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三次历史性巨变（共10篇）
中国的三次历史性巨变 篇1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税费改革
（一）唐代中后期杨炎推行的两税法
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适即位，以杨炎为宰相。杨炎面临着土地兼并严重，吏治败坏，农民负担沉重，国家财政面临危机等情况，因而上书请作“两税法”。唐德宗采用了杨炎的建议，在全国推行两税法，首开了中国费改税之先河。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包括：（1）“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就是以户为片收单位，不论主户、客户，一律在当时居住的地区登记，编入户籍。按各户土地财产的多少确定应纳税额，这是户税；以公元799年垦田数字为依据，按田亩多少征收田亩税，这是地税。商人是流动的，没有常居地，所在州县纳其财货三十分之一的税。
（2）“人无中丁，以贫富为差。”即是不分丁男，中男，都要按拥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来纳税。
（3）“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每年的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不得超过六月，秋税不得超过十一月。
（4）“量出以制入”。杨炎在制定两税法时，明确地规定实行“量出为入”原则，即先预算出国家财政支出的数额，然后量出制入，确定出国家财政收入总额。意在限制滥征苛敛，减轻人民的负担。
两税法归并了税目，把混乱繁杂的税种规并为户税和地税两种，集中了时间，一年分为夏秋两次；收费全部改为正税，一同并入两税之中。两税法改革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它改变了过去“科敛之名数百”和百姓“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中央统一控制了税费征收大权，强化了中央财政的集中性和控制力，抑制了地方为所欲为的收费行为。
（二）明代中后期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
明代中后期官府的暴敛、豪强的兼并，已使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激发，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神宗万历初年，张居正为首辅，全面整顿军事、政治和经济，在财政上实行一条鞭法。
明代的“一条鞭法”是继唐代“两税法”实施八百年后又一次较大的税费改革。“一条鞭法”把各种徭役、田赋和各种杂费，并为田赋一种，以田亩为对象，一次征收。并将扰民最重的役并入田赋之中，征课的田赋一律折合成银两交纳。另外，税费统一改为交银后，不再由地方的“里长”、“粮长”办理征税管理，而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后解缴国库。“一条鞭法”改革化繁为简、税费合一，达到了统一税制、省费便民、稳定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增加了明朝的中央财政收入，出现了“太仓所储，足支八年；公私积储，颇有盈余”的状况，加强了中央财政的集中统一，限制了地方政府越权收费和地方官吏强取豪夺的腐败行为。
（三）清朝前期康熙雍正推行的摊丁入地
明末一条鞭法夭折之后，豪绅富家凭借特权逃避编丁，土地兼并加剧，无地农民苦于丁银负担，大量逃亡。于是一些地方进行了丁银均入田赋中征收的税制改革，称之为“随粮代丁”、“丁随田办”。公元1721年，清政府宣布“添丁不加银”，这就为“摊丁入地”的实施提供了政策保证。康熙五十五年，清政府首先大广东省试行丁银摊入地亩征收。至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已经开始大规模推广，“摊丁入亩”改变了过去地丁并行的税制，简化了征税手续，放松了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尽管田赋重了，但免去了人头税。这对无地贫民而言，无疑是带来了一丝福音。“摊丁入亩”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到雍正末年，国库存银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加到六千多万两。
中国的三次历史性巨变 篇2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 教育经历了三次历史性跨越。第一次跨越始于农业时代, 教育从融入生产劳动走向与之分离, 改变了原始教育, 产生了教育的行业形态———学校教育:教育从原始的、简单的、朴素的、零星的生产劳动向成型的、系统的、专业的、有规模的学校教育转变, 形成系统的知识和优质教育, 文化传承得到优化。第二次跨越始于工业时代, 学校教育从精美教育走向大众教育, 改变了教育培养模式, 产生了教育普及形态———全民教育:教育受众面扩大, 义务教育迈向全球, 文化下移加速, 教育逐渐国民化、社会化、公益化和科学化。第三次跨越始于信息时代, 学校教育从单一封闭的课堂迈向跨越时空的信息世界, 改变了教育的技术层面, 教育时空得到扩大, 产生了教育的网络形态———虚拟教育:人类教育从实体走向虚拟, 全球教育一体化和人类教育资源共享的形成将加速跨文化融合;适合每个人的个性化教育和延续整个人一生的终身教育将得到充分体现。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物质进步和技术变革为人类教育跨越提供了支撑平台。三次教育跨越保证了人类社会各时代发展所需的人才培养, 加速了人类探索自然、改造社会的进程。
(摘编自《学校交流》2008年第7期)
新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的三次升旗 篇3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的日子,整个北京城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下午3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齐集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上,群情激昂,欢声雷动。升国旗是开国大典的一项重要议程,升旗仪式由大会主持人林柏渠宣布,当林柏渠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时,毛泽东主席按动了升旗电钮。此时,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沿着22米高的洁白旗杆缓缓上升。整个天安门广场,数十万军民及各界人士一齐肃立,注目上升中的国旗,人们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神采飞扬。国旗升至旗杆顶端,五星高照,庄严而神圣。伟大祖国的尊严,与大地共生,与蓝天共存,她向全世界宣告,曾饱受苦难和耻辱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二实施新升旗仪式首次升旗
1991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新升旗仪式。新升旗仪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听取广大人民群众及海外侨胞的相关建议后决定实施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原旗杆基座进行了改建,新换的旗杆高30米,显得更加庄严、宏伟、壮丽。5月1日清晨,繁星还未完全退去,但前来瞻仰升旗仪式的数万名工人、农民、军人、大中小学生、党政干部、港澳台胞、海外侨胞等就已站满了金水桥两则和旗杆基座四周。升旗仪式开始,身着武警礼服的38名武警官兵和60名武警军乐队队员,分四路纵队从天安门内出发,过了金水桥即正步迈向哨位。行经金水桥前的行人及各种车辆也都 一 一 让道。北京夏令时6 点15分,军乐队雄壮的国歌声响起,升旗手按动升旗电钮,五星红旗沿旗杆冉冉上升。在场的各界人士,庄严肃立,面对国旗,分别行军礼、队礼和注目礼。经过2分7秒,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当时,太阳正喷薄而出,朝霞满天,五星红旗在晨曦中分外鲜艳夺目。武警国旗班的战士告诉人们,“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志,是伟大祖国的象征。