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三农”金融服务难题

破解“三农”金融服务难题（精选8篇）

破解“三农”金融服务难题 篇1

破解“三农”金融服务难题（纵横·十年）

——访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蒋超良

把缓解贷款难作为面向‚三农‛的核心

‚农村金融服务是世界性难题，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搞好‘三农’金融服务，更是具有挑战性和艰巨性‛。说起服务‚三农‛，蒋超良深感责任重大。

不久前发布的中报表明，今年上半年农行的经营业绩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其中县域金融潜力显现，县域地区贷款增速高于全行1.7个百分点。蒋超良说，农行为解决农村信贷供给不足问题，一方面不断增加涉农信贷投放规模，确保县域贷款增速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另一方面全面优化准入门槛、业务流程、产品设计和贷款定价，让各类‚三农‛客户进得来、贷得到、办得快、负担得起。截至2012年6月末，全行涉农贷款余额1.8万亿元。

把服务农民作为面向‚三农‛的着力点

蒋超良说，农民最容易受到金融排斥现象的困扰，能不能服务好农民应该是检验农行面向‚三农‛是否到位的试金石。

农行在服务‚三农‛工作中，推出了专门为农民设计的惠农卡，启动了为农民提供便捷金融服务的金穗‚惠农通‛工程，代理新农保、新农合以及财政支农资金兑付，实现了卡到户、机到村、钱到账。目前惠农卡发卡量达到1.12亿张，覆盖全国8000万农户。

农村金融服务是世界性难题，难就难在如何实现其商业运作上的可持续，农行致力于探索一条将二者结合的路子。

蒋超良说，党的十六大以来，农行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致力于加强和改善‚三农‛金融服务，特别是近5年来，农行按照中央的要求不断摸索，初步走出了一条面向‚三农‛和商业运作相结合的新路子。

风险控制是农村金融的最大挑战。农行建立了专门的‚三农‛业务风险管理体系，不断增强‚三农‛业务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今年6月末，农行县域贷款不良率降至1.67%，拨备覆盖率达到293%。

把深化改革作为面向‚三农‛的根本动力

当前，农村金融仍然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农业银行面向‚三农‛、商业运作仍然任重道远。

蒋超良表示，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大背景下，‚三农‛金融需求的规模越来越大，层次不断提升，对农行提出了更高要求。下一步，农行将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着力从整体上构建一套大型银行服务‚三农‛的新模式和新机制，破解风险高、成本大、商业可持续等‚三农‛金融服务难题，逐步把农行建设成为一家面向‚三农‛、城乡联动、融入国际、多元服务的一流商业银行。

破解“三农”金融服务难题 篇2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为此, 从改革开放初期, 国家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赋予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和产品的所有权;到2000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 着力为农民减负;再到十六届五中全会, 中央明确勾画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恢宏蓝图, 体现了我党解决“三农”问题一以贯之的政策取向和愈益明晰化的解决思路。

1.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看, 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阶段。

根据国际经验, 当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占到了GDP的30%时, 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才有可能, 才有条件由国家财政为主导来提供农村发展所需要的公共产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2004年, 我国GDP的比重已经接近30%。这表明, 我国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顺应这一趋势, 通过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 逐步解决“三农”问题。

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

我国要在本世纪头20年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这是一个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及生态文明的宏伟目标, 它能否实现, 关键在农村, 重点在农村, 难点也在农村。与实现小康社会相比, 农村面临着诸多问题:农田水利、交通、运输等公共基础设施严重滞后;村镇规划零乱无序, 脏乱差的现象严重;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与政治思想水平参差不齐等。因此, 全党适应新形势, 解放思想, 大胆创新, 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举措, 大力解决“三农”问题, 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3.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关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邓小平于1984年指出:“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 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80%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漂亮, 没有农村这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1]他又指出:“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全, 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 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 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2]但目前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已严重影响到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因此, 发展新农村, 建设新农村, 统筹城乡发展成为事关国家的稳定和安全的重大问题。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考

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 新世纪的“三农”问题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由上个世纪70年代末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2003年的税费改革, 再到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调整, 体现了我党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突破, 势必掀起我国农村发展的又一次高潮。笔者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进行了如下思考。

1. 进一步加强党对新农村工作的领导, 进行政策指导是前提

(1) 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意义, 始终从全局和战略高度重视建设新农村问题, 将解决好新农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党全社会要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政策倾斜, 对农民给予更多的关爱和充分理解, 要把支持农业和农村工作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密切配合, 形成合力, 确保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2) 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要真正把解决新农村建设的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紧紧抓住新农村建设的问题, 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解决。一是要切实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为农民增收、农村小康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二是从思想上端正对农民的认识, 从感情上密切与农民的联系, 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 做到爱民亲民、利民富民、安民护民;三是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深入农村, 深入调查研究, 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

2.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统筹城乡发展, 缩小城乡差距是关键

由于历史局限及认知因素的影响, 我们的发展观进入了误区:将工业化片面理解为城市工业化, 忽视了农村的工业化以及相应的城镇化……。由此带来的是资源损耗过巨、环境污染严重、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 并将统筹城乡发展置于五个统筹的首位。

