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客观（精选4篇）
全面客观 篇1
我国新闻界对于新闻要“客观”的要求, 至少在字面上是明白的, 但一到运用, 特别在一些涉及利益冲突事件时, 有时连客观、全面地交代清楚事实的“六个W” (何事、何时、何地、何人、事实的过程、为何) 都做不到, 未能形成新闻专业的恒定品格。从2007年报道重庆“最牛钉子户”到2010年“宜黄拆迁”, 以媒体为起点上演的各式新闻“剧情”, 屡屡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但当事情归于平淡, 重新还原事件本身时, 却总有“遗漏的真实”或“不够全面”的问题, 成为媒体受到指责的“把柄”。7年前引起极大争议的“彭宇案”, 去年最终真相大白, 而此前各路传媒关于此事的炒作, 从报道到各种言论, 没有一家传媒对不真实地报道做任何反思。当初在并不清楚基本事实的时候, 为什么把它作为确切的事实加以报道并进而发出一系列的意见?
一、新闻客观性理念的发展轨迹
客观性作为一个专业概念提出, 始于20世纪20年代, 但关于它的内涵, 例如事实叙述与评价分离、公正 (不偏不倚) 等, 于19世纪上半叶已在新闻业界逐渐普及。1839年恩格斯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政论通讯《乌培河谷来信》, 其观点受到他家乡《爱北斐特日报》的指责, 但当恩格斯将反驳信塞进编辑部门缝后, 该报尽管不同意恩格斯的反驳, 依然发表了它。编辑部在脚注中说:“昨天我们在本社发现了这篇文章, 但不知投稿者是谁。现予以全文发表, 因为我们愿意持不偏不倚的态度。”[1]1860年, 马克思就英国报刊的情况说:“最低限度是公正惯例 (common fairness) , 即任何一家英国报纸 (无论它的派系如何) 都不敢违背的这种公正。”[2]1900年, 美联社提出“报道事实, 而不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报道宗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客观性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普遍和有效的标准, 它建立在事实和价值完全分割的基础上。”[3]面对报道事实中的主观化倾向, 当时的报业以多种方式做出应对, 如公开承认新闻报道有主观成分, 提高记者专业化能力等等, “新闻从业者之所以如此信奉客观性, 一方面是因为想要这样做、必须这样做;另一方面, 在大众深深怀疑和无所适从的情况下, 他们需要一种逃避。”[4]从新闻业的自我意识来看, 客观性在当时能够以专业理念的形式提出, 并获得广泛认同, 体现了新闻业确立合法性的一种生存策略。尽管从那以后它一直饱受批评和质疑, 因为总能挑出某篇报道不客观的成份, 然而批判者所持的标准, 仍然是“客观”, 批判了如何不客观后, 人们还得用“客观”来衡量面前的事实。不管怎样, 事实与意见分开、平衡 (不偏不倚) 的新闻客观性理念, 仍然是新闻从业者的主流意识形态。
2009年10月9日, 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上面对167家世界最大的传媒老总, 提出“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 促进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 “应该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 客观报道世界”。显然, 这不只是西方独有的专业准则, 而是全球传媒共同要遵循的从业准则。
二、传媒挑战“客观性理念”的表现
“新闻客观性”受到质疑以及导致新闻不客观的原因, 除了官方提出主观性要求这一因素的外部影响外, 主要还是由于新闻工作者受到自身无可避免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反观一些新闻业失实案例, 明显的原因莫过于记者个人化价值倾向的融入、煽情化的叙述、不够中立的素材过滤。
