想偏见和思维惯性。就如Powell和Smith-Doerr说的“过分紧密的联系可能导致联系的盲目性”。Kern(1998)基于德国企业的状况提出了相同的看法。德国企业由于内部过度的团结，使得公司很难进行彻底的改革，寻找和采用新观念的步伐变慢。

(三)社会资本的不当利用带来的风险。首先，局部的强社会资本形成了部门墙，不仅不利于信息、资源在整个组织内的流通、共享，甚至成为组织更大范围融合的负面障碍。其次，对于小团体的强烈身份认同可能成为组织的分裂因素，Brass和Butterfield等指出了社会网络如何促使不道德行为和阴谋的发生。社会资本的团结作用能使组织分裂成“相互对抗的部分或是成为对特殊利益寻租的集合体”。再者，社会资本会进一步造成社会不公，统治阶层会利用其掌握的社会资本强化其统治地位，在资产、职位分配上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不仅加剧了社会的不公，也阻碍了社会各阶层的疏通，造成社会的分裂。

三、建议与对策

如何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资本?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防止风险，做到社会资本投资的最大化。

(一)客观全面地认识社会资本的功效、风险。社会资本是很重要的资源，在某些情况下具有不可替代性，但社会资本并不是万能的，有其本身的不足，不可能替代其他资源。我们要充分认识社会资本可能存在的不足，舍弃对社会资本的盲目信赖，打破社会资本越多越好的观点。我们要了解社会资本结构的组成及其不同组成对组织的不同影响，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有针对性地投资，避免盲目投资造成的浪费。

(二)做好投资前的预算。我们投资社会资本的目的是想从中获益，所以除了要避免盲目投资外，还要在投资前对投资所需的支出和可能带来的收益作一定的预计。如果投资可能的收益还不能弥补投资支出，显然这种投资应该被制止。

(三)监视组织社会资本情况。组织培养社会资本的本意是促进组织发展，提升成员福利，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会出现社会资本过量的情况，不仅形成部门墙，阻碍信息流通，更可能限制竞争、抑制创新，甚至引起组织分裂，极大地损害组织的发展动力。作为组织管理者，要及时关注组织及各部门的社会资本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通过人事变动、引入竞争等手段予以平衡。

(四)引导和监督社会资本的运用。社会资本恰当运用才能产生符合组织利益的结果，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个人或团体用其所掌握的社会资本谋取私益，且往往以损害组织利益为代价。社会资本运用过程离不开人的因素，故对社会资本的使用进行引导和监督成为预防社会资本因不恰当运用带来风险的重要手段。具体操作上，我们可以从制度建设、思想教育及舆论引导等多方面着手。

风险资本发展现状 篇12

所谓风险资本复原是指风险投资公司在其所投资的风险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依据所持有的风险企业的股权增值状况, 将其所投入的风险资本由股权形态转化为资金或可流通证券形态的运作过程。自风险投资契约达成之日起, 风险投资公司就必须开始考虑这个问题。风险资本退出时机恰当与否对风险投资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风险企业一般处于以下两种情况下:一种情况是企业在生产经营的某一阶段被别人占尽先机或者发现产品的市场前景并不理想, 或者技术在短期内难以突破, 此时风险投资公司应该审时度势果断退出;另一种情况是风险投资项目运营比较成功并且有可能为风险投资公司和投资者带来高额回报, 此时风险投资公司应该考虑资本的流动性和获得超额收益的可能性, 适时地退出风险资本。本文只在讨论后一种情况下选择风险资本退出时机的问题。

一、风险资本退出时机的定性选择

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考虑, 风险企业 (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 一般会经历研究开发期、创业期、早期成长期、稳定成长期、成熟期及衰退期六个发展阶段, 其各阶段都具有不同的企业特征、组织结构和资金来源。理论上普遍认为, 在风险企业运营比较成功的情况下, 风险投资公司适宜在其处于稳定成长期或成熟期时以IPO方式或合意的并购方式退出资本。

1.选择在稳定成长期阶段退出, 由于风险企业的产品市场不断扩大, 现金流量开始为正, 风险投资公司存在较大的获利空间。但与之共存的企业运转并未完全进入正轨、市场认同度仍然不高等因素使得在此阶段退出资本具有较大的风险性。

2.选择在成熟期期阶段退出, 风险企业各方面发展完善, 风险投资公司承担的风险较小。但由于风险企业已经进入了稳定的传统企业发展状况, 超额利润空间已经不复存在。

在实践中, 风险资本退出时所选择的风险企业发展阶段会依各投资公司的自我定位和策略而异。根据Zero2ipo清科公司调查结果表明, 我国风险投资专家认为最适合的资本退出时机是在风险企业处于成熟期;而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 大型的风险投资公司通常选择在风险企业处于稳定期时退出资本。这表明我国风险投资公司在风险资本退出时机的选择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更为保守和谨慎。

风险资本退出是一项决策艺术, 它需要风险投资家运用敏锐的直觉和出色的判断力选择最佳时机退出以达到收益最大化。但是, 单纯的定性分析会受到诸多个人因素的影响, 在许多未知因素上具有判断的模糊性。因此, 风险资本退出时机的定量化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选择风险资本退出时点的传统方法

(一) 内部收益率法

内部收益率法 (IRR) 是考虑了时间和风险因素来评价风险资本退出时点是否合适的方法。同时, 内部收益率法也具有其局限性, 主要表现在风险投资公司与风险投资者的评价指标相矛盾以及与价值增长目标相背离上。

