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参与农村合作医疗意愿因素分析

2025-01-02|版权声明|我要投稿

论农民参与农村合作医疗意愿因素分析(共4篇)

论农民参与农村合作医疗意愿因素分析 篇1

影响农民参与农村合作医疗意愿因素分析

1——基于广州市人和镇大巷村实证分析

罗湘龙周锐聪

摘要: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村医疗保障重要体系,本文通过实地访谈及相关资料分析路径对大巷村村民对农村合作医疗参保意愿不强的情况进行探讨。本文得出:村民参保意愿不强的原因是由于制度缺陷所致的,最后本文提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须符合村民利益才能够在根本上提高村民的参保意愿,并提出相应政策措施。

关键词:合作医疗参保意愿制度

目前,中国农村的医疗保障体系是以合作医疗为主要手段,而合作医疗是防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措施,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但现在很多地区在合作医疗参保率表明很高,但实际上普遍存在参保意愿低的情况。由于农民的参保意愿影响待合作医疗这个制度能够发挥作用和持续发展的本质,因此理清影响农民参保意愿因素也就是极为重要。本文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首先区分参保意愿和参保率概念的关系。参保意愿是指人们自觉自愿地加入其中,是一个由内至外的过程,而参保率指参加医保人数占全部人数的比例,是一个结果。衡量合作医疗制度是否成功应取决于参保主体农民的诉求是否得到满足,而不是重视一个结论性数字。因此,本文认为参保意愿相对更重要。广州市人和镇大巷村农村合作医疗现状

大巷村是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北郊的人和镇,村民大部分都是农民的,但自前几年因白云机场征地后,村里面的土地面积是急剧减少,目前全村仅剩下不到100亩(统计表格上的数字还是先前的505亩)。大巷村全村有2224人,平均耕地面积大约是0.045亩,非常少,村民的收入主要是通过打工、小生意和部分的分红所构成的。全村2008年的总收入水平是6799万元,基本上是有经联社、经济社和家庭经营三部分所组成,其中家庭经营是3593万元,剩下的是村组的企业收入来的。村民的2008年年均收入是8889元,在广州郊区中属于中等水平。全村参保人数达到2180人(这里的人数是剔除掉一些参加社保和有公费医疗的人数,大约有10人左右),占98.02%,因此实际数字还可能是更高一些的。经过调查,村民参加合作医疗的费用2008年是每人30元,农民直接是不用交这个费用的,费用是有各社统一替村民交的。虽然几乎所有的村民都参加合作医疗了,但是问到很多人的时候,五成的村民参保意愿都不高,假如不是各社统一交这费用的话,相信参保的人数会很少的。另外,大巷村的合作医疗体制基本上是一种风险型的合作医疗,因为风险型的合作医疗的实施内容是大病住院合作医疗,朱信凯、彭廷军(2009)提到的风险型的合作医疗。实施的内容是“大病住院合作医疗”,即保大病不保小病。而大巷村的是只对住院费用才报销的,不同级别的医院报销的比重还是不同的。影响农民参与农村合作医疗意愿因素分析

2.1 文献综述

1.政府制度缺陷存在的问题。徐明增(2009)认为内在的制度性缺陷,从客观上诱发了农民选择与政策目标相偏离,造成政策效应不到位和支持农民就诊力度不足的问题。李育(2009)提出构建农民参与机制的基本框架由引导机制、决策咨询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和监控机制构成。通过构建机制来扩大农民参与的渠道和机会,增强农民的参与意识,维护农民利益,促进这一制度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王艳(2005)提出农村合作医疗的给付结构是影响农民参与意愿的一个主要因素,具体可分为医疗费用的报销水平问题、补偿模式问题、疗1 本次调查是采用抽样访谈式的形式进行的,数据来源于大巷村村委会的统计报表。

服务的提供问题。

2.社会治理问题。张里程(2004)等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参与合作医疗除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外,还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其研究表明提高居民信任度的话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合作医疗参保率。而提高农村信任度的话,可以组织由村民参加合作医疗委员会、账目公开、服务价格。也提到合作医疗的服务质量、可持续性、对于政府信任的问题。提高其参与意愿关键在于要增强农民的社会资本,提高他们对合作医疗的信任;顾昕、方黎明(2004)提到社会资本式有助于社区医疗筹资,增强凝聚力和吸引力,获得医疗保障,从而影响到参保意愿。

实际上,上述观点就是关于目前对我国合作医疗存在诸多问题概括。参保意愿本质上是一个激励的问题,参保意愿是否高低也就是如何实现激励措施的问题,即如何设置与本地区激励相容的机制是最重要的。现代激励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是激励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朱信凯、彭廷军,2009),而上面的论点都是基于农民与提供合作医疗双方是互相了解,对于所有信息都是对称的假设条件,因此其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张维迎(2003)谈到有四种重要的激励理论:一是逆向选择理论,其指交易行为发生之前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行为;二是道德风险理论,指交易行为发生之后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行为;三是效率工资理论,效率工资是相当于提高违约者的违约成本,从而达到遵循和约的行为;四是团队生产理论,在团队生产的情况下,如果每个团队成员的行为能够被没有成本地观察到,通过将个人的收益与所观察到的行为联系起来,就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了。

