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初查（精选7篇）
职务犯罪初查 篇1
一、职务犯罪初查介绍
(一) 职务犯罪初查的概念及必要性
有学者认为初查即初步性调查, 是指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监督职责而进行的尚未启动刑事侦查程序的一种调查活动 (1) 。还有学者将初查分为主动发现线索型初查、辨别分流线索型初查和前侦查程序型初查三类 (2) 。笔者所述“初查”是指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部门在受理线索之后, 通过采取无强制性初查措施对线索进行审查和初步调查, 以确定是否立案而进行的一系列执法办案活动。现行反贪初查工作机制是在检察实践中自然生成并不断演进成相对完善的办案程序性制度, 有别于控申部门“辨别分流线索型”初查程序。反贪初查在过滤、筛选线索、发现犯罪、保障案件顺利侦破、节省司法资源, 化解各种可能的冲突干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成为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必不可少的办案程序。
(二) 职务犯罪初查的法律依据
1990年最高检在《关于加强贪污、贿赂案件初查工作的意见》中规定“初查工作是对贪污、贿赂案件立案前的审查”。之后1991年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侦查贪污贿赂案件工作细则 (试行) 》第6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接受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材料, 应当迅速进行立案前的书面审查和调查”;1993年高检《关于加强举报工作的决定》对举报中心、自侦部门对于举报线索初查分工作了详细规定, 规定初查是消化的前提和立案侦查的基础;1993年11月高检《关于进一步加强大案要案查处工作的通知》将初查作为人民检察院查处大要案线索的重要程序。1997年《关于检察机关侦查工作贯彻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及1999年9月《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均对初查作了详细表述。97年刑诉法实施后, 高检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专章对初查制度作出规定。而后为有效指导自侦职务犯罪初查, 2011年最高检通过《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初查工作规定 (试行) 》, 明确了检察机关对直接受理犯罪线索初查的概念、任务内容、程序等。由此看出, 初查早已存在于检察办案活动中, 只是起初未明确规范用语。
二、我国基层检察机关反贪初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及缺陷
(一) 实际初查程序不明确
在初查阶段对初查对象性质的认定衍生出以下问题: (1) 初查对象享有的权利义务不明。初查对象因不具备犯罪嫌疑人及证人身份而无法使用犯罪嫌疑人或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其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2) 接触初查对象使用何种笔录文头?过去以调查笔录为主, 现在多为询问笔录, 办案人员制作初查笔录文头不一致, 导致文书制作不规范; (3) 接触初查对象是否需要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当前安徽省检察机关关于初查规定要求凡是在办案工作区询问初查对象的, 必须进行同录, 其他不作强制性要求。虽然是出于办案安全考虑, 但是于法无据, 反而容易打草惊蛇, 浪费司法资源; (4) 初查获取材料是否能够作为诉讼证据使用, 实践做法不一致。
(二) 线索管理机制不健全影响反贪初查效率
首先是基层检察机关控申部门线索初核过于简单, 大量质量不高的举报线索分流至反贪部门。如2014年, 某基层院反贪部门接收控申移送线索100余件, 其中初查20件, 占反贪部门初查线索量的44%, 最终仅1件被立案, 占当年立案数的3.8%。这些举报线索成案率低, 牵扯大量反贪办案力量, 加剧基层反贪部门案多人少的矛盾, 导致整体初查效率低。其次是基层反贪干警对媒体反腐举报关注度、敏感度低, 不善于通过报纸、网络、电视等媒体发现和挖掘线索。最后是当前反贪部门线索受理后续审查办理程序不完善, 对不予立案的线索初查终结处理程序不够规范, 加之缺乏科学有效的动态监管机制, 导致举报人知情权难以保障。
(三) 基层反贪干警信息化初查意识不强, 科技化初查水平不高, 初查措施单一落后
首先是精细化初查存在难度。有的干警缺乏通过深挖、分析、运用信息破案的意识, 对利用网络平台, 通过对各类信息挖掘、对比、分析获取证据的能力不高, 加上传统初查措施获取信息情报有限且渠道不畅, 在获取诸如相关业务及资金流向等信息需借助金融、财税等部门配合时, 有的出于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或者涉密原因, 对检察机关协助查询请求拖延或以未立案等借口拒绝提供信息, 有的知情人因不具备证人资格而拒绝提供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信息, 初查获取信息资源不够全面细致, 难以精细化。其次是顶层权限设计使检察机关在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方面受到前置程序复杂、决定执行主体分离、实践能力不强等制约, 导致技术侦查发展缓慢, 法律关于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几乎成为“摆设”。虽然当前检察机关在测谎、数据恢复、话单分析、办案指挥系统、录音录像等方面不断探索发展, 但仅前三者真正属于技术侦查措施。而基层检察机关在测谎技术利用方面几乎为空白, 数据恢复人才和技术又难以保障办案需要, 加之话单信息调取程序繁琐, 内容简单, 手机短信需到省级通信公司查询, 耗时耗力。再次是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了以询问、查询、勘验、检查、调取证据等不限制人身、财产权利的“任意性初查措施” (3) , 现有技术侦查措施在初查阶段使用受限, 初查手段单一, 科技含量低且缺乏刚性, 初查工作只能依靠人力进行, 效率低且进一步加剧案多人少矛盾。
(四) 初查活动不规范且缺乏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
一方面, 由于缺少具体实施细则, 反贪干警在中止、恢复、终结初查等程序上不够规范。反贪办案“从无到有”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影响反贪干警对“小”线索的处理, 对初查中止、恢复或期限延长多自行把握, 这种自由裁量权容易造成司法权力的滥用。初查处理情况答复上被动, 基层反贪部门案多人少的矛盾使得办案人员往往自行中断初查不成案线索的后续处理程序, 转将精力投向其他线索。通常举报人或线索移送单位主动要求时, 才就处理情况进行答复, 上级院交办线索初查不立案的, 多口头汇报结果, 很少按照规定制作初查结论报告向上级院备案, 对初查不立案线索也很少立卷归档, 初查活动不够规范, 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举报中心对线索不立案的审查。另一方面, 区别于立案活动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 初查监督缺乏明确的监督主体、监督方式和责任承担方式。就内部监督而言, 检察机关内部并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统一的初查工作考核机制。由于初查的保密性, 同院相关部门监督失灵, 在“立案”为主导的办案观念下, 同院领导难免会对规范初查程序放松要求;虽然《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初查工作规定 (试行) 》规定了上级院对初查的监督, 但这种监督多以对法律文书的书面审查为主且侧重于交办、指定管辖以及按照规定下级院应向上级院备案三类线索, 监督不全面、不及时, 系统内部同体监督因不具备诉讼程序上的强制力而缺乏刚性, 监督手段方法不完善。就外部监督而言, 立法对初查规定的模糊导致检察机关初查程序基本处于外部监督盲区, 导致人权的难以得到保护, 损害司法公信力。