(一) 立场过滤下的“不可信”
新闻报道要客观, 是人人都能说得出来的话, 但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现实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 报道的内容会受到各方面的牵制。例如, 出于向广大公众推销地方政府立场和社会价值的需要而产生的报道, 在利益分化的今天, 这种新闻素材的过滤, 就显得很不“客观”。2010年3月28日13时40分左右, 山西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矿发生一起特别重大透水事故, 造成153人被困, 经全力抢险, 115人获救。事故发生后, 很多传媒出现了以“救援奇迹”为主旋律的相关报道, 例如2010年4月5日的《王家岭救援创造了中国事故救援史上的奇迹》, 导语概述了上级领导在事故救援现场对救援工作的充分肯定以及截止当时生还的受困工人人数;第2段写领导对事情的措置给予了高度评价:“骆琳说, 有两点让我非常激动:一是被困人员的坚强, 他们坚守了八天八夜, 二是山西省委省政府组织十分得力, 可以说创造了两个奇迹, 一个是被困人员的生命奇迹, 一个是事故救援的奇迹。”第3段是领导谈到的几点当前实施的具体救援举措, 此段最后提及获救人员情况。该篇新闻报道重点强调了政府部门事后救援工作的善后得力, 新闻事实本身没有错, 但却引起了众多网友的批驳和嘲讽。原因很简单, 客观的新闻应该是平衡的, 仅仅从地方政府的视角, 从救援层面这一事实的局部反映事件, 在公众看来, 这是不够“客观”的。不幸的是, 这种“客观”报道在我们的传媒上普遍存在, 即竭力宣传政府部门如何英明正确, 而忽略了公众关注点。在被救人与未被救的人、活人与死人的权衡上, 新闻本应着墨于未被救的人或死难者身上, 而上面的新闻突出的是领导英明, 没有找到的38人被忽略。后来, 这38人全部死亡信息被一笔带过, 115人获救的“生命奇迹”和领导有方被反复强调。这样做的结果, 反而使得政府部门与公众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是当前我国新闻业挑战“客观性理念”的常规做法之一, 即以报道全部是事实为由显示“客观”, 而操作上对事实做了明显的不平衡的过滤。
(二) 媒介逻辑下的“煽情叙事”
喜闻乐见、讲故事的方式容易吸引公众的眼球, 所以, 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 这种新闻叙事的方式以“新闻客观性”的名义接受。但“讲故事”式的新闻叙事要求对一系列问题进行选择, 如选择哪些信息、用哪些词来传递这些信息, 如何把这些经过选择的信息组合在一起, 以及运用哪种情节技巧来传递观点等。讲故事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它给了记者一个很大的空间, 可以强调新闻事件戏剧性的和叙述性的一面”。[5]有时候, 鉴于突出事件戏剧性的效果, 记者会有意突出一些情节而忽视另外一些情节, 甚至批量创作一些新闻情节, 这些都会影响到新闻的客观呈现。如2010年9月10日发生的“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当天上午, 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政府工作人员在主管副县长带领下, 前往被拆迁户钟家做拆迁动员工作, 同时对钟家的汽油等危险品进行检查。之后, 钟家人与警察和工作人员发生争执, 在警察与城管强行将大门打开上楼后, 位于楼顶的罗志凤、钟如翠和叶忠诚身上起火, 致使三人被烧成重伤, 叶忠诚于18日凌晨因抢救无效死亡。至此, “宜黄事件”开始通过媒体呈现, 进入公众视野, 如《江西宜黄拆迁引三人自焚官员警察无一施救》 (凤凰网, 2010-9-12) 、《江西抚州强拆致3人自焚现场警察拒绝救援》 (环球网, 2010-9-12) 等等, 媒体通过“强拆”、“被逼”、“无一救援”等字眼着力渲染钟家的“弱势群体地位”及“官民对立”, 而后, “女厕攻防战”、“抢尸事件”、“钟家人遭非法软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相当程度是传媒渲染、制造的事件, 从2010年9月10日到10月底, 将近两个月时间, 媒体的相关报道牢牢地抓住了公众的眼球。
