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的案例分析

职务犯罪的案例分析（精选8篇）

职务犯罪的案例分析 篇1

职务犯罪的案例分析

案情介绍：乙系甲公司经理，在聘用期间擅自使用投货单并利用职权加盖公司提货章，将甲公司的一批货物抵押给某典当行丙，获得抵押款后不知去向。丙收到货物后将其又转给了另外一家公司丁，丁现在将该批货物存放于某仓库戊处。案例分析：

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或其他企业职工利用职务或工作上的便利，侵占公司或企业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犯罪构成主体为特殊主体，必须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主观上要有侵占单位财物的目的并在客观上实施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侵占的行为，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其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担任职务的权力和地位所形成的有利条件。如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会计及其他工作人员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便利;侵占是指以合法持有为前提，即不仅包括业务上先合法持有、后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行为，也包括窃取、骗取、侵吞等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侵占的客体为单位财物，且数额较大。那么在本案中，乙是公司经理，主体身份特殊，是公司的管理人员，具有管理公司业务的权利;其次，从乙的行为上看，乙利用了作为经理有权使用公司提货单、公 司提货章的职务上的便利，擅自使用了提货单和提货章，其主观目的就是要盗取公司货物。在成功将货物从仓库调出后，乙将货物抵押给典当行丙，获得巨额抵押款并卷款私逃，达到了侵占公司财物的目的。其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罪的各项构成要件。甲公司应首先向乙追究责任。

首先，应确定典当行丙是否为善意第三人。

善意第三人是指动产由无权处分的占有人转让给不知情(善意)第三人占有时，第三人一般可依法取得动产的所有权或他物权，原动产所有人不得请求第三人返还，而只能要求转让人赔偿损失。这是动产所有权的一种特殊取得原因。那么在丙与丁的交易中，丁能否作为善意第三人取得货物的财产权，也就是说丙是不是明知乙是利用公司货物抵押而把抵押所获的款项自己私吞。

假设丙不是明知，或者不是依据常理可以看出的话，丙应当视为善意取得抵押权，这那么甲公司在抵押期限满后不还款，则丙可以拥有该抵押物的所有权。但是根据担保法禁止“流质”条款的存在，需要经过一个法定的拍卖、折价的过程。那么在丙把货物转卖给丁的时候，是否是在甲到期不还款的情况下才能转卖，因为

只有此时丙才能将货物的抵押权转变为所有权

如果丙在赎买期届满之前将货物转卖，那么他属于无权处分，甲可以主张出卖无效，此时再确定丙是否为善意第三人。我们知道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包括：

1、受让人须通过交易从转让人取得财产;

2、转让人须为无权处分人;

3、转让出让的标的物须为动产;

4、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时须为善意占有;

5、善意受让人取得占有的动产须是依所有人的意思合法脱离所有人的占有的财产。在本案中，丁从丙处卖进货物时是否为善意，则应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从交易的行为来看，丁是否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向丙购买货物?从主观上看，丁是否明知或可以知晓丙并非合法的享有货物的所有权。如果丁不知道丙的身份而认为丙为货物合法所有人，或者丁在不确定丙的身份，但是他是在公开的市场上以一个合理的(非明显低于正常价格)的价格购买的货物的话，他就可以成为货物的合法所有人，甲可以要求丙赔偿一定的损失，但是甲还是要还钱给丙;如果不是，则很明显其不能构成“善意”，那么甲可以要求丁返还货物。

如果丙在期限外出卖，则不用分丁善意与否，因为此时丙已经是所有权人了，甲不能要求丙丁承担任何责任。

综上，乙利用其作为公司经理的职权擅自使用提货单提货章将货物抵押给典当行丙的行为，各要件均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甲公司可先追究乙的责任，再根据证据分析丙、丁是否为善意第三人，再向过错方追究责任。

职务犯罪的案例分析 篇2

因此, 如何预防与打击职务犯罪, 即成为我们当前反腐斗争的重点。而职务犯罪是在职务犯罪主体的犯罪心理的作用下实施的特定犯罪行为, 特定的犯罪心理是其导致犯罪行为的心理根据, 并表现于行为人的心理状态之中。对于职务犯罪人心理的探究, 就是从根本上预防与打击职务犯罪的重中之重。

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 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心理活动。其犯罪心理轨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社会经历和个性特点所决定。职务犯罪心理的形成与普通犯罪心理的形成因素相比有其特殊性。在我们办理过的职务犯罪案件中, 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研究, 可以初步找到职务犯罪人的心理变化规律。

一

韩某, 1980年出生, 犯罪时28岁, 在担任某事业单位财务科负责人的短短不到两年期间, 使用公款四百余万元用于到境外赌博及个人消费, 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韩某是职务犯罪嫌疑人中比较年轻的, 但是其犯罪数额之多、胆量之大、手段之拙劣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通过调查, 韩某系财务专业人才, 工作非常认真, 为人也非常聪明, 刚参加工作几年就被领导任命为财务科副科长。因为正值财务科长调动工作, 刚满28岁的韩某便成为了笔者所在区某直属事业单位财务科的“一把手”。

正是由于韩某如此年轻便被派以重任, 其在同龄人中的权力及地位陡然被提升, 于是在与同龄人的外出聚会及消费时, 全部都由韩某“买单”。而且, 随着工作应酬的增多, 其接触的比他年龄大的“酒肉朋友”也逐渐多起来, 但是韩某并没有他们社会阅历多, 这些“酒肉朋友”看韩某年纪轻轻便出手阔绰且大方, 便在其身上打了歪主意。

一次在“朋友”家里, 年轻的韩某第一次见识到了网上视频赌博, 韩某没想到简单的敲打几下电脑就能赢钱。于是, 韩某便开始自己网上视频赌博。谁知在几个月后, 韩某把自己的本钱和赢的钱全都输光了, 后来, 韩某的“朋友”又说要带韩某出国旅游。到了缅甸后, “朋友”直接将韩某带到了一个赌场, 韩某发现赌场里面几乎都是中国人, 玩的也比网上视频过瘾, 但是身上却没带太多钱。这时, 韩某想到了他财务科负责人的身份, 于是, 他给单位的出纳打电话, 让出纳往他提供的一个赌场的账户上打了第一笔三十万元钱。