2.2 影响农民参与农村合作医疗意愿因素理论分析

1.根据逆向选择理论,很多是具有风险的人才会参加合作医疗的,而风险较少的村民一般是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的。朱信凯、彭廷军(2009)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内生式缺陷使其难以有效规避“逆向选择”悖论,简单地改自愿性原则为强制性原则,并不能实现人人参与的目标。王艳(2005)谈到,实践中只保住院、不保门诊的做法,使得这项制度受益率等于大病的发生率,受益面窄,由此突出了保险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即很多身强力壮、疾病风险小而支付能力强的年轻人不愿意参加,参与率得不高。韩留富(2005)提到医疗服务需求方的“逆选择”主要表现为高危人群愿意参加合作医疗, 健康人群却不愿意参加。但本文认为这只是解决了部分疾病风险较小人群参保意愿不高的问题。经实地核实,该类村民的人群是极少,即原因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大巷村民参保意愿低的情况。

2.根据道德风险理论,当加入合作医疗之后,农民会产生不很为重视自己健康。但是根据上述所描述的大巷村的医疗体制来看,只保大病不小病的合作医疗根本不能满足村民的全部医疗费用,因为人们经常所患都是小病,因此并道德风险并不明显。同时,根据调查了解到只有在镇级和区级的医院报销的比例大点,最高的是60%,市级更低,只用一成。事实上是,村民在患有重病后,很少去镇和区的医院就诊的,其原因主要是医疗条件不够好。这样的话,更有理由来证明是道德风险不是导致村民参保意愿不高主要因素。

3.根据工资效率来推理,假如村民所交费用越低的话,其参保意愿是越高才对的。但目前村民在不用交费的情况下,其参保意愿依然并不高。因此,有理由说明,合作医疗参保费用的高低并不是一个影响参保意愿的重要因素。

4.团队生产理论。社会资本能够加强村民凝聚力,对于某项有利于群体事项能够实施推动,顾昕、方黎明(2004)所提到社会资本所起到的作用。但本文认为社会资本能够减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能够促进一步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但并不能够影响村民对合作医疗的参保意愿。

2.3 影响广州市人和镇大巷村村民参保因素分析

根据村民的反映,认为目前合作医疗体制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是报销范围太小,只有住院费用,同时报销的额度不大,据统计两年多以来,截至2009年1月底,全村共有158人报销过,总额是217609.5元,占村民花费总额的比例是不到三成的。由于大巷村的合作医疗只是报销住院费用和两个特种病,而且报销比例范围随医院级别不同是导致目前大巷村村民参保意愿不高的主要原因。

导致大巷村村民参保意愿不高的根本性因素是在于目前合作制度不合理所致,即制度性缺陷。如“只保大病不报小病”的制度,刘军民(2006)也认为以大病的保障容易诱发逆向选择,事实上放弃了对大多数人基本医疗需求的保障责任, 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投入绩效。根据上述分析,提高大巷村民参保意愿着重在于制度上改进。黄云志(2009)认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离不开农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其提出这需要健全管理,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陈秋霖(2003)认为政府促成的“自愿参加、个人支付为主”的合作医疗实质上是政府(确切地说是地方政府)提供的垄断医疗保险,这种方式由于不完全信息垄断医疗市场无法实现人人参与。政府需要认识到需求方人群的疾病风险、风险态度、医疗习惯、就医可能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混同均衡。所以合作医疗制度上必须体现这制度能够提高村民怎样利益,只有这样村民的参保意愿才会提高。对策及建议

综合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处理:

1.在乡村集体经济雄厚、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农村地区则可实行“保大病”和“保小病”的医疗统筹制度。即将人们的需求都囊括进来;由于大巷村财政能力尚属良好,可每年定期划款设为国家合作医疗的补充,实施“大小病”一起报销措施。

2.提高参合预期回报。探索将小病医疗补偿纳入新农合制度,降低起付线,尤其是门诊起付线,对一年以上没有享受合作医疗补助政策的参合农民以户或人为单位,按累计积分的办法,在患病后住院报销时按累计积分提高一定的报销比例,进一步探索完善新农合制度的公平性。

凡是参合患者治病必须的常规药物、检查费用和其他收费都应列为医补范围,让农民充分享受医保的优越性。对必须使用暂时又不能列入医补范围的,要限用,并事先告知患者或取得患者同意。用量超标,将追究院方和医生责任。

3.纳入预防保健。目前,农村居民很少有机会接受身体检查,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只能凭感觉,而缺乏理性和科学的认识,在患者—医生委托代理关系中较易遭受道德风险的损失。因此,定点医疗机构应当为参合农民提供体检服务,可以收取一定费用。同将这项费用纳入新农合基金的补偿范围,不设起付线按一定比例对农民群众进行补偿。

