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现实（精选5篇）
客观现实 篇1
自19世纪首次提出“客观报道”的概念以来, 一代又一代的新闻从业者为遵循“客观报道”而不懈努力。新闻只有保证了客观性, 才能保证真实性, 才能真正起到新闻的存在和传播价值。当然, 我们所说的客观报道并不是一种报道手法, 而是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 是每一个新闻人应该具备的基本职业素养。但是, 不容乐观的是, 有些新闻从业者为了一己之力或博取眼球, 刻意夸大事实、掩盖事实真相, 致使新闻失去了其应有的客观性, 这不仅是职业道德的缺失, 更是人的基本道德底线的下降。因此, 客观报道的重大意义应该真正植入到每一个新闻从业者的内心, 让新闻行业再现澄明。
一、客观报道概述
一般而言, 客观报道是指按照新闻事实的真正面目去探索、反映新闻事件, 力求剥除主观偏见, 需要记者真实、公正、中立地去报道新闻事实。但是记者也是有思想、有情感的人, 在进行新闻报道时难免会流露出个人的喜恶和偏好。因此, 对客观报道的研究是很多新闻学者一直的追求。[1]综合分析多位学者对客观报道的研究成果, 我们认为对客观报道全面的概括应该从报道立场、报道内容和报道形式三方面展开。
所谓报道立场, 是指客观报道的报道立场必须是中立的。要知道新闻工作者毕竟只是信息传播者和见证人, 他们在传播信息过程中不需要做出带有个人意见和情感的评价。[2]所以, 新闻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应该站在中立的报道立场上, 针对新闻事件进行客观报道, 尽量避免带入自己的个人主管意识或者评判结论。
所谓报道内容, 是指客观报道的报道内容必须是真实的。在新闻报道过程中, 新闻记者要遵循新闻报道真实的基本原则, 坚决不弄虚作假, 以此向受众提供真实的新闻事件, 以免对人民群众产生误导。
所谓报道形式, 是指客观报道的报道形式必须是客观的。新闻工作者在报道中选择具体新闻报道的表现方式时必须要遵循“客观”的原则, 不能掺杂个人的主管意图, 以免影响新闻真相的传播。
二、客观报道的历史价值
客观报道的兴起像启明星的出现一样, 对全世界新闻行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无疑, 这与当时新闻行业的整体形势是分不开的。19世纪末, 以《世界报》为起点, 世界各大媒体的新闻报道相继进入了一个以煽情报道为主的时代。1883年, 为了扭转亏损的局势, 《世界报》的决策者提出了全新的办报理念, “采用煽情的手法进行社会新闻报道”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例如, 突出报道风暴灾害中的巨大损失、自杀事件、近距离访问杀人凶手等。一经出场, 煽情报道瞬间就抓住了读者的眼球, 成了街谈巷议的重要对象。于是, 效仿者层出不穷, 各大媒体纷纷采用煽情报道的形式进行新闻报道, “救命的呼喊”、“华尔街的恐慌”等内容充斥着整个新闻行业。甚至, 为了营造煽情的效果, 有些媒体不惜歪曲事实真相、造谣生事, 以达到吸引更多读者的目的。[3]后来人们顿悟之后, 将这个时代的这种煽情主义新闻统称为“黄色新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进步, 大家逐渐意识到“黄色新闻”是不正常的一种新闻报道形式, 需要被推翻。客观报道应运而生, 它解救了深陷黄色新闻中的读者, 将新闻行业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在客观报道的行列, 《纽约时报》走在了前列。1896年, 《纽约时报》的决策者率先采取了客观报道的办报方针, 提出了用明快动人的方式提供新闻信息的要求。这样的报道形式——客观报道使被“黄色新闻”迷惑双眼的读者眼前一亮, 真正清晰地看到了新闻事件。
三、客观报道的现实意义
(一) 明确了新闻报道的职能和任务
在客观报道的概念中, 媒体是“单纯的纯粹的新闻工具”, 应该着力向受众传递最真实的新闻事实, 这样的概念正是新闻报道最基本的职能, 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被背离的任务, 客观报道正是对新闻报道这一职能和任务的强调和明确。[4]
(二) 体现了忠于记录事实的新闻报道理念
新闻报道强调唯物主义的观念, 强调记录事实的基本理念。而客观报道肯定了新闻报道是记录事实的工具和介质, 它拒绝对新闻事实随意的评述和扭曲, 这正是对这一新闻理念最具体的体现。
(三) 对新闻报道真实性和可读性观念的响应
