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精选7篇）
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 篇1
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始终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2014年, 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各类职务犯罪案件41487件55101人。其中, 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100万元以上的案件3664件;查办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4040人, 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589人、省部级以上干部28名。[1]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 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也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 这就要求检察机关不断完善办案机制, 提高职务犯罪侦查的质量和效率。职务犯罪专案侦查, 作为侦查一体化建设的重要组成机制, 旨在短时间内集中优势力量, 发挥“大兵团作战”优势, 提高对大案、要案的侦查效率, 成为当前检查机关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职务犯罪专案侦查概述
(一) 职务犯罪专案侦查的概念和性质
职务犯罪专案侦查作为职务犯罪侦查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通常情况下, 职务犯罪专案侦查是指省级或市级检察院对一些涉及人员较多、级别较高、侦查难度大、犯罪情节复杂或牵扯区域、部门较多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统一组织部署, 统一调集侦查力量集中进行攻坚的侦查活动。[2]
在实践中, 专案侦查是对于特别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 组织专门的侦查力量, 综合采取各种侦查措施和手段, 实行专案专办, 攻坚克难的侦查组织形式。[3]就职务犯罪专案侦查而言, 专案侦查是适应反贪斗争的重要侦查组织形式。重大、疑难、复杂的职务犯罪案件涉及的犯罪嫌疑人级别一般较高, 而且案值巨大、涉及人员多, 有时案件还会涉及不同领域、跨不同行政区域。对于这些案件, 常规的承办人承办制、搭档制、办案小组或者主办侦查官制等组织形式难以取得好的侦查效果, 组织职务犯罪专案侦查就成为侦破复杂、重大、疑难职务犯罪案件的必然选择。
(二) 我国职务犯罪专案侦查的发展
1. 我国职务犯罪专案侦查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职务犯罪专案侦查的相关规定, 分布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相关文件当中。主要包括: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9年11月颁布的《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 其中第12条规定:“对于需要若干个检察院共同侦查或者需要统一部署侦查的重大案件, 可以成立办案组织, 由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或者省级检察院统一指挥”。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9月26日下发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健全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一体化机制的若干规定》, 其中第六条明确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辖区内发生的需要统一部署侦查的重大复杂案件, 经检察长批准或者决定, 可以列为专案, 从本级侦查人才库、辖区内各级人民检察院抽调人员, 成立专门办案组织, 也可以调集若干下级人民检察院的侦查力量, 统一进行侦查”。
2. 我国职务犯罪专案侦查的适用
在职务犯罪专案侦查体制建设的过程中, 各地检察院在实践中进行了不断探索, 并就专案办理的相关经验进行了总结: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铁路运输分院[4]、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5]等机关, 在实践中应用专案侦查模式, 办理了大批大案、要案, 并进行了经验总结。其中, 北京市检察机关先后办理了铁道部、国家信访局、国家能源局、国家电网等多个在全国有影响, 有震动的大型专案, 以及多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涉嫌职务犯罪专案, 在专案调查工作机制方面不断探索和创新, 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且运用灵活的办案模式。[6]
二、职务犯罪专案侦查组织模式
专案侦查常见组织形式就是专案组, 专案组设立因案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专案组设立时需要考虑一系列的因素, 包括犯罪的严重程度, 是否为窝案、串案, 犯罪涉及人员的职位等;而且, 在专案的办理过程中, 专案组需要随着案情的变化随时进行调整, 适应侦查工作的客观需求。
(一) 职务犯罪专案侦查的人员组成
专案组组建的目的之一, 在于整合优势力量。专案组打破原有的人员组织结构, 缩减领导指挥层级, 提高团队整体办案效率。
在实践中, 对于特别重大案件, 可以由自侦部门负责人担任指挥人员, 在一线直接指挥侦查人员办案。而专案组的办案人员可以从侦查“人才库”中抽调, 也可以由办案单位内部的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其它业务部门抽调, 还可以由上级检察院从非办案单位的检察院抽调组成。因此, 专案组的人员组成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同时又有一定的随机性。
(二) 职务犯罪专案侦查的组织结构
专案侦查的组织一般有决策领导层、指挥管理层和行动层三层。指挥管理方面, 一般由基层院或分院反贪局长负责对全案的侦查工作进行具体指挥;行动层面, 一般由各主要承办人负责具体侦查方案的落实和侦查取证工作。
在专案办理过程中, 指挥管理层一般处于办案一线, 直接负责指挥案件的办理。而行动层一般分为不同的职能小组, 例如:侦查取证组、审讯组、追逃组、证据材料审查组、综合信息组、技术支持组、后勤保障组等。在分组时, 要根据专案的规模以及任务的轻重缓急, 并充分考虑人员的能力特长等, 来确定职能组人员的规模和组成。
(三) 职务犯罪专案侦查的组织与指挥
专案侦查的组织与指挥没有刻板和固定的模式, 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要根据侦查的进展和案情的变化而随时变动和调整。[7]专案侦查的关键环节和步骤一般包括:筛选确定专案;确定办案组织;研究分析案情, 制定侦查计划;组织分工, 实施侦查;强化信息沟通与决;证据材料审查;结案与总结等。
三、职务犯罪专案侦查面临的挑战
职务犯罪专案侦查在提高侦查效率、优化侦查资源配置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然而, 其在人员管理、办案规范性以及“专案后”问题解决方面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 专案组人员管理
在人员专业性方面:在一般的刑事专案侦查过程中, 专案侦查为了实现侦查的有效性, 一般都要抽调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外调、审讯、财会、法律、后勤等方面的业务专家和骨干参站。但是, 职务犯罪专案侦查人员的构成, 多是检察系统内部侦查人员。这些侦查人员大多是法律专业毕业, 很少有精通财会、审计或者侦查技术的专业型人才;而在专案侦查中, 这些技能都是必要的。
人员适应性方面:专案工作任务繁重, 考验着专案组人员的承受能力。同时, 专案工作打破了原有的工作模式和熟悉的工作环境, 考验着每个侦查人员适应新环境的能力, 以及沟通协调能力。
在人员分工方面:案组人员数量多, 而且专案组当中可能有许多人是新调入人员。专案指挥人员要根据每个人的优缺点进行分组、安排任务, 而现有的人才库资料并不能真实反映侦查人员的真实情况, 造成人才抽调的混乱。指挥人员只能根据现有人员情况, 凭借自己的经验判断确定专案组人员的分工。
(二) 办案规范性方面
专案组工作复杂且繁重, 而且在实际工作中, 专案组人员组织复杂, 办案条线众多, 临时性、突发性的案件决策往往未能予以清楚的书面记录。在侦查过程中, 证据的调取、证人的询问、嫌疑人的突破都是统一进行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 办案资料往往是统一存放之后随意拿取, 一旦专案组织解散, 这些办案资料无法得到完整系统保存。一旦出现案件质量问题, 后续追查办案责任将十分困难。如何确保专案组高效有序进行, 并保证工作内容、流程符合程序性规定, 成为专案组面临的重大难题。
(三) “专案后”线索侦查困境
专案的办理过程中, 往往会发现其他相关联的线索。专案结束后, 这些线索如果尚未侦结, 一般会交由专案组中的相关人员继续进行查办, 或者移交到专案组之外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继续办理。而在办理这些“专案后”线索时, 就会遇到诸多困难, 如:异地办案、地方压力等等。专案组成立初期有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支持, 而专案结束之后, 线索侦查失去了优势资源支持, 往往会陷入侦查困境。
四、职务犯罪专案侦查制度的完善
职务犯罪专案侦查具有自身的优势, 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职务犯罪专案侦查模式的优化, 仍需检察机关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并加以完善。
(一) 优化专家型人才库建设
为了保障专案侦查的顺利开展, 需要扩大“专家型人才库”的专业涵盖范围。这就要求在建设“人才库”时, 不局限于检察系统侦查部门, 同时将擅长财会、审计、侦查技术应用的其他部门的专业人才纳入到专家型人才库, 使“人才库”囊括更多领域。
加强侦查人员业务培训, 提高侦查人员侦查能力。同时, 加快“人才库”数据更新, 使“人才库”的资料真实反映侦查人员的基本情况;定期开展专业人才考核机制, 确保“人才库”名副其实。
(二) 强化专案侦查规范化建设
专案侦查虽然从办案组织上讲是相对独立的, 但是在办案程序上没有任何特殊性。在专案办理过程中, 必须严格按照程序性规定办案, 通过程序性规定规范办案人员的司法行为。这就要求在专案组内部, 进一步优化专案组织结构设置, 强化各职能小组作用, 明确各小组分工及责任, 优化专案组内部管理体系。
同时, 加强专案组内部监督, 构建行而有效的监督体系。要做好监督工作, 就要求专案组人员形成完整工作记录, 确保全程留痕, 保证追责的准确性。同时, 专案组还要做好各职能小组之间的工作衔接, 通过各职能小组的相互监督, 及时发现问题。如有必要, 还可以通过设置专门的监督小组, 负责监督整个专案组的运转。
(三) 建立“专案后”问题处理机制
1. 建立专案组长效联系机制
专案办理要有始有终, 专案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专案侦查的终结。专案组解散之后, 可以设立专门的联系机构, 负责“专案后”问题的协调和处理。同时, 随时监控“专案后”线索的办理, 将专案“吃透”, 彻底解决专案遗漏问题。
2. 总结犯罪规律
办理专案的目的不仅是要打击犯罪, 同时还要预防新的犯罪发生, 对可能违法犯罪的人员起到警示作用。专案所侦查的案件一般为大案、要案, 其中许多是窝案、串案, 这些犯罪行为当中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有规律性可循。专案结束后要认真总结专案当中反映出的犯罪规律, 及时发现新问题、解决问题, 并向相关部门反映, 做出检察建议。
五、结语
我国职务犯罪专案侦查模式是在具体办案过程中逐步探索出来的,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发展, 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理论和制度基础, 但仍需完善。在反腐败新形势下, 研究和发展职务犯罪专案侦查制度, 不仅有利于提高职务犯罪侦查质量和效率, 还有利于应对职务犯罪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同时, 在推进司法改革的今天, 完善专案侦查模式对于构建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具有探索意义, 为检察机关创新工作模式提供了新思路。
参考文献
[1]2015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2]朱小芹, 李京生, 李学强.新形势下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的完善和发展[J].中国检察官, 2015, 4 (217) :50.
