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工作机构发展

中国社会工作机构发展（共8篇）

中国社会工作机构发展 篇1

专访基督教慈善机构爱德基金会丘仲辉秘书长：服务社会促进中国基督教健康发展－福音时报－go...专访基督教慈善机构爱德基金会丘仲辉秘书长：服务社会 促进中国基督教健康发展

核心提示：“作为基督教我们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特性，有自己的宗教生活，宗教生活跟社会生活只有紧密的联系起来才能更好的发展。我相信中国基督教通过社会服务，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在社会发展当中更积极的参与进去，中国基督教就一定能够健康的发展。”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老师如是说。

（福音时报）编者按：爱德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4月，是一个由中国基督徒发起、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民间团体，致力于促进我国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和农村发展工作，25年间，爱德募集资金超过10亿元，惠及31个省、市区1亿多人口。2010年8月16-18日，福音时报同工到访了爱德基金会南京总部，并有幸采访了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老师。

爱德在贵州省开展综合发展项目，丘仲辉老师在地方农民中了解需求（图：爱德基金会提供）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向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右）颁发中国消除贫困奖机构奖荣誉证书（图：爱德基金会提供）丘仲辉秘书长曾荣获全国优秀慈善工作者等称号。他是位忠心爱主，乐于奉献的人，他强调作为一名基督徒要作光作盐，践行主爱。在他的领导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爱德基金会自2005年以来年均募集资金超亿元，跻身全国13家年筹款额超亿元的慈善公益机构行列。

通过兴办爱德面包坊，为残障人士提供了职业培训和就业机会；通过建立儿童发展中心，为脑瘫儿童提供了早期康复场所等等。而且，在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等特大自然灾害爆发时，他领导的爱德团队第一时间进入灾区展开救援行动，并坚守灾区，帮助灾区进行重建。福音时报：丘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您作为一名基督徒是如何看待基督徒在社会中的责任？

丘仲辉老师：做一名好基督徒，首先要做一名好公民。记得我出任秘书长前后不到一年时间里，丁光训主教曾先后三次给我题词，而且，三次都是引用圣经中相同的一句话，就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这句话正体现了基督教的服务精神和我们基督徒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教会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有人类开始就有宗教，只不过在原始社会中宗教还处于萌芽阶段。历史告诉我们，基督徒离不开社会，不可能与世俗社会隔离。教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应该考虑如何跟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人民群众建立紧密的联系。中国基督教的健康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我们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脱离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基督教怎么能在中国发展？

那么，教会应该如何与社会相联系呢？这就需要教会能够深刻的了解社会和担当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教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基督教历来讲服务的精神，没有行动的信念是死的，这种精神需要用行动来见证和彰显。基督教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宗教，基督教的处境化决定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未来，唯有为中国人民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服务，才能体现中国基督徒博爱和服务的精神，也只有做好了服务，才能够很好的承担起我们的社会责任。作为基督教我们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特性，有自己的宗教生活，宗教生活跟社会生活不能够完全的隔离开来，只有紧密的联系起来才能更好的发展。我相信中国基督教通过社会服务，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在社会发展当中更积极的参与进去，中国基督教就一定能够健康的发展。佛教实际上也是外来宗教，但老百姓很多人愿意接受它，甚至把它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佛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有很多融合点。基督教同样如此，假如能把这个课题做好，把基督教的处境化做好了，基督教就必然会在中国健康和长期的发展，成为中国的基督教。事实上无论是哪里的基督徒，大家都是一家人，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但只有跟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的老百姓紧密联系，教会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才会越来越大，才会为本国社会和本国人民所欢迎和喜爱。

福音时报：您能否介绍一下爱德基金会的缘起？

丘仲辉老师：爱德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是由中国基督教徒发起，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组成的民间公益机构，也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成立的NGO之一。爱德的建立可以说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应运而生。首先，我国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在全国范围形成了思想解放热潮，为民间公益组织的产生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其次，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存在着较多的贫困人口，需要得到社会的帮助，而中央和江苏省一些党政领导非常开明，希望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第三，中国教会领袖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和博爱的胸怀，同时，国际上一些友好教会和组织愿意提供公益资源开展民间合作，所有这些因素最终促成爱德基金会的顺利诞生。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也不会得到真正落实，更谈不上由教会领袖发起成立爱德基金会这样的一个民间公益机构。正是改革开放为爱德的孕育和产生创造了客观的社会条件。

同时，中国教会领袖的历史前瞻性为爱德的建立提供了主观条件。这种历史前瞻性源自于他们宽广的胸怀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正因为这样的博爱心，具有“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所以中国教会领袖十分重视社会服务事工，并试图通过社会服务事工，努力恢复与国际教会的关系，加强与国际教会的沟通与交流。爱德基金会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成立的。

福音时报：您能否谈谈目前中国慈善事业的整体状况？ 丘仲辉老师：客观来讲，中国慈善事业还处于一个成长阶段，尽管前面已经有二、三十年的铺垫，但从整体上看，大多数慈善机构刚刚起步，从事慈善事业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是目前的一个主要特点。

当然，在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这种状况并不意外。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经济领域曾有大量的公司出现，同时，也有大量的公司倒闭，这就是市场机制发挥了优胜劣汰的作用。所以，我相信社会组织的发展也需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最近一个时期，中央明确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环境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任务。其中社会建设的内涵极其丰富，任重道远。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的社会建设方兴未艾，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对社会组织进行培育和扶持，而如何确保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更是当务之急。

社会建设涉及到很多利益群体，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较强的敏感性，需要我们更加谨慎的推动。但是，若能把社会建设搞好，把公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蕴藏在民间的力量充分释放出来，公民社会真正得以发展，对加快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福音时报：中国社会目前处于转型期，那么在这个期间还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国的NGO主要面临哪些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从而更好的发展？

丘仲辉老师：最大的挑战可能还是来自于社会组织自身和三部门的协同。

以市场经济为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企业已经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政府正从过去的经济建设主体，慢慢的抽身而出，转变为提供公共服务，制定游戏规则，发挥监督管理作用。但是，在社会发展中政府几乎仍然包揽一切，政府如何让渡空间给社会组织，培育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发挥其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在社会建设领域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由于我国现在还处于转型期，一方面，政府要在社会建设中给社会组织让渡出足够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政府还要积极推动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和监管。如果只是退出没有培育发展和管理，社会就会出现真空，政府管理也会缺位。

在社会建设中，我觉得应该特别强调社会组织、政府和企业“三部门”加强联动、互相协同。因为第二部门是提供经济基础和资源的，如果没有资源支持，第三部门何以开展工作呢？当然，第三部门还需要政府的支持、政策的倡导、法律的保障以及对购买服务资金的支持。在三个部门的互动过程中，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社会组织自身工作做不好，既不能取得政府的信任，也不能争取到企业的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就会迟滞，社会建设的速度就会放缓。

爱德基金会作为一家有着25年历史的公益组织，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始终坚持与政府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坚持对项目进行科学管理、规范管理和精细管理，努力做到用好捐赠人的每一分钱。我们在基金会内部建立了严格的监控制度，只要违反了捐赠人意愿，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意见，都可以制止，任何一个负责人都不能自己说了算。例如，今年教会捐给玉树灾区的130万项目款，我们充分征求了教会的意见，并各各个教会说明这笔善款的具体用途，不仅是主动接受捐赠人的监督，同时也是加强与捐赠人的沟通、交流与互动。

上海市在去年提出 “社会建设的主体应该是社会组织”，那么社会组织发展的优劣就决定了社会建设的成功与否。因此，爱德认识到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基础上，还应该与其它社会组织分享我们的经验和教训，达到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共同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

福音时报：您觉得如何能够发挥媒体在推动慈善事业中的作用？

丘仲辉老师：毫无疑问，媒体在推动慈善事业中有其特殊作用。

第一，舆论监督作用。无论是对政府，对企业，还是对第三部门，媒体都具有特殊的监督作用。尤其是在慈善事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各种不规范的慈善行为时有发生，各种慈善组织管理水平良莠不齐，如果媒体能够发挥监督作用的话，就会将一些不规范的问题暴露在阳光下，净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促进社会组织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

第二，弘扬倡导作用。慈善既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注意到有一些媒体自己也搞筹款做慈善。其实媒体直接做慈善本身存在一个很大误区。因为从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来看，媒体不具有直接做慈善的主体资格。我认为，媒体在慈善事业中的重要性并不体现在直接去做慈善，而是体现在弘扬慈善文化上，通过政策的倡导，理念的倡导，价值观的倡导，形成良好的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舆论氛围，引导社会公众提高慈善意识，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如果媒体确有参与慈善事业的意愿，则可以选择与公益组织合作的方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第三，推动促进作用。媒体在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作用十分巨大。一个机构，一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微不足道，仅是沧海一粟。然而，媒体的正确引导，却可以动员起千千万万个机构或个人，形成巨大的社会力量。爱德基金会仅有６０多名员工，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尽管每天都很忙碌，但却感到非常充实，因为我们对慈善事业都有一份热爱和追求，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有着共同的理解，但是，一个机构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我们希望媒体能够对公益慈善事业进行多角度的发掘和宣传，一方面要宣传公益慈善事业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另一方面要倡导一种热爱公益慈善事业的社会风气。我相信，不论是何种宗教信仰，不论有无宗教信仰，如果大家都有博爱在心中，定会感觉到生命的意义，珍惜生命，充分的享受生命的过程。基督教讲生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不是完备的人，是半成品，所以，需要通过灵修和服务人群使自己一点点的向完备去努力，这样，才会有很丰盛的生命。我始终认为，公益事业是公众的事业，只有在广大公众的广泛参与之下，公益慈善事业才能真正大踏步的发展起来，因而需要媒体坚持不懈的宣传和推动。

