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共7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篇1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改革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探索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础上,适应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继承民族文化优秀传统,走在时代进步潮流前列,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文化利益的文化发展道路,是富于改革创新精神、保持与时俱进品格的文化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确定了文化的基本属性,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它既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划清了界限,也同僵化的思想文化划清了界限;确定了文化的根本任务,这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确定了文化的前进方向,这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确定了文化的发展动力,这就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确定了文化的发展途径,这就是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一手抓努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壮大文化产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确定了文化的发展格局,这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对外开放格局;确定了文化的发展战略,这就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充分发挥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作用;确定了文化建设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这就是始终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立在对新时期文化发展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实践的检验,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宽广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机制,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在这条道路的引领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文化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步入协调快速发展的良性轨道,文化建设呈现出积极向上、繁荣发展的良好态势。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和建设上不断得到实惠,文化工作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不断增强,党领导文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正是由于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导向功能和激励功能,才使得文化发展不断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促使了文化发展资源的合理有效运用，正是由于这条正确道路的影响力和约束力是一个逐步拓展的过程,才使得文化建设发展还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这些都说明坚持和发展这条文化发展道路的迫切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篇2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背景；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文化发展道路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和条件下形成的。深刻认识和理解这一文化发展道路形成的背景和条件，对于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进而沿着这一文化发展道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不断發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形成的背景和条件作一简要的探讨和分析。

一、全球化势头迅猛发展，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尺度。因为文化虽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但是对政治、经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文化与经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引领和推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规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方向，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另一方面，文化对政治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文化发展水平决定的。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执政者的治国水平以及民众参政能力的大小和强弱。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势头的迅猛发展和各种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正日渐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较量就成为国际竞争的一种主要形式。能否提高文化软实力，关系到一个国家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文化要想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有利位置，并使自身不断得以发展壮大，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和对策，走出一条正确的、既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和文化建设具体实际，又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文化发展潮流的文化发展道路，使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既能够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以不断促进自身的繁荣发展；又能够保持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色，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并不断加以发展和创新，在此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胡锦涛指出：“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也是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只有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才能坚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从而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我国在当今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使我国文化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进入新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日益普及，极大促进了不同国家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交往，同时也使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的交融交锋变得日渐频繁。各种不同思想文化的相互交融和互相激荡，既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使中国文化的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首先，国际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现代化的手段和载体，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和交流交往。这种情况有利于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有利于中国文化在国际上广泛学习和借鉴各国各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以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化自身的繁荣发展。其次，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在进一步密切了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交往的同时，也加剧了不同文化间的矛盾和冲突，使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优势，运用各种先进的信息传播手段，向我国大肆进行文化入侵和文化渗透，极力推销其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企图同化、消解我国的民族文化，实现其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以达到其“不战而胜”的目的。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所说的：“在21世纪，对国际安全最严重的威胁不是经济的或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因此，面对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态势及其给我国文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只有走出一条正确的文化发展道路，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明确我国文化的历史方位，保证当代中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在大力发展中国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效维护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并推动中国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断扩大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三、我国现阶段文化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使文化建设面临新课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化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文化产品日益丰富，文化创新能力有所增强，文化体制改革正在深入推进，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明显提高。但在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文化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如：我国文化发展水平在总体上还不高，文化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文化产业还不够发达，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等还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文化走出去还比较薄弱等等。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也引发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的滋生和蔓延，使社会主义的主流思想和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冲击。我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都进行了具体而明确的阐述，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全面部署，首次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思想，从而明确了新世纪我国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应走的道路。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从而在文化发展的战略层面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目标与道路之间的关系，阐明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是与新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相适应的，是我们党在文化建设方面坚持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这一文化发展道路，是保证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科学之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2]（美）杜维明：《文明对话的语境：全球化与多样性》，刘德斌译，《史学集刊》2002年第1期。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61页。

[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篇3

腐败现象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古今中外众多社会都存在，因此反腐败是整个人类社会和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车轮在快速前进，各类矛盾也层出不穷；社会在发生深刻变革，腐败也呈易发高发态势。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与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同时，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也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从未放松过对腐败的预防与惩治。经过多年理论上的不断探索和实践中的不懈努力，我们党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在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条件下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新路子——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系统回顾、总结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历史进程、科学内涵、价值取向和未来走向，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一、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历史形成与基本特点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其间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我们党开辟了在不搞群众运动的情况下健康有序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新途径。这一时期，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重大决策和部署：如恢复、重建了党的纪律检查机构；认真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问题；开展了以打击走私、套汇、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为重点的专项斗争；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全面整顿，推动全党“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在这一阶段，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在反腐倡廉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尤其是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取得的重大胜利，对贯彻落实改革、开放政策，保护干部和群众改革的积极性，增强党员、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我们党逐步探索出一条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有效开展反腐倡廉的基本路子，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的基本框架。这一时期，明确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党的重要任务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重点工作；逐步建立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确立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在党的十五大以后，又明确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进一步加大了治本的力度。这一阶段，反腐倡廉工作在具体实践中取得了新的成果与实效。特别是查办了湛江和厦门特大走私案，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在维护党纪国法严肃性的同时，也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第三阶段，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在自觉认识和深刻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规律，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中，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进一步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惩防腐败的战略体系与理论构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

