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十年工作综述（精选7篇）
共青团十年工作综述 篇1
火热的青春 激情的歌谣
——XX共青团十年工作综述
青春是首歌，歌手是你和我……
过去的十年，是XX共青团事业开拓创新、全面发展的十年，是XX各级团组织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的十年，是XX青年凝心聚力、创业建功的十年。在共青团XX县委的组织带领下，我县广大团员青年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让思想的光辉照亮青春
如何把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同青少年的学习、生活、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十年来，团县委积极探索，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活动，增强了理论武装的吸引力和实效性。“高举旗帜跟党走、创业创新作贡献”、“我与祖国共奋进”、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以重大事件、最新理论成果学习教育为契机，用科学理论武装青年；XX县“服务工业强县和新农村建设十大杰出青年”等评选表彰活动，让青年们感受到榜样的力量；中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和少先队“雏鹰争章”活动的实施，引导着青少年在实践中健康成长；举办“青春、理想、责任”五四特别电视节目，使广大青少年受影响、受启发、受教育……在经济大潮中锻造青春
XX青年就业创业“五个一”行动、青年实用技术培训计划、“青年创业小额贷款”项目……无不彰显出共青团为服务青年成长成才成功、助推XX创业创新的全情投入。特别是2009年以来，团县委紧密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扎实推进青年创业创新行动，青年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得到不断推进，成立和发展了一批青年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和见习基地，服务青年就业和再就业。青年创业势头持续高涨，通过开展创业意识和创业入门教育，培养和扶持“青年致富带头人”，鼓励和支持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引导和帮助外出打工青年返乡创业等方式，培养了一批创业型青年人才。
在和谐发展中奏响青春
十年来，全县各级团组织从青年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不断改进服务方式，拓展服务内容，突出服务实效，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
为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我县深入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健全和完善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法律体系，青少年发展的法律政策环境得到不断优化。深入开展“青春自护远离网瘾”、“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等系列活动，使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深入开展“为了明天——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程”、“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预防计划”、“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创建活动，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得到净化，为青少年学习和生活创造良好环境。
为帮助弱势青少年群体成长成才，我县开展了关爱留守学生“春晖”行动、贫困、病残青少年关怀行动、“家乡助我上大学”行动等，深入推进希望工程、爱心圆梦百千工程。十年来，共募集社会资金600多万元，建设希望小学11所，资助贫困学生近万名。
维护好青少年权益，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服务，青少年就能更好更广泛地联系和凝聚在一起，使共青团的旗帜更加熠熠生辉。从“新农村新青年”、“村村都有好青年”到团干部结对帮扶贫困青少年活动，一股股青春力量涌入新农村建设；从“保护母亲河行动”、“青年文明号进社区”到“整治城乡环境，共建美好家园”志愿服务行动，一个个年轻身影活跃在主题实践活动中；从“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配型采血”活动、第十一届省运会到“5〃12”汶川特大地震等大灾后抗灾抢险，一顶顶“红帽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强化自身建设中提升青春
全县各类青少年组织建设不断巩固壮大，以共青团为核心的青少年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青联、青企协、少先队组织取得新的发展。各类青少年活动场所建设进一步加强，建设“留守学生之家”43所，完成XX县青少年宫加固维修，增强了发展后劲和服务功能，在满足青少年学习、娱乐、健身、交流等需求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同时，团县委始终坚持以加强能力建设为核心，着力增强融入大局抓工作的意识和能力，整合资源抓合作的意识和
能力，勇于探索、务实干事的意识和能力，创新发展、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有力地推动了团的建设由“应景跟风式”向“常抓不懈式”转变、团的工作从“活动型”向“务实型”的转变，也敦促着团干部队伍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团员主体意识的不断提升。
科学发展召唤着青年，和谐建设企盼着青年。在新的航程中，全县各级团组织一定会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用青春、智慧和力量谱写更加绚丽的诗篇！
共青团十年工作综述 篇2
一、夏王朝存在的真实性考辨
在《夏本纪》研究中争议最大的是夏王朝的存在问题。现今,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基本共识是:在没有确切文献和考古材料能推翻《夏本纪》中有关夏王朝、夏史记载的前提下,仍然相信夏王朝的存在。但是,有关夏王朝真实性考证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推断性的,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的简单对应不足以支撑夏王朝、夏代、夏文化的最终确立。
与夏王朝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紧密相关的便是《夏本纪》能否作为信史的问题,即对《夏本纪》可信性考辨 , 多从文献梳理和材料来源角度进行研究。
以上问题研究主要立足于宏观,近十年对《夏本纪》的深入研究更多着眼于文本中的具体历史事件、人物。
二、《夏本纪》涉及的夏史问题考辨
《夏本纪》系统记载了夏王朝的历史。因此,围绕《夏本纪》而展开的对夏史具体问题的考辨便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重点,主要包括夏王朝的世系、纪年;与考古学上文化时期的对应;夏王朝的国家政治形态、建立时间;益启权力交接的真相;禹伐有扈还是启伐有扈;伐有扈、后羿代夏事件反映的夏王朝民族关系;夏都阳城、鸣条地望的考察等。
夏王朝的世系、纪年及与考古学上文化时期的对应关系:研究者多将文献梳理与考古成果相结合,把夏王朝与考古学上的文化分期进行了对应:认为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末期文化和二里头一期文化是早期夏文化 , 二里头一期大体包括启、太康时期和后羿代夏时期,二里头二至四期文化是少康中兴以后的夏代中晚期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少康中兴以后的夏代中晚期都城。
夏王朝的国家政治形态:这一问题争议较大,有的认为《夏本纪》中描述的完整的国家形态是司马迁整合删减材料后附会的结果,考古学物质文化材料所反映的早期社会样态与之存在的明显差异是很好的佐证。有的认为夏王朝是一个以一国统万国的国家联合体。
夏王朝的建立时间,传统观点认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基于大禹,至启时正式建立。但也有研究者提出质疑 , 认为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充分证明,二里头遗址大型建筑基址的始建年代应为夏朝国家正式建立的标志,太康才是夏朝国家的真正建立者。
益启权力交接的真相,禹伐有扈还是启伐有扈,伐有扈、后羿代夏事件反映的夏王朝民族关系:多数研究者认为益启揖让的实质是禹启以政治斗争的方式确立了世袭制,实现了“公天下”向“家天下”的转变。亦有研究者对益启揖让关系进行了否定,认为益启关系以“启干益位”说较为妥当。
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者对学术界公认的以《夏本纪》记载的夏朝建立为国家机构产生标志的观点产生质疑,认为从考古学上物化表现和文献资料都表明五帝时代,甚至直至少康时期,其政治实质是夷夏之间的方国联盟,夷夏联盟的最高首领由华夏和东夷轮流坐庄。这种形式到禹死后发生了变化,启干益位、后羿代夏等事件反应的是二者之间的斗争博弈。到少康中兴 , 夏人又夺回了最高首领的位置 , 夏在夷夏联盟中的主导地位才正式确立。
夏王朝民族关系:多数研究者认为《夏本纪》记载的太康至少康这段时期夏朝不稳定的局面,反映了夷夏之间的民族斗争和夏对东夷的军事征服以及在此过程中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另外,对《夏本纪》中记载的“伐有扈”事件的辨析,认为禹、启皆有伐扈之事较为符合历史实际,因为部落联盟制阶段部落间的战争不可能仅通过一次争夺就决出胜负。
夏都阳城、鸣条地望的考察:多数研究者认为《夏本纪》中的“阳城”地望位于今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北的发现龙山文化晚期王城岗城址。研究者从夏亡时夏遗民迁徙的方位来考察《夏本纪》中记载的“桀走鸣条”中的“鸣条”地望,认为鸣条地望安邑说是诸说中最靠得住的一种说法。
三、以“大禹治水”为中心而展开的一系列问题
《夏本纪》记载的主干为大禹治水的功绩,因此《夏本纪》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以“大禹治水”为中心而展开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大禹身份的研究;鯀禹的家族谱系;大禹治水真实性、治水方式、治水地域的考辨;鯀被杀原因;九州、五服、巡狩等制度的真实性考辨等。
大禹身份的研究历来有图腾说、历史人物说、神话说等不同说法。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大禹并非疑古神话学者所谓的神话人物 , 而是部落方国的首领。
大禹治水真实性等问题的考辨:大禹治水传说最早的文物例证——西周文物燹公盨(亦作“豳公须”)的出现和当前学者多学科交叉探讨论证,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大禹治水的真实性。亦有研究者从全球性气候变化角度论证了史前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并且认为大禹治水的成功可能主要得益于距今4000年以后气候的好转而非人力之所为,较好地解释了多数学者对史前发生洪水的相信但却对大禹能否成功治水的怀疑之间的矛盾。
鯀被杀原因:传统观点都将鲧被杀的原因归为治水的失败。有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鲧被杀的根源是政治斗争的失败。
九州、五服、巡狩等制度的真实性问题的考辨:周书灿的《大禹传说的多元并起、层累、积聚与定型统一》运用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理论,对西周至汉流传的大禹传说的发生、流变、定型、统一进行了历时的缕析,认为史迁在《夏本纪》中记载的大禹事迹是对西周以来大禹传说素材进行综合整理的结果,其中存在着许多虚构臆测、带有传说性质的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记载。其中自传说中的黄帝到大禹同出一源的帝王家谱式的“世系”现象是战国以来种族观念淡化、大一统趋势的结果。诸如禹巡守、益让位于启等亦同样不可作为信史。
