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经济犯罪（精选12篇）
职务经济犯罪 篇1
一、非公经济组织职务犯罪的原因及危害
关于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 从不同侧面存在着不同的学说。经济根源说认为, 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劣根性, 如追求物质利益、行为的商品化等, 与某些职务犯罪尤其是贪利性职务犯罪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经济原因的存在, 为职务犯罪提供了动力与便利;体制根源说认为, 体制中的弊端导致了权力滥用或不正当行使权力, 如权力过分集中却又缺乏相应的监督制约;思想根源说认为, 特权思想及拜金主义, 对一些担任公共职务的人员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合法收入不能满足私欲的情况下, 便利用职权进行贪污、受贿等犯罪活动。以上学说, 深刻揭示了职务犯罪产生的根源。
非公经济组织职务犯罪的产生, 同样存在以上三方面的原因, 而且从危害性程度大小上来看, 还存在的一定的递进关系。一是经济原因, 如非公经济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为了推销商品、取得工程及获得交易机会, 利用市场经济中的种种弊端, 腐蚀相关公职人员;二是思想原因, 如部分公职人员认为自己手握权力, 为企业做事收受他们的报酬理所当然, 部分人甚至为了谋取个人私利, 对需要办事的企业给眼色、设关卡, 要求他们非法给予财物;三是制度原因, 部分单位或企业内部管理不善, 权力运行不规范, 权力监督不到位, 导致贪污受贿频发, 甚至存在同一岗位上相关人员前赴后继, 走向犯罪的现象。
非公经济组织职务犯罪腐蚀国家机构,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恶化地方投资环境, 严重影响自身的健康运行, 破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检察机关具有服务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大局的重要使命, 对于控制和预防非公经济组织职务犯罪责无旁贷。
非公经济组织职务犯罪还直接削弱了检察机关对公职人员腐败的惩治效果。检察机关加强非公经济组织职务犯罪预防, 变事后监督为主动出击, 将预防关口前移, 不但能够减少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数量, 保护公职人员及非公经济组织本身, 还能在预防过程中发现更多的查案线索, 取得更多外部支持, 从而强化法律监督的职能。
二、加强非公经济组织职务犯罪预防的意义与方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2012年《关于充分发挥预防职务犯罪职能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十条措施》中, 明确要求检察机关要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积极预防职务犯罪, 发挥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结合调查成果, 进一步推进非公领域职务犯罪预防, 对检察机关积极参与并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主动服务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提升检察影响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检察机关加强非公经济组织职务犯罪预防, 需要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 探索新的路径与方法, 丰富形式内容, 卓有成效开展工作, 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一是在思路上, 在社会化大预防的基础上向更加规范化、专业化的方向转变。在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成立之初, 主要采用的是社会化大预防的思路, 通过宣传造势, 积极联合社会各界开展预防宣传, 警示教育。这些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为预防工作打开了局面, 造就了声势, 赢得了地位。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开展职务犯罪预防, 除了要采取上述方法之外, 还需要针对非公领域的特点, 准确定位, 细化措施, 规范开展预防工作。
二是在形式上, 从观念预防到技术预防、制度预防的方向发展。观念预防就是通过外在因素, 作用于潜在犯罪人的内心, 减缓或打消其心灵深处的犯罪动机或恶念, 巩固其遵纪守法、忠实履职的正确信念。检察机关采取的预防宣传、警示教育等都是典型的观念预防。观念预防简便易行, 成本小, 收效大, 但毕竟是柔性的说教, 缺乏刚性的制约;技术预防是采取特定科技手段, 防范潜在犯罪人实施职务犯罪的方式。通过技术手段建立起潜在犯罪人“不能犯”的技术屏障。如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就对警戒行贿犯罪, 优化市场和职场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制度预防是从机制体制制度方面查找职务犯罪原因, 通过健全制度, 堵塞制度缺漏, 加强权力制约, 防范职务犯罪发生。在非公经济组织职务犯罪预防中, 采取上述三种形式, 可以取长补短, 形成合力, 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发生。
三是在措施上, 从个案预防到专项预防、系统预防的方向推进。个案预防就是“一案一预防”, 每查处一个案件后, 都对案发原因进行调查, 根据调查和分析的情况, 给案发单位和部门提出建议。个案预防是职务犯罪预防的基础, 但无法掌握职务犯罪的趋势性、规律性的问题。专项预防是针对重点行业、重点工程中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同步预防, 将发案苗头消灭在萌芽之中。系统预防是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加强风险防范点、风险防范机制, 超前防范措施等预防体系建设, 在案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之前, 检察机关即可主动出击, 有效开展工作。
摘要：职务犯罪是与公共权力相生相伴的一种腐败现象。非公经济组织工作人员虽不属于国家公职人员, 不能单独构成贪污、贿赂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但由于他们常常是贿赂犯罪中的行贿者或介绍贿赂者, 甚至是帮助洗钱者, 而且也有利用本单位内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资产、挪用资金、接受贿赂等行为发生, 因此可以构成广义上的职务犯罪。
关键词：职务犯罪,预防
职务经济犯罪 篇2
“>职务犯罪的成因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2007-12-12 19:35:18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职务犯罪的成因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职务犯罪的成因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2)职务犯罪的成因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
2003年12月至2004年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62032件，结案16060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6483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5916人，厅（局）级干部415人，省（部）级干部15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的有4775人，占受党纪政纪处分人员总数的2．9％。由此可见，职务犯罪行为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形势之严峻，问题之严重到了触目
惊心的地步。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把惩治职务犯罪作为重点工作之一，侦破了一批职务高、数额大、影响大的大案要案，特别是成克杰、胡长清、李纪周等重大案件的查处，有力地震慑了犯罪分子，振奋了党心民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2004年11月3日在中央党校作反腐倡廉专题报告时强调，既要坚决惩治腐败，又要注重有效预防腐败，从源头上逐步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和特点
所谓职务犯罪，就是在行使国家和法律所赋予的公共权力过程中，为了个人和部分小团体（集团）的利益，不正确的行使权力，侵犯了国家和其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从而触犯了刑律的行为。职务犯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他们的犯罪是因为对公共权力的性质和功能的歪曲和异化。可以说，无权力，则无职务犯罪；无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则无职务犯罪。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
作为刑事犯罪的一种，在整个犯罪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比较突出的如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罪等等。分析其主要原因就是在权、钱、情这三个环节的管理上存在漏洞。总体来讲职务犯罪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位高权重，贪污受贿
位高权重，贪污受贿是众多职务犯罪的首要特征。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马德受贿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卖官案，绥化市有半数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卷入其中。据黑龙江省纪委发布的消息称，马德利用职务之便和手中之权，从1995年至2002年4月，疯狂敛财折合人民币2385万元，已核实认定马德受贿人民币502万元、美元万元。
（二）品行堕落，贪色循情
经济上的犯罪与生活上的堕落，从来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干部的堕落就是从生活作风不检点开始的，在金钱、权力、美色面前经受不住考验，往往背叛自己的誓言，贪赃枉法，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最终品行堕落，沦为人民的罪人。根据对缉拿归案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进行的“罪情”分析，发现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贪色循情。调查发现，这些人为了满足女人的欢心，不惜铤而走险“弄”钱的占了70％。另一种情况，就是用贪来的赃款找女人。从公布的厦门“远华”、沈阳“慕马”等案情看，不少犯了罪的领导干部都属这种类型。
（三）意志薄弱，盲目攀比
职务犯罪的具体行为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引导，新形势下，社会大环境、工作单位环境、家庭小环境的影响，社会风气、朋友群体圈环境等对职务犯罪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现在有的干部喜欢傍大款、跑富庙，接触的朋友都是一些有钱老板，时间长了，难免产生不平衡心理，加上平时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不分彼此，权钱交易在所难免。从
检察机关办理窝案串案涉案人员多属于此类。
二、产生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政治素质较低。职务犯罪的干部大多没有良好的思想基础，放松了自身的学习，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生价值观扭曲，把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带入执法领域中，把手中的权力视为交换的筹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究其根本是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二）法制观念淡薄。职务犯罪的干部大多没有牢固树立公正执法的思想观念，在实际工作中也就不可能自觉地做到依法办事。他们往往认为工政法秘书网作不会出问题，自己不会犯错误，就是发生了一些违纪违法情况，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缺乏对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法制观念淡薄。
（三）特权思想严重。在一些职务犯罪的干部中，往往拥有特权，忘记了“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公仆为人民”的崇高宗旨，颠倒了主仆关系，以管人者的身份自居，自认为高人一等，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耍特权的资本，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凌驾于法律之上。事实上，几乎见诸报端的腐败分子在受到惩处后都会自我反省：“如果当时有人提醒我、监督我，就不会有如此的下场”，但悔之晚矣。
职务经济犯罪 篇3
一、检察机关开展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现实基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其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健全的政策支持，同样，该领域预防工作的顺利开展有赖于我国政治、经济、法律等客观环境的支撑。
（一）检察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必然要求
以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存在各种非公有制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经济在创造财富、解决就业、优化结构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发展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并成为维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然而，近年来该领域职务犯罪呈现出高发、频发态势，危害到其自身的生产经营秩序和健康稳步发展。应当看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发展形势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局息息相关，检察机关积极拓展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自觉、主动地把检察工作融入到服务经济发展大局和放到全面深化改革全局中谋划推进，将预防和服务关口前移，从源头上加强职务犯罪的风险防控。通过采取多种方法措施，有效遏止该领域职务腐败现象的滋生，使得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平等地享有检察机关专业预防服务，为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并最终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二）检察机关正确履行法律监督的重要举措
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指的是基于法律监督职权，以减少和限制职务犯罪的发生为目的而采取的各种防范性、控制性、预警性、预测性的措施和行为。也就是说，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一项面向社会的综合性业务，是一项立足检察职能即法律监督职能的职权活动。问题是，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发生的职务犯罪是否属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的范围？为保证各个法律主体平等适用法律，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此处，对职务犯罪的含义可做扩充理解，也就是说，基于职务之便的犯罪既可以发生在国有经济领域内，也可以发生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内。因此，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应当纳入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职能范畴，这不仅是检察机关履行检察职能的重要手段和具体措施，也是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应有之义。
（三）检察机关构建惩防腐败体系的现实需要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是一项综合的社会系统工程，从某种程度上看，防止腐败比惩治腐败更加重要，也更具难度。在惩防腐败体系建设中，惩治和预防两者缺一不可。检察机关在惩防腐败体系建设中的定位应当是：依法查办一定范围的腐败犯罪并履行与检察职能相关的预防职责的职能部门。以职务侵占、受贿、挪用资金、商业贿赂等各种形式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相关的职务犯罪已严重危害经济秩序，成为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一大障碍。这些犯罪，尤其是商业贿赂，不仅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腐蚀着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成为腐败的重要滋生地之一。因此，相较于我国国有经济预防职务犯罪的严厉态势，非公有制经济预防职务犯罪也是必不可少的。此外，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预防职务犯罪体系的构建是我国惩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是建立健全惩防腐败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是完善惩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客观要求和现实选择。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反过来也可以加强和巩固惩防腐败体系的建设，使惩防腐败体系建设更具全局性和稳定性。
（四）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路径
“职务犯罪的发生与社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相互伴生，相互纠缠，相互影响。在各项检察业务中，预防工作是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方面范围最为广泛，联系最为直接，效果也最为综合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改革思路。现阶段，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政府的监察机关和各级人民检察机关共同构建了中国特色的职务犯罪治理体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检察机关针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容易诱发职务犯罪的体制、机制漏洞和缺陷，尤其是通过对非公有制企业在设立审批、日常经营和监督管理等容易滋生职务犯罪的重点环节进行调查研究，提出预防对策建议，不仅能够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而且能够不断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同时也是检察机关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现实路径。
二、检察机关开展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预防职务犯罪现状分析
20世纪90年代，腐败活动的猖獗使得政府逐渐意识到仅仅依靠司法惩治来遏止职务犯罪的局限性，并相继提出全面防控的基本预防战略构想。党的十八大要求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厘清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职务犯罪的概念和范围是开展该类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首要前提。目前，理论界对于非公有制经济职务犯罪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定论，有文章将非公有制企业职务犯罪界定为非公有制企业中承担一定职务的人员，利用其职务，严重危害企业利益，刑法规定应该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该定义除了强调一般意义上行为主体的特定性、行为的渎职性以及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以外，特别强调了刑事违法性，将其他性质的违法行为排除在职务犯罪之外。不可否认，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职务犯罪形成轨迹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态、国家的刑事立法历程不可分离。那么，该领域的刑事违法性如何发展变化的呢？通过对相关法律进行梳理，我们发现，1979年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相关的职务犯罪。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将公司企业人员收受贿赂、挪用资金和侵占公司财物等行为纳入到刑事处罚范围。1997年新刑法明确规定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三种罪名。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将受贿罪的主体扩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综观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职务犯罪变化过程，不难发现，该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相互对应，结成严密的刑事法网，从而形成有效治理职务犯罪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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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面对新形势下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全国多地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从服务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视角，审慎有序地开展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职务犯罪工作，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收获。如，在江苏模式中，《南京市职务犯罪条例》明确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职务犯罪预防，为该类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供法律保障。苏州工业园区检察机关成立的以非公有制经济为服务主体的“防案顾问小组”，为私营企业提供“防贪建议”、对园区员工进行教育培训，受到企业一致好评。湖北模式则体现了理念先进、广泛参与的特点，2010年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湖北省工商业联合会发布《关于共同做好涉及非公有制企业的受贿、行贿犯罪预防工作的指导意见》，将非公有制企业真正纳入到检察机关预防工作视野和范围。另外，武汉、宜昌、黄冈等地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总体格局，积极吸纳非公有制组织人员参与辖区内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协会，增强协调联络，广纳预防社会力量。而北京海淀区检察机关加入了中关村科技园区法律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并与园区一些高科技企业签订共建协议，将预防职务犯罪内容融入到企业廉政文化建设当中，逐步形成企业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总的来看，全国各地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预防职务犯罪的预防理念和预防思路等方面达成许多共识，并采取多种综合治理措施，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和法治环境的差异性，也呈现出不同的区域性特点。
三、检察机关开展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预防职务犯罪的实践限度
