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问题（精选12篇）
职务犯罪问题 篇1
随着我国各级纪检监察及司法机关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 一大批职务犯罪案件被移交到司法机关处理, 在审理这类案件时, 人民法院一般会认真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对一些符合法定条件、犯罪情节较轻的职务犯罪分子依法适用缓刑, 这些缓刑罪犯大都分别具有自首、立功、坦白、从犯、积极退赃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并且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 判处缓刑后, 法律效果一般也是较好的。
审判实践中,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对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确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的通知》中对职务犯罪分子适用缓刑的条件列出了具体的规定;即要严格依照《刑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 又要防止和克服简单化的认识, 那种认为只要犯罪数额小, 可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是犯罪情节较轻, 全部或大部分退出赃物、赃款就是认罪态度好, 单位主动要求法院判处缓刑, 就是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观念。笔者认为, 在对这些犯罪分子适用缓刑时, 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犯罪数额既是认定犯罪的事实依据, 也是构成犯罪的重要情节。
例如《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对构成贪污犯罪的数额作了详细的规定, 一般为5000元就构成犯罪。但此条第四款又明确规定:“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 情节较重的,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 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在此方面, 存在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但凡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均属情节较轻, 可适用缓刑。另一种认识认为职务犯罪不存在情节较轻, 因而也不存在缓刑适用的问题,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看法各有偏颇, 在职务犯罪中, 贪污、受贿行为只有达到情节较重才构成犯罪, 而《刑法》所说的情节较轻是相对已经构成犯罪的人而言的。应当看到, 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适用缓刑的前提条件之一。对哪些被告人可适用缓刑, 还要根据法定条件综合分析, 因为贪污、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不仅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同时也侵犯和危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因此, 考察犯罪情节较重, 应注意把握好非法占有数额和与之相关的以下关系:
1. 犯罪所得财物数额与社会危害的关系。
职务犯罪所得数额的多少通常直接反映了社会危害性的大小, 也反映出情节的轻重。但不能绝对对比, 有的所得财物数额比较大, 但社会危害性不一定很大, 可适用缓刑;而有的所得财物数额虽然较小, 但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却是严重的, 就不能适用缓刑。因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一些社会经济关系,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评价社会危害的标准也随之变化。如某些职务犯罪主观上和实际上具有刑法意义上非法侵吞公共财物, 客观上又具有现实意义上的社会效益, 这种双重性质, 构成职务犯罪特有的情节。因此, 认真区分这一特点对发展市场经济有利或无利这一因素, 对于衡量情节轻重具有一定的意义。
2. 所得财物数额与取得方式的关系。
行为人取得财物的方式往往直接反映了被告人的犯罪的情节。受贿案件中有的利用手中职权, 刁难索贿, 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有的则利用职务之便, 为他人办事, 事后请托人得益, 出于人情, 自愿主动行贿, 受托人被动接受。这两种情况, 虽然数额相近, 但由于取得方式不同, 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也就不同, 应加以分析, 前者不宜视为情节较轻, 后者则有可能属于情节较轻范畴。
3. 所得财物数额与用途的关系。
行为人所得财物, 数额的用途亦反映出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程度, 如贪污案中的罪犯出于个人的嫖赌挥霍, 数次贪污, 总数为5000元, 与出于为家属治病, 生活一时困难而贪污5000元, 虽然犯罪所得数相同, 但两种情节轻重程序就不一样。
4. 所得财物数额与一贯表现。
审查犯罪是否情节较轻, 还应从质与量上具体分析。平时工作一贯表现较好属于初次犯罪的, 与平时多次贪污、受贿数额较小, 屡受批评, 教育不改, 但累计已构成犯罪的, 不能因二者数额均已达到犯罪标准, 数额一样而等同视之。平时表现好与否, 作案次数的多与寡, 是一次作案还是数次作案, 是审查衡量情节轻重的重要尺度之一。因此, 对于前者可以视为情节较轻的因素之一, 后者则不一定属于情节较轻之列。
二、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时, 还要注意罪犯的认罪及悔罪表现。
罪犯的认罪及悔罪表现, 反映了被告人归案后的主观恶性程度及认罪态度, 在审判实践中应注意两个问题:
1. 认罪与悔罪的关系。
被告人只有把自己所犯的罪行如实供述才是悔罪的前提, 悔罪应建立在认罪的基础上。有的被告人, 在铁证面前对全部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甚至检举他人犯罪, 但对自己非法侵占的财物, 却不予退赃, 总想在经济上占便宜。就不能因其全部交待犯罪就简单地推定为有悔罪表现。
2. 真悔罪与假悔罪的关系。
对职务犯罪的被告人是否真诚悔罪必须综合考察。被告人只有在全部交待犯罪事实的基础上认罪, 主动采取措施减少、弥补或者换回其所犯罪所造成的损失, 并在思想感情深刻认识所犯的罪行, 有真诚的自我谴责、反省等才算是悔罪的表现, 在审判实践中应注意辩别以下几类情节:
第一, 关于自首、坦白。在当前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中, 被告人投案自首的有四种情节:一是无人知晓的情况, 慑于法律的威力自我醒悟而主动投案自首这种现象较少;二是风吹草动或是在有关部门追查情况下投案自首;三是得悉同案犯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投案自首;四是畏罪潜逃后走投无路, 迫于无奈投案自首。前两种情况从认罪和悔罪程度上要大于后两种, 可以作为适用缓刑的条件考虑, 后两种情况要结合其他缓刑条件慎重考察并严格把握。对那种以“自首”来规避法律的行为不能视为主观恶性小或有悔改表现, 因而不能适用缓刑。
第二, 关于交待罪行。职务犯罪的被告人归案后是主动全部交待问题, 接受审判, 还是抱着侥幸、试探的心理, 避重就轻, 暴露多少说多少或在证据面前被迫交待。前者一般可视为认罪悔罪态度好, 而后者则不应认定是认罪、悔罪。
第三, 关于退赃。职务犯罪主要是以非法获取财物为目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 归案后对赃款、赃物的心态直接反映了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然而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被告人退赃就具有好的认罪悔罪态度, 应加以慎重的审查。通常情况下, 退赃有四类:一是主动、积极地全部退赃;二是由亲属代为退赃;三是消极观望, 探听虚实;四是拒不退赃。第一种情况应属认罪, 悔罪, 第二种情况要具体分析后再得出结论, 而后两种情况即使认定和退赃, 也不宜认定有悔罪。
三、要慎重考察“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原则性规定, 不能只看特殊预防而忽视一般预防。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由于特殊主体的因素, 决定了对该类职务犯罪适用缓刑时, 除了要达到个别预防的目的外, 更要注意社会的一般预防, 从而达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效果。因此, 考察“不致再危害社会”为主、客观条件, 除了具备犯罪情节较轻, 具有悔罪表现外, 还应着重考察以下两点:
(一) 考察案件的社会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给国家机关声誉的影响程度, 是衡量能否适用缓刑的因素之一。如果案发后, 社会影响和公众议论较大, 民怨甚多, 则要慎思慎用。
考虑一般预防的效果。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特殊的预防达到一般预防, 从而预防和减少犯罪。对于职务犯罪更多考虑一般预防。在职务犯罪较为严重的情况下, 对犯罪分子的量刑要注意社会威慑效果, 如果实刑能“判一儆百”, 缓刑却“判一纵百”, 那么, 即使缓刑对某一具体案件的被告人是可行的, 但社会一般预防的效果不佳, 这时, 就要全面衡量, 不应就案办案。
四、对罪犯适用缓刑时, 在判决前, 法院还应当征求罪犯所在单位的意见。
一般说来, 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是一种职务型犯罪, 罪犯在案发前, 手中都掌握有一定的权利, 担任有一定的领导职务, 对罪犯判处刑罚以后, 他们原有的职务就会被撤销, 不能再利用手中的权利进行经济犯罪, 从这一点来看, 这类犯罪分子已“不致再危害社会”。但法院征求单位的意见, 是为了落实后期的监改工作。但需要指出的是, 法院只是征求单位的意见, 不是必须听信单位的意见, 对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所在单位的意见, 法院一要征求, 二要分析, 不可偏听偏信。因为对于单位要求对罪犯适用缓刑的, 有的是真正出于挽救的目的, 全面看待被告人, 客观地提出建议;有的是出于人情人际关系, 受被告人亲属、朋友之托, 代为求情;有的是出于小团体利益, 认为被告人是能人, 能为单位生财;更有甚者, 有的是领导出于本身不廉洁, 怕把被告人推向绝境自己受牵扯。因此, 法院既要征求单位的意见, 又要综合地加以分析, 不能唯单位意见是从, 那种把单位是否愿意接收作为能否适能缓刑的做法, 实际上把缓刑的裁决权交给了单位, 这是不恰当的, 也有失独立审判的原则。
摘要：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适用缓刑, 要严格按照《刑法》第七十二条缓刑条件办理, 不具备缓刑条件的不能勉强适用, 对缓刑条件不能简单理解。只有正确适用缓刑, 才能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 既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 又对一些犯罪情节较轻, 真诚认罪悔罪或自首的犯罪分子, 恰当适用缓刑, 体现惩办和宽大并举的宽严相济政策, 从而使司法审判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这一中心服务。
关键词：职务犯罪,缓刑,正确适用
职务犯罪问题 篇2
我国的检察机关是属于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检察权是司法权还是行政权，到底该如何定位，这个问题争论已久并直接关系到检察改革。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梁国庆在第11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指出，检察改革要坚持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同时还指出，检察机关要按照司法规律进行建设，要着眼于从制
度上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要着眼于强化法律监督职能，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着眼于提高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工作效率。本文从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和法律监督职能来谈预防机构职能和相关的检察改革。
一、预防权能的本质属性和相应的预防机构设置的设想
预防职能是检察职能的一部分，检察权的定性直接决定预防职能的属性。我国一直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法律监督理论作为区别于“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理论，并据此设计了不同于西方检察机关的社会主义检察机关。在此种理论的指导下，我国设立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我国检察权从设置之初就无法用司法权还是行政权来进行划分的，因此我们的检察改革也应当在宪法设定的地位、范围内进行思考。
我国的检察机关属于“法律监督机关”，其权力定位就是国家权力中的监督权，这是一项与行政权、司法权互相独立的权力，其目的在于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防止行政、司法专断和腐败。结合司法和政治实践，检察权就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监督特定法律的适用，这种监督表现在对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执行和适用法律的具体行为进行监督(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则主要是对政府和两院的抽象国家行为进行监督和对一府两院的工作实行监督)。检察监督权是启动另一个程序的特别程序权，并由被启动程序中的主体作出实体上的配置。
从检察权被界定为监督权的前提下再来看预防职能。严格地表述，检察机关拥有的，是预防监督权，而不是预防权。预防权本身是一项行政性权力(预防理论事实上传承了“性恶论”。无论是针对具体公权行使过程的“以事预防”，还是着眼特定公职人员的“以人预防”，我们都先假定了其中存在犯罪可能，进而才对症下药。即在可知范畴内按照应当预见、可以预见的察觉顺序确定预防对象并进行重点防控，不断推向全面预防。同时主动性排除了预防权的中立性，预防不是居中裁判，而是通过“犯罪推定”进行合理怀疑，基于不信任的立场防止公权被滥用。)，但行使该项权力的主体并不是检察机关，而是相关重点行业、领域、单位。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个案预防、系统预防、工程专项预防，都是为了让这些有权作出实体决定的单位进入决定的程序，堵漏建制，自觉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各预防主体拥有预防权，检察机关拥有启动预防程序的预防监督权。