杨栋的《神话与历史:大禹传说研究》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实物图像等材料结合,对《夏本纪》中涉及到的舜禹权力交接方式、鯀禹启关系、禹避阳城、大禹治水划九州的真实性、治水方法、伐有扈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述论证,称得上是大禹研究方面的专著。
近五年来高校共青团工作研究综述 篇3
摘 要：对2007年至2012年高校共青团工作的研究成果从高校共青团工作面临的挑战、解决高校共青团工作发展的对策、高校共青团工作的新延伸三个方面进行总结，并为今后高校共青团工作研究指明了方向，希望能对我国高校共青团工作的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高校；共青团；综述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323-02
团十六大明确指出，要把学校共青团工作摆在基础性战略地位。高校共青团工作是学校共青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和造就共产主义接班人中担负着重要任务。多年来，广大团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都非常重视和关注对高校共青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明晰高校共青团工作现有研究成果，笔者对2007年至2012年高校共青团工作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希望能对我国高校共青团工作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高校共青团工作面临的挑战
在诸多高校共青团工作研究的文献中都提到因时代的进步而给高校共青团工作带来诸多挑战，概括起来，这些挑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工作外部环境发生改变
进入新时期，不少高校共青团工作者都感受到工作外部环境有所改变，也认为这些外部环境发生的改变使得高校共青团工作面临不少挑战，如王从严[1]、赵晶[2]、孔繁燕[3]都指出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带来利益主体多元化、道德选择多样化、意识形态淡化倾向；徐春娣[4]、王斌[5]等都认为高等教育改革中出现的学制弹性化、后勤社会化等打破了传统的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的团建模式，导致传统的高校共青团工作方式方法很难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李忠伟[6]、卫霞[7]等指出信息环境下团员更喜欢通过QQ、飞信、MSN、微信等即时通讯软件进行思想、情感、态度、信息和学习的交流，加大了团组织对团员信息管理难度。
（二）工作对象特点发生改变
高校共青团工作面对的主体对象就是高校共青团员。然而，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时代化的进程，高校共青团员在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目标选择、评价标准和实现手段呈现功利化倾向，使得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盛行（田华文，2010[8]；王春华，2011[9]）。而当前，许多高校团的活动形式和方法仍沿用传统体系中的工作理念，面对新形势下青年团员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转变显得束手无策，这使得高校团组织的凝聚力和团干部的号召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解决高校共青团工作发展的对策
面对新形势下高校共青团工作存在的挑战，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及思考。这些对策及思考既有宏观层面的理论阐述，也有微观层面的具体操作。结合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实际，本文将学者们所提供的解决对策概括为以下两方面。
（一）创新工作模式
高校共青团工作的传统教育模式为“三会两制一课”，传统的组织运转模式为行政上下级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化，科技网络化的发展，这些教育模式和组织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发展。朱明[10]认为可通过“分年级、分专业、分层次”进行指导，实现思想教育由灌输型向自主型转变。房征岩[11]提出“双力模式”来加强和改善新时期高校共青团员思想教育，黄楚文[12]认为可以遵循差异化布点方法“超市式”开展工作。赵宁[13]指出可以构建“一体两翼”的组织体系，建立静态注册与动态活动支部共存的“双轨制”团员管理模式。
（二）改进工作方式方法
工作方式方法直接影响工作的效率。为了使高校共青团工作能够高效率地运转，文粉娟[14]认为高校共青团工作要在管理上以“精、准、细、严”为基本原则，实现团委工作制度规范化、岗位定位化、工作流程化、考核标准化、管理信息化。于秀明[15]指出可通过项目化管理模式开展高校共青团活动的整个过程。此外，在“微时代”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场景，应建立团支部互联网交流平台，形成团支部“无障碍”交流模式（王雪，2010）[16]。另外，王菁菁[17]主张使用柔性管理，尊重团员，关注团员的内在需求，在校园文化的物态环境和观念环境中体现以团员为本的理念。
三、高校共青团工作的新延伸
高校共青团作为党领导的先进青年学生的群众性组织，理应从服务大局、服务青年角度出发，积极拓展服务职能。高校共青团工作职能的新延伸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包括就业创业教育和校园建设。
（一）就业创业教育
在所收集到的39篇高校共青团工作职能新延伸的文献中，有20篇都谈论到高校共青团组织应服务于大学生的就业创业。在对于高校共青团服务就业创业的路径选择上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胡丹[18]认为可以共青团工作中的“示范点”“党团员先锋岗”等为载体，实施“双培养”，既把创业成果突出的大学生培养成党团员，又把党团员培养成创业先锋，实现“团建”与“创业”的互动双赢。薛枫[19]建议实施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从“职业设计指导、素质拓展训练、建立评价体系、强化社会认同”四个环节开展工作。
（二）校园建设
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延伸地是对校园文化、安全、学风、心理健康等方面建设起促进作用。陈华伟[20]指出共青团工作为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形式和导向，是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主阵地和生力军。王改红[21]认为校园生态文化对高校共青团工作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宏国[22]赞同在新形势下需要高校共青团参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认为这是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内在要求。刘艳[23]指出可以借着“创先争优”机制开展优良学风建设，号召广大团员养成学习的意识，为学习型组织的深入发展提供平台，大力建设学习工作的品牌项目。
四、未来研究方向
综合目前对于高校共青团工作的研究来看，主要的研究仍是从高校共青团工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解决高校共青团工作发展的对策和思考、高校共青团工作的新职能新拓展三面进行。这些研究对于了解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形势，建设高校共青团工作组织等都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对推进高校共青团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我们也发现对高校共青团工作的研究，往往是从工作实际到实际工作，普遍缺乏理论支撑，导致从理论上对高校共青团工作所具有的特殊属性深入研究不足，大多数研究只停留在工作表面，研究缺乏深度，缺乏普遍意义。
除此之外，对于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实证性研究相对较少，虽然也有少部分研究者尝试将调查实践和理论研究相结合起来，如赖莹莹[24]、王斌、冯乐安[25]等。但相比于高校共青团总体研究来说，实证性研究只占到很小的比率。建议在以后的研究中应注重在实践调查的基础上开展理论研究，真正做到高校共青团工作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
参考文献：
[1]王从严，程为民，范金凤，等.新形势下高校共青团工作面临的挑战和对策[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2]赵晶.对加强高校共青团建设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10，（35）.
[3]孔繁燕.试析新时期加强高校共青团工作的路径[J].思想教育研究，2010，（5）.
[4]徐春娣.新时期高校共青团工作面临的挑战[J].群文天地，2011，（10）.
[5]王斌.高校共青团工作现状调研报告——以东南大学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11，（2）.
[6]李忠伟，姚远，孙德刚.新形势下做好高校共青团工作的思考[J].中国青年研究，2007，（2）.
[7]卫鋆霞.新形势下高校共青团工作的探索与研究[J].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11，（2）.
[8]田华文.新时期高校共青团工作刍议[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0，（6）.
[9]王春华.新媒介环境下高校共青团工作的思考[J].现代教育，2011，（10）.
[10]朱明.当前做好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对策研究[J].科技创业月刊，2012，（2）.
[11]房征岩.新时期高校共青团员思想教育“双力”模式研究[J].科技信息，2011，（29）.
[12]黄楚文.差异化布点：激发高校共青团组织活力新机制[J].青年探索，2011，（2）.
[13]赵宁，朱坤.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改革与创新[J].中国成人教育，2008，（5）.
[14]文粉娟，赵攀攀.略论高校共青团工作精细化管理[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4）.
[15]于秀明.浅谈高校共青团工作项目化管理模式[J].科教文汇，2012，（2）.
[16]王雪.浅析互联网在高校共青团工作中的作用[J].网络财富，2010，（9）.
[17]王菁菁.柔性管理与高校共青团工作[J].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6）.
[18]胡丹，农毅.项目化管理思维在高校共青团工作中的运用研究[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1，（17）.
[19]薛枫.高校共青团组织服务大学生就业创业的优势和职能探析[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1，（11）.
[20]陈华伟，李向东.高校共青团工作与校园生态文化建设互动探析[J].管理观察，2009，（4）.
[21]王改红.高校共青团工作与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探析[J].出国与就业，2011，（22）.
[22]李宏国，周彬，王成山.高校共青团组织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新探[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
[23]刘艳.高校共青团组织在学风建设中的作用研究[J].出国与就业，2011，（22）.