(1) 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 鼓励农民进城。“城市化”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标志。城市化不仅是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的改善, 还能带来对服务业的巨大需求, 从而为解决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人口”问题创造更为必要的条件。因此, 采取相关措施, 推进城市化建设十分重要。同时, 要尊重农民的基本权利, 支持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为此, 保证进城就业农民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解决子女入学等问题, 国家已有明确政策,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采取更得力的措施, 明确牵头部门, 落实管理责任, 加强督促检查, 健全有关法律法规, 依法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各项权益。

(2) 扩大公共服务覆盖农村的范围, 改善农业发展环境。长期以来, 我们一直采取了优先发展城市、发展工业的经济发展政策, 在该战略下, “城乡分治”更加固化了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 对农民致富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就是要逐步解决农村公共服务滞后的问题, 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 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 逐步使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一样, 公平的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十一五”期间要重点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等。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 继续推进农村沼气建设, 积极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新型洁净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加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3. 坚持可持续发展观, 改善村容村貌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体现

(1) 切实解决好人口问题。当前我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 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 处理好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的关系, 仍是我们应长期高度重视的问题。

(2) 保持经济发展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仅国家要加大投入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 生产单位也要走绿色生产道路, 发展生态产业, 推行清洁工业, 还需要每个公民自觉节约生活资源, 保护环境。

(3) 实施科技兴农政策。科技兴农在知识经济时代更具有其重要意义,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 科技在生产中的贡献不大, 农民致富的本领不强, 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 必须大力普及农村文化教育, 培养高素质农民, 为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打好基础。

4. 增加农民收入, 保障农民利益, 改善农民生活是农村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 积极探索促进农民增收的新思路和新对策。要全面落实中央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 完善农业补贴政策, 加大扶贫开发力度。除了进一步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外, 还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关开增收渠道, 逐步建立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2) 采取多种措施为农民谋利益。认真贯彻国家关于免去8亿农民税收的“支农”政策, 取缔各种不合理的行政性收费;解决农民土地所有权等深层问题, 赋予农民平等权利, 使其享有准土地所有权;城乡统筹, 协调发展, 使农业人口和城镇人口在税赋、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逐步与城市 (镇) 人口享有相同的国民待遇, 使农民与城市 (镇) 居民享有相同权利和义务的同时, 平等竞争。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宏伟、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全党和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 做好宣传, 使之深入人心;做好科学规划, 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逐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群策群力, 多措并举, 才能最终创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65

发展合作经济，破解“三农”难题 篇3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政府关心的重点，是学者研究的焦点，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为了破解“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提出到现在，许多专家、学者和各级政府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农民增收乏力。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首先抓住“生产发展、生活宽裕”，这是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中最核心、最根本的目标。至于说“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只有在前两条的基础上，才能很好地实现。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极大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整个农村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各行业的确立，农业上小户经营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靠现有的生产责任制，靠农民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是难以实现农村生产发展、农民增收的。所以，必须转变当前农村落后、分散的生产方式，将千家万户的农民组织起来，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使农业生产变成真正的商品生产，使农村市场成为全国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农民真正成为独立市场主体而不是处在游离的状态。因此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要积极引导、扶持、规范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在坚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经营权分包到户的情况下，使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走向联合，把农户的分散经营转变为集约化经营，提高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水平。

一、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重大意义

（一）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可以迅速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通过发展农村合作经济，使分散的农户积少成多，由小变大，使农民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在经济生活中，有了自己的代言人，提高自己的声音，扩大自己的影响。

第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能使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形成一定的规模优势，提高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规避、化解和分散市场给农民带来的经营风险。

第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为农民提供生产资料、生活消费、市场信息等各类服务，可以在同一行业中制定技术标准、传播信息、交流经验、规范行为，使农民减少获取这些服务的交易成本。

第三，农户组织起来兴办的购销合作经济组织，通过联购分销的方式帮助农民购买生产和生活资料解决“买难”问题，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解决“卖难”问题，不仅可以通过购买低价农业生产资料降低生产成本，还可以使生产出的农产品卖出最好的价格，分享农产品购买销售环节的利润，这是农业发展新阶段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之一。

第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通过自身的教育功能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思想觉悟，增强使用先进科学技术、吸收先进理念的能力；可以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促进农产品产量和品质的提高，进一步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一体化经营。

第五，通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架起了农民与政府间沟通、联系的桥梁，维护农民的利益，代表农民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事实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维护农民利益的群众组织，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组织，可以打破农业的“小而全”格局，推进农业向专业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二）发展农村合作经济，有利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在现行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下，分散的农户面向市场发展生产，信息不灵，资金、技术有限，市场交易能力低下，而社会化服务体系在一些农村徒有虚名，农民基本上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和市场变化的最大受害者。通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进入市场，在信息、资金、技术、购销、加工、储运等环节联合起来，办理单个农户“办”不了，政府“包”不了，社区“统”不了的事情，弥补了农户分散经营的缺陷。对于农户驾驭市场，增强竞争能力有着重要意义。实践证明，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农民在保持产权相对独立的前提下资源结合，仍然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仍然是独立的生产者，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制度不仅没有矛盾，而且填补了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空缺，是对双层经营体制的完善。

