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社会（共7篇）
史前社会 篇1
“史前”一词, 是英国学者丹尼尔·威尔逊发明的, 他在1851年的《苏格兰考古及史前学年鉴》中首先使用了“史前” (PREHISTORY) 一词。所谓“史前时期”, 就是指人类社会的文字产生以前的历史时期[1]。文字产生后, 运用文字手段记录和传播信息就成为最精准、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与文字相关的信息研究也是目前研究得最深入的。但显然, 自人类有史以来的几十万年中, 我们一直在用文字以外的方式进行搜寻和交换信息, 本文欲着眼于无文字的史前社会, 对人类的信息行为研究做一个尝试。
1 史前社会信息行为的方式
1.1 非符号的信息交流行为
非符号是指除了语言文字之外, 作用于人们感觉器官的用以负载信息的各种标记和实物。早期人类最初使用的近距离视觉传递方法是手势和拟态语, 这是在狩猎过程产生的一种迅速而默然地传递信息的方法。手势可以表示数字、动植物、物品、表情与情绪, 甚至可以用几个连贯动作表明某种含义。例如, 当一猎手发现兽迹时, 需要隐蔽地进行, 于是就相互用手势交换新产生的信息过程。这种以手势和身体动作的拟态语是各个民族都有的最原始的信息交流与传递方法。在史前社会中, 信息的交流通常依靠的是听觉, 这里我们讲, 除了早期人类利用信号鼓等器物发出的声音信号外, 主要的是用语言的信息交流。根据Mc Luhan (1964) 的话:“史前社会的感知器官和社会导向主要是耳朵———‘耳听为实’”[2]。人类最初只有声音而没有语言, 人与人的接触可能只依靠手势或高低不同的音节作为媒介。更多的劳动生活促使社会成员之间协作的场合增多了, 这决定了原始人后来终于到了“彼此之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3], 产生了语言。此外, 许多吟游诗人活跃于世界各地, 传递消息和故事, 《奥德塞》就是希腊的祖先传述的古代的叙事诗, 荷马也是一个把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巧妙地加以搜集的游吟诗人。
1.2 借助符号的信息交流行为
语言、手势、拟态语言以及类似的各种形式的传递方法, 在远古时代仍受空间、尤其是时间, 人们寻求一种能够表示生与死, 喜与怒, 哀与乐, 或者显示数目的信息交流方法。于是人类又发明许多帮助记忆的方法, 如颜色图像、“结绳记事”、“契木为文”、图画文字等办法。
绘画和舞蹈也是原始人类传递信息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颜色和图像在史前文化中普遍占有重要的地位, 不仅在仪式中, 而且在日常的信息交流中。他们不仅把画绘在岩洞的壁上、树上、斗蓬上和各种皮上, 而且也直接把画绘在人的身上, 甚至雕刻在自己所有部位上, 形成具有部落特色的人体彩绘, 譬如, 黑色表示战争, 红色表示葬礼, 蓝色表示戴孝的寡妇。人们还佩戴饰物。如果一个男人戴着小竹管项链, 就说明他在炫耀自己的财富。史前人类把部落发生的重要事件、生产工艺等会通过舞蹈来表达。
结绳记事是一种常见的原始记事法, 世界各地均有记载。人们用结绳的大小、多少以及涂上不同的颜色来表示各种不同的意思。《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 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4]指的是这种结绳记事的史实, 但结绳只是帮助记忆的一种符号, 在使用时, 如离开了记忆者, 就无法确切地了解结绳的意义。刻木记事是另一种语言符号, 方法上主要采用刀刻为主, 如要表达较为复杂的内容时, 则辅之以穿孔、图画及实物符号, 刻木上的刻痕同样需要加以口头说明。
与前两种相比, 可能图画文字要有趣实用的多。我国现存的象形文字云南纳西族的“东巴经”中, 就有大量图画记事的成分。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5]描述了一段“东巴经”上的五个图形, 从右到左是织布机、手持织梭的女人、持弓欲射的男人、箭、飞在篱笆上的一只斑鸠。这五个图形表述这么一篇故事:天文翠海波波正在织布的时候, 斑鸠飞在篱笆上, 人类始祖错若利恩带来了弓箭想射, 瞄了三瞄, 不会射。翠海波波说射呀射呀, 便用织布梭向错若利恩手中一撞, 箭就射出去了, 正打在斑鸠的嗉子上。“东巴经”往往只有巫师看了才能诵出长篇的诗句。
无论是结绳、刻木, 还是图画文字, 都只是具有帮助记忆的性质, 只是代表某件事情的符号, 而不是语言符号, 若用以传信或表意, 要经过必要的解释。在史前社会, 主要依靠听觉上的信息传播, 信息的保存往往依靠繁杂而刻板的重复。当某些动作或符号被当作传播信息的一种方式, 反复被仪式化后, 便成为一种有效的或成为灌输给人的有意义的“社会记忆行为”, 形成文化认同感。
2 史前社会信息的社会功能
在文字社会, 我们通过阅读而获知、启发、受教, 而在不谙文字的史前社会, 他们部落的历史、神话、生产技术等一般通过故事、歌曲和舞蹈来表现和保存。从信息学角度来说, 史前社会部落的信息交流可以看做是三种主要职能的执行:定义部落特征;普及实用技能;记事。
2.1 定义部落特征, 传承部落文化
每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传承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都会特意保持、延续属于本民族的文化。在史前社会, 主要依靠听觉上的信息传播, 讲故事在他们的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信息的保存往往依靠繁杂而刻板的重复。故事的讲述者会描述了部落和土地的起源, 通过这种方式保存部落的历史, 代代相传, 供后人记忆和怀念。在文字出现之前, 记忆是“一种回忆性的社会行为。它属于一种纪念”[6]。记住部落的文化在很大程度是部落所有成员的一个共有特征, 部落成员通过记忆发生在部落故事的代代相传, 打上部落印记, 以此区分于其他部落和传承部落文化。
2.2 普及包括狩猎、造房、农艺的实用技能
史前社会的部落成员通常是狩猎采集者或自耕农, 在部落里没有专业的分工, 没有自己专门的角色, 他们为了生存掌握了很多必要的生存技能而成为多面手。部落时常会围着火堆聚会交流, 部落成员之间的合作、引导, 普及狩猎、农艺、造房等的实用技能, 使大家都懂得如何去狩猎, 该吃什么, 以及如何应对环境。甚至舞蹈也作为工艺技术的一种仪式化呈现, 舞蹈动作告诉他们是如何建造房子或制作武器的, 或者是如何进行组织的。
2.3 记录重要事件, 确定相应的社会关系
史前人类通过上述的信息行为来表示一些简单的事物, 记录部落发生的重要事件, 还用来表示比较复杂的数字和债务, 确定相应的债务关系, 甚至用来解决纠纷。白裤瑶过去曾在交换、借贷或者典押时, 曾使用刻木记事的方法, 如族人之间发生借贷关系时, 当事人双方找来一根木或一节竹子, 并邀请双方油锅兄弟到场作证, 然后用刀在木或竹上砍下大小不等的格齿, 破成两半, 双方各执一半为证。借贷还清时, 当事人相约并邀请原族中证人到场, 清帐之后, 当事人双方当场将原所刻的木或竹合拢验证烧毁, 表示借贷关系告结。
值得一提的是, 个人的信息行为也会影响部落的政治, 史前部落首领从来都不是世袭的, 而是任人唯贤的。掌握信息量的多少和表达信息呈现的方式会影响部落首领和宗教首领的选择, 部落首领的重要任务是代表部落与其他部落进行谈判, 因此他需要精通当地历史和文化, 擅长辩论。
3 史前社会信息传递的不可靠性
文字产生之前, 流行的实物信息方法带有随意性, 有时甚至令人费解, 或许产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思。因为各种实物尤其是动植物, 它们的属性和所能代表的意义是随人们理解力或不同部落之间的认定方式的不一样而变化着的。在文化形式上的内容更是如此, 口头文化并不容易保存, 在流传中, 故事的原本性难免遭到破坏。也许几代之后, 公共回忆不复存在, 后人对无文字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艺术形式就难以解释了, 巨石阵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巨石阵是英格兰西南部的一群巨石碑。这个史前社会的仪式化景观建于青铜时代早期 (约公元前3000-1500年) , 由几代人共同完成, 每代人都加入了自己的特色, 使之带有更多更复杂的含义。人们试图解释巨石阵的含义, 却发现并不容易。毋庸置疑, 当时的建造者或主使者觉得巨石阵意义重大, 这绝不是不合理的假设。但是意义重大的原因记录, 和其他史前古迹一样, 都在几个世纪前杳无踪影了。[7]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史前文化[EB/OL].[2014-5-20].http://baike.baidu.com/link?url=pJ9DUustuu4Yo-pszM1YEnDyNEku35Rdn4htpHPZdfQSr1ww__NfFZZ84UvL9yFS XBW ciPSP8ovZS6_66vD9ta.