客观报道要求陈述新闻事件事实, 给受众充分的自由, 让受众自行去点评和分析, 这既是一种新闻报道的基本诉求, 又体现了新闻报道对受众的尊重和信任, 是使受众能力得到发展的重要方式。
(四) 对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的保护
在涉及重大政治、经济或当事人隐私问题的时候, 客观报道中不允许新闻从业者掺杂个人情感的要求就排除了记者在这些事件中的责任, 间接保护了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
四、结语
客观报道是新闻报道的基本立场, 这个地位是由客观报道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决定的。从历史上来讲, 客观报道产生之初给人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效果, 使长期禁闭在“黄色新闻”中的读者体会了新闻的真正魅力, 把人们带入了一个真实、可观的新闻世界之中。对于新世纪, 客观报道也有着巨大的重要作用, 它既是对新闻行业的洗涤, 是对媒介力量的保护, 又是对受众的尊重, 更是对社会公共道德的保障。因此, 所有新闻从业者都应该秉持客观报道思想, 以客观地传递信息为己任, 力求为读者呈现真实客观的新闻事件, 达到新闻传播的真正目的。
摘要：众所周知, 真实性和客观性是新闻报道的核心要求, 若新闻报道一旦失去了真实和客观, 新闻也就失去了价值。所以, 任何一位新闻从业者在播报、传递新闻时,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客观报道, 要不偏不倚地探求事件真相。尽管客观报道的概念提出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 但仍有新闻从业者并未遵循客观报道的原则, 这主要源自他们没有深入认识到客观报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鉴于此, 本文从客观报道内涵入手, 详细分析客观报道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敦促新闻从业者进行新闻事件的客观报道。
关键词：客观报道,历史价值,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敬淇.中外新闻价值的评价标准[J].参花 (下半月) , 2013 (2) :134-135.
[2]李丽华.论增强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J].新闻爱好者 (下半月) , 2010 (4) :123.
[3]王珊珊.我国客观报道与西方客观性报道比较[J].新闻世界, 2012 (1) :175-177.
[4]陈艳.探析新闻客观性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认知——基于新闻属性、报道手法与职业理念的分析[J].今传媒, 2014 (9) :143-144.
客观现实 篇2
此处位于朱迪亚沙漠（Judean Desert），是与先知摩西有关的圣地
“在这里”群体项目中的摄影家斯蒂芬·肖尔（Stephen Shore）和托马斯·斯特鲁斯（Thomas Struth），相差仅7岁，在摄影史上却隔了一代。不过，他俩的经历颇有些渊源。肖尔有部经典彩色摄影作品《不寻常的地方》（Uncommon Places），而斯特鲁斯的《无意识的地方》（Unconscious Places），题目和其中的彩色作品，都受其影响。肖尔在1970年代参与美国“新地形”摄影运动，斯特鲁斯秉承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摄影的“新客观主义”传统。对这两个经典摄影传统，评论家往往都会给以“客观”、“冷静”、“不带个人情感色彩”等评价，不过，前者在记录日常生活场景的快照会给人一种幽默感，后者在各种题材的摄影中则是一冷到底，并极大地表现影像的丰富细节。
在这个项目中，两人又分别秉承自己的理念，着眼于客观观察，并调动了自己摄影生涯中的所有经验和曾涉猎的主题。
不寻常地方的表象
当布伦纳邀请肖尔时，他正在寻找一个新的摄影主题。因此，对他来说，这次拍摄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几乎马上就给出了回应。从2008年开始，肖尔先后6次来到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留心着不同拍摄对象，试图通过展示客观景物来暗示在以色列人们生活的复杂性。他把这一国家和地区的探索成果汇集成一本摄影书——《从加利利到内盖夫》（From Galilee to the Negev）。在1990年代中期，肖尔曾在以色列拍摄一对夫妇的考古挖掘工作，其中拍摄的一些照片也被收进了这本书中。