目前，全国各级检察院内设机构普遍存在着机构多、职能重叠、效率低下等问题，因而精简和统一各级检察院内设机构是大势所趋。依前所述，笔者认为检察机关机构改革中在部门的设置上，应当以监督职能为主线来划分――如果以立案为刑事司法程序的开始，立案侦查、批准或决定逮捕、提起公诉、抗诉、对减刑、假释的监督都是为了提起一审或新审理，这些启发司法程序;民事行政监督也属启动重新审理的司法程序，均属司法监督;控告申诉，职务犯罪预防属于启发非司法程序(以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和我国社会现状来看，以启发行政性程序为主)。因此，在减少行政层次，增强检察业务工作的司法属性的总前提下，机构的合并应当遵循以监督职能的行使为主线的原则。同时考虑到举报、检察宣传、职务犯罪预防的作用有相近之处，控告申诉科的受理举报、接受自首、线索初查、分流的职能及综合部门检察宣传工作可以由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来合并。
二、预防机构权能和其司法属性的回归
精简合并后的预防机构,在原有的预防职能(检察建议,预防宣传等)上有机包含了《刑诉法》和《刑事诉讼规则》授权的受理举报、接受自首、线索初查、分流等职能,应当更加易于启动各预防主体的预防程序。
1、预防调查权――专属性的回归
(对人)。要发挥检察机关的这一优势，就必须使检察机关能够及时了解管理活动情况，因此也就有必要使检察机关能够适当接触管理活动。预防调查权的赋予，对预防工作的深入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笔者认为，在尚没有全国预防立法的前提之下，预防调查权可以从预防、控申的合并中得到，延伸《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的“对案件线索可以由举报中心进行初查”的初查职能，在初查中同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的启动程序。
①在举报线索的初查中往往能发现许多犯罪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违规的行为，还可以发现所涉单位在资金管理、人员任用、物品购销等方面存在的漏洞――这类单位就是必须启动自身预防程序，作出实体性预防配置的预防主体，否则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不作为责任，由检察预防部门向人大或相关主管部门行使预防建议权，建议不任用或罢免。
②预防决策的正确有效与否关键取决于掌握情况的广度和深度。预防根据实际需要，经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查阅、摘录、复制预防对象不公开的统计台帐、会议记要、审批意见、人事档案、终结报告等内部资料，这些都是检察机关的专属性职能，不能为任何机关团体所取代的。
2、预防咨询权――个别性的回归
个别性是司法属性之一。譬如说法院，是给予每一个权利受到侵犯的人以司法救济，通过司法救济来实现个别公正，从而保障每一个当事人的基本权利。预防职务犯罪在强调社会化的同时，在微观层面上，也要强调预防个别性，即通过预防咨询权的行使来针对具体的预防主体提出意见，解决问题，实现具体的实体目的。预防咨询权不应该仅仅理解为消极、被动地行使(虽然这也是司法本质属性之一)，而是预防调查权的延续，即开展预防调查，(除虚假举报外)发现问题，则对相关问题进行预防咨询
①事实证明，根据举报线索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或违纪情况的发生都首先是管理制度失效的`结果。凡是职务犯罪高发的地方多是制度废弛、管理混乱的领域或单位(凡是职务犯罪高发时期也正是国家管理秩序受到干扰破坏的时期)。检察机关在依法惩治职务犯罪的前提下，预防部门采取适当方式与行政部门和企业、事业等预防单位加强配合，在促进管理、强化监督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预防咨询是检察机关依据预防职务犯罪职能，以行政部门或企业、事业等具体预防单位的邀请为前提条件所实施的一种非诉讼的参议性活动。这种方式既不违反法律规定，又为检察机关以适当身份和方式广泛深入社会预防领域的管理活动，启动行政部门或企业、事业等具体预防单位自身预防程序，共同配合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供了有效途径，对实现预防监督权与行政管理权和其他一般社会管理权在预防职能上的互补作用。
②为了有效地促进预防单位强化管理活动，实现预防职务犯罪的目的，检察机关的预防咨询应当充分体现个别性――区分预防单位的性质及其管理的不同类型、不同行为、不同对象采取多种预防咨询形式。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八个重点行业和领域基本涵盖了目前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所涉及的所有预防单位的类型。这些单位的人员性质可划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这些单位的管理类型则分别属于国家行政管理、企业管理、事业管理。任何性质的预防主体及其所实行的任何类型的管理活动都表现为决策行为、组织行为、指挥行为、控制行为，检察机关的预防咨询即针对不同单位、不同管理活动情况采取不同的咨询方式和内容。
3、预防听证权――中立性的回归;预防建议权――独立性的回归
①预防听证权也是基于预防、控申的合并后而易于操作的一项预防权能。通过信访材料的整理，反映公务行为中可能存在过错，需要听取双方意见、辩解理由的;通过预防调查中发现可能存在问题重大、疑难复杂，须逐一进行质询的;当然，还包括对检察建议不服的。
为体现预防听证的中立性，因由检察长指定预防部门的非相关预防调查人员(或非相关检察建议发出人)主持，一般公开进行，为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保护个人隐私，也可以不公开。预防听证权本质上不同于行政听证，预防听证的结论并非是对相关单位的实体处置，而是要求其可以或必须启动有效的预防程序，否则则承担不作为责任。
②同时，检察机关还应有向同级人大预防建议权。该项权能是无须特别受权而产生的，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和我们国家政体结构的应有之意。预防建议是检察机关在预防调查、预防咨询、预防听证的基础上，就某一具体人或事向人大所做的专门性的建议，如建议任用、罢免相关国家工作人员。它是检察机关独立行使的职能，不受任何机关、团体、个人的指挥和影响。
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预防问题研究 篇3
内容摘要：检察机关作为查处犯罪、保障人民权益的法律监督机关，始终把服务“三农”作为服务大局、保障民生的重要内容。要紧紧围绕农村改革发展重点热点领域，结合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发案特点和发案原因，组织开展涉农职务犯罪专项查处工作，坚决打击侵害农民权益、危害农业发展、影响农村稳定的犯罪活动，打击涉农扶贫领域的犯罪行为，确保扶贫脱贫政策得到全面贯彻。
关键词：扶贫 职务犯罪 法律监督 惩罚
脱贫攻坚是中央一直以来高度关注的命题。为解决扶贫脱贫问题，党中央专门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进行部署，并将农业农村明确为各级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中央突出强调，要切实加强涉农资金监管，建立规范透明的管理制度，杜绝任何形式的挤占挪用、层层截留、虚报冒领，确保资金使用见到实效。服务党和国家脱贫攻坚大局，是检察机关的职责所在。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加大对农民群众身边腐败犯罪的查处力度，促进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到实处，积极推动农村社会治理和法治建设，努力为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是检察机关首当其冲的重要职责。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加大对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防控力度。
一、现阶段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
第一，涉农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特别是贪污、挪用型犯罪占比较高。实践中，检察机关查办涉农惠民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数量逐年增大，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仍在高位徘徊。自201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全国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职务犯罪专项工作以来，截至今年5月，共查办涉农和扶贫领域职务犯罪28894人，占同期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总人数的22%。其中，自2013年以来，查办贪污犯罪16385人，占该领域职务犯罪涉案总人数的56.7%；查办渎职犯罪4617人，占涉农扶贫职务犯罪总人数的16%。
第二，犯罪环节比较集中。近年来中央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中央和各级政府为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对农民生产生活实行一系列财政补贴政策。但一些基层干部却利用手中的权力，在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生猪规模化养殖补贴、蔬菜大棚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家电下乡补贴资金，以及扶贫、救灾、农民工培训、农业政策性保险等专项资金申报审核、资金管理、项目验收等环节，贪污挪用、侵占挪用、侵占私分；或失职渎职、违规操作，致使资金虚报冒领、跑冒滴漏。
第三，“小官涉贪”现象明显。在涉农扶贫领域，基层乡、镇、站、所职务犯罪发案率逐年上升，涉案主体多集中在乡镇政府以下基层工作人员，涉案人员包括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会计、村出纳等“两委”成员和村民组长等村组干部以及乡镇站所工作人员，另外还包括部分县级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总体上看，科级以下工作人员和村组干部占了较大比例。
第四，“抱团”腐败现象严重。检察机关近年来查办的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中，窝案、串案占比很大。这一领域职务犯罪的查处，往往是突破一案、带出一串，相互勾结、团伙作案、“抱团”腐败等共同侵吞国家涉农扶贫政策性补贴和专项资金现象时有发生。还有一些惠农扶贫职能部门与使用单位之间、国家工作人员与申请人之间、村委成员之间相互勾结、团伙作案。
第五，犯罪手段隐蔽多样。在涉农扶贫领域，犯罪分子通过挤占挪用、层层截留、虚报冒领等方式，挥霍浪费扶贫资金。有的对上虚报冒领，对下隐瞒实情，利用代领、代发补助金的便利，直接克扣、截留、私分涉农资金，骗取、套取各项涉农扶贫补助款；有的虚列户头、重复报账、虚报受灾情况、收入不入账等方式侵吞补贴资金。
二、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发案原因
从检察机关查办的案件分析，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发案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管理制度机制不健全的因素，也有监督制约不力的问题，还有政策宣传不到位、法律意识欠缺的原因。具体来看，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资金管理存在漏洞。由于在资金管理方面存在漏洞，犯罪分子利用政策漏洞虚报冒领、套取侵吞、截留私分扶贫款。
第二，扶贫资金的分配管理涉及多个部门，扶贫资金项目与交通、水利、林业、农业综合开发等专项资金项目在使用方向、实施范围、建设内容、项目安排等方面有一定的重复和交叉。
第三，资金来源渠道分散、实施项目繁杂、使用面积广，监管难度大。
第四，监管虚位，涉农扶贫政策政出多门，尚未形成统一有效监管。部分地区涉农扶贫资金的分配、管理和使用由财政、发改委、国土、林业、水利等多部门分头负责，导致有的惠农扶贫政策政出多门，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
第五，资金使用情况不公开不透明。近年来，大多数村级组织建立了村务公开制度，但不少是走过场、流于形式。而且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群众知晓度不高。不少群众对补贴性质、发放对象、计算标准、核定程序等知之甚少，有的甚至不知道有某项补贴。
三、查办和预防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建议
第一，查处犯罪与保障农村经济稳定相结合，准确把握查办和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工作的总体要求，克服就案办案、机械执法，杜绝查办一起案件、搞垮一个涉农企业的情形发生。因此，查办每一起案件都要进行风险评估，对矛盾尖锐、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充分评估办案风险，事先制定风险处置预案，防止因处置不当引发或者激化矛盾。要突出重点、盯住基层，对于农民群众的举报、控告，通过实地走访、查验账目等方式开展精细化初查。加强与扶贫开发等部门的联系沟通，对本地扶贫资金名称、政策依据、补贴标准进行全面梳理，摸清政策资金底数清单，排查漏洞隐患。坚持大案小案并重，决不能因片面强调大要案，放弃对危害群众利益小案的查处。
第二，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问题。要围绕中央的决策部署，找准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易发多发突出领域、环节和部位，切实加大查办和预防力度。严肃查办和积极预防侵犯小微企业、自主创业者等合法权益的职务犯罪；严肃查办和积极预防搬迁资金发放、安置区建设、搬迁群众就业等环节的职务犯罪，切实维护搬迁群众的合法权益；严肃查办和积极预防退耕还林还草、重大林业生态、受污染耕地水源修复等工程中的职务犯罪，加大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力度；严肃查办和积极预防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的职务犯罪，尤其是改善贫困地区教育条件过程中的贪污挪用、失职渎职犯罪；查办和积极预防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新型农业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领域的职务犯罪。把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作为重点，查办和积极预防侵占支农惠农财政补贴资金、救灾救助资金、生活保障资金等职务犯罪。查办和积极预防特色产业脱贫、劳务输出脱贫、资产收益扶贫、关爱服务体系中的职务犯罪，确保各项扶贫政策项目真正惠及贫困地区。
第三，运用检察建议，促进建章立制，同时将刑事追诉与检察建议相结合，加大办案力度与加大宣传力度相结合。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拓展线索来源；掌握涉农刑事犯罪的特点和规律，配合有关部门进行集中整治。延伸办案职能，深入剖析发案原因，特别是制度和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及时向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和发案单位提出检察建议。结合查办的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积极提出堵塞漏洞、健全制度的检察建议，配合法案整改落实。特别围绕扶贫开发的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岗位以及重要规章制度，认真查找职务犯罪风险点，及时提出完善内控机制、加强风险防控的建议措施。