4.加强监管。政府管理部门应当有所作为,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让农民群众在新农合制度推行过程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坚持把医疗服务机构行为的公平性与规范管理摆在重要位置。一是要严格控制合作医疗用药目录以外的药品使用比例和药品价格监督,对使用保外药品较高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通报,并责令其对患者做出解释。二是建立、实施住院费用一日清单制,患者住院时,就诊医院必须将住院病人每一日的用药清单送到床头,接受病人的质询和监督。三是加强实时监督,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应经常派人巡视定点医疗机构,查看医院的服务、手术、检验、药品、材料收费水平是否合理。四是开通社会监督参与渠道,利用举报电话、电子邮箱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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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民参与农村合作医疗意愿因素分析 篇2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与意愿,满意度,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是国家为了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而设计实施的,是由政府组织、引导和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2003年全国选择了304个县(市)先行试点,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已有2 729个县(区、市)开展了新农合,参合农民8.15亿人,参合率为91.5%[1]。北京市2004年起实施新农合,到2009年的5年时间中,农民参合率逐年提高,筹资金额迅速增长,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农民对参加新农合的效果是否满意,是否愿意继续参加,对新农合政策的认知情况如何,这些都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也是影响新农合能否持续下去的关键因素。笔者通过对北京市3个区(县)的实证调查,深入到农民中间了解农民的真实想法,并通过统计分析找出影响新农合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为新农合政策进一步完善提出建议。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资料来源于北京大学全球健康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在我国北京地区的一项调查。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顺义、平谷和昌平3个区(县)共抽取586户家庭进行入户深入问卷访谈,其中农户有效问卷583份,参合537户,参合率为92.1%,见表1。

1.2 方法

1.2.1 因变量:

本研究共设计2个因变量:(1)是否参加了新农合,包括2个水平,是或否;(2)调查对新农合的满意程度,包括5个水平,分别是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及非常不满意,将5分类合并为2分类,非常满意、满意合并为满意,一般、不太满意、根本不满意合并为不满意。

1.2.2 解释变量:

选择性别、年龄、年平均收入、年医疗卫生支出、文化程度、职业、是否参加其他健康保险、“看病难、看病贵”、对宣传工作是否满意、是否了解政策、是否愿意参加新农合、对报销比例是否满意、对报销途径是否满意和对筹资金额是否满意以及过去一年是否报销过作为解释变量。由于年龄与文化程度、职业关联性较强,模型可能会由于共线性问题而不稳定,因此只将年龄选入模型,见表2。

1.3 统计分析

本研究主要通过行列交叉表描述有关新农合的各个变量的频数分布以及分布是否存在差异;使用Logistics回归多因素分析对解释变量进行拟合,后退法筛选对参合率、效果满意度影响显著的解释变量,并解释具体影响因素。统计分析由SAS 9.0软件实现。

2 结果分析

2.1 参与意愿与参与率

此次调查参与率为92.1%,多数调查对象表示愿意参加新农合,不愿意参加的原因之一是常年不在家。表3说明参加者与未参加者的参与意愿存在显著差异,参加者的参与意愿明显高于未参加者。明年是否参加可以反映参与的持续性,调查结果反映参与持续性很高,只有4人表示不愿意参加,其中3人持无所谓的态度,还有1人感觉筹资标准高而不愿参加。按是否自付参合费进行分层,在由村集体垫付的农民中,82.6%表示如果自付参合费明年仍然参加,还有17.4%的农民不愿意参加,主要原因包括认为参合费高、报销比例太低和身体状况好。

2.2 农民对新农合政策的认知与满意度

2.2.1 农民对新农合政策的认知:

调查中发现,农民对政策的知晓程度不高,32.2%的农民对新农合政策根本不知道,非常明白的仅为14.9%。有53.3%的农民根本不知道政府每年还会给参合的农业人口一定的补贴,38.4%不知道具体补贴数字。另外,有36.4%的农民不知道大病统筹项目中农民筹资标准,这与调查对象中近40.0%的个人筹资是由村集体统一垫付有关。农民对政策的整体信任度较高,84.4%的农民认为新农合体现了政府为人民服务的精神,63.1%认为新农合报销过程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这是农民继续参加新农合的前提。

2.2.2 农民对新农合政策的满意度:

农民对新农合相关内容的满意度主要包括5个方面:宣传工作、报销比例、报销途径、筹资金额和整体实施效果。表2中显示了农民对新农合各个方面的满意程度。在报销过的农民中,53.4%认为报销比例低,31.4%认为还行;66.9%的农民对报销途径满意,12.7%的农民不满意;70.8%的农民对新农合整体效果感到满意,23.1%的农民感到一般,不满意的仅占5.2%。在自付参合费的农民中,93.2%认为筹资金额还行,另外6.4%认为较高。表4显示农民对新农合政策的知晓程度会影响满意度,差异有显著性意义(χ2=26.45,P=0.001),对政策非常明白的农民中82.7%满意,有些了解的农民中72.6%满意,而根本不知道政策的农民中,62.0%满意,比例呈下降趋势,而不满意的比例则呈现上升趋势(分别为2.5%、4.8%和10.0%)。

