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机制

农民合作机制（共12篇）

农民合作机制 篇1

摘要：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运行机制是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生命所在, 高效的运行机制将有力地推动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从决策机制、竞争机制、激励和约束机制这几个方面对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运行机制进行分析, 认为只有制度设计合理, 减少制约和运行成本, 才能使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充满活力。

关键词：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运行机制

1 决策机制

决策机制主要包括经营决策以及关系到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命运的重大决策。正确而及时的决策, 可以使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由小变大, 由弱变强;反之, 如果决策失误, 也会使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由强变弱, 甚至被淘汰。

以“银山农村资金互助社”为例。该社地处安徽省太湖县小池镇银山村 (由原杨埠和海形两村合并而成) , 前身为杨埠救灾扶贫互助储金会。1988年初太湖县民政局拨款2 000元作为启动资金, 筹建杨埠救灾扶贫互助储金会 (太湖全县同期共有61个行政村相继成立了储金会) , 主管单位为县民政局, 性质为村集体所有。原始股371股 (其中:个人股271股, 村集体股100股) , 每股10元, 共吸收资金3 710元。储金会实行村管, 运行不畅, 到1990年底, 全部资金只剩800元, 濒于倒闭。1991年村两委和股东会议讨论决定, 对储金会实行改制。将村级所有改为股份制企业, 村级行政力量正式退出储金会。同时, 更换了储金会主要管理人员, 推选办事公道、有责任心的村民陈方甲 (现任理事长) 担任出纳;1992年储金会采取按银行同期、同档存款利息吸收新股金 (只付存款利息, 不参与分红) 2000股, 每股50元, 计10万元;按略低于银行贷款利率借出资金9万元, 当年净收益4000元, 实现起死回生;2007年4月, 他们依据银监会制定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对储金会进行了规范。将储金会正式命名为“太湖县小池镇银山农村资金互助社”。2007年的净收益为5.29万元;截至2008年3月31日止, 资金互助社原始股共629股 (其中:农户529股, 村集体组织100股) , 每股100元;资产总额为355.19万元, 其中权益资金18.8万元;期内累计借出资金1000余万元, 全村80%左右的村民受益, 当地农民已经把资金互助社当成自家的银行。

可以看出“银山农村资金互助社”之所以能有今天, 正确而及时的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1991年的改制和更换储金会主要管理人员, 1992年采取按银行同期、同档存款利息吸收新股金和按略低于银行贷款利率借出资金的经营决策, 2007年的规范等是关键的转折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太湖县1988年成立的61个救灾扶贫互助储金会, 为什么仅银山农村资金互助社一家存活至今, 其余60家还没有等到1999年统一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就已自行消亡。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银山农村资金互助社”适应形势的变化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银山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与壮大尽管只是个案, 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方面, 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应坚持民主决策, 即重大决策要由该组织的全体成员 (或成员代表) 开会决定。“银山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每一次重大决策都是通过召开股东会议, 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作出的, 且表决中实行“一人一票”制。这种经过全体成员 (或成员代表) 讨论的决策, 可以集中集体的智慧, 从而使决策更具有正确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 还要有一个决策的核心层 (理事会或管理小组) , 这个决策层是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灵魂, 直接关系到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前途和命运。在太湖县召开的由相关职能部门 (包括:人民银行、银监办、财政局和农委等) 参加的座谈会上, 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 就是银山农村资金互助社能有今天, 与现任理事长 (原储金会出纳) 陈方甲为首的核心层关系极大。有一个善于决策的核心层, 加上决策程序上的民主性, 两者的统一和结合, 是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兴旺发达的前提条件。

2 竞争机制

正规金融机构要服务农民有两个致命缺陷, 一是信息不对称;二是交易成本高。而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是在血缘、人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 具有信息对称、交易成本低、借款手续简便、符合农民借款偏好等正规金融机构不可能具有的优势, 更适合于满足农民因商业金融难以适应的融资需求。据估计, 中国农村大约有50%~60%的家庭, 其70%的借款都来自非正式渠道。具体来说, 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 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具有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信息对称。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借贷行为一般只发生在熟人社会, 即是在一个大家彼此熟悉的社区范围内进行的。一方面, 贷款人对借款人的经济状况、还款能力、道德品质和资信状况都有清楚的了解, 这就解决了融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另一方面, 在熟人社会违约及失信的结果是违约者声誉的损失, 这种损失不仅影响当事人以及与其相关的其他人的社会生存环境和质量, 甚至还可能影响到后代, 往往有着极大的威慑力。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乡土社会的信用不是对契约的重视, 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例如“银山村农村资金互助社”自1988年成立以来已累计借出资金1000余万元, 其间只发生坏帐一笔0.82万元 (借款人已死亡) , 不良借款2万元 (一人买小四轮跑运输出车祸, 一人办企业倒闭外出打工多年未回) 。

(2) 交易成本低。小农的信用需求具有额度小、收益低, 周期长、风险大的“原子化”特征, 导致一般商业金融如果被迫与面广量大的小农信用需求对接肯定是不经济的。也就是说, 一方面职工工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费用、金融交易之间发生的相关费用、监管和被监管的费用等形成正规金融机构较高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农户借贷具有额度小且分散的特点, 难以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 致使正规金融机构无法追求到利润, 其结果是纷纷退出农村市场。据我们的调查, 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一般都没有专门的营业场所, 账本和单据等放在会计家, 钱存在农村信用社 (办理活期存折) 。社员贷款时, 在村庄办理完相关手续后, 到农村信用社取现金。贷款到期还贷时再到农村信用社将钱存入合作社专用存折。这样既节约了建专门的营业场所的成本, 又降低了交易费用。

(3) 手续简便。农民的借贷偏好是手续简便、灵活快捷。据调查, 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借贷一般只需要几道手续:即借款人书面申请——互助合作社受理研究——签订借款合同——立据 (大额一般须提供抵押物产权证明书或担保人担保) ——放款。基本上做到:小额借款随到随借, 大额借款一般1~2天即可。这与农村信用社贷款需要办理十几道手续和较长的审核时间相比优势明显。

3 激励和约束机制

(1) 激励机制。

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激励机制, 就是通过满足成员的需求, 调动农民加入合作组织的积极性。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合作组织, 并使其不断地为合作组织做出贡献, 使合作组织的发展更具有持久性。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出发, 这种激励模式也可以被称为“需求激励模式”。其主要表现在于:

①经济效益激励。银山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汇报资料显示:截止到2007年9月30日, 合作社累计借出资金700余万元, 共帮助65名受灾生大病人员和135名学子度过难关, 帮助388人脱贫致富, 680人进入小康, 近250人步入富裕, 全村有80℅的农户收益于资金互助合作社。我们还可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太湖县小池镇方兴村程屋组首批借款的8户共2.9万元资金,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增收2万元, 人均增加收入132元;新仓镇罗东组养猪大户陈摸友, 在2006年5月生猪价格锐跌的情况下, 借款2000元, 解决了购买饲料的燃眉之急, 7月生猪价格上升, 每斤净赚1.2元, 8月份他家出栏20头肥猪就增收4800元;寺前镇贫困户菜长海2006年4月借用资金1500元, 用于购买小型打田机, 承包其他农户水田9亩, 代做水田60亩, 当年就获利3000余元, 家庭人均增加纯收入600元。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看出, 农民可以通过资金互助合作组织获得金融支持, 发展生产、生活, 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

②成就激励。“民有、民管、民借、民还”的资金使用原则以及健全、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和监管制度, 给了农民充分的话语权。唤醒了农民的自我意识、参与意识和主体意识, 从而激发了农民主动参与合作组织内外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农民参与管理得到组织和村民的肯定, 就会产生很强的成就感。另一方面, 农民通过金融支持, 发展产业脱贫致富, 并根据自己成功的经验带领村民致富。在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的过程中个人的价值和潜能得到充分实现而产生一种成就意识。以前都不愿意参加的村民大会, 现在大家都踊跃参加了。

(2) 约束机制。

要防止激励走向反面就必须有严格的约束, 激励是发动机, 约束是制动器。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约束机制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合作组织的运行效率。

①信息对称所产生的外部约束。

所谓的外部约束指的是相对于各成员来说, 其约束力量来自于组织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其他成员。仍以银山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为例, 其收放贷款实行责任制, 规定1000元以下由出纳自主放款;1000~3000元由理事会会长批借;3000~10000元由理事会集体研究, 理事长批借;10000元以上由理、监事会集体研究批审;规定5000元以上的借款一般需要抵押, 责权对等, 相互制约。同时合作组织要求定期召开社员大会, 公开财务状况, 就资金运行状况接受全体社员的监督。同时, 由于理、监事会对收放贷款和合作组织正常运行所肩负的责任, 他们有强烈的动机搜寻贷款人各方信息, 对其资金财务状况进行关注和监督。这种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合作组织各成员之间信息对称, 监督和约束成本低, 效应强。

②社会资本所产生的自我约束。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是指能促成个体之间相互合作的一系列具体的非正式的具体的社会规则, 他体现的是个体之间社会网络关系以及信任机制, 就我国民间风俗来看, 社会资本具有建立时间长、易于摧毁且难以重建的特点。特别是对于基本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之外的农民来说, 参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违约的成本是相当大的。农民与合作组织之间是重复博弈, 一次的违约可能意味着在通过合作组织贷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而且对于他的社会资本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损失。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 一般都会选择履约, 以达到长期利益的最大化。因此, 对于合作组织的每一个成员来说都有强烈的动机进行自我约束。

4 结语

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产生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他的发展对于构建完整的农村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 对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进行有效的治理, 促进其健康成长具有重大的意义。笔者认为对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治理, 核心在于促使合作组织的运行机制的有效发挥。而运行机制的有效发挥离不开两个方面的保证:第一, 从宏观层面来看, 必须使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合法化, 确认它的法律地位。为运行机制的监控提供一个明确的法律环境。第二, 从微观层面看, 只有农民具有健全的合作意识、合作理念以及对合作原则的正确理解和把握, 才能提高合作组织运行机制的效率。

参考文献

[1]韩俊.中国农村金融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7, (7) .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 1985.

[3]张文棋.台湾合作金融:发展与借鉴[J].亚太经济, 2006, (2) .

农民合作机制 篇2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试点工作实施情况

1、技术培训与普及

雁江区碑记镇柑桔协会先后邀请中国农科院柑桔研究所、四川省农科院等单位的专家举办了两次大型培训活动，会员与果农参加人数达到11000人次，印发相应的各种技术资料30000份。该协会以果农田间学校的方式举办培训班5次，参加培训人员达到1100人次。双流县合江镇草莓协会该协会采取聘请专家讲课、现场参观学习等方式开展技术培训与普及，先后举办各种草莓技术培训班5次，召开现场培训会8次，有线广播会10次，参加受训人数达1万余人，印发技术资料3万多份。

2、新品种引进与科技示范

双流县合江镇草莓协会先后引进国内外草莓新品种7个，如引进的“日本96”经试验效益好，现基本替代丰香类的主栽品种。与此同时，相继引进推广8个间套种植新项目，其中四季苔韭种植间套面积达1500亩。该协会还建立不同类型的示范点12个，如草莓示范点藕堰村六社，示范推广“永生望”有机复合肥。仁寿县文宫枇杷协会引进了美国、日本等5个新优品种进行试种，现已建立10多个枇杷品种的提纯复壮园。并引进了8户外地种植能手参与枇杷生产，开发荒山1000多亩，定植枇杷11000株，昔日的荒山变成了如今的花果山。夹江县梧凤乡茶叶合作社利用财政资金先后从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引进新品种5个品种，并建立了20亩的试种与示范教学基地。

3、打造农产品品牌

仁寿县文宫枇杷协会注重枇杷品牌建设：一是建立枇杷营销公司。协会积极配合商家建立“神农果业公司”。二是注册文宫牌枇杷商标，制作精品包装箱，并申请专利保护;三是利用各种媒体和多种形式促销文宫枇杷，如在四川卫视、四川有线电视台、《四川日报》等新闻媒体发布消息广告、刊载文章和图片。四是建立销售网络，利用互联网发布枇杷的销售信息，在北京、太原、新疆、拉萨、成都、云南、重庆、贵州、广西等地设立销售网点。五是招引客商，建立客商档案。定期专门召开了客商座谈会，通报文宫枇杷销售信息，把外地客商引导果园现场采集、品尝和采购。

