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因素（共8篇）
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因素 篇1
农民工流动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概要：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户籍制度的放松，我国出现了农民工流动的浪潮。农民工的流动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层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次论文中，我通过对社会学学者的著作的阅读和理解，对农民工流动对自身家庭婚姻和他人婚姻的影响做一次探讨。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流动婚姻家庭
（一）问题的提出
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了24233万人。如果再加上与他们直接相关的亲属的话，这将会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他们中间的很小的问题乘上这个庞大的人口基数就会衍变为一个十分巨大的社会问题。在众多有关于农民工问题中，婚姻家庭问题常常是人们容易忽略但却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农村家庭是农村居民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包括收养关系）为纽带而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是农村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农村社会的细胞。1关于农民工流动对婚姻家庭的影响，我想从离婚和结婚（注：这里的结婚的概念只是指初婚）这两个方面来探讨。
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造成了夫妻双方两地分居，进城务工的与在家留守的社会层次拉大等问题，从而造成了农村离婚率升高；长时间地在外打工以及农民工很难突破户籍制度所制造的藩篱致使新一代的农民工在结合上出现了新的模式；此外，农民工的流动还直接或者间接地造成了“外进婚”的现象。
（二）农民工的流动所导致的婚姻危机
2家庭是被婚姻、血缘或收养的纽带联结起来的人的群体。婚姻行为具有满
足人类社会需要的功能。通过婚姻，能够合法有序地满足人们两项基本的需求——性和繁衍后代。
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指出人类生活的目的之一就是绵续他们的种族。而人类的婚姻行为恰恰是种族绵续的保障。因为婚姻行为确定了双系抚育模式，这种模式既能保证单个家庭的种族绵续，又能满足社会继替的需要。”婚姻在家庭中的作用可见一斑，在小农思想根深蒂固的农村更是如此。“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民的理想生活。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虽然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有些农民脱离了土地成为了农民工。但是，在他们的固有的观念里，婚姻在他们的眼里仍是头等的大事。但就是，这样的“头等大事”在农民工流动的洪流中，出现了一些危机。根据近几年来一些社会学学者的调查研究农民工的离婚现象日益突出，离婚人群也日益增多。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几年的农村离婚案占全国离婚案件的一半以上。民政部曾在统计公报中给出了中国总的离婚数，2009年为171.3万对，2010年为196.1万对。（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按照50%的比例，则农村的离婚案件2009年与2010年就有85万对和90余万对。而来自民政部的调查显示，在农村离婚人群中，因为夫妻一方外出打工而导致离婚的，所占比例高达五成以上。面对如此的数据，我不禁要问：“为什么把婚姻看得如此之重的农民，会‘赶时髦’，以致使农村的离婚率直线升高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查阅了近几年关于农民工婚姻状况的论文，我发现了有关学者的结论集中在几点上。
首先，分居两地似乎是农民工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对农民工的婚1《农村社会学》 李守经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社会学概论》 李芹著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姻造成直接巨大的威胁。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指出这一观点。例如，疏仁华在其《论流动社会下的农民工离婚问题》中指出：“夫妻分居使农民情感世界裂痕不断扩大。”再如，刘铁鹰、赵柯在对成都市服务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随着农民从从农村来到城市，婚姻丧失夫妻交流的平台；家庭功能失衡，亲情缺失。”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使夫妻从空间甚至时间上产生了距离，空间上的距离使夫妻双方缺少了必要的交流，正常的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这就为第三者的出现埋下了伏笔；时间上的距离即观念、视野上的差距则显得更可怕，在城市里打工的一方长期受到了城市里文化观念、社会价值的影响，夫妻双方的社会层次出现了差距，而这种差距更加不能够调和，即使打工一方回到农村，交流的平台有了，但交流沟通的意愿没了，因此，时间上的差距才是不可逆的、危害更大的。除了分居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就是社会的发展使农村女性独立人格意识不断增3强。随着农村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来到城市里打工挣钱，她们不光经济上独立还能够适当地补贴家用，其家庭地位必然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而提高，丈夫束缚必然降低。在过去，农村妇女如果说觉得婚姻不满意的话，她们很可能为了孩子或是惧怕于丈夫的权威而将就着过日子。但是，现在农村女性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孩子的农村女性很可能为了自己的幸福而选择比自己原来配偶社会层次高的男性结婚。有研究显示，女性外出打工者离婚的几率要高于男性，那些没有小孩的妇女的离婚率则更高。或许从上海市政协关于“两地婚姻”的调查报告中我们能找到答案。“在沪女外男的婚姻中，上海姑娘嫁给学有所长事业有成的外来女婿，由于双方文化程度、就业层次高，因而家庭经济情况较好。与这种‘强强联合’的两地婚姻不同，沪男外女的婚姻基本上属于‘弱弱结合’。”（转引自 赵丽丽 《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
总之，农民工离婚率逐年升高的原因有很多。它是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进而导致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产物。它是家庭的休息、娱乐等功能让位于经济功能的结果。
（二）农民工流动下的结婚问题
作为新一代的农民工视野和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对婚姻质量的期望也明显高于自己的父辈。在新一代的农民工婚姻圈的范围上出现了趋向两端的趋势，即一部分人的婚姻圈仅限于自己的本村，而另一部分人则选择离老家很远的地方结婚。
户籍制度一直是限制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一个主要的障碍，这一点在农民工的婚姻问题上也不例外。所以，农民工想获得一个在城市生活居住“合法”的身份十分不易。加之，农民工参加的工作多以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高强度的劳动、几乎封闭式的管理和失调的男女比例使他们很难有时间有精力在流入地把自己的婚姻问题给解决掉。狭小的社会网络限制了农民工与当地社会的社会互动。而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拟剧论”，社会是一个大舞台，全体成员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的演员。社会生活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在不同的舞台上表演各自角色的过程。在城市生活中，缺乏必要的社会互动的农民工很难获得适合自己的角色，在城市人的眼里的印象并不好，所以，他们就很难获得城市异性的青睐。
大部分的青年农民工只能选择回到农村借助于农村的社会关系来解决婚姻问题。而繁忙的工作使他们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有机会回到农村。在短短的十几天甚至几天的时间中完成传统的“由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最后到结婚”的婚恋模3 疏仁华《论社会流动下的农民工的离婚问题》
式显然是十分的困难。于是，他们只能接受父母亲朋的介绍尽快完成婚姻，出现了“闪婚”的现象，所以在很多地方出现了趁着春节大办喜事。
农村的“闪婚”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青年农民工对婚姻的需求，避免了农民工无法融入流入地的婚姻市场而且又因长时间不在农村致使又很难在老家找到合适对象的“两头空”的尴尬局面。此外，“闪婚”也节省了结婚的费用降低了父母的负担。农民的结婚费用主要包括三大块：一是彩礼聘金，二是请客费用，三是建立新家的费用。4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结婚的费用就以攀升到万元以上，近几年由于物价的飞涨，结婚的费用使农村的父母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而在“闪婚”中，一些仪式可以从简再加上婚后小两口基本上要外出打工，对盖新房的需求也不是非常的迫切。
但是，“闪婚”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由于缺乏足够的时间进行了解和相处使得“闪婚”的稳定性并不能够得到很大的保证。如何能够在婚后进行必要的沟通来维系婚姻，是“闪婚”者要考虑的问题。
有的农民工则会选择“外进婚”，出现了婚姻的跨省的流动。在选择“外进婚”的群体中，以女性为主，她们的婚姻流动方向也和自己的打工方向大体一致——从农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到经济发达地区。正如上文中所说，本地男娶外地女大都是“弱弱结合”。娶外来媳妇的男性家庭一般有以下几类：（1）相对贫困的家庭，（2）单亲或者父母双亡的家庭，（3）儿子
5有身体或精神残疾的家庭，（4）在外地赚了钱的富裕家庭。而外来女也抱着获
得相对于以前的更好的生活的心理来到了城市。但是，这种婚姻使得农村地区因男女比例失调而造成的婚恋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结婚所需的费用本已很高再加上经济发达地区的适龄男性的竞争，经济落后地区特别是家庭困难的男性成为了婚姻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婚姻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地解决，会对农村的和谐社会建设造成很大的影响。
