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的人物形象分析

贾宝玉的人物形象分析（共7篇）

贾宝玉的人物形象分析 篇1

贾宝玉，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男主角。他是女娲补天弃在青埂峰下的一块顽石和赤霞宫神瑛侍者转世真身，荣国府贾政与王夫人所生的次子。因衔玉而诞，系贾府玉字辈嫡孙，故名贾宝玉，贾府通称宝二爷。他是大观园女儿国中唯一的男性居民。

一、曹雪芹的性别角色意识与贾宝玉的“男人解放”形象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一个封建贵族阶级内部的叛逆者形象，是封建社会崩溃前夜的新人形象，这几乎成了今天广大红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共识。而当我们以男人解放思想为背景重读《红楼梦》时，便会发现，曹雪芹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处处流露出对传统的男性社会性别角色的颠覆。毫不夸张地说，曹雪芹是具有初步两性平权意识与男人解放思想的作家，虽然，受其时代的局限，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性别角色是怎么回事。但在他塑造的贾宝玉这一人物身上，凝聚了男人解放思想所信奉的诸多理念，这一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形象，同时又是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叛逆者。让我们试以男人解放的视角，重视审视一下宝玉的形象。

1.贾宝玉背叛了“男人应该事业有成”的性别角色意识

儒家文化观念下的理想男人应该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贾宝玉是被其所属家庭寄予厚望的一个人物，贾政等人对宝玉的期望，自然是“深精举业”，平步青云，光宗耀祖。然而，贾宝玉一生鄙弃功名利禄，最恨所谓“仕途经济”。这种“不思进取”，是与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对男人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在贾宝玉那里，与功名相对的，是“风月诗酒”，他沉浸其中而自得其乐。

第五回写宝玉跟着秦氏找午睡之处，先进上房，见挂着一幅画和一副对联，画为《燃藜图》，画的是刘向勤学苦读，而对联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宝玉忙说：“快出去，快出去!”对功名厌恶到这种地步。谁若劝他走经济之途，他就斥之为“混帐话”，亦可见其性情。

2.贾宝玉颠覆了“男人远离女性”的性别角色要求

在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规范中，男孩子从小便被教育他们是不同于女孩子的，他们应该与女性保持距离。一个“成熟”的男人如果整天和女性混在一起，会被认为“没出息”，沉湎于儿女情长。

贾宝玉毫不理睬这一切，他整日与女孩儿厮混，这实际上是他生活的最主要内容。用史湘云的话说，便是：“你成年家只在我们群里”。而袭人也在三十四回中说：“他偏又好在我们队里闹”。贾母因此说：“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

男人本应有男人的事情去做，什么事情呢，自然是求取功名。但贾宝玉却偏对女孩子们做的事情感兴趣。这或许出于他的性别平等意识。

传统男性社会性别角色中的重要组成之一，便是男性霸权主义，是高高凌驾于女人之上的那份“权威”。在贾宝玉生活的时代，男人是社会的主宰，女人是奴仆，是被轻视与奴役的。

3.贾宝玉挑战了“男人阳刚”的角色定位

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对男女差异有着明确的规定，男人的“阳刚”对应女人的“阴柔”。为了塑造这一不同的性别形象，男性和女性在幼年的游戏内容上便有区别，而贾宝玉却要打破这区别。第六十二回，香菱等人斗草，“可巧宝玉见他们斗草，也寻了些花草来凑戏”。这种女孩儿们的游戏，荣宁二府中，恐怕也只有宝玉这一个男性会热衷参与。

那一段“宝玉葬花”更是“女性味儿”十足，也可以说是“兼性”十足：宝玉“将方才的夫妻蕙与并蒂菱用树枝儿抠了一个坑，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将这些菱和好，又将些落花来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这举动，整个一个林黛玉葬花的翻版。

贾宝玉被公认为多情公子，而这多情，也恰是男人的阳刚形象所不容的，是贾宝玉对传统男人性别角色的另一背叛之处。至于说到贾宝玉的爱哭，因为最能体现男人解放的兼性理念，容后专述。

4.贾宝玉不理睬“男人老成持重”的性别塑造

直到今天，“老成持重”、“成熟稳健”的男人仍是社会性别角色要求下的“理想男人”，而宝玉“谤僧毁道”，用袭人的话讲，就是“说话不顾禁忌”，这种性情的自由随意，不受约束，同样是男人解放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

5.宝玉反叛了男性友谊的“君子之交”

在传统社会性别角色下，男人间深刻的友谊受到抑制。儒家文化讲究“君子之交淡如水”。以男人解放理念来考察，这种对男性间亲密情谊的回避根源在于男人的阳刚形象，男人被认为应该是坚强无比的，是可以独自承担一切重轭的。而温情脉脉、甜甜蜜蜜、亲密无间的交往，会使男人显得太“多情”，有损男人的“硬汉”形象，因此像女性之间那样的亲昵友情在男人世界是被禁止的。此外，男人间的距离还导源于“同性恋恐惧症”，即担心男性间交往过密会被别人认为是同性恋伴侣。

男人解放主义者认为，“同性恋恐惧”阻碍了男性的团结与友谊，因此是要破除的。正如女性主义者主张女人间建立深厚的“姐妹情谊”一样，男人解放主义者也主张男人间建立同样深厚的“兄弟情谊”。

而贾宝玉从来便没有想要扮演“硬汉”，他对这一男性理想形象进行了颠覆，同时也颠覆了同性恋恐惧。

宝玉与秦钟的“兄弟情谊”可谓深厚，元春受晋封时，“宁荣两处近日如何热闹，众人如何得意，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因此众人嘲他越发呆了。”为什么不介意呢，因为秦钟的父亲病故，而秦钟亦病危。他与蒋玉菡、柳湘莲等人有密切关系，突出了他与同性的情谊。

事实上，男人解放主义者所提出的“同性恋恐惧”效应在《红楼梦》中已有表现，如第七回写宝玉与秦钟相互敬慕，便“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疑”。

实际上，贾宝玉与同性的关系还仅仅停留在友谊层次，而不是同性恋。因此，与薛蟠“动了龙阳之兴”自是不同，甚至与秦钟和香怜的“挤眉弄眼，递暗号儿”也完全不符，更与贾琏“暂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迥异。纵观《红楼梦》全书，虽然多处描写同性间的性爱，即使第十五回里那些暗示性极强的语句，似也仅具有暗示同性间性游戏的层分，而非真正的同性恋关系。

二、贾宝玉周围人士对男人解放倾向的态度

当男人解放作为一种理论提出的今天，在全世界仍有很多的反对者。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对人奴役之深正在于，它已完成观念内化，成为我们观念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受其奴役而又觉察不到，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于是，许多持旧性别观的女性，便会觉得解放的男人不符合她们理想中的“好男人”形象。

贾宝玉的生活中，几乎都是这样的反对者。传统男人性别角色的代表人物贾政自不必说，包括贾母、薛宝钗、凤姐、袭人等人在内，亦是这样的反对者。

全书中，宝玉两次被人指责“婆婆妈妈”的，一次是凤姐因为他在秦可卿病床前哭，另一次则是袭人。宝玉因晴雯病而想到海棠花之死，认为是一种应验，袭人笑他：“我待不说，又撑不住，你太也婆婆妈妈的了。这样的话，岂是你读书的男人说的。”按袭人的话推理，同样的话，女人说便可理解，而男人说便是“婆婆妈妈”。“婆婆妈妈”这个词本身便具有贬意，它用于女性也是一种轻蔑，这里又通过将男性归入女性行列完成了对男性的轻蔑。

而到了“宝玉葬花”一段，被香菱看见了，也说：“这又叫做什么?怪道人人说你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肉麻”，和“婆婆妈妈”一样，用来指称某个男人有女人味儿。

第三十五回，借两个婆子之口形容宝玉：“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

第六十六回，又借兴儿的嘴说：“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

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再者也没刚柔，有时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得去。”由此可见，贾宝玉这一男性解放者的形象，不仅为上层阶级反对，也为下层反对，不仅为女性反对，也为男性反对。

宝玉的叛逆，最集中地体现在他摒弃仕途上。当史湘云听贾宝玉说不愿意会见贾雨村时，曾这么劝他：“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仁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谁知宝玉却一点面子也不留：“姑娘请别的姐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

贾政是传统男人社会性别角色的典范，热心仕途，追求“成功”之外，还表现在他与宝玉的父子关系上。中国传统男权文化推崇的是严父形象，以“严父”指称贾政再合适不过了，他毒打宝玉，除了嫌他荒疏学业、淫辱母婢，或害怕“窝逃”受害的因素之外，也有恨他“全无一点慷慨挥洒谈吐”，“在外流荡优伶”这些有损传统男子社会性别的行为举止。

林黛玉不仅支持宝玉的“男人解放”，她自己也是一个传统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反对者，仅由对待香菱学诗的态度便能够看出来。按理说，香菱更有理由就近向宝钗学诗，但宝钗却笑话她，说：“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而林黛玉则是极力帮助香菱学诗。由此可见，钗黛二人对于传统女性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定位便大相径庭，她们对于男人解放倾向的不同态度也便顺理成章了。

当然，对贾宝玉这一男人解放思想的实践者的最大支持者还是作者曹雪芹。曹雪芹无疑是带着欣赏的眼光来塑造贾宝玉的，宝玉形象寄托了他的理想。此外，曹雪芹在书中也多次流露出两性平权的意识，如对反抗压迫的下层妇女的同情与歌颂。

须知，男人解放主义者在今天仍在主流社会之外，属于“另类”，在当年便要加一个“更”字了。《红楼梦》第十九回有这么一条脂批：“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因此，这位批书人说贾宝玉是“今古未有之一人”。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贾宝玉所代表的社会思潮在当时处于“草色遥观近却无”的状态。

三、以两性平权、男人解放视角进行红学研究的意义与潜力

关于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以往的红学研究多强调他的阶级叛逆性，而我们这里试图从性别角色叛逆这一视角，特别是男人解放这一最新理念出发，对其进行审视与解读。阶级叛逆与性别叛逆尽管有时交插错位，但在很多情况下又能彼此关联，相互生发，具有统一性。

首先，社会性别角色是一种文化观念界定。而我们知道，任何文化观念上的界定，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色彩，打上了时代与阶级的烙印。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等社会性别观念，同样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管制人民的一种手段。历来的统治者，在以强权和独裁维护其统治的同时，往往都要依靠包括社会性别角色在内的一整套“伦理规范”，作为其补充手段。而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来讲，人本主义思想理应受到尊重，每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两性的平等符合社会进步的理想。

其次，性别角色规范对个人同样具有强制性。可以说，社会性别角色的条条框框，同样是一种对个人独特性的蔑视与剥夺，足以通过强化这些束缚，而将个人控制在既定的统一规范之内，使其个性无从发挥，直至彻底泯灭。因此，性别角色模式的过分强化，同样是一种奴役和剥削。

贾宝玉的背叛，是阶级叛逆与社会性别角色叛逆的统一，正是这一双重叛逆决定了他背叛的彻底性，也使其人物形象变得更生动而鲜明。

引入男人解放的视角，可以使我们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比如前面专节论述的贾宝玉的哭，以及贾宝玉诸多被当时主流社会视为女性化的举止和表现，如果单纯以阶级叛逆的观点来解读，有时难以取得十分令人叹服的答案。

再以贾宝玉对男性的态度为例，《红楼梦》全书中，贾宝玉对于男性的态度主要基调是反感的，而他之所以同秦钟等人往来十分密切，以往红学家们基于阶级背叛的观点，对此做出的解释是，贾宝玉反感的男性是上流社会的人士，而他的朋友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对于惟一的例外北静王，也有学者引证说，贾宝玉对北静王的友情很快便十分淡漠了。如果以性别背叛为出发点，便会发现贾宝玉的男性朋友，包括北静王，都是眉目清秀、相貌俊朗的青年男子。贾宝玉对他们的喜爱，表现了男性对俊美同性的欣赏，且这种欣赏又不是基于性爱的。而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中，女性对美丽同性的欣赏受到认同和理解，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男性身上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或会立即由此联想到同性恋。所以引入男人解放视角，有助于我们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全面体察，以及对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如果认真深入地以社会性别角色理论全面解读《红楼梦》，我们还将会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可以说两性平权意识贯穿全书。正因为此，我们更有充分的理由说，曹雪芹是一个具备了初步女性主义，以及男人解放主义思想的伟大著作家。

贾宝玉形象赏析

我们就从贾宝玉那句有名的话说起吧。宝玉曾说过：“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这是宝玉与女儿和男子交往的一条重要原则。但是，我们会发现，宝玉并没有完全依照这条准则行事。比如，他和柳湘莲、秦钟、北静王等人交往十分密切，而对女子，也有另一种看法。那就是“这些人只嫁了一个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第七十七回)对于这种矛盾，孟富本地议会的一条侧批写道：“受气清浊，本无男女别”。这种：“受气说”，在理解贾宝玉的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

“受气说”的系统阐释者是贾雨村。第二回中，当冷子兴说贾宝玉“将来色鬼无疑了”时，贾雨村急忙罕然厉色制止，并说了一通玄而又玄的话。他认为，世间本来有正气和邪气，大贤之人和大恶之人就禀赋着正气或邪气。而当时是“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甚至所余灵气漫无可归，就化作甘露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在这样的世上，邪气只能充塞在深沟大壑之中，不见天日。如果邪气泄漏而出，因为正邪不相容，便会互相搏击，直至一方消亡为止。这样就产生了“正邪两赋”的人。这种人“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成为大奸大恶”，“聪明灵秀”而又“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他们“弱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抒清贫之家，则为逸世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亦必为奇优名倡。”如果我们把贾宝玉、北静王、秦中、柳湘莲、蒋玉菡等人与贾雨村所列举的三类人进行对照，就会发现他们十分吻合。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红楼梦》的写法是“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据考证，应该是“假语存焉”，与“真事隐去”对应。)，而且发表“受气说”的正是贾雨村。“假作真时真亦假”，贾雨村的这些话也就真假皆有之了。那么，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呢?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贾宝玉等人正是秉正邪二气而来的人，但何为正、何为邪，贾雨村说反了。也就是说，充溢于天地之间，漫无所归的，是残忍乖僻的邪气，而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不见天日的，正是清明灵秀之正气。

