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规范（精选7篇）
职务犯罪规范 篇1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步伐逐步加快, 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谋取私利, 侵犯国有资产的国企职务犯罪案件时有发生, 无论在数量上, 还是在严重程度上, 都呈上升趋势。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极大, 一方面严重破坏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稳定发展, 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甚至搞跨企业;另一方面影响社会安定, 成为不稳定因素。因此国有企业应坚持“标本兼治, 预防为主”的方针, 从建立健全企业规章制度入手, 堵塞犯罪漏洞, 注重思想预防, 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
(一) 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所涉及的主要罪名及特点
1. 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的主要罪名。
根据我国国有企业现状及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的特点, 我国现行《刑法》对国有企业职务犯罪主要规定了以下罪名: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徇私舞弊罪等等。
2. 国有企业职务犯罪主要特点。
(1) 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比例较高; (2) 作案手法隐蔽, 多因企业内部管理不善造成; (3) 作案人员往往是企业中掌握一定权力或经办专项业务的人员, 企业对其缺乏应有的监管。
(二) 国企职务犯罪的易发环节和成因机理
国有企业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我国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国有企业应如何预防职务犯罪?笔者认为, 应针对国有企业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机理进行探查, 并从规范企业管理制度入手堵塞犯罪漏洞, 才能取得良好效果。以贪污、挪用公款、贿赂为代表的企业职务犯罪行为, 需要借助权力、动机、机会三个必要条件才能完成, 因此预防职务犯罪首先需要摸清企业家底——企业内部有哪些资源?企业如何管理和分配这些资源?只有对企业的资源和权力现状进行全面摸底, 才能有的放矢地加强管理和监督, 才能明确预防工作的对象。在企业内部, 资金进出的两大环节, 包括物资采购与销售、资金管理等是职务犯罪的主要切入点, 而企业在这些方面往往管理制度不规范、权力监管和制约不严密, 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 国有企业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
在国有企业中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防患于未然, 可以将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即:事先预防、事中预防、事后预防。事先预防和事中预防, 主要是针对发生犯罪的特点和原因, 采取相应的规章和措施来制约, 消除引发职务犯罪的条件和诱因, 以达到防止、遏制、减少企业职务犯罪的目的。事后预防, 即结合办案抓预防, 加强企业管理, 完善规章制度, 堵塞犯罪漏洞。
1. 良好的法制环境是预防职务犯罪的前提
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正在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司法行政机关应该在推进依法治理工作中, 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出发, 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为国企改革和发展服务, 积极推进依法行政, 公正执法, 着力健全完善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程序。
2. 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企业各项管理制度
实践证明, 完善的制度是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保障。企业制度建设的目标, 是确保企业每一项资源的分配, 以及每一项权力的运用, 都能够做到有规可循。企业不应存在不受制约的权力, 也不应存在不受监督的资源。因此国有企业应加强制度建设, 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国有企业的制度建设应同时从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主要是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规范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 确保决策过程廉洁;中观层面主要是加强对企业的各个业务环节的监管, 确保管理过程廉洁;微观环节主要是加强对企业的各种资金和资产的管理, 确保执行过程廉洁。
完整的制度建设, 应同时包含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两者相辅相成。要做到这一点, 应围绕每项主要制度, 建立起相应的执行评价和监控机制, 防止制度仅仅停留在纸面和口头上, 同时积极探索新的制度执行方式, 如运用信息系统技术手段等来贯彻落实各项管理制度。
同时, 国有企业要加强监督工作, 努力提高监督的全面性、主动性、日常性、超前性和有效性, 将监督融入日常工作中。监督工作的重点, 首先要在制度上对权力形成制约机制, 要科学设置职权, 对重要岗位的权力要适度分解、合理分配, 实行职能交叉, 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其次要对企业物资采购、工程建设项目等实行招投标机制, 重大决策应由领导班子集体决议, 并接受职工群众监督, 自觉抵制腐败行为。
此外, 企业要积极推行现代管理制度, 从法律的角度进行思考, 抓住企业问题的关键, 强化基础管理工作, 发现制度上的漏洞, 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 包括资金管理、采购管理、销售管理和招投标管理制度等。同时要严格执行财务制度, 财务检查要经常化, 一旦发现有不符合规定的现象, 要及时、彻底地查处, 不让犯罪分子有继续作案的机会。要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 使企业内部形成一张疏而不漏、有效预防犯罪的制度网络, 从制度上不给职务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只有这样, 才能使企业既适应市场竞争环境, 又能有效地预防企业内部职务犯罪。
3. 加强法制和思想道德教育, 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 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直接面对和参与市场竞争, 容易受到错误思想和不良风气的影响。国有企业要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通过上法制课、出版版报等多种宣传形式, 提高企业领导以及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
(1) 大力开展普法教育, 增强企业全体员工的学法、守法、护法意识。要运用典型案例, 以案释法, 有重点地开展警示教育;要通过切实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 使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进而形成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 自觉运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加强自律, 并把他律与自律相结合, 规范和调整自己的行为, 有效抵御犯罪现象。