事实上, 早在2009年11月, 宜黄县政府即张贴了行政强制拆迁通告。后来网络曝光的照片亦显示, 钟家小女儿钟如九在家人泼汽油纵火自焚时, 全程都在淡定、理智地摄像, 从某种程度上说, 钟家的自焚是准备好的, 希望通过这一抗争剧目恐吓政府、博取公众同情, 没料到失手烧了自己。政府工作人员有没有施救?《南方都市报》后曾纠正之前的报道错误, “此前 (钟如翠) 对记者说, 无政府人员参与救人。[6]昨天在与记者认真看了照片之后, 她承认, 政府确有工作人员参与了救人。”而所谓的“抢尸大战”, 据相关研究人员的后期调查显示, 叶忠诚死后, 医院按照操作规程应该将遗体送至殡仪馆, 遭到钟家人的阻挠, 在医院的求助下, 由县政府出面干涉送遗体出院。[7]事件发生后被大范围报道传播的那张“钟如琴着火后从二楼跳楼的一团火球”的照片, 事后也被证明只是被着了火的棉被, 而大部分媒体在报道中也选择不纠正错误, 甚至将该照片模糊化后继续使用。媒体煽情式的叙述及有意渲染, 建构了这场抗争的“连续剧”, 整个过程中, “不公正”的材料被放大, 甚至歪曲, 远不是对事件的客观、真实地反映。而这恰恰是当前我国媒体报道利益冲突事件的较为惯常的方式。
(三) 对抗角色下的“报道偏颇”
冲突是传媒新闻价值选择的要素之一, 但报道要客观。迎合公众成见或现有情绪, 可能会导致对更广泛的刻板印象。根据传媒涵化理论, 传媒反复使用某些概念或长期突出某类现象, 会潜移默化地演变成人们头脑中的社会现实。近年来传媒对“官二代”、“富二代”的常态化的报道, 从标题上看, 多数都是传媒有意为之。笔者在网络搜索, 例如《湖南石门县“官二代”女副书记被免晋升路上多次违规提拔》 (和讯网2013-6-18) 、《富二代飚车法拉利遇鸭水两陆车》 (搜狐网2013-6-18) 等等, 是谁就是谁, 为什么在其身份前面要加上“官二代”、“富二代”?传媒迎合社会某种心态的心理显而易见, 这是传媒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在涉及他们的相关报道中, 媒体通常的做法是把处于强势的一方与弱势相对立, 忽略对相关细节的真实求证。轰动一时的“李刚门”事件发生后, 报道称:“2010年10月16晚, 河北大学新区超市前, 一牌照为‘冀FWE420’的黑色轿车, 将两名女生撞出数米远。肇事司机非但没有停车, 反而继续开车, 后被学生和保安拦下, 但该男子却高喊‘我爸是李刚!’”事件发生时我正好保定河北大学讲课, 虽然不在现场, 但当时就听到周围师生议论新闻报道的细节不实, 然而, 挡不住全国传媒异口同声的如此报道, “我爸是李刚”这句话成为嘲讽跋扈“官二代”的流行语。事实是, 河北大学保卫处处长曾经和李刚及李启铭一起吃过饭, 对李启铭有些印象。在肇事现场, 该处长问李启铭是不是李刚的儿子, 李启铭回答, “是, 我爸是李刚”。其实, 李刚这个官小得不能再小, 他的儿子实在够不上什么“官二代”。
(四) 道德审判下的“倾向性”
根据道德标准无根据地判断事实, 也是与新闻客观性理念相悖的。2006年11月20日发生的南京“彭宇案”便是一例。当时, 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的公交站台等83路车, 人来人往中, 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 鉴定后构成8级伤残, 医药费花了不少。后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彭宇, 并告到法院索赔13万多元, 而彭宇则表示自己是无辜的。对此, 多数媒体的报道断定是老太太恩将仇报, 这个没有确凿证据的判断在传媒的推动下迅速蔓延, 轰动全国, 引发这几年来众多负面效应———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不见了, 同类的“某地彭宇”新闻时常出现, “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滑坡”几成定论。