从此以后, 韩某便开始使用公款赌博。韩某每年都要出国去赌场几次, 更是屡屡把罪恶之手伸向国家财产, 少则几万, 多则几十万, 每次都想把本钱赢回来, 结果赌注越下越大, 越赌越输, 公款被越吞越多, 眼看钱还不上了, 便逃到国外的赌场, 直到侦查人员从国外将其带回来时, 韩某已经身无分文, 走投无路。

对于韩某来说, 刚刚工作几年就被授予很重要的权力, 他还不清楚这种掌管国家财产的权力应该怎么行使。和很多人一样, 他认为当官就是特权、钱财的象征, 有很强的职务优越感, 他的职务表明了其所担当工作的重要性。由于职务的关系, 他形成了广泛的人际交往, 具有许多业务的经验和技能。他认为自己就应该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高人一等, 于是在生活中, 公权私有、公款私用成为理所当然的, 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 把权力变成了摇钱树。这种职务上的优越感是促使其走上职务犯罪的重要心理因素。

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韩某还有很严重的贪图享乐的虚荣心理。拥有了实权以后, 他更加爱慕虚荣, 一心追求个人享乐, 在金钱、人情和关系的包围下, 他在思想上逐渐放松了警惕, 直到染上赌博的恶习入不敷出后, 便开始利用他的权力, 将单位的公款当作赌博的本钱, 直到窟窿越来越大, 最后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二

张某, 某村党支部书记, 案发时任区、乡两级人大代表。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 在村里拆迁补偿过程中, 伪造村民的签名及支出单据, 将村集体及村民个人的占地补偿款占为己有, 因涉嫌贪污罪、职务侵占罪被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在张某担任其村党支部书记的十几年期间, 为村里、镇里做了很多好事、实事, 在几年内把一个“落后村”建设成了一个模范村, 因而先后被多次选为乡人大代表, 在案发之前, 更是被选为区级人大代表。

正是因为他杰出的工作, 村里的人都富裕起来了, 而在这个经济至上的社会, 张某还只是拿着自己的“死工资”, 他拥有的只是一些形式上的表彰和夸奖。于是, 像很多功绩卓越的老干部一样, 他产生了按劳取酬的补偿心理。他总觉得自己艰苦奋斗几十年, 付出太多, 而得到的太少, 心理特别不平衡, 现在年纪已经大了, 也干不了几年了, 得为晚年留条“后路”, 也算是对过去的补偿, 便产生了应该趁机捞一把作为补偿的心态, 正逢村里拆迁改造, 便盯上了拆迁占地补偿款。

在村里比较落后的时候, 张某想到的只是怎样把落后的形式转变过来、怎样让村里的人都富裕起来。几年内, 他凭着自己的工作能力把村里建设好了, 也到了该考虑自己的时候了。张某利用他在村里的权力, 让出纳帮助其造假, 私自将属于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补偿款占为己有, 却并不担心别人会知道。正是由于这种“绝对”的权力, 使一个党和国家的好干部最终走上了“不归”的道路。

在社会分配拉开差距的情况下, 有些老干部看到别人待遇比自己高, 住房比自己好, 或者原来的下级各方面都超过自己, 或者看到才华、学问比自己差的暴发户发了财, 便产生不平衡的补偿心理。有些老干部认为自己为党工作了几十年, 没功劳也有苦劳, 过去收入少吃了亏, 现临近退休该捞一把, 为晚年留条“后路”, 也算是对过去的补偿。于是, 他们贪婪地攫取财物, 恨不得把几十年的损失全部补回来。从大量的职务犯罪安案例来看, 职务犯罪以身处临近退休的年龄为敏感的易发年龄段, 故有“59岁现象”之称。也就是那些濒临退休年龄阶段的国家工作人员, 害怕在不久的将来失去权力后, 无法再享受权力所能带来的各种利益, 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和“不捞白不捞”等错误心态进行自我暗示, 大肆实施职务犯罪的一种社会现象。

还有一些人头脑中存在“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只要为公, 自然无过”观念。在这种心理支配之下, 他们滥用权力谋取地方利益和单位利益, 置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这种人主观片面地认为, 现在社会上腐败现象普遍存在, 很多领导干部都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好处, 与他们相比, 自己这点小问题算不了什么。有的领导干部认为, 自己辛辛苦苦干工作, 为单位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占点小便宜, 得点好处无可厚非。在这种心理支配下, 他们的思想防线逐步放松, 贪污数额由小到大, 贪欲也随之膨胀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人情主义、“面子文化”根深蒂固, 而人情化和关系网很容易使人丧失原则, 不少公职人员正是在“人之常情”、“情面难却”等心理驱动下而丧失心理防线的, 这是领导干部从量变到质变, 从而逐渐走向犯罪的必然原因。

三

张某, 系笔者所在区公安分局某派出所户籍民警,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谋取个人利益, 非法为十余人办理北京市户口, 并收取好处费, 数额巨大, 被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张某是一名人民警察, 有着一份让很多人羡慕且尊重的工作, 但是他并没有珍惜他拥有的一切, 在利益的驱使下, 身为执法人员却以身试法, 将国家和人民赋予他的使命当成了捞取钱财的工具。

在市场经济社会, 很多人普遍认为一切都是可以用钱交换的, 因而把权钱交易视为理所当然。在他们眼里, 人民赋予的权利不过是一种待价而沽的特殊商品。在这种交易心理驱使下, 他们把职责范围内应该承办的事情与按劳取酬划等号, 最终使自己走向犯罪。

正如大多数职务犯罪人一样, 张某最终被贪婪的心理送上了一条绝路。贪婪, 是一切贪利性犯罪的共有心态, 也是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共同心理, 是走向犯罪道路的主要思想基础。具有贪婪心理的人, 为了钱财, 可以不择手段、铤而走险, 采取各种形式, 甚至冒着生命的代价, 肆意收受贿赂。别人犹豫不决的, 主动出击;别人送得不够或不及时的, 则冷嘲热讽。腐败分子是利用其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一些公职人员认为手中掌握有人、财、物等实权, 就应该高人一等, 思想上逐渐放松了警惕, 从拒绝吃请到逢请必到, 寻欢作乐。