(2) 对财务、供应、销售等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选聘要经过严格考核, 建立财务、供应、销售、法律、纪检监察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相互配合的有效监督机制, 抓好关键岗位队伍廉政建设;要经常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法制教育, 培养关键岗位人员遵纪守法的意识, 发现问题要及时查处和调整岗位。
(3) 完善相关立法, 加大打击力度, 强化预防监督, 使国有企业职务犯罪分子不敢为、不能为。要坚决查处发生在企业中的各种职务犯罪, 并适时将打击成果通过新闻媒体、召开案件发布会等各种渠道进行宣传, 以达到震慑犯罪分子的目的。
(三) 结语
总之, 国有企业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只有立足现实, 面向实战, 深化体制改革, 完善制度建设, 加强权力监管, 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 并牢牢抓住资源、权力、制度和流程这些主要环节, 才能真正切断职务犯罪发生的链条, 有效预防和减少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的发生。
摘要：国有企业职务犯罪对企业、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文章从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的易发环节和主要原因, 针对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机理, 从规范企业管理入手, 探讨在国有企业中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 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
关键词：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社会危害性,企业管理,制度建设
职务犯罪规范 篇2
对于职务犯罪，我国刑法规定了较为严厉的法定刑，历来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犯罪.近年来，党中央、中纪委等多次强调要狠抓职务犯罪案件，要通过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惩处腐败分子，严肃党的纪律，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教育。各大报刊、网络也一直对重大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报道，使反腐败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职务犯罪的量刑也出台了相关的量刑意见，现就我院职务犯罪量刑规范化在具体实施当中的适用情况及问题汇报如下：
一、职务犯罪案件量刑适用的基本情况
2009年，我院共受理各类职务犯罪案件6件10人，其中判处缓刑有7人，免予刑事处罚的有3人。2010年共受理6件13人，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2人，判处缓刑的有7人，免处的有4人。2011年共受理8件12人，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2人，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1人，判处缓刑的有8人，免处的有1人。2012年共受理12件13人，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1人，判处缓刑的有6人，免处的有6人。2013年共受理9件17人，其中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2人，判处缓刑的有10人，免处的有5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判处缓刑和免处的人数居多，判处实刑的极少。可见当前对职务犯罪的判处有量刑较轻、适用缓刑过多的趋向。此外，在所有判决中适用自首的人数占53.7％，涉及悔罪表现和积极退赃占98.5％。
二、职务犯罪量刑存在的问题
(一)侦查工作中的不足。
目前，职务犯罪侦查设备落后，侦查技能滞后，办案经费欠缺，警力严重不足，造成证据收集不扎实、不充分，导致公诉不力。同时，由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考核偏重立案数，侦查部门往往急功近利，不注重案件的深挖，导致案值在5万元以下的职务犯罪案件占有一定的比例，客观上为法院适用缓刑创造了条件。
(二)量刑轻型化。
在量刑中减轻、从轻处罚情节适用非常普遍，因职务犯罪案件中的绝大多数职务犯罪分子都因全部退赃、自愿认罪等情节，得到了从轻甚至减轻处罚。同时法官对职务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掌握过宽。由于法定刑罚量刑适用弹性大，使法律监督也难以开展。另外，在司法实践的具体认定中，司法人员往往基于公正与公平的考虑把行为人用于公务活动等的款项从涉案金额中予以扣除(认为毕竟行为人最终没有非法占有该部分数额)，把扣除后的数额作为犯罪数额，然后对照刑法规定，决定对犯罪人应当判处的刑罚，因此缓刑的适用相当广泛，（三）区域失衡，认定不一。
在一地级市地域范围之内，不存在罪行的地域差异性，而出现职务犯罪案件裁判的地域差异性，导致量刑失衡。因区域的差异和地区特点，在经济发达和贫困落后地区针对职务犯罪案件的量刑就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犯罪金额的认定和犯罪金额的量刑方面相差极大。大悟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经济落后，职务犯罪案件的金额一般都比发达地区相差巨大，相比同一地级市下面的县城也有很大的差别，故对职务犯罪量刑的主要量刑情节即金额就产生了认定不一。
三、职务犯罪案件规范量刑的建议
（一）检察机关须加强侦查力度，慎用取保候审措施。目前很多职务犯罪案件的揭发都是群众举报，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容易造成收集和审查证据时控制的不严。加之职务犯罪的主体一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社会关系复杂，人情案也普遍存在，取保候审的措施普遍适用，同时对自首、立功的认定比率偏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在审判环节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比率偏高。故需解决侦查工作中的瓶颈问题，保障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经费，补充办案力量，完善侦查设施，提高侦查技能，实施科学的考核办法。
同时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量刑建议的作用。一方面要求检察机关针对职务犯罪案件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适用法律和调取证据，另一方面要求提出科学合理的量刑建议，要体现罪刑相适应的要求。
（二）在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工作中，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必须正确理解全面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要准确认定量刑情节，做到量刑有据。在职务犯罪案件量刑中，法院在正确确定基准刑的基础上，准确认定量刑情节主要表现在准确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上，要严格执行《关于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确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正确适用缓刑。要正确理解全面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职务犯罪案件宽严相济要“宽得适度”、“有严有宽”、“宽严有据”，防止出现“只宽不严”量刑失衡问题。