正如上文所述，各地检察机关立足本地实际情况，已相继启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摸索出许多有益的区域经验，但在各地的预防实践中，仍存在预防重视度不足、社会认可度不高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配套制度尚未同步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同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其顺利推行需要各种相关制度与之配套。然而，目前检察机关在该领域开展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主要是根据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文件进行，由于政策弹性较大，且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具体的操作程序，使得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介入深度和广度难以推进。一方面，配套政策严重缺失。现阶段，有关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预防职务犯罪的相关配套政策具有滞后性和应急性，或是散见于具有应景式的部门决定、会议精神、红头文件之中，或处于缺乏状态。例如大部分省级预防条例并没有直接明确规定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纳入到预防体系内。另一方面，制度设计欠缺规范。由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预防职务犯罪的制度设计具有较浓的应急色彩，相应规定通常缺乏系统性、计划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也较低，使相关制度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
（二）普及范围不够广泛
首先，受到企业规模、员工数量、人员素质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宣传教育有偏差。比如，大型的民营企业，尤其是生产制度类似私营企业，生产线多、人员构成复杂、数量相对较大，预防职务犯罪专项活动对象多是选择重点岗位人员以及中层管理人员，专项教育工作难以普及至企业内所有员工，也缺乏针对性。其次，由于私营企业内部员工流动性较强，检察机关专项活动的频率无法跟上企业员工的流动速度，预防工作的实际受众人数和受众范围难以有效计算，致使有些员工并未真正接触到任何形式的预防宣传教育活动，使预防工作留下死角。再者，相较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庞大数量而言，检察机关工作力量和工作精力有限。尤其是在开展专项预防活动时，专项工作人手较为紧张，因此，工作实践中多偏重联系重点非公有制企业，或重点岗位、重点环节、重点人员，使专项预防工作的普及程度相当有限。
（三）预防措施力度不足
预防职务犯罪是一种对职务犯罪进行综合治理的工作，离不开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措施的有机结合，这就客观地要求预防部门应具备广泛的预防职权。然而，目前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中所拥有的组织协调权、预防处罚权、预防建议权、预防调查权、咨询审查权和预防检查权等预防措施主要是以软性的建议为主，强制性疲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先天不足。其次，预防措施效果不佳。实践表明，协调、咨询、建议等非强制性的预防措施主要是以有关单位自愿接受为主，相关企业对于检察机关发出的检察建议不及时回复或整改的、或者检企双方签署的廉政合同得不到遵守的情况下，由于缺乏法律规定的救济手段，而常常使得这些措施处于边缘化地带。
（四）自身工作仍有瓶颈
一是任务繁重。预防部门工作人员力量有限，而在实践中，预防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任务繁重。如果要深入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专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走访、调研而造成精力紧张，庞大的工作任务会使得检察机关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二是队伍专业性不强。现有预防队伍中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基层单位预防部门，除了少部分预防干部具有一些业务知识以外，大部分是从其他部门调整任职或兼职的，预防部门的边缘化造成预防工作专业化程度不高，影响预防工作深入开展。
四、完善检察机关开展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预防职务犯罪的基本思路
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体制、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因素共同制约和决定着该时期预防职务犯罪思路和对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今后检察机关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应当是建立科学规范的预防职务犯罪治理机制，按照预防与惩治并重的原则，积极转变预防理念，逐步实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职务犯罪工作从以惩治为主向惩治与预防并重，从事后被动应对到事前主动服务的战略转变。
（一）转变预防理念
首先，树立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预防职务犯罪与全面建设惩防腐败体系相结合的理念。把“重打击、轻预防”的观念转变为“惩防结合、惩防并重”的工作理念，并以此为指导，将预防关口前移，注重源头防腐，切实开展好各项预防工作。其次，树立将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理念与转变执法观念相结合的理念。充分认识到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树立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努力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政策服务，帮助排忧解难，同时还应树立依法办案、规范执法的意识，寓服务于管理中，将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更好地服务、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健康发展。再者，树立将服务职能与检察职能相结合的理念。预防部门应立足检察工作实际，结合检察职能的履行，不断探索和创新服务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工作途径，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实效，维护非公有制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和正当的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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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第一，完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预防职务犯罪制度。通过将非公领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明确纳入相关法律法规，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职务犯罪预防的顶层设计，从宏观层面确立该类预防职务犯罪法制环境，确保依法治理该类职务犯罪。第二，明确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职务犯罪预防范围。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指向的是工作廉洁性，因此应当将盗窃、诈骗等侵犯企业利益与职务行为无关的违法行为排除在预防职务犯罪体系之外，只有明确了工作范围，才能更好地集中精力服务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第三，健全各项工作制度。检察机关在开展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中，可以成立“非公组织检察服务中心”，并以服务中心为平台，深入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开展法治宣传，提供法律咨询，引导企业依法经营、规范经营、诚信经营、廉洁经营。通过确定联席会议制度、信息交流制度、预防咨询服务制度、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和预防职务犯罪年度工作报告制度等多项规范预防工作的制度，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重视检企联袂合作
一是帮助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章立制。通过召开座谈会或联席会议，设立非公有制企业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联络点等多种方式，深入走访与调研，增强检察机关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工作情况、管理情况和经营情况的必要了解，帮助企业建章立制，查遗补漏，剖析原因，搞好防范，增强企业主廉洁经营理念。
二是抓好重大工程项目同步预防。在一些重大工程建设中开展同步预防，针对工程建设中容易发生职务犯罪的岗位、环节，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更好地监督制约权力运行，在保证工程建设进度和施工质量的同时，降低职务犯罪发生的概率。
三是坚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与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相结合。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建立，认真做好党的方针路线的学习和贯彻。把建立良好的法律秩序与减少职务违法犯罪相结合，两者互为依托，相互促进，互相带动。预防职务犯罪可以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也可以带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并形成良性循环。
四是预防工作契约化。如检、企双方共同签订《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协议书》，明确双方责任与义务，加强协调配合，抓好工作落实。
（四）创新预防工作机制
一是坚持侦防一体化工作机制。在检察机关内部，加强预防部门和侦查部门的工作联系与信息交流，促使侦查部门与预防部门在开展相关工作时互相开放信息，相互配合。通过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作，形成检察机关内部的工作合力。
二是完善检察系统预防机制。检察机关充分发挥系统预防的优势，上级检察机关注重宏观统筹和行业预防，基层检察院注重结合个案预防的工作优势，树立预防系统上下一体的工作理念，实行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形成上下协作、推动工作、协调运转机制。
三是建立健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社会化预防工作机制。凝聚多方预防力量，坚持个性化与多元化相结合的预防路线，如人民检察院和工商业联合会共同合作，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支持参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形成多方协商、共同研讨、联手预防的多部门参加的社会预防工作格局，有效缓解专项预防工作力量不足的问题，提高预防工作社会综合效能。
四是建立预防工作评价监督机制。在开展预防宣传活动时，要通过访谈和问卷等形式，真正了解非公有制企业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对职务犯罪预防状况的看法、预防质量的评价，并主动征求他们对预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不仅能够使检察机关的预防工作得到有效的监督，也可以促进社会公众主动支持和参与非公有制企业预防工作。
（五）改进预防工作方法
有研究从社会预防的角度提出建议，即“重新配置检察预防权能，重新设置预防部门的权限，赋予检察机关以明确的介入权，明确犯罪预防的各项权能，提高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地位”。通过反思传统预防方法的局限性，探索适应新时代的、刚性的、有效的职务犯罪预防方法。
首先，预防工作方法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形式上可以不拘一格，在内容上可以丰富多彩，作为既不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又可成为大家辛苦劳作后娱乐身心的一种形式，增强预防工作实效。通过积极开展送法上门、预防咨询、预防调查活动以及巡回基层预防工作站，不断延伸预防工作触角，实现预防工作下沉，提升预防工作质量。但是要注意明确工作方法，防止在预防工作中出现偏离检察职权，趁机插手企业内部管理等越权办案的现象发生。其次，综合运用系统预防、专项预防、同步预防、个案预防等多种工作方法。通过深入剖析，发现漏洞，查找隐患，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提升全行业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再者，善于借助现代科技手段。针对职务犯罪行为手段的智能化和科技化，加大预防工作的科技含量，以信息化促进预防工作网络化、专业化和程序化，掌握预防工作主动权。
（六）加强预防队伍建设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预防职务犯罪能否顺利推进并取得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防队伍的建设状况。该领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不仅需要发挥检察机关专业预防的优势，同时也要求相关人员适当掌握企业经营等专业性知识，以便更好地了解和把握预防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一方面重视预防工作人员工作素质和工作能力的培养。通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专业性的业务培训，加强预防队伍专业知识学习，培养理论素养，提高预防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切实增强预防队伍的工作能力。
另一方面，预防人员也要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经营知识、市场经济知识、管理学知识等有所了解，做到知己知彼，从而更精准地掌握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特点和现实需求，更好地剖析企业的发展趋势，为服务非公有制经济预防工作奠定基础。另外，可考虑适当吸纳具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人才或者高校经济管理等专业人员成立专项工作协调小组，通过与外部人员的理性合作来改变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薄弱的现状，以增强预防工作的实效性。
（作者单位：杨中艳，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曹永新，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职务经济犯罪 篇4
(1) 案发行业、人员相对集中。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易发的行业领域一是存在垄断的行业, 如能源行业的中石油蒋洁敏案、通信行业的中国电信常小兵案等。二是行业竞争虽激烈, 但企业利润丰厚、发展潜力巨大的行业, 如汽车行业的一汽集团徐建案、地产行业的华润宋林案等。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的不断深入, 企业治理、控制制度的不断完善, 国有企业基层人员, 如财会、库管、销售等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犯罪的难度会越来越大。而结合近年来与国有企业高管贪腐案件的基本案情, 可以看出, 国有企业高管在涉案人数、涉案金额等方面都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 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是职务犯罪问题的主力军。
(2) 案发人员年龄结构稳定。国企企业高管的犯罪一般与其身份、职务有关。获得一定的身份、职务需要一定的工作履历, 岗位的晋升要遵循一定的规律, 所以5059岁自然成为了企业家掌舵国企的黄金年龄。在其他影响犯罪因素保持不变的前提下, 基数大的5059岁年龄层, 自然也就成为了犯罪的重灾区。
(3) 窝案、串案现象明显。由于众多国有企业多属垄断产业, 获利丰厚, 且获得众多的国家政策支持, 公司资产庞大, 常常能够导致中高层企业经营者产生利益群体, 结成小集团, 相互勾结, 共同侵占国家资产, 犯罪行为隐藏较深, 很难为人所察觉, 所以在立案侦查时常常是端出一窝来。国有企业经营者之间不断构建利益共同体, 荣损与共, 他们的犯罪行为也表现出团体性, 往往比个体进行犯罪活动产生社会危害的总和还要大, 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更为显著。近年来查出存在贪腐问题的一汽集团、中石油等国企案件都是公司高层集体涉案。
(4) 犯罪环节、形式多样。国有企业管理者容易在涉及金钱、物资、人事任命等环节触犯法律, 产生职务犯罪的问题。同时, 当下职务犯罪的手段也呈现多样化发展的态势。传统的作案伎俩, 如做假账、开假发票在当下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是, 一些谙熟政策法规和现代企业管理的高级管理者, 在自身贪念的驱使下, 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结合政策、监管的漏洞, 实施犯罪的行为, 其手段越来越狡猾、隐蔽, 这就给侦查工作带来了困难和挑战。
二、经济责任审计视角下国有企业领导职务犯罪的成因
(1) 社会公民缺乏参与经济责任审计的途径。职务犯罪的治理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 政府监督的能力总是有限的, 解决问题根本性的途径是把权力曝光在阳光下, 让全社会扮演监督者的角色, 监督权力的使用。经济责任审计的审计对象是经济责任人所承担的经济责任, 而目前, 这种审计活动是由各级审计机关所主导, 一般的社会公民无法参与其中。而各级审计机关在实际工作中常常会遇到人手不足等问题, 这些困境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审计工作的质量。
(2) 部分国有企业岗位设置存在权责不对等的现象。当前经济责任审计实务中, 由于责任范围缺乏明确的界定而导致职务权责不一致的现象仍十分突出, 这在一方面助长了部分有权无责的企业管理者利用手中公权力寻租进行职务犯罪的嚣张气焰, 另一方面, 也打击了部分有责无权企业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 造成了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的情况。此外, 我国的国有企业长期实行的是党委和行政负责的双重领导, 而党政权利的交叉重叠使得经济事项的决策和执行责任难以界定。比如, 当经济责任的源头是党委时, 问责的矛头却往往针对行政负责人。这样权责不对等的现象就导致了问责的不公平。
(3) 现有的法律条文、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对于经济责任审计的立法工作, 虽然中央两办出台的两个《暂行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经济责任审计的地位, 但这些法律条文侧重于对经济责任审计整体性的描述, 而缺乏对审计实务工作的切实指导。比如在审计评价方面, 目前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尚未形成统一的量化标准体系, 导致不同企业领导干部经济审计的审计评价缺乏可比性, 使得审计结果的运用范围受到限制。
(4) 审计资源不足导致监管不力。一位理性的经济人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衡量犯罪所付出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 职务犯罪的犯罪分子也不例外。职务犯罪的成本包括:犯罪所付出的直接成本、因犯罪而放弃东西所含最大价值的机会成本、犯罪行为被揭发而导致的惩罚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惩罚成本受到受罚成本, 即法律层面上的责罚, 和破案率的双重影响, 即当案件无法被侦破, 即使犯罪的受罚成本再高, 犯罪分子受到的惩罚成本还是0。那么, 就有职务犯罪成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受罚成本破案率。审计人员绝对数量不足、整体素质的欠缺、审计技术落后等因素, 都会影响破案率的大小, 继而会影响惩治犯罪所付出的成本。当破案率无法得到保证时, 即使法律层面给予的关注再多, 犯罪分子的惩罚成本也可能会很小, 这从另一方面也纵容了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
(5) 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单一。对领导干部任期内财务收支情况的评价一直以来都是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工作的核心内容。在竞争愈发激烈的宏观环境下, 国有企业只有注重自身的运营效率, 努力克服企业本身在组织架构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所以, 当下针对国有企业管理者进行的经济责任审计除了管理者任期内关注财务收支的合法性、合规性以外, 还应关注管理者任期内绩效完成情况、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情况等因素, 财务收支的上的无过不能成为企业管理者逃避责任的借口。
三、经济责任审计视角下国企领导职务犯罪的防范对策
(1) 完善立法, 规范经济责任的划分。目前对于国有企业管理者经济责任的认定, 还缺乏一套完整、明晰、可操作的准则, 影响了先期投入的审计资源的使用效率。因此, 规范经济责任划分时应注意:一是责任的归属划分。责任按照归属划分, 可以分为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我国采取的是党委集体领导和行政首长负责制, 问责时应该关注错误的产生是由于决策错误还是由于执行错误。对于决策层面出现的错误, 追责时应该追究与决策产生有关的领导干部的责任, 即集体责任;对于执行层面出现的错误, 应该细化责任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执行者, 此时追究的应该是个人责任。二是责任的时间划分。依据干部任职的时间不同, 责任可以分为前任责任和现任责任。在经济责任审计的实务中, 现任领导常常要为前任领导的错误承担责任。区分前任领导责任与现任领导责任的时候, 不应简单的以人事交替的时间点一刀切, 而应该注重经济事项的延续性, 即前任领导的离任不代表其应负责任的终结。三是责任的来源划分。造成责任的原因可以是主观的, 也可以是客观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因自身贪欲触犯法律从而造成的国有资产损失属于主观责任, 而因政策调整、不可抗因素等造成的国有资产损失属于客观责任。责任追究时, 审计人员应分辨责任类型, 凡属于主观责任的, 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应付责任;对于客观责任应总结经验教训, 这样才能更好地亡羊补牢。
(2) 加大惩处力度, 提高犯罪成本。要抑制职务犯罪近年来不断上升的趋势, 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增加犯罪的成本, 二是降低犯罪的收益。犯罪成本主要可以分为直接成本、机会成本与惩罚成本。提高犯罪的直接成本的最佳途径是提高犯罪分子实施职务犯罪的行为后所承担的心理成本, 社会舆论宣传可以营造出一种莫伸手, 伸手必被捉的氛围。提高犯罪的机会成本, 最重要的是提高企业管理层的薪资待遇, 国企管理层要去行政化, 积极发展职业经理人制度, 最好能让每个人的薪资与企业利润挂钩, 让他们明白企业经营效益和每个人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 实施职务犯罪只会是得不偿失。提高惩罚成本, 一方面要加大对职务犯罪行为的惩处打击、力度, 另一方面, 要从人员、技术储备两方面壮大纪检、检察、审计队伍的力量, 提升破案率。只有这两方面齐头并进, 才能有效提高犯罪的惩罚成本。
(3) 加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连续性与系统性。针对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按照审计业务发生时企业管理者的任职状态来划分, 可以分为任前审计、任中审计、任后 (离任) 审计。当前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主要是侧重于事后审计。要想使得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有效果, 那么功夫一定要落实在平时, 即要加强事前、事中审计工作的力度。从源头上防止弊案的发生, 把职务犯罪的苗头扼杀在萌芽的状态, 争取减少因职务犯罪行为而给国家带来的损失。将事前、事中、事后审计贯穿在一起, 使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形成体系。因此, 一方面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主管部门应从宏观上提高事前、事中审计工作的力度与地位,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引起行业从业人员对事前、事中审计工作的重视。另一方面强化审计人员的自身素质, 提高审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审计人员应把自身定位从第三方监督审查人员转变为企业领导的参谋人员, 让他们意识到, 自己的审计结果, 尤其是事前、事中审计结果对企业经营、企业领导考核都有紧密的联系。
参考文献
[1].王晓光.预防国有企业人员职务犯罪问题研究.山东大学, 2010.