福音时报：是的，媒体在推动慈善事业中发挥着舆论监督、弘扬倡导和推动促进的作用，媒体的作用不可忽视。那么您认为NGO如何通过跟政府之间加强合作从而促进自身的健康发展？

丘仲辉老师：任何一个国家NGO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爱德基金会在25年的发展中也十分注重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合作。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对爱德的评价应该说是相当积极和肯定的。我们于1999年和2009年先后两次获得国务院颁发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的荣誉称号。很多不太了解中国国情的海外朋友对中国NGO和政府的关系常常不能理解。他们认为，中国政府非常强大，很多慈善机构、社会组织都是官办，NGO在中国的发展相当困难。加上爱德基金会还有一个标签，是由基督教发起，具有基督教背景，发展起来更是难上加难。但是，爱德基金会由于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不仅加强自身自律，增强综合能力，而且十分注重与政府的沟通和协同，通过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支持。这也是爱德基金会能够走到今天的成功经验之一。NGO加强与政府的合作一要把握大局，二要主动沟通，三要讲究诚信。

把握大局，就是要明确合作的方向。社会组织所从事的公益慈善工作是政府做不好或包办不了的工作，所以，作为社会组织就要研究和把握政府工作重点。1993年，爱德基金会就已经开始把项目的重点放在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正因为站在了全局的高度，满足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当地政府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争取了大量海外资源，而且爱德本身也获得了发展。

主动沟通强调的是合作技巧。政府工作千头万绪，社会组织只有主动沟通，才能让政府知道你想做什么、你能做什么，唯有通过沟通才能产生合作，经过合作才能增进理解，才会有更多的支持。爱德形成的“三心三力”机构文化，其中“三力”是指沟通力、合作力、创新力，沟通在前，合作在后，充分说明了沟通的重要。诚然，在与政府合作的过程中，NGO也要保持作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具有自己的独立精神，否则完全依附于政府，就无法实现机构本身的使命和目标了。

讲究诚信是NGO与政府合作的前提和原则。爱德的使命、目标都是公开的，这些我们都与政府主动沟通，取得理解，绝不说一套做一套。另一方面，诚信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基础，诚信是社会组织公信力的保证。爱德人把诚信看成是自己的生命，把用好捐赠人的每一分钱作为项目管理的基本原则。我们实施所有的项目都坚持到现场的项目管理要求，靠我们的腿和眼睛，确保项目质量和项目进度，靠管理制度确保项目资金不发生任何问题，正因如此，不仅赢得海外合作伙伴的尊重，也获得各级政府的信任。这次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爱德经过主动沟通获得到了甘肃省民政厅特许，成功的将七批救灾物资直接运进灾区，发放给受灾群众。福音时报：您认为中国的NGO之间又应当如何加强合作？ 丘仲辉老师：一是要加强行业合作自律。目前，中国NGO发展还存在着一些不利的因素，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身发展水平不高，能力不强。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想在这方面做一些推动，也曾与全国一些有影响力的基金会共同发起了NGO行业自律行动，试图联合不同类型的机构，营造NGO发展的健康环境，塑造社会组织的良好形象。

二是要做到信息共享。最近NGO出现了一个新发展，就是建立了基金会中心网。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把本机构的一些财务和项目拿到网上晒一晒，在中心网上向公众披露，让大家在选择慈善机构时能够有一个比较，挑选合适的机构做合适的事情。

此外，我们也提倡各个机构之间的合作，提倡开展不同方式的合作，以便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福音时报：您能否结合国外NGO的发展经验，以及结合中国的国情谈一谈中国的NGO如何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丘仲辉老师：前些年我参加NGO的会议时，大家坐下来就谈哪里去找钱，没钱怎么发展呢？但是，我认为，NGO不能光看有没有钱，更重要的是要看哪里有需要。

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社会组织的出现不是谁想让他出现就出现的，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为什么我们先是经济改革再来社会建设，因为经济的多元化，社会也出现了多元化，不同社会群体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利益诉求需要有管道、有机构代表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其次，因为有不同的社会需要，需要有不同的机构为它呼吁，为他提供服务。只有不同的利益诉求都能得到适当、合理的满足，社会矛盾才能缓解，社会才会和谐稳定。使用行政手段遏止不同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需求，只能在短时间奏效，不可能长期产生作用。

可见，满足不同社会需求，服务社会不同群体是NGO存在和发展的价值所在。爱德25年的发展历史证明，任何一家民间组织只有不断的发现社会需求，并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实现自我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路漫漫其修远兮。对于爱德基金会来说，可持续发展也将是要长期面对的一个重大而复杂的课题。近些年来，爱德在机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一是公益资源的多元发展。爱德最早的资源百分之百来自海外，后来降至百分之九十多。近年，我们努力拓展香港特区和内地的资源，去年已将国外资源的比例降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下。通过国内资源的挖掘，不但年筹款总额提高了，而且规避了机构发展过分倚重海外资源的风险。去年，我会在中国大陆的筹款额第一次过千万，虽然跟很多官办的基金会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这1000万的捐款却来自于众多爱心人士，是众人拾柴的结果。我们算了一下网络捐款，大约平均每人十块钱，最少的只有几毛钱。其它来自企业的捐款也不多，中小企业几万块钱的捐款还有些，最多的捐款有一两百万。所以，能有这1000万捐款，我们的内心非常感动，充满了希望。因为这些捐赠者的捐赠不是来自于某种压力或受某种利益的驱使，完全是自觉的行为，这些捐赠者必将成为我们国内资源的可靠提供者。

二是注重项目的开拓创新。根据国际经验，一般公益机构的企业捐款和个人捐款的比例基本上是四六开或三七开，个人捐款比例往往高于机构捐款。总体来看，个人捐款相对稳定，也是公益机构筹款工作的重点。经过几年国内筹款的摸索，我们深深感到，国内爱心人士数量巨大，要想争取他们的个人捐款，关键是需要公益机构进行项目创新，推出社会确实需要，又能让爱心人士感兴趣、有意义、效果好的项目。比如，前些年推出的重返校园项目，近年推出的孤儿助养项目，项目采取了一对一资助的方式，并在项目管理中吸引捐助人的全程参与，不仅向捐助人提供受助者的详细情况，让其自由选择，而且在捐助人和受助人之间搭起正常联系的桥梁，更定期组织捐助人对受助人进行探访，在网上公开探访结果，使项目完全公开和透明化，始终置于捐助人的严格监督下。尽管项目管理工作要求很高，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很大、很辛苦，但却在捐助者中间赢得了好口碑，吸引越来越多爱心人士的参与。

福音时报：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有的学者提出，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必须形成公益慈善的正面社会压力，这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压力，在香港的公益日要买旗做公益，当满城买旗做公益标志的时候，那些不买旗的少数人就会觉得很尴尬，通过形成正面的社会压力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您对这个观点是如何看待的？

丘仲辉老师：我觉得形成公益慈善社会压力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提法似乎不很恰当。因为通过第三部门实现社会的第三次分配，其本质应该是发自内心、完全出于自愿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是爱心的释放，善意的表达。对于整个社会环境来说，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积极倡导，而不应该是社会压力。相信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着最柔软的一部分，那就是爱，我们应该多从正面去引导。虽然我也能理解这种观点的成因和目的，其本意是想要形成一种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氛围和环境，但我个人还是更希望多提、多用倡导的方法。其实，公益旗在香港的购买也是完全自愿的，买的时候花钱不同会给你不同的标签，这仅是公益慈善的一种形式。总体上我的理解还是刚才讲到的，就是通过公益文化的推动，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大公益的概念。为什么我更多的用公益这个词呢？因为慈善这个词有很多的理解，慈善有传统慈善和现代慈善之分。传统慈善是施舍型和给予性的，施者居高临下，受者被动接受，这是一种落后的文化。现代慈善提倡的是平等、参与和分享，强调助人自助，助人发展，把弱势群体看作是平等的参与者和发展的主体，也视其为参与者。这跟基督教提倡的精神完全吻合。