在今天，无论从国家政府还是到民间，对农民工的工资保障、生产环境以及社会保障的问题，都给予了较大的关注。但是，却忽略了农民工的婚恋问题，即使出现，也是以茶余饭后的谈资的形式出现，没有把它提升到社会问题的角度。我想，关注农民工的婚恋问题无论是对农民工的个人幸福还是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①贾志科 许荣漫《青年农民工的‘闪婚’现象研究——以豫西M村的个案为例》 ②李芹《社会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
③李守经 《农村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④疏仁华 《论流动社会下的农民工离婚问题》
⑤童素娟 《一种‘外进婚’：黔赣女外嫁浙江》
⑥赵丽丽 《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以上海市外来媳妇为例》 4《农村社会学》 李守经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双重外来者”的生活——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经历分析》 谭琳
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因素 篇2
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是2.69亿 [1]农民工的市民化,非农就业则是农民工市民化之本。大多数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不够稳定,就业流动频繁。白南生等(2008)对北京700多名农民工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当前单位的平均工龄仅为3年,63.65%的农民工变换过工作,其中,变换过1次、2次和3次及以上的分别占30.62%、18.39%和14.64%,平均每人流动2.06次。[2]符平(2009)的调查显示,就业流动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活状态,64.9%的被调查者不到半年就换工作,仅有2.7%的人会在1年以后才换工作。[3]也有少数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李涪林(1996)对济南流动农民工的调查发现,进城农民工的工作相对稳定,83.9%的农民工进城就业后从未更换过工作,变换过1次、2次和3次及以上工作的农民工分别占1.6%、10.8%和3.6%。[4]实际上,看似相反的结论并不矛盾,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界限标准1,李涪林研究的主要是第一代农民工,而其他学者的研究对象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重较大,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的要求高,很大程度上是他们选择工作而不是工作选择他们,因此他们的就业流动更为频繁。
频繁的就业流动2是否有利于农民工的市民化?什么原因造成农民工频繁“跳槽”?目前,学者们对此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严善平,2006; 吴永球,2007;王春超,2011)[5,6,7],但已有研究没有探讨农民工的职业价值观与其就业流动的关系。而且,社会资本影响就业流动是不争的事实,那到底是降低还是增加农民工的就业流动性?目前还没有学者对此进行实证研究。基于此,本文重点补充了职业价值观对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并证实社会资本在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有利于稳定就业。
二、研究假设、模型构建与样本描述
(一)研究假设
1.太频繁的就业流动不利于农民工的市民化。
现有理论对就业流动的看法不尽相同。新古典理论、配第———克拉克定理、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等认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则认为,灵活的劳动就业关系和低工资不利于技术创新和长期的经济发展。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也认为,频繁的就业流动会抑制企业和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影响劳动者素质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就业不稳定还容易引发道德风险问题,不利于企业研发和创新投资,同时就业不稳定带来的收入不稳定,会抑制消费者的需求和支出水平,不利于经济增长。
国内的实证研究重点关注就业流动对就业者收入和职位的影响。严善平(2006)[5]、符平(2009)[3]、朱志胜(2014)[8]等研究发现,农民工就业层次低,就业流动大多是非正规部门内部的水平流动,“跳槽”不能带来职位的变动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结合前述理论及学者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太频繁的就业流动不利于农民工的市民化。因为城市的生活成本比农村高,城市生活的前提是要有相对比较稳定的收入,而低水平、缺乏保障的就业流动不利于农民工的收入增长和职业发展,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本文将太频繁的就业流动界定为1年1次以上,理由如下:一是农民工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要掌握一门专业技能并能熟练运用比较困难,更不用说企业收回投资成本;二是劳动合同通常一年一签,不到1年就“跳槽”有两种情况,一是没有通过试用期的考核,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种被动离职使得就业者总是处于试用期状态,总在从事不太熟练的工作,效率低下而且试用期工资很低,就业者的生活没有保障,二是签订了劳动合同,就业者主动违约,当这种现象比较普遍的时候,企业会对这种不诚信的行为做出反应,让农民工陷入“跳槽———低工资、低福利———再跳槽———更低工资、更低福利”的恶性循环。
2.农民工的职业价值观影响其就业流动。
国内学者对职业价值观的研究起步较晚,针对农民工的研究相对较少,悦中山(2009)、杨春华(2010)、《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2011)等人探讨了农民工职业价值观的现状、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9],但没有深入研究职业价值观对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就业流动是就业流动能力与流动意愿统一的结果,流动意愿除了受到企业、政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外,与劳动力的就业动机、择业标准等价值观息息相关,研究就业流动行为不能忽视职业价值观的影响。尤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讲,目前正是价值观形成、成熟的时期,探索职业价值观与就业流动行为的内在关系,为培育农民工职业价值观以实现相对稳定的就业提供理论依据。
3. 社会资本不仅能增加农民工的就业机会,而且能增强就业的稳定性。
与人力资本相对,社会资本指与个体分离,能为个体使用的处于个体社会关系网中的资源。Granovetter M (1973),Lin N M Ensel et al(1981),Marsden et al (1988),Wegner B (1991),边燕杰(1997,2001)等人对社会资本与就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社会资本通过给求职者提供就业信息,增加其就业机会。[10,11]李培林(2000)、蔡 (2001)等对济南农民工的调查发现,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75%以上的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是通过亲属、同乡、朋友等介绍的。张智勇(2007)进一步分析了社会资本作为劳动力市场、劳动中介等正式制度形式之外的非正式制度,在农民工进城及就业中的作用机理。[12]本文认为,更多的社会资本意味着农民工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可以支配,它不仅能增加就业机会,还能减少就业的盲目流动,增强就业的稳定性。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Farley O W等人在《社会工作概论》一书中,提出了内外影响力范式的理论模型,将促成人类行为的力量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类。该理论为研究农民工就业及其流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一是农民工频繁跳槽不完全是由农民工自身的原因引起的,家庭、企业、政策制度、文化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二是减少农民工就业的盲目流动,着眼点不能仅放在农民工身上,不能忽视外部因素对农民工价值观的影响。根据内外影响力范式,农民工就业流动是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内部力量即农民工个体的微观因素,包括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及个体社会性因素;外部力量包括家庭、企业、群体等中观因素,以及制度、文化和组织等宏观因素。
本文使用二元Logistic模型估计各因素对农民工就业流动行为的影响。
其中,因变量y为换工作的时间间隔,y=1表示换工作的时间间隔为1年以上,x1,x2,…,xm是自变量,其中微观层面的生理因素变量包括性别和年龄,心理因素变量主要反映个体的职业价值观,用进城务工动机、择业标准、未来打算3个变量反映,个体社会性因素变量包括受教育程度和婚姻。中观层面主要考察企业环境及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反映企业环境的变量有工资、工作时间、是否对员工进行培训、是否购买“五险一金”、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否提供住宿等。社会资本主要反映家庭、亲朋好友对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本文认为,农民工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少除了跟其自身非农就业工作时间有关,还与其所在单位的性质、岗位有关,和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作为正规企业,规模大、人员多,其就业者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而同一个企业中,管理者比普通员工拥有更多的资源;通过亲朋好友介绍而获得工作的人,意味着拥有一定的人脉关系,从而拥有相对较多的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因此,本文采用4个指标即单位性质、工作岗位、工作年限及获取工作的途径来衡量,农民工拥有的社会资本。宏观层面主要考察政策制度和文化等对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用农民工权利受到侵害时的处理方式及对城市生活是否满意两个变量来衡量。