今天,我们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把五星红旗升得更高了。”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实施一周年纪念日升旗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国旗法。1989年12月15日,国务院召开第52次常务会议,会议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国家的标志,是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象征,每个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旗。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意识,制定国旗法很有必要。”本次会议,讨论和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草案)》,同时决定将这一法律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1990年6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自1990年10月1日施行。这部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每个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旗。”
1991年10月1日国庆节,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实施一周年纪念日。天安门广场,10万人参加了升旗仪式。清晨,华灯尚在闪烁,数万人已云集天安门广场。伫立在旗杆附近的700名“红领巾”,都是深夜12点从28里之外的郊区小学步行而来的;站在旗杆西侧的150名大学生,渴望亲身感受祖国的神圣,对自己能参加祖国的升旗仪式而欢欣鼓舞。6点7分,《歌唱祖国》的军乐声响彻天空,旗手肩扛五星红旗,35名护旗兵护卫。他们踏上金水桥,以正步穿过长安街,健步来到国旗旗杆前。6点10分,国歌声响起,国旗冉冉上升。军人行军礼,少先队员行队礼,其他各界人士,一 一凝神注目。
庄严的升旗仪式,使人们深深感到祖国伟大而神圣,油然从心灵深处发出祖国万岁的伟大祝愿和欢呼。一位71岁的华侨老人说:“祖国的日益强大,使我们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扬眉吐气。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祖国国旗的升旗仪式,我要永远记住这一天。”
参考文献:
① 1990年8月25日《每周文摘·合订本第一辑》“开国大典轶事”。
② 1989年12月16日《新华日报》“国务院召开第52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草案)》”。
③ 1990年6月29日《新华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十月一日施行”。
④ 1991年5月2日《新华日报》“敬礼!共和国国旗天安门广场举行新的升旗仪式”;
⑤ 1991年10月2日《新华日报》“祖国万岁——‘十一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纪实”。
中国的三次历史性巨变 篇4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它们加强对外资本输出，连续三次掀起掠夺中国铁路路权的高潮。
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割地赔款，元气大伤，英、俄、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乘机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攫取中国长达一万多公里的铁路权益，形成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权的第一次高潮。
⒈夺取路权，投资修建并直接经营。1896年，俄国为夺得东北地区铁路修筑权，拨出专款，贿赂清廷大员李鸿章与之签订《中俄密约》，取得在黑、吉两省的筑路权，随后强筑中东铁路（即东清铁路，由哈尔滨西至满洲里，连通俄国西伯利亚铁路；东至绥芬河，连接海参崴；南至大连。）1897年，德国借口山东曹州教案，强行攫取在山东省筑路权，随即强筑胶济铁路（青岛至济南）。1898年，法国取得滇越铁路修筑权，1910年滇段（自老开到昆明）建成，全线通车。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直接从俄国手中接管了南满铁路，并于1906年成立了臭名昭著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疯狂掠夺中国东北地区的路权。
⒉通过贷款控制中国铁路。贷款控制，首先从获取铁路贷款权入手，然后以债权人的身份修建和经营这些铁路。如京汉铁路（北京－汉口，比俄法控制）、正太铁路（太原－正定，俄法控制）、沪宁铁路（上海－南京，英国控制）等，都按此方式为帝国主义所控制。
晚清时期共修建铁路约9400公里，帝国主义国家直接修建经营和通过贷款控制的就达80%。
二、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高喊“干线国有”口号，将各省商办铁路统统收归国有，随后又转手让予帝国主义，用来抵借外债和换取帝国主义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短短4年里，就有10余条、13000多公里铁路路权被出卖，从而形成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的第二次高潮（由于列强忙于“一战”，一部分未建）。
这一时期修筑的铁路主要有：陇海铁路东、西段（开封－徐州－大浦；观音堂－灵宝），粤汉铁路湘鄂段（长沙－武昌），京绥铁路（北京－绥远）等。另外，日本于1914年8月借口对德宣战，强占了胶济铁路。
三、南京国民政府从建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先后修建了浙赣铁路、粤汉铁路株韶段、陇海铁路灵宝至宝鸡段等，共长约3600公里，这些铁路，绝大多数由帝国主义资本同官僚资本“合资”建成。所谓“合资”，就是以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充当政府和帝国主义资本集团之间的中间人，共同获利。象浙赣铁路（杭州－株洲），最早由浙江省筹建，原名杭江铁路。1932年修至兰溪时，官僚资本中国银行团插手贷款，并向中英庚款董事会借用了国外购料款。1934年德国财团华尔夫公司参加“合作”，提供材料借款。这样中国银行团便与德国财团共同控制了这条铁路。南京政府就是打着“合资”的幌子，变相借债，出卖中国铁路权益。这就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权的第三次高潮。
除此以外，还有日本霸占下的沦陷区铁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有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所有铁路，还修建新线约5700公里。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至广州武汉沦陷时，中国关内铁路约9100公里沦入敌手，到1944年又丢失约3000公里。至此，中国铁路的90%被日本侵略者控制。
我的三次求职面试经历 篇5
第一次说来有些巧合,本来那天本市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来我校招人,我和一位朋友到面试地点,等了一个小时招聘单位仍没有出现,正欲离开的时候,恰好另外一家单位来面试,我们想今天总不能白来吧,就把简历投给了他们,在看了一个他们公司的宣传片,回答完我们几个应试者的问题后,单位领导叫我们先去公司参观两天后再面试,第二天我们一行人就去了公司,他们公司正好有一位同校的校友,早进去两周,就由他带领我们参观,不过我们参观的主要也就在他们公司的配送部(此公司一家平价连锁超市),其实也就是公司的总部.后来去了在配送部附近的一家现在随处可见的小超市,中午本说在公司里吃工作餐,公司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没做好准备,所以就只能由一位助理带我们外边去吃,再走了差不多半小时后终于找到一家面馆,解决了问题,下午到公司的业务部,真是有天壤之别,明白公司的面子确实重要.次日,也就根本不存在参观了,人比昨天少来了很多,中午面试,面试领导问了几个可以说是套话的问题后,面试也就结束了,不过在我们走之前公司报销了我们这两天的车费,并且绰绰有余(20元),看来公司还是挺厚道的.