道路。这一阶段的实践，进一步揭示了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规律，拓展了反腐倡廉工作的视野，确立了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目标和基本着力点。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在于：围绕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注重把反腐倡廉的新鲜经验转化为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由此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与实效。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历史进程，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始终，是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科学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这同时也是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工作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其一，坚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反腐倡廉实践。这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指导思想；其二，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这是反腐倡廉工作在党和国家整个工作中的科学定位；其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这是反腐倡廉的本质要求；其四，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建立和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反腐倡廉的战略方针和主要任务；其五，坚持深化改革、拓展领域，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这是反腐倡廉的动力和方式；其六，坚持发展民主、加强监督，努力使领导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这是反腐倡廉的根本途径。这六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架构。

从总体上说，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上的自觉性、主动性、自律性和开放性。与不少国家的执政党大都是在外力作用下才会查办自身的腐败丑闻不同，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是执政党主动抓的。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那样，“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是自觉的产物，其内在地蕴涵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中。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修订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党内重要法规；建立健全了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党内询问和质询、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实行巡视制度，开展巡视工作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所具有的主动性、自觉性和自律性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依靠法制化、民主化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的生动体现。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还具有开放性。我国已于2003年12月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与40个国家签订了50多个司法协助方面的协议，在此框架之内，加强了同世界各国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合作。

二、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价值取向及其政治优势

从总体上说，中国特色反腐倡廉之路自始至终都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总的价值目标与实践指向。也即是说，反腐倡廉工作搞得好不好，归根结底要看是否有利于保证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与全面推进。这就要求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必须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积极主动地服务于全党工作大局；同时在促进科学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平稳健康地向纵深发展。当然，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形成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价值取向因各个历史阶段各有侧重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强调法治（制度）建设，这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在形成与发展的第一阶段所表现出的最为突出的特征。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制度层面解决和防止特权现象的论断。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提出要把反腐败的斗争纳入法制轨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邓小平所强调的廉政建设要经常化、法制化的思想，既是对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总的思路和方向，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强调德（治）法（治）并重，这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在形成与发展的第二阶段所表现出的最为鲜明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采取了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犯罪、加快立法和强化惩治手段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的蔓延，但腐败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使得法律条文的制定和完善总是落后于不断变化着的现实，而且法律能否得到执行和遵守以及执行和遵守的具体情况如何，最终需要靠人的道德操守和理性来加以实现。邓小平曾经强调要依靠教育和法制解决腐败问题，江泽民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的思想。这里的“以德治国”是要通过学习和教育等方式，在充分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把公众要求的价值观内化为权力主体自身的价值需求和道德自律，以思想道德建设来唤醒人文关怀、提升人文素质。江泽民还提出反腐败工作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这其实就是要把反腐与倡廉结合起来，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强调“以人为本”，这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在形成与发展的第三阶段所表现出的最为根本的特征。从反腐倡廉建设的视角来看，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的价值导向，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使反腐倡廉工作体现保护人、体恤人、尊重人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而言，其首先意味着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反腐倡廉的第一信号，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反腐倡廉的第一考虑，把满足人民群众发展的需要作为反腐倡廉的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和“答应不答应”作为反腐倡廉的第一标准。其次，要求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围绕“人”。要始终把“人”作为反腐倡廉工作最积极、最能动的要素，正确把握人的思想行为蜕化、变质、腐败的根源和轨迹，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与监督，有针对性地做好关心人、爱护人、教育人、挽救人的工作，把预防腐败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纵观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条道路始终坚持着实践取向、科学取向和人民取向的有机统一。应当说，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这条道路所包含的理论、战略、方针、政策和制度是经过了实践检验并继续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其每一阶段的价值取向也都带有明显的实践性印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科学取向主要表现在，它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而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如果说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在形成和发展的第一阶段其价值取向更偏重于“器物”（法制）的话，那么在形成和发展的第二阶段其价值取向则开始注意到“人”的因素，开始将“人”（教育）和“器”（制度）并重；而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第三阶段，其价值取向则是在完善“器物”的同时，将“人”的外延扩大到全方位立体的人，并将“人”的内涵深入到人的需要的各个方面（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凸显了“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

与西方国家反腐败道路相比，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政治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工作机制。西方国家的反腐败一般依靠国家监督体系。而在我国，除了国家监督体系外，还有党内监督体系。中国的反腐倡廉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执政党的力量推动反腐倡廉建设）。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所体现的是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坚强领导核心，也是惩处贪污腐败制度的坚定制定者和执行者。一方面党不断完善自己，如《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的制定、党务公开制度的实施；另一方面党积极完善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指导和规划，如2008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成为实施“中国特色反腐模式”的标志，也是“中国特色反腐模式”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里程碑”，从指导思想、推进反腐倡廉教育、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等七个方面对反腐倡廉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二是通过资源整合，有效形成政府各部门、社会各层面协同作战的反腐倡廉的整体合力。中国的各级政府部门都设有监督制约体系；司法、行政、党内均有专门监督机关；社会层面的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也在不断发展。反腐败工作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要把立法、执法、法律监督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实行综合治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反腐倡廉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民是反腐倡廉最强大的动力。中国的反腐倡廉实践正是以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来加以推动的。坚持以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为着力点，使反腐倡廉工作充分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在实践中，通过加强组织协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整合反腐资源，依靠国家各有关反腐倡廉机构和部门的协同作战形成整体合力，这是中国反腐倡廉工作取之不尽的动力源。