我们在社会发展当中要坚持这一原则，在服务人群时要考虑让受益人群在服务过程中参与进来，能够有表达权、有选择权，有自主权，使其在项目过程中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爱德的很多项目都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爱德要开展某一个项目，所在地老百姓都可以参与其中，讨论项目的可行性，项目是否为群众所需要，项目到底应该如何来做。这样他们就会慢慢了解项目从可行性调查、项目决策，到项目的实施、项目的评估的全过程，在完成了一个项目后，不仅使他们物质上得到了满足，而且能力也得到提高，精神得到满足。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看，在老百姓参与项目的过程中，我们也学到了老百姓朴实的秉性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看到老百姓得到一点资助就会心怀感恩，我们也为能够参与到服务人群的工作中去而感恩，正如基督教说的“施比受更有福”。我们大家只有一起合力推动整个公益事业的发展，社会才会真正实现和谐。只有在现代慈善所提倡的平等理念之下，公益事业才会健康的发展。上一篇： 泉州工商基督徒培灵会 郑国治牧师分享福音遍传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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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工作机构发展 篇2

早教也就是早期教育, 也称为学前教育, 是针对学前儿童开展的教育。一般意义上讲, 早期教育包括由托儿所或幼儿园等专业社会组织对0~3岁婴幼儿进行的教育, 也包括家庭对婴幼儿所进行的系统化教育。早期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婴幼儿的求知欲, 需要按照婴幼儿的生理、心理特点开展。早期教育是社会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理早教有益于幼儿身心健康、聪明活泼地成长, 对于提高人口素质有着积极的意义。

随着越来越多的父母期望通过早期教育帮助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线, 早教机构迎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中指出:“……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 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市场需求和政策的支持带来了我国早教机构的快速发展。我国专门面向家庭中0~3岁婴幼儿提供服务的早期教育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 并在最近十几年的时间里获得了较快发展。一般而言, 我国早教机构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由幼儿园开办, 面向0~3岁婴幼儿的早托班;第二种是以咨询公司等名义从事早教业务的机构, 也是我国当下市场上大部分早教机构的存在形式。近年来, 我国早教机构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引起了社会高度的重视与关注。实现早教机构的规范化发展, 打造科学、适度、健康的早期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早教机构发展中的不规范现状

1. 课程设置不合理, 收费高

目前, 早教机构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课程设置华而不实且收费偏高。早教机构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 多追求噱头, 目的是引起家长的关注。不仅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和实施方案, 课程设置也十分随意, 课程的质量和科学性根本无法保障。早教市场上特色众多, 但目的多是为了迎合家长的心理需求, 比如手脑并用、逻辑思维开发等, 但是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却寥寥无几。婴幼儿在早教阶段最重要的是接触自然, 以及体能锻炼、人际交往和人格发展的相关培养, 但是关注这些内容的课程在早教机构中并不多见。

早教机构收费偏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早教机构的课程一般是按课时收费, 课时会根据幼儿的情况做出相应调整, 一般都是45~60分钟。一线城市中早教机构的收费标准为每节课100~200元, 每个幼儿年平均收费高达上万元。早教机构成为追求利润的商业运作产物, 高昂的费用也使得早教成为普通家庭消费不起的奢侈品, 丧失本该有的社会公益性和相关教育功能, 阻碍了我国早教事业的长足进步。

2. 行业门槛低, 教师的非专业化

现存的多数早教机构挂着咨询公司、培训中心等名义, 开办早教机构往往只需在工商部门注册。政府对早教机构在教育资质、课程设置、保教环境等方面缺乏监管, 行业门槛低。同时早教机构师资从教的必备条件并不是教师取得资格证。大多数早教机构的从业教师只接受了内部培训就正式上岗。这种培训往往时间短、内容缺乏系统性, 无法起到提高早教教师专业素养的作用。

3. 早教机构缺乏指导家长的意识

早教机构的教育引导活动不仅要面向婴幼儿, 同时还要面向家长;婴幼儿活动主要发生在家庭中, 家长的育儿理念和行为直接影响着早教的实际效果。但当下早教机构大多将教育的中心集中在婴幼儿的发展上, 而忽视对家长的指导, 缺乏家庭教育指导的意识。很多家长缺乏婴幼儿教育的知识, 也不能从早教机构得到有效的指导。

三促进早教机构健康发展的对策

1. 政府加强对早教市场的监管, 鼓励早教公立机构的建立

政府的各级教育职能部门应当将早教机构纳入监管范围, 强化早教机构的规范与引导, 建立专门的监督机关负责监督、评估和指导早教机构, 并联合教育部门与物价局等相关部门, 加强对早教机构收费的监管。最重要的是, 国家应当制定并完善专门针对早期教育的法律法规, 设立行业标准, 制定评估和验收办法, 规范早期教育市场的发展。

当前市场上早期教育服务的提供者主要是私立早教机构, 其目的在于获利, 而并非满足家庭的需求;逐步建立公立早教机构满足社会早教需求, 不仅有助于规范早教市场运行, 树立行业标准, 也有助于为社会提供服务面更广、质优价廉的早教服务, 弥补行业的不足。

2. 提高资质门槛, 提升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目前, 早教机构从业者缺乏统一的、硬性的准入标准, 入职门槛过低。应当建立早教教师的准入制度, 对早教教师在学历和专业方面提出更加明确的要求。从事早教教育的工作人员, 要求其持证上岗, 并引入权威性的早期教育培养方案进行系统化的学习, 并通过实际操作考核, 避免考核流于形式;在从业人员执业过程中, 加强监督, 对于不达标的从业人员, 在整改培训后仍不达标者应当取消其相应资格。此外, 应当建立从业人员晋级学习考核制度, 并与行业标准化的薪资待遇挂钩, 以提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3. 为家长提供全方位的指导

早教的授课对象不仅是婴幼儿, 还应包括家长, 家长课程的内容应当包括教育理念、婴幼儿护理、保健、营养等内容。婴幼儿早期教育中家长的地位是早教课程无法取代的, 家庭是婴幼儿最重要的课堂。因此, 早教机构应把指导家长作为早教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把课堂上的教学内容转化为家中可行的教育方案, 在家长的配合下才能保证教学效果。

4. 应加强早教机构自身的建设

早教机构应当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不断提高教学和服务的质量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早教机构应该调整发展心态, 把资金集中到设施建设、课程开发这些核心项目上, 而不能因重视短期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发展。首先, 早教机构在课程上多设置指导家庭教养者的相关内容, 必要时配备专业保健人员及心理医生, 以方便向家长传递科学的教育理念以及婴幼儿保健、心理发展等方面的知识。其次, 应当鼓励家长参与亲子交往的实践活动, 协助家长提高亲子交往的质量, 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并帮助家长建立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鼓励家长互相分享育儿经验。除此以外, 应当重视早教机构教师的专业化, 聘用具备相关资质的教师, 并且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在职培训, 如组织教师参加专业培训、专家讲座、行业内定期研讨等方式保证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5. 早教机构应与高校建立合作

早期教育专业是一个综合性学科, 作为早教机构的从业人员应当具备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相关知识。因此, 作为早教机构要实现规范化发展, 就要与高校建立合作, 实现自身的高水平发展。当前国内的主要早教理论多是从国外直接引入, 多数没有经过本土化或者专业性的解读就纳入早教课程内容, 这种生搬硬套的做法把许多不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作为早教课程的指导, 影响了早期教育的质量与水平。如果早教机构能够借助高校专业的研究力量, 实现国外理论的本土化, 能使早教内容更适合我国幼儿教育的实际状况。因此, 我国早教机构与高校建立合作, 是早教机构提升自身专业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此外, 与高校的合作, 方便早教机构师资接受高校专家的理论培训, 进一步提高早教机构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参考文献

[1]姜新新、蔡淑兰.我国早教机构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分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11 (2)

[2]高向东、牟宇峰.大城市社区0~3岁婴幼儿教养现状及对策思考——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J].上海教育科研, 2009 (7)

[3]夏艳萍、刘淑红、张莉.早教机构教师现状、问题与对策——以兰州市为例[J].甘肃高师学报, 2014 (2)

中国社会工作机构发展 篇3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版权贸易和出版物进出口业务成为中外出版界之间合作的主要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的正式启动并向纵深推进，中国出版业不仅面临着“引进来”的重要职责，也承载着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历史使命。“走出去”的方式不再仅仅是版权和产品“走出去”，还增加了实体“走出去”。而实体“走出去”中最为生动、最有影响的实践，是诸多出版机构纷纷在海外独资或合资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分公司。这不仅延续了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历史血脉(笔者注：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商务印书馆于1914年在香港成立分馆，中华书局于1 927年在香港设立分局，分别设立了各自的第一家海外分支机构)，更给当代中国出版业注入新的动力与生机，也成为中国出版真正深层次融入世界出版格局的一大亮点。

一、2002年以来中国出版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基本状况

由于海外的出版理念、出版制度、市场需求、销售渠道与国内完全不同，因此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实行属地化发展，已成为国内出版集团、出版社“走出去”的一种重要方式。以下扼要举例介绍：

2002年，由中国外文局和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共同注资的长河出版社开张，这是我国在美国本土成立的第一家出版机构。长河出KS~以出版介绍亚洲文化尤其是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的英文图书为宗旨，内容覆盖文化、艺术、政经、历史、语言、社会等方面。