2.3 新农合参合率、总体满意度多因素分析

2.3.1 新农合参合率多因素分析:对是否参加新农合进行

2分类Logistics模型拟合,结果见表5。结果显示,是否参加其他保险、对报销途径是否满意、对报销比例是否满意以及是否愿意参加是参合率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显示,参加其他健康保险,参加新农合的概率也就越低,对报销途径、报销比例越满意,则参合率越高,参合意愿越高则参合率越高。

注:模型likelihoodratio=156.242 0,P<0.000 1,R2=0.246 1。

2.3.2 新农合总体满意度多因素分析:

进行2分类Logistic模型拟合,结果见表6。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对新农合宣传工作越不满意,则对新农合效果的满意程度就越低,对报销比例、报销途径的满意度也直接影响总体满意水平,P值均<0.05。另外,参加其他健康保险的人比未参加保险的人可能满意度更低,说明其他商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农民对新农合政策的满意程度。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来看,对新农合满意度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是宣传、报销比例、参与意愿、报销途径和其他保险。

注:模型likelihoodratio=116.79,P<0.000 1,R2=0.208 3。

3 讨论

3.1 参与意愿与参与率

参与意愿的衡量指标之一是参与率,但是参与率高并不一定反映参与意愿高,因为参与率可能受多种外力的影响,参与意愿才能真正反映政策的可持续性。本研究说明,参与率基本反映了参与意愿,参与意愿甚至高于参与率,并不存在不一致的现象,该结果与2007年调查结果[2]一致。另外,在未参加者中也有较高的参与意愿,说明参与率还有上升的空间。本文将参与率作为多因素分析的因变量,有显著意义的解释变量包括参与意愿、对报销比例是否满意、对报销途径是否满意以及是否参加其他保险,与2007年分析结果略有不同,2007年的结果包括家庭规模、是否参加其他保险和政策知晓度。

2007年的分析结果显示,家庭规模与参合率呈负相关,分析主要原因是家庭人口多,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更强,出现逆向选择;还有就是因为参合是以家庭为单位,人口多则总的参合费会更高,而这一部分钱在一个农村家庭中边际效益是很大的。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其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拆户入保严重引起的[3]。本研究中家庭规模、收入等因素并未被选入,考虑可能是由于随着新农合政策覆盖率不断增加,2008年参合率已达到90.0%以上,一些社会因素的影响将会逐渐减小,而个体对政策各项内容满意度的影响将会逐渐显现,一些农民可能会因为基本医疗保障不能满足其需求转而参加商业保险。

3.2 参加商业保险可降低新农合参合率

2007年、2008年数据的多因素结果表明,参加商业保险会降低新农合的参合率。新农合与商业保险一样都是一种降低风险的保险形式,新农合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其目的就是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所以,一定收入以下的群体应强制参加新农合;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以低水平的生活保障为基准,无法满足经济富裕地区或个别人群的需求水平[4],商业健康保险可以作为补充满足不同群体需求。另外,商业保险强调双方权利义务的对等性,注重个人对自己健康的责任,同时保险公司也会为了自身利润严格控制医院的医疗费用,因此,商业健康保险在农村医疗保障中是十分必要的。

3.3 农民对新农合实施效果满意度有待提高

我国医疗保障体系曾经存在着覆盖率低、公平性差和资金利用率低下等问题[5],近年来,随着新农合政策覆盖率不断提高,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工作重点应该由如何让农民参合向如何让农民满意倾斜,通过提高农民满意度来加强新农合政策的持续性,保证政策安全、平稳运行。本研究中影响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有宣传、报销比例、报销途径、参与意愿和是否参加其他保险,与2007年结果略有不同[6](2007年主要因素包括宣传满意度、家庭收入、是否了解报销途径、定期张榜和缴费方式);宣传满意度是影响整体满意度的首要因素,报销比例也是影响农民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虽然结果中报销途径也是影响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但是2009年北京市推行“出院即报、随诊随报”和适当降低补偿“起付线”等惠民措施[7],报销手续将会更加简化,农民对报销途径的满意度将会大大提高。

3.4 农民对新农合的知晓度有待提高

多因素分析表明,农民对宣传工作的满意度是影响整体满意度的首要因素,并且政策知晓度也会影响整体满意度,因此,加强政策宣传,提高农民知晓度有着重要意义。调查发现,虽然农民对宣传的满意度比较高,但政策知晓程度却不乐观,从侧面说明目前进行的宣传工作效果并不理想。该现象在其他地区同样存在,如江西省不到25.0%的农民知道国家出资补助,广东省未参合农民中近50.0%是因为不了解新农合政策[8,9]。尽管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但是整个社会仍处于熟人社会阶段,其重要特点就是口耳相传,尤其是在农村,因此,提高政策宣传效果就要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既可以提高农民对政策知晓度,也可以增强农民的参与意愿。