(五) 初查阶段获取材料是否具备证据能力存在争议
一方面, 对初查阶段获取材料性质难以界定和把握;另一方面, 有的律师以初查非刑事诉讼程序而否认初查材料之证据能力。对此, 笔者认为结论比较明确, 根据证据法理论, 审查证据的两项主要内容是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对初查证据的质疑主要集中于前者, 其决定着证据能否具备诉讼准入资格。从初查的任务 (4) 看, 办案人员通过初查活动围绕初查目的获取的材料无疑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 既然初查符合刑事诉讼的立法意图和价值取向, 那么, 以初查非刑事诉讼程序而否认初查材料之证据能力是不成立的。法律关于证据合法性审查主要是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和其他瑕疵证据的补正, 根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凡是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绝对的排除, 不符合法定程序的物证、书证等非法证据, 通过补正或者解释说明等方式使其合法后方具备证据能力。由此可以看出, 初查材料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 关键在于获得的手段与条件是否合法, 与所处阶段关系不大, 检察人员通过合法初查程序获取证据, 符合证据能力标准, 是可以在诉讼过程中使用的。目前多数地区的司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三、改进和完善基层检察机关职务犯罪初查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 以基本法形式明确初查的法律地位, 进一步细化初查规定
实践证明, 初查在提高立案准确率、减少撤案率、防止错案、保护人权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笔者建议在刑诉法第二编第十章立案章节中引入初查, 赋予初查以合法性, 并在“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一节中对职务犯罪初查程序结构加以规范。一方面为突破案件和后续侦查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对初查进行必要的控权, 避免初查阶段司法权力滥用侵害人权等现象。同时在刑诉规则中细化初查程序性规定, 明确初查工作具体操作细则, 为反贪办案提供指导, 有效解决当前基于对初查合法性质疑而衍生的一系列问题。
(二) 建立科学的线索评估工作机制, 进一步优化初查线索管理
首先是基层反贪部门应设置专门的线索管理人员, 根据线索来源、性质、分流及处理情况等对受理的线索进行分类管理。其次是成立由分管检察长、反贪局长以及侦查经验丰富的检察官组成的线索评估审查小组, 制定评估审查标准细则, 小组实行周会议制或者月会议制, 着重从线索来源、举报内容、成案可能性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从中筛选出具备可查性、成案可能性高的线索进行分流处理, 明确具体承办人, 并要求承办人限期作出处理。再次是加强与控申部门沟通协调, 对于经审查决定存查、缓查或者不予受理的线索, 由线索管理员统一归类登记保存, 并将处理结果答复控申部门。明确对举报人的答复工作一律由控申部门负责, 必要时可以同反贪部门共同答复, 以避免部门间推诿导致举报人重复上访, 影响反贪办案工作。
(三) 强化程序法定意识和证据意识, 进一步规范初查程序
首先, 规范初查启动实体条件。如有学者提出启动初查的三个实体条件即有线索;线索可能存在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是否客观存在职务犯罪案件、是否需要决定立案侦查, 只有通过初查才能做出确认, 或者虽然可以初步确认符合立案条件但必须通过初查才能明确立案以后的侦查思路。 (5) 其次, 明确初查侧重于外围调查, 具体包括: (1) 初查对象基本情况、家庭成员、社会关系、个人及家庭成员银行账户、性格喜好等; (2) 所在单位权力运行情况、管理、生产经营活动情况以及线索涉及项目的操作流程; (3) 线索反映问题是否属实, 主体身份, 如何利用职务之便、涉案资金性质、是否达到立案追诉标准等等。最后, 强化侦查人员初查证据意识, 注重证据收集的及时性和合法性, 以刑诉法对侦查行为的约束标准规范初查活动: (1) 制定初查对象权利义务告知书、中止、恢复和延长初查等法律文书以及初查卷宗归档标准, 明确初查阶段接触初查对象使用询问笔录; (2) 控制线索知情面, 查询相关单位、询问相关知情人时注意隐晦意图, 以避免初查对象或者相关知情人察觉而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逃跑等; (3) 接触初查对象注意采用初查对象自愿到案的方式使其主动接受调查, 除情况特殊或确有必要一般将询问地点选在检察机关办案工作区, 严格限制留置时间并对询问过程做好录像, 严禁以超时询问代替侦查讯问, 对相关知情人的询问则尽量选择有利于初查和保密的地点进行; (4) 完善初查结果处理机制, 明确初查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四) 建立初查技术化、信息化工作机制, 实现初查精细化
首先是加强顶层设计, 放开技术侦查权限, 完善相应的法律框架体系。职务犯罪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迫切需要打破现行法律法规对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限制, 逐步建立检察机关侦查部门运用秘密跟踪、电子监控、卫星定位、秘密录音录像、邮件检查等技术手段获取证据的工作机制。其次是完善反贪侦查信息平台建设。借鉴公安机关大情报信息平台、技侦网络数据库等系统建设经验, 探索建立与公职人员有关的信息数据库, 如人大政协、房地产、惠农政策资金使用发放、大型商场购物等信息库。再次是强化信息共享意识。基层检察机关发挥主观能动性, 积极开展外联工作, 主动协调公安机关查询其现有数据信息库, 对诸如移动、联通等特殊通信行业以及财政、税务、审计等执法部门, 构建信息快速传递工作机制, 尽快实现本地区水电、房产、土地、有线电视网络等外联单位信息共享协作机制。最后是加强对下级院的培训教育, 为有困难的基层检察机关提供设备和技术上的保障, 下级院主动学习和利用上级院建立的侦查信息平台, 加强对现有侦查技术的学习, 转变传统的初查模式, 提高反贪初查的科技化信息化水平, 逐步减少反贪办案对人力的过度依赖。
摘要：当前职务犯罪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形势和检察机关严格规范司法要求凸显出初查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由于法律未明确对初查作出规定, 司法解释规定又过于粗疏, 加之当前检察机关初查中存在着不规范现象, 导致对职务犯罪初查产生质疑。从初查的法律依据和地位入手, 对当前基层检察机关反贪初查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梳理, 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职务犯罪初查,法律依据,问题缺陷,制度构建
注释
11邵小平.职务犯罪初查规定有待细化[J].人民检察, 2005 (11) :64.