[2] .刘劭睿.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职务犯罪问题的经济分析.吉林大学, 2015.
[3] .蔡春, 田秋蓉, 刘雷.经济责任审计与审计理论创新.审计研究, 2011 (02) .
预防职务犯罪 篇5
1.1.1职务犯罪概念及其种类
顾名思义，职务犯罪是与职务有关的犯罪①。职务犯罪不是我国刑 法的法定罪名，而是基于对犯罪的研究根据各类犯罪的行为特征、犯 罪人的特定身份划分出的一种犯罪类型。目前，我国刑法界对职务犯 罪的认识并不统一，但多数学者认为:职务犯罪是指依法从事公务的 国家工作人员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单位违背国家法律、违背职责 要求而实施的违反刑法，并且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笔者认为，要 认识职务犯罪，关键要理解刑法意义上“职务”的特定涵义以及职务 的主体。《现代汉语词典》把“职务”一词解释为“工作中规定担任 的事情”，照此理解，“职务”的范围相当宽泛，内容也相当丰富。但笔者认为刑法意义上的“职务犯罪”一词中所指的“职务”是指管 理国家、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职责 和责任。其本质特征是“公务性”②，学者们通常理解为公职，即公 共职务。这种严格意义上的“职务”，只能是在国家管理活动中形成，具有这种职务的人员只能是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有些学者称 之为“公职人员”。因此，刑法意义上的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 和其他在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中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履行职 责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背职责要求，或滥用职权，或不正 确履行职责所实施的依照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总称。
通常，我们以职务犯罪的主要罪过形式不同为标准，将职务犯 罪分为职务故意犯罪和职务过失犯罪①。职务故意犯罪具体表现为贪 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等及刑法分则第九章读 职罪中的相当一部分犯罪。职务过失犯罪具体表现在读职罪中的过失 犯罪。从个罪侵犯客体看可分为贪污贿赂型、读职型和侵权型三类。贪污贿赂型侵犯的个性客体是国家公职职责的廉洁性，《刑法》第八 章规定了12项罪名。读职型侵犯的个性客体是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 动，《刑法》第九章规定了35项罪名。侵权型侵犯的个性客体是公民 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力，有7项罪名，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 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等“侵权”犯罪以 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犯罪等。此外，根据犯 罪人职务不同的行业特点，可以将职务犯罪分为国家党政机关工作人 员、司法工作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人民团体机关 工作人员、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准国家工作人员等职务犯罪种类②。
1.2.1预防职务犯罪概述
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鸡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一个
良好的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多于惩治犯罪，注意激励良好的风格，多于施用刑罚”①。可见，预防犯罪对于遏制犯罪起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预防职务犯罪同样如此，只有坚持标本兼治，才能从源头上减少 职务犯罪，减少此类犯罪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损失。
1.2.1.1预防职务犯罪概念
预者，预先或事先的意思，防者，则是防备或防范之意。预防
职务犯罪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区分。狭义的预防与打击相对应，是指 针对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体制状况，综合采取包
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行政以及法律手段，不断消除
和抑制引发职务犯罪的各种条件和因素，以遏制、减少乃至最后消除
职务犯罪的预防活动。简单地说，就是指在职务犯罪发生之前，主动
积极采取措施防患未然。广义的预防除包括狭义的预防外，还包括打
击在内，是指一切有效防止职务犯罪发生的各种综合措施及其控制过
程。波兰著名犯罪学家霍维斯特指出:“所有对消除犯罪原因及其条
件能够起作用(即起中介作用)的措施，都应包括在犯罪预防的概念
里而。”②。本文研究所指是预防的狭义概念。
1.2.1.2预防职务犯罪的属性
职务犯罪预防从属于一般犯罪预防，因此，它具有一般犯罪预防的共同属性以及其自身的特殊属性。具体讲，体现以下几个属性:
(l)广泛性。预防职务犯罪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涉及到社
会的方方面面，必须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各部
门的配合，综合运用教育、倡导、调解、疏导、帮教、限制、禁止、惩罚等措施，才能取得实效。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
基础，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以社会为基础”①。预
防职务犯罪应当依靠法律，但是更应当关注社会。同时，又必须充分
发挥检察机关等专门机关的职能作用，形成社会预防和专门机关预防
有机配合。
(2)前瞻性。职务犯罪预防是在职务犯罪发生之前或职务犯罪
趋势形成之前的前瞻性控制措施，因而具有防患于未然的功能。而惩
治则是在犯罪己经发生或犯罪趋势形成后不得已采取的补救措施，具
有明显的滞后性。
(3)长期性。预防职务犯罪需要从思想、体制、机制、制度各
个方面同时入手，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必须做到立足全局，着眼未来，实现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
(4)主动性。预防是为了解决未然的职务犯罪问题，所以要在职务犯罪发生之前主动采取措施，控制职务犯罪产生的必要条件，使
职务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带有战略上主动进攻性质，是控制职务犯
罪的积极措施。
(5)治本性。对犯罪的治理包括“治标”和“治本”两个方面。
“治标”是对己经发生和存在的犯罪现象的依法惩治，而“治本”则
是从源头上抑制、消除产生犯罪内在原因和必要条件，防止和减少犯罪的发生。一般来说，治标着眼于表层现象，治本则着眼于深层本质。
预防职务犯罪属于治本性措施。
1.2.1.3预防职务犯罪体系
犯罪学将参与预防犯罪的各种力量和手段以预防犯罪为共同目
标而有机联系、协调运作的体系称为预防体系。从预防主体的角度出
发，我国职务犯罪预防体系可作如下划分。
(1)人大监督预防。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制
订、修改法律和地方性法规或做出解释等，为司法机关惩治职务犯罪
提供法律依据，同时通过人事任免、质询程序和述职评议、执法检查
等，对“一府两院”予以监督，从很大程度上预防了职务犯罪的发生。
应该说，人大监督是职务犯罪预防的重要部分。
(2)党委、纪检部门监督预防。党在预防职务犯罪中的领导作
用是通过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来实现的。各级党组织
按照从严治党的要求，教育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并对之予以监督
检查。同时，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对违法违纪的党员干部查
处和惩戒，教育广大党员洁身自好，为预防职务犯罪发挥重要作用。
(3)检察机关法律监督预防。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侦查和起诉职务犯罪的专门机关。检察机关结合查办职务犯罪案
件，及时发现有关单位和部门、系统(行业)在制度、机制、管理中
存在的问题和漏洞，通过犯罪分析、检察建议，有效督促相关部门和
单位整改，加强教育，完善制度，预防职务犯罪。检察机关是职务犯
罪预防的重要职能部门。
(4)行政监督预防。我国各级行政机关主要通过行政监督来预
防国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务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行政机关通过行政立
法对行政行为来进行规范，并通过专门的行政监督来查处违法违纪行
为。我国专门的行政监督机关包括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通过调查、审计、处分等程序来处理公务活动中的违法违纪人员，对构成犯罪的则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5)社会及舆论监督预防。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通
过揭露、追踪报道等多种方式进行舆论评判，利用社会舆论的力量促
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执法、依法行政。同时，教育和鼓励广
大群众检举揭发职务犯罪，形成强大的预防职务犯罪氛围。此外，我国公民通过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或举报等途径，揭发职务犯罪，促进政风清廉。
我国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理论分析
1.2.2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专业化概述
检察机关之所以成为党和国家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职能
部门，关键是因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查办职务犯罪
和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职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特性，决定了检察
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必须坚持专业化方向。
1.2.2.1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专业化涵义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是从参与职务犯罪预防的主体不同而划
分的，是指检察机关基于法律监督职权、以减少和限制职务犯罪的发
生为目的而采取的各种防范性、控制性、预警性、预测性的措施和行
为①。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界定的环节看，检察机关预防职
务犯罪属于司法环节的专门预防，是相对打击的狭义预防，不包括运
用刑罚手段进行惩治这一特殊的预防措施。因此，所谓检察机关预防
职务犯罪专业化就是指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职能化、业务
化、规范化，包括专业机构、专业人员、专门业务内涵、专业流程以
及机制等，其中专业机构、专业人员和专门业务内涵是必备要素。
简介我国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
高检院在多个规范性和指导性文件中为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开列了一份业务清单,清 单上的预防业务主要包括:(1)通过犯罪分析提出预防建议;(2)通过预防调查提出预防建议;
(3)提供预防咨询;(4)警示教育;(5)预防宣传;(6)信息建设。
分析现在我国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对策的现状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各项预防业务的开展状况并不令人满意,有不少业务(例如
预防调查、预防咨询以及预防宣传)至少在基层检察院并没有实际开展,或充其
量只是做做样子。
（2）目前基层和地市级检察机关普遍不具备向社会各界提供预防咨询的技术能力
和信息资源,事实上,就完善管理或堵漏建制而向检察机关主动咨询的部门或
单位尚不多见。但是通过犯罪分析提出的检察建议能被发案单位认可并采纳。
不过由于检察建议不具有法律强制性,①所以即使建议中肯,发案单位领导从
其自身利益考虑也并不总是愿意采纳这些建议。一旦发案单位拒绝采纳检察
建议,除非惊动党委政府出面协调,否则检察建议多半无果而终。这个过程通常
会费尽周折,检察机关锲而不舍的情形十分罕见,毕竟,发案单位不理会检察建
议通常无损于检察机关的整体利益。
（3）调研还发现,预防职务犯罪的信息建设(包括管理行贿犯罪档案系统并受理社
会查询以及建立预防职务犯罪信息库和信息共享机制)在基层和地市级检察
院还十分薄弱,虽有少数检察院尝试开展,但尚未有实质性效果。预防职务犯罪的信息库徒有其表,信息数量少且质量低的实际状况普遍存在。浏览各级检察
机关建立的预防职务犯罪网站时,我们遗憾地发现,为数不多的有价值信息却
被大量冗余信息所淹没。不仅如此,尽管纪检监察及审计部门都掌握一些预防
职务犯罪的技术和信息,但在目前体制下,检察机关与这些部门实现信息共享
和技术交流仍然障碍重重,各自为政的状况导致了高昂交易成本。
（4）在检察机关内部,预防工作也经常会被边缘化。当我们与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
罪部门的责任人员接触时,经常听到的一句抱怨是:“领导不重视”。在他们看
来,由于领导不重视,开展预防工作就难以获得充足的经费支持和人员配备。①
（5）基层和地市级检察机关开展警示教育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改善。普遍存在的问题包括:教育方式不恰当,教育技术不到位,教育效果不明显,教育工作缺乏持
续性、策略性和规划性。许多基层和地市级检察机关开展警示教育似乎仅仅
为了应付业绩考核,对警示教育的效果则显得漫不经心。我们有幸阅读了一些
警示教育的讲稿,整体感觉是这些讲稿质量参差不齐,多数讲稿欠缺技术含量,既不能晓之以理,也无法动之以情;很难想象诸如此类的讲稿会产生明显的警
示效果。在检察机关对开展各项预防工作的资源投入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不少
检察院却舍得花费巨资去投建警示教育基地,尽管其教育效果十分令人怀疑。
分析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
（1）职能定位不明确。与惩治职务犯罪相比,预防职务犯罪职能更加分散。地方性预防职
务犯罪条例规定的预防主体包括检察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审计部门及新闻媒体、公民、法人等。既然大家都搞预防,检察机关就不必(实际是不能)独当一面,于是高检院的规范性和指导性文件以及领导人讲话中就出现了“网络化预防”概念,随之不少文章来论证“网络化预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②至于如何启动“网络化预防机制”,还未见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事实上,在职能重叠的情况下,“网络化预防”必然要消耗高昂的交易成本;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常常受阻,相互推诿甚至相互掣肘的现象也难以杜绝。
（2）对检察机关预防手段的强制性缺乏立法定位。从法律监督权的整体来看，监督权的本质就是对权力以监督为内容的制约，保证权力的法律限定的范围内实施，防止以权压法的现象。因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一种强力制约性的权力。但当前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手段往往停留在建议、调研、教育、咨询、服务等方式手段上，其强制性明显不足，既然检察预防是法律监督权的应有之义和自然引申，应具（1）
备应有的强制力，否则就会导致在实践中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对预防对象的制约作用不大，只能作表面文章，达不到实际效果。
（3）缺乏量化标准。我们很容易统计侦查部门抓获了多少罪犯,却不可能弄清楚预防工作
究竟阻止了多少犯罪发生。这带来了两个问题。其一,尽管可以从理论上推定预防可以减少犯罪数量,但实证研究却很难为此提供支持性数据。有专家将2003年以来每年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逐年减少的事实作为预防腐败工作已初见成效的证据, [1](P76)这种观点不是一厢情愿,就是自欺欺人。即使我们相信,预防的确可以减少犯罪数量,但若无法证明,与将同等数量的资源投入于惩治犯罪相比,将这些资源投入于预防犯罪会更大程度地减少犯罪数量,那么预防的重要性仍然是推测性的。尽管惩治职务犯罪与预防职务犯罪的最终目的都是减少犯罪数量,但前者可以通过抓获多少犯罪或挽回多少经济损失来衡量其工作成效,而后者却找不到据以评价其工作成效的数字化标准。
（4）政绩考核体制的问题。目前检察机关普遍采取一种以量化积分为标准的政绩考核体
制,积分多少可以衡量政绩优劣。在这种考核体制之下,检察院领导的工作目标自然是最大化考核积分。②对预防工作的考核大都是形式性的,基本不涉及预防工作的实际效果,而满足这些形式性的考核标准(做到不扣分)并不需要检察机关投入太多资源。
（5）检察机关在地方撑脸面的问题。警示教育是通过展示职务犯罪受到严厉惩罚来引导
职务犯罪的原因探析 篇6
职务犯罪的原因
外部原因
1、政治因素。当前，我们的社会还是以横向集权与纵向授权为主。虽然纵向已逐渐放权，但横向分权的改革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而政治仍然相当集中，容易导致腐败和权力滥用，正如英国阿克顿勋爵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
我们的干部选拔机制仍以自上而下的选拔为主，主要领导的个人好恶对干部的选拔任用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在公开、有序、良性的制度化竞争机制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跑官要官、卖官买官等非制度性竞争方式就难以抑制地蔓延开来，甚至在一些地方形成政治生态，产生“劣官淘汰良官”的效应，职务犯罪必然大量滋生和蔓延。
德国历史学家费里德里希·迈内克说：“腐败是附着在权力上的咒语，哪里有权力，哪里就会有腐败”。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要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对权力进行监督才能防止权力滥用，然而在我国，监督机关依附性过大，独立性程度薄弱，监督的威信度较低。目前的监督体制为同级监督，自上而下的监督比较顺利，自下而上的监督则比较困难。监督力量不集中，缺乏立法保障、人员保障、物质保障等。监督乏力是导致职务犯罪滋生和蔓延的机制因素。
2、经济因素。
