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旅游服务（精选8篇）
红色旅游服务 篇1
发展红色旅游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
——会宁红色旅游考察侧记
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梁旺兵
红色旅游文化是爱国主义教育与旅游相结合的一种新兴旅游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具有政治文化、经济多重意义和维系社会和谐精神纽带、构建和谐社会精神动力、培育和谐社会文明道德的作用。
作为一种全新的旅游形式,红色旅游以“红色”为内涵,以旅游为形式,把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和革命精神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祖国的大好河山融为一体,赋予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以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作为一种新型主题性旅游形式，红色旅游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笔者通过对会宁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地进行考察，从中感悟到：红色旅游文化，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政治、文化、经济多重意义和纽带、动力、培育作用。
一、会宁红色旅游文化资源概况
会宁红色旅游文化资源主要由会宁红军会师旧址（会师园）、红军长征胜利景园（桃花山）组成。
著名的会师楼始建于嘉靖年间，大约有四五百年的历史。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于此，将这一座破旧低矮的门洞建成了一座凯旋门。1986年在文庙大成殿红军会师旧址前面空地上建成了高达28.78米，共11层的纪念塔，正面雕刻着邓小平题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18个大字。这座三塔环抱的会师楼仿佛像人们讲述着红军二万五千里的悲壮，向人们证明着红军会师的光辉。除此之外，会宁县抓住200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宁胜利会师70周年及全国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的契机，积极争取红色旅游政策倾斜项目，修缮革命遗址遗迹，兴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纪念馆，运用声、光、电等现代高科技手段进行布展，使纪念馆成为立体全面的参观地点。
红军长征胜利景园位于国道312线南侧，省级森林公园桃花山北麓、桃花山新区东面，占地36公顷，与会宁城内“会师园”遥相呼应，形成了一个有机整
体，是瞻仰凭吊、旅游观光之胜地。景园巧妙的利用桃花山的山形地貌，自然风景，采用摹拟与微缩相结合的手法，修建了长征路上具有代表性和历史意义的22处景点，突出以万分之一时间走完万分之一长征路为主题。微缩景点形象、逼真、生动地再现了红军二万五千里征程的千难万险，雄奇壮观，以景观反映史实，使参观者既可满足瞻仰革命遗迹之渴望，又可享受登山览胜之乐趣。达到寓教于乐、励志育人之目的。
作为红色旅游的经典景区和甘肃省红色旅游的重要景区，会宁红色旅游前景广阔。第一，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优势，无可比拟的历史地位及其承载的厚重历史文化。第二，会宁位于甘肃省会兰州与庆阳、延安等革命老区红色旅游主干线中段，国道312高速公路穿地而过，具有先天的区位优势。第三，会宁经过长征胜利50周年、60周年、70周年三次大规模建设，会宁红色旅游在硬件建设方面已初具规模。
二、会宁红色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会宁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努力开发旅游市场,顺应旅游业由观光旅游到体验旅游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发挥红色旅游资源潜力,推动会宁社会经济发展。但会宁的红色旅游资源特点和开发条件决定了会宁红色旅游发展存在着市场适应能力差、旅游吸引力不足和客源市场受限等问题,使得红色旅游的实际开发难度相对较大。
第一，会宁的可进入性较差，进入会宁方式单一，且交通不便。交通问题成为影响会宁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目前进入会宁旅游的交通方式仅限于公路交通，而铁路等其他交通方式并未得到发展。
第二、红色旅游景区(点)的管理制度落后。目前,会宁红色旅游景区(点)的管理机构、发展机构基本还是事业接待型,尚未完全转向旅游产业型,解说员人数较少,且现有解说员大部分专业程度不高。严重制约着红色旅游产业乃至整个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管理存在缺陷和漏洞，景点间的连接缺乏合理性。导游服务质量一般，多为中专水平不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例如导游资格证），致使游客享受不到应享受的导游服务和其他各项服务。
由于景区内部缺乏合理有效的管理，致使在管理中存在较大的漏洞，而正是
这些漏洞使得游客无法畅快游览景区。给游客留下这样的感觉：离开该景点后无法再次进入。其次景点间连接不合理让不少游客重复观赏，或者遗漏观赏，给游客人为制造旅游遗憾。
根据调查和访谈，我们得知目前景区内工作人员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以及业务素质，所有工作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只占20%。这也成为景区管理漏洞的体现，也是游客无法享受优质服务所存在的现实问题。不少游客反映导游语言生硬，对于具体景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难以满足游客对导游（景点讲解员）的要求。
第四，红色旅游产品的深层次开发程度不够。近年来,虽然会宁的红色旅游景区(点)除了有供游客参观的图片展示和文物陈列外,还设计了参与式、体验式的旅游项目。但参与式、体验式的旅游项目缺乏良好的引导以及相关的安全设施,同时缺乏相应的红色旅游餐饮、红色旅游商品等,未形成系列红色旅游产品,未走上红色旅游业的集约化发展道路。在会宁红军会师旧址中旅游项目单一，内容简单，缺乏与红军长征胜利景园的合作，与游客互动性活动较少。
这一点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中再次体现：80%的人只去了会师园，没有去过桃花山，甚者对桃花山缺乏认识和了解。86%的人希望能够在红色旅游过程中，不仅仅是一个听众，而是更希望能参与其中。通过自己的体验了解那段难忘岁月，了解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
三、发展红色旅游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为适应人们对精神文化越来越高的需求,红色旅游得到了长足发展。作为发展经济、传播先进文化、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等功能的载体,红色旅游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政治意义
红色之旅，在当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中，是一部重温光荣历史，重走胜利之路的革命史诗。她有助于人们感受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挖掘红色旅游文化，就是弘扬革命精神，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足迹深深地铭刻在华夏沃土上深深地铭刻在民众心坎里，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进一步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和信念。
2、文化意义
红色之旅是中国革命史、中华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生动体现。中国革命斗争遗留的各种纪念物，不但具有政治意义，也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人文价值。红色旅游的过程，既是观光赏景的过程，也是学习历史、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提高修养的过程。
3、经济意义
红色旅游把政治优势有效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形成革命老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一项无污染、可持续发展的扶贫工程、富民工程。红色旅游既是政治创新、文化创新，也是经济创新。红色旅游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的结合，实现精神文化财富向经济财富的转化，推动老区人民脱贫致富，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良性循环之路。
四、会宁发展红色旅游的对策
第一，周边红色旅游景区加强联系，联合开发宣传红色旅游路线，整合资源整体开发，增加旅游专线，同时与多种旅游相结合，将红色旅游“打包”促进其发展。
第二，创造其个性化的服务，将不利硬件条件转变为新型的旅游资源加以引导和开发。游客选择来到会宁革命圣地，就是冲着长征精神而来的，并非是来奢侈享受的，那么我们可以为游客们提供类似于当年红军所居住的生活环境，吃住都充分体验会宁的特色，展现会宁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同时可以增加一些街头文化元素，比如说街头塑像，让游人进入会师园之前就能感觉得到“红色”的气息，让游客拥有一次与常规旅游所不同的旅游经历。
第三，景区内部增设一些可以提升文化气息的雕像和相应的购物点，满足游客对文化氛围的追求和最基本的购物需求，卫生设施布局合理化人性化。
第四，规范景区内部管理制度，提升景区内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对其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业务培训，积极加强与省内各大高校内旅游管理专业的学校或学院联系，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促进专业与非专业的联系学习从而提升景区员工素养。
第五，重塑会宁红色旅游的初始形象和诱导形象，全方位立体宣传会宁红色旅游，加大宣传力度。
参考文献
[1]张茅.坚持统筹规划进一步推进红色旅游又好又快发展
[EB/OL].http:///jrzg/2007-07/06/content_674648.htm,2007-07-06.[2][EB/OL].[2008-02-08].http: ///huining/Show Article·asp? ArticleID=245