22 卢乐云.我国现行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J].中国刑事杂志, 2010 (3) .
33 相对于传唤、拘传、拘留等强制性措施而言.
44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初查工作规定 (试行) 第三条初查的任务:一是对举报线索材料和其他犯罪线索进行初步调查核实, 已决定是否立案侦查;二是收集相关证据和信息, 为立案侦查作必要的准备. (2011年11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九次会议通过) .
55 卢乐云.初查原则之探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9 (11) .
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完善 篇2
关键词：职务犯罪；初查；完善
一、初查制度的现实状况
初查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源于我国现实的刑事司法活动。虽然早在199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初查”一词做就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解释
“初查工作是对贪污贿赂案件线索立案前的审查”，但是这一制度得到最广泛的应用却是在新《刑事诉讼法》出台之后。其第92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这“十二小时”的刚性规定，给检察机关造成了相当大的办案压力，迫使检察机关抛弃过去的疲劳战术，而在立案前采取大量的调查工作，搜集精准的证据以确保顺利立案，防止出现撤案等被动局面出现。
不可否认，初查制度自确立以来，在职务犯罪侦查方面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一制度先天不足后天不良，导致在现实中遭遇种种困境，原有作用未能得到良好发挥。具体表现如下：
1.先天不足。初查作为一种强制性司法活动，必须有坚实的法律地位。但是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初查制度并没有明文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初查制度。而我国《立法法》明确规定诉讼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因此严格说来初查制度本身就不合法。用不合法的侦查制度去侦查犯罪活动，实在是一种悖论。这不仅违反了依法治国的精神，而且在实践中造成了对初查的地位、作用、方式的质疑，给初查工作的开展造成了巨大的阻力。
2.后天不良。当前，由于初查制度没有一套系统性的法律规定，导致了各地做法不一，侦查手段粗糙，具有相当大的盲目性和随机性。一些地方以秘密侦查为由滥用侦查手段，导致对公民权利的造成不法侵害。这些情况影响了人们对初查制度的信任，对职务侦查工作造成了负面影响。
二、对初查制度的完善
要解决目前初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对初查制度进行完善，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体系。
1.确立法律地位。初查制度已经在实践中运行多年，有必要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对其予以明确规定。笔者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当在《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一节中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认为需要进行初查的，应当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初查中，可进行除限制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等强制措施以外的调查”。只有明确了初查的法律地位，初查工作才能名正言顺的开展。
2.细化操作规则。目前各地在对初查概念、性质、任务、手段等理解不一，在实践中更是各行其是。因此，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基础上，细化操作规则迫在眉睫。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应着手制定《职务犯罪初查规则》，对初查工作的目的、原则、手段、责任、注意事项等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成为各地执法的统一依据。
3.创新初查手段。侦查工作开展多年来，总体来看，初查手段还是比较单一陈旧的，很多地方还是采取书面审查、询问、查询、勘验、调取证据材料等传统方式，这在日益复杂的司法实践活动中，显得捉襟见肘。因此不断创新初查手段迫在眉睫。一是有条件地积极探索和运用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等特殊手段。从国际经验来看，探索和运用这些侦查手段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运用这些手段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则，公检法司四部门可以联合制定相应的规范，对特殊侦查手段的使用对象、条件、范围、方式、时限、获取的证据的效力等进行严格的界定，坚决防止侦查权的滥用。二是着力提高侦查人员的素质，培养侦查谋略，善于制定可行的初查策略。三是重视建立立体的合作网络。善于与纪委、监察、审计、公安、工商、税务、安监、等部门合作，优化信息资源。
浅谈职务犯罪初查制度 篇3
一、初查制度的积极作用
(一) 规范办案活动, 预防侦查权滥用
刑事诉讼应具有双重功能, 在控制、打击犯罪的同时, 要能保障公民人身权利不受侦查权滥用或随意放大的侵害。检察机关工作中一直面临着双重任务, 那就是不仅要严肃查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职务犯罪, 而且还要切实保障人权。初查行为对不符合实际的举报和线索反映予以排除, 避免了单单凭借侦查人员主观意志就认为存在犯罪事实而予以立案的现象, 从而造成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的结果。我们很容易看到, 确立初查制度使得检察机关侦查质量得以提升, 立案起诉数量和比例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二) 加强了查处能力
职务犯罪案件一般没有明显的犯罪现场和危害结果, 也没有直观易得的信息, 犯罪嫌疑人有时涉及各个行业, 反侦察能力突出, 所以检察机关的初查是以秘密为主、公开为辅。秘密的初查活动可以保证检察机关收集证据、询问证人可在不惊动被调查人的情况下实行, 为检察机关决定是否立案奠定的基础。“相对侦查而言, 初查具有时间上的优势。在初查期间, 被举报人、被控告人未被惊动, 对检察机关的行动和意图不知晓, 缺乏思想准备, 便于获取可靠的证据材料。为立案铺平道路。初查搞好了, 可以有效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 加快办案进度, 提高办案效率。”[1]职务犯罪案件大多数的举报是根据表象推测的, 而且举报的动机不明确, 所以内容夸张, 失真现象十分普遍。检察机关一旦盲目启动侦查, 很有可能冤枉了好人, 甚至惊动真正的犯罪者, 给整个侦查活动带了极大阻力, 然而通过初查, 在一个相对自主宽泛的时间里而进行的活动, 就可以为准确判断是否有犯罪事实打好基础。