（三）合理采纳量刑建议，做到量刑有察。随着人民法院规范化量刑的改革工作的开展，人民检察院随之开展了量刑建议的公诉改革工作。人民检察院在公诉时通过量刑幅度建议、确定性刑罚建议、适用缓刑建议三种方式提出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考虑，合理采纳，以促进规范量刑工作，确保裁判的公正。而在我院审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一般都没有提交有关的量刑建议书，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的量刑工作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职务犯罪规范 篇3
[关键词]职务犯罪;初查;规范;研究
实践证明,初查作为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前的初步调查活动,是依法查处贿赂等职务犯罪的重要工作环节,其工作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案件查办的成败,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起着积极的作用,初查在整个反贪工作中的特殊地位越来越为办案人员所重视。笔者试就初查工作的原则及规范等有关问题谈些体会。
一、初查应坚持的原则
(一)线索专控、严格保密
保密是初查工作的生命线。保密是指严格控制知情面,无论是举报的材料,还是在案件查办的过程中发现的案件线索,都必须严格,缩小知情人的范围。根据具体案情的不同,对案件的保密要求是不同的,因此有必要对案件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案件知情人的范围,以期达到减少泄密的目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线索专控不仅体现在对检察院外部人的保密,而且在检察院内部也要注意减少知情人的范围。特别是对于大案要案的线索,必要时直接向检察长汇报。
(二)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案件的侦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集体协调配合的结果,这一点在办理大案要案中尤为明显。具体到初查工作,案件的线索要分配落实到办案小组,对于多线索的案件,小组内部也要将初查线索到具体的侦查人员。这样,有利于初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对具体办案人员也是压力和动力。总之,初查工作中,要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三)全面分析,周密计划
初查阶段,案件线索的质量往往参差不齐,线索材料中有很多模糊的东西,而且初查对象的社会关系和个人特点对于初查活动的进行也有影响。因此,侦查人员在初查前,必须对线索进行认真分析,在错综复杂的线索中最容易突破的地方,运用谋略,制定周密的初查计划。在制定初查计划的过程上,要考虑多种情况发生的可能,作好应对的准备。只有在周密的计划指导下,初查才能有条不紊地开展。
(四)抓住时机,快速出击
案件是动态发展的,这要求侦查人员在“快”字上下工夫。否则很可能错过收集证据的最佳时机,使本可取得的证据无法获得。另外,初查时间拖得越长、泄密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样就容易给初查对象反侦查提供更多的机会,加大案件侦破的难度。因此侦查人员要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紧迫感,以期做到快速初查,实现及时立案。
(五)秘密调查为主,公开调查为辅
从方式上来讲,职务犯罪案件初查应以秘密调查为主。办案人中要制定缜密的初查计划,注意掩护身份、掩盖意图,避免心动初查对象,在初查对象毫不知觉的情况下寻找搜集证据,以求迅速突破案件。由于依法贿赂犯罪涉案人员往往关系复杂,容易造成初查调查难、取证难、办案阻力大。而秘密调查可以从最大限度上克服这些困难。秘密调查的方法很多,如:外围入手、摸清情况;隐瞒身份、暗中调查;秘密查账;监视,化妆调查;内线获取等。但在运用这些方法时,一定要注意合法与违法的界限,避免采用越权手段。当然,公开调查作为一种调查方式也是必要补充,对于单靠秘密调查不能突破的案件,则可以采用公开调查作为辅助手段。
(六)初查力求全面、细致
初查的最终结果是决定是否立案,而法定的立案证明标准与其他诉讼阶段对证据要求相对较低。但是,立案不是初查的唯一目的,同样可以达到立案的标准的初查结果,其证据质量的高低可以对后续的案件办理工作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初查时在调查取证上要坚持全面和细致的原则。初查时要全面分析举报材料和已获的线索,但又不能完全受其限制,要盡可能全面收集言词、实物证据、有罪、无罪证据和直接、间接证据材料,避免证据材料单一。“细致”要求在调查取证旧地不能粗线条,要注重问题的不同方面和联系,在证据固定上要注意证据的质量,避免错过固定证据的最佳时机,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失。总之,全面初查原则要求侦查人员将视线后移,保证证据质量,为下一步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七)依法办事,保障相关人员合法权益
初查虽然不是法定的侦查程序,但侦查人员也应该严格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包括遵守相关的实体和程序性法律,也包括内部规定和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侦查人员依法办事直接关系着检察机关的形象,关系着案件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也关系着举报人、证人、初查对象等案件相关人员对侦查人员是否信任、是否配合。办案人员在工作中要把保障初查案件相亲人员的合法权益摆在重要的位置。
二、初查工作必需规范
(一)明确初查的目的和任务
任何程序的设置,工作方法的选择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笔者认为,初查的目的就是解决能否立案的问题。围绕这样一个目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具体不是查明有无犯罪事实,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关于有犯罪事实,是指客观上存在着某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这是立案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犯罪事实存在,也就谈不到立案的问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1)要有事实材料证明犯罪事实确已发生。所谓确已发生包括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完毕,或正在实施或正在预备实施,犯罪事实确已发生必须有材料说明,这点在初查时是需要搞清楚的。(2)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是立案必须具备的又一条件。只有当犯罪事实发生,并且依法需要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时,才有必要而且应当立案。除了上述任务外,检察机关在初查中还应着重围绕自身管辖案件的特点,重点查明被查对象的身份,看其是否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国家工作人员,查明犯罪行为是否与其职务有关等,如果查明确是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犯罪行为,就应及时果断决定立案。
(二)初查应当有时限规定