4、加强资金管理

雁江区碑记镇柑桔协会出台了《资阳市雁江区碑记镇柑桔协会建设项目实施方案明细表》，根据项目实施方案，由区、镇二级财政共同进行项目监管，碑记镇人民政府组织协调工作，柑桔协会具体实施，整个资金实行区级财政报帐制度。仁寿县财政局积极与预算部门协调一次性将项目财政资金划拨到专业户，确定专人负责资金运营，明确了“预付工程款，工程完工结算，县级财务报帐”的管理办法。此外，眉山市财政局专程到当地召开试点工作协调会议，防范当地政府行政干预，确保资金落实到位，不予挪用，减轻文宫枇杷协会的压力，使他们放心支配扶持资金。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试点取得的成效

(一)壮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挥协会的带动作用

1、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建主体向多元化发展

四川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财政部试点工程的推动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主要有以下形式：

(1)依托能人或专业大户组建。即由头脑灵活、懂技术、会经营管理，从事种养、运销、经营的能人或专业大户牵头或联合兴办，这是当前农民

失地农民利益导向机制初探 篇3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生的持续改进，各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加速推进，征用土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失地农民的数量越来越多。如何妥善安置失地农民，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关系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关系到和谐建设的成败。

一、失地农民的现状

失地农民是继城镇企业下岗职工之后出现的又一庞大的困难群体，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土地，还有就业岗位、居住房屋和生活保障，成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安居无房”的“四无”人群。

失地农民主要集中在城郊结合部和工业园规划区。造成农民失地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征地进行城区扩建和工业开发，其它原因有民间自由转让、外出打工自愿放弃土地等。总体而言，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比较严峻，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思想观念落后。目前对被征地农民采取的主要补偿方式是货币安置，由用地单位一次性支付给被征地农民。有些农民缺乏理性考虑和长期打算，在拿到征地补偿费后，没有进行合理安排——投资于生产性和保障性支出，而是大量用于修建房屋、子女教育等生活性和消费性支出上。这样容易坐吃山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

2就业形势严峻。失地导致失业，就业压力大增。失地农民的自身文化和专业技能不高，就业观念狭隘，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靠自身的能力和条件重新就业十分困难。他们所从事的也一般是环卫、绿化、保安等低收入工作。其中年龄偏大和无一技之长的“纯农民”就业最为困难。

3长期保障缺失。土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承载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失去土地意味着失去了基本生活来源，失去了长期的社会保障。现行的征地安置办法没有充分考虑失地农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广大失地农民尚未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失地农民失地返贫现象比较普遍。

4生活水平较低。征地补偿的有限性和失地农民收入来源的不稳定性使失地农民生活水平普遍偏低。现阶段的征地补偿中，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之和一般不超过土地年产值的30倍，约相当于当地公务员3—5年的工资标准。未来随着补偿款的消耗和物价的自然上涨，生活水平还会下降。另外，由于土地被征，原有住房一并被拆，无形中又增加了一笔建房或租房成本。

除此之外，征地过程中的某些不规范行为也会影响这些农民的后续生活质量。比如以租代征，以租用农民集体土地的形式进行非农业建设，规避法定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程序，擅自扩大建设用地规模，同时逃避缴纳有关税费、履行耕地占补平衡等法定义务；标准过低，用地单位有意无意降低补偿标准，由于信息不对称，涉地农民并不了解补偿款是否足额、符合标准，一旦土地被征，转为商业或工业用地后，再找相关部门协调或向用地单位追偿就比较困难了。

二、当前征地补偿的主要方式

1货币补偿。这是目前最主要的补偿方式，国家按照一定的标准，向涉地农民支付土地补偿金和个人安置费，以取得土地的使用权，被征地农民与所征土地完全脱钩，并被永久性推向劳动力市场。这种征地方式简便迅捷，操作性强，但没有对涉地农民日后的生活和社会保障进行考虑，在解决发展所需土地问题时可能产生新的社会隐患。

2社保安置。是将征地补偿金和个人安置费的全部或部分，用于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的一种安置办法。这种安置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失地农民今后的社会保障问题，对加快城镇化进程和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率有积极意义。

3调地安置和异地安置。调地安置是通过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调整土地，使被征地农民重新获得土地的安置办法。异地安置则是将土地补偿费等交给安置地，由安置地统一安排涉地农民的生产、生活。这两种方式旨在保证涉地农民在土地被征后，不致成为真正的“失地”农民，从而减少征地对其生活生产的冲击；但随着耕地的逐年减少，调地安置和异地安置的空间越来越小。

三、完善失地农民导向机制的建议

1提升失地农民技能水平，促进多样化就业

鉴于当前失地农民已经存在和今后几年还会逐渐增加的事实，多渠道促进失地农民就业，是保证农民“失地不失业”的主要思路，也是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在实际操作上，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对于年龄较大、缺乏资金，且无一技之长的失地农民，应加强政府的关怀力度，由政府出资举办相应的技能培训，力促掌握一技之长；同时，与各企业进行协调，尽量帮助这些农民在原住地附近找到适合的岗位。原住地在城郊结合部的，可以到城里择业；离工业园区较近的，可以去工业园区就业。对于有一定资金、年纪较轻的失地农民，应加以政策引导，出台扶持措施，鼓励自主创业。这样既能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又能吸收一定数量的失业人员，还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可谓一举三得。有些城市还专门兴建了下岗职工创业园，在园里创办企业，投入资金不多，优惠政策不少，十分适合这类打算创业的失地农民。

此外，应尽快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培育各种劳务和金融中介机构，将就业市场和信息中心办到失地农民集中的地区，为其及时提供各类就业和创业信息。

2选择合理社会保险方式，构建失地农民社保体系

尽管促进就业在近期能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生产，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因为理论上务农农民可以耕作到六七十岁，而进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则很难工作到60岁以后，在目前就业压力普遍较大的形势下，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因此，在征用土地时即提前筹划农民失地后的养老保障措施，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险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农村保险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社保，采取自愿缴纳的形式，一般按城镇下岗职工保险方式投保，以城镇居民生活标准计算应缴费额，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一般指男性45周岁以下，女性35周岁以下)都可以参加保险。但由于社保缴费标准较高，有保险需求的农民基本都超过了年龄限制(有些地方超过年龄的另需补缴一定的保险费)，加上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此类参保农民很少，覆盖范围十分有限，而且这种趋势在今后几年内难有大的改观。另一种是农保，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和管理，农村经济组织、集体事业单位和各业劳动者共同承担养老保险费的缴纳，按农村消费水平缴费，标准比社保低，退休后所获得的养老保险待遇也相应比社保低。这种保险方式的开支在农民承受范围之内，比较符合农村实际，但不大适合已被征地的农民，因为这类农民流动性比较大，收入也很不稳定，只能作为近期的过渡形式。除此之外，近年在有些地方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方式，叫“土地换社保”，将被征地农民60—70％左右的土地补偿费和全部个人安置费，加上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款项，换取社会保障。这种方法有效防止了一些失地农民拿到补偿金后缺乏长远打算，坐吃山空的现象，代表了今后一段时期内失地人口保障措施的发展趋势，可以积极借鉴，吸收其中合理的内核，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具体办法，以长期有效地解决失地农民因年老、失业和疾病而带来的各种困难。

3优化土地补偿设计方案，保证失地农民长期受益

河南农民专业合作社机制探讨 篇4

我国是农业大国, 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农民收入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河南省又是一个农业大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 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格局导致农户交易成本增加, 农产品缺乏竞争力。单个农户的“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难以有效对接, 增大了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 使“三农”问题难以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 催生了各类新型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它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竞争力, 降低采购成本和交易费用,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整体来看, 农民专业合作社还未真正发挥作用, 合作经营优势没有体现出来。作为当前农村经济制度创新的具体形式,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该建立怎样的组织制度并构建有效的运行机制以体现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高效率呢?这是一个不容忽视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合理地设计和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 能够有效地克服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的问题, 促进现有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进一步完善和实现制度创新。

一、河南农民专业合作社现状

(一) 区域性发展特征明显。

从全国范围来看, 河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数量在全国排名第五, 与第一农业大省的位置不尽相称。从我省内部来看, 信阳、焦作、周口、安阳4市发展较快, 合作社数量占全省总数的45.64%;其他省辖市发展较慢, 数量相对较少。

(二) 合作关系相对松散。

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求社员入股, 并实行盈余返还, 属于实体性组织, 成员与组织的关系比较紧密。专业协会是以技术交流、信息沟通和行业自律为主的非营利组织, 成员的经济参与程度低, 组织关系相对松散, 2010年3月底, 全省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19, 101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占33.27%, 农民专业协会占38.34%, 其他利益关系更加松散的非正式组织占28.38%。相对来讲, 合作社的运营较稳定, 农民从专业合作社中得到的服务比较多, 取得的收益也比较大。

(三) 合作领域相对集中。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产业之间的分布不均匀, 主要集中在市场化、规模化、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蔬菜、瓜果、养殖等产业领域。目前, 河南省在大宗农作物领域内从事生产与经营的合作经济组织非常少。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进行农产品深加工的较少, 产品档次较低, 知名度不高, 市场竞争力不强。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粮食长期以来垄断经营, 以至于在粮食领域内产生与发展合作组织缺乏必要的基础和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国家宏观政策取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建和发展的影响程度。

(四) 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程度不高, 辐射范围有限。

目前, 河南省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大多局限于乡镇范围以内。据统计, 全省各级农业部门认定的示范社约有1, 500家, 仅占全省总数的7.85%。虽然农民合作社都制定了章程, 设立了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代表) 大会, 但有相当一部分流于形式, 缺乏有效的民主管理与监督机制。

(五) 组织创建以农村能人和大户牵头为主。

河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建呈多样化态势,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农村能人或大户牵头创办的, 另外一些或是由当地龙头企业牵头创办, 或是由当地村委会、乡镇政府等基层组织和政府出面牵头组建, 或者是依托当地农委、供销社、科协等经济技术服务部门组建。由能人或大户牵头组建的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势头相对较好, 而那些依托其他力量组建的合作组织, 则逐步减少。

(六) 服务内容以技术和购销服务为主。

目前, 河南省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服务内容以农资供应、农产品供销和提供信息服务为主。这一状态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合作组织自身的经济实力以及农户目前的需求方向决定的。因为在目前我国合作组织发展尚不规范时期, 从事农产品供销极可能存在一定的盈利空间, 而提供技术信息服务只需较低的成本;从另一方面来讲, 对于分散经营且市场信息不畅的小农户而言, 目前他们最迫切需要的也正是一些增收致富的信息以及销售各类农产品和以较低成本获得生产资料的途径。

二、河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 决策机制存在的问题。

河南省目前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都没有明确的章程来对合作经济组织的职能、组织机构、社员的权利和义务、财务管理等做出明细的规定, 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管理能力较弱。专业协会几乎都没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也只有少数的专业协会有明确的章程, 组织机构设会长和副会长, 对社员的权利义务做了规定。管理人员一般都是当地的种植大户, 有威望的人 (如村长) , 或是有经验的农户, 大多知识文化水平不高, 难免会在管理上存在局限性。因此, 现有的合作经济组织在刚开始建立的一、两年内都有不同程度的“倒贴本”现象。若持续如此, 会打击合作社内部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如何完善合作社的内部盈利机制,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另外, 河南省现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有半数以上不是由农民发起的, 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乡党委书记和乡长直接挑头办合作组织的现象, 社员的经济参与程度低, 普遍不愿意入股或交会费, 只想得到无偿服务, 在许多合作组织中形成了一种“依托单位利用散户谋取自身利益, 散户依靠依托单位享受无偿服务”的合作模式, 多数都没有建立起稳定而紧密的利益关系。因此, 就形成以政府决策代替合作组织决策的现象, 社员的民主权利难免受到影响。

(二) 监管机制存在的问题。

政府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市、县 (市) 两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管理部门不统一。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意见》要求, 农业部门被明确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主管部门, 但调查发现, 由于种种原因, 在市、县 (市) 两级, 多头管理的问题十分突出:有的是农业行政管理部门主管, 有的是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和供销社各管一摊, 有的由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管, 有的由科协主管。严重影响了有关各种政策信息的传递和贯彻执行, 同时也使得不同地区的相关政策和信息难以整合、交流和共享, 加大了行政管理的成本。