二、初查制度的现实困境
(一) 缺乏规范明确的操作规定
初查手段和其他侦查手段一样其自身对公民权利是具有攻击性的, 如果运用上不加以规制, 也很其可能被滥用, 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利运用得当, 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利也可能被滥用, 而如果它被人滥用, 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2]初查在实际操作中地位越来越高, 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理应有比较严密和具体的操作规范支持其运行, 但是我国对初查活动的规定却比较原则, 很难涵盖初查活动的具体内容。比如虽然有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人身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 但是对于如何防范实践中容易发生的变相限制人身自由、处分财产的行为, 却没有具体的操作规范。除此之外, 各地的检察机关结合自身实践情况也制定了不少初查活动规范, 但是由于这些规范还是很难突破现行法律和最高检的原则要求, 在平衡初查行为上并无太大作为。
(二) 初查过程缺少有效的监督
每一种权力都需要必不可少的监督, 没有监督的权力就会濒于失控, 从而滋生贪污腐败现象。职务犯罪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尤其在初查的领域涉及到的人员大部分拥有一定的权力, 甚至可能是国家机关的要害岗位, 所以面对这些人员检察机关的工作过程较为敏感, 牵扯的权力力量也较多。故而, 在实践中, 缺少有效监督的职务犯罪初查过程就极易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成为私人打击报复的工具或者成为保护腐败的手段。职务犯罪初查本身的隐蔽性强、办案手段弹性大, 加之现在我国对职务犯罪初查还尚未明确规定的状况, 造成现如今内部监督的止于形式、不善监督、监督不到位的情况比比皆是。所以, 职务犯罪的初查不仅仅要从法律上明确和细化, 更要结合外部监督机制, 例如社会监督、行政机关监督、权利机关监督等等, 与内部监督形成一道关于职务犯罪初查的保护墙, 共同作用, 以确保对职务犯罪的监督立竿见影。
(三) 初查手段对办案效能的制约
初查期间, 检察机关收集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事实的证据是可以采取询问、调取书证、物证等多种手段的。但是在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 职务犯罪越来越智能化, 犯罪嫌疑人反侦察能力越来越高, 检察机关采取的这些手段可以说是捉襟见肘的,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影响了初查工作的效率, 如此窘境是与党和国家反腐败决心不相称的, 随着法治的不断发展, 对检察机关的侦查行为限制越来越多的同时, 对侦查手段效能的呼声也愈发强烈了。毕竟, 将隐藏在暗处的犯罪分子挖出来是初查的首要任务, 而如果其连最基本的有效性都很难充分实现, 单单依靠侦查人员个人能力, 甚至是运气发现的话, 无异于给一个过马路的盲人带上眼罩。
三、初查制度改革建议
(一) 规范化建设初查制度
在我们国家, 或许还需要一些时间准备完善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初查制度, 而作为检察机关应当做的是持续加强建设规范化, 完善初查程序, 规范初查方法, 使得初查体现公正和效率的价值。初查的地位应体现在两方面, 也就是初查所获得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和初查在公众心里的认可度。对于任何一种制度, 严格、规范的运作规则可以比随意妄为的操作产生更大的威力, 就像书面比口头更有约束力一般, 面对立法和相关制度不够健全完善的局面, 只有更细致明确的规则运用才能实现民众广泛认可的最大权威。当然, 规范化应该是全方位的, 除了对初查行为自身的规范外, 我们平时还应该注重包括与初查相关的配套制度上的建立, 比如, 线索管理、初查和侦查评价机制等等。
(二) 建立科学的侦查评价制度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 犯罪嫌疑人如此, 侦查人员也是如此, 侦查人员最后可以得到怎样的评价, 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侦查行为的态度和方式。所以, 侦查效益的评价制度对侦查制度在实践中的操作起着关键的引导作用。一个不合理的评价制度, 会产生不可小觑的副作用, 甚至会是侦查行为背离法律的本意, 一个好的评价制度是应侧重于效益原则的。“职务犯罪侦查管理的优化, 体现在侦查效益的差别上, 就是要‘花最少的力办更好、更多的案’”。[3]在实务中, 我们的初查及侦查的评价制度, 往往是唯立案为优, 有时对撤案和无罪判决极端的否定。笔者认为, 当前对初查及侦查的效益评价应该从两个环节进行改进, 首先是经过初查, 如果排除了犯罪嫌疑, 也应当将其作为评价的重要内容, 因为刑事诉讼效益的评价不仅要关注查处了多少犯罪, 也要注重避免了多少无罪之人可能受到的不当追究。其次, 要建立完善撤案分级评价制度, 侦查人员查明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不是作案者理应包括在立案侦查的结果中, 撤案很正常, 是检察机关实事求是、公正执法的体现, 容忍合理”错案“也能使侦查人员保持良好的侦查心态, 提高工作的整体效率。
四、结论
严格来说, 初查制度现如今的地位或许与其实际的地位有些不相称, 毕竟世界上可参考的经验也不是很多, 刑事审前程序规范的优化无疑对国家打击犯罪和保护公民权利有着积极的意义, 笔者限于知识和能力, 本文所析问题还停留在表面, 不能触及问题的根本性层面, 但是笔者相信, 随着法治发展的不断进步, 初查制度也必将不断得到推进。
摘要：初查制度是一项特有的查案制度, 它是随着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但是同时出现的种种问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如今初查制度已经是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必经程序了, 有其现实的合理性, 可是由于制度先天不足, 导致的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不仅是其本身不完善, 更有与现行法律的冲突等原因。本文试图找出问题根源, 并提出循序渐进的改进路径。
关键词：初查,规范,改革
参考文献
[1]徐祖斌.案件初查工作探讨[J].中国刑事法杂志, 1995 (3) .
[2]丹宁勋爵[英].法律的正当程序[M].李克强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109.