刑事诉讼法对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在每个环节都规定了明确的期限,这不仅有利于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提高办案效率,同时也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初查工作虽然只是对案件在立案前的审查和调查,但是如果不对初查规定一定的时限,极易造成一些消极影响。如对案件长时间的初查,办案单位在人力、物力的投入过多,会造成诉讼成本的浪费;初查虽不能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但是初查需进行的询问、查询、勘验、鉴定等工作,势必对当事人和被查对象造成一定影响,如果初查时间过长而又无结果,势必给检察机关形象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对初查规定一定的时限非常重要。
(三)初查审批应尽量简化
根据现有做法,凡需要初查的案件一律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这一规定并不科学,首先初查只是办案部门在对接受的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进行的初步审查和调查,是立案前的一些初步工作,并不对案件作实质处理决定。如果所有案件都必须由检察和戒检察委员会来决定是否初查,势必会拖延办案时间和办案周期,从诉讼经济的角度看这是很低效的。为了快速准确地打击职务犯罪,应考虑尽可能地简化程序,除对大、要案线索初查需经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外,一般案件的初查决定权应交由办案部门掌握,以提高办案效率。
初查阶段获取的证据材料是否合法有效,在检察实践中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侦查机关在未经正式立案进入侦查阶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应是无效的,这种证据材料只有通过转换才能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使用。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论是否立案,只要是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通过调查获取的证据材料都是合法有效的证据。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存在片面性。从理论上看,诉讼证据是否合法有效,关键是看其是否符合我国证据制度中对证据特征的规定,即看其是否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只有确保收集到的证据符合诉讼证据的特征要求,才能说这种证据具有了合法有效性。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进行立案前的初步审查和必要的调查,是为了正确决定立案与否所做的前期工作,在初查阶段获取的证据只要符合诉讼证据的特征要求,就可认定该证据具有合法有效性。要确保初查阶段获取的证据的合法有效:首先,要确保侦查人员在初查活动中搜集到的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客观事实;其次,要确保在初查中获取证据与案件的特征事实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客观的联系;再次,侦查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收集证据。为此必须做到严格按照初查规定进行取证,坚决防止和限制被查对象人身和财产权的措施在初查阶段的滥用。要严格按照高检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唯此,才能切实保证初查中获取的证据材料合法有效,才能做到打击与保护并重。
职务犯罪规范 篇4
近年来,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 如何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再犯罪成为我国当前的重要课题。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与成年人有较大差异, 对两者的刑事诉讼原则及规定应当有所差别。新刑诉法中确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该规定体现了国家责任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 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 (1)
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群体, 其犯罪原因与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等方面息息相关。由于特殊的身心特征, 未成年人犯罪往往动机较为简单, 容易受某些因素诱发和刺激而突发犯罪, 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因而未成年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及对自我的认识有较大的可塑性。因此, 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 应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与保护。现实中, 犯罪记录的公开使一部分未成年人受到社会、学校的歧视, 无法继续完成学业、成功求职、稳定工作, 成为重新回归社会的障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 能够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使犯罪信息无法任意扩散, 保证失足未成年人能够继续完成学业, 平等地就业择业, 使其得到被社会平等对待的机会与权力, 也符合我国对未成年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精神。
二、犯罪记录封存面临的操作性困难
新刑诉法虽然明确规定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但由于规定较为原则, 缺乏实际操作性, 使该制度的实施在司法实践当中面临很大的困难, 主要体现为两方面:
(一)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内部缺陷
1. 缺乏程序性规定
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缺乏程序性规定, 如对封存主体范围的界定, 犯罪记录封存的启动方式等并未作明确规定, 导致实际操作困难, 甚至成为一纸空文。为保证该制度的实施效果, 必须通过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者规范性文件予以补充规定, 确保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能切实落到实处。
2. 难以把握“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犯罪记录被封存的, 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根据该法条规定, 司法机关只有在办案需要时才能够查询被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该规定是查明犯罪事实, 维护未成年犯合法权益的需要。然而法条对“有关单位”、“国家规定”并未作限定, 概念模糊, 容易导致查询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主体及依据过于宽泛, 有可能影响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正常实施。
3. 未设置违反该制度的救济权利、法律后果
现行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仅仅作了应当予以封存的规定, 若未封存、延迟封存、违法封存, 泄露封存的犯罪记录, 可能造成实际危害后果时, 相关责任人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 该未成年人应当采取怎样的救济途径等皆无法律依据, 这也会导致实践当中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工作的推诿和不重视, 可能引起未成年人犯罪信息被随意公开。