第四，部门联动，共同预防。加强与扶贫部门的协调联动，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通报机制，特别是要依托信息技术，建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信息监管共享平台，实现贫困人口数量、区域分布、扶贫项目清单和扶贫资金安排等扶贫开发基础数据的有效共享，掌握扶贫开发基本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强预防，提高预防实效。延伸查办和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触角，着力构建覆盖扶贫部门、乡镇、村社的有效对接机制。加强与扶贫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健全线索快速移送和案件查办协作配合机制，实现扶贫部门12317举报平台与检察机关的有效衔接。
第五，完善涉农扶贫资金检察监督网络。为确保扶贫资金来源明、分配公、看得清、管得严，检察机关要探索拓展法律监督触角，着力在基层构筑全覆盖的法律监督网络。针对机构缺位、法律监督乏力的问题，要健全派出机构：在县直涉农扶贫资金管理部门设置派出机构，检察联络室；在各级乡镇街道设置派出机构、检察室，在村级组织设置派出机构，通常设检察联络室。确保对扶贫资金项目主管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到位、对政策规定理解到位、对项目情况掌握到位、对扶贫资金分配使用了解到位。
第六，加强法律政策研究，严格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尤其是办理扶贫领域失职渎职犯罪案件时，要注意听取扶贫部门的意见，防止把一般违法违纪、工作失误甚至改革创新视同犯罪，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扶贫成效的有机统一。要做到宽严相济、把握政策。对扶贫领域涉及金额大、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的职务犯罪，特别是群众联名举报、引发集团上访、社会反映强烈的案件，依法从严查处；对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造成扶贫资金损失、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失职渎职责任。同时要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犯罪情节轻微、真诚悔改或者主动投案自首、检举立功的，依法从轻处理。认真分析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发案热点和规律，加强预防对策研究，及时提出预防建议，促进完善管理制度、堵塞漏洞。
第七，抓住贪污、挪用扶贫资金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大查办和预防工作力度，切实保障扶贫资金安全；紧盯扶贫惠民政策动向，上下联动齐抓办案。把带头办案与加强对下指导结合起来，经常加强与扶贫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紧盯扶贫惠民资金使用。坚持聚焦基层，紧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坚决查处职级不高权力大、数额巨大影响坏、用权任性危害大的贪腐案件。紧盯项目审批环节，坚决查处渎职犯罪。针对一些公职人员在审核、监管扶贫项目和资金过程中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加大惩治渎职犯罪的力度。把预防工作贯穿专项行动各环节，形成针对性、时效性相结合的常态化预防工作机制。
第八，坚持延伸职能推动扶贫政策、资金、项目全面公开。检察机关在依法查办和积极预防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同时，着眼于从源头上保证惠农扶贫资金安全规范运行，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摸清惠农扶贫资金底数。从涉农部门入手，对惠农扶贫资金名称、资金总额、分配政策、补贴标准进行全面摸排，梳理出类、分项、子项的惠农扶贫资金底数清单。将所有惠农扶贫政策依据、资金总量、实施标准、惠及范围、分配程序、分配结果等作为公开内容。通过公开化制度化管理惠农扶贫资金，使广大群众对惠农扶贫政策资金知源知流，有效防止和纠正惠农扶贫资金管理中存在的暗箱操作等问题。检察机关发挥自身优势，敦促基层各组织加大公开力度，除将扶贫资金逐笔逐项公开外，公示相关的合同、开支票据、经办人等信息，使群众看得明、读得懂。
职务犯罪问题 篇4
一个良好的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多于惩罚犯罪。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 这乃是一切优秀的立法的主要目的。 (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
由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以及社会转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我国的腐败问题特别是职务犯罪仍然处于高发时期。如何有效遏制职务犯罪, 是党和政府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为了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近十年来, 预防职务犯罪地方立法成果显著, 截至2013年, 全国已有17个省份出台了预防职务犯罪条例或决议, 25个较大的市通过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条例或决议。其他省市或正在审议, 或已经纳入立法计划。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在预防职务犯罪地方立法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其中的若干关键问题也存在一定的困惑甚至质疑, 笔者认为在中央立法机关尚未制定预防职务犯罪专门法律的情况下, 这些问题亟待厘清, 否则将不利于预防职务犯罪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一、预防职务犯罪地方立法是否超越地方立法权限问题
2001年8月1日, 我国第一部预防职务犯罪的地方性法规——《无锡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颁布实施, 2003年1月1日, 全国第一部省级预防职务犯罪地方法规——《安徽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颁行。当时就有人提出, 地方人大制定预防职务犯罪的地方性法规超越了地方立法权限。其理由有三, 一是预防职务犯罪本质上是犯罪学的范畴, 属于中央立法专属事项;二是授予检察机关职权必须经过全国人大通过, 地方人大没有权力授权;三是缺少上位法依据。[1]针对上述观点和理由, 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是预防职务犯罪的性质问题, 二是检察权和法律监督权的外延问题, 三是地方立法的类型问题。
1. 预防职务犯罪的性质。
预防职务犯罪是国家的重要事务, 由中央立法机关进行立法自不待言。但是如果认定预防职务犯罪属于中央专属立法事项则是对《立法法》第八条的误读。虽然学理上认为预防职务犯罪是犯罪学的范畴, 但是, 属于犯罪学的范畴并不等于就是刑法上的犯罪。如果混淆犯罪学之犯罪与刑法之犯罪, 将犯罪与预防犯罪等同, 自然会认为预防职务犯罪属于中央专属立法事项。因此我们有必要厘清一下预防职务犯罪的概念。所谓预防职务犯罪是指为防止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 以及其他职务犯罪所开展的一系列相关的事先防范活动。由此可见, 预防职务犯罪的种概念是预防, 而不是犯罪。预防职务犯罪虽然与职务犯罪有着密切的关联, 但是二者绝不是同一概念, 其性质就是一种犯罪防范活动。《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犯罪与刑罚只能制定法律, 换言之, 犯罪与刑罚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事项, 但是《立法法》并没有规定与犯罪相关联的一切事项均由中央立法, 也就是说预防职务犯罪并不在中央专属立法事项内。从这一点而言, 预防职务犯罪地方立法没有越权。
2. 预防职务犯罪是检察权、法律监督权的题中应有之义。
由于已有的预防职务犯罪地方性法规大都规定了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职权, 有人认为该职权已超出了法定的法律监督职能, 授予检察机关职权必须经过全国人大通过, 地方人大没有权力授权。显而易见, 这种观点是建立在法条主义之上的。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法条规定来看, 检察职能包括对自侦案件的侦察、对公安机关侦察活动和法院审判活动、判决执行活动的监督、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检察权、法律监督权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职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包括对法律运行中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进行广泛和全面的监督, 不仅包括对司法过程的监督, 也包含对执法过程及人员监督, 不仅包括事后监督, 也包括事前监督。预防职务犯罪就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执法、司法行为进行事前监督, 以防止职务犯罪的发生, 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 预防职务犯罪是检察权、法律监督权的题中应有之义, 是检察机关行使预防性法律监督权的表现。总而言之, 已有的预防职务犯罪地方性法规所规定的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职权, 实际上是对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的具体化, 并不存在扩张性理解和实践性拓宽的问题。
3. 预防职务犯罪地方立法可以没有上位法。
根据地方性法规的立法事项, 可以将地方立法分为执行性立法和创制性立法。就目前我国预防职务犯罪立法现状而言, 预防职务犯罪的地方立法属于创制性立法而非执行性立法。执行性立法因为是为了执行法律、行政法规而进行的立法, 因此其上位法是很明确具体的。但是创制性立法则不然, 因为地方立法机关进行创制性立法的前提就是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行政法规, 职是之故, 创制性立法没有具体明确的上位法自在情理之中。尽管预防职务犯罪地方立法没有上位法作为依据, 然而其并不属于越权立法。因为《立法法》第64条规定明确规定, 除本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外, 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行政法规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可以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各省市正是基于本条之规定, 根据本省市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实际需要, 先行制定了预防职务犯罪条例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
二、职务犯罪预防措施的可操作性问题
预防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预防效果。各省市预防职务犯罪的地方性法规都规定了大量的职务犯罪预防的措施, 如职务回避措施, 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禁止从事经营性活动, 公职人员因亲属关系的任职回避等;阳光措施, 包括国家机关实行政务公开,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完善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等;财务监管措施, 如对国有企业实行会计委派制, 完善审计制度等。但是大多数规定过于抽象, 操作性较差。如何完善预防措施, 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是提高预防职务犯罪地方立法质量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提升预防措施的可操作性需要从法律规定的具体化着手。以财产申报为例, 如果仅仅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应当申报财产”, 这样的条款就无法真正地运行, 因为规定得不够具体。美国法律规定, 官员在申报财产状况时, 要将其直接家庭成员 (配偶、未成年子女和长期同住的血亲) 的财产情况同时申报。需要申报的财产和收入包括: (1) 不动产或个人资产; (2) 非投资性收入; (3) 投资性收入; (4) 交易; (5) 礼物和补贴; (6) 债券; (7) 协定或协议; (8) 担任职务和报酬。[2]这一法律规定由于很具体, 因此很容易确定财产申报的范围。这是地方立法机关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三、预防主体与预防职责问题
从目前的立法实践来看, 预防主体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一是委员会模式, 通过设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委员会来负责组织、协助调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以南京和深圳为典型;二是领导小组模式, 通过设立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协调机构, 负责组织、协调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以江苏、甘肃、西安为代表;三是检察机关模式, 直接规定由检察机关负责组织、协调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以无锡、齐齐哈尔、郑州、乌鲁木齐、洛阳、济南等市为范例;四是共同参与模式, 该模式的特点是“单位部门各负其责、检察机关监督指导、职能部门密切配合、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协作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以安徽、山西、江西、宁夏、浙江、湖北、宁波等省市为代表。