同时, 有些地区政府参与过多。目前的大部分所谓的协会和合作社是在政府的干预下成立起来的, 除了应付上级的检查之外, 基本没有什么工作, 如一些地方要搞什么“三加”模式、“三加”工程, 其实为面子工程。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 一方面是触动了一些部门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当前政府职能转变的有力证据。不过, 最起码这些地方政府部门还是关心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的。

(三) 投入机制存在的问题。

组织会费和股金十分有限, 资本筹措渠道狭窄, 资本短缺成为合作组织发展的瓶颈。劳动联合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点之一, 但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 合作组织对资金的要求越来越高。西方国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相当多的资金支持, 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政府支持和信贷方式获取资金却十分困难。河南省财政每年安排省厅专项资金350万元, 开展农民合作组织试点工作, 焦作、郑州、周口等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好的地方也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进行支持, 但大多数市、县没有安排专项支持资金。在这种情况下, 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取资金的主要途径为:社员自筹、外部股金和自我资本积累。但从目前看, 难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大多数参加合作社的社员农户自身经济势力有限, 无法聚集大量股金。由于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较小, 从而利润较少, 在合作社的盈余分配中所提取的公共积累就比较少, 通过这样的资本积累为扩大合作社的规模积累资金难度比较大。因此, 在当前,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筹资渠道极其有限且较为狭窄, 资金短缺成为制约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 利益分配机制存在的问题。

河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 该阶段的利益分配机制也正处在成长的阶段, 问题较多,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合作社的发展。该阶段合作社利益分配机制现状表现为如下特点:1、分配方案中公益金、公积金、利润返还、股金分红、股息各自所占比重呈非正态分布状态, 无规律可循;有的合作社甚至没有公益金、公积金。风险防范和积累机制的缺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合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2、股金分红和利润返还比例标准不统一, 有些合作社的分配比例由合作社领导自己说了算, 缺乏民主。更为严重的情况是, 随意制定股金分红、股息、利润返还的比例, 利益分配机制混乱;3、有些合作组织分配方案设计不合理, 物价发生变动时不能及时调整, 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或合作组织的发展。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不少合作社领导、主管部门和社员都不知道股金分红、股息和利润返还为何物。由于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所导致的合作社发展受阻甚至解散的实例屡见不鲜。

三、完善河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的对策

(一) 统一利益分配机制。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虽然对合作组织的财务和盈余返还等做了相关规定, 但把分配比例的决定权完全留给了合作社本身。这一方面给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更多的自主权和自我发展空间, 充分尊重了农民的自我创造;另一方面却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利益分配机制制定的随意性增加。因此, 应尽快出台相关条例适当地规定盈余分配比例, 体现按资分配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分配特点。

(二) 加强监督机制。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一些倒闭的合作社和社员意见较大的合作社主要问题之一是管理人员以权谋私。合作社虽然设有监事会, 要么形同虚设, 要么在混乱的合作社中与理事会人员串通一气。鉴于此, 合作社的监督应实行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办法。

内部监督主要是发挥监事会和社员的作用, 采取社务公开、账务公开等方式, 监督管理人员的行为。在章程中明确监事会的监督方法, 可针对财务及分配事项在监事会成立财务督察小组, 其任务包括:对合作社财务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审查;及时发现合作社财务、利益分配机制实施中的不规范行为等;监督合作社重大事务、财务运作情况、盈余分配情况, 以及社员十分关注的其他事项等。针对合作社内部人控制等现象, 建立述职评议制度, 要求合作社管理人员进行年度、届中、届末述职评议, 并建立相应人员的廉政档案, 对合作社制度的具体执行者的廉洁自律情况作全方位监控。

外部监督包括:一是系统监督;二是社会监督。系统监督主要是上级主管部门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社会监督指发挥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审计机构的作用。审计部门在审计结束后要依据审计的情况形成详细的总结报告, 并督促合作社理事会解决审计中发现的问题, 而理事会要将审计结果通告社员, 保证监督审计公开。

(三) 完善内部管理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有效的经济组织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引入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机制, 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科学合理的内部责任制度并严格遵循, 以实现合作经济组织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首先, 要建立保障机制。合作经济组织首先要建立内部章程, 明确规定社员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 由全体成员组成, 可以投票表决重大事项。理事会是会员大会的执行机构, 代表前者处理合作经济组织日常经营管理事务。监事会则主要履行对理事会的监督作用, 防范有可能出现的组织制度风险;其次, 制定财务管理、民主监督、经营决策等规章制度, 并通过签订合同、协议、契约等,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规范各自的行为;最后, 要建立利益保护机制。正确处理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户的利益分配关系, 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通过建立风险基金、合理让利、制定最低保护价、利润返还、预付定金、赊销生产资料等有效方式, 积极扶持农民发展生产。

(四) 转变政府管理机制。

首先, 要排除政府的不作为或乱作为行为。政府部门要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这项工作, 但是不要直接参与到合作组织自身的管理当中。政府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引导和规范组织的发展。比如, 制定相关的资金扶持政策, 譬如资金补助、低息贷款;或者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减免政策;其次, 要理顺各市、县 (市) 的管理体制, 确立各级农业行政部门的主管部门地位, 尽快改变河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主管部门不统一, 政令传递不畅通的现状;再次, 要加大对县 (市) 一级农民合作组织的管理机构的建设力度, 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硬件建设和教育培训等方面进行倾斜, 加强管理队伍建设, 加大工作力度。各地依法成立的合作社, 应报当地农业部门备案。农业部门要切实负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指导和服务工作。

(五) 改善信贷机制。

借鉴西方农业发达国家对农村合作经济的信贷支持, 政府当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这一问题:1、以政府贴息方式提供专项信贷支持。主要是通过政策银行向农户或合作经济组织提供专项低息甚至是无息贷款帮助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大建设所需资金, 如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改进等;2、以政府担保为前提, 协调农村信用社及农村其他金融组织在农业信贷方面采取向合作社倾斜的政策, 扶持合作社的经营和发展;3、创造宽松环境支持发展农民合作金融。建立农民自己的金融组织, 在农村社员之间融通资金。合作社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 一个完备有效的合作金融体系是合作社成功运营的基本保障。

摘要：中国农业经济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阶段, 时代的发展昭示着我们要进行新的农村改革。农业经营组织化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 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如何积极引导发展各种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 如何改造传统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源, 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 显得十分迫切。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形势, 对河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进行系统的研究。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机制

参考文献

[1]陈剑峰.当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调查研究.农业经济, 2004.3.

[2]孙亚范.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农民减负要建立长效机制 篇5

李风臣

农民负担问题一直为党中央、国务院所关注，也一直被各级党委、政府所重视。从今年开始，中央决定取消农业税，必将大大减轻农民负担。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必须致富与减负并举，加法与减法并用，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建立起农民减负的长效机制。

建立农民减负长效机制，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建立农民减负长效机制，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不是单纯让农民少拿几个钱的问题，而是关系全局、事关长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一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在农村。只有建立农民减负长效机制，才能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建立农民减负长效机制，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其进—步增加投入、发展生产，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农村稳则天下稳。只有建立农民减负长效机制，才能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建立农民减负长效机制，必须用现代科技知识武装农民农民科技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农民收入增加的多少。只有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才能使农民负担得到减轻。因此，要把提高农民科技素质作为一项基础工程来抓，健全完善科技服务网络，组织涉农部门深入乡村开展科技服务活动，使农民掌握实用技术，提高增收致富能力。引导农民推广使用农业先进适用技术，积极发展无公害、绿色农产品，增加农业效益。近年来，我们大力实施“科技入户”工程，每年培训农民都在1万人以上，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8．5％。

建立农民减负长效机制，必须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转移农民造成农民负担重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增收乏力和广大农村的贫穷落后。目前，农业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的短缺，严重制约了农民增收。因此，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跳出就“三农”抓“三农”的传统思维定式，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要围绕农业资源兴办农业龙头企业，优化发展环境激活民营经济，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企业，实现农民的就地转移。大力组织劳务输出，引导更多的农民成为产业工人，获得较高的收入。近年来，我们实施招商引资和民营经济两大工程，全县50%的村干部、30％的农户有了自己的致富项目。同时加大农民培训力度，大力发展劳务经济，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建立农民减负长效机制，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扶持农民多年来，政府缺位造成的农村公共产品缺失是农民负担重的—个重要原因。减轻农民负担，政府职能必须发挥到位，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要加大对农机补贴、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的落实力度，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加大对农村合作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近年来，我县每年投资3000多万元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农田有效灌溉率达95％。投资2亿元，新修农村公路1250公里，全县90%以上的村通了油路，70％的村通了客车，极大地改善了农村交通环境。去年协调支农贷款1．8亿元，扶持种养大户6000余户。

建立农民减负长效机制，必须大力优化环境保护农民当前，侵害农民利益的事很多，农民仍然面临名目繁多的各项收费，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尽人意。作为地方党委、政府，要保护农民权益，杜绝向农民的乱收费行为，为农民创造休养生息的良好环境。近年来，我们推行政务、村务公开，有效防止了随意提高收费标准和搭车收费现象的发生。要优化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严厉打击各种黑恶势力，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从纪检、政法部门选派100名干部组成优化农村环境督导队，保护了群众利益，实现了农村治安安定，社会稳定。

建立农民减负长效机制，必须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素质时下，有的农民群众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有的花钱搞封建迷信活动，有的大量支出人情消费，有的不惜债台高筑进行赌博等违法活动。这些都成为农民沉重的隐性负担。因此，必须用社会主义新风尚、新思想教育农民。要坚持不懈地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农民群众积极投身农村“三个文明”建设。坚持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移风易俗、革除陋习，在农村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帮助农民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近年来，我们在农村普遍开展了“以城带乡，城乡牵手”、“星级文明户”创建和农村文化创建等活动，有力地提高了农村文明程度，减轻了农民的隐性负担。

农民合作组织亟待完善 篇6

作为方兴未艾的新生事物,发展中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当前还面临着许多问题:

组织机构不健全｡相当一部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依托政府的某个技术部门而成立的,有的甚至由政府包办,身份不明确,绝大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没有进行法人登记,亦很少在民政部门进行社团登记,有些干脆只是在乡镇农办打了个招呼挂了个号,没有确立市场主体地位;组织规模小,覆盖面狭窄,实力薄弱｡就无锡来说,全市没有一个跨区域的合作组织,较多局限于本镇､本村,因此发展潜力受限,抵御市场冲击的能力差｡

运行机制不规范｡现行的农民合作组织大多没有完善的章程和运作机制,组织管理制度不健全,合作机制脆弱;在合作组织中,龙头企业､农村能人和种养大户以及政府所属的农技或供销部门,是主要投资者,拥有绝对领导权,而普通农户因投资少,分散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则居于从属地位,很少发言权｡

利益机制不完善｡目前存在的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的利益联结关系,更多体现为经纪人､代销商的模式,实质上是简单的买卖关系或合作互助关系,并非以产权为纽带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与农户之间利益联系不直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侵害农户利益;有些龙头企业加入合作经济组织的目的或许还不是为建立稳定的生产基地,而是借合作经济组织之名享受相关政策优惠,“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合作原则很难体现｡

上述问题要政府和农民合作组织两方面共同努力,加以解决｡

通过外部环境的创造,鼓励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是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一是建立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法国在1894年通过立法确定了农业互助信贷合作社的合法地位;德国1898年颁布了合作社法;美国于1926年制定了合作社销售法;日本政府先后颁布实施了《农业协同组合法》､《农林渔组合重建整备法》､《农协助成法》等法律｡正是这些行之有效的合作社法律体系,创造出较好的制度环境,规范了农民合作组织,保证了其健康发展和作用发挥｡二是给予财政､金融等经济支持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如德国政府规定农协各种税收均比其他法人纳税税率低10%左右;对合作社用税后利润进行投资的部分免征所得税;支持信贷合作社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给予贴息贷款或无息贷款等｡各种政策对农民合作组织的支持,使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具有了强大的后劲｡