其实, 事情发生后不久, 笔者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开会时问过相关人员事实的真相, 那时已知确认是彭宇撞了老太太, 但架不住传媒的一通炮轰, 江苏省的有关领导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直到2012年春节期间, 该案件才通过传媒真相大白。事实是:案发时彭宇未说真话, 自己撞了人, 还说送人去医院是“为了做点好事”。而当时媒体急于定性报道的结果却是:不仅增大了法院判决的难度, 而且误导了广大受众。对此, 有学者认为:此案带给媒体的教训与思考, 远未到“结案”的时候, “抓新闻, 首先必须查清事实真相, 不应鼓励记者罔顾新闻事实, 急于去抢新闻;抓新闻评论, 也必须核准新闻事实, 不应允许鼓励评者不明事实真相时就对‘模糊新闻’抢发‘旗帜鲜明’的新闻评论。”[8]但我们发现, 在道德名义下记者先进行审判, 以致出现种种不客观的现象仍然存在。记者应具备善、恶的判断能力, 力求将道德的价值判断与新闻事实的追索结合起来。
三、媒体客观、全面报道的理性平衡
新闻客观性作为一种理念, 要内化为职业理念, 而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或字面上。这个理念是:对“事实”的信奉和对“价值”的不信任, 并且在报道中努力把二者分开。也就是说, 新闻从业者在报道事实的时候, 尊重事实, 而关于事实的评论, 要持一定的怀疑态度。而我们在报道一些利益冲突事件时, 往往都忘记了, 有意无意地一开始就倒向某一方, 用煽情的方式报道与评论。
在具体操作中, 如果能够严格按照新闻客观性要求来操作, 也就能够自然而然地抑制过份煽情。这里重复一下这些规则:1.将事实与意见 (包括价值判断) 分开;2.以超脱情感的中立观点表述事实;3.努力做到公平和平衡, 为事实涉及的各方提供应答机会, 给受众提供全面的信息。所以出现报道不全面的原因, 多数情形在于:明明知道双方或几方关于事实的说法不一致, 不做进一步调查, 站在其中一方说话, 这样肯定会将事情引导到冲突的激化, 不利于矛盾的解决。
在采访中, 记者们要克制自己原先的立场, 心中多念几遍“罗生门”的故事, 尊重基本事实而不要轻易动情, 基本再现事实是可能的。新闻客观和可信, 取决于报道者自身对价值和事实之间的微妙平衡。
注释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1卷, 人民出版社, 1982:698.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4卷, 人民出版社, 1964:768.
3[3][4]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10, 145.
4[5]James David Barber.Characters in the Campaign:Theliterary Problem, in John Barber, ed, Race for the Presidency:The Media and the Nominating.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 1973:4-5.
5[6]谭人玮.江西宜黄官方:并非强拆三人自焚是不慎烧伤[N].南方都市报, 2010-09-13.
6[7]陈柏峰.传媒监督权行使如何法治——从“宜黄事件”切入[J].法学家, 2012 (1) .
7[8]忻才良.“彭宇案”真相大白引发的思考[J].新闻记者, 2012 (5) .
全面客观 篇2
释放真实自我!
随心而行，景自不同。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但求雪中送炭，也可锦上添花。
承诺，用智慧兑现。
不平凡，始于勇“感”。
全面客观细致博弈。
我们只言超越!
投资理财，我有领者。
诺酷，我行我速!
资金领跑者，让资金更强壮。
“领者投资”让您风生水起。
投资管理靠领者，金融理财最放心。
领者投资管理，你财富的大管家。
一路都是惊喜!