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 委员会模式、领导小组模式和共同参与模式均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委员会模式中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委员会和领导小组模式中的领导协调机构都是一个非常设的临时机构, 很难持续有效地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其次, 共同参与模式因存在责任主体不明的弊端, 其效果亦不明显。笔者认为, 从法律实效的角度而言, 检察机关模式较为可取。首先, 如前所述, 预防职务犯罪是检察权、法律监督权的应有之义,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有义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其次, 全国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已有十余年的历史, 积累了丰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经验, 又有专门的预防机构和人员, 能够有效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再者, 检察机关在履行侦查职能过程中, 对职务犯罪的成因、特点以及制度和管理上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更为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
参考文献
[1]赵利杰.预防职务犯罪遭遇的地方立法困惑[EB/OL].http://npc.people.com.cn/GB/14841/53042/4571084.html
职务犯罪问题 篇5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狱民警是刑罚的具体执行者。近几年，监狱中的职务犯罪问题，在新闻媒体和网络的监督下，呈上升和严重化趋势发展。无论是云南的“躲猫猫”事件还是后来相继曝光的几起监狱中的渎职犯罪案件，都严重的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更使法律的尊严和司法机关的权威受到沉重的打击；甚至成为一些国家攻击中国人权问题的口实。现结合当前一些监狱民警职务犯罪的典型案例，浅谈一点当前监狱民警职务犯罪高发的原因及预防对策。
一、导致目前监狱民警职务犯罪易发的几个薄弱环节
（一）服刑罪犯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材料的整理、报送环节。有的罪犯本来符合减刑条件，但因上级分配给分监区的减刑指数与符合减刑条件的罪犯数不合，且减刑指数由监狱下达给监区，监区再下达给分监区，而减刑材料必须由分监区拟报。于是，有的符合减刑条件的罪犯为了“双保险”，便向分监区干警行贿；有的直接向监区管教部门干警行贿，由监区向分监区追回减刑指标，点名整报该罪犯的减刑材料。有的罪犯本来不符合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条件，但为了达到非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目的，便向监管干警行贿；个别监管干警收受贿赂后，为其整报违背事实、违背法律的虚假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材料。
（二）罪犯日常奖惩考核环节。根据《监狱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监狱应当建立罪犯的日常考核制度，考核的结果作为对罪犯奖励和处罚的依据。”监狱对罪犯服刑改造态度和行为表现进行考核和评定，主要内容是思想改造、监规纪律、学习态度、劳动生产等方面。具体的考核和评定依据是《罪犯记分考核规定》，它是对罪犯的量化考核，实行思想考核与劳动考核双百分制。由于增分和扣分均有一定幅度，而幅度由管教干部掌握，有的罪犯为了多增分，以获得表扬、记功、奖假、减刑、假释等奖励，便向监管干部行贿，受贿干警被腐蚀后便为其增分；有的违规应该扣分的，由于监管干警收受了违规罪犯的钱物，便不予扣分，甚至为其整报减刑材料。
（三）罪犯特殊工种安排环节。按照规定，罪犯值星员、监督员的增分标准高于一般罪犯，获得减刑的条件优于一般罪犯；于是，有的罪犯便向监管干警行贿，争当监督员或者值星员。有的罪犯为了干轻活，“日子好过”，便向监管干警行贿，诱使个别监狱干警利用手中执法权力，搞权钱交易。这种现象在监狱基层分监区存在的比例较大。
（四）罪犯违反监规处理环节。有的罪犯违反监规，按照《监狱法》和《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等监管法规规定，本应受到处罚，但为了逃避处罚，便向监狱干警行贿。个别监狱干警受贿后，予以庇护，网开一面，有的甚至为其整报虚假减刑材料，使之获得减刑。有的罪犯为了回家，便向监管干警行贿，监管干警收受贿赂后，利用监管罪犯职务之便，私自准许罪犯回家，或采取擅自带罪犯出差，私自准许罪犯外出购物等手段，使之出监，致使有的罪犯乘机脱逃。
（五）罪犯入监分配调队环节。有的刚入监的新犯，为了分配到改造条件较好的分监区改造，便由其亲属出面，先找接收的分监区个别干警向其送钱物；再由接收分监区干警找入监分监区点名要人。有的罪犯想从条件差的分监区调到条件好的分监区改造，便由其亲属出面，找家人向接收分监区干警说情，并向其送钱物，以便得到“关照”。
二、目前监狱民警职务犯罪的诱引
（一）监督机制薄弱。权力必须接受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才不会产生腐败。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对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具有层报权和决定权，而且这种权力处于“大墙”之内，外人很难了解其运行情况。监狱民警集执法、监管改造罪犯和组织罪犯劳动生产于一身，手中拥有对罪犯的监管权、教育改造权、记分考核权、减刑假释建议权、行政奖励与处罚权以及生产经营权、劳动力分配权等诸多权力，而监督机制又相对软弱松散，故使监狱民警的职务犯罪无须花太多的精力和代价。目前对监狱的监督仍然存在薄弱环节，首先表现在监督渠道单一，目前对监狱的监督主要是检察机关通过打击监狱民警职务犯罪的方式来实现，而监狱内部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还有待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有的缺乏切实可行的操作方式，产生不知道怎么具体实施监督的问题。
（二）政治素质低下。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只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实施职务犯罪的监狱民警自身的政治素质低下是造成其犯罪的根本原因。少数监狱民警心中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难以克服自私、自利的人性弱点，放弃了对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就变得贪得无厌，有的价值观受到严重扭曲，对是非善恶的标准产生了错误的认识，为自身走向犯罪深渊埋下了伏笔。
（三）业务素质不高、法制观念淡薄。实施职务犯罪的监狱民警大多没有牢固树立公正执法的思想观念，不能自觉按照法律规定做到依法办事，在工作中存在着特权思想，特别是在管理教育罪犯过程中，有的民警存在着高人一等的思想，有的民警存在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不愿管理罪犯，在这些思想的支配下，就产生了粗暴执法或者不严格执法的行为，结果导致不公正的产生，有的民警不是靠细致的教育感化罪犯，而体罚虐待罪犯，结果构成了犯罪，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四）预防职务犯罪教育滞后。不少监狱是地方各部门的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基地，而对自己民警的预防教育工作却反而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每周规定的政治学习流于形式，每年政工部门组织的干警脱产培训也多是以监管、教育改造等业务学习为主，很少组织专门的预防职务犯罪教育活动，就是有也是走过场，加上监区警力不足，生产工作任务繁忙，有些领导一听说要放下时间搞培训就头痛，强调干警少，任务重，能推则推，能拖则拖。
三、预防监狱民警职务犯罪的几点思考
1、依法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强化监督机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有效遏制监狱民警职务犯罪，除了要从体制上根本铲除“权力经济”赖于生存的基础，即通过全面深化监狱管理体制的改革，打破职务集中制，建立分权制，以尽可能的减少权力参与源配置，堵塞谋取资金的渠道。最关键的还在于对现有的必要权力加强监督和制约。为此，监狱系统要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积极推行狱务政务公开，依法建立各项完整的工作程序，并将权力的运行过程置于法律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尤其是对罪犯进行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记分考核、行政奖惩等执行刑罚的各个环节，要严格按法律程序办，提高工作的透明度，防止个别民警行使公权的随意性，从而最大限度地杜绝权力的滥用和谋私。
2、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作用，加大职务犯罪的心理成本。大力开放社会舆论的监督，是增加职务犯罪决策的成本的必要措施。当前我国一些职务犯罪分子不怕检举控告，就怕新闻曝光而弄得身败名裂。因此，应进一步加大舆论的监督力度，以弥补我国现阶段法律建设、道德方面的缺失，这无疑会使那些企图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或玩忽职守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公职人员有所戒备，不敢肆无忌惮地实施职务犯罪。当然，舆论监督的有效性要依靠某些条件，如实行狱务、政务公开，完善举报信访制度等等。
3、加强法律监督，加大查处力度。坚持派驻监狱检察形式，深入监狱一线，掌握监狱刑罚执行各个流程、各个环节，发现其中存在的漏洞，掌握监狱民警职务犯罪发案规律，畅通服刑罪犯举报、申诉渠道。对发现的民警职务犯罪线索，一定要认真摸排，涉嫌犯罪的，要严肃立案查处，并与法院沟通、协调，形成打击监狱职务犯罪的合力，减少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判决，增加自由刑判决（缓刑除外），对构成犯罪的要坚决调离管教岗位或者开除出司法警察队伍，提高监狱民警职务犯罪成本，形成“不敢犯”的威慑态势。
职务犯罪问题 篇6
关键词:新闻界职务犯罪控制与预防
近几年来,我国新闻界职业犯罪现象越发严重,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9年8月,山西检察官进京抓捕央视女记者李敏的案件在太原开庭审理,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李敏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1】类似新闻界职务犯罪案件近年来频频发生,令人震惊。新闻界职务犯罪不仅影响了新闻媒体的权威性,也影响了大众媒介的公信力,更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控制和预防新闻界职务犯罪,维护媒体“社会公器”形象,促进大众传媒的发展,已为当前新闻业界与新闻学界值得探讨的问题。
新闻界职务犯罪的表现及其影响
职务犯罪是犯罪行为的一种,其特殊性在于它与职务有直接的关联,“职务”是职务犯罪的首要前提。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职务犯罪,即指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涉及职务的犯罪,也就是公务犯罪。【2】新闻界职务犯罪,即指新闻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所侵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并对国家、社会或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违法行为。狭义的新闻职务犯罪特指新闻从业人员在新闻活动中侵害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范围行为,而广义的新闻职务犯罪不仅包括新闻报道过程中的犯罪行为,还包括有损于新闻事业的其他犯罪行为。【3】新闻界职务犯罪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新闻报道形式进行的职务犯罪
新闻从业人员利用新闻报道形式,进行金钱交易泄露国家秘密、诽谤等犯罪活动,统称为新闻报道犯罪。
(1)诽谤罪、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名誉的犯罪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新闻传播活动中,如果在新闻报道中出现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名誉的内容,情节严重则构成刑事犯罪。2007年8月12日,制造“纸馅包子”新闻的北京电视台记者訾北佳,以损害商品声誉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1000元。北京电视台7名相关责任人也受到处分。【4】
(2)泄露国家秘密罪
新闻媒体公开国家秘密,使国家安全或者国家利益遭受损失的新闻犯罪叫做新闻泄密。新闻泄密的主体是新闻从业人员,其利用职务之便,刺探、窃取、出卖国家机密。这对国家安全以及国家利益造成严重危害。刑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如1992年,新华社国内新闻部原记者吴士深和《中国健康教育通讯》原编辑马涛,将我国国家机密出卖给香港《快报》记者。1993年8月3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吴士深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马涛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5】任何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泄露国家秘密的行为,都是对国家保密制度的破坏,都应受到惩罚。
(3)非法经营(出版)罪
新闻传播活动中的非法经营(出版)罪,主要是指非法印刷、非法出售报纸、期刊等出版物,从中牟取暴利的一种违法行为。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二百五十条规定,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在出版物中刊载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内容,情节严重的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2、其他非报道形式的新闻职务犯罪
非报道形式的犯罪,是指新闻媒介以及从业人员利用除报道以外的各种方式,对国家、社会或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违法行为。而故意犯罪,是行为主体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行为。
(1)“贪利型”职务犯罪
“贪利型”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目的在于获取一定经济利益的犯罪。新闻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接受别人财物的行为,视为贪污受贿罪。新闻从业人员利用采访报道权,对当事人进行敲诈勒索,也构成犯罪。当前,我国新闻职务犯罪很大一部分是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罪。
