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文化

史前文化（共12篇）

史前文化 篇1

苏秉琦教授的研究证明,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辽河文明将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辽河文明成为令世人瞩目的文明摇篮。当我们沿着红山文化先人的足迹一路探寻,经过新乐遗址, 来到金牛山人遗址、庙后山人遗址、古龙山遗址和复州湾古人类遗址时,辽东半岛史前文明的曙光早已经在旧石器时期初露,新石器时期冉冉升起。辽东半岛位于辽河口至鸭绿江口连线以南, 为辽宁东部山地丘陵向西南延伸并插入黄海的部分。其东部是辽东山地,西部是下辽河平原和渤海湾,北部是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地区,南临黄海,总面积约5.3万平方公里。

1. 先人的足迹———金牛山古人类文化遗址中的金牛山人化石。营口金牛山古人类和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位于辽宁省大石桥市西南8公里,是迄今所知我国东北地区最早,而且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文化遗址。自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考古工作者开始历经20余年的辛勤工作,发现一批极为丰富的人类化石、石制品、哺乳动物化石和与人类生存有关的文化遗迹,从而引起国内外学者和游人的极大关注。其中1984年发掘金牛山A点穴时, 在第8层顶部的棕红色砂粘土层中,发现丰富的人类化石,这层即文化层,也发现石制品,人类砸击的骨片,及灰堆遗迹,证明该层是人类居住的层面。在这个居住面上,靠近南壁约2米处,比较集中地发现了较多的人类化石,而且化石的颜色和石化程度一致,腕骨,跗骨等各部位关节面都能吻合,证明这些骨骼是同属一个人的个体。另外在1978年发掘时,研究者在碎骨堆中选出人类股骨一段。依照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惯例,把他命为“金牛山人”。金牛山人头骨既有早期智人的若干特征,也有北京猿人头骨的某些原始特征,但从头骨总的形态观察,更接近早期智人的大荔人体质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金牛山人尺骨却保留更多的原始性状,这与北京猿人的体质发展不平衡性一致。所处的时代,相当于人类发展史上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阶段,从而填补了这一发展系列重要缺环[1]。

金牛山古人类遗址是继周口店猿人遗址之后,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遗址,其文化内涵比较丰富,是古人类文化向东北发展的重要一支。人类化石的发现,丰富了研究早期人类体质特征的新材料,填补了直立人向早期智人发展过渡阶段的空白,所以金牛山在我国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目前金牛山已成为东北地区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研究的中心,举世瞩目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并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辽东半岛的荣耀———庙后山古人类文化遗址中的石器(庙后山文化)。本溪庙后山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山城子村东, 距本溪水洞15公里。该洞穴遗址于1978年在本溪县(小市)山城子镇采石场发现的,1978—1982年先后三次发掘,在这个洞穴里发现大量哺乳动物化石、打制石器、骨器、人类用火遗迹和人类化石,被确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庙后山坐落在海拔450米,高出河谷250米左右,辽东山地长白山南延的千山山脉,东北端西侧的丘陵山地上。周围山峰海拔一般在400-700米,庙后山洞前汤河是由南向北穿过山城子,经县城注入太子河。汤河阶地发育, 庙后山洞穴相当汤河的三级阶地。庙后山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分布最靠东北部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庙后山的文化内涵包括人类化石、旧石器文化、骨制品和用火遗迹等内容。庙后山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包括一枚犬齿、右上臼齿、右侧下臼齿和一段股骨化石。庙后山遗址出土的人类化石材料虽然较少,但有确切堆积层位。根据同位素年代测定和各地层伴生的动物化石分析,右侧上犬齿出自第5层中部,且石化程度很强,铀系法测定的年代为距今24.7万年左右,为中更新世晚期。另一枚下臼齿和股骨出自第6层顶部,从牙齿的原始状态和动物群特征分析,具有中更新世晚期向晚更新世早期过渡的性质,铀系法测定这一层距今14.2万年左右。根据这些材料分析,当时人类长期居住在庙后山洞穴内,而且人类化石代表了庙后山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根据人类学的惯例把这批化石称为“庙后山人”。庙后山人的发现,为研究早期人类的分布范围,当时人类体特征和人类迁移发展提供宝贵的科学材料。庙后山遗址最大的特色是它出土的石器。其出土的76件石器均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的石料绝大部分是灰绿色石英砂岩, 其次是安山岩,仅有少量石英原料。这些原料均来自遗址对面的汤河砾石层中。石制品的类型包括石核、打击和碰砧石片、石球、 刮削器和砍砸器。总的观察,庙后山石器特点与我国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有相同的一面,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如器类单调、加工粗糙、有石片石器为主的小型石器,也有用厚重石片加工的大型石器,这一点与匼河———丁村系统的文化类型相似。这些大而宽厚的石片是用碰砧法生产的,另有修理台面痕迹和用交互法加工的砍砸器。另外石球工具的出现,这些都与华北匼河———丁村系统文化有密切的联系[3]。从以上特点看,庙后山石器工业有其自身特色,这种风格在东北地区还属首见,因此命名为“庙后山文化”。 同时还发现了骨器和用火遗迹,庙后山用火遗迹是继营口金牛山之后又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用火证据。根据科技年代测定, 用铀系法和磁性地层研究,庙后山文化年代距今40—14万年,动物群组合也反映属于中更新世的中期至晚期。庙后山是迄今我国分布最北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而且从地理位置看,地处辽东山地洞穴中,对研究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早期人类的文化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庙后山文化与华北旧石器文化的两个系统,即共匼河———丁村系和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猿人)—— 峙峪系两个系统的类型各有异同之处,而且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有其地域上的独特风格,所以庙后山遗址的发现,在我国旧石器考古中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4]。

3.古人类迅捷的脚步———海城小孤山遗址中的骨器。该遗址位于辽东半岛北部,属海城市孤山满族自治镇。1981年,海城小孤山遗址被发现,进行试掘。并先后于1983年、1990年和1993年正式发掘及抢救性发掘。该洞穴保存良好,周围是宽阔的盆地,有适于古人类生存的理想环境,所以引起国内外专家的极大关注。 从出土的大量文物看,其文化内涵的丰富程度,为国内所罕见,数以万计的各种类型的石器、精致的骨制品、装饰品和人类化石,厚层灰烬,并且保留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两个地质时代的堆积。小孤山遗址石制品数量之多,可谓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之首。 另外,包括较丰富的骨制品和装饰品。在全新世地层还发现新石器时代陶器。在小孤山众多的人类遗迹发现中,最具特色的是它的骨器。小孤山发现的骨制品包括骨鱼叉、标枪头、骨针、穿孔牙饰和穿孔蚌壳饰品。这些骨制品制作独具特色,工艺先进,丰富了小孤山遗址的文化内涵。骨鱼叉历来被人称作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而且是独具特色的渔猎工具。小孤山出土的骨鱼叉是迄今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唯一一件完整的捕鱼工具。我国旧石器晚期遗址里,材料较丰富的是周口店山顶洞遗址,通过两者的对比,小孤山的骨针制作技术上比较进步。在欧洲,骨针最早见于奥瑞纳文化晚期,但针眼的孔壁参差不齐,针体也比较粗糙。而棱鲁特文化和马格德林文化中,骨针比较流行,针孔是对钻的,制作技术也比较进步,小孤山标本与后者接近。黄蕴平教授曾经采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根据小孤山骨针的形态,用动物肢骨采用割、钻、磨的技术制作了相同的骨针,并在使用中,经缝制鹿皮、羊皮等观察骨针上的使用痕迹,证明仙人洞人在制作骨制品的技术上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海城小孤山是我国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经热释光测定距今4-2万年。小孤山遗址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旧石器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它为我国东北地区旧石器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和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提供重要资料,同时也对东亚、北亚以及与欧洲的原始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具有宝贵学术价值。以上是辽东半岛旧石器时代比较有典型意义的发现,之外还有藏山洞遗址、古龙山遗址和丹东前阳人洞穴遗址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述说着古人类走向文明的历程,为研究人类发展分布和文化传播提供重要资料。

辽东半岛史前文明的脚步经过艰难而漫长的旧石器时期,到新石器时期明显地加快了节奏,人类文明的曙光在半岛的天空冉冉升起。根据考古资料分析,新石器时代距今7000年前已经有人类在高阶地和向阳台地上居住,并且构建房屋,有了较稳定的生活,因发现了房址和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如长海小珠山下层遗址、丹东东沟后洼遗址等。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即距今5000— 3500年,在千山山脉两侧的冲洪积层发现更多的遗址,人类已经广泛过着定居的生活。

摘要：辽东半岛由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所决定,古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址遗迹,比较典型的代表如营口金牛山、本溪庙后山、海城小孤山等,均成为东北地区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研究的中心。

关键词：辽东半岛,旧石器,古人类,史前文化分布与传播

史前文化 篇2

酒大约产生于距今六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酒器的产生应与酒的产生大致相同，亦应是距今六千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从酒器的产生到公元前21世纪我国第一个国家――夏王朝的建立，大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正处于我国原始社会时期，此间所使用过的酒器，我们称之为“史前酒器”。

目前可确知的`人工史前酒器，从质料上可分为陶酒器和漆酒器两种。其中以陶酒器为大宗。陶酒器从陶色上可分为彩陶、灰陶、红陶、白陶、黑陶等；器形有壶、尊、h、觚、和蛋壳黑陶杯等。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之间差异较大，地方特色均较浓厚，表现在陶酒器的器形和组合上也各不相同。山东地区以背壶、兽形h、彩陶觚、磨光黑陶、圜底大口尊、蛋壳黑陶高柄杯、带盖高柄杯、蛋壳彩陶碗等为代表；中原地区以长颈陶h、陶B、单柄杯、高领尊等为代表，小⒕粢惨芽始萌芽；以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的东南地区多以长颈陶h、肖形陶B、禽鸟纹双耳壶、漏斗形流滤酒器等为代表，另外，在西北地区和长城沿线地区出土的酒器，彩绘陶酒器十分丰富，酒器形态多以罐、壶、杯等为主，具有极浓厚的地方色彩。除了上述陶酒器和漆酒器外，很可能还有竹木类酒器、兽角器和植物果实的硬壳（如匏），甚至还有以人或动物脑壳做成的酒器等。只是因为它们的质料不易保存，经过大地数千年的浸蚀，早已回归大自然了，目前考古工作者还无法使它们再次现身而已。

史前时期总的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美酒对一般氏族成员来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奢侈品，而较为精美的酒器也多出在大型墓葬中。如大汶口墓地第十号墓中出土的两件装饰华丽的彩陶背壶，是大汶口文化中仅见的；带酒神陶文的大口尊出土于山东莒县凌阳河第十七号墓，该墓是一座大型墓葬，还随葬一百五十六件陶器，其中温酒和斟酒器有h十四件、B五件，喝酒器镂孔高柄杯四十六件、高柄杯三十六件，这两种类型的高柄杯均按一定顺序密密麻麻地压在墓主人的身上。

这些现象反映出，史前时期人们对酒的重视和珍爱，以至于这些文化中最具辉煌光亮的创造物都与酒密不可分，制作难度大、造型精美的器物，几乎都是酒器。富有的人生前以拥有最多的酒具为光荣，死后也要尽可能多地把它们带在身边，以期在另一个世界中也能豪饮狂喝、斗强争富。史前时期的酒器虽然经历了近两千年的风雨岁月，但与整个动态的中国酒文化史相比较，还只能说是“初入酒乡”。史前时期的整个酒器家族，虽也盛、温、斟、饮齐全，但器形上似乎还没有完全脱离大自然的怀抱，显得纯朴可爱，散发着泥土的气息。