在这本摄影书中，肖尔还邀请了熟悉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新闻记者、专家学者，以及本地各行业人士撰写文章，如考古学家尤西·克莱因·哈勒维（Yossi Klein Halevi）、以色列厨师尤滕·奥拓朗（YotamOttolenghi）和散文家简·克莱默（Jane Kramer），他们对于视觉图像中隐含的文化符号进行了不同的论述，丰富了照片无法直接表明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据肖尔回忆，他是在分别与巴勒斯坦的社会活动家、以色列综合研究中心（Israeli think tank）的工作人员会面，并在不同层面讨论了可行拍摄方案后，才确定如何体现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地理景观和历史文化状况。最终，肖尔确定了三个不同的拍摄主题：用地形学的眼光来考察这片土地上的自然风景和城镇景观；一直感兴趣的日常生活场景；古老而神圣的石头，有大约2500年前迦南高处的岩石，亦有与三大宗教的先知亚伯拉罕、默罕默德、耶稣有关的圣石。
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表象》和《不寻常的地方》这两部肖尔的经典彩色作品，已成为一种模式被融入这个新项目，肖尔最为关注的依然是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那些被人忽视的生活细节，并沿袭惯用的冷静态度拍摄各种人和景物，如：偶遇的街头人物、闲逛士兵和聚会的男女；室内的贝壳托盘、碗中的松果、架上的棋牌游戏和水烟；城市街道上的汽车厂、路标、涂鸦和商店招牌；考古遗迹、城市和乡村的建筑、以及内盖夫亚沙漠。
虽秉承传统，但肖尔不似一些老派摄影师对数字化影像抱有警惕，他持欢迎态度。《从加利利到内盖夫》中，虽然拍摄考古遗迹、地理风景和城市景观时用了8×10相机以及黑白和彩色负片，但拍摄日常生活场景则全部用数码相机，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使用数码相机进行快照。
场景中的符号和细节
与肖尔选择的拍摄模式最接近的，便是斯特鲁斯。而后者似乎更进一步，他没有给自己的摄影书取个能让人联想到这片土地的名称，仅仅是在封面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对于这次群体项目可能存在的竞争，斯特鲁斯坦率地说：“艺术家作为个体，有时在限定区域内呈现出的个人视角，远远比陈词滥调的老式浪漫来得有趣。”不过，他虽然作为一个没有强烈政治意识、对社会结构感兴趣的艺术家，“来到这么一个充满冲突的地方，还是感到非常痛苦。”而德国人的身份也经常令他陷入很多痛苦的回忆。虽然对巴以冲突深有感触，但这并没有驱使他去直接面对政治与冲突。
在2009年至2014年间，斯特鲁斯也是6次前往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以取证的方式侦察这里人们的状态和社会文化状况，并以客观的态度记录家庭肖像、风景、建筑，以及满是新技术的场所。在出版的摄影书中，他精选出16张彩色照片来呈现这一项目的成果。
这里虽然有着不稳定的政治局势，但斯特鲁斯不想强调冲突，“我想抓住能反映这里的符号和可能存在的地方形象”，这也可看出他这一代摄影师的思考。在这一区域的不同地点，包括特拉维夫、希伯伦（Hebron）、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马萨达（Masada）、拉马拉（Ramallah）和拿撒勒（Nazareth）等地，他架起大画幅相机，以刻意选择的现实场景来构成图像，同时表现出一种自制和看似冷静疏离的态度，让观者讶异于影像的观点，并仔细观看照片中隐藏的意味。
在雷霍沃特（Rehovot），斯特鲁斯走进魏茨曼科学研究所，拍摄Z箍缩等离子实验室的设备，显现出这里存在的新科技；他还为来自也门的犹太家庭拍摄全家福，认为他们稍显西化的服装，暗示着以色列的一些家庭正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还有特拉维夫政府大楼，他同样力图精细呈现这个国际化又有野兽主义风格的政治符号。
“我的兴趣，或者说我的希望和意图在于，当处理某些事物时，能让特定的细节和地点更具规模、更高价值地呈现。”斯特鲁斯说道。观看他的照片，确实会明显感受到它的宏大规模、丰富的细节和令人屏息的视觉清晰度，而这些就是他想要达到的境界。