4 建议

发稿时课题组了解到,北京市政府已经出台全市计划在2010年实现住院补偿60.0%、门诊补偿40.0%的目标;并在全市推行“出院即报、随诊随报”和适当降低补偿“起付线”等惠民措施。上述如报销面临的一些问题将迎刃而解。下面就新农合制度可持续发展角度着重提出如下建议:

4.1 强化政府责任,创建新型政府投入机制

建议由北京市政府会同国家卫生部、民政部和财政部等部门适时提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意见。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建立起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战略目标,为新农合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与政治保证;各级政府重视民生、服务民生和保障民生的执政方略,在维护国家稳定与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新农合发展已经进入“政府主导、综合管理、多方筹资、风险共担和普惠农民”的新阶段。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服务事业”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利。国家有义务为公民提供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服务事业”,以法定形式推动各级政府加强医疗卫生管理,遵循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运行规律,创建医疗服务、医疗保障和医疗救助“一体化”的新型政府投入机制和管理体制,有效降低管理成本,提高保障水平。

4.2 宣传新型卫生保障制度,培养农民互助共济意识

鉴于北京市新农合制度经过近5年的实施,目前农民的参与意愿高于参与率,可以考虑上报国务院,经国务院批准采取适度强制参与新农合的原则。在强制参与上,应该设立经济收入标准,该标准以下的农民有义务参与新农合,该标准以上的农民则可以在新农合与其他保险之间选择。缴费水平应尊重当地农民意愿,原则上不低于一定标准,规定补偿原则,这样既扩大了新农合的覆盖率,保障了农民的基本卫生权利,又从体制上防止了逆向选择现象的发生,还节约了筹资的人力、物力成本,保障合作医疗基金在安全、高效运作的基础上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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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民参与农村合作医疗意愿因素分析 篇3

摘 要 通过对清远地区柑橘种植户参与合作社情况的调查,了解种植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以及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促进清远柑橘合作社发展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种植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受当地合作社的发展情况、种植户种植面积、受教育水平、种植的技术水平、对合作社的了解程度及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柑橘种植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意愿;广东省清远市

中图分类号:F321.4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3-890X(2016)06--03

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截至2014年12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已达128.88万家,其中广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3.19万家。而截至2015年7月6号,清远市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为2 341户,仅占广东省总数的7.5%。由此可见,清远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仍有很大前景。清远市农林牧渔业物产丰富,担负着为珠三角供应粮食和农副产品的重要职责[1-4]。作为广东省重要的农产品种植地区,近年来清远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制约了其对于清远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体是农户,农户的态度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农户的角度出发,调查研究其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尽可能满足农户的发展需求,对于把握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方向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以清远柑橘种植户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分析柑橘种植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意愿与影响因素。清远市作为广东砂糖橘的主要产地之一,了解柑橘种植户的需求,提高其参与合作社的比例,对柑橘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调查现状

本次调查对象以清远市部分柑橘主产区的种植户为主。实地调研过程中,笔者走访了清远市下设各区的多个村镇,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柑橘种植村的柑橘产业和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如下。

1.1 塘坑村

塘坑村辖区面积12 km2,其中柑橘种植面积约为6.7 km2,超过辖区面积的1/2。村委会下辖21个村民小组,总户数578户,人口2 152人,2013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1.05万元,农民人均收入4 856元。该村的建三经济合作社大概有20多户人参加,总计约160人。合作社成立时间短,没有统一的管理模式以及销售渠道,社员间的柑橘产品以优劣定价,未统一售价。该村的合作社还处于松散的初级发展阶段。

1.2 杨桃树村

杨桃树村全村总面积10.5 km2,现有柑橘种植面积超过213.33 hm2,下辖8个村民小组,15个自然村,总户数497户,人口2014人。201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0.6万元,全村农民人均村收入4 385元。该村为响应政府“一村一社”,于2014年成立合作社,至今约11户人参加,且大部分社员是本村种植户,推广力度较小,合作社对于该村柑橘产业发展的实际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1.3 崩坑村

崩坑村占地8.53 km2,全村下辖16个村小组,总户数772户,人口2 439人。2012年村委会集体经济收入约1.5万元,村民主要经济收入来源靠种植砂糖橘和外出打工为主,年人均收入5 546元。该村农民专业合作社于2010年成立,村内有土地的农户基本都加入了合作社。该村的合作社对于柑橘种植技术传播、种植成本减少、拓宽销售渠道等方面带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通过调查走访发现,近年来,虽然清远总体合作社数量大幅度增长,但是其中很多合作社的实际运行情况并不理想,功能作用远达不到预期目标。通过对其中的原因分析,提出适合合作社发展的方法,让农民专业合作社真正发挥作用,促进当地柑橘产业的发展,切实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2 原因分析