[3]师守祥,李朝阳.甘肃红色旅游发展对策研究[ J].兰州学刊,2005(6): 230-232
[4]王东峰.我国红色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商场现代化,2006(11): 210
[5]会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会宁县志》.[Z]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7-1
红色旅游服务 篇2
自20世纪以来, 中国旅游市场迅速发展, 红色旅游也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学者们对红色旅游的研究也迈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现在旅游市场面临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经济最大化的双重要求, 迫切需要有一条和谐发展的道路, 在外部环境和自身成长需求的双重因素驱动下, 共生理论被学者从生物学领域引入到旅游的行业, 与红色旅游的结合更是成为现在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评价旅游共生发展的研究还是比较少, 所以本文通过对红色旅游、红色旅游共生及红色旅游共生绩效的发展和机理进行述评, 以期能够为其他学者提供一个参考。
2 概念
2.1 红色旅游
根据2004年12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纲要》对红色旅游进行定义, 认为红色旅游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 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 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此概念对红色旅游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包括旅游活动、活动特点、吸引物旅游影响、旅游的意义等方面, 受到研究红色旅游学者广为认同。很多学者在提出此类概念时, 都是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进行深化, 扩充。如张勇刚和游细斌提出红色旅游是指以“追求人类民主、独立公平的正义事业的各国革命党的纪念地、纪念物, 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历史遗迹为吸引物, 组织接待各国旅游者进行参观游览的旅游活动”[1]。
2.2 红色旅游共生
“共生” (Symbiosis) 被德国真菌生物学家安东.德贝里首次在1879年提出, 再由范明特·布克纳发展完善, 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共生理论。20世纪之后, 共生理论逐渐被引入到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共生概念有一种普遍的说法———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 协同与合作是共生的本质, 通过合作性竞争实现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促进[2]。旅游共生是指在一定环境条件下, 旅游地区内和区际间出于对整个 (或局部) 市场的预期目标和总体经营目标的意愿而采取的一种合作的经营方式[3], 它的基本内涵是指各个旅游共生单元, 包括产业内产业外等, 在旅游市场这一共生界面中共同发展, 寻求各方的共存和互惠共赢, 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根本目的是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使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红色旅游共生的概念在学术界还没有人正式提出, 作者根据前人的研究提出自己的想法, 红色旅游共生是指在红色旅游市场环境下, 红色旅游地区内和区际间为促进整个 (或局部) 的发展, 实现市场总体目标, 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使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种合作的经营方式。
2.3 红色旅游绩效
“绩效”一词来源于管理学, 其解释包括“成绩;成效”[4]、“功业;成绩”、“效果;功用”[5]。在我国学术研究中, “绩效”基本都以组合词形式出现, 包括管理绩效、工作绩效、生态绩效、绩效考核等[6]。随着旅游研究的发展, 相关的“绩效”问题也逐渐成为研究重点。一些研究者并未对“绩效”进行严格的概念界定, 认为绩效主要指效果、成效。另外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对“绩效”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但是只是少量的从研究空间上来概括。结合相关研究, 作者认为“绩效”应为“成绩、效果”之意, 是对过去某个时间段针对某一问题在采取一定措施后所表现出的结果或效果。
红色旅游绩效的概念还没有被正式提出, 但是学者根据自身研究的不同, 对不同的红色旅游绩效进行了阐述, 如李亚钦提出红色旅游景区组织绩效是指红色旅游景区在一定的时期内达到特定发展目标的程度以及所取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7]。方世敏和曹红春提出红色旅游经营管理的绩效, 是指在红色旅游景区经营管理的过程中, 所取得的满足社会各种需求的有效产出, 它主要是运用数学统计和运筹学的方法, 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 对照统一的评价标准, 按照一定的程序, 通过定量定性对比分析, 红色旅游景区经营管理有效产出做客观、公正和准确的综合评判[8]。
3 发展历程
3.1 红色旅游
通过对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的整理, 截止至2013年底。以“红色旅游”为关键字搜索出7661篇文献, 如表1所示, 反映学术界对红色旅游研究的规律。红色旅游研究以2005年为界, 此前研究红色旅游的成果非常少, 自2005年起, 人们对研究红色旅游进入了一个发展期, 甚至没有很明显的起步期, 就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段。2000年以前都是非常少的, 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到2001~2004年才有所增多, 到2005年红色旅游的研究迅速升温, 每年都是到达600篇以上的数量。
本文根据学者对红色旅游研究的成果数量和内容对红色旅游发展进行分段研究, 并提出了每段的特征。
3.1.1 萌芽时期 (1984~1999年)
在这个阶段, 学者对红色旅游的研究还没有正式提出, 只有少许几个在研究其他行业中提到红色旅游这个词, 没有对红色旅游内涵进行研究, 又或者在研究旅游资源中有提到这类文化旅游, 如李坚诚在研究井冈山市和宁冈县的旅游开发中就提出了“再现红色政权革命胜迹, 开发绿色天地自然风光”的理念[9]。
3.1.2 过渡时期 (2000~2004年)
2000年之后, “红色旅游”的概念被正式提出, 张敏和诸新民在中国旅游报正式提出红色旅游这个概念, 这是学术界第一次有人提出红色旅游一词, 此后人们开始关注红色旅游的发展。这个阶段, 学者们纷纷对红色旅游的发展现状、未来的发展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在过渡时期, 以江西红色旅游区的研究为主, 研究者对红色旅游的研究发展也展开了序幕。
3.1.3 发展时期 (2005~2013年)
2005年后红色旅游研究进入了高潮, 在这个阶段, 学者们继续对红色旅游进行深入的研究, 与过渡时期的简单探索相比, 发展阶段学者对红色旅游的研究内容更加的丰富, 涉及的行业也较多, 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 研究红色旅游的现状和问题, 如余凤龙、陆林、陈志永和李育等对红色旅游的现状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认为红色旅游是一种新兴的旅游产品, 红色旅游的发展大有前途, 但是又存在许多的问题, 所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研究[10]。第二, 怎么样进行红色旅游的发展, 提出了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如王亚娟和黄远水对在红色旅游发展之初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做了归纳, 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对策[11]。第三, 红色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 发展阶段学者认为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红色旅游发展的文化就会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有些学者对整个红色旅游的发展模式进行探索, 有些学者针对不同的地区发展形势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的探讨, 如毕剑通过对我国大量红色旅游实例、事例的分析和总结, 概括出我国红色旅游开发的几种常见模式:红绿结合模式、红古结合模式、红色演出模式、博物馆模式、旅游节庆模式、红色主题公园模式、体验参与模式[12]。第三, 红色旅游的产品和资源的开发提出了想法, 如何开发红色旅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研究红色旅游的过程中, 学者也对红色旅游的资源的开发和产品的设计也提出了一些看法, 如戴欣欣对井冈山红色旅游产品开发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 包括开发原则、开发方式、红色旅游产品创新开发途径、旅游产品开发的保障体系等4个方面[13]。
3.2 红色旅游共生
以“红色旅游”+“共生”为关键词,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搜索, 笔者发现学者对红色旅游共生的研究从2004~2013年底, 仅仅只有21篇, 数量很少, 如表2。目前红色旅游研究虽然较多, 但是共生的理念引入旅游研究时间较短, 红色旅游与共生概念的结合也只是处于萌芽的阶段。