三是将反腐倡廉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之中，构建多手段、全方位的反腐倡廉工作体系。西方单纯依靠法律手段，反腐成本高、效率低。如果没有法律证据，对于显而易见的腐败行为也往往无可奈何。而我国在反腐倡廉方面，既有法律的手段，也有道德的手段，还有党的纪律手段等。中国的反腐倡廉通过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和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之中。在政治领域反腐倡廉，抓住了正确行使权力这个关键；在经济领域反腐倡廉，抓住了建立健全正确利益导向机制这个核心；在文化领域反腐倡廉，抓住了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在社会领域反腐倡廉，抓住了依靠人民群众这个根本。惩防并举、综合治理充分体现了中国反腐倡廉工作的全过程性和全方位性，已在反腐倡廉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

三、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全面完善与未来走向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是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组成部分和重要保障，同时也需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过程中继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将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总体布局之中，统筹兼顾，协调、可持续地向前发展。为了使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更加完善，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加强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必须增强前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反腐

倡廉制度的规范、教育、约束、纠偏和惩戒功能。要切实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加强国家廉政立法，努力形成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体系。要高度重视发挥国家预防腐败机构的职能作用，抓好预防腐败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和政策制定。制度建设要努力实现六个方面的根本性转变：即对反腐倡廉要靠法制的认识由中央大力倡导向全党形成共识转变；法规工作目标由单项零散的规划向配套的法规制度体系转变；法规工作重心由侧重惩治向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转变；法规工作方法由被动应急向主动应对转变；法规工作内容由侧重制定新法向立、改、废、释并举转变；法规工作局面由主要依靠纪检监察机关抓向全党动手抓法规制度建设转变。

（二）切实完善监督机制。（1）完善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法规制度，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此必须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把对权力的科学配置与对干部的有效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程序规则，明确用权界限，规范权力运行流程，保证党员领导干部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2）在监督机制上，我们党将支持和保证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加强党内监督，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3）继续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推进党务公开，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证党员民主权利。

（三）着力加大惩治力度。对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要及时立案调查；对一般性的不作为或乱作为问题，以及一些带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要认真做出组织处理；对确有问题、不宜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的，应当按照《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采取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组织措施予以及时处理；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等部门相互协调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组织处理范围，规范组织处理程序，提高运用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的综合效果。

（四）有效加强国际合作。要适应中国反腐败实践的发展要求，注意考察了解和充分借鉴世界各国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这样做将有利于提高我国反腐败法制建设的水平，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从而为反腐倡廉实践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制度规范。目前，由于我国参与国际化反腐斗争的司法机制还不够健全，联系合作的渠道还不十分广阔，对于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分子调查取证难、人员引渡难、资金返还难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不少贪污腐败分子至今仍逍遥法外。今后我国在国际化反腐方面的任务艰巨而又重大，必须尽快建立健全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合作的司法机制，完善有关的法律制度，疏通国际化反腐的通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篇4

———读《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心得

党的十七大报告科学分析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等领域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发展特征。肯定了成绩，指出了问题，更重要的是针对形势发展提出了许多新课题。特别是报告中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战略思想。

日前阅读由冷溶主编的《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书，内容涉及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重大问题。学习此书对进一步领会十七大报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一种哲学和现实的思路。现就学习感想并联系教学实践谈若干体会。

首先，“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战略思想 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和把握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站在新世纪新时代高度，继承和坚持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又切实结合国内外发展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分析我国的发展进程及未来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更加突出地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强调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在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必须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

对中国和世界各国而言，即将过去的200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汶川”地震造成的伤亡损失震惊了世界、令人心痛，但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畏困难，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万众一心不屈不挠的精神；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圆了中国百年奥运梦想，举国欢庆，向世界展现了泱泱大国的风采；“神七”升空，中国成功完成首次太空行走，用事实证明中国人不断创新、挑战自我、追求先进科技的开拓进取精神。这些事实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进一步发展。新时代的发展又向我们提出了新课题、新任务，要求我们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迎接新的挑战，着力解决新形势下更加凸显出来的问题，推动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第二，“以人为本”——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紧握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一精辟概括，深刻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要紧紧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国各族人民实现自己利益、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创造性事业。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展的社会主义，是和谐的社会主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科学发展，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第三，“理论实践”——探索新型教学模式 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作为一名高校一线教师，要把学习十七大的热情化作勤奋工作的激情，落实到学习教育精神的实践中来，将科学发展观切实体现于教学科研中。当前，时代的发展要求英语专业教学在由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教学模式探索正是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英语专业教学不再过多强调理论教学和提高教师技能等问题，而是将研究视角从在教学中“教师教什么”转向“教师如何教”。探索“以人为本”的教学新模式，就是突出学习者(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知识、才能、创造，发挥学生的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构建课堂教学的和谐气氛。

人本主义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针对英语专业教学，为适应新环境,并考虑到当代大学生实际情况,现今的专业英语教师应改变传统的定位模式角色，要在教学中扮演多种角色。教师仅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和指导者的角色已远不能满足教学的需求，教师是课堂教学中的引导者、合作者和共同评价者。面对“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翻译教学模式，教师应由单纯的知识传输者、课堂主导者转变成不同角色的扮演者,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 增强师生间的合作关系，给学生以科学的评价,从而帮助学生增强学习外语的信心。教师通过新角色和传统角色的转化,可以提高学生对学习的认识,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立足新世纪新阶段，总结经验、结合实际、着眼未来，提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理论实践紧密结合的科学思想体系。作为新世纪新时期的高校教师，谨记“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要用十七大精神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新时代的大学英语教师应适应时代发展，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勇于探索新型教学模式、敢于创新。实现教师多元化的角色、突出“以学生为中心”正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对于英语专业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天津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国商系