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参照国外的经验,可以明确的是:在农民合作组织建设的过程中,政府既不能简单地退出,也不能采取传统方法,强化对农民组织的行政领导和行政控制,而是要在政府自身转型的过程中,加强制度环境建设,积极地支持､规范､引导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一些地方政府试图以个别政策倾斜扶持的方式,给单个特定的合作组织以特定的扶持手段,可以在培育少数典型样板方面取得成效,却无法解决处于初始发展阶段､面临许多成长中困难的总体问题｡因此,与提供个别政策扶持､帮助个别组织相比,政府为合作组织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行为规范,才是当务之急｡一是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目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缺失,致使其不能以独立的经济实体开展各项经营,在销售产品､签订合同､解决贷款等方面存在许多困难,合法利益因此也得不到保障｡要加快《合作社法》的起草和立法进程,尽快确立农民合作组织的合法地位和运行规则,在此之前,可先行制定类似《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同时规范合作经济组织的行为｡二是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行普惠制政策｡农民合作组织是弱小经济实体,是市场竞争中农民加强组织化程度､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的选择｡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不仅能保护农民利益,而且还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等一定的社会职能,国家理应通过制定扶持政策给予支持和帮助｡现实中的有些优惠政策有失公平,一些地方热衷于典型示范,扶持重点｡例如掌握在政府部门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政贴息,分配安排随意性很大,往往是“不跑不要,享受不到”｡应当尽快改变这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状况｡具体措施就是实行普惠制,即政府制定扶持的条件和标准,凡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核后一律平等享受｡这些政策主要应是新办补助､税收优惠､为农服务的大宗固定资产投入贴息等等｡三是构建良好的服务平台｡各级涉农行政部门要主动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公共政策咨询,收集和发布市场供求､价格､科技等信息;建立与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联网的专门网站,搭建公共信息服务和网络营销平台;引导农民合作组织实施品牌战略,发展标准化生产,加强质量管理;培训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专门人才,使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开拓能力,增强带动农民致富的本领｡

农民合作组织的机构设置､内部管理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外部监督机制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民办､民管､民受益”也就有了保证｡在组织结构方面,要坚持加入合作组织的成员的生产资料和财产的所有制性质不变,农户或家庭农场独立自主的经营决策权不变,以确保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宗旨不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质的规定性不变｡在内部管理机制方面,合作组织应坚持民主管理原则,对其成员不具有支配和管制的职能,只是通过开展业务活动对其成员进行指导和服务,在需要的活动领域内进行农业合作,合作组织与其成员在法律上和经济上地位都是平等的｡在利益分配机制方面,以成员的持股额,与农产品的交售配额相互挂钩,两者比例一定,剩余按交易额比例返还｡同时要有完备的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督措施｡

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要以经济利益为纽带,明确权益和责任,规范各自的行为｡对于目前运作比较规范的,要把农户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长远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农户既是受益者,又是建设者;对与农户联系比较松散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要通过合同或契约的形式,注册登记,建章立制,把利益连接机制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通过健全资产运营机制､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完善内部积累与发展机制等等,创造性地健全和完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一是健全机构设置｡除社(会)员代表大会､理事大会外,还应设立监事会,建立合作组织内部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二是创新产权制度｡在合作组织内积极推行股权设置,即入社社员必须认购股金,以建立股金帐的方式明晰国家､会员个人､龙头企业或其它经济实体投入的资金份额,防止集体资产与会员个人资产的混淆与组织共有资产流失,同时控制会员以外的成分持股比例过高,以确保政府扶持政策和组织盈余会员共享｡三是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建立民主决策制度,制定并严格实施《章程》,领导层选举及重大决策实行票决制,亦可设立会员代表大会,以提高决策效率;还应健全组织活动制度､民主管理制度､工作人员岗位考核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具备条件的合作组织可考虑实行董事会与经理层分工经营的模式,聘用职业经理人,以提高管理效率｡四是建立内部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健全利益分配制度､风险保障制度,凡对社员生产的产品实行收购､销售的专业合作社,均应制定一套详尽的利益分配办法,如产品收购价格确定､质量标准认定､收益分配(包括二次分配)､积累金提取､社员利益保障等;以政府财政补贴一些,商业保险公司承保一些,组织盈利中拿出一些的方法,建立起风险保障基金｡五是健全民主监督制度｡提高监事会和普通会员的监督能力;发挥审计部门､农业经管部门的监督作用,确保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农民谋利｡

(作者单位:中共无锡市委党校)

农民合作机制 篇7

1、依托产业“建”社, 解决好合作社发展慢的问题

1) 培育发展一批。主要是围绕优势资源和特色产品, 打破地域、行业和所有制界限, 实行多领域合作、多形式运作, 实现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即鼓励引导特色农业种植大户、农机大户牵头, 采取土地入股的形式组建合作社;依托具有一定牵动能力的大型养殖场, 组建各类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由农产品经销公司、贩运大户牵头, 组建农产品经销合作社, 促进农产品的顺畅销售。

2) 规范改造一批。严格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有关规定, 重点规范专业合作组织的注册登记、建立章程和完善内部管理机制, 彻底解决少数人说了算、财务管理不规范和收入分配不合理等突出问题, 保护合作组织成员的主体地位和经济利益, 增强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3) 选择一批发展潜力较大、示范带动作用较强、运作比较规范的专业合作组织进行重点扶持。集中打造一批“产业规模大、带动社员多、农民收益高、利益联结紧、市场品牌响”的专业合作组织,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2、依附机制“立”社, 解决好合作社能力弱的问题

1) 用人机制专业化。加强对合作社成员的业务培训, 使他们熟悉与合作社相关的政策, 提高文化素质和种养殖能力, 减少在经营管理决策方面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鼓励大中专院校学生和农业技术人员到合作社中任职或加盟, 提高合作社的管理服务水平。

2) 运行机制科学化。实行自觉自愿、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真正把合作社办成农民自己的组织。进一步建立健全合作社岗位职责、生产管理、收购营销、财务会计、档案管理等切实可行的制度。

3) 分配机制公平化。建立农户与合作社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 在同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基础上, 避免合作社盈余过于向少数人集中, 让农民真正享受到合作社的好处。

3、依靠政策“强”社, 解决好合作社后劲差的问题

1) 领导推动。各级政府都要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领导小组, 实行联席会议制度, 定期交流情况, 研究解决问题。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负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试点培育、政策咨询、业务指导、宣传培训、登记备案等工作。

2) 政策牵动。出台关于积极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 专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制订相应的扶持政策。在安排支农资金时, 优先考虑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承担的开发建设项目。实行项目安排倾斜、奖励扶持资金倾斜和技术人才倾斜等。

3) 典型带动。围绕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选择一批规模大、运行机制好、带动能力强、增收效果明显的专业合作社, 进行重点扶持。

农民合作机制 篇8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是一个组织的核心和灵魂, 运行机制的好坏直接关系着组织能否顺利的发展。内部运行机制的好环直接影响到合作组织的经营绩效和自身的凝聚力。

一、新疆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新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剧增。截至2009年底, 新疆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2311个, 是2007年的4.5倍, 其中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合作社2133个。成员人数达15.1万户, 比2007年增加7.9万户, 增长109.7%。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非成员农户45.4万户, 比2007年增加34.5万户, 增长316.5%。2009年全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组织销售农产品总值11.25亿元, 统一购买农业生产投入品总值2.6亿元, 入社农户增收在20%以上。培训成员和农民13.9万人。

从整体情况看, 新疆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质量并不高, 主要问题在于内部运行机制不规范。以昌吉州为例, 在全州现有283个各类专业合作社中, 松散型合作社226个, 占总数的80%;半紧密型42个, 占总数的15%;以股份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紧密型合作社15个, 占总数的5%, 其中股份合作社10个。但是, 78%的专业合作社存在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不规范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章程不规范, 往往流于形式, 写一套做一套。有的即使建立了章程, 也是纸上谈兵, 没有严格按章程制度去运作。二是科学民主管理与监督机制不健全, 日常经营决策往往由少数人说了算。三是财务制度不完善, 有的合作社设立后没有建立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与财务账目, 有的没有按照《合作社法》的规定建立成员账户;合作社档案资料管理不够规范, 没有专人收集、整理、管理档案资料。四是合作社与成员的利益关系还不够紧密, 大部分合作社的“二次返利”比例较小, 有的甚至没有“二次返利”。

二、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的因素分析

(一) 领导素质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功创建和有效运营离不开具有合作精神、愿意为广大成员服务的关键成员, 这些关键成员在最初的制度订立和日常管理决策中都有突出的影响力, 他们的素质、水平甚至个性直接影响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建、运行和发展。新疆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资源及历史沿革等原因, 工业化和市场化发展缓慢, 各类优秀管理人才供给严重不足, 加上农业又一个相对比较艰苦的行业, 农业经营收入不高, 农业生产经营部门缺乏对外来优秀企业家的利益诱导能力, 难以吸引优秀的管理人才。成为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创新机制、有效运行的一大障碍。

(二) 成员主体意识

农民组织化的主体是多元的, 但最基础的主体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 这些主体中最关键的不是多数小农户, 而是专业大户。尽管农民专业合作社强调“民办、民管、民受益”, 但还是客观存在着关键成员 (能人、领导者、大股东等) 和普通成员之分。小农户参与合作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产品的销路和增加收入, 在合作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小农户主要充当惠顾者的角色。在农产品普遍处于过剩阶段, 合作社解决产品销路, 也就解决了农民的头等大事。卖得越多, 农民得到的实惠越多, 所以农民很少想到在卖出产品后还要参与“二次分配”。加上合作社投资比例中, 大户投资占的比例大, 往往占有合作社绝大部分的日常控制权。因此, 农户参与合作社民主管理、生产经营的意识淡薄, 无论监管与否, 涉及自身利益不大。这是制约合作社规范运行的主要因素。

(三) 地方政府职能定位

农民专业合作发展的初期, 普遍受到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约束, 地方政府的主导力量不容忽视。但地方政府介入一定要适当, 否则会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地方政府在合作社发展中应依法管理、政策引导、服务支持、登记许可。从技术扶持、资金资助、产业项目到销售支持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 提供有效服务。但是由于操作不当, 往往存在拔苗助长现象, 加大了组织运行风险。同时, 行政过分干预, 民主管理不能落实, 直接关系到合作社运行机制的建立与实施。

三、建立健全新疆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的对策

(一) 健全规章制度

制度建设是确保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也是建立健全合作社运行机制的前提和保障。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建立健全以下主要的规章制度:

1、建立健全合作社章程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章程是合作社自治特征的重要体现, 是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章程中详细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内外部游戏规则和法律要求应当规定的内容, 是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运作的基础。因此, 对于合作社的重要事项, 都应当由成员协商后规定在章程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章程由全体设立人制定并一致通过, 所有加入该合作社的成员都必须承认并遵守。

2、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科学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 是合作社的支柱和行为规范, 是营造民主管理环境和氛围的前提, 同是也是保障合作社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合作社应在会员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定民主管理制度、财务制度、生产管理制度、盈余分配制度等, 使合作社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1) 建立健全民主决策制度。合作社生产、经营管理、加工、储运、销售等各个环节中的重大事项, 必须经过成员大会 (或成员代表大会) 、理事会、监事会 (或执行监事) 民主讨论决定, 实行民主决策。 (2) 健全财务制度。财务制度的完善是作为经济组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良好运行的前提, 也是保护成员利益的基本要求。国家专门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务会计制度,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的财务会计制度进行核算。 (3) 生产管理制度。合作社必须依托产业制定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农民专业合作社要为其成员提供必要的农业生产资料购置, 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等经营管理环节上的服务;成员与合作社签订生产、加工、储运、销售合同, 并按照合同履行相关规定。 (4) 建立规范的盈余分配制度, 合作社要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各自制定的章程及成员大会的决议, 将当年盈余返还给成员, 且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

(二) 明晰合作社产权

从国内外合作社发展的经验来看, 股份合作制是普遍采用的一种产权结构方式。应从以下方面规范成员出资行为:

1、提倡和鼓励合作社有条件的成员都出资

法律虽然没有要求合作社的成员都要出资, 但为了体现成员享受的经济责任的一致性, 也为了体现资本报酬分配上的合理性, 有条件的合作社还是要鼓励合作社能出资的成员尽量出资。成员可以以货币出资, 也可以实物、技术、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作价出资;但是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

2、完善成员出资结构

在股权设置上, 原则上坚持股权比例与投售规模相协调, 并适当兼顾投资者与生产者双方的利益, 避免股权的过分集中, 尽量避免一股独大现象。在具体划分股份比例时, 要注意保护 (生产者) 成员的利益, 使投资者的收益体现在以投资为主的收益上, 生产者的利润体现在产后交易和市场交易上, 其盈余的享受比例按对产品的市场风险的比例享受, 并留出一定的股份, 积极吸引技术、品牌、网络、资本、管理等无形资产加盟合作经济, 为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提供充足的养分, 提高合作社的市场竞争力。