除此之外, 张某同样有着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也有不少公职人员犯罪, 都是侥幸心理占上风时被陷入漩涡的, 他们具有自决心理机制突出的“鸵鸟心态”。一方面, 张某有固定的经济收入, 有着体面的工作, 生活上有一定的保障, 也十分明白他的行为意味着什么, 当然也不愿意因犯罪而丢掉公职, 希望鱼与熊掌兼得;另一方面, 张某是执法人员, 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智商较高, 自认为身份特殊, 且行为隐蔽、方法巧妙、手段高明、办事天衣无缝, 自信能侥幸过关, 这样才走上了犯罪道路, 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市场经济的发展, 拥有实权的某些公职人员爱慕虚荣, 一心追求个人享乐, 被金钱、人情和关系所包围, 成为“糖衣炮弹”袭击的对象。

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外部因素只是这些人犯罪的借口, 他们的内心才是把他们最终送上不归路的主要原因。这些人多有贪婪的欲求和钱权交易的观念、拜金主义的思想, 多数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对与自己职务有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也相当熟悉。但是, 他们的物欲在以权谋私的心理驱动下显得十分强烈, 以至将自尊、名誉、恐惧等心理因素压制下去, 最终走上了腐败的道路。

像他们一样走上职务犯罪道路的国家公职人员有很多, 他们曾经都是社会上很风光的人物, 其中更是不乏诸如陈希同、王宝森等曾经党和国家信任的领导干部。可惜, 风光一时的他们只能在高墙铁窗中回忆曾经的“光辉岁月”。他们已经逐步把权力潜移默化为赚钱的能力, 把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转变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就在一次次“心安理得”地把权力换来的钱放在自己的腰包里的同时, 他们也一步步滑向了罪恶的深渊。

职务犯罪人的心理往往是复杂多变的, 有些甚至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但其心理特征也有规律可循。职务犯罪人多数具有一定的社会阅历、专业知识和法律常识, 因而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 对抗性矛盾非常突出,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针对他们的个性心理特征和案情具体分析, 才能做到对症下药, 最终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 洞察职务犯罪人员的心理状态, 迅速地侦破案件。

摘要：古今中外, 只要有权力存在之处, 便可能有职务犯罪滋生的空间。要想从源头彻底根除职务犯罪, 必须分析和研究职务犯罪人的心理变化及犯罪心理的形成过程,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文章主要从几个职务犯罪的案例展开, 对职务犯罪人的犯罪心理形成及变化过程进行分析。

村官职务犯罪的认定与法律分析 篇3

关键词：村官；职务犯罪；认定

村官是指以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为首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领导者和管理者的总称。至今，领导着9亿多农民的村官已有700万人，他们是政府与基层群众联系的纽带，同时还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组织宣传、贯彻落实者，村民的生产生活秩序的维持者，农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的建设和维护者，对农村的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享有的各种物资也不断增加，村官手中的隐形权力越来越大，但其受到的制约却非常薄弱，许多村官不顾法律的制约，大肆敛财，最终走上了贪污受贿的职务犯罪道路。不断猖獗的村官职务犯罪严重危害到基层政权的建设，阻碍了中国农村民主法治进程，制约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妨碍着农村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新道德风尚的推行。

一、《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中关于村官职务犯罪的规定

2000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解释》，该立法解释的第二款明确规定了村官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被视为准国家工作人员。即当其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和发放等七项事务时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而该立法解释的第三款明确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上述七项管理工作中，并且仅限于这七项，如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将会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这一解释及相关法律，公安、检察机关对村官职务犯罪的管辖分工是：村官利用职务之便所实施的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挪用资金罪由公安机关管辖，贪污罪、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由检察机关管辖，侦查终结后统一由检察机关公诉、审判机关审理，并在法律规定下分工负责、互相监督。但是，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在对解释的实际适用中，却依然遇到了种种问题。

对立法解释中村官范围的理解分歧。由于对立法解释中“等基层组织人员”中的“等”的理解不同，村党支部成员、村民小组长、村级经济组织成员是否涵盖在这里的“等”中，都没有明确界定，因此出现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于村官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互相推诿现象。虽然法律明确规定村官利用职务之便所实施的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挪用资金罪由公安机关管辖，贪污罪、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由检察机关管辖，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村官主体及职务的交叉复杂性，公、检两家对相关法律的认识偏差，加之农村财务管理极不规范，村官职务犯罪案件查处困难。此外，公检两家内部均有关于案件管辖的规定，严格禁止超越管辖权办案，如果检察机关超越管辖权办理了应由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会在年终考核中扣分，公安机关亦然。以上几方面原因导致了公检两家办案人员都不愿意办理村官职务犯罪案件，这就出现了农民告状无门、村官职务犯罪不能及时查处的现象，也直接影响到了政府公信力和农村社会的稳定。

对立法解释中村官行为的理解分歧。由于对立法解释中“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其他”的理解不同，同样出现了公、检两家发生意见分歧的现象。不仅如此，对于“其他”的不同理解，还出现了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对于村官职务犯罪的定性不同的现象。调查发现，近年来，汉川市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村官职务犯罪案件，虽然均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但却有将近一半的案件在判决定性时改为了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或挪用资金罪。也就是说依照管辖规定，检察机关侦查的村官职务犯罪案件中有将近一半的案件本应由公安机关侦查的，而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了。

二、《刑法修正案（六）》关于村官职务犯罪的规定

1997新刑法规定的有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两种。由于村官既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也不是公司、企业人员，所以其收受贿赂的行为无法由刑法加以规制。这一立法漏洞就是对村官受贿犯罪行为的放纵，虽然立法解释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漏洞，对村官受贿行为的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依然留下了明显的不足。村官的工作并不仅限于立法解释所确定的七项事务，而在这七项事务之外的很多方面，比如在筹办和管理村办企业、举办公共工程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利益，村官们也往往会在处理这些集体事务的过程中索贿、受贿，但对此却没有法律依据将其规制。为了弥补这一漏洞，2006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修改了刑法第163条，扩大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范围，由原来的公司、企业人员变成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11月取消“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施行新罪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这里的其他单位包括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也就是说，村委会成员、村小组组长等村官在非协助政府进行七类行政管理事务的过程中收受财物的行为不再是无罪，目前，司法实践中都是依照这一规定对村官受贿问题进行定罪，即罪名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而与该村官受贿行为对合的行贿行为则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从而弥补了刑法典的漏洞。