2007年初，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在英国成立伦敦分社。在一年后的伦敦书展上，该分社图书的订货码洋达到200多万英镑。其中，大型视觉艺术画册《中国》英文版、法文版征订总数突破3万册，创造了同类画册在国际市场销售的最佳业绩。

200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在美国公司成立之初，收购了加拿大BC戴克出版公司的全部医学图书资产，并全面接收了公司的一流作者群和销售渠道。这一举措当年就使美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回款达到了160万美元。同年，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通过与韩国阿里泉株式会社签订股权并购战略合作协议，以购买股权的方式并购了阿里泉株式会社。

2008年，温州籍商人、北京求是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永军在伦敦开设中国民企首家海外出版社——新经典出版社，直接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图书拿到海外出版发行。

2009年，科学出版集团在日本东京设立科学出版社东京株式会社，这是该集团继在香港、美国之后开设的第三家海外分公司，从事版权贸易、出版物进出口业务和出版研修培训业务。

2007年以来，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充分发挥下属单位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在海外数十年的经营优势，先后在巴黎、悉尼、纽约、法兰克福、温哥华、香港、首尔、东京等地独资或合资成立了出版公司，为进入海外主流出版渠道，扩大海外市场份额，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打下了坚实基础。目前，巴黎公司已出版了“中国四大名著系列”、“中国艺术系列”、“中国思想文化系列”图书，悉尼公司出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医学和汉语工具书、教辅以及儿童类图书。此外，集团公司2008年和2009年还在纽约、圣地亚哥成立两家新华书店，这也是新华书店成立70多年来第一次在海外设立分店。运营一年之后，两家新华书店全部盈利。

二、中国出版海外分支机构运营面临的基本问题

总体而言，这些海外分支机构的运营还基本处于试水阶段或者成长初期，人员和出书品种相对较少，部分尚未盈利，部分有些微利，在日常业务开展中还面临着诸多市场压力和客观障碍。

1语言障碍

目前，尽管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汉语热”也不断在海外升温，但汉语还不是世界性通用语言，没有获得国际范围的“通行证”。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英语领先、英语文化领先、英语国家领先的局面将继续存在。这使得海外分支机构要想在非母语文化圈独立开展业务，必须精通当地的语言，能够自由地交流和对话。

2思想文化障碍

当下，西方文明依旧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居于世界文化格局的中心位置。不仅如此，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也基本为西方世界所控制。有关资料显示，美国、欧盟和日本控制着全球90％的信息资源；西方五大通讯社在全世界发布的新闻量占到了96％；在全球300强新闻信息企业中，144家在美国，80家在欧洲，49家在日本。

借助在文化格局和话语权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西方世界不仅极大提高了本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还能够操控国际事件的解释权和文化产品的全球贸易。这或许是尽管我国对外贸易总体处于顺差，而对外文化贸易始终处于逆差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不像机械产品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实现技术转移，它需要渐进式地向不同国家和地域弥散播撒。我国的文化品牌要为西方社会认知，不仅需要中华文化在转型重建中获得新的辐射力，也需要留给历史老人慢慢转身的时间积累。因而，在这样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中，海外分支出版机构必然面临着思想文化上的障碍，遭遇西方的文化偏见和意识形态偏见。

3人才障碍

首先，极度缺乏一支高水平的翻译人才队伍。由于我国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不合理，难以造就一批学贯中西、古今兼通的翻译人才。大学职称评审体制盲目将翻译作品排斥在考评系统之外，市场给予文字翻译的稿酬也偏低，这导致优秀翻译人才的成长比较困难。其次，极度缺乏一批具有国际化出版背景的领军人物和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目前在知名国际出版企业跨国任职的出版人才凤毛麟角，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资源，善于将内容整合、市场开发和资本市场运作加以有机融合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也不多见。再次，极度缺乏一批国际出版经纪人队伍。我国的版权贸易模式和对外合作模式比较单一，缺乏精通中西思维方式和办事规则的出版经纪人。出版经纪人的市场也非常弱小。

4资金障碍

目前国内的出版集团资产规模最大的也就百亿元左右，还缺乏与西方出版传媒巨头抗衡的资本实力。即便近年来从资本市场获得融资的上市出版传媒公司，绝对资本数量也只相当于西方的中等出版规模的出版社水平。因而，从国内的出版集团或者出版社自身而言，自身的“资金造血”功能比较差，不可能拿出更多的剩余资本用于海外经营网店的建设。此外，尽管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针对文化产业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

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扶持政策，也加大了对出版业的财政投入力度，但是直接用于出版“走出去”的产业基金规模比较小。银企之间的合作还停留在原则行的战略合作层面，银行出于多重考虑也未曾真正向出版企业拨贷大额资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海外分支机构的设立既不能够依靠出版社的自有资金来实现的，又不能够靠政府拨款资助或者银行贷款获得“输血”，很难获得规模化的扩张，很难真正做大做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所属的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在海外新设分支机构时，获得政府财政资金的扶持也比较少。

5体制障碍

国外的出版格局由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专业出版三分天下。以市场为基础配置出版资源的体制比较健全，内容创新能力和技术变革能力比较强，产业链条基本一体化，产业集中度比较高，能够比较好地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大型出版传媒集团的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程度高，具有很强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和跨国经营能力。相关法律法规比较健全，有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对盗版出版物的打击力度很大。

我国的出版格局过于倚重于教育出版，而这块恰恰受制于现有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难以成功“走出去”。受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条块分割和地区保护主义依旧比较严重，出版资源比较分散，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不高，基本没有能与国际出版巨头相抗衡的大型出版集团。在转轨过程中，传统事业单位的色彩比较明显，行政职业病和官僚习气比较严重，尚未建立成熟的现代企业制度，也非常缺乏跨国经营的经验。这些都使海外分支机构的内部管理体制和外部运作机制天然地不够成熟，职业化水平和国际化程度短期内都不会太高。

三、加快海外分支机构发展，推动中国出版国际化进程的具体建议

由于出版业实体“走出去”的时间比较短，一时还拿不出有分量的案例和数据作答，但可以参考一下我国金融业的相关情况。

中国银行自从1917年在香港设立分行起，其在海外已有90多年的经营历史，拥有国内银行业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分布网络。截至2007年三季度末，中国银行已在28个国家和地区没有669家海外分支机构，在港澳地区为发钞行，在国外各主要金融中心为一级清算行。2007年底的数据表明，海外机构对集团净利润的贡献接近40％，其利润构成分别来自商业银行、投行、保险、投资等领域。尽管金融业和出版业有着不同的商业内容和运作模式，但由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如果“走出去”战略实施得当，海外经营业务是可以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能够既创品牌，又多挣钱的。当然，从中国银行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历史来看，它比商务印书馆还要晚3年。但是经过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中国金融业还有中国银行这样“走出去”的成功典范；而中国出版业已然没有像中国银行这样“走出去”的成功典范。这一点是值得关注和深思的。以下是几点具体建议：

1改变传统话语模式，用西方人习惯的思维方式说话办事

中国文化软实力不够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国际舆论竞技场中缺乏话语权，二是文化产品的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逆差。对于出版业而言，我国的版权贸易和出版物进出口贸易也处于逆差。这种逆差之所以长期存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出的书别人看不懂，别人无法用自己的思维去理解。有些书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宣传传声筒，有些书是自说自话，自我独白，甚至还有一些专门用于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彰显当代中国文明的外向型图书，也是拼凑加工、粗制滥造，连国人自己看了都发晕。因此，海外分支机构在遴选作者时，遴选的作者要能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来写和说，而不是进行生硬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政策理念图解。在举办各种营销推广活动时，也要主动地调整惯有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善于用西方人的习惯去一言一行，善于从一点一滴中消除西方对中国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偏见，从而引起彼此思想的共鸣。

我国政府已经提出了“外宣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友展的实际，贴近外国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外国受众的思维习惯”。无论如何“贴近”，就是在属地国，要学会符合西方人思维习惯的方式去说话办事。在美国的部分读者中，由于天然的偏见，对由中国人写的、中国出版社出的书有种本能的反感，认为是在搞舆论宣传。有鉴于此，长河出版社在成立之时的取名费了一番脑筋。长河的英文表述是“LONG RIVER”，之所以如此命名，在出版社的负责人徐明强看来，“中国人理解为长江，美国人会以为是密西西比河”，“用这个名字，看不出来是中国人的公司，避免了意识形态上的问题”。