本文根据学者对红色旅游共生研究的成果数量和内容对萌芽阶段的特征进行分析:2004~2009年期间, 学者们只是在对红色旅游的开发过程中提到了共生的一词, 认为可在开发旅游资源的过程中能够实现和谐共生的发展, 如杨效忠和王庆斌等在研究皖西红色旅游发展中就提出独立型、共生型和依托型三类A级红色景区创建模式, 梳理了红色旅游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资源的保护方式和保护体系[14]。但是没有对红色旅游概念进行阐述, 2010年后, 共生的理念被广泛的运用到旅游行业, 红色旅游共生的相关研究也继续发展, 共生已经在旅游界进行了明显的阐述, 但是红色旅游共生的机理还是没有明确的研究, 但是在旅游共生研究的基础上, 红色旅游共生的研究也有其自身的成果, 有些学者利用共生理念对红色旅游的资源整合、区域的构建、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 如何海斌和王荣林利用共生理论, 分析长治市红色旅游资源整合的可行性, 提出红色旅游资源整合的三个层面, 即同质共生层、异质共生层与外部竞合层[15];叶甬渝结合自然界的共生理论分析川渝两地红色旅游共生的条件, 并基于共生理论提出发展川渝两地红色旅游共生的对策[16];高科和刘海洋通过对共生理论和红色旅游的研究回顾, 从产业、区域、产品、管理、利益、文化等6个方面构建了红色旅游的共生发展模式, 并提出了吉林省红色旅游共生发展的路径[17]。
3.3 红色旅游绩效
以“红色旅游”+“绩效”为关键词,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搜索, 作者发现学者对红色旅游绩效的研究从2007~2013年底, 仅仅只有16篇, 数量很少, 如表3。红色旅游与绩效的研究处于萌芽的阶段。
本文根据学者对红色旅游绩效研究的成果数量和内容对萌芽阶段的特征进行分析:这个阶段主要以研究湘潭为主, 学者们对红色旅游绩效进行探讨, 曹红春在研究国内外关于服务质量和顾客满意度文献的基础上, 试图将服务质量理论应用到红色旅游景区中, 通过实证研究, 探讨期望服务水平、感知服务绩效以及两者之间的差距与景区顾客即游客满意度的关系, 并构建研究模型, 从而为红色旅游景区经营管理者制定措施改善服务质量提供建议、对策[18];邹艳基于功能视角, 运用模糊数学模型和层次分析法, 从绩效评价出发, 对红色旅游节事的有效性进行分析研究[19];阎友兵和殷建立基于社区居民视角, 从政治、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构建含有13个测量指标的红色旅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确定各指标权重, 并对韶山展开实证分析[20]。
4 旅游共生的研究内容
26年来, 我国旅游共生研究内容丰富, 多样, 本文通过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后整理得出, 至今为止我国对旅游共生的相关研究内容大概可以归纳为理论研究、热点问题讨论以及个案研究3个方面。
4.1 旅游共生的理论研究
4.1.1 关于旅游共生的内涵
对共生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和定义, 是研究共生问题的基础之一。共生理论 (Symbiosis Theory) 最先发展于生物学领域, 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1879年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对共生进行明确的定义:共生是相互性活体营养性联系, 是一起生活生物体某种程度的永久性物质联系。200多年前, 经济学家也发现现实经济中也存在共生的现象, 时至今日, 共生理论的研究也渗透到其他各领域, 但不同的领域对共生的界定也不同。就旅游行业而言, 由于迄今为止学者们在实际研究中运用“共生”概念的目的各有不同, 所以“共生”一词的定义众说纷纭, 但目前学者们对“共生”的定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共生的“三要素” (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 对旅游“共生”进行界定, 认为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 通过共生介质和共生界面形成的具有一定形式的关系, 如《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旅游竞合研究》 (吴泓、顾朝林, 2004) 、《闽台旅游合作的共生模式研究》 (张健华、陈秋华、余建辉, 2008) 等。二是认为共生内涵包括同质共生和异质共生两个层面, 如《共生:旅游发展的新思路》 (钟俊, 2001) 、《基于共生理论的城乡互动型红色旅游区的构建》 (黄细嘉、邹晓瑛, 2010) 等。
4.1.2 关于共生的“三要素”
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是共生的三个基本的要素, 学者们对旅游共生的探究都是从这三个要素着手。班倩倩 (2013) 对长江三峡旅游景区共生空间结构的要素进行了阐述, 从共生单元, 共生模式, 共生度三个方面进行了适用性研究的分析[21]。唐仲霞、马耀峰和魏颖 (2012) 对青海和西藏两个共生单元之间的共生关系进行研究[22]。陈玉涛 (2011) 对黄河三角洲区域旅游的共生模式进行探索。[23]。孙长青和孙冬玲 (2012) 选取长江三角洲各城市的旅游资源、人均GDP、人均旅游产出、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四个参数作为共生单元的质参量, 选取理念、活动、视觉三个参数作为共生单元的象参量, 对其进行共生单元的定性、定量分析[24]。黄细嘉和邹晓瑛 (2010) 以江西南昌地区为例, 研究城乡互动型红色旅游区的理想共生模式, 对构建互动合作共生模式的城乡红色旅游区进行探讨[25]。共生研究发展至今, 学者们对共生模式的相关研究是最多的, 共生单元的研究没有单独的研究, 许多成果也只是作为一些模式研究中的一部分或者是其他研究竞合机制中的一部分, 单纯研究共生环境几乎是没有, 仅仅少数只是在文章中有所提及, 如朱德亮和张瑾 (2012) 在研究影视型主题公园旅游开发“共生”模式中, 以无锡影视基地为例分析了旅游开发的共生环境[26]。
4.2 旅游共生研究的热点问题
有关近年来旅游共生研究的热点问题, 作者通过近期学者对旅游共生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发现, 旅游共生的相关研究内容复杂, 多样, 杂乱, 研究的热点较多, 如区域旅游、乡村旅游、旅游共生空间结构、旅游共生机制、古村落旅游共生、利益相关者共生、旅游与环境共生等都是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本文根据近期学者对旅游共生的研究成果, 选择目前几个比较热点的问题进行分析, 如下所示:
4.2.1 区域旅游共生问题
目前区域旅游对产业发展的融合和对经济的发展的综合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地位不断得到强化, 因此区域旅游在学术界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自20世纪80年代学者引入共生理论, 作为旅游同质共生研究类型的一种———区域旅游合作一直是旅游研究的重点, 近期学者们对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探讨较多。王东红 (2009) 打破前人仅从经济学角度诠释区域旅游资源整合的惯例, 在共生理论的视角下对区域旅游资源的整合进行了探讨研究[27]。在探讨如何实现区域旅游发展、区域旅游共生均衡的最理想状态, 袁尧青和文红 (2011) 认为其措施与途径主要有:强化区域旅游共生单元合理分工;整合区域旅游共生单元品牌与形象, 共拓市场, 提高整体吸引力;加强共同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资源共享机制;激发区域旅游发展创新, 强化区域旅游整合机制;完善区域旅游产业集群网络, 完善旅游发展调控机制。为了解决由于“政区分割”产生的旅游发展问题[28]。张慧霞和刘斯文 (2006) 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为例, 构建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的点、线、面合作模式, 充分发挥区位、资源等优势促进该地区旅游共同发展[29]。
4.2.2 乡村旅游共生问题
现在人口从乡村涌入城市成为一种趋势, 导致我国城市人口众多, 虽然城市资源丰富但是毕竟人均占有资源较少, 为了减轻城市压力, 也为了提高农村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水平, 乡村旅游成为现在人们关注的热点, 但是如何发展乡村旅游, 学者们煞费苦心寻求多种解决之道, 如观光农业、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近几年研究者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共生”研究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邹统钎, 陈序桄 (2006) 考虑乡村旅游的实际情况, 针对外来经营者和本土经营者之间的矛盾, 提出乡村社区和外来企业“双赢”的经营者共生模式, 主要包括共享机制、协调机制、一体化机制[30]。易开刚和俞富强 (2010) 基于共生视角, 针对“农家乐”经营不规范、卫生不达标、服务质量欠缺等问题, 对“农家乐”的经营模式进行分析, 提出“股份+合作社”式的“农家乐”新型经营模式。
4.2.3 旅游共生空间结构的问题
班倩倩 (2013) 以旅游景区和节点城市为基本共生单元, 以水陆空交通网络为共生界面, 对旅游共生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 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长江三峡旅游景区共生空间结构演变过程, 分为4个阶段:发展初期 (1992~1997) 、发展期 (1997~2003) 、成长期 (2003~2009) 、后三峡旅游时代 (2009年以后) , 此外对旅游共生空间结构形成原因进行探索, 认为主要有自然演化, 发展干预两个因素。陈志军 (2008) 分析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理论及区域旅游系统的内部形态结构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 并将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划分为点状模式、放射模式、凝聚模式和扩展模式4种类型。牟红和雷子珺 (2013) 对旅游共生的空间结构成因有类似的想法, 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原生轴、共生廊、构造带、基底圈在内的长江三峡旅游共生空间时序结构, 并根据空间共生要求, 以强化共生边界为目的, 构建了长江三峡“点-轴-圈-网”的旅游共生空间要素结构[31]。
4.2.4 古村落旅游共生问题
近年来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重视, 而非物质遗产大部分都存在于一些偏远的古村落群中, 所以有关如何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赵红莉 (2013) 为了解决下梅古村落旅游发展存在的资金短缺、开发商与村民利益冲突等问题, 实现可持续发展, 提出共生模式来实现该区的可持续发展, 并提出一体化共生是古村落旅游利益相关者共生的理想组织模式[32]。毛长义、张述林和田万顷 (2012) 为了更有针对性的开发各类型古镇旅游, 根据现实条件等方面的差异, 提炼出3种基于区域共生的古镇旅游发展驱动模式, 即城市居民游憩需求驱动下的“古镇-城市”共生模式、旅游热点 (线) 带动下的“古镇 (村) -景区”共生模式和旅游良性竞合下的“古镇 (村) -古镇 (村) ”共生模式, 然后探究各类型古镇与区域的共生特征、旅游发展动力机制和驱动策略。以重庆16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为例, 通过区域特征、区域格局分析, 分成重庆“一小时经济圈”、渝东北、渝东南等3种空间类型, 从区域共生视角分别深入探讨了各类古镇旅游驱动发展对策[33]。刘仕瑶 (2012) 明确的提出近年我国的古村落是旅游开发的热点, 还以贵州青岩古镇为例, 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对当前古村落旅游开发所面临的矛盾进行探讨, 并提出了建立保护式开发的途径, 以促进旅游开发与古村落保护的共生。