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证明。贾雨村的立场是封建官僚的立场，在他们那里，抹杀天性、真情的“理”才是最终价值标准。在这种价值标准的支配下，他们根本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只要看一下评价宝玉的两首《西江月》就可以知道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书中看到，作者曹雪芹对当时的社会也是抱着失望的态度的。我在这里不多展开，仅指出两点：一，曹公在开头用了女娲补天的神话，脂砚斋在这里批道：“补天济世，勿认真用常言。”为什么要补天呢，因为“天”已经破了。脂砚斋提醒我们要注意神话后的含蕴，即社会已经破败了。

二、《红楼梦》中多次写到“末世”，比如甄(士隐)府、林府、贾府等等。在贾雨村出现时，脂砚斋批道“有写一末世男子”。可见，曹雪芹认为当时的社会已经到了末世。

在这样一个“天”都已经破败的末世，充斥世间的只能是邪气。那些偶尔泄出的清明灵秀之气是弥足珍贵的。并正邪二气而来的人同样弥足珍贵。贾宝玉就是这样的人，他的许多性格特征和生命活动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首先，我们谈一谈“意淫”。“意淫”是相对于“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的“皮肤淫滥”(第五回)而言的。它“唯心会而不可言传，可神通而不能语达”。这主要体现在对女儿的态度上。当时的社会仅仅把女子作为玩物，而并没有给与她们应有的价值。但是，贾宝玉却视女儿为“阿弥陀佛”“原始天尊”(这本是甄宝玉的话，但“假(贾)作真(甄)时真亦假”二者是相通的)，对她们呵护备至。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反差呢?原因正在正邪二气上。“天地灵秀之气，只钟于女儿”女儿是清秀之气的结晶。而当时的社会，所谓的“天理”(就是理学之理)已经摧残和淹没了人的天性。人们反对人欲，轻视、消解人的独立的价值。女子，天地灵秀之气的结晶，正是男权社会的弱势者、牺牲品。“受气说”来讲，邪气充斥世间，漫无所归，它们是世界的主宰。而清明灵秀之气，只能拘于幽壑之中。一旦有正气泄出，便会因为“正不容邪，邪复妒正”而引起异常激烈的搏击，“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这种搏击的代价，往往是自由或者生命。我们看到，袭人在一步步的失去她的自由，而晴雯则失去了生命!这正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社会原因!在这样的社会里，女子当然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

而宝玉和世人迥异。他天性中有一段“痴性”，这种痴性就是他与生俱来的气质禀赋，使他身上具有的清明灵秀之气。这样一来，他便站在了与世人迥乎不同以至于对立的立场上。同气相求，是人之常情。宝玉这种天生的气质使他对女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怜爱。我们可以看到，在周岁“抓周”时，他只抓取脂粉环钗之类;七八岁时，便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这样的惊世骇俗之语;及至十三四岁，成人以后，更是“怡红"不已。他曾说自己“这个心操碎了也没人知道”，可见宝玉对女儿珍爱之至。他给麝月梳头，为平儿理妆，为袭人侍药，看龄官画蔷……这一切都远远超越了皮肤淫滥，而是灵魂、人性的对等的交流，也是对对方和自身清明精神的关怀。正是宝玉灵秀之气与女儿灵秀之气的统一，决定了“意淫”的平等性。对女子人格上平等的关爱，在当时的社会，是十分超前的，它具有极高的价值。

“意淫”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是诗意的、审美的。“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撕扇子作千金一笑”“白玉钏亲尝莲叶羹”等等故事，都是如诗般的清丽、脱俗。而“杏子荫假凤泣虚凰”一回中，描写了“同性恋”这样一个现在看来还是“丑”的主题。但是我们在品读时，并没有感到厌恶，反而获得了极微妙的审美体验。“意淫”之所以具有这样的诗意和审美性，是于其中“情”的交感密不可分的。关于这一点，在谈到宝黛爱情时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下面，我们谈一谈宝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也就是“情榜”中的评价--“情不情”。(脂批显示，“情榜”出现在《红楼梦》一书的最后一回，对全书的主要人物进行评价，评语都以“情”字开头，宝玉居“情榜”之首，评语是“情不情”)我们首先看一下“情不情”的语法结构：第一个“情”用作动词，意思是“用情”;“不情”即“无情”这里用作名词，意思是没有感情(或没有感情交流)的人和物。那么，“情不情”就是用情于无情之物。当然了，既然宝玉能用情于无情，就更能用情于有情了。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情”是广泛意义上的情，它泛指一切真情的关爱。下面，我们看一看“情不情”的表现。宝玉在铁槛寺边农舍里观看二丫头纺线(第十五回)，赞叹袭人的姨妹妹(第十九回)，提醒龄官避雨(第三十回)，等等。在第三十五回中，傅试家的婆子对贾宝玉的描述正是对“情不情”的最好注解：“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猩猩与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股股浓浓的。且连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的。”

从这些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到出宝玉用情的对象：燕子、鱼、星星、月亮、女儿，等等。他是绝对不会用情于须眉浊物的。从治理，我们会看到宝玉用情的对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秉赋着天地之灵气。宝玉用情于“不情”，实际上也是自己清明灵秀之气的外化与认可。由此看来，“情不情”与“意淫”有着相同的内在驱动力，那就是气质禀赋的惺惺相惜。在与“不情”的交感中，宝玉可以发现自己，寻找到自己的价值。正因为自己的价值在于这一切清秀之气中，宝玉才把女儿看得极为珍贵，甚至生死以之。事实上，“情不情”与“意淫”的思想内核是相同的，我们可以把“情不情”看作“意淫”在范围上的扩展。

然后，我们来谈谈宝黛爱情。在前面我们说过，宝玉和红楼女儿们都是秉赋着清明灵秀之气的，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基于正气的同气相求。而在所有的女儿中，气质禀赋最接近宝玉者，当属黛玉。宝黛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第一回中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的神话。绛珠草能够经延岁月，修成女体，是因为有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里是有明显的象征意义的，即神瑛侍者同绛珠草通过甘露进行生命意识的交流。在现实中，宝黛思想统一的根源，就在三生石畔。

这样一对具有极为相似的气质的儿女既缘定三生，又相逢今世，爱情的产生是必然的，而产生的爱情也必不同寻常。宝黛爱情已经超越了普通的男女挚爱，这是继成的定论。但人们都从政治、阶级角度进行分析，我个人认为是不妥当的。我认为，宝黛爱情之所以超越了普通的男女挚爱，是因为他们的爱情具有无与伦比的美学价值。前面提到的“意淫”的审美性特点，与之相通，这里一并谈谈。

关于宝黛爱情的思想基础，前人已经论述得很充分了。用假报与的话，就是“林妹妹从来不讲那些混账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想说的是，爱情，是宝黛二人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和最高形式。

我们先看宝黛二人的人生价值在哪里。我们以宝玉为例，黛玉和他基本相同。宝玉的人生价值不在功名富贵，不在忠孝节义，听听他批判“文死谏，武死战”的酣畅淋漓的话就知道了。这样一来，在整个正统封建社会里，他不可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于是，他走向内敛，在自身和女儿、花草虫鱼那里寻求自我，寻求价值。在当时的人看来，他就成了“玩劣异常，极恶读书”“于国于家无望”的“混世魔王”。

宝玉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是不可能被世人理解的，但现在，我们多少可以理解一些。我们知道，宝玉是有诗人气质的。这种气质使他不在乎(至少是不重视)世俗的欲求，而向往更高层次的价值--生命在空间上的无限和在时间上的永恒。这并不是我个人妄加臆测的。首先，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会追求无限和永恒，在座各位仔细审视自己的思想，就会发现。事实上，人对无限和永恒的追求同生命的优先和短暂的矛盾正是人生悲哀的来源。其次，我们在《红楼梦》中经常可以听到宝玉对美好事物不能够永存的哀叹。例如，第二十八回中，宝玉听完《葬花吟》后，想到黛玉等女儿、斯处、斯园、斯花、斯柳终有无可寻觅之时，竟恸倒在山坡之上;第五十八回中，宝玉因见杏树“绿叶成荫子满枝”而感伤女子韶华苦短。这种忧虑的背后，正是宝玉对永恒的真挚渴望。无限与永恒是宝玉最终要达到的人生价值的所在。黛玉的情况与之类似，就不再说了。

这种价值的实现过程，是诗意的、审美的。我们常说恋爱的人“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己”。这句话的背后，是有这美学依据的。我在这里采用克罗齐的形式派美学进行解释。形式派美学认为，美源于直觉。所谓“直觉”，简要地说，就是关照对象时只看到对象本身，不引起其他任何的联系和认识。在直觉中，还伴随着主体与客体的融合，达到二者的统一，即“物我合一”。这样，直觉产生的过程中，排除了外界的联系，时空也就不存在了。这时，微尘即是大千，刹那就是终古。无限和永恒就这样得以实现。这种实现的过程自然是审美的。

那么，宝黛二人能否达到这种直觉的境界，实现爱情的美学升华呢?这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要排除物我以外的一切事物而达到直觉的境界，必然要求凝神而专一的观照，要求主客体之间进行深入的情感的交流。这种观照和交流要以二者精神的相似点或相同点为基础。前面已经说过，宝黛二人是有极为相似的气质禀赋，因而，他们就具有了这样的基础。当然，仅仅有基础是不够的，还要在基础上进行有效的观照和交流。宝黛二人无时不在进行着这样的活动。他们平时从彼此的一言一行中进行观察，揣测对方的心思;又彼此关怀备至。这是表面的现象，在它们的背后，正是二人精神的沟通。交流过程中自然有得有失，于是就有了“探宝钗黛玉半含酸”“意绵绵日暖玉生香”“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痴情女情重愈斟情”等等精彩的故事。而这种观照和交流的结果也是明显的。黛玉见宝玉所赠旧帕，感而题三绝;宝玉见黛玉所作《桃花行》，不觉泪下;“诉肺腑情迷活宝玉”一回更是明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彼此的交流中，他们已经渐渐合而为一，达成了精神的统一。他们自己在对方身上的投射越来越多，得到的反馈也越来越多。这样，他们的世界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两个人。直觉的审美境界就得以形成了。在爱情的二人世界里，他们可以忘却外界，忘却时空，达到自己的无限与永恒。

这样一来，宝玉和黛玉就在爱情中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实现是审美的，因此，我们常说宝玉和黛玉过着一种诗意的生活。前面提到的“意淫”和“情不情”也是基于清明灵秀之气的交流，因而也具有类似的审美性和诗意。

最后，我们看一看宝玉的最后结局：“悬崖撒手”。此语也多见于脂批，就是至宝玉出家。因为《红楼梦》后几十回佚失，我只能把“悬崖撒手”作为最有可能的一个结局来说说。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宝玉是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赋者，在当时邪气充斥的社会中不能寻找自己的价值，而只能在与自己气质相近的女儿中寻求。不仅仅如此，当时社会是一个“千红一哭”的悲剧制造场。可以作为宝玉精神寄托的女儿，也承受着社会的威压或异化。“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晴雯、黛玉相继夭亡，美优伶斩情归水月，香菱屈受贪夫棒……最后是大观园诸芳流散!“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早在这一切悲剧发生之前，宝玉便看到了这无可抗拒的一切。因此，他日日怡红，并希望自己在中女儿之前死去，让她们的泪流成河，把自己的尸体漂到无人寻觅的去处。是的，他选择了死亡作为自己生命的归宿，希望借死亡摆脱日日熬煎的痛苦。但是，天违人愿，宝玉目睹了众丫环的悲惨遭遇，承受了黛玉夭亡的巨大打击，看到了大观园诸芳流散后的凄凉，见证了贾府“忽喇喇似大厦倾”……在极端的时间里，暴风雨席卷了大观园，席卷了贾府，夺走了宝玉所珍爱的一切。社会击碎了宝玉的梦想，他茕茕孑立，只看见“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生命的价值已经消失了，生命却还在延续，这是多么巨大的打击！!于是，对社会彻底绝望的宝玉只好选择出嫁，远离这个污浊的社会。但在出家之后真的能找到一方净土吗?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寺院也并非不染凡尘，看看铁槛寺和水月庵，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需要指出的事，宝玉秉正邪两气而来，就不可能完美。他身上会多少有一些纨绔习气。比如，他骂过茜雪，踢过袭人，等等。但瑕不掩瑜，宝玉仍然是十分可贵的。

贾宝玉的心理分析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一位封建贵族阶级政治上思想上的叛逆者，这已成为当代红学研究者的共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进行审视，便不难发现贾宝玉是一位具有异常心理和变态人格的“特别”的叛逆省。本文拟通过对贾宝玉形象的心理分析，进一步透视曹雪芹的创作心态和独特社会人生见解。更加准确地把握《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意蕴。

一、“从心理学的角度，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人格和个性含义相同，都是指个人比较稳定的、各种心理特征的总和，包括认知、能力，情绪、气质、性格、行为及身体结构等方面。人格就是一个人的基本精神面貌”[1]，而人格变态就是指个体心理状态“偏离规范”[2]、“偏离常态”[3]，贾宝玉心理、人格的偏离规范与常态，最主要表现在他言行、性格、心理诸方面的女性化，可以这样认为，贾宝玉是一个女性化或半女性化的男性人物形象。

贾宝玉的女性化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爱红的癖好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向贾雨村介绍贾宝玉的奇异之处时，特意介绍宝玉满周岁抓周“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这颇具预示性的细节揭示出人物的爱红习性。在第十九回里，当袭人以不离开贾府为条件要求宝玉“再不许弄花儿、弄粉儿、偷着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和那爱红的毛病儿”，他虽口头马上答应，但第二天却又“替他们淘澄脂胭膏子”，致使左边腮上都溅上了红;第二十一回，贾宝玉于不觉中欲吃黛玉房中的脂胭，被湘云从身后伸手打落，第四十四回，他又十分在行地向平儿介绍胭脂的调配方法和使用方法，如此种种艺术描写，无不昭示着一个基本事实，作为男性的贾玉玉爱红确已成癖。他不顾父亲和旁人的鄙视指责，硬要分享女儿们的专利，这“不长进的毛病儿”，显然是“偏离常态”的变态行为。

