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职务犯罪的原因论文

农村职务犯罪的原因论文（共12篇）

农村职务犯罪的原因论文 篇1

近年来,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 农村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作为工作在第一线负责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的农村基层干部, 在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 极少数农村基层干部, 利用手中的权力, 贪污、侵占、挪用国家和集体资金, 损害了国家、集体及群众的利益, 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1 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特点

2008年以来, 从我院查处的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来看, 共查处10件、涉案人员17人, 集体犯罪3件10人;性质上看:受贿犯罪5人, 贪污犯罪9人, 挪用犯罪3人, 从职务上看:乡镇副职1人, 村书记7人, 村委会主任3人, 村会计2人, 村委会班子其他成员4人。我们从调查和对上述案件的分析看, 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和犯罪原因。

1.1 辐射面广, 犯罪主体相对集中

一是犯罪人员多是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 具有一定的人、财、物支配权、管理权, 易于发生违法犯罪行为。据调查, 在查处的“村官”职务犯罪案件中, 有90%的案件是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共同作案。二是党员占绝大多数。8起案件中, 党员占95%。农村党员干部的职务犯罪在一定程度上严重践踏了农村基层民主, 败坏了党的廉洁形象。

1.2 常用的作案手法

一是虚报支出或多报重报支出进行贪污。主要表现在村干部利用采购材料、经办有关业务或公益之机挖空心思, 虚开发票或者虚挂往来中贪污。二是收入不上账或多收少上账, 这是当前农村干部职务犯罪主要手段之一, 所占比例较大。这一作案手段表现在一些农村干部在土地开发征用费、有关部门的返还款项以及在变卖出售集体财产的过程中, 将收入不入帐或少入帐而予以侵吞占为已有, 从中收取回扣和手续费。三是相互勾结, 合伙私分。村级财务科目较为简单, 资金来源每位村干部都清楚, 一人私吞容易出事, 不得不串通合谋, 是典型的“群蛀一窝黑”型, 村干部和农民矛盾尖锐, 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大, 一旦查处往往是“一窝端”, 能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四是截留各种指标、补助款等进行贪污、挪用。

1.3 涉嫌贪污、受贿犯罪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

近几年, 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由一般管钱物人员向领导干部漫延。过去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绝大多数是直接管钱管物人员实施的贪污, 挪用公款等侵财型犯罪。但是近年来, 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在变卖出售集体财产的过程中贪污、受贿犯罪不断增加。

1.4 财务管理制度形同虚设

少数村干部乘机胆大妄为, 将本应自己支付的一些费用入账报销, 有的甚至利用职权巧立名目开白条, 入账报销, 重复支出, 作假票据, 以及擅自损毁、更改原始凭证等。

1.5 社会危害性大

农村基层干部违法犯罪, 直接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 往往诱发不稳定事件, 影响全市的新农村建设。

2 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危害和成因

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危害性主要表现在, 一是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妨碍了党和国家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 严重影响了农村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二是损害了农民群众的利益。少数农村基层干部利用职务之便, 在征地、农村基本建设等过程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坑农害农, 使农民群众蒙受了重大经济损失。三是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由于少数农村基层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 自己捞钱, 中饱私囊, 缺乏带领农民走上共同致富道路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致使一些农村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四是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

当前, 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是:

2.1 财务管理混乱且无透明度

村级财务没有严格执行有关的财务管理法规, 有的白条入账, 有的账目不全, 有的既掌权又管账, 有的会计、出纳一身兼, 民主理财流于形式, 制度不落实。这些违规违章操作为滋生职务犯罪提供了温床。

2.2 对村级干部监督不到位

一方面, 上级主管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缺乏定期和不定期落到实处的检查和审计, 给了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 农民群众缺乏监督意识, 也是造成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由于文化素质等原因, 大多数农民逆来顺受, 对农村基层干部的职务犯罪行为, 不会管、不愿管、不敢管, 一些农村干部抓住农民群众的这个心理弱点, 侵吞公款, 敛取钱财。

2.3 村级财务人员文化程度偏低

没有受过专业的财务知识培训, 大部分为初中文化程度, 加之思想教育工作薄弱, 法制观念淡薄, 在物欲的诱惑下, 自控能力不足。

2.4 忽视思想教育和世界观的改造

少数农村干部综合素质较差, 法律知识贫乏, 长期疏于政治学习和世界观改造。有的干部受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和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 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滋生。

2.5 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管理任用把关不严, 也是造成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是贿赂村民选举成为一种新的犯罪形式;二是在农村换届选举过程中有些乡镇干部不能依照原则和程序办事, 把一些政治素质不强, 工作能力差, 法纪观念淡薄, 没有群众威信的人选拔到村级领导岗位上来, 引发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

3 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预防对策

3.1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努力提高农村干部的素质

要选好干部, 从组织上保证干部质量。选任村干部要实行公推公选, 真正实现民主, 让那些群众信得过, 能真正带领农民发家致富的人担任村一级干部。目前, 正在进行村民自治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 要抓住定有利契机, 把那些有能力、有水平, 能够真正带领农民致富人选进村委会班子。同时要经常性加强农村干部的素质教育, 思想道德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 增强他们拒腐防变的能力。

3.2 加强制度建设, 强化监督管理

一要健全财务制度。会计、出纳要严格按照《会计法》和有关财经制度的规定, 认真履行财务管理和财务监督职能。二要坚持实行对村干部进行定期审计和离任审计制度, 加强监督。三要加强对专项资金专用票据的规范人管理。相关职能部门要对土地补偿费、林地补偿费等专项资金和有关的专用票据加大监督力度。四要改变农村基层干部和会计的隶属关系, 会计由乡镇农经站人员分包, 这样会计可以充分履行监督职责, 使农村基层干部在财经制度上没有漏洞可钻。五要积极推行村务公开、政务公开, 实行民主理财, 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对财务的监督作用。

3.3 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 搞好思想预防

采取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纪律教育, 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 筑起思想、道德、纪律、法律四道防线, 从而预防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还要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实际情况, 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 广泛开展交心谈心, 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 使农村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自我预防。另外, 针对农民群众法律观念淡薄的特点, 检察机关要主动出击, 利用人员聚集的场所等机会, 采取“送法下乡”等形式, 深入农村开展法制宣传和反腐败宣传, 增强群众的监督意识。要经常组织农村基层干部到警示教育基地进行警示教育, 为他们敲响警钟, 让他们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3.4 加强预防工作, 防止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要充分发挥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作用, 积极探索出一条切合农村工作实际的预防犯罪新路子:一是结合办案提出检察建议, 做好个案预防、案后预防工作;二是开展重点岗位预防, 重点防范对象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出纳。

3.5 加大打击力度, 以打击促预防

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方针, 在农村公布举报电话。检察机关要认真办理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 尤其对农民反映强烈, 造成重大影响的案件, 要组织力量认真核实, 及时做出处理, 以查办的实际效果震慑犯罪分子, 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摘要：为更好服务新农村建设, 使农村经济得到顺利、健康的发展, 我们对我市近年来发生的涉及农村和农业的职务犯罪的工作环节进行了预防调研,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预防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对策。

关键词：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特点,原因,对策

参考文献

[1]朱建华, 王玲.遏制农村职务犯罪之思考.江苏法制报.2007-03-26.

农村职务犯罪的原因论文 篇2

一、农村地区非法经营食盐犯罪的成因。

（一）利益驱动是最主要的原因。个体商贩为牟取暴利，以低价的伪劣盐和工业盐翻装成食用盐进行销售，且销售渠道隐秘。其手段多是用成本极低的工业盐、私盐冒充食用盐，却以食用盐的价格或稍低于食用盐的价格进入市场销售，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二）群众自我防范自我保护意识淡薄，给私盐犯罪提供了市场。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经济落后，信息闭塞，交通不便，人口众多，这些特点使其成为私盐最大的消费市场。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量，盐贩瞄准时机，利用广大农民群众图便宜、无识别真假食盐能力、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的特点，大肆进行私贩贩卖活动。

（三）盐政管理部门力量薄弱，与相关部门协作不力，打击涉盐违法犯罪力度不够。盐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少，面对私盐的巨大销售市场，无法及时深入的进行监控。长期以来，行政执法机关在涉盐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处理过程中，以罚代刑现象时有发生，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协作机制，造成打击涉盐违法犯罪活动整体作战差，战斗力不强。

（四）盐政部门虽然对私盐的社会危害性做了大量细致的宣传工作，但广大群众缺乏对食盐的鉴别能力，不清楚食用盐与工业盐、劣质盐的区分标准，难以掌握食用盐、工业用盐以及其它劣质盐的辨别知识，对经营假盐的社会危害性、违法性不理解，盐业管理部门的工作得不到人们的关心重视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二、预防农村地区非法经营食盐犯罪的对策

（一）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盐政管理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民对私盐危害性的认识，帮助广大消费者提高识别食盐真伪的能力；同时加强经营者职业道德的教育，增强经营者对食盐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知识的了解。另外要结合农业大县农村用盐状况的实际，将宣传工作重点向农村倾斜，各乡(镇)要在集贸市场，人员密集地的醒目位置统一设立宣传栏，公布服务承诺和投诉监督电话，从而提高广大经营者、消费者的质量意识，防范意识，职业道德意识和法制意识。

（二）充分运用现行的法律法规，严厉打击涉盐犯罪。涉盐犯罪的规定应更加具体化，规范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进一步明确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的界限。目前，现行法律虽然与现买情况存在一定的差距，但绝不能放松对涉盐犯罪的打击处理，公安经侦部门要运用现行的法律法规，加大对涉盐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切实保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切身利益。

农村职务犯罪的原因论文 篇3

【关键词】司法职务犯罪;经济原因;经济控制

[ 中图分类号 ]D 922.294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 1673-5838-(2009)12-0061-03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经济原因是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最直接、 最现实的原因。[2]犯罪无论是作为群体犯罪还是作为个人犯罪现象,其根源都是生产方式的自身矛盾,与生产力发展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生产力相联系。我国正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必然对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状况发生重大影响,经济保障不足就是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的首要根源。

一、经济保障不足的主要表现

(一)司法人员的基本待遇偏低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在分配体制上逐步打破了平均主义的现象,实行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形式。由于从事国家公务,司法人员被剥夺了进行营利性经济行为的权利,但国家给予的补偿仅是低水平的薪金。基本待遇偏低使司法人员生活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特别是地区间的差距的急剧拉大,部分地区的司法人员中甚至出现了“赤贫”阶层。从调查情况看,国家司法人员的整体收入并不算低,但与社会其他一些行业相比还是远远落后于别人的,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一些市、县财政经济状况的恶化,出现了司法人员工资无法正常发放的情况,有的一年里拖欠4个月工资,情况严重的地方,甚至一年里拖欠8个月的工资。据统计,我省法官中月工资收入不足一千元的占16%,而梅州地区全市法官平均月工资收入也仅为835.3元。