3、明晰合作社产权关系

要严格区分和明确界定成员入社资产和成员家庭经营资产的关系, 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例如, 专业大户发起设立的合作社, 专业大户将自己相关的实体加入合作社, 可以采取两种形式:将这些服务实体作为单位成员入社, 服务实体只为成员提供相关服务, 这些服务实体的产权及服务收入仍属专业大户个人, 而不属于合作社;将这些服务实体作为大户对合作社的出资入社, 这种形式下服务实体产权及其相应的服务收入就直接归属于合作社。

4、规范成员出资手续

合作社应当向所有出资成员出具出资证书, 并依法进行登记。如果成员出资总额发生变更, 还应当在做出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三) 规范组织机构和民主管理机制

1、规范组织机构

农民专业合作社通常可以有以下机构:成员大会、成员代表大会、理事长或者理事会、执行监事或者监事会、经理等。其中, 成员大会和理事长是合作社必设的组织机构。规模大的合作社还可以设立理事会、执行监事或监事会。根据法律规定, 理事长、理事、执行监事或者监事会成员, 都必须是本社的成员, 并应当依照规定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 依照本法和章程规定行使职权, 对成员大会负责。但是执行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有关公务的人员, 不得担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理事、监事、经理或者财务会计人员。

2、规范民主管理机制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大会选举和表决, 实行一人一票制, 成员各享有一票的基本表决权。对于出资额或与本社交易额较大的成员, 可以按照所在合作社章程规定享有附加表决权, 但附加表决权不能超过成员基本表决权总票数的20%。合作社成员在行使选举和表决权时, 应当按照这些规范的要求来实施。合作社应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法定重大事项必须由成员 (代表) 大会讨论决定, 并形成决议存档备查。形成“成员 (代表) 大会决策、理事会执行、监事会监督”的民主管理机制。

(四) 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搞好盈利分配是合作社增强凝聚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了明确界定成员与合作社之间的财产关系, 法律要求,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为每个成员设立成员账户, 将该成员对本社的出资, 量化为该成员的公积金份额以及该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记载在其账户中。并严格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成员大会决议进行利益分配。

(五) 建立有效监督机制

合作社应建立和健全社会监督与内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社会监督主要是发挥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作用, 监督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否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从事经营活动;农业经管部门从业务的角度,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引导合作社规范化发展。合作社通过内部设立的监事或监事会, 一方面对财务管理及合作社经营管理人员进行监督, 实行财务、社务公开, 严防共有财产流失或浪费, 加强对经营管理情况特别是财务上的监督检查, 发现问题予以及时解决。另一方面对成员的生产环节或者原料质量进行监督, 确保合作社经营项目的质量, 为合作社品牌的创立奠定把好质量关。

参考文献

[1]、孙艳华.创新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 2008 (6) .

[2]、王成军.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的思考[J].甘肃农业, 2008 (12) .

[3]、宁茂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治理机制研究[J].农村经营管理, 2009 (8) .

[4]、毛宁波.对合作社可分配盈余计算的探讨[J].农村财务会计, 2009 (2) .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益贫性及其机制 篇9

反贫困工作不是由任何一个单一主体的投入即可完成的, 它需要政府、社会、社区、贫困群体之间的有效合作, 而这种有效的合作必须通过一些有效的组织载体来完成。而合作社一直被人们视为一个由贫困群体通过自助和互助而实现益贫和脱贫的理想载体。

毋庸置疑, 合作社“天然地”具有益贫性 (Pro-poverty) 。合作社运动最初源于一些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的倡导和推动, 其初衷和旨趣从根本上说是益贫的,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最初的合作社形式几乎都以互助性合作社为主, 以益贫为导向。而共赢型合作社则是在二战以来才逐渐成为主要形式的;合作社的内部制度安排大都强调维护弱者或贫困社员的组织主体地位、自我服务旨趣和民主管理权力。

其次, 合作社是各种经济组织中易为相对贫困人口接受的一种。合作社主要以个人的努力和有组织的合作为基础;合作社需要很少或不需要创办资本;合作社是通过在干中学来发展的;合作社强调以自己的力量来经营发展, 不依赖于外来援助。

而在农业和农村领域中, 农业合作社 (或农民合作社) 的益贫性及其益贫功能则更为显著。

首先, 小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无疑是弱者, 而弱者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壮大自身力量。因此, 从本质上看, 农业合作社是弱者的联合, 是农民利益的“保护者”。通过农业合作社把弱者联合起来, 不仅可以让农民避免无序竞争, 而且可以提高农民的市场谈判地位, 维护自身利益;不仅可以让农民获得出售农产品的直接收益, 而且可以让农民通过合作社的再分配机制, 获得产后环节的收益。对于弱者中的弱者——贫困农户而言, 正是由于农业合作社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特性, 通过无偿或低价采购供应农业投入品、按市场价或保护价收购产品、一人一票、按交易额和股金额返还盈余等措施, 保护了贫困农民社员的利益, 增加了农业收入, 起到了其他经济组织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 长期以来, 政府指导农民、扶持农业的各种政策措施主要通过有关部门来落实, 一些指导性政策往往因直接指挥难以完全成为农民的自觉行为, 一些扶助性政策往往因直接包办难以充分发挥政策的实际作用。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农业合作社作为农民利益的“保护者”, 政府不仅可以通过它们及时准确地了解农民群众的心声, 而且可以通过它们及时地落实相关扶持政策, 使它们成为农村政策的有效贯彻者。

可以确认, 贫困农户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的合作, 对于我国反贫困工作益处非浅。首先, 贫困户间的合作可以解决分散的贫困农户与大市场及政府政策对接的基础性瓶颈;其次, 可增加贫困农村地区经济制度供给, 甚至是推进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另外, 更重要的是, 贫困农户之间的合作, 还使他们获得了平等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决策的权力, 他们可以从自己的自由投票中体会到自身的尊严和人与人间的平等, 逐步增强自信心, 激发自身潜能, 而这正是可持续反贫困所需要的极为重要的资源。

然而, 在充分注意到合作社 (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益贫性的同时, 我们必须指出三点易为人们忽视的误区:

误区之一:合作社必须帮助贫困人口。在20世纪70年代, 联合国有关研究机构曾批评合作社不帮助贫困人口, 加上其他合作社在扶贫上的失败, 人们曾经怀疑合作社在扶贫方面的功能和机制。实际上, 人们与其问“合作社是否能够帮助贫困人口”, 不如问“贫困人口能够通过组建合作社或加入合作社帮助自己”。换言之, 合作社虽然具有“天然的”益贫性, 但合作社并不“必须”帮助贫困人口。

误区之二:合作社是反市场的。应明确指出, 合作社从开始就不打算且从不打算去颠覆市场经济规律和外部环境。换言之, 合作社成员设想的只是合作社内部的益贫机制, 而对外部实际上更多地反映出一种环境适应性, 即在尊重外部环境的前提下, 通过内部的组织机制来实现益贫。当外部环境发生足以危及合作社生存和发展的深刻变化时, 合作社往往通过调整和改革内部机制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

误区之三:贫困群体组建合作社就一定能够摆脱贫困。应该说, 在所有的经营组织中, 合作社是比较容易为低收入者接受的组织。然而,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 由于缺乏人力资源、社会资本, 很难组建成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合作社, 更不必说就一定能够摆脱贫困了。只有那些有共同需要, 有一定特长、守纪律和在集体行动中相互信任、有能力管理自己事务的人, 才能通过组建自助和互助的合作社形式来达到大大改善自己处境的目的。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益贫机制

1.合作社类型

人们往往将合作社分为专业型合作社和社区型合作社。如果专业型合作社是同类生产经营者的联合, 那么社区型合作社更多的是着眼于解决社区居民要共同面对的困难。在这个意义上, 社区型合作社常常被人们认为更具有扶贫功能。

目前,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比较经典的合作社、具有股份化倾向的合作社、相对松散的专业协会、类如“新一代合作社”的现代合作社。一般认为, 其中的经典型合作社和协会型合作社相对比较可能实现扶贫功能。

在此, 我们要特别提出另一种关于合作社的分类。在这种分类中, 合作社有两种类型:一是互助型合作社 (也称为内向型合作社) , 这种合作社以自我服务为基本旨趣, 以内部交易为主要经营形式, 强调成员间通过互助性集体行动共同改善经济社会境遇。如资金互助社、用水协会、一些服务合作社。二是共赢型合作社 (或称外向型合作社) , 这种合作社以增值服务为基本旨趣, 以外部交易为主要经营形式, 强调成员间通过要素合作来实现盈利性目的。如采购合作社、销售合作社、一些服务合作社。应该说, 这两种合作社都具扶贫功能, 但互助型合作社的扶贫功能相对显著。因为共赢型合作社的主要目标是走向市场, 参与市场竞争以获利, 而一般的小农、弱者并不具备走向市场的人力资源, 因此他们往往需要大户来带动, 故而这类合作社多带有股份制色彩。

2.合作社的益贫机制

可以认为, 合作社的益贫机制就是合作社能够给予贫困社员的利益以及实现这些利益的利益联结方式。合作社能够给予贫困社员的利益如下:

(1) 市场进入, 即从合作社买入或卖给合作社的机会。对于缺乏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的贫困社员而言, 能将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卖出去或者是买到所需的农资, 特别是前者, 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2) 价格改进, 这不仅包括支付或获得比较好的价格, 当然还包括由此而导致的经营成本或效益的改进。譬如, 营销合作社将为社员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供应或服务型合作社将向社员提供价格较低的供应或服务。事实上, 我国很多农民专业合作社 (特别是一些股份型和协会型的合作社) 对一般社员通常就是通过价格改进而不是股息和返利来分配合作社收益。

(3) 特殊服务, 即合作社把这种服务特别给予其社员的, 而非社员不能获得。如营销合作社以批发价给社员提供一定的投入, 对社员进行免费的生产技术培训, 为社员提供免费的或成本价的农业技术服务。再如, 合作社无偿对当地的乡村道路进行维修, 为社员生产运输提供方便。

(4) 收益返还, 即对合作社在营销交易中赚取的净收益的获取, 通常包括惠顾返还和股息获得。对于贫困社员而言, 由于较少拥有股份, 惠顾返还就显得比较重要。惠顾返还, 就是将合作社的盈利根据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额 (或量) 的比例在社员之间分配, 这种方式是合作社基于成本运营的理念的重要体现和应用。

(5) 通过民主管理而产生加入合作社的主人翁感受、归属感等。

而实现这些利益的利益联结机制主要有:

(1) 服务联结方式。在这种利益联结方式中, 合作社主要对农户开展技术培训、种禽种苗、生产资料采购等服务, 有些也帮助农户运销农产品, 这是目前大多数合作社与社员 (特别是贫困社员) 之间常用的关联方式。这种利益联结方式对农户既无太多要求, 也无太多责任, 更不存在什么分红或返利的问题。实际上, 这类比较松散的利益联结方式仅仅为贫困社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市场进入的问题, 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他们有效增收问题。

(2) 合约联结方式。在这种利益联结方式中, 合作社与社员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产销合同, 明确规定双方的责权利, 以契约关系为纽带, 进入市场, 参与竞争, 共谋发展。这种联结方式的优势在于农户经营的不确定性因素相对减少, 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双方的市场风险和市场交易费用, 还可以避免所有权、经营权集中体制下管理的种种弊端。不足之处在于在许多情况下不利于保护贫困农户的权益。

(3) 产权联结方式。在这种利益联结方式中, 社员多为股东, 同时也是交易者, 因而通常根据产权关系既按股份分红, 又按惠顾额返利。显然, 这类组织比较符合合作社原则。不过, 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中, 从章程上看这类合作社有不少, 但实际上真正实行“资本报酬有限”和“按惠顾额返利”的很少, 而且返利比重很小。[1]事实上, 合作社中最为重要的益贫机制是其特有的治理结构。就制度安排而言, 合作社与其说是一种产权结构, 毋宁说是一种治理结构。合作社的治理结构表现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同一, 社员既是所有者, 又是经营管理者, 是典型的自我治理;合作社成员一人一票选举理事会, 因而将理事会置于全体成员的控制与监督之下。总之, 合作社治理结构的核心就是成员自我治理,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合作社是成员民主控制的组织;②投票制度——“一人一票”;③退社制度——退社自由;④合作社文化——信任与认同。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 社员控制 (管理) 有多种方式, 最通常的方式是异议, 最正式的方式是投票, 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方式是退出。显而易见, 在一个比较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 基于社员权力均衡的民主控制能够比较有效地保证普通社员 (当然包括贫困社员) 的权利, 进而也就能够比较有效地保证合作社的益贫性。无疑, 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的制度安排及其变迁有其经济合理性, 但合作社如果不能够使大多数农民成员受益就失去了其发展的基本意义。完善合作社治理结构, 建构合作社与社员 (特别是贫困社员) 之间恰当的利益联结机制, 保障普通社员的利益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的基础。