人生没有如果，天津领者，把握机遇的馈赠，征服了投资的命运。
邵洵美吁请全面客观写定抗战史 篇3
胜利以还，百事不如人意，日寇投降那晚上的欢欣，再提不起心情去重温了。……八年的呐喊及期待，倒换得今日的彷徨。回过头去——我愿有更多的人回过头去——最是令人害怕颤栗了：二十行省，八年又两个月，横里纵里，是这次战，这次抗战，这次旷古未有的抗战。我们的战史呢？……多少人在长叹息：和平得太快了，真的打回来，多光荣。又多可以增强我们的自信心？仿佛说“悉备图籍献还”的，便不算数，便不足珍贵，便可随便糟蹋；来得易的，原是贱的。“接受”之可以为“劫收”者，其在斯乎……”
为什么要“长叹息”？因为他亲历了那一段化险为夷的突变——1944年秋，意大利已经投降，苏军攻打柏林在即，德国法西斯撑不住了。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接连失败，深入中国内地的兵力不足。他们妄图在这时谋求“中日议和”，将中国领土占为己有成为定局。知道邵洵美在重庆的政府部门有老友，日军在上海的宪兵队长冈村适三通过伪军将领熊剑东，要邵洵美出面沟通。坚持不与目伪合作的邵洵美岂能扮演这种角色！他深怕敌人在垂死挣扎时会手段毒辣，逼迫自己就范，暗中与妻子商量，走为上计。10月，他携长子祖丞與好友但荃荪，由跑单帮为生的漫画家万籁鸣带路，乔装打扮，秘密越过“三不管地区”屯溪，进入淳安时，已是第二年的夏天。不料被人发现，以为他来内地是为其弟、大汉奸邵式军“通关节”的，将他关在西庙。幸亏万籁鸣趁乱躲过，急忙打电报给在重庆的张道藩，又幸亏遇到了熟人杜月笙，才被解除软禁。
那时，戴笠和美军的梅洛斯将军也住在西庙。他们准备从美国运来大批武器，中美合作反攻上海，杜月笙配合接应。不料8月1日传来急报：日军攻打金华，金华失守。紧接着又传来日军攻打富阳的消息。日军喊出：“活捉戴笠、杜月笙！”8月5日，建德失守，淳安告急，大家准备出逃。一时间风声鹤唳，万分紧张。孰料第二天，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日军对淳安的进攻暂停了。大家松了一口气。9日美军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众人大喜过望，抗战胜利了！
洵美在文章里提到写战史：
……吾非官史家，吾非官方史论家。以抗战的时代性而言，我们的“抗”，抗之能持久，抗的区域之广，不输给当今任何国家。以抗战的永恒的可宝贵性而言，前有晋人、宋人、明人的南渡，都未能北返，而我们于不十年间，河山还我，风景不殊，似亦可较诸历朝历代为无愧。明乎此，吾人实无理由觉得沮丧。哀莫大于心死：不知认识战争的，莫谈建设和平；所以我们要呼喊“写定战史”，而且要赶快地写定。
为什么要赶快呢？因为我们到现在一部战史也没有，同时也没有听说有谁在那儿着手写，或准备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自然可以不用我国人费心。我们自己的总该负起责来编纂。我们看到审讯汉奸的草率，调查日战犯罪行证据的简略，不由不担心我们对战史没有充分准备，而汉奸和战犯的罪行应是全部战史中重要的一部门。须知战史是中华民族的战史，单讲战役，或单讲自由区抗战的设施和事迹，是不够的。……
邵洵美为什么强调这最后一句呢？虽然他自己不曾亲到战场，却能获得许多讯息。在上海“孤岛”时期，他在创办抗日宣传杂志《自由谭》及其英文版《直言评论》（Candid Comment）之际，接触到一些抗日友人，比如江苏省国民政府代表平祖仁。平祖仁不但经济上支持带有抗日色彩的《大英夜报》，而且自己带领谍报组，由邵洵美介绍，一度秘密地借住在美国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家。此外，中共地下党员杨刚隐蔽在项美丽府上，赶译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邵洵美的三弟小欢当时也是游击队的，在上海附近地区。他战前办出版，各方面的记者朋友也会传递讯息来。因而邵洵美可以通过不少渠道获得各个战区的讯息和照片，刊载在他的杂志上。其中既有“自由区”政府军的，也有晋察冀边区共产党军队的，还有好几路游击队方面的。
那个期间，外国来华采访的记者很多，邵洵美有机会接触他们。譬如，写《日本的泥足》的美国女记者胡德兰（PredautIoy），她在汉口前线拍了许多伤兵的照片。《孟却斯特导报》驻华访员田伯烈（H.J.Timporley）仗义执言，写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资料大都来自他的朋友们——在华传教士的日记和报告信件。邵洵美认为他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把这次战争的真相忠实地记录下来，传播到全世界，并愿意把自己新搜集的资料借给斯诺、根舍等参考。回英国后，他在众议院所作的报告，轰动了全世界的舆论界。路透社的萨姆生（Gorald L.G.Samson）从广州来，在汉口失陷前后他看见日本飞机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轰炸，在炮火中冒险拍摄了近千张照片。邵洵美惊讶于中国军队离开广州和汉口前把重要的建筑物自动焚毁，他原本以为也许隔几天会回去。萨姆生说：“也许会讲和吗？你以为隔几天就会反攻回去吗？你真是上海人！我以为上海人全应当上内地去一次。内地人只转一个念头：长期抗战与最后胜利。上海人过着梦一般的生活，说出来的也只是梦话。”
他们说的话和给邵洵美看的照片，对邵洵美的冲击和影响很大，坚定了他办抗日宣传刊物的决心。从他们那里他得知，苟安于上海的人难能得悉的抗日战地的真实概况。他曾化名“Big Brother”（大哥）在英文的《直言评论》发表The Guemlla’s Part in the War，又将之译成中文，以笔名“逸名”刊在《自由谭》，题名为《关于游击队的论辩》，说到各党派各支游击队的力量和作用，提及游击队与正规军并肩抗战，也指出有汉奸冒充游击队。他还创作了一首诗歌《游击歌》，是集合了他听来的民间传说，以方言、民间谚语描写敌后游击队的活动。
游击歌
时季一变阵图改，
军装全换老布衫；