[2]McLuhan, M..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M].Cambridge, MA:First MIT Press, 1964:44.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1:151-152.
[4]吴怡注, 译.易经系辞传解义[M].台北:三民书局, 1995:139-146.
[5]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J].考古学报, 1981 (1) .
[6]Hobart, M.E., &Schiffman, Z.S.Information Ages:Literacy, Numeracy, and the Computer Revolution[M].Maryland: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15.
[7]Andrew D.Madden, Joe Palimi, Jared Bryson, Information be haviour in preliterate societies[OL].http://eprints.whiterose.ac.uk/id/eprint/582.
史前社会 篇2
关键词：摩尔根,《古代社会》,原始社会,婚姻家庭制度,学术价值
1 摩尔根之前史前社会婚姻家庭制度研究进展
19世纪60年代以前,人类对原始社会的研究基本是一片空白,对原始社会的亲族制度与婚姻家庭形式的了解更少。人们对原始人类婚姻家庭形式的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圣经传说的基础上,当时人们只知道现存的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婚姻形式,并且认为这种婚姻家庭就是自古以来的家庭形式。“在60年代开始以前,根本谈不到家庭史。历史科学在这一方面还是完全处在摩西五经的影响之下。”[1](P.5)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原始社会亲族制度研究开始引起西方学者们的关注,其中约·雅·巴霍芬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先行者之一。1861年巴霍芬出版了重要著作《母权论》,在原始人类婚姻家庭形式的研究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富有开创性的观点。“家庭史的研究是从1861年,即从巴霍芬的《母权论》的出版开始的。”[1](P.6)巴霍芬在《母权论》中提出以下主要观点:第一,最初的原始人存在着毫无限制的性关系,他把这种性关系用了一个不恰当的名词———“淫游婚”来表示;第二,这种性关系导致原始人群无法确认每个人的父亲,因此原始人类的世系只能依照女系来计算;第三,妇女作为孩子唯一确切知道的亲长,享有高度的威望,形成了妇女的统治。这是原始社会从母权制开始的唯一原因。第四,古代婚姻制度经过了一个由“淫游婚”到专偶婚,以及由母权制到父权制的发展过程。
巴霍芬彻底颠覆了那种认为人类婚姻家庭形式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的传统观点,第一次提出了古代婚姻形家庭式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并且论证了原始社会最早出现的家庭制度是母权制。这些全新的研究成果,在原始社会亲族制度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但是由于巴霍芬缺乏科学的历史观理论作指导,导致他不能正确揭示原始社会婚姻家庭形式变迁的客观物质原因,而是错误地认为由“淫游婚”到专偶婚以及由母权制到父权制的转变,是由于原始人类宗教观念的变化引起的。巴霍芬站在宗教的角度解释原始人类婚姻家庭形式的演变,决定了他不可能得出真正科学的结论,难免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照巴霍芬看来,并不是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发展,而是这些条件在这些人们头脑中的宗教反映,引起了男女两性相互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性变化。”[1](P.6)尽管如此,我们不能抹杀巴霍芬在原始人类婚姻家庭制度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他第一次确认了古代人类最初的婚姻形式———群婚制(即“淫游婚”),正确解释了母权制社会形成的原因。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巴霍芬的这些重要研究成果:“他证明了这些论点,而这在1861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1](P.8)
2 摩尔根史前社会婚姻家庭制度研究巨著《古代社会》的问世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是19世纪中、后期美国著名民族学家,他年轻时就有志于古代婚姻家庭制度研究,在青年时期他就组织了一个团体——“大易洛魁社”,以研究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为宗旨。1840年摩尔根大学毕业以后,深入到他的故乡——纽约州附近的易洛魁部落,研究这个部落的风俗习惯,以及世界上各民族亲族制度。摩尔根作为律师常常为印第安人做辩护,因而在印第安人中间获得了很高的声望。1847年他被易洛魁人收为义子,从而成为他们一个部落的成员。这为摩尔根深入研究印第安人风俗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1851年,摩尔根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易洛魁人的同盟》。此后他从易洛魁人中间所发现的特殊的亲族关系出发,扩大到对世界上各民族亲族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在1869年出版了著作《血族及亲姻制度》。1877年他出版了影响深远的重要著作《古代社会》。1881年,他根据考古发现,完成了另一部著作《北美土人的家庭和家庭生活》。
摩尔根沿着巴霍芬开辟的史前社会亲族制度研究道路,深入土著民族原始部落观察研究,大量搜集世界各名族原始部落生活资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了许多十分重要的结论,纠正了此前人们的许多错误认识和观点,把人们对史前社会的研究与认识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揭示原始社会之谜开辟了正确道路。
3 摩尔根史前社会婚姻家庭制度研究成果及其重要学术价值
3.1 摩尔根提出了原始公社制度的细胞是氏族,母系氏族是家庭的最初形态
在摩尔根的学说问世之前,人们一般认为原始社会家族的最初形式和典型形式就是父权制家族。而摩尔根则纠正了这一错误观点,他根据在印第安人部落里所搜集到的丰富翔实的材料,分析了氏族制度的本质,认为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氏族家庭才是原始公社制度的细胞。摩尔根坚持了巴霍芬原始社会最早出现的家庭制度是母权制的结论,而且用大量事实证明了一切文明民族最初都是母权制氏族发展而来的,母系氏族是原始社会的最初形态。“凡是在氏族制度盛行而政治社会还没有建立的地方,所有的民族都是处在氏族社会之中的,绝没有超越它的范围之外者。”[2](P.104)他论证了古代社会人类亲族制度的发展一般是从母权制发展到父权制的。“母与子的关系、兄弟与姊妹的关系、以及祖母与孙的关系,不论在哪一个时代里面都是能够完全确定的;但是,父与子的关系、以及祖父与孙的关系,则直等到单偶制供给了可能得到的最高度确定性以后,是无法加以确定的。”[3](P.670)
确定原始人类家庭起源于血缘氏族家庭而非父权制个体家庭,这一结论对于正确认识原始社会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此前人们关于最初家庭形式是父权制个体家庭的误识,必然导致原始社会一开始就存在家庭私有制这一错误结论,从而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对原始社会的研究引入误区。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这一研究成果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影响:“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1](P.14--15)
3.2 摩尔根揭示了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是在血缘氏族家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摩尔根的学说问世之前,人们普遍错误地认为个体家庭是家庭的最初形态,在个体家庭的基础上才形成了氏族、部落等社会组织。而摩尔根则把这一观点纠正了过来,揭示了血缘氏族才是最原始形式的家庭。在氏族大家庭里多代人同住在一起,过着共产制生活,大家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劳动成果;兄弟姊妹之间实行的是群婚制,同辈的男女之间实行完全自由的婚配结合,即家庭中的所有男子和女子,都是共同的丈夫和共同的妻子,但是已经杜绝了父母与子女的性关系。“这是家庭的第一个阶段。在这里,婚姻集团是按照辈份来划分的:在家庭范围以内的所有祖父和祖母,都互为夫妻;他们的子女,即父亲和母亲,也是如此;同样,后者的子女,构成第三个共同的夫妻圈子。”[1](P.33--34)而一夫一妻单偶制家庭则是后来才出现的现象。“我们惯于把单偶制家族当作是从来就存在的制度,……然而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家族观念是经过了连续发展阶段的一种结果,而单偶制家族,不过是一系列家族制中的最终的形态。”[3](P.654)“直等到文明时代开始以后,单偶家族才固定地建立。”[3](P.816)