不过, 尽管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天然的”益贫性和显著的益贫功能, 但应该明确指出的是, 合作社并没有什么针对穷人和小农户的特殊制度安排。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益贫功能的现实约束

1.基于成员异质性的内部结构矛盾

在当今中国, 农民分化更加严重, 合作社成员异质性问题极为突出。一般而言, 富裕农民往往是拥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或文化资源的“农村精英”, 而贫困的往往是那些依旧耕种几亩地、缺乏各类社会经济资源的家庭。这种农民分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产权主体的异质性, 而正是这种产权主体的异质性深刻影响着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和发展中的产权结构、治理结构以及益贫取向等。

作为“弱者”的小农通过合作来维护其自身利益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初衷。然而, 在具体实践中, 绝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和发展主要还是依赖生产大户、运销大户、农村基层组织、供销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少数处于相对“强势”地位的非小农群体。换言之, “强者牵头, 弱者参与”是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成长路径上的客观现实, 非小农主导的外生型的以股份化产权结构为基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合作得以产生的近乎必然的选择。

因此, 势之必然地, 合作社经营在强势社员的左右下倾向于盈利目标, 盈利倾向与服务目的之间的矛盾不断突出。这是合作社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个内在矛盾, 特别是在当今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 盈利往往不能不成为许多合作社的重要目标, 而一旦如此, 合作社的非成员业务就会成为其业务额的主要部分, 雇工经营之类现象也会日益增加, 合作社就像一个谋求收益最大化的一般企业一样行事, 这与合作社原有的以服务社员为主的益贫宗旨就会有所背离, 影响到农民社员特别是小农的权益, 甚至使合作社性质发生异化。

2.基于农业产业化的外部市场压力

自市场化进程开始以来, 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就呈现出与欧美国家不同的路径。欧美国家的通常路径是先合作社 (横向一体化) , 后产业化 (纵向一体化) 。与之不同, 我国则是在推行农业家庭承包制十多年后, 先产业化 (纵向一体化) , 后合作化 (横向一体化) 。不难理解, 这种由于资源禀赋及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 导致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起步方式和发展路径不尽相同, 必然会造成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生和发展的目标、方式和走向的独特性。事实上, 这种制度路径的差异, 使得我国目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股份化的色彩, 这种色彩愈是在产业化经营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就愈浓重。因此, 从总体上看,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再单纯追求社员导向, 而是更多地注意消费者导向;不再简单地强调传统意义上的人的联合, 而是更多地实现现代意义上的要素联合;不再粗放地通过产能规模化赢利, 而是更多地谋求提高附加值;不再简单地着眼于同类农业生产者的横向联合, 而是更多地强调整个供应链中诸主体之间的纵向协调;当然, 必然还包括, 不再机械地恪守国际合作社的基本原则, 而是更为灵活地在对国际合作社基本原则的尊重与对各地现实的农民合作实践的认同之间的基本平衡。

摘要：合作社一直被人们视为一个由贫困群体通过自助和互助而实现益贫和脱贫的理想载体。可以确认, 贫困农户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的合作, 对于我国反贫困工作益处非浅。然而, 应该明确指出的是, 合作社并没有什么针对穷人和小农户的特殊制度安排, 要实现其益贫功能还存在诸多现实约束。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益贫性

参考文献

农民合作机制 篇10

关键词：农户,融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担保机制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 经营行为高度分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和统一开放的国内外大市场的矛盾日益突出, 面对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多种困难,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创新活动异常活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一种农民自发性的组织创新模式, 以产业链条为纽带, 以经济合约为基础, 在带动农户走向市场的同时, 可以增强单个农户在金融交易中的市场势力。[1]但是, 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运行来看, 在促进农户融资方面, 应有的功效没有发挥出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信贷约束, 其原因除国家长期以来城市导向的信贷资源配置战略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之外, 信用担保机制不健全使金融供给与需求之间不能对接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则可以促进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的对接, 在以生产、购销和信用为纽带将众多农户联结在一起的同时, 合作组织以其特有的制度、经济等优势为其成员提供贷款担保, 不但使担保难问题得以解决, 且通过合作组织互联性交易实现对贷款发放的回收, 确保贷款安全, 其组织模式对农户信用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可有效解决当前农户融资难问题。[2]

一、洛川县果农资金借贷现状及陷入融资困境的原因分析

1.洛川县果农资金借贷现状

笔者所在课题组先后对陕西省洛川县石头镇、秦关镇、旧县镇、黄章乡、朱牛乡、凤栖乡、杨舒乡、老庙镇进行了考察调研。走访果农123户, 获得有效问卷117份。以洛川县果农资金借贷为例, 大致情况如下:

(1) 洛川县果农的投资需求和借款欲望非常强烈。从对农户问卷调查结果来看, 117户有效样本农户中有75户明确表示在现有利率水平下, 有向他人借款的需求 (包括正规金融机构) , 即64.1%的农户表明因缺少资金支持而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2) 缺乏抵押担保是阻碍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最主要因素。有103户农户认为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有47%的农户表示不会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原因是缺少正规金融机构认可的抵押品, 而找不到合格的担保人, 正规金融机构是不会向他们提供贷款的) , 有51.3%的农户认为阻碍其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最主要因素是“需要抵押担保” (见表1) 。

(3) 民间借贷仍然是满足洛川县果农资金借贷需求最主要的渠道。由于正规金融机构需要抵押担保, 所以, 有资金需求的农户在正规金融无法满足其需求时只好转向了非正规融资渠道。在融资渠道上, 有7户选择了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 有75户选择了亲朋好友、民间金融机构等非正规融资渠道 (见表1) 。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洛川县果农资金借贷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果农的借款欲望非常强烈, 但是, 由于缺乏合格的抵押品, 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 为了满足生产、生活的资金需求, 从而转向了非正规融资渠道, 形成民间借贷繁荣的局面。

2.洛川县果农陷入融资困境的原因分析

由于农业属于弱势产业, 其自身固有的高投入与低产出决定了农业贷款具有较高风险, 同时, 由于农户贷款额度小, 借款人分散, 贷款评估、审查和监测交易成本高, 不确定因素较大, 致使正规金融机构的农业信贷资金供给难以满足农户强烈的资金需求欲望, 金融机构则往往采用信贷配给手段, 从而使得借款人面临信贷约束, 贷款难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3]由此可以看出,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合格的抵押品及担保人, 使得绝大多数农户不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 进而转向非正规融资方式, 也就是说, 担保和抵押贷款在农村还难以成为融资的主要渠道。

因此, 有没有抵押与担保成为农民能否获得贷款的核心问题。应该说, 抵押与担保可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信息不对称给正规金融机构带来的风险, 并且降低银行所面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从而将违约损失降到最低, 因而抵押品设置可以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4]但是, 从我国农村目前的情况来看, 抵押与担保体系尚未建立健全。首先, 农业经营主体缺乏有效抵押物, 按照现行的《担保法》, 耕地的使用权不具备抵押效力, 农户的住房不能办理房产证, 也不能作为抵押品。而除此之外, 农户所拥有的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等财产由于价值评估麻烦且难以变现, 大多数都不能被金融机构认可为合格的贷款抵押品。[5]其次, 农村担保机构规模小、数量少, 根本不能满足农民的抵押担保需求。尽管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放宽农户小额贷款的条件, 对信誉较好、无贷款拖欠记录的农户可采取信用贷款的方式, 不必要求提供抵押担保, 但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 金融机构在实际贷款发放中常常因农户缺乏抵押担保品、风险较大而不愿发放信用贷款, 因此, 农户依旧难以获得贷款。[6]由此而言, 现行的农村住房、土地制度, 实际上大大地削弱了农民的融资能力, 也影响了金融机构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 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7]

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其成员提供融资担保的理论依据

1.第三方担保的引入

由于农户缺乏银行可接受的抵押品, 造成了金融机构的“惜贷”局面, 因此, 在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引入起中介作用的担保人, 有助于制约农户的道德风险, 减少不确定性。[8]国际经验和我国部分地区的实践经验表明, 构建以服务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为目的的信用担保体系, 在参与金融交易的金融机构和农村经济主体之间引入一个传递信号的第三方担保,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民抵押品缺乏的困境。对贷款人而言, 第三方担保所起的作用与抵押品类似, 当借款人违约时, 其为银行提供了补偿损失的额外渠道;对借款人而言, 第三方担保向农户或农村中小企业提供担保, 可以有效缓解农户在向正规金融机构融资时融资担保能力不足的困境, 进而达到促进金融交易的目的;[9]此外, 第三方担保的引入还可以在借贷双方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加快信息在“农户——担保人——金融机构”之间的横向传播, 有利于缓解借贷双方信息非对称的困境。近年来, 我国部分地区发展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实践探索也表明, 第三方担保对于缓解农村信贷融资约束具有积极的作用。

由图1可知, 农户由于信用不足, 对其贷款的风险VA已经超过银行的信贷风险控制线VC, 信贷交易无法实现。此时, 如果引入第三方担保, 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其成员农户的担保人, 农户的信用资源增加, 信贷风险将由VA下降至VB, 风险水平降低到银行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从而促成信贷交易。通过这种机制, 农户不但可能获得银行贷款, 而且贷款利率将随风险的下降由RA降至RB。[10]第三方担保组织为其成员提供信用担保通常还能促进信贷交易的有效运行, 其经济分析的基础在于该组织的担保对于风险水平的调整, 影响信贷的交易量和交易水平, 从而实现市场均衡。

2.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融资担保的可行性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 由从事同类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 遵循自愿、互利、民主等原则, 以提高竞争能力、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 实行资金、技术、生产、购销、加工等为一体的互助合作经济组织。[11][12][13]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在市场经济和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 以现代西方农村合作经济理论为指导, 结合我国实际, 为解决农户个体经营与大市场不相适应的现状发展起来的。它不触动家庭经营体制, 不影响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家庭财产所有权, 会在新的层次和意义上深化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12]

可以说,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担保的这种做法能够有效降低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 提高其发放贷款的积极性, 专业合作组织的组织优势也决定了它可以成为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提供信贷的金融联结中介, 起到为农户融资提供担保的作用。

(1)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其成员提供融资担保的法律保障。

目前, 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开始实施,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在法律上得以明确, 可以预见,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将会得到更快更好地发展, 正规金融机构通过与专业合作组织的良好合作将培育出更优质的客户, 增加农村信贷的供给, 同时, 对于改善农村金融生态、促进金融机构自身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2)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成员提供融资担保具有内在动力。

成员的生产经营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生产经营的一个重要层次,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生产经营的发展是建立在成员的生产经营发展的基础上, 离开了成员生产经营的发展, 合作组织的发展则无从谈起, 即是说,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帮助其成员解决生产经营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 进而促进成员生产经营的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生产经营的发展才会有基础。换言之,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也有向其成员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的内在动力。[14]

(3)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成员提供融资担保的经济基础。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员自身的投资是合作组织最早的资金来源, 也是其发展壮大的最初物质基础。除了成员缴纳的会费和股金之外,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公积金制度和红利、盈余挂账的办法来筹集资金。为了扩大股金数量,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可以鼓励成员将盈余分配所得留在社内, 转为股金或存款的形式。[15]

(4)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成员提供融资担保的制度保障。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向其成员提供融资担保, 是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内部的信用机制为保障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通过合作社原则为内核的制度安排, 把其成员联合在同一组织体系之内, 在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发展的机制下,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成员共谋发展, 民主管理, 相互监督, 成员之间团结协作、相互帮助, 从而形成一个信用关系非常强的组织体系, 即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向成员提供融资担保可以降低、避免其还贷上的道德风险。

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融资担保的实践

近年来的实践证明,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引导农民进入市场, 推动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水平、优化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增强农产品竞争力、保护和增进农民利益、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1]鉴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优势, 笔者试图将这一组织模式引入到洛川县苹果产区, 使其成为该地区有效的生产经营模式, 从而促进洛川苹果产业的发展。