[24]赖莹莹.高校共青团服务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对策研究——基于广东地区部分高校的调查分析[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近十年抗美援朝研究综述 篇4
史秀勇
（鲁东大学 政法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摘要：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在在党史研究领域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近十年来，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许多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相继问世。本文拟就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抗美援朝运动与民众社会心态研究、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政治动员、各地区抗美援朝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等方面加以归纳综述。关键词：近十年；抗美援朝；研究综述
The Research about The War to Resist U.S.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in the recent
ten years Abstract：The research about the war to Resist U.S.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is an unfailing issue in Party’s history research field.In the recent ten years, the research on the war to resist U.S.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has come into a new period;many influential academic achievements come out in succession.This thesis sum up and summariz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decision making of the war to resist U.S.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resist movement and the research of Social Mentality of the Chinese Populac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During War to Resist U.S.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the research of resist U.S.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of each region, the influence of War to Resist U.S.Aggression and Aid Korea.Key woreds: Nearly a decade；the war to Resist U.S.aggression and aid Korea；research summary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也是中国人民面对世界头号强国的一次生死较量，最终逼迫美帝国主义以停战谈判而告结束。近二十年来，许多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相继涌现，本文拟就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政治动员、各地区抗美援朝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等方面将现有学术成果加以归纳综述。
一、关于抗美援朝战略决策研究
关于抗美援朝战略决策研究一直是党史界非常重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关于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原因的研究
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抗美援朝是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保障国内建设顺利进行。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敌视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有所升级。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讲，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是统一的。建国之初，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炮火威胁的范围内，如果让美国军队和极端反共反华的李承晚政权打到鸭绿江边，中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抗美援朝是为新中国的国内建设争取一个好的外部环境。第二种观点认为，除了中美间对抗的不可避免之外，
[1]作者简介：
史秀勇(1986-)，男，山东泰安人，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08级研究生。中国出兵主要是从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考虑。认为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不仅是对着朝鲜，也是对着中国的。[2]第三种观点认为，新中国与美国不仅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更因为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所以在对于国际关系一般规范的理解上存在着根本分歧，而两国之间又缺乏相互沟通的渠道和相
[3]互理解的语言，中美两国最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最终走向全面对抗。第四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避免被苏联指责走上铁托式道路，而使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被孤立地位；二是避免在中国境内与美国进行战争，从而引起中国局势的动荡；三是避免苏联借美国把战火引向中国之机，利用中苏同盟条约派兵进入中国东北。第五种观点认为，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是基于朝鲜人民共和国的请求，同时考虑到中朝是一衣带水、唇亡齿寒的关系，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作出参加抗美援朝的决策是基于对突发事件的控制和预防。有效的防范与预警，是突发事件应对机制中的首要环节。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对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一突发事件而作出的应对决策。[6]
[5][4]
（二）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持主动参战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决策出兵朝鲜是事先就与斯大林和金日成达成了协议，是由毛泽东本人不惧任何挑战的性格和他“战略上藐视敌人，战略上重视视敌人”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姚旭在《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一文中也谈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新中国与美帝国主义之间一场不可避免的较量，是早就在我军作战计划之内的。关键就在于选择什么地方，当时有三种设想，一是在越南，二是在台湾海峡，三是在朝鲜。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我军选择了朝鲜作为与美军较量的场所，作者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打的是一场有准备之战。[7]
而持被动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是不得已的举动，受形势所迫。[8]这种观点是基于新中国的国内经济亟待恢复，政权还未完全巩固，根本没有与美国直接对抗的意愿。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出兵朝鲜是受迫于苏联的压力，避免脱离社会主义阵营。[9]
二、抗美援朝运动与民众社会心态研究
抗美援朝运动作为一个政治运动的个案必然会与民众社会心理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已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
侯松涛在《抗美援朝运动与民众社会心态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2期）一文中对中国民众在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之后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心态做了细致的分析。当时民众社会心态主要有：
一是畏战求安心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阶层民众欢欣鼓舞，对新的生活充满憧憬。广大民众害怕朝鲜战争会蔓延到国内，破坏和平安定的新生活，重新回到连年征战的硝烟战场，从而表现出畏战求安心态。
二是漠然无谓心态。在传统政治心理中，广大民众认为政治仅是当权者、当官者的事，抗不抗美，援不援朝与自己无关。再由于朝鲜战争不是直接针对中国和主要发生在中国领土 上的战争，没有对多数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造成直接的或强烈的刺激。因此，当时不少民众一开始对“抗美援朝”抱着漠然无谓、漠不关心的心态。
三是恐美、崇美和亲美心态。恐美心态是由于慑于中美力量悬殊，认为直接与美帝国主义对抗是自寻死路。崇美和亲美心态主要存在于民族资本家，留美归国的知识分子，基督教信徒和教会学校师生中的一部分人。
三、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政治动员研究
抗美援朝期间的政治动员工作有力地保障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政治动员研究也应为党史界所重视，现阶段的研究主要体现于一下几个方面：
(一)抗美援朝期间政治动员内容研究
林伟京在《试析抗美援朝战争中政治动员的内容与方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一文中对抗美援朝期间的政治动员的内容作了比较细致的总结。一是宣传党的抗美援朝的方针、政策，加强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教育。朝鲜战争爆发后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党中央和解放军各级政治机关发扬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向广大军民宣传党的抗美援朝的方针、政策，让广大军民明白抗美援朝的重要性。二是开展仇视、鄙视、蔑视美国的“三视”教育，树立胜利的信心。针对军民中存在的恐美心理和亲美思想,党中央在志愿军和人民群众中开展“三视”教育。三是动员志愿军战士努力克服困难、英勇杀敌，动员全国人民积极支持抗美援朝战争。
有的学者提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政治动员内容以参战立场的正义与坚定为根基；坚持
[10]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注重出国作战的政策和纪律教育。也有的学者提出政治动员的内容主要有揭露美国侵略罪行，提高人民对侵略者本质的认识，增强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动员人民积极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宣传党的抗美援朝政策、方针和各地抗美援朝运动，激发人民支援抗美援朝的积极性；宣传志愿军英雄模范、先进人物，树立学习榜样，激励人民积极支持抗美援朝战争。[11]
（二）抗美援朝期间政治动员途径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进行政治动员的方法一是通过各种组织机构进行政治动员。例如，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还有各地大大小小的抗美援朝总分会、分会的群众性组织；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组织和集会功能。二是通过报刊、广播电台、文学艺术作品等进行政治动员。三是通过集会、会议进行政治动员，用先进人物的事迹教育、引导人民，鼓舞志愿军的斗志。[12]