正是摩尔根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识到先有氏族而后有个体家庭。恩格斯后来给《资本论》中的一段话加了一个注:最初不是家庭发展为氏族,相反地,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由于氏族纽带开始解体,各种各样的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起来。这样就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确把握人类家庭形式演变发展过程,正确把握原始社会的经济关系、科学解释原始社会基本制度奠定了正确的基础和出发点。
3.3 摩尔根完整揭示了婚姻家庭形式演变史图,深刻认识到家庭是一定社会制度的产物
在摩尔根之前,人们曾经以为当今父权制个体家庭就是自古以来的家庭形式,这就否定了婚姻家庭的演变与发展历史过程。恩格斯坦诚地检讨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这种认识的错误性:“这样一来,家庭实际上就根本没有经历过任何历史的发展……。”[1](P.5)摩尔根第一次把婚姻家庭制度看作社会制度的有机构成部分,把家庭关系看作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深刻地认识到家庭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定社会制度的产物,经历了从较低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我们惯于把单偶制家族当作是从来就存在的制度,……然而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家族观念是经过了连续发展阶段的一种结果,而单偶制家族,不过是一系列家族制中的最终的形态。”[3](P.654)摩尔根第一次依据翔实而丰富史实资料,脉络清晰地描绘出了人类婚姻家庭的发展史图。人类的婚姻大体经过三种方式:群婚制——对偶婚制——专偶婚制。与此相适应,人类家庭制度依次经过了五种形式的演变:血缘家庭——普那鲁亚家庭——对偶婚家庭——夫权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摩尔根婚姻家庭史的研究成果,为婚姻家庭制度研究成为科学奠定了基础,推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进一步研究婚姻家庭演变与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提供了重要史实。
3.4 摩尔根论证了母权制向父权制和一夫一妻制家庭过渡的内在经济根源
摩尔根不仅清晰地勾画出人类家庭演进过程,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深刻揭示了这一演进的内在物质原因。摩尔根解释了对偶制婚姻并没有引起氏族财产公有制关系的任何变化,这是由客观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对偶家族是一种特殊的及奇异的家族制度。……几个这样的家族结合于一个共同的大家族之中的这一事实,其自身即显示着这种家族是一种很薄弱的组织,不足以单独抵御人类生活上所遇到的艰辛。”[3](P.790-791)
摩尔根揭示了父权制向母权制过渡,是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方式的变革完全同步的。原始社会晚期生产力的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的兴起,在氏族内对偶家庭中内出现了稳定的剩余产品,男子成为家族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这是推动男子夫权意识觉醒的物质基础。男子为了保证自己创造的财富遗传给亲生子女,就要求按照父权制确定世系和财产继承关系。“当财产开始大量的生产,与想把财产传给子女的欲望将世系由女系改变为男系时,夫权的真实的基础才第一次被奠定。”[3](P.818)摩尔根深刻地认识到一夫一妻的专偶婚制决不是男女双方爱情的产物,私有制出现才是一夫一妻制家庭诞生的直接物质动因。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的产生,“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有确凿无疑的生父的子女;而确定这种生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1](P.59)
摩尔根古代社会亲族制度研究,为人们正确认识婚姻家庭形式演进规律提示了科学的方法——这就是从婚姻家庭制度变化的背后,去探寻这种变化的经济根源。摩尔根启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家庭关系看做社会经济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正确把握婚姻家庭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摩尔根.古代社会(第一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
史前彩陶鸟纹解析 篇3
史前彩陶鸟纹始见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 盛行于庙底沟类型彩陶 (如图1) 。其形象有正面有侧面, 表现手法有写实亦有抽象。晚期的鸟纹, 演变成几何纹样, 并被组合在不同的几何形图案中。这些鸟纹的造型, 大多数以剪影形式存在, 有的简化到只有圆点和线条。饶有意味的是, 有的鸟形上方画有一个如太阳形状的圆形和一条似乎象征太阳或飞鸟运行轨迹的弧线, 而有的鸟纹的上方只剩下一条弧线;有的鸟纹却在鸟形的下方画一条弧线和一条地平线一样的直线 (如图2) , 这不由得令人遐想。汉字“”表示的是地平线上一个升起的太阳, 太阳东升西落, 鸟亦高翔空中, 对于没有飞翔能力的人类来说, 把对赋予万物生命的太阳与超越人类自身能力的鸟联系在一起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旭日东升时鸟儿高飞;日落西山时倦鸟归巢。基于这些日常的观察, 古人以为鸟常飞到太阳身边, 和太阳在一起, 或者太阳就是由鸟驾驭的, 总之它们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程金城先生在其著作《远古神韵——中国彩陶艺术论纲》里说:“在彩陶纹饰中所反映的这个时代的先民, 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与自己的生死存亡相关的最现实的周围事物上……从纹饰中可以看到, 他们已有对于四季变化、天文地理的关注, 有将自己与周围自然现象联系的意识 (如鱼、鸟图式) , 有对生产、生活方面希望的表达等等……”3候鸟依季节而动, 恰和农时, 人们也会认为鸟带动了季节、带动了太阳。春夏之际阳光和煦, 候鸟从南方飞来, 似乎是它给北方带来太阳带来了温暖;秋冷霜寒之时阳光淡薄, 天气寒冷, 而候鸟此时也向南方飞去, 似乎也是它把太阳带走了, 古人自然把候鸟与太阳联系了起来。飞翔的鸟寄托了人类的理想, 也许通过对鸟纹的绘制可以达到某种巫的目的, 以此“他们便在现象的流逝中寻得了安息之所。”4世界各地原始先民的一些思维是相通的, “在古埃及, bennu (一种苍鹭) 是传说中的鸟, 历来与太阳崇拜联系在一起, 是初升的太阳和死后生命的象征。它还被称为长生鸟, 它的形象作为不朽城的象征出现在罗马帝国后期的货币上。”5
鸟被认为是太阳的化身, 而以鸟为图腾的部族, 往往通过对鸟图腾的崇拜而达到对太阳崇拜的目的, 神话中, 鸟是太阳降临人间的形象, 是太阳的使者。《山海经·大荒东经》有“汤谷上有扶木, 一日方至, 一日方出, 皆载于乌”的神话记载。《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踆乌。”《初学记》卷三十引《春秋元命苞》:“日中有三足乌者, 阳精。”神鸟从精神到形象, 都与太阳完美的结合了起来。
“从原始图腾信仰方面来说, 以太阳为图腾, 太阳神幻化为“鸟”的形象是其图腾崇拜的特点;从原始图腾神话方面来说, 人的诞生与图腾物 (鸟) 的繁殖方式相同, 即卵生。”6《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拾遗记》卷二载:“商之始也, 有神女简狄, 游于桑野, 见黑鸟遗卵于地……简狄拾之, 贮以玉筐, 覆以朱绂。夜梦神母谓之曰:‘尔怀此卵, 即生圣子, 以继金德。’狄乃怀卵, 一年而有娠, 经十四月而生契。”“怀”鸟卵正是“卵生”形式的象征, 是原始人类对于自身的繁衍结合图腾崇拜所做的浪漫想象, 正如太阳温暖的阳光辐射大地而万物生长一样。
《山海经·海外北经》载:“夸父与日逐走, 入日。渴欲得饮, 饮于河渭, 河渭不足;北饮大泽, 未至, 道渴而死。”《山海经·大荒北经》又载:“夸父不量力, 欲追日景, 逮之于禺谷。”《山海经·北山经》:“梁渠之山, 无草木, 多金玉。脩水出焉, 而东流于雁门, 其兽多居暨, 其状如汇而赤毛, 其音如豚。有鸟焉, 其状如夸父, 四翼、一目、犬尾, 名曰嚻。”由此可见“夸父逐日”似乎是一个探寻生命再生过程的故事, 而太阳则是引路者, 人的灵魂最终以鸟的形象再现, 从日入的西方大泽中重生。
《山海经·大荒北经》:“有大泽方千里, 群鸟所解。”
《山海经·海内西经》:“大泽方百里, 群鸟所生及所解, 在雁门北。”
何谓“所生及所解”?李立先生认为:“其实就是在水中化形, 通过水使生命的旧形式得以解脱 (散) , 生命 (灵魂) 在摆脱旧形式之后, 再依附 (转化) 新的形式而获得新生。”7西方的大泽是日入之所, 能使生命得以再生, 这样的观念同样来源于太阳崇拜。
无论太阳崇拜还是生殖崇拜都是关于“生”的根本问题, 太阳赋予大地生命, 没有太阳植物就会枯萎, 大地就会萧索。而几千年前的原始社会, 人类生存环境恶劣, 驾驭自然的能力很低, 自身生命的存亡、一个部族的人口繁衍便是最大最根本的问题, 对生殖的崇拜是毋庸置疑的。从以上这些角度来看, 鸟与太阳在人类心理上是具有同种属性的, 是一体的, 都象征着生命。由此也就为我们看到的彩陶上众多鸟与日纹结合的纹饰找到了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W沃林格.《抽象与移情》.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13页.