避免直面冲突，客观记录现实
其实，“在这里”群体项目的大部分摄影师都在避免像新闻记者那样，以艺术或个人化的眼光来审视这一地区。只是，肖尔和斯特鲁斯显得更为客观，并似乎带着取证的态度来创作。1990年代，肖尔便到过这里。当时，通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可识别的标牌，他可以自由地驾车或逗留，而肖尔在参与这个群体项目时，比如去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小城镇，却时常被告知，“我们不能在那个小镇停。”即使肖尔明显感受到这里存在的冲突，他仍然回避去记录冲突。他认为，这也许正式这片地区的主要特征，但它不是这里的全部，也不是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全部生活。
虽然很困难，但肖尔仍想以一种不带任何偏见的态度来观察这个地方，避免那些游客纪念照式的摄影，结合自身的经验，筛选出可以体现这里文化本质的东西。这在他的考古遗迹和日常生活细节的摄取便可看出。
而托马斯·施特鲁斯因这个群体项目，首次探访了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作为一名德国人，他说，他知道有一天会来到这里，并一直等待着恰当的时机。像他这样战后不久出生的一代，即使他的父母不是纳粹党，也没有积极参与斗争，他却时常背着屠杀犹太人的德国军队孩子的骂名。从这个角度，对于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存在的冲突，斯特鲁斯应该是所有参与摄影家中感受最深的。他来到这里，看到很多地方，令他难过，这里没有欢欣、鼓舞人心的地方。“我一点也不喜欢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的政治，它离和平太遥远，如果两边都可以放下他们的权力争夺，保持和平，这会使双方都变得强大。”他在一篇访谈中说。
不过，斯特鲁斯还是努力地收拾好自己的各种情绪，尽可能客观观察与记录，寻找暗示冲突的场景。比如，在塞勒瓦地区拍摄一位正在行走的巴勒斯坦妇女，对他来说，这其中可能隐含着巴以冲突，就已经够了。
谈摄影艺术的主体意识与客观现实 篇3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 意识是客观世界在人头脑中的反映。物质是第一性的, 意识是第二性的, 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由此, 我们不难看出, 主体意识的产生正是源于人对客观现实生活的认识, 人对社会的实践, 人对现实的思考和在此基础上的超越。主体意识之光闪烁在人类文明之中, 存在并作用于人对社会的实践。因此, 衡量一幅摄影作品是否成功, 首要的是要看它是否通过典型的艺术形象反映出生活的真谛, 时代的脉搏, 历史的足迹。其次还要看它能否从新的视角去审视和开拓客观世界, 用新的形式去表现客观世界, 使你的视野感受豁然开朗。如果简单地重复客观生活的原始景象和人们早已熟知的内容和形式, 就难以满足欣赏者求知求实的欲望, 摄影作品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艺术魅力。
摄影艺术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而生命体的存在有赖于血肉与灵魂。摄影艺术应不断地接近生活和深入生活, 从生活中吸取养分, 不断从生活中发现新的内容和形式, 以提高其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大凡艺术以及文学作品都是以人的社会生活为内容, 我们最关心的也是人类自身和自己的社会生活。我们在艺术作品中对照自己, 在自我欣赏中取得乐趣。但是仅仅有乐趣是不够的, 还要从作品中丰富自己的社会生活知识, 取得改造社会的力量。可是在文学作品中提供的生活故事中的生活, 是“情”与“理”中的生活, 是信也可、不信也可的生活。而摄影家反映的生活和以生活自身的形象而表现的生活实例和榜样, 是不能不信的生活。因此, 它能够把人对生活的体验、经历、认识结合在一起。摄影创作中我们所熟悉的生活画面, 可以使我们重新体验生活, 回味自己在生活中的经历。即使那些包含着辛酸和苦痛也显示了本质力量, 读者所未曾经历的生活画面, 也可以使人增長生活的感性认识, 目睹那种生活的风采, 获得一种经历。因此在我们深入体验生活的时候, 摄影艺术家必须用他那独特的眼光来发现生活中