2不用“空降兵”策略，要用“全球化视野、本土化执行”策略

由于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不同，人们对于商业活动的思维方式、运作方式、评价方式也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在短期是难以跨界融合的，而且融合的成本和代价都很高。在同一文化圈层中，海外分支机构所在地的原居民不仅没有文化融合的障碍，还具有天然的资源优势和地域优势，能够比较好地避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因此，没有必要采取由内地向海外“空降”大量工作人员的管理方式，要实行“全球化视野、本土化执行”的策略，即立足于企业发展的全球统一战略，通过激励与约束兼备的良好机制设计，因地制宜地聘用当地人作为海外分支机构的高管和普通员工，真正做到本土化管理、本土化执行。在这一点上，不仅需要有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还要有国际化的管理制度设计。其实，反过来思考一下，外国出版集团和金融企业在中国设立分公司或者代表处时，除了最高负责人属于外资派遣外，其他高管和普通工作人员基本都是中国人。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是成功的，不仅很快帮助这些外资公司在新的环境中站稳脚跟，还为它们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3开辟多种融资渠道，加大海外机构经营投入

由于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日常管理费用和运营费用比较高，一般项目的投资数额也较大，单个出版企业自身是难以长期承受的，需要借助各种外力来拓宽投融资渠道，把出版规模和企业品牌做大做强。对此，可以有五种办法：第一，政府要设立更多的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给予资助或补贴，帮助出版企业在海外拓展经营网店。第二，政府和出版企业要积极借力金融资本，通过建立亲密共赢的银企关系，获得银行大额度贴患贷款。第三，鼓励和吸引国内外民间剩余资本或PE、VC投资，以股份制的方式或者股权激励的方式共同开展海外出版业务合作。第四，争取在国内资本市场或者海外资本市场上市，募集更多的资金用于海外经营网点建设。第五，与海外出版社合资开办新的出版发行机构，从而弥补建设资金和市场经验的不足。

4提高品牌公信力，鼓励民间出

版商“走出去”

公信力不仅仅是用于考量政府行政行为绩效的评价指标，也是用于考量包括出版业在内的传媒业传播绩效的评价指标。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西方媒体的品牌基本建立在公信力上，建立在对客观事物准确无误的判断和揭示之上。中国媒体在海外遇到很多误解、受到诸多障碍的原因之一就是被质疑其公信力不够。对于出版业而言，提高品牌公信力也是顺利开展海外业务的重要基础，海外分支机构不要随意地针对一些事情作出有可能影响自身形象和国家形象的判断或者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比较好地维护自身在海外读者心目中的良好印象，逐渐培养读者对自身品牌的信赖感和忠诚度。此外，西方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公民意识比较浓厚，有时候从民间渠道发来的声音更有力量更能够让人接受。因此，一方面需要鼓励众多大型国有出版集团或出版社在海外开疆僻壤，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鼓励民间出版商或者独立出版人拓展海外出版业务。必要时借助这些民间出版渠道以更加巧妙、可信的方式发出正确的声音。

5刷新选题模式，当地出版当地人的书

中国社会工作机构发展 篇4

编辑:admin_cba2010 | 2009-01-12 23:31:04| 作者: | 来源:中国银行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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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科学发展观，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银行业协会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具有中国法人资格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等。

第三条 本指引所称企业社会责任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其股东、员工、消费者、商业伙伴、政府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以及为促进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所应承担的经济、法律、道德与慈善责任。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企业社会责任至少应包括：

（一）经济责任。在遵守法律条件下，营造公平、安全、稳定的行业竞争秩序，以优质的专业经营，持续为国家、股东、员工、客户和社会公众创造经济价值。

（二）社会责任。以符合社会道德和公益要求的经营理念为指导，积极维护消费者、员工和社区大众的社会公共利益；提倡慈善责任，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活动，构建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

（三）环境责任。支持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节约资源，保护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支持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遵守社会公德和商业道德，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管理。

第五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建设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文化，倡导企业伦理化经营，创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二章 经济责任

第六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法律规定下积极提高经营效益，努力创造优良的经济利益；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积极参与保障金融安全、维护平等竞争的金融秩序，加强防范金融风险；积极支持政府经济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为国民经济提供优良的专业性服务。

第七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加强合规管理，规范经营行为，遵守银行业从业人员行为准则、反不正当竞争公约、反商业贿赂公约等行业规则，开展公平竞争，维护银行业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

第八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安全稳健经营，严格关联交易管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享有的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各项权益，为股东创造价值。

第九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遵循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原则，构建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保障员工各项权益，促进员工全面发展，为员工创造价值。

第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重视消费者的权益保障，有效提示风险，恰当披露信息，公平对待消费者，加强客户投诉管理，完善客户信息保密制度，提升服务质量，为客户创造价值。

第三章 社会责任

第十一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承担消费者教育的责任，积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活动，引导和培育社会公众的金融意识和风险意识，为提高社会公众财产性收入贡献力量。第十二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主动承担信用体系建设的责任，积极开展诚实守信的社会宣传，引导和培育社会公众的信用意识。努力促进行业间的协调和合作，加强银行业信用信息的整合和共享，稳步推进我国银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第十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提倡以人为本，重视员工健康和安全，关心员工生活，改善人力资源管理；加强员工培训，提高员工职业素质，提升员工职业价值；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金融人才，创建健康发展、积极和谐的职业环境。

第十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支持社区经济发展，为社区提供金融服务便利，积极开展金融教育宣传、扶贫帮困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社区服务活动，努力为社区建设贡献力量。第十五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关心社会发展，热心慈善捐赠、志愿者活动，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活动，通过发挥金融杠杆的作用，努力构建社会和谐，促进社会进步。

第四章 环境责任

第十六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的要求，参照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行业准则制订经营战略、政策和操作规程，优化资源配置，支持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第十七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尽可能地开展赤道原则的相关研究，积极参考借鉴赤道原则中适用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相关内容。

第十八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组建专门机构或者指定有关部门负责环境保护，配备必要的专职和兼职人员。

第十九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制定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计划，尽可能减少日常营运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员工进行环保培训，鼓励和支持员工参与环保的外部培训、交流和合作。

第二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通过信贷等金融工具支持客户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引导和鼓励客户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并积极付出行动；注重对客户进行环保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的具体操作、绿色信贷文件的准备等。倡导独立对融资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现场调查、审核，而不能只依赖客户提供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等资料作出判断。第二十一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积极主动地参与环境保护的实践和宣传活动，为客户和全社会环保意识的提高尽一份力量。

第五章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

第二十二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深化对企业伦理化经营的认识，将社会责任融入到发展战略、治理结构、企业文化和业务流程中，在组织层面建立相应的决策与执行机构，依托战略、组织和流程的支持建立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长效机制。

第二十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管理，形成包括制定计划、实施计划、跟踪检查、期末评估、发布报告等环节在内的流程化管理机制，提升企业伦理决策水平，努力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日常经营的有机结合，使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循环往复、良性发展。

第二十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建立适当内外部评估机制，定期评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包括信贷等核心业务对社会与环境的影响，并将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与改善内部管理相结合，提升经营管理绩效。

第二十五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积极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制度，原则上应于每年六月底前向中国银行业协会提交上一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鼓励实施社会责任履行的第三方独立鉴证，强化全社会协调的银行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并通过报刊、网站等渠道公开披露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指引由中国银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中国社会工作机构发展 篇5

机构编制工作服务于沈阳发展的思考

作者：张金兰 李岩 曲阿特

来源：《机构与行政》2012年第02期

如何充分发挥机构编制资源的使用效益，将编制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最关键、最急需、最重要部位，实现机构编制资源合理配置与部门职能需求的科学对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尽快加以解决的问题。

从我市经济发展情况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机构编制管理与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职能转变没有完全到位，政府管理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依然存在。政府对职能配置的要求理解还不到位，没有摆正政府在发展、建设中的位置，政府仍然过多地承担了投融资主体的角色，重经济发展、轻社会管理，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现象比较普遍。同时还或多或少沿袭着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行为的惯性，重微观运作、轻宏观调节，重审批、轻监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尚待有效发挥，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的现象仍未得到根本解决，社会事业部门改革相对滞后，社会中介机构不健全，法律地位不明确，数量少，质量低，政府部门所承担的社会事务性职能分离不出去，仍承担了许多专业性、技术性的公共服务，中介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没能得到较好发挥，政府管制事项仍然较多。

二是新的经济区构建后，现有的机构编制配置已不适应。沈阳经济区的设立，打破了原有行政区域格局，8个城市的经济一体化建设涉及到资源要素与市场、经济布局与产业发展、就业与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等重新组合，对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的配备带来了新的要求，现有的机构设置和编制配备方式已严重制约了经济区的发展。

三是大部门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职能配置还不尽科学。此次政府机构改革后，我市对经济和信息化、人力资源、文化等部门的机构进行了整合，但从经济发展要求来看，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还不尽科学，各部门之间职能交叉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如：在工业管理部门仍按大小工业划分；内外贸管理不统一，设置分散；城市管理与处罚脱节，规划与建设割裂，城乡园林绿化分治，带来了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设置分工过细，职能定位不清晰，部门职责交叉、关系不顺；市与区县（市）政府纵向事权与财权划分不够清晰和科学，该下放的没有下放到位，该上收的没有完全收上来。