(三)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本文的数据来自2013年7—9月在珠三角9个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问卷根据2012年9个城市流动人口占珠三角流动人口的比重分配,采用街头随机抽样的方式,共发放850份,回收有效问卷814份,有效率为95.8%。在有效样本中,35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占94%;57.6%为男性;未婚人口占54.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64.2%;74.1%的人月工资低于3000(见表1)。
三、实证结果
调查显示,36.1%的人会在1年以内换工作,30.5%的人1~2年换1次工作,33.4%的人2年以上才换工作。为证实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资本两个因素对农民工就业流动行为的影响,本文设立了3个模型,模型1中没有加入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资本变量,模型2加入职业价值观变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社会资本变量。估计结果显示,3个模型中,模型3的伪决定系数最大,预测正确率最高,其次是模型2,最低的是模型1,其预测正确率分别比模型2和模型3低3.3个和4个百分点(见表2)。下面主要对模型3进行分析。
注:***、**、*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边际影响是指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自变量对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概率。
1.微观层面上,职业价值观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这证实了假设2。
所有变量中,自我发展型的进城务工动机对就业流动的边际影响最大,表明农民工追求自我发展能有效减少就业的盲目流动,增强就业的稳定性,这可能是因为注重自我发展的人,眼光会比较长远,就业流动的目标明确,只要能从目前的工作中学到新知识、新技能,就不会轻易“跳槽”。看重工作轻松、环境好的择业标准会显著增强就业流动性,新生代农民工不像上一代农民工一样能吃苦耐劳,对工作环境和工资的要求比较高,当工作环境差、工作比较辛苦的时候,即使工资再高,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还是会换工作。未来打算“回家乡”的想法能显著增加就业的流动性,选择“继续留在城市”对就业流动产生负向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使得想扎根城市的人,更注重就业的稳定性。其次,与王春超(2011)的研究结果一致,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与流动频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此外,农民工的就业流动还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和年龄差异,女性比男性就业流动更为频繁,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频率降低,就业稳定性增强。
2.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能显著减少农民工就业的盲目流动,增强就业的稳定性,这证实了假设3。
首先,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选择也更多,在较多的选择中,越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因而换工作的频率越低。其次,企业对农民工进行培训、为其购买保险、支付高工资、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等都能显著减少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与不培训相比,培训使得农民工选择1年以上换工作的可能性增加1.618倍。企业支付高工资,为员工购买保险,使就业流动的机会成本提高,根据效率工资理论,高工资和福利可以有效减少工人流动。劳动合同对频繁的就业流动行为来讲,本身就是一种约束,目前劳动合同的期限大多1年以上,因此签订劳动合同能有效减少1年以内换工作的行为,同时劳动合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可以减少“为其他企业培育人才”及劳动者失业的风险,有利于劳资双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就业稳定。最后,企业提供宿舍不利于农民工的就业稳定。这与笔者的预想刚好相反。通常来讲,提供宿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提供的福利待遇较好,应该能留住工人,降低流动性。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已把部分职能社会化了,目前提供免费或很低费用宿舍的绝大多数企业是规模相对较小的私营企业,尽管提供宿舍,但和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相比,私营企业无论是工资待遇、福利状况及工人的权利保障方面都要差得多,因此其员工的就业流动性较高。第二,对不提供宿舍需要在外租房的就业者来说,其租房合同期限通常是1年,这对频繁换工作或换与租房距离较远的工作形成一定约束,企业提供宿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就业流动成本,为就业流动提供了便利。
3.宏观层面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首先,政策制度决定劳动者决策行为的权利大小和机会多少,随着法律体系不断健全,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农民工可以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实现合理的就业流动。其次,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满意度对其就业流动的影响仅次于自我发展型进城动机和企业提供培训,而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是否满意,不仅与其获得的收入有关,还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及对农民工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当农民工感觉在城市生活不受歧视,与城市居民待遇、地位没有很大差异时,农民工留在城市的意愿就会更强,有利于就业的稳定。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将职业价值观作为个体特征之一,利用内外影响力范式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研究农民工的就业流动行为。结果表明,微观层面上,职业价值观、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越注重自我提高和发展、留在城市的意愿越强烈、受教育程度越高、年龄越大的人就业稳定性越强。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能增加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增强就业的稳定性;企业提高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重视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资能有效降低农民工跳槽的频率。宏观层面上,健全的法律制度能减少劳动力流动障碍,促进劳动力合理的自由流动;对城市生活越满意,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也越强。因此,减少农民工就业的盲目流动,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加快新型城镇化,政府、企业和社会责无旁贷。
第一,要重视职业价值观对就业流动行为的影响。政策制度和学校教育要引导农民工树立良好的职业价值观,重视自我能力的提升,而不仅仅重视物质利益和享乐。同时,政府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改革现存的户籍制度,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就业环境,保障农民工权益,减少农民工留在城市的制度障碍。
第二,重视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社会资本的积累不仅需要发挥农民工自身的主观积极性,更需要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相比人力资本,政府对农民工社会资本积累的投入和重视明显不足。政府应加强农村交通与通讯设施建设,搭建社会网络平台,为农民工信息交流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三,加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职业技能培训。对文化程度普遍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讲,职业技能培训比基础教育更有针对性,更能有效减少就业流动。而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和人力资本产权的特殊性,企业进行技能培训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一定风险,面对频繁“跳槽”的农民工,企业在技能培训上的积极性明显不够。因此,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加大补贴力度,调动企业的积极性,鼓励企业对农民工开展技能培训,另一方面要完善相应法规体系,促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降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
第四,政府应加强对私营企业的监管,保障农民工权益。被调查的农民工中,69.3%的农民工在个体私营企业就业,因此监管好私营企业是保障农民工权益的重中之重,也是有效减少农民工盲目型就业流动的重要途径。
摘要：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814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因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资本对其就业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微观层面上,职业价值观、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高工资及教育培训能增强就业的稳定性;宏观层面上,政策制度和社会文化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因素 篇3
关键词：工作转换；职业流动；职业地位；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4-0113-08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4.012