让他们空放炮弹空欢喜，
钻进了一个空城像口新棺材。
英雄好汉拿出手段来，
冤家当作爷看待，
他要酒来我给他大花雕；
他要菜来我给他虾仁炒蛋。
一贪快活就怕死，
长官命令不肯依；
看他們你推我让上前线，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熟门熟路割青草，
看见一个斩一刀；
我们走一步矮子要跳两跳，
四处埋伏不要想逃。
冤家着迷着到底，
飞艇不肯上天飞；
叫他们进攻他们偏退兵；
叫他们开炮他们放急屁。
一声喊杀齐反攻，
锄头铁铲全发动：
又像暴雨，又像狂风。
几十年侮辱今天翻本，
几十年羞耻今天洗净：
从前骂我的今天我剥他的皮，
从前把我的今天我抽他的筋。
看他们从前吹牛不要脸，
今朝哑子吃黄连：
从前杀人不怕血腥气，
今朝自己做肉片；
从前放火真开心，
今朝尸首没有坟；
从前强奸真开心，
今朝他们的国里只剩女人。
眼目晶亮天老老，
真叫一报还一报：
但看菜月某日某时辰，
连本搭利不能少！
他知道，抗战是军民齐上阵的，是全民族的，是国共合作抗日，所以，写战史必须全面地写：
我国历朝史书的体制，在世界历史文献中，能完整无缺，蔚为奇观，真是我民族文化最可自傲的一件事。然而“周虽旧邦，其命唯新”。我们不但要据往以知来，抑且要稽今以述古。二十五史之对于我们，撇开它永恒的文学价值不谈，只是史料，只是死的史。撇——近代史呢？近代史的重心是中外交涉史。……国内一些史家，仅是罗列，直抄，不得谓之史；倒是几个外国史家，如毛斯H.B.morse、告帝蔼G ordier切切实实做，写了巨著。他们很少用中国史料，因为不足凭信。使我们多惭愧！中国最详细的地图，是外人测绘的；最伟大的矿产，是外人估定的；最珍贵的古藏，是外人发现的。在华日寇的孽绩，现在也差不多在靠盟友在调查了；难道我们的战史，也要待外人来写定吗？
战史谁来写，怎么写？他以为：“吾人当能记忆这回事。纵已忘却，犹可访诸父老口中，但吾人如何能忘却，又如何能忘却得了？况且，‘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有血有肉的人，写血与肉的史实，是用不着踌躇的。”“有没有读者，全看你能不能客观，能不能把握着个‘正’。”
这是在1946年。六十多年之后，人们方才开始客观地评述这一场惨烈的战争。
全面客观 篇4
关键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建设,四位一体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命题中所强调的“全面建设”, 就是指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 十七大又进一步明确的“四位一体”的建设, 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个命题的提出, 文化建设的问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到社会各个方面的重视。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在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中相互促进, 文化建设不仅受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水平的影响, 同时对它们的发展状况也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进而影响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进程。
一、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正在孕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认为, 文化是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部分, 它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科学这样的精神产品, 也包括教育、智力生产、信息传播、艺术创作、娱乐休闲、体育等精神生产活动。这些意识形态决定于经济基础, 反过来又服务于经济基础、对其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不应该孤立地认识文化的意识形态这一属性, 还应该看到文化和经济是可以结合的。文化不仅仅能够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 它还能够支撑起一个经济门类。这个经济门类就是文化产业。目前文化产业正在成为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很多国家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西方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在经济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比如英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平均速度是其经济增长率的两倍, 这表明英国经济的增长点目前主要集中在文化产业上。美国的文化产业的产值已经占其GDP的1/5, 他们的文化产业也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出现文化产业活动和相应的机构, 到目前已经初步确立了它在中国第三产业中的重要地位。