(1)经济落后。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极不平衡，沿海与内地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即便是我国的沿海地区，与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经济发展上仍有不少差距。这些不平衡必然在生活上体现出来，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高消费和攀比就成为某些国家工作人员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合法的收入难以支付这种巨额消费。一些掌握职权的公务员，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追求个人享受，滥用手中的权力，从而走向犯罪。
(2)分配不均。不少公务员的收入与社会其他行业的收入相比普遍较低，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寻求利益上的平衡，他们往往会运用手中的权力资源，采取非法手段为自己谋取私利实施犯罪行为。
(3)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由过去较为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调整为现在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新旧经济体制并存、更替时必然会出现两种体制都无法监管到的漏洞或空白地带，由于立法的滞后性，没有及时、明确、健全的法律制度对行政、市场和企业进行科学而严密的规范，无序状态中权力对经济的干预缺乏完善的法律规范，必然增大行政行为的任意性，给一些素质不高的公务员职务犯罪创造了机会。
3、文化因素。
我国犯罪社会学研究的先行者严景耀教授说:“犯罪不是别的，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并且因文化的变化而异化……如果不懂得犯罪的文化背景，我们也不会懂得犯罪。换言之，犯罪问题只能以文化来充分解释。”文化对犯罪的影响较之政治、经济等因素更为深远，职务犯罪的产生，同样也离不开文化的影响。
首先是封建的等级观念，它让人们对权力、对上级绝对服从，对普通民众权利轻视，对法律规则蔑视，从而致使执法者随意执法，任意侵犯公民的权利而心安理得。权利的绝对化和对权力的绝对服从还会导致对权力的崇拜，对权力的绝对崇拜又导致对权力的绝对追求，导致权力追求者为了追求权力而不择手段，目无法纪。
官本位思想，即把“做官”看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一切为了当官，当官有了一切；把获取个人私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许多职务犯罪行为人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把权力作为追名逐利的工具，潜心研究“升官”要诀，创造政绩捞取资本，拉拢群众争取选票，一手卖官一手买官，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锒铛入狱的可悲下场。
宗法伦理思想，即从孝出发，以孝推出悌，继而推出信，由表及里，通过血缘关系以己为中心扩展成为一个有亲疏远近之分的伦理圈。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家庭关系的放大与延伸，首先是父子，然后是近亲，继而是远亲、朋友，远至同学、战友、老乡都可以拉入这个圈子，成为“自家人”。在这样一种人文背景下，法治所需要的蕴涵人人平等思想的契约精神无法自然生成。在宗法伦理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中国及至儒家化的东方社会非常重人情，讲关系，裙带之风盛行，人情大于王法。宗法伦理意识为职务犯罪中的暗箱操作和违法办事埋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4、法律因素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尚不够完善。刑事实体法律方面，法律规定不够具体、全面，可操作性不强，特别是廉政法制薄弱，没有形成真正的有法可依，对职务犯罪的打击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刑事程序法律方面，没有规定针对职务犯罪专门的审判程序。侦查机构应有的强制性程序权力不够完善。
我国对职务犯罪的执法不严。司法腐败是职务犯罪的突出表现之一，不仅导致惩治职务犯罪原本不足的力度进一步削弱，还使大量深层次的职务犯罪无法及时揭露，一些已被发现的犯罪得不到及时处理，已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又出现了代一批（以罚代刑、以纪代法）、缓一批（判处缓刑）、放一批（假释、取保候审、保外就医）等不正常情况，这无疑将强化职务犯罪人有恃无恐的心态，并刺激其他人产生逆反心理。
我们对职务犯罪的惩治不彻底。列宁曾经指出“惩罚的警戒作用，绝不是看惩罚厉害与否，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重要的不是惩罚罪行，而是使所有一切罪案真相大白”“不让真正的犯罪找到任何安身之地，这是防范犯罪的极有效的措施”。应当说，近年来惩治职务犯罪的力度不断加大，许多官居高位的领导干部都被查处并判处死刑，但在许多职务犯罪行为人心中，犯罪没有被发现或已被发现却逍遥法外者比比皆是。犯罪学将这种现象称为犯罪黑数，又称犯罪暗数或犯罪隐数，指在公开犯罪与实际犯罪之间存在的数额差。 犯罪黑数的存在使许多职务犯罪人存在侥幸心理，从而部分抵销了受到惩处的职务犯罪的威慑作用。
内部原因
1、价值观的扭曲。心理学家认为，价值观在人的心理结构中起着决定作用，不但影响着个体的一般倾向，而且支配着人们的整个精神面貌和倾向、习惯。 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一些腐朽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也不可避免地传播进来，严重污染了一些公务员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使得他们的公职观念日益淡薄，给职务犯罪提供了内在动因。
2、文化素质低下。许多实施职务犯罪的人文化素质低下，放松政治学习，忽视思想改造，在经济大潮中受到各种诱惑不能抗拒。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高低很大程度上由其文化水平的高低来体现。文化素质高的人，一般会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思想觉悟，往往能够抵御各种不良的诱惑和侵蚀，相反则一般容易为眼前利益所迷惑，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身份和权力的性质，从而走向犯罪的道路。
3、品德不良。品质的优劣好坏对于掌握权力的人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一点孔子有过许多论述，在政治诸因素中，他最注重执政者的品质。他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主张圣贤政治和以德治国，认为掌权者个人品质是政治成败之本。公职人员道德水准低下，往往以权谋私，欺下瞒上，寻找、利用一切机会实施职务犯罪。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职务经济犯罪 篇7
一、涉农土地领域职务犯罪特点
调查分析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建设进程中涉农土地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 我们不难发现涉农土地领域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
(一) 犯罪主体集中
涉农土地领域职务犯罪案件中, 涉案人员主要为土地整理中心、用地规划科、征地办等部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 以及一些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与此同时, 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建设进程中, 一些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在利益的驱动下, 也卷入土地领域职务犯罪, 大肆侵吞国家公款。
(二) 涉案金额大, 后果严重
涉农土地领域职务犯罪“含金量”大、涉及面广、危害严重。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查获的受贿案, 杨某疯狂敛财87万元用于炒股, 造成国家经济损失500余万元。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查获的贪污案, 何某与李某相互勾结, 共同贪污国家土地征用补偿款120余万元。土地问题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该领域的职务犯罪极易造成群众的对立情绪, 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涉农土地领域的职务犯罪, 不仅给国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 对耕地造成破坏, 而且影响社会稳定, 极大地破坏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建设进程的健康发展。
(三) 以受贿、贪污、挪用、渎职为主, 手法多样
涉农土地领域的受贿罪主要表现为, 行为人利用职权, 在土地征用、土地测量、评估、补偿计算及补偿金额监督和审核等各个环节上搞权钱交易。党政领导干部主要是利用权力或影响, 通过“打招呼”的手段, 在涉农土地领域各个环节受贿。涉农土地领域的贪污、挪用、渎职犯罪主要表现为, 行为人滥用职权, 编造补偿项目, 改变补偿标准, 侵吞、挪用征地补偿款, 且集体决策占相当比例。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多是针对征地补偿款, 同土地管理机关、政府工作人员勾结, 采用虚增集体资产方式共同贪污。
二、涉农土地领域职务犯罪原因分析
导致涉农土地领域职务犯罪频发的原因主要有:
(一) 法律意识淡薄, 有法不依, 有章不循
法制观念淡薄是许多基层干部走向犯罪道路的根源。一些基层干部认为自己从事土地管理工作很辛苦, 报销个人费用是应该的, 有的基层干部甚至抱着“一旦被发现了, 大不了把钱退了”的思想, 有法不依, 有章不循。
(二) 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不健全
1. 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均规定, 征收土地必须以公共利益需要为目的, 而法律法规未详细规定在什么样的“公共利益”下可以征地, 导致土地征收权被滥用。相关法律法规对诸如土地征收条件、价格、补偿标准、补偿程序等仅作了原则性规定, 缺乏具体的评估、公示等制度。
2. 内部管理制度混乱。
基层土地管理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普遍没有健全的财务制度, 账目设置不规范, 许多基层干部身兼数职, 一些单位无章可循, 政务不公开, 一些制度形同虚设, 漏洞百出。
3. 权力过分集中, 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在涉农土地管理领域, 各级政府和土地管理部门拥有很大的决定权, 普通的经办人员也有充分的自主权, 村级权力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在土地管理监督制约方面, 纵向监督软弱, 横向监督乏力, 内部监督虚化, 社会监督缺位。权力的过分集中、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健全为涉农土地领域职务犯罪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四) 司法机关对涉农土地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查处的力度不够
土地管理专业性、部门性较强, 行为人实施犯罪过程隐秘, 不易察觉, 加上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插手, 检察机关查处涉农土地领域职务犯罪难度很大。法院基于各方面的压力在判决时量刑较轻, 被判实刑的少, 许多人被查处后仍恢复原职, 变本加厉, 甚至打击报复, 许多证人不敢作证, 导致办案阻力大。涉农土地领域职务犯罪牵扯到的利益相关人较多, 处理不好会影响到城乡统筹综合试验区改革建设进程, 也给查办案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三、预防和查处涉农土地领域职务犯罪的对策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担负着维护公平正义, 为构建试验区创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重任, 在预防和查处涉农土地领域职务犯罪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要从源头上遏制涉农土地领域职务犯罪的滋生蔓延, 必须惩治于既然, 防患于未然, 打防并举, 建立惩防长效机制。
(一) 加大查处涉农土地领域职务犯罪的力度
从群众上访、举报以及案件中发现线索, 以涉农土地专项资金为线索主动出击, 走访群众挖掘线索, 对线索流失和“贬值”最多的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三类人员涉农土地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应由市院统一管理。积极创新查办工作机制, 建立防止办案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亲属及律师勾兑的隔离屏障制度, 建立侦查、侦监、公诉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侦诉协调机制。同审计等行政部门相互协调、相互配合, 形成打击合力。征对不同的案件, 采取不同的查处策略, 如重庆市沙坪坝区征地补偿案, 检察机关以查处农村“四职干部”为突破点, 转而对其他村展开调查, 顺藤摸瓜, 进而查处土地管理部门及相关人员的职务犯罪窝案。围绕涉农土地征用、测量、补偿计算及补偿金额监督和审核等各个环节, 加大对案件的查处力度, 将办案面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扩展到土地管理机关、与涉农土地相关的部门领导及工作人员, 以点带面, 通过打击来震慑违法犯罪。
(二) 深入开展涉农土地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检察机关在积极查办涉农土地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同时, 应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积极开展涉农土地领域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 以个案预防为切入点, 以行业预防为重点, 将预防工作延伸到农村, 构建社会化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格局, 推动涉农土地领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深入开展。
1. 以个案预防为切入点
针对查办涉农土地领域土地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现的问题, 对有管理漏洞、存在职务犯罪隐患的单位, 及时发出限期整改的检察建议, 帮助发案单位建章立制, 完善有关制度。发现对方单位存在违法情形, 依法向其提出并要求纠正。对情节严重但不构成犯罪的情形, 提请纪检监察部门或该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对责任人给予处罚。
2. 以行业预防为重点
以土地管理机关为重点, 同与涉农土地相关的部门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联系制度,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研究, 分析案发的特点、原因、规律, 共同构筑预防职务犯罪体系, 落实公开制度, 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强化对权力的制约监督, 推进行政审批、财务管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加强对涉农土地领域涉及的相关费用及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审计, 形成按制度办事, 靠制度管人的机制。选择重点涉农土地资金开展专项预防, 实施全程监督, 克服资金直接划拨到村, 主管部门无力监督, 乡镇无权监督, 群众无法监督的弊端, 建立起资金划拨、管理、使用、验收的有效监管机制, 出现问题层层问责, 有效防止“征收一片土地, 倒下一批干部”。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咨询审查权, 在国家机关和有关部门出台涉农土地领域方面的政策时, 从预防涉农土地领域职务犯罪方面进行审查。积极开展警示教育, 选取典型案例, 以报告会、座谈会等形式筑牢涉农土地领域干部职工的思想防线, 组织干部职工到监所听取服刑人员的忏悔, 观看监狱的生活状况, 到法院旁听涉农土地领域职务犯罪案件, 引导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正确对待权力和个人利益, 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
3. 将预防工作延伸到农村
职务经济犯罪 篇8
一、建筑职务犯罪的现状
近年来, 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 大量基本建设项目不断上马, 各行各业建设工程投资不断增大。建筑行业大力开展“创优夺杯”, 施工现场实行标准化管理, 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水平明显提高, 市场竞争机制正在逐步形成。但遗憾的是, 与此同时, 在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中, 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在建筑市场滋长蔓延之势也明显增强, 大楼竖起, 干部倒下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少数干部经不住“糖衣炮弹”的袭击, 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案件屡有发生, 出现了“工程建设上马, 干部中箭落马”等现象, 继而工程质量下降, “豆腐渣工程”增多, 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不仅干扰了建筑市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而且严重影响了建筑部门干部廉洁勤政的社会形象。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筑法执法检查组所作的调查表明, 近年来查处的行贿受贿案件中, 发生在建筑业领域的占1/3以上。新华网2006年7月31报道, 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2005年8月至2006年6月, 全国查处受贿案件6 972件, 涉案金额19.63亿元, 资料显示, 这些案件大多发生在易于发生权钱交易的领域。在全部案件中, 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六大领域, 以及银行信贷、证券期货、商业保险、出版发行、体育、电信、电力、质检、环保九个方面为商业贿赂案件的高发区, 共计5 480件, 占案件总数的78.6%。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的数据显示, 2006年前7个月, 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商业贿赂案件中, 属于工程建设领域的就占了1/4。2010年1月至11月, 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32 039件42 901人, 分别同比增长3.1%和7.8%。其中, 土地审批、资源审批、工程建设领域仍是职务犯罪的高发、易发区。2010年前11个月, 四川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1 487件2 040人, 其中涉及工程建设领域706人, 主要是发生在土地出让、规划审批、招标投标等环节的职务犯罪。 (1) 在中央纪委进行的一次反腐民意调查中, 建筑工程领域被群众选为5大腐败领域之首 (2003年中纪委研究室进行的调查, 38.54%的受访者认为建筑工程领域的职务犯罪最为严重) 。建筑工程领域的职务犯罪不仅犯罪率高, 而且涉案金额大, 少则数万元, 多者上千万元。2010年12月20日, 人称“土地奶奶”的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因贪污受贿6 000余万元, 已执行死刑。经查, 罗亚平从2001—2007年期间, 利用为开发商拿地、办理规划审批手续等机会, 采取造假套取土地补偿金等手段贪污3 400余万元, 通过倒卖土地资源获利3 700余万元, 另有4 400多万元的资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涉案总金额高达1.1亿余元。 (2) 此外, 建筑工程领域职务犯罪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因工程质量引发的工程事故, 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建筑工程领域中的职务犯罪是一种最具危险性的权力腐败, 必须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