4.3 旅游共生的个案研究
旅游共生研究中利用共生理论分析案例的文章占了论文数量的很大部分,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王金伟和王士君 (2010) 以汶川地震后的四川为例, 构建包括产业共生、区域共生、管理共生、利益共生、文化共生和环境共生6个方面的黑色旅游共生模式[34]。郭文和王丽 (2008) 在理论界所公认的“无锡模式”一体化共生的基础上, 对依托管理主体的特殊性、区位及选址市场优越性、影视与旅游产业融合性及文化同存的“四位一体共生”运营模式进行分析, 主要包括管理共生、产业共生、区域共生和文化共生4个方面[35]。杨桂华 (2005) 利用共生理论构建包括生态旅游的主体-生态旅游者、客体-生态旅游资源、媒体-生态旅游业和载体-生态旅游环境4个方面在内的生态旅游四维目标模式。邹统钎和陈序桄 (2006) 从共生理论入手, 将乡村旅游目的地当地经营者及外来经营者纳入共生单元范畴, 基于共生理论研究中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之“经营者共生”战略。在此基础上, 结合北京怀柔区北宅村的情况, 以鹅和鸭农庄为例, 对“分工共生”和“合作共生”两种经营者共生模式进行深入探讨[36]。
5 结语
红色旅游服务 篇3
范双全：红色旅游主要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中红色旅游日益受到青睐。红色旅游方兴未艾，逐步向构建产业化格局迈进。
我国红色旅游资源及相关资源极其丰富。2005年国家发改委、中宣部、国家旅游局等13家单位联合公布了《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全国红色经典景区名录》。在全国有红色景点数千处，其中湘赣闽、陕甘宁等红色旅游区12个，北京—遵化—乐亭—天津、张家界—桑植—永顺—吉首—铜仁线等30条精品线路和天安门广场、平津战役纪念馆、井冈山等123个经典景区。
几年来，中央和各省市县加大对红色景区、景点的投入，各红色景点的设施、环境极大改善，旅游人数逐年大幅上升。可喜的是，国外游客明显不断递增。
记者：红色旅游同样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华红旅国际投资集团有何构想？
范双全：红色资源不仅仅是物质资源，还有精神资源、文化资源；不仅各地要对本地资源进行整合，还要推进所有红色景区的资源整合。最近，我们两次组织全国的相关企业家和投资者到湖南张家界、江西井冈山进行红色旅游资源考察，大家对开发红色资源投资红色旅游有极大兴趣。
发展红色旅游应当注重综合效益，将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将红色旅游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将精神财富转化为社会财富。我们还将对其他十个红色旅游区进行考察，探索一条产业良性循环之路，最终，造福社会，造福人民。
红色旅游必须确立主题，突出特色。我们要把红色旅游做为系统工程来实施，建设精品工程、配套工程、保護工程、宣传工程、产业工程。形成从全国到省和地级市的红色旅游发展的大网络和大格局。
在景区的开发、经营、管理等方面，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转变观念，改革落后的管理体制，采取灵活的政策措施，鼓励各方面积极参与红色旅游的开发经营。
谈到可持续发展。一要对遗迹、文物等革命史迹按照旅游发展规律进行保护性开发建设和旅游景点、线路和景区的重组；二要以井冈山精神等红色革命精神为核心，对在精神内涵上与之具有共性的革命精神进行归类、提炼和升华。三要把资源保护与产品开发结合起来。
整合相关旅游资源。突出抓好红色旅游与其他类型旅游产品的整合，形成红绿(生态旅游)结合、红黄(文物文化旅游)结合、红俗(民俗旅游)、红蓝(海滨旅游)结合，旅游区、旅游线、旅游点有机结合的红色旅游发展格局。实现红色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的互动。整合旅游要素资源。把旅游景点、旅游购物、旅行社及所有旅游要素整合起来，把红色旅游产业链做宽、做长、做强，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发展壮大红色旅游产业。
要实行区域大联合。要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跨领域的红色旅游资源整合。把全国看成一个大系统，每个革命根据地所在区域为分支。统筹兼顾不同层级的区域旅游合作，共同促进红色旅游各种生产要素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上自由、合理流动。区域内、区域间必须加强营销上的联合、宣传上的合作、旅游营销人员培训上的交流、红色资源与其他资源的整合，实现集聚效应。
红色旅游的发展，将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将精神财富转化为社会财富，探索一条产业良性循环之路。努力实现极大的政治效益、显著的经济效益和巨大的文化效益。
“红色旅游”是中国特色。要共护共享红色旅游主题品牌。严格控制相同题材和内容的项目，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杜绝庸俗化和过度商业化。防止以红色旅游的名义从事损害红色旅游形象的活动，保证红色旅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记者：红色旅游景区大多在老、少、边、穷地区，如何吸引游客吸引投资者？
范双全：是的。我国红色旅游产品过于单一且雷同，层次低，底子薄弱。特别是革命历史景点，模仿和抄袭盛行，缺乏特色，品牌意识淡漠，这些问题大多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由于对红色旅游项目设计重视程度不够、文化内涵挖掘不深，加上经营理念落后，资金投入严重不足，高素质管理人才缺乏等诸多因素，制约了红色旅游的快速发展。
所以，高度重视旅游项目的开发迫在眉睫。第一，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最终体现在旅游产品上，旅游资源优势能否转化为经济优势，与旅游产品开发合理与否密切相关。第二，稳中有增的客源是旅游企业发展壮大的前提和基础，开发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旅游产品是吸引游客的主要载体。随着外资旅行社的进入，旅游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谁能抢占市场的核心部分，关键在于旅游产品能否迎合游客的需要，能否打动游客的心。第三，随着人们对旅游产品需求出现多样化、专业化、个性化的趋势，旅游产品设计开发要迎合这种趋势的变化，开发出多样化、个性化的旅游产品。靠特色与内涵树立品牌，加快配套设施建设。因此，对于目前的市场状况，要不断开发新的旅游产品，设计出其他类型的旅游产品，改变目前以观光旅游为主的市场状态，以迎合旅游者的多种需求，赢得游客、赢得市场，进而提高旅游活动的整体享受性。
要打造红色旅游精品。
怎样增强红色旅游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根据现代旅游者的审美观念和消费心理，从挖掘内涵到展陈方式和表现手段，都进行一番大胆的探索和创新。运用高科技手段，变单一的平面展示为平面、立体、动态、表演等各种形式相结合，使游客身临其境，见物、见人、见精神，提高观赏性、趣味性和可参与性。比如，井冈山推出的“当一天红军”的旅游系列活动，参观者穿红军军服、住红军屋、吃红军饭、唱红军歌、模仿红军练兵等。
运用网络营销策略，提高营运力度。电子商务的无边界性将打破现有旅游市场划分的壁垒，旅游客源市场将面临重组和再瓜分，最有实力的旅游电子商务供应将拥有最广泛的客源市场。现在大部分景区都采取此种营销策略，红色景区可建立自己的旅游网站，或联合几家景区合作建立共享网站，开发潜在客源。网站可以通过在线猜谜、红色旅游知识竞赛、专题活动题目有奖征集或有机地组合声音与图像等，使旅游产品更加有趣、真实、生动，吸引更多的浏览者。
记者：根据您刚才提到的旅游产业投资以外，中华红旅国际投资集团还介入了其他哪些相关产业？
红色旅游论文 篇4
浏阳市文家市秋收起义纪念馆 张 萍
关键词：红色旅游 精神文明建设 作用
论文摘要：人类文明分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物质文明是第一位的，物质文明的发展也就是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而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就是人民吃饱喝好有衣服穿有房子住，基本达到温饱水平这就是物质文明所要追求的目标；而当人民物质文明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以后,才有能力有更多的钱去健身、旅游和享受文化娱乐生活,物质文明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人民吃不好穿不暖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啊，但是物质文明提高之后如果人们没有一个好的心态去调节自已的情绪,用高尚的精神文化生活去释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压力,那么就会使人们心灵空虚、精神支柱崩溃，也不可能有好的工作效率.因此可以看出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保障，没有物质文明就没有精神文明，没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也就得不到发展。所以说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发展有力保障，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如果光停留在劳动者吃好的基础上不考虑他们的精神需求，那么工作效率就会降低，最终影响到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红色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主题性旅游，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红色旅游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以期引导人们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红色旅游。