(二)司法机关的办公经费不足、物质装备偏差

要保证司法机关吃“皇粮”,这是多年来都在强调的一个问题。我国现有的体制决定了司法机关的经费均由本地财政解决,在经济欠发达的市、县财政分配给司法机关的经费只够维持整个机关的水、电费和一部分的办案经费。维持司法机关正常运转所必需的车辆费用及大部分办案经费都得不到解决。如2003年我省检察机关财政总拨入104270.99万元,其中财政预算拨入83712.33万元,赃款返还拨入14850.46万元,上级补助拨入5708.2万元。总支出为106213.57万元。人均财政拨入在5万元以上的检察院占23%,年人均财政拨入在3-5万元的检察院占22%,年人均财政拨入在3万元以下的检察院占了55%,年人均财政拨入1万元以下的单位有12个,其中陆河县人民检察院的年人均财政拨入低至0.26万元,全年的办公业务费只有7.28万元,根本无法保证机关正常运作。如汕头市潮南区检察院公诉科十几个人只有一台省院支持的旧电脑。每天干警要排队轮流打印起诉书。

二、经济保障不足的直接危害

(一)技侦设备落后,诱发刑讯逼供等侵权职务犯罪

技侦设备水平低,落后的侦查手段使侦查人员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保持紧张的生活节奏,而侦查机关内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获得成功升迁的途径又进一步加重了侦查人员的挫折感。以公安为例,由于公安机关的人员进出的渠道不顺畅,吐故纳新的机制不健全。这些年来,公安系统各部门陆续补充了数十万新干警,但进来的大部分是转业军人、干部子弟等未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而对屡犯错误、违法乱纪等不适于继续在司法部门工作人又很难调出去。加上入警后业务素质保障不力,这都为警察队伍的纯洁埋下了隐患。警察队伍的业务水平、办案能力又得不到保障,技侦设备跟不上,缺乏侦查破案以及同犯罪作斗争的技能和经验,不善于使用多种手段进行讯问,加之特权思想严重,或因破案心切、急功近利、方法简单粗暴:或法律意识淡薄,不重证据,轻信口供,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等行为较为突出,以引供、诱供、指供,甚至刑讯逼供获取证据,侵犯公民或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案件屡有出现,酿出了不少致伤致死的恶性后果。

(二)以公权力为个人攫取非法利益

在当前司法人员的薪俸不高,权力的滥用与物质的交换所能获得的利益是如此的丰厚和诱人的情况下,利益追逐成为一些职能部门或者有权人员权力行使的价值目标。绝大多数的司法职务犯罪分子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铤而走险,导致司法权力的异化,把司法权力作为一种资源,投放于市场,以“权力出租”的方式,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从而产生经济权力化或者权力经济化。如公安侦查人员在案件侦查中,检察人员在案件审查批捕或者起诉中,法院的审判人员在案件的审理中,就有可能利用各自的侦查权、检察权或审判权,向他人索要、收受金钱、财物或者其他非法利益,从而产生了各种以司法权换取物质利益的司法职务犯罪,如徇私枉法、枉法裁判、受贿等等。如我省佛山市中级法院经济庭副庭长朱某,在担任顺德某建设工程公司经理李某诉顺德某镇拖欠工程款一案的主审法官过程中,视其工程款项较大,便与朱元某(朱某的老乡)共谋,向上诉人索要12万元,以称用以疏通中院领导的关系,并向李某许诺,若事情未办妥,将如数归还。经双方讨价还价后,确定由李先付10万元,待判决后再付2万元。后因合议庭认定合同无效,朱意识到该案不能按李的请求进行判决,无奈将钱退还李某。

(三)以公权力为单位攫取非法利益

与司法机关物质装备偏差对应的是,相应地区的犯罪却没有因经济贫困而减少,相反却增加了。这就必然产生犯罪案件增加,所需办案经费增长同社会提供给司法机关的经费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一些地方便公开或变相下达创收指标或采取让司法机关“断奶自养”的方法,将干警工资、补贴、奖金与涉案资金返还挂钩,导致有些部门和干警受利益驱动,不严格执法,乱收滥罚,以罚代刑,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为钱办案。如我省乳源瑶族自治县法院执行局局长李某于2003年依据申请执行人邹某提供的被执行人卢某在韶关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有14万元人民币的债权,即带其所在庭的工作人员及申请人邹某前往韶关市建设开发公司,查封了被执行人卢某在该公司的款项14万元,之后,被告人李某在没有任何相关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滥用职权,擅自将邹某申请执行查封被执行人卢某在韶关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款项14万元中的10万元给了与本案无关的文某,致使申请执行人邹某申请执行的101885.52元至今未能执行完毕。

(四)高素质人才不易引进,执法效果难以保障

司法机关担负着依法惩治犯罪,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繁重任务。但是,司法人才队伍的现状不容乐观,司法队伍的素质与形势和任务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在人才引进、储备、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1)人才总量不足。特别是在沿海城市、大中城市等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警力非常紧张,远远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2)高素質人才短缺。整个司法系统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只占干警总数的16.5%左右。专业带头人、办案能手短缺,相当一部分人不能适应岗位需求,部分人达不到任职条件,以致有的地方出现了“三分之一的人能干,三分之一的人跟着干,三分之一的人站着看”的说法。(3)人才结构布局不尽合理。从知识结构看,非政法专业的人多,法律专业的人少;从分布情况看,人才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大中城市、各级领导机关以及一些“热点”岗位,基层特别是办案一线岗位人才缺乏,西部地区个别县级司法部门甚至连一个政法院校本科毕业生都没有。[3]形成上述问题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保障不足,对人才培养的投入不够,人才引进难,人才流失严重。如2004年,我省检察机关本科以上学历的干部3308人,占全省现有干部总数9964人的33.2%,低于全国10个百分点。特别是粤东、粤西、粤北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更面临人才断层的危险。如陆河县检察院在机构改革后,现只有5个检察员和3个助理检察员。汕尾市检察院2000年到2003年计划招录本科生10名,全部落空。

三、司法职务犯罪的经济控制

经济控制,是指即从经济上堵塞导致司法工作人员犯罪的渠道,通过改善司法人员工资收入、司法机关经费保障机制、推行高薪养廉等方面入手从经济上消除职务犯罪的后顾之忧,减少经济原因对公正执法的压力,把“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结合起来,确保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无犯罪必要”,从而尽最大程度削减犯罪意愿。

(一)改革工资制度,逐步缩小收入差距

提高公务人员待遇,加大其犯罪成本的做法已被普遍认为是一项有益于遏制腐败的措施。社会分配不公往往会导致司法人员严重的心理失衡,萌生以权谋私的不良动机。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模式也不利于调动司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往往会产生办事效率低,相互推诿,消极怠工的不良习气。所以,必须改革工资制度,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消除社会分配不公和平均主义。一方面政府要尽力改善国家司法人员的物质待遇,逐步推行“高薪养廉”,并加强对一线有特殊贡献司法工作人员的特殊奖励;二是对非法暴富予以严厉打击,建立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制,对社会财富予以合理调节,防止贫富悬殊过大,正确引导人们的消费观念和价值观念。通过从政策上调整个体劳动者和从事商业活动者以及进行行业垄断经营部门劳动者的收入所得,以使这部分人的实际收入水平,比目前的水平有所下降,不致因他们的高收入而导致社会贫富悬殊。三是逐步缩小地区分配差别,加强地区之间的收入调节。目前,东南沿海省份和一些开放地区人均收入水平高,而大多数内陆省份与某些尚未开放的地区,司法工作人员在经济上形成了巨大落差。因此,应大大缓解该分配失调的矛盾。必须切实增强贫困地區行使司法职权的能力,加快内地改革步伐,缩小各个地区之间司法工作人员的分配差别,从而为防治司法工作人员犯罪奠定丰富的物质基础。

(二)建立司法机关经费保障机制

经费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权”的无力,而职务犯罪则体现了“公权”的滥用。当前有些地方财政不能保证办案和司法工作必须的经费,只好出台一些土政策,让政法部门自己想办法解决基本工资之外的费用,所以利益驱动、出钱办案、办案为钱的现象屡禁不止。更有甚者,有的地方财政由于不能保证司法经费足额到位,便给司法机关下达创收任务。因此,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让司法机关彻底吃“皇粮”, 既建立起由国家财政为保障的司法机关经费保障体制。司法机关经费应由国家财政统一拨出,由公、检、法、司实行条块管理,保证经济相对贫困地区的司法机关经费不因地方财政无力支付而得不到保障, 如此,相信许多单位就不会再一门心思违法办案搞钱了,也将起到这也客观上使其相对地不想为,从而减少司法人员贪利型职务犯罪。另外,对侦查部门来说,相应地也有了加大侦查工作科技投入的资本,增加侦查工作的科技含量,减少对口供的依赖程度,也将有利于遏止渎职侵权职务犯罪。

(三)实行利益规避制度

为了保证执法超脱于执法者的具体利益,让执法行为与执法所带来的具体利益分流是十分必要的。利益规避即可以控制利益动因萌发,又可避免执法者以权谋私,同时还可以对其执法行为带来的利益流向予以监督,以保证执法的各阶段、环节相互制约,而不留空档。当前司法机关要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的规定。今后还应实行决定处罚的机关与办案追缴机关分开,执行机关与收取机关分离,使任何执法活动不包含具体执法主体的自身利益,并通过程序独有的内在理性价值和外在工具价值契合,实现执法公正。通过利益规避制度可有效地防止司法人员受利益驱动办案而犯罪。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C] .(2) .

[2]孙谦.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研究[M] .法律出版社,1998.