[3]雍立贤.刑事案件侦察[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2.2.
[4]刘玉生.职务犯罪大要案 (专案) 的侦查组织与指挥[J].中国检察官, 2010 (6) (总第101期) .
[5]陈国峰.大要案侦查中的综合工作[J].中国检察官, 2014 (4) (总第194期) .
[6]朱小芹, 李京生, 李学强.新形势下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的完善和发展[J].中国检察官, 2015, 4 (217) :50.
[7]王德光.职务犯罪侦查中的专案侦查刍议[J].人民检察, 2007 (2) :23.
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 篇2
(2)
来源： 作者： 日期：2011-03-31 >我来说两句(0条)
2．符合刑事诉讼规律和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的价值取向随着侦查模式由供到证型向由证到供型的转化，刑事诉讼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为应对复杂的犯罪形势所带来的挑战，提高犯罪侦查能力，世界各国对特殊侦查措施的适用采取容许态度。因而授予职务犯罪侦查机关适用特殊侦查措施的权力是侦查模式转型之基本要求使然。侦查阶段是收集证据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要强化职务犯罪侦查机关的证据收集能力，特殊侦查措施的使用权无疑会强化其证据收集能力。
3．符合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保障人权适度平衡的要求。打击职务犯罪是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宁和秩序，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最终达到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之目的。打击职务犯罪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在增强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威慑、预防犯罪的发生。法治社会强调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并重，不能因管理社会的需要，而放弃对人权的保护。就特殊侦查措施而言，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特殊侦查措施的使用权是有必要的，但也要认识到，这一手段的适用在有效打击犯罪的同时也使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处于随时可能被过度侵害的境遇中。从某种角度讲，代表社会公益的特殊侦查措施与代表个人私益的公民人身权利之间便存在着“善与善的价值冲突”——即公善与私善之冲突，二者之间存在着价值选择的问题。各国均认为，在对这两种权益——公益与私益，进行价值衡量时，应作有利于具有高度公益性质一方的判断。
（二）立法上具有可行性
1．《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提供了国际法上的可行性。运用特殊侦查措施打击腐败犯罪，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条对特殊侦查措施作了明确规定，这些规定在缔约国以不同的方式予以贯彻执行。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规定，间谍罪、贿赂政府官员罪等13种犯罪可使用秘密监听。在法国，对于可能判处2年或2年以上监禁的重罪或轻罪案件能适用通讯截留手段，这其中也包括了贿赂等腐败犯罪案件。在新加坡，国家调查局分三个部门，行政部门、调查部门和资料及辅助部门，其中调查部门是贪污调查局的行动部门，下属四个调查组，其中有一个情报组，情报组归一名助理局长领导，专司线人卧底、跟踪。国外相关立法的成熟经验可以为我们的立法提供有益的借鉴，这无疑使我们在对特殊侦查手段进行相关立法时能够更具针对性。
2．国内相关立法为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提供国内法上的可行性。早在1993年我国就对技术侦察作出法律规定，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调整，以司法解释或者其他法律形式进行逐步规范，并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且基本符合中国当下法治环境的制度规范体系。虽然这些关于特殊侦查措施的法律都是规范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特殊侦查行为的法律，但是对于规范检察机关特殊侦查行为具有较强的可借鉴性。这为职务犯罪侦查机关适用特殊侦查措施的立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实务中具有可操作性
1。丰富的侦查经验使我国检察机关有能力驾驭特殊侦查措施。根据刑事诉讼法上述规定以及刑法的相关规定，199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具体规定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范围。目前，由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共涉及50多个罪名，除行贿罪等个别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密切相关但本身不属于职务犯罪的罪名外，其余均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多年来，检察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不断加强对职务犯罪规律的认识，加强职务犯罪侦查指挥中心及相关工作机制的建设，按照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的要求来完善侦查工作的运行模式，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效率。在掀起新一轮的反腐风暴之际，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水平与能力得到了良好的检验。多年来，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业绩足以证明检察机关积累了相当的侦查经验，从人员素质到技术装备，检察机关完全有能力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使用和驾驭特殊侦查措施。
2．日益完备和先进的技术装备建设使我国检察机关能够有效使用特殊侦查措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级地方政府加大了查处职务犯罪的经济投入，突出表现在积极加强硬件建设，各地根据《2009-2013年全国检察信息化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建立健全、升级改造各级检察机关网站，更新办公、办案设备，提高信息化程度，为推进反腐倡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各级检察技术部门围绕司法鉴定职能，加大办案力度，不断地提高鉴定水平，努力实现办案能力的新突破；围绕文证审查职能，着力加大技术性证据材料审查力度，防漏纠错，努力实现证据质量的新突破；围绕技术协助职能，着力加大服务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力度，发挥专业优势，努力实现技术取证能力的新突破；着力加大实验室建设力度，努力建成符合标准、满足业务需求的司法鉴定实验室，以期实现检察机关司法鉴定整体工作的新突破。⑵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反腐倡廉行动，相关的信息化建设、硬件设施建设都得到了充足的经费保障，有很多省份将其纳入年前部门财政预算，以保障职务犯罪侦查机制运行的各项开支。这一有利形势使得检察机关完全有条件配备开展特殊侦查措施所需要的相关设备。
3．可以通过科学严谨的立法实现良好规制，预防和避免职务犯罪侦查特殊侦查措施适用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虽然目前立法没有明确授权职务犯罪侦查机关有权使用特殊侦查措施，即便是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能够运用特殊侦查措施，但是通过适用特殊侦查措施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尚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只有通过一定的方式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其转化为法定的证据形式，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旦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职务犯罪可以适用特殊侦查措施，那么通过特殊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理应具有公开使用的证据资格。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确立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显得更为迫切，同时要求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的运用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否则将导致特殊侦查行为无效，而由这些行为所获取的证据材料也被当然的予以排除。通过科学严谨的立法对特殊侦查措施的适用实现良好规制，以期预防和避免职务犯罪侦查中特殊侦查措施的适用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和效果是十分必要的2．符合刑事诉讼规律和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的价值取向随着侦查模式由供到证型向由证到供型的转化，刑事诉讼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为应对复杂的犯罪形势所带来的挑战，提高犯罪侦查能力，世界各国对特殊侦查措施的适用采取容许态度。因而授予职务犯罪侦查机关适用特殊侦查措施的权力是侦查模式转型之基本要求使然。侦查阶段是收集证据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要强化职务犯罪侦查机关的证据收集能力，特殊侦查措施的使用权无疑会强化其证据收集能力。
3．符合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保障人权适度平衡的要求。打击职务犯罪是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宁和秩序，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最终达到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之目的。打击职务犯罪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在增强司法机关的公信
力，威慑、预防犯罪的发生。法治社会强调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并重，不能因管理社会的需要，而放弃对人权的保护。就特殊侦查措施而言，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特殊侦查措施的使用权是有必要的，但也要认识到，这一手段的适用在有效打击犯罪的同时也使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处于随时可能被过度侵害的境遇中。从某种角度讲，代表社会公益的特殊侦查措施与代表个人私益的公民人身权利之间便存在着“善与善的价值冲突”——即公善与私善之冲突，二者之间存在着价值选择的问题。各国均认为，在对这两种权益——公益与私益，进行价值衡量时，应作有利于具有高度公益性质一方的判断。
（二）立法上具有可行性
1．《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提供了国际法上的可行性。运用特殊侦查措施打击腐败犯罪，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条对特殊侦查措施作了明确规定，这些规定在缔约国以不同的方式予以贯彻执行。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规定，间谍罪、贿赂政府官员罪等13种犯罪可使用秘密监听。在法国，对于可能判处2年或2年以上监禁的重罪或轻罪案件能适用通讯截留手段，这其中也包括了贿赂等腐败犯罪案件。在新加坡，国家调查局分三个部门，行政部门、调查部门和资料及辅助部门，其中调查部门是贪污调查局的行动部门，下属四个调查组，其中有一个情报组，情报组归一名助理局长领导，专司线人卧底、跟踪。国外相关立法的成熟经验可以为我们的立法提供有益的借鉴，这无疑使我们在对特殊侦查手段进行相关立法时能够更具针对性。
2．国内相关立法为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提供国内法上的可行性。早在1993年我国就对技术侦察作出法律规定，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调整，以司法解释或者其他法律形式进行逐步规范，并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且基本符合中国当下法治环境的制度规范体系。虽然这些关于特殊侦查措施的法律都是规范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特殊侦查行为的法律，但是对于规范检察机关特殊侦查行为具有较强的可借鉴性。这为职务犯罪侦查机关适用特殊侦查措施的立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实务中具有可操作性