魏代强在《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动员探要》（《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一文将政治动员的途径总结为：一是依托从中央到基层党的各级组织，统领全党全军迅速转入战备状态并始终保持高昂斗志；二是紧紧抓住民族统一战线这条渠道；三是紧紧抓住外交战线的渠道，进一步拓展统一战线外延，为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积极开展国际舆论宣传。
（三）抗美援朝期间政治动员经验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抗美援朝期间的政治动员经验主要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爱国主 义教育作为主题；广泛、深入、持久地进行政治动员；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政治动员。[13]
有的学者认为，抗美援朝期间的政治动员经验一是知其义，就是要正确认识战争政治动员的行为目的和运用法则，并能在实践中加以正确运用；二是合其时，就是要正确把握政治动员发起时机；三是得其法，就是要运用正确的形式与方法，使政治动员的效果达到最大化。[14]
（四）抗美援朝期间政治动员的成效研究
有的学者将政治动员的成效总结为四大方面。其一，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动员，鼓舞了志愿军指战员的斗志，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动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保证；其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动员，对人民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其四，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动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15]
有的学者将政治动员的成效总结为三大方面。一是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动员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为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二是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动员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声望；三是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动员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国家意识。[16]
四、各地区抗美援朝研究
抗美援朝的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的发展，总结全国和各地抗美援朝的论文不断增多。如孙启泰的《抗美援朝运动简介》（《中共党史资料》1990年36期）一文，对全国运动开展过程作了简要叙述，指出运动不仅支援了战争，还支持了国内其他各项工作。其他如白俊山的《辽西抗美援朝运动》（《方志天地》1990年5期）、张国强的《广西抗美援朝运动》（《广西党史研究通讯》1990年6期）、杜西德的《略述河南人民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河南党史研究》1990年6期）、车迎坤的《黑龙江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方针政策与实施》（《龙江党史》1990年5期）、李文芳的《天津的抗美援朝运动》（《天津党史》2000年第3期）、吕红的《浙江抗美援朝运动回顾》（《浙江档案》2000年10月）、韩瑜的《河东地区抗美援朝运动》（《天津党史》2000第4期）、杨清源的《陕西人民抗美援朝史话》（《陕西史志》2000年第3期）、张励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的群众动员》（《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3月）、赵宝红的《抗美援朝时期安东人民在工农商业中的贡献》（《兰台世界》2008年第4期）、付小东及谢燕春的《抗美援朝在甘肃》（《陇原春秋》2009年第9期）等文章，都从不同方面对各地区的抗美援朝运动具体情况进行了梳理，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美援朝运动整体面貌的研究。
五、抗美援朝的影响研究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反侵略战争，其影响是深远的。对抗美援朝战争影响的研究也被史学界所重视。
有的学者侧重于抗美援朝对于新中国影响的研究，并总结出抗美援朝对于新中国的三点影响。首先，抗美援朝战争沉重打击了美国称霸全球的嚣张气焰，充分显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为新中国经济建设赢得了较长时期相对稳定的国际 4 环境；其次，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有了空前的提高，这不仅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直接胜利，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为新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再次，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增强了我军作战能力和进行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使军队素质和武器装备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从而推动了新中国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进程。[17]
有的学者是从抗美援朝的国际影响加以总结。一是抗美援朝战争，向世人雄辩地证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二是美援朝战争，打击美国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遏制美国对外扩张的全球战略；三是美援朝战争，展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四是美援朝战争，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推进和平与发展世界主题的确立；五是美援朝战争，为世界各民族的反霸斗争树立一个自主命运、敢打必胜的典范。
[18]
还有的学者从抗美援朝与中国建设大后方国防战略思想的形成之间的关系方面总结抗美援朝的影响。一是抗美援朝战争为建设大后方国防战略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二是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经验，及抗美援朝战争后形成的军事战略态势，国家在开展大规模建设中，逐步确立了建设大后方的国防战略理论原则。[19]
侯松涛在《抗美援朝运动与一种运动动员模式的形成》（《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4期）一文中，从抗美援朝与运动动员模式的形成这一方面分析了抗美援朝的影响；董志凯在《抗美援朝与新中国经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中着重探讨了抗美援朝对新中国经济的影响。指出这场战争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担与激励，对经济体制迅速走向集中的作用。
上述研究成果主要是探讨抗美援朝的正面影响。周才方在《试析朝鲜战争对新中国发展历程的影响》（《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12月）一文中分析了抗美援朝运动的负面影响。一是失去了解放台湾，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良机；二是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巨大的经济代价，延缓了战后重建工作，加重了人民负担；三是失去了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机会，导致中美两国长期敌对，关系紧张，消极影响十分明显。参考文献：
[1]王国学，陈锡久.《中国抗美援朝战略决策探析》[J].《学术交流》.2001(6)[2]陈宇.《抗美援朝战争若干问题研究综述》[J].《南京社会科学》.2001（2）
[3]卞慕东.《论建国前后中美全面对抗的必然性》[J].《广西大学学报》.1996（6）[4]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J].《党史研究资料》.1996（1）
[5]尹家民.《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出兵的台前幕后》[J].《党建》.2009年6月
[6]侯松涛.《朝鲜战争的爆发与新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在突发事件的视角下》[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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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13]林伟京.《<人民日报>与抗美援朝中的政治动员》[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3）[14]魏代强.《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动员探要》[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1)[15]林伟京.《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动员》[J].《齐鲁学刊》.2007(1)[16]王树华，文育富.《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动员评析及启示》[J].战争史研究.2009(3)[17]王英.《抗美援朝战争对新中国的影响》[J].《山东医科大学学报》.1999（4）[18]邹玉杰，宋文官.《抗美援朝战争的国际影响》[J].《学术交流》.2001(6)
[19]杨贵华.《抗美援朝战争与中国建设大后方国防战略思想的形成》[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6)
共青团十年工作综述 篇5
安徽省阜阳市育新小学
张军
摘 要：“人生聪明识字始”，识字写字对于学生的语言、思维发展和全面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自2004年以来，识字写字教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类型更加多样，其中对于识字写字的教材和教学的研究最为突出，但是也有一些领域和方面需要进一步拓宽、加深。关键词：识字写字；研究综述
“识字、写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是第一学段的教学重点，也是贯穿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教学内容”。由此可见，识字写字教学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中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许多一线教师和专家学者对于识字写字教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丰富了对识字写字教学的认识，拓展了研究领域和思路方法，促进了识字写字教学的实践。本文仅以中国大陆地区的全日制义务教育阶段识字写字教学的研究文献为对象，不涉及特殊儿童教育、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对外汉语教学等领域。
一、关于识字写字教材的研究综述
研究识字写字教材的相关文献主要包括对教材用字和教材文本的研究两个方面，这其中又侧重于文本的研究。对于教材文本的研究，集中于我国传统蒙学教材的研究和古今中外汉语识字教材的比较研究。
（一）关于识字写字教材用字的相关研究