浅谈农村女性犯罪的原因及对策 篇4

一、女性犯罪的基本特点

(一) 案件性质以侵财型犯罪为主

在受理的案件中侵财型案件不论是件数和人数均超过35%。借婚姻为名的诈骗案件第一, 其次为盗窃案件。因为该县是农业人口大县, 未婚大龄男子很多, 条件一般, 成家困难, 容易上当受骗。

(二) 年龄结构以中青年女性为主

三年来共逮捕和公诉女性犯罪嫌疑人188人, 40岁以下女性146人约占78%。与这一年龄阶段的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所承担着重要作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 身份以农民为主, 且文化程度低

在办理的162件女性犯罪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为农民达131件, 占总数的80%;大专以上文化的仅有6人, 其中3人涉嫌职务犯罪, 初中以下文化占49%, 其中24人为文盲。

(四) 涉及罪名以轻刑犯罪为主

没有一人有犯罪前科, 也没有一起涉及危害公共安全或国家安全的犯罪, 严重危及他人生命或身体健康的犯罪只有3起, 主观恶性程度较小, 判决时缓刑适用率高达60%以上。

(五) 犯罪起因临时性激情犯罪有一定数量

主要表现为由民事纠纷引起的故意伤害案、由亲情关系引发的窝藏包庇案和由个人利益引起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

二、女性犯罪的主要原因

女性犯罪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仅受社会客观环境的影响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而且也和其自身生理、心理因素相关有不同的思想根源, 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一) 法律意识淡薄, 受教育程度不高

尤其是农村女性, 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 文化水平不高, 法律知识有限, 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强, 导致她们对法律的错误认识, 不知道一些行为是犯罪行为, 在不知不觉中犯了罪。在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妨害公务及窝藏包庇案件中体现的最为突出。

(二) 贪图享受, 爱慕虚荣

相对于男性而言, 女性更容易受金钱驱动, 大部分女性犯罪直接或间接与钱财有关。由于女性的虚荣心较强, 爱攀比、图享受, 常常不满足于现状, 但是她们不是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 而是采取非法手段甚至是犯罪手段来获取, 表现在诈骗、卖淫、贩毒案件中较多。

(三) 家庭纠纷和感情危机处理不当

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重要责任, 是家庭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员, 但是某些女性性格比较懦弱、心胸比较狭隘, 常常成为家庭生活中被侵害的对象, 在处理婚姻和感情危机上很容易情绪失控, 产生极端心理, 促使她们冲破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从而引发犯罪。

(四) “男尊女卑”封建思想作祟

虽然我国正在向小康社会发展, 但是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仍然存在, 在农村表现更为突出, 这种观念造成广大农村女性文化素质较低, 家庭地位不高, 当其出于某种原因想改变自身环境状况时, 由于受到文化素质、能力等条件的限制而无法改变时, 就可能促使其采取愚昧无知甚至是极端的手段来实现。

三、女性犯罪的预防对策

女性犯罪问题日益突出, 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关注和思考, 而任何一起女性犯罪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各不相同, 要切实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全社会共同关注, 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 做好犯罪预防工作。

(一) 要加强法制宣传

特别是加强对广大农村女性的普法力度, 重点宣传涉及女性多发的常见犯罪, 让女性学法、知法、懂法、守法。可由妇联、司法机关、社区、村委会等组织联合, 采取法律宣传咨询、专题知识讲座、典型案例剖析、公开审理宣判等不种形式进行, 增加广大女性的法律知识。

(二) 要加强女性自身素质建设

首先要保障女性的受教育权, 提高其素质能力。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广大农村, 要坚决改变落后的传统观念, 充分保障女孩的受教育权, 从根本上改变女孩的命运和减少女性犯罪。其次要教育女性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提高她们的就业技能, 通过各种媒介宣传当代女性的风采, 教育女性自尊、自重、自爱。

(三) 要加大社会保障力度, 丰富女性的业余生活

动员社会力量, 加强就业指导培训, 拓宽女性就业渠道, 充分保障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权利, 使她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自身的生活状态。充分发挥妇联、社区、村委会的作用, 因地制宜, 丰富广大女性的业余文化生活, 使其闲有所去, 闲有所做, 减少无事生非, 参与非法活动。

(四) 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充分发挥政府有关部门、基层组织的作用, 倡导传统美德, 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针对女性的心理、生理特点, 切实加强对女性的教育、保护和管理。要加大基层民事调解工作力度, 充分化解民事纠纷, 防止和减少民事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的发生, 将部分犯罪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五) 要区别对待女性犯罪案件

司法机关要尽量由经验丰富的女性办案人员专门办理女性犯罪案件, 加强与女性犯罪嫌疑人的沟通和交流, 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从感化、挽救的角度出发,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充分考虑其主观恶性、犯罪情节、犯罪后果等因素, 依法慎重处理, 促使她们真正的认罪悔罪。

(六) 要依法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

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是弱势群体, 经常是被侵害的对象, 要加大对家庭暴力、婚外恋等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处罚力度, 设立更多的援助机构, 帮助受害女性用合法的手段保护自身的权益, 减少女性因对此类矛盾处理不当而引发的犯罪案件的发生。

摘要：女性, 作为“半边天”, 不仅是男人的“另一半”, 而且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国的女性犯罪比例却不断上升, 其危害性和影响性比男性犯罪更为特殊, 有必要对女性犯罪的特点原因进行分析, 提出预防和控制的对策。

关键词：女性犯罪,特点,原因,预防对策

参考文献

[1]丁丽君.浅析当代社会女性犯罪问题的原因及对策[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7, 2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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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职务犯罪的原因论文 篇5

从我们对我市农村基层职务犯罪深入调研的情况分析，当前农村基层职务犯罪案发主体大体包括以下这些：一是基层干部包括村民小组长以上的村干部职务犯罪；二是各类乡村企业的从业人员；三是农村信用社内部发生的职务犯罪。从案发率来看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居多，占整个经济犯罪案件发案

数的50以上，占职务犯罪案件的70以上，占农村经济犯罪的比例95以上，其次依次为各类乡村企业的从业人员、农村信用社的工作人员，本文仅就农村基层干部的职务犯罪成案高发原因及惩防对策，做一粗浅探析。相比之下，发案率较高的农村基层职务犯罪，但侦破率却极低，分析其原因如下：

原因一是群众举报的成案率低下。现实中，农村基层干部涉嫌职务犯罪确实很普遍，也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恨不满，举报也较多，但是群众举报的内容却很少能帮助公安经侦部门提供有价值，有意义的线索和帮助，有的农村干部在当地显露暴富，生活奢侈，加之作风霸道，民主威信低，群众有的对之嫉妒和不公，怀着这样的心态去举报，可想而知对于查处效果而言，有的无端猜疑，捕风捉影，甚至有的无中生有，根本没有什么参考作用；还有一部分群众因为自身利益分配不公导致受损，或者各种权益受到侵害，于是试图想通过举报途径把自身利益得以维护，但是举报内容只是围绕自身利益这一基点，所以对整个职务犯罪的查证并没有太多的价值，还有的群众出于正义感，或联名，或实名，或组织一些党员群众，进行举报，举报信中洋洋洒洒列举涉嫌违法犯罪事实几十项，密密麻麻的字迹布满着控诉状纸，可查证起来却相差甚远；主要是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还有的举报者动机不良，纯属出于对工作不满，引发矛盾纠纷，利用举报寻机报复，以泄私愤，内容庞杂，读起来大有罪行累累之感，涉案数额无端升级，可初查大多是凭空杜撰一些事实和情节，查来查去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公安大接访期间，我们受理的育林乡盖某反映其屯长侵占的事实，翻来覆去的查，反反复复的核实举报内容无一属实，无端耗费警力、财力和精力。

原因二是村级财务的确比较繁杂，涉及到千家万户，涉及事务千头万绪，涉及款项千丝万缕，查账不可避免地陷入重重困境，加之村级财务有的不够规范。确实查处起来不能够得心应手。

原因三是村干部作案时面对着家家户户，不敢明目张胆，相对比较隐蔽，即使不隐蔽，也是查无对证，96年公主岭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招商引资活动，包括村委会一级组织纷纷投身到这场事关全市政治经济中大事的活动，走南闯北，外出招商，期间所耗资巨大，项目包括旅费、招待费、住宿费、租车费等，名目繁多，涉及全国各地，资金来源有的自身资金，大多是借款，或是变卖资产收款等，一直到现在打开村级财务，最大的费用类即是招商引资类，所以村级干部所贪占公款大从此入手，但查证起来一无头绪，二无出路，三无途径，原因是大势所趋，众所一致。难道当地流行一句“招商引资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原因四是群众法治意识不强，加之职能部门不能够尽职尽责，无形中放纵了对农村基层职务犯罪的及时有效惩治。本来群众对农村基层干部涉嫌违法犯罪事实究竟该由谁来管辖，不是很有数的，现在管辖村级干部的机构除了由公安经侦部门外，还有市纪检委、监察局、审计局、集体资产管理局、检察院等，所以造成了众多部门管不了一件事、众多人管不了一个人的消极现象，有的部门将村屯举报问题来回推托，有时竟形成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指令让管，有的执法部门查处一阵子，收了一部分款项后，便不了了之，至于该由谁管便不再过问了，大有与已无关派头。1999年我们大队受理南崴子大泉眼村一村民小组长屈某涉嫌职务侵占，先是镇政府纪检部门查完后，移交市纪检委，市纪检委审查后又移交市检察院，市检察院又移交我大队，这样几个部门查证时间就耽搁了近一年，后由我大队查实后，将其刑拘，报捕时人民检察院批捕部门认为主体暂无法律规定，此时正逢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村民小组长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共财物如何定性的司法解释，这才以职务侵占对其批准逮捕，最终群众上访近一年来的案件才画上句号。相比较之下，2003年我们大队侦办的公主岭市环岭乡土城子村原村支书记赵某涉嫌职务侵占案，从本人供述及财务书证，足以认定其涉嫌经济犯罪，刑拘后对其报捕时，经过仔细审查，证据发出了实质性的变化，始因是该村会计刘某业务不熟，单纯平账，忽略了实质，结果账面上支付现金的书证在现实中却不能成立，无奈检察院做出了对赵某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从这一侧面也足以说明农村财务的不规范，不健全，为村干部职务犯罪制造了有机可乘，同时也给侦查取证制造了麻烦。

除此，致使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居高不下的成因还包括：

一、由于近年来大规模招商引资，大

多企业选址落户，征用农村集体用地增多，土地重用补偿款，成为农村基层组织的一笔重要收入，由于补偿款必经村民委员会成立之手，于是大笔资金成为一些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猎取对象。

二、财务管理混乱，执行无度。目前，农村基层组织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财务制度不健全，有章不循，管理松懈等问题。具体表现为账目混乱，绝大多

数发案单位账目不清、单据、凭证不全，不记账或用白条冲账；没有健全的财务制度，一切开支均由主要负责人掌握，收入、支出、报销等全凭“一支笔”，群众无权、无法干预，给职务犯罪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一些村委会成员身兼数职，缺乏合格的财会人员。有的村长兼会计，有的负责人还兼出纳，缺乏财务应有的制约。加之村级负责人任用亲信，便于职务犯罪，出现了“干得好用不上，用上的却干不好”，村级财会人员素质相对低下也不失为职务犯罪发案原因之一。

三、管理措施不落实，监督不到位。上级部门及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组织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经常性的管理，致使村级组织人员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特别是财务监督脱节，缺乏检查审计，一些明显不符合财务制度的行为得不到制止，大量的白条和虚假发票得以报销，使得一些犯罪分子肆无忌惮，恣意妄为。特别是针对土地征用补偿、扶贫、救灾等款项的使用上，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个别人借机混水摸鱼，从中侵吞、挪用公共财产或集体财产。

四、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大权独揽，决策一言堂，随意性大，缺乏应有的透明度，虽然一些地方制定了财务公开，民主监督，财务管理，民主理财小组等制度，但都不失为摆设，真正公开并发挥作用的太少。