(二) 犯罪记录封存机制不完善
1. 封存制度与公开宣判的矛盾
刑讼法第196条规定, “宣告判决, 一律公开进行。”封存犯罪记录是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信息采取的保密措施, 而公开宣判即是对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的一次公开披露。虽然司法解释对依法应当封存犯罪记录的案件有作“宣判时不得组织人员旁听;有旁听人员的, 应当告知其不得传播案件信息”的规定, 限制了大多数案件的公开范围。但对一些社会影响力大、舆论关注度高的案件, 公开宣判极有可能造成犯罪信息的大量公开, 尤其是经过媒体的宣传, 很难将限制公开落到实处。
2. 封存制度与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无法衔接
(1) 与相关从业规定的冲突。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失足未成年人在升学、就业过程中受到平等对待。然而根据《公务员法》、《教师法》、《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公司法》、《证券法》、《会计法》等法律的规定, 有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或在一定期限内不得从事相关的职业, 给有犯罪前科的未成年人设置了升学、就业等方面的障碍。此外, 根据《兵役法》规定, 在征兵时, 地方有关部门必须就新入伍军人的前科情况作报告。可见, 相关单位可以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调查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由于种种限定, 即便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被封存, 仍然在就业上受到限制, 无法从事特定的职业。
(2) 与户籍管理制度、人事档案制度的冲突。在我国, 公民的出生、升学、就业等情况都与户籍、人事档案相关联, 居民户口簿和人事档案通常就是否收到过刑事处罚等相关情况有详细的记录, 反映公民的违法犯罪、服刑情况等, 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就会存入其个人档案并伴随一生。目前, 我国对罪犯的信息并没有建立专门的登记、查询制度, 相关的犯罪信息都反映在档案、户籍等资料中, 信息保密十分困难, 不改革这些制度, 必然导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施异常艰难, 封存制度的原意就难以得到有效的实现,
三、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思考
(一) 对犯罪信息严格管理
1. 规范档案保管方式
未成年人犯罪档案与其余档案的保管方式应有所区别。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档案应单独设立保管场所, 实行单独保管。对档案应予以密封且标注保密字样, 在档案封面上不得注明姓名、住址等任何身份情况及犯罪信息。
2. 严格限定查询范围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办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时, 可以对封存档案进行查询。辩护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 需要查询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记录的, 应当允许查询。除此之外, 应对其他查询主体及查阅事由作严格限定。
(1) 对“有关单位”的界定。对于“单位”的范围, 刑事诉讼法未作明确规定, 但可以参照《刑法》第30条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 “单位”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 (2) 即指国有、集体所有、合资或者独资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等。
(2) 对“国家规定”的界定。这里的国家规定, 应该严格按照《刑法》第96条的规定, 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规章和发布的决定和命令不属于国家规定。 (3) 在进行犯罪信息查询时, 应严格按照相关国家规定设定查询范围, 依照查询者不同的使用目的给予不同的查询权限和范围。
(3) 信息查询程序。有关单位申请查询封存的犯罪记录的, 应当向档案所在机关提出书面申请, 详细写明查询的法律依据及查询目的, 档案所在机关对申请进行审核、批准后方可查阅。如不同意查阅, 应制作不予查询的文书书面告知理由。
(二) 违反封存制度的后果及救济途径
对收到诉讼文书的诉讼参与人, 应严格规定及告知其保密义务。有关部门应认真登记、管理犯罪信息, 及时将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 未经法定程序, 不得擅自公开未成年人的犯罪信息。应准确、严格的提供查询服务, 若不及时封存犯罪记录、不按规定提供查询, 泄露被封存的犯罪记录, 或伪造、提供虚假信息的, 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犯罪记录应当封存而未被封存、被延迟封存, 或因违反保密义务而造成犯罪信息公开的, 未成年人或法定代理人有权向司法机关提出申诉或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立即封存犯罪记录或消除影响。
(三) 消除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相关法律、制度间的冲突
如前文所述, 一些特定职业对有犯罪记录人员的限定使得我国对未成年人升学、就业的保护难以落到实处。要使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得以有效实现, 就应当对与该制度相冲突的条款进行修订, 删除在升学、就业、服兵役等方面对未成年犯的歧视性规定, 消除犯罪标签。
此外, 应尽快改革户籍、人事档案制度, 规范犯罪信息载体。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的载体只能是未成年人的犯罪档案, 未经法律规定, 依照法定程序, 任何人都不能查询被封存的犯罪记录。因此, 包含户籍证明、人事信息在内的任何载体都不能记录未成年人的犯罪信息。我国可以效仿德国、瑞士等国家颁布《犯罪登记和教育登记簿法》, 该登记簿专门用于登记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犯罪信息, 并且只有案件承办人出于办理案件的需要才能查询登记簿。 (4) 分离户籍、人事档案与犯罪记录的记载, 能有效消除未成年犯罪人员回归社会的制度障碍。
摘要：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有利于帮助轻微违法犯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但由于规定较为原则, 内部程序性规定不明, 加之与其他法律法规间有明显的冲突, 直接影响到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施及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 应尽快完善未成年人封存制度, 明确细则, 出台司法解释、修改有冲突的法律法规, 以更好地实现对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挽救。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设想
注释
1樊崇义主编.2012年刑事诉讼法:解读与适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356-375.
2曾新华.论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之理解与适用[J].法学杂志, 2012 (6) :79.
3胡康生, 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93.