一、引言
农民工就业流动频繁已经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和重要特征，2012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工众网联合发布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显示：66%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25%的人在近7个月内更换了工作，50%的人在近1.8年内更换了工作，而农民工两份工作的时间间隔只有半年多。农民工就业流动性高、“短工化”趋势明显，而农民工为什么要频繁地变换工作呢？收入问题一般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对其所从事工作本身满意与否，再次是对技能和知识增长的追求，而基于工作原因的主动流动（收入太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劳动强度大、社会福利差等原因选择主动离开）往往占绝大多数。
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待遇与发展机会，农民工频繁地更换工作，但这种方式能否提升其职业地位，实现城市融入，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并不一致。从工作搜寻与匹配理论视角来看，工作转换提供了一个劳动力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机制，只有经历一系列的工作匹配、离职和新工作匹配，才能最终从事生产率最大化的工作，而工作转换也成为从业者实现职位晋升和工资上涨最快和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工作转换对提升农民工职业地位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经验研究大多给出了否定答案：不同于初次非农就业转换（农业向非农就业转换）显著提升工资收入，再次的工作变换和职业流动无助于提升工资待遇，工作转换并没有提升农民工职业地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国际移民的情况相似，农民工工作转换并没有带来职业的向上流动，反而其高流动性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积累，造成人力资本和经济效益双重损失。不过，也有部分研究指出，多次流动更有利于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部分农民工在工作转换中实现了职业的向上流动。
对于工作转换能否实现农民工的职业提升，受制于数据的代表性和职业流动定义上的差异，经验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同时，由于现有实证研究大多采用截面数据，无法对工作转换产生的跨期效应进行评估，对于职业流动是否存在“u”型特征（转换初期出现职业向下流动，而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实现职业上升）也缺乏必要的证据。工作转换能否实现农民工的职业提升？农民工工作转换对职业流动的影响是否存在跨期效应？农民工职业流动是否存在“u”型特征？这些问题都有待采用代表性的调查数据进行拓展验证。基于此，文章将采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跟踪调查数据（Rural UrbanMigration in China，RUMIC），分析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并探讨农民工工作转换是否产生跨期效应以及职业流动是否存在“u”型特征。
二、文献综述
工作转换往往伴随着职业流动，是就业者搜寻更高质量职业匹配的结果，而职业流动在个人职业生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工作转换可能是一个积极的职业生涯变化，通常人们会流向更高序列的职业，而人力资本更高的就业者工作转换带来职业提升的可能性更高。不过，利用美国动态收入调查（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PSID）的研究指出，1981-1993年间工作转换同时伴随着职业和行业变动，男性变换工作可能导致向下的职业流动，降低工资水平，而年长者及工资待遇高的就业者很少选择转换工作。采用同样的数据（PSID）探讨裁员（被动工作转换）带来的收入损失，发现由于裁员带来的职业变动会导致较大的收入损失，这与工作流动导致的专业人力资本流失有关。而利用2001-2010年英国劳动力调查季度数据，探讨在职搜寻者与失业后求职者的职业变动差异，也发现：不同职业的在职搜寻者和失业后的求职者职业流动模式或方向完全不同，在职的搜寻者更有可能转换到平均工资高于前一份职业的工作，而失业的求职者，则更可能转换到低报酬职业。因此，在职搜寻者从职业流动中受益，其工资增长前景变好（更高的工资或未来的工资增长），而对失业的求职者而言，职业变动对未来工资增长有消极影响。
最近一项相关研究是利用1980-2002年间丹麦的劳动力市场研究综合面板数据（IntergratedDatabase），考察了职业流动的特征，最终发现：工人转换职业的可能性在工资分布上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情况，即最高或最低工资的工人离开职业的可能性最大。工资相对较高的工人倾向于转到平均工资较高的职业，而相对工资较低的工人通常转换到低工资报酬的职业。这种双面选择模式的一个例外是，生产力急剧上升的职业，主要是低工资报酬的工人倾向于离开，而生产力急剧下降的职业，高工资报酬的工人倾向于选择离职。
不过，对于处于劳动力市场底层的移民来讲，其工作转换带来的职业流动有显著不同，一般认为移民的职业流动呈现“u”型特征，即初期会遭遇一个向下的职业流动，不过职业地位会随着在输入地停留时间的增加而逐步提升。研究分析发现从前苏联到以色列的犹太移民在到达以色列的第一年会遭遇一个真实的向下职业流动（在以色列高技能人才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不过随着在以色列居住时间的增加，移民能够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而对德国外裔移民的职业流动的研究也发现，移民存在向下职业流动，向下职业流动由于性别、迁移状态以及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别，而高技能移民在迁移初期会面临较大的劳动力市场职位恶化，但相对低技能移民而言，他们也能更快地恢复到原来的职业地位。对此，人力资本模型的解释是，新移民拥有的技能是在他们的输出国获得的，这些人力资本投资具有一定的国家特性，在流入地并不一定能得到全部回报，使得短期内很难在两个国家之间转换。同时，研究也发现这一特征可能因移民的国别差异而有所区别，如果移民来自发达国家，他们的职业流动的“u”型特征会更平坦，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其职业流动的“u”型特征则会更陡峭，因为移民的技能有很强的国家特性，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差距越小，移民技能随之迁移的可能性越高。
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因素 篇4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影响我国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的大问题。由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将会是一项长期的工程。而农业的容纳能力十分有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是惟一的出路。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由于农业生产所具有的特性，农村劳动力过剩，不是绝对过剩，而是一种相对剩余，即隐性或不充分就业的剩余。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1、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明显的兼业性和不稳定性。这些转移的劳动力绝大多数还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尤其是在乡镇企业和本地城市就业的人员，除平时务工外，农忙季节都要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属亦工亦农性转移。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就业岗位的不稳定性，很难做到准确的统计。
2、乡镇企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但吸纳能力已有所减弱。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以发展乡镇企业为载体，采取“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内部就地转移方式。因此，乡镇企业的发展对转移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就业压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近年来，由于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乡镇企业面对的市场约束明显增强。另外，受金融体制和银行内部体制改革的影响，乡镇企业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越来越困难，资金供应渠道受阻，支持不足，乡镇企业新增容量明显减少。除此之外，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乡镇企业的机制优势和优惠政策逐步消失，以及乡镇企业自身技术装备落后，人才匮乏，管理粗放，在产品竞争和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亦难以保证其持续增长。上述矛盾和问题构成了制约乡镇企业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由此而使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
3、劳务输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又一出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我市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观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已逐步从“离乡不离土，进厂不进城”的陈旧观念中解脱出来，融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许多农民走出农村，走向社会、走向城市，到处都有农村劳动力大军。他们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而是以工人、商人、专业技术人员或企业主的身份活跃在社会经济舞台之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缓解了农村的就业压力，更重要的是它不仅填补了城市结构性就业空位，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生力军，而且随着部分劳动力的回流，将资金、技术、信息和新观念注入农村，加速了传统落后地区农村面貌的改变。