[2].张晓凌.《中国原始艺术精神》.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
[3].程金城.《远古神韵——中国彩陶艺术论纲》.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年版.第241页.
[4].W沃林格.《抽象与移情》.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17页.
[5].马丹吉特辛格.《穿越时空的太阳崇拜》.《神灵, 图腾与信仰》,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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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社会 篇4
黄河下游地区, 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史前时期, 这里的文化极其发达, 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史前时期先民的居住方式, 是众多史前文化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通过先民居住方式的探讨和规律总结, 我们能够获得很多信息。譬如, 当时人类的生存方式, 人们的社会状态, 甚至当时的文化发展脉络。此外, 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生态环境和人地关系。
一、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居住方式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最常见的人类住所是天然洞穴。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 也出现过一些旷野类型的遗址。在旧石器时代攫取性经济条件下, 一个地区的生活资源是有限的, 不可能供养过多的人口。一般的人类群体, 可能经常有二三十人在一起活动, 最多也就是五六十人。除了少量遗址的文化堆积较厚外, 大部分遗址的文化堆积较薄, 说明人们在一地居住的时间并不长。其中, 有些可能是居住时间较长的营地, 还有许多可能是季节性的临时住所, 反映了史前时代早期人类以血缘为纽带的小型公社的生产与生活的特点。游荡不定, 是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生活的特点, 食物来源的不稳定则是限制人口增长和定居的主要因素。尽管如此, 在长达数百万年的集体生活中, 人类缓慢地从自然界获得的经验, 以及从单纯利用自然到改造自然的技术萌芽的出现, 均为新石器时代定居的农耕生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二、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居住方式
黄河下游,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以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为代表。
后李文化发现的遗迹, 主要有房址、陶窑、灰坑、灰沟和墓葬等, 基本上涵盖了人类居住所需要的主要设施。后李文化遗址所发现的房址, 均为半地穴式建筑, 平面形状多为圆角方形或长方形, 椭圆形者仅在小荆山见到一例[1]。房址面积较大, 一般30平方米左右, 大者可超过50平方米。居室内的地面和穴壁局部经火烘烤, 有的以碎陶片铺垫。室内多有成组的灶址, 一般1或2组, 有的多达3组。每组由3个呈鼎立状、埋于地下的石支脚组成, 其上往往还残留陶釜。如:小荆山遗址Fl, 半地穴式, 平面略呈长方形。长6.2米、宽5. 2米、残深0.4米, 室内面积约32平方米。室内地面北部略高, 西北部并经火烧烤, 东北部则有四块扁平石块呈规则的长方形排列, 当为居住睡眠区。房内中部有三组灶址, 相互依存。房内周缘有柱洞10个, 门道为台阶状, 设于南壁东端[2]。经过发掘的后李、西河、小荆山三处遗址, 均发现后李文化的聚居区。其中心区的范围不大, 一般有数万平方米。聚居区内的房屋, 方向一致, 结构也相同。小荆山遗址, 经发掘和在断崖上调查, 共发现房址近30座, 分布十分密集, 距离最近者间隔不足1米, 但未见叠压打破现象。以此推测, 每一聚居区应有房子至少30座, 表明这一时期的居民早已进入稳定的定居生活阶段。但聚居区的规模还比较小, 人口密度也不大。后李文化的建筑技术已经比较进步,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每个聚居区都有一定布局, 事先经过规划设计。如西河发现的五座房址均在一条直线上, 房址的方向也比较一致和固定[3]。二是房屋面积较大, 结构比较合理。房屋均为较浅的半地穴式, 房内面积多在30平方米左右, 有的甚至超过50平方米。为了防潮和耐用, 地面和墙壁多用火烧烤, 有的还用黄泥膏加以涂抹。灶址和门道设置均比较合理。如果将其与数千年之后的同类房屋相比, 也毫不逊色。
北辛文化, 是黄河下游地区晚于后李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主要遗址有邹平苑城、汶上东贾柏遗址等。邹平苑城北辛文化遗址, 在调查时发现有较多的烧土块, 尤其多见大块烧土, 有的厚达10余厘米。一般都有坚硬光滑的平面, 有的还有草拌泥或秸秆树枝的痕迹, 当是墙壁、地面或其他与建筑有关的遗物[4]。东贾柏遗址, 发现的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 平面多呈椭圆形或圆形。居室地面多平整或内凹, 周壁较直, 有阶梯状门道。居室面积较小[5]。北辛文化已形成完整的人类聚居区, 聚居区面积较小, 一般在5万平方米左右。聚居区内的遗迹, 主要有房址、灰坑和陶窑等, 墓葬通常都在聚居区旁边。房屋均为半地穴式建筑, 多见圆形和椭圆形者, 面积一般10平方米左右 , 小的只有3~5平方米 , 明显小于后李文化的房址。室内地面和墙壁, 有的经火烧烤, 呈青灰色或砖红色。设有阶梯状或斜坡状门道。灰坑以椭圆形者较多, 还有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
三、新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的居住方式
大汶口文化, 是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中期代表性文化。到目前为止, 大汶口文化遗址所发现的遗存大部分以墓葬为主, 房址发现较少, 且大多残破不全。所以, 对当时的房屋建造和居住方式很难有一个系统的描述, 但是从同一遗址中大量发现的灰坑和墓葬以及陶窑等遗迹来看, 当时聚居区的规模已经很大, 人们从事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
大汶口遗址在1974年和1978年的两次发掘中, 发现为数不少的柱洞、柱洞坑等残存建筑痕迹和3座房屋残基。其中, 只有两座保存稍好, 尚可复原, 另一座仅可辨其平面形状。这些房屋分布零散, 分别在78I区东部、78IV区北部和74北区南部, 房屋之间距离较大, 未能窥出原来布局。然而, 在各发掘区的4层、4B层下的一批灰坑中, 多数填满大块红烧土草拌泥块堆积。这些红烧土块, 应与当时的一些大型建筑有关。如:在H2003和H2004等灰坑内, 填的红烧土块大而厚重, 有长达0.5米、宽0.4米、厚0.14米的草拌泥红烧土块。这些烧土块, 一般有光滑面和粗糙面, 此类应系房屋的墙壁;另有三面光滑并垂直相交, 可能系门框或墙的转角残件;此外, 有圆形木柱印痕的, 有密集排列的木板条痕的, 还有用荆条状绑缚的痕迹, 也有部分仅凹凸不平的糙面的。从残留痕迹观察, 建筑使用的木柱直径约在0.1~0.15米; 木板条的宽度多在0.035~0.05米, 厚仅有0.01~0.02米[6]。推测此类烧土块非陶窑的倒塌物, 可能是房屋的颓垣断壁的建筑残留。关于这些红烧土块的成因, 很可能是被焚毁的遗迹。我们认为, 大型建筑的屋墙内既有木柱和木板条作筋骨, 绝不是在房屋建造时焙烧加工成墙的结果, 而只可能是这些房屋曾被一场大火焚毁, 因而墙壁被烧后形成红烧土并留下了木柱、木板的痕迹。另外, 除上述几种红烧土的情况外, 还有的烧土块的外侧四面都为光滑面, 而这些光滑面又作直角相接。其中, 内侧各有圆弧形糙面, 构成圆柱的痕迹。有一件残长0.29米、两侧面宽分别为0.2米和0.23米, 另两面宽为0.08米, 推算此一红烧土块中的木柱直径约为0.19米。依据形状推测, 此类木柱应是房内靠近灶址的中心木柱, 为避免灶火焙烤烧坏木柱而在其上敷抹一层草拌泥起防护作用, 为了美观、整齐又抹成棱角分明的光滑面。以上诸多迹象表明, 在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确实存在过规模相当可观的居住址[7]。