所谓红色旅游，主要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立的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红色旅游是一种文化创新，是一种教育创新，也是一种经济创新。广义的红色旅游，内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时期；第二个层面是爱国主义教育；第三个层面是“中国红”。
红色旅游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多方面的作用，主要是：
一、红色旅游是建设和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民族相互区别的重要特质，也是民族发展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了一批宝贵的优秀的文化财富，除传统的优秀民族文化之外，在中国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革命优良传统文化，即红色精神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旅游的兴起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对革命优良传统文化这一红色精神的崇敬，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步的象征。因为红色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奋斗精神，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
表和集中体现。同时，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这种追求独立解放、挑战生命的超脱精神，也是全世界反压迫、反殖民统治、追求正义事业的壮丽篇章，理当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向世界展示它的魅力。革命优良传统是当今先进文化的形态之一，而红色旅游资源则是这种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人们通过对革命历史遗址和遗物的参观游览，就可以起到缅怀前人、教育今人、激励后人的积极作用，从而有利于革命优良传统文化的传播，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客观需要。
二、红色旅游是新形势下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 红色旅游把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如学文件、听报告、开讲座，转变为在一种精神轻松愉快的过程中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克服了形式呆板、内容乏味的弊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道德情感激荡的环境和机会。通过红色旅游的实地考察，广大党员干部回顾中国共产党光辉的革命历史，回顾其经历的艰难险阻，深刻理解党在伟大征途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重温学习、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特别有益于党的干部震撼心灵、净化灵魂，从而进一步提高党员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自觉性，增强广大干部的党性观念，牢牢坚持党的宗旨，脚踏实地，真正做到执政为民，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同时，红色旅游为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活动方式和行动载体。当前我国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新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模式迫切需要改进和创新。带领广人党员重温其自身奋斗的革命历史，重走其曾经走过的胜利之路，有助于他们深刻理解在中国革命伟大征程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红色旅游寓思想道德教育、党性教育于参观游览之中，将革命历史、革命传统精神和党的理想信念等通过旅游传输给广大党员，对于教育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永葆政治本色，有着重要的作用。换言之，红色旅游有利于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道德素养，增强其党性教育效果，给党员以知识的汲取、精神的激励和思想的启迪，使广大党员能发扬优良传统，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从而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三、红色旅游是提高和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 高度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培养，努力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的重要保证。红色旅游是提高和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增长知识、了解世界的渠道和方式更加多样化。思想道德教育必须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与知识性、科学性、娱乐性、趣味性相结合，深入浅出，寓教于乐，才能更加深入人心，取得实效。
旅游自古以来就是人们陶冶性情、增长学识的教育手段。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充分利用旅游的娱乐性和趣味性，把
枯燥的学习变成丰富生动的体验过程。我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具有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的条件。红色旅游资源是我国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处处革命遗址，一件件革命文物，一个个革命故事，展示了革命前辈的崇高理想和价值追求，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许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因此成为旅游者关注的热点，许多地方在开发旅游产品的过程中，都把红色旅游作为吸引旅游者的亮点之一。每年的重要纪念日，“黄金周”等旅游旺季，韶山、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吸引了大量旅游者前往参观游览。
旅游是青少年普遍喜欢进行的时尚型、文化性的高层次生活消费活动，具有很强的学习、教育功能。通过开展“红色旅游”活动，将革命历史知识、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以旅游的方式传输给广大青少年，将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等内容融入旅游活动中。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充分发挥旅游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特点，把当前亟待加强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融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主动参与的活动之中，通过手段和方式的创新，寓教于游，使思想道德教育更加生动形象，入耳、入脑、入心，不仅可以迅速扩大教育的范围，还能够大大增强教育的效果，使旅游者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思想境界得到升华。红色旅游将以其深刻的感染力、强大的生命力，成为范围广、影响大、效果好的思想道德建设的新方式。
四、红色旅游有利于抵御外来腐朽思想的入侵
遵义红色旅游心得 篇5
——2010级医学影像2班 程焱梅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我来到了曾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之城——遵义。
刚踏上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土地，我便被这座城的一切所感动。这里没有上海城的高楼林立，也没有成都人的小资小闲。这里的楼层不高，人们穿着朴素，偶尔能见到少数民族的服装，看起来有几分野蛮，但更多的是热情与勤劳；时常能看到街头的“背篼”成群结队，打牌或席地而睡。然而这座城最特别的地方还是要属其地貌与其散发的气息，城中有山，山中有城，这里的山与城相处的是如此之融洽。它拥有贵州特有的山区的乡土风情，又不失大都市的繁华热闹，更是三伏天的避暑胜地，恐怕没有那座城市能与之抗衡。这座城市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义更是无与伦比。
到这里，我便直奔盼望了已久的遵义会议会址，位于老城子尹路，这条路也称红军街。由于会址正在维修之中，故只能看到其外观。这座楼是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听导游讲解，房屋原是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是遵义城30年代最宏伟的建筑。遵义会议会议室在楼上，原为房主的小客厅。
随后参观了遵义会议陈列馆。馆里一间小屋基本复原了遵义会议室的原貌，会议室呈长方形，面积27平方米。屋子正中的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员灯，屋子的东壁有一只挂钟和两个壁柜，其中一个壁柜上嵌着一面穿衣镜。西壁是一排轩亮的玻璃窗。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四周围着一圈摺叠靠背椅，共20张，为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所坐。，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为当时取暖用。此次会议的与会人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又名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等人。其中一位还是被担架抬进会议室的。虽然这是复原后的场景，但我似乎看到了一位位与会人员激扬文章，踊跃辩论，指点江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在这一刻开始改写，而国民党面临的，将是党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