职务犯罪初查 篇4
关键词：职务犯罪；完善措施；初查制度；制度缺陷
前言
建立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对于预防职务犯罪、打击贪污受贿行为有重要意义。发展科学的现代化犯罪初查内控管理体系，提高职务犯罪法律管理的应用水平，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保障。
一、我国当前职务犯罪调查现状
以我国2015年立案侦查职务凡物嫌疑人分布情况来看，当前的职务犯罪打击对象应该是贪污案件行为主体和贿赂案行为主体。贪污案件在去年的职务犯罪侦查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达到了立案侦查职务犯罪处理案件的33.5%。除此之外，职务犯罪中的贿赂案是犯罪行为中第二高的行为，案发率为31.2%。在职务犯罪初步审查中，重点进行贪污腐败和收贿受贿行为的监控，很有必要。在调查处理的过程中，法务人员应该积极发动群众参与到检举与揭发活动中去，借助于群众的力量，开展广泛的职务犯罪控制，对于弥补当前职务犯罪制度的缺陷作出良性的补充。
在职务犯罪审查活动中，挪用公款案经济类犯罪也比较高发。挪用公款犯罪占据了犯罪行为的13.6%比重。玩忽职守犯罪占据比重为8.0%。除了这些高频率的职务犯罪行为，需要犯罪调查部门人员严厉打击之外，还有一些案发比例比较少，但是社会危害性比较大的案发情况也需要相关部门严格审查。滥用职权案件、徇私舞弊案件、利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力案件等等，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二、促进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完善和缺陷控制的措施
（一）强化多发案件检察实践，弥补过去工作中针对性差的缺陷
以职务犯罪中的经济犯罪为例子，在财务健康管理的建设活动中，为了实现现代企业中的会计管理的规范化操作，企业财务经营情况必须要接受监督部门的审查。为了向管理层提供全面的会计信息，必须要保证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来处理财务数据，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保护财产的安全，确保成本与效益达到比值合理，从而降低成本，将日常办公损耗控制在最低的水平，达到利用企业内部资产使得生产效益达到最大化的目的。企业的领导人必须要更加重视公司内部财务调查与外界监督能力相结合的模式建设，走出传统会计管理缺乏有效监督，只重视账面工作的严重误区。
在经济犯罪检察实践活动中，调查人员首先要针对调查主体制定并下达审计计划。抽调骨干成员配合调查单位人员联合组成审计小组，向被审计单位下达调查通知书。在职务犯罪的调查活动中，法务人员需要实施严格的现场审计活动，对被审计单位属于单位和个人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调查取证。
（二）完善调查程序缺陷，强调秘密调查配合公开调查
在制作审计工作底稿的过程中，调查人员需要根据审计单位符合意见进行针对性调查。审计人员在起草审计报告之后，需要根据检察小组的意见代拟处罚决定书。对于经济犯罪人员的处罚决定，需要报备法规审理科进行审理。在庭审过程中，凡是符合听证条件的人员，审查人员需要告知被审单位提供法律协助的义务。被审计单位要求参加听证的，应该及时地参加法庭的听证活动。
在行政案件办案流程中，初查措施需要具备一定的刚性。在案件的调查取证阶段，检察人员需要加大询问面，从而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安排业务能力较强的工作班子深入到单位现场，检查其日常的经营状况，从而检测行政违规的现状。为了保证调查活动的有效性，必要时可以采用一定的暗访手段来展开工作。对于犯罪人员应该及时扣押，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于涉案的资金和物产进行查封，经过鉴定之后确定可以作为本案证据的部分。根据调取证据的初步情况，拟定更加详细的犯罪初查计划，
（三）改正检察工作效率低的缺陷，强化班组成员能力建设
抓好在职检察人员的后续教育工作，要组织检察小组人员积极参加化妆调查、耳目内线设置、调动布控和财政犯罪规划处理等有关方面的培训活动，使得检察人员能够及时掌握最新的犯罪调查学的相关知识。此外，要加强对于在职检察员工的后续培养和教育工作，落实新版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在整个检察小组具体调查活动的实施工作。对于罔顾法律法规尊严或者是意志不坚定的新晋检察人员试行零容忍制度。通过建立严格的检察小组准入考核体系，从而纯洁检察队伍，打造一支高效、廉洁并且具有较强检察实践能力的团队，保证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顺利进行。从长远来看，加强对于在职检察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对于在整个检察機关内部树立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奉公的良好工作风尚有重要帮助。
三、结束语
开展我国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建设，应该从初查措施强化和初查监督加强等方面进行加强。彻查职务犯罪活动对于工作人员素质的要求比较高，部门领导人应该更加重视检察人员从业资格的管理，在整个检察体系内部建立“持证上岗”的人员管理制度，对于内部检察人员经常进行业务能力考核，对于既没有坚定打击犯罪决心，又没有过硬调查能力的员工，坚决辞退。
论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 篇5
检查机关一般在立案之后开始对犯罪行为予以侦查, 而在立案之前, 检察机关对相关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相关证据以及材料的收集和取证就是所谓的“初查”, 在本质上, 这与一般案件的侦查行为没有多大的区别, 都是对犯罪行为予以一定的证据收集活动, 。我们知道, 要想对某一种行为进行归属, 就必须全面了解它的性质, 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也是如此, 所以, 这里有必要对当前的初查行为进行一定的性质分析。
( 一) 关于初查行为性质的争议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的性质, 学界历来都存在着不同的争议, 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几种重要的观点如下: 第一, 初查行为不是一种正规的侦查活动。许多的专家认为, 初查行为是在立案前进行的, 而一般正规的侦查活动行为都是立案之后, 刑事诉讼过程当中开展的, 这种观点存在一定合理性, 但也失偏颇。第二, 初查行为是一种非诉讼活动。拥有这种观点的学人的理由与上述基本相同, 都认为诉讼活动是在立案之后开展的, 而对于立案之前的这种初查行为则不属于诉讼活动。第三, 初查行为是一种诉讼活动。这与上述观点相反, 持此类观点的人认为初查行为也是为了破获案件所进行的证据, 材料的收集工作, 理应归入诉讼活动当中。最后一种观点认为初查行为是一种侦查行为。他们一直认为无论从主体、内容以及性质等方面来考察, 初查行为都具有侦查工作的性质, 所以归于侦查行为是合适的。
( 二) 笔者对初查行为之理解
初查行为应该从实践当中去加以理解,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初查行为的性质。第一, 初查行为的发起是拥有一定的侦查性质和随意性质的, 一方面, 因为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得相应的证据和材料。另外一方面, 当前我们国家的立法当中对于犯罪初查行为的相应的开启程序、初查过程以及执行的相关程序和内等都还没有做出一个法律上的规定, 这就必然使得初查行为具有了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第二, 犯罪行为的初查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一种认识活动。这是因为初查行为是对相关案件的前期侦查, 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相应的证据以及各种材料, 并以此对案件的存在性予以确认, 更是为案件的侦查工作提供相应的证据。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来看的话, 初查行为其实可以归纳为一种拥有侦查意识的认识活动, 主要是为了收集相应的证据证明案件存在的真实性, 为案件的侦查提供一种清楚明了的依据。
二、通过立法对贪贿案件的初查行为予以规范