综观建筑行业职务犯罪特点, 有以下7个环节易产生腐败。
1.工程项目审批环节。项目审批部门不负责任, 渎职、滥用职权或受利益驱动对审批项目明知是违反国家政策而违规上马。
2.施工、监理环节。在施工过程中, 工程质量的每一道环节都应有施工管理人员及监理人员的监督和制约, 但往往经受不住糖衣炮弹的袭击, 本应固若金汤的工程, 当钱与权交成了朋友后, 一些工程管理和监理人员便消极履行职责, 导致“豆腐渣工程”接连不断。
3.重要设备和材料的招投标环节。工程建设中设备和材料的采购人员接受回扣或拿了“好处费”以后, 购进一些以劣充优, 质次价高的设备或材料, 直接影响了工程质量。
4.招标合同签定环节。一些施工单位, 为了拿到工程, 签定工程施工合同, 用钱铺路贿赂工程项目管理人员, 搞暗箱操作。项目管理人员严重不负责任, 不认真履行职责, 导致渎职行为发生。
5.款项支付环节。为了尽早顺利的得到工程款, 行贿受贿是腐败分子惯用的手段。
6.工程质量检验、验收环节。一些技术力量薄弱的建筑企业或个体从业人员, 为了浑水摸鱼或以次报优, 便用金钱千方百计地贿赂工程质量检验、验收人员。
7.工程完工后留守环节。这个环节极易被人忽视。一些大的工程完工后, 往往会剩余大量废料或边角料, 由于管理不严, 这些东西被工程留守人员变卖后, 不是个人贪污就是几个人私分。
在建筑行业存在贪污贿赂、渎职等诸多职务犯罪现象中, 贿赂行为是建筑行业腐败行为的高发点。
二、建筑职务犯罪的特征
(一) 主体的公职性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是许多国家刑法规定的职务犯罪构成要件。建筑职务犯罪的公职性也不例外, 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犯罪人身份的公职性, 即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包括集体经济组织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 或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主体地位的权力性, 即掌握和经手国家或者集体单位的某种权力, 尤其是掌握着财权、物权、计划审批权等;三是主体职务的便利性, 即实施犯罪是利用自己的职权, 或者职务上的便利条件, 权钱交易, 以权谋私, 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 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二) 权钱交易普遍, 贿赂犯罪比例大
行贿的目的是获取公共资源, 建筑领域作为经济热点领域, 成为行贿者集中攻击的目标, 也成为犯罪的高发地。在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 发生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领域的案件占三分之一多, 这些案件大部分发生在城镇建设项目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组长张耕指出, 在城镇建设特别是开发区建设和房地产项目开发过程中, 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少数党政领导干部与企业经营者相互勾结、权钱交易, 索取、收受商业贿赂, 大量低价出让土地, 违规审批房地产项目, 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和有关税收, 放弃市场监管职责, 导致一些地方开发区建设和房地产市场秩序混乱, 甚至引发了群体性事件,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1)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资源供求矛盾突出, 资金项目审批立项配额分配、房地产市场、工程建设发包领域, 都逐渐进入腐败犯罪高发期。建筑工程发包单位人员收受设计、施工单位等的回扣、佣金和其他好处。负责房产评估、产权交易的部门和人员收受申请评估单位的贿赂。基建审批和招投标环节是建筑职务犯罪的重点部位, 要投标就得先投钱。参加竞争的建筑企业除了要具备一定的技术设备、施工质量、企业信誉之外, 还要不惜代价在人际关系上进行竞争。送不送钱物甚至成为能否中标、顺利通过验收、顺利拿到工程款的“关键”。仅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福建包工头陈某, 凭着这样的自信:“我要送的钱, 没有送不出去的, 我要送的女人, 没有人不收的, 我要办的事, 没有办不成的。”用财色糖弹击垮了湖北42名贪官, 而他也由一个不名一文的人变成了亿万富翁。
(三) 犯罪主体多元化, “一把手”犯罪数量大
建筑领域职务犯罪的主体既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也有其他从事建筑的非公务人员, 包括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建设单位的主要领导和基建管理、建筑材料设备采购、财务人员、施工企业的经理、工程技术人员、金融部门的信贷人员和与建设项目相关的土地、规划、设计、招标等部门的工作人员。犯罪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 尤其是一些主管建筑工程的部门负责人, 不惜牺牲国家和集体利益, 凭借手中的权力为个人敛财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 单位“一把手”犯罪的占有较大的比例。近年来, 建筑领域的法律法规在不断完善, 但有法不依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相当单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形同虚设, 缺乏相应的监督约束机制, 领导干部具有独立决定发包工程、运用资金等特权, 领导干部乘此特权大肆贪污、受贿。某检察院立案侦查的17宗建筑领域职务犯罪的案件中全部都是领导干部作案, 而且很多都是“一把手” (即单位最高权力的人) 作案。原信阳地区检察机关3年查办的工程建设领域受贿犯罪嫌疑人, “一把手”占70%, 天津市检察院的调查也证实, 建筑、房地产行业职务犯罪犯罪嫌疑人多为单位负责人。犯罪嫌疑人中担任经理、部门负责人等领导职务的占54%, 没有领导职务的人员也多是会计、进料员等手中握有实权的人员。
(四) 发案环节多, 涉及范围广, 窝案串案突出
在建筑工程、房地产交易过程中, 职务犯罪发案环节多, 涉及范围广。由于行政机关的权力细化, 行贿人干一件事需要经历许多部门, 为了顺利过关, 就需要打点各关卡人员, 从而造成职务犯罪窝案串案增多。建筑经营活动专业分工多, 工期长, 涉及的社会关系广泛。基建工程在立项审批、土地征用、发包、招标、预决算、房屋拆迁、工程设计、施工管理、质量监督、工程验收等环节都存在职务犯罪的可能。某些建筑施工单位为了层层闯关, 往往多头多环节送礼, 因而形成了以工程项目为轴线的行贿受贿关系。查办这类案件, 往往是抓住一个行贿人带出多个受贿人;查办一个受贿人又带出多个行贿人。有时一个案件会涉及多个部门、多项工程和许多人。集体性犯罪案件突出, 窝案、串案现象严重。近年来, 建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出现每查处一案就倒一批干部的情形。例如,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从查处一件犯罪线索入手, 将广州市某供电局一农电所所长、供电局长, 某镇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村镇建设国土管理办公室房管员等人全部绳之于法, 先后立案侦查9宗9人。
广东省检察院的调查显示, 建筑工程领域职务犯罪中, 群体性窝案串案十分突出。2003年, 我国当时最大的合资项目———广东惠州大亚湾中海壳牌石化项目配套工程爆出集体贪污窝案。这一工程包括饮水、铁路、变电站、村民安置等, 累计投资达40多亿元。该工程中, 牵扯面最广、环节最多的就是搬迁村民安置区建设工程, 而集体贪污窝案就出在其中。共有60多名政府官员和村干部涉入此案, 其中至少1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已追回赃款1 300多万元。
(五) 作案手段多样化, 方式日趋隐蔽狡猾
建筑领域职务犯罪者一般文化水平、社会地位高, 社会阅历丰富, 这就决定了他们一旦从事犯罪活动, 一般都事前经过深思熟虑, 考虑周全;在作案过程中和作案后, 又能巧妙伪装, 积极掩饰, 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为了掩盖犯罪事实, 犯罪人往往打着各种公开、合法的旗号, 掩盖受贿的实质。有的以借贷为名, 其实是有借无还;有的在职时为他人办事, 退位之后再收钱;有的接受贿金时, 先以行贿者的姓名、地址存入银行, 等待时机成熟再据为己有;有的将受贿款物放在办公室, 甚至将其中的少部分用于公务活动;有的由配偶、子女、情人出面接受贿赂, 一旦案发, 佯装不知;有的借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之机, 大肆收受“礼金”、实物、有价证券;有的让人出资到外地或者国外旅游, 提供“特殊服务”等, 制造假象, 使得贿赂犯罪查证困难, 难以认定。为了应对这种新的犯罪动向, 中纪委出台了相关规定, “两高”也出台了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指导意见。由于行贿受贿者属于买卖双方, 利害关系密切, 互相勾结, 内外串通, 共同预谋, 攻守同盟, 隐蔽性强, 线索少, 罪证难查, 查办难度很大。
(六) 案值大, 要案多
建筑工程涉及的金额比较大, 犯罪分子侵吞、收受少则数万, 多则上百万、上千万的国家集体财产。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字, 2004年以来, 职务犯罪中, 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的逐年增多。一次收受上百万元的案件已经不罕见, 甚至有上千万元的。从已查处的16名省级正副交通厅 (局) 犯罪案件来看, 受贿金额少的是河南省交通厅长曾锦成, 也有14.5万元人民币、0.95万美元和价值807万元人民币的贵重物品;最多的是贵州省交通厅长卢万里, 受贿折合人民币2 461.5万元;有9人受贿金额超过百万元。2007年7月6日, 昆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云南省交通厅前副厅长胡星涉嫌受贿一案。胡星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十项收受贿赂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对公诉机关认定的受贿4 029万余元的财物金额也给予了认可。公诉机关指控, 胡星在1995—2004年担任昆明市政府城市规划办主任、昆明市建委主任以及主管昆明市城建工作副市长等职务期间, 利用职务之便, 在经济建设中大搞钱权交易, 共非法收受他人贿赂的人民币、港币及房屋价值共计4 029万余元。胡星因为在开发昆明国道东连线建设项目当中, 一次性收受有关人员贿赂人民币2 200万、港币1 000万而创下中国贪官单次受贿最高金额的纪录, 被称为中国“城建巨贪”。
(七) 后果严重, 容易造成重大责任事故
建筑职务犯罪不但侵犯公职的廉洁性和勤政性, 而且为工程的安全和质量埋下隐患, 导致建筑安全事故的发生, 危害公共安全, 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财产和国家财产造成重大的危害和损失。表现为多种犯罪相互交织, 涉及罪名多。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职务犯罪既包括渎职侵权犯罪, 又包含贪污贿赂犯罪。其中以渎职和贿赂犯罪居多。例如, 震惊中外的重庆綦江“彩虹桥”垮塌事件就是由于綦江原县委书记张开科等利用职务之便受贿、玩忽职守而引发的。该事件造成了40名无辜的生命葬于綦河, 14名受伤者躺进医院, 国家蒙受直接经济损失630多万元。
三、建筑职务犯罪的原因
对于建筑职务犯罪的产生, 我们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 建筑职务犯罪的客观原因
1. 经济制度和体制不完善, 存在一定弊端。
当前, 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 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同时发挥作用, 难免存在诸多缺陷:既存在计划体制的较大弊端, 也有新体制的幼稚和不成熟, 客观上为少数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使得经济活动中渗透了权力的“魔力”。在这种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并存的情况下, 企业走向市场步履艰难。有权的部门和人员能够凭借手中的权力左右市场行为的取向, 无权单位和个人想办事、办成事, 只有靠钱来进行“感情投资”、“买通关节”。这种私下的“权”和“钱”的交易行为, 是发生职务犯罪的主要根源。
2. 市场行为不规范导致无序竞争。
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 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 这就使少数人有了可乘之机, 从而导致正常经济活动中行贿受贿、收受回扣、请客送礼、高消费之风有增无减。虽然有的企业靠歪门邪道取得了暂时的经济效益, 但却扰乱了建设市场, 腐蚀了党员干部, 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最终损害了企业的长远利益。建筑施工企业被迫参与这种不正当的无序竞争, 不得不大幅度地提高业务招待费用, 为了绕过财务制度的束缚, 一些企业设立了“小金库”。加之公有制企业产权不清和对经营者的约束不力, 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
3. 缺乏有效监督, 处罚力度不够。
现有的监督执法机构缺乏相对独立性, 制约职能和手段不够强大, 难以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尽管我们现在有上级监督、同级监督和群众监督, 但上级组织和基层群众都不可能及时了解具体情况, 等到把情况搞清楚了, 已变成了事后监督, 错失了将其遏制在“萌芽”状态的时机。当然, 了解情况最清楚、最及时的是同级监督, 但现在这种同级监督机构的双重领导体制, 使得这种监督变得软弱无力, 形同虚设。特别是个别心术不正的领导打着减人增效的旗号, 有意识地削弱基层纪检监察机构的作用, 使之既缺乏办案条件, 又缺乏办案手段, 更缺乏办案人力, 稍大一点的案件只能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另外, 惩治腐败的法律还不够完善。在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所有制关系并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对形形色色贿赂国家公职人员的社会群体制约还不够, 因而, 许多腐败分子及其帮凶逃脱了处罚, 长期逍遥法外。
(二) 建筑职务犯罪的主观原因
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在查处2000年以来与工程建设领域相关的29件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 工程建设管理者们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 其思想的霉变、错误的心态是主要原因。
1. 失衡心理。
一些基建主管人员和包工头比收入、比派头后, 便产生了严重的失衡心理, 感到有权不用太亏太傻, 于是开始进行权钱交易, 一步步走向贪污受贿之路。
2. 侥幸心理。
侥幸心理是基建工程职务犯罪者的普遍心理。他们在面对诱惑时也有矛盾犹豫的心态, 但侥幸心理最终占了上风。如某招待所原所长赵某在第一次收受1万元贿赂时紧张不安, 但随着包工头一句“你怕什么, 只管拿, 我又不做账”, 便半推半就地收下了。
3. 贪婪心理。
一些管理人员法制观念淡薄, 在“有权不用, 过期作废”思潮的影响下, 价值观念发生扭曲, 思想轨道发生偏差, 进而萌发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之念, 最终走上犯罪道路。个别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或权力集中的部门, 往往一个电话、一张纸条、一句话就可以使一个建筑企业承揽到一项工程。这是计划经济的衍生物。这种行为, 由于缺乏有效监督, 一方面造成了建筑市场管理的严重混乱, 另一方面也为幕后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市场”。不少涉嫌犯罪的领导干部, 就是因为插手重大工程建设项目, 从中收受巨额贿赂而断送前程和生命的。
“千里做官为求财”是一些人心灵深处的真实想法, 他们贪污受贿并非因生活所困, 而是有着多多益善的贪财心理。而一次次的相安无事, 更强化了其贪婪心理, 有的便从最初的被动接受发展为不择手段主动寻机, 甚至肆无忌惮地公开索贿。徐某就是典型一例, 他从建筑工程公司经理助理做起, 先后担任过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 直至某工程管理处处长, 他是一路升迁一路伸手, 6年时间贪污15万余元、受贿8万余元、索贿4万元, 最终被判刑16年。
4. 应得心理。
某些人将手中的权力当成筹码, 认为替人办事就应该得好处, 尤其是在收包工头送的“红包”时, 认为他们只是从包工头的盈利中分了一杯羹, 不会触犯法律。
5. 依附心理。
有的人尽管自身肯努力奋斗, 但内心深处依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某种依附心理, 最典型的就是对上司的依附, 惟恐得罪了领导而影响仕途。如犯罪嫌疑人张某在交代伙同其领导范某采用虚开工程款发票非法占有105万元工程款时, 说自己仕途上拥有的一切都是范某给的, 跟着他不会吃亏, 所以就按他的意思办了。
6. 从众心理。
还有些人认为工程建设领域行受贿现象已成气候, 出事的毕竟是少数。法不责众的想法使他们在行受贿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
7. 矛盾心理。
某些人回味基建工程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同时, 又不能摆脱恐惧和紧张, 总害怕罪行暴露后, 会失去多年来为之奋斗的名誉和地位。如某学校校长谢某虽然收了个体包工头的钱, 但一想到工程质量问题, 他又不敢随便花钱, 于是对赃款进行了处理:自己留一部分, 办公事的时候用一部分, 余下的退回, 以此来减轻心理压力。
四、建筑职务犯罪的预防
