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众角度看问题找差距想办法

从群众角度看问题找差距想办法（通用2篇）

从群众角度看问题找差距想办法 篇1

从群众角度看问题找差距想办法

——省委常委深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调研指导纪实

来源：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2013年10月08日05:29字号：T|T

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好，一是要接地气到群众中去，二是要领导带头干出样子。

省直单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8月下旬启动后，省委常委主动到各自的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为活动开展提供指导。

8月23日上午，省委书记赵正永到省发改委调研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干部亲切交谈，询问理论学习和业务工作情况，察看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资料，对他们在楼道摆放椅子方便群众办事等做法给予肯定。赵正永强调，省发改委要以舍得割肉、舍得开刀的气魄，提高思想认识、创新工作方法，在简政放权、整治风气等方面下功夫。全体干部要通过真诚、反复、多层次征求意见，把问题找出来、找准确，把自己摆进去、摆到位，能改的马上改、能整治的立即整治，推动活动取得实效。要把活动与全省发展改革等日常工作相融合，准确把握新的阶段性特征，着眼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把工作重点转到稳中有为、提质增效上，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省长娄勤俭8月7日赴省财政厅、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督促检查教育实践活动准备和开展情况，并与班子成员和赵鹏、刘宝平、汪小明、刘强、皇甫世源等党员代表进行座谈。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娄勤俭强调，政策特别是民生政策的出台和执行要具有持久性和生命力，确保雪中送炭，在保基本、保公共服务、保公平上见成效，确保政府承诺不落空、公信力不打折。企业要善于抓住转型升级的发展机遇，树立危机意识，推动资源整合，突出优势产业，不断提升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政府部门要减少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为企业发展创造条件、打牢基础。

省委副书记孙清云先后到省教育厅、西北大学、省委办公厅调研了解活动开展情况，要求抓好每一个环节，务必取得群众满意的成效。他要求省教育厅聚焦“四风”找准找实，积极回应群众期盼和社会热点，抓好整改落实和建章立制，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他要求西北大学不能以研究经常性工作代替教育实践活动的部署，不能以工作问题代替查找“四风”问题，不能以“四风”共性表现代替“四风”在高校系统的具体表现，充分发挥在省属院校中的表率示范作用。他希望省委办公厅作为省委的“前哨”和“后院”，进一步增强表率意识，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处处走在前列。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江泽林7月22日主持召开座谈会，对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陕煤化集团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指导。他表示，要深入思考全省发展和干部“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做好“规定动作”，创新“自选动作”，逐步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制度，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员干部作风的持续转变。要坚定信心，统筹安排，做到教育实践活动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促进，凝聚加快建设“三个陕西”的强大合力。

8月27日上午，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郭永平到省审计厅监察室、农业与资源环保审计处、计算机技术信息中心等处室，与干部座谈交流。他说，审计部门代表国家行使监督职权，要主动接受监督，确保清正廉洁，确保正确行使权力。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要全程依靠群众参与，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评价活动成效的基本依据，多数群众不满意的要及时补课。

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8月28日到市发改委调研指导教育实践活动，他指出，发改委作为综合经济和改革牵头部门，各项工作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党和政府形象。要切实增强贯彻群众路线的自觉性，率先在简政放权、整治风气等方面下功夫，对干部群众反映突出的“四风”问题，特别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文山会海”、“公款吃喝”等进行二次聚焦和专项治理。

9月26日，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姚引良走访了延安大学餐厅、学生公寓、图书馆、实验教学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对学校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大力弘扬延安整