石 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篇5

http://www.jy365.net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内涵

禚明亮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大家好，今天我们探讨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内涵”。我今天下午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科学发展到有质量的发展；从科学发展到有质量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则坚守和内涵拓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科学发展到有质量的发展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科学发展到有质量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虽然面临的时代课题有所差异，但归根到底都面临着探索“三大规律”的历史重任，是哪“三大规律”呢？即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所面临的基本理论命题。对于这一命题，党的历届领导人都依据自己的时代特点和任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我们在这个过程所形成的理论认识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每次理论创新都是探索这三大规律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自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其中第二个规律即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符合国情的、独具特色的研究和探索。实际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即转变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探索。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同时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稳固、长足和健康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四大考验”，排在第一位的是长期执政的考验，苏联共产党执政从1917年到1991年，共有七十多年，在印度独立后的前50年时间里，除1977年3月-1980年1月和1989年12月-1991年6月外，国大党一直处于执政地位。1991年拉吉夫•甘地遇刺之后，国大党内部矛盾重重、人心涣散，在民众中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因此导致在1996年的大选中失败，成为在野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从3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初的70多年一直执政,可以说是执政时间最长的。但最终还是下台。

1947年，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012年，习近平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并同各个领导人分别座谈。习近平称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为了打破“历史周期律”，为了应对四大考验的风险，我们需要一方面加强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我们的理论探索和创新也基本上是围绕着三大规律所展开的。另一方面要“另辟蹊径”，走出一条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道路，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制度，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理念。那么，中国共产党对于三大规律的探索是如何进行的呢？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话语体系将“三大规律”简化为系列性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每一代领导人对这一系列性问题进行了接力式、递进式的探索和研究，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是对这些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以苏联经验为鉴，走自己的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率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回答，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确立了先富带动后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主义发展原则和发展道路，以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基本小康为发展目标，力求摆脱“贫穷”和“发展太慢”的局面，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体现出社会主义应有的优越性。大家回想邓小平的一段经典的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得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此作为党的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力图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终成功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事业推进到21世纪。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背景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作为治国施政的核心命题进行理论探索，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观点，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崭新命题。

2003年7月28日，胡锦涛在的讲话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2016年9月29日，总书记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把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我们要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结合新的形势，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不断开创我国发展新境界。”

我们可以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一次极为重要的理论创新，影响深远。在此，我想大家对于“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会有所印象。

其实在2015年，我们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在报告中就已经提到了这样一种目标，他讲：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五中全会同时指出，“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治国理政条件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最新探索成果，这一新发展理念不仅与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而且创造性地指出，这一新发展理念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中国的发展更有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因此，我们看到，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我们从着重考虑如何实现科学发展，到强调如何实现有质量和效益的发展，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更深入的认识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毋庸置疑，无论是科学发展观，还是五大发展理念，都是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展开的，都是为了破除发展障碍，激发发展潜能，加码发展动力，培育发展新优势而展开的，是对三大规律的最新认识成果。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取得的认识成果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崭新的内涵。这是第一个问题。

二、从科学发展到有质量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则坚守和内涵拓展

第二个问题：从科学发展到有质量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则坚守和内涵拓展。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发展的问题。从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到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江泽民“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胡锦涛“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再到习近平“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为谁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发展这一基本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课题。围绕这一基本问题，我们党通过理论和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完备的认识，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就是对发展问题的最新理论认识成果。

从党的十六大到今天，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重要战略期”的发展道路，即从“科学发展”发展到“有质量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实现了发展原则的坚持和内涵的拓展和丰富。这种政治原则的坚守主要体现在坚持发展的人民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一）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

关于“科学发展”的内涵，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科学发展观着眼于“科学”二字，赋予了中国发展以崭新的内涵。什么样的内涵呢？即不再单纯强调发展的速度，不是单纯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发展。而是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即这种发展是社会的全面进步，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指标的提升，也体现在社会指标上，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强调发展的协调性，即主张这种发展要统筹中国发展的诸多元素，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五个统筹”如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统筹好，统筹区域发展，中国各地区、各省份的发展要协调起来，处理了多个区域经济增长极和全国经济共同发展的关系，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处理好经济收入提高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关系，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即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的可承受力、可恢复力之间的关系，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即统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种市场的关系，统筹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的关系，最终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华民族的事业是千秋百代的不朽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也同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的代际平衡，发展成果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要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不构成危害，相反内涵地包含着还要为后代人提供更加丰厚、更加优质、更加安全的物质和社会精神财富。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即全面、协调、可持续。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指最广大人民群众。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必须是人民的利益和诉求。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人民所赋予的，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利益为基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由人民来评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再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终结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的发展需求，逐步渐进地贴近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论即是发展为了群众、发展依靠群众、发展成果为人民群众所享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性政治原则：即它是人民利益的发展过程，也是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利益逐步实现的过程。这一根本政治原则从毛泽东时代就已经确立。不管未来的理论创新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一发展原则是必须坚守始终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的标志，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有人民群众利益。总之，科学发展观这一理论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原则，同时又实现了发展内涵的深化。让中国的发展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更加符合人类发展规律，让中国的发展更加科学，更加有方法。