第二家公司是我在报纸上看见的,上面写的确实诱人,公司的名字也很大气,这次面试和我几个同学一起去的,面试很容易,公司就通知我隔一天培训,我另外两个同学第二天就开始培训,因为面试他们在我前面.第二天晚上听我们同学所谓的培训当时就决定不去了,他们的培训具体是由一个老员工带他们到中学去推销钢笔,并且钢笔是假冒的名牌.他们趁学校保安不注意的时候,遛进学校,下课教室老师没在时候,就开始向他们推销钢笔,他们对同学说这是世界四大名牌之一“派克”钢笔,是零八年奥运会指定用笔,这笔呢原价是148元一只,如果你们拿学生证到新华书店去买打半价也就是74元,但今天搞活动,只买15元一只,并且限量8只.经过这么一吹嘘,同学们是争相购买,有人没有买到还有点懊恼,据同学讲后来不止买了15只,每只提3元的成.看起挣的挺容易,但这种骗人的营生,不要也罢,我们就都没有去了.
一个母亲的三次家长会 篇6
第一次参加家长会，幼儿园老师说：：“你的儿子有多动症，在板凳上连三分钟都坐不了，你最好带他去医院看一看。”
回家的路上，儿子问她老师都说了些什么？她鼻子一酸，差点流下泪来。因为全班30名小朋友，唯有他表现最差；唯有对他，老师表现出不屑。然而，她还是告诉了她的儿子。老师表扬了你，说宝宝原来在板凳上坐不了一分钟。现在能坐三分钟了。其他的妈妈都非常羡慕妈妈，因为全班只有宝宝进不了。
那天晚上，她儿子破天荒地吃了两碗米饭，并且没让她喂。
儿子上小学了。家长会上，老师说：“全班50名同学，这次数学考试，你儿子排49名。我们回忆他智力有些障碍，您最好能带他去医院查一下。”
回去的路上，她流下了泪。然而，当她回到家里，却对坐在桌前的儿子说：“老师对你充满信心。他说了，你并不是个笨孩子，只要能细心些，会超过你的同桌的，这次你的同桌排在第21名。”
说这些话时，她发现，儿子暗淡的眼神一下子充满了光，沮丧的脸也一下子舒展开来。她甚至发现，儿子温顺得让她吃惊，好像长大了许多.第二天上学时，去得比平时都要早。孩子上了初中，又一次家长会。她坐在儿子的座位上，等着老师点她儿子的名字，因为每次家长会，她儿子的名字在差生的行列总是被点到。然而，这次却出乎她的预料，直到结束。都没有听到。她有些不习惯。临别，去问老师，老师告诉她：“按你儿子现在的成绩，考重点高中有点危险。”
她怀着喜悦的心情走出校门，此时发现儿子在等她。路上她扶着儿子的肩膀，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甜蜜，她告诉儿子：“班主任对你非常满意，他说了，只要你努力，很有希望考上重点高中。”
高中毕业了，一个第一批大学录取通知书下达的日子，学校打电话让她儿子到学校去一趟。她有一种预感，她儿子被清华录取了，因为在报考时，她给儿子说过，她相信他能考取这所学校。
她儿子从学校回来，把一封印有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的特快专递交到她的手里，突然转身跑到自己的房间里大哭起来，边哭边说：妈妈，我一直都知道我不是个聪明的孩子，是您。。
这时，她悲喜交加，再也按捺不住十几年凝聚在心中的泪水，任它打在手中的信封上。这篇短文是从书上抄下来的，每次读完这篇短文都非常的感动。也许孩子不是最出色的，但是，妈妈的鼓励和欣赏给了孩子最大的信心，应该象这位伟大的母亲学习。
一个母亲的三次家长会
母亲第一次参加家长会是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老师对母亲说：“我们怀疑你的孩子有多动症，他在板凳上怎么也坐不了三分钟。”母亲听了很伤心。她回到家里，孩子问：“妈妈，老师怎么说？”看着孩子充满希冀的眼睛，母亲说：“老师说，我的宝宝进步了，过去只能在板凳上坐一分钟，现在差不多能坐三分钟了，别的妈妈都很羡慕我，因为只有我的宝宝进步了。”孩子听了，破天荒多吃了一碗米饭，破天荒听妈妈的话早早上床睡觉了。第二次家长会是在孩子读小学时。老师告诉母亲，班里举行数学考试了，全班五十个学生，她的孩子得了第四十九名。老师怀疑她的孩子智力落后，建议母亲带孩子去找医生做个智商测试。母亲在回家的路上流了一路的眼泪。走进家门，看见孩子那双惶恐躲闪的眼睛，母亲强忍住眼泪说：“孩子，老师对你充满信心，他说你只要努力，肯定能够超过你的同桌。”
第二天，孩子破天荒不用叫床早早起来，高高兴兴地上学去。
第三次家长会是在孩子初中三年级。老师对母亲说，他的孩子考重点中学是没希望的，能进一般中学就不错了。回家的路上，母亲一路欢欣鼓舞。进了家门，孩子说：“妈妈，老师怎么说？”“老师说了，你只要再加把劲，考上重点高中肯定没问题。”
若干年后，孩子将一份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双手捧给母亲，“妈妈，我知道其实我并不聪明，都是你„„”这时，母亲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它顺看母亲的面颊哗哗地流下来。
浅谈中国古代的三次民族大融合 篇7
关键词 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
一、中原华夏和蛮夷戎狄的融合
周秦时期中原华夏族和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之间的相互交融，很大程度上是以华夏族的礼仪文明为纽带的。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族与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等都有他们各自的活动生活区域。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他们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在华夏族的西部和北部是游猎畜牧区；在南方和西南山地，则形成了南蛮特有的游耕区域；在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稻作区域。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和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民族就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冲突。
世世代代在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华夏族，有着重农的传统，他们倾注所有的力量在农耕经济生产和礼仪文化的发展上。周朝天子所封的齐国、鲁国、燕国、晋国等地，是华夏族和东夷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等族交融之地。通过各个小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的长期交往，弘扬礼仪文化、发展和开拓农耕经济，以及对夷人、戎狄小国的进攻和兼并，也推动并促进了周围民族的不断华夏化。
发生在春秋战国是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通常是中原华夏族在政治上以周天子为号令，以大一统为他们的目标。在经济上，凭借较为发达的农耕生产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在军事上他们相互联合，“尊王攘夷”下的诸侯关系，他们互相救援，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华夏融合蛮夷戎狄小国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在文化上，周朝的各个诸侯更是奉行冠冕服饰的礼仪制度和文化传统。这些措施不仅维护了周朝天子的统治，也巩固了华夏族的强大，而且吸引并吸附着周边的少数群体的不断融入，使蛮夷戎狄逐步华夏化。
二、北魏孝文帝改革与民族大融合
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在战胜民族优越感及与汉族相比自卑感的制备下，一方面以继承华夏正统自居，对其他民族采取敌视态度，另一方面仰慕汉族文化，尽快促进汉化。因此对不同的民族、部落、阶层采取不同的民族政策。大致来说，对本民族保留原有的统治方式，不断学习汉制，逐渐汉化，以适应统治中原的要求；对于汉族官员委以重任，以汉治汉；对其他少数民族因俗而治，以夷治夷；对反抗者，无论是谁，坚决镇压。在实行这些民族政策的过程中，各个少数民族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主动进行改革，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便是一个杰出的代表。