朝鲜半岛的史前陶器文化 篇3

[关键词]朝鲜半岛；栉纹陶器；无纹陶器；新石器时代；坛君神话

一般而言，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是以磨制石器为其主要特征来进行划分的，但在朝鲜半岛则是以使用陶器为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

在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农业与手工业虽尚未发生社会性的分工，但与以前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手工产品，而制陶业的出现是其中具有时代标志性的事件。众所周知，陶器是人类以自然物为原料，通过高温化学反应而制造出来的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生活、生产器皿。此前，人类所能制造的石器、骨器、木器、角器等等，仅能改变自然物的形态，不能改变其本质；而用陶土烧制器皿，则可改变自然物的形态及其本质。因此，陶器的出现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生存条件。它的产生与发展使人类社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人类史前文化跨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体现。

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的生产技能充分地体现在制陶工艺上。与制造其它手工业不同，制陶要有复杂的工序，从备胎土，掺合搅拌，经毛坯到烧制，要求掌握火候，技术性很强。毛坯干燥前，还要抹平与磨光。黄海道凤山郡智塔里遗址与咸镜北道雄基郡西浦项遗址出土的用圆形河卵石制作的陶器的磨光石，便是其有力证据。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渤海沿岸，出现了原始平底栉纹陶器和隆起纹陶器，即以压印的、凸起的镶嵌纹的平底钵为主体的陶器。此类陶器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的东北部地区，在图们江流域的咸镜北道屈浦里、江原道鳌山里和釜山东三洞、庆南道上老大岛、济州岛高山里都有出土，其存在年代在公元前6000～4000年之间。此后稍晚，一种圆底或尖底的、直口、半卵形，器体施文的深钵式陶器，蓦然间出现在西部地区。但是它又被认为首先出现在朝鲜半岛东南端的东三洞附近，而且在对马岛地区也有发现。因此，“釜山的东三洞一定从早期开始受到了东海岸的影响，随后又受到了西海岸的影响，并且看起来，好像两种文化的源头在这里进行了混合或整合”。

首尔学者认为这种施文陶器的纹饰是呈几何形纹的陶器，属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栉文陶器”文化。平壤学者以为，过去称这种端部呈单条状或多条状纹饰的陶器为“栉纹陶”或“篦纹陶”，是按西欧语言译过来的，主张改称“刻纹陶”。本文使用较形象的术语“栉纹陶”，其出现的年代应早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此类陶器纹饰的特点是在烧制前，连续刻以“之”字或“人”字的条纹。

“之”字纹陶器主要见于渤海沿岸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人”字纹陶器在渤海沿岸和朝鲜半岛分布广泛，在鸭绿江下游义州美松里洞穴遗址下层、西海岸大同江流域弓山里遗址、载宁江流域智塔里遗址第一号房址，东海岸图们江流域西浦项遗址一、二期层和江原道鳌山里遗址、弓山文化一期层、汉江流域下游岩寺洞遗址、南部海岸统营郡上老大岛、金海邑水佳里遗址、釜山东三洞遗址均出土过此类陶器。

西浦项遗址一期层出土了两件陶器：一件器高20厘米，器底与器身问的界线不明显，口沿似用刀切过，呈直口状；另一件器高17.5厘米，底径7厘米，器底与器身有明显界线，口缘自然收口，器身线条呈弧线弯曲，形态完美。器皿入窑前，未精细修整，光泽差，呈黑褐色，有的部位出现黑斑。器皿皆用4～6齿的“梳子”形饰纹器在器皿口沿上垂直与斜向压下，纹饰在器物上部，器底部分为素面。器皿形态似已固定，显示出某种精练度，另外饰纹虽简单，但呈现出规律性，说明此时居民的制陶技术已相当娴熟。西浦项遗址二期层出土的陶器，材料和烧制方面与其一期层没有多大变化，大部分用掺沙的胎土制成，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器物的种类、形态、纹饰手法与图案内容的多样性上。形态分三类：第一类，口比底宽，器壁从口到底较直，有缸、坛、深腹碗、罐、杯等；第二类，口与底相比不甚宽，口稍向外倾，器身整体轮廓虽接近第一类，但以缩口、有颈与前者相别。除有颈的坛和杯等器物外，大都以刻划纹为饰，有压印纹与刻划纹相配合的纹饰等等。弓山文化一期层与智塔里遗址出土的陶器，形制特征与西浦项二期层不同，胎土掺有石棉粉和滑石粉，器物从口沿至器底的器体线条呈弧线，器底形制不一，纹饰绝大多数用刻划纹装饰。

新石器时代中后期，陶器有了新的发展，开始出现了类似淤泥的细泥胎土及在其中掺以细砂的胎土。以西浦项遗址为代表的一些遗址，出土了用螺旋纹装饰的新陶器。陶器呈短颈、鼓腹的坛子形，器胎虽薄，但质地非常坚硬。器物的形态与刻划在器物上的纹饰，表现出当时人们高度的艺术审美与工艺水平。比如复原的一件称作坛子的此类器物，造型平稳而雅致，表面磨得光滑，胎厚0.3厘米，很薄，颈短、器身圆鼓，器高26厘米，上下各留出6厘米，勾出区划，其间刻划螺旋纹。这些螺旋纹器物都是小型坛子类器物，只有一件例外，其器壁厚达0.9厘米，纹饰的构图也比一般螺旋纹器物大得多。弓山文化二、三期层遗址出土的陶器，继承了一期层陶器的若干特征，颜色均为褐色，截断一端的鸡蛋般的圆底器是其基本形体。胎土中掺合着滑石粉或云母粉，但不掺合石棉粉。弓山文化二期的器物中开始出现有颈、圆腹的坛子与附有环状小耳的器物。饰纹新增加了如点线波浪纹以及用直线组成的带纹，从口沿开始隔一定的间距加以横围，然后在每个间隔里填充各种纹饰而装饰起来。弓山文化三期层除点线带纹、蚕蛹纹、指甲纹等传统纹饰外，还出现了波浪纹。波浪形线条刻划的纹饰，是用多齿的施纹具于器物表面横划有多行形成的带纹，在其下方满满地横围着一层棕叶纹与斜线纹，然后再反复刻划带纹、枞叶纹与斜线纹的纹饰图案。在半岛的南部，出土陶器最为丰富的是釜山东三洞遗址，其出土的器物与弓山文化二、三期层的出土品存在共性，陶器形态多为截断鸡蛋似的圆底器，平底器不多。器物装饰纹饰有多种，有代表性的是在口沿部分刻划点线或短斜线的带纹和在三角形里填满斜线的纹饰。

总体看来，栉纹陶器的分布大体可分为四个区域：一、东北区（图们江流域）；二、西北区（鸭绿江流域）；三、中西区（大同江一汉江流域）；四、南区（洛东江流域）。东北区的器型与沿海州和中国东北地区的陶器有联系，西北区的陶器与中国辽宁省的近似，中西区的陶器是典型的栉纹陶器，南区的栉纹陶器出现较晚，有明显的中西区的特色。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朝鲜半岛的陶器与其他出土品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新石器时代末期，一部分地区陶器形制的内容则加速了质的变异。这样，在最晚时期的遗址中，从前的面貌消失殆尽，整个面貌几乎与以后青铜器时代陶器的形制相似。”栉纹陶器消失了，代之而起的主流陶器是素面（无纹）陶器。因此，学界有人将这个时期称为“无纹陶器时期”。

无纹陶器器物表面一般不加装饰或无图案。但在早期阶段，可以见到如数行针刺点和切入的短线等细小的饰纹。不加装饰的陶器在栉纹陶器时期也有发现，其色彩与结构与无纹陶器相异，故而可区分开来。总之，与栉纹陶器相比，这个时期的无纹陶器的质地较精致，以高温烧制，光泽好，呈浅褐色。但是，在形制与制造技术上显现出地区和时间上的多样性。此类陶器种类很多，有广口圆形容器、收口窄颈器等。在大同江流域，器皿形状类似陀螺形，使用口沿折叠双层结构技术。在其上半期，磨光广口圆形罐，饰有一排排孔列刺痕和隆起物，另外，还发现了朱红涂漆短颈罐。例如，江界的公贵里遗址与初期无纹褐色陶器一起出土了孔列纹陶器。在它的下半期，前述广口圆形罐的口沿贴上了泥圈或泥带。其新石器时代末期出土的陶器，形制非常多，这与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有关，如储藏器、炊器与食器等等。在陶器形态上，器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器壁与器底相区别的贴底器物很多。器底分明的高器底陶器当属于一种独特的类型。海州市龙塘浦遗址中，出土有被称作“高足杯”的“豆”。这种高底器物，能够用手握住器底使用。

在晚期，陶器形制上出现了结构复杂的雷纹，由2～3条纹带或2条并行线组成，里面填满点或斜线，盘旋构成四角形图案，既有2条线内角为90°的方形雷纹，也有菱形雷纹。但是，所有这些陶器基本上都是褐色。这时，新出现的突出的纹饰是平壤所谓的“彩纹器物”，即褐色彩陶。其特点是用红、白、黄三色绘成三角形、方形、菱形以及条带等几何纹饰，有的则全无纹饰。彩色是在器物烧好后涂上的。此类陶器分布广泛，著名的有平安北道龙川新岩里遗址、西浦项遗址、弓山遗址、智塔里遗址、忠清南道扶余郡松菊里遗址等。“豆”形器与彩陶器都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它们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反映了原始时代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文化的交流。东北亚大陆文化交流的趋势，印证了原始人群由东亚内陆向朝鲜半岛移动的历史。

综上所述，新石器时代的朝鲜半岛的陶器文化，确有其独立发展的特征。但据中国学者研究，在新岩里、釜山东三洞、东莱多大浦等遗址中，发现有与辽东半岛小朱山下层和后洼下层文化的那种压印席纹的直口筒形罐相同的陶器。义州郡美松里洞穴遗址，也有类似辽东半岛的压印席纹和压印“之”纹的陶器。咸镜北道雄基郡屈浦里西浦项等遗址中的刻划纹，有一种双勾涡纹（即所谓的螺旋纹）与小朱山中层和山东半岛蓬莱紫荆山下层的双勾涡纹彩陶图案是一致的。辽东半岛石佛山文化类型中出土的几何纹陶器，在朝鲜的西浦项等遗址中也有发现，这说明其受属于中国龙山文化的辽东半岛文化因素的影响很大。韩国学者在论及美松里遗址出土有“之”字形纹饰的陶器时，认为这种纹饰见于内蒙古赤峰红山后第一期文化与林西一带的平底栉纹陶上，在编年上与中国东北、西南地区及内蒙古地方的文化属于同一时期。而为了追溯朝鲜文化的渊源，平壤版的《朝鲜全史（第一卷）》从中石器时代开始就大篇幅引证中国东北地区的考古资料，直到新石器时代以后，甚至把中国东北的龙山文化也写进朝鲜原始文化之中。这种做法实为不妥，但也证明了中国龙山文化对朝鲜半岛史前文化影响之大。龙山文化传播到朝鲜的途径为，由海路传播到半岛的南部与东海岸，并由陆路经辽东半岛进入朝鲜半岛。