2.1 合作社发展情况

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有多个村的合作社发展均

处于初级阶段。合作社内部并没有统一的管理,也很少进行宣传。一方面缺乏对合作社管理和运营模式的系统认识,另一方面种植大户没有引领发展合作社的意识,导致合作社发展缓慢。这些地区受访的大部分种植户表示,当地合作社的作用不大,只是挂名合作社。但是也不乏很多成功的案例,如崩坑村的合作社带头整合土地,将零散的小块土地集中种植,为农户提供种苗及技术指导,增加社员收益,所以社员较多,农户参与积极性高[5-7]。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与合作社发展情况成正比,合作社发展越完善,作用越强大,农户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越高。

2.2 柑橘种植面积

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农户的种植面积越大,其加入合作社的动机反而不强。其中多位受访的柑橘种植户表示,自己种植的柑橘面积比较大,每年基本上都是外省的老板上门收购,产品不愁销,加入合作社的意愿不是很强。相反,一些小面积种植的农户由于产品数量较少,难以形成竞争,因此需要合作社进行统一销售,确保销路。由此可见,农户的经营规模越大,其本身存在规模经济的好处;同时,种植户在不断扩大种植面积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其加入的意愿就降低。

2.3 种植户受教育年限

在调查采访中发现,种植户受教育水平越高越愿意参与合作社。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差,传统的土地观念较为保守,竞争意识尚为明显,难以接受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作意识[8]。反之,文化水平高,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强。从另一角度来说,种植户受教育年限低,容易产生安于现状的思想,部分种植户认为目前柑橘种植情况良好,没有考虑扩大种植面积,加入合作社的需求也不是很强烈。因此,种植户的文化水平程度对其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有一定影响。

2.4 对合作社的了解程度

种植户对合作社的了解程度反映了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认知程度,对合作社的认知度对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意愿影响显著[9]。可能由于合作社的宣传力度不够,或者缺乏相关人员的分析指导,受访的大部分种植户并没有意识到合作社可以带来的潜在收益,认为合作社可有可无。调查对比可知,崩坑村种植户对合作社了解程度较其他各村高。该村村干部通過定期开会等方式,讲解整合土地的必要性,提高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度,使合作社的后续工作能更好地展开。

2.5 种植户的技术水平

柑橘种植过程中极易遇到黄龙病的威胁,大部分种植户是凭借多年的种植经验对得病树苗进行处理,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技术指导。同时,有种植户表示,近年来自己购买到的种苗有许多是带病种苗,种植收益小,导致不敢扩大种植面积。此类种植户更有意愿加入合作社,接受技术指导以及统一采购种苗[10]。另外,柑橘采摘后的保存问题也是另一个技术问题。调查过程中了解到部分种植户采用冷库保鲜,药水保鲜等方法,但是其成本高,效用不大,不是长久之计。由此可见,种植户如果缺乏技术,经验不足,对合作社需求更加强烈。

2.6 政府支持力度

地方政府的支持程度主要影响专业合作社的创立成本和运行成本,并且政府的支持程度还会影响当地种植户对合作社的认知程度。政府提高支持力度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也有利于增加农户对合作社的了解,其加入意愿就更大。以崩坑村为例,该村落实国家“农综改”政策,政府提供部分支持,而且有凉茶加工厂入驻该村,合作社带头引领农户种植霸王花,与加工厂合作,极大地带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增加农户收入。但是在其他各地的调研情况来看,很多合作社的建立更多地只是为了符合政府要求,没有发挥作用,种植户对其信任度不高,参与意愿较小[11]。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清远市部分柑橘种植户的调查,分析了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种植户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受到当地合作社发展情况、种植户种植面积、受教育水平、种植的技术水平、对合作社的了解程度以及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基于上文的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地方政府加强对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包括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等方面的指导。只有把合作社真正落实到村,发展成一个有效的经济组织,才有能力去激励农户参加。柑橘种植过程中主要遇到的问题是黄龙病的预防和治疗,政府应该对合作社提供较强的技术指导。种植户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只有在看到加入合作社对自身有帮助的情况下,其加入意愿才会更大。

第二,提高农村地区的知识文化水平。通过开展培训班,科学讲座,实地考察指导等方法,开拓种植户的视野,增强其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开展讲座时,应充分考虑到农户的接受能力,使农户真正受益,避免讲座成为形式,走流程的情况发生。

第三,加强对合作社的宣传。很多农户并不清楚当地是否有合作社,对合作社的作用也没有太多的了解。以农户能够接受的方法进行宣传,提高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程度,从而增加其参与意愿。

第四,加强对合作社领头人的指导,增加其责任感和管理意识。合作社带头人应该有带领农户脱贫的决心和信心,积极主动寻找适合当地的发展方法。带头人对合作社的发展影响较大,培训合作社管理人员,使之自觉发展和完善合作社管理模式,自发宣传合作社作用,从而带动其他村民的加入合作社,提高农户参与意愿。

第五,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社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合作社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社员的需求,从社员的利益出发,尊重农户的选择。而最重要的,是合作社自身的发展。只有把自己發展壮大,提出有效的运营模式,真正使社员受益,才能吸引更多农户参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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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敏,王礼力,郭海丽.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杨凌示范区的数据[J].云南社会科学,2015(9).