北魏统一中原之后，与汉族地主阶级相结合，开始了政权的改造的过程，经过了整整一百多年的光景，一直到北魏孝文帝时才完成了这一改革，实现了鲜卑贵族与汉族门阀氏族的完全结合，完成了北魏政权的封建汉化体制，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北魏孝文帝（公元467——公元499）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转变落后制度，巩固其统治，孝文帝在前代汉化的基础上，全面推行汉化制度。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经济上，颁行均田制、三长制、租调制。这些制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均田制将包括鲜卑族在内的各族人民束缚在土地上，直接编户，以保证政府的租调收入；通过租调制来剥削农民的剩余产品；通过三长制来检查户口，催督租调。这些制度的实施对于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增加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也进一步打破了原来的氏族部落组织，加速了鲜卑的汉化和封建化。
迁都洛阳。平城地处偏北，既不利于控制整个北方，也不利于其军事统治。而洛阳的位置适中，自东汉魏晋以来一直为京城所在地，是文化中心，有利于汉化运动。迁都洛阳的成功为推行汉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改革官制和推行百官俸给制。魏初，管号杂用，大都有部落的性质，没有俸禄，他们靠剥削和贪赃枉法来牟取暴利。这些都不利于北魏对于中原的控制。在迁都后，他启用汉人王肃，完全按照汉制来改革官制，规定给官吏颁发俸禄，以减少贪赃枉法，缓和民愤。
在以上改革初见成效之后，他还实行了禁胡服胡语，改鲜卑姓为汉姓，建立门阀制度，禁止鲜卑同性通婚，提倡鲜卑人和汉人通婚。
如上所述，孝文帝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方敏大力推行汉化，其目的是为了使北魏政权进一步封建化，加强鲜卑贵族和汉族的融合，以巩固其统治。各项改革经过多年的认真执行，实现了孝文帝的改革初衷，北魏基本上成为一个汉族政权。北魏完成了封建化和汉化的过程，特别是定姓族，表明了北魏从此纳入了以汉文化为价值核心、融合多民族文化特点的中华大文化发展系统中。孝文帝的改革是西北各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的斗争、融合的一次总结。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各民族融合的成果，反过来又促进了以鲜卑族为中心的北方各族的封建化和以汉族为主体民族大融合的发展。孝文帝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放弃了自己民族的习俗，冲破层层阻碍，毅然的进行改革，对中华民族的融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改革家。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民族大激荡的时期，最重要的历史成就就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民族融合。内迁各民族纷纷登上历史的舞台，在中原建立政权。中原汉族又向周围各地辐射，各族间的混居，以及各族间政权的建立，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民族大融合取得了极大地社会效应，它扩大了中原文明的范围，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吸收了新鲜的血液和活了，使之更加发展壮大，生机勃勃。
三、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进一步融合——中国古代第三次民族融合
五代十国、宋、辽、金时期的民族交往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历史证明：民族的发展总是与民族间的融合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新民族的兴起，无不以民族间的融合为先河；部分民族的演变和消失，也无不以新的更广泛的融合而结束。凭借着先进的农耕文明，汉族在民族杂居过程中不断地扩展着汉文化，使其成为了汇聚各民族的中心，同化了进入汉民族区域的少数民族。然而，较早之前二次的民族大融合，汉族虽然在族体上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但其政治和军事实力却不断地衰落。相当一段时期内，几个政权鼎力下的各少数民族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还有自己的活动区域，一定程度上保持者自己的语言、风俗和经济特点，他们的文化也一再地内聚到中华文化之中。各民族间在政治上和平交往，经济上互相补充，文化上互相吸收，血统上互相融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共同体，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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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杂居——汉族外迁与胡人南流
民族融合的一般过程，总是以丧失单独的民族地域和民族杂居地开始的。五代十国时期以来，战患连绵，汉族的外迁十分频繁，辽太祖阿保机趁机大量吸收汉族军民。与此同时，辽朝的移民政策和屯垦政策也是促使大量的汉人不断外迁的重要原因之一。汉族的外迁和胡人的南流带来的民族间的杂居，为民族合作、发展，乃至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的民族成分相当复杂，如辽代各少数民族就有契丹、渤海、铁离、吐浑，高丽，鞑靼，女真，回纥等族。民族融合的过程是民族间彼此取长补短的过程，民族杂居加速了这一过程的完成。马克思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在这条历史规律的作用下，基于民族杂居，开始了高文明对低文明的征服，同时也开始了各民族融合的进程。金元两代，契丹人越来越多的改用了汉姓。除了耶律和萧两个原有姓之外，还有刘、王、李、郑等姓。到元末明初，契丹人已经大部分和汉人融合，小部分被蒙古人同化，从这时起，“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已完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民族杂居同样对于女真人的影响同样深刻，他们也该金姓为汉姓，大致有王、商、高、杜、郎、雷、刘、张、李等等，同时他们还学习汉俗和文化。由于民族区域的分布差异，以及民族经济之间不同的特点，宋朝一直是各少数民族政权交易的主要伙伴。在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汉人农耕文明冲击各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的一种结果。正是因为这些交易、交流、交往，汉族的经济与少数民族区域的经济得以不断地加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融合得以不断的发展，形成了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民族大融合。
四、结论
历史证明各民族在经济上联系的加强是民族融合的催化剂，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类型，有些从事农业，有些民族从事畜牧业，社会分工使各民族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交流势在必然，56个民族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最终形成了各自的文明，也创造出了我们璀璨的大中华文明。
参考文献
[1] 萧君和：《中华民族史》[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第209页，第416页，第585页.