（三）发展农村合作经济有利于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全国13亿人口，近60%生活在农村。2004年末，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还有2600余万人，有4900余万低收入人口仅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这表明我国农村居民还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处于较为困难状态。如此庞大的低收入群体，事实上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瓶颈”，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缩小城乡差别，有效解决城乡低收入群体问题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作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一是以维护成员利益为目的，利润共享，风险同担，经营比较稳定；二是使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具有了大体相同的竞争能力，农民不仅从第一产业，而且能够从第二、第三产业获得收入，从而缓解了城乡之间和农户之间贫富悬殊的矛盾；三是通过互助共利的合作社原则有效地维护农村低收入群体利益，在缓解社会矛盾方面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民主管理制度有利于提高全社会人员的文明素质。

二、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总体思路

（一）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

无论哪种类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都应该建立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体制基础之上，而绝对不应该造成对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否定。所以，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落脚点，应该是为广大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的服务，解决一家一户办不好、办不了的事情，最终达到农民增收的目的。

（二）充分利用农村现有的组织资源

目前农村有两大组织资源可资利用，一个是农村供销合作社，另一个是村组织。

改造和利用农村供销合作社。其基本方向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基层供销合作社与农民共同创办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把基层社改造成为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二是通过连锁等现代流通方式和经营手段，按经济区域调整基层社布局，增强基层社的服务功能；三是通过对社有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服务于“三农”的龙头企业；四是通过实行社企分开，强化各级联合社的服务与协调职能，努力使合作社成为广大农民的代言人。

切实加强村组组织建设，增强村组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组织优势，以农户为基础，以产业为依托，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党支部和村委会积极领办和创办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农户，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生产发展、农民增收。

（三）坚持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和循序渐进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长与发展，与其他经济组织有着明显不同，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培育和发展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要按照合作社的原则，结合我国国情，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坚持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循序渐进。以纵向产加销一体化、横向综合服务内容为发展目标，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基本原则，宜综则综、宜专则专，逐步推进。例如，可以建设各种各样的农民协会。

三、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对策与建议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虽然是农民自己的组织，但并不是说合作事业就仅仅是农民自己的事情，或者是哪个部门的事情，也绝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撒手不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政府应加强领导和指导，要自觉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和管理。

要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基本原则，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民办”是前提，就是树立农民在合作经济组织中的主人翁地位。“民管”是基础，一定要农民参与民主管理，有效地避免盲目决策、管理混乱、损失浪费等行为。“民受益”是核心，这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生命力所在。

（二）抓紧合作经济组织立法

必须抓紧合作经济组织立法，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长提供适宜的外部环境。这将有利于正确处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与其他各种组织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规范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自身的行为。

（三）制定优惠政策，加大扶持力度

一是在注册登记、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销售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二是财政支持，要把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纳入支农重点对象，调整财政支农结构，推动财政支农工作上一个新台阶；三是税收优惠，要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政策规定，积极研究有关税费优惠政策，可以采取低税率政策或免征所得税；四是金融和保险支持，金融部门要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积极给予信贷支持，并帮助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营销等方面的保险制度。

（四）完善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1、明确目标，强化功能。这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健康运行的基础，也是完善内部管理体制、优化运行机制的最终目的。

2、健全内部管理机构，优化组织模式。要借鉴现代企业的内部机构设置，坚持精简与效率原则，建立一个设置科学、运作规范、管理有序的机构体系，设立成员大会、监事会、理事会、经理班子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并学习其高效的内部结构模式。

3、强化控制权，规范管理权。要着力增强成员的参与意识与民主意识，充分尊重成员参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重大决策的民主权利，培养成员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认同感，增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凝聚力。

4、健全盈余分配制度。利益分配机制处于整个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核心，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对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一切都以成员利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内部的分配制度应以此为基点进行设计。

5、加强监督，建立健全约束机制。在农民自愿、自主经营的原则下，要把好“入口”，对加入条件加以限定，只有符合条件才能加入，同时要把好“出口”，不能无条件的允许成员退出。

（五）积极开展教育和培训，增强农民的合作意识，提高农民的合作能力

做好三换工作与破解三农难题 篇4

统筹城乡重点在“三农”，“三农”问题核心在减少农民和富裕农民，富裕农民的基础在于盘活农业生产要素和农民生活资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探索试行以“农村宅基地换城镇住房、农村承包地换城市社保、林地承包权换股份收益”的“三换”工作，对于实现转移农民、安置农民、富裕农民的目标，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步伐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实施“三换”工作十分紧迫

1、农民进城期待“三换”。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新一代年轻农民既不满足在农村居住和生活，又有一定的移居城市的文化基础和经济实力，加之城镇化亟需转移农民进城创业，政府和农民都希望有更多农民转移到城镇安居乐业。2008年底，全市劳务输出近63万农民工，已比较习惯、熟悉和期望城市的生活方式，尤其是“80后”的农民工，更渴望以智力而不是体力在城市生存。但对固化的、具有较大潜在价值的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承包权，难以转化为农民进城创业和定居的资本，成为农民进城的障碍。“三换”可以有效盘活农村资产，增加农民创业实力，减轻农民经济负担，实为农民进城所期盼。

2、工业化亟待实施“三换”。围绕“工业强市”战略，全市上下正大办工业，推进工业园区建设。目前正在重点建设的县域工业园区13个，规划用地107865亩，实际开发37185亩，政府实批20385亩，缺口70680亩。工业用地指标不足致使许多好的工业项目搁置，严重影响工业发展，而农村农家大院和一户多宅现象普遍存在。据国土部门提供资料，农村居民居住点共占地31.15万亩，户均达0.49亩。如果户均减少宅基地0.12亩，全市可置换出建设用地7.84万亩，可大大缓解工业发展和城镇建设用地不足矛盾问题。