新石器时代末期与青铜器时代的初期，朝鲜半岛已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地下发掘的文物，反映了人类文明的黎明期。忠清道大田槐亭洞石室墓遗址出土的无纹陶器容器，是向死者提供食饮祭品的器皿随葬品；其逗号形斑点的天河石玉珠或许是死者佩戴的装饰品配件，考虑到各种青铜礼器的出土，这意味着在无纹陶器时期像祭司首领这样的氏族酋长已经登场，而且从居住房址、墓冢和器物的分布状况可知，由几个村组成并有像祭司这样的酋长领导的农村公社，即氏族公社已经形成。最早出现的氏族公社是母系氏族公社。

在母系氏族社会，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比以前更加丰富和有序，除陶器外，对与之相适应的各类器物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西浦项遗址四期层第十一号房址出土了一把兽骨制作的汤匙，其残存的匙部，长7厘米、宽5厘米、厚0.15厘米左右，前端略呈扁平状，与后世金属汤匙几乎一样。当时的服饰虽已无存，但往往能出土各种装饰品。如，弓山遗址与西浦项遗址出土了用兽的牙齿、兽骨、贝壳或石头磨成一定形状带孔眼的耳佩或项链。弓山遗址与虎谷洞遗址一期层出土了骨串珠。西浦项遗址四期层出土了一些大理石磨制的精致石环，内侧直径为2～2.5厘米，似是耳饰或佩戴在身上的一种装饰品。金滩里遗址第二期层出土了数只由数段连在一起的腊石制手镯。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不仅在装饰生活用品方面表现出丰富的情趣，而且还制作出正式的艺术雕刻品。西浦项遗址出土有鹿角与兽骨磨制成的人形，鹿角者的模样有四方形的面部与长而尖的身体，在面部上刻有三个点，表示两眼与口，围绕身体的中心，刻有数个圆点，表示其为女性；兽骨有两件，每件各刻面孔的一半，二者合在一起即为整个面容，其口部是先绘成半月形的四周，其内绘以横线，在口的下部有一贯通的孔区，眼睛是用一圆盘沟槽，眉毛与上眼皮用一条粗线来表示。农圃里遗址出土的象征整个身体的土捏塑的人形保存完好。这个人形在胸部分为两股，做得如同左右两臂。腹部以下较细，其下部似象征女性。这些人的造型十分图案化，但较好地体现了想要表现的人的形象。西浦项遗址出土了象征蛇的野猪牙齿雕刻品，还有象征幼兽的作品。幼兽的两耳尖部突起，小嘴做得又翘又圆，其端部有一贯通的孔，可在其间穿绳佩戴。农圃里遗址还出土有蜡石制作的飞禽形象的艺术品，嘴都做得很长，飞禽脖颈磨得细长弯曲，耳朵直立，眼睛下垂，嘴巴已折断，其上有鼻孔，可系绳佩戴。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具有原始信仰。原始信仰和原始宗教形成了原始社会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朝鲜旧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址发现了猪的雕塑品与专门埋葬猪下颏骨的风俗。虎谷洞遗址出土了用土刻制的猪雕塑品，猪身上钻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洞，如同用锐利锥子扎的一般。民俗学证明这是当时人们的魔法行为，也许是当时人们用这种魔法驱逐妨害猪繁殖的行为。这是“万物有灵”、“自然力人格化”的观念的反映。按一定顺序安葬亡人的墓葬，并且给死者随葬是对灵魂的崇拜。人们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导致自然的崇拜，从而产生了天神观。新石器时代后期，原始农业的经营和植物的栽培，更依靠自然界的风雨阴晴，使得对天神（上帝）的崇拜加强了。在原始社会中，族长即军事酋长主持氏族或部族的事务，为使其日益扩大的权势合理化，他们常常把自己说成是天神的化身。朝鲜最古老的“坛君神话”就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这方面的社会内涵。

南非与澳洲史前岩画研究 篇4

一、南部非洲史前岩画的分布及其表现

南部非洲岩画是史前非洲的另一个艺术宝库, 其分布更为广阔。国际岩画委员会前任主席E·阿纳蒂教授在《世界岩画研究概况——一份送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中指出, 在非洲南部的岩画主要的集中地沿着雷夫特 (Rift) 山谷的地理区域, 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 走向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史前南部非洲岩画创作于大约公元前五千年, 主体为布须曼人, 她是荷兰殖民者对这一古老族群的称呼, 意思是居住在灌木丛中的人, 这是个酷爱岩画表现的民族, 他们肤色黄里透红呈黄褐色, 身材矮小而干瘪, 女人只有1.38米左右, 男人最高也超不过1.60米, 颧骨突起, 头发浓密而卷曲呈颗粒状, 皮肤粗糙皱纹多。布须曼岩画代表地主要有两处:一、南非境内;二、东非的坦桑尼亚境内。

1、南非岩画

南非境内的岩画最为集中, 大部分是崖壁画, 主要有北部的花岗岩形式的洞窟和南部的砂岩;岩刻很少, 主要在中部由火山喷射出来的灰绿岩地区。岩画最为密集的地方在德兰士瓦省西部、奥兰治自由邦西部和开普省西北部。南非布须曼岩画特点:一是创作时期延续很长;二是紧扣民族的历史和命运, 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和叙事性质。南非纳米比亚阿波罗11洞窟岩画残存石块, 经碳14测定, 最早的岩画绘制在距今2万年前, 可见史前南非岩画与欧洲旧石器时代艺术是同时的, 有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或曾经有过双向艺术交流。

南非布须曼岩画有岩刻与岩绘两种类型:1、岩刻的年代较早, 多属于中石器时代遗存。岩画题材以犀牛较常见, 人物与动物的足印占据重要位置, 工具多数用石英、页岩、金刚石;2.岩绘数量很大, 早期为持久性强的黑白两色, 后来颜色不能持久, 到了晚期中蓝灰色与天然朱砂红色最为鲜亮, 土色有黄色、桔色等, 另外利用各种土色颜料与赤铁矿煅烧后还可产生出褐、土红等色彩, 布须曼人不喜欢用纯黄、绿、蓝、青紫等颜色。他们一般用动物血、动物脂肪和蔬菜汁做稀释剂来调拌颜料。动物题材以羚羊最多, 常从后面或侧面的角度观察, 通常只用一种赭黄色画出来。布须曼人虽然很矮小, 但在岩画中往往会拉得很长, 甚至通过人物的大小体现不同的身份与地位;战争题材多反映如何抗击班图族的侵略, 如南非赫尔蒙洞窟《战争》画面, 左边是一排保卫牛群的小个子的布须曼人, 正对抗右边身材高大、手执武器的班图族黑人士兵;而捕猎题材, 体现布须曼人善于运用线条和轮廓的变化, 人和动物形象的活跃动作以及巧妙的构图方式, 使画面具有充满情趣的动态。

2、坦桑尼亚岩画

南部非洲的东部, 坦桑尼亚岩画遗存丰富, 许多岩画点流传在当地的传说中, 主要集中在中央高地, 分布在洞窟及地穴的墙壁和顶棚上, 图案反复叠压多层覆盖, 难以辨认, 但仔细观察时, 不少画面美妙精巧、妙趣横生。由于习惯信仰的原因, 人物没有脸部特征。经碳14测定, 最早的岩画绘制在距今3万年前, 早期粗糙色黑, 鼎盛时期风格突变, 出现极富自然主义的红色动物画;后来出现一种新的风格, 在动物躯体上画满一系列的平行线, 用以描出它们的轮廓和形态。从画面可见远古的坦桑尼亚人们着衣留发、跳舞、唱歌、奏乐、酿酒、打猎等生活场景说明石器时代的非洲人生活丰富多彩。

二、澳洲史前岩画的分布及其表现

澳洲最早的岩画在南部, 但最精彩的却在北方, 那里有澳洲最具特色的“汪吉纳风格”的岩画, 以及“米米风格”、“X光线风格”的岩画群。

1、北部岩画

澳大利亚北部最重要的岩画点在北部的阿纳姆高地和西北部的金伯利高原, 还有极北部的卡卡图岩画库。阿纳姆高地拥有一千多处遗址, 其年代可能与欧洲旧石器晚期洞穴岩画同期, 拥有世界上最源远流长的岩画传统, 复杂的构图、难以解释的思维方式及最为原始的宗教信仰。卡卡图岩画数量多达几千幅, 其年代可早至2万年前, 主要分布在两个岩画点:一是马兰根格岩画点, 有各种神奇而诡谲的动物和奇异的生物图像;二是尤万加耶岩画点, 在高达150米的垂直峭壁上绘有栩栩如生的人、精灵、大袋鼠、鹤及大量的鱼。澳大利亚东北角的约克角半岛岩画因“昆肯画廊”的洞窟岩画而著名, 集中绘有数百幅英雄和神灵。

旧石器时代澳大利亚北方的岩画不仅数量大, 而且岩画风格经历历史变迁, 较古老的一类是“米米风格”、“X光线风格”岩画常常叠压在“米米风格”之上, 而“汪吉纳风格”的岩画往往反复涂绘难以判断年代。“米米风格”的岩画特点:1、主要由红色绘制, 所以也被称为“红色米米风格”, 但有时也会出现白色或黑色, 色调从淡红到棕褐。2、人物形体很小, 高仅十几公分, 而身体还往往会被拉长或进行夸张处理, 体态纤细头饰复杂, 以致遮住脸孔, 手脚很少画手指和脚趾等细节。这些特征很像南部非洲布须曼岩画特征, 个头矮小的他们往往会把人拉得更长, 同时也没有脸部特征。3、“米米风格”的人物始终在运动着, 身体叉开双腿向前迈着大步, 张开长胳膊投掷长矛或回力棒 (棒形有弯曲、有成角的) 。男人在作品中出现得较多, 但也有跳舞或奔跑的女人。而土著居民认为, 只有那些小型的、动作很大的、画着猎人和武士的岩画, 才称得上“米米风格”的艺术;“X光线风格”的岩画, 此风格在南美印第安人、中国北方、北欧等岩画中多次出现过。分布在澳洲北部的阿纳姆高地特别是北部的奥恩庇里, 并向西延伸到金伯利高原。这种特殊的处理手法有点像X光线的透视图, 在轮廓内部还要画出人及动物的骨骼、心肺和肠胃等内脏。“X光线风格”岩画的制作, 通常是在岩石上先涂上一层白色, 画出白色剪影, 再用其他颜色画出外轮廓和内脏器官。其表现手法有表现性的、也有装饰性的。题材上有人物、动物和神话故事;“汪吉纳风格”的岩画主要发现在澳大利亚西北及中部地区。往往画在可防避热带暴雨的悬崖下面, 或像蘑菇的巨石下面, 或在崖脊上、河谷里, 且不易发现。“汪吉纳”面相大小不一, 主要突出正面躺卧的脸型, 造型简单, 只画眼睛鼻子, 以红色或黄赭色勾画轮廓。身体部分只画到胸部, 往往用白色直线画出, 胸部和脚直接用直线相连, 象征性表现手脚, 所画脚掌像似脚印。这种概念化的人物形象与远古神话有某种联系, 给人产生神秘的印象, 在民间具有神圣的力量, 土著居民常在附近举行宗教仪式, 以求保佑他们的福祉。