（二）实现有质量的发展

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将这理论推向了更为广阔的视野，提出了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有效率的发展、公平的发展和可持续的发展。关于实现有质量的发展，总书记在多次场合中阐述这一问题。2013年，总书记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接受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快报》、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报》、《至上报》的联合书面采访时指出，我们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是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习近平在《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又强调，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其实对于发展属性的要求，就是质量、效率、公平、可持续。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我们看，五大发展理念能够推动实现高质量、高效率、很高的公平性和更可持续的发展。五大发展理念对于发展动力、发展方法、发展保障、发展目的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源泉，创新居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创新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和繁荣的不竭动力。国家创新能力的竞争是关未来国际竞争的格局和最终的成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败。这里的国家创新能力不仅仅是指国家能够不断生产和发明新技术的能力，而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讲，国家创新能力囊括了制度、理论、道路、方法等多重维度的能力。其中包括新的制度创新，即创新性的制度设计和制度供给，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要求；新的理论创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更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为我国未来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新的道路创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体现在人民性、稳定性和生态性，成为世界各国的参考和借鉴。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说，“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某些层面逐渐地会成为西方国家学习的对象。”

五大发展理念第二个方面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方法论：协调。

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倾向于全面、辩证式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理念或者发展的方法论源自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很显然，共产主义哲学所指向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就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支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设计，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是依据这一根本指针，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中国人民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将“自由全面发展”的理念进行了中国化的解读。如邓小平指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到胡锦涛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再到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协调”的发展理念，它既是一种哲学层面的总结，又是一种方法论层面的表达，即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方法是靠协调，主要包括协调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态发展的关系，协调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国内外之间，协调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发展，协调当前发展与未来发展等等。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

五大发展理念第三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持续保障：绿色、开放。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续发展必要条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展示。

2013年，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就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随着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对于绿色生活方式的要求也日趋强烈。

绿色发展关注的是国内资源利用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解决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短期发展与长远发展的问题，注重的是发展的质量。所以我们必须树立绿色发展的理念，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也是五大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发展理念中的绿色理念的启示。

关于开放发展，是关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协调。两个市场——国内和国外两种市场；两种资源——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注重的是发展的空间。

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我们只有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用起来、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动起来、国内和国际两个格局活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永续发展才能够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才能越走越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空间才能越走越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活力和生命力才能越来越强。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提高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自觉性和能力。

五大发展理念第四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共享。共享的发展理念体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原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

1.共享的发展理念体现了我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没有脱离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享有主人翁地位。

2.共享的发展理念体现了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开始，到2015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所指出的一样，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3.共享的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组织？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明白：“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习近平指出，满足人民群众热切的期盼，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言人。人民群众的期盼是拥有更好的生活，享受更好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在理论认识和实践操作上，从着重强调发展速度，到兼顾发展质量和效益，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本质和发展方法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现在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可能会遇到一些矛盾和挑战，未来解决这些矛盾和挑战，只有靠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发展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上来解决。这种质量和效益既有一定的速度和规模，同时又要强调发展的公平性、科学性和可持续性。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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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讲，从科学发展观到五大发展理念，我们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内核，这种内涵体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和方向。

我们的发展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前提下，发展的目的是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目标和方向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而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发展的方向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其他任何一种主义。

当前国内舆论环境错综复杂。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西方错误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国内各种诋毁国企地位、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声音此起彼伏。这种所谓的“发展观”是被西方分化势力所俘获，其邪恶的政治目的表露无遗，目的是将中国引入“改弦易帜”的邪路。未来中国发展必须坚守以下几条政治原则：（1）坚持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2）坚持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地位，反对国企私有化改制。（3）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效率和公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何为发展的“质量”？目前学术界对于“发展质量”定义尚不清楚，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从政治学视角来看，发展质量是指一个国家的发展政策和方案符合国家实际的程度、发展措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和水平，以及改革过程和改革结果中所体现出的效率、公平等。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发展效率和公平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关于评价改革、评价效率，有一个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是1992年初由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提出，发展质量的衡量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评价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今天强调发展的质量和公平性，是否意味着我们以前的发展没有质量、欠缺公平性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对这三十余年发展的质量进行评估，按照“三个有利于”评价标准，实事求是地讲，虽然出现了一些诸如生态破坏、官员腐败等问题，但是总体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是成功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展成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初见成效、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这是第一，体现在经济的成果上。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第二，发展效率。在三十几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发展质的提升和改变，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成果。同时强调发展的公平性，让人民共享改革的红利。极高的改革效率体现在仅仅用了短短三十几年的时间就创造了让世人惊讶的成绩，GDP总量、综合国力世界排名和人均GDP都大幅提高，同时集中力量办大事，建造了三峡工程、神舟系列飞船、嫦娥奔月等重大工程，举办了北京亚运会、广州亚运会、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杭州G20等重大国际赛事，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同时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还应对了国内的自然灾害，比如1998年长江洪涝、汶川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8.12天津爆炸等自然灾害或人为灾难，发展的成果是非常多的。那么发展的公平性体现在，推进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先后调整个人所得税、取消农业税、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拓展，人民群众对于发展质量和发展的公平性期望值越来越高，以前是温饱型社会，人民群众满足于物质的追求，现在人民群众更多的是对社会公平正义、对于政府廉洁，能否为人民服务，能否高效率，包括中国共产党更多体现人民的利益，人民群众的渴望值是越来越高，包括对于改革政策的期待值。

所以在2015年召开的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四个更字：更有质量的发展、更有效率的发展、更加公平的发展、更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对于三十多年发展的评价，是有质量有效率的，所以未来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因为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期待更高，所以要做大量的工作。

那么科学发展观到五大发展理念，包含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的代价问题。

2012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指出，环境损失占中国G D P的比重可能达到5%至6%。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所产生的环境代价一方面由于中国当前所处的快速工业化的关键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本身的发展模式所引发的，比如我们长期养成的粗放式、外延式的发展模式，靠大量消耗原材料和资源来实现的粗放式的发展，由于资源利用率较低，造成了不少环境问题。从科学发展观提出协调好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关系，到位于五大发展理念之后的“创新”理念的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已经将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发展的代价问题进行考虑和部署。与发展可持续性密切相连的就是发展代价问题。