一部分疏删或短截, 控制树体的营养供给, 以调整树木的长势和生长。整形是修剪的依据, 修剪是整形的手段。修剪的方法有:短截、疏剪、缩剪、疏花、疏果和剪残花等几种, 修剪的时间一般在晚秋, 早春为主, 其他季节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适时修剪, 以达到合理的树形和营养分配, 修剪时应“先上后下, 先大后小, 先内后外”剪口要平滑, 剪口芽方向要合适, 同时伤口要涂保护剂, 以利伤口愈合。
4.病虫害防治:在园林树木的栽培养护中, 做到以防为主, 要求有合理的株行距, 及时的中耕除草, 合理的施肥, 合理修剪, 以避免或最大限度的减轻病虫害的发生。如果发生了病虫害, 常用的方法有化学防治、生物防治、物理及机械防治等, 应据不同的树种和病虫害特征, 采用相应的方法和药剂, 对其进行及时的防治。常用的杀菌剂有: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多菌灵粉剂、粉锈宁、瑞霉素等;常用的杀虫剂有:呋喃丹、花保乳剂、煤污净、杀灭菊酯等。
5.冻害的防治:冻害防治的主要措施是选用抗寒树种, 这是最有效的措施, 因此在栽植前必须了解树种的抗寒性, 其次是人的影像, 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 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社会意识形态, 摄影是直接取自生活的某一具体现场, 照片的内容与表现内容的形式, 都来自生活本身, 是生活的原形。
摄影艺术应是对生活的融合。别林斯基说“如果艺术作品是为了描写生活, 没有任何发自时代的主导思想的强有力的主观冲动, 如果它不是苦稚的哀歌或热情的赞美, 如果它不提出问题或者回答问题, 那么这样的艺术作品就是僵死的东西。”摄影艺术要提出的问题或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真实的再现问题。但是真实的再现不是以生活的真实再现, 而是要以生活的真实融合艺术的再现。有些真实生活反而没有感染力。只有现实生活的真实和艺术开张的融合才有强烈的感染力。如著名摄影家迈克.韦尔斯的作品《乌干达的旱灾》这幅照片充分地说明了生活融合于艺术的强烈感人之处。
摄影艺术应是对生活的超越。艺术家们认识到真正的艺术表现并不仅仅由事物与事物的外在结构组成, 更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想象的自由天地, 表现出人特定的情感, 创造出一种内在的艺术精神, 这种艺术精神有着它特定的感染力。人们要求摄影艺术不仅仅有“物境”, 更重要的是进入“情境”, 寻求形象的超越。一旦将“物境”升华到“情境”, 主体的美的认识便确立起来。那么在确定了“主体美形式”后又融合进内在的情感, 这种“情”、“景”相融的形式才有更强烈的感染力。艺术作品超越生活的真实目的, 是为了更强烈的感染力。摄影艺术是全面的, 是充分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 在客体作为创作对象时, 它就已不是自身, 而是肢体意识化了的创造物。
总之, 创作的主体意识和现实生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且在人类的社会实践和艺术创作中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真正的艺术应该是主体丰富的心灵世界对客观现实的包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对客观现实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哲理性思考, 从而在艺术现实中实现自己。
工加强肥水管理防治病虫, 促进树木生长健壮以提高树木的抗寒性。选用抗寒树种作砧木采用高接能明显提高植株的抗寒性。第三是选择和建造适宜的小气候栽培条件是防冻害的有效措施。越冬前冻害防护措施, 一般方法是培土、灌水、熏烟、扫雪、涂白、喷保温剂。
在领导的正确理念和指导下,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 我们的校园变成了花园式的校园, 人文景观随处可见, 真正做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参考文献
[1]杨靖东, 姚铁岩.浅谈园林树木的种植与养护方法[J].科技咨询导报
[2]张光明, 李汉姣.园林树木的栽培与管理[J].绿色大世界, 1997, (04) .[3]戴福.北方园林树木移植技术[J].河北林业科技, 2007, (S1) .