1。丰富的侦查经验使我国检察机关有能力驾驭特殊侦查措施。根据刑事诉讼法上述规定以及刑法的相关规定，199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具体规定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范围。目前，由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共涉及50多个罪名，除行贿罪等个别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密切相关但本身不属于职务犯罪的罪名外，其余均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多年来，检察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不断加强对职务犯罪规律的认识，加强职务犯罪侦查指挥中心及相关工作机制的建设，按照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的要求来完善侦查工作的运行模式，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效率。在掀起新一轮的反腐风暴之际，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水平与能力得到了良好的检验。多年来，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业绩足以证明检察机关积累了相当的侦查经验，从人员素质到技术装备，检察机关完全有能力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使用和驾驭特殊侦查措施。
2．日益完备和先进的技术装备建设使我国检察机关能够有效使用特殊侦查措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级地方政府加大了查处职务犯罪的经济投入，突出表现在积极加强硬件建设，各地根据《2009-2013年全国检察信息化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建立健全、升级改造各级检察机关网站，更新办公、办案设备，提高信息化程度，为推进反腐倡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各级检察技术部门围绕司法鉴定职能，加大办案力度，不断地提高鉴定水平，努力实现办案能力的新突破；围绕文证审查职能，着力加大技术性证据材料审查力度，防漏纠错，努力实现证据质量的新突破；围绕技术协助职能，着力加大服务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力度，发挥专业优势，努力实现技术取证能力的新突破；着力加大实验室建设力度，努力建成符合标准、满足业务需求的司法鉴定实验室，以期实现检察机关司法鉴定整体工作的新突破。⑵全
国范围内积极开展反腐倡廉行动，相关的信息化建设、硬件设施建设都得到了充足的经费保障，有很多省份将其纳入年前部门财政预算，以保障职务犯罪侦查机制运行的各项开支。这一有利形势使得检察机关完全有条件配备开展特殊侦查措施所需要的相关设备。
3．可以通过科学严谨的立法实现良好规制，预防和避免职务犯罪侦查特殊侦查措施适用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虽然目前立法没有明确授权职务犯罪侦查机关有权使用特殊侦查措施，即便是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能够运用特殊侦查措施，但是通过适用特殊侦查措施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尚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只有通过一定的方式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其转化为法定的证据形式，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旦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职务犯罪可以适用特殊侦查措施，那么通过特殊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理应具有公开使用的证据资格。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确立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显得更为迫切，同时要求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的运用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否则将导致特殊侦查行为无效，而由这些行为所获取的证据材料也被当然的予以排除。通过科学严谨的立法对特殊侦查措施的适用实现良好规制，以期预防和避免职务犯罪侦查中特殊侦查措施的适用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和效果是十分必要的。⑴参见[美]格雷·T·马科斯著：《高科技和社会秘密实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
⑵参见张立：《柯汉民：今后五年技术信息实现“四个突破”坚持“三个把握”》，载于《检察日报》2009年11月03日。
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 篇3
一、特殊侦查措施概说
《公约》第50条第1款规定：“为有效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为适当时候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措施，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从此条文可以看出，特殊侦查措施主要包括控制下交付、监视(电子监视和其他形式的监视)和特工行动等。
所谓控制下交付，是国际社会在打击国际毒品犯罪斗争中创设的一种侦查协作手段。该手段始于1982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麻醉药品委员的第七次特别会议。是指一种技术。即，在一国或多国的主管当局知情或监督下，允许货物中非法或可疑的毒品或它们的替代物质运出、通过或运入其领土，以期查明涉及毒品犯罪的人。2000年通过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将控制下交付手段的适用案件范围拓展到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行为、腐败行为、妨害司法行为。《公约》在2003年将控制下交付作了明确规定，控制下交付的适用范围正大逐步扩大，并开始在国际侦查协作中显示出了越来越广阔应用前景和空间。
电子监视、监听，是指侦查机关为了收集证据、查明案件事实，通过使用任何电子、机械或其他种类的器材，秘密听取犯罪嫌疑人及与犯罪有牵连关系之人同其他人之间的通话并记录有关信息的侦查行为。
特工行动，是指侦查机关根据国际公约、双边或多边协议以及国内的法律赋予的特殊侦查权，运用秘密的侦查力量，控制犯罪赃物或资金流向，收集证据，查明案情，抓获犯罪嫌疑人的特殊侦查方法。特工行动一般包括卧底、侦查圈套卧底等。卧底侦查是指国家侦查人员或者受国家追诉机关委派的其他人员，虚构或以某种特殊身份为掩护，获取侦查对象的信任，打人其内部以查明犯罪事实、收集相关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手段。侦查圈套是指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措施。
二、特殊侦查措施在我国的立法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对侦查的形式和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主要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等八种。关于电子监听等特殊侦查措施，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出规定。目前涉及到特殊侦查的法律主要是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颁布的《警察法》。《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根据有关解释，上述法律中规定的技术侦查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监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件检查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从这两部法律的规定看，我国目前仅就危害国家的严重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侦查可以采用技术侦察等手段，对腐败犯罪侦查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察的手段。这就使对腐败犯罪的侦控能力大大降低。此外，《公约》规定的控制下交付和特工行动更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空白点，特殊侦查措施的缺失已经制约了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发展。
三、当前查处职务犯罪采取特殊侦查措施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一)有利于打击职务犯罪，维护司法利益
腐败犯罪是一种严重的犯罪。是滥用权力以换取利益，当这种犯罪被以系统和跨国的形式实施时，则会变得非常危险。腐败已严重影响到了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与公正公平原则相背离。当前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寄予厚望，可是现在拘传、传唤时间最长不超过12小时，这并不足以挖出黑暗中的腐败，这一限制性规定使得办案人员必须将侦查重点放到与犯罪嫌疑人正面接触前的侦查上来，否则很难在12小时内突破案件。为此，必须展开外围调查，腐败犯罪通常都是秘密进行，并具有对合性。一般只有涉案当事人双方知道，一旦双方达成攻守同盟，一般侦查手段很难破获。如果检察机关能在被侦查者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通过监听、监视则能很好地击破谎言。又如很多涉嫌犯罪的人拒不承认自己有贪污受贿行为，或者借口自己不知道自己亲属收受贿赂。这就无形中增加了打击犯罪的力度。实行控制下交付，对相关犯罪证据进行全方位的流向监控，就可以获取确实充分的证据。控制下交付不仅仅限于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还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这样一旦发现资金应当的流向和实际流向不一致时，如应当进行投资的资金却购买了不动产、应当进行机构运作的资金被存入个人账户等，就可以肯定犯罪嫌疑人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犯罪行为就可以得到定性和确认。所以要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唯有侦查方式不断更新、扩展，才能弥补传统侦查措施的不足，特殊侦查措施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运用特殊侦查措施有效打击腐败。
(二)有利于与国际社会接轨，融入世界反贪侦查大格局
运用特殊侦查措施打击腐败犯罪。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公约》第50条对特殊侦查措施作了明确规定。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全法》规定，间谍罪、贿赂政府官员罪等13种犯罪可使用秘密监听。又如法国，对于可能判处2年或2年以上监禁的重罪或轻罪案件能适用通讯截留手段，这其中也包括了贿赂等腐败犯罪案件。在新加坡，国家调查局分三个部门，行政部门、调查部门和资料及辅助部门，其中调查部门是贪污调查局的行动部门，下属四个调查组，其中有一个情报组，情报组归一名助理局长领导，专司线人卧底、跟踪。2005年2月。美国在破获的涉及3名市长8名政府官员的新泽西近年来最大腐败丑闻案件，进行行贿的承包商就是FBI的线人。而我国现行诉讼制度与之存在较大差异，已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三)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对其在腐败犯罪中实行特殊侦查措施的必要性
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每个国家工作人员都与普通公民一样，在法律上应一视同仁。但是由于国家工作人员掌握着调配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主持制定并维护社会游戏规则的权利，同时也就难免要享有种种能够以权谋私的“职务之便”，在他们身上便近乎天然地存在着招权纳贿、腐化堕落的可能性，苏格兰启蒙思想
家大卫休谟很早提出了“无赖假定”原则，即假定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可能成为无赖，因此在进行宪政民主制度设计的时候，必须建立一套可靠的预防机制，将他们发展成无赖的道路堵死。从实践看，和普通公民相比，国家工作人员享有更多的荣誉尊宠，足以使他们忘乎所以，同时拥有更多的变坏的机会，足以使他们中的“意志薄弱者、欲令智昏者”忍无可忍走向腐败。由于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来源渠道的隐秘性及其历时性和多源性，法律在特定情况下对国家工作人员采取特殊侦查措施，牺牲他们的某些权利如隐私，这是基于保护公共职务纯洁性的特殊需要。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也必须抵住腐败犯罪的诱惑。其实在国外，对公职人员的廉洁测试是比较常见的，廉政机构的工作人员会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公职人员行贿，以测试他的廉洁度。