初查行为已经成为处理贪贿案件的一个很普通的行为, 但是初查行为没有法律进行很准备、明白的法律界定。由于初查行为没有纳入法律范畴, 因此初查行为在现实中更没有可能去达到有法可依的境界, 因而在执行中, 很可能照成权力的滥用, 发生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的现象。为了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 笔者将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以确保在纳入法制轨道的前提下, 初查行为能够合理有序的执行, 并保护他人的合法权益。
( 一) 修改刑诉法以确保初查行为的合法性
我国在处理刑事案件的最为主要的法律依据就是刑事诉讼法。因此要让初查行为达到一种合理合法的地步, 就必须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而, 笔者在这里认为将其纳入刑事诉讼法法则中侦查行为规定之前的章节中, 并且可以明确其过程为前期调查阶段。因此初查行为的法律性质就得意明确界定—侦查行为。因而可以确保在初查行为的执行中被查对象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
( 二) 对贪贿犯罪初查行为的制度设想
在这里必须明白的是贪贿犯罪的侦查不同于以往的刑事案件的侦查, 因此不能将两者混淆看待, 因而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要区分开来。所以笔者在依据《反贪污贿赂法》的基础上, 在适用初查行为中, 应当对其程序规则进行遵守。比如在通过活动获得的重要信息要及时的记录与整理, 同时对所记录的信息要进行必要的审查。同时在获得领导的批准后, 在符合程序的前提下方可执行, 从而确保了初查行为结论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三、结语
在对污贿赂犯罪案件调查的实践中, 需要调用大量的力量, 尤其对于一些复杂的案件, 不能很轻易地做到有效处理, 所以, 对于实践中出现的立案之前的犯罪初查行为能够有效地为案件的侦破工作提供一个良好的依据, 所以相关的法律制度应该对其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 促进初查行为在污贿赂犯罪案件调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摘要：对于一些贪污犯罪行为的侦破, 初查行为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 而且适用性也是比较普遍的, 然而, 由于当前我国立法存在的种问题和缺陷, 初查行为并未被明确立法, 故而其也未有合法性。鉴于这一原因, 对于初查行为的规制, 对这类行为予以很好的控制, 使得初查行为在使用过程当中不违背根本的宗旨, 是处理贪污贿赂行为的亟待解决的难题, 文章通过对初查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分析, 希望能够促使初查行为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当中得到很好地运用, 促进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破。
关键词：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合法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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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初查 篇6
一、两种不同的观点
公安机关对管辖范围内的案件在立案前, 会依法对涉嫌犯罪案件的现场进行初步勘查, 该初查活动是否具备合法性? 理论学界和公安一线部门对初查是否合法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 一) 理论学界的观点
理论学界认为公安机关的初步勘查不是法定的侦查活动, 其认为初查活动是立案前的一般性调查, 是公安机关决定立案或者不立案的一种审查活动。[1]其认为诉讼活动中, 程序的开始是立案, 立案是每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案件的起始步骤。当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确定犯罪事实存在, 经立案之后才能对违法犯罪案件进行侦查、起诉及审判。且他们认为立案前的初查活动不但包括对涉嫌犯罪现场进行一般性调查而且还包括对特殊案件进行现场勘查、尸检等专门性调查, 但所有的初查活动目的是为立案提供材料, 涉嫌犯罪现场的初查属于立案前审查工作的范畴, 并不是法定意义上的侦查。
( 二) 公安一线部门的观点
公安机关一线部门认为初查是合法的侦查活动。其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规都对现场勘验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侦查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应当进行勘验或者检查。在必要的时候, 勘验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 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勘验、检查。”[2]另外, 公安机关颁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该规定对犯罪现场的各项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规定。[3]
上述法律法规皆在说明初查活动是合法的, 无论立案前的初查还是立案后的侦查都是刑事诉讼活动中重要的侦查措施, 都是依法的并且是合法的。
二、欧美国家对初查行为在法律上的规定
欧美国家法律规定的立案程序和我国法律规定的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在法律上对立案程序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他们国家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始就是警察机构侦查活动的开始。在英国, 警察接到民众报案后就可以对所报案件进行侦查。[4]在美国, 在案件的被害人、案件的知情人或者获悉犯罪情况的警官向主管官员控告某个犯罪行为的实施后, 就对该刑事犯罪开始侦查。[4]当然也有的国家要求在案件侦查之前, 办理立案侦查的相关手续, 但是并没有把立案程序规定为独立的诉讼阶段。比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规定, 警察机构接到有关犯罪的控告或者由其主动获取犯罪信息的时候, 应当立即在专门的登记本上登记, 之后开始对涉嫌犯罪的案件进行侦查。[5]
欧美国家的法律规定了案件侦查的条件, 而不是立案的条件。因此, 从英美法系等国家的法律规定, 我们可以看出初查是侦查活动的一部分, 是合法的。
三、对涉嫌犯罪现场初查行为的合法性分析
我们不禁要问涉嫌犯罪现场初查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 这需要结合我国公安实践来进行认识。公安机关办案人员通过对知情人、被害人等进行调查访问或者对涉嫌犯罪现场进行勘验检查, 发现有证据能够证明确实发生了犯罪事实, 并且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之下, 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应当迅速的作出立案决定。初查的目的不仅是为立案提供材料支持, 而且是证明是否发生犯罪。初查收集到的证据为立案后的侦查活动提供了方向, 初查和立案后的侦查都是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一项侦查活动。因此, 理论学界把公安机关对涉嫌犯罪现场的初查定性成是公安机关在立案前所进行的一般性的调查, 是一项简单的审查活动, 不是合法的侦查行为。这是片面的, 是不合理的。在整个诉讼活动中, 初查行为符合刑事诉讼行为的基本特征, 也具有诉讼活动的性质。
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公安实践, 涉嫌犯罪现场的初查应当赋予法律效力, 关键是初查活动中依法获得的证据当具有证据能力。
四、通过不同方面分析初查证据的证据能力
在我国对证据的审查必须严格的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审查证据是否具备证据能力, 主要是从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不同方面进行, 其中证据的合法性审查是工作中最主要的内容。[6]笔者将根据审查的三个不同方面来分析初查证据的证据能力。