馆内陈列了不少当年红军用过的武器、生活用品以及送给百姓的东西等。其中最有趣的便是那些门板，上面写满了宣传标语。当年红军部队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凡是会写字的红军，每天必须写一条宣传标语。从这些标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军民团结一致，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以及老百姓对国民党的憎恨和对革命的热情。这些不能不让我们思考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弊病。
在参观的途中，也观看了几部短片，其中最让人振奋的便是被称为长征途中的神来之笔的四渡赤水之战，连世界顶尖级军事家都为之赞叹。
刚刚在遵义会议上选为政治局常委的毛泽东，在摆脱国民党企图用40多万重兵围剿红军的转移途中，发现土城道路两旁是山谷地带，而侦查情报表明，后面只有4个团6000多川军在追击，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在此打伏击，消灭孤军深入的郭勋棋模范师。得到朱德、周恩来的支持。可由于情报有误，敌人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战斗打了几个小时，却无法取得预期胜利，而各路追敌正奔集而来，可谓灭顶之灾几乎就在眼前。毛泽东果断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西进，从而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
蒋介石得知红军一渡赤水后在扎西一带作短暂休整，急令滇军孙渡部和川军潘文华部从南北方向向扎西推进，周浑元纵队主力从白蘭、叙求进击，企图聚歼红军于扎西。毛泽东看清了蒋介石的意图，分析敌人的兵力调动，造成黔北空虚。于是，他立即命令部队“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在二渡赤水的几天内，红军连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克遵义，歼敌2个师又8个团，毙伤2400余人，俘虏3000余人，缴获大量的军用物资，这是长征以来红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这是追剿红军以来的奇耻大辱。
扎西扑空后，蒋介石亲飞重庆指挥围剿，当他发现红军在遵义以北地区集中之时，命各部紧缩包围圈，妄想围歼红军于乌江之西，巴黔大道以东地区。毛泽东洞察秋毫，将计就计，故意在鲁班场地区徘徊，摆出一副寻找战机的样子，待敌人被我调动之后，即命红军从茅台镇西渡赤水（三渡赤水）。
红军三渡赤水后，敌人的追剿部队仿佛是按照毛泽东的调度一般，纷纷沿路西进追击。而此时，毛泽东神机妙算似地命令红军乘机东渡赤水、南渡乌江，直逼敌兵空虚的贵州境内，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顿时惊慌失措，急令云南省主席调滇军昼夜兼程，火速驰援贵阳。然而，蒋介石不知毛泽东逼贵阳的目的是调出滇军，果然中计。待他清醒过来之时，毛泽东指挥红军西出云南，在几乎不设防的金沙江的皎平渡口，2万多红军花了六天时间全部渡过金沙江，把几十万追剿的敌人远远地抛在身后。
这场战役使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它是我军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也是毛泽东人生中最得意的一笔。
从会址出来，沿途到了红军山，参观山中的革命烈士纪念园。山下大型的革命英雄形象的石雕左右对应形成一个开放式的大门。沿梯而上迈过据说是365节的台阶，便可看到烈士纪念碑，其屹立在半山腰，一如革命先辈们永不屈服的革命精神。最后，当然，也不能错过毛主席故居。此次旅游如了我愿，虽然一路下来身体疲惫，但心中的情绪确难以平静。遵义会议、青杠坡战役、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一幕幕历史剧在脑海重演，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与严刑拷打，对老百姓的欺压摧残，我空气中散发出一阵阵的血腥味道。然而，红军仍不怕远征难，哪怕万水千山，他们仍若等闲。我感受到了军民共乐的喜悦，得到了一次思想上的洗礼。
那段民不聊生，水深火热的革命历史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可它带给我们的无论伤痛还是那种无畏的革命精神永远不会消逝。我们原本应该谨记那段屈辱并终生为和平而奋斗不止，然而，这几十年来，世界从未停息过战争，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吗？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呼喊着铸剑为犁，要谨记历史，发扬长征精神，弘扬民族精神，可是我们的行为上为何又与之背道而驰呢？名不副实啊，中国人病了，地球人都病了，而且病的不浅。那些呼喊，那些精神，早已被我们冠上的“所谓”二字，早已成为了龙门阵的一部分。
９０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胡锦涛在今年的“七一讲话”中说道“要牢记历史使命，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更加奋发有为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行动起来，那么中华民族将成为最伟大的民族！
红色旅游资源 篇6
顺平是革命老区，曾是风火燎原之地、革命战争的大本营，聂荣臻元帅、杨成武将军都在这里留下了抵御外辱的斗争史诗；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也曾在这里工作；著名的“梯子沟突围”、震惊华北的“五里岗暴动”、“抗日民族小英雄王璞”的故事在这里发生；革命先烈奋斗的历程，必将流传百世，光照后人。一、五里岗暴动
韩永禄，又名韩煜，西五里岗村人，是中国共产党顺平县地方组织创始人之一。在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鼓舞下，韩永禄等人秘密搜集武器，积蓄力量，为武装起义做准备。8月13日，西五里岗村共产党员葛洛尚、韩顺子擦枪走火，使暴动提前进行。韩永禄安排人员去各村收缴地主武装，暴动群众对收缴地主武器十分踊跃，他们携带枪支，分头出发。葛占龙去下邑，高辰去尧城，葛洛尚去东五里岗、下叔。李永茂去满城西原屯，李永盛、王占恒一同去协议村。当夜收了各村的枪。赶到五里岗集合后，王占恒又去常庄、朝阳、高昌收枪，刘连元去台鱼……。各村地主见暴动农民来势凶猛，不敢抗拒，被迫交出枪支弹药，各路收枪队伍胜利归来，共收地主长短枪200余支。各村党员和贫苦农民接通知后也携带器械，纷纷前来参加暴动。参加这次
暴动的人员除完县外，还有满城、望都等县的党员群众。
8月17日，暴动队伍打出了一面由韩永禄的妻子和葛洛尚的妻子秘密缝制的红旗，建立司令部。暴动司令部设在西五里岗的小学校。根据省委指示，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二军，下设三个大队。暴动司令部指挥韩永禄、副总指挥葛占龙、高辰，其他领导人有李永茂、葛洛尚、刘连元等。暴动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心一鼓作气拿下县城。红军兵分四路：一路由高辰带领，攻北门；一路由葛占龙带领，攻南门；一路由刘连元带领，攻西城；手枪队的战士由葛洛尚带领，攻打敌人防守较弱的东南角。只留东门：迫敌逃走。前敌指挥部设在距县城一里路的城西赵家庄，韩永禄任总指挥。城内敌人兵力约200人，妄图固守待援。总指挥部发出了规定的攻城信号。战士们齐声呐喊，向敌人猛烈射击，下午，雷声隆隆，大雨倾盆，战斗无法进行。韩永禄决定，除留一部分部队监视敌人外，其余的撤回五里岗。红军围城两天一夜。8月23日，敌人驻保部队二十二师六十九团派一营兵力驰援完县，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避实就虚，队伍暂时化整为零，分散隐藏，大家投亲靠友。把枪支保存好，积蓄力量，准备再次暴动。
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暴动结束了。
二、野场惨案遗址
野场惨案遗址位于顺平县﹙原完县﹚西北40华里处的大悲乡野场村石沟，此遗址于2001年被列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1943年5月日寇发动重兵，对唐县、完县、涞源一带进行全面大扫荡，当时晋察冀军区第9军分区供给部驻在野场村。5月7日清晨，由于汉奸告密，日军突然包围了野场村东的石沟一带，将躲藏在各处的群众赶到一起，逼问八路军、枪支弹药、粮食和被服的下落。野场村儿童团团长王璞牢记公民誓约，挺身而出，大声说：“不知道，死也不告诉你们！”恼羞成怒的日伪军对群众下了毒手，包括“抗日民族小英雄王璞”在内的118人，最终惨死在日军的枪弹和刺刀之下，另有54人受重伤，其中妇孺占死伤人数的四分之三以上。
惨案发生后，晋察冀边区第四专员公署发表了《为野场惨案告同胞书》，边区政府和完县政府为死难者召开了追悼大会。同年7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在野场村的石匣岭上为死难群众立碑两座，并编写了《忘不了》（劫夫词曲）歌曲，在解放区群众中广为传唱。1984年3月共青团河北省委作出决定，在华北烈士陵园为小英雄王璞塑像。2001年2月野场惨案遗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8月15日全国妇联儿童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顺平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大悲乡党委、乡政府，野场村党支部、村委会为小英雄王璞及被日军杀害的所有村民建造纪念碑两座。
三、常庄惨案遗址
常庄惨案遗址位于顺平县西北5公里处的常庄村鹞剑沟。1938年2月26日拂晓，望都、方顺桥等据点的日伪军4千余人，从望都出发，入侵常庄。村里老百姓听到枪声，纷纷向村西方向逃散。一营战士掩护群众边打边退，使群众迅速转移到了村西鹞剑沟和梯子沟里躲藏起来，但敌人随之追到沟里。因为是条死沟，150名群众和一连战士被包围在沟里，敌人对抗日军民进行疯狂扫射，不少群众和战士被打死在沟里。
日寇在常庄进行了24小时的烧杀，使抗日军民200多名遇难，70多名战士在突围中为国捐躯，伤残8人；烧毁房屋496间，损失财物不计其数，许多群众家破人亡，无家可归。1989年5月常庄惨案遗址被列为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四、韩永禄烈士纪念馆
韩永禄烈士纪念碑位于蒲阳镇西永禄村（原西五里岗村）韩永禄旧居院内，碑首题词“团结复仇”，并有工农红军打炮楼攻县城的阴纹图案，碑阳记载了韩永禄同志的生平事迹，碑阴记载了与韩永禄一起参加暴动的十一名烈士英名。
韩永禄同志是我党早期北方农民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是顺平县（原完县）农民抗捐、抗税及反霸斗争的发起者、组织者。韩永禄同志曾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
回乡领导完县农民革命，成立红二十二军，任军长，组织发动了五里岗暴动，夺取了完县县城。之后，为避免敌人包围，韩永禄率部突围，将部队分散隐蔽起来，以保存力量。
根据省委指示，韩永禄赴博野、蠡县、晋县开辟工作，因叛徒告密，在晋县被捕，后于北京天桥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6岁。