后 李 文 化发 现 的 遗 迹 主要 有 房 址 、 陶窑 、灰 坑 、灰 沟和墓葬等, 基本上 组 成 了 人 类居 住 所 需 要 的主要设施
四、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居住方式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下游地区代表性文化, 是山东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时期,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先民的住屋建筑有很大的改进。据不完全统计, 现已发现的龙山文化的房基建筑, 已达60座左右。据这些房基建筑资料看, 这个时期, 先民的住屋建筑主要有三种形式: 半地穴建筑 (较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浅) 、地面式建筑和土台式建筑。建筑方式, 普遍采用挖槽起基的建筑技术, 台基、居住面及墙体一般都经过夯打。这是建筑史上的一大进步, 为后来的大型宫殿建筑、城墙建筑打下了基础。
龙山文化时期, 由于地域的不同, 各个氏族部落的不同, 各地住屋建筑并不完全一样, 大体说来, 可分鲁西南地区和鲁东地区两种类型。鲁西南地区已发现的房屋基址有:邹县野店1座、泗水尹家城20座、茌平尚庄1座、陈庄3座、南陈庄1座、梁山青堌堆1座。邹平丁公1座, 虽与鲁东地区有联系, 但与尹家城房基有不少相似处, 故也放在这一地区叙述。这样, 鲁西南地区共发现房基28座。这28座房屋基址的建筑特点是 :半地穴式建筑和地面式建筑两种形式。而地面式建筑又分单间地面式建筑和双间地面式建筑两种。房基平面多呈方形和长方形, 也有圆形的。面积一般在10平方米左右。墙基采用挖槽立柱起墙的构筑方法, 四角柱洞大且深, 主要是角部承受重力较大。地面和墙壁多用白灰面。这在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鲁西南地区房屋建筑的显著特点是, 受中原文化影响比较明显。例如, 房屋的墙和居住面, 不少采用白灰面 (石灰) , 就是其中的一个特点。鲁东地区现已发现的龙山文化的房基有:日照东海峪1座, 芜王城1座, 莒南1座, 潍县鲁家口11座, 栖霞杨家圈4座, 长岛县砣矶岛1座。鲁东地区, 龙山文化房屋建筑的基本特点是:虽仍有半地穴式 (较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浅) 建筑, 但已从半地穴式建筑发展到地面起基建筑, 又从地面起基发展到台基式建筑, 比单纯地面建筑先进一步。台基式建筑, 是建筑史上的又一重大发展, 墙外有护坡, 房屋的顶部建筑发展成两面坡式的屋顶。这时的房屋建筑, 已与后来民间住屋的基本结构相似。
通过以上对黄河下游地区不同时期房屋遗存的分析, 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如下的规律: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 在黄河下游地区出土的旧石器地点, 皆以粗笨的打制石器为主, 鲜见人类改造自然的痕迹。此时期的人类生活完全依赖于自然界。新石器时代, 人类的生活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人类和自然界的互动进入一个深层次的阶段。这一演变, 表现在生活方式方面, 主要集中在居住方式上的变化:
1.对居住地的选择。新石器时代人类对居住地的选择, 反映出他们对于自然环境的认识、利用和改造。例如, 人类对于居住地的选择, 就充分考虑到了当地的自然条件的状况。考古发现表明, 在石器时代, 人们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改造能力还十分有限的情形之下, 选择居住地主要取河道比较稳定的大河支流的两岸阶地, 取光较好、土壤疏松肥沃而利于农作, 靠近水源而便于生活, 地势相对较高, 既避免了洪涝灾害对于人们生活的威胁, 又可防范他族入侵。王妙发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聚落的细致考察和研究, 认为这一时期先民对居住地的选择大多考虑到靠近水源、便利生产生活[8]。王志俊将先民对居住地自然环境的选择归纳为五种情况:一是选在河边台地或河流转弯处及支流交汇点高于四周的岗上, 二是水泉近旁, 三是依湖而居, 四是近水区域高出周围的土墩上, 五是沿海地区的贝丘上[9]。可以看出, 早期先民对居住地的选择, 首先考虑的是靠近水源的问题。中国新石器时代对居住地的选择, 其中选址靠近水源的考虑, 不仅是出于生产和生活用水的需要, 而且也是出于水陆交通便利的需求。从后李、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 再到山东龙山文化, 其大型遗址的所在地无不显示出这一特点。
2.居宅建筑形式的变化。关于史前时代黄河流域居住建筑发展演变的基本序列, 杨鸿勋先生曾做过概括性的总结: 陡壁横穴—坡地横穴—平地袋状竖穴—袋状半地穴—直壁半穴居—地面建筑[10]。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 “住”始终是对人类影响极大的问题。所以说, 新石器时代最普通最本质的变化之一, 就是以人工建筑居住方式为核心。在逐步摆脱天然洞穴束缚的基础上, 实现了从山地天然穴居到河湖阶地天然聚落的根本性改变。人类的居住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环境气候因素的影响。从最早的天然穴居到半地穴式、地面式、窑洞式建筑方式的改变, 这些无不体现出环境变化的制约影响关系[11]。当然, 这里面除了环境因素的制约之外, 也显示了人们在建造房屋的过程中, 对其所居住的环境的认识逐步加深, 并且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建筑经验, 从早期到晚期建筑技术的不断进步就是明证。
3.居住方式所显示的人地关系。史前人类的居住方式大致经历了树栖、天然穴居、季节性人工营地、定居性人工聚落等几个阶段, 最终实现了由林地、山地到阶地平原的居住地转移。人工建筑, 始于壁顶一体的地面式窝棚或帐篷, 地穴式或地面式土木乃至木结构建筑标志着壁顶业已分离, 夯土墙、土坯墙以及窑洞式房屋显示出土木建筑技术更趋成熟。而居住方式与建筑材料技术的发展演变, 往往是因资源开发及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作用而导致的, 充分揭示出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与居住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12]。在史前居住形式的发展演变过程中, 无论是居址的选择、房屋建筑形式的变化还是建筑技术的进步, 都显示着人类与其所居住环境的微妙变化: 从最初的就地取材、因陋就简、随地安身的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掘地而居, 再到后来的木骨泥墙, 显示出人类对于环境认识的不断深化, 受制于自然界的程度逐渐减轻, 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的态势。这个态势正与人类早期人地关系的发展过程相契合。
参考文献
[1][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市小荆山遗址调查、发掘报告[J].华夏考古, 1996, (2) .
[3]刘延常等.山东章丘市西河新石器时代遗址1997年的发掘[J].考古, 2000, (10) .
[4]栾丰实等.山东邹平县苑城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调查[J].考古, 1989, (6) .
[5]胡秉华.山东汶上县东贾柏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 1993, (6) .
[6]山东省文物管理处, 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M].北京:文物出版社.
[7]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
[8]王妙发.黄河流域的史前聚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9]王志俊.史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J].环境考古研究, (1) .
[10]杨鸿勋.试论中国黄土地带节约能源的地下居民点——“现代地下、半地下城镇创作”研究提纲[J].建筑学报, 1981, (5) .
[11]罗晓艳.浅析史前建筑方式与环境气候变化的关系[J].文博, 2011, (5) .