新闻出版、影视制作与传播、艺术创作与表演、娱乐休闲、旅游服务、广告及会展服务、网络文化服务、科技教育体育的市场化及其相关服务等这些提供精神产品和精神服务的新产业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统计数据也表明, 文化产业确实拉动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文化与经济结合以后形成了文化产业, 有人从经济角度称之为文化经济, 也有人从文化角度称之为经济文化。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理解, 文化与经济结合在一起都会使双方产生新的活力。就文化来说, 增加了一种新的文化发展方式;就经济来说, 则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增长点。实践恰恰也证明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正在孕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政治文明的助推器
文化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元素。文化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文化是上层建筑中除政治上层建筑以外的意识形态部分, 是思想上层建筑, 其中包括政治法律思想。政治法律思想是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集中反映, 是社会各类认识主体对社会政治问题、法律问题的认识、理解和看法的总和。它的表现形式是各种政治舆论和政治信息。这些作为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思想以及政治舆论、政治信息与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同为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它包括政治法律思想、政治法律制度、政治法律设施和政治法律行为等内容。其中的政治法律思想是意识形态, 是文化。所以, 政治文明的内容当中就包含了文化的元素在里面。政治法律思想对于政治文明的积极意义在于:政治法律思想是政治制度建设的先导;政治法律思想是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政治法律思想影响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水平。比如“一国两制”首先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由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提出来, 在香港回归以前, 它是一种思想文化, 是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的。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 一国两制在宪法中得以确立, 这种政治思想就逐步地衍生出相关的政治法律制度、政治法律设施和政治法律的实践, 转变为政治上层建筑, 成为中国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同时, 政治舆论、政治信息是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的表达和传播的形式, 又是对政治制度、政治设施、政治实践进行反映和监督的重要工具。现代的大众传播业和文化出版业正是承担着这种政治舆论、政治信息的传播的任务, 它们的发展水平影响着政治民主、政治文明的状况和水平。
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政治文明的助推器, 这样的理念能够很好诠释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三、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为社会建设提供着精神动力
首先, 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能够为“教育的公平与保障”提供支持。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 关于推进社会建设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优先发展教育,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础, 教育公平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因此, 教育不仅仅是国家、民族发展的需要, 也是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它影响到人的生存状态, 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质量和水平。所以它是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教育作为精神生产活动, 是一个文化范畴。因此, 教育的繁荣与发展也关系着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教育关乎民生, 也就意味着文化的发展关系着民生问题。