四、我国职务犯罪采取特殊侦查措施的具体制度设计
公权机关拥有的资源多少直接决定了其执法能力的强弱，要加大打击腐败犯罪的力度，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特殊侦查措施是必要的，但要尽力避免公民的合法遭受损害。关键是如何规范使用。一方面要使特殊侦查措施能够高效、准确地打击腐败犯罪，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司法控制机制，对特殊侦查措施进行有效的司法控制，使其不致膨胀到对个人自由权利形成威胁。
(一)适用特殊侦查措施应遵循的原则
各种特殊侦查措施在程序规制上会有所不同，但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共性，应遵循以下共同原则：
一是比例原则，又称为相应性原则，该原则源于1215英国自由大宪章“人民不因轻罪而受到重罚”的思想，根据该原则，国家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与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应保持一定合理的比例和平衡关系。所以对轻微的腐败犯罪，不能适用造成公民重大侵害的特殊侦查措施。
二是必要性原则，又称为最后手段原则。特殊侦查措施具有易侵权性。适用监听、卧底等手段实质上是一种以恶治恶的两难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这就决定了特殊侦查措施适用上必须谨慎，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这一原则要求在有多种侦查手段能达到侦控犯罪目的时，应当优先考虑相对人自愿配合或不侵害相对人实质权益的手段。即只有在其他侦查方式已经穷尽，对一些重大案件，通过普通侦查手段难以取得证据的情况下，才能考虑使用特殊侦查措施。
三是强制性侦查审批原则。国外对强制性侦查手段大都实行令状主义。要使用强制性的侦查手段只能在符合法定要件，经法官批准后才可实行。具体表现为程序法定和法官令状主义。
四是相关性原则。特殊侦查措施关公民的重要权利。因此其适用应当具有特定性，不能针对不特定的对象。为防止侦查机关适用特殊侦查措施的随意性，一般要有相当或合理的理由和证据来证明侦查对象与案件有关。所以，腐败案件必须限于与贪污贿赂犯罪有关的人员。
(二)适用特殊侦查措施法条件
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我国腐败犯罪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1适用特殊侦查措施的腐败案件必须是被处于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特大案件。或是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对人民群众有重大危害的案件：
2特殊侦查措施只能适用于特定的对象。只能针对腐败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以及其它与嫌疑罪行有关联的人使用。且这些人在采用特殊侦查措施前必须具有合理的犯罪嫌疑，采取特殊侦查措施必须是其不能逃脱罪责、不能造成巨大损失的必要条件；
3特殊侦查措施必须是在采用传统手段难以查清事实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的；
4特殊侦查措施必须经过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批准并严格履行有关手续。要经过申请和批准两个程序。申请使用特殊侦查措施时，除了提交其他一般侦查措施必备的法定条件外，还必须出具采用特殊侦查措施的合理依据。如侦查人员通过初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具有巨额财产，而根据其合法收入。是不可能拥有这些巨额财产的，侦查人员经过布控，均未获得有价值的证据，而多种迹象或各种材料表明此人受贿的可能性极大，这就存在使用特殊侦查措施的合理依据。采用特殊侦查措施获取的信息必须限制使用范围和适用期限。对于适用范围，特殊侦查措施应当在批准决定书载明的范围内进行，该范围包括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犯罪以及与该犯罪行为有牵连关系的其它犯罪。对于适用期限，经批准采用特殊侦查之日起。30日内有效，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经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至60日。
(三)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
首先。应赋予相对人及其委托律师以知悉权、阅卷权和异议权，赋予辩护方对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进行特殊侦查措施所取得的证据材料请法院排除予采纳的权利。
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立法思考 篇4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指的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作案人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监听、秘密录像、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其特点在于不经当事人知晓而运用技术装备秘密调查、秘密取证，是一种典型的秘密侦查措施。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技术侦查没有作明确规定，《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只赋予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可以行使技术侦查权。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95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曾规定：“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因此，检察机关侦查犯罪需要运用技术侦查措施时，因为法律没有授权而不能自行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只能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由公安或者国家安全机关协助。但作为内部工作协调的“答复”，忽略了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求助于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机关可能带来的两个弊端：一是他们本身的技术侦查任务已经非常繁重，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要求势必被摆到次要地位;二是检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有其特殊性，与普通的刑事犯罪相比，对技术侦查的要求更高，尤其是时效性特征明显，委托性质的监控工作不利于保密，甚至会贻误侦查战机。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做法一是不够规范化;二是由于审批环节多，启动程序复杂，运作时间长，在办案中也容易贻误战机甚至泄露案情。尤其是随着办案工作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办案手段的运用进一步规范，办案程序的进一步严格，这种借用办法将越来越不能适应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需要。
二、造成我国技术侦查立法滞后的原因
我国对于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限制与谨慎是有其深刻历史与社会背景的。“对党内问题禁止搞技术侦查”是我党长期坚持的一条政治纪律，是为了防止将技术侦查用于政治运动。但并不能必然地推导出职务犯罪不能搞技术侦查的结论。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党内问题，同党员干部涉嫌犯罪应当依照刑法惩处的问题有着本质区别。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大肆进行职务犯罪，严重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在性质上早已不是党内问题。如果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在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反腐倡廉建设单列出来，作为“五大建设”之一，纳入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这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升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了反腐倡廉建设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因此，从法律上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使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的能力与所承担的反腐败职责相适应，不仅不违背党内不准搞技术侦查的政治纪律，而且是检察机关通过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党的执政基础的必要措施。我国正努力走向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最高的宪法原则之一。
三、查办职务犯罪中运用技术侦查的必要性
首先，查办职务犯罪需要技侦手段是由犯罪嫌疑人主体的特殊性决定的。贪污贿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大都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一定的身份、地位、权力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些人往往反侦查能力较强，稍有不慎，便会打草惊蛇。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提前获取重要犯罪证据，一来可以抵御各种力量干扰办案，二来可以提前预防犯罪嫌疑人畏罪潜逃的。并且，技术侦查是在被追诉者及一般公众均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能避免来自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措施，所获取的证据也通常比较有效地防止给最终被证明无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名誉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避免给其所从事的本职工作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其次，查办职务犯罪需要技侦手段是由犯罪嫌疑人行为的隐蔽性决定的。贪污贿赂是经过精心伪装后实施的，在社会上扩散面很窄，他人难知详情，不易暴露于世。这就给打击职务犯罪带来更大的难度。而检察机关的侦查手段薄弱，许多技侦手段在刑事诉讼中没有得到明确，使得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不能或较少使用技侦手段，以致使一定数量的贪污贿赂案件很难侦破。所以，检察机关有必要采用一定的技术侦查措施去获取一些常规侦查手段难以获取的犯罪信息，以利侦破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
第三，查办职务犯罪需要技侦手段是由侦办职务犯罪取证的单一性决定的。由于职务犯罪的隐蔽性及取证手段的单一性，往往采用的是由供到证的侦查方式，即先掌握一定的线索，再取得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然后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再调取有关证据。这种侦查方式带来的弊端是言词证据多，其他类型的证据少，一旦出现犯罪嫌疑人翻供或证人翻证，侦查机关便显得束手无策，不利于有效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且这种“挤牙膏”的侦查方式，其工作效率可想而知。甚至可能引起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的发生，造成不好的法律后果与社会后果;因此，转换为“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不仅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要求。而侦查模式的转变，必须建立在检察机关侦查措施的配套与健全之上的，更重要的是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侦查措施包括技术侦查手段，提高侦查能力，在严格的程序制约下，对特定的人员进行技术侦查，以打破私下腐败的采证难，赋予反贪部门与其任务相适应的手段。
最后，查办职务犯罪需要技侦手段是由新时期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环境决定的。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全票通过决定批准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为有效地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是国际社会成员正常交往的法律保证，是一个负责任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作为承诺的一项国际义务，我国应当适时地修订和调整现行法律条款中与《公约》规定不一致的地方，完善中国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公约》这一规定为我国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行使技术侦查权提供了依据。