( 一) 初查证据具有客观性
证据被采纳的基本条件是所审查的证据应当具有客观性, 客观性包含两个要素: 内容和形式。内容的客观性要求证据材料必须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 这里所说的真实不是猜测或者编造出来的“真实”; 形式的客观性要求所提供的证据能以某种形式被人们感知, 必须具备客观存在的形式。被审查的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 不具有客观性的证据不具备证据能力。初查是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举报、控告材料后对涉嫌案件的现场或者人员进行初步勘查检验。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在犯罪现场提取到的能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 例如作案工具或与案件有关的痕迹物证等。初查证据从内容上来说是对报案、举报、控告材料的客观真实的真实反映, 从形式上来说是具体的能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物证, 能被人们所感知。如上所述, 客观性的两个要素都能在初查证据中体现, 因此初查证据具备客观性。
( 二) 初查证据之间具有关联性
案件的审判必须建立在合法的证据链之上, 这就要求与案件有关的证据相互之间应当具有关联性。这就要求证据不但要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 而且证据能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 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始是对案件立案, 而初查活动是为立案服务的, 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对报案、举报、控告材料展开调查, 在初查中收集到的证据能够证明犯罪现场确有犯罪事实发生、某犯罪嫌疑人有重大犯罪嫌疑、犯罪的行为与后果在刑法上具有因果关系、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等, 初查所收集的证据拥有实质上的证明意义, 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也以此来对报案、举报、控告的材料进行立案。在立案后, 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对案件进行侦查的时候, 是在原有的现场进行勘查检验和收集证据, 而侦查活动是建立在对涉嫌犯罪现场初查活动基础之上, 初查证据之间是环环相扣的且能证明犯罪事实, 所以初查证据具有关联性。
( 三) 初查证据具有合法性
证据合法是证据被采纳最主要的标准, 证据合法的前提是证据必须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 合法的内容包括主体合法、形式合法和程序合法。根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则, 要绝对的排除非法证据, 不过有一些证据通过转化使之合法后也可以被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有明确规定, 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应当予以排除。[6]当然在诉讼活动中, 也有些证据可以通过转化使其合法, 如补签姓名、依法重新取证等方式, 经查实, 若该证据具备合法性则予以采纳。[6]在案件的起诉和审判阶段中, 初查证据的证据能力受到争议的关键就是初查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 反对者否定初查证据证据能力是因为他们认为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初查制度, 而认为初查证据没有证据能力。
笔者认为, 法无禁止即合法, 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初查制度, 但也没有明确的否定初查制度。从公安实践来看, 初查行为不但具有刑事诉讼活动的性质, 而且符合刑事诉讼行为的基本特征。所以笔者认为初查行为是合法的, 初查活动中依法收集的证据也是合法的, 经查属实的初查证据具有证据能力。
五、对涉嫌犯罪现场初查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的总结
任何案件的办理都是围绕证据而进行的司法证明的过程。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 立案前的初查和立案后的侦查都是警察取证的重要环节, 都会对刑事案件的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初查行为不但具有刑事诉讼活动的性质, 而且符合刑事诉讼行为的基本特征。所以初查行为是合法的, 依法在涉嫌犯罪现场获得的初查证据, 经查证属实, 当具备证据能力。
六、对涉嫌犯罪现场初查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的思考
初查证据在起诉和审判过程中受到争议的关键原因是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其合法, 所以在今后的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时候, 有必要明确规定初查的程序、方式。并将可适用的范围扩大为所有因案件材料无法判断是否符合立案标准的案件。理由如下:
( 一) 根据欧美国家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 初查是侦查的组成部分, 不是立案的组成部分, 初查是侦查的基础, 具有刑事诉讼性质, 初查活动及初查证据具有法律效力。另外, 我们发现初查这一活动并不是我国独创的, 所以有必要在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时候, 借鉴外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初查程序及方式是合法的。
( 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决定》的说明中, 提出全面依法治国, 开启中国法治新时代。这就要求广大司法工作者, 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去执法, 尽可能的减少错案, 冤案发生。而在案件的办理过程中, 初查是立案的基础, 初查结果的错误都会导致错案, 包括错误立案和错误不立案, 不管出现哪种错案, 带来的后果都非常严重。若因初查结果的错误而导致错误的立案, 会导致与案件没有关系的人被刑事拘留或者逮捕, 严重的甚至被错误起诉和判决。若因初查结果的错误而导致该立案缺没有立案, 则放纵了犯罪, 使得本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分子逃避了刑事处罚。[6]初查的目的不仅是使公安机关判明报案、举报、控告的材料是否符合立案条件而准确立案, 而且还为后续的侦查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初查活动为公安机关提高办案的准确性以及防止错案发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时候, 有必要法定初查程序和方式, 以便在司法实践过程中, 更加符合习近平总书记依法治国的思想理念。
摘要：公安机关在对涉嫌犯罪案件立案前, 会依法对涉嫌犯罪现场进行初步调查, 理论学界和公安一线部门对涉嫌犯罪现场初步调查获取证据的证据能力等问题存在模糊认识。通过对涉嫌犯罪现场初查行为及初查证据的法律性质分析, 初查是为案件立案提供证据支持, 它与立案后的侦查, 在法律性质上都是一项侦查活动。初查证据, 经查证属实后, 应具有证据能力。
关键词：涉嫌犯罪现场,初查,初查证据,证据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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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初查 篇7
[关键词] 初查 必要性 法律地位