中高职务上报材料规范要求 篇5
一、材料内容和要求
（一）教学人员
1、评审表，中高一式3份、中级一式2份。
2、评审简表及电子文本，一式40份，系统打印，单位类型栏应注明“城市高中”、“农村高中”、“城市初中”、“农村初中”、“其他教育机构”。
3、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一式两份，个人签字，单位盖章。
4、申报、评审材料展示报告（所有评审材料均须在学校进行公开展示，评议后无异议），由学校出具。
5、学历证书和学历认证报告（后学历满两年有用；档案中装入的学历一律认证、中师学历须提交学籍表）。毕业证属换发、补发的，应提交学籍档案。
6、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和聘任证书（需连续聘任）。
7、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只认层次，不求专业对应，高一级可到低一级学段使用）。
8、参评人员均必须具有经审验合格的继续教育证书（省教育厅文件规定）。
9、担任中学、小学、幼儿园校（园）长行政职务1年以上的校（园）长评审时，须提交相应的校（园）长任职资格培训合格证书。
10、考核表原件或加盖单位公章的《考核登记表》相关页复印件。评审简表中考核结果应与实际相一致，中学提交近4年、小学提交近5年。
11、教师考绩档案(考核档案上的学年业务考核应与教学效果评价结果保持一致）。中学提交4年以上，小学提交5年以上。
12、教学效果评估材料。由学校出具，对每学年的业务考核应有肯定性评价和结论性意见，中学提交近4年，小学提交近5年。
13、申报中学高级的应提交一学年教案（必须手写）。
14、农村或薄弱学校任教、支教材料。由组织支教活动的上级教育部门或有业务指导关系的教育部门出具；在农村学校、薄弱学校从教1年以上的证明材料，应有原工作单位出具，并加盖公章。
15、所有破格人员需提供个人业务自传10份，随论著、杂志放置。
16、任现职以来的获奖证书。
优质课、示范课、观摩课：需附获奖证书、本人教案、专家评价意见、简报（文件）。
论文：获奖论文需提交获奖证书、论文原件、简报（文件）；在期刊发表的论文需提供期刊和检索页（单位盖章），必须在万方、重庆维普、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上进行检索；在报纸上发表的论文需提供报纸原件；成果（或教研、科研课题）需附获奖证书、立项报告、研究报告、鉴定报告。
辅导奖：本人获奖证书、学生获奖证书、简报（文件）等。班级管理类：班主任或先进班集体需附奖励证书、班主任考核评价材料（注明担任班主任起止时间、个人所带班级、主要成绩等）、文件。
奖励类：综合奖（不用文件）或单项奖证书，文件。
（二）教研人员
除同教学人员提供相关材料外，还需提供下列材料：
1、基层一线从事教学工作或教学研究指导工作证明材料。由单位出具。
2、完成教学研究和教学指导工作证明材料（由单位出具）。
3、承担公开课或教师培训课证明材料（由单位出具）。
4、听课、评课材料。由单位出具证明材料，个人提供听课、评课记录（小学提交近5年，中学提交近4年）。
（三）行政兼职人员
除同教学人员提供相关材料外，还需提供下列材料：
1、兼任管理工作证明材料。
由学校出具（注明担任的行政职务、承担的行政职务工作）。
2、听课记录。
由单位出具证明材料，个人提交听课记录（小学提交近5年，中学提交近4年）。
二、材料装袋要求
1、所有证书、证件一律不带塑料封皮，不要复印件。
2、个人上报所有材料须附材料清单（见样表），一式2份。
3、档案袋内材料共分四类：
（一）证书原件（清单应注明何年何月取得）、（二）证明材料、（三）业绩材料（清单应注明何年何月获何种奖证，获奖题目、组织单位、获奖等级）、（四）表格材料（评审表、评审简表放在档案袋外）。
4、四类材料按清单顺序整理，每类用书夹分隔开，材料总清单与考绩档案放在材料最上面。
（一）（二）
（三）类材料首页附分类清单。
5、每人用一个档案袋（材料多的可分两个袋，业绩类与其它类分装），封面粘贴材料目录（见样表）。
6、相关材料及表册可从教育局人事股公共信箱中下载。
职务犯罪规范 篇6
相对于以往规范国企领导人廉洁从业的一些原则性规定, 此次四部门用非常明确的“禁止性条款”对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进行严格规范。四部门表示, 暂行办法的发布, 旨在贯彻落实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 坚决制止与企业经营管理无关的职务消费行为和奢侈消费风气。
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是指国有企业负责人履行工作职责时, 发生的由企业承担的消费性支出。
此次四部门列出的12种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禁止行为包括:
一、超标准购买公务车辆、豪华装饰办公场所, 或者在企业发生亏损期间, 购买、更换公务车辆、装修办公室、添置高档办公用品。
二、超标准报销差旅费、车辆交通费、通信费、出国考察费和业务招待费。
三、用公款支付应当由个人承担的购置住宅、住宅装修、物业管理等生活费用, 或者挪用企业的材料物资, 修建和装修个人住宅。
四、违反规定用公款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 或者用公款支付非因公的消费娱乐活动费及礼品费。
五、违反规定用公款支付应当由个人负担的各种名义的培训费、书刊费等。
六、违反规定用公款为个人购买商业保险或者支付相关费用。
七、违反规定用公款为个人变相支付各种理疗保健、运动健身和会所、俱乐部等费用。
八、违反规定用公款为亲属、子女支付各项费用, 或者用公款支付应当由个人承担的其他费用。
九、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在企业内部或到下属企业以及往来单位转移职务消费支出。
十、通过虚开会议费发票及虚购物资材料、固定资产、办公用品等名义套取现金, 用于职务消费支出。
十一、以各种名义对已配备公务用车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发放用车相关的补贴。
十二、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职务消费。
四部门明确, 国有企业应当加强对负责人年金、住房补助等支出的管理。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制度, 应当以适当方式向职工公开。
职务犯罪规范 篇7