2、西部岩画

一是澳大利亚的人面像, 分布于西部沙漠克勒莱德山。这些“微笑的人面”岩刻有的表达出一种忧伤的感情。它们在面相上有共同点:面相突出的是一对紧密排列在一起的圆圈和圆点构成的眼睛, 或呈同心圆造型;再配上简单的鼻子、嘴巴和脸庞的轮廓线。这些以沟槽雕刻成的符号式形象, 与中国北方地区的人面像十分相似。

二是西澳大利亚州岩刻, 最集中的地区在西澳大利亚州中部的沿海, 岩刻大都制作在巨石的表面, 凿去或磨去深褐色的表层, 岩石上就会出现赭黄的图形。这些岩画表现原始神话的内容, 那些戴着怪诞的头冠、头饰或尾饰的人物奇异而神秘, 他们往往作为活着的土著人向先祖供奉的图像。土著艺术家用世俗的视觉形象重现梦想的力量, 这种梦境般扑朔迷离的感觉, 为了达到与先祖灵魂的沟通。

2、南部岩画

澳洲东南部的昆士兰州劳拉崖壁画, 大约在一万两千年前, 其中劳拉岩画点是很著名的, 因为这里有各种不同的神人同形像, 据说是表现古代的英雄。形象较为现实, 通常画得比真人还大, 有2.5米高。另外, 男女的性别在这些“守护神”中都有所表现。

以上是关于澳洲与南部非洲岩画的分布及其表现研究, 它们同属于印度洋南部, 地理位置接近, 两者岩画的起始与欧洲旧石器时期晚期同属于一个时代, 造型独特, 人物为两者的表现题材, 画面反复叠压多层覆盖, 侧重于平面表现范畴, 相对来讲南部非洲岩画以涂绘为主, 色彩鲜亮, 题材以犀牛、羚羊较常见;澳洲岩画主要表现精灵、大袋鼠、鱼等题材, 涂绘与岩刻并重, 风格更为多样, 并与神话故事及土著人宗教仪式联系密切。澳洲与南部非洲岩画既有类似之处, 又各有特点, 如此可见, 把澳洲与南非史前岩画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对今后深入研究南半球甚至世界史前岩画是很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1]龚田夫, 张亚沙.原始艺术[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史前生物档案》读后感 篇5

《史前生物档案》读后感

寒假里我看了《史前生物档案》这本书，这本书向我们讲述的故事。地球的历史被划分成了好几个阶段，从距我们最远的古生代，到中生代，再到距我们最近的新生代，每个代都被分成了好几个纪，每个纪都历经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年。的是地球上的生物从最初的有硬壳的生物进化到哺乳动物

在最早的古生代，是没有恐龙，也没有哺乳动物的，有的只是早期生物，比如说奇异虫、双笔石、头甲鱼等等这些有硬壳的生物，在古生代末尾才渐渐有了恐龙的.足迹……到了中世纪的，出现了三叠纪生物、侏罗纪生物、白垩纪生物，而恐龙，就是在三叠纪时期开始出现的，这时也慢慢的出现了哺乳动物，到了侏罗纪时，已经是恐龙在统治着这个地球了，这时的恐龙品种繁多，有鱼龙、滑齿龙、翼手龙、剑龙、冠龙……等等，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白垩纪末期，恐龙已经全部灭绝。到了新生代，我们人类的远祖开始进化，大型的哺乳动物和巨大的食肉鸟类在这一时期出……现，在冰河时代出现了大量的冰川和哺乳动物，人类出现！

人类史前文明破译 篇6

其实，姑且不谈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史前文化的存在，就是从地球几十亿年漫长的生存岁月和当代地球人类短短几万年的飞速发展历史，就可以间接判断出我们不会是地球上的第一代人类。因为地球上智慧生命的发展进化，不会在过去几十亿年几乎停止不前，而在最近几万年内才突飞猛进，大自然是不会特别偏爱我们当代人类的。要知道，智慧生命发展进化所需要的各种物质条件，地球上几十亿年前就已形成。地球上曾经出现过无数次生物(其中包括智慧生物)兴衰循环的历史，我们并不是地球上的第一代人类。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地球上的生物产生兴衰循环的呢?过去有人认为是小行星撞击地球或智慧人类进行的核战争等等。其实这些都不是导致地球上生物兴衰的必然原因。造成地球上生物兴衰循环的必然机制，是地球自转轴绕其公转轨道面旋转。下面我们来加以分析说明。

根据有关推论，我们现在所能观测到的星系团、星系、恒星、行星等天体和天体系统，它们并不是什么宇宙大爆炸产生的所谓原始星云收缩形成的，宇宙并没有产生过大爆炸宇宙学所描述的那种爆炸过程。大爆炸宇宙学属于人为的一种简单数学模式，是假设推论，虽然偶尔有几个天文观测现象与该学说相接近，但这并不能证明该学说的真实性，因为还有许多天文观测现象和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无法用该学说做出解释。其实，我们现在所能观测到的各种天体和天体系统，它们都是由一种构成无限宇宙的基本天体核相互高速旋转碰撞抛射出的大量物质流经过逐级分解形成的。现在天文学界所研究的尺度在150亿～200亿光年的所谓宇宙(也称总星系)，严格说来是不能称其为宇宙的，它只是基本天体核抛射出的物质流形成的一个基本天体系统。这个基本天体系统正处在膨胀瓦解过程中，它的瓦解产物将去组建新的基本天体核。真正的宇宙是由无限个基本天体核和基本天体系统构成的无限物质世界。该宇宙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只有生存在该宇宙中的各类天体和天体系统，才有一个形成——演化——瓦解的过程。

我们现在所生存的太阳系中的太阳和行星，它们都是由银河系中两颗高密度的银核相互高速旋转碰撞抛射出的物质流形成的第五级天体和天体系统(银河系属于第四级天体系统)。太阳系在形成初期，九大行星和太阳一样，都是熊熊燃烧的小太阳，由于它们质量较小，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逐渐变成了不发光的行星。

在简单了解了总星系和太阳系的形成过程之后，我们来讨论人类史前文明问题。我们已经知道，地球质点是由银核的旋转力抛射出来的，因此地球必然要产生旋转(即自转)运动。又由于地球的不均匀性，再加之抛射力的合力不会正作用在赤道上，这样抛射力必然要产生一个将地球自转轴往下压的力。根据受力分析，这个下压力必然要导致地球自转轴绕其公转轨道面不停地旋转。只是由于这个下压力远远小于地球所获得的自转力，因此地球自转轴绕其公转轨道面旋转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根据天文观测得知，现在地球自转轴绕其公转轨道面旋转的速度为每年046秒，也就是天文学界所说的黄赤交角每年变动046秒。按这个速度，大约每280万年，地球自转轴才绕其公转轨道面旋转一周。过去认为黄赤交角变化是由于日月引力造成的，而且这个角度只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摆动，其实并非如此。地球从银核中抛射出来时就已获得了一个自转轴绕其公转轨道面旋转的力。如果我们注意观测，太阳系中的各大行星甚至太阳，它们的自转轴都在缓慢地绕其公转轨道面旋转，因为它们从银核中抛射出来时都获得一个自转轴绕其公转轨道面旋转的力。只是由于它们的质量不同和抛射力的合力不会作用在相同的纬度上，这就造成它们自转轴绕其公转轨道面旋转的速度和它们自转的速度各不相同。因此现在九大行星的自转轴与其公转轨道面的交角各不相等，地球的约为665°。地球自转轴正向着与其公转轨道面垂直的方向缓慢地旋转。

在明确了地球自转轴绕其公转轨道面旋转的成因及转速之后，我们对地球上的生物必将产生兴衰循环历史就应该确信无疑了。因为地球自转轴绕其公转轨道面旋转一周，就要出现两次地球自转轴与其公转轨道面相平行的情况，也就是地球自转轴与其公转轨道面的交角为180°和360°时，地球自转轴与其公转轨道面就要重合在一起。而这时就意味着地球陆地上的生物必将毁灭。这是因为地球在绕太阳公转的过程中，地极的指向在一年内几乎是不变动的，这样，当地球自转轴转到与其公转轨道面接近平行和平行的时候，就要出现在一个半年内地球一个半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将连续几个月受到日照而产生大干旱，另一个半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则连续几个月受不到日照而产生大冰川。在另一个半年内，地球上连续几个月受不到日照的半球将变成连续几个月受到日照而使冰川解体产生洪水泛滥，连续几个月受到日照的半球则变成连续几个月受不到日照而产生冰川。这样恶劣的气候环境将要持续十几万年，然后才会随着地球自转轴与其公转轨道面的交角逐渐增大而从地球低纬度到高纬度渐渐出现正常的白天和黑夜。而在这么漫长的恶劣气候环境下，地球陆地上是不可能有生物(除微生物外)能够存活的。包括智慧人类对大自然的这种恶劣气候变化也毫无还手之力。当然这种恶劣的气候变化是一种渐变而不是剧变，它不会将陆地上的生物在一瞬间就毁灭掉。地球上的许多生物(其中主要是动物)都会产生一种渐渐适应这种恶劣气候环境的能力。当地球自转轴逐渐转向与其公转轨道面平行的时候，地球上生物的生活圈将逐渐从高纬度向低纬度压缩，当地球自转轴与其公转轨道面接近平行时，地球上生物的生活圈将压缩到赤道附近，许许多多的陆生动物将被迫迁往海洋成为海生动物，人也不例外。现在有的婴儿出现鳃就是一种返祖现象。这时的人类已被大自然长期恶劣的气候环境退化到和普通动物差不多，他们除了一些简单的语音可以保留下来之外，其他一切文明的东西都将毁灭殆尽。而且人类成员大幅度减少，人类在地球上的许许多多建筑物也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风化，最终瓦解消失。

当地球自转轴逐渐向着与其公转轨道面垂直的方向旋转的时候，太阳直射点将逐渐从高纬度向低纬度迁移，地球上生物的生活圈将逐渐从低纬度向高纬度扩张，这时大量的海生动物将爬上陆地演变成陆生动物。人类由于遗传基因的作用，会首先爬上陆地生活。随着陆地上生活环境状况的逐渐改善，动物将大量繁衍。为了争抢生活资料和地盘，人将被迫直立行走，产生手脚分工，加速大脑发育，从而从普通动物中分离出来，然后逐渐演化到智慧的人类。现在地球自转轴正以每年046秒的速度向着与其公转轨道面垂直的方向转动，太阳日照面和生物圈将逐渐向高纬度扩张，两极冰川将逐渐融解。大约再过88万年，地球自转轴将转到与其公转轨道面平行，那时如果我们当代地球人类不能迁出地球到其他星球上生活，也将迁往海洋过原始生活而演变成普通动物。然后，等陆地上生活环境改善之后再爬上陆地演变成新的一代地球人类。但那时的地球，太阳已不再从东边出而是从西边出，因为那时，现在地球的北半球已转到南天极方向，现在的南半球则转到北天极方向。随着地球自转轴绕其公转轨道面的旋转，每隔140万年地球上就要改变一次日出方向。当下一次太阳从西边出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当代地球人的文明史毁灭之时。前苏联地质学家马丝罗娃根据古气候研究发现，地球曾经躺在其公转轨道面中运行过，但由于她找不到使地球躺下来的力，因此她的观点一直不被人们所接受。其实再过约88万年，地球就要躺在其公转轨道面中运行。现在太阳系中的天王星，它的自转轴与其公转轨道面就接近平行，它就是躺在其公转轨道中运行的。现在天王星上的大部分地区每年都将轮番出现连续几个月的白天和黑夜。地质学界所研究的极移和地磁极倒转等众多地质现象，都是地球自转轴绕其公转轨道面旋转的必然产物。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地球自转轴不断地绕其公转轨道面旋转，地球上的生物总有一个发展——繁盛——衰败——再发展——再繁盛——再衰败的循环过程。地球上的人类同样会不断出现兴衰循环历史。地球上生物的生存历史已有几十亿年，按140万年为一个生物周期计算，地球上已出现过无数次生物兴衰循环历史。这样我们对地球上挖掘出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乃至几十亿年的文明遗迹现象就不会感到惊讶，它们的存在都是合情合理的。没有它们的存在，地球上过去几十亿年才产生几千年的文明史才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今后随着挖掘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各个不同时期的远古文明遗迹出现在我们面前。