风险投资者关心的是总的投资报酬率, 即最终的收益因素。而风险投资公司评价项目的标准是根据内部收益率 (IRR) 来确定的, 其目的是最优地利用资本与合理地估计风险以期最终达到内部收益率的最大化。因此, 风险投资项目IRR的最大化和投资者总的收益率的最大化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近年来, 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呈下降趋势, 于是用IRR作为项目的评价指标受到了质疑。

(二) 累计收益率法

累计收益率是以收益与原始投资额的比值来评价投资项目的指标, 该指标的优点在于它与风险投资者的评价指标是相符的, 使得具体与整体具有连贯性。但它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主要表现在不考虑时间和风险因素上。这在各期的投资报酬率高的时候表现的并不明显, 但是当投资后期, 各期的投资报酬率显著降低并且低于平均水平时, 虽然累计的投资收益仍在增加, 但是远不如放弃投资而获得的机会收益。这时应该选择放弃投资该项目, 而去投资其他投资报酬率更高的项目。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是内部收益率最大的时点或者是累计收益率最大的时点, 评价退出时点的指标不是应用于退出前的决策, 而是作为事后进行总结时对当时退出时点的选择的评价, 得出是否为最佳退出时点的结论。而在实践中, 风险投资公司更关心的是事先知道何时退出比较合适。可见, 内部收益率和累计收益率由于其固有的缺陷已经不能满足使用者的要求, 因而急需新的方法来对退出时点进行评价。

三、经济增加值法

风险资本退出时点的选择与风险企业的经营状况有关, 如果风险企业的净资产能够保持相当规模并且可以获得较大资本升值, 风险投资公司是不会贸然退出的, 所以风险资本退出时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和风险企业的价值增值水平相关。鉴于这种情况, 以经济学的经济收益和机会成本的观点为理论基础, 考虑引入一个新的指标-经济增加值指标-作为对传统方法的改进。

经济增加值 (EVA) 是指经过调整的税后净利润减除该公司现有资产经济价值的使用费用后的余额。它是扣除了所有使用的投资成本后的经济利润。经济增加值将资本成本理念引入了传统的业绩计量中, 通过会计调整修正了会计准则潜在的偏差和扭曲, 并且将企业业绩与管理者报酬联系起来, 其应用范围一般是企业内部的业绩评价。本文把经济增加值的应用范围扩大到风险投资领域, 用它来评价风险投资的收益情况。其计算公式如下:

传统的经济增加值计算资本成本所用的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由于风险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和发展趋势多为有限合伙制, 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很少借债, 传统的资本成本计算方法不能直接应用, 所以引入三种计算资本成本率的方法。

1、机会成本。风险投资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获得收益。当有项目的收益率大于现有项目的收益率时, 风险投资公司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是会果断地选择退出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机会成本的计算方法与通常计算的机会成本的方法是不同的, 这里所指的机会成本是指某一时期备选项目的价值增加值与期初价值的比值, 其计算公式如下:

由于价值增加值和期初价值在各期不同, 所以机会成本在各期也会有所不同。需要注意的是, 备选项目期数的选择应与现有项目的预期持有期数相一致。

2、投资平均收益率。风险投资是高风险的项目, 因而平均收益也高于普通的投资。风险投资公司关心的不仅是超额的收益, 更关心超额收益的数量, 他们要通过行业比较来确定收益是否超过行业平均水平。实际上, 只要总体合计收益达到这一标准, 公司就认为投资是有成效的。当用这一指标计算出的经济增加值大于或等于0时, 投资是有成效的;小于0, 则投资缺乏成效。

3、社会无风险收益率。风险投资能带来高额利润的同时, 也能带来巨额的亏损。于是, 当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已经低于社会平均收益率时, 如果没有看到未来的收益补偿前景, 风险投资公司是不会继续投资的。用这一指标计算出的经济增加值小于0时, 该项投资已经达到了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 风险投资公司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理论上应该强行退出。

经济增加值与传统方法相比其优点表现在:1) 考虑了时间和风险因素;2) 考虑了机会成本因素。价值最大化是风险企业的最终目标, 能带来价值增值的项目才是可以接受的项目, 相信在选择风险资本退出时点时, 经济增加值法作为一种评价风险投资业绩的方法一定会显示出它特有的功能。

四、结论

本文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对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时机的选择进行了分析。前者是从风险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的角度, 定性地、概括地论述风险资本的退出;后者是从风险资本退出的时点的角度, 定量地、具体地考察风险资本的退出。在实践中, 二者是相互配合, 共同作用的。因此, 在实施风险资本退出时, 风险投资公司要综合考虑两方面的因素, 根据风险企业发展特点制定出最佳退出策略。

参考文献

[1]刘曼红主编《风险投资:创新与金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10月[1]刘曼红主编《风险投资:创新与金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10月

[2]张建平《中国创业投资发展道路的抉择》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年3月[2]张建平《中国创业投资发展道路的抉择》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年3月

[3]司春林、方曙红、田增瑞著《创业投资》,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年5月[3]司春林、方曙红、田增瑞著《创业投资》,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年5月

[4]Zero2IPO清科创业投资研究中心《2003中国创业投资飙升突近投资总量近10亿美元》2004年 (2) 《风险资本》[4]Zero2IPO清科创业投资研究中心《2003中国创业投资飙升突近投资总量近10亿美元》2004年 (2) 《风险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