[2] 白翠琴：《论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对汉族发展的影响》[J]，《民族研究》，1990，第3期.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0，第70页.
[4]金炳镐：《民族关系理论通论》[M]，中央民族出版社，2007，第509—535页.
[5]林惠祥：《中国民族史》[M]，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5.
[6]马戎：《民族社会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131页.
作者简介：魏晓晓，女，（1985年12月—），西藏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政策
中共党史上的三次重要会议 篇8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结束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就制定出台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八项规定，就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立的新规矩。
从此，中央八项规定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彰显出规矩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重要地位。
2015年1月13日，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讲规矩，守纪律，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民主革命时期，1929年的古田会议，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立规矩的三次重要会议。这些在历史的关节点上制定出来的规矩，对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下加强纪律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古田会议其实是一次立规矩的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古田会议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这次会议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对党和红军内部存在的不讲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对削弱党的战斗力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对不执行党的决议、不开展正确的党内批评的非组织化观点，对小团体主义和享乐主义，制定了切实有效的反对措施，订出了切实可行的规矩。
1928年4月，由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离开井冈山之后，由于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产生了各种议论。
1929年4月，中共中央将刚从莫斯科学习归来的刘安恭派来红四军。毛泽东和朱德对刘安恭的到来很重视，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决定恢复同年2月初曾“停止办公”的红四军军委，并由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
然而，正是刘安恭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因为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一职后不久，就作出了一项限制前委权力的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
刘安恭主持的军委作出这样的决议，显然是违背中共中央精神的。当时中共中央在关于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中说得很清楚，前委不仅领导所在红色区域的地方工作，而且是在前委之下组织军委，也就是说军委是前委的下级组织。
1929年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县的湖雷召开会议。会上，就前委与军委的分权等问题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是要求成立军委，另一种意见是不必再设军委。湖雷会议并没有解决军委是否应该设立的问题，可以说是议而未决。
6月7日，红四军攻克福建上杭县的白砂。第二天，红四军前委在白砂再次召开会议，再度讨论军委问题，会议以36票对5票通过决议，决定取消新成立的红四军军委，刘安恭的军委书记自然被免除，随后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他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一职由陈毅继任。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6月8日，也就是白砂会议的当天，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其中含沙射影地对朱德进行攻击。对于林彪给毛泽东的信，红四军前委采取的态度是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于是，朱、毛都给林彪写信表明自己的看法，而他们给林彪的信，都公开登载在这年6月中旬前委编印的油印刊物《前委通讯》第三期上，实际上也使“朱毛之争”在军内公开化。
这时，因在白砂会议上被免除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职务的刘安恭，不仅继续坚持设立军委的主张，并且说红四军的党分成两派，一派是朱德为首，“是拥护中央指示的”；一派以毛泽东为首，“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刘安恭进而提出，要通过建立完全选举制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这样一来，红四军内部的争论非但未能停止，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
为解决红四军内部的争议问题，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城的公民小学召开。这次会议虽然发挥了民主，但集中不够，在选举前委书记时，主持会议的陈毅得以当选，而原本是中共中央指定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却落选了。大会虽然对刘安恭和林彪在这场争论中所起的不良作用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但同时决定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已很难在红四军继续工作。
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陈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军中主要领导人只有朱德一人，思想政治工作难免有所放松，极端民主化却在发展。为了解决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未能解决的问题，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城关太忠庙召开，会议由朱德主持。这次会议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会议又没有作好必要的准备，事先未能拿出一个意见，就让大家讨论。结果，会议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
陈毅到上海后，如实向中共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中共中央对此很重视，明确表示此前红四军在处理“朱毛之争”问题上存在错误，并宣布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随后，中共中央发出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政治局讨论通过的《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