四、技侦手段的应用在立法上应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
1. 通过立法限定技术侦查的主体、适用范围、适用对象
《人民警察法》和《国家安全法》已经对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行使技术侦查措施作了规定。但是，立法缺失了对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的授予。检察机关承担着职务犯罪的侦查职能，也应当由立法授权成为技术侦查权的行使主体。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统一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其他依法具有侦查权的机关都是技术侦查权的主体，必要时都可以运用技术侦查措施发现和侦查犯罪。在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上，应以列举或概括的方式限定条件明确规定技术侦查措施适用范围。在适用对象上，技术侦查措施指向的对象只能是高度嫌疑人、被指控人以及有证据证明与被指控人存在密切关联的人员，严禁对无关联的人员采用技术侦查措施。
2. 通过立法明确技侦证据的证明力
技术侦查措施在立法上的缺失使得侦查机关在运用技术侦查所获得的证据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时，无相应的法律依据。因而它的可采性问题就无从谈起，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技术侦查所获得的“材料”，只能在分析案情时使用，不能在审判中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如要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技术侦查功效的发挥。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往往将技术侦查获得的材料转化为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或证人证言，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确认技术侦查措施并承认其所获得的材料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证据是必需的。
3. 通过立法制定技术侦查措施的监管和侵权救济
技术侦查具有打击犯罪和侵犯人权的双重属性，对其进行规范的法律也具有相应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是授权，即授予侦查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方法的权力;另一方面是限权，即限制侦查机关运用秘密侦查手段的权力。技术侦查权是需要限制的，其行使是需要监督的，否则就会被滥用。由于没有立法的具体规制，侦查机关可自行掌握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批准程序，对具体的侦查活动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对通过技术侦查手段获得的证据材料的保管、使用、销毁等也缺乏有效监控。侦查机关甚至有意将技术侦查神秘化，有关技术侦查的一切活动都实行模糊操作或暗箱操作，监督机制缺损，司法的透明度、公信度不高。正是如此，又进一步导致技术侦查手段的不当扩张甚至滥用，从而侵犯人权。
因此，应当立法明确规制技术侦查权的使用，使技术侦查措施所采用的具体手段和实施的侦查范围、所收集的证据材料都在可控的情况之下，都在有效的监督之中。
另外，技术侦查措施违法使用侵犯公民隐私权、住宅权时对公民的赔偿问题，也应纳入到国家赔偿法的范围当中，确定其属于国家侵权的一种，赋予被侵权人申请赔偿的救济途径。
技术侦查在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希望通过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修改和人民检察院反腐反渎职能的进一步加强，技术侦查能在职务犯罪侦查中逐步得到运用和推广。
摘要：职务犯罪是一类高智商、隐秘型犯罪, 犯罪行为往往由其职务为掩护, 加之通常没有直接的受害人, 痕迹、物证少, 因而侦查中发现难、取证难、固证难的问题十分突出。尤其是贿赂案件“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行动隐秘, 不着痕迹, 运用通常的侦查措施往往很难奏效。因此, 必须使用强有力的侦查手段包括必要的技术侦查手段。
职务犯罪侦查权之重构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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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侦查权之重构
自深圳设立职务犯罪侦查局后，关于职务犯罪侦查局的地位与作用，或者更深层次地说是关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优化问题成为关注焦点。笔者曾在硕士学位论文中探讨过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功能更新，大致构想如下：
一、关于职务犯罪侦查权归属争论的误区
在我国反腐败结构功能体系中，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理想功能相当强大，不仅对包括村干部在内的所有公务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使侦查权，对职务犯罪中牵涉的部分非公务人员犯罪如行贿罪及与利用职便的公务人员共同犯罪行使侦查权，还对部分公务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它重大犯罪行使机动侦查权。但是，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出现了功能弱化现象，尤其是出现了非功能与反功能。笔者认为，根本原因还是立法设计的理想化。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功能的弱化已经引起了反腐败各职能部门之间分力格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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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学界在研讨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归属和替代问题时，陷入一个绝对化的误区或者说对象错误。即始终将职务犯罪侦查权作为一个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来研究，忽略了现行法对职务犯罪范围的设定本身是否合理以及在关于职务犯罪的人为界定范围之内是否具有基于侦查便利的管辖划分必要这两个基础性前提。尽管有学者指出了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侦查案件管辖范围的划分标准的不科学甚至有悖民主和平等价值，但却没有提出建设性的调整意见。同时，上述的观点或者将侦查权对监督权的支撑功能混同于侦查权的监督功能，或者将侦查功能与监督功能绝对地对立起来，没有从作为子功能系统的侦查权对整个检察权功能体系的贡献以及与诉讼监督功能和公诉功能之间的互惠性角度对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进行反思与重构。
二、职务犯罪侦查权功能更新
关于检察权中侦查功能的更新问题，笔者的设计思路是：（1）以支撑诉讼监督功能为必要并保障支撑的充分有效；（2）对诉讼监督功能和一体化的公诉功能没有直接贡献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按照最有利于侦查的原则划归公安机关或监察机关；（3）拥有一定限度的机动侦查权，对民事、行政公诉过程中发现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或直接立案侦查或指挥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应对形势变化产生的新型犯罪，填补侦查权主体多元化可能造成的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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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剥离与诉讼监督无直接关联的职务犯罪侦查权
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范围的规定》具体规定的职务犯罪大致有55种，即贪污贿赂犯罪12种，渎职犯罪34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犯罪7种。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职务犯罪类型与检察机关行使诉讼监督权没有必然的联系，应当进行分离并归位。为此，笔者对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设计了以下分配方案：
1、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应当归属公安机关统一侦查。理由是：（1）市场和社会对平等主体的要求，尤其是世贸规则无差别待遇的要求，排斥单纯以身份和财产所有权区分的法律适用不平等。试想，当相邻的两家国有和非国有银行发生同样的收银员侵吞存款或者信贷员收受贷款客户贿赂的案件，尽管最终判决结果从罪名和量刑上进行区别可以用侵犯的客体复杂性不同来解释，但在被法院宣判有罪之前，我们凭什幺法理可以对其中属于“国有”的员工适用“12小时传唤”和“14天刑拘”，而对“非国有”的员工却适用“48小时留置”和“37天刑拘”？（2）公安机关的侦查力量与侦查水平在对付此类犯罪时存在比较优势，譬如专门设立了经侦大队。那幺，出于对担心破案能力的反对意见显然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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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非全面推行“检警一体化”侦查模式，否则以检察机关的人力、物力、财力根本无法对此类犯罪进行全面的有效打击。（4）断绝检察机关与企业等利益集团之间的权钱交易可能，将有助于保障检察权行使的公正性，有助于防范检察机关内部的腐败，进而有助于检察机关与检察官权威的重塑。尽管交给公安机关侦查同样存在这种可能，但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总比检察机关自我监督奏效得多。
2、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中行使司法权或行政执法权的公务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以及其它国家工作人员在协助上述人员行使司法权或行政执法权过程中实施的职务犯罪，仍由检察机关负责侦查。理由是：（1）上述侦查管辖范围与法律明确授权的诉讼监督对象范围一致，包括了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劳动教养机关和狭义的司法行政机关，并没有放弃法定的监督职责。（2）根据国务院《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结合《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的有关内容，对行政执法机关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追究等故意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行为中存在的职务犯罪进行查处，是对立案监督功能的必要和充分支撑。同时，也对民事、行政公诉功能提供了支持。（3）以司法活动和行政执法活动的职权主体身份和职权行为进行的双重管辖划分，突出了法治对司法、执法主体与从事其它公务的人员在职业操守要求上的区别。从人和事两方面，为检察机关全面正确履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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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国家强制力和作为解决利益冲突最主要手段的司法权与行政执法权进行监督的基本使命提供了保障。（4）上述双重管辖划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一方面侦查对象所在单位相对固定，而司法和行政执法的职权范围也容易确定；另一方面，从刑法分则中的许多相关罪名本身就明确指向特定的司法和行政执法行为可以直接区别管辖，如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枉法裁判罪等。（5）针对与诉讼监督权直接关联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将使得检察权中的监督功能与侦查功能实现最大程度的互惠，即从监督活动中发现职务犯罪线索，通过职务犯罪侦查增强监督效力。（6）管辖案件各类在量上的减少将带来质上的提高，保证将有限的检察资源集中投入到应当且最适宜由检察机关承担的侦查任务中，强化侦查功能进而强化检察权的整体功能。