第二、生活女性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各各不相同，生活范围及内容也迥然有别。“正位乎内”的女性以闺房庭院为自己的生活范围，以学习女红、操持家务、生儿育女为自己的人生职责。“正位乎外”的男性则以社会为人生舞台，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之责，因此，“士”阶层中的大多数男性自觉地选择了读书—进仕做官这一人生道路。贾宝玉则与众不同，他自幼喜欢在闺帷中厮混，自从住进大观园后，更是“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环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以下引此书只注回目)，以女性化的闺房生活为乐，从不考虑自己斥为一个男儿于家于国应尽的责任，诚如作者在第二十回中所言:“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更有甚者，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将八股文斥为“后人饵名的钓禄之所”，从不“潜心玩索。”他曾当面顶撞史湘云的规劝(第三十二回)，并以受惊吓为借口，逃避贾政对自己读书情况的检查(第七十三回)。这一切均表明贾宝玉在有意识的拒绝走传统读书做官、耀祖光宗的人生道路，拒绝进入男性的社会角色定位，完全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悖离“社会期待”。从《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艺术描写看来，他已经十分习惯并非常喜欢那种“无明无夜和姐妹们鬼混”(第二十一回)的女性化生活，并似乎打算在内帷中长期厮混下去。毫无疑问，这又是一种“偏离规范”的异常表现。

第三、性格女性化

从总体上看，贾宝玉的性格缺少男性应有的阳刚之气，更多地呈现出女性的阴柔特征。他“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缠绵”(第九回)，对黛玉是如此，对袭人、秦钟等也是如此;他胆小，怕见父亲，怕见生人，怕晚上一人睡觉;他遇事无主见，既缺乏基本的应变能力，又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金钏儿被打被撵、晴雯被冤，尽管他心里颇觉不公，但却无胆量挺身而出为她们辩解，当然更无能力去保护她们，除此之外，贾宝玉的多愁善感也相当突出。他常常发呆、掉泪，常常触景生情，感伤不已。听到黛玉的《葬花词》，“不觉恸倒山坡上”，联想不断，以致于“心碎肠断”(第二十八回);看见祝妈创土种竹，打扫竹叶，“顿觉一时魂魄失守，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第五十七回);见杏花落听雀儿啼，又伤心感叹，发了呆性(第下十八回)。贾宝玉这种敏锐的感受力、细致的观察力以及丰富的联想、脆弱的感情，无不反映出女性心态与性格特征，对此，可借心理学术语称之为“性倒错”，因为“性倒错在第三性征上更象异性”[4]。

第四、奇特的两性观

在对男女两性的总体看法上，贾宝玉是贬男尊女的。他有一句惊世骇俗的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他料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第二十回)。这种男浊女清、尊女抑男的两性观在封建社会的父系文化系统中确属罕见，尤其出自男儿之口，则更可谓空前，它是贾宝玉“偏离规范”、人格变态的重要标志之一。

此外，贾宝玉“面若中利、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面如傅粉，唇若施脂”(第三回)，如花似玉的容貌更为他增添了几分女性的柔美。

现代心理学家认为，用来定义“变态”的词语包括以下这些:越轨—指明显不同于社会公认的行为标准的行为;异常—指与公认的规范很不同的行动;失调—缺乏行为的整合;稀奇古怪—指与社会公认规范不相同的行为。“决定是否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体是变态的最一致的标准是:①行为偏离、或不同于)那个社会的规范;②失调行为总是继续和/持续存在;③人们内部和/或人们之间活动的最终破坏程度”[5]。由此，我们可以判定贾宝玉的女性化实属变态，不仅今日的读者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心理和行为的异常、越轨和稀奇古怪，就是《红楼梦》本身也多次指出这一点:小说第三回写黛玉初见宝玉，作者引出所谓“后人”所作的《西江月》词二首，以正话反说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形象的总体评价，其一曰: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作者说此词批得“极确”，它道出了贾宝玉性格行为与众不同、偏僻(即不合正道)乖张(即怪僻不通情理)的特征。在小说中，最疼爱宝玉的贾母也说他就是与众不同，最接近他的袭人说他:“性格异常”“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除此之外。书中还不时直接以“痴”“呆”“傻”“疯”“怪”“狂”等字眼来形容他的变态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的女性化不仅引起了他人的非议，破坏了他与本阶级多数成员的和谐关系，而且导致了他与以贾政为代表的封建家族、封建贵族阶级的尖锐对立，导致了他与整个男权社会的严重脱节，从而也最终导致了他自身的生存危机，这实质上从另一侧面证实了贾宝玉的女性化确为一种偏离规范的人格变态。

二、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一个人人格的形成及其存在状态，必定要受其自身先天和后天诸如生理、社会等内外因素的影响，贾宝玉也不例外，《红楼梦》对其变态人格形成的原因作了一定程度的揭示。

1.先天因素影响贾宝玉人格的先天因素既不是现代心理学家们所学的“遗传基因”，也并非美学家们所谓“历史积淀”，而是贾宝玉的前身—被女娲遗弃在青埂峰的石头。秉自然灵秀之气的仙石决定了贾宝玉的聪明灵秀，无补天之才的顽石则决定了他的“于国于家无望”，石头的前身赋予了宝玉正邪两极之性，使“其聪明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第二回)。如此天赋，必然铸就贾宝玉具有偏离、异常因素的人格形态。

2.后天因素这里主要指宝玉的生活和成长环境。由于贾母的溺爱，他一直例外地以男性的身分在闺帷内厮混，成天跟姐姐妹妹、小姐丫环们呆在一起，极易染上较多的女儿脂粉气。住进大观园，更是进入了女儿世界，完全生活在女性的庇护、偏爱、温情之中，自己的生活也完全女性化，正如兴儿所说:“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老太太的宝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第六十六回)，在如此生活环璄中长大的贾宝玉，人格的女性化在所难免。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一个人后天的生活环境尤其是教育条件在其心理发展上起着重要甚至是主导作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现代红学家们更多地强调了后天的因素，认为在大观园这个女儿国内，生活风气比较干净，封建礼教的统治相对薄弱，贾宝玉较少地受到外界污浊风气的影响，可以比较自由的生活，大胆阅读一些具有市民意识和民主要求的杂学野史，有较多的机会了解青年女奴们的美好心灵和不幸遭遇以及贵族少女们的内心苦闷，这一切均有助于他叛逆思想的形成。上述认识本是相当正确、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在于叛逆并不意味着要以女性化变态形式表现出来，何况《红楼梦》所提供的生活环境既不能完全说明贾宝玉异端思想形成的原因，正如某些学者所论，贾宝玉那种“已经带有初步民主主义色彩的先进思想，当然不是任何一个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叶的少年所能具备的”[6]，更不能充分解释他人格变态这一异常现象。

笔者认为，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更为强调的乃是贾宝玉人格形成的先天素质——与生俱有的顽性劣根，这一点可以从全书石头下凡的基本构思中看出，可以从宝玉一出生就与众不同、自幼便口出怪言中看出，可以从贾府上下之人难以理解宝玉的痴狂中看出。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子之口指出“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第十九回又借袭人的心理活动强调了宝玉变态人格的先天属性，“袭人自幼儿见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顽出于众小儿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亦不能十分严紧拘管，更觉放纵驰荡，任情恣性，最不喜务正。”十分明显，贾宝玉性格和行为的异常与生俱有，祖母的溺爱、他人的影响以及父母拘管的不严等后天因素仅仅起着“放纵”作用，而非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曹雪芹通过大量的艺术描写所要突出的，正是贾宝玉那天生俱有并且后天不能更改的顽愚劣根、痴狂本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宝玉人格的女性化最终也是由先天决定的。

当然，石头前身决定贾宝玉的本性和他后天人格的形态，这种构思无疑是非科学的，曹雪芹作如此艺术处理，目的并非要给世人讲一个优美的神话故事，而是巧妙的利用大众审美心理对神话故事所具神奇性的认同与欣赏来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幼年、少年贾宝玉的思想性格显示的乃是成年曹雪芹的思想与人生观，曹雪芹强调宝玉人格形成的先天因素，有利于自己一开篇便集中笔力塑造一位崭新而又奇特的叛逆者形象，有利于从其奇异之处来突出强调这位叛臣逆子的无可救药及其与本阶级的势不两立，从而更为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独到而又深刻的现实人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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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的人物形象分析 篇2

贾宝玉这一形象独特的地方有两点:第一, 男女性观的惊人见解。在父权制的封建时代里, 女人的地位是卑微的, 男人大都不把女人当人看待。在他们眼里, 女人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和被玩弄的对象, 女性的价值只表现在赤裸裸的“性”上。在这样一种环境下, 贾宝玉向世俗社会大声疾呼:“女儿是水作的骨肉, 男子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 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贾宝玉的这一言论表明了他的男女性观:敬爱女性, 鄙视男性。第二, “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即意淫形象。《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 警幻仙子对他说:“吾所爱汝者, 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淫虽一理, 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 吾辈推之‘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 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二字。”可见, “意淫”形象也是贾宝玉区别于众人的又一特征。

既已陈明贾宝玉形象的二大特征, 论者现就上述两点运用精神分析法逐一分析, 从人类的精神层面寻找贾宝玉如上性格形成的根源。

1 男女性观:俄狄浦斯情结的转移

弗洛伊德认为, 性欲伴随人的一生而存在。当人类呱呱坠地的一瞬, 性本能也随之而至, 出于一种本能的要求, 婴儿对母亲有着天生的依恋。他们在吸乳的过程中, 从口腔得到一种快感, 这便是恋母的渊源。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婴儿进入语言符号阶段, 主体欲望从原来低级的需要变为更高级的要求, 他渴望独自占有自己的母亲, 父亲对婴儿的要求当然不可能坐视不管, 于是他要求婴儿应该怎样, 或不该怎样。更准确的来说, “说服男孩放弃对母亲的乱伦欲望的是父亲的阉割威胁。这一威胁不言自明, 但是男孩发现女孩是被阉割过的以后, 他开始想象这是一个也会落到自己头上的威胁。他因而在一种提心吊胆的顺从中压抑自己的乱伦欲望, 使自己顺应‘现实原则’, 向父亲屈服, 与母亲疏远。” (1) 这无疑使儿童对母亲的依恋形成割裂, 儿童打心底对父亲产生厌恶, 这便是俄狄浦斯情结产生的根源。

这样我们便不会怪讶贾宝玉缘何对贾政又惧又怕, 而对王夫人却像“扭股糖儿似的”依恋。这完全是俄狄浦斯情结在贾宝玉幼小的心灵里作祟, 他始终眷恋着自己的母亲, 对父亲却像“老鼠见了猫儿似的”逃避。他希望在母亲那里得到庇护, 然而在父权制的中国,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 贾政在家庭里始终处于费勒斯中心的地位。费勒斯就是绝对权威的化身, 谁拥有它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家庭主妇的王夫人, 她根本无力撼动贾政的地位, 只能向夫权靠拢, 尽量疏远宝玉。在语言符号阶段到来时, 可怜的宝玉不过是个无知的孩童, 他并不知自己的命运是最终要服从于他者——即母亲的欲望。他只想独自占有母亲, 把自己想象成母亲的欲望客体。不料父权的介入截断了他向母亲的认同。于是无情的阉割发生了, 母亲成了这种作用的牺牲品, 她被迫要求众丫头来服侍宝玉, 而自己则深居简出, 恪尽妇责。与母亲无法认同是痛苦的, 在随后的时间里, 贾宝玉在其他女性身上找到了类似母亲的印迹, 这使恋母情结 (俄狄浦斯情结) 在断裂后得到局部补偿。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奥特·兰克认为, 婴儿在出生后一直向往回归母腹, 他把母腹看作是自己的天堂。因而出生时他不情愿得离开母腹, 坠入尘世时放声大哭, 在随后的阶段里依然渴望回归母腹, 成人后在与异性的性交过程中得到局部回归。奥特·兰克的认识显然具有先验论的色彩, 并且不无偏颇之处, 但是他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转移作了更为形象的补充。幼小的宝玉, 在离开母亲后始终没有放弃与母亲认同的念头, 然而“现实原则”已经截断了他与母亲认同的可能, 他只能退而转向其他女性以求得慰藉。而父权的粗暴干预, 在儿时已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象, 他从潜意识里对男性充满了一种蔑视。他不但对父亲心存芥蒂, 对广大男性心存鄙视, 还向父权制的伦理道德发出挑战, 把“文死谏, 武死战”的封建忠君信条一概否定, 提出必有昏庸之君, 才有必死之臣。这么一来, 贾宝玉对男性的鄙视由个体到普遍, 从根本上触动了夫权的利益。这样, 贾宝玉的俄狄浦斯情结彻底完成了它的转移。它使对母亲的依恋转化为对广大女性的敬爱, 对父亲的憎恶转化为对广大男性的厌恶。这么看来, 贾宝玉男女性观的形成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退化和转移, 贾宝玉性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母亲身体的认同作用, 恋母情结虽然在父权的介入和伦理道德的规范下断裂, 而母亲在孩童时对自己的精心呵护无疑在心底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对母亲的认同就成为必然。这便导致贾宝玉性格上有女性化的一面。正如弗洛伊德所说: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退化, 对母亲的对象贯注就必须被放弃。他的位置可能被两种情况所取代:要么与母亲认同, 要么加强与父亲认同的作用。我们习惯上认为后一结果更为正常;他允许把对母亲的深情关系看作是被保留的一部分。这样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除将加强男孩性格中的男子气……由此看来, 在两种性别中, 男性素质和女性素质的相对强度是确定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 将是一种与父亲认同还是与母亲认同的作用。 (2)

弗洛伊德的这一言论说明, 人类的男子气或女子气的形成是由儿童时俄狄浦斯情结退化后向父亲或母亲认同的结果。贾宝玉身上无疑有浓重的女儿气, 正如贾母对薛姨妈所说, 宝玉是个投错了胎的女孩儿, 整日只知和姐妹们一起厮混。他不但自己淘制胭脂, 帮众姐妹梳妆打扮, 还吃丫环们唇上的胭脂。由于对母亲认同作用的退化和恋母情结的转移, 贾宝玉在随后的日子里和众多女性生活在一起, 生活习惯、言态举止、情感态度、思想性格潜移默化得受众女性的影响, 这不但弥补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断裂, 而且使宝玉对女性由衷叹婉:“凡日月山川皆钟情于女儿”而自己不过是须眉浊物罢了。女性化的心理与自己男性的身体产生了剧烈的冲突, 因而加深了他的自卑感和对女性的羡慕感。