关于发展的代价问题，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早有研究，发展的代价问题是与发展问题本身相伴而生的，关于“代价”的概念，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代价是指在社会发展实践过程中，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由于社会发展自身所包含的客观矛盾性所造成的某些必然性的付出与损失，以及由于客观与主观原因而发生的与发展目标相悖的不利于社会正常发展的某些消极后果。发展的代价表现为四个问题：经济代价、政治代价、社会代价、生态代价。中国如果不处理好发展代价问题，也会出现问题。从科学发展观到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内涵地也包含了对于发展成本和代价的抑制，力图把发展代价控制在最小范围。

发展的经济代价，主要体现在经济成本和产出的比例关系，资源能源消耗、技术资本的投入、人财物的消耗。2013年，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非物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G20国家（除欧盟）非物质经济指数，中国在20个国家中排名靠后，仅居于印度之前。我们提出创新的发展理念，推进科技创新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建设创新型国家，都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这一点，我们很好理解。

发展的生态代价同样也容易理解。但学者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比如北京的雾霾等等。

发展的政治代价。2013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谈到，“如果仍是粗放发展，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所以，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比如为了促进地方GDP的增长而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政治原则的放松和政策的摇摆。人民群众对于快速的经济发展是否形成了高度的政治认同？如果我们的发展没有让广大人民群众受益，而是形成了党内或某些行业内的利益集团或利益藩篱，失去的不仅仅是民心，有可能还牵涉到政权的稳定。所以说处理好发展的代价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国家进行提前预防或管控的重要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降低政治代价的可能性。

发展的社会代价，改革开放过程，在经济腾飞过程中，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令人警醒的问题，比如个人主义盛行、狂热的拜金主义，社会诚信体系缺失，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出现问题，“炫富心态”、“习惯性怀疑”、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审丑心理”等等。

中央一再强调，“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这是底线。如果是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采取过大的改革力度，可能会引发大的社会问题，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要提前预防，避免过大的社会代价。

我们今天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观，从科学发展观到五大发展理念进行了简要的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篇6

中国IT两会是一年一度“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大会，是各界共同就IT事业发展交流经验、总结成绩、畅想未来、探讨合作的一次盛会，借这个机会我也向与会的各位，就中国当前和未来阶段推进信息化的想法谈三点意见。

把握趋势 明确方向

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信息技术、信息产业还是信息技术应用，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一些新的趋势、新的动向引起了业界的高度关注，我们要认真分析这些现象，在这些现象中找出本质，找到我们发展的方向。

在信息技术领域，我们看到计算机技术、存储技术、显示技术、感知技术都在继续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尤其是感知技术，随着互联网概念的深入和应用拓展，感知技术正在成为信息技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关注的是互联网的普及、宽带的普及以及信息技术的创新，正在产生一些重大变化，比如加快了创新思路，提高了创新的成果。

在信息产业领域，我们看到无论是技术还是其他各种不同领域，都要遵循规模经济这样一个规则，随着整合力度不断增强，以需求市场为基础的产业整合正在加快和拓展，互联网产业的商业模式正在发生变化。

信息技术应用领域，我们看到互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应用正在深入，融合、复杂的大系统正在变成应用的重要方向。而信息技术服务的模式和信息技术应用的实现模式，在云计算、智慧城市这些概念下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信息技术产业和应用的变化很多，我们各界都需要在一系列概念和现象背后做更多的创新，把握本质，寻找到发展的方向。

把握需求 明确目标

世界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在寻找发展方向，寻找如何克服面临的能源、资源、气候、环境等刚性约束的突破口，使经济增长得到新的动力。调整经济结构、实现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当前的迫切需求。

我们需要不断提升劳动率，使得劳动生产力提升。这给信息产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应用升华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要求就是我们信息化发展的目标和愿景。也就是说信息化的发展是未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便利的刚性约束，信息化的目标将是解决目前面临的瓶颈，满足目前面临的转变发展方式的

需求。

把握实际 寻找路径

我们看到了方向，明确了目标，接下来就要找到路径，找到路径不仅是满足需求，也是未来发展的必要。无论是技术的发展、产业的发展还是信息技术应用的发展，不同的技术领域、不同的产业领域、不同的单位行业，都需要根据实际基础、实际条件、实际需求，来找到一条可行的发展路径。朝着这个路径一步一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阶段地走向我们的目标和方向。

信息化是一个广泛的、复杂的系统，信息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经路径，需要我们一步一步走出来，要通过一条清晰的路径；也需要我们认真把握趋势、把握本质、把握需求、把握时机、开拓创新，“政、产、学、研、用”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信息化科学发展道路，为我们实现工业转型升级、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篇7

辛 鸣

2011年第11期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进行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就文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根本任务、实现途径、制度保障等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建设的高度自觉。

文化建设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走什么路、朝什么目标迈进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回答好的方向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客观需要出发，基于对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的高度自信，承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大目标，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战略目标。

——这一奋斗目标充分体现了四大建设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相辅相成、共荣共进，任何一个方面的滞后与缺失都会严重影响其他建设的成效，进而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的发展。随着中国社会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乃至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在经济建设方面，年均9.6%的发展速度为世界罕有，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整个社会总体实现小康；在政治建设方面，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政治优势；在社会建设方面，以改善民生为重点、以社会管理创新为切入点的社会服务与管理新格局已然成型，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不断得到提升。经济政治大国必然要求建成文化强国。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当在已经有的成就与基础上提速提质。