3、农业现代化呼唤“三换”。农业发展方向在于现代化，现代农业必需走规模经营之路。然而，目前农村实行分户、小规模的土地承包经营状况，导致产业规模小、效益低，农业发展动力日益微弱，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实行“三换”，让移居城镇的农民放弃土地和林权，把土地和林权逐步向专业大户或经营企业集中，以利于更好地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二、“三换”的基本思路和重点

“三换”以转移农民、富裕农民和城乡一体为目标，以引导农民进城务工创业定居为重点，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和以人为本理念，对愿意放弃“农村宅基地、农村承包地和林地承包权”的农户，探索以“农村宅基地换城镇住房，保障住有所居；农村承包地换社会保障，保障难有所解；集体林权换股份收益，保障换有所得”的统筹城乡发展模式。

——用农村宅基地换城镇住房。按照“控制增量、盘活存量”的思路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基本原则，农民自愿放弃宅基地使用权的，由村民提出申请，村委会汇总逐级上报乡（镇）、县（区）人民政府批准，原宅基地经有关部门核准面积、评估作价后，由国土管理部门收储到宅基地收储中心，统一安排使用。经市、县（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政策，既可以到城镇选择一定面积的安置房，或到商贸小区置换部分商贸用房，也可以选择货币安置到政府统一规划区自行建房。不论采取哪一种补偿方式，农民均拥有完整产权。

——用农村承包地换城镇社会保障。农民凭迁入地户口申请手续和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三换”有关证明，到迁入地公安机关进行城镇居民户口登记。已办理城镇居民户口的人员，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养老、工伤、医疗保险和社保等政策，对尚未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但已经参加新农合的人员，当年可继续享受新农合补助政策。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都要免费为其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就业信息、职业介绍等就业服务。进城落户农民子女就近安排入学，并继续享受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保障其享有与当地居民平等的受教育权。

——用林地承包权换股份。在实行林权制度改革后，对不愿意放弃林地承包权的农民，可以把潜在的资源转为现实的资本。即农民把林业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采取入股、转包、转让等多种形式，将林权流转给产业化龙头企业、乡镇企业或农民经济专业合作社等经营，林权流转收益归农民所有，既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又促进林业的规模化经营。

三、推进“三换”工作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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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突破。一是突出重点区域。以月河川道为重点，依托安康中心城市西扩和九个县城及重点集镇，打造“三换”试验示范区。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量力而行，优先选择工作基础较好，有一定经济基础和资金保障能力的镇、村和农户率先启动。二是突出重点产业。大力引导进城农民以园区经济、特色农业、现代服务业为重点，发展二、三产业。着力培育以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生物制造、生态旅游和现代物流为主的新经济产业体系，为农民进城务工创业提供优质平台。三是突出重点对象。以个体经营户、大中专毕业生和长期在外务工农民为重点，率先实施“三换”，引导其优先进入城市务工创业定居。

2、服务引导。“三换”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应从统筹城乡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以“三换”带动全局的重要性，增强服务意识，简化审批手续，实行“一站式”办公、保姆式服务，搞好换前、换中、换后的系列服务，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创造良好环境。大力推进城镇建设，优化城市创业和居住环境，引导农民进城务工创业定居。按照农民进城居住社区化、社会保障市民化、生活方式城市化的思路，集中搞好社保服务，全面改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户户都有住房、人人都有社保、家家都有收益”的目标。尤其要加强农民进城安居后的后续引导、服务，为农民务工创业定居送政策、出主意、解难题，帮助其最大限度增加收入，尽快转为市民。

3、政策保障。实施“三换”要以尊重和保障农民生产、生活发展权益为根本，制定出台一系列具体实施政策，快速引导农民进城务工创业定居。及时建立“三换”利益补偿制度和新型农民转市民制度，有计划、分步骤推进户籍、社保、公共财政等改革，形成统筹城乡的制度框架。加大户籍改革力度，实现城乡一体，促进城乡人口合理双向流动，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统筹土地管理和使用，把置换收储的承包地集中到种养大户、龙头企业等经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完善公共财政政策，以城镇建设为主，把“三换”安置重点作为关注民生、赢得民心的最大亮点。拓宽农村金融渠道，推行农民单户抵押、户户联保等多种形式抵押担保，进一步开拓农村信贷市场，解决农民融资难题。用足用好奖扶政策，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切实保障城乡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破解“三农”金融服务难题 篇5

－―――大讨论活动货运科整改措施

开展大讨论活动进入整改落实阶段以来，货运科按照局总支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注重突出货运工作的实践特色，着力在研究制定整改落实方案上用心思，在落实整改责任集中解决突出问题上下功夫。圆满完成了整改落实阶段各个环节的工作任务，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科室存在的主要问题

1、平时组织理论学习不够，学习效果不好。

具体表现：科室在组织成员理论学习缺少系统性计划，强调业务工作忙,各成员理论学习系统性不强，学习的主动自觉性和学习效果不好，对学习内容理解不深。

整改目标：在我办的理论学习上下功夫，将理论学习不断引向深入，以解决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着力点，通过学习来提高科室成员个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以求提高整体素质。