三、村官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挪用特定款物罪解析

（1）关于村官犯职务侵占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下文简称为《批复》），“对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此《批复》可理解如下：第一，《批复》与立法解释并不矛盾。因为根据立法解释非法侵占的犯罪对象为七项特定事务所涉及的财产，即公共财产，而《批复》所涉及到的侵害对象是村民小组集体财产。第二，虽然该《批复》明确的是村民小组组长侵占村民小组集体财产的行为该如何定罪的问题，但是依据立法解释以及《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来看，其他村官如有非法侵占七项特定事务所涉及财产以外的任何集体财产也将以职务侵占罪定罪。

（2）关于村官犯挪用资金罪。挪用资金罪的主体包括“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这里的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的范围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中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的范围是一致的，包括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成员。根据这一法理分析，村官挪用立法解释所列七项事务所涉资金以外的资金构成犯罪的，构成挪用资金罪，而不是无罪。

（3）关于村官犯挪用特定款物犯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的规定，挪用特定款物犯罪的主体中包括：其他经手、管理救灾、移民、救济等款物的工作人员。而管理和发放救灾、防汛等款物被《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属于村民委员会的职责之一。因此，村官在协助管理和发放上述款物时极有可能会成为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体。但是，具体而言，村官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对象涉及到特定款物时主要会涉嫌以下罪名。第一，村官将特定款物挪作他用的行为会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第二，村官将特定款物违法占为已有的行为如属于立法解释所规定的情形，则构成贪污罪，如不属于立法解释所规定的情形，则可能会涉嫌职务侵占罪。

职务犯罪的案例分析 篇4

近年来,医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案件呈现高发、多发态势,由于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该系统贿赂犯罪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医疗卫生管理秩序,也直接侵害了群众切身利益,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2010年以来,东海县院共查办了医药卫生系统贿赂犯罪案件13件17人,为提升办案水平,增强系统预防效果,笔者对此类案件进行了综合调研分析。

一、案件特点

1、主体身份特殊,多为单位领导或主要负责人员。贿赂犯罪的隐蔽性使得涉案人员会尽量缩小知情范围,尤其是在医药卫生领域,无论是行贿方还是受贿方,参与者一般为掌握管理权或决定权的单位负责人员,如卫生院院长、科室主任、医药公司经理等。该院2010年以来查处的医药卫生系统贿赂犯罪案件中,医院和卫生院院长占5人,其他科室负责人占2人,医药购销公司经理占4人,业务员占3人,单位占3人。

2、大案较多,窝串案高发。随着药价的不断走高,医药卫生领域贿赂犯罪的数额也随之升高。另外,药品购销的市场特性决定了一家公司不可能仅与一家医院存在业务上的往来,使得某一公司案发后常常会带出其他多人或多家单位。

3、犯罪行为连续性强,作案次数较多。就经销商而言,由于公司管理体制上的缺陷,其完全可以在被查处后借用他人身份重新注册新公司从事医药经销行业。就院方来说,由于工作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和工作性质的相对专业性,造成该领域案件线索发现和案件侦查存在较大难度。以上两方面原因使得犯罪嫌疑人作案连续性较强,作案次数普遍较多,除非受到相关案件的影响,行贿方与受贿方在案发之前一般不会停止犯罪行为。

4、行业特征明显,潜规则盛行。本领域职务犯罪潜规则主要表现在医药购销环节,从药品招投标,到院方准入,再到临床用药,整个利益链都与药品回扣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收受回扣已成为该领域公认的潜规则,一些医药经销商法制观念淡薄,认为给付一定比例的回扣是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丝毫没有意识到已触犯法律甚至构成犯罪。该院2010年以来查办的本领域职务犯罪案件13件17人全部为贿赂犯罪,且全部涉及医药购销环节。

二、发案环节和主要作案手段

医药卫生系统案件发案环节相对集中,作案手段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1、工程建设环节。在法律上,院方和承建方均需严格遵守相应的工程建设和招投标规定,但在实践中,承建方常常采取多种形式规避招投标制度或通过双方串通投标进行暗箱操作,这时最终审批权集于院长一人,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导致医药卫生系统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多发。

2、医药用品购销环节。医药用品购销环节是医药卫生系统最主要的发案环节,作案手段主要表现为受贿人通过与医药代表、器材经销商等商定一定的比例,然后按照相应的比例收取回扣款或感谢费等,受贿人一般会根据回扣比例的高低决定使用哪家的药品或是否采购相关的设备。从办案情况来看,2010年以来该院所办理的医药卫生系统行受贿案件均存在上述现象,且作案时间长、作案次数多、涉案金额大等特点十分明显。

3、财务管理环节。此环节主要表现为受贿人在收取回扣款或其他好处费后,在药品、医用器械款、工程款支付等方面为相关人员提供便利,一般表现为提前支付。

4、人事管理环节。院长的签字许可是人事变动的必经程序,在职务调动以及人员聘用过程中,院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便采用行贿等非法手段在人事管理方面获取不正当利益,造成此环节行受贿案件多发。

5、其他行政管理环节。其他行政管理环节的犯罪主体一般为医院的主要负责人员,主要表现在利用医院行政管理权,为相关人员从事医疗相关行业提供便利。例如该院查办的许某受贿一案,许某在收取季某贿赂后,允许季某以医院名义从事理疗等行业谋取私人利益,严重侵害了患者权益。

6、其他特定事件。其他事件主要指在婚嫁、升学、“两节”等期间,行贿人以过节费、礼金等名义给予相关人员钱、卡、物等,其金额和数量明显超过正常的礼尚往来范围或明显不对等,在本质上应认定为为拉近双方关系,进而在业务往来中获取利益提供的贿赂,属于为行受贿行为。

三、发案原因

腐败产生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医药卫生系统而言,主要表现在体制机制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完善、制度执行不到位、思想意志不坚定等方面。

(一)体制机制不健全。药品招投标及采购环节的体制机制缺陷是导致医药购销环节腐败行为的根本诱因。在药品流通环节,药品从出厂后大都要经过药品批发商、零售商、医院药房和医生才能到达患者,而且中间还有药品招标机构和药品代理商等中介环节,药品供应链长、中间环节多,药品层层加价,导致药价虚高,为商业贿赂留下了利润空间。另一方面,药品种类繁多,市场竞争激烈,使得一些医药代表为了让自己代理的药品能够进入医院并获得有利的价格,千方百计讨好、拉拢相关科室负责人员和处方医生等,其中最普遍、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回扣、红包等非法手段。