首先, 在洛川苹果产区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具有产业基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形成的, 而洛川所具有的苹果产业优势完全可促成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产生。洛川县位于延安市南部, 地处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 是以苹果为特色主导产业的农业县。洛川苹果从1947年至今已有苹果种植面积50.8万亩, 占总耕地面积的71%, 2007年, 全县苹果总产量达到56万吨, 产值12亿元;从事苹果经销的企业和大户320多个, 中介经纪人达2000多人;各类果品储藏、加工设施完善, 这些优势使得在洛川苹果产区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了一定的产业基础。

其次, 在洛川苹果产区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具有地缘及业缘优势。地缘是以共同或相近地理空间 (环境) 引发的特殊亲近关系, 如同乡关系和邻居关系等, 地缘是血缘与姻缘意识于人和物的泛化。由于具有地缘关系, 农户相互之间相对比较了解, 如在洛川苹果产区构建专业合作组织就具有一定的地域优势, 节省了合作组织的组建成本;此外, 在洛川苹果产区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还具有业缘优势。业缘关系是人们由职业或行业的活动需要而结成的人际关系。由于洛川地区苹果种植已经成为其主要的产业, 从事苹果生产经营的农户数量巨大, 其日常的技术、销售经验等的交流已经形成相应的关系网络, 在此基础上建立专业合作组织会更加容易。

第三, 在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时, 农民的合作意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原来各农户是单独找技术、找市场, 现在则由于一个村或几个村都从事同一行业, 集群优势凸显, 最新种植技术实现共享, 名声在外的产品有人找上门收购, 既提高了产品的品质和商誉, 又增强了共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且可以直接增加成员农户的生产经营收入。[5]从笔者所在课题组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农户已认识到分散的家庭经营很难适应统一的市场, 并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 如117户有效样本农户中就有38户农民家庭认为农业生产的最大风险是价格风险, 从调查结果来看, 农户的合作意愿也比较强烈。

四、结论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担保的这种模式是由从事同类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农户为解决自身融资难题而产生的一种有效的担保模式。与商业性、政策性担保相比, 这种担保模式不以盈利为目的, 仅以向组织成员提供服务为目标, 追求社区或社会效益, 参与者较多的是难以获得商业性、政策性担保服务的金融地位卑微者。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

第一, 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担保, 形成贷款发放逐村连片的特点, 非常有利于发展具有产业集群色彩的农村特色经济带 (如专业组、专业村、专业镇等) , 提高农业、农副产品和乡村企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程度, 提高生产和经营效率。此外,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部分成员具有养殖、种植、销售等专业技术或经验, 通过合作组织的媒介作用, 可以将技术经验传授给更多农户, 可以引导成员农户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经营, 形成农业产业化发展格局, 并在专业合作组织提供担保的过程中, 使集群化色彩的专业合作组织内部的凝聚力更强。[5]

第二,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担保使得社会交换博弈的参与者之一——农户转变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或其成员。对其成员而言, 拖欠不仅意味着失去再次贷款的机会, 更意味着失去在合作组织中的声誉, 得到的社会惩罚明显大于普通担保形式。具体来说, 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 成员之间实行的是资金、技术、生产、购销、加工等各个方面的合作, 如果贷款成员蓄意违约, 就会造成其信用形象低下,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的其他成员就会对其敬而远之, 他就有可能丧失与其他成员在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中的合作机会, 导致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无立足之地, 最终被迫退出专业合作组织, 这时的损失不仅是融资方面的, 还祸及其最基本的生产经营, 所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担保模式下其成员蓄意违约的损失更大, 进而激励合作组织成员及时还贷, 从而增进合作组织的集体福利。

农民合作机制 篇11

关键词：农民合作社；成员合作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1.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5）01-0047-06

一、引言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农民兴办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多类型合作社；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稳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 可见农民合作社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农民合作社发展历程来看，合作社的发展离不开成员的支持与合作，成员是合作社的主体和基础；但是农民合作社是由拥有不同资源要素的成员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合的契约组织[1]，成员参与合作行为是一个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决策，存在获得利益合作行为就将持续，否则其就会选择非合作[2]。因此，了解成员合作意愿，研究影响成员合作意愿的因素，探讨提高成员合作意愿的途径，对农民合作社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文献回顾

Fulton和Vercammen用新古典理论构造了供应合作社可以降低平均成本定价带来经济失效的非均衡价格系统模型。他们认为合作社的目标是建立一项满足于四个要求（激励兼容性、经济理性、个体理性、公正公平性）的契约制度，而非社员和合作社的总利润的最大化[3]。Cook指出“由于搭便车问题、短视问题、投资问题、控制问题和影响成本问题导致合作社在剩余索取权和决策控制方面存在冲突，投机取巧行为比其他类型组织更容易发生”[4]。林坚等认为不同参与主体的资源禀赋、参与目的以及角色存在差异导致了成员结构的异质性[5]。韩喜平等从社员个人特征、资源禀赋、目的动机、风险偏好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要从实现农民合作社系统内部均衡的动态逻辑条件出发，构建系统均衡协同的路径，解决农民合作社的不稳定问题[6]。袁久和等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合作社各行为主体之间均存在合作意愿的可能。通过增强成员之间的提高成员合作意愿、信息不对称和彼此之间的信任、提高预期的合作效应系数、促进合作关系的平等性等都有助于成员与农民合作社之间保持合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7]。孙亚范等认为成员的合作认知水平、获得的合作收益及其满足程度、对管理层的信任程度、合作社盈余返还分配制度和社员股金制度是否健全以及成员在合作社中的某些角色差别，是影响成员合作意愿的主要因素[8]。

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广东省软科学研究项目—“广东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方向及相关制度安排研究”（项目编号：2011B070300132）在广东省开展的调查。调查地点选择广东省汕头、梅州、湛江、肇庆、韶关等地区，调查对象为各农民合作社成员。调查按照设计好的问卷，采取一对一的调查。调查共得到有效问卷137份。其中有效问卷119份，问卷有效比例为87%。，从被调查成员的性别来看，男性占64%，女性占36%；从年龄结构看25岁以下占13%，25-55岁占79%，55岁以上占8%；从文化结构看，小学及小学以下占34%，初中占48%，高中及中技占14%，大专及大专以上占4%。

（二）模型选择

农民合作社成员选择合作意愿主要是受自身的因素、市场特征、合作社经营状况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参与合作是一个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决策。影响农民合作社成员合作行为的因素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1）成员个人因素包括成员年龄、文化水平；（2）市场特征，包括距离市场的远近、产品销售价格的情况等因素；（3）合作社目前的状况，主要合作社增加成员收入的能力、合作社是否履行责任与义务、成员对合作社需要继续改进地方的评价。基于上述的考虑，本文从四个方面的变量来解析农民合作社成员合作意愿影响因素：（1）您是否与合作保持稳定交易合作关系，用Y1表示；（2）您是否能积极参加合作社各项工作，用Y2表示；（3）你是否愿意与合作社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用Y3表示；（4）按照目前的状况，您是否可能退出合作社 用Y4表示。选择三类解释成员合作意愿的影响因素变量，即：成员自身因素（x1-x4），成员市场特征（x5-x8），合作社自身发展情况（x9-x16）。

根据上述综合的分析，本文将影响农民合作社成员合作意愿因素的基本模型设定为： 成员是否选择合作=（成员自身的因素，市场特征，合作社自身发展情况）+扰动项。

具体的有序多分类概率Probit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如下：设存在一个潜在变量，是不可以观测的，可以观测的是，设有0，1，2，…，n等n+1个取值情况。

（三）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1.影响成员与合作社稳定交易意愿的因素分析

根据上述实证模型，利用计量软件Eviews6.0对Y1进行有序probit模型回归，所得结果见表3。

检验结果说明：

（1）合作社成员的年龄对是否与合作社保持稳定交易的合作关系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P=0.0522<0.1）。成员年龄越小，越愿意与合作保持稳定交易关系。这可能是在新一代的农民中接受的合作社的信息更多，对于合作社的宗旨比较易于理解，当市场价高于合作社收购价，仍会将产品卖给合作社，所以在被调查的对象中越是年轻的成员，越能与合作社保持稳定的交易合作关系。

nlc202309020833

（2）计量结果显示：合作社成员的文化程度对成员选择与合作社保持稳定交易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影响（P=0.0089<0.01）。说明文化程度越高，成员的合作意识越强，越愿意与合作社保持稳定交易合作关系。

（3）计量结果显示，产品销售是否困难对社员与合作社保持稳定交易关系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P=0.0612<0.1），且系数为-0.324651，说明产品销售的越困难，社员为了降低家庭经营的风险，减小损失，越是保持选择与合作社稳定的交易。

（4）合作社为成员增加收入的能力因素对成员选择与合作社保持稳定交易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P=0.0012<0.01），说明合作社越能为社员增加收入，社员越愿意与合作社保持稳定交易关系。

（5）合作社是否定期公开财务报告对成员与合作社保持稳定交易意愿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P=0.0755<0.1），说明合作社越能定期公开财务报告，社员越愿意与合作社保持稳定交易关系。

（6）在合作社是否履行义务中社员合作意愿（P=0.0693 <0.1），履行义务的合作社社员更愿意与合作社保持稳定交易关系。这说明合作社能从内容和质量等方面为社员提供的各项服务，为合作社成员提供了农资供应，保证所买农资的质量，减轻了生产经营成本，提供产品加工服务，降低了家庭经营的风险从而增强成员的合作意愿。

2.影响成员参加合作社各项工作意愿的因素分析

利用计量软件Eviews6.0对Y2进行有序回归，所得结果见表5。

由表可知表5，对数似然比Log likelihood= -110.06，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P=0.000493），伪判决系数Pseudo-R2=0.15815，表明自变量整体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经优化和筛选得到最终的检验结果见表6。

最终检验结果说明：

（1）合作社增加收入对成员积极参加合作社各项工作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成员对合作社增加其收入越满意，越愿意参加合作社各项工作。说明合作社成员选择合作的决策，更多的是考虑合作社带来经济利益的联结，越是能增加其收入，越是趋向选择合作。

（2）与合作社签订合同对成员积极参加合作社各项工作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越是与成员签订合同，成员越愿意参加合作社各项工作。调查中发现有65%社员对销售状况是比较困难，而合作社能与社员签订购销合同，降低了家庭经营的风险，解决了成员销售的后顾之忧，增加了对合作社合作的意愿。

（3）履行义务合作社对成员积极参加合作社各项工作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社员参加合作社各项工作意愿具有比较显著影响（P=0.00843 <0.1），履行义务的合作社较没有履行义务的合作社的社员更积极参加合作社各项工作，这表明合作社积极履行义务为社员提供服务更能增加社员合作意愿。

3.成员与合作社保持长期稳定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计量软件Eviews6.0对Y3进行有序回归，所得结果见表7。

由表7可知，对数似然比Log likelihood= -124.7132，模型的整体拟合较好（P=0.00000），伪判决系数Pseudo-R2=0.184861，表明自变量整体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经优化和筛选得到最终的检验结果见表8。

最终检验结果说明：

（1）合作社成员的年龄对是否与合作社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成员年龄越小，越愿意与合作保持稳定关系。这可能是在新一代的农民中接受的合作社的信息更多，思想比较先进，对于合作社的宗旨比较易于理解，所以在被调查的对象中越是年轻的成员，越能与合作社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

（2）计量结果显示：农民合作社成员的文化程度对是否与合作社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成员越愿意与合作社保持合作关系。

（3）计量结果显示，销售价格波动对社员与合作社保持长期稳定关系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P=0.0368<0.5），且系数为-0.288922，说明销售的价格波动越大，社员为了降低家庭经营的风险，减小损失，越愿意与合作社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

（4）合作社增加成员收入的因素对社员与合作社保持长期稳定关系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P=0.0803<0.01），说明合作社越能为社员增加收入，社员越愿意与合作社保持稳定关系。这说明农民合作社越是致力于降低生产成本，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社员收入，越是能增加社员合作意愿。

（5）合作社是否定期按照章程公开财务报告对成员与合作社保持长期稳定合作意愿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P=0.0873<0.1），说明合作社越能定期公开财务报告，社员越愿意与合作社保持稳定关系。

（6）在合作社是否履行义务中社员合作意愿（P=0.0693<0.1），履行义务的合作社成员更愿意与合作社保持稳定关系。这说明合作社能从内容和质量等方面为社员提供的各项服务，为合作社成员提供了农资供应，保证所买农资的质量，减轻了生产经营成本，提供产品加工服务，降低了家庭经营的风险从而增强成员的合作意愿。