整改措施：

(1)、建立理论学习制度，将理论学习制度相对固定下来。理论学习由老党员同志负责。做到学习内容、学习时间落实，做到每月集中学习不少于三个半天，要求对每次学习做好学习纪录，注重学习效果的提高。

（2）、根据局里学习计划安排和工作实际情况做好本科室成员的学习安排。

2、工作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尚未较好发挥。

具体表现: 个别同志存在着对工作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精神状态不佳的现象，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整改目标: 加强个人意识、责任意识的培养，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在科室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整改措施：

（1）、健全规范办公室对成员的日常教育管理，在科室内经常开展个人意识、责任意识、工作意识、学习意识、表率意识的学习教育活动，使大家通过学习形成共识。

（2）、科室领导在工作中多与科室成员交换思想，多听取科室成员的意见，给科室成员压担子，在工作中注意调动科室成员的积极性。

本阶段科室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时间紧、任务重，许多工作没有做实、做透。在下一阶段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开展整改工作，促进有效整改，公平、公正开展检查评比，加强督促检查，巩固整改成果，保持整改长效性。

梁园区道路运输管理局货运科

破解“三农”金融服务难题 篇6

作者：韩 凯 网站编辑：李爱玲 来源：《前线》 日期：2011-02-10

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还需要破解一系列难题。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和首都的特殊地位，公共服务供给与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不同城市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之间的发展差距还很明显；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生产能力弱，服务形式和服务模式仍较传统；从事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单位在“转企改制”后，面临着市场生存压力，从客观上对公共文化服务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社会公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参与程度和满意度还不高，公共文化服务管理体制不适应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发展需要。

一、新型的公共文化服务载体——非营利组织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发达国家的社会三大部门（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公益组织）的结构和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按照市场化的要求进行改革和分工调整，促使社会公益组织以“非营利”的方式迅速发展。“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公益组织，区别于政府部门和企业，以“民间”身份从事社会公共服务，但在经济上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由于它的“非营利”性质，发达国家在法律上区别于营利性的商业组织，对其有所限制：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二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因为出资而拥有非营利组织的所有权，收支结余不得向出资者分配；三是非营利组织一旦清算，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应按规定继续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即非营利组织的资产在一定意义上是“公益或互益资产”，属于社会，不归组织经营者所有。

非营利组织既有“输血”渠道，又有自身的“造血”功能。它的资金来源大体可分为四部分：财政补贴，包括来自各级政府的拨款和项目经费；社会捐赠，包括个人捐赠、企业、基金会及国际组织提供的资助；服务收费，包括会员缴费、服务取酬；经营性收入，包括经营实体收入、投资收入、产品销售收入等。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单靠以接受政府拨款和社会捐赠为主的传统资助模式已不足以维持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它们必须自谋生路，全力寻求资金来源上的自给自足。

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属于精神和知识“产品”。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法精确计算，也无法实现普遍的真正的等价交换，其使用价值的实现必然受到消费者的主观因素影响和制约。因此，公共文化服务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原则。但是，公共文化服务同时又属于“第三产业”，是由文化工作者用劳动创造出产品提供给它的服务对象或由公众消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必然具有商品属性，也可以用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剧场的门票、博物馆销售的纪念品），并形成一定的经济效益。公共文化服务这种特殊商品的“二重性”，彰显了“天然”的非营利属性。

在发达国家和世界城市，为了防止商业对文化的过度“侵蚀”，非营利组织一般从事国民文化教育、提供文化消费服务，扶植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文化等方面的业务。它们已经成为社会文化领域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据统计，美国有140万个非营利组织，分布在全国各行各业和各个地区，与政府、企业等量齐观，已成为美国社会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文化中心、社区图书馆、电视台、报社、博物馆、歌舞乐演出团体，甚至包括一些社会文化机构，都可以是非营利组织。在政府拨款或社会捐赠不足的情况下，允许非营利组织从事商业活动，以赚得一些商业收入去维持生存和发展。但是，不能违反“非营利”的原则，更不能转变其宗旨。

二、非营利组织在首都公共文化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研究借鉴发达国家和世界城市的非营利组织体制及模式，有助于破解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难题。

第一，进一步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结构。非营利组织区别于传统的事业单位，在体制和机制上更具有社会及市场的弹性和适应性，有利于持续不断地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提高服务水准，优化服务结构。

第二，不断满足公共文化服务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应该利用非营利组织的不趋利性，加强对社会基层、低收入人群、边缘发展区域、不同知识群体的分类服务。

第三，大力推进文化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非营利组织宜于将政府资源和市场资源对接起来，既可以充当政府和企业的“中间人”，又可以起到监督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第四，有效提升公共文化设施的服务水平。北京的文化设施权属复杂，大量的“内部”文化设施对社会公众开放度不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欠缺。可以利用非营利组织搭建社会化平台，建立和健全相应行业标准与评价体系，逐步提高文化设施的投资、运营和管理水平。

第五，增加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文化元素。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可以吸取世界各民族乃至宗教的文化特色，妥善处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先进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建立与多种族文化需求相匹配的供给体系。

第六，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扩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影响力。北京具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世界传播中心的地位优势，要利用非营利组织的“民间”身份，发挥其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特使作用。