[4]任明静.园林树木栽植成活的关键技术[J].农技服务, 2007, (02) .
[5]卢林, 王二强, 庞静静, 郭亚珍.园林树木冻害形成的原因及防治措施探讨[J].现代园艺, 2007, (03) .
新闻客观性的局限性及其现实意义 篇4
然而, 随着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发展, 西方的一些新闻学者逐渐对这一理念提出质疑和批判。他们认为新闻客观性原则在新闻实践中是只能无限接近却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新闻报道是意识形态的东西, 本身存在倾向性, 永远不可能做到纯客观。为什么新闻客观性原则是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呢?新闻客观性原则在新闻实践中具有怎样的局限性?下文是对新闻客观性原则局限性的几点分析。
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局限性
商业利益的驱动。商业利益是新闻客观性诞生的动因。客观性诞生之初即是由商业利益驱动使然, 贴着浓厚的商业标签。新闻的客观性最早萌芽于美国, 19世纪30年代, 政党报刊在美国逐渐没落, 政党报刊的主要内容是政论, 即使有新闻也大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或偏见。政党报刊说到底是一种“观点纸”, 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新闻纸”。政党报刊上的攻击谩骂逐渐招致读者的反感, 恰在此时以《纽约太阳报》为先声的商业报刊时期到来了。自1833年《纽约太阳报》问世以来, 整个19世纪中期的美国报业就是廉价报纸的天下, 但是这种廉价的便士报“激情主义”的报道风格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此时, 一位在新闻客观性的发展史上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亨利·雷蒙德出现了, 他和金融界的两位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份报纸即著名的《纽约时报》。他们认为把意见和观点加入新闻报道的写作方式不再受读者欢迎, 在拥有50万人口的纽约市, 创办一份“公正、稳健、客观、冷静、全面”的报纸一定会受到那些有头脑有判断力的读者欢迎。他们认为采用客观的报道手法可以提高报纸销量。于是, 客观性原则开始被应用于新闻业。可见, 客观性原则最初被应用于新闻实践中是出于商业利益的需要, 是为了使报纸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从一开始, 商业利益就是促使客观性原则应用于新闻写作的诱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新闻客观性原则在其后来的发展中一直在竭力摆脱商业利益的影响。
商业利益对报刊的影响从未停止过。自从党政报刊没落以后, 商业报刊逐渐崛起。商业报刊的一大特色便是“标榜独立”。“本杰明·戴在创办《纽约太阳报》时宣称:我们决定创办一个独立的报纸, 我们采取独立的方针。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在创办《纽约先驱报》时也宣称:我们将不支持任何政党, 不做任何集团的机关报。”[1]虽然商业报刊一直在标榜自己的独立, 但其独立化的一个最主要方面便是企业化经营。唯有争取经济上的独立才能赢得新闻报道上的独立。作为一个企业,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赢得利润, 如果没有利润企业就生存不下去。报社作为一个企业, 自然也要遵守企业的生存法则, 惟其如此才能维持报社的正常运营, 使之不受制于任何党派。然而, 报社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广告客户, 既要盈利, 就会不可避免地从党派的束缚中走入广告客户的束缚中。所以商业报刊时期各家报纸也并非真正做到了绝对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事实, 在追逐商业利益的同时, 新闻客观性也受制于广告客户。一百多年过去了, 现如今西方的报纸仍旧以“客观、公正、独立”来标榜, 但实际上在西方的报业巨头们看来媒体也不过是生产新闻的企业, 追逐商业利益始终是商人的本性。