3、前两类以外的其它职务犯罪由监察机关进行侦查。理由是：（1）监察机关设立的目的和任务原本就是查纠公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在国家机关体系中具有廉政监督地位。（2）监察机关事实上参与甚至主持了一些重大复杂的职务犯罪，在能力与经验上可以胜任侦查职责。（3）监察机关身居政府之中，具备侦控以行政管理人员和行政管理行为为主要侦查对象的特定职务犯罪的信息优势。（4）将针对违法违纪的监察权升格为针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与职务犯罪从违法违纪形态发展为犯罪形态的一般规律相符，打击与预防效果与检察机关负责侦查时相比将呈现增强趋势。（5）赋予监察机关一定范围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以取代“两规”，“两指”等政治手段，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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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又能促进法制化与民主化。
4、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由上级监督机关进行侦查；监督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由上级检察机关进行侦查。自然公正或正义要求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当然也不会允许自查自纠的侦查行为。
因此交叉侦查势在必行，但如果由同级之间互相侦查，或者有“官官相护”之嫌，或者有分庭对抗之忧。由高位阶的对方上级掌握制约机制也许是最佳选择。
5、检察机关在与公安机关、监察机关之间出现职务犯罪案件管辖纠纷时具有侦查优先权。因为侦查活动是诉讼活动的启动和起始阶段，而检察机关拥有诉讼监督权。但应当赋予公安机关和监督机关向上级检察机关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力。对于因为犯罪竞合、数罪或共同犯罪出现的共同管辖案件，检察机关立案后，认为由公安机关或监督机关侦查更适合的，可以移送管辖。
6、职务犯罪中单位犯罪的管辖参照上述划分。
原本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一分为三，不可避免将出现一些协调上的困难甚至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具体的问题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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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毕竟从理论上进行设计和论证的结果只能是“相对合理”。
（二）增补在诉讼监督过程中发现的妨害诉讼犯罪侦查权
基于健全和完善诉讼监督权功能的考虑，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不应局限于职务犯罪的范畴，应当包括对妨害诉讼活动的非职务犯罪。在增补侦查权之前，有必要借鉴一下国外关于检察机关侦查权的立法例。
在英国，检察机关仅行使部分刑事侦查权，即根据1987年的《严重欺诈局法》有权直接立案侦查涉嫌500万英镑以上的重大复杂欺诈案件。严重欺诈局设在检察机关内，有权要求任何与商业欺诈案件有关的公民或企业提供相关信息、文件和资料，也有权进入相关机构调查等。继英国之后，新西兰、挪威、乌干达、南非等国也仿效英国成立了由总检察长领导的严重欺诈局。在美国，检察机关直接进行侦查的案件主要包括：特别重大的贪污案、行贿受贿案、警察腐败案、白领犯罪、智能犯罪等。在日本，检察机关主要对部分经济与公司案件、严重偷税与漏税案件、公务人员贪污受贿案件进行侦查。一些高等检察厅还成立了“特别侦查部”，专门负责这类案件的侦查工作。在韩国，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犯罪案件，包括智力型犯罪、复杂犯罪和严重的犯罪，如政府官员（四级以上公务员）利用职务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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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经济犯罪、毒品犯罪、环境污染犯罪、有组织犯罪、偷税以及警察滥用职权犯罪等。
联合国大会1990年批准的《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特别指出：“检察官应当适当注意对公务人员所犯罪行，特别是对贪污腐化、滥用权力、严重侵犯人权、国际公认的其它罪行的起诉，和依照法律授权或当地惯例对这种罪行的调查。”可见，检察机关的直接侦查权以职务犯罪为主但并非只针对职务犯罪，也可以针对特定的犯罪类型，具体设定完全根据实际需要。
有鉴于此，根据诉讼监督功能的需要，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下列案件应当行使侦查权：
1、刑法分则中规定的妨害司法类罪划归检察机关管辖。有利于在监督司法权行使主体及其职权行为的基础上，对其它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经验表明，诉讼参与人的妨害司法行为往往与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相关联。在侦查其中一类犯罪的过程中可能发现重要的其它犯罪线索，对两类犯罪的侦查都有促进作用。如从伪证罪可能挖掘出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职务犯罪。从法理上说，也只有通过对诉讼参与人的整体监督，才能将三大诉讼法中关于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落到实处，维护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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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以司法人员或行政执法人员为犯罪对象的人身伤害及侵犯其它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因为对司法人员与行政执法人员的依法保护也是对司法和行政执法正常秩序的维护，是对诉讼民主、文明、公正的保障，与诉讼监督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同时，也能从侦查过程中发现其它妨害司法的普通犯罪或职务犯罪线索。当然，如果确实与身份或职权无关，也可以交由公安机关侦查。如果被害人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为了回避应当交由公安机关侦查。
3、职业律师利用律师职便实施的犯罪案件。这与第一类妨害司法罪存在竞合，但律师利用职便实施的犯罪并不限于诉讼活动或司法活动。随着“法曹一元化”在我国的发展，尤其是统一司法资格考试的全面推行，律师将成为法官和检察官队伍中精英的主要人才资源。换句话说，律师作为司法工作者，其职务行为虽不属于公务，但与法官和检察官具有很大的接近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律师的职业操守对诉讼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因此，对于律师在诉讼代理或非诉代理活动中的诈骗、敲诈勒索、受贿、侵占等犯罪行为，由负责诉讼监督的检察机关进行侦查，有助于维护正常的司法秩序和司法职业的廉洁与高尚。
（三）扩充机动侦查权
我国检察机关现有的机动侦查权同样受限于“身份”与“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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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它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经过以上的重组后，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应当作适当的调整和扩充：
1、在民事、行政公诉案件的调查、审查中发现的非属检察机关固定管辖的犯罪案件。如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豆腐渣”工程进行公诉时，直接侦查其中牵涉的非法招投标等犯罪。这样一来，有助于公诉权的统一行使。
2、新出现的犯罪类型。如针对足球“黑哨”事件，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司法解释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批捕和起诉。笔者认为从诉讼监督的角度考虑，检察机关对此类新概念犯罪自行侦查更为妥当。
3、基于回避的代位侦查。不宜由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不限于职务犯罪案件）以及不宜由监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如公安机关领导的家属或子女的犯罪案件等。借此保障侦查程序的合法和结果的公正。如果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亲属实施的检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职务犯罪，同理应当由监察机关替代侦查。
4、基于不作为的代位侦查。立案监督中，对公安机关拒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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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立案理由，或在收到通知立案书后拒不立案，以及虽然立案但搁置不予侦查的案件，经向公安机关正式提出书面纠正违法意见并经上级检察机关向上级公安机关通报后，仍然不予立案或侦查的，经省级检察机关审批同意，取代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同样，针对监察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参照以上办法执行。
5、基于违法侦查的代位侦查。对于公安机关和监察机关侦查人员由于刑讯逼供、徇私舞弊、枉法追诉、报复陷害等违法侦查行为构成职务犯罪的原案，即被违法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有权对原侦查结论予以撤销并自行组织重新侦查。
6、将原机动侦查的范围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缩小为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重新配置相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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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双鄂、余立进：《“国家工作人员”范围辨析》，《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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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报》2002年5月7日。
4、对于现行检察权中以身份区别管辖权的平等价值判断，属于侦查权的微观功能研究范畴。前文引述的夏邦一文关于“遗毒”的指控，笔者认为应当一分为二地理解。指控看似代表了“从身份到契约”（〔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7页）的前进方向，也可以用来批判亚里士多德“正义即不义，不义即正义”正义观，（亚氏的正义观不是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是不同的人应该享有不等的权利，是建立在不平等人生观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不正义基础上的正义。参见李龙主编，前引书，第44页）但由于忽视基于某些职权而形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忽视对特殊犯罪区别侦查所体现的权责统一或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上的平等，忽视公务人员非职务犯罪的其它刑事犯罪与非公务人员适用同一侦查程序的事实和法律上的平等，并不能构成对职务犯罪侦查权平等价值的完全否定，但却足以构成部分否定。因为它至少可以引发关于职务犯罪侦查中12小时最长连续传唤期限与其它犯罪侦查中48小时最长连续留置期限，以及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犯罪最长刑事拘留期限为37天而检察机关侦查的却只有14天的比较反思。
5、参见张雪妲，前引文，第153页。该文认为公安机难以胜任侦破“白领犯罪”对侦查人员谋略和技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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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将国企人员和单位犯罪归属检察机关管辖，在检察经费依靠“皇粮”明显不足的现实条件下，已经成为了反功能，这可能是立法者始料不及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计划财务装备局承担的《检察机关经费保障机制研究》重点课题组调查研究显示：在检察系统开展教育整顿前的1997年，全系统经费支出85.57亿元中，各种形式的外单位赞助13.9亿元，在发案单位报销4.78亿元。参见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编：《检察理论研究成果荟萃》，第129页。在接受了这些维持检察机关“生计”的“杂粮”之后，检察机关能否保证铁面无私遭到了合理的怀疑，这也是启动队伍教育整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公正既需要高素质的检察队伍，也需要保障公正的外部环境，并非搞几次运动可以解决的问题。