风精神，发挥比较优势，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特色。二是围绕“为民务实清廉”的目标，认真查摆“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边查边改，立说立行。三是坚持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和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两手抓”，服务地方发展。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景俊海先后到省文化厅和西安外国语大学调研指导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党员干部充分理解、认识开展活动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历史担当，反复听取群众意见，彻底树立群众观点，大力增强服务意识，把自己和“四风”现象、工作要求、群众服务摆进去，并联系工作实际查找问题，提出改进方向，形成新的体制、机制、政策，长期坚持下去。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安东在省公安厅和陕西燃气集团调研时要求，把解决当前问题与推进长远工作结合起来，坚持边查边整边改，着力解决管理意识强、服务意识弱，打击意识强、防范意识弱，被动工作意识强、主动服务意识弱等问题，从一点一滴做起，改进作风，创新工作，努力实现认识提高、作风改进、工作推进的目标。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毛万春到团省委和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等单位调研，提出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要坚持“三个贯穿”：一是学习贯穿始终，真正把群众观点、宗旨意识牢固树立起来，把“四风”和“四风”的根源聚焦到位；二是剖析贯穿始终，真正做到把自己摆进去，深入剖析个人、班子集体以及整个机关的“四风”问题；三是整改贯穿始终，从学习教育阶段起，针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并建立起长效机制。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刘小燕9月25日到省国土资源厅调研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她表示，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通过学习提高理论素养和领导能力。要联系实际，找准问题，边学边查、边整边改，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要从源头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用制度管好人、管好事、管好权，用工作成效检验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陈强9月4日到省民政厅调研，与机关干部座谈交流活动开展情况。他说，民政各项工作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要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

契机，请群众参与、让群众评判、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不断强化宗旨意识，提高为民服务水平。要聚焦“四风”，深入剖析原因，切实抓好整改。

（记者 薛向群 李琼燕 冯晓荣 齐小英 杜朋举 万 君 耿 薇 赵 波 吴莎莎 艾庆伟

秦 华 董 芸

从群众角度看问题找差距想办法 篇2

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介于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介于0.3-0.4之间表示相对合理；介于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历年的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以看出，2000年的时候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警戒线，近几年基尼系数则是越来越大，09年已经接近了0.5，我国贫富差距之大让人吃惊，收入最高10%的人群和收入最低10%的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近两年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又上升了，两头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近几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GDP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国家综合实力逐步上升，2005年超过英国，2008年超过德国，直到今年GDP超越日本已排名世界第二。但是国与国之间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却拉大了。若不能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全民福利，这样的GDP即使是世界第一，也和我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我们老百姓也不会对此欢欣鼓舞。相反，如果这样的GDP只能给富人增加收入，老百姓可能会仇视社会而引发社会动荡。“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我们必须警惕“中等收入陷阱”，重视公平与效率，缩小贫富差距。

2 从税收方面分析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

什么是税收？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通过税收工具强制地、无偿地参与国民收入和社会产品分配和再分配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税收与其他方式比较，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特征。税收是政府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工具之一，它不仅通过税种、税基和税率调节收入水平以及产生收入的要素条件，更重要的是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进行个人收入调节的资金来源。总的来说，我国税收制度不完善，税收征管力度不强等是造成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农村税费体制不完善

我国税收体制具有强烈的城乡歧视，最早税制设计的基本思想就是吸收社会剩余到工业部门。1994年政府进行税制改革后，在城市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税制，大体上解决了城市工商业积累率过高的问题，理顺了政府与工业以及城市居民的分配关系。在农村，政府尽管对农村征收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没有根本上改变其性质，农业税费依旧很高在撤销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后，财政预算内资金不能满足乡政府的正常需要，为了解决乡镇财政资金不足，国家授予了乡镇政府收费权，形成了农业税收、粮食定购制度、收费三足鼎立的农村税费制度，农民的税费负担更加严重。2004年以前的国家税收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的作用明显，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动力，这一状况直到2006年各地陆续取消农业税为止情况才有所缓减。

2.2 个人所得税体制不完善

个人所得税自1798年在英国创立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它对收入差距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累进的税率和对横纵向公平的设计上，从根本上体现了对高收入者多课税，对低收入者少课或不课税，因而能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我国个人所得税在税收累进度设计上存在缺陷，制约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