4、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输出，在方式上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盲目性。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市场发展较快，相比之下，劳动力市场发展明显落后。缺少组织引导，因此，农村劳务市场的发育尚处于原始阶段，以自发、分散、规模小、不规范为其显著特征。一是缺乏准确的劳务信息和统一的组织管理。盲目外出务工，使不少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二是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工资被拖欠、克扣或被迫加班加点，工伤事故无人管、无人问等现象时有发生，直接影响着收入的增加和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三是劳动者普遍存在文化水平低、生产技能差的问题，由此而造成就业层次低，择业空间小。目前异地建筑业、工业、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中的低层次工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去向。
三、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及对策
(一)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为劳动力向农业内部就业提供新的空间。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供给已经摆脱了长期短缺的局面。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品
质，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充分利用这次退耕还林、还草等结构大调整带来的机遇，在保证粮食生产能力稳定提高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不断拓宽生产新领域，通过合理垦殖、综合治理、技术改造等多种形式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的劳动就业机会。
1、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处在双向流动过程，转移极不稳定，外出民工“反流”现象还较普遍。因此，利用返乡的外出农民的技术特长和本地能人，加大对农业综合开发力度，发展立体农业、生态农业，实现农业产业化，从而扩大农业自身消化劳动力的能力，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为”流动，同时积极鼓励农民的承包土地有效集中，实现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减少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带来的土地资源浪费。
2、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为劳动力向农业内部转移提供新的空间。实施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对此我们要抓住这一良好机遇，切实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要以市场为导向，经济效益为中心，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转移农村剩乘劳动力为重点，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加快区域主导产品和产业开发，力求形成有地区特色产业或产品为主导的经济格局，农业产业化，不仅能提高密集型农业生产的利润，还通过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拓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门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二 有序转移与城市化发展
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效率，使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自由地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与重新组合，形成合力，成为有机整体。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是农村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的关键。长期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不仅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割在不同性质的经济体系中，也基本堵死了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入城市的通道，使农村人口城市化受阻。未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将日益与城市化和产业化发展紧密结合，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转移。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项重大决策创新。我国农民增收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均耕地面积锐减，农村剩余劳动力激增，农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从而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低，难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发展的基本财富，但供给的剧增对于中国有限的耕地、脆弱的农业、稀少短缺的资源和资金都是难以承受的压力。只在通过产业、就业结构的调整，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使农村劳动力的耕地面积增加和农产品商品化比率提高，农民收入才有可能长期保持和国民经济同步增长。城乡统筹解决就业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创新。这一举措将农村就业纳入国家统一的就业政策范畴，取消各种就业准入制度，拆除对本地劳动力就业采取保护的“壁垒”，逐步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实行劳动力凭学历、技能竞争就业，农民和市民享有平等就业的机会，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竞争。
(三)、加强组织管理，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服务体系，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和输出。首先，要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充分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其次，要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纳入国民经济与发展计划和规划之中，不能再把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看作只是农民的事，农村的事，要把它作为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来抓。第三要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纳入就业行政管理的部门统一管理。就业行政管理部门，既要管理城市居民的就业，又要管理农民的就业，把城乡劳动力看作一个有机整体，统一开发，统一利用，统一管理。第四要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就业服务网络体系和就业训练网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便捷优质的服务。第五要重点抓好地区性、区域性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的搜集和发布，加强不同地区劳动市场信息的交流，协调处理劳动力输出中遇到的种种
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因素 篇5
1、粮食增产，农民丰收。按一号文件精神，我镇落实早稻种面积52800亩，比去年增加3528亩；中稻200亩，春玉米3450亩；晚稻57620亩，比去年增加了4073亩，合计增加了7601亩。全年优质稻面积是7.5万,其中高档优质稻是1.5万亩.根据镇农技站产量实际测定，今年早稻产量平均可达440公斤，总产量达到21125吨，比去年同期17442吨增收了3683吨；晚稻产量平均可达500公斤/亩, 总产量达到27520吨,粮食总产量共达55808吨,创农业总产值7800万.另外，今年的早晚稻粮食价格基本在70元/100斤，比去年的46元/100斤和58元/100斤分别多了24和12元/100斤；其中还有1.5万亩高档优质稻，签订了定单合同，预计可高出15%的收购价，在这个项目上农民又可增收不少；综合增收各项因素，与去年相比我镇单粮食生产这一项增加收入1240万，人均可增加收入185元。
2、税率降低，粮食“两补”，农民增收。今年我镇农业税减少156.87万,农业特产税减少15.924万元,粮食直补61万,良种补贴55万,多予少取共达到290万元,农民可减负290万,人均减负42元,从另一个角度上农民人均又增收42元.3、畜牧业发展迅速，收入明显提高。今年内我镇的畜牧业——生猪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成立了石潭镇生猪协会，并被市政府评为了无公害生猪基地，生猪品牌效应进一步打响。截至10月份共出栏生猪24.7万头，比去年同期多出栏94000头，创出栏产值21580万元，此项产值可比去年多增加6400万；存栏猪达16.36万头；同时价格与去年同期比高出了0.5--1.0元/斤，纯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可增加1750万，人均增收249元。
4、劳务经济进一步发展。到目前为止我镇的外出务工人员达到了14570人，与去年比增长了3370人；创劳务总收入10280万，收入比去年大有增加，估计可人平增收90元。综上所有的收入增加因素,我镇农民人均收入全年预计可增加580----600元.全镇人均纯收入可逼近3000元,可谓是农业生产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经过多年的农业生产发展经验,并结合我镇的实际情况,影响我镇农民增收有如下几点因素: 一是各种具体问题，制约了发展的拳脚。主要是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中所提的一些具体扶持项目，包括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动物防疫体制建设、道路通信电力建设等这些基础性条件的完善；许多村的农网改造、山塘改造、水利设施等对比较落后，上级对农民发展支持力度不够，影响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格局，很多农民往往受它的制约而不敢有较大的动作；同时在子女学习和就业方面，许多农民只能甘于疲于奔命，哪能谈得上有余力去发展生产。