史前文化 篇7

黄河下游地区, 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史前时期, 这里的文化极其发达, 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史前时期先民的居住方式, 是众多史前文化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通过先民居住方式的探讨和规律总结, 我们能够获得很多信息。譬如, 当时人类的生存方式, 人们的社会状态, 甚至当时的文化发展脉络。此外, 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生态环境和人地关系。

一、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居住方式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最常见的人类住所是天然洞穴。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 也出现过一些旷野类型的遗址。在旧石器时代攫取性经济条件下, 一个地区的生活资源是有限的, 不可能供养过多的人口。一般的人类群体, 可能经常有二三十人在一起活动, 最多也就是五六十人。除了少量遗址的文化堆积较厚外, 大部分遗址的文化堆积较薄, 说明人们在一地居住的时间并不长。其中, 有些可能是居住时间较长的营地, 还有许多可能是季节性的临时住所, 反映了史前时代早期人类以血缘为纽带的小型公社的生产与生活的特点。游荡不定, 是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生活的特点, 食物来源的不稳定则是限制人口增长和定居的主要因素。尽管如此, 在长达数百万年的集体生活中, 人类缓慢地从自然界获得的经验, 以及从单纯利用自然到改造自然的技术萌芽的出现, 均为新石器时代定居的农耕生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二、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居住方式

黄河下游,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以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为代表。

后李文化发现的遗迹, 主要有房址、陶窑、灰坑、灰沟和墓葬等, 基本上涵盖了人类居住所需要的主要设施。后李文化遗址所发现的房址, 均为半地穴式建筑, 平面形状多为圆角方形或长方形, 椭圆形者仅在小荆山见到一例[1]。房址面积较大, 一般30平方米左右, 大者可超过50平方米。居室内的地面和穴壁局部经火烘烤, 有的以碎陶片铺垫。室内多有成组的灶址, 一般1或2组, 有的多达3组。每组由3个呈鼎立状、埋于地下的石支脚组成, 其上往往还残留陶釜。如:小荆山遗址Fl, 半地穴式, 平面略呈长方形。长6.2米、宽5. 2米、残深0.4米, 室内面积约32平方米。室内地面北部略高, 西北部并经火烧烤, 东北部则有四块扁平石块呈规则的长方形排列, 当为居住睡眠区。房内中部有三组灶址, 相互依存。房内周缘有柱洞10个, 门道为台阶状, 设于南壁东端[2]。经过发掘的后李、西河、小荆山三处遗址, 均发现后李文化的聚居区。其中心区的范围不大, 一般有数万平方米。聚居区内的房屋, 方向一致, 结构也相同。小荆山遗址, 经发掘和在断崖上调查, 共发现房址近30座, 分布十分密集, 距离最近者间隔不足1米, 但未见叠压打破现象。以此推测, 每一聚居区应有房子至少30座, 表明这一时期的居民早已进入稳定的定居生活阶段。但聚居区的规模还比较小, 人口密度也不大。后李文化的建筑技术已经比较进步,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每个聚居区都有一定布局, 事先经过规划设计。如西河发现的五座房址均在一条直线上, 房址的方向也比较一致和固定[3]。二是房屋面积较大, 结构比较合理。房屋均为较浅的半地穴式, 房内面积多在30平方米左右, 有的甚至超过50平方米。为了防潮和耐用, 地面和墙壁多用火烧烤, 有的还用黄泥膏加以涂抹。灶址和门道设置均比较合理。如果将其与数千年之后的同类房屋相比, 也毫不逊色。

北辛文化, 是黄河下游地区晚于后李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主要遗址有邹平苑城、汶上东贾柏遗址等。邹平苑城北辛文化遗址, 在调查时发现有较多的烧土块, 尤其多见大块烧土, 有的厚达10余厘米。一般都有坚硬光滑的平面, 有的还有草拌泥或秸秆树枝的痕迹, 当是墙壁、地面或其他与建筑有关的遗物[4]。东贾柏遗址, 发现的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 平面多呈椭圆形或圆形。居室地面多平整或内凹, 周壁较直, 有阶梯状门道。居室面积较小[5]。北辛文化已形成完整的人类聚居区, 聚居区面积较小, 一般在5万平方米左右。聚居区内的遗迹, 主要有房址、灰坑和陶窑等, 墓葬通常都在聚居区旁边。房屋均为半地穴式建筑, 多见圆形和椭圆形者, 面积一般10平方米左右 , 小的只有3~5平方米 , 明显小于后李文化的房址。室内地面和墙壁, 有的经火烧烤, 呈青灰色或砖红色。设有阶梯状或斜坡状门道。灰坑以椭圆形者较多, 还有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

三、新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的居住方式

大汶口文化, 是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中期代表性文化。到目前为止, 大汶口文化遗址所发现的遗存大部分以墓葬为主, 房址发现较少, 且大多残破不全。所以, 对当时的房屋建造和居住方式很难有一个系统的描述, 但是从同一遗址中大量发现的灰坑和墓葬以及陶窑等遗迹来看, 当时聚居区的规模已经很大, 人们从事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

大汶口遗址在1974年和1978年的两次发掘中, 发现为数不少的柱洞、柱洞坑等残存建筑痕迹和3座房屋残基。其中, 只有两座保存稍好, 尚可复原, 另一座仅可辨其平面形状。这些房屋分布零散, 分别在78I区东部、78IV区北部和74北区南部, 房屋之间距离较大, 未能窥出原来布局。然而, 在各发掘区的4层、4B层下的一批灰坑中, 多数填满大块红烧土草拌泥块堆积。这些红烧土块, 应与当时的一些大型建筑有关。如:在H2003和H2004等灰坑内, 填的红烧土块大而厚重, 有长达0.5米、宽0.4米、厚0.14米的草拌泥红烧土块。这些烧土块, 一般有光滑面和粗糙面, 此类应系房屋的墙壁;另有三面光滑并垂直相交, 可能系门框或墙的转角残件;此外, 有圆形木柱印痕的, 有密集排列的木板条痕的, 还有用荆条状绑缚的痕迹, 也有部分仅凹凸不平的糙面的。从残留痕迹观察, 建筑使用的木柱直径约在0.1~0.15米; 木板条的宽度多在0.035~0.05米, 厚仅有0.01~0.02米[6]。推测此类烧土块非陶窑的倒塌物, 可能是房屋的颓垣断壁的建筑残留。关于这些红烧土块的成因, 很可能是被焚毁的遗迹。我们认为, 大型建筑的屋墙内既有木柱和木板条作筋骨, 绝不是在房屋建造时焙烧加工成墙的结果, 而只可能是这些房屋曾被一场大火焚毁, 因而墙壁被烧后形成红烧土并留下了木柱、木板的痕迹。另外, 除上述几种红烧土的情况外, 还有的烧土块的外侧四面都为光滑面, 而这些光滑面又作直角相接。其中, 内侧各有圆弧形糙面, 构成圆柱的痕迹。有一件残长0.29米、两侧面宽分别为0.2米和0.23米, 另两面宽为0.08米, 推算此一红烧土块中的木柱直径约为0.19米。依据形状推测, 此类木柱应是房内靠近灶址的中心木柱, 为避免灶火焙烤烧坏木柱而在其上敷抹一层草拌泥起防护作用, 为了美观、整齐又抹成棱角分明的光滑面。以上诸多迹象表明, 在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确实存在过规模相当可观的居住址[7]。

后 李 文 化发 现 的 遗 迹 主要 有 房 址 、 陶窑 、灰 坑 、灰 沟和墓葬等, 基本上 组 成 了 人 类居 住 所 需 要 的主要设施

四、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居住方式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下游地区代表性文化, 是山东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时期,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先民的住屋建筑有很大的改进。据不完全统计, 现已发现的龙山文化的房基建筑, 已达60座左右。据这些房基建筑资料看, 这个时期, 先民的住屋建筑主要有三种形式: 半地穴建筑 (较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浅) 、地面式建筑和土台式建筑。建筑方式, 普遍采用挖槽起基的建筑技术, 台基、居住面及墙体一般都经过夯打。这是建筑史上的一大进步, 为后来的大型宫殿建筑、城墙建筑打下了基础。

龙山文化时期, 由于地域的不同, 各个氏族部落的不同, 各地住屋建筑并不完全一样, 大体说来, 可分鲁西南地区和鲁东地区两种类型。鲁西南地区已发现的房屋基址有:邹县野店1座、泗水尹家城20座、茌平尚庄1座、陈庄3座、南陈庄1座、梁山青堌堆1座。邹平丁公1座, 虽与鲁东地区有联系, 但与尹家城房基有不少相似处, 故也放在这一地区叙述。这样, 鲁西南地区共发现房基28座。这28座房屋基址的建筑特点是 :半地穴式建筑和地面式建筑两种形式。而地面式建筑又分单间地面式建筑和双间地面式建筑两种。房基平面多呈方形和长方形, 也有圆形的。面积一般在10平方米左右。墙基采用挖槽立柱起墙的构筑方法, 四角柱洞大且深, 主要是角部承受重力较大。地面和墙壁多用白灰面。这在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鲁西南地区房屋建筑的显著特点是, 受中原文化影响比较明显。例如, 房屋的墙和居住面, 不少采用白灰面 (石灰) , 就是其中的一个特点。鲁东地区现已发现的龙山文化的房基有:日照东海峪1座, 芜王城1座, 莒南1座, 潍县鲁家口11座, 栖霞杨家圈4座, 长岛县砣矶岛1座。鲁东地区, 龙山文化房屋建筑的基本特点是:虽仍有半地穴式 (较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浅) 建筑, 但已从半地穴式建筑发展到地面起基建筑, 又从地面起基发展到台基式建筑, 比单纯地面建筑先进一步。台基式建筑, 是建筑史上的又一重大发展, 墙外有护坡, 房屋的顶部建筑发展成两面坡式的屋顶。这时的房屋建筑, 已与后来民间住屋的基本结构相似。

通过以上对黄河下游地区不同时期房屋遗存的分析, 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如下的规律: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 在黄河下游地区出土的旧石器地点, 皆以粗笨的打制石器为主, 鲜见人类改造自然的痕迹。此时期的人类生活完全依赖于自然界。新石器时代, 人类的生活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人类和自然界的互动进入一个深层次的阶段。这一演变, 表现在生活方式方面, 主要集中在居住方式上的变化:

1.对居住地的选择。新石器时代人类对居住地的选择, 反映出他们对于自然环境的认识、利用和改造。例如, 人类对于居住地的选择, 就充分考虑到了当地的自然条件的状况。考古发现表明, 在石器时代, 人们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改造能力还十分有限的情形之下, 选择居住地主要取河道比较稳定的大河支流的两岸阶地, 取光较好、土壤疏松肥沃而利于农作, 靠近水源而便于生活, 地势相对较高, 既避免了洪涝灾害对于人们生活的威胁, 又可防范他族入侵。王妙发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聚落的细致考察和研究, 认为这一时期先民对居住地的选择大多考虑到靠近水源、便利生产生活[8]。王志俊将先民对居住地自然环境的选择归纳为五种情况:一是选在河边台地或河流转弯处及支流交汇点高于四周的岗上, 二是水泉近旁, 三是依湖而居, 四是近水区域高出周围的土墩上, 五是沿海地区的贝丘上[9]。可以看出, 早期先民对居住地的选择, 首先考虑的是靠近水源的问题。中国新石器时代对居住地的选择, 其中选址靠近水源的考虑, 不仅是出于生产和生活用水的需要, 而且也是出于水陆交通便利的需求。从后李、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 再到山东龙山文化, 其大型遗址的所在地无不显示出这一特点。

2.居宅建筑形式的变化。关于史前时代黄河流域居住建筑发展演变的基本序列, 杨鸿勋先生曾做过概括性的总结: 陡壁横穴—坡地横穴—平地袋状竖穴—袋状半地穴—直壁半穴居—地面建筑[10]。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 “住”始终是对人类影响极大的问题。所以说, 新石器时代最普通最本质的变化之一, 就是以人工建筑居住方式为核心。在逐步摆脱天然洞穴束缚的基础上, 实现了从山地天然穴居到河湖阶地天然聚落的根本性改变。人类的居住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环境气候因素的影响。从最早的天然穴居到半地穴式、地面式、窑洞式建筑方式的改变, 这些无不体现出环境变化的制约影响关系[11]。当然, 这里面除了环境因素的制约之外, 也显示了人们在建造房屋的过程中, 对其所居住的环境的认识逐步加深, 并且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建筑经验, 从早期到晚期建筑技术的不断进步就是明证。

3.居住方式所显示的人地关系。史前人类的居住方式大致经历了树栖、天然穴居、季节性人工营地、定居性人工聚落等几个阶段, 最终实现了由林地、山地到阶地平原的居住地转移。人工建筑, 始于壁顶一体的地面式窝棚或帐篷, 地穴式或地面式土木乃至木结构建筑标志着壁顶业已分离, 夯土墙、土坯墙以及窑洞式房屋显示出土木建筑技术更趋成熟。而居住方式与建筑材料技术的发展演变, 往往是因资源开发及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作用而导致的, 充分揭示出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与居住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12]。在史前居住形式的发展演变过程中, 无论是居址的选择、房屋建筑形式的变化还是建筑技术的进步, 都显示着人类与其所居住环境的微妙变化: 从最初的就地取材、因陋就简、随地安身的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掘地而居, 再到后来的木骨泥墙, 显示出人类对于环境认识的不断深化, 受制于自然界的程度逐渐减轻, 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的态势。这个态势正与人类早期人地关系的发展过程相契合。

参考文献

[1][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市小荆山遗址调查、发掘报告[J].华夏考古, 1996, (2) .

[3]刘延常等.山东章丘市西河新石器时代遗址1997年的发掘[J].考古, 2000, (10) .

[4]栾丰实等.山东邹平县苑城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调查[J].考古, 1989, (6) .

[5]胡秉华.山东汶上县东贾柏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 1993, (6) .

[6]山东省文物管理处, 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M].北京:文物出版社.

[7]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

[8]王妙发.黄河流域的史前聚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9]王志俊.史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J].环境考古研究, (1) .

[10]杨鸿勋.试论中国黄土地带节约能源的地下居民点——“现代地下、半地下城镇创作”研究提纲[J].建筑学报, 1981, (5) .

[11]罗晓艳.浅析史前建筑方式与环境气候变化的关系[J].文博, 2011, (5) .

史前文化 篇8

龙是中华先民崇拜的图腾,它也是中华民族的徽记,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龙也成为了一种文化。在中华儿女的心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龙的起源、文明的起源是关系到中国史前考古的重大课题,对“龙”的起源一直说法不一,最早的龙究竟在哪里?考古学家和人们一直都在苦苦追寻。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专家发现了一些早期的龙,如陕西宝鸡北首岭墓地,出土陶壶上彩绘有鱼啄龙尾的画面,距今大约6800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墓葬中,出土有蚌壳摆塑的龙,距今大约6400年;湖北黄梅出土有鹅卵石摆塑的龙,距今大约6000年至5000年。

1987年,专家在辽宁省阜新市查海古村落遗址,发现了“堆塑石龙”,距今8000年,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原始的“龙”。查海石龙是用红褐色石块堆塑的一条巨型石龙,龙头向西,龙尾向东,身体呈波浪状,四肢舒展,龙口大张,像腾云驾雾一般。龙的前半部身体宽大,尾部细而上翘,若隐若现。整条龙的龙首、躯干、背脊,细致到尾部都十分清晰。石块的大小也都差不多一样,排列有序。龙头、龙身的石块堆砌得比较厚密,龙尾则比较松散。从远处望去,红褐色的石块就像龙体的鳞片,磷光闪闪,造型生动,十分威武健壮。这条石堆龙全长19.7米,身宽1.8~2米,是目前国内新石器时代有关龙的遗物中最早、最大的龙,堪称“中华第一龙”。

除了石龙之外,查海遗址还出土了很多龙纹陶片。专家认为查海出土的龙纹陶片不仅在形象上,而且在鳞状的表现纹饰上,都已具备中国古代龙形象的基本特征,比中国先前发现的兽型玉还早近3000年,是更原始的龙的雏形。经专家研究确认,龙最早起源于辽河流域,查海遗址是中国龙文化的发祥地。中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面对这惊世的发现,曾挥笔写下了“玉龙故乡、文明发端”。

七、新乐雕刻艺术品的发现,改写了中国雕塑的历史

人们谈起中国雕塑的起源,总会提起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木雕鱼,这件距今已达7000年、长11厘米、宽3.5厘米、厚2.7厘米,周身阴刻大小不等圆窝纹的木雕工艺品,被专家们称作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雕刻艺术品,也就是说,中国雕塑有长达7000年的历史。然而,沈阳新乐木雕鸟的发现又一次改写了这一历史的记录。

1973年,沈阳在于洪区新乐电工厂宿舍附近发现了一处古人类原始聚落,并先后进行了七次考古发掘。在1978年5月进行的第二次发掘中,出土了一件碳化了的木雕艺术品。木雕全长38.5厘米,厚1厘米,由嘴、头、身、尾、柄五个部分组成,造型恰似一只振翅欲飞的鸟,专家们初步认定,这就是新乐人的原始图腾。木雕鸟全身双面雕刻,头部采用涡旋纹,身部选择是菱形纹鳞片,尾部是鸟尾纹,刀法娴熟流畅,线条刚劲细密,尤其是鸟的鱼尾很长,几乎占了全身的1/2,类似权杖一样。经科学测定木雕鸟距今约有7200年,如此久远的史前竟有如此精湛的雕刻艺术,这在中国和世界雕塑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令人惊奇的是,新乐遗址中还出土了100余件煤精制品,形状特殊前所未有,有耳铛形、球形和泡形等,制作精致,打磨光亮,件件玲珑剔透,精美可爱,在国内其它新石器遗址中都未发现。据文献记载,我国煤的使用始于汉代,然而,新乐遗址出土的煤精制品竟是使人难以置信的距今7000年。煤精做雕刻艺术品出现还是在近代,新乐人竟将我国的煤雕历史提前了7000多年,这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新乐遗址的木雕艺术、煤精雕艺术的发现将中国雕塑的历史上溯到7000多年前,为中国的历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八、小珠山荞麦的发现,解开了荞麦起源及传播路线

过去,在农业植物起源研究上,流行的一种说法,荞麦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然后逐渐向西传播。可是1978年以前的考古发现表明,在荞麦传播路线上的其他地区均有早期荞麦的发现,唯独中国东北地区缺乏实物证据。而小珠山古人类遗址大量荞麦种子的发现,为解决荞麦起源和传播这一世界性问题提供了最新材料。

小珠山遗址位于大连的广鹿岛上,是一处距今约7000年的古人类村落遗址。1979年发掘以来,先后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其中最重大的发现就是专家们通过浮选的方式,发现了距今至少6000年以上的180多粒荞麦种子,这是迄今为止,世界考古发掘所发现的最早的荞麦种子。更让人惊奇的是,荞麦,这一遍布陆地的农业植物竟然起源于海岛,是漂洋过海在大陆迅速扩散的。也就是说,荞麦是从广鹿岛传播到胶东半岛、东北腹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后逐渐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替代的谷物之一的。在史前文明中,食物是决定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粟、黍是人类较早种植的谷物,而在人类驯化野生植物过程中,广鹿岛小珠山的荞麦将被记录上浓重的一笔。

小珠山遗址不仅发现了荞麦种子,还有小米种子和零星的稻米,这在农业植物考古上也是重大的突破。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东亚稻作农业起源于我国长江流域,后向北经胶东半岛、辽东半岛传播至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而在小珠山发掘以前,国内其他地区均发现了年代相关联的稻作农业遗存,唯独在处在传播路线上的辽东半岛地区尚未发现年代相当的遗存,小珠山发现的稻米恰恰填补了稻作农业传播路线上的一个重要空白。

九“、沙锅屯文化”的发现,成为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

19世纪末期以来,西方的考古学界一直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石器时代。20世纪初期,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博士凭借着在中国的考古实证推翻了这一假说,而这实证之一就是葫芦岛(锦西)的沙锅屯遗址。沙锅屯古人类文化遗址位于葫芦岛南票区沙锅屯乡媳妇山东坡,是一处高约2米,宽约3米,深近10米的天然洞穴,距今有7000年,是由应中国政府之聘来华的瑞典人安特生发现的。

1921年4月,作为中国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现了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的剖面,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1921年初夏,安特生被派往山海关附近考察准备筹建港口,并估测该地区的煤炭储量。6月,他又对奉天沙锅屯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沙锅屯洞穴遗址,出土了大量可与仰韶遗址的出土物相媲美的陶器。

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中华远古之文化》和《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将他在河南仰韶村及沙锅屯的发现命名为“仰韶文化”,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安特生之所以以“文化”命名之,是认为河南这批遗存足以“代表古代文化中之重要时代”。而使用“仰韶”这个小地名,是因为仰韶村遗址是最早发现的重要遗址。

仰韶遗址的年代是一个关键问题,安特生经过与欧洲、西亚等各地材料的详细对比讨论,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判断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假说,极大延伸了中国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安特生也因此享有了“仰韶文化之父”的美誉。

在中国现代考古学,1921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在这一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先后发掘了辽宁锦西沙锅屯遗址和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揭开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序幕,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起步。

十、牛河梁的发现,确立了 5000 年的中华文明

很久以来,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被称为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国”,并称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但根据历史记载,中国的文明起源限定在距今4000年的夏代,之前的那1000年,即“三皇五帝”时代,仅仅是以传说的形式存在。而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在5000年前这里曾经存在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为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实证。

1983年至1985年,考古工作者经过多次试掘,在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村发现一座女神庙、数十处积石大冢群,以及一座面积约4万平方米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经碳十四测定和树轮校正,确定这些遗址距今已有5500年。经专家研究认定,这里是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红山文化遗址。