首先，现行个税实行了标准化的扣除额———让不同经济境遇的人适用了统一的扣除标准。忽略人与人之间的费用开支差异条件进行个税调节，不符合净所得征税的原则。其次，隐性收入逃避了个税的征收范围，相当于减少了能够获得隐性收入人群的个税税率，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收入差距。最后，由于征管手段落后，公民纳税观念淡薄，有关部门执法不严，相当大部分的个人所得税收不上来，导致其收入公平性的实现与其调节功能的有效发挥存在很大差距。

2.3 财产税体制不完善

财产税是指对人们拥有或支配的财产课征的税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生产要素所有者所拥有要素数量和质量存在差异，差异除了先天个人能力禀赋外，还体现在所能控制的财产上。所以，政府通过对财产征税以缩小因这方面因素所造成的个人收入差距扩大，同时又能获得财政收入。但是，我国的财产类税收依然存在问题：

首先，财产税类税种少、税基窄，占整个税制体系比重小。我国当前的财产类税收都是对财产的拥有和使用征税，对于财产的转让没有征税，这就使财富积累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更加没有限制。其次，财产课税的作用发挥不够大。我国的财产类税收通常只是作为控制房地产投资和交易规模扩大的政策手段。最后，财产税课税法规不健全，征收管理漏洞大。房产税计税依据理论上是房产评估值，但评估值并不好确定；遗产税列为应征税种，但至今仍未立法，无法实施。这些都使当前财产类税收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3 利用税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具体对策

3.1 利用个人所得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个人所得税与其他调节收入分配的税种相比，是调节收入分配能力最强的税种，在实现收入公平分配职能方面发挥着其他税种难以替代的作用。

目前我国整个税制体系中60%-70%都是间接税，间接税不是政府调节的工具，仅仅是政府取得收入的手段。抛掉70%的间接税，就是30%的直接税。直接税主要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其中，企业所得税针对企业征收，占直接税的21%，但一方面它最多只能调节不同企业、不同行业间的利润水平，另一方面企业增加的任何税收都会加在价格体系中，我们把握不好它的归宿点，因此这两条决定了企业所得税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调节手段。

除此之外，只剩下个人所得税，但其所占比例只有7%，如果依赖它去调节收入水平，产生的动静比较小；另一方面，现行税制体系中的个税，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就是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据统计，2008年，在我国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以上，而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只占税收总额的30%左右，一些高收入者往往成为逃税的大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个税从过去的分向征收走向综合征收，这样可能才叫改革。综合征收是指以一家人为单位计算征收。比如一个穷人家只有一个人工作，一个人按照3000块钱要纳税。但按三个人算,他将来就可以纳更少的税或者不纳税。有别于分类所得税制，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所得税制的基本特点，是除少许的特殊收入项目外，其余的所有来源、所有项目的收入都须在加总求和的基础上，一并计税。

在中国，人们之所以习惯于将扣除额误读为起征点，因为现行个税实行了标准化的扣除额———让不同经济境遇的人适用了统一的扣除标准。在忽略人与人之间的费用开支差异条件下所进行的个税调节，当然不符合净所得征税的原则，有悖于社会公平。所以我们尽早采取措施，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这是应当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手段。

3.2 开征物业税，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物业税又称财产税或地产税，主要是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要求其承租人或所有者每年都要缴纳一定税款，而应缴纳的税值会随着不动产市场价值的升高而提高。比如说公路、地铁等开通后，沿线的房产价格就会随之提高，相应地，物业税也要提高。从理论上说，物业税是一种财产税，是针对国民的财产所征收的一种税收。因此，首先政府必须尊重国民的财产，并为之提供保护；然后，作为一种对应，国民必须缴纳一定的税收，以保证政府相应的支出。物业税是政府以政权强制力，对使用或者占有不动产的业主征收的补偿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费用。