二、原始农产品的开发和利用度低，致使农民增收缓慢。目前我镇乃至全县，所有的农产品基本都有处于原始利用状态，产品附加产值相当低，这是一个长期而难以解决的头痛的问题，也是农民增收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农业生产生活中的一些矛盾纠纷问题，不利于农民正常有序地进行生产作业。目前农村工作之中存在一些历史死结，乡镇根本难以解决，造成一些工作的难以正常有序进行，为农民增收打下折扣。如古城村、马桥村、合德村等，历年的一些老账难以解决，极大地影响农业生产作业和村务工作正常开展。
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因素 篇6
作者：杨盛海来源：湖南社会学网发布时间：2012年6月26日
摘 要：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城市化的推进必然会引发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的弱化与重构，在这一社会转型中，大量农民失地、失业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阵痛。失地给农民提供了告别传统生活方式、进入城市社会和分享现代文明的契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社会资本的贫乏与弱化，数以千万计的失地农民沦为务农无田、务工无岗、社保无份的边缘群体。本文试图在对农民失地过程中社会资本重构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探讨社会变迁中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转移就业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社会资本；失地农民；就业安置
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是一个影响社会稳定和城市化健康发展的社会问题。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民失地失业的问题日益突出，大量农民需要转入非农领域就业，原来以血缘、地缘和姻缘关系为主构建的乡土社会资本有的丧失，有的失去价值。为了适应城市生活和顺利实现非农领域就业，必须注重失地农民社会资本培育和重构。
一、社会资本是失地农民就业的重要制约因素
失地农民就业在很大程度受其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制约。社会资本是社会个体为了获取社会资源，以信任为核心，以互惠规范为基础，参与各种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范，获得社会资源的总和。
1.失地农民个体社会资本的不足和缺失
一般情况下，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资本的多寡与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数量上的差异往往能给数量上占优势的一方提供一种歧视数量上劣势者的社会资本，发展张力的不平衡、社会资源配置不公是失地农民就业社会资本不足的主要原因，而失地又进一步弱化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由于受到自身教育水平的约束和户籍身份的限制，失地农民社会交往面不广，所占有的就业社会资源较少，他们通常与促进其地位上升的城市社会关系网部分隔绝，他们缺乏地位积累、地位继承，难以获得优质社会资源，因而在城市就业中的扩展力严重不足，在转移就业的博弈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此外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化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制造和容忍对失地农民职业转移的歧视，而这种歧视的长期积累又进一步恶化了失地农民就业的社会资本，加大了其职业转移的社会风险。
2.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的群体性不足，加剧了失地农民职业转移的社会风险失地前，农民基于血缘、地缘和姻缘形成了长久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乡土性的社会资本可以为失地农民在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相对有力的保障和社会支持，失地农民由于其拥有社会资本往往能得到亲戚、朋友或邻居的支持、援助，能够比较容易克服生产和生活中的难题。进入城市，情况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在农村拥有的社会资本就会失去或失去部分的保障功能，如果城市又不能提供及时的保障。如果要实现
职业转移，其原有的乡土资本发挥的作用明显降低，但他们转移就业主要还需依靠原有的社会资本，这样他们在城市就业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就很难改变。事实上，不是失地农民不愿意脱离乡土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而是政府、城市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社会支持和保障，以及对农村乡土社会资本的依赖，使其难于融入城市。
3.失地农民社会资本功能的部分缺失，是就业障碍的另一个表现
随着农民失地，他们原有的基于地缘和亲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功能也随之弱化。失地农民就业社会资本的匮乏的重要表现是，失地农民就业信息、就业机会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原来的乡土性社会资本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市场经济一个很大的缺陷是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也是如此，而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资本的存在可以弥补劳动力市场的这一缺陷。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 “弱关系假设”认为，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由此获得的信息重复性高，而弱关系是群体之间的纽带，它提供的信息重复性低，充当着信息桥的角色，人们主要依靠弱关系获得就业机会。但中国是关系网络发达的社会，个人社会资源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关系网络，失地农民更多的是依靠“强关系”获得就业机会，其主要的是原有的亲属关系、同乡关系、朋友关系等乡土性社会网络。在市场体制不完善，制度缺失以及规范真空存在的情况下，以内群体的强关系为核心来获得就业机会也是失地农民的必然选择。
二、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就业影响的因素分析
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还不够完善，中介组织匮乏、信息沟通不畅问题仍然突出，失地农民在就业机会获得过程中和城市人及其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处于劣势地位，社会资本在就业就业机会获得方面仍然具有独特的优势，社会资本在多个领域还影响着失地农民就业。
1.社会资本制约失地农民就业领域
在关系本位的中国社会，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失地农民就业的主要依靠。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社会群体的就业领域和层次，失地农民就业安置很大程度依赖其拥有和可以获得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就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就业领域上，其主要表现是失地农民就业领域狭窄，据我们对长沙市的调查表明，失地农民高度集中于技术含量低，报酬低，危险系数高的行业，比如说建筑工人，服务员，清洁工，各种小工等（表1略）。
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以土地换工作，但随着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家的直接权力触角在市场就业领域受到抑制，国家只能从宏观上去创造有利于人的农民就业的外部环境，如制定法律，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营造有吸引力的投资和合作环境，至于单位雇佣谁，雇用的数量，雇用的报酬政府则是难以左右的，这是侵权原则和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政府既无权也无力解决失地农民的工作问题。
2.社会资本局限失地农民就业渠道
社会资本是影响就业机会的重要因素之一，对社会资本的享有量直接决定着失地农民的就业机会，失地农民所享有的就业社会资源是很有限的，最明显的表现为失地农民就业途径日益边缘化。失地农民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寡决定了其是否能够实现既定就
业目标，在中国这样一个重人情，轻法制的社会里，社会资本在决定失地农民个人就业机会方面具有更加重要的分量。
有资料显示，据我们调查失地农民的非农就业60%-70%是通过熟人介绍的，由于中国农村血缘和地缘的密切相关，使得农民的熟人关系大多局限于农村这个有限范围，即使有个别熟人能够跨出农村范围，地理区位的距离加剧了人情关系的疏远，在关键时刻也是难以依靠的就业资源。此外，通过中介搞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正规的职业中介公司在目前的中国本来数量有限，而且，许多富民甚至找不到职业中介公司，中介公司的乱收费，职业中介中的欺骗行为都是农民务工过程中的障碍。因此，失地农民通过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的是非常少的，作者对长沙市失地农民的抽样调查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见表2）
3.社会资本影响失地农民职业的稳定程度
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已就业的失地农民的回流比率高，即使失地农民在某个单位找到一份工作，但就业回流现象比较突出，其特征就是工作变换次数多（见表-3）。由于失地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和农民身份标签，使他们成为因为单位改制或者因为技术革新导致工作岗位减少的责任承担者，最先面临下岗待业风险的必然是失的农民。而且，受失地农民自身传统观念的影响，如乡土观念，赡养观念等等，以及再加上外部客观环境的不如人意，种种因素促使失的农民就业回流率居高不下。随着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和企业的转制，兼并和倒闭，过去已实现“招工安置”的失地农民，大多被裁减或失业回村。失地农民回流率居高不下，严重制约城市化的顺利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据作者调查，目前单位安置的失地农民四成以上已经离岗，而新产生的失地农民安置难度更大。据我们对已安置进各单位失地农民的统计，在已就业的失地农民中有近40%的人实际处于待岗状态，但由于相当部份的失地农民还存在严重的“铁饭碗”意识，因此即便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了困难，甚至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也不愿意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失地农民的素质与经济产业升级，高新技术加快发展的趋势存在矛盾。