官员腐败是古今中外存在的普遍现象, 具有一定的历史、社会根源, 但不是不可对付的, 只要我们的政策措施跟上, 即使不能完全消除腐败, 也能够将腐败现象及其危害降到最低程度。惩治少数人职务犯罪不会影响经济发展。新加坡的经验已经证明, 惩治腐败和发展经济并不矛盾。遏制工程建设领域中的腐败行为,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深化改革, 理顺关系
遏制建筑领域内的职务犯罪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要靠深化体制改革。许多资本主义国家, 如:韩国等, 在其经济腾飞的初期阶段, 也曾因腐败成风, 造成工程质量低劣。再如:我国商品短缺时期, 曾困扰我们多年的不正之风“开后门”现象,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已成为历史。党中央提出要加快改革开放的进度, 继续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这是遏制职务犯罪的希望所在。通过精减庞大臃肿的政府机构, 理顺行政职能, 实行政企分开, 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把企业推向市场。要通过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 建立起科学规范的干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 促进干部树立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高度的政治责任心, 从干部管理体制上预防职务犯罪。
(二) 规范市场, 公平竞争
首先, 要建立规范的建设工程招投标交易市场, 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运作, 杜绝“暗箱”操作, 防止招投标过程中的关系标、形式标和陪标等弄虚作假现象发生, 使所有建筑施工企业能在公平、公开、公正的环境中自由竞争。同时, 还要对建设工程的物资采购实行公开招投标, 制止私下交易, 增加透明度, 从根本上遏制物资采购环节中的以次充好、回扣等不正之风。另外, 工程建设交易市场还要推行“双合同”制, 即:甲、乙双方除了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外, 还要同时签订《党风廉政合同》。明确双方的廉政责任和违反合同的处罚措施, 从而增强双方的廉政意识, 确保建筑工程优质, 人员优秀。
(三) 完善制度, 堵塞漏洞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制度好, 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 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使腐败分子无机可乘。要完善建筑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 严格财务监督机制, 全面推进财务会计上级委派制。企业业务招待费开支要做到公开、透明, 并定期向职代会报告。按照公司法,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其最高权利机构是职工代表大会, 所有花钱有关的事项都应该是公开和透明的, 否则职代会有权罢免企业领导人。同时, 坚决取缔“小金库”, 从源头上堵塞企业资金流失的渠道。另外, 在建筑企业, 还要全面实行企务公开, 逐步推行政府采购制。进一步明确“职”、“权”、“利”, 对干部的福利待遇逐步“化暗为明”, 要实行廉政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问题出在下级或同级, 板子要打在“一把手”的身上, 只有这样, 才能促使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用制度管人, 用制度约束其身, 用制度堵塞漏洞, 从根本上防止职务犯罪的发生。
(四) 加强教育, 提高素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要使党员、干部永远保持清醒地头脑, 防止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最根本的是要抓好预防性教育, 普遍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 增强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免疫力。要取得职务犯罪防范的主动权, 一靠教育, 二靠制度。靠教育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 靠制度管理现代企业, 这两个关口把好了, 就能减少腐败机会, 做到有效预防。要抓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和实践, 使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淡化“官念”, 增强“公仆”意识。要把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和中纪委七次会议精神贯穿于预防职务犯罪教育之中, 经常利用正反典型, 开展以案说纪教育, 做到“警钟常鸣”。要建立健全干部廉政档案, 全面推行干部定期“述廉”和定期交流换岗等措施。尉建行同志说过:“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开展反腐败斗争对大多数同志来说, 主要是自我接受教育和自我防范问题, 通过办案惩处的是极少数腐败分子, 而受教育的是多数人。”
总之, 抓好工程建设领域内职务犯罪预防是一个长期地过程,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需要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 (1) 。
(五) 加强监督, 建立机制
2006年1月1日起, 全国检察机关启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建设、金融、教育、医药卫生和政府采购五个领域的“行贿犯罪黑名单”实现全国联网。按照规定, 个人或单位提供书面查询请求和有效单位介绍信或有效个人身份证后, 各级检察机关都应负责受理。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是指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有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向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的个人和单位建立的行贿犯罪档案。其内容范围限定在1997年以来法院生效裁判认定构成犯罪, 发生在建设、金融、医药卫生和政府采购部门的个人行贿犯罪、单位行贿犯罪、向单位行贿犯罪、介绍贿赂犯罪等案件。据介绍, 按照规定, 目前该系统不设退出机制, 行贿信息一旦输入不能删除 (2) 。职务犯罪的预防则是加强源头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2010年8月, 由最高检统一组织协调的“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专项预防工作, 已经初见成效。目前, 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普遍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年度报告制度, 这份报告就是深度分析辖区内职务犯罪的总体形势、特点规律、演变趋势等等, 针对职务犯罪发展变化的情况、趋势和易发多发领域、类型、部位等进行预警预测, 并提出具有战略性、全局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预防职务犯罪思路、重点和对策措施的建议 (3) 。
(六) 违法必究, 打击犯罪
贝卡利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中的观点表明, 刑罚预防犯罪的效果主要不在其严厉性, 而在于其必然性。建筑职务犯罪中的主体是掌握一定权力的公职人员, 之所以犯罪主要源于侥幸心理, 无论刑罚是否严厉, 只要有罪必究, 对其犯罪的抑制是不言而喻的。这就需要我们的执法部门不断总结建筑领域职务犯罪的规律, 提高侦破案件的能力, 做到违法必究, 对于那些有犯罪之虞的人就是最好的预防。
注释
1 (2) 参见:法制日报:《盘点2010年职务犯罪案:工程建设领域犯罪仍高发》, 2011年01月10日。
2 (1) 中国网:《最高检:房价虚高可能隐藏犯罪》, http://www.sina.com.cn2007年4月26日。
3 (1) http://www.sxzjw.com/hydt/zcfg/200506/661.html。
4 (2) 参见新京报:.2006年01月02日。
浅谈预防职务犯罪 篇9
职务犯罪是我国当前政治腐败现象的典型表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 职务犯罪的形式、特点、规律也在不断变化。我们必须针对新形势下职务犯罪出现的新特点、新动向, 加强调查研究, 积极探索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有效途径, 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机制。
1 职务犯罪的界定
1.1 职务犯罪的概念目前, 我国学者对职务犯罪概念的理解各
有千秋, 但基本上都与最高人民法院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职务犯罪界定的定义相符。总的来说, 职务犯罪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职务犯罪是指有职务的人利用职务进行的犯罪;狭义的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滥用职权, 或者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 破坏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 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依照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的总称。
2 职务犯罪的特征
2.1 影响的广泛性一般情况下, 职务犯罪现象只发生在个别党
政领导干部和极少数基层组织中, 而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职务犯罪现象, 涉及面很广, 甚至在执法、监督部门中也较多发生。
2.2 隐蔽性与公开性同时并存在“权钱交易”的职务犯罪过程
中, 往往是双方得利, 两厢情愿, 无人揭发不易暴露, 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目前, 公开、半公开的职务犯罪行为也在逐渐增多, 有些人私欲胃口越来越大, 谋私的胆量也越来越壮。他们不仅偷偷摸摸地隐蔽干, 而且还以各种借口堂而皇之公开搞, 如为单位 (或个人) 谋私说成“有偿服务”, 把行贿收回说成是“搞活经济”。
2.3 经济领域情况严重个别国家工作人员, 勾结社会上的不法
分子, 置党纪国法于不顾, 千方百计钻法律和体制的空子, 企图为个人和小集团牟取暴利。有的利用经管项目、工程、资金等的权力, 处处“揩油”, 甚至发展到索贿受贿, 贪污盗窃等犯罪行为。
2.4 职务犯罪分子具有贪婪性在职务犯罪分子当中, 有的所追
求的是要在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各种特权, 还有的企图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去“发大财”, 并为此不惜冒各种风险。有的竟然不择手段, 不顾后果, 胃口越来越大, 追求金钱、享乐的欲望日益膨胀, 贪污受贿动辄上万元, 甚至几十万, 数百万元的大案也呈上升之势。
2.5 单位、集团职务犯罪现象日益严重个别掌握一定权力的单
位或小集团, 为了满足其局部利益, 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 利用所掌握的项目、审批、处罚等权力, 大搞权钱交易。
3 预防职务犯罪的措施
国外有学者指出:“腐败是政府最大的痼疾, 其危害性仅次于暴政。”而新加坡政府的反腐败口号是:“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 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全家倾家荡产。”看来有必要研究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对策, 根据产生职务犯罪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 对职务犯罪要实行“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
3.1 完善制度、堵塞漏洞, 遏制不正当竞争, 是预防职务犯罪的
重中之重当前职务犯罪导致的原因之一就是, 制度不完善, 所以导致很多的不正当竞争, 这是职务犯罪的重大隐患。虽然党和政府不断总结经验, 在制度建设方面颁布了许多规定, 比如, 党员廉政建设实行责任制,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 经济收入申报, 国家公务员在公务活动中收售的礼品要登记上交等等。但是这些规定和政策成效不大, 我们必须提出更好的制度和政策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当然了这些政策和制度不要流于形式和走过场, 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职务犯罪的隐患消灭于萌芽之中。
3.2 提高党员和干部的素质, 以提高反腐败能力党员和干部的
素质在职务犯罪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必须提高党员和干部的素质, 在反职务犯罪中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法律和制度是由人来制定, 也是由人来执行和遵守的。人的素质至关重要, 人的素质高, 能够廉洁自律, 自觉抵制腐败现象;人的素质差, 即使法律制度再完善, 也会发生违法乱纪现象。预防职务犯罪必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总书记的“八荣八耻”等思想来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 并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为契机, 来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 使广大党员干部养成热爱学习、自觉改造的好作风,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 带头遵纪守法, 廉洁奉公, 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也可以用共产党员的先进事例来教育他们, 如原漳州市东山县书记谷文昌几十年如一日为人民办实事, 从不为自己谋私利的精神都在感动着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要让这个感动继续延续下去。
3.3 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和支持反腐倡廉“预防职务犯罪, 需要
您的参与”就是指预防职务犯罪需要社会各部门及每个公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使广大群众学法、懂法, 提高反腐败斗争和预防职务犯罪的自觉性。倡导“从我做起, 绝不行贿”。这种观念一旦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且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腐败现象就可能得到有效的遏制。群众“从我做起, 绝不行贿”, 也能促进领导干部“从我做起, 绝不行贿”, 并自觉预防职务犯罪, 进而促进整个社会廉洁风气的形成。
3.4 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立法加强立法, 形成机制, 使职务犯罪
中主体从“主动犯罪”转变为“不敢犯罪”“不想犯罪”。首先, 加强立法, 提高职务犯罪的惩罚标准, 从制度上减少犯罪的“得利概率”。如贪污一万元、罚他五十万元, 并处以7年以上的徒刑, 加大犯罪付出的?“成本”、“代价”。其次, 推行“高薪养廉”。中国有句古话是这样子说的, “贫起盗心, 富贵思淫欲”。因此在现有的条件下, 逐步提高公职人员的收入水平, 改善国家公职人员的实际的生活水平, 通过个人经济收入增长, 减小职务犯罪的诱因。第三, 加强对公务员违纪惩罚力度。防微杜渐, 是各种制度制定的主要目标。因此在提高公务员各项待遇的同时, 从制度上对国家公职人员平时言行进行必要的约束。违反规定轻则辞退, 重则开除。从而从制度上消除职务犯罪产生的思想条件。
3.5 优化执法环境优化执法环境。执法环境不好是诱发职务犯
罪的重要原因。执法环境不好表现为领导干预、说情、执法执纪机关不严格依法依纪办事等。就执法执纪机关来说, 应紧紧依靠党委和上级机关领导, 顶住压力, 顶住说情风, 加强内部监督管理, 不断提高执法执纪人员素质, 要坚信党和国家反腐败的信心和决心, 要认识到个别领导干预代表不了党委的意见, 要有不怕丢乌纱帽的气概和豪情, 敢于碰硬, 善于碰硬, 要敢于顶住说情, 善于顶住说情。要通过加强内部监督管理, 提高执法执纪人员素质, 来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水平。
领导干部的清廉、社会风气的正直是社会和谐, 经济发展, 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只有让反职务犯罪的观念深入到每一个党员干部、每一个人心里, 才有可能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当前我国反职务犯罪依然任重而道远, 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是一个繁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摘要：我们要积极探索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途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唐代官吏职务犯罪 篇10
1《唐律疏议》对官吏职务犯罪的具体规定及惩治
唐朝统治者, 对官吏职务犯罪的认识逐渐深入, 对于官吏在提高封建国家机关的统治效能、保证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方面的作用认识得也更加深刻。唐太宗李世民说:致安之本, 惟在得人;欲令百姓安乐, 惟在刺史、县令。用得正人, 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 不善者竞进。赏得其劳, 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 为恶者戒惧, 故知赏罚不可轻行, 用人弥须慎择。吾为官择人, 惟才是与。苟或不才, 虽亲不用, 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 虽仇不充, 魏征等是也。今日之举, 非私亲也。唐太宗的这种观念代表了当时统治集团对官吏职务犯罪的整体认识, 并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加以贯彻, 具体体现就是针对官吏职务犯罪的行为, 不仅罪名众多, 而且还涉及职务犯罪的构成要件及具体的处罚方式。·
《唐律疏议》关于职务犯罪的内容涉及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 由于军事、司法事务的特殊性, 本文在讨论唐代官员的职务犯罪时, 对这些特殊领域的职务犯罪暂不涉及, 只对一般行政官员的职务犯罪加以讨论。
1.1 贪污行为及处罚