为纪念韩永禄同志和殉难的烈士们，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西五里岗村民在韩永禄烈士故居立祠建碑，供后人瞻仰。1989年5月韩永禄纪念碑和韩永禄旧居被列为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顺平县旅游文物局对韩永禄旧居进行了整修，新建韩永禄纪念馆。
五、梯子沟突围纪念地
梯子沟，沟长10华里，因沟底有山，高耸入云可作登天之梯而得名。沟内群山叠嶂、千峰竞秀；沟口两山夹峙，似微开的门洞，称之为“神门”。抗日战争时期，梯子沟一带设有我军兵工厂、后方医院，即白求恩军医学校和冀中军区后勤部，共有2000多人，为冀中军区后方大本营。
1941年8月下旬，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阶段，日军采用“远程迂回”、“铁壁合围”战术，纠集重兵，扫荡、围剿抗日武装和后方根据地。杨成武将军率军区指挥机关两个连约700人，掩护2000多军民从梯子沟撤离，四十多名战士伤亡，大部分是跟随将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
梯子沟是抗日战争纪念地。2001年，顺平县委县政府在沟口第一高峰建起了纪念碑亭，树立了杨成武将军亲笔提名的“梯子沟突围烈士纪念碑”，它将永远昭示后人。
六、敌后武工队遗址
敌后武工队遗址位于安阳乡贾各庄村，现保留两间旧房。
1942年日军在冀中进行“五一”大扫荡之后，冀中主力转移至完县、唐县一带山区。1942年秋后，三分区主力二团、骑兵团、冀中军区十八团、完县县大队各抽调一部分精明强干的干部战士，组成敌后武工队，首先在完县山前平原活动，待取得一定经验后，再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斗争。
敌后武工队成立以后，像一把尖刀插入日军心脏。灵活巧妙地开展工作。曾多次袭击、攻打巷北据点、尧城桥据点和王各庄桥据点。捣毁了完县宪兵队在常庄、朝阳设立的两个党员“自首站”，处决了“自首站”站长杨石头和冀小旦，并深入虎穴，将驻守常北庄炮楼的伪警察付春耀抓获归案。
敌后武工队一直坚持到抗日胜利。
七、民族小英雄王璞
王璞，儿童团团长，在野场惨案中壮烈牺牲。晋察冀边区政府追认他为“抗日民族小英雄”。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军区工业部驻在离野场十多华里的神南村。冀中九分区供给部驻在野场，1943年，日伪军四
面包围了西北山区，企图毁灭八路军后方机关。
5月7日清晨出动100多人，在汉奸庞珠子的引导下，从四周朝野场石沟围拢而来。在石沟掩藏的野场、龙旺水、王家庄、解放四个村的老百姓近200人，被日军驱赶到石沟靠山坡的一小块地埝里。诱骗群众说出八路军、枪支、子弹、鞋袜、衣服都藏在哪里，野场村村长14岁的儿子、儿童团长王璞，牢记曾经宣过的誓约，挺身而出，指着日军大声说：“不知道！知道也不说，死了也不告诉你们！”王璞的母亲张竹子也在妇女中鼓动着：“咱们妇女们谁也不能说，反正是个死，不受敌人的骗。”敌人真地下毒手了，用重机枪扫射。
野场惨案，当场有118人惨死在日军的枪弹和刺刀之下，有54人身受重伤，其中妇孺占死伤人数的四分之三以上。
红色旅游服务 篇7
一、红色旅游及红色档案
1. 红色旅游。
红色旅游是我国90年代后新兴的一种旅游形式, 它以革命伟人、重要的革命事迹和历史为线索, 以革命历史、光荣传统、伟人足迹、英烈遗迹为载体, 通过目的地观光、参与体验等形式以达到放松身心、缅怀先烈、传承革命意志和民族内涵目的的一种主题旅游活动。由于旧地重游所展示的真实真景易于让游客身临其境, 了解当时的革命历史;参与式体验易引发游客共鸣, 激发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绪, 所以红色旅游也成为国家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我国, 江西、北京、上海等省市, 纷纷建立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定期接纳政府公务员和学子等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2. 红色档案。
红色档案, 即在革命年代围绕着“红色人物和红色革命事件”所形成的革命历史档案, 其本身与革命历史档案的外延有交叉。它是指在革命历史档案中那部分能够反映革命传统和革命爱国精神的档案, 可以是人物的, 亦可以是事件的, 其可以作为旅游资源开发的历史基础, 甚至可以直接作为红色旅游的新主题和新亮点, 参与到红色旅游项目之中, 成为红色旅游的一部分。
二、红色旅游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红色旅游虽然兴起时间不长, 但集中开发、重复开发的情况比较严重, 资源透支, 明显后劲不足。其参与者比较固定, 多为机关单位人员和学生, 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到这些地方接受红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这些纪念地和标志物所承载的革命传统和精神却受到来自规划方、运营方及资源方的多方限制, 并未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鉴史、育人、养德的作用。因此, 出现了以下这些问题。 (1) 开发及运营模式过于单一。旅游路线老化, 简单不变;旅游形式主要以橱窗讲解、静物展示、文字解说为主, 真实还原性不强, 缺乏参与性;旅游产品局限于纪念币或纪念邮票等, 鲜于创新。 (2) 旅游流于形式, 后劲不足。很多景观只限于摆几张桌子、立几块牌子, 宣传一下建筑、口叙一下历史, 单一的模式使游客出现审美疲劳, 缺乏吸引力。 (3) 旅游从业人员历史素养不足。有些导游解说时不尊重历史事实、哗众取宠, 甚至有不少地方为争取项目和资金, 肆意夸大自己的历史地位, 随意篡改、夸大历史事件, 变更事件地点。 (4) 开发视野偏离。很多红色旅游景点选择了红古与红绿结合的运营模式, 但却过多地专注于开发自然风光, 弱化了红色旅游本身的宣传及教化等功能。红色旅游如何摆脱这些问题, 走上一条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关键看红色旅游线路及产品的丰富程度以及旅游服务本身的质量能否稳步提高。
三、红色旅游档案与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 挖掘革命历史档案, 打造新的旅游线路及题材。
从丰富的革命历史档案中挖掘深刻的红色文化底蕴, 以革命历史档案资源开发带动旅游资源开发, 最大限度地发挥档案的存史作用和价值。各大红色旅游景区大多是革命老区, 不乏有着浓厚红色气息的名人、名迹和轶事等, 在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这部分珍贵文字及实物, 记录着那些为人所共知的或不为人知的名人轶事。通过挖掘, 它们完全地重现在我们面前, 可以为新的旅游题材或是新的旅游线路的开发提供历史和信息支持。这些信息经过筛选和加工之后, 完全可以服务于红色旅游。
因此, 景区所在地的档案管理部门应该合理地筛选和研究档案, 考证历史事实, 重温历史进程, 帮助旅游管理部门及公司发掘更多尚未开发的潜力路线。“从历史中来, 到历史中去, 应该是红色旅游开发的一条准绳。”红色旅游资源的生命在于其革命教育意义和历史研究价值, 其根本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在资源开发中, 我们要尊重历史, 切莫把“红色”变成“黄色”或“黑色”。
2. 创新红色档案利用方式, 丰富旅游产品。
红色旅游的主要卖点在于革命历史、红色文化内涵和革命传统精神, 其副产品比较稀缺, 大多为纪念性质的纪念币、纪念邮票等, 形式比较单一。在创新旅游产品方面, 我们同样需要打好红色档案这张牌。档案的价值是不断扩展的, 因此我们不能固守历史凭证、参考等作用, 应适时地、开创性地对档案信息进行挖掘, 综合多方的力量 (如与史志部门、出版社等合作) , 编研出档案成果。如拍摄历史纪实片, 出版革命历史图册、伟人名录、轶事录, 复制实物、手稿等。要走市场运作之路, 将这些编研成果转化为社会公共产品, 投向市场, 满足旅游者求知、休闲等需求, 从而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3. 发掘档案的美育功能, 开发新的旅游热点。
档案本身具有宣传教化、文化休闲的功用, 红色档案也不例外。现在, 越来越多的市县开始重视革命历史档案的教育性和档案馆的文化特性及资源优势, 将目光逐渐投向档案管理部门。例如在云南, 活跃着一个新的旅游热点, 成千上万的人走进了市县档案馆, 接受革命传统和民族教育。将游档案馆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形式, 组织参观者进档案馆看实物、照片, 或是看档案馆辅助开办的档案精品展等, 这使得档案的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 档案馆所具备的美育功能得到发挥, 档案资源再也不是深藏闺中的神秘之物, 而是进行宣传教育的必备条件。当然, 档案馆布局应极尽文化氛围, 馆内有礼品 (编研书籍或图册、纪实片等) 可供选购。这样, 档案馆同样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一个可以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永恒基地, 一个可供广大参观者浏览、学习的圣地。
4. 建立和善用红色档案, 提高红色旅游服务质量。
首先, 红色档案本身所蕴藏的海量资源是完善现在红色旅游景区建设的信息及物质基础。其所收藏的文字、图片、影像及实物, 完全可以成为遗址遗迹、纪念标志物等背景介绍的基础及原貌恢复的重要依据。如伟人题写的对联、使用过的物品、写过的信函, 都可以成为充实景区景观、丰富红色内涵的重要物件。以上种种, 可以使景区更好地制造出身临其境、原汁原味的效果, 从而提高旅游质量。其次, 红色档案本身有着存史和教育的功用, 其翔实的记载可以成为旅游从业人员吸收新知识的源泉, 并可用于导游或是景点建设规划, 为现实服务。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讲叙历史, 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学习使得导游从业人员的历史素养进一步提高, 避免了因导游人员历史知识匮乏而出现张冠李戴、混淆历史的情况, 从而提高讲解质量。
当然, 基于红色档案的旅游开发, 并不是毫无理论依据的。它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我国保存了大量的革命历史档案, 可用于信息的开发。从中可以择取经典的、极具教育意义的部分进行加工, 开发新的旅游路线, 设计新的旅游产品;也可以从中筛选特定的信息、实物或照片进行复制, 达到情景再现。通过这种资源的叠加, 使红色旅游资源进一步完善, 教育信息进一步充实, 旅游品质也进一步提高。其实, 在我国有现成的利用档案资源进行旅游资源开发的实例。如云南丽江通过对“东巴档案”的挖掘, 开发出了众多的如东巴文化衫、东巴神灵雕塑、神路图、路牌画等产品, 这就是“东巴档案”在文化旅游中的价值扩展。
总而言之, 以红色档案为载体进行信息的挖掘, 以红色旅游档案为基准进行旅游行业的规划和准入, 可以使红色旅游路线得到优化、旅游产品得到丰富、旅游形式得到创新、旅游质量得到提高, 使红色旅游走上一条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责编:孙海燕)
参考文献
[1]和璇.论东巴档案在旅游热潮中的价值扩展[J].兰台世界, 2007 (1) .