6、参见梁国庆主编：《国际反贪污贿赂理论与司法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77页。
7、张培田：《检察制度本源刍探》，孙谦、刘立宪主编：《检察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48页。
8、刘立宪、吴孟栓：《国际检察制度发展趋势的把握和分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9、刘兆兴：《两大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比较》，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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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法评译》1995年第3期；龙宗智：《论检察官侦查的特点和要求》，前引文，第456页。
10、李伦：《国外和港澳台地区检察机关侦查权比较研究》，《国外法制信息》1998年第12期。
11、高克强：《大韩民国检察制度概况》，《国外法制信息》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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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财产刑执行难的立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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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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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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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 篇6
关键词：技术侦查措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根据侦查需要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并增加了严格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有关规定，但如何将技术侦查措施运用于职务犯罪案件中，是摆在各级检察机关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技术侦查措施的基本理论
1.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
技术侦查措施是指侦查机关利用科学技术及现代科学技术装备来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的侦查措施的总称。包括监控、全程录音录像、拍照拍摄、电子定位、网络监视、信息数据恢复等等。技术侦查措施偏重于侦查手段的高技术含量，此处的技术并不同于侦查人员在办案实践中所积累的办案技巧、办案经验，而是指科学技术衍生下的科技手段、技术设备等
新《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作为专门的一节列入其中，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使用主体、适用程序等方面进行了规制。同时，因应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公安部也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进行了修订。新《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也将“技术侦查”专门规定为一节，用11个条文从公安机关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审批执行程序等方面做了更加细致的规定。其中，在审批程序上，公安机关由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人民检察院须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在适用的案件范围上，更加详细的列举了部分罪名等。
2.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
技术侦查权从权属划分上看，它应当属于公权的范畴，而公权的行使是需有法律明确授权并受到严格限制和制约的，缺乏有效制约的公权将会导致公权行使上的任意性，而缺乏法律授权或超越法律授权的公权行为则是违法的、无效的。因此，检察机关自侦部门行使技术侦查权也应当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并严格按照法律的授权范围行使该权力。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有限采用原则是指可供检察机关决定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应当是确定的，检察机关不得为案件办理的便利而任意创设技术侦查措施，只能在法定的技术侦查措施种类范围内决定所需采用的技术侦查措施。为了确保检察机关规范运用技术侦查措施，减少和避免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在有关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检察机关可以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7号）中有关技术侦查措施种类的规定，采取记录监控、行踪监控、通信监控、场所监控等措施。
3.检察机关技术侦查适用的对象
檢察机关可以运用技术侦查的对象具有特定性或者有限性。具体来讲，从适用主体上，它只能由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采用，其他部门无权采用；从案件性质上，它仅仅适用于贪污、贿赂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职务犯罪案件，不能适用于其他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从案件的严重程度上，必须是重大的职务犯罪案件，即“涉案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对于涉案金额在十万元以下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情节较轻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案件则不能运用技术侦查措施。
二、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取的证据使用问题
1.证据需转化为法定形式
新刑诉法第48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并规定了证据的法定形式。第152条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因此，技术侦查措施获得证据材料需要进行转化，转化成为以上刑诉法所规定的证据类型进行使用。
2.当庭使用和庭外核证
庭审中需要对证据进行质证，大部分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和其他证据一样都需要进行公开质证。同时法律也规定了，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3.非法技术侦查措施取得证据的排除
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取证据经过转化作为证据使用之后，同样存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关于非法技术侦查措施取得的证据，可以参照一般侦查措施取得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非法技术侦查行为所获得的言辞证据，一律予以排除。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如侦查机关超越职权进行技术侦查、技术侦查获取的资料不完整、审批手续有瑕疵等，可以根据其违法程度区别对待，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予以排除。同时，也要注意“技术侦查措施”的特殊性，着重注意其取证的程序合法性，因为一般技术侦查措施取得的实体证据较为可靠，因循合法程序取证就显得更为重要。
三、完善检察院自侦案件的法律规制的建议
1.完善自侦案件中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定
通过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或者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来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使用期限、使用对象等具体问题，对技术侦查措施中“严格的审批程序”做出明确的解释，来补正和完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法律上保证技术侦查措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期实现指引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的作用。
2.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权
检察机关具有侦查权，理应包括具体的执行权。因此赋予检察机关对于自侦案件中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权也是合理的。检察机关在得到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审批之后，如果立即予以执行有利于获取有效的案件信息，及时侦破职务犯罪案件，从而实现治理职务犯罪的良好效果。
3.结合自身实际，运用好技术侦查措施
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开展技术侦查工作多年，检察机关借鉴其成功的实践经验，结合自身实际，加以完善区别对待运用技术侦查措施侧重点的不同，检察机关重在已明确职务犯罪嫌疑人，经初查有职务犯罪事实客观存在的前提下，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运用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实现职务犯罪侦查专业化。21世纪，人类社会跨入信息时代。信息化、数字化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每个人不管愿不愿意都己经身至其中，身边接触的，手中使用的都和数字信息保持着联系。侦查工作作为人类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必然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得到改进和增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推动刑事司法向前发展的动力。侦查信息化是指侦查主体为实现侦查目的，在刑事侦查工作中广泛应用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全方位收集、开发和有效利用侦查所需的信息资源，从而极大提高侦查效率和降低侦查成本的过程。
4.设立与之相适应的技术侦查部门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虽然设置了检察技术部门，但在业务工作重点、机制协作等方面，远不能适应《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需要，检察机关需要进一步理顺技术侦查工作机制。一是重新合理科学规划调整检察技术部门业务工作重点，合理配置技术资源，开拓技术侦查适用范围；二是积极探寻与公安、国家安全等部门的有效协作机制；三是制定技术人才培训、培养长远规划，形成一支高精尖的技术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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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课题系广西桂林市人民检察院资助课题。
测谎技术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 篇7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一对小夫妻的离婚债务纠纷确实给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法官们出了难题。2011年5月25日，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许法官和他的同事带着四个当事人来到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心理测试室，要求对四个当事人进行心理测试，就是俗称的测谎。作为主测人，笔者接待了法官一行。四个当事人中的杨某京（男）和倪某丹（女）是一对小夫妻，结婚刚一年，现在正在闹离婚，又因为欠有外债，现在成了被告。另外两个当事人都是原告，分别是宋某人（杨某京的姑父）和宋某兵（杨某京的舅舅），宋某人起诉杨某京和倪某丹，要求归还借款3万元，有杨某京签字的借条。宋某兵起诉杨某京和倪某丹，要求归还借款2万元，有杨某京签字的借条。法庭上，杨某京承认分别向姑父借了3万，向舅舅借了2万，但这5万块钱都给倪某丹开化妆品商店用掉了，现在既然要离婚，5万元的债务应该由倪某丹来还。但倪某丹则称这两笔借款她不知道，更没有用这些钱，因此自己不应该还钱，而且也不应该用夫妻共同财产来还，另外，倪某丹还怀疑此两笔债务是男方和其姑父及舅舅串通虚构的。