五、困扰侦办农村经济犯罪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一些相对司法解释尚属真空，实际操作不便，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93条第2款规定解释中，“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的条款之中的“其他”二字容易让人产生非议，再如村级干部实际工作中利用企业发包、转包，场地厂房租货，机动地发包、土地征用等热点环节都是受贿犯罪高发区，但是查处起来，除了查证客观上的困难外，在定性上也带有一定的争议，是适用刑法163条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还是适用刑法385条的受贿罪，两个罪名其一管辖是公安经侦，其一管辖人民是检察院，令人难以适从。

经过我们实际侦办的工作实践中，缕析出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特点是：一是作案手段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主要有收不入账，以少报多；二是侵吞、挪用专用款项现象时有发生。从查处情况看，个别地方村委会因债务过多，竟将救济、扶贫等专用款项挪为他用，用来“拆东墙补西墙”，然而还堂而皇之称都是为了公家；三是相互勾结，呈裙带关系，由于职务和非法利益的联结，村支书、村委会、会计、出纳、小组长等成员相互勾结，沆瀣一气，自恃形成堡垒，利用各自职权互为利用，此类犯罪往往是查处一个带出一窝；四是犯罪持续时间长，作案次数多，所贪占、挪用都不是一次和一笔的问题，而是在长时间内多次作案，虽然每次作案数额不大，但日积月累，造成的的损失和影响却不小。从上述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这同时也成为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有恃无恐的原因所在。

从案发所触犯的罪名无外乎刑法271条职务侵占罪、刑法款272条挪用资金罪、刑法273条挪用特定款物罪、刑法382条贪污罪及刑法384条挪用公款罪几大类。

以上是对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涉案特点和成因的粗浅揭示，我们认为应该不妨从以下诸方面加以研究其打防对策：

一是从预防入手，从前述几类职务经济犯罪，无论是为何主观动机和目的，但都离不开一个贪字，而贪欲的起源还是村级特有的自身素质不高，受教育程度有限，文化层次较低，法制观念淡薄，防御违法犯罪的底线不坚固，为此有必要强化对这些人员的法治教育，思想教育，权力观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包括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通过教育，让健康向上的先进理念占领其思想阵地，使其不想。

二是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就应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则。各类村级财务经济活动都应制定严格有序的规章制度，同时启动严密有效的办法使其制度落实。职务犯罪离不开利用职务便利的前提，对症下药，应想尽办法遏制其职务便利的条件非法利用。“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已是老生常谈，预防经济犯罪，应从着眼于制度建设，使其不能。

三是切实加大打击力度，从以上农村职务犯罪剖析来看，除村干部职务犯罪较难查证之外因素外，相关职能机构的业务素质及查办力度亟等提高和加大。公安经侦机关应依法适用法律赋予的各种侦查手段和措施，提高侦查突破案件的主观能动性，不断适应新形势下打击农村经济犯罪的要求，同时与各级纪检、监察、审计、当地党委政府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形成合力，在各自已的职能范围内严管重罚，多管齐下，切实加大打击经济违法犯罪的震慑力度，使其不敢。

四、任何一名犯罪嫌疑人都是家属中的一员，社会中的一员，应该从源头中上遏制经济犯罪的苗头发生，加强和家属的沟通联络，加强和其设身处地所在的周围环境的掌握了解，加强案例的剖析、曝光、警戒，加强正反两方面典型的现身说法教育，一个人触犯了法律，受损失的不止是村级组织自身，还有自己的家人，还有整个社会。从这个意义出发，全社会以及每一个家庭的法制教育都应保障到位，共同肩负起预防其经济犯罪的责任，使其不会。

浅析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原因及对策 篇6

关键词 职务犯罪 轻刑化 定罪量刑

一、导致职务犯罪案件缓刑适用过高的原因呈现综合性和多样化，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刑法》中职务犯罪的法定刑给量刑轻刑化提供了条件

一方面，由于立法不完善，量刑规则的缺失导致法官在对职务犯罪的审理量刑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弹性空间过大。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当前复杂的司法环境中难免会出现操作上的不规范，从而形成了对职务犯罪实际适用刑罚轻刑化。

另一方面，由于法定的缓刑条件仅有实体性条件且过于主观，对法院宣告缓刑是否适当，没有具体的客观标准。刑法对大部分职务犯罪规定了数额标准，是较具有可操作性的量刑标准，故法官在审理职务犯罪案件时，通常比较注重犯罪金额、认罪悔罪表现、有否退赃方面的考察，而对于犯罪动机、手段、社会影响等难以量化的因素较少关注，加之刑法有关缓刑的规定注重被告人的人身危害性与再犯可能性，因此导致该类案件过多地适用了缓刑。

（二）对自首的认定条件过宽导致缓刑大量适用

自首是我国刑法规定的重要法定量刑情节，对鼓励犯罪人自动投案、强调法律感化功能、节约国家司法成本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促进作用。但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对职务犯罪人自首的认定条件掌握过松、自首适用非常频繁的现象。自首的前提是自动投案，即不论司法机关是否发觉，都要在不受司法强制的情况下主动交代犯罪事实。而根据我们的调查，许多案犯并非是出于悔悟等原因主动交代的。犯罪嫌疑人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的仅占26.6%，其余均是在检察机关收到举报信、向案犯了解情况，单位收到举报信或发现问题向案犯核实，或是在检察机关掌握了一定的犯罪材料，传讯案犯时交代的。

（三）证据收集不充分及缺乏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深挖细究导致判决的轻刑化

职务犯罪的嫌疑人多为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一定职务和一定反侦查能力的国家工作人员，其实施犯罪的手段较普通犯罪更为隐秘、狡猾，有的已呈现智能化特点，侦查取证难度较大，犯罪证据的固定相对不易。目前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每年都将立案数作为年终考核的标准，立不够上级院规定的案件数就会影响全院的考评成绩，所以侦查部门往往会采取“短平快”的方式侦查一些数额较小的案件，对大案、复杂案件注重突破而忽视深挖，以至于案值在5万元以下的贪污贿赂案件占有一定的比例，客观上为法院多判缓刑创造了条件。

职务犯罪案件过高比例的缓刑和免于刑事处分，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后果 不仅给群众的印象是被告人没有因犯罪受到罪刑相当的惩罚，更重要的是削弱了案件查处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威慑、教育作用，其不良影响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违背刑法基本原则

刑法对职务犯罪适用缓刑的规定是比较原则的，然而与同期一般刑事案件的缓刑率相比，职务犯罪案件的缓、免刑率明显较高，这种量刑上的失衡，不仅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刑法基本原则，而且与罪责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产生冲突，同时有悖刑罚公正的要求。

（二）削弱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

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职务犯罪如此之轻的刑罚处罚，抑制了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的发挥，同时也对其他在职人员形成了职务犯罪容易逃避处罚，而且即便进入司法程序也会被从轻判处的错误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刑罚应有的一般预防功能的发挥，从而强化了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给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三）降低司法机关公正执法可信度，挫伤公众反腐败的积极性

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向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依法严惩腐败分子是民心所向。而缓刑适用过多的结果在普通老百姓看来，犯罪分子依然像往常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并没有受到任何制裁。这不免给普通百姓一种误解，判缓刑等于没有判刑或者缓刑可以用钱赎罪，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失去信赖，对公正执法产生怀疑，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法律的权威亦受到挑战和亵渎。

三、遏制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对策和建议

（一）从立法和司法上解决职务犯罪量刑问题

建议从立法上改变这种状况， 通过对犯罪情节、犯罪数额的具体量化， 缩小量刑幅度，对1至10年的刑期做出合理的、有层次的分解， 特别是判决3年以下的更应该有量化的法律依据， 这样既有利于司法操作， 又削减了自由裁量权的弹性空间， 降低了少数司法人员利用自由裁量权谋取私利的可能性。适当修改刑法适用缓刑的条件，使某些抽象法律概念更加具体化、明确化。

（二）强化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的量刑建议权，确保量刑适当

检察机关是唯一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司法机关，对了解犯罪人的作案手段、危害后果、悔罪情况等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公诉就更加完整、更加全面、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如果检察官提出一个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或者检察官并没有提出缓刑、免刑的建议，并且要能经得起本院审委会、上级院的监督，这样会有效减少乃至杜绝因暗箱操作所导致的缓刑适用不当的问题，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

（三）严格把握对职务犯罪自首的认定条件

从立法上细化自首的适用标准，增强自首制度的可操作性，减少人为因素的介入。人民法院认定自首应当严格按照法律关于自首的限制性条件规定进行，要符合“自动投案”的自首本质特征。检察机关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对自侦案件的侦破能力，杜绝为了侦破案件以认定自首来换取犯罪人的“口供”的错误的司法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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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职务犯罪的原因论文 篇7

1 医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的表现

医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主要发生在药品、医疗设备、耗材和试剂采购、医疗诊治、基础设施建设、财务资金管理等环节上。某报刊登了一则报道称:全球最大诊断设备生产商设在天津的诊断产品有限公司在1991年至2002年, 向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现金, 而被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处以近480万美元的巨额罚款。近年来, 医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出多发的势头, 贪污、受贿案件频发。国内各地媒体对医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的报道堪多, 不再列举。

2006年3月28日, 在全国卫生系统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会议上, 卫生部部长高强指出:"一些医疗机构和工作人员谋取不正当利益, 利用医药采购、医疗服务、药品处方、检查开单等活动, 帮助企业高价销售医药产品。这种不正当交易行为由来已久, 屡禁不止, 成为医药购销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 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公平竞争原则, 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腐蚀了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也直接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加重了群众的医药费用负担, 危害极大、贻患无穷, 必须严加治理, 坚决遏制和纠正"。

2 医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主要原因的分析

2.1 体制不协调, 机制不完善

目前, 我国医院的管理、决策、人事、分配等都没有体现市场经济的规律。一方面, 医院之间, 主要是少数大医院与其他医院之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竞争, 也就难以形成行业自律机制;另一方面, 我国的药品、医疗器械流通已经进入市场经济, 各生产商、经销商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主体, 每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种体制之间的矛盾正是医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另外, 医疗卫生管理机制不完善也为医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提供了方便。最明显的就是药品、医疗器械流通市场不完善, 招标体制不规范, 特别是药品、医疗器械招标的范围和地域较小, 造成了采购环节上的普遍行贿受贿。还有以药养医问题, 我国目前的医院体制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药养医, 医院不是靠治疗病人来赚钱, 而主要是靠卖药获得的差额利润来维持运转。