2003年10月，马某、韩某以西安某造纸厂的名义，在明知没有履约能力的情况下，与咸阳某设备公司签定购销机器的合同，在提走对方交给的价值13万元机器的同时，以一张空头支票作为履行合同的抵押。随后，两人将该机器以6万的价格销售，所获得的赃款5万用于偿还债务，1万元挥霍。案发后两人潜逃。公安机关在受理此案后，开展了初查工作。侦查员电话通知涉案人员马某、韩某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得知公安机关介入此案，二人急忙凑了3万元交给被害单位，并以书面形式保证按时还清余款，希望被害单位到公安机关撤案。公安机关决定对此案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检察机关认为，该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归还了部分赃款，未达到单位犯罪的立案标准，因而决定不起诉。那么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在立案前归还了部分钱款，而且归还行为发生在公安机关受理案件并开始初查之后，由于初查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导致对立案前初查后的还款数额是否属于犯罪数额产生了一些争议。
一、初查的必要性
初查，也叫案前调查，是指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对群众报案、举报、控告和犯罪嫌疑人自首的材料所进行的初步审查和调查。那么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有初查的必要性吗？有人提出，“防止立错案”，是初查制度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如果立错案不再被视为一种工作失误，那么初查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所谓“立错案”其实是法律允许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愚认为公安机关对于经济犯罪案件采取“初查”制度有其现实的必要性。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立案的条件主要有两条：一是有犯罪事实发生;二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一般刑事案件而言，其危害后果明显，通过现场勘验、调查访问等措施即可确定有无犯罪发生，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经济犯罪案件则较为隐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犯罪案件现场没有可供勘查的痕迹物证;二是相当一部分经济犯罪案件没有直接的被害人；三是经济犯罪危害后果大多较为隐蔽，有的甚至不会造成财产的损失，而是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四是相当一部分经济犯罪案件以职务为掩护；五是犯罪嫌疑人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较强的抗审能力和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作案手段也往往比较隐蔽、高明。以上几个特点决定了多数经济犯罪案件在立案前，特别是在接到报案时，很难确定是否有犯罪发生，更难确定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为了查明某种行为是否发生，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就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其他刑事犯罪立案前的审查常常是从法律上为事件定性，而经济犯罪案件在立案前首先要查明事实，做大量的案前调查，其次才是从法律上论证事件能否构成犯罪。如不经过初查，盲目立案，出现错误则不可避免。实践中，错误拘留、错误逮捕、错误采取查封、冻结、扣押、追缴等措施，以至于出现无罪判决，无不源于错误立案。另外，经济犯罪案件的报案往往不实，在经济犯罪案件的报案过程中，由于经济犯罪案件过于复杂专业，报案人对法律本身不甚了解而报错案；或是因为案件牵涉较大的经济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报案人为挽回损失或者有别的特殊动机和目的，希望公安机关尽早介入，震慑、打击甚至是报复对手，往往故意夸大犯罪事实而报假案。因此，加强初查工作有利于甄别是否有经济犯罪发生，保证执法的公正性。
二、经济犯罪案件初查制度的法律依据及地位
1.初查制度的法律依据
关于初查制度法律依据的问题，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立案才是刑事诉讼的起点而不是初查，况且刑事诉讼法根本就没有规定“初查”制度，初查制度只不过是公安机关为了自身工作的需要而设立的一个程序，必然会扰乱正常的诉讼程序;另一种观点认为，初查制度具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公安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尽管该条款未出现“初查”字样，但是该条款中的“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已涵盖了“初查”制度。笔者认为，后者观点较为可取。而两种观点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对“立案”的理解，前者认为立案是诉讼的起点，应该说是准确的，但是什么是立案呢？有人认为，填写决定立案书后才算立案，这种对立案的理解有些过于狭隘。其实，立案是一项诉讼活动，是一过程而不是一个点，应包含受理、审查和做出立案决定三方面内容，其中“审查”与“初查”制度相对应。据此，后者认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已涵盖了“初查”制度的观点较为可取。但是，同时笔者建议，法律应当在条文中予以明确“初查”制度，以免产生各种不必要的误解。
2.“初查”制度的诉讼地位
关于“初查”制度诉讼地位的认识离不开对“初查”制度的法律依据认识。如果否定“初查”制度是具有其法律依据的，那么必然认为“初查”是一项非刑事诉讼行为，而如果肯定“初查”制度有其法律依据，则认为“初查”制度不但是一项刑事诉讼行为，而且还是某些案件立案阶段的必经程序[4]。笔者认为，“初查” 至少是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立案阶段必经程序。其理由是：经济犯罪案件通常具有犯罪行为隐密或举报时犯罪事实不清的特点，往往不能依据举报线索内容判明是否有犯罪事实存在，是否应当立案。这样，需要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符合立案条件，而获取据以决定立案或不立案的证据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初查。从侦查实践角度看，如果在初查中成功获取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证据，就为立案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案件就容易突破；相反，如果不经初查程序，仅凭书面审查的结论来决定是否立案，就会贻误立案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有利时机，即使立了案，也会由于证据不够扎实可靠，而使案件侦破工作陷入进退两难的被动局面。因此，初查是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必经程序。实际上，公安机关在许多案件立案前都已经进行过“初查”活动，甚至是不破不立，以保证立案质量。对此，许多学者也是颇有微词，认为“初查”制度已经代替了侦查制度。笔者认为，实践中的确存在初查代替侦查现象，其主要原因是对初查的度没有很好地把握，因为初查是为立案工作服务的，所以一旦到达立案标准，初查即应终结。而侦查是为结案工作服务的，在立案的基础上查明事实的真相。这样，就能够很好的划分初查与侦查的职责。
3.“初查”获取材料的证据效力
由于对初查制度的法律依据及地位存在较大分歧，导致初查中获得的材料能否作为诉讼证据材料使用，也是争论不休。笔者认为，初查获取的材料具有证据效力。理由是：《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第1款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据此，笔者认为，初查过程中获得材料尤其是言辞材料是否具有证明力，能否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主要不在于其获得的诉讼阶段，而在于其获得的手段和条件是否合法，因而初查获取的材料具有证据效力。但是，如果在初查过程中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被调查人言辞材料，也应予以排除。因此，公安机关通过合法的初查手段获得的证据应当可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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