封建刑律中的贪污行为主要是指封建官吏利用职权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行为。《唐律疏议》对贪污行为的界定为直接或间接地侵吞国家财物和以各种方式收受贿赂。唐初的统治者对官吏贪赃枉法的刑事责任作了详细的规定, 严加惩罚, 并根据犯罪性质的不同加以分类。《唐律疏议》第七篇《贼盗律》第283条“监临主守自盗”是对贪污罪的主要规定, 此外, 《职制律》《杂律》《厩库律》《诈伪律》的部分条文也涉及到官吏贪污行为。根据这些条款的内容及疏议可知, 凡是官吏利用职权而获取俸禄以外的任何收益, 都被视为非法收入, 列入赃罪之内, 具体分为两大类:一是指监临主守官吏在自己的管辖区内侵吞国家财产;二是指地方官吏盗取其辖区内百姓的财物。唐代对官吏贪污、受贿犯罪采取严惩政策, “有枉法受财者, 必无赦免, 赃罪的刑罚比其他职务犯罪要重。
1.2 擅权行为及其处罚
为保证各级国家机关正常运转和各种政策的正确实施, 法律对各级官吏的职责范围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 不容许任何官吏滥用或超越法律所赋予他的职权, 否则便构成了擅权行为, 即官吏在执行职务时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的行为。《唐律疏议》规定, 官吏的任何越权行为不管其主观上是否善意, 也不论其行为结果是否有利, 都被认定为犯罪。《唐律疏议》中涉及擅权问题的条款主要分布在《职制律》《擅兴律》《户婚律》《杂律》等相关条文中, 具体分为: (1) 违背皇帝命令。包括不严格制书或稽缓制书;制书出现错误, 未奏明皇帝而擅自改正;应当向朝廷奏明的事项未奏明;不应当奏明的事情而奏明的。 (2) 越权。包括署官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代有司判案和代署公文。 (3) 在律、令、式的规定不合时宜时, 应申报尚书省而未申报擅自奏请改行的;营造大工程, 如修城、筑堤等, 应上奏未上奏, 或在上级批准前动工的。
唐朝的相关史料也提供了大量对擅权官吏进行处罚的例证:唐太宗时期, “·令裴仁轨私役门夫, 太宗欲斩之”;武则天时期, 武重规为汴、郑二州刺史, “役人营缮, 贬庐州刺史”等。从现有的资料可以看出, 唐王朝对擅权行为的处罚呈现越来越轻的趋势, 反映了唐帝国从高度中央集权逐步走向衰落的历史。
1.3 失职行为的规定及处罚
封建统治者为了增强官吏的责任心、强化官僚机构的统治效能, 要求官吏们必须尽职尽责, 不得玩忽职守, 对于失职者都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唐律疏议》对官吏未履行职责方面的职务犯罪的规定主要分布在《职制律》《厩库律》《户婚律》《杂律》的相关条文中。具体分为: (1) 不能正确履行义务。官吏未按规定或要求恰当履行义务的, 无论是过失还是故意, 也不管是否造成了危害, 相关官员都要受到处罚。主要包括贡举非其人、稽误制书及官文书、上书奏事有误、事应奏不奏、贻误公事等。 (2) 不履行职责。官吏不履行职责的行为主要包括为官府服役人员在患病后得不到相关部门救治或死亡后应送还乡而不送者, 主管官吏要受到处罚;没有及时提供医药和饮食供给导致在押犯人死亡的, 则加重对主管官吏的处罚;由于监临官过失导致在押犯人死亡的, 监临官也要负刑事责任;官吏不及时修筑堤防, 导致水灾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非人力所及者例外。
1.4 对违反纪律的有关规定与处罚
违纪行为是指贪污、擅权、失职以外的其他一些违反官规官法的行为, 如泄密、旷职、出界等。唐律有关官吏违纪行为的相关规定集中体现在《职制律》《杂律》《捕亡律》等篇章中。例如, 官吏故意或过失漏泄国家机密, 无论是否造成危害后果, 都要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唐代史料也记载了一些因泄密而受到处罚的官员。
2 唐代预防与惩治官吏职务犯罪评析
《唐律疏议》对官吏职务犯罪规定了广泛的范围和严厉的刑罚, 惩贪法制的完善, 使政府受到了全面的监督, 有效地预防了各级官吏贪污受贿、以权谋私, 为整饬吏治、廉洁行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1 唐代预防与惩治官吏职务犯罪的特点
唐初制定的吏治法律与制度, 由于适应了唐朝统治的需要, 因此能在整个统治时期, 发挥长期的整体的效应, 并对后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唐代惩贪法制在吸收前代经验的基础上, 具有自己的显著特征:
2.1.1 运用综合手段进行预防
唐代统治者认为反腐惩贪, 不能单凭刑罚手段。唐太宗在实施上主张综合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伦理道德等各种手段进行防治。比如, 在伦理道德上强调贯彻儒家纲常礼教原则, 作为官吏为官从政的标准;在政治上赋予官吏法定特权, 限制他们滥用特权;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俸禄, 严格禁止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在法律上, 将惩罚、监察、考核等内容结合在一起, 进行综合预防。
2.1.2 将刑律作为惩治职务犯罪的主要依据
律是定罪量刑的依据, 相当于后代的刑法。唐代的律对防治官吏职务犯罪具有特殊意义。这种特殊意义, 决定于刑律在整个法制中的特殊地位, 而绝不是如有人称律是“诸法合体”的作用。中国古代, 即使是民事法规, 也往往以刑法手段处置, 而官吏违反《令》、《式》等行政法规, 也要以刑罚处置。因此, 《唐律》中关于惩罚官吏职务犯罪的条文特别多。
2.1.3 严惩官吏赃罪
“古代社会的赃罪, 是与金钱和物质有关的各种经济犯罪的总称。”就其实质来说, 主要包括贪污、受贿、以及其他比较轻微的经济犯罪。就官吏犯赃而言, 《唐律》继承了历代封建法律严惩贪赃的传统, 对官吏的贪贿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刑罚。当然为了维护阶级统治, 《唐律》不可避免的体现出对统治阶层的优待, 主要体现在“八议”和“官当”制度中。但对犯“十恶”之类严重危及封建统治的官吏, 不仅规定了严厉的刑罚, 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剥夺其享有的法律特权。唐代将官吏犯赃特别是受财枉法与“十恶”之罪并列, 规定为常赦所不原的严重犯罪, 而且在处罚贪赃枉法的官吏时, 法律规定的减免刑罚的特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
2.2 唐代预防与惩治官吏职务犯罪的局限性
唐代在惩治官吏职务犯罪方面的立法严密而完善, 对官吏犯罪的处罚也非常严厉, 但由于专制统治固有的局限性, 唐代的贪污腐败现象仍然存在, 甚至在唐代后期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2.1 礼与法之间的冲突
《唐律》对某些职务犯罪在刑罚的适用上严守封建等级之礼。《唐律》是一部宗法等级性质的法典, 在立法上贯彻“礼法结合”的原则, 固定以“亲亲”、“尊尊”为中心的封建等级制度。因此, 在刑罚的适用上也应“一准乎礼”, 断案量刑以“礼”为指导, “凡听狱讼, 必原父子之亲, 立君之义, 权轻重之序, 测深浅之量。”对同一犯罪, 因为人们的身份等级不同, 适用的刑罚也不一样, 即实行同罪异罚, 体现了封建社会法律的不平等。
礼与法之间存在冲突的另一个表现是官吏与贵族法律特权的存在。唐律遵循“贵贱上下有等”的精神, 按名份系统而详细地规定了“议”、“请”、“减”、“赎”、“当”、“免”等制度, 籍以确定为官吏贵族犯罪减免刑罚的特权, 导致职务犯罪法律得不到彻底执行, 治吏的功效也大打折扣。
2.2.2 职务犯罪预防机制存在缺陷
唐代在对职务犯罪的预防上, 尽可能地从法律和制度方面进行完善, 将惩罚手段与预防手段相结合, 从对官吏的监察、选拔、考核等多方面入手以达到防治的目的。但是, 由于多种原因的存在, 唐代职务犯罪预防机制上还存在缺陷,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监察制度的缺陷。唐代监察制度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它是皇权的附属物, 官吏监督的一切弊端皆源于此。唐代的监察严重地依赖于皇权:监察体系的建立取决于皇帝的决策, 监察官的权力来源于皇帝的授予, 监察官监察的效果也取决于皇帝的支持度。遇到明君, 监察机关能够依法行使监察职责, 成为“纠百官罪恶之司”, ;如遇昏君, 各种制度、措施就会形同虚设, 监察机关难以行使职权甚至成为包庇贪官污吏的罪恶之司。魏征因为遇到唐太宗这样虚怀纳谏的君主而称为一代名臣, 而韩愈则因为反对迎佛骨一事, 被不喜逆耳忠言的唐宪宗贬至潮州。
其次, 科举制度的弊端。唐代的科举制度较为完善, 通过科举取士, 大量的优秀人才进入官吏队伍, 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 特别是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 科举制度也产生了一些弊端。一方面, 科举制让人自由应考, 广泛的开放了政权, 导致了“官倍于古, 士十于官, 求官者又十于士, 故士无官, 后魏羽林士, 今之万骑、军功是也。官乏禄, 吏扰人”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 政府的用人, 遂至于徒循资格, 推排禄位。”以至在政坛的角逐中, 派系林立, 形成朋党之争。另一方面, 科举考试主要以诗赋为标准, 导致文风日盛, 吏治日坏。
最后, 官吏考核制度存在漏洞。唐代的考核虽然较为成熟、完备, 但仍然处于发展阶段, 本身仍存在不少漏洞, 尤其在实际执行中, 各种流弊不断发生。唐代考核的最大弊病在于其制度本身的以年考为资历。唐代“年劳之法”规定, 官吏入仕后, 每经一次考核便得一考, 考数表示资历、劳绩。“六品以下四考为满”, 这样就有了升迁的资格, 考数越多, 资历越深。造成官吏无久任之心, 为了考满升迁, 只混年考, 无心致力于本职工作。另外, 在考核中, 主管考核的官员往往不严格执行考核标准, 以个人好恶随意取舍, 对于考核过于随意。
2.2.3 皇权至上的现状阻碍了职务犯罪立法的有效运行
在皇权至上, 君主专制的古代社会, “法自君出”, 法律皆出于皇帝的个人意志。在惩贪法制的实施过程中, 皇帝的意志往往占据主导与统治的地位。“唐朝法律的四种形式中, 令、格、式都基本上属于君主制定法, 这种立法形式由于具有灵活性, 更能体现皇帝的意志, 同时它也难逃被轻易变动内容及效力的厄运。”律条文的制定、变更较为随意, 使得官吏在适用法律时, 多以皇帝的好恶来行事, 没有其他的判断标准。这样会导致人心不稳, 执法不一, 官吏无所适从, 腐败由此而生。
3 唐代预防与惩治官吏职务犯罪的当代借鉴
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是人类研究历史的目的之一, “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替”, 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治理官吏职务犯罪在澄清吏治、促进唐代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其中一定存在合理的因素。借鉴唐代的防治经验, 紧密联系当前的实际,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防治职务犯罪的新措施, 切实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 对于当前的反腐倡廉有重要的意义。
3.1 加强监督注重预防
反映地主阶级上升时期朝气蓬勃与积极进取精神的唐朝统治者, 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表现出过人的胆识与政治远见, 他把健全吏治监察机制作为立政的当务之急, 并不断地推进它的法律化与制度化, 用来限制官吏违法犯罪。与此同时, 唐代发展并完善了隋朝以来建立的科举制度, 从官吏的入口处从严把关, 确保高素质的士人进入官僚队伍, 以预防贪污腐败。而且, 唐代建立了较为严密的官吏考核制度, 用来督促官吏依法行政, 高效行政, 保证各级行政机关行政效能的发挥。
3.2 完善立法严格执法
“在法律统治的地方, 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 这些规则使掌权者受到一定行为方式的约束。”完善的法律法规是有效打击职务犯罪的必要条件。完善的职务犯罪立法与严密的预防机制相配合, 一定会使贪污腐败行为无处藏匿, 这也是我们的长远目标。在这一点上, 唐代职务犯罪立法的完善和严密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一方面, 应完善我国当代的职务犯罪立法。《唐律疏议》是唐代维护吏治的主要杠杆, 它规定了严密、系统而又实用的职务犯罪法律。而我国刑法在贪污贿赂罪、渎职罪两章以及其他部分章节规定了各方面的职务犯罪, 与唐律对职务犯罪的规定相比, 我国当代的职务犯罪立法有待完善。比如, 我国现行刑法中贿赂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财物”, 包括财产与财产性利益, 不能以金钱估算的其他利益均不属于贿赂范围。然而, 唐律规定的贿赂的内容既包括财产性利益, 又包括人力、物力等非财产性利益。如《唐律疏议》第143条规定“诸监临之官, 私役使所监临, 及借奴婢、牛马驼骡驴、车船、碾、邸店之类, 各计庸赁, 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即监临官员私自役使受监临人, 及借用监管范围内的奴婢、牲畜、车船之类的, 除各自计算工价及租金, 还要依接受被监临人财物罪论处。可以看出, 《唐律疏议》中的贿赂范围比我国现行《刑法》的范围要广泛一些。而且, 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贿赂的对象明确表述为“不正当好处 (利益) ”。而且, 将贿赂规定为“不正当好处”也是《公约》的强制性要求。这说明, 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与《公约》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但是无论从市场经济形势下的现实需要, 还是依财物含义的本质内容即财产性、可计算性的属性来讲, 将财物扩大解释为财产性利益是无可非议的。”
另一方面, 唐初法律执行的情况较好, 特别是在惩治官吏职务犯罪方面, 大多数贪官污吏都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从整体上来看, 我国现行刑法对职务犯罪的惩治力度还是很大的, 但是在某些方面还有待完善。比如, 对于贪污受贿犯罪, 即使是相同的数额、情节、后果, 由于犯罪者及审判人员的区别, 量刑也不一致。产生此类情况的原因在于中国当代法治环境中权大于法现象的存在及权力与利益的非法交结, 导致监察无力, 处罚不公, 人民敢怒不敢言, 使惩贪立法名存实亡, 失信于民, 最终威胁社会的稳定。因此, 当前我国针对官吏贪污腐败, 应当以唐为鉴, 做到法不阿贵, 严格执法。只有这样, 才能使反贪法制真正发挥效能, 使大家能够真正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3.3 重视教育, 提高素质
在当代, 对职务犯罪的防治首先要靠法律来保证, 但是仅仅依靠法律并不能达到标本兼治, 应在监督与处罚的同时注重教化的作用, 培养官员的清廉作风, 形成廉洁的政治环境。具体来说, 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 应加强对官员的反腐倡廉教育, 从思想道德方面提高其廉洁意识。道德是全凭人的内心确信来调节和制约人的行为的, 一旦道德观念扭曲, 就可能做出违法的行为, 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可以说, 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道德观扭曲的最典型表现。我国早就把道德教化作为为政治国的根本, 孔子曾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治国思想, 荀况把“礼义廉耻”作为道德教化的主要内容。我国当前的治国战略也应当强调廉政教育在职务犯罪预防中的作用。“由于公务人员担负着一定的管理职能, 拥有一定的权力, 因此除了要求其具备普通人的道德水准外, 还应具备职务道德修养, 即应具备廉洁奉公、不图私利、秉公尽责、公道正派、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等道德素质。”
另一方面, 应对公务人员普及刑法中有关职务犯罪的知识。有些公务人员本没有违法犯罪的意图, 但因为对刑法中相关职务犯罪的规定不了解而实施了相应的行为而构成犯罪。因此, 对公务人员有针对性地普及关于职务犯罪的刑法知识, 使其了解我国刑法对职务犯罪的有关规定就相当必要。另外, 刑罚具有威慑功能。在各种威慑力量中, 惩罚的威慑性最直接最有效。国家通过建立惩罚制度, 确立惩罚与腐败的关系, 并向社会公布, 使公务人员了解各种贪污腐败行为所对应的处罚, 从而使有腐败意图的人员产生畏惧心理, 打消贪赃枉法的念头。从惩罚的震慑角度来看, 刑罚不仅能使已经受到惩罚的犯罪分子感到痛苦, 而且能够震慑、威吓意图实施犯罪的人, 使它们不敢以身试法。使公务人员了解刑法对职务犯罪的处罚, 能够充分发挥刑罚的震慑功能, 制止其意图实施的贪赃枉法行为。这样, 才能使刑法发挥其根本性的遏制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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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出击：严查职务犯罪 篇11
4月9日至19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调查组，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聂文权、张恩祥分别带队，对省检察院和长春、吉林、延边、松原等市、州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组先后听取了省检察院和4个市、州检察院及所属4个基层检察院关于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情况的工作汇报，分别召开了人大代表、纪检监察干部、法官和律师座谈会，广泛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和建议。5月２2日，在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听取了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索维东作的《关于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情况的报告》，并认真进行了审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2003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切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认真执行人大有关决议，不断加大办案力度，努力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今年一季度，全省共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4849件5282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8．55亿元，有力地推动了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促进了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为我省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和平安吉林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有新成绩。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坚持把反贪污贿赂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重点查办了发生在党政领导干部中的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进行权钱交易的犯罪，国有企业人员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等重大犯罪。