总而言之, 贾宝玉的男女性观及性格中的女性化特征均由俄狄浦斯情结引起, 不同点在于前者是俄狄浦斯情结转移的结果, 后者是转移后向母亲认同作用的结果。

2“意淫说”:力比多的升华

“意淫”之于贾宝玉, 就如精神胜利法之于阿Q, 贪婪吝啬之于葛朗台, 踌躇彷徨之于哈姆雷特。可以说, “意淫”是贾宝玉区别于其它文学形象的根本特征。关于“意淫”, 《红楼梦》第五回有如下分说:

忽警幻道:“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 那些绿窗风月, 绣阁烟霞, 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浪女子悉皆玷污。更可恨者, 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 皆以‘好色不淫’为饰, 又以‘情而不淫’作案, 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 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 云雨之欢, 皆由既悦其色, 复恋其情所致也。吾所爱汝者, 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

宝玉听了, 唬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懒于读书, 家父母尚每垂训饬, 岂敢再冒‘淫’字。况且年纪尚小, 不知‘淫’字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虽一理, 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 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 云雨无时, 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 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 吾辈推之‘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 可神通而不可语达。”

可见, 贾宝玉异于众人的地方在于“意淫”, 即警幻仙子所说的“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这痴情就是对众女儿的精心呵护, 甚至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譬如, 撕扇子为博晴雯一笑;自己淋了个落汤鸡, 却惦着怕龄官淋雨;被滚汤烫了反问玉钏烫着了没。这些看似反常实则寻常的家长里短, 无不体现着贾宝玉对女性的一种无法言传的关系。

“意淫”一词在现代通常当性幻想讲。如李敖曾言:蒋介石这斯手淫台湾, 意淫大陆。在这里“意淫”显然是用作贬义的, 但《红楼梦》却对“意淫”作了由衷礼赞。警幻仙子对宝玉说:“吾所爱汝者, 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如尔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 吾辈推之‘意淫’。”如此说来, 《红楼梦》中的“意淫”是迥异于现代义的。我们应该对“意淫”作何种解释呢?鲁迅推之为“昵而敬之”“爱博而心劳” (3) 清代读花人曾说:“生生死死中悱恻缠绵因结莫解之情, 此为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唯圣人为能尽性, 唯宝玉能尽情——宝玉, 圣之情者也。” (4) 当代学者陈万益认为“宝玉的‘意淫’和贾琏诸人的‘皮肤滥淫’在书中经常对比写照, 他们的差别不在于有无肌肤之亲, 而在于与女性相处的态度。宝玉‘意淫’的特点就在于天生痴情, 能够体贴异性, 关怀和怜爱, 使他深入大观园诸女子异样多彩的心灵。” (5) 这是几种对贾宝玉意淫形象颇有见地的评价, 从不同角度, 不同侧面对其意淫形象作了评析。然而要更进一步解开贾宝玉的“意淫”之谜还必须回到作品中来。《红楼梦》第二十九回说:“原来那宝玉自幼生成一种下流痴病”。这“痴病”细品起来当为警幻仙子所说的“痴情”, 也就是“意淫”。这么来我们不妨把“痴病”和“意淫”对等起来。“意淫”者, 内涵在“痴”而根源在“病”。这“病”迥异于普通意义上的疾病, 而应当为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

弗洛伊德认为, 力比多 (Libido) ——即性本能与人相伴一生。力比多在积压过度时必须释放, 其释放途径有三条:其一、性活动 (包括性交与性自慰) 。其二、做梦。 (详见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 其三、力比多 (Libido) 的升华。贾宝玉的“意淫”无疑与性爱有关, 但又不尽然。用书中原文即“淫虽一理, 意则有别”。作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的宝玉自然也不例外, 他在情欲迸发时也不可避免的要释放。如他和袭人初试云雨私情, 便是第一种释放法;在《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时, 他曾在梦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这是第二种释放法;贾宝玉的性对象很多, 发生过性关系的也不止一两个, 袭人、麝月均与宝玉有染, 秦可卿、秋纹、碧痕也和他关系暧昧, 但我们不能说这就是贾宝玉的“意淫”。如这么说, 贾宝玉势必落入贾珍、贾琏、薛蟠之流, 成了“只知皮肤淫秽的蠢物”, 还哪算的是警幻所说的“意淫”弗氏曾把力比多 (Libido) 比作一匹脾气倔强的野马, 它发起狂来是难以驾驭的, 是有破坏性的。而人是道德的动物, 本能的冲动应当受到伦理的规范。因而作为人就应该控住力比多 (Libido) 的缰绳, 尽量让它收敛些。但是力比多 (Libido) 在积压过多时还必须释放, 这就要求我们适当处理好各自的爱欲。当爱欲像洪荒的巨流汹涌而来时, 我们谁都无法遏制, 但我们可以因势利导, 使其转化成更高层的东西, 那便是艺术创造。

贾宝玉是会吟诗作赋的, 他无疑曾将自己的感情寄驻在诗作里。但真正能体现贾宝玉意淫的是他对女性爱与美的玩赏态度, 这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行为艺术, 或精神艺术。这种态度是唯美的、是非功利的, 它是对众女性的关爱和奉献, 是对爱与美的追求和品味。如《红楼梦》第三十四回对龄官画蔷的一段描写:

里面的原来早已痴了, 画了一个又一个, 已经画了几千个“蔷”。外面的不觉也看痴了, 两只眼珠儿只管随着簪子动, 心里却想:“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说不出来的大心事, 才这个行景, 心里也不知怎么煎熬。看他的模样儿这般 (下转第183页) (上接第178页) 单薄, 心里哪里还搁得住煎熬。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

贾宝玉的意淫形象在这里尽显无遗。在龄官画蔷陷入沉思, 心里承受着巨大痛苦的煎熬时, 贾宝玉的全副心思都放在了龄官身上, 对周围环境浑然不觉, 甚至想替她承受痛苦。这种男女关系, 即所谓的“意淫”, 是完全建立在对女性的尊重和关怀上的。它既不同于贾珍、薛蟠之流的皮肉之淫, 也和柳三变、晏小山的“多情”大相径庭。它把人类本能的欲望加以升华, 使本来通过肉体才能得到的满足转移到女性精神世界的怜爱和品尝。它完全是一种无功利、无私心的利他精神境界。他不通过肉体的摩擦, 而通过心灵的感悟、品味、欣赏, 从女性的容颜服饰、行为举止, 情感态度中探出一种美来供精神上的享受。这便是力比多 (Libido) 的升华。“升华本质上是一种转移, 即本能 (力比多) 的发泄由生物性转移到社会和现实中去, 使之得到一种补偿。如果这种转移在一般领域中, 就叫转移;如果转移到比较高的文化领域中, 就叫升华。因此, 升华是本能发泄于文化领域包括艺术领域中的转移。这种转移或移情可以得到社会的承认, 人们的赞许, 得到本能的一种补偿。” (6) 贾宝玉的意淫就是如此, 我们没有把他当淫魔色鬼来看, 反而因他对女性的尊敬和博爱大加赞赏。

从以上对贾宝玉形象的分析, “意淫”之谜应当归结为力比多 (Libido) 的升华, 本能在节余下的发泄由性向爱与美的转移。

摘要：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红楼梦》有着巨大的影响, 而贾宝玉这一文学形象也有着极大的内涵。因而, 解读贾宝玉就成了解析《红楼梦》的关键。本文试图运用精神分析法, 从俄狄浦斯情结的转移来寻找贾宝玉的性格成因, 并运用弗洛伊德的升华说来解开贾宝玉的“意淫”之谜。

关键词：精神分析,俄狄浦斯情结,力比多,升华

参考文献

[1]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 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170.

[2]弗洛伊德心里哲学.杨韶刚, 译.九州出版社, 2003:22, 23.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 (第九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229.

[4]涂瀛.红楼论赞.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569.

[5]余英时, 周策纵等.曹雪芹与红楼梦.里仁书局, 1985:227.

纨绔主义观照下的贾宝玉形象 篇3

关键词：纨绔主义  贾宝玉  精神斗士

《红楼梦》因其内涵的丰富、艺术的隽永，从成书之初就有无数文人雅士对其进行解读，二百年来从未停止。笔者拟从纨绔主义的视角出发，对《红楼梦》中最主要的形象之一——贾宝玉进行再解读。

一、纨绔主义的历史源流

“纨绔主义”在英语里表述为“dandyism”，源于“dandy”一词，一般译为“浪荡子、花花公子”。但事实上，将“dandy”译为“花花公子”并不十分恰当。这些“dandy”身上具有一般浪荡哥儿游手好闲、花天酒地、作风放荡的特点，甚至有的也不以做恶事为耻。但他们与薛蟠之流的区别在于，在这些令人不齿的放荡行为之下，他们有着更高的精神追求，有着关于生活方式的完整的审美理论体系。

在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之时，警幻说的一席话可阐释宝玉的“浪荡子”与其他花花公子之间的不同：“……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其容貌，善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天下着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唯‘意淫二字，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能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虽可为良友，却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1]

将生活艺术品化、将生活本身看作一场审美活动，正是 “dandy”与通常意义上的纨绔子弟之间的差别所在。这些行为只是他们用以表现他们对美的追求、对现实生活的反叛的一种方式。在这之上的是他们纨绔主义的生活方式。

纨绔主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人对其做出了不同的表述。在艾伦·莫尔的书The Dandy：Brummell to Beerbohm中，布鲁梅尔以他富有魅力的穿衣风格、讲究的说话方式、优雅的举止被定义为纨绔主义无可争议的第一代表人物。

法国的于勒·巴比在此基础之上，又进一步提出：纨绔子是有自己独立哲学理念的一群人，称其代表人物布鲁梅尔是“a greatest artist in his own way”，认为纨绔主义是“一套完整的生活理论”，将纨绔主义提升到了艺术美学的高度。

如果说布鲁梅尔是以其优雅的生活方式被定义为“纨绔子”的话，那么另一位纨绔主义的代表人物波德莱尔，则是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作为“浪荡子”而存在。黑色套装、白色衬衣和牛血色的领带，他以不合时宜的奇异装束来反抗当时他所在的中产阶级的庸俗与粗俗。波德莱尔与之前“dandy”最为不同的一点是他强调其高傲气质和对抗姿态。拜伦以他聪颖的天分、反抗的姿态、浪漫主义的生活方式被波德莱尔视为心目中理想的浪荡子。

将纨绔主义推向顶峰的，是十九世纪的奥斯卡·王尔德。在他经久不衰的喜剧中，他创造了一系列的浪荡子形象。他的喜剧《不可儿戏》更是将纨绔主义艺术推向辉煌的巅峰。而对语言自身魅力的追求是其诗歌与童话的显著特点。“不是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是他的口号。“躯体即灵魂”，王尔德不仅在创作上追求完美的形式，在生活中也十分追求美的外表。在生活中他常常以奇装异服示人，他曾经把蛇缠在脖子上去拜访友人，毫无防备的朋友见此大吃一惊。

巴尔扎克在《论风雅生活》中把“纨绔主义”定义为“风雅生活”，并且十分推崇这种生活方式，他对把这种主义发扬光大的布鲁梅尔给予了高度赞扬。

这些人的论述虽各有不同，但我们从中仍可以看出纨绔主义的实质：即试图以审美对生活的证明来取代传统的价值判断，通过赋予生活审美形式，来寻求自身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

二、贾宝玉与纨绔主义

十八世纪纨绔主义在西方初现端倪之时，曹雪芹也写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带有贬义色彩的“公子哥儿、纨绔子弟”，却更接近于距离他半个地球之遥的布鲁梅尔式的“dandy”，他的生活方式也表现出纨绔主义的特点，反映在生活上就是游手好闲的生活态度、容貌与服装的修饰、生活细节的考究、为人处事的清高、视金钱如粪土的金钱观、女性化与双性恋倾向。

（一）生活方式

纨绔子（dandy）虽不无才智，却宁愿游手好闲。因为在他们看来，松弛懒散无疑是优雅的。巴尔扎克在《风雅生活论》中写道：“结论：要时髦，就必须不劳动而享受休息;也就是说，应该中个四合彩，是百万富翁的儿子或者亲王，捞个闲差或兼差。”[2]习惯于劳作的人每日都在为三餐奔波，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没有多余的财富来追逐风雅。“仓禀实而知礼节”，所以风雅的生活也只能产生在有钱有闲的阶级里。整日游荡在大观园与众姐妹厮混的贾宝玉，被薛宝钗戏称为“富贵闲人”。虽然到了贾宝玉这一代，偌大的贾府也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但随随便便一顿螃蟹宴，仍够普通人家吃一年了。作为四大家族之首的贾家的嫡长子，钱从来都不是他担忧的问题。

“有一个事实，高踞其它事实之上。那就是，人得先着装，然后才做事、说话、走路、吃饭。时髦的行为、举止、言谈等等，永远都只是服饰带来的结果。斯特恩这位令人钦佩的观察家，风趣十足地宣称，刮过脸的男人，其观念完全不同于满脸胡须的男人。我们每个人都遭受服装的影响。”[3]纨绔子们将对服饰的关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总是要求提升内在修养，内圣方能外王。孔乙己落魄到无饭可吃，也不脱下象征读书人身份的长衫。由此可见，“人得先着装，然后才做事、说话、走路、吃饭”。

巴尔扎克在《风雅生活论》开篇就说道：“从一个人拄拐杖的方式可以看出他的教养。”[4]关于服饰的重要性，巴尔扎克单独辟出一章进行论述：布鲁梅尔认为服饰是风雅生活的起点是十分有道理的。服饰可以看出人的经济状况、政治角色、社会地位。最后更是发出了“服饰支配、决定人的观念，它主宰一切”的呼声。波德莱尔更是愿意每天呆在化妆室两个小时。贾宝玉作为四大家族之首的嫡长子，富贵奢华自是一般人所不能比的。书中对林黛玉第一次见到宝玉时宝玉的装束有详细的描写：“是位青年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5]可见，宝玉对于自己的服饰也是相当讲究的。不过二者又有所不同，二者都是追求贵族式的精致与高品位。西方的纨绔子对服饰追求的不仅仅是精致奢华、搭配的和谐，更重要的是通过奇异的装束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反叛，而宝玉的装束仅仅是以奢华繁复来昭显其贵族身份。