(2)隐形采访中的犯罪行为
隐性采访也称秘密采访或暗访,指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隐性采访往往衍生出很多暗访记者的犯罪行为,记者为揭露犯罪而伪装成罪犯的一员,在调查报道的同时自己也在从事违法犯罪的行为,比如记者加入盗墓者行列进行报道,进行犯罪活动。这是值得新闻从业人员警惕的,即在进行“舆论监督”或“隐性采访”时,记者职业的边界模糊不得。
新闻界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
新闻界职务犯罪,是多种原因导致的综合结果,分析犯罪的原因,也应当从社会层面、新闻从业人员个人层面多角度进行分析。
1、新闻从业人员政治素质低,导致严重腐败犯罪
新闻界的职业犯罪,在于部分新闻从业人员的政治素质较低,不注重培养新闻职业道德,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逐渐趋向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价值观的错位,最终走向犯罪的道路。如辽宁省盘锦市广播电台副台长张景才看到部分战友和记者凭借“胆大心细”发了横财,而自己却“一贫如洗”,于是心理失衡,利用职务之便报假账,最终从一名老山战斗英雄堕落成了法庭受审的贪污犯。【6】
2、对金钱与权力的渴望,导致正确价值观的沦丧
我国当今社会分配不公,使得部分新闻从业人员在承担风险与竞争压力的同时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经济收入,这样对新闻工作者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刺激作用。部分新闻从业人员认为自己具有一定的监督报道权力,却没有相对较高的经济收入,因此产生了价值观上的动摇,于是收受他人贿赂和不义之财,触犯了刑法。
3、法制观念淡薄、综合素质低
我国当今新闻队伍良莠不齐,很多媒体尤其是地方媒体新闻从业人员素质较低,新闻法制观念淡薄,新闻道德缺失。很多记者平日没有系统的学习法律知识,在日常工作中又不认真学习法律,对于“封口费”、“辛苦费”习以为常。也有记者不注重媒体传播所带来的影响,在媒体上散播侮辱、诽谤他人的言论,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侵犯别人隐私权、肖像权。
4、新闻记者的角色错位
西方新闻界自诩记者为“无冕之王”,意思是说记者享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地位。我国也有记者认为自己拥有很大的权力,因此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利用“曝光”手段、侵犯他人权益、敲诈他人钱财,构成了犯罪。
5、监督机制不全,制度流于形式
我国现在没有制定新闻法,对新闻行业进行监督制约的往往是部门行政规范。在我国现阶段,虽然行业内有制定的行为规范,但是在具体的执行力度上,却往往不尽人意。同时,新闻单位普遍缺乏严格的自我监督机制与具体措施,这就导致了很多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不当行为得不到有效地遏制。
治理新闻界职务犯罪的对策与建议
预防与控制新闻界职务犯罪,需要依据犯罪的多方面原因,从社会外在层面与新闻行业内在层面综合分析,做到内外兼治,才能有效地控制、防范和治理新闻界职务犯罪。
1、从社会外在层面进行治理
(1)建立完善法制,执法要严、打击要狠。
法律对社会有着天然的强制性规范作用,有效的警示人们,犯罪就要受罚。在我国,新闻媒体属于国家事业单位,新闻从业人员为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只有建立健全的法制系统并有效的实施,才能打击新闻界职务犯罪;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执法要严、打击要很,才能够控制与预防新闻职务犯罪,确保新闻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2)完善批评举报机制
新闻界职业犯罪的屡屡出现,还在于新闻媒体自身的监督机制以及外界民众的监督机制很不健全。由于缺乏监督机制,使得不少新闻从业人员侵权而不会被起诉,犯罪而少有被检举,这就间接地加重了新闻界职务犯罪。新闻媒体健全批评举报机制,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及信箱,奖励群众批评举报,才能从源头处遏制新闻界职业犯罪。
(3)加强对新闻界职务犯罪问题的研究
关于职务犯罪的书籍和论文,近几年出版了不少,范围涉及司法、教育、金融、党政机关、卫生等各行业,但至今未有一本新闻界职务犯罪研究的书籍。一些触目惊心的新闻界职务犯罪的案件虽然也见诸报端,但“打苍蝇的多,打老虎的少”。许多记者对罪与非罪的观念十分模糊,不知法、不懂法、不守法。因此,传媒与科研院所联手新闻界职务犯罪研究,并尽快拿出有效方案和研究成果势在必行。
2、从新闻行业内在层面进行治理
(1)提高从业人员的经济地位
新闻媒体与财政脱钩后,自负盈亏,“断奶”后职工收入普遍较低,而其日常承担的压力又很大,因此在面对物质诱惑时很难控制住自己。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经济地位,给予其较高的经济收入,使其不再产生以职权交换物质利益的犯罪动机。
(2)加大奖惩力度,引导树立正确价值观
新闻行业内部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号召从业人员向优秀新闻工作者学习。在提倡模范学习的同时,还要利用反面事例进行法制教育,使从业人员能够人人自重、自省、自律,从而减少新闻界职务犯罪现象的发生。行业内部还要加大奖惩力度,对做出贡献的人员进行奖励,使其有所为,必有其所得;对于违法乱纪的人员进行严惩,使其心生畏惧,不敢犯罪,不能犯罪。
(3)加强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与法制教育
各级新闻媒体要组织新闻从业人员认真学习《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自觉深入基层,加深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同时还要进行理想信念层面的教育,使从业人员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加强自我修养,自觉抵制权力诱惑、金钱诱惑、色情诱惑。对从业人员进行系统的法制教育,使其知法、懂法、畏法、守法,从而在源头上杜绝新闻界职务犯罪的产生。【本论文为200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新闻界职务犯罪的成因、控制与预防研究》(批准号:09BXW023)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张文兰:《李敏被判刑,是结局还是起点》,《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33期。
【2】杜波等编著:《职务犯罪预防与惩治》,中国人事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3】赵双阁、艾岚:《新闻犯罪的特征与成因》,《当代传播》2007年第5期。
【4】刘浦泉:《京城“纸馅包子”作假出笼前后》,新华社2007年7月19日电讯稿。
【5】《宜昌日报》1994年4月18日
【6】新华社电讯:《由老山英雄到贪污犯》,《大连晚报》2004年4月9日第3版。
字数:4306
作者:宋强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07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科生
刘艳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07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科生
肖峰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388号
邮编:430074
电话:15827599760(宋强)
15927599969(刘艳)
职务犯罪问题 篇7
一、职务犯罪侦查中, 受贿罪犯罪嫌疑人翻供的主要形式
(一) 受贿次数和数额上的翻供。
受贿犯罪是数额犯, 定罪和量刑均建立在一定犯罪数额的基础之上, 因此受贿犯罪嫌疑人的翻供一般均从次数和数额上做文章。仅供述部分受贿行为和受贿数额否认其它事实, 由次数多变为次数少, 数额大变为数额小, 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
(二) 受贿性质上的翻供。
受贿罪的本质特征是权钱交易, 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 往往将受贿款说成借款或将受贿行为辩解为正常的私人交情、礼尚往来。在双方关系密切, 原本存在一定经济往来的情况下, 再加之谋利证据不充分或事后因为串供临时写的借条等原因, 被告人的辩解就很容易影响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
(三) 利用职务之便和谋利上的翻供。
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犯罪构成要件事实, 直接决定案件的性质。嫌疑人受贿后, 以未利用职务之便给行贿人谋利为由翻供, 辩解自己取得的财物没有利用职务之便, 没有为他人谋利, 是属于“合法的劳动报酬”, 企图掩盖自己收受有关钱款的事实。而此时如果嫌疑人的辩解没有相关事实证据予以反证, 也容易成为被告人逃脱刑事处罚的一种手段。
二、导致受贿罪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原因
(一) 犯罪嫌疑人基于畏罪和侥幸心理导致的翻供。
受贿犯罪嫌疑人基于在实施犯罪后和讯问时形成的强大法律威慑力必然会产生畏罪心理。而受贿犯罪嫌疑人一般因为是初犯没有反讯问的经验, 初审时都能如实地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随着其情绪逐渐趋于稳定, 必将意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及可能受到的处罚, 于是侥幸心理油然而生。在趋利避害和侥幸心理作用下, 一些受贿犯罪嫌疑人就会存有幻想, 错误的认为翻供可以逃避法律处罚或者减轻处罚, 这种幻想就促成了其为逃避罪责而将以前所作的真实供述推翻。
(二) 串供等违法活动导致的翻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金钱的诱惑下, 个别律师会置工作职责于不顾, 在会见受贿犯罪嫌疑人时, 有意识地使用一些“收受贿赂是否用于业务开销”等言语暗示嫌疑人规避法律, 诱导犯罪嫌疑人翻供。更有甚者看守所个别干警也参与其中, 不惜以身试法, 为犯罪嫌疑人串供提供方便。以上的种种因素也必将导致受贿犯罪嫌疑人翻供。
(三) 侦查工作不全面导致的翻供。
在侦查实践中虽然许多因素能导致受贿犯罪嫌疑人翻供, 但是不得不承认侦查工作的不完善有时恰恰也会导致嫌疑人翻供, 如办案人员在首次讯问时取证不全面, 固定证据不及时, 过后反复补证, 引起犯罪嫌疑人警觉带来的翻供隐患;讯问方法不当, 让受贿嫌疑人摸清底细, 编造事实进行的翻供;取保候审期间, 对受贿嫌疑人缺乏相应的有力监督, 导致嫌疑人四处活动, 进行反侦查活动进行的翻供;有的案件比较复杂, 办案周期过长, 久侦不结, 也给受贿犯罪嫌疑人翻供留下了充分准备的时间。
三、有效控制和防范受贿犯罪嫌疑人翻供现象发生, 在侦查阶段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一) 注重嫌疑人思想教育工作, 从根源上避免翻供。
受贿犯罪的直接证据几乎都是一对一的言辞证据, 由于言辞证据很容易受到嫌疑人情绪的影响出现反复无常, 因此侦查人员在办理受贿案件时要注意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稳定和心态平衡。在注重人性化办案的同时要根据受贿嫌疑人的性格、文化水平、社会经验等情况, 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教育, 来打动其心、触及灵魂。实践中, 也有许多翻供是基于受贿犯罪嫌疑人对翻供的错误认识引起的。因此, 恰当适时地运用证据和法律向嫌疑人指出其犯罪行为的客观性、真实性, 使其明白歪曲事实的翻供只能得到法律更加严厉的制裁。
(二) 加大对包庇、伪证等妨害司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震慑翻供。
对包庇、伪证、徇私舞弊等行为查处不力是导致受贿嫌疑人翻供一个比较突出的原因。因此, 自侦部门应及时与公安机关、律师管理部门和监所部门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 一旦发现有妨害司法活动的行为, 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而鉴于少数律师职业自率性较差的现象, 办案部门则应与律师管理部门建立一案一反馈制度, 将律师在案件中有无违反职业道德、有无违法情形进行客观真实的评价, 并将评价报告及时反馈给司法行政机关。侦查中受贿犯罪嫌疑人由于看守不严导致串供的现象时有发生, 因此监所部门在发现被羁押人员有翻供、串供等苗头和行为时二十四小时内向办案部门的书面告知此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 强化证据意识、善用强制措施、快侦快结, 积极防止嫌疑人翻供。
为防止因取证不全面导致的翻供现象出现, 就要全面搜集、固定证据, 审讯一旦有所突破, 即刻组织内查外调, 及时扩充证据追赃抓逃, 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
加强侦查人员审讯、笔录能力等综合能力建设, 使得侦查人员在面对受贿嫌疑人做出不同供述时, 能够积极有效的调整讯问方式和技巧, 详实地做好笔录, 并制作同步录音录像, 使得言辞证据得以有效的确定不轻易被翻供。
鉴于取保候审是翻供的重灾区, 我们自侦部门必须对此引起高度重视。对被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受贿犯罪嫌疑人, 侦查人员可通知其定期到院了解掌握思想动态, 发现翻供苗头及时制止瓦解, 用亲笔供词、讯问笔录、公开录像全方位固定口供。对于查明是因串供而进行翻供的, 要适时、果断采取异地羁押等措施。另外, 侦查人员可通过保证人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思想状况、活动轨迹, 以此来防止取保候审期间的翻供, 做到候审不误。
职务犯罪问题 篇8
一、案件特点
(一) 犯罪主体集中, 且近半数兼有特殊身份
主要表现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是指村委会的组成人员, 通常包括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村委委员、支部委员和财务人员。在这13起征地领域职务犯罪案件中, 涉案的村支部书记7人 (其中一人兼任村主任) , 村主任4人, 会计主任3人, 村委委员4人 (其中一人兼任村会计主任) , 支部委员1人。这其中有6人为乡 (镇) 人大代表, 1人为区人大代表, 1人为区政协委员。
(二) 涉案罪名集中
在这13案19人中, 涉嫌贪污犯罪的为12案18人, 挪用公款犯罪的为1案1人。贪污犯罪的案件数占农村征地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约92.3%, 犯罪人数占总人数的约94.7%。
(三) 多人共同犯罪成为主要形式
在查办的案件中, 贪污征地补偿款案件多为窝案、串案, 且以掌握“实权”的村支部书记为首的较多。如某村原村支部书记陆某、村主任常某贪污一案。在某区井山路 (其中一段经过该村) 进行加宽改造期间, 他们以井山路改造务工、误餐补贴和三夏、秋季防火补贴的名义伙同村委其他四名村委委员 (另案处理) 将上级拨付的征地补偿款中的39000元私分。后陆某和常某以贪污罪分别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以上徒刑。
(四) 犯罪手段呈现多样化
他们往往采取补偿款不入账或着利用造假等手段骗取补偿款进行贪污。如关某、杨某等基层组织人员贪污一案。时任某村村主任的关某和村会计主任的杨某等村委组织人员, 在协助该乡人民政府进行某高速公路拓宽、拆迁、附属物清点及赔偿工作中, 利用职务便利骗取高速公路占该村机井、河滩等赔偿款55000余元私分。