4.影响成员退出合作社意愿的因素分析

利用计量软件Eviews6.0对Y2进行有序回归，所得结果见表9。

最终检验结果说明：

（1）计量结果显示：被调查成员的文化程度与是否退出合作社的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文化程度越底的成员越不愿意退出合作社。这可能是文化程度越低的农民处于市场弱势，掌握的销售信息越少，更加愿意越合作社联结，更加不愿意退出合作社。

（2）计量结果显示，销售价格波动对社员退出合作社意愿具有负相关的显著影响（P=0.0162 <0.05），且系数为-0.422648，说明销售的价格波动越大，社员退出意愿越小。这可能是价格波动越大，社员收入越不稳定，所承担的经营风险越大，越愿意与合作社联结，越不愿意退出合作社。社员退出意愿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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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合作社是否履行义务中社员合作意愿（P=0.0693<0.1），履行义务的合作社社员更不愿意退出。这说明合作社能从内容和质量等方面为社员提供的各项服务，为合作社成员提供了农资供应，保证所买农资的质量，减轻了生产经营成本，提供产品加工服务，降低了家庭经营的风险从而增强成员的合作意愿。

（4）合作社需要改进的地方评价中，越是希望合作社需要改进的地方越多的社员越是想退出合作社，说明合作社在服务质量、增加分红、产品销售、价格优惠、发挥成员作用、财务报告是否按章程公开等方面存在需加强的服务越多，成员退出合作社的意愿就越大。

四、政策建议

（一）增加社员的收入水平

研究结果表明， 成员对农民合作社增加收入能力的满意度越高，越愿意选择合作。发展农民合作社的根本目的是增加社员收入，因此，在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过程中，要致力于降低了家庭经营的风险，解决成员销售的后顾之忧，更加能增加成员对合作社合作的意愿。

（二）完善合作社的服务功能

要完善专业合作组织的服务质量和服务范围，从内容和质量等方面完善合作社提供的各项服务，为合作社成员提供了农资供应，保证所买农资的质量，减轻了生产经营成本，提供产品加工服务，降低了家庭经营的风险，切实提高合作社成员的收入，从而增强专业合作社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加强对合作社监督管理

农民合作社作为一个联合的合作经济组织，在组织形式、收益分配、运行机制扶持政策上都和一般的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鉴于农民合作社的特殊性质，应建立社会监督与内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一是，要充分发挥合作社监事会和成员的监管，实行社务依照章程公开，有利于合作社健康发展；二是政府专业部门应当监督农民合作社是否依照章程合法经营，同时农业管理部门要对其经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参考文献：

[1]林坚，黄胜忠.成员异质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所有权分

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7（10）：12-14.

[2]罗倩文.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合作行为及激励机制

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9.

[3]Fulton & Vercammen J.The Distributional Impact of

Non-uniform Pricing Schemes for Cooperatives[J].

Journal of Cooperatives，1995（10）：18-32.

[4]Cook M L.The Future of U.S.Agrieultural CooPeratives：

A Neo-InstitutionalAPProach[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eonomies.1995，77（10）：1153-1159.

[5]徐志刚，张森，邓衡山，等.社会信任：组织产生、存续和发

展的必要条件——来自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

经验[J].中国软科学，2011（01）：47-58.

[6]韩喜平，李恩.异质性视角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协同研

究[J].学习与探索，2011（06）：166-168.

[7]袁久和，祁春节.异质性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合作关系及

其稳定性研究[J].财贸研究，2013（03）：54-56.

[8]孙亚范，余海鹏.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合作意愿及影响因素

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2（6）：48-50.

（责任编辑：陈 勇）

农民合作机制 篇12

合作社联合社内部组织结构, 是指构成联合社组织内部各要素的配合和排列组合方式。它包括联合社组织内各部门和层级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联系、沟通方式。建立精干高效的联合社内部组织结构体系, 其重要的前提是加强组织管理, 即有效控制联合社内部组织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所进行的管理。

治理结构以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相互制衡为特征。合作社联合社的内部机构设置与公司一样遵循分权制衡原则, 均设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代表大会是合作社联合社的意思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 由全体成员组成, 依照章程规定的期限和职权范围召开成员年度会议或临时会议, 是一种非常设的机构;理事会是合作社联合社的业务执行机构, 由成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至少3名理事组成, 理事长是合作社联合社的法人代表, 负责合作社的日常经营活动, 成员代表大会和监事会不得干涉, 但理事会应遵循谨慎经营的原则, 并严守合作社联合社经营秘密;监事会是合作社联合社的监察机关, 由成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至少3名成员组成。监事会的职责是向理事会执行监督职能, 并向成员代表大会报告。

二、合作社联合社治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 治理结构不规范。

由于立法的缺失, 不少合作社联合社是参照一些示范性章程建立起来的, 还有的是由发起人拟定的, 他们对合作社联合社的治理都没有经验。因此, 成立以后出现了各种治理结构上的问题。

1、成员大会作用不能有效发挥。

首先, 成员代表大会并没有成为成员表达自己呼声的机构。联合社的事务一般都是理事会成员协调决定。因为成员代表大会并非合作社联合社常设机构, 凡事都要求召开成员代表大会, “民主管理”成本是相当高的;其次, 成员代表大会并不能有效地监督理事会和经理的活动。总体上讲, 成员对合作社联合社的日常经营管理事务缺乏兴趣, 很少关心合作社联合社的经营, 不了解合作社联合社产权的归属, 对政府的扶持资金更无从得知, 因此自己的利益容易遭受不法侵害。在合作社联合社的监督中, 成员代表大会流于形式, 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

2、理事会滥用权力。

理事长与理事是由成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作为合作社联合社的管理者, 合作社联合社的利益与他们自身的利益紧密相关。然而, 这都是建立在我们理想化的模式之下, 建立在理事和成员彼此完全信任的基础之上。理事长和理事所享有的对合作社联合社的治理权仅次于成员代表大会的决策权, 这种权力包括对经营管理事项的决策权和对经理层的任免权等等, 是一个相当大的权力。若没有良好的内部约束机制, 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很大。

3、经理滥用权力。

相对而言, 经理层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比理事会更大。合作社联合社作为一种定位于主要是为基层社服务的组织, 其利益往往与经理的个人利益没有很大关系。由于经理的薪酬是由聘任合同规定的, 是固定的, 这种与合作社联合社管理的好坏、营利状况完全没有关系的薪酬机制, 对经理没有任何激励作用;与此同时, 经理却掌握合作社联合社运营管理的权力, 享有法定的代理权限以及由合作社联合社章程和理事会授予的委托代理权限。当手中握有巨大的权力时, 监督约束与激励机制却非常不健全, 长此以往, 这样将非常容易导致经理滥用权力的情况发生。

(二) 内部人控制。

内部人控制是研究公司治理结构时常用的一个概念, 合作社联合社中同样存在内部人控制的问题, 它是指合作社联合社内部拥有优势的管理人利用自己掌握的大部分决策控制权, 在日常决策和经营活动中谋取自身利益, 损害其他基层社利益的现象。

内部人控制产生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结论。合作社联合社中理事长与成员代表大会之间, 经理与理事会之间都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理事长和经理基于委托人的委托授权, 根据合作社联合社的规章制度享有治理联合社的权利。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经营者的效用函数和所有者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这点具体表现在内部人控制上, 即内部人追求的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而不是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 这种矛盾激化可能最终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同时, 出于人的私利性, 又在联合社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的情况下, 这种内部人控制问题更加容易产生;第二, 对内部人控制的监督无法到位。在合作社联合社中, 监事会的成员往往由于其自身的原因, 从业务素质上、时间上和精力上都难以保证履行好监督职责, 这也间接促进了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产生和发展;第三, 代理人不能获得合理的代理报酬。经理人员与成员相比, 拥有更大的信息资源, 经营管理水平更强, 理应得到更多的剩余分配。但是, 一般在联合社中经理是没有剩余索取权的, 这种剩余索取权的不对等使得经理人员很难有持久的热情和动力去关心合作社联合社的长远发展;相反, 他们反而会设法利用自己掌握的联合社的控制权与信息资源优势去实现自身的私利。

(三) 成员的参与积极性不高。

成员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模糊的合作社产权, 导致成员的积极性不高。合作组织的产权模糊是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 也是为很多学者所批判的。现有情况下, 作为理性的经济人, 成员一方面必然要求自己的付出获得相应的回报, 而另一方面对于共同积累的财产, 成员自身却无法得到收益, 这种不清晰的产权无法调动成员参与联合社活动的积极性;第二, 激励成员参与合作事业机制的缺乏。集体行动告诉我们, “在追求集体行动的收益的过程中, 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 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使个人按照他们共同的利益行事, 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因此, 集体行动的悖论导致了成员参与合作社联合社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对于成员来说, 尽管他们对联合社享有决策与监督的权利, 但如果真正实施起来的话, 不仅缺乏利益激励, 而且成本高昂。因此, 成员往往会在权衡了种种利弊之后, 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最终选择放弃这些本属于自己的决策与监督上的权利。

三、合作社联合社治理机制发展趋势及若干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快速推进, 合作社联合社治理结构呈现新的发展趋势。第一, 管理专业化的增强。随着合作社联合社营利性的增强和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 其经营管理活动日益复杂, “专业化”管理要求越来越高, 成员自身的能力和知识已不能胜任这一要求。联合社开始雇用一些专门人才从事管理活动, 管理的专业化日益增强。这导致了所有权与管理层经营权分离的现象。绝大多数成员对合作社联合社的管理工作知之甚少, 成员代表大会也逐渐流于形式, 距离合作社联合社的管理活动越来越远;第二, 股份制因素的增多削弱了成员民主管理的传统, 动摇了一人一票表决机制。一人一票制是合作社联合社区别于公司制的特征之一, 即合作社联合社对重大事务的表决, 不论是成员, 还是理事或监事, 一律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机制, 以此保证合作社联合社全体成员的平等管理权。但从国外表决机制的发展趋势看, 一人一票制已不再是合作民主的唯一模式。现代合作社联合社对资金的需求量激增, 为了吸引更多的资金, 许多合作社联合社开始赋予资金雄厚的基层社较多的表决权。

基于合作社联合社治理结构发生的一些新趋势, 就合作社联合社治理的机制提出以下意见:第一, 确立合作社联合社民主管理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如上所述, 合作社联合社表决机制的发展趋势表明, 一人一票制已不再是合作民主的唯一模式。非营利性和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则应由强调发展和承认差别的原则所取代。目前, 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 资金仍为稀缺性的生产要素, 以城市为导向的金融体系, 导致农业合作社联合社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 农产品的深加工需要资金, 合作社联合社扩大规模和进一步发展需要资金。因此, 合作社联合社在表决机制的具体操作上可以借鉴美国或德国的做法, 原则上实行一人一票制, 如果按股金的多寡表决, 则应将股份计算的表决权限制在最多3票之内, 这样可以有效地为联合社的发展吸收资金;第二, 妥善处理联合社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当前不应把调整合作社联合社的内部经济关系和管理关系作为重点, 应主要解决国家如何指导和扶持合作社联合社发展的问题, 而合作社联合社的内部活动、合作社联合社与成员的关系等问题, 可以由合作社联合社章程自行解决。要严格限定政府主管部门介入合作社联合社内部事务的目的、范围、权限, 在政府行政干预的界限之外, 合作社联合社按自己的章程来活动, 这样才能在法律上确立合作社联合社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地位;第三, 必须明确联合社法人的设立, 不能影响基层社的法律人格。在联合社的财产制度和责任制度的设立上, 应当特别注意与基层社进行区分。联合社与基层社在财产关系上应有明确的分割, 基层社仅应当在出资范围内对联合社承担有限责任。联合社的债权人只能追及联合社所拥有独立支配权的财产, 而不能追及基层社的财产;第四, 在未来合作社联合社立法的条款设计上应多安排授权性条款和任意性条款, 赋予联合社更多的创造性。国际合作社运动一百多年的发展史表明, 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合作社原则也在发展变化。国际合作社原则对于各国仅是参考性的, 并无刚性约束作用;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目的来理解和运用, 在合作社联合社立法上大多加上自己的创造和变通。

参考文献

[1]黄祖辉, 徐旭初.基于能力和关系的合作治理[J].浙江社会科学, 2006.1.

[2]陈合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研究[J].理论导刊, 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