2.2 高额利润的诱惑

据一位从事过药品销售的人士介绍, 一般经销商从生产商拿到药品后, 会以三至五倍的价格卖给医院, 医院再加价15%后卖给患者, 经销商除了按医院进价的10%至15%的比例付给医生回扣外, 还得付给医院有关领导及部门负责人好处费。2006年11月17日, 广州日报热闻《每一个处方都在药厂监控下》也充分证明了这个实事。在药品、医疗器械生产商到经销商到医院的利益链条上, 其上端生产商需要经销商推销, 只要能把药品、医疗器械卖出去, 再高的价格也不会过问;而在这个链条的下端, 医院的合理利润也是按照药品、医疗器械的价格提成, 这意味着价格越高医院获得的利润也就越高。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 生产商、销售商、医院以及医生这四方面形成了共同的利益联盟, 为维护高额利润而"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在医疗领域, 有的医生为了获得更多的回扣, 还采取一种所谓的"豪华疗法"。有的患者仅仅是因为轻微的病痛前来就诊, 一些医生就会狮子大开口, 对症或不对症的药都开, 而且尽开些价格比较高的药品。

2.3 药品、医疗器械采购招标不规范

近年来, 为了防止收受回扣, 各地陆续进行医疗机构药品、医疗器械统一招标采购, 但由于招投标制度的不健全, 不能有效遏制采购过程中的职务犯罪行为, 药价虚高的现象仍然较为严重, 老百姓也未享受到多少实惠。医药集中招标采购实际上是由政府部门强制性地代替消费者选择供应商, 这与市场经济的做法是相违背的。医院购进药品与企业购进原材料没有本质区别, 它应当有自主决定权。医药集中招标采购操作复杂, 透明度差, 有的进行虚假招标。

2.4 心理失衡, 欲望膨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各种利益关系不断调整。少数医务人员, 看到在改革大潮中有人大把赚钱, 生活奢侈, 而自己辛苦工作多年, 却收入甚微, 导致明显的心理失衡。部分意志薄弱者, 抵不住诱惑, 经不起考验, 逐步偏离了人生追求的方向, 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这些人就会在药品、医疗器械采购、工程建设项目发包、人事安排等过程中捞取好处。

2.5 药品、医疗器械流通市场的恶性竞争

医药市场作为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的主要环节, 呈现的是管理比较混乱的局面, 主要原因是药品监管的体系不健全,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难以进行全面监管。医药市场本身的竞争激烈而混乱, 各生产厂家为了争取到更多的市场份额, 在各地纷纷设立"医药代表", 深入各个医疗机构进行宣传推销。"医药代表"本身是挂名的, 与生产厂家的关系是松散的, 即在经济和管理上是独立的, 他们的经济利益是和销售量挂钩的。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他们就会想方设法给予高额回扣的手段贿赂采购人员, 以争取到更多的销售量。

2.6 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管措施不到位

医疗单位在制度建设上, 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虽然业务工作方面都有一套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 但纪律作风、廉政建设方面的监督制约机制比较薄弱, 缺乏切实有效的约束作用。如工程建设、药品采购招标制度不规范, 容易形成"暗箱操作", 一些人在招投标过程中互相窜标或搞虚假招标。有的单位责任不明确, 缺乏可操作性, 致使规章制度只是说在嘴上, 挂在墙上, 不能落实到工作中, 导致涉案人员大搞权钱交易, 走上犯罪道路。

2.7 法律法规相对滞后, 执法部门打击偏软

《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他人财物的, 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是受贿罪"3。据此, 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 为他人谋取利益。对负有行政管理职责的院长、科长、主任等人员, 可以受贿罪定罪, 但对只有职称而无职务的一般医生, 利用处方权牟利能否定罪, 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很大的争议。

2.8 法制观念淡薄, 存在侥幸心理

医疗卫生领域工作人员大都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 但他们法制观念淡薄, 加上社会上不正之风的影响, 一些人便偏离了人生方向。特别是像医药回扣、红包这一类涉及面广、界限模糊、罪与非罪混淆的问题, 更容易使一部分人产生"罚不责众"、"不收吃亏"的种种心理。他们对收受贿赂大都存在一种侥幸心理, 认为都是老关系, 你给我钱, 我给你办事, 互利互惠, 不会出事, 即使出问题, 为了共同的利益也不会被出卖。正是由于这种侥幸心理, 一些人便铤而走险。

3 预防医药卫生系统职务犯罪的对策

3.1 深化医疗体制改革, 建立科学合理医疗卫生体制

可以说, 当前医药卫生领域的不正之风主要是由于体制不健全造成的, 要根除医药卫生部门的腐败现象, 就应当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 从根本上解决医疗市场计划经济与药品市场市场经济两种模式的问题。对现行医院的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是防止职务犯罪的根本之策。要通过体制的改革使医院真正依靠治疗来养活自己, 而不是以卖药为生, 切实转变以药养医的局面。

3.2 强化教育, 提高医务人员思想道德素质

一是加强党的宗旨教育, 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 牢固树立医务工作人员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坚定理想信念,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自觉抵制权钱交易等腐朽思想的侵蚀。二是加强廉政教育。大力倡导端正的医德医风, 恪守"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职业道德, 切实纠正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三是加强法制教育。在抓好业务学习的同时, 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和重要岗位人员的法纪教育, 以案释法, 警钟长鸣, 使他们深刻认识职务犯罪的重大危害, 增强自身的防腐拒变能力。

3.3 规范药品、医疗器械购销行为

一是端正指导思想, 杜绝"以药养医"。医疗单位要从端正经营思想入手, 对药品、医疗器械购销活动进行全面清理整顿, 严肃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实行院务公开、让利公开, 增强医药购销行为的透明度。医疗机构要统一实行明码标价, 公开药品价格, 接受社会监督。全面落实"医药分开招标, 分别管理, 超支上缴, 合理返还"制度, 改变以往多卖药多收的利益机制, 从根本上改变"以药养医"的不良现象。二是严把进货渠道, 对供货单位的药品经营许可证、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进行严格审核, 突出产品优质价廉和服务周到的特征。三是严格规范购销行为, 规范药品采购场所和药品采购的招投标制度, 促成以药品质量、服务质量、让利金额为主要内容的公开经营、平等竞争、择优录选的购销环境, 同时要完善药械集中统一招标采购机制, 规范招标采购程序, 加强对具体招投标活动的监督, 特别是要对招标活动中的做标、评标、定标等关键环节以及招标机构负责人等进行重点监督, 建立招标人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 杜绝招标人泄露标底以及与投标人违规接触等。四是严把折扣明示关, 所有购药发票一律需经过药品监督部门审验, 销售让利折扣率必须明示在发票上, 严禁将折扣以现金、支票、实物等形式送给个人。

3.4 完善立法, 加大打击力度

立法机关应当尽快修改和完善相关医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的法律法规或由有权司法机关做出明确的司法解释, 使得查办案件有法可依, 增强打击效果。另外, 可以引入建筑行业的"黑名单"制度, 对收受红包、回扣者列入"黑名单"在医疗系统进行公布, 对送红包、回扣者取消其在各医疗机构的业务活动, 限制其参与国家药品、医疗器械招投标的资格, 从源头上遏制和治理医药卫生系统腐败现象。

3.5 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农村职务犯罪的原因论文 篇8

“70”后年轻干部职务犯罪是指案发时的犯罪嫌疑人均是出生在70年代的职务犯罪。据有关统计, 2012年以来, 福建某市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59件68人, 其中涉及“70后”年轻干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就有31件34人, 占立案总人数的50%。

一、“70后”年轻干部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 犯罪数额大, 犯罪频率高, 敛财速度惊人

“70后”职务犯罪嫌疑人通常年轻气盛, 对工作饱含热情同时亦容易走上迷途, 且胆大妄为, 犯罪数额少则数万元, 多则上百万元。犯罪嫌疑人敛财多与其负责的工作任务息息相关, 多出现“一事一贪”、“一事一贿”的情况, 如在征地拆迁领域中贪污案件作案人利用职务便利集中于一两次大肆敛财, 权钱交易受贿人则集中在三至五年时间内多次收受他人贿赂, 敛财速度快, 数额大。如查办的某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某 (首次作案实年仅36岁) 在两年间收受他人贿赂100万元人民币, 其中单次数额高达60万元人民币。

(二) 文化程度高, 专业水平高, 身居要职

随着干部队伍的不断增强, 职务犯罪人员的学历越来越高, 特别是在“70后”的年轻干部队伍中。上述统计的34名犯罪人员中, 本科以上学历30人, 占88%。他们或毕业于与现任职务有关的专业科班, 或长期在业务一线工作, 熟练掌握本行业专业知识, 在本系统中堪称“业务能手”。在任职单位凭其专业技能水平被委以重任, 掌握重要决策权或管理权, 或是担任重点项目建设的负责人。

(三) 犯罪手段智能化趋势明显, 增加查处难度

因“70后”年轻干部学历较高, 且多为专科出身, 在工作中容易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为其牟利。如在招标中, 设定关键参数、特殊条款等保证潜在中标人顺利中标;以入干股形式合作, 利用自身权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干股分红;或以亲戚名义与请托人签订代理合同, 以收取代理费名义收受贿赂等;交易多为一对一的现金交易, 犯罪所得多用于挥霍、摆阔气或用于买房、买车或用于炒股。这些都极大增加了发现、查办腐败的难度。

(四) 涉案领域较为集中, 窝串案突出

上述统计的数据显示出, “70后”职务犯罪主要集中国有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中, 发案领域集中在与民生民利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征地拆迁、市政工程建设等领域。一些手握实权的年轻干部充分发挥自己的智力优势, 构建“利益共同体”, 共同贪污、多头受贿多发出现。2013年厦门某区人民检察院以市政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管理为监督重点, 延伸至工程招投标、财政审核、安全监督、验收、付款等环节, 摸排被调查对象密切联系人, 深挖查办该领域贪污贿赂案件6件6人, 渎职犯罪1件1人, 其中涉及“70后”的干部共计5件5人。

二、“70后”年轻干部职务犯罪的原因

“70后”年轻干部职务犯罪与传统的职务犯罪“59岁现象”不同, “59岁现象”反映了一些领导干部在临退休前的一种扭曲心态, 认为再不捞钱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而“70后”年轻干部犯罪反映出一些年轻干部的贪欲强烈, 肆无忌惮, 认为权力至上, 有权不用即为浪费。究其具体原因, 主要有:

(一) 70后年轻干部法治意识较淡薄

一方面, 在国企、国有事业单位中“70后”年轻干部非法学专业毕业的占多数, 在校期间接触法治教育较少, 没有养成基本的法治素养;另一方面, 大多数的用人单位将处在较高位置的领导干部以及临近退休的干部列为廉政教育的重点教育对象, 认为年轻干部接受过高等教育, 廉洁自律意识强, 故忽视了在工作中对其廉政、法纪教育, 导致法治观念淡薄, 对一些违法违纪行为没有正确的认识。当前大部分年轻干部普遍认为只要自己不去刁难他人, 不向他人索要, “兄弟”主动送上门的钱就可以拿, 就两个人之间的事谁也不知道;过年、过节收受“红包”、“礼金”是一种礼尚往来的社会现象。这种观念的存在导致了这些年轻干部容易被一些所谓的“感情投资”所利用, 在长期的感情笼络中最终走向犯罪。