(二)监督管理不完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办案中发现,权力过于集中,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民主政策沦为一纸空文是导致腐败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有些地方管理者和监督者名义上分开设立,实质上却没有真正的人员配备,有些地方虽然领导班子健全,但缺少常态化的议事、运行机制,监督工作名存实亡,造成部分医院院长、科室负责人甚至是普通医生都可以决定药品采购的种类和数量,需要监督的人员多、环节多、方式隐蔽,而监督的人员少、力度小、方法不足,必然导致监督工作不到位、不理想。

(三)制度执行不到位。制度执行力逐层递减,使得现有制度难以发挥应有效力,是造成医药卫生系统腐败发生的直接原因。比如,药品采购中的民主决策制度被一把手的一言堂取代;处方上原本廉价的特效药,却因一些人利欲熏心被新药、贵药取代,而原本最有效、最对症的药品却因为厂家不想生产、医生不愿使用不得不退出市场,严重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法律规定的招投标制度、逐级审批制度、工程质量验收制度被暗箱操作、权钱交易取代,成为不法分子钻空子、谋私利的重要手段。

(四)思想意志不坚定。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能够坦然面对利益的诱惑,不良心理随之产生,是造成医药卫生系统腐败行为的主观原因。一方面,在医疗卫生系统工作,严谨细致是第一要求,尤其是长期工作在基层一线的医疗工作者,面对各种各样的病人和纷繁复杂的病情,工作生活压力较大。另一方面,“以药养医”等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和绩效考核机制的存在,导致某些卫生院长或业务骨干的收入水平难以与其面对的压力和付出的劳动相适应,在高额的药品回扣面前,一些意志薄弱者见利忘义、心理失衡,再加上部分医药生产、销售人员百般讨好,最终造成腐败行为发生。

四、查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1、主体特殊,定性方面存在难度。医药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涉案人员属于以普通医生身份收受回扣还是属于检察机关管辖范围的医疗机构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行为的界定存在一定的难度。

2、犯罪行为隐蔽性强,侦查难度大。一是由于在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方面具有相对的专业性和封闭性,各种药品种类繁多,犯罪分子一般以业务往来、赞助费等多种名义使收受回扣行为表明上合法化,取证时需反复比对,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二是行贿人员流动性大,取证活动不易开展。医药购销人员多以他人名义设立多家“皮包公司”,然后以不同公司身份与相关单位开展业务,再加上涉案人员众多且地域分散,给侦查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3、社会关系复杂,办案阻力大。从办案情况来看,涉案人员多为医院主要行政管理人员或某一领域专家、人才或业务骨干,一旦被查处,将给医院带来不小的损失,导致医院方面常常消极对待办案工作,不利于案件的快速办理。另外,涉案人员一般在本地具有一定的人脉资源和社会影响力,在案件启动和查办过程中阻力较大。

五、治理建议

卫生系统腐败问题成因复杂,涉及多个部门,其治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外部环境的改变,更需要个人内心的净化,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从健全体制机制、强化监督管理、合理绩效考核、加强思想教育四个方面入手,构建完善的预防体系,着力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土壤,营造廉洁行医、诚信服务的良好社会氛围。

(一)建立药品购销新机制

一是要进一步规范医院内部的药品招投标制度,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杜绝人为操控。建议成立专门的基本药品采购机构,统一负责机构内部各成员单位的药品选择,减少药品购销的中间环节。同时,允许医疗机构在不高于国家中标价的前提下与供应商进行价格谈判,并将实际采购价与国家中标价之间的价差用于医院发展和改善医务人员待遇。二是探索建立选购分离制度,将药品选择权与议价权适当分开,形成选择者与执行者之间的良性制约,真正使药品价格回归到合理的范围之内。三是要始终坚持医药产品的公益性质,建立更加合理的核算定价机制,使符合条件的企业都能够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推动药品市场的有序发展。四是要充分运用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衔接平台,加强与工商、户籍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做到信息互通共享,确保企业违法行为能够得到迅速有效的处置。五是要建立更高标准的药品准入制度,加强对医药器械销售公司、人员的跟踪管理,在注册时尽可能详细地录入、审查负责人个人信息,从源头上杜绝“皮包公司”和无资质个人经营此类行业,严把药品入口关。

(二)强化监督管理,规范权力运行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财务和人事管理制度,加强医药卫生系统内部监督,对重要岗位负责人员权力进行适当分解,对部门内部重大事项实行民主决策,依法公开,自觉接受监督,保证医院内部运行阳光透明。二是建议建立药品使用巡查制度,对医生的用药数量、种类进行定期检查,对滥用药人员进行依法处理。三是对于人事安排以及基建工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应严格执行相关管理规定,确保相关款项准确及时支付,既避免提前,又防止拖欠,实现人员安排各尽其才,职务变动竞争择优,避免暗箱操作和恶性竞争。

(三)改革绩效考核机制,激发工作积极性

一是要实施医药分开,加大医疗卫生行业投入支持力度,取消药品、器材加成,将个人收入与药品器材使用量完全脱钩,切断医生收入与药品之间的联系。二是应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前提下,制定更加科学的工作量统计办法,把接诊次数、接诊时间、诊断准确率、公共卫生服务等综合性指标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不断优化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三是要以“人员能上能下、工资能升能降”为主要考核原则,建立职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对于奖励性绩效工资的分配,应向医疗水平高、门诊病人多以及处理的工作事务复杂的人员倾斜,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四)加强法制教育,提升职业素养

职务犯罪的案例分析 篇5

吉林镇赉县纪委： 贾作辉 李丽

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的定罪问题，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亟待解决。在我国刑法有关职务犯罪的法条中，明确规定构成职务犯罪的人员仅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而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既非国家工作人员，又非公司、企业人员，是否属于其他单位人员未作规定。但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确实且大量存在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违法犯罪的问题，对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如何定罪，司法实践中各地执法不一，既有按照犯罪处理的，也有不按照犯罪处理的；按照犯罪处理的，认定的罪名也有不同。这样，在执法上就很混乱，显失了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更体现不出法律的严肃性。另外，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问题，理论界研究的人不多，很缺少关注，下面就谈谈我个人对这类人员职务犯罪问题的粗浅认识。

依据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职务犯罪的规定，可以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归纳为两类：一类是按照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定罪；一类是按照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定罪。