中央九月来信要求红四军前委“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并且“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的古田村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大会重新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并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实际上就是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矩。例如，关于极端民主化问题，决议中提出的纠正的方法，除了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外，还强调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具体要求是：
（一）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二）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三）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四）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
（五）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对于党内存在着的少数不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的非组织观点，决议中指出的纠正的方法是“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同时特别强调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针对以往“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了进来”，各级党部“完全忘却了教育同志一个任务”，有的党员纪律松懈等问题，决议中为此提出的纠正的办法是“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凡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并且规定以后新党员的入党条件是：
(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
(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
只有“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
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内部之所以发生极端民主化倾向，主要是由于红军和根据地都在初创阶段，没有规矩可循造成的。古田会议不但成功解决了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如何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保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而且对于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如何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立下了一系列的规矩，促进了红四军的团结。
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立下的规矩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党内规定，是中共党史上又一次立规矩的重要会议。
对于这次全会为什么要出台这些规定，刘少奇在全会所作的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中曾有具体说明。他说：“要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除政治上思想上之统一外，条文亦应规定法律上非团结不可，以避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并以此党规与党法去教育同志。”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随后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除了在处理国共关系、估计抗战形势、如何保卫武汉等问题上，与毛泽东、张闻天有不同意见外，他还表现出对中共中央的不尊重，甚至闹某种独立性。
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要其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论持久战》，可是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随后中共中央再次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分期刊登，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王明甚至公然提议停止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的刊行，主张改在武汉印刷制版；未经中共中央同意，他就以个人名义将1938年2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公开发表等。
针对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与中共中央闹独立性，也鉴于1935年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拒绝北上，甚至发展到另立中央分裂党和分裂红军，六届六中全会强调，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爱护党和党的团结统一有如生命，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中央是全党最高的领导，用以严格党的纪律，使党及其各级领导机关达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得如同一个人一样的程度。
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强调：“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
“各中央委员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
“各政治局委员除开在政治局内部及向国际控诉外，不得在党内党外对任何人发表任何与政治局决定相违反的意见，并不得有任何与政治局决定相违反的行动。”
“各政治局委员未得到中央政治局之委任，个人不得用中央政治局名义或全党名义发表对内对外的言论文件。”
中央书记处“各书记之重要文章及对外发表之重要谈话或重要的报告大纲等，在可能时须经其他书记多数同意方能公布”。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须完全执行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决议和指令。并不得有任何违反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文字与行动”。
全会通过的《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亦对各级党组织的工作规则与纪律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会的代表，须无条件地执行该委员会或该代表会的决定；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会的代表，如果发生错误，除在该委员会或该代表会批评并向上级党委报告外，凡未经上级党委、该委员会或该代表会决定要在党内及党外公开批评时，各委员、各代表不得在口头上、报纸上、文件上向党内外任何人泄露；凡党员对于党的负责人及党在群众中的领袖有意见与批评时，除开负责地向相当的组织、党的负责人提出必要的批评外，不得随便在同志中及群众中任意品评他们的长短、错误与缺点，等等。
《决定》特别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
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些党内文件，消除了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闹独立性造成的不良影响，促进了党的团结统一。
三、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组织纪律性