两起案件，四个当事人，需要搞清楚的事实有：两笔债务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存在，谁是借款的使用人。
2011年5月25日上午十点三十分，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心理测试室里，经过两轮六次紧张而又有序的测试之后，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姑父宋某人和舅舅宋某兵都没有说谎，两笔债务是客观存在的，杨某京在两笔借款的真实性问题上没有说谎，在2万元借款的使用问题上也没有说谎，但在3万元借款的使用问题上说了谎，倪某丹在3万元借款的使用问题上没有说谎，但在2万元借款的使用问题上说了谎。也就是说杨某京把从舅舅那里借到的2万元给了倪某丹使用，从姑父那里借到的3万元自己使用了。
就本案来看，两个当事人杨某京和倪某丹各自所陈述的内容都有真实的部分，同时也都有虚假的部分，这种真中有假、假中有真、亦真亦假的案例在现实审判实践中并不鲜见，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双方才各不相让，让审判法官颇感为难，借助心理测试手段揭开事实真相以后，对于接下来案件的审判，法官心里应该就有了数。
同样一桩标的额只有几万元的普通租赁合同纠纷也让河南省嵩县的法官们犯了难，案件从2011年9月受理开始一直到2012年7月，持续近一年的时间里，经过多次开庭讨论，合议庭仍不能拿出一致审判意见，最后合议庭决定动用测谎技术辅助查清事实，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河南省嵩县人民法院的法官把三位当事人带到了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心理测试室。
案情是这样的：原告吕某慧诉称：2010年10月底，经熟人介绍，被告孙某霞将其经营的百货门市以4万元的转让价格转给了她，被告孙某霞又让其丈夫邢某峰（另一被告）冒充房东与她签了10年的房屋租赁合同（孙某霞打了一张5000元的收条，邢某峰打了一张35000元的收条）。而实际上被告与房东的租赁合同即将在2011年8月1日到期，被告未将实情告诉原告，同时被告也没有将转让之事告知房东，结果房东把房屋卖给了杨某洲，直到2011年7月31日杨某洲上门要求原告搬离腾房，原告方知上当受骗，随向法院提起合同欺诈诉讼。要求法院判决撤销欺诈合同，返还所骗钱款。然而，两被告则共同辩称，其与房东的房屋租赁没有约定租赁期限，租金是一年一付，自己租下的时候是毛坯房，自己进行了装修，转让给原告的价格是24000元，后来只收了原告23000元，只打过一张5000元的收条。2011年4月份，原告找到被告邢某峰说不想干了，想再转让出去，为了转个好价钱请邢某峰帮忙给写一个收到原告转让款35000元的收条，邢某峰就给写了一张35000的收条，过了几天，原告又拿一份租房合同来找邢某峰，说孩子要打防疫针，需要有长期合同才可以，再让邢某峰帮忙签一下，35000元的收条和十年期限的租房合同就是这样来的，直到原告起诉，两被告才明白原来写借条和签长期合同都是原告设的圈套。写收条和签合同都是在2011年的4月份，而非像原告所说的那样是在2010年转让门市的时候。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虽然标的不大，但案情有点儿烦，关系也有点儿乱，原被告双方对抗激烈，一方信誓旦旦地说被对方欺骗了，而另一方则振振有词地说自己中了圈套。到底谁中了谁的圈套，法院庭审持续将近一年，合议庭多次讨论，也没理出头绪，最后在征得双方同意后，一起来到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心理测试室。
2012年7月18日，几番紧张有序的测试之后，结果出来了，可能超出了法官的意料。原告吕某慧在35000元的收条以及房屋租赁合同如何形成的问题上说了谎，孙某霞在收受原告转让款的金额问题上说了谎，邢某峰在35000元的收条和房屋租赁合同如何形成的问题上没有说谎。
该测试结果基本上还原了这样一个事实：两被告在把门市转让给原告的时候没有告知原告，该房屋即将在第二年8月1日到期，而且收取了比较高的转让费，都是口头形式，没有签合同，也没有打收条。后来原告发现上当，由于手里没有证据，于是就将计就计，另生一计，谎称想转让一个好价钱，小孩打防疫针，请被告帮忙，顺利将收条和合同骗到手，而此时二被告还蒙在鼓里。原告有了证据在手，于是等新房屋买主上门要求其腾房后，就向法院对二被告提起了诉讼，二被告知道原告手里的证据是通过欺瞒方式骗取的，又岂肯善罢甘休！这也是为什么此案双方对抗激烈的原因所在。到底谁中了谁的圈套？显然，最后双方都陷在了对方的圈套里。
以上两个案例表明，心理测试技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测谎技术在识别当事人陈述真伪的应用上有着其他技术手段所不可替代的优势与价值。
测谎仪不完美，但管用
传统的测谎技术指的是多参量心理测试技术，英文名称Polygraph ，即多谱描记仪，用于测谎只是其用途之一。当然，测谎仪不只是可以测当事人陈述的真伪，也可以测当事人的事件经历以及相关情绪体验。对于测谎技术的科学性应该没有太多人怀疑，可能人们最关心的是它的准确率问题，这不仅是普通大众关心的问题，也是该技术领域专业人员最关心的问题。笔者听到最多的问题就是：“要是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很好，是不是测谎仪就测不出来呢？”，笔者通常的回答都是“相比心理素质不好的人，我们更欢迎心理素质好些的，因为那样反倒测的更快”，听者则会感到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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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把测谎仪测试当作“察言观色”了，当一个人在说谎的时候，如果能做到不动声色，让观察者很难发现，这就是通常我们认为的“心理素质好”，测谎仪的工作显然不是“察言观色”，而是测试受测试人的生理反应，通常的生理反应参数会包括皮电、呼吸、心率、血压等，其中皮电参数是判断受测试人是否说谎的最主要指标，也是反应受测试人情绪变化的最灵敏的参数，要想控制该项参数，只有能做到控制情绪变化才行，然而，作为有着七情六欲的正常人，在面对强大压力下要想完全控制自己的情绪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要想成功逃脱测谎仪是极为困难的，这种困难程度会随着受测试人对测试问题的关心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说到这里，笔者可以回答刚才那个关于测谎仪准确率的问题了：“测谎结论不是100%准确，但是一般都不会错”，“测谎仪不是很完美，但是很管用”。这两句话是对测谎仪最通俗、最中肯的评价。
《圣经》关于亚当夏娃造人的传说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亚当夏娃在听了毒蛇的谎言并偷食了禁果之后，人类的谎言也就伴随而生了。现实人类的谎言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自从人类有了谎言，人们就在千方百计地寻找破解谎言的方法，各式各样的识别谎言的方法自古有之，什么嚼米法、神猴法等等不胜枚举，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探寻到绝对可靠的识别人类自身谎言的方法，虽然地球人已经开始雄心勃勃的向着火星进发了。也许将来有一天，人类会发明一种绝对可靠的测谎仪，就像现在的手机，人手一部，对方一讲谎话红灯亮，对方一讲实话绿灯亮。这样一来谁也不敢说谎，每个人说的都是实话，这对于现实社会来讲将是一种颠覆。没有了谎言的社会，我们准备好了吗？
也许，制造绝对可靠的测谎仪会成为制造永动机似的难题，但是人类已经有所作为，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传统测谎技术（多参量心理测试技术）是目前已知的测试人类谎言的最好的方法，虽然，各种新型的现代测谎方法也在不断地研发当中，但就实用性而言，套用一句流行的说法就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当然，测谎仪也有它的“软肋”，前面提到受测试人的一些生理反应是非常灵敏的参数指标，但同时也最容易出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测谎仪只是根据受测试人生理参数的变化来判断受测试人的情绪反应，但它并不能区分受测试人这种生理参数的变化是由何种情绪变化引起的，因为，不仅仅是受测试人对测试问题的关心会引起这种变化，受测试人的任何一种不可预知的情绪反应，包括某种联想或冲动甚至一个肢体动作，都会引起相应生理参数的变化，这就容易造成测谎结果的误判，从而影响测试的准确率。
根据笔者多年的测试经验，影响测试准确率最关键的因素，一个是测试人的测试技巧，另一个就是测试对象的样本污染情况。前者是主观因素，后者是客观因素。对于测试准确率主观影响因素，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测试经验、提高出题水平、改进测试方法等方面来解决，但对于后一种客观因素的影响，测试人员就无能为力了。对于一个心理测试就好比做一个化学实验，实验之前我们需要准备好原料试剂，对于原料试剂有一个纯度的要求，含有太高杂质的试剂，实验的结果是不准确的，甚至实验都不能进行的。心理测试中的污染样本就好比没有提纯的原料试剂，受测试人的思想意识受到了某种不同程度的外界因素干扰。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刑讯逼供，曾经遭受过刑讯逼供的受测试人就是一个受到严重污染的测试样本，非常容易导致测试结论的误判，因为这种情况导致冤假错案的案例近年来屡见报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文人墨客口诛笔伐测谎仪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不是测谎仪的错。
因此说，对于纯度越高的测试样本、受外界干扰因素越少的受测试人，测试效果越好，测试准确率越高，从这方面来看，检察机关侦办的职务犯罪案件如贪污、受贿等案件类型非常适宜于应用测谎仪测试，由于此类案件的涉案信息保密程度高，受测试人思想意识受外界干扰的因素少，一旦接受测谎仪测试，效果会比较好，测试准确率也会比较高。
检察机关从1998年开始就已经运用测谎仪办案，1999年9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给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多道心理测试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的请示》的批复中指出：“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可以使用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帮助审查、判断证据，但不能将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直接作为证据使用”，2004年7月中国刑事技术专业委员会将“心理测试技术”列为九大技术门类之一，2007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人民检察院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和《人民检察院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将心理测试技术与其他鉴定业务一并纳入规范管理范围。
根据我国司法机关多年来应用测谎技术的实践，可以将其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的作用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判断嫌疑人陈述的真伪，指明侦查方向；
二、突破嫌疑人的心理防线，瓦解其抗拒心理；
三、对于证据匮乏或者证据隐秘的案件，提供可靠的侦查线索。
四、提高办案效率，降低办案成本。
测谎技术在我国的应用历史很短，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引进，迄今总共才二三十年的时间，但发展很快，测谎仪在司法机关的应用也在快速地展开。然而，较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的测谎技术应用发展史，我国关于测谎技术的应用还处在起步阶段，不过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专业人员技术水平的提高，相关教育培训机构的设立，相应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认可该项技术，从而为测谎技术鉴定结论最终被立法机关接受为法定诉讼证据种类打下基础。
关于“测谎”的称谓
最后，笔者想谈一下我国关于测谎的称谓，“测谎”是个约定俗成的说法，一提到“测谎”不管是专业人员还是普通大众都会明白，它指的就是传统的测谎仪测试。而“多参量心理测试”则是专业术语，有的人简称之为“心理测试”，非专业人员可能对“多参量心理测试”一时搞不清楚它指的是什么，而对于简称“心理测试”更是容易引起人们将它与心理学上的“心理测试”概念混淆。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新闻媒体、大众书刊、科普读物我们不妨就用“测谎”称谓，这样，一则可以快速准确地传递信息并引起读者关注，二则避免引起歧义或概念混淆。对于在专业学术论文或会议场合，建议使用专业术语。
另外，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对于受测试人，从告知到谈话再到测试，均应该使用“心理测试”一词。因为，在我国“测谎”的称谓还涉及到一个道德评价的考量，“测谎”一词对于受测试人来说有一种负面评价效应，对自己进行“测谎”，一般人心理上很难接受，而“心理测试”则是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中性词。至于有人说，称呼“测谎”称谓的人是外行、是不懂专业的人，甚至说这种称谓是错误的，笔者认为大可不必，我们不应该对于约定俗成的这种称谓赋予某种歧视性的色彩。
（夏中锋，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心理测试室主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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