（二）生活态度

装束的奇异彰示的是他们对本阶级庸俗的生活方式的反对，以自身形象的完美和智力的优越为傲。其本质是对所处社会的不满。宝玉梦游警幻仙境时，其先祖评论他是“聪明灵慧、略可望成，但秉性乖张，用情怪谲”[6]。他们大多智力出众、出身优越、美于外而慧于中。他们对于此心知肚明，也无怪乎他们藐视“穷得只剩下钱”的新兴资产阶级。

纨绔子们关注的焦点永远是自身，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天下”，他们注重感官的自我享受，享受现实生活。他们沉浸于感官享受的海洋里，“我能抵挡一切诱惑，除了诱惑本身”成为了浪荡子们的行事格言。他们不排斥各种物欲的享受，也必不会认为一盘茄子用十只鸡来配菜提味儿有什么不对。

不同于西方的纨绔子，宝玉的反抗对象是已垂垂老矣的封建末世中束缚人的封建礼教;而王尔德等人反抗的是正处于成长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两次工业革命，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资本主义统治也基本巩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也已经显现。机器化大生产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标准化流水线式生产将差别最大限度地抹杀，人的个性也随之丧失，文明对人的异化也开始显现。纨绔子们标新立异的姿态正是对人性抹杀的抵制与反抗。从这一点上来看，虽波德莱尔们与宝玉们面对的社会制度有很大不同，但其实质上都是反对现有制度对人性的束缚和对人的异化，追求人格的独立、人性的自由与解放。

（三）双性恋与女性化倾向

浪荡子在性格方面还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双性恋与女性化倾向。唐纳德·洛也注意到了浪荡子男性性格方面的缺失：“纨绔主义是厌倦的产品，它的吸引力注定要被它的本质所限制。且不说浪子们缺乏任何普遍的社会理想，布鲁梅尔显然对妇女很冷漠。这就在浪子中间产生了一种模糊的反浪漫的姿态，再加上他们对服装的偏执的一丝不苟，这些都使人将其与同性恋联系起来。”[7]而王尔德最终更是以“与男子发生有伤风化的肉体关系”的罪名被捕入狱。

贾宝玉虽说过那句著名的“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的话语，事实上，他不仅与众多女儿们打情骂俏，与林黛玉的悲惨爱情是文人们永远悲咏的故事;宝玉与戏子蒋玉菡的暧昧关系从互换腰带上就可见端倪。这与当时普遍狎男童的社会风气也是分不开的。

他们这种同性恋倾向，与自身的女性化倾向是密不可分的。波德莱尔自称每天至少花两个小时在梳妆室里，他赞赏精美的服饰和化妆品，推崇能够使自然得到美化的人为技巧。王尔德平时的形象也是“长发中分，梳得很整齐”。而宝玉也是唇红齿白、性情温柔，“生的花朵一般的容貌”。长发、长筒袜、化妆、花朵这些极具女性色彩的词汇凸显了他们外在形象的女性化，在这背后，是他们女性化倾向的集体无意识心理。

与他们这些行为方式密不可分的是他们建立“美的乌托邦”的理想。浪荡子们鄙夷世俗的信仰追求与道德判断，在荒芜的精神世界以美为最高的追求：“在这动荡和纷乱的时代啊，在这纷争和绝望的可怕时刻，只有美的无忧的殿堂，可以使人忘却，使人欢乐。我们不去往美的殿堂还能去往何方？”[8]

但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纨绔主义最终会走向消亡。红颜易老，韶光易逝。不管你多么精心地保养，岁月总会在脸上的皱纹、沧桑的眼神、发福或干瘪的躯体刻下它的痕迹。即使是对布鲁梅尔推崇备至的巴尔扎克，也不无讽刺地写道：“堪与乔治四世相比的肥胖破坏了这个曾经的标准体型的黄金比例，而且昔日纨绔子弟心中的上帝居然带着假发！……可怕的教训！布鲁梅尔竟然也这样！……这不就是醉醺醺走出议会而被差役抓住的谢里丹吗？”[9]时光总是会带走年轻美丽的容貌，纨绔子对于美貌的苛刻要求终将化为泡影。

巴尔扎克详细地论述过，我们前文也提到过，风雅生活（也即纨绔生活）是建立在大量财富的基础上的。一个贵族，即使他不是特别富有，他也很难触摸到风雅生活的衣襟。而这些喜爱到处闲逛而不事生产的纨绔子们，坐吃山空，“吝啬是对风雅生活的否定”“奢华比风雅费用更少”。他们肆意挥霍，只进不出，没有大量财力的支撑，纨绔的生活也就无法持续。

纨绔生活虽然无法持续，但他们优雅的姿态、将生活艺术化、审美化的态度、对人性自由与解放的追求，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1]曹雪芹：《红楼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2]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3]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4]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5]曹雪芹：《红楼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6]曹雪芹：《红楼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7]Donald A Low：《That sunny dome：A portrait of Regency Britain》，London，Meibourne，Toronto：Dent and Sons Ltd.，1977年版，第91页。

[8]王尔德：《王尔德全集·第4卷》，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1页。

[9]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参考文献：

[1]郭宏安译，波德莱尔著.波德莱尔美学文选·现代生活的画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陈瑞红.纨绔主义与审美现代性[J].文史哲，2004，（1）：124-128.

[3]白先勇.贾宝玉的俗缘蒋玉菡与花袭人——兼论红楼梦的结局意义[J].红楼梦学刊，1990，（1）：95-104.

重新认识贾宝玉形象 篇4

重新认识贾宝玉形象

张丽雅

（汉川市第一中学，湖北 孝感 432300）

[摘 要] 文章认为曹雪芹是形，贾宝玉是影，《红楼梦》是曹雪芹人生反思；曹雪芹是将贾宝玉当一块无用的顽石在批判。并从“愚顽器质”、“女人形貌”、“病态习性”三方面探讨贾宝玉的性格。最后强调宝黛相恋的结局不是一场爱情悲剧，只是林黛玉的命运悲剧。在爱情问题上，贾宝玉并非悲剧角色。

[关键词] 批判；贾宝玉；女人形貌；病态习性；偏僻乖张；林黛玉；命运悲剧 [中图分类号] I207.411

[文献标识码] A

一

小

引

法国哲人卢梭在他的《忏悔录》开篇就说：“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1]这个人就是我。”其主旨就是要否定旧我。歌德在写完《少年维特之烦恼》后写道：“这篇东西写完了，我觉得象是在神父面前把一切忏悔了之后那样复归于愉快自由。”[2]书中，维特的悲惨命运，使歌德挣脱爱情的罗网求得了解脱。看来，写书的确是一种寻求解脱的极好方式。司马迁也说过：“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3]

曹雪芹难道不也是意有所郁结吗？《红楼梦》第一回有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①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一书若不关作者切肤之痛，辛酸泪何来？所以我说曹雪芹象歌德将自身编派进了《维特》一样也把自己编入了《红 楼梦》。

还有一证：《红楼梦》开篇就写女娲氏补天在青埂峰下遗弃了一块石头，这石头被一僧一道变成大如扇坠的美玉，带到人间，投胎于贾府，贾宝玉衔玉而生，贾宝玉就是石头。曹雪芹是形，贾宝玉是影。问题在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是将贾宝玉当作一块美玉在颂扬？还是当一块无用的顽石在批判？我认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二 贾宝玉性格面面观

1、愚顽器质

研究《红楼梦》的人，几乎众口一词说贾宝玉是一位封建叛逆者。我以为不经烈火熔炼，生铁决不能成钢，不在风雪中煎熬，哪有常青的松柏。说起叛逆性格，不由人会想到李闯王、黄巢那样铁骨铮铮的汉子；在罗马鲜花广场上宁死不屈的布鲁诺；敢于非议儒家经典的李贽[4]，以及一些为真理

而斗争的仁人志士。贾宝玉从出生那天起，十三四

①本文所引《红楼梦》中文字及情节均出自岳麓书社[收稿日期] 2002—11—12 [作者简介] 张丽雅（1953—），女，湖北武汉人，汉川市第一中学一级教师，主要研究古代文学。·50·

张丽雅：重新认识贾宝玉形象

1992年版《红楼梦》。

年间，生活在钟鸣鼎食之家，一步也没有跨出贾府的兽环大门。衣文绣，食珍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切有袭人、晴雯、茗烟等男女婢仆来服侍。春花之朝，秋月之夜，享不尽的游乐之趣。他是贾母疼爱的小乖乖，贾母给了他不尽的爱：太阳下面怕他晒了，风雪中怕他冻了，吃饱怕他撑了，饮酒怕他醉了，玩耍怕他累了。象这样一个不经世面，不经风雨，没有受过一点儿人生颠簸的人，他叛逆什么呢？疏松的土壤只能生出花草，岩石缝里才立得起长松。在贾母、王夫人温暖的怀抱里，时时处处受到呵护，又岂能滋生出叛逆性格？

自从搬进大观园后，贾宝玉就成了女人国的少年王子，潇湘馆有他看不厌的林妹妹，蘅芜院有他倾心的宝姐姐，园内它处还有伶牙俐齿的史湘云、风情万种的秦可卿和一群如花似玉的其他小姐妹。回到怡红院，又有袭人、晴雯的温柔多情。真是啊，耳不绝环佩之声，目不暇人面桃花，应该说贾宝玉做的梦也是甜的。一部《红楼梦》几乎半部写的都是贾宝玉的行乐图：秋结海棠诗社，冬日踏雪寻梅，春赏花月，夏听荷雨，更有贾母不断摆设游宴供他享受、家养戏班供他欣赏，即使在秦可卿的丧期、贾敬的忌日里，贾宝玉的心里也是乐滋滋的。置身于这样一个使人消魂的众香国里，享乐犹且不及，焉能孕育出贾宝玉的叛逆性格？

纵观流行的评论贾宝玉的文章，有两点是值得讨论的：第一，体现贾宝玉叛逆性格的是他不喜欢读孔孟之书，鄙视功名，骂追求功名利禄的人为“国贼禄蠹”；第二是反对家庭包办婚姻，并且执着地爱着林黛玉。

先谈第一点。贾宝玉生活的时代，史称康乾盛世。从他曾祖父荣国公起，世受皇恩，贾家子孙自应读书上进，求取功名，献身国家。然而贾宝玉在贾母的溺爱、王夫人的纵容娇惯下，使他养成贪恋逸乐，不爱读书的冥顽性格。如《红楼梦》第九回、三十三回诸篇，曹雪芹对贾宝玉大张挞伐之笔，着重写了贾宝玉不用心读书，专搞歪门邪道的过错。很多人说贾宝玉之所以不读孔孟圣贤之书，决定的因素就是叛逆性格，这是不符合作者原意的。三十八回有云：“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劝导，反生起气来„„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第三回，黛玉初进贾府时，贾宝玉为他取名颦颦，探春笑他杜撰，“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

《四书》在宋以后一直被视为儒家经典，是圣人之

言，宝玉也如此看重《四书》，能说他反对读孔孟之书吗？曹雪芹说他愚顽怕读文章。八十二回有段文章说得真切：“„„宝玉听了，赶忙吃了晚饭，就叫点灯，把念过的《四书》翻出来，到底从何处看起？翻一本看去，章章里头似乎明白，细按起来却不很明白，看着小注，又看讲章，闹到梆子下来了，自己想到：我在诗词上觉得很容易，在这个上头竟没头脑。便坐着呆呆的呆想。”他读书畏难，不肯下功夫，可不能说他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物。他平时骂国贼禄蠹，不过是一时说的一些痴话。一个后来出家当和尚的人，应该说早已看破红尘，一些人硬将封建叛逆的封号塞给他，弄得他面目全非。恰恰相反，曹雪芹是要写出一个愚顽劣子的形状。贾宝玉生活在康熙、乾隆这样政治昌明的时代，理应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社会，却把少年光阴浪费在大观园的风花雪月中去了。当贾府抄家之后，贾赦获罪，贾政罢官，史太君逝世，王熙凤病死，贾宝玉作为一个已成年的男子，人情之常，而他应该勇敢地挑起这副家庭重担，为父母分忧。却忍心抛撇父母，弃绝妻子，叫所有爱他的人去肠断哭泣，让破碎之家去承受苦难，不负责任一走了之。由此可见，曹雪芹决不是在赞扬一块美玉，而是将一块无才补天的顽石解剖给人看。

2、女人的形貌

《红楼梦》中有一节贾宝玉的画像：“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眼似桃瓣，睛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这描写的岂是一个须眉男子？活生生的就是一位美貌佳人。曹雪芹既是一位文章圣手，却如此颠倒雌雄，将一位“封建叛逆”画成妇女形象？其实曹雪芹何曾有错，他就是要把贾宝玉写成一个中看不中用的人物。他在书中明的暗的说过多次：一说他是女娲氏弃在青埂峰下的一块顽石，二说他“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三借黛玉之口说他是“银样蜡枪头”。曹雪芹一边说他腹中原来草莽，却一边又将贾宝玉描写得那么才华横溢。观其剥蟹咏菊，简直是位少年诗人，吟《红豆词》，催人泪下，咏《姽婳词》，悲歌慷慨，写《芙蓉诔》，词情感人，岂不自相矛盾吗？殊不知，中国古代许多权威人士的评才标准是以治国平天下为真才，视诗词为雕虫小技的。贾政说过：“那宝玉虽不算是读书人，然亏他天性聪敏，且素喜好些杂书。”若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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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2年第4期 第5卷第4期 样的衡才标准，就无怪曹雪芹称他是草莽了。

贾宝玉外表象个女人，又朝朝暮暮厮混在女人群中，听惯了软语温言，看惯了红唇粉面，其性格逐渐地雌化了。平日里见花落流泪，对衰景生愁，没有一点男子的阳刚之气。他比不上赵姨娘生的贾环，贾环倒有些男子气慨，在贾府这个贵贱分明的环境里，时不时发泄不甘人下的愤懑，甚至因其宠婢彩云，还敢跟宝玉不惜一拼。但他在王夫人面前却不敢保护晴雯，为金钏担罪。