自大革命失败后开展土地革命起，中共在各地建立了若干相对独立的根据地。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产物，正是这一个个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才使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日渐成为可能。但是，由于这些根据地互不统属，又大都远离中共中央，这就难免存在政策不统一、各自为政、重大事情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等问题。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各根据地互相被分割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日显重要。
作为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建立党内报告制度。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要求“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毛泽东提出，必须切实纠正从中央机关、中央代表机关，一直到各地，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封锁消息的现象，“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
同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再次强调：“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
九月政治局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其目的在于“为适应目前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保证全党全军所执行的各种政策的完全统一，及军事计划的完满实施，克服目前党内军内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该决议还对“各项工作中何者决定权属于中央，何者必须事前请示中央，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付诸实行，何者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作了具体规定。
作为发展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步骤，九月政治局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要求在一切巩固的解放区，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遵照党章的规定，从现在起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讨论中央的指示和各种工作，并选举和补选党的各级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在以后不得用普通的干部会议去代替，而必须按期召开。对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必须赋予党章所规定的一切权力，不许侵犯。必须保障一切代表在会议上有完全的发言权和完全的表决权，以便能够开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干部与群众。同时必须严格地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规定，以保持党内的统一和纪律。
要发展党内民主，就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中共中央认为，健全党委制是良好地实现全党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1948年9月20日，根据九月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又作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规定“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这些规定，对于克服历史上所形成的山头主义、分散主义，保证党的集中统一，夺取全国胜利，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上三次会议，在特定历史阶段为我们党立下了重要的规矩，也为加强党内民主、实现党的团结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规矩，不少已经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成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重要渊源。
关于名人马云的三次高考的作文 篇9
——题记
说起企业家，我最崇拜的是马云!无论是乔布斯还是比尔盖茨，我总觉得他们距我们十分遥远。可当我读完马云的故事时，我在心里暗暗地告诉自己，其实我也可以。
马云小时候绝对不是传统中的好孩子，调皮，爱打架，又不是十分聪明，数学甚至有得一分的时候。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中，没有任何背景可言，更没有能撑腰的“李刚”爸。由于自己极差的数学成绩，中考考了两次，曾想放弃过高考去蹬三轮，一本《人生》激励他再次走上了高考考场。
1984年马云几番辛苦考入杭州师范大学外语系——是专科分数，离本科差5分，但本科没招满人，马云幸运地上了本科。可以说，马云是幸运的，幸运的有一所大学上。
大学毕业后，马云在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教英语。1991年、马云和朋友成立海博翻译社。结果第一个月收入是600元，房租是1500元。在这困难大家军心动摇之时，马云一个人背着个大麻袋去义乌，卖小礼品，卖鲜花，卖书，卖衣服，卖手电筒。“喏，看见那个大狗吗?当年我就卖过它。”记者采访马云时，他兴奋的指着一个卖小玩意儿的人说道。
大胆，也许是我真正应该从马云身上学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能而是我们不敢。我们总担心些什么，顾及些什么。其实，这些仔细想想，不过使我们给自己的懒惰找的各种借口。有多少时候，我们是自己吓坏了自己，自己阻止自己去成功。心里总是有刀砍，越不过去，也许会平凡甚至平庸地度过一生;可当我们跨过那道坎时，也许就是光明，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三千多年前的老祖宗就告诉过我们，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而今天，又有多少人将稳定最为自己的从业标准，追求一种安稳平凡的生活，甘于这种平凡，享受这种所谓的安逸，殊不知这些人的内心早已镀平庸的外壳永远无法再超越自己。
马云的经历，再次告诉我，永远不要满足于舒适，要大胆去尝试，做一些事情。
从阿里巴巴成立至今，全球十几种语言400多家著名新闻传媒对阿里巴巴的追踪报道从未间断，被传媒界誉为“真正的世界级品牌”。
音乐巨变前夜：付费的三种可能 篇10
2013年年初的一个下午，当记者采访太合麦田CEO詹华、有意无意提起这件事时，詹华却笑着用“幸运”一词来定义记者这段经历。“幸运”二字的意思很好理解，近几年，互联网产业在高速发展，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本就脆弱不堪的中国唱片业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正一步步走进寒冬。唱片业“冬眠”
数字音乐时代刚刚到来的那几年，宋柯曾对太合麦田的未来充满信心。“彩铃市场的异军突起当时给我们带来一些幻觉。”宋柯说。
遗憾的是。彩铃并未能拯救唱片业。尽管与之相关的市场在2011年的产值就超过了350亿。尽管这已经是各大唱片公司目前靠音乐版权能获得的最大一笔收入来源。原因是复杂的，比如电信运营商在分成范围规则制定上的强势，比如SP和CP复杂的利益之争，比如唱片业本身的行业凝聚力和话语权、定价权不足等等。
按照中国音像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的说法，现在唱片产业加起来有6亿左右的产值，在音乐产业的分成比例仅为2%左右。
中国音像协会常务副会长王炬向记者表示：“行业不景气，也让唱片公司不愿再投入到音乐作品本身的生产线，而是把重心偏移到相对更有利润的演艺经纪领域。唱片公司做出了转型，这种转型简单说就是一种放弃，同行之间开始戏称自己为“保姆公司”，主要业务是服务签约明星，从演唱会和广告赚取收入。”
当然，华纳、环球。索尼等一些较大的国际唱片公司每年依然能从中国移动、百度、腾讯以及各互联网音乐运营商身上获得部分版税。理论上说这些唱片公司现在活得挺好、业务平稳，但是代价是惨重的，为了降低成本维持运营，它们把推广新艺人、新专辑制作这些部分逐渐割裂——太合麦田便开始了自己的休养生息，甚至和李宇春、阿朵、沙宝亮等艺人也不再续约。詹华直言，如果投入收不回钱，大家肯定没有动力做。
问题还在于，数百万首歌曲总量对应数亿的音乐版权收入，分到词曲作者身上的平均获益远远不够。这导致原本就岌岌可危的音乐创作群体更加萎缩。无限星空音乐集团CEO唐月明向记者透露，张靓颖的《画心》这首歌累计创造的产值可能过千万，但词作者陈少琪的获益仅有几万。