[11]周波,刘小春,万洁.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和认知程度实证分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7).

论农民参与农村合作医疗意愿因素分析 篇4

关键词:乡村精英,新农村建设,参与意愿,影响因素,Logistic模型

1 研究的缘起

新农村建设是新时期党和国家高瞻远瞩做出的惠及亿万农民的重大战略决策, 建设新农村需要政府、农民及其他社会主体协同参与, 其中最为重要的主体毫无疑问是农民。少部分农民“在小群体的交往实践中比其他成员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源, 获得更多权威性价值分配”[, 称之为乡村精英。乡村精英大体可以分为体制精英和非体制精英两类, 体制精英主要指在村庄担任一定职务的乡村精英, 如村组干部, 非体制精英则是不担任职务的乡村精英。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资源优势, 相对于普通农民来说, 乡村精英在村庄场域有着很高的威信地位, 其认识和行为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更大, 是新农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乡村精英在新农村建设中作用的发挥与其参与意愿有着直接关系, 当前关于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意愿的研究比较多, 针对乡村精英参与意愿的研究则比较少。鉴于此本文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2 数据来源及乡村精英调查统计描述

本文以粤西地区20个村庄的乡村精英为例展开实证研究。粤西地区属于欠发达地区, 大部分村庄仍以农业为主要产业, 乡村精英大多外出打工和经商, 只有少部分继续留守农村以农业为主业, 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其中选择了5个村庄进行了深度调查。为了让调查更加客观全面反映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意愿, 我们考虑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调查时间选择在2015年春节期间, 新春佳节大部分外出人员都返乡与亲人团聚, 调查样本更加全面;二是参与调查的人员均来自该20个村庄, 他们对村庄各方面的情况比较熟悉, 各人负责自己所在村庄的调查, 确保了调查样本的真实性。

2.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75份, 经统计428份为有效问卷, 有效率为90.1%。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1。从统计结果来看, 调查对象特征的分布基本符合农村的实际, 因此, 调查的数据及结论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2.2 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意愿及原因统计描述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参与, 乡村精英是重要的参与主体, 应该对其参与意愿及原因给予足够的重视。

调查显示, 绝大多数乡村精英愿意参与新农村建设, 在428位调查对象中有381位愿意参与, 比例高达89.0%, 只有11.0%的人不愿参与。乡村精英愿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原因排在前三位的是改善村庄环境, 提高生活质量、增强民主意识, 实现相关权利、改变陈规陋习, 提高农民素质, 分别占80.6%、74.3%、71.9%, 选择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家庭收入选项的仅占到20.8%。可见, 对经济的追求已不是乡村精英的首要目标, 其主导需求已向生活质量、民主权利等更高层发展。少部分乡村精英不愿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原因主要是建设时间过长、个人受益较少、投入成本过高, 分别占89.0%、70.2%、66.0%, 这表明少数乡村精英对新农村建设中个人和家庭的投资收益率不满意, 在一定程度也说明当前新农村建设的进度相对缓慢, 参与主体直接受益不多。

问卷中我们设计了新农村建设存在的主要困境相关问题, 排在前三位的困境是农村人才流失严重、农民素质相对较低、资金投入不足, 分别占82.0%、71.7%、68.9%。大部分调查对象表示, 如果精英能够回到村庄生活参与新农村建设, 国家加大投资, 他们会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而不愿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少部分乡村精英同样表示, 上述两个条件成立时自己会赞同新农村建设并全力参与其中。新农村建设主要面临着乡村精英人才流失、农民素质较低等困境, 此外, “以财政为基础的政府主导作用也没有得到彰显”。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困境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乡村精英的参与意愿和行为。

3 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为了更深入了解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意愿, 本文采用实证模型来验证四大类共20个自变量对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意愿的影响。

3.1 模型构建

本文研究的是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意愿, 结果分两种, 愿意参与和不愿意参与, 是典型的二元选择变量, 可以应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构建的Logistic模型为:

模型中Pi是乡村精英愿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概率;α是常数项;i是样本乡村精英的编号;βj是自变量的回归系数;j是解释变量编号;m是影响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概率的因素个数;Xj是解释变量, 表示第j个影响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自变量。通过对数变化, Logistic的回归线性模型为:

3.2 变量设置

本文选用的模型涉及到两种变量, 一种为因变量, 即乡村精英是否愿意参与新农村建设, 其中愿意参与赋值为1, 不愿意参与赋值为0。另一种是自变量, 即影响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意愿的各项因素, 四大类共计20个, 其赋值及含义见表2。

3.3 模型运行结果及解释

本文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20个村庄的调查数据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 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从表3可知, 模型的Cox&Snell R2值是0.352, Nagelkerke R2值是0.443, 回归方程通过检验, 符合统计学的要求, 因此, 我们能够从统计学角度解释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的相关影响。