《红楼梦》第七十七回写贾宝玉私探晴雯时，碰见晴雯的表嫂灯姑娘，“说着，便坐在炕沿上，紧紧的将宝玉搂入怀中，宝玉如何见得这个，心里早突突地跳起来，急的满面红涨，又羞又怕，只说好姐姐，别闹„„”有点刚性的男子岂是这种形状。许多人硬要将己意强给作者，将一个丝毫没有雄性气味的人提升为封建叛逆，真是滑稽得很。

3、病态习性：

历来评《红楼梦》的文章，都是将贾宝玉当一个健康的人来评论的，但曹雪芹笔下分明写的是一个病态的人。他把贾宝玉的病态习性，概括为四个字：“偏僻乖张。”偏僻可解释为古怪，乖张则谓失去人情之常。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是在黛玉进京那年的冬天，按书中记的年龄只有8—9岁，应该说是违背生理科学的。但作者安排这一情节，实为透视贾宝玉性格的一把钥匙，说明贾宝玉幼小时已通人事，是一个早熟的孩子。他的那些偏僻、乖张的习气，皆种因于早熟。早熟的孩子可导致心理疾病，这是近代心理科学早已论证过的。贾宝玉正是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人，而主要表现在女色情欲这一方面。他喜欢舔食胭脂，尤喜舔吮漂亮女孩唇上的胭脂。袭人为此苦苦劝过，史湘云责备过，可他就是改不了。二十四回写得详细：“见鸳鸯穿着红绫袄子，青缎子背心，束着白绉绸汗巾儿，脸向那边低着头看针线。脖子上戴着花领子，宝玉便把脸凑在他的脖项上闻那香油气，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腻不在袭人之下，便猴上身去，涎皮笑道好姐姐，把你唇上的胭脂赏我吃了吧。”这是一种心理缺陷，借胭脂散发出女性芳香以求刺激，获得满足。另一表现就是痴呆症。除了两次因失玉犯痴呆症外，贾宝玉每次或痴或愣都跟见到美女有关。一部《红楼梦》多处写到他痴呆的情状。一次，贾宝玉要看薛宝钗的红麝串子，“„„看着一段雪白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52 ·

或者还能摸一摸，偏生在他的身上。再看宝钗形容，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好看的婢女他也动心，他一听说凤姐要把五儿补入怡红院，就呆呆地想五儿娇娜的样子，连巧姐求他讲书也听而不闻。袭人家两个生得漂亮的姨妹，只跟他见过一面就惦在心里。贾宝玉不光爱美女也爱美男。他跟秦可卿的弟弟秦钟干的荒唐事，有些不堪卒读。蒋玉菡跟他第一次见面，连姓名不知，就象男女情人一样互赠汗巾。跟柳湘莲几乎素昧平生，临别时依依落泪。曹雪芹如此连篇累牍写他这方面的事情，难道是在写一个爱美的典型，其实他着意描写的是一个心理上不健康的人。

三

宝黛爱恋的结局只是林黛玉命运悲剧 评论贾宝玉的性格，就不能不牵涉到宝玉和林黛玉爱情关系。有的人把林黛玉之死、贾宝玉出家做和尚说成是爱情悲剧。我以为这只是林黛玉个人命运悲剧，在爱情问题上贾宝玉并不能算是悲剧角色。

黛玉初进贾府时，与宝玉同居一室，两小无猜，耳鬓厮磨，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两人间的感情自然比别人亲热。不久，贾府又来了个薛宝钗，论才貌，宝钗的风韵才识几乎胜过黛玉；论做人行事，宝钗更讨人喜欢。在姊妹行之间，宝玉就多了一处行走，加之宝钗脖子上挂着一个金锁，使黛玉觉得多了一个争宠的对象，由不得心生疑窦。《红楼梦》第八回，贾宝玉在宝钗房中，两人互看玉石、金锁时，正好被黛玉撞见，于是黛玉趁着雪雁来送手炉的机会指桑骂槐，刺了薛宝钗，骂了贾宝玉，这是黛玉第一次因妒生嗔。其后十八回叙述了黛玉剪香囊，跟宝玉大闹一场，流着眼泪说：“你不用同我好一阵歹一阵，要恼就撂开手。”这些情节还够不上是谈情说爱，但彼此间都有一颗朦胧的爱心。随着年龄的增长，黛玉对宝玉的挑剔更多，妒嫉比前更甚。一日，黛玉坐在贾母身边，见宝玉、宝钗、湘云说笑着来了，劈头就问宝玉：“在哪里的？宝玉说，在宝姐姐家里的。黛玉冷笑道，我说呢，亏在那里绊住，不然早就飞了来了。宝玉笑道，只许同你顽，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去他那里一趟，就说这话。”黛玉赌气回了潇湘馆，宝玉跟过来一阵好吵。末了，两人互白心迹，黛玉说：“我为的是我的心。”宝玉也说：“我也为的是我的心。”这是黛玉因情而生妒的一次勃发。本来宝玉有玉，宝

张丽雅：重新认识贾宝玉形象

钗有金这件事已使黛玉揪心，接着又添了另一件事，湘云有金麒麟，宝玉也有金麒麟，怎不使他更生疑忌？心里暗自忖度：“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才子佳人多因小巧玩物而遂终身。”于是心里又多了一个嫉妒对象，对宝玉也多了一层不放心。不巧贾府在清虚观打醮，张道士在贾母面前为宝玉说亲，使黛玉又平添一层心病。终于激起一场大争吵，宝玉气得砸玉，黛玉气得大哭，这是宝黛爱情纠葛中最大的一次喷发。

作者在二十九回中代他们俩剖白了心迹：“原来宝玉自幼生成一种下流痴病，况从小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及如今稍明事时，又看了那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阁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留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那黛玉偏生也是个有些痴病的，也每每用假情试探。“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我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

一天，两人在桃花底下看《会真记》，宝玉笑道，妹妹你说好不好？林黛玉会心笑道，果然有趣。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这可说是宝玉对黛玉一次大胆的表白，可是黛玉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谣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又有一次，宝玉来到黛玉房里，见他星眼微饧，香腮带赤，不觉神魂飘荡，趁紫娟倒茶出去，宝玉笑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黛玉顿时撂下脸来说道：“二哥哥你说什么？如今时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账书，也来拿我取笑，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这是宝玉更大胆的一次试探，却遭黛玉重话批评，他再也不敢在黛玉面前放肆了。从这以后，他俩的所谓爱情，几乎是在吵吵闹闹中度过的，再没有向前发展。书里没有记录他俩或私订终身，或互赠信物，更没有听到他俩有过白头相守的海誓山盟。尽管说过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然而到头来两人谁也没有得到对方明白的保证。人说林黛玉也是个封建叛逆，但终不敢逾越礼教，当着宝玉不敢说：我爱你，我愿嫁给你。当宝玉以淫词村语挑逗时，就不象崔莺莺那么大胆写“待月西厢下„„”[5]，只会写“秋窗风雨夕”、“桃花行”来自怨自艾了。那宝玉手中丘比特的箭终于引弦未发，或发而不中。可见宝黛爱情

是不成功的爱情。

可悲者只是黛玉。他不幸父母双亡，孤苦伶仃，自幼寄身贾府。纵然有外婆的爱，表姊妹的情，无衣食之虞，然而女大思嫁，谁为作主？一片私情同谁诉说？日夜悬着惴惴的心，耽心有金锁、金麒麟的占去了宝哥哥，终日愁肠百结，以泪洗面。当傻大姐突然向他泄露宝玉跟宝钗的婚姻时，他几至失魂落魄，一颗无告的心，只有在幽冷的潇湘馆中暗自哭泣了。观其恨焚诗稿，割断情丝，那临终时的呻吟呼唤，又是何等凄绝啊！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终于不能成功，林黛玉抱恨而死，使人叹惋。论者多谓是封建礼教残害了这对恋人；是贾母、贾政这些专制者酿造的悲剧，而将贾宝玉和林黛玉一起划入受害者一边，这岂是作者的本意？只要认真读一读书中揭示贾宝玉性格和行为的诸方面，就清楚地分辨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只会对林黛玉一人表示同情。

《红楼梦》多处提到贾宝玉自幼邪僻，行为乖张。梦游太虚幻境，他还是个孩子。当贾宝玉进秦可卿卧室午睡时，作者布置的氛围，是跟宝玉当时的心境对应的。贾宝玉入梦时必是带着某种邪念，不然就不会梦见跟秦可卿结婚，就不会有警幻仙子教他的事。且回去时，“便把梦中的事细说与袭人听了。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可见宝玉从小就不干净。他同另一个女婢子的暧昧关系，从晴雯的口里道了个明白。晴雯临死时对宝玉说：“今日既已担了虚名，而且临死，不是我说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还跟宝玉换穿贴身绫袄，将指甲剪下来给宝玉收藏。宝玉在《芙蓉诔》中也如此自供：“而玉得于衾枕栉沐之间，栖息游宴之夕，亲妮狎亵，相与共处者仅五年八月有奇„„自为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垄中，女儿命薄。”贾宝玉在晴雯身上花去了多少心思啊！贾宝玉在使女面前的轻薄无状，最不可饶恕的是造成金钏之死。王夫人固是罪魁，贾宝玉应是祸首。有一回袭人对宝玉痛陈箴言，劝他在姊妹间要有个分寸。宝玉听了自觉没趣，就闷声闷气翻看《南华经》，学着《胠箧》中的口气写道：“„„使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惑缠陷天下者也。”这短短的一段文字，实在渗透到了他内心的深处。他岂只爱黛玉一人？他想将宝钗、黛玉、袭人、晴雯、麝月、五儿、龄官以及天下美女，一起网罗在怡红院里，跟他永不离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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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2年第4期 第5卷第4期 他生而欢笑，为他死而痛哭。如此一个见色心动的人，又岂能一心一意地爱林黛玉？倘使贾宝玉的这些恶劣行为曾经被黛玉察知，那么，林黛玉这样一位冰清玉洁的淑女又岂肯爱他？依此而论，以黛玉之“洁”，宝玉之“秽”；黛玉之“专”，宝玉之“乱”，而谓之爱情悲剧，就失去了悲剧的美学意义。

从来的爱情悲剧是有牺牲的，梁山伯为祝英台舍身投穴，罗密欧为朱丽叶殉情自杀[6]。林黛玉流尽了眼泪，付出了生命。宝玉呢？付出了什么？他从未在贾母、王夫人面前说过爱林妹妹、要娶林妹妹，如果他向贾母执意提出这一要求，爱孙如命的贾母决不会留意张道士的提亲，也不会贸然择定薛宝钗，王熙凤也无所施其掉包计了。退一万步说，当宝玉因失玉痴呆之时，被骗与宝钗成亲，但在清醒之后，这位被称诩的封建叛逆，缘何没一点勇气进行反抗，连牢骚话也不敢说一句。他若忠于林黛玉的爱情，就应在这时离家去做和尚，那么这曲爱情悲剧就完成了。可他将错就错成就了金玉之缘。要说他有余悲，以袭人的温情、宝钗的美貌，已足以抚平他的伤痛了。

有论者说：黛玉割情而逝，宝玉报情而遁。宝玉遁走说不上是报情，他是跟宝钗过了几年闺房生活，考上第七名举人后走的。书里写得分明，是那个疯和尚引他走的，疯和尚不来他未必走，与“报情”二字风马牛不相及。因此我说宝黛相恋的结局不是一场爱情悲剧，而只是林黛玉一个人的命运悲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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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6]（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罗密欧

与朱丽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责任主编：周腊生）

Some Comments on Character of Jia Baoyu

ZHANG Li-ya（No.1 Middle School of Hanchuan，Hanchuan 432300, Hubei, China）

Abstract: Cao Xueqin, the author of The Story of a Stone，is a model for the hero---Jia Baoyu---in the book, who is a reflection of Cao’s thoughts about life.Cao criticized Jia Baoyu as a useless stubborn stone from three aspects: his stubbornness, effeminate appearance and his ill character.This essay emphasizes the fact that the love between Jia Baoyu and Lin Daiyu is not a tragedy for both of them, but only Lin Daiyu’s tragedy;that is to say, Jia Baoyu does not play a tragic role in love affairs.Key Words: criticize;Jia Baoyu;effeminate appearance;ill character;eccentric;Lin Daiyu;tragedy

贾宝玉的人物形象分析 篇5

文献综述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作为全书的核心人物，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长期以来，有关贾宝玉的相关研究，一直是《红楼梦》研究的焦点。由于贾宝玉研究牵涉到红学诸多方面的问题，如作品主题、作者归属等等，因此，所有《红楼梦》的研究，又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贾宝玉形象的探讨。如此一来，有关贾宝玉的研究就成为《红楼梦》人物形象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一环。本文拟从论文所涉及的方面入手，梳理有关贾宝玉研究的概况，以为论文的写作提供参考。

一、关于贾宝玉“叛逆”性格的研究

在用“叛逆”这把尺子来衡量贾宝玉时，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贾宝玉是他的时代的叛逆”[1]。吴组缃认为，贾宝玉不但是“自己阶级的叛逆者”，而且“日益发展了他的进步思想”，虽然“许多贵家公子的恶劣习气和腐朽观念，最初贾宝玉也同样沾染了”，“但随着在生活环境中他所面对的重大事件给予的刺激和教育”，“他的思想品格里一些腐朽恶劣的东西就慢慢减少了，清除了”，在他的“思想性格中民主主义因素已经具备规模”，可以看做一个“新人的典型”。[2]何其芳认为，贾宝玉“对于一系列的封建制度都不满和反对。他反对科举、八股文和做官。他违背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他讨厌封建礼法和家庭的束缚。他把四书以外的许多书都加以焚毁，那当然包括许多封建统治阶级极力提倡的著作。这样一个大胆的多方面的并且不知悔改的叛逆者，是不能得到赦免的”。[3]冯其庸认为，曹雪芹塑造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是这个封建大家庭的孽子贰臣，是这个家庭的叛逆，是从这个腐朽的封建大家庭中分化出来的异端分子”；“他们的叛逆思想和叛逆行为，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思想界的先进思想和斗争精神。可以说，他们是一对洋溢着18世纪中期的时代精神的典型。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起到了启蒙的作用”。[4]