(五) 社会影响较为恶劣
农村征地补偿中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 往往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影响, 处理不好就会出现群众上访等事件。在查办的13起案件中, 有3起为群众联名到检察机关举报, 并跟踪办案部门依法严厉查办, 同时要求得到举报结果。
二、发案原因
(一) 村干部素质较低, 法律意识淡薄
这些人员工作在农村, 平时又不注重政治学习和法律、法规知识学习, 法律意识不强, 所以有的村干部认为自己私分一部分村里资金的行为, 是为村委会干部搞福利, 不认为是违法更不认为是犯罪。
(二) 财务制度不规范, 问题和弊端较多
长期以来, 在村基层组织, 吃喝打白条现象普遍存在, 在村干部和好多乡镇干部认识上, 感觉只要有一张条子或者一张菜单, 就认为或默认财务制度事实。在农村税费改革后推行的“村账托管”为主要内容的村级财务管理模式, 在实际执行中形同虚设, 历史遗留的问题照样存在。
(三) 村级民主制度缺位, 暗箱操作严重
农村民主制度, 既包括村民民主选举实施村民自治也包括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等民主形式来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但在实际操作中, 公开的与实际的不一样。譬如上级的补偿款发放, 具体补偿多少, 群众一般不知道, 但只看到公开的发放情况, 还有虚报、冒领的, 群众更是不知晓。
(四)
拉票、贿选等选举现象大肆存在, 而且愈演愈烈在近几年的基层干部选举工作中, 拉票选举已蔚然成风, 因选举“破费”上任的村干部, 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收回“成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每三年进行一次选举, 所以一些村干部在任期内遇到征地补偿的大好机会, 就不顾法律大肆捞上一把, 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
(五) “一把手”独揽大权, 民主监督失去意义
“一把手”在费劲周折选举上任后, 就独揽大权, 对外谈业务, 独断专行;对内控制村中收支, 决定收支是否入账, 自报自批, 自收自支。如栗某贪污案。栗某在任某村支部书记10年期间, 刚开始村委成员比较健全, 正常发挥各自作用, 从2002年, 栗某开始自己说了算, 财务上自收自支, 会计形同虚设。该村群众对栗某行为严重不满, 并发现其有经济问题, 就连续到多部门进行告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
三、制度完善及建议对策
(一) 严格规范村基层组织财务管理制度
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 规范票据管理。严格控制村 (居) 干部报酬标准, 建立村 (居) 干部工资、福利、资金报批审批制度。村 (居) 干部报酬全部在村级转移支付资金中开支。建立债权债务监管制度, 严禁干部借支。
(二) 建立犯罪多发“领域”的专项审计制度
农村基层组织在征地过程中的职务犯罪线索来源目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村民的上访和举报, 二是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侦查发现。但在实际工作中, 笔者认为缺乏及时发现犯罪的长效机制。针对此类犯罪的特点, 执行上级审计部门定期审计和专项审计制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发现犯罪机制。
(三) 健全并落实农村民主制度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8条和49条的规定, 被征用土地单位的征地补偿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 应该不但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布, 还应在人民政府的监督下, 向村民代表或全体村民公布。但由于村民对一些条文规定并不一定了解, 有些法律和制度就形同虚设, 所以应该强化制度执行的力度。
(四) 加大涉农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
按照中央精神和要求, 对涉农职务犯罪案件, 作为相关职能部门, 要摆脱人情、关系, 加大打击力度, 不给那些“蛀虫”留下任何空隙, 依法严厉处理。
(五) 要加强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法制理念教育和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
要重视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法治理念教育, 更要定期不定期地对村民进行普法教育, 有针对性地普法教育, 使村民能够依法履行自己的权利,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反贪工作指导[Z].2009.3.5.
[2]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M].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M].
职务犯罪问题 篇9
针对该争议问题, 学者们其实已经开展了很多研究, 从自首的成立要件、自首种类等角度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 但笔者认为这些研究没触及到自首制度产生争议的本质, 因此不能提出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本文以自首制度的立法目为出发点, 试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一、自首制度的概念和立法目的
立法过程其实是各种利益诉求表达、争论、协调和平衡的过程。立法者通过对相关利益的价值判断, 对社会上各种现存利益和将来可能产生的利益加以综合平衡, 从而制定出合乎要求的法律原则、制度和规范。[1]自首制度的立法同样如此。
正如法谚所说, “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 正义作为法律最根本的价值追求, 渗透到了整个立法、执法、司法的过程, 具体到刑事立法的层面, 就是要对违反正义的犯罪行为做出否定评价, 并加以惩罚, 从而达到伸张正义的目的。
但是, 2O世纪以来,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法律与社会各个方面的联系不断加深, 特别是经济分析法学派的兴起, 更是将“效率”引入到法学领域, 法律的效率价值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人们也开始重新审视之前追求绝对正义的行为是否恰当。[2]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在当今社会大量犯罪案件的重负之下, 司法机关必须以尽可能少的司法资源换取尽可能多的诉讼成果, 即降低诉讼成本, 加快诉讼运作, 减少案件拖延、积压, 从而更有效地惩罚犯罪, 恢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秩序, 减少因刑事诉讼带给当事人的痛苦和负担, 更好地实现正义。否则, 漫长的诉讼期间会导致司法机关不堪重负, 导致社会公众产生对法律实现正义效果的怀疑。但是, 如果片面追求效率, 可能会导致对法律事实和证据的忽视, 而只追求破案率。
因此, 如何构建一个制度, 使其能以尽可能少的司法资源换取尽可能多的诉讼成果, 从而实现正义与效率的平衡, 便成为摆在立法者面前的问题。
经过分析研究, 立法者采用了“自首制度”来达到上述的立法目的, 因为犯罪嫌疑人的配合, 可使司法机关以较少的成本换取较高的成案率, 而且自首者如实供述犯罪行为, 为司法机关调查取证提供了较全面可靠的线索, 有助于深挖余罪和其他犯罪, 从而更有效地惩罚犯罪, 实现正义[3]。
正是基于如上考虑, 我国“97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 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 犯罪较轻的, 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 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 以自首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 又以《刑法修正案 (八) 》的形式, 在现行《刑法》第六十七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 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 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 可以减轻处罚”, 以适应实践的需要。
二、自首制度的实施效果
“97刑法”界定了一般自首的概念、成立条件, 设立了准自首和特别自首制度, 对自首犯规定了更为宽大的处罚原则, 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自首制度, 再加上“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口号的深入人心, 确实在一定时期起到了有效率的惩治犯罪实现正义的立法目的, 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该制度也暴露了一些弊端。
刑法规定, 成立自首, 须同时满足“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两个要件, 但在职务犯罪案件里, 该规定却会影响案件的有效查办。因为在职务犯罪案件里, 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即对相关线索进行初查后, 感觉被调查人有经济问题, 如果不接触被调查人就无法彻底把问题调查清楚或者由于初查暴露可能导致串供、毁灭证据等问题的发生, 这样就不得不通知被调查人到检察院来接受调查, 但在对被调查人进行政策、法律教育后, 他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4]这种情况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自动投案”自首条件, 因此一般不得从轻减轻处罚, 使得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愿再坦白交代以换取宽大处理的机会, 使得很多职务犯罪案件不能有效侦破, 浪费了司法资源。
为了应对这种形势, 《刑法修正案 (八) 》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 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 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 可以减轻处罚”, 这款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职务犯罪案件查办的现实需要, 但还远远不够, 因为所谓从轻减轻处罚都必须在一定的刑罚档次上作调整, 如果犯罪嫌疑人贪污受贿数额很大, 是否坦白交代的刑罚差别已经不大, 那犯罪嫌疑人仍不会选择坦白交代。
原因很简单, 设置自首制度的出发点在于, 给犯罪嫌疑人一个从轻减轻刑罚的机会, 以换取其对罪行的坦白交代, 从而达到司法正义和效率的统一。
但霍姆斯曾经指出, 要用“坏人”的观点看法律。[5]它表明, 人的自利性是普遍的, 都是趋利避害的, 做出任何选择都会进行利益的衡量, 绝大多数违法犯罪者总是想尽各种方法以求逃避制裁或获得最轻的制裁, 而现行立法却忽略了这一点。
因此, 现行的自首制度会因为犯罪嫌疑人的拒不配合, 不仅不能达到节省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 甚至可能根本无法惩处犯罪、实现正义。
三、相关完善措施
为达到自首制度的立法目的, 对于坦白交代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 针对其具体罪行, 加大对其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 使得犯罪嫌疑人通过利益衡量后, 觉得坦白交代犯罪行为是有利的, 才能达到有效率的惩处犯罪的立法目的。
但是, 立法不可能针对每种犯罪情况, 做出细致的刑罚规定, 而只能规定一个框架, 因此需要授权给检察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由检察机关根据具体案情具体衡量。
具体地说,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自首制度:
(一) 切实减轻对自首人员的刑罚, 并赋予检察人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应授予检察人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根据职务犯罪案件的具体情况, 在犯罪嫌疑人就较轻的罪名或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做出有罪供述后, 对其所作的供述的价值作出分析, 并据此作出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建议。这种对犯罪嫌疑人的减轻处罚不应拘泥于刑罚档次, 而是应根据最有效率地侦破职务犯罪案件的需要来做出判断。
或许有人会对此产生担忧, 认为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并影响正义的实现, 但是, 虽然使一个有罪的人减轻或逃脱必要的刑罚处罚, 是不公正的。但如果我们的刑罚不是以因果报应为目的, 如果检察机关把减让刑罚的总和限制在不影响刑罚的目的实现的限度内, 那便不会对正义构成实质性的损害。[6]笔者认为, 因为犯罪嫌疑人坦白交代, 所节省的司法成本, 以及对其余罪或其他犯罪的追惩, 其实是在一个极有效率的基础之上实现了更大的正义。
(二) 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 不排除会有部分检察人员因循私情或过分追求效率, 而忽视对正义的追求, 并借此制度放纵犯罪, 只有存在必要的审查监督机制, 才能切实保证对相关犯罪嫌疑人的减轻刑罚是合理合法的。
因此笔者认为, 在检察人员根据职务犯罪案件实际情况作出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建议之后, 应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 并附上相关证据, 呈报部门负责人、检委会审查同意, 才能生效。
总的来说, 笔者认为, 一方面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切实减轻对自首人员的刑罚, 增强其坦白交代问题的动力, 另一方面又要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 从而达到既能节省司法成本、提升诉讼效率, 又能惩处犯罪、实现正义的立法目的。
摘要：文章从我国自首制度的立法目的出发, 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分析现行自首制度实施效果不佳的本质原因, 并在此基础上, 借鉴世界先进制度,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以求实现原有的立法目的。
关键词：自首,利益衡量,自由裁量权
参考文献
[1]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立法的利益衡量[J].中国法学, 2009, (4) :176-178.