——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有新进展。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将反渎职侵权工作与反贪污贿赂工作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不断提高查办渎职侵权犯罪的能力和水平。几年来，重点查办了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群众合法权益，以及非法拘禁、刑讯逼供、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渎职侵权犯罪。
——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和治理商业贿赂犯罪专项活动有新成效。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部署，全省检察机关积极开展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活动，深入查办商业贿赂犯罪，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执法理念有新突破。全省各级检察机关能够站在全局的高度思考和把握检察工作，积极探索为大局服务的方法和途径，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保护经济发展与打击犯罪、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把保障企业健康发展作为服务大局的重要内容，优先查办影响企业发展的职务犯罪。同时，在办案中注意区分企业改革中的工作失误与渎职犯罪的界限，拆借资金与挪用公款犯罪的界限，招商引资中合理的支出、奖励与行贿受贿犯罪的界限，注意工作方法和策略，尽可能不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企业的声誉。
——办案质量有新提高。几年来，全省检察机关不断提高自侦案件的办案质量，案件的侦结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逐年提高。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充分肯定全省检察机关在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一是检察队伍整体素质有待于提高。一些检察人员服务大局、执法为民的自觉性还不强，特权思想比较严重，执法不严格、不规范、不文明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检察人员的执法观念陈旧，执法方式简单，个别检察人员滥用职权的问题还时有发生。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专业人才匮乏、人员结构不够合理的问题比较突出。二是查办职务犯罪的力度还应加大。特别是对涉及侵犯民生、危害司法公正和破坏环境资源的渎职侵权犯罪，查办的力度不够大。三是执法能力需进一步增强。一些检察人员的快速反应能力、突破案件能力、固定证据能力、庭审公诉能力等需要进一步增强。一些案件仍然存在不诉率高、撤诉率高和有罪判决率低的问题。四是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还应完善。全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领导体制尚未建立，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构和机制还不完善，没有形成有效的惩防机制与合力。《吉林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尚未得到全面深入的贯彻实施。五是执法环境有待于进一步改善。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对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重视不够。社会公众特别是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对惩治渎职侵权犯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知程度还不够高，相当多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被忽视、被容忍、被“谅解”。部分检察机关交通、通讯等物质装备不足，侦查工作科技含量低，办案经费困难，制约了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针对目前人民群众反腐败的呼声强烈、反腐败斗争十分严峻的形势，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求全省检察机关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部署，认真落实“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继续把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加强领导，扎实工作，开拓创新，再创佳绩，为全省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进一步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的力度。当前社会处于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反腐败斗争面临的任务艰巨而复杂。全省检察机关要认清形势，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提高对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重要性的认识。要加大力度查办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的建筑、交通、安全生产、教育管理、食品卫生、医疗医药、社保资金、房屋拆迁、环境资源、企业改制、司法等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要把司法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贪赃枉法、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为查办工作的重中之重。对刑法规定的有关职务犯罪方面的罪名，都要给予重视，不断拓宽查办领域。同时，要树立大局意识，把查办职务犯罪的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经济效果、社会效果有机地统一起来，更好地为我省的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司法保障。
——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要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法院、公安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的协调与联系，整合资源，相互支持，形成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的合力。要不断完善和创新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机制，深化侦查一体化机制改革，加强案件管理，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提高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质量，切实降低自侦案件的不起诉率、撤案率，提高有罪判决率，确保打击效果。
——建设高素质的检察队伍。检察队伍素质高低是决定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质量和成效的关键。要把进一步提高检察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办案能力、执法水平作为一项战略性、紧迫性任务来抓。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为契机，提高检察干警规范执法、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的意识。积极开展各种业务培训，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培养一批专家型、复合型人才和业务骨干。坚持对检察人员进行经常性的廉政教育，做到警钟长鸣。加强对检察机关自侦工作的监督、制约，强化监督意识和程序意识，重视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尊重和保障律师的参与权，确保依法、公正、廉洁、文明办案。
——加大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力度。当前，加强反腐倡廉工作，从源头上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和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对全省改革发展稳定至关重要。要认真贯彻实施《吉林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充分发挥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的协调功能。全省各级检察机关要积极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加强与相关部门和行业的联系，形成全社会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联动格局。要结合办案加强对新形势下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特点和规律的调查研究，提出预防工作的对策和建议。积极探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新途径、新方式，推进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切实增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大工作力度，推进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
唐代官吏职务犯罪研究 篇12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犯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1]98。据考证, 夏朝刑法中就已经有职务犯罪的规定。《尚书·洪范》、《尚书·胤征》都记载了关于夏朝惩治官吏犯罪方面的法律。另有文献记载, 商朝成文法中规定的“官刑”就是针对贵族的职务犯罪。到了西周时期, 成文法有了进一步发展, 有关职务犯罪的法律在此时仍处于萌芽阶段。春秋时期的成文法虽未保存下来, 但是当时已经有了惩罚官吏职务犯罪的案例。战国时期, 韩非子提出了“明主知吏不治民”的主张。《法经》包括了借假不廉、淫侈等官吏职务犯罪的规定。秦王朝统一中国后, 官吏职务犯罪成为法典中的重要内容, 相关罪名也颇多。而后,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法律制度, 沿用了秦律中官吏职务犯罪的罪名, 又增添了部分新罪名。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法典中规定了官吏职务犯罪的专章, 明确区分了职务犯罪和非职务犯罪。虽然当时并无职务犯罪这一概念, 但是公罪和私罪的划分则是这一特点的具体体现。
二、《唐律》中职务犯罪的规定
《唐律》共12 篇, 第一篇《名例律》相当于现代刑法的总则部分。其他11 篇相当于现代刑法的分则部分, 该部分规定的具体犯罪有445 条, 其中近一半条文涉及官吏职务犯罪。最常见的是将职务犯罪分为一般职务犯罪和特殊职务犯罪。
1.《唐律》中的一般职务犯罪。在唐律中, 一般职务犯罪主要包括官吏赃罪、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 (1) 唐代官吏赃罪的主要规定。赃是指非法获得的财产。在《唐律疏议》中, 吸收、总结了前代惩治官吏贪污、受贿罪的立法经验, 首次提出“六赃”的概念。《唐律名例》第三十三条中规定“:在律‘, 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 皆约此六赃罪。”[2]47 (1) 贪污性质的犯罪。贪污罪是指政府官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窃取、挪用国家财产的行为。中国古代法律中有这样的规定, 即“取其非物谓之盗”。因此, 《唐律》中没有贪污的罪名, 而是将此类犯罪归于“盗”罪的范畴, 并将官吏贪污行为按“盗”罪来定罪量刑。《唐律》第283 条中“, 监临主守自盗”是对贪污罪的主要规定。此外, 《职制律》、《杂律》、《厩库律》、《诈伪律》中的部分条文也涉及官吏贪污行为。 (2) 受贿性质的犯罪。在唐代, 官吏的受贿行为被称为“受财”或“受有事之财”。《唐律》规定的受贿行为非常广泛, 如将官吏利用职务之便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均视为受贿。“六赃”中的守财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和坐赃四种罪名亦都属于受贿性质的犯罪。 (3) 行贿性质的犯罪。《唐律》第137 条规定了行贿罪“, 诸有事以财行求, 得枉法者, 坐赃论;不枉法者, 减二等。即同事共与者, 首则并赃论, 从者各依己分法。”[2]52如果用财物行贿主司官吏, 主司官吏受财后根据行贿者的请求实施了枉法处断, 行贿人计贿赂之值依坐赃论处;主司官吏受财后没有违法处置枉法处断的, 行贿人比照坐赃罪减二等处罚。对于行贿的处罚规则与受贿相同, 均以赃值论罪, 对枉法者的处罚要重于不枉法者。 (2) 失职行为的犯罪。失职是《唐律》中官吏职务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 主要分布在《职制律》、《厩库律》、《户婚律》、《杂律》中。失职罪的三种表现形式是不能正确履行义务、不履行职责和擅离职守。 (3) 滥用职权性质的犯罪。《唐律》对各级官吏的职责范围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官吏的任何越权行为和擅权行为, 不管其主观上是否善意, 也不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 都被认定为犯罪。如在唐代, 每一个机构的每一个职位都有严格的编制, 若违令超编任用官吏即属于滥用职权性质的犯罪, 构成非法置官罪。 (4) 徇私舞弊罪。徇私舞弊罪是指政府官员为徇私而滥用职权, 违背事实和法律处理公务, 致使公共财产和公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唐律》对于官吏徇私舞弊罪的处罚原则是记赃, 分别按盗罪和受财枉法罪来衡量。如故意脱漏增减户口、出入课役的, 赃重入己者, 以枉法论, 至死者加役流。
2.《唐律》中的特殊职务犯罪。在《唐律》中, 冒犯皇帝的尊严和威胁皇帝人身安全的职务犯罪以及司法和军事中的职务犯罪均属于特殊职务犯罪。一是冒犯皇帝和危害皇帝人身安全性质的犯罪。《唐律》将直接“谋反”列为“十恶”之首, 毁坏皇帝的宗庙、陵墓、宫阙的行为被称为“谋大逆”, 列在“谋反”之后。官吏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冒犯皇帝也是重罪, 属于“大不敬”, 亦被列为“十恶”之一。二是司法领域的特殊职务犯罪。《唐律》在《捕亡律》和《断狱律》中对官吏在司法中的职务犯罪作了详细规定, 包括追捕罪犯、受理告诉等环节。三是军事领域的职务犯罪。《唐律》明确规定了擅自发兵、应发兵而不发、擅自调发杂物及不调给杂物等职务犯罪。
三、唐代官吏职务犯罪立法评析
1.唐代官吏职务犯罪立法特点。《唐律》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典范, 内涵丰富, 适应唐朝统治的需要, 尤其是唐代官吏职务犯罪方面的立法, 有其显著特色。 (1) 唐代官吏职务犯罪范围的广泛性。《唐律》规定的职务犯罪范围非常广泛。一方面是官吏职务犯罪的罪名广泛。《唐律》规定具体犯罪的11 篇中, 共有445 条, 其中涉及职务犯罪的条款有223 条。从《卫禁律》到《断狱律》, 大部分内容都是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诈伪律》有近一半条款, 《杂律》有三分之一条款都与职务犯罪有关, 《贼盗律》和《斗讼律》也分别有3 条和10 条规定了职务犯罪。《唐律》规定官吏职务犯罪涉及行政、经济、司法、军事等方面, 范围十分广泛。另一方面是行政过失与行政违纪行为也列入职务犯罪范围之内。《唐律》中, 应宿直而不宿直、点检不到都要受到刑事制裁。 (2) 官吏职务犯罪刑罚的严厉性。《唐律》对于官吏职务犯罪采取重刑政策, 如过失犯罪适用死刑, 渎职反坐、严惩官吏赃罪等。据统计, 《唐律》规定可判处死刑的职务犯罪有大约29 条, 其中有一些属于过失犯罪的, 主要是危害皇帝安全的罪行, 如宿卫在御前误拔刀子可判绞刑。另外, 在《唐律》众多重刑政策中, 严惩官吏赃罪尤为突出。《唐律》将官吏贪赃枉法列入私罪范围。按照当时的处罚原则, 私罪的处罚重于公罪处罚。可见, 《唐律》中职务犯罪刑罚不仅严密而且严厉, 才使其成为唐代治理官吏职务犯罪的主要依据。 (3) 官吏职务犯罪连坐制度逐步完善。《唐律》中, 官吏职务犯罪连坐制度是指官吏在职务活动中, 不仅会因为渎职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还会因为同事或者上下级的渎职而承担刑事责任。连坐制度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 从商鞅在秦国搞变法的时候就开始推行了。到了汉代, 连坐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律》在吸收前代立法经验的基础上, 将连坐制度逐步完善, 主要包括了三种类型, 即公罪连坐、官吏赃罪连坐和亲属犯罪连坐。与前代相比, 公罪连坐的规定更加严密化, 亲属连坐范围进一步缩小。
2.唐代官吏职务犯罪立法的局限性。《唐律》本质上说是一部典型的中国封建社会法典, 其立法目的是维护专制统治和皇权稳定, 由于礼法并用的矛盾冲突以及“人治思想”固有的局限性, 贪污腐败现象没能真正被杜绝。 (1) 礼法并用的矛盾冲突。中国自汉武帝决定独尊儒术以后, 儒家思想便成了法制的指导思想, 中国古代的法制就走上了礼法结合的道路。《唐律》与礼结合并存, 却又不乏矛盾冲突。统观《唐律》“, 亲亲”“、尊尊”为中心的封建等级制度已完全融合于律文之中。因此, 《唐律》对某些职务犯罪在刑罚的适用上也严守封建等级之礼。如“凡听狱讼, 必原父子之亲, 立君之义, 权轻重之序, 测深浅之量。”[3]423另外, 《唐律疏议》也体现了“贵贱有等, 长幼有序”的儒家“礼治”思想, 按名份系统而详细地规定了“议”“、请”“、减”“、赎”等制度, 明确规定了官吏贵族的特权, 即其犯罪可减免刑罚。正是这些法律明确规定的特权为某些官吏在犯罪时提供了避风港, 因此唐代职务犯罪方面的法律也就没能更好贯彻执行。 (2) “人治思想”阻碍了职务犯罪立法的有效运行。尽管唐朝统治者从隋朝滥施暴政、短命而亡的教训中吸取经验, 认识到稳定、连续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但是在皇权至上、君主专制的古代社会“, 人治思想”也严重地阻碍了职务犯罪立法的有效运行。在唐朝这样的帝制时代, 皇帝不仅掌握最高行政和军事大权, 也掌握着最高立法权和司法权。唐朝法律的四种形式中, 令、格、式基本上都属于君主制定法, 这种立法形式具有灵活性, 更能体现皇帝的意志, 同时它也难逃被轻易变动内容及效力的厄运[4]430。在对犯罪官吏进行惩罚时, 往往由皇帝作出最后的裁决。“人治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严重阻碍了职务犯罪立法的有效运行。
摘要：《唐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法典, 其中有将近一半的条款可归入官吏职务犯罪的范畴。本文以唐代官吏职务犯罪为切入点, 介绍唐代官吏职务犯罪的主要规定, 并对其立法特点及局限性进行评析。
关键词：职务犯罪,唐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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