三、重构社会资本，促进失地农民就业
失地不仅给农民带来物质财富的损失，同时也使其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构建的社会资本受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社会资本的重构是失地农民面临重要现实问题，增强失地农民的社会参与能力和扩大其社会参与网络,是失地农民转移就业的基础和前提。
1.营造有利于进城就业的制度环境，增加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
从社会资本的构成看,政府资源是社会资本的最大来源之一,政府的公共资源的价值取向对于各社会阶层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增加至关重要。在失地农民转移就业过程中,政府应该在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的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必须要建立失地农民转移就业技能培训机制, 完善城乡一体的就业服务体系，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超越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的相互协作和互惠规范。农村社会资本的获得要求人们习惯于群体的道德规范,并具有互惠、诚实和互信的美德，而在城市社会资本的重构过程中，政府要通过完善制度和政策体系，引导失地农民不断克服现有社会资本封闭、分散和规模小的弱点，建立一种超越血缘关系和家庭宗族意识的信任观念、信任意识，通过制度和公共政策的完
善，使失地农民能够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获得平等就业的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从而增强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的积累。
2.重构失地农民社会网络体系，奠定其扩展社会资本的坚实基础
随着失地农民职业的转变，其原有社会资本支持就业的功能将会严重弱化，重构社会资本的问题就显得特别突出。依据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公民参与能够扩大社会资本，因此在失地农民城市就业过程中，必须重新发掘建构社会资本存量的新途径。依据国外的研究经验表明,发展民间组织和参加各种社会组织有助于推动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的培育,进而促进社会资本存量增加。所以推进失地农民转移就业过程中,就必须大力发展各种民间组织和中介组织，要为服务失地农民的各种民间组织提供一种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的氛围,并对它们实行宽松而有效的管理；鼓励失地农民参加社会组织，充分利用各种社会组织，扩大他们的参与网络,建立城乡社会新型合作的机制,从而增加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的存量。
3.强化公共服务网络，扩大失地农民就业向度
社会公共服务网络是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机关、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应当加强公共服务网络建。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本质上是由服务失地农民的公共服务网络引发的，尽快克服与改变失地农民在转移就业过程中社会资本的缺失状态，重构城市社会资本，必须从强化公共服务网络入手重构社区社会资本。一是构建失地农民转移就业绿色通道，完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全免费服务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和促进就业政策机制，引导失地农民从农田走进现代城市生产方式；二是通过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使其与城镇居民一样平等地享有就业培训、择业指导、职业介绍等方面的就业服务；三是完善与失地农民相关的公共政策体系，使得失地农民不仅在接受职业培训、就业援助、自主创业等方面享受到应有的政策待遇，而且也平等地享有城市的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待遇；四是科学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营造一种良好的交往环境,完善和促进城乡社会人际关系健康有序发展。
社会资本是促进失地转移就业的重要公共资源,是推动失地农民城市就业和生活的核心动力。从某种角度说,失地农民非农社会资本的重构就是要在考虑现代性因素的同时建立一种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城乡参与网络。但是，对失地农民来说，要实现非农领域就业和逐步融入城市，仅有社会资本是不够的，还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
参考文献：
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因素 篇7
我国当前人口流动已经由最初的个人“单枪匹马”人口流动转变为人口流动更高级阶段的家庭化流动阶段。人口流动家庭化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人口流动的重要形式[1,2,3,4]。家庭化流动即在流入地工作的流动人口携带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岳父母或公婆、祖父母、媳婿、孙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其他直系亲属)即为家庭化流动(陈卫等,2012)[5]。
农民工是我国人口流动浪潮中的一支庞大的群体,农民工真正融入到城市中,首先是农民工自身必须愿意并且有能力融入城市,其次是所流入城市也可以接纳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一份子,实现市民化。那么,在农民工不断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家庭化的流动特征是否对其产生影响?一方面,家庭化的流动方式使得农民工在城里务工有了家的感觉;另一方面,拖家带口增加了其生存上的压力,反而会降低其城市归属感。本研究试图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得出结论。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意义
(一)文献综述
首先,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衡量,刘传江等(2006)[6]将经济收入、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制度环境等因素纳入农民工城市融合评价体系;王桂新等(2008)[7]选取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参与和心理认同等5个指标,基于等权重法则,以此来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纪韶(2012)[8]则采用因子分子提取公因子的方法,从经济、社会和心理3个维度研究举家外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石智雷等(2014)[9]选取城市生活的满意度、社区活动的参与度、对城市的主观认识、城市的客观接纳4个变量,通过加和的方法构造了综合性的城市融入指数。
其次,对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因素的研究中,何军(2011)[10]通过分析城市融入的代际差异,得出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结论;纪韶(2012)[8]通过对在北京市务工的500个农民工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政策上的限制、流动就业类型与个人素质都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童学敏等(2012)[11]得出,以教育程度、职业培训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同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起阻碍作用,而新型异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正向影响;田明等(2014)[12]分析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地域差异,得出北方城市流动人口的融入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南方城市,并且城市规模、城市所在区域的文化特色、城市经济特征、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都是影响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分析可知,大多数研究对流动人口家庭化对其城市融入影响的研究却不多。一般认为,人口的家庭化流动将有助于流动人口更快更好地融入所在城市。
(二)理论意义
人口流动家庭化是我国人口流动浪潮下一个重要的形式,这种人口流动模式能否促进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或是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有待理论及实证研究。一般认为,人口的家庭化流动将有助于流动人口更快更好地融入所在城市。可是现有研究表明,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并不必然会带来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程度的提高以及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上述因果关系的成立,至少还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流动人口选择家庭化迁移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寻求家庭的效用最大化(这里包括经济状况变化对家庭收入效用的影响和家庭成员团聚所带来的心理效用满足),还是真的出于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身份转变的考虑?二是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是否真的提高了该群体的城市融入能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如果这种城市融入能力提高与家庭束缚所带来的对城市融入能力影响的负作用相比如何?如果前者少于后者,家庭化的人口流动仍然不能促进其城市融入。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三、分析框架与计量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2012年国家人口计划与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家庭化流动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该调查的调查范围为全国大陆地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查对象为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2012年5月年龄为15～59周岁,即1952年6月至1997年5月出生的人口),但不包括配偶或子女为本地户籍人口的流动人口。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取户口为农业的流入人口,样本量为133653。