研究识字写字教材用字情况的相关文献数量不多，主要集中于字量确定、字种选择、字序编排、用字分布这几个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教材用字的科学性、合理性的研究不足，其观点和看法也不尽相同，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孙聪在《小学低段识字教材中生字教学用字分布的合理性研究》中，通过对小学低段学生静态识字与动态识字的实际情况的调查，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把调查结果和人教版低段教材生字教学用字进行对比，分别剖析了字量、字种、字序这三个影响生字教学用字分布合理性的因素，指出现行的人教版低段识字教材的生字分布在上述三个方面存在的不合理、不科学的现象。进而运用教育学、心理学、文字学等理论，从宏观理论和微观操作两个层面揭示了产生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由此提出要根据“最近发展区”、“汉字效用递减”等理论和儿童认知特点来合理分布字量、字种、字序及编写教材。
王露莹在《汉字简化与汉字教学研究》中，通过研究我国古代汉字教学的发展历史以及建国后汉字教学改革的历程，主张“简化字更适合当代汉字教学”，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的识字写字教学要遵循“识简写简，多识少写”的策略。
（二）关于识字写字教材文本的相关研究
我国学者研究识字写字教材文本的文献涉及范围广，著作数量多。他们以时间为线索，梳理教材文本的历史演变进程和阶段特征；以不同标准对我国传统识字教材进行分类，研究分析其内容、功能、特点、作用等；以不同时期和地域的教材文本为研究对象，审视剖析其内容形式、发展传承、存在价值及借鉴意义；以纵向或横向为维度，比较分析古代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的汉语识字教材，发现其优劣短长，以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1、关于识字教材发展历程的研究
蒙学读物的编写，上起周秦下迄民国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漫长而又辉煌的发展史为前人的研究积累了许多经验。我国学者大多数都以时间为线索，对于蒙学教材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其观点相当接近或一致，大致可分为上古、中古、近代三个阶段，只是在具体历史时期的起迄点上略有出入。
张静在《从古代蒙学教材的演变看当代启蒙教育》一文中把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的发展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周秦至汉唐的综合性教材发展阶段，宋至清中叶的分类专写教材发展阶段，及清中叶至民国初年的改革创编阶段。
陈良松在《当代教学理论视野下的古代蒙学读物研究》一文中，把我国古代蒙学读物的流变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由识字到读物阶段，隋唐五代时期的由综合到专门阶段，明清时期形成完备体系阶段。
李维石在《我国古代蒙学、启蒙读物变革及传统阅读方法辑要（上）》一文中，把我国古代的蒙养教材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唐、五代之前以字书为主的阶段，宋朝至清朝中叶专门化发展阶段，清朝中叶至近代以前运用旧形式介绍新科学的阶段。
2、关于识字教材类型的研究 蒙学教材主要依据教材内容或教材的教育功能为标准进行分类，但由于蒙学教材多是综合教材，即使是以识字为主的教材也包含伦理道德、历史知识、自然科学、生活常识等方面的内容在内，若按照其内容或功能化划分会出现重叠或交叉，因此对其分类不能绝对化。
陈良松在《当代教学理论视野下的古代蒙学读物研究》一文中，把唐宋以来的蒙学读本按照其教育功能大致划分为六类，即以识字教育为主的蒙学读物，以思想道德教育为主的蒙书，介绍掌故和历史知识的读物，为训练阅读、作文打基础的读物，诗集类，工具书类。
李良品在《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一文中，根据内容侧重点的不同把我国古代蒙学教材分为六大类别，即综合类、伦理道德类、历史知识类、诗歌类、名物常识类和工具书类。
李维石在《我国古代蒙学、启蒙读物变革及传统阅读方法辑要（上）》一文中，依照内容把我国古代的蒙养教材分为五类，即综合各种常识的识字课本，诗文教学的课本，历史知识教材，博物常识教材，封建伦理道德教育教材。
谈儒强在《中国传统蒙学教育方法的现代意蕴》一文中提出，影响较大的中国传统蒙学教材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道德伦理教育，二是人情世故，三是知识教育。
3、关于古代识字写字教材的研究
古代识字写字教材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蒙学读物，从早期的发轫之作
《史籀篇》、《急就篇》、《仓颉篇》到后来流传广泛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等，可谓汗牛充栋、灿若星河。专家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蒙学教材的内容、功能、特点、演变、价值等的审视与剖析以及它们对当代识字写字教材编写、使用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戴元枝在《古代识字教材的创新之作——古歙县胡氏〈两心一得〉》一文中，介绍了《两心一得》这本清代徽州地区的蒙学教材的成书过程及流传情况，揭示了本书以汉字特点、儿童心理和生活实用等为基础的编写原则，分析了此书在选字方面注重口语化、常用性，在识字方式上运用情境化、归类式的特点，指出其对当前小学识字教材编写和识字教学实施的借鉴意义。
顾月琴在《日常生活变迁中的教育——明清时期杂字研究》中，回顾了杂字从起源到发展、繁荣、传承的历史演变进程，分析了杂字在明清时期盛行于民间的社会、经济、价值观念、技术、教育等方面的原因。指出明清时期杂字具有杂字编者的无名性与集体性，体例的多元性与灵活性，教育对象及内容的大众化，语言的通俗地方性，教法的灵活多样性，思想教化的多面性等等特点，并且比较分析了杂字与传统蒙学教材“三百千”在语言、内容、用字、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异同之处。
文正东在《传统蒙学教材对当今课程改革的启示》一文中，从内容和形式两个维度分析了传统蒙学教材的特点，指出其内容上具有知识教育为主、伦理道德教育日趋增加，知识与技能逐步融入教材，讲述历史占主要地位等特点；形式上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深刻性，系统完整、逻辑性强、富于情感和想象，语言精练、富有表现力，音乐性强、易读易记等特点。揭示了传统蒙学教材在稳定性与发展性，体裁多样性，内容的综合性与趣味性等方面的价值以及存在的目标偏失、内容片面、结构失衡等不足。进而在比较传统蒙学教材和新基础课程的基础上，阐述了新基础课程的特点，如目标的全面性、内容的全息性、结构的去平衡性以及实施过程的人性化等。强调“诗歌形式”和“反刍法”对于今后课程改革特别是教材编写的启示作用。
郭长华在《从“三百千”看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科学价值》一文中，通过对我国传统蒙学识字教材“三百千”的分析研究，阐述了他们在内容选择、教材编写、传授知识、激发兴趣、习惯养成、人格塑造的方面的科学价值。
颜海燕在《汉代文字教育研究》中，通过对汉代文字教育背景的研究，揭示了汉代的汉字字体、构造理论、文教政策和教育体制等因素对文字教育内容、方式方法的影响。通过对汉代识字教材《仓颉篇》、《急就篇》进行分析，指出其在内容上具有“选字实用，集中识字”、“整齐押韵，便于诵读”、“文字编排，以类相从”、“内容广泛，层次分明”的特点；在方法上注重“集中识字”、“利用韵语，充分诵读”、“利用‘六书’，记忆字形”、“归类识字，理解字义”。运用比较研究，总结出汉代文字教育对于当代小学语文识字写字教育的启示：“文字教育应与文字本身的特点相结合”；“文字教育应与人格教育相结合”；“文字教育应与审美教育相结合”
朱安立在《古代识字写字教材的使用及启示》一文中，通过分析我国古代识字写字教材的产生发展历史及相关的教育理论，揭示了我国古代识字写字教材中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在指出传统识字写字教学的贡献和不足的同时，阐明了传统识字写字教学对于现代识字写字教学的启示。
4、关于识字写字教材的比较研究
这类比较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纵向比较，将我国传统蒙学教材与现代小学语文教材进行比较研究；二是横向比较，在我国现行不同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之间，也可以在中外现代汉语教材或者中外古代蒙学教材之间进行比较分析。以此发现彼此的优缺点与异同处，从而引进借鉴、取长补短。
杨汉芹、郭华在《小学语文教材识字写字编排情况比较研究——以人教版、北师大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教材为例》一文中，对于人教版和北师大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教材进行了字量、字种、字序、识字法、写字要求五个方面的比较分析，指出了两种版本教材之间的异同和长短之处：如在识字法方面，两者都编排了部首识字法和查字典的方法；在字种选择方面，两者都具有较大的随意性，首先考虑编文，因文定字。在字量编排上，人教版的字量超出《课标》（2011版）的上限，而北师大版的字量则符合《课标》的标准；在写字要求上，人教版教材没有体现写字习惯、写字速度等方面的要求，而北师大版教材则优于前者，提出“写字前揣摩字形”的习惯和“写对、写好、写快”的目标。
刘晓蓉在《小学低年级识字教材研究——以三个版本为例》一文中，以人教版、北师大版和苏教版三种识字教材为研究对象，从编写理念、框架结构和识字教学设计三个角度对上述三种识字教材进行分析比较，指出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共性与个性，进而为低年级识字教材中的字种字量选择，汉语拼音编排，识字方法和练习编排等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为低年级识字教材编写提出改进建议。
谭建川在《中日传统蒙学教材比较》一文中，通过对中日两国传统蒙学教材的比较分析，指出由于日本本土的蒙学教材——往来物不断引进和借鉴中国蒙学教材，二者在儒学文化、伦理道德培养、世俗性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又由于两国社会结构、民族传统的不同，二者在价值取向、引进西学等方面呈现差异性。
邵怀领、陈黎明在《中国当代识字教材：现状及建议》一文中，通过对人教版、北师大版、苏教版三种识字教材与其他十种识字教学实验教材的数据统计和比较分析，指出中国当代识字教材在识字量、汉字出现方式、单元编排等存在的较大差异，提出从“文从字”和汉字教育课程的角度编写教材，确定识字量的基点。
桑哲在《中日小学教材汉字教学内容编写之比较——以人教版课标实验教科书小学〈语文〉与东京书籍版新〈国语〉为例》一文中以人民教育出版社《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1～6年级教材
和东京书籍株式会社2004年版新编小学《国语》教材为研究对象，从汉字教学的指导要求、首现汉字的文中处理方式、首现汉字的文末处理方式、生字表的处理方式、汉字知识的相关文章编排、教材中汉字的数量及分布等六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两者在汉字教学的理念、方法及具体程序上的异同，指出日本小学教材在汉字的字量、字序、认知教学、意义教学方面对于我国汉字教学的教材编写的借鉴意义。
张静在《人教社课标实验版教材低中段识字训练序列编排衔接性分析》一文中，从生字学习、汉字知识与识字能力训练、写字训练三个方面分析了小学低段识字的序列性；从汉字音形义联结训练、词汇训练、写字训练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年段字词训练的序列性。作者研究发现，人教社课标实验版教材低中段识字训练总体序列编排基本合理，但具体细节上存在一些问题，如中年段写字上的支架设置笼统、针对性不强，字词系统具体序列性不足等。
二、关于识字写字教学的研究综述
识字写字教学的研究一直是许多语文教育专家、学者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它既有理论思辨的价值，又有指导实践的意义。研究者对各种教学方法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理论思考和经验总结，分析其长短得失；深入教学一线，开展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剖析现象、分析问题，提供解决的思路和办法；揭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真实状况和不足之处，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研究如何将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和电脑、多媒体等技术运用于识字写字教学实施的过程等等。
（一）关于识字写字教学方法的研究
汉字是构成汉语体系的基础材料，汉字的识写教学是语文教育教学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汉字的教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进入新世纪以来，汉字识字写字教学方法更是推陈出新、层出不穷。其中颇有影响的有: 词串识字、情境识字、成语识字、童话识字等。这些方法可能不够成熟和完善，但是它们都能够依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从有利于学生学习接受、促进学生发展成长的角度出发，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1.词串识字