三、非营利组织的制度建设和促进政策

在我国，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在正式文件中基本没有出现过。就职能来说，我国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应属于非营利组织的范畴，虽然目前它们与非营利组织在属性和资金来源方面尚有差别，但仍可以作为重要的改革路径选择。

第一，制定和完善关于非营利公共文化服务组织的法律法规。要制定与非营利组织相关的政策法规，明确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功能定位，建立服务标准和评价体系，创新和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专业化管理模式。积极支持区县级以上的文化基金会、行业协会等发展成为“枢纽型”的非营利公共文化服务组织。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举办主体化、建设运营市场化、融资渠道多样化，通过其载体——非营利组织的运行，使公共文化服务更加符合社会文化福利的公平原则。

第二，营造有利于非营利公共文化服务组织发展的社会环境。在明确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投资范围并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时，积极创新社会融资以及引导更多的投资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机制。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慈善捐献文化，正确树立企业的社会责任观，科学制定和完善企业及个人慈善捐赠与税收减免的政策。积极落实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布局的规划，探索采取政府补贴或者以公共文化设施的土地商业开发配套作为投资条件，吸引社会投资主体以非营利的多种形式参与，加快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

第三，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的非营利组织体系。从北京的实际情况出发，将非营利公共文化服务组织纳入社会管理和市场管理的体系。除了可以将文化基金会、专业协会建设成为“中枢性”的非营利文化服务组织之外，还可以根据分类标准建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非营利组织体系。例如，从文化设施规模来讲，有中小型文化活动中心和社区书店；从活动频次来讲，有承担组织传统节日活动和申办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机构；从经营方式来讲，有专业和中小型文化网站，等等。

第四，科学制定非营利公共文化服务组织的税法监督和管理制度。通过区别不同性质收入的税收政策，规范引导非营利公共文化服务组织的经营活动。对于直接来源于公共文化服务的非营利性收入和相关收入，及其直接用于公共文化服务开支的结余，可减免税；与公共文化服务非营利性目的无关的商业收入，应该按有关法律纳税。对非营利公共文化服务组织收入及使用加以限制，超越了有关限制，不仅会影响减免税资格，而且还可能受到直至被撤销的不同程度的处罚。

第五，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非营利公共文化服务组织的社会监管体系。非营利公共文化服务组织的设立及运行实施要受政府全程严格监督，尤其是财务要接受政府税务部门的监督并且向社会公开。当非营利公共文化服务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必须接受包括律师、审计师、注册会计师在内的第三方审计。同时，要建立非营利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和评价体系，加强行业自律。□

非盈利机构一般有慈善团体、文化交流促进团体等.属于社会团体范畴,应到民政部门或当地社会团体局办理登记。

(一)登记对象：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二)登记内容：

名称；住所；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法定代表人；活动资金；业务主管单位。(三)登记程序及时限：

1、发起人（5人以上）、发起单位（3个以上）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向县民政局提出筹备申请，县民政局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

2、县民政局60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筹备的决定；

3、筹备成立的社会团体应当自县民政局批准筹备之日起，6个月内召开会员（或代表）大会，通过章程，产生执行机构、负责人和法定代表人；

4、向县民政局申请登记发证（填写社会团体申请登记表、章程核准表）；

5、县民政局收到申请登记材料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工作，对符合要求的，准予登记，发给证书。(四)登记条件：

1、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人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

2、有规范的名称和相应的组织机构；

3、有固定的住所；

4、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5、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三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

6、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五)需提交的材料：

1、筹备申请书；

2、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

3、验资报告、场所使用权证明；

4、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兼任社团秘书长以上领导职务的，需按干部管理权限，经组织部门批准）；

5、章程草案。

破解“三农”金融服务难题 篇7

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宽带信息基础设施建设。2010年3月, 美国政府出台《国家宽带计划》, 明确指出宽带如同电力一样是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增强全球竞争力和改变生活方式的重要基础。2011年10月, 美国政府将宽带纳入电信普遍服务范畴, 并成立“连接美国基金”来支持农村和低收入地区的宽带普遍服务。

将宽带纳入普遍服务

1996年, 美国电信法扩大了普遍服务的传统目标, 在原有电话业务的基础上增加了高级服务——高速互联网, 并要求以公平、合理、支付得起的价格向所有用户提供。该法确立了面向互联网的普遍服务原则。此后到2009年, 国会指示FCC制定国家宽带计划, 以确保每一个美国人都能接入宽带。

2010年3月, FCC发布了国家宽带计划。2011年2月, 根据国家宽带计划, FCC发布了一项法令提案通告, 开始全面改革和更新原有普遍服务中的高成本支持项目和运营商间的补偿 (简称ICC) 制度。

2011年10月, FCC正式通过了第一个法令决议, 实施普遍服务基金/运营商间补偿制度的改革计划 (简称USF/ICC改革计划) , 并确立了以下目标:确保向家庭、企业和社区主要机构提供普遍的话音和宽带业务;确保美国人在生活、工作或旅游中能接入移动电话和宽带;确保以合理的价格提供宽带和话音业务;将消费者和企业的普遍服务义务负担最小化。

2012年4月, 美国正式推出了CAF, 开始接受申请;5月, FCC公布了“移动基金”的申请程序和细则;7月, FCC正式发放CAF;10月, FCC正式发放移动基金。