红色旅游服务 篇8
关键词：红色旅游；红色文化；传承；作用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国家文化软实力逐渐成为了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因素，红色文化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元素，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淀、创造、整合形成起来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它蛰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 ]它作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包括革命战争时期的遗址、纪念物等物质文化和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政治制度、革命精神等的精神文化的统一体。红色旅游就是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内容，以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所承载的革命精神等为引物，将红色文化和绿色自然景观结合起来，把革命传统教育与促进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主题式的旅游形式，来开展组织接待旅游活动。在《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规定了红色旅游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措施，可见政府在新形势下大力扶持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红色文化的发展。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指出“完善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支持政策，大力推动赣闽粤原中央苏区、陕甘宁、大别山、左右江、川陕等重点贫困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积极支持沂蒙、湘鄂赣、太行、海陆丰等欠发达革命老区加快发展。加快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幅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大生态建设和保护力度。着力培育特色农林业等对群众增收带动性强的优势产业，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积极有序推进能源资源开发。加快推进革命老区劳动力转移就业。”[ ]所以，通过在红色旅游资源的积极开发上，对红色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就对红色旅游对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作用做一个探究。
一、红色旅游的发展有利于红色文化的保护
在红色旅游逐渐发展的背景下，红色旅游始终是围绕着红色文化而逐渐展开，可以说红色文化是红色旅游的灵魂和内核。红色文化作为革命遗存，它真实的反映了红色革命时代的历史史实，传递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形势下，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红色文化的保护也是越来越重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和一些学者也不断呼吁加强对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革命历史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建国之初，国家就开始有计划地对革命遗址进行保护，对部分破坏的遗迹和文物进行了修缮工作，文化部和内务部也联合发文要求对革命史迹、烈士陵园等红色文化遗迹进行修建和保护。在1961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就规定了革命纪念地的管理部门主要任务就是管理、保护和修缮革命历史文物，也逐渐对革命纪念地、纪念馆等实行对外开放，加强红色文化的宣传，红色旅游至此开始萌发并发展到今天。《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红色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到2015年，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的重点景区基础设施和环境面貌全面改善，重要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的发展目标，提升陈列布展和革命历史文物保护水平的任务以及支持各地红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成列布展和革命文物保护的投入措施，强调各地要加强资源普查，制定保护方案，落实保护的措施，并将未被纳入规划历史文化遗产要结合当地实际妥善保护。[ ]
红色旅游本身就是一项对红色文化保护的任务，是对红色文化资源抢救、挖掘和保护的伟大工程，因为红色文化遗存大部分在民间，与老百姓生活的地方紧密相连，当时大多数可能是发生在当地的土房，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更使得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困难加大。正是由于中央大力发展红色旅游资源，一大批革命历史遗址和历史人物与事迹被挖掘出来，将散落的红色文化资源集中整合，使得红色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保护，并且将红色旅游资源有更多的内容呈现到旅游景点中来。
二、红色旅游是红色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红色文化传承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学校教育、歌曲、网络、电视等方式，但是这些方式针对的人群有限，并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而红色旅游作为一种社会教育方式，将红色文化寓教于旅游之中，这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和有效的途径。红色旅游是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有效平台，红色旅游是激活红色文化的生动课堂，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习近平指出：“无数革命先烈留下的优良传统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对于红色文化资源，我们既要注重有形遗产的保护，又要注重无形遗产的传承，大力弘扬红色传统。”[ ]
一方面，通过红色旅游的吸引力，使广大国内外旅游者慕名而来参观“旅游圣地”，在游览革命历史场地、观光革命历史遗迹、遗物，通过聆听导游员讲述的革命故事时接受红色文化的教育，使自身的知识体系在亲身体验后得到强化，这样在红色文化的传承之中，更加鲜明、生动和具象。按照人对对事物认知的一般规律，知之深方能爱之切，即“情感”产生于“认知”之后。通过对革命战争的思考，从而在圣地净化了灵魂，同时获取一种的精神力量，潜移默化于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另一方面，只有发展红色旅游，提供有效的旅游平台，强化宣传的范围，让民众积极参与，才能有效地弘扬红色文化。
三、红色文化资源是红色旅游的主要载体
红色旅游作为传承红色文化的方式和途径，但红色旅游的物质资源是红色旅游的表现形式，它呈现出的是具体的、有形的资源要素。在物质方面，所谓红色旅游的载体是指近代中国历史以来到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和社会建设发展时期建立的一系列的历史功绩，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标志物和场所。红色旅游作为载体也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建国初期是革命纪念地，后来有了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再后来发展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到20世纪后期才慢慢地出现了红色旅游的概念，对应的红色旅游景区也在各自基础上发展起来，红色旅游正式兴起。
红色旅游的载体存量庞大、数量较多、分类也很细，承载的内容丰富、针对性强、指向性明显，总的来说，红色旅游载体可以分为：“旧址”类载体，如一大旧址、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等，；“遗址”类载体，如平型关大捷遗址、南京大屠杀遗址等；“祭奠”类载体，如天安门英雄纪念碑、烈士陵园、狼牙山五壮士纪念碑等；“遗产”类载体，包括自然遗产和人文遗产，如万里长城、自然风景区等；“博物馆”类载体，如军事博物馆等等。这些红色旅游资源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印记，时刻警示着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它们是革命精神的载体，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历经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民族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各个历史阶段，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孕育出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形成了诸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些精神物化在红色旅游里，形成了具有时代纪念意义的纪念地和标志物，使它们被赋予了灵魂。
红色旅游也承载着时代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当家做主，创造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历史奇迹，形成了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等。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熔铸出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新时代精神，形成了如“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等。红色旅游的载体承载了丰富而厚重的革命历史、英雄事迹、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发展红色旅游的重要资源和支撑，也是弘扬和传承红色文化的实质性载体。
红色旅游作为红色文化的传承载体，寓教于乐，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和方法的创新，同时也更具有实效性。红色文化作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大力弘扬和培育红色文化，加大对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与红色旅游的实质载体相结合，实现红色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管仕廷. 论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J]. 传承，2012，13：74-75+96.
[2] 2016年全国两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3] 《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4] 《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