牛梁河红山文化遗址坛、庙、冢布局范围约有50平方公里,这种三合一的布局,有点类似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祭坛和方形祭坛,总体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主次之分。这种反映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建筑群址,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还是首次发现。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华夏历史的源头,北方文化不过是一个分支或者是一种“混合文化”。随着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和大量玉器的发现,科学地证明: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5500多年前牛河梁这里曾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社会———中国最早的古国;中华文明的源头并不一定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而恰恰有可能是地处北方的辽河流域。这颠覆了历史界以往的传统观念,对中国上古时代的社会发展史、传统文化史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意义,它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2003年,它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后又被评为“20世纪全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在“世界百项考古发现”评选中也榜上有名。

摘要：辽宁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不断有重大的考古发现。这里仅选10处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以表明辽宁自古就是一片物产丰厚、环境秀美的土地,是一片充满生机、适合人类生存繁衍的土地,是一片文化底蕴深厚、充满了创造力的土地。

史前文化 篇9

1 史前社会信息行为的方式

1.1 非符号的信息交流行为

非符号是指除了语言文字之外, 作用于人们感觉器官的用以负载信息的各种标记和实物。早期人类最初使用的近距离视觉传递方法是手势和拟态语, 这是在狩猎过程产生的一种迅速而默然地传递信息的方法。手势可以表示数字、动植物、物品、表情与情绪, 甚至可以用几个连贯动作表明某种含义。例如, 当一猎手发现兽迹时, 需要隐蔽地进行, 于是就相互用手势交换新产生的信息过程。这种以手势和身体动作的拟态语是各个民族都有的最原始的信息交流与传递方法。在史前社会中, 信息的交流通常依靠的是听觉, 这里我们讲, 除了早期人类利用信号鼓等器物发出的声音信号外, 主要的是用语言的信息交流。根据Mc Luhan (1964) 的话:“史前社会的感知器官和社会导向主要是耳朵———‘耳听为实’”[2]。人类最初只有声音而没有语言, 人与人的接触可能只依靠手势或高低不同的音节作为媒介。更多的劳动生活促使社会成员之间协作的场合增多了, 这决定了原始人后来终于到了“彼此之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3], 产生了语言。此外, 许多吟游诗人活跃于世界各地, 传递消息和故事, 《奥德塞》就是希腊的祖先传述的古代的叙事诗, 荷马也是一个把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巧妙地加以搜集的游吟诗人。

1.2 借助符号的信息交流行为

语言、手势、拟态语言以及类似的各种形式的传递方法, 在远古时代仍受空间、尤其是时间, 人们寻求一种能够表示生与死, 喜与怒, 哀与乐, 或者显示数目的信息交流方法。于是人类又发明许多帮助记忆的方法, 如颜色图像、“结绳记事”、“契木为文”、图画文字等办法。

绘画和舞蹈也是原始人类传递信息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颜色和图像在史前文化中普遍占有重要的地位, 不仅在仪式中, 而且在日常的信息交流中。他们不仅把画绘在岩洞的壁上、树上、斗蓬上和各种皮上, 而且也直接把画绘在人的身上, 甚至雕刻在自己所有部位上, 形成具有部落特色的人体彩绘, 譬如, 黑色表示战争, 红色表示葬礼, 蓝色表示戴孝的寡妇。人们还佩戴饰物。如果一个男人戴着小竹管项链, 就说明他在炫耀自己的财富。史前人类把部落发生的重要事件、生产工艺等会通过舞蹈来表达。

结绳记事是一种常见的原始记事法, 世界各地均有记载。人们用结绳的大小、多少以及涂上不同的颜色来表示各种不同的意思。《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 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4]指的是这种结绳记事的史实, 但结绳只是帮助记忆的一种符号, 在使用时, 如离开了记忆者, 就无法确切地了解结绳的意义。刻木记事是另一种语言符号, 方法上主要采用刀刻为主, 如要表达较为复杂的内容时, 则辅之以穿孔、图画及实物符号, 刻木上的刻痕同样需要加以口头说明。

与前两种相比, 可能图画文字要有趣实用的多。我国现存的象形文字云南纳西族的“东巴经”中, 就有大量图画记事的成分。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5]描述了一段“东巴经”上的五个图形, 从右到左是织布机、手持织梭的女人、持弓欲射的男人、箭、飞在篱笆上的一只斑鸠。这五个图形表述这么一篇故事:天文翠海波波正在织布的时候, 斑鸠飞在篱笆上, 人类始祖错若利恩带来了弓箭想射, 瞄了三瞄, 不会射。翠海波波说射呀射呀, 便用织布梭向错若利恩手中一撞, 箭就射出去了, 正打在斑鸠的嗉子上。“东巴经”往往只有巫师看了才能诵出长篇的诗句。

无论是结绳、刻木, 还是图画文字, 都只是具有帮助记忆的性质, 只是代表某件事情的符号, 而不是语言符号, 若用以传信或表意, 要经过必要的解释。在史前社会, 主要依靠听觉上的信息传播, 信息的保存往往依靠繁杂而刻板的重复。当某些动作或符号被当作传播信息的一种方式, 反复被仪式化后, 便成为一种有效的或成为灌输给人的有意义的“社会记忆行为”, 形成文化认同感。

2 史前社会信息的社会功能

在文字社会, 我们通过阅读而获知、启发、受教, 而在不谙文字的史前社会, 他们部落的历史、神话、生产技术等一般通过故事、歌曲和舞蹈来表现和保存。从信息学角度来说, 史前社会部落的信息交流可以看做是三种主要职能的执行:定义部落特征;普及实用技能;记事。

2.1 定义部落特征, 传承部落文化

每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传承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都会特意保持、延续属于本民族的文化。在史前社会, 主要依靠听觉上的信息传播, 讲故事在他们的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信息的保存往往依靠繁杂而刻板的重复。故事的讲述者会描述了部落和土地的起源, 通过这种方式保存部落的历史, 代代相传, 供后人记忆和怀念。在文字出现之前, 记忆是“一种回忆性的社会行为。它属于一种纪念”[6]。记住部落的文化在很大程度是部落所有成员的一个共有特征, 部落成员通过记忆发生在部落故事的代代相传, 打上部落印记, 以此区分于其他部落和传承部落文化。

2.2 普及包括狩猎、造房、农艺的实用技能

史前社会的部落成员通常是狩猎采集者或自耕农, 在部落里没有专业的分工, 没有自己专门的角色, 他们为了生存掌握了很多必要的生存技能而成为多面手。部落时常会围着火堆聚会交流, 部落成员之间的合作、引导, 普及狩猎、农艺、造房等的实用技能, 使大家都懂得如何去狩猎, 该吃什么, 以及如何应对环境。甚至舞蹈也作为工艺技术的一种仪式化呈现, 舞蹈动作告诉他们是如何建造房子或制作武器的, 或者是如何进行组织的。

2.3 记录重要事件, 确定相应的社会关系

史前人类通过上述的信息行为来表示一些简单的事物, 记录部落发生的重要事件, 还用来表示比较复杂的数字和债务, 确定相应的债务关系, 甚至用来解决纠纷。白裤瑶过去曾在交换、借贷或者典押时, 曾使用刻木记事的方法, 如族人之间发生借贷关系时, 当事人双方找来一根木或一节竹子, 并邀请双方油锅兄弟到场作证, 然后用刀在木或竹上砍下大小不等的格齿, 破成两半, 双方各执一半为证。借贷还清时, 当事人相约并邀请原族中证人到场, 清帐之后, 当事人双方当场将原所刻的木或竹合拢验证烧毁, 表示借贷关系告结。

值得一提的是, 个人的信息行为也会影响部落的政治, 史前部落首领从来都不是世袭的, 而是任人唯贤的。掌握信息量的多少和表达信息呈现的方式会影响部落首领和宗教首领的选择, 部落首领的重要任务是代表部落与其他部落进行谈判, 因此他需要精通当地历史和文化, 擅长辩论。

3 史前社会信息传递的不可靠性

文字产生之前, 流行的实物信息方法带有随意性, 有时甚至令人费解, 或许产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思。因为各种实物尤其是动植物, 它们的属性和所能代表的意义是随人们理解力或不同部落之间的认定方式的不一样而变化着的。在文化形式上的内容更是如此, 口头文化并不容易保存, 在流传中, 故事的原本性难免遭到破坏。也许几代之后, 公共回忆不复存在, 后人对无文字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艺术形式就难以解释了, 巨石阵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巨石阵是英格兰西南部的一群巨石碑。这个史前社会的仪式化景观建于青铜时代早期 (约公元前3000-1500年) , 由几代人共同完成, 每代人都加入了自己的特色, 使之带有更多更复杂的含义。人们试图解释巨石阵的含义, 却发现并不容易。毋庸置疑, 当时的建造者或主使者觉得巨石阵意义重大, 这绝不是不合理的假设。但是意义重大的原因记录, 和其他史前古迹一样, 都在几个世纪前杳无踪影了。[7]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史前文化[EB/OL].[2014-5-20].http://baike.baidu.com/link?url=pJ9DUustuu4Yo-pszM1YEnDyNEku35Rdn4htpHPZdfQSr1ww__NfFZZ84UvL9yFS XBW ciPSP8ovZS6_66vD9ta.

[2]McLuhan, M..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M].Cambridge, MA:First MIT Press, 1964:44.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1:151-152.

[4]吴怡注, 译.易经系辞传解义[M].台北:三民书局, 1995:139-146.

[5]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J].考古学报, 1981 (1) .

[6]Hobart, M.E., &Schiffman, Z.S.Information Ages:Literacy, Numeracy, and the Computer Revolution[M].Maryland: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15.

史前文化 篇10

科学家在摩洛哥发现迄今低纬度地区最古老的公共地下通道结构, 这种史前地穴系统的详细资料发表在近期出版的《古代》杂志上, 它们是世界上第二大古老的公用地穴结构, 最古老的地穴结构比摩洛哥地穴早500万年前, 位于现今南非地区。

这项研究负责人塞巴斯蒂安-沃伊特 (Sebastian Voigt) 说:“人们应当能想像得到摩洛哥地穴兽的模样, 它们身体短小矮胖, 非常结实, 长有四条腿和短尾, 脖颈较短。身体躯干大约长20-25厘米, 我们猜测它应当长有锋利强壮的5趾爪子, 适合于挖掘松软的泥土。”

据悉, 这项研究由德国研究基金会提供研究经费, 德国弗莱贝格工业大学化石足迹学家沃伊特和他的同事们在摩洛哥中部加纳盆地挖掘发现史前动物栖息的地穴通道系统, 这个复杂地下结构包含着开口通道、出口、地道和地洞。

沃伊特说:“在这个地下通道内并没有发现相应的动物化石或者现存的地穴脊椎动物, 该地下系统异常复杂, 具有双重风道, 无法观测到地道内部状况。”

基于地穴结构可以推测当时的栖息动物, 科学家认为这种地下通道系统可作为退避、逃脱掠食性动物攻击的地点。虽然当时并不存在体积庞大的恐龙, 但是该地区生活着巨大、快速奔跑的长腿史前鳄鱼, 有相关的化石证据可以证明。同时, 现代蜥蜴、蛇和大蜥蜴的史前祖先也存活于该时期。