张庆在《“一专多能”词串识字》一文中分析了“词串识字”所具有的整体性、形象性、可读性三大特点，指出其功能在于“一专多能”，“一专”是指识字写字，它居于第一位；“多能”是指认识事物的功能、审美的功能、增加儿童文化底蕴的功能，还能为发展儿童的阅读能力做好铺垫。
朱家珑、张庆在《词串识字模式研究》一文中指出词串识字模式是对传统的韵语识字的继承和创新，与集中识字、注音识字、字族文识字、分散识字相比较，具有整体性、形象性、可读性的优点，具有识字写字、提高品德修养、认识事物、审美、发展儿童想象力和整合力、潜在的阅读训练等多种功能。2.情境识字
赵蒙成在《情境识字教学法刍议》一文中提出掌握字义是识字的重点，而字义又受到其具体使用环境的制约。语境在识字教学中具有制约汉字意义、规定汉字用法、影响字形掌握的作用，识字教学要在具体语境中进行，要创造出具有生活化、应用性、互动性、趣味性、规范性等特点的语境。3.成语识字
莫彭龄在《识字方法的大胆创新和成功实践——评陈凯“中国成语识字”》一文中指出“中国成语识字”具有教材的成语性，教法的多样性和综合性这些显著特点与创新之处，其基本的教学结构分为五个部分，即趣味导入、感知韵味，创设情境、感知故事，图文对照、感知故事，演练结合、趣味识字，布置作业、巩固识字。4.童话识字
童革在《童话引读，立体识字，综合发展——小学低年级童话识字教学研究》一文中基于母语习得理论、建构主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多元智力理论及儿童心理学等理论，针对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存在的语言能力发展滞后的问题，提出“听故事——说故事——读故事——演故事——玩故事——汉字”的“六环节”教学模式，改变传统教学以知识技能为中心的训练式教学，构建以言语活动为中心的体验式教学，并建立与之相应的课程评价标准。
（二）关于识字写字教学的调查研究
这类调查研究以识字写字教学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地区、学校的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访谈、测试量表等展开实地调查和资料收集，采用SPSS等工具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中剖析现状、发现问题、寻求对策。
胡田在《小学低年级汉字笔顺书写现状及对策研究——以青海省西宁市为例》一文中以从青海省西宁市两所小学的一二年级中随机抽取250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发放问卷的方式对他们的汉字笔顺书写现状展开调查，通过统计分析相关数据发现：从性别上看，小学低年级男女生的具体笔顺总分的差异并不显著（sig值为0.186，大于0.05，表示差异不显著），但是女生笔顺总分离散程度比男生大；从年级上看，一二年级学生之间的具体笔顺总分差异很显著(sig值为0.007,小于0.05，表示差异显著)，即二年级学生的具体笔顺总分明显要高于一年级学生的总分，但是二年级学生笔顺总分离散程度比一年级的要大。
杨小玲、余振坤在《小学写字教育现状及其反思——基于省级示范校漳州市芗城实验小学写字教育的研究》一文中以芗城实验小学作为调查对象，通过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发现：在保持良好写字距离方面的比例较低，男女生分别只有20.3%和23.0%；在经常保持正确握笔姿势方面，男女生各占51.2%；在写字习惯方面，大多数的学生（83.3%的男生和76.7%的女生）没有写字后检查的习惯；在作业书写满意度方面，绝大多数的学生（男生95.4%、女生97.9%）对自己的作业书写感到满意，但这与家长对此的满意度（91.7%）有较大出入；在写字兴趣方面，因为“自己喜欢”而写字的女生（59.9%）高于男生（39.5%）；在写字技巧来源方面，39.6%的女生和43.3%的男生认为是从教师的指导中获得的。
丁道勇在《小学一年级语文汉字重复与识字效果关系的研究》一文中以宁波市海曙小学一年级四个班共计188名学生作为测试对象，以人教版小学一年级语文上册教科书要求会认的400个汉字作为测试内容，采用SPSS12.0作为统计分析工具，从汉字在教材中的重复方式和充分出现节数两个维度，考察分析汉字的重复与识字效果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汉字在教材里面的四种重复方式中，“前后都有重复”和“仅后面有重复”的平均误识人数（分别为21.3和24.5）明显低于“仅前面有重复”（49.7）和“前后都没有重复”（49.2）。从皮尔逊相关、双尾T检验、和有效观测数量三个角度考察重复节数与识字效果时，提出要求的“节后重复节数”与四个班的误识人数之间存在极其显著负相关（–0.344），而“节前重复节数”与误识人数之间的相关性则很弱（–0.075），没有达到显著水平（0.01）；节后重复由0节增加到2节，可以使识字效果得到极其显著的改善;节后重复由2节增加到6节，可以进一步提升识字效果。
何玉婷在《小学语文识字量调查研究——以南宁市Y小学为例》一文中以王孝玲、陶保平等编制的《小学生识字量测试题库和评价量表》作为调查测试工具，以SPSS 17.0和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3作为统计分析工具，对南宁市Y小学一至五年级共计265名学生进行识字量的测试，并采用问卷调查搜集相关资料。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一至五年级测试学生的平均识字量分别为756、1403、2106、2607、2850，基本达到甚至超过国家课程标准的识字量要求;测试班级的学生平均识字量与上海市20世纪90年代的小学生识字量常模相比，两者十分接近；各个年级之间的识字量差异较大，年级间增幅较为明显;识字量受性别差异的影响不大，而在三年级的影响较为显著;识字量与语文成绩的相关程度较高;识字量排名靠前的，其语文成绩一般都好，识字量靠后的，其语文成绩一般较差，但识字量前后10名学生的语文成绩距离在缩小。
（三）关于识字写字教学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大多阐述、分析识字写字教学的整体现状或某个方面的实际情况，指出其存在的实际问题与缺失，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的对策和建议。
卢谦在《识字教学科学性的现状与实践思考》一文中分析了当前小学识字教学“五轻五重”的现状，即重数量轻质量，重字形轻字义，重文字轻文化，重形式轻内涵，重识记轻书写。指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在于教学目标把握不准，教师缺乏汉字知识，对儿童认知特点了解不深，对不同识字方法的整合运用不够等。进而提出制订科学的识字量和字序，教师掌握相关的汉字学知识，融合运用多种识字方法，掌握儿童识字的认知规律，遵循识字教学自身规律等五条对策。
易爱香在《小学识字写字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对策》一文中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识字写字教学改革的经验，指出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就汉字的构成来说，就比较重直观性而忽视其艺术性，重字音的拼读而忽视其音韵美，重字义的理解而忽视汉字的情感内涵等;在识字写字教学实践过程中，大多数教师重识字教学轻写字教学，存在忽视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和文化品位等方面的教育的现象。针对上述问题，作者提出开展各种活动，运用各种有效的教学方式，提高识字写字教
学的质量和效果；以新课标为导向，促进学生识字写字能力均衡发展； 构建识字写字的评价体系，优化识字写字教学；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进行有效的识字写字教学等对策。
孙晓军在《小学低年级识字写字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一文中剖析了小学低年级识字写字教学中存在的诸如教师对教材研读不够、挖掘不深，识字教学不科学，教学过于注重形式，关注学情不够等问题及具体表现，提出了识字方法多样化，恰当运用现代化媒体手段，识字教学富于情趣等应对的策略和具体操作方法。
王晶在《小学生语文学习中“识字回生”的研究》一文中以小学三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阐述了“识字回生”的四种类型，即不识、不会写、写错字、写别字及其具体表现。作者又从五个方面，即教师教学方式、汉字自身、学生的认知与学习习惯、教材、家庭与社会，分析了产生“识字回生”现象的原因，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降低小学生“识字回生”率的有效策略，主要包括:教师在教生字时要穿插音、形、义的融合教学，每隔一段时间可以对学过的生字进行音、形、义的综合训练，要改变识字教学的方式，增加其趣味性，帮助学生采用识字卡片、多媒体等，调整教材中的识字量与重现率等等。
苗彦贞在《从小学生错别字看识字教学之应对策略》一文中提出了五种常见的小学生错别字类型，如添加或丢失汉字笔画部件、混淆汉字形似笔画部件、改变汉字部件组合方式、别字泛滥等；分析了存在于小学生错别字背后的根源，如汉字本身结构复杂，难写难认，小学生心智发展尚不成熟，社会生活中不规范用字的影响，教师对识字教学价值取等。提出思想高度重视、保证教学时间，科学运用汉字的构字特点，合理体现识字过程的阶段性，合理设计作业练习、巩固识字等策略。
（四）关于在识字写字教学中运用相关理论与技术的研究
我国学者和研究人员主张将教育学、心理学、文字学等理论和现代教育技术、多媒体网络等运用于识字写字教学实践的各个方面和环节，加强其与语文学科的整合，从而提高识字写字教学的效率和效果。
王海霞在《语言游戏理论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应用研究—以山西省灵石县中小学为例》一文中提出将语言游戏理论应用于语文课堂教学的渗透性实践策略及其在识字写字教学中的具体操作方法，如引用多种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汉语拼音教学尽可能有趣味性，以活动和游戏为主，与学说普通话、识字教学相结合；低年级学生要多认少写，要借助工具书和汉语拼音扩大阅读范围，增加阅读数量；按照学生心理的发展特点，让学生逐渐用铅笔、钢笔和毛笔练习写字；识字写字要有量的要求，要按照课标的要求进行，不能太少，也不能过多；课堂教学既要设计识字活动，也要设计写字活动等。
史瑜琳在《运用心理学理论 活化汉字教学》一文中从教学内容必须与儿童的心理特征相适应的角度，提出将教学设计从“给出知识”转向“引起活动”，在识字写字教学中可以采取利用组块教学，提高识字效益；提供记忆线索，加强感性认识；利用加工线索，辨析形近字等方法，使教学更加生动形象，提高学生识字的正确性。
崔康柱、罗维亮在《信息技术条件下汉字动漫化的方法论思考》一文中运用历史还原的方法审视当前的汉字教学，指出了识字环节的缺失之处，提出在识字写字教学中运用动漫手段并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还原汉字创造的过程，让儿童在模拟创造汉字的游戏中认识汉字，从而提高识字教学的有效性和效果。
李爽在《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提高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效率的研究》一文中通过对银川市四个学校的低年级学生进行测试和教师进行访谈及对相关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指出小学低年级识字写字教学中存在着诸如识字教学手段和评价方式传统化，教师现代教育技术理论基础薄弱，学生识字兴趣逐渐降低，课堂识字效率低课后机械识记，识字回生现象严重等问题。剖析了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源，如教师自身缺乏现代教育技术理论知识，现代教育技术意识淡薄，重识字，轻能力等，以及低年级学生识字任务重，传统的复习巩固方法机械而单一等原因。由此，作者提出加强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和方式的应用，转变教师观念、进行校内培训，利用多媒体创设情境，提高学生识字兴趣，利用多媒体引导学生自主识字，利用网络资源巩固识字等提高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效率策略。
王云凤在《成长记录袋在小学语文学科中的应用》一文中指出成长记录袋具有反思性、多元性和及时性的特点，在低年级建立识字写字成长记录袋，从字中找到学生的成长。并且提出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评价内容，一是识字重“量”，二是写字重“质”。
纵观近十年来国内关于识字写字教学的各类文献，我们发现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教材和教学两个方面。而教材方面侧重于文本的研究，教学方面则倾向于教学方法、问题与对策的研究。但是识字写字教学研究的一些领域和方面还需拓宽、加深，如关于识字写字科学性的研究，关于现代教育技术、多媒体网络与识字写字教学的深度整合，关于识字写字教学资源的挖掘运用，关于校本识字写字教材的编写等等。小学教育是义务教育的起始时期和奠基阶段，识字写字是儿童阅读与写作的基础，对于学生的语言、思维乃至终生发展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人生聪明识字始”，语文被称为“百科之母”，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说识字写字是语文教育和人生成长的第一块里程碑？
参考文献：
共青团十年工作综述 篇6