2012年12月, 有线竞争局 (简称WCB) 发布了第一版本的CAF Phase II成本模型。2013年1月, WCB发布了第二版本的CAF Phase II成本模型。3月, WCB发布了第三版本的CAF PhaseII成本模型。新版本在旧版本的基础上不断修订完善, 使得成本模型能更加准确地反映提供宽带普遍服务所需的成本。

服务基金并非全新建立

USF/ICC改革计划新设立了“连接美国基金” (简称CAF) , 以取代原先电信普遍服务基金中的高成本支持机制。“连接美国基金”有两大目标, 一是在保留话音业务的基础上, 为仍没有宽带接入的居民提供宽带业务;二是为仍没有接入移动业务的地区提供移动语音和移动宽带业务。

美国通过设置CAF来支持运营商在宽带空白区部署网络, 实现宽带业务的普遍服务。CAF是对原先电信普遍服务中四个项目中的高成本支持项目的取代, 而不是另外再开辟的一个基金。此外, FCC第一次将移动宽带作为独立的普遍服务目标, 在CAF下设立了新的移动基金来支持移动宽带服务覆盖范围和内容的普及。

为更好地推进宽带普遍服务, CAF和移动资金都分成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提供一次性投资资金引入宽带到无服务地区;第二阶段是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 作为高成本地区的网络部署和后续维护等。

具体来看, CAF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刺激宽带迅速部署, 2012年为在宽带空白区部署网络的运营商提供3亿美元资助, 该地区原先的高成本资金随即用于资助无服务区域的宽带网络建立和运营, 宽带服务提供商向无服务地区每新增一线宽带连接可以获得775美元的资金支持, 获得补贴的运营商提供的宽带实际速率最低不低于下行4Mbit/s和上行1Mbit/s, 使得网络能适用于即时应用和服务, 比如VoIP的传输。第二阶段:自2013年起, CAF采用前瞻性的成本模型和竞争性招标的方式大力支持未来五年的网络建设。

移动基金也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提供3亿美元的一次性支持在无服务区建设部署移动话音和宽带网, 资金通过全国性的反向拍卖方式来分配, 拍卖会将在预算内最大范围覆盖无服务地区, 中标者必须在3年内提供4G业务或者在2年内提供3G业务, 并加快迁移到4G。此外, 移动基金还专门划出5000万美元支持部署地区。第二阶段:2013年后, 为确保移动宽带服务能持续提供, 移动基金每年提供5亿美元的后续支持, 其中每年拨出1亿美元专门用于部署地区。

启示:三权分立政企协同

在资金来源上, 连接美国基金并未额外增加预算, 完全由此前的电话普遍服务基金改革而来, 将原电信普遍服务基金中的高成本支持的资金转到连接美国基金上, 年度预算最高达45亿美元, 用来支持话音和宽带业务的普及。FCC还削减了不必要的开支, 并重新制订了一套非常严格的预算制度, 首批到位的3亿美元资金就是通过紧缩机制筹集到位的。

美国的电信普遍服务基金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立而完整的运作体系。FCC、联邦-州普遍服务联合委员会和普遍服务管理公司 (USAC) 三个机构各施其责、共同协作, 有效实现了美国农村和偏远山区的电话业务的普及。由于有了这种成熟机制的基础, FCC顺利将宽带纳入电信普遍服务的范畴, 并将原来主要用于支持电话的普遍服务资金转移到宽带建设上。

破解“三农”难题的智脑温铁军 篇8

转换角色，温铁军为破解“三农”难题独辟蹊径

1995年，温铁军提出以“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政府建议，得到中央主要领导肯定并成为国家重大政策；1996年，他首次提出并全面阐述“三农”这一概念及其内涵，成为亿万农民的代言人。

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理解从概念上就体现出独到见解：“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而应是“农民、农村、农业”。农民主体的问题、关注农村发展问题应该得到更多关注，农业问题是由此派生的。

谈到“三农”话题，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很低调的温铁军打开了话匣子，言辞犀利地为农民处境疾呼。

“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现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是5个亿。在这个正式公布的劳动年龄人口基础之上，恐怕还得加个30％，因为还有半劳动力，这么算下来，农村的劳动力就有6个多亿。我们的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概需要1.5亿的劳动力，也就是说，还有将近5个亿的剩余劳动力。这是就业问题。”

“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内在的基本矛盾制约下，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

“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是个农民大国。经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天已成为现实。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这个特殊群体仍然相对贫困。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下功夫，也要在‘三农’之内找出路。”

席间的谈话没有任何间断。面对温铁军，他一身职业的西服和一番精辟的陈说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个一门心思做学问的学者，对农民的一腔热情和看待农民问题的“农民视角”又让人感到他是农民中的一员。

置身于农民之中的“三农”专家

2004年元旦，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CCTV2003年度经济人物颁奖会上动情地说：“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而温铁军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站在一旁的温铁军厚重中透出几分腼腆，很诚挚地表白：“我不敢称自己是农民的代言人，党才是。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而已。”