通过查阅与浏览文献, 笔者发现相关学者关于犯罪性新闻报道失范研究的关注度可谓是“居高不下”, 多是针对某一具体案例展开分析与论述。例如, 《性犯罪新闻报道中的权利冲突与媒体失范——基于“李某某案”相关报道的分析》[1]一文中, 通过深刻剖析李某某一案的前因后果与社会影响, 从而指出媒体失范的几大特点与具体规避措施。或是单独就某一媒体失范的负面影响, 纵深分析该问题产生的原因。例如, 《浅析法制新闻传播价值与当事人隐私权之间的平衡关系》[2]一文, 通过法治新闻“是什么”“为什么”会导致隐私权缺失、“怎么办”才能够使隐私权得到有效保护这几大方面, 分析了法制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媒体不注重当事人隐私权的媒介失范问题。
本文在整合学习前人学者经验的基础之上, 运用比较分析法等方法, 从犯罪性新闻报道产生的社会效益入手, 结合社会经典范例, 提出在现阶段与社会发展过程中, 国家应从立法、司法和媒体行业自律三方面完善我国犯罪性案件报道。针对当前新媒体发展迅速的趋势与新媒体的突出特点, 要求新媒体工作者在报道此类事件的时候格外谨慎自律, 真正发挥犯罪性新闻报道对社会各方的宣传教育意义, 从而引导大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犯罪性新闻报道的社会效益
犯罪性新闻报道, 是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触犯刑法应受到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 及其相关现象和事实的报道。作为法制新闻的一部分, 与社会新闻重点从社会学角度观察社会相比, 它更着重从法律的角度入手, 通过案例说理, 明确的向受众传达正确的是非观念, 以反映社会动态、社会风尚、社会问题、社会趋势, 是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3]
(一) 正面效应
犯罪性报道以其涉及范围广、报道方式主动、曝光速度迅速等特点, 对消息受众、案件本身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均有正面的效应。
首先, 对于受众, 这类新闻事件往往具有十足的眼球效应, 如果新闻媒体能够将事件的真实情况准确、客观、及时的公布于众, 一方面能够满足受众的求知欲与好奇心, 另一方面能稳定公众心理, 减少社会恐慌, 防止以讹传讹的现象出现。
其次, 通过对新闻事件的追踪式报道与平衡报道多方言论,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案件本身, 以客观冷静的零度叙事手法报道犯罪性新闻, 对公众舆论进行正确引导, 既能构建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也可以加速案件水落石出。
最后, 好的新闻报道能够在客观叙事的基础之中融入人文关怀, 使新闻报道富有情感, 以情动人, 以情引人。这样, 能够使社会在负面事件中找寻到正面的启示意义, 以渲染与增强整个社会的正能量氛围。
(二) 负面效应
近几年, 一些刑事司法案件成为网民公议话题, 迅速发酵成舆论场, 并向现实延伸, 媒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受到公众热议。人民网在2016年5月就曾转载过一篇报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下的我国媒介审判现象》, [4]对现今媒体在司法案件的大众传播活动中的失范行为进行剖析。此外,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与事件案例, 笔者总结出以下几类因犯罪性新闻报道失范导致的负面效应:
首先, 对于新闻本身, 过分地以故事化的手法展示案件发生过程, 大量运用动词与形容词试图“重现”案发场景, 假想当事人心理, 这样的报道模式在根本上就已违背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 不符合新闻业的基本运营规律。然而, 在当今的新闻报道中, 这样的“人物特写”手法屡见不鲜。例如, 复旦大学投毒案之后, 南方周末撰写的报道《与自己的战争复旦研究生为何毒杀室友》引发广泛的讨论。报道中, 不乏“林取出试剂瓶, 里边是从实验室偷带回来的N-二甲基亚硝胺溶液。这是一种浅黄色油状液体, 高毒、无味, 易溶于水。这瓶致命的毒药, 林储藏已久”。[5]这是对案发场景的细节描写, 而这种“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的写法不仅违反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 在某些程度上更是起到了误导舆论、影响司法审判的负面效应。
其次, 不当的犯罪性新闻报道会侵犯当事人的隐私, 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在写作的过程中, 由于媒体过度追求眼球效应或因缺乏职业素养, 导致新闻自由权的滥用, 使与此相关的新闻报道偏离新闻规范, 超出合理范围。比如在写作过程中大量使用暴力性质的动词, 过度描写血腥细节, 人物分析过于片面;在图片选择上大量运用受害者图片以及血腥的现场图片……这些不仅会使案件当事者的名誉与隐私受损, 甚至会为一些居心不良的人提供作案的手段与范本。[6]
再次, 在新闻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媒介审判的现象愈加严重, 违背了司法公正, 缺乏对法律的敬畏之情。从法理学的视角看, “媒介审判”损害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 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 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 有悖于法治精神。在“李某某”一案后媒介的狂欢式报道中, 在未立案时, 李某某的恶少、强奸犯的形象已经被定格, 以至于舆论场中喊打、喊杀、要求重判李某某等人的声音甚嚣尘上;“北大学生弑母, 杀人后还用母亲名义贷款”, 诸如此类的新闻标题在凤凰网等多个网络媒体上迅速流传……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同情心泛滥、定位不明确, 使得舆论生态被改变, 偏执、非理性的言论充斥在整个社会舆论场, 严重影响了司法审判的进程。
二、犯罪性新闻报道中媒体报道失范的对策与举措