——这一奋斗目标是对文化建设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清醒回应。实事求是讲，我国文化建设尽管已经取得不俗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从国际环境来看，西方文化携其经济军事优势进行文化的扩张，甚嚣尘上的“普世价值”就是最为明显的征兆，如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捍卫我们的文化尊严，阐明“中国道路”的必然与必须，说明中华民族复兴对世界的价值与意义，并且赢得世界的理解与认同，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和谐世界环境，我们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就国内情况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文化式微、道德滑坡、价值紊乱的情形并不是危言耸听。现在群众关注的社会心态问题，像老人倒在地上不敢去搀扶，小孩被车碾压后没人去救助，挣的钱多了但越来越焦虑，日本闹地震远在千里之外的我们就开始抢盐，所有这些不应该、不健康、不理智的心态及行为背后其实仍然是文化问题。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能解决社会大转型大变革过程中价值导引、意识培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迫在眉睫。

——这一奋斗目标更清晰反映了对文化在现代社会功能的深刻认知。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作用越来越巨大。首先，社会越发展越需要把文化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精神家园”。究其根本来讲，文化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生命体现，否定自己的文化就是否定自己的生命；文化的积淀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能自立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之间的“基因身份证”。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凭借文化的独特性和内聚力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丧失了独特性，就意味着丧失内聚力，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六中全会强调文化是一个“社会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的原因所在。其次，文化是“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现在国际社会间的竞争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在和平发展背景下更不直接表现为军事的竞争，而是体现为文化的竞争。任何国家要想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占领制高点，首先要取得文化上的优势，要占领文化与价值的制高点。曾经有位政治家讲过，输出产品的是三流国家，输出技术的是二流国家，输出文化的才是一流国家。中华文化曾经在人类文明演进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华文化也必将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下实现新的伟大复兴，并反过来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社会不仅要为世界经济政治作贡献，更要为世界文化发展作贡献，为世界贡献我们的价值观，为和谐世界作出我们的贡献。最后，文化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现代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像美国的文化产业占整个GDP的25%，英国达到11%，而中国只占到2.6%。就算中国社会在“十二五”末文化产业比重提高到5%，这也意味着每年将拉动经济增长1到1.5个百分点，这在目前整个国际经济形势衰退，经济增长点匮乏，我国面临经济发展模式大转型的背景下，实属雪中送炭、难能可贵的发展动力。

——这一奋斗目标有着十分确定的内容与要求。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并不仅仅是写在文件中的一句口号，而是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紧紧相连的现实目标。这一目标有着十分确定的内容和要求，这就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出共有精神家园，更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我们鼓励创造更加丰富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多样性的需求，但文化仅仅有超女快男、非诚勿扰是不够的。文化要有精气神，要有主心骨，要有灵魂与精髓。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没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先进文化的引领，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不可能真正达到，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也不可能得到真正保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先进文化的精髓和“兴国之魂”。六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思想，还能叫社会主义国家吗？快速发展转型的中国社会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能把群众的力量凝聚起来吗？没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如何去鼓舞斗志，不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怎能引领社会风尚？所以，我们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这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表现在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表现在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它强调的不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它提供的不是一劳永逸的答案，而是进一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是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课题。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理想，能够发挥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巨大精神力量。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昭示人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把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的愿望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国家振兴、民族兴旺以及个人幸福的必要前提。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是爱国主义，这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已经深深熔铸在我们民族的血液和灵魂之中。我们的民族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撑，是当代中国人民不断创造崭新业绩的力量源泉。因此，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

四是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优秀革命道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明快通俗的表达，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先进性和广泛性，是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作出道德选择的基本准则。因此，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我们从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全局出发，采取切实措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使之成为凝聚和统一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有力思想武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从理论体系走向大众实践。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任重道远。我们不仅要在理论上有进一步的突破，更要在实践形态上有创新（理论要想进入实践领域就必须要有实践的形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走进社会大众的实践中，变成社会大众自觉的行动。当代中国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追求，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导引下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走向社会大众实践的核心价值观一定应该是简单、清晰、明了的，最好是“语录”，几句话、几个词。“语录”恰是理论生命力最强盛的标志，最有作为的标志，最发挥作用的标志。当年中国革命，直接激发农民起来闹革命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别说农民不会读马克思主义的大本本，就是共产主义ABC也未见得知道多少，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所以把“体系”凝练为“语录”是形成核心价值观的第一步。像“和谐”、“公正”、“ 仁爱”、“共享”等等一些基础性的价值范畴，皆可以考虑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状态，公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指向，仁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伦理诉求，共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追求。

此外，走向大众实践的核心价值观既要有崇高的引导性，能领略到信仰的光辉、信念的坚定、使命的神圣，先进人物用于实现抱负丝毫不感欠缺；又要有相当的包容性，不离日常用行、喜怒哀乐、人情世故，普通大众居家过日子也能其乐融融。只强调崇高性，让普通大众望而生畏，会拒人于千里之外；过分迁就包容性则丧失了价值观本来应有的引导功能，会让价值观名存实亡。

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发展文化产业 随着现代社会文明进步，享有文化权利已经成为人的一个基本权利。人民群众不仅要吃饱穿暖，不仅仅要经济温饱、经济小康，还要文化温饱、文化小康。文化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根本方针。针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六中全会提出，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文化产业是对文化事业的有机补充和积极促进。在我国过去的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中，一直是把文化作为一种事业来看。所以我们从事文化建设的部门就具有了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文化事业单位。其实就像文化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一样，文化建设固然首先和主要是一种事业，也不排斥它同时具有产业的特点，文化不同的属性自然可以让不同的主体去实现。