关于物业税是否开征，眼下热议很多，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我觉得物业税是必须开征，不是有可能开征。因为它是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是通过三个层面上的因素表现出来的。一是收入，二是消费，三是财产。将这样一种贫富差距同现行的税制格局相对接，可以发现，在收入取得层面，我们有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在消费支出层面，我们有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的调节。在财产保有层面，我们则基本处于无税状态。所以，将开征物业税的目标定位于调节贫富差距上，物业税的作为空间才会真正显现出来。在我国，购房空置基本不需要任何成本。调控财产保有层面的税种(如物业税)迟迟未能出台，是导致富人轻易购房又闲置，从而推高房价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开征物业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必须开征。

3.3 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

什么是社会保障税？亦称“社会保险税”。指以企业的工资支付额为课征对象，由职工和雇主分别缴纳，税款主要用于各种社会福利开支的一种目的税。此税1935年起始于美国，现在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税种之一。从各国实行的社会保障税来看，在税率方面，一般实行比例税率，雇主和雇员适用相同的税率，各负担全部税额的50%。个别国家雇主和雇员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计税依据一般是雇主实际支付给雇员的工资、薪金额，没有扣除额和免征额，但一般规定有课税上限，对超过限额部分的工薪额不征税。雇主应纳的税额由雇主自行申报纳税，雇员应纳的税额，由雇主在支付雇员工薪时预先扣除，定期报缴。

社会保障税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所得税，其税收收入专门用于社会福利、保障等支出，与一般税相比，具有三个主要特点：

(1)累退性，社会保障税采用比例税率，一般没有扣除额和免征额，同时规定有课税上限，也不考虑纳税家庭人口的多寡和其他特殊情况，而具有强烈的累退性；(2)有偿性，社会保障税一般由政府成立的专门基金会管理，指定用途，专款专用，因而带有有偿性质；(3)内在灵活性，社会保障税的支出同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紧密相关，当经济繁荣时，失业率下降，社会保障支出，特别是失业救济支出减少，有利于抑制社会总需求；反之，当经济衰退时，失业率上升，社会保障支出，特别是失业救济支出增加，有利于刺激社会总需求，所以说社会保障税及其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内在灵活性特点，它与所得税相配合，可以起到对经济的自动稳定作用。

但是中国大陆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很大，目前社会保险收费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标准，各省的差异很大。统一社会保障税水平和社会保障支出标准，都面临很多难题，也存在很大的争议。再加上巨额社保坏账、空账问题待解，都说明社会保障税的开征以及应当如何开征难度不小。

4 加强对富人的税收调控，实行“劫富济贫”

花旗私人银行日前公布的《2010财富报告》指出，2009年全球百万富翁人数，美国仍然领先全球，日本、英国紧跟其后，中国有34.3万名百万富翁，力压德国名列第四。

初看“百万富翁”数，34.4万，不算多，目前居住在大中城市的市民，一套房产就达百万，能算多吗？但仔细一看，《2010年财富报告》公布的是拥有1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人士，这就不是小数目了。虽然不排除外国人忽悠我们，但从近年来财富不断集聚到少数人手中、富人挣钱渠道越来越宽的情况来看，个人认为这个数字是合理的。

有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富人约占总人口的20%，中国20%的富人拥有80%的财富，是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主要原因。富人拥有那么多财富，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呢？是否有必要实施富人重税呢？这个问题在我国经济学界讨论得比较激烈，正方观点是必须实行富人重税，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缩小贫富差距；反方观点则认为对富人苛以重税，担心挫伤富人的投资积极性。

从目前来看，百万富翁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国家个人所得税的10%。经济学家称，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是世界上最轻的。更有专家指出，2008年中国400名富人共同拥有3030亿元的财富，人均7.6亿元，按税法可征得个税606亿元。2008年全国征收个人所得税3722亿元，按有关研究报告的结论，中国富人上缴的个人所得税不超过380亿元，也就是说，连前400名中国富人的税都尚未征完。前不久，有媒体报道，中国平安高管年薪6000万，而同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月工资尚不足1000元，相差5000倍。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向富人征税，难道还要“劫贫济富”吗？