知名音乐人小柯也告诉记者：“如果对比欧美水平，其创作的作品获得的版权收入约等于零。以《北京欢迎你》这首歌为例，除了最初作为音乐制作人一次性获得的相应费用，后来没有拿到过任何机构支付的版权费用。缺乏有效的商业链条，词曲著作权在国内真正能为音乐人带来的收入十分有限，即便是已经成功的音乐人，单靠创作也无法维持生存，更不用寄希望于更多新的人才会涌入这个行业。”
据记者了解，内地音乐作品的词曲版权有很多是由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等组织集中管理，但这些集体组织具备裁判员和运动员双重身份，与著作权人存在利益冲突。比如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负责收取KTV相关版权费用，但执行效果并不可观，音乐作品的作词、作曲、演唱者等也被边缘化，无法从中获得应得的报酬。
种种原因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后果是，整个唱片行业的能力已经急剧退化。混乱的音乐产业环境让我们得以用最低的成本来享受数百年各种音乐文化的丰富积累，但这些资源终将消耗殆尽，如果没有创新机制催生新的优秀原创音乐，最终的受害者是消费者。
面对愈发艰难的内地音乐生存和发展环境，近年来，以唱片公司为代表的音乐产业界开始联合强力呼吁我国《著作权法》增加关于录音制作者的播放权和表演权。因而，虽然去年3月《著作权法》的修改草案公布时部分条例曾引起轩然大波，但其中新增加的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享有播放卡又的条例，还是被音乐界视作为一个重大胜利，
中国音像协会常务副会长王炬告诉记者，之前唱片业获酬的权利包括复制、发行、出租和信息刚络传播四项，但不包括广播权。如果该法例通过实行，那么从此以后，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播出机构在播放权利人的作品时，必须付费。王炬丧示，这将对唱片业收益产生直接的影响——要知道，国际上唱片业收人有1/3来自广播权。不过，此次修订的具体结果仍然需要耐心等待。《著作权法》是直接由国家版权局负责，去年10月完成第三次修订意见后已经上交国务院法制局，但法制局还没开始处理，最快也得大半年时间才能再提交给人大审议。
上下游两相难
记者了解到，对于音乐产品而言，与著作权们关的广播权主要针对的是广播电台、电视台，复制权主要针对的是实体唱片，表演权主要针对的是商业场所的音乐作品使用情况，对于网络上数字音乐下载和在线播放而言，主要涉及的则是网络信息传播权。
事实上，在数字音乐领域，我们已经看到无力支付版权费用的违法中小音乐网站陆续关闭，但是，音乐产业环境还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段变，版权方拿到的版权收入杯水车薪，而这些版权之出对于互联网音乐渠道商来说却又是苦不堪言，广告收入、彩铃下载、游戏联营等是国内互联网渠道商最主要的三种营收来源，总的来看，目前大部分们关企业都还处于千万级别的亏损状态之中。
虾米网总裁王皓向记者透露，虾米音乐每年要向相关唱片公司支付两到三千万版税；多米音乐总裁石建平告诉记者，版权是公司最大支出成本，再加上其他运营费用和高额带宽成本，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压力。
唱吧CEO陈华也对记者表示，版权支出是公司很大一部分成本，而唱吧现在几乎没宵任何收入，唱吧现在还是很年轻的产品，主要的精力是做好用户体验，未来再考虑盈利模式。
上下游，两相难，内容版仅方和渠道商之间的分歧也随之而来。这一点，记者在采访唱片公司、渠道商以及其他相关服务提供商的过程中深有体会。
“现在多少有这种味道，有些唱片公司觉得，反正唱片卖不出去了，我就不跟互联网玩，版权要个天价你也付不起。不过，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就算音乐网站都死光了，用户估计也不会再买唱片了。”多米音乐总裁石建平对这样的现象感到颇为无奈。
京东商城副总裁石涛也向记者表示：“有些唱片公司面对数字音乐这股新的潮流无能为力，被迫接受现实后，对下游互联网渠道商的经营状况不闻不问；而如果有网站刚刚尝试下载收费模式，对收入分成又寸土必争，显得操之过急，相互间缺少理解和支持。”
酷狗音乐副总裁伍巧思则告诉记者：“渠道方其实对唱片公司本身的发展也有诸多帮助，比如可以第一时间推广新的专辑，新的艺人红了可以签约走商业演出路线。”针对这点，虾米网总裁王皓告诉记者，歌手曲婉婷在凭借《我的歌声里》这首歌走红之前，在虾米网上就早已经有了很高的人气。
不过，无可否认，数字音乐成为行业发展的主流方向已经不可逆转，这也是所有唱片公司、音乐人和互联网运营商达成的共识，因而，要解决两难的问题，最理想的情况是，未来高达4亿的中国数字音乐用户必须为音乐的下载或试听买单，这样，渠道商和版权商通过合理的分成比例就从商业模式上解决困扰各自的难题——而众所周知的难题在于，中国互联网用户多年来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免费习惯。
至少从法律保护力度上看，尚不容乐观。首先对于打击网络盗版而言，去年公布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六十八条便极具争议，该条例指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网络用户提供存储、搜索或者链接等单纯网络技术服务时，不承担与著作权或相关权有关的信息审查义务。
京东商城副总裁石涛向记者表示：“网络盗版的途径其实重点集中在那些大的互联网企业身上，比如业内熟知的某搜索引擎，大企业能否按照红旗原则来严格约束自身的商业行为存疑，这些条例也加大了打击盗版的难度。”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此条款原本的积极意义是在于鼓励互联网信息产业的创新，而音乐产业相对而言产值太小，又不具备电影电视在意识形态影响上的重要性，因而缺乏政策上足够的重视。
滚石移动CEO李敬认为：“就国家打击网络盗版的力度而言，现在的法律法规对盗版行为的处罚也还不够严厉，导致版权方维权成本过高。如果法院判定盗版1首歌赔1万，网络盗版侵权肯定能得到有效控制。”
太合麦田CEO詹华表示，版权方会盘算告盗版侵权值不值，音乐网站太穷了打倒也没用，赔不了多少钱，对唱片公司自己也没什么好处。因而，只有对数字音乐进行收费，才能对这个行业所有人都带来好处——对此，酷我音乐CEO雷鸣表示认同，他告诉记者：“很多版权商承认为我们是音乐产业的未来，不可能通过版权费来扼杀我们。我们跟版权公司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共同努力把产业做大。”
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是，网络盗版得到有效控制，并不等同于数字音乐付费同时成为可能。多米音乐总裁石建平认为，音乐市场缺乏好的制度和秩序，政府介入有一定好处，但是如果行政手段过度干预，也会带来一些弊端；虾米网总裁王皓也表示，在严格的版权保护环境下，现在所有的音乐网站其实都不该存在，所以过度的知识版权保护可能会遏制创新，最终或许还是应该让市场和消费者决定究竟为什么而付费。
付费的三种可能
在记者采访诸多唱片公司和互联网音乐运营商的过程中，证实了探索收费模式的确已经成为音乐行业内达成的共识。
去年，京东商城、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巨头都纷纷开始布局数字音乐市场。
石涛是京东商城负责图书、音像以及电子书、数字音乐产品业务的副总裁，他向记者表示：“2013年将是数字音乐发展极为关键的一年，京东决定有所作为。我们看好数字音乐的市场前景，未来3—5年数字音乐销售规模有望达到100亿元。京东正在筹备成立中国数字音乐产业联盟，倡导保护知识产权，采用合理的收费模式，与政府、音乐人和唱片公司共同遵守联盟制定的章程和成员的义务。”
记者简单算了一下，如果按照人均每年花费100元来计算，中国4亿数字音乐用户只要有25%的用户买单就能创造100亿的产值。
石涛认为，探索付费模式可能是中国内地未来音乐发展的唯一道路，是每个音乐产业从业者的责任，形式可以多样性，但绝对不能再是完全提供免费音乐内容，保证音乐人和唱片公司可以得到健康的发展；否则音乐产业将成无源之水，面临消失的危险。
当然，音乐怎么收费也是接下来考验各相关利益方的难题，记者总结了业内正探讨的三种未来可能实现的付费模式。
第一种是最直接的模式，即音乐作品单曲下载收费或者包月，不过大家普遍认为。这种借鉴苹果iTunes的下载付费模式在中国推行起来难度很大。
知名音乐人高晓松认为，如果社会环境缺乏商业道德和法律精神，即便用权力护航都会失败。高晓松主张放弃数字音乐的复制权，提高表演权的收入，因为数字音乐提供的是复制量的加大，并没有提供生产量的加大，作品不一定能成为产品，真正被用户喜欢的音乐产品才具有商业价值。
中国移动音乐基地总经理朱泓也向本刊记者表示，不同于彩铃的闭环产业模式，音乐单曲下载收费在中国很难成功。
第二种是VIP会员形式的包月/包年收费，记者把所谓的云音乐模式、高品质音乐试听下载也归于其中一类，这是目前诸多业内人士普遍看好的音乐付费模式之一。
这里面的逻辑在于，包月/包年的方式降低了用户对精品音乐的获取成本。过去唱片公司是强势，买一张唱片必须同时接受其中喜欢与不喜欢的，但数字音乐产生以后，消费者有权利选择只买自己喜欢的。原则上说单曲下载是最合理的，但是在中国可行性不高，而对海量音乐低成本的包月/包年购买，客观上也为用户提供了选择获取大量精品音乐的可能性。
但是挑战依然不小。酷我音乐CEO雷鸣曾透露，每个月酷我1亿活跃用户中包月付费的不足1万。“推进付费音乐发展需要产业链各方协调和沟通，不是短期之内就能完成的；另一方面。这种服务各家网站都比较类似，品质也差不多，未来如何形成莘异化竞争格局也是难题”，雷鸣向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