公益化的文化事业，比如公共文化服务、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新闻媒体等工作是必须按照事业的要求来进行，政府必须加大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促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全面繁荣，让事业单位有钱去做事业，有精力去做事业，不能让那些文化事业单位干着事业的事，却要自己到市场中去找钱。因为，不论社会再怎么发展，在文化领域肯定会有一些市场解决不了也不愿意解决的事情，也就是社会文化公益事业。而且社会越发展，社会文化公益事业的范围与内容越广大、越丰富。社会文化公益事业既是文化事业单位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又是文化事业单位不可推卸的责任。

只是，在这里我们需要确立一个观念，这就是公益事业是“铁饭碗”，社会一定要有公益事业，但事业单位与事业单位的人不一定就是“铁饭碗”了。文化事业单位不能 “市场化”不等于发展文化公益事业不运用市场手段。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政府要养“事业”不养具体的单位、不养具体的人。社会有文化公益事业需要做，既可在既有的文化事业单位中招标，也可面向社会招标，通过吸纳社会力量来花钱买服务。就算政府真要养文化事业单位，也要通过养很少的单位刺激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完成公益事业。——遵循文化产业的规律来发展文化产业。按照六中全会精神，发展文化产业要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扩大文化消费。

遵循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特别注意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程度，让它们通过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文化需求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追求，实现经营性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对于文化产业，既没有必要设置各种条条框框，这样会抑制它们的活力，更没有必要拿着国家的税收去补贴企业。这些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态势很好，2004年至2008年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年平均现价增长速度达22％以上，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现价增长速度3.6个百分点。2009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5％，比2004年比重高出近0.4个百分点；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文化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都超过5％。这证明只要给舞台、给环境、给政策、给制度，文化产业的活力与后劲是难以估量的。而且，我国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作的贡献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是差距，同时也孕育产业商机，这说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相当巨大。

文化发展的制度保障：文化体制改革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稳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也需要有相应的进展。十七届六中全会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现我国体制改革综合配套，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结合十七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键是要准确认识和正确处理好文化发展中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政府推动和市场化运作这两大关系。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六中全会要求，通过把握好度和分寸，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同时，努力实现文化建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既理直气壮要求社会效益，又大大方方去追求经济效益，并且通过经济效益促进社会效益。

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在凝聚民族精神、维系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稳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和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本身就是一种效益，而且是大效益。这种效益有两大特点：一是效益跨时间，这种效益的时间跨度大到了甚至具有时代性的尺度，而且没有截止期，很难用当下的得与失来进行精确量化评价。像中国文化中的唐诗宋词，其对于中华民族的价值绝不仅仅止于唐宋两代，未来中华文化的传承依然不能忽略；二是效益溢出性，这种效益往往不体现在某一固定区域范围，并不因为产生于甲地就肥水不流外人田，而是无排他地在全社会领域内发挥作用。所以，这样的效益很难用市场与经济的方式对它进行精确估价，我们把这种效益称之为社会效益。

但是文化作为满足人们多种多样、不同层面精神需求和精神消费的一种产品，也不可能摆脱商品的属性，不同的文化消费者会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自觉主动去购买不同的文化产品。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也能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人们对文化的这种需求会更加丰富、更加广泛，比如报刊书籍、电影电视、文艺演出、艺术品收藏等等，这为我们实现文化的经济效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010年我国国产电影国内票房超过100亿元，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值达到900亿元等等，这些都是因文化的商品属性而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

既然文化产品客观地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层面，而且这两个效益的实现路径又是不同的，我们就应该把这两个效益都实现好。我们既不必过分强调文化的社会效益而忽视追求文化经济效益的要求，也不能只热衷于文化的经济效益而放弃承担社会效益的责任。过去我们过分强调文化的事业属性，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以至于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最后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萎缩。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意识到了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于是就矫枉过正，一窝蜂地用文化去“赚钱”，最后名义上还是文化其实早已不是文化了，甚至成为“伪文化”、“劣文化”。有的同志可能会辩解说，文化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不可兼得，只能顾一头。其实不然，文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是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并没有到了非此即彼的地步。美国一直把好莱坞电影作为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传播工具，而且好莱坞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好莱坞在世界各地大把大把赚钞票。中国文化传播中也有这样的案例。一部《建国大业》取得了7亿元的票房，一本《理论热点面对面》发行了300余万册。这些都是文化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代表。

——政府推动和市场化运作的关系。文化改革与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和政府推动。始终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我们文化改革和发展不可须臾偏离的大方向。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化的改革，更多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是我们文化改革与发展的大方向。

把这两个大方向有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的同时，要注意按照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加强文化立法，通过法定程序将党的文化政策逐步上升为法律法规，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健全文化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坚持文化改革的法制化和程序化。

政府要向社会提供文化公共物品（不是产业化的文化产品）。这文化公共物品中最主要的就是制度、环境，是市场监管，是公共服务。如果提供产业化的文化产品，实质上就把政府降为与企业等其他经济组织同样的市场主体，政府不应该也不能成为文化市场主体，而是超然在文化市场主体之上的社会主体。正是这种超然性，使得政府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统一、公开、公正、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以保证文化发展方面各种创新机制有效运转，保证文化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保证没有假冒伪劣，保证不伤害公众利益。

所以，按照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在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方面，党委政府责无旁贷，在形成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方面，则大胆放手让市场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