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穷人的税负比富人高。全国税收比例中，个人所得税不超过7%，93%的税收是从老百姓那儿征来的，其中36.7%是增值税、20%是企业所得税、14.7%是营业税。而在美国，个人所得税占到国家总税收的43%，居各项税收之首。表面上看，中国的绝大部分税收都是企业在交，而老百姓并没有上交实质性的税收，这其实是错误的认识，企业在商品定价时，已经将税收部分含在里面了，实质上仍是消费者在交税，此外，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在交税，在超市买东西、电费、电话费、车费等费用，都是税后价格，企业把这部分负担转嫁于消费者，让老百姓买了单却还声称自己在交税。如果对富人多征一点税，相应降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则老百姓的税负就会相对减少很多，能够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

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管住了工薪阶层，却管不住新生贵族。工薪阶层都是在各级财政部门领工资，每月自动将起征点以上的收入缴纳个税，而在企业、在富人，却没有较好地征收个税。在美国，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交纳的税款每年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是美国税收最重要的来源；在中国，2008年全国税收收入54219亿元，其中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自行申报的人数240万人，占全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约3%，缴纳个税1294亿元，占个税收入的35%，仅占全国税收收入的2.3%。这个比例，与中国400富人拥有3030亿元财富相比，还只是冰山一角。有媒体指出，税务部门调查了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的“中国十大富豪”，结果几乎没有人交个税，原因是公司是他们自己的，财富也是他们自己的。很多专家认为，中国富人存在严重的“为富不仁”现象，他们享受了比穷人多得多的社会公共资源，无论是道路、公园、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军队、警察的保护等等，理应义不容辞地多交税，才是对社会的回报。

“富豪为何不交个税”和“富人逃税”的现象，在中国算是严重地在在，一直争议都很大，也是直接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如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富人是税源主体，遗产税率最高可达55%，遗产越多，税率越高，这或许也是美国首富比尔·盖茨将个人财富全部捐出的缘由；此外，美国联邦政府征收的财产税，也占到地方政府收入的70%以上。由此可见，中国应提高个税在税收中的比例，开征财产税、遗产税等税种，真正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杠杆作用。

中国有个“二八定律”，即20%的富人拥有了80%的财富，应该实施富人重税，让富人承担更多的税负，中低收入者承担较低的税负，收入微薄者免掉一切税负，让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或许才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办法。社会的不和谐来源于社会的不公平，只有让穷人有口饭吃，富人也才能睡个安稳觉。

因此，从现存的制度体系看，济贫好办，以目前我国的财政收入年增长20%以上的速度，甚至可以不动存量只动增量就可以做得到。但难在“劫富”—如何能够做到从高收入者里再分配一部分收入用于济贫。中国现行的税收体制是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种功能的。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税收体系格局已经不太适应调整分配收入的需要。目前来看，中国税收体系更多是基于收入功能，而很少考虑如何调节分配。这也意味着，不久后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应当也必须在该方面取得突破。

综上所述，今后的重点是改革和完善资源税制度，健全消费税制度，研究开征环境税，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税收导向。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车船税、房产税等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制度。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加快完善税收制度，要坚持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逐步提高我国直接税的比重，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积极运用税收手段，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大力推动结合户籍管理的收入申报、财产登记等社会征信系统建设，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筹资形式与提高统筹级次相配合，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必须充分认识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所具有的两重性，因势利导，才能为缓解市场经济下的分配不公、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发挥其有益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南方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高培勇答记者问,2010,(8).

[2]凤凰网财经,谢旭人,2010,(4).

[3]万光华.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均等:方法与证据[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