一、按照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定罪分析

按照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可以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拟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对拟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分别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定罪处罚。明确了这一点后，我们只需要知道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什么情况下被拟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就可以了。根据2000年4月29日通过并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才被拟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也就是该法条中所说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并且列出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具体范围，共七项：一是协助从事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二是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三是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四是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五是代征、代缴税款；六是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七是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这七项内容中最需要注意的是第三项规定，既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公布施行之前，该《解释》的草案中第三项内容是“土地的经营和管理”，未加“国有”二字，很多执法者没有注意到这一变动，把该《解释》的草案当作通过的司法解释作为执法依据办案，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经营和管理的土地不分性质的纳入到这条规定中，从而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经营、管理本基层组织集体所有的土地过程中，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也按照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进行定罪处理。这样进行定罪显然不正确，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经营、管理本基层组织的集体土地，其性质属于基层组织内部的自治行为，并非是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行为，因此不应该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进行定罪处理，而应该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进行定罪处理，这也是下面所要分析的问题。

二、按照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定罪分析

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是相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而言的，指的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犯罪，而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即非公司也非企业，而其中的人员如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只能将其纳入上述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中的“其他单位人员”范畴。97年新刑法施行以后，刑事法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经营、管理本基层组织内部经济事务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作出定罪的规定，致使这些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逃避了法律的惩罚。近些年，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的上述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作出了定罪处理的规定，即参照公司、企业人员职务犯罪规定处理，分别构成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原罪名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构成职务侵占罪，开始于1999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的实施。该《批复》的内容是：“对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从这个《批复》中不难看出，已将村民小组参照了公司、企业，将村民小组组长参照了公司、企业人员。另外，虽然该《批复》只说了村民小组组长可构成职务侵占犯罪的问题，但不难理解其他类似于村民小组组长的村基层组织人员也应该按照这个规定去执行，因此，在此后的司法实践中，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基层组织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也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理。不但如此，根据这个《批复》，司法实践中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基层组织集体资金、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均参照公司、企业人员的职务犯罪定罪，分别按挪用资金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后改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进行定罪处理。2005年7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联合发文，专门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适用法律问题作出了答复性规定，在第三条解答中，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挪用村集体资金，分别以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这个答复性规定的出现，为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构成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提供了可借鉴的执法依据。接下来在2008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第二条明确规定，作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包括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基层组织人员，从而为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情况分析 篇6

罪情况分析如下：

一、2008年至2011年全市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总体情况及特点

2008年至2011年，全市检察机关在工程建设领域共立办职务犯罪案件89件96人。其中，2008年11件11人;2009年17件17人;2010年38件38人;2011年23件30人。案件呈总体上升趋势。通过对上述案件的统计分析，我市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多为贪利型职务犯罪，受贿犯罪比重大。其中贪污犯罪案件18件24人，占20.2%;受贿犯罪60件60人，占67.4%;同时触犯贪污、受贿两个罪名的案件5件5人，占5.6%;挪用公款案件2件3人，占2.2%;玩忽职守案件2件2人，占2.2%;行贿犯罪案件2件2人，占2.2%。

(二)从发案单位性质来看，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发生范围广，但相对集中。89件案件所涉及的单位或领域包括党委、政府机关、交通、卫生、移民、国有企业、国土、教育、乡(镇)、村等。这些领域或单位均涉及到工程建设项目，有的是单位办公楼建设、有的是职工宿舍、也有的是道 路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案件相对集中的部门或领域一是政府机关，共19件19人，占立办案件总数的21.3%;二是交通系统，共21件21人，占立办案件总数的23.6%。

(三)从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来看，工程建设领域科级干部职务犯罪现象突出。89件案件中，涉及正科级领导干部28人，占立案人数的29.2%;副科级以下干部50人，占案件总数的52.1%;处级干部5人，占案件总数的5.2%;专业技术人员7人，占7.3%。

(四)从发案环节来看，职务犯罪几乎涵盖了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其中，发生在工程招投标环节的案件25件;工程建设过程中(主要指工程建设中的款项拨付、相关问题的协调、处理等)的案件49件;征地拆迁环节17件;检查验收环节4件。

(五)权钱交易特征明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把手”犯罪现象突出。在工程建设中，单位“一把手”利用权力进行权钱交易现象突出。89件案件中，涉及“一把手”犯罪33人，其中31人受贿，2人贪污;二是发案环节相对集中于招投标环节、工程款拨付环节和工程建设环节，其中，招投标环节25件，占28%;工程款拨付和工程建设环节49件，占58%。

(六)犯罪金额呈上升趋势。其中，2008年涉案金额211.8万元，人均犯罪金额19.26万元;2009年涉案金额290.46万元，人均犯罪金额19.36万元;2010年涉案金额535.5万元，人均犯罪金额21.99万元。

二、发案主要环节及其表现形式

工程招投标环节。作案方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故意拆分整体工程，规避招投标，从而利用权力使潜在的中标人中标，从中收受贿赂。如鲁甸县原电力公司经理桂某受贿案，在该公司及下属部分乡镇供电所办公用房建设中，故意把工程拆分为主体工程和装修工程，并在预算时将金额控制在50万元以内，规避招投标，在发包时从中收受贿赂。二是以合法的招投标行为掩盖私下的交易行为。如2010年永善县院查办的赵某某受贿案件，整个案件的招投标行为合法规范，但行、受贿方却在招投标之前已私下进行了行、受贿行为，后续的招投标却使得私下交易更为隐蔽，增加了查办案件的难度。

职务犯罪的案例分析 篇7

当前,职务犯罪日趋复杂化、智能化、隐蔽化和科技化,如何从以获取言词证据为核心的传统人力密集型侦查模式向信息密集型、科技密集型的现代化侦查模式转变,是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转型发展的关键。2011年以来,随着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信息化和侦查装备化的推进,各地检察机关在办案实践中运用技术装备和工具有效突破案件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尤其随着手机普及程度的逐年提高,话单分析技术已成为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最广泛的技术手段之一。

1 话单分析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应用

检察机关通过通信运营商调取的话单中通常包含主被叫号码、通话开始时间、通话时长、对方归属地、基站区域码标识(LAC)、小区标识(CI)等信息,此外,还可以根据需要调取机主的开户信息和手机串号(IMEI)等。