新中国栉风沐雨，风雨兼程走过七十年光辉历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励精图治，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迎来了一次次发展跨越，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七十年来，伴随着新中国奋发崛起的脚步，赤峰工业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从零起步，筚路蓝缕，砥砺奋进，成功跨越了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加速迈向中后期，递交了一份辉煌的历史答卷。
七十年沧桑巨变
赤峰工业历史久远，早在2800年前，林西县官地镇大井自然村一带就有先民开采铜矿、铸造铜器。据记载，1947年，赤峰地区仅有挖金、麻黄膏、发电3个小厂矿、6个烧锅、3个小煤窑和一些手工作坊，到建国初期，赤峰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新中国成立后，赤峰工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华丽蝶变。
回顾发展历程，赤峰工业七十年至少实现了六个巨变。
巨变一：从无到有，产业体系日臻完善。对赤峰人来说，发展现代工业是开天辟地的大事。短短七十年，赤峰工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新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施工的露天煤矿——平庄矿务局西露天煤矿、首家整套引进德国火电机组的坑口火力发电厂——元宝山电厂在赤峰建立，赤峰盐酸麻黄素产量雄踞世界第一，工艺产品《万里长城》艺术挂毯作为国礼送给美国总统尼克松……
改革开放以来，赤峰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实现了由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门类单一向工业基础显著加强、技术水平稳步提高、门类逐渐齐全的重大转变。截至目前，我市已建立起轻重工业协调配套、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功能互补、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竞相发展、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覆盖32个行业大类。特别是培育出了冶金、能源、化工、食品、医药等支柱产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97%，工业已成为全市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
巨变二：从小到大，工业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七十年砥砺奋进，赤峰工业企业快速增加，大中小梯次逐渐完备。2018年工业总产值是1952年的5366倍，其中主营业务收入过10亿元企业19家，规模最大的赤峰远联钢铁销售收入已达96亿元。200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百亿元，2010年突破千亿元大关。重点产品产量比建国初期的全国产量还高，例如平煤集团全年产量达6200万吨，比1949年全国总产量3700万吨高出1.68倍；
全市发电量达343亿千瓦时，比1949年全国245亿千瓦时高出40%；
中国有色金属之乡、千亿元产业带、千亿元工业区、千亿元产业、百亿元企业、百亿元产品等正逐渐变成现实。
巨变三：从弱到强，工业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建国初期，赤峰工业在全市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几乎为零。1985年，赤峰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真正成为赤峰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工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最高年份的2011年达到46%，工业上缴的税收最高年份占全市税收收入的47%，工业成为经济发展第一动力、财税收入主要来源、就业富民重要渠道、创新创业核心阵地，是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主力军。2018年，税收过亿元的13户企业中就有10户是工业企业。建国以来，自治区第二大、赤峰市最大的投资项目——年产40亿立方米大唐煤制气项目，长江以北最大的磷肥生产企业大地云天投资40亿元的120万吨缓控释肥项目，亚洲最大的季戊四醇生产企业瑞阳化工投资25亿元的季戊四醇项目，建国以来唯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生素生产企业普因医药投资20亿元的抗肿瘤、抗感染等重大疾病创新药物产业化项目，全国发酵行业前三强伊品生物投资100亿元的50万吨系列氨基酸项目，中国北方最大的新型铸造项目等，一个个行业领军企业、一个个实力雄厚的产业集群、一个个体量强大的科技项目落户赤峰，为增强赤峰工业经济实力增添了力量。
巨变四：从分散到集聚，产业集聚水平稳步提高。赤峰工业从零起步，计划经济时代得到发展，经历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七十年后，工业发展实现了企业向园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聚、要素向园区集约的集约集聚发展新局面。2018年末，全市56%以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中在工业园区，我市已形成13家市级以上工业园区，产业集中度已超过60%。
巨变五：从传统到现代，工业经济发展方式持续优化。赤峰工业经济不断鼎新革故，特别是科技赋能工业发展使得新兴产业多点开花“盆景变风景”、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老树发新枝”。一方面坚持用现代科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一方面加快发展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化工等新兴产业。
2018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10%以上，新兴产业对赤峰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目前，全市入选自治区“专精特新库”中小企业51家、专业化“小巨人”企业10家，全市共有国家和自治区认定的技术中心35家、自治区认定的重点实验室3家、自治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1家及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43家、自治区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6家、自治区级民营科技企业62家，有13种产品获得中国驰名商标，有14家企业的17种产品获得自治区名牌产品称号。同时，涌现出1个国家级低碳园区、9个国家和自治区级绿色工厂、3个国家级绿色设计产品、1个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8家绿色矿山企业，绿色成为工业发展的鲜亮底色。
新世纪以来，我市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不断加大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深度。目前，80%以上的企业在财务、销售、采购等方面实现了单项或多项信息化应用，10%左右的企业逐渐向财务与业务无缝集成、采购销售生产一体化、生产管理与制造控制衔接等领域发展，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不断融入工业研发、生产、服务等各个环节，生产管理科学化、精准化和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互联网+制造业”等新模式不断涌现，工业互联网发展已迈出实质性步伐。目前，我市已有15家企业入选国家或自治区两化融合企业贯标试点，9家企业入选自治区级贯标试点企业，还有832家企业登云，信息化引领赤峰工业迈向新时代。
巨变六：从单一到多元，所有制结构更趋合理。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赤峰工业企业基本是国有或集体企业。1982年实施农村经济改革后，私营企业、个体户开始迅速增长。1984年城市改革全面展开，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得到快速发展，独资、股份制、股份合作等非公有制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18年，全市非公有制规模以上企业数占全市企业总数的83%，贡献全市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52%，非公经济真正成为我市工业的主力军。
七十年风雨兼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赤峰工业经历了五个重要历史阶段。
1949—1978：赤峰工业艰难起步
解放后，赤峰工业蹒跚起步。历经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3）、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时期（1963-1965），赤峰工业围绕煤炭、电力、制药、皮毛皮革等产业开始上项目、搞建设。这一时期建设了赤峰制药厂、平庄矿务局、赤峰地毯厂、赤峰第一水泥厂、赤峰钢铁厂、赤峰中药厂等一批骨干企业，奠定了赤峰工业体系的雏形。196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亿元大关。
1969年至1979年划归辽宁省管辖期间，我市能源、轻纺、机械等工业取得重大发展，一个个国家投资项目落户赤峰，一批批工业企业投资建设，诞生了元宝山电厂、赤峰第一毛纺厂、赤峰针织厂、宁城糖厂等一批重点企业，赤峰第二毛纺厂开始筹建，轻重工业共生共荣、共同发展的工业局面初步形成。
1979-1996：赤峰工业在改革中加快发展
改革开放后，赤峰工业生产力得到快速释放。这一期间，以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为主导的内涵扩张式发展方式成为主基调，一大批企业纷纷进行技术改造，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到1996年，全市工业涌现出了能源、冶金、机械、建材、纺织、食品等六个支柱产业，形成了赤峰工业发展的四梁八柱。据统计，1996年赤峰工业总产值达到30.9亿元，是1978年的14.4倍，工业对财政的贡献率达45%以上。赤峰工业在自治区排第三位，赤峰市乡镇企业连续12年排在第一位。
1997-2001：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1997年，赤峰市被列入全国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借助国家兼并破产、减员增效、优化资本结构等一系列政策支持，我市绝大多数工业企业按照壮大一批、兼并一批、重组一批、破产一批的方案实施改革转制。1998年，全市大部分国有企业被迫停产破产或改制重组。历时三年多的阵痛和改革，在付出沉重代价、经过多方探索之后，基本完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任务，成功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转型。
2002-2012：新世纪赤峰工业发展的黄金10年
伴随改革的深化和新型工业化步伐的加快，赤峰工业迎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10年。市委、市政府从工业发展指导思想上适时提出了工业强市的战略，全市上下形成了“全党抓经济，突出抓工业，重点抓项目”的工业发展思路，一大批承载着赤峰工业经济梦想的工业园区相继建立，成为赤峰工业经济的重要载体和主战场。实施资源深度转换战略，我市成为独具魅力的“风电三峡”，2008年全市风电装机达100万千瓦，是全国首个建成百万千瓦风电基地的地级市；
以优势金属资源开发冶炼为重点的矿业经济和冶金产业快速扩张；
以大唐煤制气为代表的煤化工，以伊品生物和瑞阳化工为代表的玉米生物化工成为赤峰工业的新亮点；
农畜产品加工产业遍地开花，中小企业千帆竞发。到2012年，全市实现工业增加值758亿元，是2000年的18倍。赤峰工业彻底实现了涅槃重生，正以骄人业绩在市场经济轨道上阔步前进。
2013-2019：赤峰工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后，赤峰市从发展理念到发展模式、再到驱动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传统产业在改造中提升，新兴产业在创新中壮大，新旧动能在创新中转换。从大抓工业转向抓大工业，工业集中做好新型化、集约化、绿色化的“加法”和淘汰落后产能、减排降耗的“减法”，打出包括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产业聚集、促进产业合作、推动两化深度融合等在内的一整套转型升级“组合拳”。由赤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区四园”架构而成的东部工业走廊横跨三区，气势恢宏，成为赤峰工业的引擎和经济大市的脊梁。“飞地经济”“退城入园”等妙招迭出，正引领新一轮工业集中、产业聚集、要素集约时代的到来。
七十年酌古御今
翻开成绩单，满目皆亮点：现代化工产业飞速发展，金属冶炼企业强筋壮骨，新能源产业快速崛起，生物医药产业更新迭代，电子信息产业方兴未艾。中国北方最大的智能移动终端产业集群、国内重要铜铅锌金属冶炼加工产业集群，268个科技创新平台、14家众创空间、25个孵化基地、4300余名创新创业人才……