已经56岁的温铁军，15岁时赶上“文化大革命”。在人民大学的院里，他看着大哥哥大姐姐们，穿上用铁皮做成的盔甲，里面垫上厚厚的精装本图书，戴上柳条帽，用磨尖的螺纹钢，在校园里捅来捅去。楼上用床架子绑上自行车的橡胶内胎，把鹅卵石射来射去。这段乱世之战给年幼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7岁的温铁军又被安排到山西汾阳插队。温铁军回忆：“有一次，带队进山搞副业，想给大家搞点活钱，结果人还没有出发，那边的批斗会已经准备好了，批斗我走资本主义道路。批斗会正在进行的时候，是当地的大队干部把我给保了。从那以后我就完全跟当地的农民们在一起了。”

命运总是有着巧妙的安排。之后的几年内，温铁军不仅当了“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听话”的好战士，又当了3年“学好技术”的工人。在社会底层的滚爬，温铁军滚出了一身“泥巴”，不再是一个传统读书人出身的小知识分子，也正是从那时起，他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士兵，懂得了工人。这11年工农兵的特殊经历，形成了温铁军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角度和关注农民的感情。

1987年，温铁军调入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素材积累，使这位新闻系的高材生把自己的奋斗目标明确定位在了“研究农村问题”上。温铁军先后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调查研究所(ISR)、世界银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到康奈尔大学和南加州大学讲学交流，并攻读了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学位。“为文不说民疾苦，再作诗书也枉然。”温铁军一边不断地充电，一边走出书斋，到农民中去求解“三农”难题。他对全国21个省164个市县的30个试验区进行立项调研、方案设计、跟踪监测和成果评估等科研工作，走遍了农村的山山岭岭，把第一手材料写成文章。这位很少呆在研究室里的“研究员”成果多多；《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当“三农”遭遇WTO》《半个世纪农村制度的变迁》……这些论著有具体例证、有抽样调查、有确凿数据，具有振聋发聩的说服力。说起自己研究“三农”问题的经历，温铁军说：“我在用双脚做学问。”

20多年田间地头的行走，给了温铁军纵论“三农”问题的深厚底蕴和自信。他的大声疾呼“没有农民，谁能活在天地间”给人的醍醐灌顶般的警醒，他那发自肺腑的呐喊，唤起世人将视线重新投向其实一直张目可及的苦难，也令一度逡巡的决策者找到了果断的落点。

农民智则中国兴，乡村建设学院播下中国农民希望的种子

对关心中国农民及农村问题的人来说，这应该是难以忽略的一页。

1926年，以晏阳初为干事长的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址定县为实验区，进行了为期10年的平民教育实验工作。晏阳初针对中国“愚、穷、弱、私”四大问题提出“四大教育”，即识字(文艺、文化)教育、生计(生产)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及以此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乡村建设运动。数十年来，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其中不乏赵元任、俞平伯、张学良、斯诺等著名人士，定县因此成为闻名世界的乡村建设实验区。至今，遗风犹存，口碑尚在。

2003年初，温铁军带领大学生来到河北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开展乡村建设论坛和乡村建设活动的社会调查。让温铁军没想到的是，翟城村老百姓自愿贷款30多万元，把村里的废弃中学买了下来，免费提供给温铁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这与温铁军的思想不谋而合。早在3年前，温铁军就一直在酝酿一个诺亚方舟式的乡村建设实验基地一一在那里，人、动物、自然协调生存……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和理想的社会，更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2002年10月，他发起组建“中国乡村建设中心”，先后为300多名有志于农村建设的人提供了培训，这些接受培训的“种子”转而又为福建、四川、云南、贵州、江西等省区的贫困山区

培训了第二代的“扶贫种子”3万多人。温铁军这种建设方式，与晏阳初的思想一脉相承，旨在达到重建乡村改良社会的目的，继承晏氏遗风的心愿不言而喻。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城乡居民、农民带头人、乡村医生、农技人员、基层农村干部、志愿为乡村社区服务的青年志愿者，都有着对乡村建设理念的认同，都怀着建设乡村、改变乡村面貌的共同理想。他们在学院免费接受农民学、农村学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理论；政治经济学常识与农村(农业)合作社教程，可持续生计、生态、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历史及国外乡村建设与另类经济的理论及实践；现代科学发展概要、文化艺术常识；参与式农村工作方法、传播与沟通；社会心理学与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的社会心理现象等全面的学习培训。一目了然，这与晏阳初的“治愚、治穷、治弱、治私”，已不可同日而语，不是“定县实验”的简单复制。

为了学院的开办与发展，温铁军先后筹集各类捐赠9万元用于启动经费，并把自己的所有的奖金、稿费、讲课费等建立了专门的账号，以备乡村建设学院专款专用。

温铁军一再强调，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是农民办的学校，自己，不过是一个跟从者，是坚定的实验主义者的跟从者：“不做实验你怎么知道哪个观点是对的?不做实验你又怎么知道哪个观点能够符合中国国情?”温铁军深信实验的结果既是做学问的必须，也毫不怀疑实验的过程会给一乡一地一人一户带来点滴的积极改变。

独树一帜的乡村建设学院，是温鐵军在中国农村鲜活的土壤中悉心培育的一棵幼苗。“这不仅仅是在见证某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秉承了老前辈费孝通、恩师杜润生“要扎扎实实地调查农村每一个问题，一个一个地帮助农民解决问题”精神的温铁军，话语至此，发出了语重心长地慨叹。

温铁军在倾力建造中国第一个免费培训农民基地的同时，积极筹款投入“大学生支农调研”和“劳动者免费培训”计划，试图帮助广大农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融入乡村建设理念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