首先打破“叛逆说”一统天下局面的，是起庸的《贾宝玉是叛逆吗》一文。起庸认为：“历史上的叛逆，总得有点进步的政治理想，有点愤世嫉俗的行动，对于和他的自由倾向相抵触的事物敢于抗争的。宝玉却没有，最多只有一点内心不满和行动上的逃避而已”；而宝玉那些反对科举、反对忠君的言论，“是不自然的，仿佛是作者在出面替他说话。宝玉一生在香闺中过着风月诗酒生活，从来不接触社会，不留心政治，根据什么反对科举？只在他老子客厅里见过几个清客，听到一点酸腐的言谈，怎么能够洞察„国贼、禄蠹‟之害？他之对贾雨村有反感，也不像是针对那贪官的罪恶，只是看不惯那种官场的俗态”，“一般说来，作为一个公子哥儿，宝玉是善良的，不同于淫滥、薄幸之辈;但也有些地方，他和那些纨绔子弟并无两样。例如调戏了金钏，又甩手溜掉，致使金钏受辱自尽”；再如“他和冯子英、薛蟠等人相聚吃花酒，就和狭邪小说所写的才子无甚区别，不大像个叛逆。如果说不爱读经、无意科举的人就是„叛逆‟，那么那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之徒，那些专以吃喝嫖赌为务的浮浪子弟，岂不都成了„叛逆‟了吗？”“宝玉出家，似乎是他叛逆的高峰，但这仍然是逃避，不是抗争。佛祖出家，是有济世之志的”，“宝玉„志‟在哪里? 只想到自己的风月繁华生活不能延续了，就愿意化为飞灰，随风飘散，或者让姊妹们的眼泪冲去，落入东洋大海……这算个什么„叛逆‟之志呢？”“总的看来，作品所写的宝玉，确有爱自由的率真性格，不以富贵骄人，不尚虚伪，更无机心，是个宽厚善良的公子哥儿；但与桀骜不驯的人物相比，还不是一个类型，很难走上真正的叛逆之路。名之为„叛逆‟，是过奖的”。[5]

此后，刘操南、汤艾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贾宝玉“无事忙了一十九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穿衣吃饭，都仗别人，连倒一杯茶还要让人提醒，仔细烫了手，真是啥都不会干的一个膏粱子弟”，“赦、珍、琏、蓉一流，肉欲淫威，人所易知，人所共恶。惟独宝玉„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不特迷惑了当时局中人，还迷惑了后世的读者。赦、蓉诸人，可算顽劣，是这个官僚门阀长期„熏陶‟、„培育‟出来的轻薄子弟。宝玉之顽劣，却其实千百倍于此曹者。他所玩好者都是„既悦其色，复恋其情‟，出类拔萃，极其高级的品物，包括物化了的闺阁中人，只是书中写的极为雅驯罢咧”，“游戏人间，宝玉擅于这样精致的淘气，难道这里能嗅出有什么反封建的味道吗？”[6]

随后，王蒙著文，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似乎是，把宝玉说成封建社会的叛逆，评价太高了。他的一些行为如逃学、厌恶读经、不思功名进取，一是弄性常情，二是贾府的潮流”，“贾宝玉的表现，实在是整个贾府子弟、贵族子弟的消极颓废的精神面貌，寄生享乐的生活方式，严肃的尊卑礼教掩盖下的腐烂堕落，以及升平、恢宏、四世同堂五世其昌的家族共同体中的各怀鬼胎、互控并共挖家族共同体墙脚的这一大潮流大趋势的组成部分”；“贾宝玉是出类拔萃的”，但“他的基本表现并未超出

[7]正在没落的贵族公子哥儿的范畴”。这些观点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阅读视角。

二、贾宝玉的女儿崇拜

谈到贾宝玉对女性的态度，大多数学者持肯定态度。

王昆仑在《贾宝玉的直感生活及其归宿》中明确指出，贾宝玉具有女儿崇拜，他“在任何场合都能独特而深彻地去探索着女性的情感，而自然地发生共鸣”，他“对女儿们的普遍好感，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对

[8]他的所处环境来说是一种反抗，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来说是一种寄托”。

楼霏认为：“贾宝玉的女儿观及对女儿的情感是他性格的焦点和核心，全面而深入地理解他的女儿观、女儿之情是全面而深入地理解贾宝玉形象的关节点”，“贾宝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把大观园中的女儿们看作真善美的化身，当作人生理想和理想人格加以追求”，“有了理想和信念做支柱，宝玉的女儿之情就显得厚重而深沉、庄严而崇高”[9]。何永康、黄立新都认为贾宝玉的女儿之情中有“欲”的成分，但这种欲并非罪恶，而是正常的人性，是“对„存天理，去人欲‟封建伦理的挑战”[10]，“其主要特征，不表现在对肉欲的追求，而是表现在对众女儿的同情、体贴或敬羡方面”[11]。世纪末，由于西方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引入红学，有研究者致力于对贾宝玉的内在人格探索透视，从而提出了一些新颖独特的见解。徐振辉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探究贾宝玉的女儿崇拜心理，认为“宝玉的这种女性崇拜固然有他厌恶男性污浊的后天认识因素，更有神话原型中带来的先天情感因素。这种先天因素，正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长期积淀，它本可以产生在所有人的心里，而在既灵又蠢的宝玉身上则不过反映得尤为突出罢了”[12]。段江丽认为，贾宝玉的所谓“意淫”，“不是纯真无邪的感情，也不是博爱或柏拉图式的爱，而是潜意识中对具有性吸引力的美丽女性的一种性情绪，在„超我‟的克制之下，最终完成性的升华，将潜意识中的自私满欲的驱力提升转化为体贴、同情、怜悯”[13]。

三、贾宝玉的出家及庄禅思想

关于贾宝玉的出家，有人认为宝玉确乎“看穿一切，抛弃一切”，“得着解脱了”，虽然这是“极不自然的办法”，但大多数论者认为，出家并不意味着宝玉对佛门的皈依。

林冠夫认为宝玉的出家“实际上只是„出走‟，只是表示与他的家庭决绝”，他的出家，“并不属于思想上的皈依”；“反佛和出家，这是一种矛盾，但在贾宝玉这个具体人物身上，却又是统一的”，“这种矛盾性和统一性，正是曹雪芹世界观中存在着矛盾的体现”。[14]

刘敬圻则认为：“贾宝玉不是老庄一派。他没有从根本上接受与领悟老庄哲学，他不能像老庄那样冷峻地看待儒家与洒脱地对待人生”，但他“确有通向老庄的悟性。他欣赏老庄的虚无逍遥和无为”；总起来说，他“对老庄思想的亲近还徘徊在总体的感性观赏与部分的浅浮领会阶段，属于„前老庄‟情思”。[15]

白先勇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宝玉的出家。他认为宝玉的俗身“化在蒋玉菡和花袭人身上”，因而“宝玉出家，佛身升天”，蒋花二人“结为连理”，“二者相辅相成，可能更近乎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佛学与儒学，出世与入世并存不悖”。[16]

四、贾宝玉性格的哲学内涵

从不同的视角注视贾宝玉性格的不同侧面，研究者们眼里的贾宝玉各具内涵。徐子余从审美角度出发，认为贾宝玉“忠实于自己幼年时期的性格，从审美感受的出发”来诋毁“传统的人生道路”，甚至“对于„忠‟这一最高封建道德的否定，也是从审美评价和道德评价出发的”；而“贾宝玉（还有曹雪芹）的„卑‟者褒之，„尊‟者贬之的审美评价，也是徐渭以来以女„压‟男的审美意识的发展”，并且“升华到上古以„水‟为„上善‟的审美意识所要求的高度”。[17]单世联着眼于贾宝玉对“真我”的肯定与追寻，认为“以孔孟为正宗的儒家学说的主题就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而这种统一的基础是“个人必须绝对无条件地服从社会”，人们将在社会规范中失去真我，中国传统“天—道—人的本体模式遏制了向人性深处的开掘和体验，贾宝玉的忏悔，就在这封闭的模式上打开了缺口，成为中国文学中第一个分裂、破碎的自我”，“贾宝玉对自我的追寻及其对社会规范的否弃，具有明显的历史规定性。但是，他对真正人的生活的向往却是一个有着普遍而永恒意义的课题”；“从社会规范中分离出来，寻求自我的真实存在，最后又否定此世的生命存在：这就是贾宝玉的心灵历程”。[18]与单世联观点较为接近的还有严云受的《论贾宝玉性格的矛盾性与时代性》、鲁德才的《贾宝玉理想人格的探求与超越》、刘敬圻的《贾宝玉的生存价值的还原批评》、付丽的《贾宝玉正邪两赋人格对儒家人格的背离与超越》等。他们的不同点在于，严云受强调宝玉对个性、自由追求的热烈、坚定，认为即便是“贾宝玉的悲观情绪和虚无主义，也同没落阶级的悲观绝望是根本不同的。在贾宝玉的喟叹中，我们分明能够感受到对于生命、青春的挚爱，对于个性自由的理想的热情”。[19]鲁德才分析了贾宝玉追求个性自由过程中的局限，认为贾宝玉“具备历史上创造性人物敏感、幻想、怀疑、审视事物的天赋，却缺少创造性人物的特殊素质和行为。面临僵化没有生机的传统，没有适应社会发展需

[20]要的思想武器作为„支援意识‟，最终走向庄禅的虚空”。刘敬圻注意到，在贾宝玉的思维中“跃动着崭新的生存观念：不关注留名青史，不关注长生不老，不关注善修来世，而只是执著地探寻一种宽松宽容宽和的生活空间，和一种充满温情的、不受打扰的、宁静无痕的死。这是关乎生命质量的前所未见的价值追求。它产生在背离传统价值期待（虽不彻底)）与尊重个性舒扬（虽不高亢）的结合点上”。[21]付丽侧重于贾宝玉“正邪两赋”文化人格对儒家人格的背离，认为“相对于魏晋人格狷狂式、无为式的„任自然‟，贾宝玉的„情痴意淫‟，意味着一种新的人格价值取向的出现，从而为异端于传统的个体人格，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开出了情为根性的精神家园”。[22]

综上所述，有关贾宝玉形象及其内涵的研究，研究者都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这一研究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贾宝玉形象的研究，正逐渐由其外表的探寻走向对其精神实质的拷问。这一研究理念的转变，给贾宝玉形象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我们的研究即以此为切入点。在以后论文的撰述中，我们力图在综参诸家见解的前提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贾宝玉形象的内涵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蕴，以期探寻《红楼梦》的真实内涵。参考文献

高老头的人物形象分析 篇6

虽说书名叫《高老头》，但是整本书貌似都是围绕着拉斯蒂涅这个大学生在写，真正高老头出场却很少。不过个人感觉这恰是到了好处，通过旁人，即大学生的所见所闻，更能表现高老头的悲惨，也更能使这个悲剧触动人心。《高老头》描写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就像一个浓缩的社会。要说人物分析，个个都可以写出一本书来。我不打算写高老头，光是看了就不大舒服，写出来还不知道要多难受呢。本人真正想写的，是那位在拉斯蒂涅成长过程中起着重要角色的人——伏脱冷。

相信很多人读小说，看电影，除了正义的主人公外，最喜欢的，就是那种要坏不坏，要好不好的人物。这种人是小说电影里的灵魂人物，你可以说他们聪明机灵，也可以说是狡猾奸诈；他们小心谨慎，又同样胆大妄为；他们凶险，却也有良心；贪婪，又不失风度。

与我上次分析的斯蒂福兹相比，伏脱冷更像是他的成人版，同样能操控大众，同样的处世圆滑，但相比之下更多了些成熟，头脑也多了些岁月的深度。

伏脱冷，其实是他伪造的名字，他真名叫约格·高冷，外号“鬼上当”，之所以有这个外号，是因为他犯了几桩非常大胆的案子都能死里逃生。他是潜逃的苦役犯，是资产阶级野心家，还是高等窃贼集团办事班的心腹和参谋。不过，这些东西都是小说后面的事了。

小说一开始介绍人物的时候，伏脱冷是花笔墨最多的，“那四十上下，鬓脚染色的伏脱冷，正好是个中间人物。人家看到他那种人都会喊一声好家伙！”，“没有到年纪就打皱的脸似乎是性格冷酷的标记；但是看他软和亲热的态度，又不象冷酷的人。他的低中音嗓子，跟他嘻嘻哈哈的快活脾气刚刚配合，绝对不讨厌。他很殷勤，老堆着笑脸。什么锁钥坏了，他立刻拆下来，极技大时的修理，上油，挫一阵磨一阵，装配起来，说：‘这一套我是懂的。’”，“他尽管外表随和，自有一道深沉而坚决的目光教人害怕。看那唾口水的功架，就可知道他头脑冷静的程度。”，“虽然他把亲热的态度，快活的性情，当做墙壁一般挡在他跟旁人之间，但他不时流露的性格颇有些可怕的深度。”对他的描述远不止这些，就此打住，免得别人说我拼凑字数。但相信诸位能够感觉到这位既可怕又可爱的神秘角色的魅力所在。只要他愿意，他总能说服别人，总能感染周围的人，甚至与敌视他的人结为好友。他的邪恶计划，虽然拉斯蒂涅打心底里不喜欢，却在其心里牢牢扎根。即使最后被人逮捕，他也能将局面扭转，让自己像个英雄一样离开，也使得他在众人心目中的形象依旧高大。最重要的一点，他很讲义气，通俗一点，就是很耿直。他从不出卖别人，连抓他的暗探也说他是条好汉，他曾告诉大学生“说我是恶棍、坏蛋、无赖、强盗都行，只是别叫我骗子，也别叫我奸细。” 网上对伏脱冷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邪恶的代表，是个反面人物；说他“谋财害命，引诱青年，不择手段地去攫取财富”。不过似乎作者也对这个复杂的人挺矛盾的，既把他写成社会罪恶的代表，加以批判，又赞赏他的洒脱、意气、能力。个人比较欣赏网上的一句评论：“他是人间的撒旦，既邪恶又合理。”不错，伏脱冷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产物，就那个弱肉强食的社会而言，这样的人物，的确是极为合理的。他挤在贵族与贫民之间，看透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的真相。他固然不满于社会，但却无法改变，便尽可能地去反抗社会，尽可能地向上攀登，争取自己的利益。