(二)分析框架
要顺利完成本研究,必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要确定、选取影响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控制变量;二是对农民工家庭化流动的划分;三是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衡量。
1. 控制变量。
本文将控制变量分类成个人特征变量、生活特征变量、就业特征变量、流动特征变量4个大类,其中每类变量中的具体变量如表1所示。
2. 自变量。
本文将农民工的流动形式分为只身外出型、核心家庭外出型、只身类广义家庭外出型、核心类广义家庭外出型。顾名思义,只身外出意义明确,这里不再赘述;核心家庭参考张航空(2012)[13]对核心小家庭的分类,即包括仅仅夫妻外出型、夫妻一方和子女外出型、夫妻和部分子女外出型、全家外出型;只身类广义家庭外出型则指农民工与父母、岳父母或公婆、祖父母、媳婿、孙子女、兄弟姐妹等亲属外出的;核心类广义家庭外出型则指在各种核心小家庭分类的基础上,有其他亲属(指父母、岳父母或公婆、祖父母、媳婿、孙子女、兄弟姐妹)一起流入城市的情况。
在实证研究中,本文只区分只身外出和有家属随迁两类情况,即将核心家庭外出、只身类广义家庭外出、核心类家庭外出归为有家属随迁类别。
3. 因变量。
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衡量,分为城市融入意愿和城市融入能力两方面进行考虑。首先是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意愿的衡量。根据调查问卷,将城市融入意愿分别从生活方式、心理融入、居留意愿三个维度来衡量。而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的衡量,主要是对其经济能力的衡量。本文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数据。衡量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与城市融入能力的变量维度如表2所示。
(三)人口流动家庭化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影响的实证研究计量模型
本文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家庭化流动形式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
城市融入意愿:
城市融入能力:
其中,CIW表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意愿,CIA表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能力;X1、X2、X3、X4分别表示影响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各类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变量、生活特征变量、就业特征变量、流动特征变量;X表示本研究的研究变量,即农民工流动形式;μ1、μ2为各自的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研究及结果解释
本文运用Stata软件,采用OLS法对模型(1)、(2)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个人特征变量、生活特征变量、就业特征变量、流动特征变量、流动形式对以生活方式、心理融入、居留意愿、融入能力4个角度所衡量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整体来看影响显著。
具体分析,个人特征变量中,男性相对女性,会较少地参加当地活动,心理融入程度也相对较小,在融入能力上也不如女性,然而男性相对女性的居留意愿比较强烈。男性之所以在城市融入能力上低于女性,可能的原因是本文的融入能力由总收入与总支出两个变量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这里不同于大多数研究中男性收入大于女性收入的结论。
所有生活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从表3中可以发现,享有保险、住房来源、社会交往对生活方式、心里融入、融入能力都是正向影响,而对农民工的居留意愿都是负向影响。享有保险对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呈现负相关关系,与已有研究[14]结论不一致,原因在于本文的数据中,85%的样本没有享有保险,只有15%的样本享有保险,由于两者数量差距大,可能会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偏差。
同样,在就业特征变量与流动特征变量中,大部分变量也都对城市融入的各个维度有显著影响,但是影响明显较小。
最后,农民工流动形式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4个维度都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只身外出的农民工,有家属随迁者更多地参加当地活动,并且在心理上愿意融入到所流入的城市。然而,有家属随迁的农民工居留意愿显著低于只身外出者,可能是因为有家属随迁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生存与生活的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工因压力大而情绪低落,导致很想离开这个城市。有家属随迁的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强于只身外出者,一是由于人多力量大,挣钱能力也强,二是家属随迁增加了生存压力,相应地也会更加努力工作。
五、结论
由上述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1)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变量、生活特征变量、就业特征变量、流动特征变量对以生活方式、心理融入、居留意愿为维度衡量的城市融入意愿与城市融入能力都有显著影响。
注:***P<0.01,**P<0.05,*P<0.1。
(2)农民工流动家庭化对其城市融入有显著影响。具体地,相对只身外出型农民工,有家属随迁的农民工会更多参加本地活动,在心理上更能融入到流入地城市,并且有更强的经济能力来融入到这个城市,但是其居留意愿相对只身外出者较弱。
摘要：流动家庭化已成为当前我国人口流动的重要形式。本文利用2012年人口流动监测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农民工流动家庭化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工流动家庭化会促进其参加当地活动,更能增强心理融入程度,并且可以增强其经济上的融入能力,但是农民工家庭化流动会降低其城市居留意愿。
什么因素影响了工作流动 篇8
在这篇文章中研究者揭示，工作流动和职业过程的不同往往取决于人们面临的机会结构的不同。员工拥有的与工作有关的资源，可以决定他们到底进入某个工作结构的什么位置，也可以决定他们多久才能取得晋升或者离开该工作……
公司内部晋升阶梯
在公司内部晋升系统中，员工往往都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职位开始，然后实现他们的职业生涯。公司内部晋升阶梯常常被定义为一个职业阶梯以及晋升机会的提供者，尤其是在大公司内部，研究者经常将它视为公司内的工作或成套的工作。
如果公司内部晋升阶梯可以提供更多的流动机会，那么员工将会看到更多晋升的机会，更少降职和退出的机会。事实的确如此，在美国男性中，公司内部和封闭雇佣关系中的工资下降的比率非常低。同样，德国生活史数据也显示，处于大组织中会减缓所有工作流动，但会增加公司内的流动，延缓离开公司的流动，同时对公司内向上的流动没有影响。
在一个内部人员有优先晋升权的美国大型保险公司中，更少有人会从高层职位和具有更高晋升机遇的职位退出。在所有正规的职位等级中，晋升都随级别递减。但只是简单地应用职位等级来判断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每个公司都可能有多套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阶梯，而一个工作阶梯可能只能覆盖某个范围的工资级别。这样，为了上升到更高层次，员工可能需要改变工作阶梯。在Spilerman和Petersen所研究的保险公司中，在工资级别趋向工作阶梯的最高限度时，晋升的可能性变得很小。这时，公司用置入和出价政策鼓励员工向其他工作种类转移，从而减少那些由于晋升到最高限度而导致的员工辞职。
得到某个工作可能有不同的途径——它们对将来的流动有不同含意——并且某个工作可能导致许多不同的更长远的机会。Althauser的研究发现：平均起来，职业生涯中越接近终点的工作，它的变化速度就越慢。而在一个公司内部晋升阶梯中，某项工作持续的时间越长，它进步的可能性就越大。
教育、种族与性别
像教育、种族或性别这些显形因素，可能对跨公司的工作变动更为重要，而在公司内部，那些不易观察或转移的资源和技能对晋升更为重要。进一步说，当员工做出是否要离开某个公司的决定时，他们可能会使用那些更容易观察到的工作报酬，例如声望和工资，作为比较的基础，这些内容在跨公司的流动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在公司内部的流动中所产生的影响。
学历确实影响晋升，Spilerma 和Lunde 发现，当教育证书和工作需要吻合得很好时，晋升的机会更大，但正式教育对于员工在不同工作阶梯间流动时所发挥的作用比它在同一工作阶梯内晋升时所发挥的作用更大。在既定的工作阶梯上，机遇与员工职位等级变化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此外，那些级别较高的人更容易转换工作阶梯，而资历较深的人转换工作阶梯的可能性更小。在联邦行政事务机关，一旦女性达到高级行政和专业级别时，她们提升的速度和男性是一样的。但是，她们要到达这样的级别是比较困难的。
各类公司、产业和职业当中的工作回报、职业阶梯以及雇佣关系的不同，也会影响工作流动。例如，以男性为主的职业往往被描绘成会比女性为主的职业提供更高的报酬和更多的晋升机遇。但至少有一项研究显示，女性比例较大的职业中向上一级职权流动的速度更快。根据这个事实，Hachen推测女性为主的职业牵涉更高强度的管理，因此，较低级别的权力会被划分出更多的层次可供流动。
从好工作能留住员工的角度来说，尽管Waite和Berryman提出，那些从事非典型职业的人更有可能因为与工作搭配不当或缺乏认同而离开，但有研究发现，当男性从事一个典型的女性职业时，他们不太可能变换工作，或许是因为这些男性具有（或者认为自己具有）在这些工作中更大的晋升机会。
原文题目：Job Mobility and Career Process(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