(二) “70后”年轻干部社会阅历较浅, 理想信念不坚定

“70后”年轻干部多处一线工作, 工作中经常与供应商、开发商等打交道, 社会身份与经济实力的不平衡, 虚荣、攀比的扭曲心理刺激了年轻干部腐败心理, 在面对金钱诱惑时, 思想防线一触即溃。如犯罪嫌疑人陈某在悔过书写到“因生性好玩、性格外向, 施工方就投其所好, 拉其吃喝玩乐, 出入一些高端娱乐场所, 在一声声陈总、陈哥的讨好声中, 在纸醉金迷的夜生活里, 不禁飘飘然, 开始放松了警惕, 开始安于享乐, 和他们称兄道弟做起了酒肉朋友, 在工程建设中利用自己手中的职务便利为他们工程大开绿灯, 并收受谢礼”。另一方面, 受盲目从众、侥幸心理驱使, 认为行受贿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行业潜规则, 只要行为隐蔽、与相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赃款赃物处理巧妙或是事后将款项归还就可以不被发现或处理。在一次次小额犯罪顺利得手后, 便逐渐刺激其贪欲, 从小腐败演变成大腐败, 走向犯罪的深渊。

(三) 管理监督机制不健全, 助长腐败态势

“70后”年轻干部职务犯罪除了自身原因外, 更深层次的原因应是相关制度不健全。一是重业绩, 轻管理, 考核机制流于形式。对于干部的考核, 偏重其业务能力及工作成绩, 忽视了个人品质、职业素养方面的考察;单位内设的纪检部门、相关领导未采取有效的教育管理办法, 对年轻干部的个人品质方面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二是权力过于集中。在相当国有企事业单位中, 领导决策权、监督权、执行权集中在少数人甚至是个人手中, 为个人或团体的腐败行为创造有利时机。2011年至2012年间, 厦门某区检察院查办发生在教育系统教学设备采购环节的腐败案件中, 先后查处了教育事务受理中心工作人员5件5人, 均系享有采购决策权、执行权的工作人员, 因权力集中, 无法相互制约监督, 滋长腐败。再如, 查办系列市政工程建设腐败案件显示出, 一些代建单位指派负责现场施工管理的工作人员就只有一两人, 却集中享有了现场复核、变更确认、进度款拨付的审批等综合权力, 为其犯罪提供了便利。三是监督不到位。当前众多的机关、企事业中不缺乏监督, 如纪检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 但现实中诸类监督均未发挥实质效果。如查办的某拆迁部门负责人陈某某滥用职权、受贿案中, 犯罪嫌疑人未按有关规定组织拆迁公司、评估公司及被征收人对苗圃苗木进行现场核实丈量, 明知其他工作人员在项目征地地上物清点花名册及评估报告中有虚报成分, 仍按请托人的要求予以签字确认, 无视评估公司等社会中介监督的存在, 导致国家财产损失五千余万元;再如在招标工作中, 招标代理机构本应是公正的第三方, 但在实际中, 业主方、招标代理机构、供应商三方合谋, 暗箱操作, 共同操纵招标工作的现象层出不穷, 如查办的招投标环节腐败案件中, 就频频出现招标代理机构负责人利用负责招标代理事项中与产品供应商合谋, 通过量身定制条款, 谋取中标优势后收取贿赂的案件。

三、预防对策

(一) 强化学习教育, 增强法纪意识与廉洁意识

年轻干部自身在提升专业技能水平的同时, 应注重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和法纪知识教育, 以增强自我警觉性;单位应将年轻干部列入廉政教育的重点对象之列, 有针对性地通过党校培训、廉政讲座、宣传典型事例及先进精神、违法案例剖析及警示教育等形式以引导年轻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强化宗旨意识, 增强廉洁自律能力。

(二) 完善规章制度, 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健全干部的选拔考核管理机制, 坚持学识、品质及能力、经验并重, 避免片面追求干部年轻化;构建权力制衡制度, 明确界定监管部门、复核部门及执行部门的权力范围, 分工配合, 有效运行;坚持干部的定期考核, 针对重点部门、关键岗位或是享有实权岗位的干部应加强岗位流动, 避免形成“岗位优势”。

(三) 强化监督, 保障权力正确行使

一是加大日常业务监督力度, 具有审核权的领导应把好关卡, 强化审核监督, 禁止审核书面化、形式化;二是充分发挥内设纪检部门的法纪监督作用。对发现的涉嫌违法违纪现象, 区别情节予以教育、纪律处分或是移送给纪检、检察机关等部门。三是健全与纪检、检察机关的涉案违纪违法案件线索移送制度;加强平时工作通报联系, 及时掌握当前职务犯罪新特点、新规律, 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工作;对于一些重点工程项目, 适当邀请审计部门、纪检部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跟踪, 开展同步预防;四是信息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 如征地拆迁中的补偿项目、补偿款数额及去向, 政府采购项目、工程的招投标等及时公开公布, 便于群众监督, 消除腐败的潜在念想。

(四) 加大执法力度, 宽严相济

一是加大力度, 严肃查办违法违纪腐败问题, 增强威慑作用, 增强“办理一案、教育一片、警示一方”的社会效果;二是加大查处行贿犯罪力度, 推广行贿档案查询制度, 及时告知查询结果及提出建议, 增加行贿成本, 净化市场环境;三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70后”年轻干部是重点人才培养对象, 是干部储备力量, 办案中应考虑犯罪情节、主观心态、危害后果及悔罪情况等综合情况, 宽严得当, 帮助其改过自新, 重塑品质, 积极为社会发展做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志忠.职务犯罪低龄化的现状分析与对策.http://www.lawtime.cn/article/lll102558178102563272oo93049[R].201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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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浩.中青年干部要谨防“早节”不保[J]今日海南.201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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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沈小平.解读职务犯罪“30岁现象”[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8 (5) .

农村职务犯罪的原因论文 篇9

( 一) 经济因素与传销犯罪

1. 市场经济开放性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城市向外围乡村扩展, 由于土地价格优势, 大量企业在城乡结合地带集聚, 吸引了众多人员, 并发展出城市服务设施。由于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和外来人员在此居住, 社会环境复杂, 法制不健全、缺乏管理, 城乡结合地带成为了越轨行为的多发地。

2. 市场经济竞争性

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 在注重竞争的同时, 不正当竞争也随之发展起来。传销行业存在着巨大的利益诱惑: 首先, 传销常常以发展人员的多少计算酬金; 其次, 上线从下线的收入中抽取一定比例的报酬; 最后, 传销行为通常以成功学等对参加人员进行洗脑, 使许多在正常的市场竞争中失败的群体加入其中。根据当代西方犯罪社会学中的紧张理论, 低级社会阶层的成员由于不能适应市场竞争, 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而感到紧张, 于是借助犯罪等非法手段去追求成功。

3. 贫困问题

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随着高校扩招, 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 但是企业用工供求匹配度差距大, 社会需要的劳动技能型人才数量远远超过知识型人才, 众多毕业生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人人都渴望获得更好的生活方式, 但是在当前竞争激烈的社会生活中,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都有机会获得财富。在社会环境的刺激下, 社会低收入群体容易听信传销者有关“一夜暴富”的说法, 从而走上传销之路。根据边沁的功利主义犯罪观, 犯罪行为是由于人的两种基本动力的驱使而造成的, 即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行为人加入传销组织, 是为了谋求财富追求幸福, 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贫困这种痛苦, 这都是人通过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

( 二) 制度与传销犯罪

从犯罪经济学角度分析, 当实施犯罪行为所需成本小于犯罪所得时, 也就是在制度和法律不够完善的情况下, 犯罪机会较多, 犯罪所得较大, 受到法律制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犯罪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因此, 通过完善的制度和法律来控制和规范直销行为、电子商务行为、投资行为等, 严厉打击传销行为及其变种, 提高犯罪成本, 才能在制度层面解决传销犯罪现象。

现行法律对传销犯罪的概念、种类、法律责任, 查处机关及工作职责, 查处具体程序等都进行了规定。如将《禁止传销条例》作为打击传销犯罪的主要核心法律依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专门列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将传销行为列入刑事处罚的范围。但是, 实践中发现, 这一条文在相当程度上并不能完全对抑制传销犯罪起到有效作用: 首先, 据相关法律规定, 只有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 对组织者、领导者, 才可予以立案追诉。这一规定虽然约束了一部分三十人以上的传销集团的行为, 但是也存在很多传销组织利用法律条文的漏洞, 发展29 人的传销组织以规避法律。其次, 传销犯罪举证难, 部分下线由于受到威胁恐吓, 精神控制, 不愿作证也不敢作证, 使得查处难度加大, 许多传销行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成为“漏网之鱼”, 不断继续其犯罪行为。最后, 查处传销的机关仍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主, 难以对传销行为形成足够的震慑力。

( 三) 技术因素与传销犯罪

现阶段, 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传销产生了新变种———网络传销。许多网络传销者借助微信、微博等网络通讯工具, 通过高新技术词汇等吸引无知的受害者。网络进一步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使传销团伙发展更加迅速: 隐蔽性强, 便于上下线之间的沟通; 跨地域性, 不利于执法人员进行查处, 全国性的传销活动难以切断。

( 四) 个人心理因素与传销犯罪

传销者常常利用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求职的急切心理和薄弱的社会经验和自我保护能力, 运用招聘等手段将大学生拉入所谓的“投资公司”进行传销活动。另有很大一部分传销人员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由于自身缺乏专业知识和必要的防范意识, 在群体盲从心理和亢奋情绪的影响下, 丧失理性, 走上了传销的道路。

二、传销犯罪预防的综合治理模式

( 一) 打防并举, 标本兼治, 重在治本

不但要注重在制度方面、法律方面严厉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活动, 更要从社会组织、群众团体的角度入手, 加强公民自我约束和自我防卫, 使群众了解传销活动的严重危害, 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打击非法传销不能“时紧时松”, 仅仅采取集中行动, 而应当更加注重日常监管, 防止姑息养奸, 卷土重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传销生存的土壤, 让非法传销行为无处可藏。

( 二) 专门机关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在对传销犯罪的综合治理工作中, 各级部门应提高重视程度。公安机关必须转变执法观念, 切实承担责任, 公安部门、工商部门形成合力, 协调配合, 部门联动。重视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的作用, 发动人民群众与犯罪行为做斗争:民间反传销协会应与公安机关、工商部门合作, 发挥各自优势打击传销; 基层组织应加强宣传教育, 开展一系列法制宣传活动, 对举报传销违法犯罪的行为进行奖励; 规范出租屋的管理, 从根源上减少为传销活动提供场所的行为。