当时的巴黎社会，无非就是一个强者与弱者的世界，狼与羊的世界，善良的人在这里毫无立足之地，只能像高老头这样的羊一样任人宰割。要想活下来，并且要活得像样，就得像狼一样去对抗、去斗争、去厮杀，哪怕会冒很大的风险，哪怕得耍些阴谋手段、哪怕会伤害一些人。

残忍，狠毒„„随你怎么说吧。你若是无法理喻，举个例子，某天你得到神灵的指示，说学校附近的哪个哪个地方有本书，看了你就会每次考年级第一。现在我就问，你会和朋友一起分享这书吗？假使你的朋友也得到了指示，跟你一起去，你和他又会怎么办。

答案我想都差不多，举这个例子就是想告诉大家，人，多多少少都是自私的，我们不能自命清高地以旁观者角度去批判那个时代。在我看来，伏脱冷的行为虽说自私，但终究是非常现实的。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是靠天才的光芒，便是靠腐蚀的手腕，不像炮弹一样轰进这个人群，就像瘟疫般钻进去。诚实正派毫无用处。”他看穿了这个社会，并且要在社会中做一个强者！

白瑞德与贾宝玉之形象比较 篇7

在《比较文学概论》中, 对平行研究的定义是:平行研究是指将那些没有明确直接的影响关系的两个或多个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现象进行类比或对比, 研究其同异, 以加深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理解, 归纳文学的通则或模式【1】。而在进行平行研究时, 则要求明确契入点, 限定问题范围;透过表面现象, 深入辨析同异;突破认知“模子”, 实现超越与汇通;坚持文学本位, 明确学科界限【2】。本文将以上述原理为理论框架, 对白瑞德与贾宝玉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比较研究。

一、社会背景的同异

《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 是20世纪美国现实主义作家。《飘》中白瑞德所处的社会背景, 是对美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南北战争时期。在《外国文学史》中就写道:作为一部历史小说, 《飘》以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真实事件为背景, 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段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3】。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是18世纪中国清代伟大的文学家。《红楼梦》中贾宝玉所处的社会背景, 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 虽然统治阶级采取种种措施企图维护他们的专制统治, 但封建社会土崩瓦解的趋势已不可逆转。“《红楼梦》通过艺术典型形象, 展现出了我国十八世纪上半期封建王朝开始由盛转衰的社会面貌和历史趋势。《红楼梦》, 它真是一部形象的中国封建社会没落史”【4】。

无可否认, 不论是白瑞德所经历的美国南北战争, 还是贾宝玉所面对的风雨飘摇的中国封建社会末期, 对于两国来说, 都是一段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期。但是, 因为玛格丽特·米切尔毕竟没有亲身经历过南北战争, 没有亲眼目睹过南方的战败和重建时期的艰辛;而曹雪芹却亲临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现实之中, 亲身体会到了尔虞我诈和世态炎凉的社会现实, 因而, 两部作品中对主人公所处的社会背景的表现, 不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 曹雪芹较之于玛格丽特·米切尔而言, 都是要更为深刻的。《贾宝玉论》一文中即写道:在曹雪芹的面前, 封建制度的罪恶碰到了一个无情的宣判者, 透过许多“昌明隆盛”的繁荣景象, 他指出当时中国生活的悒闷、难受和空虚, 以及到处淤积着陈腐和糜烂, 到处布满了悲伤和不幸……曹雪芹对那一黑暗世界的主人——封建贵族统治阶级, 发出了彻底失望的声音, 他在深沉的调子中宣布了他的衰亡【5】。《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中也指出:《红楼梦》是中国封建制度垂死前的挽歌, 它超乎寻常地、大胆地、现实主义地暴露了走向崩溃时期的封建社会的腐朽与黑暗【6】。笔者认为, 玛格丽特·米切尔是通过南北战争这一特殊历史事件来推动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的;而在《红楼梦》中, 曹雪芹则是通过对一系列人物的刻画和事件的描述, 来预示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 并且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的。

二、性格中的叛逆因素的同异

在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中将白瑞德定义为“一位南方贵族家庭的叛逆者”【7】。《飘》中白瑞德的叛逆, 首先表现在他对待南北战争的态度上。

在战争面前, 白瑞德是一个对现实具有清醒认识的人。当绝大多数南方奴隶主贵族面对战争跃跃欲试并且信心满满时, 他认为南方狂妄的想要打仗, 所凭借的不过是棉花和骄傲, 而当战争真正来临时, 它们将毫无用处。战争爆发后, 白瑞德并不参战, 而是多次穿越封锁线, 利用战争契机大发横财。他认为一切战争实际上都是参战双方对于金钱的争吵。在喜欢为战争赋予崇高定义的南方贵族看来, 他实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叛逆者。

白瑞德的叛逆, 还在于他敢于蔑视南方传统道德文化:他携未婚女性外出晚归, 却拒绝娶她为妻, 从而被父亲赶出家门;他不顾周围人的指指点点, 公开进出妓院, 与妓女同居;他引诱郝思嘉, 使她在二度丧夫后短得不能再短的时间里与他结婚……这些都表明, 对于当时崇尚传统道德文化的南方贵族社会而言, 白瑞德是个十足的叛逆者。

“同整个贵族阶级的形象相对照, 贾宝玉的性格却显示了对封建制度的怀疑和叛逆的特点”【8】。《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叛逆主要表现为他蔑视封建传统道德, 厌恶仕途。“他厌恶封建贵族的繁文缛礼, 厌恶僵死的礼教教条, 厌恶这个阶级迫使他努力的封建官僚的前途。他鄙视封建文人向上爬的必由之路的科举制度, 他无心于贾政要求他的读死书和致力于八股文的修养, 而且批评封建的仕途经济学问……”【9】。

贾宝玉对封建礼教的抗拒, 集中表现在他对爱情的追求上。封建社会的婚姻要求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取决于家族的利益。可是贾宝玉一心追求真挚的爱情。但是, 这种建立在自由之上的爱情与封建礼教是格格不入的, 必然遭到封建势力的扼杀。

统治阶级一心想按照封建道德标准, 把贾宝玉培养成为一个可以立身扬名、光宗耀祖, 并且能把统治阶级日趋衰败的事业重新振兴起来、进而延续下去的忠臣孝子。然而, 贾宝玉却是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不肖逆子。讽刺的是, 他的叛逆思想, 恰恰是在封建制度走向瓦解过程中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孕育出来的。“贾宝玉身上的叛逆嫩芽一萌生出来, 其所以没有被贾政的朝靴踩得稀烂, 乃是由于封建家族内部不时发生的种种矛盾所造成的罅隙, 使它能够得到生长和发展的机会”【10】。

但是, “毫无疑问, 贾宝玉是一个贵族阶级的少爷, 像他所出身的这个贵族家庭的一切成员一样, 过着剥削阶级的奢侈的寄生虫的生活。这种阶级烙印在他的性格里表现得是很鲜明的”【11】。贾宝玉本身就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 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他的叛逆必然具有软弱性和不彻底性。他想要摆脱封建贵族社会的桎梏, 而又不能不依附封建贵族阶级。这就使得他的思想性格具有悲剧性的严重矛盾。因此, 他的叛逆, 是注定不可能像白瑞德那样彻底、强烈而又义无反顾的。有学者就指出:在曹雪芹的笔下, 贾宝玉的精神面貌, 固然和贾琏、贾蓉等“人形动物”有着差别, 但也还是渗透着那一阶级的贵族公子、富贵闲人的浓厚情调【12】。

三、对女性的态度的同异

白瑞德对于女性的态度, 基本上是玩世不恭的。从以上对白瑞德的叛逆性格的分析中, 就可以看出他始终是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他周围的女性的, 除了媚兰。《飘》中就写道:思嘉内心跟白蝶姑妈的看法一致。她也认为他对任何女人都不尊重, 也许只有媚兰除外。……可他黝黑的脸上那对眼睛带着令人不快的侮辱神情看人的方式, 就好像所有的女人都是他心境好的时候供他享受的私有物品似的。只有和媚兰在一起时, 他的这种神情才会无影无踪。他看媚兰的时候, 从来就不会有那种冷漠的评判似的表情, 眼里也没有嘲弄的意味。跟她说话时, 他的声音里也有一种特别的语气, 礼貌、尊重、急于表现自己【13】。

与白瑞德不同的是, 贾宝玉怜爱他身边的每一位年轻女性。“在《中国小说史略》中, 鲁迅通过对宝玉所处之环境及经历的考察, 指出宝玉在贾府贵盛时, ‘于外昵秦钟蒋玉函, 归则周旋于姊妹中表以及侍儿如袭人晴雯平儿紫鹃辈之间, 昵而敬之, 恐拂其意, 爱博而心劳, 而忧患亦日甚矣’, 迨至贾府渐衰”【14】。《贾宝玉论》一文中也写道:因此, 贾宝玉“甘心为诸丫头充役”, 乐意为她们“理妆”或“换裙”, 唯恐她们把他看作“宝二爷”而让那冰冷的尊卑秩序斩杀了这一团融融乐乐的气氛【15】。

总之, 在某种程度上, 白瑞德和贾宝玉都是尊重女性的。但是, 白瑞德所尊重的, 只是他认为值得尊重的女性, 远没有贾宝玉那么宽泛。而且, 白瑞德也没有像贾宝玉一样将男性社会与女性社会对立起来, 更没有厌恶或者企图逃避男性社会。

四、对爱情的追求的同异

笔者认为, 白瑞德对郝思嘉的爱, 是深沉而执着的。白瑞德第一次见到郝思嘉时, 就认为她是一个敢于说出自己想法的女人, 并且对她一见钟情。从此, 虽然白瑞德总是嘲弄郝思嘉, 但是内心却深爱着她。他表面上玩世不恭, 却知道郝思嘉的内心需要, 处处关心着她:郝思嘉因为服丧不能跳舞, 是白瑞德帮助郝思嘉摆脱了所有的束缚, 在舞会上尽情地跳了一番;郝思嘉被困在亚特兰大, 是白瑞德为她偷来一匹马, 帮助她驾着马车逃出城去;每当郝思嘉从可怕的梦中惊醒的时候, 是白瑞德用宽大的胸怀保护着她;当白瑞德和郝思嘉结婚后, 每天早晨, 白瑞德都会把早餐拿到屋里, 一口一口地喂郝思嘉……然而, 郝思嘉的执迷不悟, 使他最终选择了离开。

前文已经提及, 当面对爱情时, 贾宝玉一心追求真爱, 毫不顾忌家族的利益, 他相信“木石前盟”, 而不愿选择“金玉良缘”。但是, 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婚姻, 必然是以权衡利害的政治经济条件为基础的, 所以, 贾宝玉对自由爱情的追求, 也就注定以失败告终。

虽然白瑞德与贾宝玉在爱情上都失败了, 但是造成他们失败的原因却是不同的。白瑞德是自己主动放弃了对郝思嘉的爱情, 而贾宝玉却是由于其阶级局限性, 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整个强大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伦理道德抗争, 被迫顺应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与封建家长为他选定的妻子薛宝钗成婚。

五、最终结局的同异

在《飘》的结尾, 白瑞德在经历了两度丧子之痛后, 面对郝思嘉对艾希礼的迷恋, 终于失去了继续坚持和等待的勇气, 亦对爱情失去了希望, 即使郝思嘉苦苦挽留, 他还是选择离开郝思嘉, 回去他的故乡。

而在《红楼梦》的结尾, 贾宝玉也终于出家, 离开了薛宝钗, 离开了贾府, 离开了他所处的封建统治阶级, 也远离了一直束缚着他的封建传统文化和封建伦理道德。

他们的最终结局, 从某种意义来看, 都可以认为是一种回归。不同的是, 白瑞德选择了回归传统——回去家乡, 而贾宝玉却是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决裂, 回归自我——出家。虽然他们的回归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是源于他们在爱情上的失败, 但是,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 他们在爱情上失败的原因是存在本质区别的。

总而言之, 从文化意义上看, 因为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了南方社会的奴隶主贵族统治, 资本主义取而代之, 白瑞德处于新文明的上升期, 因而他的精神状况从总体上说是入世的、积极地、上进的。他具有商业头脑, 在战争中大发横财;他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他敢于大声地对传统道德文化说不。而贾宝玉则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 处于旧文明的衰落时期, 因而他的思想状况从总体上说是出世的、消极的。他性格中的软弱以及对封建势力的依附与妥协, 注定他将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就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而言, 玛格丽特·米切尔自身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 因此她笔下的人物形象——白瑞德, 也必然具有她那个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桀骜不驯、积极向上的品性:他敢于与美国南方传统道德文化彻底决裂。而曹雪芹则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 他自身又是统治阶级的一员, 不管他对统治阶级有多么的深恶痛绝, 都还是要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统治阶级, 不会也不可能与它彻底决裂。因而他笔下的人物形象——贾宝玉, 既厌恶统治阶级, 又惧怕统治阶级;既想与统治阶级决裂, 又必须依附于统治阶级也就合情合理了。

摘要：《飘》与《红楼梦》, 不论是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 都相距甚远。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 两者并不存在影响关系。但是, 早前已有学者分别对郝思嘉与王熙凤、郝思嘉与贾宝玉进行过比较研究, 足以说明这两部作品存在可比之处。笔者将以平行研究为理论框架, 从社会背景、性格中的叛逆因素、对女性的态度、对爱情的追求以及最终结局五个方面, 对两部作品中的男性主人公白瑞德和贾宝玉进行比较研究, 从而达到对两者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以及从一个新的视角解读以上两部作品的目的。

关键词：白瑞德,贾宝玉,形象比较

参考文献

[1]、吴锡民.比较不是理由[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2]、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3]、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4]、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飘[M].李美华译.江苏:译林出版社, 2000.

[5]、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6]、吕薇芳张燕瑾主编.清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1.

[7]、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文学研究所学术文选[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8]、四部古典小说评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9]、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 (第二辑) [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