四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人员编制不足的矛盾比较突出。一方面，按照中央的要求，机构编制实行总量控制，编制资源有限；同时，机构编制的核定尚缺乏科学依据和量化标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机构编制的核定跟不上经济的发展变化要求，没能与时俱进。如：我市作为东北的中心城市，其城市化规模不断扩大、外来人口迅速增多，政府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日益加重，要求增加机构和编制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在涉及民生的教育、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医疗、救助、城管、治安、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监督、环保等领域，增加机构编制的需求更为迫切。此外，机构和编制的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如：近几年的改革中，我市经济管理部门经过多次整合，内设机构已达20余个，行政编制200余名，但从实际情况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企业自主管理的不断加强，其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能在逐渐萎缩，但人员编制却没有减少。而在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等部门，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给予倾斜，致使机构和编制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出现了“缺位”或“不到位”等现象。

当前，沈阳经济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沈阳经济区城际连接带新城新市镇的建设、浑南大开发建设已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上述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沈阳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通过解放思想，牢固树立机构编制管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理念，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以解决。

一是继续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在去年政府机构改革的基础上，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进一步加大机构整合力度，重点深化经济管理、内外贸管理和城市建设管理部门的体制改革，综合设置机构，使政府部门逐步向“宽职能、少机构”的方向发展，逐步向大交通、大城管、大商务、大监管的管理方式过渡，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

二是创新沈阳经济区城际连接带新城新市镇管理体制。按照科学设置、从严控编、职能外延、自我循环、立足挖潜、余缺调剂、局部添加的原则，在管理体制上，将与沈阳经济区城际连接带8个重要节点新城相对应的开发区管委会职能外延，与新城管委会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管理体制；在机构设置上，贯彻大部制思想，对内部机构进行优化重组，综合设置机构，在职能上，采取经济管理与社会事务管理相对分离。新城管委会与所在地政府合署办公等方式，管委会主要负责新城规划、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由所在地政府负责；在编制上，采取编制职数余缺调剂、局部添加的方式，贯彻整合思想和统筹理念，充分挖掘利用现有机构编制和领导职数等行政资源，通过科学设置，达到既适应需求，又节约编制；同时积极探索实行新城、新市镇“党政合一”的领导体制，逐步建立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管理科学、廉洁高效的新城、新市镇管理体制。

三是转变职能，营造加快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要按照“四个分开”要求，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切实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减少政府职能体外循环，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项目，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的直接干预，简化办事程序，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推进行政权力运行制度建设，为群众和基层提供方便快捷的优质服务；同时要简政放权，进一步理顺市、区县（市）、街（乡）镇及各行政层级部门间事权关系，明确各层级的职责权限，扩大区域经济管理权限，创新现代城市管理模式。要通过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和相关领域改革，把公共资源配置更多地向民生领域倾斜，培育和健全中介组织，为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例如，我市事业单位改革还跟不上政府机构改革的步伐，社会中介组织发育不成熟，很多政府该转移的职能无法转移出去。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方面，一些技术性标准的制定和执行完全可以由社会中介组织来承担，但具备资质的社会中介组织无法满足实际需要。

四是创新管理，提高科学配置资源能力。机构编制工作应围绕经济建设中心，认真分析不同单位在不同历史时期职责任务的变化情况，及时跟进，随时调整。要实行机构编制“动态管理”。按照控制总量、盘活存量、科学调整、统一管理的原则，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职能变化状况，实行职能有转有变、机构有设有撤、编制有增有减、人员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方法，不断研究法律法规变动情况，及时跟踪部门职责的发展变化，多途径盘活机构编制资源，做到既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新增机构编制的需求，又有效地管住机构编制总量，管好并用活有限的机构编制资源。要完善编制实名制管理。全面贯彻执行上级有关机构编制管理的法规政策，根据部门职责、法定权限、工作方式等各项规定，从建立健全系统、权威、完善的管理体系入手，完善编制实名制管理制度，集中对全市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编制情况、领导职数核定及实有人员情况进行核查，发现并整改全市机构编制管理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确定并研究清理无编无人“空壳类”事业单位，认真履行机构编制部门监督职能。要建立预算约束管理机制。加强机构编制管理的协作配合，特别是在人员编制的管理上，要改进管理方式，由过去单纯依靠机构编制部门的管理方式，逐步转变为以机构编制部门为核心，组织、人事、财政等部门配合联动的、编制与经费预算相结合的控制约束机制，切实增强机构编制管理工作实效。同时，实行劳务派遣登记制度，全面清理单位临时聘用人员，规范司机等后勤服务人员管理，鼓励用人单位到私营劳务派遣公司聘请人员。

中国社会工作机构发展 篇6

银监办发〔2007〕252号

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各省级农村信用联社，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农村商业银行，银监会直接监管的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

近年来，随着机构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竞争力的增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社会责任日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感，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现就有关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社会责任的兴起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产物，它代表各国政府、企业和其他所有机构在全球化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共同认同的价值观、通行的语言和行为的准则。自2000年联合国倡导全球跨国公司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以来，各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活动持续高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进步，都依赖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增强。党的十七大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企业和各种社会组织在发展的同时，严格履行社会责任，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作为金融行业的主要成员，银行业金融机构既是我国经济运行体系的核心参与者，也是我国社会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对股东、员工、金融服务消费者、社区、社会的责任，承担着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和公平竞争市场、可持续发展环境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行为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社会的需要，服务客户，造福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是社会发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要求，履行社会责任则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是２１世纪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具备的时代品格。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转变传统观念，更新经营理念，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赢得社会尊重，提升企业文化内涵。

二、履行社会责任是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市场竞争不仅是技术、产品质量和价格的竞争，更是社会责任意识的竞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是机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认真履行对社会及公众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有利于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形象，构建良好的品牌优势和信誉优势。只有取得社会公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才能被市场青睐，才能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实现健康的持续发展。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金融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起着引导和示范作用，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影响明显。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已成为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是推动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应该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战略。

三、切实采取措施履行社会责任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高度重视银行社会责任问题，从我国国情出发，切实采取措施履行社会责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企业社会责任至少应包括：维护股东合法权益、公平对待所有股东；以人为本，重视和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诚信经营，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反不正当竞争，反商业贿赂，反洗钱，营造良好市场竞争秩序；节约资源，保护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社区金融服务，促进社区发展；关心社会发展，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根据经营规模、业务复杂程度和发展战略，明确社会责任目标。要参照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的良好做法，在授信及业务流程和管理程序中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要求。要建立适当的评估机制，定期评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结合本行（公司）实际，采取适当方式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报告要据实阐述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明确在相关利益者权益保护、环境保护、公共利益保护等方面的目标和措施，体现企业战略与社会责任、企业成长与和谐社会的一致性，充分发挥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生态文明建设、服务公众、回报社会中的带动和影响作用。

各银监局要将本意见转发至辖内各银监分局、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城乡信用社和各银监局直接监管的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和货币经纪公司。

中国社会工作机构发展 篇7

美国是世界公认的科技强国, 研究其科技发展及科技服务机构的发展过程和模式, 对于探讨我国设立境外科技服务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从法律政策、具体案例分析美国境外科技服务机构的运行模式, 为我国设立境外科技服务机构提供有益的指导。

一、美国科技发展状况

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科技实力最强的国家。2007年, 美国持续经济增长的好势头, GDP增长3%, 失业率4.5%, 在工业发达国家 (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 中GDP总量最大、增幅最多、失业率仅略高于日本。其高速可持续发展得益于其完善的有利于创新的法制环境、为数众多的顶级人才、强大的研究开发投入及大学、研究机构、产业界之间良好的分工协作等主要因素。可以认为:美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创新体系, 配套的科技服务体系, 创新要素流动畅通。

美国对科学技术的投入与产出均让全球瞩目。美国政府和产业界都投入巨资开展研究开发。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公布的统计数据, 2004年美国的研究开发支出总额达到3121亿美元, 占GDP的2.7%。其中, 联邦政府投入934亿美元 (占29.9%) , 产业界投入1990亿美元 (占63.8%) 。2002年, 美国的研究开发支出总额约占所有经合组织国家的43%, 超过所有其他七国集团国家 (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 的总和。

美国科技人才济济, 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也吸引了大量全球的顶尖人才。2003年, 美国约有493万学士以上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分别被政府、大学、工业和科研单位雇佣, 其中25%在外国出生, 在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雇员中, 40%出生于国外。

2003年美国科研人员发表的被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SCI) 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SCI) 收录的科学与工程论文达20多万篇, 占全球的30.3%。被全球引用的科学与工程论文达184万篇, 占全球被引用论文总数的42.4%。2005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国际专利申请中, 美国占33.6%, 达到45 111件。2004年, 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美国境内产生的发明专利84271项。

强大的研究开发经费和人力投入也带来了显著的回报。从整体上看:美国不容置疑地是全球科技最发达的国家。2006年度的诺贝尔三大科学奖 (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化学) 被美国人尽收囊中, 再次震撼全世界。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2006》, 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

2006年1月, 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美国竞争力计划”, 认为美国的经济力量及其在全球范围的领导地位,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生产并利用最新科技成果的能力。围绕科技创新及创新成果的利用, 美国开展了一系列有效的科技服务创新。其中通过在境外设立机构, 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是保持和提高综合国力重要的途径之一。