[2]穆丽霞.辩诉交易制度:诉讼效率与公正的取舍[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2) :58.
[3]马健.职务犯罪中自受有关问题研究[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 (10) :68.
[4]方伟.有关职务犯罪自首认定中的几个问题[J].今日南国, 2010, (8) :154.
[5]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华夏出版社, 1987年版.147.
职务犯罪问题 篇10
腐败问题日益猖獗,而表现的最极端的方式就是职务犯罪的数量在与日俱增,而且呈现犯罪数额越来越大、犯罪手段越来越高明、反侦查意识越来越强等特点。使得对于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显得不够到位,对腐败分子的威慑力度大减。当然,导致职务犯罪的原因很多,但是司法程序抑或刑事诉讼程序在防控和打击职务犯罪上的缺失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本文拟从刑事诉讼的视野下对不利于打击和防控职务犯罪原因进行分析进而对职务犯罪的防控和打击提出笔者的一点点建议,以期对我党正在进行的反腐斗争有所裨益。
二、刑事诉讼视野下的职务犯罪之黡因分析
1、专门反腐的司法机构设置不合理
在我国的司法机构中,检察机关直接承担着对职务犯罪的侦办工作。检察机关的反贪局负责对职务犯罪的侦查,起诉科负责对职务犯罪的起诉,看似很简洁很有效地流程却存在着很多问题。一方面,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和起诉虽然属于不同的科室,但是归根到底它们都是检察机关的一个部门。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中既负责侦查也负责起诉,导致了监督制约的乏力。而没有监督制约的权力最终会走向腐败,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检察机关在查处腐败的同时自己反而更加引起腐败的现象。另一方面,地方检察院的领导人员,检察员以及检察委员会委员一般是由本级人大选举或者任命产生,而人大选举前则是由本级党委的推荐候选人。这样的一个人事制度,则必然导致了如果本级党委的组成人员或者是人大中对检察人员的当选起到关键作用的组成人员有了职务犯罪,检察人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而放纵犯罪。此制度设计要想成功的前提是当选的检察员品德高尚并且不畏权贵,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普通民众如此,而且制度的设计不能靠人的高尚的品德实行,而要尽量考虑到人的种种劣根。最后,检察机关的财政大权掌握在政府手中,一旦政府机关因为检察机关的反腐触动了自己的利益,政府机关就会以各种理由降低对检察机关的财政支出也不是没有可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种制度设计同样存在很大的缺陷。
2、刑事诉讼程序时效制度设置不尽合理
时效,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以及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各种诉讼活动所必须遵守的时间期限。[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在侦查羁押期限最长可以达到七个月,审查起诉期限最长可以达到一个半月,而第一审程序的审判期限最长可达到两个半月。当然不可否认,诉讼时效制度的设定能够提高办案效率和保证诉讼参与人及时的行使诉讼权利,并且一定时间的诉讼期限也是办案所必要。但是现行的诉讼时效制度在设置上过于粗糙、不够严密,使得办案人员可以找到任意延长诉讼期间的理由,从而给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及其近亲属以活动的空间,使得腐败现象有机可乘。更有甚者,在一些案情清楚,性质也不严重的案件中,由于诉讼期间的宽限,侦查人员、起诉人员和审判人员也尽量拖到诉讼期间的截止期以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以活动的空间。
3、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和诉讼文书说理性不强也是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由裁量权,指酌情做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规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平和合理的。法律常常授予法官以权力或责任,确保其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有时是根据情势所需,有时则仅仅是在规定的限度内行使这种权力。”[2]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在法律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法律基本精神以及公平、正义等基本法律原则或道德原则在缺乏法律明确指引的情形下,对事实和法律进行裁决。法律应当具有包容性,应当尽量把社会关系的各种情形包含在内,同时根据情节的不同,也应当在同一情形不同情节下设定不同的法律后果。所以即使是有法律规则明确规定的前提下,由于法律规则设定了不同的法律后果,也难以排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必要的,但是同时它也成为法官运用这种权利从而引发腐败的隐患。现实中也存在这种现象,本来一个案件可以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也可以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究竟判多少年关键看犯罪嫌疑人行贿多少钱。加之,目前法律文书的说理性不强,则更容易导致法官“随心所欲”地判决。
4、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导致侦查机关消息闭塞,侦破职务犯罪效率低下
由于职务犯罪隐蔽性的特点,所以职务犯罪的案件来源主要是靠群众或者知情人士的举报。职务犯罪一般侵犯的是国家的利益,而对群众的利益的侵犯是间接地,不明显的。所以,如无特殊利益的牵涉的人员,即使知情,也很难冒着“得罪权贵”的风险去举报犯罪。加之,我国没有设立对举报人奖励制度和有效地保护举报人的制度,使得知情人士的积极性大大下降,导致了侦查机关消息闭塞,侦破效率低下。再者,在行贿受贿案件中,其秘密性程度更高。通常情况下,只有当事方才知情,而当事方的特殊的利益关系,一方“出卖”对方相当于同时“出卖”了自己,所以他们建立了很稳固的,天然的“攻守同盟”,使得案件很难侦破。加之,我国没有设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去瓦解这种这种“攻守同盟”,使得行贿受贿案件更加难以侦破。
三、刑事诉讼视野下的职务犯罪之打击,防范对策
1、改革检察院的机构设置
改变我国体制中的对检察院的双重领导机制,改双重领导为垂直领导。这种领导体制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大负责,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负责,最高人民检察院垂直领导地方各级检察院。人事权归上级人民检察院,财政预算从中央的财政支出中划拨。这样就保证了地方各级检察机关不受地方党委、政府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干涉,从而独立的行使职权,有效地查处职务犯罪。同时,设立检察机关的派出机构,这样能更加保障检察机关的查处职务犯罪案件的信息来源,更加有效地打击和威慑犯罪。同时,政府部门的审计机关有权审计检察院的财政预算,监察机关有权监察检察院人员的违法乱纪;法院对检察院起诉的案件进行事后监督。这样,保证了“一府两院”有效地监督和制约,更加防范了职务犯罪的发生。
2、规范和细化刑事诉讼法的时效制度,加大法院判决文书的说理性
规范和细化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效制度,目的在于使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合法的,无迟延的履行职权,从而缩短这些办案机关跟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接触的时间。加大判决文书的说理性旨在不仅保证判决文书的说服力,从而维护法院判决的公信力,更加保证法官自由裁量权正当运用,防范职务犯罪,从而保证了公平和正义得以彰显。判决文书的说理性,不仅要对定罪进行理论,同时对量刑进行理论,而不能笼统的根据“法定的从轻或减轻量刑情节”而量刑。
同时,最高院也要进行对典型判例的整理,以对各级地方人民法院的判决进行指导,使得相同的犯罪情节有相同的判决,至少不至于大相径庭。例如“许霆案”中对许霆判决五年有期徒刑,而在与许霆类似的“何鹏案”却对何鹏判决无期徒刑。笔者认为判例法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同性质的案件在相同的情节下能够得到相同的判决和公平的对待,这样不仅实现了公平和正义,同时也大大防范了徇私枉法或者贪赃枉法的情形出现。
3、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和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以提高职务犯罪的侦破效率
现实中,职务犯罪的案件来源大多数是靠举报得来的,而处于对自己的保护举报者中大多数集中采用匿名举报。匿名举报有其优点就是举报人在举报后,伸张正义后仍然没有使自己处于危险地境地。但是,侦查机关在以后的查证过程中却很难找到关键证据,或者找不到其他关键证据而只能对被举报人以数额财产来源不明处理,大大地降低了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罚。建立举报奖励制度是对于群众举报在查证属实后给予其奖励的制度,当然此制度的安全实施也必须配套以证人奖励制度和证人保护制度。只有三大制度齐头并进才能对打击职务犯罪形成合力。
在职务犯罪特别是在行贿受贿这种具有对合性、隐蔽性和取证难特点的犯罪中确定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意义重大。一方面,它可以很有效地瓦解行贿受贿方形成攻守同盟的坚固的堡垒,从而加快侦破职务犯罪的效率;另一方面,对职务犯罪起到威慑作用,使得潜在犯罪分子不得不考虑其犯罪代价,一旦“东窗事发”,一方可能以污点证人的身份参加诉讼揭露犯罪,从而使潜在的犯罪分子因畏惧处罚而谨慎处事。
我国法律并没有确定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但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立功与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国刑法第68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390条第二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392条规定:“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介绍贿路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在司法实践中也是这样运行的。既然有这种规定,那么,我们因何还要建立一种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呢?缘由是,这种对犯罪分子立功后的“优待”并不能彻底的打消立功者害怕受到刑事处罚的念头,这种“揭发他人犯罪罪行”或者“主动交代”充其量是在侦查机关掌握了大量证据后犯罪嫌疑人无奈的自我保护,是被动的。而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则可以对污点证人作证后的证据和罪行全部进行豁免,从而使得犯罪嫌疑人一旦感觉到有被查处危险的时候积极地作证,是主动的。这说明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比立功后的“优待”更加优待。当然,这并不是说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是污点证人的一项权利,相反,这种豁免是侦查机关为了更大的保护法益而不得不放弃较小的法益时赋予污点证人的权利。正如《布莱克法律词典》中对作证豁免权规定所言“作证豁免权是政府赋予作证人不受刑事追诉的自由,以换取该证人的证言。”[3]所以,在赋予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权利的时候必须要考虑法益的大小,不能因为一个较小的法益而使得一个较为严重的犯罪分子得到豁免,否则,就违背了设立此项制度的初衷。
小结:刑事诉讼程序作为打击和防控极端腐败案件的最后防线,其合理性、先进性和严密性对我国的廉政建设至关重要。在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我们的立法者要坚持这样的原则:一方面,要有效地打击腐败,要给予侦控审三机关充分的权力,以提高打击腐败的效率和威慑力度;另一方面,在防控腐败上,又不得不对侦控审三机关以有效地制约,而不能导致“反腐者腐”的怪现象。
参考文献
[1]崔敏李佑标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页
[2]引自《牛津法律大辞典》
职务犯罪问题 篇11
关键词：检察机关；涉农职务犯罪；惩防机制
近年来，国家投入巨资建设农村，发展农业，扶持农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但是一些地方在实施强农惠农项目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违法乱纪和职务犯罪现象。检察机关作为反腐败斗争的最前沿，唯有坚决贯彻中央反腐败重大部署，加大对征地拆迁、支农惠农等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职务犯罪查办力度，才能实现新农村建设和检察工作的双赢。
一、涉农领域职务犯罪现状
（一）犯罪主体多元化，以村乡镇基层干部为主