法制新闻不同于其他社会类新闻, 它具有严肃性、示范性与警示性, 而犯罪性新闻作为法制新闻的一部分, 其选材本身又具有眼球吸引性与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这就要求记者在报道此类事件的时候需要更加谨慎冷静, 三思而行。结合相关研究文献与具体事例, 笔者提出以下几种适合当代社会发展, 具有可行性的对策与举措:
(一) 克制笔触, 零度叙事
对于犯罪性事件的发生, 记者应学会克制自己的笔触, 在报道内容中应尽可能少的使用形容词等易反映主观情绪的词汇, 同时克制“同情心泛滥”, 不应一味走煽情路线, 过分地人文关怀, 甚至从深度剖析被告一方家庭与不易的成长经历, 潜移默化地将被告置于一种“弱者”的地位。这样, 一方面能够维护当事人的名誉权与隐私权,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报道的公正、客观, 展现出记者的职业素养与道德观念。此外, 记者应当放弃所谓的“人物特写”, 而将“人”隐藏在“行为”中, 猎奇也好, 警示也好, 法制新闻需要为受众提供法律行为的监督, 而非对人性本身的评判。同时, 在报道图片的选择上也应遵循最小伤害的原则, 避免过度血腥直白的场景图片。在此类具有消极影响的负面事件报道中, 不仅要客观陈述新闻事实, 更应传递出负面事件的正面能量与积极效应。[7]
(二) 明确立场, 敬畏法律
在报道的过程中, 媒介应明确自己的身份与所处的立场。诚然, 一些媒介仅对某些受众的犯罪行为产生关键影响, 不能无限放大两者的关联效应, 但也不能否认传媒对司法进程的影响与作用。作为案件的第三方, 媒体不应过多对案件进行审判, 应抱有对法律的敬畏之情, 尊重司法公正, 让舆论归舆论, 法律归法律, 更不应一味地追求眼球效应与商业效益而故意迎合社会舆论, 必须真正做到义利平衡, 让媒介的教育功能发挥到实处, 让媒介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三) 明确立法, 规范媒体
经查阅资料了解, [8]加拿大曾在其刑法中规定了身份识别报道禁令和证据报道禁令这两种针对犯罪的法定报道禁令, 并通过判例对这两种禁令的具体机制进行了细化。违反报道禁令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这种责任既可能由涉事记者承担, 也可能由相关媒体的高级管理人员承担。通过比较分析笔者认为, 我国也应当在充分保障新闻自由的基础上, 借鉴加拿大法定报道禁令制度的合理之处。结合现阶段国情, 在立法方面以人大立法的形式确立犯罪性案件媒体报道的具体规范, 包括保护范围、主管机关、规制手段、责任主体、责任形式等具体设计;在司法方面, 应当强化司法机关的独立性, 发挥司法机关规制犯罪性媒体报道的能动性, 同时进一步推进司法信息公开, 为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提供相关案件的权威信息, 以规范媒介行为。
(四) 推陈出新, 净化网络
在现阶段时代发展之下, 新媒体已成为行业中一股不容小觑的重要媒介力量, 在“让有声者有力, 令无声者发声”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中重点指出:“要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 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 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 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特别是基于新媒体异于传统媒体的传播速度快、爆发能量大、难以监控的特点, 这就更加要求新媒体运营者加强自律意识与法律敬畏, 不发布危害公众利益和侵犯他人权益的信息, 不发布有违社会公德的低俗信息, 不转发未经证实的信息, 不从事以营利为目的、与自身身份不符的活动。要做社会公德的维护者、职业道德的促进者、家庭美德的传播者和个人品德的示范者。[9]
三、结语
笔者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文献, 同时结合具体事实案例, 对于在刑事案件中媒体的报道立场、报道形式、报道内容以及产生的社会效应做了系统的概况与总结。得出结论:在现阶段的时代与社会发展过程中, 应从立法、司法和媒体行业自律三方面完善我国犯罪性案件报道, 应尽快明确立法, 并且给出具体报道范例以供借鉴, 既规范媒体在刑事犯罪报道中的行为, 又确保媒介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拟态公众”的职业优势, 在保障民众知情权的同时兼顾司法公正, 实现司法和媒体的共赢。媒介行业自律, 则要求新闻工作者在具有基本新闻素养的基础上强化法律意识, 特别是基于新媒体的独有特点, 要求新媒体工作者在报道此类事件的时候应格外谨慎自律, 真正发挥犯罪新闻报道的宣传教育意义, 从而引导大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摘要：在当今转型发展的社会态势中, 媒介机关应起到稳定社会、传递社会正能量的作用, 特别是在公众重点关注的犯罪性新闻报道中, 媒体更应谨慎自律, 积极在负面的新闻事件中寻求正面的社会效应。
关键词：犯罪性新闻报道,媒体失范,新媒体
参考文献
[1]冯群星.性犯罪新闻报道中的权利冲突与媒体失范——基于“李某某案”相关报道的分析[J].新闻世界, 2014 (5) :295-296.
[2]赵文毓.浅析法制新闻传播价值与当事人隐私权之间的平衡关系[J].新闻研究导刊, 2016 (11) :226-227.
[3]王赫.大众传媒与暴力犯罪[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 2012:1-12.
[4]郑安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下的我国媒介审判现象[DB/OL].人民网, 2016-05-31.
[5]叶飙, 范承刚.与自己的战争复旦研究生为何毒杀室友[N].南方周末, 2013-04-25.
[6]张兵兵.对犯罪性新闻报道的框架性研究——以《北京晚报》为例[J].新闻战线, 2015 (20) :75-76.
[7]刘艳.性犯罪新闻报道中的媒体失范与规范[J].新闻世界, 2013 (7) :295-296.
[8]张思琦.论性犯罪案件中媒体报道的法律界限——以加拿大性犯罪法定报道禁令为例[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4: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