从模型回归结果看, 乡村精英的个体特征变量中年龄在5%水平上显著, 表明乡村精英年龄越大越愿意参与新农村建设, 主要原因是年龄大的乡村精英恋土情结比较严重, 参与新农村建设既可以让自己安享晚年, 又能够为家乡奉献一己之力, 从而更好地实现自我追求。受教育程度在10%水平上显著, 说明受教育程度高的乡村精英更愿意参与新农村建设, 一般说来受教育程度高者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更深刻, 选择也更加理性。从事的主要工作在个体特征中最显著, 显著水平为1%, 充分说明乡村精英所从事的主要工作与“农”的关系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程度, 主要工作的“农”味越重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意愿越高。

家庭特征变量中主要收入来源在5%水平上显著, 表明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村精英更倾向于愿意参与新农村建设, 家庭收入的“农”味仍然是左右其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两个人口学变量老人和儿童在家庭人口所占比重、家庭生活主要居住地分别在5%、1%水平上显著, 说明老人和儿童所占比重越大, 乡村精英越愿意参与新农村建设, 家庭生活主要居住地为村庄者更愿意参与新农村建设。随着老人和儿童在家庭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增加, 乡村精英的考虑也随之增多, 为老人养老、儿童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是影响其参与新农村建设意愿的重要因素。家庭生活主要居住地为村庄的乡村精英, “农”味十足, 很可能一直生活在村庄, 是新农村建设最大的受益者, 因此, 对新农村建设的认可度很高。

村庄场域特征变量中村集体经济状况在10%水平上显著, 意味着村集体经济越好, 乡村精英越想参与新农村建设, 这可能与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有关。主要产业和对村干部能力与行为的评价在5%水平上显著, 产生正向影响, 说明主要产业是农业的村庄, 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意愿更高, 对村干部能力和行为评价高的乡村精英更愿意参与新农村建设。基础设施水平和对村庄环境评价分别在1%、5%水平上显著, 不过产生的均为负向影响, 村庄基础设施越齐全、环境越好, 乡村精英越不愿意参与新农村建设。5个深度调查村庄的情况显示, 当前新农村建设基本上以硬件基础设施、村容美化为主, 农村公共管理反而被忽略, 以至于包括乡村精英在内的大部分农民认为, 新农村建设主要就是建设基础设施、美化村庄环境。事实上, 农村公共管理是新农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其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基于此, 基础设施齐全、环境好的村庄, 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意愿就比较低。

新农村建设认知变量中, 对新农村建设政策的了解程度在10%水平上显著, 表明乡村精英对新农村建设相关政策内容了解越多, 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也越准确, 其参与意愿也越高。新农村建设的状态、预期均在1%水平上显著, 且影响作用明显为正, 意味着新农村建设启动越全面、进展越顺利, 乡村精英参与意愿越高。新农村建设状态是客观事实, 启动全面、进展顺利表明建成的几率很大, 建设预期则直接反映了主体对新农村建成的信心。此两个变量的P值在所有变量中最小, 说明其对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意愿产生的影响最为重要。变量新农村建设中最重要的参与主体在1%水平上显著, 但影响作用明显为负, 说明在乡村精英的观念中, 新农村建设主要属于政府责任的意识越强, 参与建设意愿越低。如果参与主体认为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参与者是政府, 自己只是其中的一般主体, 其相应地认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责任就应该由政府承担, 自己不需要过多涉足其中, 甚至可以置身事外, 参与意愿自然不会很高。该变量的P值仅次于新农村建设状态和建设预期, 足见其对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意愿影响的重要性。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描述性分析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意愿非常高。其参与意愿受到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新农村建设认知等方面的影响, 其中年龄、受教育程度、从事的主要工作、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老人和儿童所占比重、家庭主要生活居住地、村庄主要产业、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干部能力和行为的满意度、新农村建设内容的知悉程度、新农村建设状态及建设预期对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意愿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作用;村庄基础设施水平、村庄环境评价以及新农村建设最重要参与主体的认知对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意愿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作用。性别、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家庭收入状况、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对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意愿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 为了有效发挥乡村精英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我们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一是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宣传新农村政策, 让各类主体能够正确理解新农村的内涵和意义, 熟悉新农村建设的全部内容, 明确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前提下, 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 尚未启动的尽快启动, 启动一部分的要全面启动, 全面启动的要加快建设速度, 以提高乡村精英对新农村建设的预期, 也早日让其享受新农村建设的成果;三是加强村干部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规范村干部的行为, 提升村干部的业务水平;四是政府设法筹集资金, 加大新农村建设投资力度, 可以考虑由政府牵头社会各界参与的方式来筹集资金;五是积极储备村庄人力资源, 采取多样化的措施吸引外出打工和经商的乡村精英返乡加入到新农村建设队伍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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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广西大学出版社, 2003:159-163.

[3]吴新叶.农村社会管理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2) :14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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