涉农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主体呈现多元化，主要涉及两大类。一类是县级以上涉农职能部门和乡镇站所的工作人员，他们直接负责涉农资金的审核、下拨和监管以及涉农项目的审批、实施和检查。另一类是文化程度偏低的村级“两委”，但负责涉农项目的申报并配合实施，协助发放、保管各种支农惠农补贴、汇总确定并报送各项优惠政策对象的原始信息。
（二）犯罪手段隐蔽性、多样性
工程建设领域中的“潜规则”不断向村乡镇基层干部渗透，一些负责主管、经手、监管专项资金和补贴款项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虚报、瞒报、冒领、骗取国家涉农资金和补贴。犯罪手段主要表现为以涂改账目、虚报开支及重复列举开支等更加隐蔽和秘密的方式进行贪污，以私自截留，挪作他用等手段，利用手中职权进行权钱交易，收受贿赂。
（三）犯罪领域集中，监守自盗严重
涉农职务犯罪重灾区主要涉及农村电网改造项目、土地征用补偿、拆迁补偿、异地扶贫搬迁和农田水利建设等领域。由于这些涉农项目和资金一般由乡镇所干部和村支书、村主任等基层组织人员管理和发放，并且多数涉农项目关系到村干部切身利益，一些人便利用协助乡镇所人员从事核准、登记、发放等工作便利，为自身谋取不正当利益。
二、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原因
（一）主观原因探析
1.文化程度低，缺乏廉洁自律意识
基层干部大多文化水平低，加之基层组织思想政治、法制宣传工作薄弱，基层干部不重视廉政教育和法律法规的学习，普遍缺乏廉洁自律、依法行政的意识。尤其是村一级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更弱，有些人坚持“唯领导论”，对领导的命令言听计从，虽对领导的犯罪行为也很了解，但心怀事不关己心理，或者不敢监督，不去告发。
2.私欲膨胀，心理失衡严重
随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逐渐增多，基层干部对惠农涉农资金的组织管理和支配权力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一些基层干部由于贪利享乐心理、报复心理、补偿心理、侥幸冒险心理等失衡心理而想贪，管理上的漏洞而能贪，立法上的不完善而敢贪，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使其贪污犯罪心理得以慰藉和持续而饰贪，导致涉农领域腐败现象呈现愈演愈烈趋势。
（二）客观原因探析
1.监管制度无法落实、公開形同虚设
涉农资金的管理表面上是层层报批、内外监督，实际上部分基层政府、涉农职能部门由于申报项目工作量大，只进行资料审查、形式审批，权力监督制约功能丧失。一是民主监督制度尚不健全，涉农惠民政策宣传不到位，群众对支农惠民信息无从获悉，造成民主监督渠道不畅。二是部分农民群众担心打击报复，不敢监督举报，导致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失灵。三是检察、审计、会计监督多例行于公事，只停留在对账簿和凭证的形式审查层面。
2.涉农资金管理混乱、监管缺位
涉案资金主管部门制定的资金申报、审批、使用、发放的条件和程序等配套制度，在落实中严重失效。一是现有财务审批制度执行不严，形同虚设。二是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工作乱象丛生，存在村级财务印鉴未按规定分别管理，网上银行业务缺少必要的风险防控，涉农报销票据不规范，支票领用登记管理不严格等问题。三是财务内控机制失效，会计与出纳之间未能发挥相互制衡、监督的作用；外部监督机制不健全，对涉农资金缺少定期审计和专项审计，村级财务公开流于形式。
三、检察机关惩防涉农领域职务犯罪对策研究
（一）深挖涉农领域职务犯罪线索，拓宽案件来源
立足区域特点，主动走访县财政、发改委、农业、林业、水利、国土资源及乡镇站所等有关部门，熟悉了解与涉农领域密切相关的基本情况、政策法规以及作案手法等，找准涉农领域职务犯罪的发案环节、案件特点和规律。对正在查办的大要案，进行全面梳理，深入挖掘，增强自侦发现的力度，以案找案，线索不断，深挖细查、扩充案源，实现查案工作“滚雪球”式发展0。
（二）突出查办涉农领域窝串案，扩大办案规模
强化深挖窝串案意识，变被动“带”为主动“挖”。树立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查办窝案、串案的自觉性，注重发现涉农领域职务犯罪发案规律特点，力求“查办一案，发现一串，治理一方”。针对涉农领域窝串案犯罪主体特殊、作案手段隐蔽、发案部门和环节较多、查处难度较大等问题，注重运用侦查谋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采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顺藤摸瓜等不同策略。
（三）完善侦防一体化机制，服务民生
加强与纪检、监察、公安、审计、信访等部门的联系，形成党委统一领导、上下联动、左右互动、齐抓共管的大预防格局和信息畅通的预防工作合力。设立各村乡镇设立预防职务犯罪检察联络室和法律监督联络员，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开展工作，注重关注上访较多、存在征地拆迁的行政村，关注接受财政涉农资金较多的农林水等单位，健全易发案单位及项目的预防机制。
（四）充分运用检察建议，促进发案单位建章立制
发案后找准存在问题，发出整改落实检察建议。侦防部门研判涉农领域职务犯罪案件，从中发现普遍性、趋势性的管理漏洞和制度缺陷，及时向发案单位发放检察建议。摸排查找潜在问题，提出预防性检察建议。围绕专项预防工作，通过广泛走访座谈、实地调查，摸清相关工作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职务犯罪风险，向相关部门提出预防性检察建议。
（五）创新预防宣教，提升廉洁自律意识
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问题探讨 篇12
关键词：共同犯罪,犯罪中止,共同犯罪的中止
我国现在出台的刑法典对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问题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 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案件时也是以案情的具体情况考虑, 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处理标准。所以对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问题不能简单的套用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的认定条件。但因为我国的刑法典对共同犯罪行为有具体规定, 所以我们在处理相关案件时要将共同犯罪与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问题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好的处理案件纠纷, 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
一、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的概念
我国在1979年颁布的原刑法中对犯罪中止是这样规定的:“在犯罪过程中, 自动中止犯罪或者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 是犯罪中止。对于犯罪中止犯, 应当免除处罚或者减轻处罚”。而我国在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中规定, 犯罪中止:“在犯罪过程中, 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 是犯罪中止。对于犯罪中止犯, 没有造成损害的, 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 应当减轻处罚”。这样显而易见新刑法在犯罪中止的认定方面修改不大, 却更具体、更详细的概述了处罚规定。因此, 从法理的角度上看, 犯罪中止就是自动停止犯罪或者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
结合以上新旧刑法对犯罪中止的定义, 笔者对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做了如下定义: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一般是指全体或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动停止犯罪行为, 并以自己的行为有效地防止或阻碍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状态。
二、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的认定
因为我国的刑法典没有对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做具体认定, 在司法审理时一般依据刑法理论现有的规定判断, 另外也可能借鉴国外关于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的规定进行判断。
1.所有共同犯罪行为人都放弃犯罪行为或阻止犯罪结果的出现, 不仅在思想上有改变还付出了实践。
2.单个共同犯罪行为人自己放弃了犯罪行为, 还组织了其他人犯罪或阻止犯罪结果的出现。
3.共同犯罪已经完成, 但一些犯罪行为人在犯罪结果发生之前就放弃了犯罪, 尽管没有成功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
4.犯罪行为没有成功。但这不是犯罪行为人 (个人或集体) 主动放弃犯罪的结果, 而是由其他的外力因素造成的。
以上几种对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所做的司法判断, 一部分是我国之前审理案件的经验, 另一部分来自于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完善法律体系。
三、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的案例探讨
关于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行为的判断有很多案例可以进行分析探讨, 下面就几个典型案例加强对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的理解:
案例一:
案情简介:2009年4月3日, 刁某伙同朋友张某、李某、王某持刀前去寻找仇人苏某报复未成。当次日晚8点, 刁某、李某、王某、张某四人各带一把刀前往苏某家中。在快到苏某家时, 苏某刚好从家里出来, 王某见状走开到一边, 刁某、李某、张某三人则持刀上前追砍苏某, 苏当即被砍倒, 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案件分歧:如何认定本案王某自动退出共同犯罪的性质问题?
法院办案人员在处理时产生两种分歧意见:一种观点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犯罪中止, 理由是:一、王某主观上具有中止犯罪的思想。二、王某并未实施犯罪行为。王某去了作案现场, 但并未动手。案件的死亡后果是其他同伙所造成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王某的行为已构成犯罪既遂。王某携刀与同伙一起前往现场, 作案意图明显。虽然死者的死亡结果不是王某亲自造成, 但他仅仅是个人中止犯罪行为, 而没有制止其他人的犯罪行为, 致使受害者死亡后果发生的, 仍属于犯罪既遂。
笔者认为本案不符合单个共同犯罪行为人自己放弃了犯罪行为, 还组织了其他人犯罪或阻止犯罪结果的出现。虽然王某放弃了参与暴行, 但携刀作案的意图明显而且没有阻止其他人实施暴行, 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所以王某不构成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行为, 属于犯罪既遂。
案例二:
案情简介:2010年10月某日, 被告人刘某、孙某、吴某共同进入某工厂实施盗窃。因为窗户太牢无法进入车间, 孙某、吴某回去拿工具撬窗, 让刘某留守作案地点。孙某在之后留在了家里, 没有随同吴某再去作案。吴某和刘某利用拿来工具开了窗户, 窃走该厂4台机器, 共计人民币4000余元。据查, 这些赃款没有分配给孙某。
案件分歧: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某在此次共同犯罪中主动放弃自己的犯罪能否构成犯罪中止?
一种观点认为, 孙某在返回拿取作案工具的过程中, 主动放弃自己的犯罪行为, 应当构成犯罪中止。另一种观点认为, 孙某虽然自己没有返回作案现场作案, 但在开始阶段参与了作案活动, 且自己单方面放弃作案后, 没有积极有效地阻止同案其他人继续作案, 因此构成共同犯罪中的从犯, 不构成犯罪中止。
笔者认为因为本案的孙某既不是案件的主使者也没有参与盗窃与分赃, 所以属于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
结语
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关于共同犯罪中的中止犯罪案件, 我们需要在刑法典中对其进行具体的规定。因为之前我们国家的刑法典在共同犯罪中的中止犯罪没有规定, 也就没有相关经验, 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刑法典规定。完善刑法典中关于共同犯罪中的中止犯罪会是刑法典史上的重大完善与进步。共同犯罪中的中止犯罪在鼓励犯罪分子迷途知返退出犯罪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 所以我相信在正规法律的支持下, 未来的恶性犯罪活动将不断减少, 我们生活的社会将更加和谐美好。
参考文献
[1]李宝娟.共同犯罪中犯罪中止问题探讨[J].西南政法大学, 2011, 8 (29) .
[2]唐福齐.论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J].赤峰学院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5 (25) .
[3]张基建.论我国刑法共同犯罪中止理论之完善[J].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1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