二、美国科技服务机构的分类

美国的科技服务机构在科技创新创业中发挥着桥梁和润滑剂的重要作用, 主要是为创新和产业化提供信息咨询和技术支撑服务, 主要表现类型包括技术咨询或经纪机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孵化器、技术评估组织、技术测试与示范机构等。这些科技服务机构很少作为独立的实体存在, 大部分依托于大学、研究机构、协会、学会、政府部门、咨询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和律师事务所。

美国的科技服务机构分为三个层次, 分别为政府层面、行业协会、民间团体。

第一层次是政府设立的综合性服务机构。美国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在技术创新服务活动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具体而言, 国会中的相关常设委员会为技术创新服务提供法律依据;联邦政府及地方政府为技术创新服务活动营造环境;各行政部门和小企业管理局等独立机构为技术创新服务活动提供具体的支持与辅导, 所有这些机构共同支撑技术创新服务体系。这类机构包括中小企业管理局、各种服务于技术创新服务的机构等, 它们大多是联邦财政预算支持的、政府推动技术创新的科技服务机构。

第二层是行业协会, 这些组织在促进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以行业协会为例, 美国《经济学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是一些为达到共同目标而自愿组织起来的同行或商人的团体。它们大多是某个行业的企业按照各自需要自下而上自发组织起来的, 如各行业商会等。

第三层是民间的技术创新服务机构, 这些机构是市场需求的产物, 它们以满足企业技术创新需要为宗旨。

三、美国相关政策

美国各级州政府及联邦政府对科技服务机构的支持首先是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法律法规, 作为保障和促进科技服务机构发展的根本性的措施。同时, 由于科技服务机构的领域和范围十分广泛, 因此, 针对不同的科技服务机构类型和业务领域, 政府扮演不同的角色。

1、围绕技术转移和商业化, 制定相应的法规, 为科技服务机构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美国陆续推出《贝尔-多尔法案》、《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联邦技术转让法》、《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国家技术转让与促进法》、《联邦技术转让商业化法》、《技术转让商业化法》等多部法律, 扫除创新主体的创新障碍、营造创新主体的创新氛围、鼓励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保护创新主体的经济利益。

2、直接资助建立国家科技服务机构。譬如, 在技术转让方面, 成立了国家技术转让中心 (NTTC) 和联邦实验室技术转让联合体 (FLC) 。此外, 美国政府对科技信息传播和技术标准制定也非常重视, 专门资助成立了国家技术信息服务中心 (NTIS) 和国家技术标准研究院 (NIST) 。政府认为, 科技信息传播是公共性的事业, 能使全社会受益, 同时其直接商业价值不明显, 故需要政府推动。行业和工业技术标准的制定, 也需要一个超越具体企业利益之上、不偏不倚的协调和组织者, 同时考虑到消费者的利益以及国际协调, 这个角色也非政府莫属。

3、给予非营利性科技服务机构优惠政策。美国的大多数科技服务机构属于非营利机构, 因此, 它们能享受政府对非营利机构提供的一系列政策优惠, 当然, 这种优惠并不特别针对科技服务机构, 而是适用于一切非营利机构。

4、对于商业性科技服务机构, 和对其他一切商业性机构一样, 采取市场经济政策, 政府基本上不采取任何干预或扶植政策。管理的重点在于采取法律和法规手段, 创造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

5、以计划等形式加强科技服务机构的能力建设。政府对科技服务机构的支持更多地是以计划为载体推进的, 通过这些计划的实施,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各类科技服务的组织网络, 从整体上提高科技服务的能力。

6、充分发挥协会的作用。美国的很多协会支持和从事合作和研究开发活动, 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促进标准的建立或分享竞争前技术研究成果等。应当说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成绩是美国推动这一事业发展的重要原因。近年来, 美国政府通过修改法案和金融激励措施鼓励建立工业联盟。1984年以前, 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直接阻碍此类联盟的成立。此外, 联邦政府通过投资直接支持研究联盟的成立。

四、美国科技服务机构在中国的发展模式

美国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多以跨国公司的中国分公司或办事处形式存在, 如微软、I B M、H P、D E L L、F O R D等百余家美国企业都在中国设立了机构, 这些机构面向中国、服务于美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发展, 从人才、技术、市场、资金等方面实现公司的合理化经营, 降低生产成本、发展中国市场、利用中国人才。微软和麦肯锡两家跨国公司是成功的案例。

1、微软亚洲研究院

1998年11月5日, 微软公司投资在北京成立微软中国研究院, 并于2001年11月1日将其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亚洲研究院是微软公司在海外开设的第二家基础科研机构。这一战略投资显示了微软公司对中国及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的巨大信心和对本地区信息产业发展的郑重承诺。

自1998年11月5日成立以来, 微软亚洲研究院发展极其迅速。目前已经聚集了数字多媒体、多通道用户界面、无线及网络、数字娱乐、互联网搜索和数据挖掘等领域的300多位优秀的科研技术人员。他们中的许多领军人物是从海外归来、在各自的学术领域有很高造诣的年轻学者。研究院成立近九年来已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发表论文超过1200篇, 并已有多项技术成功转移到微软的核心产品当中。

微软亚洲研究院通过人才培养、研究合作、课程建设及学术交流等合作形式与中国4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合作项目。到目前为止, 微软亚洲研究院“明日之星”实习生项目已累计接待两千余名实习生, 有效地配合了高校课堂与企业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需求。此外, 微软亚洲研究院与1 0所高校合作成立了联合实验室, 极大地提高了这些高校在相关领域的学术影响力。2005年10月28日, 微软公司与中国教育部续签《中国教育部与微软公司合作备忘录》, 该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双方在第一期项目的基础上正式展开“长城计划”第二期的合作。与此同时, 微软亚洲研究院也一直关注着整个亚太区的教育事业发展, 目前已和新加坡、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国家和地区的许多著名高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合作关系。

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设立首先确保了其对中国及亚太地区顶尖人才的考察和使用, 很多实习生最终的就业就选在微软亚洲研究院, 确保了其强大的人才优势;其次, 通过与中国及亚太地区的政府、教育部、高等院校的合作, 确保微软在中国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对其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巧妙的攻关手段。

2、麦肯锡咨询公司

麦肯锡 (MCKINSEY) 是全球最著名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咨询公司是美国1926年成立的专门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服务的国际性公司。目前, 麦肯锡有遍及38个国家的74个分公司。每个分公司的咨询业务反映了各国的特色, 同时又在共同理念指导下工作, 在职业方式、工作质量、人才素质乃至解决问题的方式上, 麦肯锡的所有公司都遵循共同的标准。

麦肯锡公司增加价值的项目实施包括:帮助公司确定其战略, 评估新市场和地理区域, 采用严谨的、以事实为基础的方法认真审核市场的未来发展前景, 并分析如何在竞争中取胜;为现在的国内企业设计全球扩展战略;以行业中全球的最佳做法和适合中国的方法为基础, 为客户设计新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控制系统;为出现损失的企业制订扭亏增盈计划;为中国和国际公司确定潜在合作者, 将他们排定优先次序并帮助谈判;为培训销售队伍及其他方面设计和实施建立技能的计划;设计和执行现代分销商管理系统。

麦肯锡主要工作原则和模式如下:

(1) 在承接任何项目之前, 麦肯锡会尽可能确保该项目确实可对客户提供获得重大利益的机会和没有实质性的实施障碍。

(2) 在咨询过程中, 公司尽力和客户组织的成员密切合作。总是尽早对期望达成的项目效果建立共识, 在项目过程中经常与客户公司主管们针对项目进度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会议。针对项目探讨议题的性质和重要性、各种可行的方法以及实现变革的时间进度等问题, 公司会设法在客户组织内的各层次建立对这些看法的共识。这种做法使在项目终期提出建议方案时, 能够自然地使公司各层了解、接受并支持所提出的建议方案。

(3) 麦肯锡和客户共同解决问题, 而非“替”客户解决问题。根据此项方针, 项目工作完全采取与客户通力合作的方式, 利用客户方面的业务知识和麦肯锡解决问题的技能和知识。在适当的时候, 要求客户指派人员全职或兼职地参与项目研究。这样的安排方式能带来非常重要的利益。首先, 该方法可大幅度提高项目咨询人员的工作效率并降低客户的费用, 尤其在项目收集事实数据的阶段;其次, 客户人员投入实际项目工作过程中建立起的决心与承诺将有助于方案的有效实施。此外, 这种合作方式还可以使麦肯锡向客户成员传授现代管理技能。

(4) 如果没有帮助客户采取必要且经济有效的步骤, 确保实现真正的变革和影响, 则认为麦肯锡的工作并没有完成。参与项目实施的第一步是协助客户制定出详细的计划与时间表。至于今后是否会更广泛地参与执行计划则视客户的需求而定。例如, 麦肯锡参与项目实施可能仅限于监督由客户人员实施的计划进度与成果, 即兼职的项目支援。或者, 有时候客户会需要麦肯锡更多的投入, 麦肯锡便可能协助培训客户人员, 或者协助建立并支持客户的计划执行小组。另外, 麦肯锡可以协助客户开展试点, 进行测试、建立模型、或者对新方案、新程序及新的组织调整进行模拟。