新时代，赤峰生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转型升级守护“绿水青山”、换得“金山银山”，实现了美丽与发展共赢。数据显示，2018年全市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8.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5%，而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污染物排放双双下降。在工业最集中的中心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100%，可吸入细颗粒物比上年下降8.8%，空气优良天数达到331天。转型升级，写就赤峰工业最美篇章；
绿色发展，铺开赤峰工业鲜明底色。
“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70年风雨兼程，70年风光无限，赤峰工业70年发展经验弥足珍贵，足以让人深受启迪，畅今达远。
赤峰工业和信息化70年发展告诉我们，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地区工业化和信息化才能取得根本性突破；
只有牢牢抓好工业这个实体经济，地区发展才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只有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工业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
只有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工业经济才能够永葆青春活力；
只有坚持集约集聚发展，工业经济才能做大做强；
近十年以来我国抗战精神研究综述 篇7
关键词：抗战精神;内涵;价值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170-02
抗战精神是我国在长达14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中，中华儿女表现出的自强不息、团结奋进、坚忍不拔的中华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了解我国抗战精神的研究现状和最新进展，可以更加深入认识和学习抗战精神，为更加科学有力地提倡抗战精神打下坚实基础。近十年来学术界对抗战精神做了大量研究，主要围绕抗战精神的形成原因、内涵、特征以及价值意义四个方面展开。
一、关于抗战精神形成的原因分析
抗战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多种原因相互作用形成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主要是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中华民族传统历史原因：抗战时期，以郭沫若、翦伯赞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史学家，对我国数千年以来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思想进行研究，发掘出形成抗战精神历史的根源;第二，日本惨无人道的侵略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唤醒了国人的忧患意识与民族责任感;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成为形成抗战精神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无论是思想上、政治上还是组织上采取的方针政策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第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一致对外精神：学者们都提到抗战过程中，不同党派、阶级、地域、民族的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对抗战胜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有学者对抗战精神形成的机制进行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实践基础——抗日战争实践的沃土。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思想和工作方法，领导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及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和海外侨胞团结一致地进行全民族抗战。其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中共深入开展了对《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研究。毛泽东结合抗战实际，写出了《论持久战》等重要著作，正确分析了中国抗战的策略，极大地增强了广大党员及干部的党性，这是形成抗战精神的理论基础。其三，历史文化渊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古代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入世精神进行扬弃，使实事求是的精神成为抗战精神的首要内容[1]。
二、关于抗战精神内涵的理论探讨
近十年以来，对抗战精神内涵研究文献占到相当大的比例。不同学者们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对于抗战精神内涵的理解也有所差异。因此，对于抗战精神的内涵没有准确的界定。
有人将抗战精神的内涵概括成五种观点：第一，以朱成山、李孝纯为代表的“八字精神”学说：“拼搏、奉献、团结、自强”[2]、“自强、爱国、创造、宽容”等一系列八字精神是抗战精神的基本内涵。第二，以刘小龙、常黎峰为代表的“三大主义”学说：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第三，以李向军、危兆盖为代表的“四内容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大局意识;百折不挠、越挫越勇的必胜信念;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等精神内涵[3]。第四，以陈邵桂为代表的“思想体系学说”，他认为抗战精神是以实事求是、民族团结、兵民为本、艰苦奋斗、持久必胜的革命精神构成的有机整体，核心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4]。第五，以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六方面内容特点学说”，学者认为“伟大民族精神”一词，实质就是抗战精神，即民族自尊品格;民族团结意识;民族英雄气概;民族自强信念;民族创造精神;民族奉献精神[5]。
此外，以张士海、吴敏先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抗战精神學说”可为第六种观点：抗战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下、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其内涵可概括为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是其首要内容;爱国主义精神是其灵魂与主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是其根本立足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是其落脚点与归宿[6]。
由于学者们研究重点不同导致抗战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但也不难看出其基本的方向趋势却是如出一辙的，伟大的抗战精神不仅为抗战胜利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同时也成为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关于抗战精神特征的概括分析
研究抗战精神的特征，有助于准确把握时代特点，使我们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抗战精神教育与学习。关于抗战精神的特征方面有的文献中有零散的提及但并不系统，最有代表性的分析是朱红蕾、吕记玲在《建国六十年来抗战精神的发展与弘扬》一文中论述到抗战精神具有四方面的特征。第一，形式上的多样性。从其构成上抗战精神是由多种具体的民族精神和优秀精神品质所构成。第二，内涵上的深刻性。体现在抗战精神是由历史底蕴的深厚性以及不断地从实践中得到的。第三，面貌上的新颖性。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历史产物。第四，本质上的民族性。抗战精神所反映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是中华民族各族同胞的精神品质和精神风貌在抗战中的集中体现[7]。
四、关于抗战精神价值的凝结提炼
（一）抗战精神的历史价值
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期间爆发的抗战精神，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激发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我们更应该看到，抗战的胜利让我们国家获得的最实质的成果在于，台湾岛、澎湖列岛等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霸占的一切中国领土的回归，废除了清政府与列强之间签订的100余个不平等条约[8]，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全中国人民赢得了尊严。抗战的胜利不仅是国家民族的胜利，更是抗战精神的伟大胜利。
（二）抗战精神的当代价值
学者一致认为，宣传发扬抗战精神，有助于增强国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以及维护世界的和平提供巨大的精神源泉。学者根据研究的重点不同，从不同的角度对抗战精神的当代价值进行阐述。
张桂东从四个方面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弘扬抗战精神的当代价值，即：政治建设方面，充分发扬团结统一的精神，有利于建设和谐统一的政治局面;经济建设方面，大力弘扬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推动经济发展，为社会和谐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文化建设方面，弘扬抗战精神与构建和谐文化有助于增强文化建设发展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从而实现构建和谐文化的目标;外交工作方面，大力弘扬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爱国主义精神，建设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体要求的外交局面[9]。
有学者提出要从抗战精神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力量。“中国梦”的具体表现就包括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与抗战精神是吻合的[10]。因此，要实现中国梦，必须大力弘扬抗战精神。
五、有關抗战精神研究存在的不足
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对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与意义，但是我国在研究抗战精神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这需要我们更系统全面地研究抗战精神。
第一，对抗战精神的内涵做出更加科学全面的阐述。学者们对于抗战精神内涵的基本观点方向是一致的，但是缺乏一个最为科学全面的定义，就要求研究者们要对抗战精神的内涵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与凝练。
第二，对为抗战精神取得胜利的其他党派做出更系统的研究。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战精神形成的贡献研究较多，但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其他各民族党派对抗战精神的贡献，虽在文中有所提及，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有所欠缺。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以来，我国学者对抗战精神的研究成果对宣传弘扬抗战精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应对抗战精神做出更为深入、全面、科学的研究，抗战精神的价值方能得以全方位体现和弘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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