( 三) 法制原则

传销违法犯罪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传销行为的手段和方式不断升级, 花样翻新。因此, 应当在现有法律规范的基础之上, 了解传销新变化, 结合现有情况, 出台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执法部门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 提高执法力度和能力。

三、针对新型网络传销的具体措施

( 一) 拓宽创业渠道, 优化市场环境

传销行为的主要对象为失业人员和大学生群体, 解决其就业问题是避免其走上传销道路的根本措施。政府应加大对创业的扶持力度, 加大公共产品供给, 加大财政税收扶持力度, 促进公共治理和市场发展, 形成开放包容的市场环境。

( 二) 加强立法工作, 形成有针对性的法律制度

针对当前网络传销的新形势, 法律制度应当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适当完善, 避免规避法律的行为发生, 加大违法成本, 提高法律的震慑力。此外, 在执法方面各部门应当协调配合, 发挥各方优势; 严厉打击腐败现象和地方保护主义, 切实为人民服务; 完善责任追究机制, 提高执法人员的责任意识。

( 三) 联合网络运营商, 发挥技术优势

网络传销利用新兴通讯手段, 参与门槛低, 涉及范围广, 隐蔽性强, 发展迅速。但绝不能因为犯罪分子通过网络通讯手段实施犯罪行为就限制通讯工具的使用, 而是应该从新兴通讯工具的特点出发去打击传销。运营商有责任监控、发现和规范其运营产品上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 在犯罪行为尚未发生时对客户加以提醒, 在犯罪行为发生时运用技术手段进行监控并及时报告警方, 通过公安机关和企业的合作, 起到犯罪预防、犯罪控制的作用。

( 四) 重视心理引导, 提高防范意识

政府、学校、社区和媒体应协同合作, 打击传销行为。首先, 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对传销犯罪分子进行专业的思想教育工作, 运用社会、家庭的力量开展犯罪心理矫治工作, 进行“反洗脑”, 让其以正常的心理回归社会; 其次, 大学生应当提高防范意识。就大学生而言, 其缺乏社会经验和基本的判断力, 学校应当对传销犯罪进行适当介绍。再次, 社区应开展活动宣传传销的危害, 引导人们自觉对身边的传销活动进行举报, 同时加强自我防范意识。

传销犯罪是根植于我国社会生活的一项犯罪活动, 只有各个主体全方位积极打击传销, 树立正确观念, 为传销行为织下天罗地网, 对犯罪分子进行心理矫治, 便于其重返社会, 才能真正根除传销犯罪。

参考文献

[1]许章润.犯罪学 (第三版)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2]潘旭业, 李丽.犯罪心理学专家:提高防范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抵御传销[N].中国青年报, 2009-5-11.

农村职务犯罪的原因论文 篇10

1. 利益诱惑巨大。

第一, 对房地产商利益诱惑巨大。我国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国家, 房地产行业利润很高。高房价催生高利润, 房地产商无一不绞尽脑汁地努力增加自己的建设面积, 以期得到暴利。与商品房面积有关的重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建筑密度和绿化率等便成为房地产商权钱交易的目标。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 容积率是可为开发商带来巨大利润的“魔术棒”, 容积率指标的微小提高却可以大大增加地产开发商的收入和利润。巨大的利益诱惑, 使房地产商将国法抛之脑后。第二, 对公务员的利益诱惑巨大。一是金钱诱惑。改革开放以来, 国民经济迅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但公职人员待遇的比值却越来越下降, 加之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渗透侵蚀, 于是就形成了“低薪———滋生腐败———严惩———仍然低薪———再生腐败”的恶性循环怪圈。[1]面对公务员的低薪, 职务犯罪的金钱诱惑不可谓不大。二是虚名诱惑。在开发商和规划官员之间, 客观上还存在一种“共生”的寻租现象。开发商为求经济利益需要更多的土地、更高的楼房、更多的销售面积、更少的绿化, 而规划官员需要的是代表自身政绩的形象工程、标志性建筑、宏伟性建设, 而非实用的适合老百姓居住的普通无奇的商业楼盘和廉租房, 二者一拍即合。于是规划官员为了在位时“虚名”的诱惑, 置百姓利益和城市发展与不顾, 忽视城市的自然条件、历史情况、现状特点和建设条件等, 盲目编制、调整城市规划, 最终导致城市畸形发展。三是, 公务员自身思想道德素质降低。规划领域内职务犯罪现象的产生与泛滥,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但其中重要一点是公职人员在主观上丧失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充满了对钱财、房子、珠宝、美女、高官厚禄等的贪婪欲望, 唯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 忘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道德的堤坝一旦溃决, 就无可挽救地滑向犯罪的深渊。

2. 行政权力寻租空间宽阔。

一是行政权力集中, 犯罪难度低。城市规划牵涉领域很多, 包括土地、资源与环境保护、区域统筹与城乡统筹、城市发展目标与空间布局、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交通等众多领域。据此, 城市规划的编制应当由这些部门共同编制, 方能兼顾各方利益需求。然而在我国, 城市规划的组织编制权、修改权和审批权实践中却集中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城市人民政府手中。在规划实施阶段, 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办理、审核及签发亦主要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管理实施;依照建设单位的申请, 在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前提下,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享有规划条件变更权。上述行政审批权力集中于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弊端之一, 容易滋生腐败犯罪。二是权力运行不透明, 犯罪风险小。城乡规划的编制、修改、审批、实施、监督、违法建设监督检查权均掌握在城乡规划部门手中。规划系列权力的行使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内部形成一个体系内循环的圈, 运行不够公开、透明, 使得权力行使往往内部研究决定, “关门规划”时有发生。在缺乏透明的封闭循环的权力运行体制, 缺乏公众参与和外界监督的情形下, 职务犯罪难以被发现。三是权责不一致, 犯罪代价低。权力在城建规划领域大肆寻租并且屡屡得逞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权责严重不对称, 权力泛滥后的现实收益和风险成本不成比例, 这种严重失衡的权责体系事实上助长了城建规划腐败的进一步恶化。

3. 法律法规不完善。

首先, 程序机制不完善。我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进程中, 城市规划的编制过程往往简化或者倒置。这样做直接的后果就是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科学性不强, 在实施中经常需要做出调整, 为职务犯罪创造了条件和机会。2008年新颁布的《城乡规划法》才开始对城市规划的修改程序做出规定, 但是并不完善。具体表现在城市总体规划的“修改情形”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城市详细规划的修改程序在各地执行过程“变通”执行。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集体研究”虚设现象, 甚至有些地方和单位“集体研究”只是一个摆设的花瓶。其次, 制度机制不完善。2008年新颁布的《城乡规划法》中才开始对规划验收做出规定, 且只是原则性规定, 尚没有有关的实施细则。有些开发商在未取得规划选址意见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过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 兀自进行建设, 为了逃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违法查处, 他们通过大肆行贿, 使得规划违法查处部门公职人员怠于行使行政处罚权, 对他们的违法建设视而不见, 或者见而不管, 以破坏城市建设为代价来获得商业利益。此外, 城市规划是一项与公民生活和工作, 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一项行政工作, 城市规划的编制、修改、实施和监督, 都应该有公众表达利益和参与决策的机制, 然而我国城市规划中对公众参与决策和利益表达都存在很大缺失。最后, 监督机制不完善。针对城市规划部门而言, 最主要是行政监察机构的监督。监督机构附属型的隶属关系体制, 使监督主体在人事、财政等方面受制于监督客体, 进而使监督人员受制于“一把手”的意志。在城乡规划的编制 (修改) 阶段, 公众监督主要是通过听证制度来实现的, 然而, 听证制度只在《城乡规划法》第26条和第46条有过概括性的规定, 缺失具体的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 使得听证制度徒留于形式, 难以得到贯彻实施。2008年的《城乡规划法》并未对规划验收阶段和违法建设查处阶段的公众监督制度作出规定, 实践中, 极易造成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对不符合规划条件的建设工程组织验收, 或者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或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进行建设的建设工程, 怠于行使职责而不查处该违法建设, 由此对城市建设贻害无穷。

二、我国城市规划领域内职务犯罪的预防措施

1. 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提高防腐的法律意识。

预防职务犯罪最基础的工作, 是要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提高公职人员的素养, 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 坚固反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具体而言, 从下面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 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思想政治建设, 在他们心中构筑一道防腐倡廉的防线。我们可以借助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介, 进行廉政宣传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营造抑制腐败的良好氛围。使其通过对“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 自觉强化责任意识、服务意识与廉政意识。另一方面, 加强法治教育, 提高公职人员的防腐抗变能力。最重要的途径是, 宣传和学习规划领域内职务犯罪的案例, 通过公示对犯罪人的审判和处罚, 威慑犯罪人以外的公职人员, 即发挥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实践中, 公职人员面对糖衣炮弹的攻击时, 理智常常被贪婪和欲望冲昏了头脑, 只看到金钱、美女、权力, 忽视了背后刑罚的利刃;通过宣传职务犯罪案例, 时时给公职人员敲响警钟, 使他们在面对巨大诱惑时保留一分理智的清明。

2. 权力运行公开, 实践阳光规划。

在规划上尽量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即使没有公示, 任何公民也可以免费查询, 了解相关城建的详细规划。在具体执法管理程序中, 城建规划部门应公开执法依据及结果, 便于竞争者之间以及他们对许可机关的监督, 防止幕后权钱交易。公开控制性规划图, 特别是对局部的规划调整, 必须对被调整地区的当地群众进行公示。在我国, 实践阳光规划的关键在于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即实行办事公开, 通过公告、网络的形式增加透明度, 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公开政府行政过程有关的法律规定和程序, 公示重大审批项目、审批事项、审批内容、审批范围、审批条件、审批时限、审批程序和操作规则。同时, 应当完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衔接机制, 或者扩大行政责任的范围和责任时限, 或者完善刑法对于渎职罪的规定, 使其能够囊括具有潜在性、滞后性、基础性的违法渎职行政行为, 减少立法空白,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3. 完善规划制度, 建立有操作性的实施细则。

在城市规划编制阶段, 应当完善专项规划的编制程序, 贯彻落实专项规划的调研、编制工作, 并且不得擅自删减、忽略甚至是本末倒置地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后编制专项计划。以此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 压缩因编制不科学而导致规划修改的权力寻租空间, 预防职务犯罪。在城市规划修改阶段, 应当进一步制定出有操作性的实施细则, 限制组织编制机关恣意行使规划修改权, 还要加强对各个地方违法变通执行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程序的规制和处罚。面对开发商的犯罪对象由原来的规划行政许可审批权转移到规划验收权和违法建设查处权, 我国2008年新颁布的《城乡规划法》中才第一次开始对规划验收做出规定, 且只是原则性规定, 同时各地亦没有出台相对应的法律法规, 正在探索之中。因此建立完善的规划监督检察机制迫在眉睫。反职务犯罪监督是关键。但真正行之有效的监督必须做到在具有广泛性基础上的有机结合, 最重要的是民主监督和职能监督的有机结合。