(5) 麦肯锡公司要为客户所有信息保密的原则。同时也对任何个人所表达的敏感性意见保密。公司内部人员必须接受专门训练, 保证在任何场合都不透露客户信息;为某一特定客户服务的项目小组在两年之内不能为这一客户的竞争对手服务;公司内项目资料互相封锁, 调用资料要经董事批准。

围绕其核心业务, 麦肯锡工作原则事实上就是其自身的运行模式。麦肯锡公司的运行模式科学的回避风险, 充分重视发挥客户的作用, 突出诚信、技能、专业、实效的特点。麦肯锡多年持续占领咨询市场的头把交椅, 其运行模式和优秀的管理人才和综合人才是不可或缺的。

五、美国设立境外科技服务机构的启示

完善的政策与法律法规体系是科技服务机构发展的基础, 是保证科技服务机构健康发展的制度条件。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 对作为市场经济产物的科技服务机构有十分完善的法律和法规体系, 特别是对科技服务机构营利和非营利的界定十分严格, 相应的政策也有很大不同。培养科技服务机构在本国的大力发展, 鼓励其根据需要在海外设立机构, 选用合适的人才、扩大美国企业和产品在国外的知名度、占领海外市场, 维持其技术和创造性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对科技服务机构的政策及境外科技服务机构的设立给我国的启示有如下两点:创造规范的法律法规环境, 引导和扶持科技服务机构的茁壮成长, 形成科技服务机构的特色和自主发展机制;科技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必须是多面手, 对技术和市场要有深刻认识和体会, 能谈判、能发现用户的需求、能合理整合各种资源并站在更高的角度给企业创造价值。

参考文献

[1]世界科技中介机构发展概览.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国内外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新华出版社

[3]《主要国家设立境外科技服务机构的模式研究》报告

中国社会工作机构发展 篇8

关键词：代理机构;电子招标投标;发展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作为一种新型的电子化发展系统，在当前逐步适应了招标投标管理要求，也为招投标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互联网快车的推动下，极大的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电子招标投标的运用，是招标代理机构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服务层次的必经之路，是促进招投标行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招标代理机构如何才能更好地抓住电子招投标这个二次创业的机会，引导招投标企业向新时代迈进和发展，是招标代理机构当前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1 电子招标投标形势下招标代理机构面临的挑战

1.1 招标代理机构的现状。招投标制度在工程建设领域实行已三十余年，在正式的条例颁布后，招投标制度得到了全面推行，从此也确立了招标代理机构的法律地位，招标代理机构利用这一契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推进和改革的深入，各项条例的颁布实施，使得招投标现状发生了转变，竞争格局也从简单的，低层次的，转变为高质量的、高层次的专业技术咨询服务。传统的招标代理机构主要依靠招标程序的服务，而在电子化发展的今天，竞争更加激烈，所以招标代理机构必须加快走集团化、信息化、专业化的全过程服务链的道路，才能让招投标行业健康发展。

1.2 电子招投标的优势。电子招投标是传统招标投标发展到信息化阶段的必然结果，是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技术特征的。在招投标实际操作过程中，有着信息发布、投标、监督等众多环节，所以造成了资源浪费和人力不足，无论是招投标活动中任何一个组织机构都迫切希望可以改变现状，提高工作效率。电子招投标有在线操作、无纸化、信息透明及全程监管的优点，进一步提高招投标的工作效率、公开透明化程度、节约了很大一部分资源。所以改进和完善传统招标投标，并将电子招标投标引入高效运行。

2 电子招标投标对招标代理机构的作用

2.1 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务层次。传统的招标投标中繁杂的流程化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在实施电子招标投标后，计算机系统则可以高速、准确完成，如发售标书可让投标人实行自助服务，原来至少需要半小时才能完成的开标环节可以缩短至几分钟，过去招投标工作中的文件制作、评标、归档、资料查询等工作也可以得到改进。电子招标投标规范化的操作流程，固定的信息渠道，使所有的信息都能够又快，又准确的送达，并且避免了人为操作失误，提高了招标代理机构的工作效率。

2.2 促进资源共享，强化专业水平。实施电子招投标，由计算机处理结构化、规范化、程序化信息更加稳定可靠。招标项目的所有信息都记录在系统中，可以及时的在线查询，实现招标代理机构内部资源共享。各项招标投标信息无需再到仓库查找，也不易丢失，更有利于企业各项资质维护所需资料的储备，从基础建设上保障企业的稳健发展。电子招标投标的运用有利于隐性知识显性化，促进知识流动性，增强知识共享性。

2.3 规范操作流程，完善管理手段。电子招投标对于招投标流程管理严格，业务人员必须按照设定的流程进行操作，前一项程序没完成，紧后工作则无法开始，这样可有效减少业务员工作的随意性。同时，投标文件要根据招标文件的格式要求制作，模板格式中不能修改的内容无需也无法更改。由于电子招投标的整个工作过程都在网上进行，业主、投标人和代理机构的人员都可以方便直观的查看进展，及时发现操作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并予以解决。也有利于各监督管理机构监控，及时，准确，掌握全程信息。

2.4 降低成本，提高企业利润。电子招投标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时间，公开透明的操作流程，规范了业务，减少了因人为因素而引起的投诉，从而提高了客户满意度。如果招标业务员在原本的传统纸质招标中，可以同时实施进行的招标项目为3～4个，那么在采用电子招投标后则可同时实施5～6个项目，信息化电子化的操作，大大提高了业务人员的工作效率。企业可以在不增加招标业务员工作量的前提下，完成更多的招标项目，这样就增加了招标企业的利润;同时，因为招标投标过程中各环节的时间缩短了，开标、评标场地费用减少了，招标文件印刷费基本没有了，还可以大大降低招标代理机构的运行成本，所以说招标代理机构获益最大。

2.5 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企业形象。电子招标投标发展下，业主、企业和投标方均可以足不出户就完成招投标活动，无纸化办公的特点为整个社会节约了纸张和能源消耗，所以招投标企业在完成业务工作的同时也为资源节约、美化环境，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提高了招投标活动的透明度，体现了公平与正义，企业的社会形象也得到了提升。

3 提高招标代理机构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适应电子化发展

在网络和信息平台快速发展的今天，招标代理机构必须结合自身特点克服内外部的发展障碍、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改进企业服务。只有在专业型服务方面取得明显进步、在企业品牌经营上取得成效、在跨区域规模化经营上迈出步伐，才能迅速抓住电子化发展的机会，更好地推进电子招标投标发展。

3.1 找准定位，转变服务形式。电子招标投标的发展大大节约了招投标过程的时间成本，那么作为招标代理机构就应该利用节省的时间来开发市场，深层次了解、把握业主需求，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入分析研究供应商市场、策划招标方案、招标管控模式和制度体系梳理等重要工作上，逐步提升服务水平，由原本程序性的服务向专业型服务转变、顾问式服务发展，优化招标采购管理体系，专业的招投标领域的咨询，和招标人“鱼水相依”共同发展，进而推动行业的整体升级。

3.2 结合平台，提高监控力度。招标代理机构的业务贯穿招标项目的各个阶段，电子招标投标给招标代理机构的管理者提供了新的管理手段，增强了管控力度。管理者对工作人员的工作质量可通过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实现在线监管，发现苗头性问题可及时纠正，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出现亡羊补牢现象。发展电子招标投标，为整个行业建立统一的公共服务平台，提供招投标行为记录公告平台、信用考核、投标单位信息查询等服务。招投标代理企业可以通过前期的招标信息公开、投标单位的业绩、资格审查管理、信用信息建档等，统一实行“阳光招标”动态管理。

3.3 抓住机遇，提升行业形象。招标投标的电子化对招标代理机构的信息化管理水平、职工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业主提供顾问式服务则要求招投标公司的业务人员不但要精通招标业务，还要熟悉掌握各种项目相关的理论和实务，比如成本管理、价值链管理、供应链管理等。所以招投标企业要想适应电子化的发展模式，首先要提升招标投标管理人员专业素质，培养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从业人员队伍，并且加强行业专家资源建设，造就高素质的专业队伍，这样才可以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从而赢得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参考文献：

[1]印保兴，张毅，周培康.招标代理机构如何推进电子招标投标发展[J].建筑市场与招标投标，2014（2）.

[2]杨佩旋.招标代理机构如何应对电子化时代的挑战[J].聚焦电子招标投标，2013（5）.

[3]李小林.招标代理的市场取向与服务能力[J].招标采购管理，2012（2）.

[4]王谟祥.《电子招标投标办法》实施影响分析[J].财经界.

[5]赵兴军.浅谈实施《电子招标投标办法》的意义[J].法治社会，2013，5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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