这种地穴结构表明摩洛哥地穴兽在地下洞穴中可避免极端恶劣的气候, 沃伊特说:“在当时的三叠纪时期, 摩洛哥处于一个半干燥的大型内陆盆地, 下雨之后河流流淌速度缓慢, 河床非常平坦, 平时多处于完全干燥的状况。松散和植被覆盖在溪流岸边, 白天非常火热, 夜晚却较为寒冷。”

地穴中平坦的地面表明经常有动物栖息, 或许用于收集食物, 例如:植物、根茎和昆虫, 它们可能经常夜晚在地面上活动。

挖掘地穴的也可能是单个动物, 比如:鱼, 在古生代早期, 动物的挖掘地洞行为非常重要, 这暗示着复杂生物出现的开端。沃伊特猜测动物的最早进化过程是为了躲避环境的极端条件, 特别是干旱气候。

无论任何时候动物都可以挖掘洞穴逃离, 一些恐龙物种也擅长挖掘地穴。对于地穴挖掘较大的一个局限性就是适当的地质层。对于摩洛哥地穴兽而言, 它们生活地点所在的土壤层非常适合于挖掘。该地穴系统构造于河堤沙土和潮湿漫滩泥的混合性土壤。

读书成为“史前习惯” 篇11

新近公布的抽样调查表明，2007年中国人的图书阅读率(每年至少读一本书的读者在识字者中的比例)仅为34%。这个数字在1999年是60.4%，到2003年还有51.7%，2005年时为48.7%，首次跌破了50%。这项调查是新闻出版总署下属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进行的。

与传统图书阅读率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新兴媒体的互联网阅读率持续迅速上升。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说：“阅读趋势正呈现数字化、多元化、个性化三大特点，传统图书阅读率下降已不可避免，网络阅读的兴起不可逆转。”

从表面上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只是把纸质书换成了“数字书”，但综合分析，中国人的阅读存在“空心化”隐忧，阅读质量并不理想。调查显示去年我国人均购书量不足5本，其中八成是课本教材。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副秘书长黄国荣对此忧心忡忡，因为国民阅读习惯变化将导致思维能力的弱化：“图书阅读是线性的、连续的，它的优势在于可以进行深入研读、品味细节、交流学术思想，同时也有助于培养阅读者的抽象思维能力；而网络阅读侧重于形象思维，具有随意性、跳跃性、碎片化的特征，能够扩大知识面，非常方便地得到答案信息，却纵容了思想的懒惰，弱化了思维能力。”

更让人担心的是，不断弱化的传统阅读本身也有结构性的问题。最新调查结果表明：在传统阅读中，报纸占第一位，杂志占第二位，图书阅读则是最后一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生产国，中国每年出版的图书不下30万种。但在阅读上，中国是人均阅读量最少的国家之一。

在这次国民阅读调查中，超过69%的人认为读书是重要的，只有1%的人认为阅读不重要。调查人员询问那些不读书的人为何与书无缘， 43.7%的人回答“没有时间”， 29.1%的人回答“不习惯”。

没时间读书的人群里，占首位的是20-29岁的年轻人，其次是30-39岁的中年人。最让人惊讶的是，在不习惯读书的人群里面，18-19岁的年轻人占45.9%，也就是说，高中和刚刚离开高中进入大学的人群，居然已经不习惯读书！

对此，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很郁闷。一直在为阅读鼓与呼的他感叹说，“不仅仅是普通民众，大学生也没有阅读习惯，据复旦大学的一个调查，大学生阅读本专业经典著作的，只有15.2%，閱读人文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为22.8%，阅读专业期刊的只有9.3%，阅读外文文献的只有5.2%。这是我们大学生阅读的一个普遍状态。而美国大学生平均每周的阅读量是500-800页。我们整个社会离阅读越来越远。”

朱永新还说:“赫胥黎曾经预言过人类文化灭亡的方式是没有人想读书，没有人想知道真理，文化成为了滑稽戏。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预言真的有可能成为现实。”

朱永新曾经担任苏州市负责文教工作的副市长。为推广阅读，提高老百姓的文化素养，他曾经到基层的村镇调研，有个村长对他说，“朱市长，我可以给每个农民家里都配一个书橱，甚至建一个书屋，但是他们一有时间还是去搓麻将，还是不会静下心来去读书的。”

史前文化 篇12

电影特效自电影诞生起一直作为电影语言不可或缺的创作手段沿用至今, 经久不衰,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并被称为“电影魔术”。传统观点认为, 数字特效就是将前期拍摄的一些不理想的镜头加以修补, 生成一些趣味的画面。有些创作者为了追求数字特效的时髦手段, 在画面中填补一些特效镜头, 从而使特效趋于形式化, 脱离了影片的整体风格和结构。

进入新世纪, 影视后期制作技术迎来了数字时代, 数字特效体现了视觉技术和艺术相结合的新发展。数字特效已成为当代电影的一种有效的表现手法, 是创意实现不可或缺的技术保证, 电影工业迅速地走进了一个由数字特效开创的新的创作天地。数字特效不仅是后期处理素材的工具或后期剪辑中的一个补充, 而且是贯穿电影制作每一道工序的重要手段。从剧本的创作、策划到前期的摄影、置景、道具, 再到后期的合成、剪辑, 数字特效在电影制作中发挥着巨大的功用。数字特效在影视中的运用, 影视作品的表现力更加丰富, 让电影创作超出了人类有限的视点和运动轨迹。

当前, 数字特效很难简单的给它下个定义, 可以说, 数字特效就是利用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实现的电影特殊效果, 俗称“特效”。由计算机参与创造的画面不仅能够模拟真实, 甚至能够超越真实, 实现难以想象的画面效果, 极大地拓展了电影艺术的表现空间。

2 案例分析

神话和科幻电影一直倍受瞩目,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人如今天般深沉地回顾过去, 并如此渴望预知未来的命运。漫步在导演罗兰·艾默里克的最新史诗巨片《史前一万年》, 人们开始探寻人性纯洁的本初, 探寻一种最纯粹的生命意义和与自然抗争的精神力量, 从而引发对未来的思考和期盼。影片讲述一个年轻的英雄跋涉天涯海角营救他的爱人的传奇故事, 这是一次冒险的旅程。在影片的特效制作上, 导演一掷千金, 这些投入换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 也带给了观众一场丰盛的视觉盛宴。曾经和他在《哥斯拉》和《后天》中合作过的视觉效果指导卡伦·古丽卡丝与他第三度联手, 担任本片的影视特效总监。数字特效灵活应用于该片, 让导演创造性的想象变为现实, 主要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角色创造的“真实性”

影片主要特效公司之一是Double Negative, 负责了170个镜头。Maya, RenderMan, Shake和一系列内部软件搭建了基本的制作平台, 其重点在于近距离再现古动物的毛发。最复杂的特效工作集中在制作猛犸象、剑齿虎和恐鸟, 对角色创造的细节化处理强化了“真实性”的体现。对猛犸象而言, 制作的难点是粘在一起无光泽的长毛;恐鸟的难点则是在羽毛上;剑齿虎的难点是它们与水的互动场景。特效部门还建立了一个由插画、照片、电脑合成影像和电视节目组成的资料库, 为动画师制作片中的古生物提供参考。

Double Negative接手Patrick Tatopoulos公司制作的泥塑模型, 再使用感应皱折的新式扫描仪, 把其扫描成三维模型。然后在计算机中建立每一个动物的详细立体模型, 以便在所有角度上创造出完整而逼真的影像。渲染方面, 使用专门为配合毛发系统而编写的RenderMan DSO插件来进行程序上的控制。将毛发分解成不同的颜色和高光层, 最后在Shake里面将所有通道合成起来。要想更多地看到水面以下的毛发, 只需在Shake里调节一些参数就可以得到满意的效果。利用数字技术模拟真实光影的变化, 从而完美地再现了真实, 实现了精彩绝伦的视觉表现效果。

2.2 场景制作的“虚实性”

Double Negative还参与了他们最擅长的场景制作, 包括尼罗河和大金字塔的制作。尼罗河是先在Maya里用特殊材质单独生成, 然后与沙漠拍摄完成的实景合成到一起, 其中河中的船只和船员都是纯数字制作。在大金字塔的场景里, Double Negative首先拿到微缩模型拍出来的素材, 然后制作了一个庞大的动作捕捉素材库, 再用群体动画软件Massive制作出千军万马, 另外还制做了大量的数字道具和工地物件用来增加大场景的气氛。最后还使用DnB的内部软件制作和渲染了大量的数字烟尘。数字技术不仅让影片虚拟场景和真人表演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而且把场景与情节的内在气氛渲染得真实可信。场面非常宏大, 以至于你完全可以想象自己已经置身于那个远古的年代。

2.3 前期效果的“互动性”

导演在影片前期就合理的规划场景复杂动作和数字特效, 以便于后期的数字合成。在恐鸟和剑齿虎的拍摄场景中, 镜头范围确定后, 道具师在棍子前端绑了一个恐鸟的头用来代表其动物, 在一面蓝色的标记旗上画出了一比一大小的老虎图像, 以方便演员定位。基于特效道具的帮助, 演员知道该看哪, 导演也能对自己想要的效果有一个直观的感觉。蓝色的量尺、标记旗等物件最终将被数字制作的生物所替换。

一旦动物的主体形象设计确定, 动画师、道具、布景制造等工作人员便开始了前期的造型视觉化工作, 为所有的情节制作3D效果的串联板。达雷和剑齿虎在陷阱里的那场戏, 制作团队制作了整个陷阱的3D模型和演员的模拟形象, 并从鸟瞰的角度设计了老虎纵身一跃的动作场景, 以此确定所有的动作。然后设计调整各个镜头的角度, 通过视觉小组的努力, 展示出预演的效果。制作团队对每个镜头的分割进行逐一地讨论, 对每个演员实地拍摄时需要做的具体内容进行确定。前期视觉效果的制作加强了现实角色和虚拟角色的互动性, 成为实地拍摄时演职人员最为依赖的宝贵工具。

结语

导演罗兰·艾默里克拍摄的大量科幻电影是那么真实, 就像发生在身边的事情, 让人能够跟随着剧情进入他的电影世界, 他创造力足以带常人去无法想象的任何地方。影片的制作都建立在大胆创新、通力合作以及无尽的开拓上, 最后的剪辑合成是把辛苦创造的每一个碎块拼凑在一起, 这也是导演享受所有艰苦劳动后的最佳回报。漫步《史前一万年》中, 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人类技术的进步和艺术的变革, 同时也为观众重现了史前的壮伟景象。

数字特效把原来电影表现不了的题材搬上了银幕, 由此建立了全新的电影语言样式和风格, 把电影创作者的思想从技术的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 让创作者创造性的想象变为现实。目前, 数字特效的概念在不断拓延, 其运用也在不断成熟, 还存在着更多、更大的潜能。虽然数字特效制作尚未形成一种很规范的商业操作, 但是,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必然带动影视技术和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 影视数字特效设计也将越来越有时代信息和科技信息发展的意味, 并将在影视应用中呈现出了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

摘要：数字特效是当代影视作品创意实现的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 被广泛运用在电影制作的各个领域, 不仅使得影视作品更加生动逼真, 还极大地拓展了电影艺术的表现空间。通过重点分析影片《史前一万年》的数字特效在角色创造、场景制作、前期效果这三个方面的灵活应用, 揭秘数字特效的神奇之处并阐述其对于影视生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数字特效,真实行,虚实性,互动性

参考文献

[1]陈念群.数字媒体创意艺术[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年11月

[2][美]大卫.波德维尔.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 200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