史前社会 篇5
龙是中华先民崇拜的图腾,它也是中华民族的徽记,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龙也成为了一种文化。在中华儿女的心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龙的起源、文明的起源是关系到中国史前考古的重大课题,对“龙”的起源一直说法不一,最早的龙究竟在哪里?考古学家和人们一直都在苦苦追寻。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专家发现了一些早期的龙,如陕西宝鸡北首岭墓地,出土陶壶上彩绘有鱼啄龙尾的画面,距今大约6800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墓葬中,出土有蚌壳摆塑的龙,距今大约6400年;湖北黄梅出土有鹅卵石摆塑的龙,距今大约6000年至5000年。
1987年,专家在辽宁省阜新市查海古村落遗址,发现了“堆塑石龙”,距今8000年,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原始的“龙”。查海石龙是用红褐色石块堆塑的一条巨型石龙,龙头向西,龙尾向东,身体呈波浪状,四肢舒展,龙口大张,像腾云驾雾一般。龙的前半部身体宽大,尾部细而上翘,若隐若现。整条龙的龙首、躯干、背脊,细致到尾部都十分清晰。石块的大小也都差不多一样,排列有序。龙头、龙身的石块堆砌得比较厚密,龙尾则比较松散。从远处望去,红褐色的石块就像龙体的鳞片,磷光闪闪,造型生动,十分威武健壮。这条石堆龙全长19.7米,身宽1.8~2米,是目前国内新石器时代有关龙的遗物中最早、最大的龙,堪称“中华第一龙”。
除了石龙之外,查海遗址还出土了很多龙纹陶片。专家认为查海出土的龙纹陶片不仅在形象上,而且在鳞状的表现纹饰上,都已具备中国古代龙形象的基本特征,比中国先前发现的兽型玉还早近3000年,是更原始的龙的雏形。经专家研究确认,龙最早起源于辽河流域,查海遗址是中国龙文化的发祥地。中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面对这惊世的发现,曾挥笔写下了“玉龙故乡、文明发端”。
七、新乐雕刻艺术品的发现,改写了中国雕塑的历史
人们谈起中国雕塑的起源,总会提起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木雕鱼,这件距今已达7000年、长11厘米、宽3.5厘米、厚2.7厘米,周身阴刻大小不等圆窝纹的木雕工艺品,被专家们称作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雕刻艺术品,也就是说,中国雕塑有长达7000年的历史。然而,沈阳新乐木雕鸟的发现又一次改写了这一历史的记录。
1973年,沈阳在于洪区新乐电工厂宿舍附近发现了一处古人类原始聚落,并先后进行了七次考古发掘。在1978年5月进行的第二次发掘中,出土了一件碳化了的木雕艺术品。木雕全长38.5厘米,厚1厘米,由嘴、头、身、尾、柄五个部分组成,造型恰似一只振翅欲飞的鸟,专家们初步认定,这就是新乐人的原始图腾。木雕鸟全身双面雕刻,头部采用涡旋纹,身部选择是菱形纹鳞片,尾部是鸟尾纹,刀法娴熟流畅,线条刚劲细密,尤其是鸟的鱼尾很长,几乎占了全身的1/2,类似权杖一样。经科学测定木雕鸟距今约有7200年,如此久远的史前竟有如此精湛的雕刻艺术,这在中国和世界雕塑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令人惊奇的是,新乐遗址中还出土了100余件煤精制品,形状特殊前所未有,有耳铛形、球形和泡形等,制作精致,打磨光亮,件件玲珑剔透,精美可爱,在国内其它新石器遗址中都未发现。据文献记载,我国煤的使用始于汉代,然而,新乐遗址出土的煤精制品竟是使人难以置信的距今7000年。煤精做雕刻艺术品出现还是在近代,新乐人竟将我国的煤雕历史提前了7000多年,这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新乐遗址的木雕艺术、煤精雕艺术的发现将中国雕塑的历史上溯到7000多年前,为中国的历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八、小珠山荞麦的发现,解开了荞麦起源及传播路线
过去,在农业植物起源研究上,流行的一种说法,荞麦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然后逐渐向西传播。可是1978年以前的考古发现表明,在荞麦传播路线上的其他地区均有早期荞麦的发现,唯独中国东北地区缺乏实物证据。而小珠山古人类遗址大量荞麦种子的发现,为解决荞麦起源和传播这一世界性问题提供了最新材料。
小珠山遗址位于大连的广鹿岛上,是一处距今约7000年的古人类村落遗址。1979年发掘以来,先后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其中最重大的发现就是专家们通过浮选的方式,发现了距今至少6000年以上的180多粒荞麦种子,这是迄今为止,世界考古发掘所发现的最早的荞麦种子。更让人惊奇的是,荞麦,这一遍布陆地的农业植物竟然起源于海岛,是漂洋过海在大陆迅速扩散的。也就是说,荞麦是从广鹿岛传播到胶东半岛、东北腹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后逐渐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替代的谷物之一的。在史前文明中,食物是决定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粟、黍是人类较早种植的谷物,而在人类驯化野生植物过程中,广鹿岛小珠山的荞麦将被记录上浓重的一笔。
小珠山遗址不仅发现了荞麦种子,还有小米种子和零星的稻米,这在农业植物考古上也是重大的突破。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东亚稻作农业起源于我国长江流域,后向北经胶东半岛、辽东半岛传播至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而在小珠山发掘以前,国内其他地区均发现了年代相关联的稻作农业遗存,唯独在处在传播路线上的辽东半岛地区尚未发现年代相当的遗存,小珠山发现的稻米恰恰填补了稻作农业传播路线上的一个重要空白。
九“、沙锅屯文化”的发现,成为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
19世纪末期以来,西方的考古学界一直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石器时代。20世纪初期,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博士凭借着在中国的考古实证推翻了这一假说,而这实证之一就是葫芦岛(锦西)的沙锅屯遗址。沙锅屯古人类文化遗址位于葫芦岛南票区沙锅屯乡媳妇山东坡,是一处高约2米,宽约3米,深近10米的天然洞穴,距今有7000年,是由应中国政府之聘来华的瑞典人安特生发现的。
1921年4月,作为中国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现了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的剖面,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1921年初夏,安特生被派往山海关附近考察准备筹建港口,并估测该地区的煤炭储量。6月,他又对奉天沙锅屯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沙锅屯洞穴遗址,出土了大量可与仰韶遗址的出土物相媲美的陶器。
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中华远古之文化》和《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将他在河南仰韶村及沙锅屯的发现命名为“仰韶文化”,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安特生之所以以“文化”命名之,是认为河南这批遗存足以“代表古代文化中之重要时代”。而使用“仰韶”这个小地名,是因为仰韶村遗址是最早发现的重要遗址。
仰韶遗址的年代是一个关键问题,安特生经过与欧洲、西亚等各地材料的详细对比讨论,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判断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假说,极大延伸了中国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安特生也因此享有了“仰韶文化之父”的美誉。
在中国现代考古学,1921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在这一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先后发掘了辽宁锦西沙锅屯遗址和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揭开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序幕,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起步。
十、牛河梁的发现,确立了 5000 年的中华文明
很久以来,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被称为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国”,并称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但根据历史记载,中国的文明起源限定在距今4000年的夏代,之前的那1000年,即“三皇五帝”时代,仅仅是以传说的形式存在。而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在5000年前这里曾经存在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为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实证。
1983年至1985年,考古工作者经过多次试掘,在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村发现一座女神庙、数十处积石大冢群,以及一座面积约4万平方米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经碳十四测定和树轮校正,确定这些遗址距今已有5500年。经专家研究认定,这里是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红山文化遗址。
牛梁河红山文化遗址坛、庙、冢布局范围约有50平方公里,这种三合一的布局,有点类似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祭坛和方形祭坛,总体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主次之分。这种反映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建筑群址,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还是首次发现。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华夏历史的源头,北方文化不过是一个分支或者是一种“混合文化”。随着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和大量玉器的发现,科学地证明: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5500多年前牛河梁这里曾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社会———中国最早的古国;中华文明的源头并不一定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而恰恰有可能是地处北方的辽河流域。这颠覆了历史界以往的传统观念,对中国上古时代的社会发展史、传统文化史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意义,它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2003年,它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后又被评为“20世纪全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在“世界百项考古发现”评选中也榜上有名。
摘要：辽宁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不断有重大的考古发现。这里仅选10处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以表明辽宁自古就是一片物产丰厚、环境秀美的土地,是一片充满生机、适合人类生存繁衍的土地,是一片文化底蕴深厚、充满了创造力的土地。
史前社会 篇6