1.1 交际圈分析

在案件初查阶段,我们需要掌握嫌疑人的相关信息,比如家庭成员、职务职级、社会交往等情况,而通过话单分析得出的交际关系是相对客观真实的。根据近年来话单分析辅助自侦部门查办案件的情况,主要分以下几类:(1)业务型。主要看是否符合公务人员的工作规律,与嫌疑人的通话次数在工作时段内较其他时段明显要多,是工作或业务关系的可能性较大。(2)朋友型。主要看饭时联系次数,主要看午饭和晚饭时间前后与嫌疑人的联系次数,饭时联系次数较多除家人外,是朋友的可能性较大。(3)情人型。此类型规律也比较明显,主要看私密时间的联系次数和时长,除亲属外在午休时间,晚上甚至凌晨联系次数较多,且存在单个长时间电话的情况,是情人的可能性较大。(4)行贿型。特定节假日(尤其是春节、中秋等)和特定事件前后出现的相同号码,且平时有业务来往的,可列为行贿的排查重点。

我院2013年办理临淄区交通局副局长提某受贿案时,在话单分析中发现一个以王某名字办理的手机号码与嫌疑人月通话21天,月通话总时长343分钟,月短信话单150余条,而且晚上21点到早上7点之间联系次数多达271次,鉴于此,我们判定号码使用人和提某关系暧昧,后经核实该号码为提某情妇马某使用,并且两人育有一子,名下有两套房产和大量银行存款。

1.2 活动轨迹分析

从通信运营商调取的话单中包含的基站区域码标识和小区标识可以用来判定嫌疑人通话时所在的位置,结合通话时间就可以掌握嫌疑人的活动时间、空间轨迹,如果结合时间线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出嫌疑人一段时间内的活动规律,从而为抓捕嫌疑人提供便利。此外,通过话单轨迹还可以掌握嫌疑人未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房产信息或者其情人的居所地。

2014年我院在办理淄博市规划局局长焦某受贿案时,通过前期话单分析发现,焦某在淄博有多处住宅,其中经常居住场所有两个,平时上班时间在其单位附近家属院居住,周末和老婆、孩子到博山区某高档小区入住。针对以上情况,最后采取了在周末实施抓捕的方案,有效降低了案件的影响,排除了阻力,为案件的进一步展开赢得了宝贵时间。

1.3 更换号码推断

在侦查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嫌疑人由于有所发觉或者案发潜逃更换手机号的情况,通过话单分析可以找出嫌疑人新的手机号码。首先过滤5-7名必要联系人,可能是其家人、亲戚、朋友、同事或者犯罪成员等,将嫌疑人旧手机号码停用前后几个必要联系人的话单进行碰撞分析,与外围调查相结合,从中找共同关系人,从而发现嫌疑人使用的新号码。

2014年我院在淄博市第七中学王某受贿案的调查过程中王某潜逃,原手机号弃用,为了能够尽快找到王某使其归案,我们调取了王某6个月的通话记录,从中发现有几个号码和王某联系较为密切,经过核实其中最为密切的号码是王某的母亲张某的号码。我们调取了几名密切联系人的话单进行碰撞分析,发现一个可疑的蚌埠市固定电话每隔1天晚上20点后会与张某联系,初步怀疑可能是王某,后核实该固话位于蚌埠市兴业街和体育东路交叉口附近的小超市,自侦人员现场蹲守一举将现身的王某抓获。

1.4 证人口供印证

在有些受贿案件的办理中,嫌疑人自认为没有留下确凿的证据,在有行贿人证明的情况下,仍然对犯罪事实矢口否认,这时为了提高行贿人证言的效力,我们可以调取嫌疑人和行贿人的通话记录,查询在该时间点通话时所处的位置,核实能否与行贿人的证言中所供述的行贿地点或者交易地点相印证,然后结合我们掌握的案情进行分析,以此还原整个行受贿过程,为案件的审理提供证据支持。

2014年我院查办的临淄区畜牧局副局长冯某贪污、受贿案中,行贿人刘某供述行贿事实后,冯某拒不承认,我们通过冯某和刘某通话记录的碰撞分析,发现几次行贿时冯某与刘某均位于同一基站附近,并结合附近能够调取的监控探头拍摄的冯某车辆照片,最终对冯某受贿形成了有力的证明。

2 目前话单分析存在问题及完善建议

2.1 话单调取欠方便

目前通信话单的调取权限最低是市级的运营商,对于区县级检察院的工作带来了些许不便,而且话单最多只能调取6个月,而职务犯罪涉案期限一般都大于半年,想用话单分析发现远期线索无法实现。此外,对于案件突破比较关键的短信内容运营商反馈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无法有效调取。

完善建议:与当地运营商沟通建立协作侦查配合机制,下放话单调取权限到区县公司,提高查询响应时间。在话单分析的同时加大手机取证的配合力度,弥补短信内容无法查看的不足。

2.2 话单内容欠详细

通过运营商调取的话单仅能反映用户的主被叫和短信收发状态,亦即用户的业务状态,而用户空闲状态在话单上是不显示的,因此导致话单分析虽然带有用户的位置信息,但难以反映用户的实时位置。比如嫌疑人18点后没有拨打或接听任何电话,那么我们通过话单是没法判断其18点之后的准确位置的。

完善建议:在案件侦查过程中,除了调取通信话单和短信详单外,可以跟运营商沟通在必要时查询手机的实时占用基站信息(主要指手机空闲状态的基站占用信息,据此得出用户的实际位置),这样对于分析嫌疑人活动轨迹和定点抓人作用较大。

2.3 基站定位欠准确

在运营商的网络优化参数表中,位置区域代码与小区代码都有对应的基站经纬度、本小区天线的方向角、俯仰角、天线类别,天馈高度等详细信息,但是出于保密的要求,大部分基层检察院都拿不到运营商的网络参数,多数时候是根据话单分析软件来分析基站的经纬度,但是话单分析软件中获取的经纬度是根据某种算法计算得到的,比如有些是通过Google网站实现,其结果与真实基站位置是有偏差的,这会导致话单分析的轨迹信息有一定偏差。退一步讲,就算我们能够拿到运营商的经纬度对应信息,由于城市楼宇密集,无线环境比较复杂,每个小区的覆盖半径也根据环境而变化。

完善建议:尽量想办法拿到当地运营商的基站经纬度信息;在分析的过程中亲临现场观察基站的塔形和高度以及覆盖环境;结合手机定位设备准确定位用户的具体位置。

2.4 数据碰撞欠全面

目前,在话单的分析中主要还是6个月内嫌疑人以及与其相关人员的话单碰撞分析,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这些数据量的分析显得不够全面,不符合侦查技术发展的大趋势。