摘要：近年来, 由于房地产暴利行业的利益诱惑巨大, 规划领域内行政权力的寻租空间宽阔, 以及我国目前法律法规不完善等原因, 使得规划领域内频繁爆发涉案金额大、牵连人员广、犯罪性质恶劣、作案手段隐蔽、社会危害性严重的职务犯罪。针对这一现象, 要具体分析城市规划领域内职务犯罪的成因, 积极预防。

关键词：城市规划,职务犯罪,成因,预防对策

参考文献

赌博诱发职务犯罪原因探析 篇11

关键词:赌博;职务犯罪;原因

笔者走访某市检察机关,据办案实践表明现在约两成职务犯罪行为与赌博有牵连,而赌博诱发的职务犯罪通常有三个重要原因。笔者建议,惩防职务犯罪亟需铲除赌博在政府官员以及国有公司人员盛行的土壤。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涉染赌博的政府官员和国有公司相关人员,之所以走上职务犯罪的道路,有主观、客观上的多方面原因:

1 因生性好赌“伸手被捉”,麻将桌后倒下官员最多

2006年5月30日,检察院反贪局获得一个重要线索,原任市规划局一名副局长有贪污公款行为。为了使案件成功侦破,检察院反贪局研究制定了侦查方案,确立了主攻方向。最后,检方查出了这一副局长在该规划局分管财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将单位经营公司的公款10万元用假的修车发票套出,用于个人日常开支和赌博。在贪污的公款中,有8万元左右用于赌博,其赌博方式就是打麻将,打麻将的圈子固定有十余人,多是有一定职务的公务员,打麻将时每把800元封顶,每次输赢都在万元以上。

此外,在检察机关查处的市农业银行一营业所主任的贪污和挪用公款案中,以发放小额质押贷款的名义,分11笔将其单位的信贷资金提出98万元,后将该款借给他人搞营利性活动,至今尚有52万未收回。在被挪用公款中,也有一部分用于打麻将,每次输赢都在四五千元。

2 受引诱走上赌博路,因捞本心理越陷越深

检察机关侦破的市石油公司一加油站出纳挪用公款案,就属于典型的这种原因。这位出纳员一次陪朋友去休闲场所,看着朋友比点,经朋友教唆也“参与”,刚开始赢了一点,于是赌瘾越来越大,后来开输,且输得越来越多。那时她的孩子才几个月,为了捞回本钱,她打起了私扣收缴上来的油款的主意,时间一长竟挪用公款37万元。最后一次她怀揣着二十万元去“比点”,并暗自打算:如果赢就再不赌了,输就自杀。结果这次她又输得精光,于是回到家中喝了毒药,但因被发现及时抢救过来,其挪用公款的行为就此败露。

3 期望“一夜暴富”,赌博花样频,出金额巨大

从犯罪手段看,嫌疑人多挪用公款作为赌资,期望“一夜暴富”或者暂时缓解自己在赌场的不利形势,在愿望破灭后,不惜貪污公款来填平亏空;从参与的赌博方式来看,花样频出,金额巨大:有人在麻将桌上一掷千金,有人钟情于“六合彩”“百家乐”等私彩,有人沉迷于网上赌博。新赌博方式在给涉案人员带来巨大刺激的同时,也导致赌资迅速膨胀,而这些人对于公共财产的麻木情感也导致了公共财产遭受严重损失。

基层警察职务犯罪原因与对策探讨 篇12

警察职务犯罪, 是指人民警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滥用职权或者放弃职权、玩忽职守, 危害国家机关正常运行及其公正、廉洁、高效的信誉, 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实践中常见的警察职务犯罪主要有贪污贿赂犯罪和刑讯逼供等滥用职权的犯罪。

警察是国家的执法者, 因其具有专业的侦查犯罪水平和较强的反侦查意识, 所以, 警察职务犯罪的隐蔽性比一般犯罪更高, 危害较大。

2 基层警察职务犯罪的原因探讨

2.1 基层警察职务犯罪的宏观原因

警察职务犯罪作为职务犯罪的一种, 其原因与职务犯罪存在着共性。综合来看, 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1) 立法和制度层面。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特别注重法制建设。尤其是近几年来, 我国的立法步伐进一步加快, 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并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善的法制规模。尽管如此, 我国法律制度仍存在诸多的不足和弊端。主要体现在:

首先, 在刑法立法上, 我国对职务犯罪的处罚一直较宽松,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职务犯罪。

其次, 为预防职务犯罪, 我国建立了各种法律监督制度、纪检监察制度和信访制度等等, 虽然这些制度对预防职务犯罪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还存在着种种缺陷。譬如, 较多部门的设立仅仅成为空设, 实际运行起来则较为困难。反过来又浪费了人力和物力。

(2) 经济层面。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职务犯罪。主要体现在:

首先, 工资水平的不均衡性是职务犯罪的重要诱因。由于我国普遍存在着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 甚至在有些部门存在着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从而促使一些公职人员产生了心理失衡。利用职务进行犯罪由此产生。

其次, 公职人员工资水平普遍不高使其萌生了贪利性, 再加上“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影响, 一些掌握职权的人就开始利用职权为自己谋求利益, 进而走向犯罪道路。

最后, 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使得一些地区的教育文化水平一直处在低级水平, 进而影响了公职人员的个人素质。淡薄的法律意识使得一些欠发达地区职务犯罪频发。

(3) 其他层面。

首先, 现实生活中, 文化传导源的随机性, 内容的贫乏性, 效果的逆反性, 尤其是社会民众间亚文化传播, 已经形成了一种错误的价值导向, 使人们的行为很容易越轨和腐化。

其次,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糟粕, 如”忠君”思想在许多领导心里根深蒂固, 在对犯罪的“忠臣”处理时, 就会为其开脱。

最后, 西方文化中腐朽因素的侵蚀.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 逐步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等价交换”等观念被引进党政机关, 导致权钱交易泛滥, 职务犯罪丛生。

2.2 基层警察职务犯罪的微观原因

(1) 警察素质参差不齐, 法律意识不强。

从我国基层警察构成来看, 警察的来源广而杂, 整体法律素养远远不够, 难以胜任对警察素质要求较高的执法工作。

(2) 社会背景复杂, 易被不良分子拉拢。

有些基层警务人员与地方恶势力狼狈为奸, 成为其违法犯罪的保护伞, 与此同时, 有些地方民警也与当地商界名流勾结, 相互取利, 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3) 办案制度和流程不够完善, 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

首先, 机构设置不合理, 部门权力分配混乱。实践中缺乏行之有效的流程, 致使办案效率低下。

其次, 缺乏监督。警务不公开, 监督机制不健全, 使得部分基层警察权力膨胀, 进而导致职务犯罪。

(4) 迫于人情, 徇私枉法。

中国社会长期受封建人情思想的影响, 基层警察在日常执法过程之中, 遇到自己的亲戚朋友的违法乱纪的案例, 他们往往会迫于人情面子不得不答应他们的要求, 埋下祸患。

3 基层警察职务犯罪的打击与防范对策

对于基层警察职务犯罪, 我们必须调整现行法律规范, 加大打击力度, 同时还需加强警察活动的管理, 防患于未然。预防警察职务犯罪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必须把专门机关与社会预防相结合, 建立全社会的预防体系。笔者认为,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3.1 以打击为前提, 加强对基层警察职务犯罪的侦查

首先, 收集基层警察职务犯罪的线索和证据, 查明职务犯罪案情, 揭露职务犯罪, 揭发犯罪人。

其次, 从犯罪的防控入手, 减少基层警察职务犯罪。通过侦查破案即揭露犯罪, 揭发犯罪嫌疑人, 消除基层警察职务犯罪人继续犯罪的可能, 并以此震慑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并通过阵地控制, 运用秘密力量和线人等侦查方式和手段开展侦查, 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发现和打击警察职务犯罪。

最后, 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保障无罪的人免受刑事追溯, 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3.2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以及我国现阶段诸多经济方面的制约, 不仅是一些职务犯罪产生的重要因素, 也是职务犯罪存在的重要土壤。因此, 要想预防职务犯罪, 必须消除那些职务犯罪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因素。政府应做到完善我国的劳动分配制度, 二次分配充分注重公平公开, 消除“同工不同酬”、社会分配不均衡等现象, 竭力改善公职人员尤其是基层公安干警的待遇, 从而在根本上杜绝基层警察职务犯罪的经济因素。

3.3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一是在刑事立法方面。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刑法对职务犯罪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过于分散, 立法机关应该在此基础之上完善相关规定, 以适应预防和惩治警察职务犯罪的需要。二是在经济立法和行政立法方面。将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统筹兼顾, 明确法律规范, 用立法来规范现实中的失职行为。三是在警务领域。进一步完善警察法, 改变原有的粗放的关于基层警察执法的规定。同时优化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基层警察职务的有关规定。

3.4 建立“四位一体”的监督机制

一是通过相关部门的决议事项开展监查, 定期公示, 实现令行禁止、政令通行;二是围绕案件性质随机抽查, 及时掌握办理动态;三是围绕单位的重点工作进行专项监查;四是根据工作落实状况开展专项监督, 实行即时工作报告制度。四位一体的监督机制, 形成单位内部的鞭策力量, 减少职务犯罪的可能。

3.5 建立廉政风险预警机制

一是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督网络。将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政府监督以及社会舆论监督有效结合起来, 并及时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公开监督信息, 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二是拓宽廉政风险信息渠道。根据基层公安干警行政执法的具体特点, 加强信息获取的主动性和及时性。充分采用内部排查、案件倒查、问卷调查等机关内部方式以及采用网络调查、信访制度、社会公开栏等外部方式来拓宽获取廉政风险信息的渠道。

三是开展廉政教育。整个单位通过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 不断总结既往的廉政实效。并通过定期对基层公安干警开展廉政思想教育, 让其充分认识到执法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等观念的重要性。

3.6 开展学习教育, 提升干警素质

一是定期开展业务培训教育。加强基层公安干警的业务素质教育, 定期开展专业培训, 注重业务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并及时开展类似于业务技能竞赛等活动来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 使公安工作向职业化更快迈进。

二是加强基层干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政绩观教育。使其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 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政绩观。教育基层干警破除“拜金主义”、“官本位主义”等错误价值观的影响, 避免一些错误的不平衡的思想, 把更多心思放在自己的本位工作上。

三是定期开展业务知识水平测试。根据基层公安工作不同部门的分工进行有针对性的业务测试。通过考试, 使基层干警了解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找准自己下一步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以及自己需要改进的方面, 切实起到“以考促学”的机关学习氛围。

参考文献

[1]管晓静.警察职务犯罪研究中[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

[2]王雅丽.警察职务犯罪论[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7.

[3]潘嘉.警察职务犯罪的生成机制及遏制理论[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