综观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史前至西周时期手工业的研究,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末, 这一阶段中国考古学虽已诞生但考古发掘资料有限, 所以在这一阶段没有学者专门对史前至西周时期的手工业进行研究, 只在一些相关著作中有简单的涉及, 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如《中国工业史》和《中国工业史要》均对该时期的手工业有简单的述及。《中国陶瓷史》将先秦时期分为原始时代、唐虞时代和夏商周时代, 根据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 阐述了每个时期制陶业的发展概况。《中国历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对原始社会与夏商时期手工业生产的形态进行了论述。另外, 一些经济史著作和论文对该时期的手工业也有简单的涉及。
第二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初至20世纪70年代末, 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取得发展, 手工业方面的考古资料逐渐增多, 一些学者开始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来研究该时期的手工业, 但毕竟资料有限, 许多问题的研究难以深入, 尚处于初级探讨阶段。这一阶段, 研究先秦时期手工业的专著很少, 古代手工业的通史性著作也罕见, 只有一些相关著作对先秦时期或其某个阶段的手工业进行了论述, 如《中国青铜器时代》对殷周时期手工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史》对原始社会与夏商周时期的建筑遗迹进行了介绍。
综述性的论文《西周春秋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 对西周与春秋时期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和手工业者的身份与地位问题进行了研究, 对史前至殷商时代手工业的发展状况也进行了简要的叙述。根据当时的考古资料和甲骨文记载, 《商代的手工业》将商代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分为铸铜、制陶、制骨、玉石工艺、纺织、制革、酿造、版筑、舟车、木作等不同的工种, 并对这些手工业的工艺制造过程及其产品进行了复原研究。
和手工业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 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等均有学者做了研究, 这些文章虽然不完全是以手工业为题, 但根据其行文、使用的资料和研究的结论, 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手工业。
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 一方面, 中国考古学迅速发展, 考古资料日益丰富。另一方面, 学术研究气氛空前活跃, 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在重视文献资料与古史传说的同时, 充分利用考古资料进行先秦史研究成为古史研究的一大特点。与前一阶段相比, 和手工业相关的研究成果数量增多, 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增加。
迄今为止对先秦时期手工业进行研究的专著有《先秦手工业史》, 该著对先秦时期的石器、木器、玉器、骨器、建筑、纺织、青铜、铁器、漆器、皮革、玻璃、酿酒、制盐等手工业部门及其技艺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评价, 对各部门手工业的发展演变及三代手工业的经营形式、特点及性质也进行了探讨。另外, 《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先秦秦汉卷》是对夏商至秦汉时期手工业经济进行研究的专著, 该著对夏商周时期手工业的政策、制度、管理体制、手工业者的身份与地位问题做了研究, 对各个手工业部门的手工业技术发展的轨迹进行了探寻, 同时探讨了手工业经济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影响。
这一阶段出现的关于古代手工业的通史性著作, 大多都将先秦时期的手工业作为古代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关注。《中国古代工业史》阐述了中国手工业起源、发展和演变的道路, 并介绍中国古代工艺技术由粗趋精的过程及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中国工业史·古代卷》论述了原始社会与夏商周三代各个时期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和技术水平, 对三代手工业者的分类和成分、手工业产品的交流和政府对手工业产品流通市场的管理等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中国手工业简史》论述了原始社会至三代时期手工业起源、发展与繁荣的历程。《中国企业史·古代卷》, 则对商代至东周时期手工业作场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论述。
一些经济史著作中, 也有专门的章节对先秦或其某个时期的手工业予以探讨, 如《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 按原始手工业部门产生的先后顺序对各部门的生产内容和生产技术进行了研究, 并且对反映在手工业生产上的社会分工形态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探讨。《商代经济史》, 则对商代的青铜冶铸业、建筑业、陶瓷、纺织、木作业、漆器、玉器、骨器、酿造等手工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 对手工业劳动者的身份及王室对手工业生产的管理等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中国远古暨三代经济史》对远古时代特别是夏商与西周时期的手工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
手工业行业的通史性著作, 如《中国陶瓷史》、《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 (古代部分) 》等, 对史前与西周时期相关行业发展的历史均有所涉及。
综述性论文较多, 如《殷周时代的手工业》, 论述了殷周时代手工业的发展状况。《我国的原始手工业》根据考古发掘资料, 将原始社会的手工业分为制石、制骨、制陶、制皮、纺织、木作、编织、金属冶铸等八个生产部门, 对这些部门手工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探讨, 并且对原始社会手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以及手工业者的地位进行了研究, 认为在氏族社会前期, 氏族首领亲自参加手工业生产, 原始手工业者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均比一般氏族成员优越。《关于中国古代手工业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论述了从原始社会到清代鸦片战争之前的五千年间, 中国手工业起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论西周手工业的发展》阐述了西周时期周人对手工业的态度、手工业的经营管理和发展状况等。
手工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研究, 《中国古代官府手工业的经营管理》中商代官府对手工业的经营管理有简单的涉及, 认为商代的官府手工业处于初创时期, 手工业经营属于奴隶制性质, 手工业劳动者是被集中于官府作坊的奴隶。《浅论商周私营制陶业———兼及中国古代私营手工业的起始时间》对商周时期制陶业的经营状况进行了论述, 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私营制陶业, 在国家形成后不但没有消亡, 相反在广大的郊区和统治力量薄弱地带仍长期存在, 而且得到相当的发展。”《周代私营手工业类型略论》将周代的私营手工业分为独立小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和大私营手工业三种类型, 并对每种手工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
手工业者的研究, 集中于对商周时期手工业者身份与地位的探讨, 主要是根据甲骨文和金文中关于“工”、“百工”等的记载, 以及随葬手工业工具的墓葬中随葬品的多少来分析判断的。[1]
手工业与农业的社会分工问题, 主要是探讨我国古代是否发生过手工业与农业的社会分工;恩格斯的社会分工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如果存在手工业与农业的社会分工, 那么发生的时间在何时, 有何表现;如何正确评价其产生的社会影响等[2]。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手工业的特征问题, 也有学者作了探讨, 如《新石器时代手工业生产的特征》, 总结了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对比, 手工业生产具有的明显特征。《中国史前晚期手工业的主要特点》将史前晚期手工业的主体部分分成特殊与普通两种类型, 并对每一种类型的生产方式及其特点进行了探讨, 认为中国史前晚期个体手工业发展受到双重制约, 手工业与农业分工并未成为中国史前晚期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
除以上问题的研究外, 由于先秦时期手工业部门的种类已经多种多样, 包括制石业、陶瓷业、纺织业、青铜冶铸业、玉器制造业、骨器制造业、木作业、漆器、金器等。各个手工业门类的专门探讨, 也是手工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各个手工业部门的探讨, 根据各部门的具体情况, 研究侧重点有所差异, 但大多主要集中于对手工业部门的起源与发展状况以及手工业制品的制作工艺等方面。
综上所述,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 学术研究气氛的日益活跃, 史前至西周时期的手工业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仍存在很多不足与薄弱之处。表现在:首先, 相关研究较多, 全面系统的专门研究罕见。如前所述, 迄今为止, 对先秦时期的手工业进行专门探讨的著作只有《先秦手工业史》和《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先秦秦汉卷》 (不包括史前部分) , 这与手工业在古代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现代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是不相称的。其次, 相关研究中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对手工业生产的组织与管理、产品的分配与流通、不同区域间手工业的特色和技术交流以及手工业在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和文明进程中的作用等问题, 仍然关注不够或研究不够深入, 而这些问题又是手工业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 已有的研究中, 不少问题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如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夏商手工业者的地位、原始瓷器的产地以及商代青铜器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等。
摘要：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史前至西周时期手工业的研究,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逐步深入, 根据成果数量以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可将该课题的研究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其研究已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仍存在很多不足与薄弱之处。
关键词：史前至西周时期,手工业,研究状况
参考文献
[1]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工”与“百工”[J].考古, 1981 (3) ;陈建敏.甲骨文金文所见商周工官工奴考[J].学术月刊, 1984 (2) ;陈旭.商代手工业者[G].全国商史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 1985;蔡锋.夏商手工业者的身份与地位[J].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3 (4) .