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体制下, 媒体要摆脱商业利益的影响, 在新闻报道中做到绝对的客观公正是天方夜谭。我国的媒体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现如今我国的媒体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 作为企业, 媒体要自负盈亏, 必然也要追逐商业利益。在我国, 广告是媒体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得罪了广告客户无异于自绝财路, 因此广告客户对新闻报道的影响可见一斑。一旦触及广告客户的利益, 媒体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就岌岌可危。
政治因素的影响。新闻与政治似乎从来都紧密相连。虽然西方媒体一直标榜自己客观公正, 他们被称为独立于各党派之外的第四权力, 发挥着良好的舆论监督作用。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领域经历了五次比较大的并购浪潮, 这五次并购浪潮推动了美国新闻业垄断的发展。“1982年, 美国学者本·巴格迪坎研究发现, 美国的全部新闻与娱乐业实际上控制在50家大公司手里;到1996年, 他发现对传媒的垄断更集中在10家公司手里。到2000年, 美国的传媒娱乐业几乎被五大财团垄断。”[2]而这几大高度垄断的传媒集团又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通常是各党派幕后的财团, 他们不可能做到完全中立客观。这一点从美国的总统大选中可见一斑, 每一次的总统大选, 美国国内的媒体都是用大量篇幅宣传和报道自己支持的政党和候选人, 甚至于竭力报道对手的丑闻, 这些媒体如此旗帜鲜明倾向性明显地报道新闻时显然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所以, 即便在民主制度已经比较健全的西方国家, 新闻媒体想要完全摆脱政治因素的干扰, 做到绝对的客观中立也是不可能的。
在我国,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提出“政治家办报”的思想, 直至今日我国媒体仍然沿袭着这种思想。既然是政治家办报, 我国的新闻媒体想要摆脱政治力量的控制, 做到绝对的客观中立更是艰难。虽然我国媒体已经走出了以前重宣传轻新闻的模式, 不再完全把媒体当做政治工具, 开始向着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 也把客观中立作为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理想在坚持着。但很多时候, 我国媒体的新闻报道仍会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制约, 不能完全做到报道的客观中立, 如同戴着镣铐在跳舞。
无论是西方的第四权力还是我国的党报系统, 媒体想要完全摆脱政治因素的干扰, 进行绝对客观公正的报道都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媒体本身的作用决定的, 媒体具有引导舆论的作用, 无论在何种政治体制下, 当政者都不可能放任这个引导舆论的工具, 让其成为危害自身政权的隐患。作为引导舆论的重要工具, 媒体始终会跟政治联系在一起, 只是受其影响和控制的强弱有所不同罢了。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追求新闻报道的绝对客观公正是不现实的。
个人局限性的影响。新闻是意识形态的东西, 新闻事实本身是客观事实, 但是一个事实有时间、地点、人物等多种要素, 这些要素有很多种排列组合, 然而一名记者只能选取其中一种组合方式来叙述这个事实。所以一旦事实经记者采写报道就成为主观的意识形态的东西, 不再是纯客观的事实。即便是摄像机在记录新闻事实时, 也会有个角度。比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同一台晚会, 由于选取的角度不同, 中央电视台拍出来的效果就远不及CNN拍出的那么美轮美奂。既然连没有情感的机器都不可能完全客观真实地再现事实的本来面目, 更何况作为新闻记录者的人呢?