与教育相关的民生问题主要表现为教育的公平和保障问题。世界各国都把教育的公平与保障当作重要的民生问题。发达国家是这样, 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把发展教育摆在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建设的首要问题的位置上, 并且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中共十六大以来, 党和政府在推进教育公平、认真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方面下大气力, 加大工作和投资的力度, 各级教育的入学率、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在人民群众受教育机会大大增加的同时, 教育质量也不断提高。全国从业人员中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已位居世界前列, 我们的目标是要迅速完成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其次, 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有助于就业状况的改善。“就业是民生之本”, 中共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念。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实现形式就是通过文化与经济的结合, 实行文化的产业化。文化产业所具有的吸纳就业的功能也是十分强大的。目前中国文化产业从业人员1 132万, 占城镇全部就业人口 (2.73亿) 的比重为4%。也就是说文化产业虽然只是第三产业中的一个新兴的门类, 但却解决了中国城镇中4%的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这表明, 中国100个城镇就业人口中, 就有4个人是通过文化产业获得的就业岗位。今后随着中国文化的全面发展, 它的改善就业状况的功能将进一步显现出来。
四、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 “当今时代,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生存、发展以及对外部施加影响的各种力量和条件的总和。它包括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外交、文化、精神等实力, 以及其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等基础实力。
在综合国力中, 文化被称为软实力。这一概念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得到明确。文化是软国力, 只是说它的形态是软的, 但其作用并不“软”。一定的文化, 对于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维持, 对于一个国家的精神状态和凝聚力, 对于一个国家国民的素质及其能力, 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世界不同国家之间, 围绕着文化的传播与封锁、扩张与抵制、消亡与保护等等, 展开着复杂的较量。美国等少数国家, 借助于强势的经济力量和传播手段, 大力进行以核心价值观为主的文化扩张, 对其他文化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他们通过文化产品占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市场, 将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 连同他们的文化产品一道向这些国家渗透, 试图按照他们的意愿重新塑造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和其他少数西方国家媒体所垄断。很多西方国家大媒体由于居于新闻垄断地位, 形成了很霸道的作风, 彰显了他们的霸权文化的本质特征。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文化领域的强势地位, 为他们在世界舞台上争得了强有力的话语权, 在综合国力上, 表现为这些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存在明显优势。
文化国力不足, 就会对综合国力产生向下的拉动作用。反之, 综合国力就会被向上拉动。这些情况在中国的不同时期也曾有过不同的表现。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鉴》提供的资料表明, 中国文化竞争力发生变化时, 综合国力也发生相应变化。如20世纪末的1998年、1999年和2000年中国的综合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第二十四位、二十九位和三十一位, 呈现下降趋势。而这几年正是世界经济发展状态低糜、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年份。中国综合竞争力没有借势上升, 反而下降。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科技竞争力由1998年世界第十三位下降到1999年的第二十五位后又继续下降的第二十八位。近年来, 中国科技文化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国的综合国力也不断提升。从2006—2010年, 中国综合竞争力在该机构的排名连续五年进入世界前二十位。我们要提高综合国力, 除了其他方面的竞争要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之外, 还必须加快文化发展步伐, 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 进而拉动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