史前社会 篇7
电影特效自电影诞生起一直作为电影语言不可或缺的创作手段沿用至今, 经久不衰,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并被称为“电影魔术”。传统观点认为, 数字特效就是将前期拍摄的一些不理想的镜头加以修补, 生成一些趣味的画面。有些创作者为了追求数字特效的时髦手段, 在画面中填补一些特效镜头, 从而使特效趋于形式化, 脱离了影片的整体风格和结构。
进入新世纪, 影视后期制作技术迎来了数字时代, 数字特效体现了视觉技术和艺术相结合的新发展。数字特效已成为当代电影的一种有效的表现手法, 是创意实现不可或缺的技术保证, 电影工业迅速地走进了一个由数字特效开创的新的创作天地。数字特效不仅是后期处理素材的工具或后期剪辑中的一个补充, 而且是贯穿电影制作每一道工序的重要手段。从剧本的创作、策划到前期的摄影、置景、道具, 再到后期的合成、剪辑, 数字特效在电影制作中发挥着巨大的功用。数字特效在影视中的运用, 影视作品的表现力更加丰富, 让电影创作超出了人类有限的视点和运动轨迹。
当前, 数字特效很难简单的给它下个定义, 可以说, 数字特效就是利用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实现的电影特殊效果, 俗称“特效”。由计算机参与创造的画面不仅能够模拟真实, 甚至能够超越真实, 实现难以想象的画面效果, 极大地拓展了电影艺术的表现空间。
2 案例分析
神话和科幻电影一直倍受瞩目,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人如今天般深沉地回顾过去, 并如此渴望预知未来的命运。漫步在导演罗兰·艾默里克的最新史诗巨片《史前一万年》, 人们开始探寻人性纯洁的本初, 探寻一种最纯粹的生命意义和与自然抗争的精神力量, 从而引发对未来的思考和期盼。影片讲述一个年轻的英雄跋涉天涯海角营救他的爱人的传奇故事, 这是一次冒险的旅程。在影片的特效制作上, 导演一掷千金, 这些投入换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 也带给了观众一场丰盛的视觉盛宴。曾经和他在《哥斯拉》和《后天》中合作过的视觉效果指导卡伦·古丽卡丝与他第三度联手, 担任本片的影视特效总监。数字特效灵活应用于该片, 让导演创造性的想象变为现实, 主要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角色创造的“真实性”
影片主要特效公司之一是Double Negative, 负责了170个镜头。Maya, RenderMan, Shake和一系列内部软件搭建了基本的制作平台, 其重点在于近距离再现古动物的毛发。最复杂的特效工作集中在制作猛犸象、剑齿虎和恐鸟, 对角色创造的细节化处理强化了“真实性”的体现。对猛犸象而言, 制作的难点是粘在一起无光泽的长毛;恐鸟的难点则是在羽毛上;剑齿虎的难点是它们与水的互动场景。特效部门还建立了一个由插画、照片、电脑合成影像和电视节目组成的资料库, 为动画师制作片中的古生物提供参考。
Double Negative接手Patrick Tatopoulos公司制作的泥塑模型, 再使用感应皱折的新式扫描仪, 把其扫描成三维模型。然后在计算机中建立每一个动物的详细立体模型, 以便在所有角度上创造出完整而逼真的影像。渲染方面, 使用专门为配合毛发系统而编写的RenderMan DSO插件来进行程序上的控制。将毛发分解成不同的颜色和高光层, 最后在Shake里面将所有通道合成起来。要想更多地看到水面以下的毛发, 只需在Shake里调节一些参数就可以得到满意的效果。利用数字技术模拟真实光影的变化, 从而完美地再现了真实, 实现了精彩绝伦的视觉表现效果。
2.2 场景制作的“虚实性”
Double Negative还参与了他们最擅长的场景制作, 包括尼罗河和大金字塔的制作。尼罗河是先在Maya里用特殊材质单独生成, 然后与沙漠拍摄完成的实景合成到一起, 其中河中的船只和船员都是纯数字制作。在大金字塔的场景里, Double Negative首先拿到微缩模型拍出来的素材, 然后制作了一个庞大的动作捕捉素材库, 再用群体动画软件Massive制作出千军万马, 另外还制做了大量的数字道具和工地物件用来增加大场景的气氛。最后还使用DnB的内部软件制作和渲染了大量的数字烟尘。数字技术不仅让影片虚拟场景和真人表演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而且把场景与情节的内在气氛渲染得真实可信。场面非常宏大, 以至于你完全可以想象自己已经置身于那个远古的年代。
2.3 前期效果的“互动性”
导演在影片前期就合理的规划场景复杂动作和数字特效, 以便于后期的数字合成。在恐鸟和剑齿虎的拍摄场景中, 镜头范围确定后, 道具师在棍子前端绑了一个恐鸟的头用来代表其动物, 在一面蓝色的标记旗上画出了一比一大小的老虎图像, 以方便演员定位。基于特效道具的帮助, 演员知道该看哪, 导演也能对自己想要的效果有一个直观的感觉。蓝色的量尺、标记旗等物件最终将被数字制作的生物所替换。
一旦动物的主体形象设计确定, 动画师、道具、布景制造等工作人员便开始了前期的造型视觉化工作, 为所有的情节制作3D效果的串联板。达雷和剑齿虎在陷阱里的那场戏, 制作团队制作了整个陷阱的3D模型和演员的模拟形象, 并从鸟瞰的角度设计了老虎纵身一跃的动作场景, 以此确定所有的动作。然后设计调整各个镜头的角度, 通过视觉小组的努力, 展示出预演的效果。制作团队对每个镜头的分割进行逐一地讨论, 对每个演员实地拍摄时需要做的具体内容进行确定。前期视觉效果的制作加强了现实角色和虚拟角色的互动性, 成为实地拍摄时演职人员最为依赖的宝贵工具。
结语
导演罗兰·艾默里克拍摄的大量科幻电影是那么真实, 就像发生在身边的事情, 让人能够跟随着剧情进入他的电影世界, 他创造力足以带常人去无法想象的任何地方。影片的制作都建立在大胆创新、通力合作以及无尽的开拓上, 最后的剪辑合成是把辛苦创造的每一个碎块拼凑在一起, 这也是导演享受所有艰苦劳动后的最佳回报。漫步《史前一万年》中, 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人类技术的进步和艺术的变革, 同时也为观众重现了史前的壮伟景象。
数字特效把原来电影表现不了的题材搬上了银幕, 由此建立了全新的电影语言样式和风格, 把电影创作者的思想从技术的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 让创作者创造性的想象变为现实。目前, 数字特效的概念在不断拓延, 其运用也在不断成熟, 还存在着更多、更大的潜能。虽然数字特效制作尚未形成一种很规范的商业操作, 但是,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必然带动影视技术和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 影视数字特效设计也将越来越有时代信息和科技信息发展的意味, 并将在影视应用中呈现出了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
摘要：数字特效是当代影视作品创意实现的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 被广泛运用在电影制作的各个领域, 不仅使得影视作品更加生动逼真, 还极大地拓展了电影艺术的表现空间。通过重点分析影片《史前一万年》的数字特效在角色创造、场景制作、前期效果这三个方面的灵活应用, 揭秘数字特效的神奇之处并阐述其对于影视生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数字特效,真实行,虚实性,互动性
参考文献
[1]陈念群.数字媒体创意艺术[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年11月
[2][美]大卫.波德维尔.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 200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