完善建议: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建立全国检察机关电子数据云平台,各级检察机关把已侦办案件的话单分析和手机取证结果上传至服务器,办案部门可以根据嫌疑人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即时通讯账号、邮箱等进行关联碰撞分析,更好的为职务犯罪侦查提供线索。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进一步与公安机关的数据库联网,进行更全面的信息碰撞分析,真正实现大数据服务执法办案。

3 结束语

职务犯罪的案例分析 篇8

关键词：财务人员；职务犯罪；原因；预防对策

1我国财务人员违法犯罪现状

2013年财政部统一组织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开展了会计监督检查工作。各地财政部门共检查企业、行政事业单位23182户、会计师事务所1668户，发现各类违规问题涉及金额596.8亿元。2014年财政部组织各地财政部门检查企业、行政事业单位20635户、会计师事务所1385户，发现各类违规问题涉及金额690.81亿元[1]。

检查发现，部分单位内控制度不健全或执行不到位，存在会计核算不实、随意调节利润、以假发票报账、违规发放补贴等问题，少数单位存在私设“小金库”、少缴税款、编制虚假财务报告等问题。

2财务人员犯罪特征

2.1主观性强易共同犯罪

在检察机关查办的财务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中，财务人员往往成为“一把手”或“要职岗位领导”职务犯罪的共犯。该特点十分明显，因为单位领导实施职务犯罪时，往往会拉财务人员下水，而财务人员基于领导的权威和对金钱的渴望，一般选择“半推半就”，这样既能吃到甜头，又不得罪领导。在企业改制或对外经营承包过程中，利用权、责、利不明确之机，进行经济犯罪活动，此外，还有利用亲情关系，内外勾结，财务人员之间相互勾结共同作案。

2.2复杂度高持续时间长

由于财务人员工作性质特殊，或通过巧妙的账务处理来实施犯罪，或利用保管印章的便利私开银行支票，单位内部监督人员若无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无法查探个中猫腻，而财政部门及审计部门对微小数目的账目很难及时发现漏洞，长此以往，财务人员自己甚至也不清楚贪污的具体数额。

2.3智能犯罪手段多样化

财务人员有明晰的专业特性，常常把控着单位内的财务命脉，易于在细节流程中发觉漏洞，从而利用漏洞，引发财务罪行。犯罪手段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主要表现为：伪造凭证、账目、报表，多记或少记收入，利用虚名冒领套取现金，用公款私存、虚设支出等手段做文章。

2.4损失严重社会危害大

一是涉案数额偏高，造成国家、集体、个人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公共财产的大量流失。二是体现为隐性的无形损失，即企事业单位的廉政建设和财务人员的信誉度受到损害，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客观真实性和会计人员的可信度。三是财务人员进行贪污等职务犯罪，不仅严重腐蚀国家肌体和人们的灵魂，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而且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危害国家的长治久安。

3财务人员职务犯罪的原因

3.1财会人员没有树立正确的金钱观

部分财会人员政治素质低，不能认识和掌握财会工作的相互约束、牵制、监督的职能。当受到社会上腐朽思想、拜金主义的影响，心理上不平衡，盲目攀比，思想观念出现偏差。在利欲的诱惑下，丧失了应有的职业道德，走向犯罪[2]。财务人员因赌博、经商、炒股实施贪污、挪用犯罪成为发案的直接诱因。犯罪人员法制观念淡漠、守法意识不强且存在侥幸过关心理。

3.2单位内部监督不到位

财务主管人员财务知识欠缺，使财务监督失去应有作用。据调查，大部分财务部门的主管领导或是直接领导并非财务专业出身，在国企中还存在财务经理来自生产专业技术人员等情况，在实际操作中对会计核算原则、方法认识不全、理解不透，财务管理工作混乱，这也为职务犯罪提供了土壤，甚至有些单位领导对下属财会人员犯罪还颇感意外。

3.3外部监督与执行乏力

我国已形成包括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在内的企业外部监督体系，然而由于各种监督的功能交叉、分散管理、缺乏横向沟通、未能形成有效的监督合力[3]。虽然新《会计法》对会计职业、工作和质量提出了更严格的法律要求，但贯彻落实并不尽如人意，执行不到位。

4预防财务人员违法犯罪的对策及建议

4.1增强财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

多通过一些职务犯罪案例的学习，提高财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可以请检察院预防局到单位多做普法预防讲座。各单位应定期对财务人员进行专业技能、职业道德的培养与考核，重点加强对年轻财务人员的教育与引导，使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金钱观。通过广泛宣传新《會计法》，提高业务素质，依法履行职责。

4.2建立健全科学的财务管理制度

规范管理是构筑防范职务犯罪的重要屏障。首先规范客户资金入账程序。严格执行资金由客户本人人账，事后将进账单直接交出纳做账后交会计作明细账。二是推行会计委派制度。一方面要把能力强、素质高的人放在财会岗位上，另一方面要使财会人员处于相对独立的位置，既便于行使会计监督职责，又便于所在单位对其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三要严格印鉴及票据的管理制度。实行专人专管制，确保公司印鉴、财务印鉴、法人印鉴分离管理，对印鉴的使用实行登记并报批制度。

4.3将财务流程置于“最阳光”的地方

结合单位实情，构建明晰的多层职责。有序设定内控，严密细分岗位。构建起来的职责流程应能彼此相扣，环节彼此吻合[4]。严格落实治理“小金库”连带责任追究和处理处罚落实跟踪制，财政部门对问题较多、违规金额较大、情节性质较为严重的单位，对其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必要的跟踪回访；严格落实举报查处督办制，建立和健全群众举报长效机制。充分调动群众的监督热情，将财务工作置于“阳光之下”，一些“灰色”、“黑色”支出必然不会出现。

4.4提高财务人员违法成本

犯罪行为是否发生，往往取决于恐惧心理与侥幸心理的对比，要制止会计犯罪，就必须加大会计犯罪的成本，打消他们的侥幸心理。一方面开展经常性的日常检查，可以是定期检查也可以是不定期抽查提高直接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宣传教育方式，对具有典型警示教育意义的案例深入剖析，强化财务人员不履行特定监督责任就有可能触犯刑法、承担法律后果的意识。“强迫”财务人员履行监督职责。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

[2]柳治中.会计人员职务犯罪原因分析及对策.商业经济，2012（11）.

[3]徐兵.浅谈如何做好财务人员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时代金融，2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