一百个人眼里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每个人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成长的环境不同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 在观察事物时必然会有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比如, 美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告诉他们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而我们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西藏是我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记者和中国记者怎么可能用同一种眼光看待2008年的“3·14”事件呢?来自成长环境、文化背景和受教育程度这些方面的差异性, 使每个人在看问题时都不可避免地有个人局限性, 在记录新闻事件时不自觉地打上个人的烙印。正是这种个人局限性影响着新闻的客观性。西方新闻学界提出, 在新闻写作中记者应避免抒发个人情感和议论, 把基本事实和观点分开来写。这样做确实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个人局限性对新闻客观性的影响, 但正如前面所说, 新闻是意识形态的东西, 我们只能无限接近客观性, 却无法绝对摆脱个人局限性对其的干扰。
新闻客观性原则的现实意义
虽然新闻客观性原则具有上述几种局限性, 但笔者认为, 新闻客观性原则在当今仍是有现实意义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新闻客观性原则作为一种新闻理想, 像一面旗帜一样引领着新闻学的健康发展。正如李普曼所言, 客观性原则是新闻学成为专业的一个标志。虽然在新闻实践中客观性原则有种种局限性, 但是就如理想的法律专业的信念是“公正”、医学专业的信念是“救死扶伤”一样, “客观公正真实地传播新闻事实”也是新闻专业的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如同黑夜中的启明星一般, 指引着新闻学的健康发展, 让其不至于迷失在金钱和权力的漩涡里。一如法律专业, 虽然现实也有许多不公正的地方, 但“公正”仍是法律追求的目标。虽然在新闻实践中难以达到百分之百的客观公正, 但是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总能达到无限接近的制高点。无论何时, 向受众传递客观真实的新闻事实, 都应是所有新闻人的理想。
新闻客观性原则是对记者采写新闻报道的约束力。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另一个现实意义是, 让更多的新闻从业者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尚能拥有一种美好的新闻信仰———客观公正。虽不能及, 心向往之。这种信仰可以从道德上制约新闻从业者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事实。就像那些信仰基督教的教徒,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他们死后不可能上天堂, 但是那些教徒相信如果他们从善行事, 他们死后会上天堂。其实他们死后究竟能不能上天堂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心中存着这样一份美好的愿望, 这能促使他们多多行善, 也能让他们在生活中受挫时坚强面对, 顽强地生存下来。新闻客观性原则之于新闻工作者就是这样一种信仰, 我们不必纠结于在新闻实践中究竟把客观性践行到了什么程度, 也不必纠结于新闻客观性是否真的可以完全做到, 最重要的是每一位新闻工作者都把客观性原则当做一种信仰, 铭记于心。
因为目前在我国尚没有相关法律约束记者的职业行为, 恪守新闻的客观性原则被写进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职业道德》中, 既是道德, 就是隐存在记者内心的良知。就像医生以“救死扶伤”作为自己的良知一样, 记者也以“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作为自己的良知。道德和法律不同, 它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 因此, 作为职业道德的新闻客观性原则只能是记者内心的良知。这种良知有没有用?我认为还是有用的, 至少每位记者心里会有这样一个行事准则, 聊胜于无。
摘要：新闻客观性原则被西方新闻学者称为“只可无限接近却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在新闻实践中, 客观性原则有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即分析了新闻客观性原则的三点局限性:商业利益的驱动、政治因素的影响和个人局限性的影响。但是, 我认为现今新闻客观性原则仍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 它作为一种新闻理想, 像一面旗帜一样引领着新闻学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 它作为新闻职业道德可以约束新闻从业人员, 是新闻从业人员的良知。
关键词：客观性,专业,局限性,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1]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客观现实 篇5
一、问题的提出:新闻客观性的悖论
新闻是否只是一种“虚构机制”下所产生的“政治的幻象”?是否仅是基于宏大的社会现实进行的一种外在“图景”的建构?从19世纪末杜威与李普曼的辩论所延伸出的对新闻客观性的解读与辩论, 在当下的热度似乎更甚于以往。欧洲批判学派的醍醐之言, 似乎将传媒业的发展当作十恶不赦的害群之马, 意识形态、商业资本都倾巢而出, 将新闻客观性引入了万劫不复的泥沼。然而, 媒介是否就真的导致了现代文明的衰败, 导致了“事实”在新闻中走向没落?
历史上每一次新闻传播技术的革新都以信息的清晰度和便捷性为首要目的, 技术的进步是否直接带动“拟态环境”的全方位革新, 进而使人类大脑所接触的“外部世界的图景”变成“超逼真的社会现实”, 则取决于人类对信息需求的动机以及再现和诠释新闻事件的方法。也就是说, 新闻史的演进轨迹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传播者基于“真”和“善”的原则对新闻事业规律及用途的全方位把握;二是传播技术的革新和应用是否遵循了“公众普遍的接近权”这一标准。尼采说, 人类是一种“会建构的动物”[3], 既然人类的历史、社会的现实以及人类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 说到底都是基于主观需要而进行的一种“建构”, 那么新闻客观性是否就永远无迹可寻?但人类能动性所崇尚的是, 一旦人们发现某件事物需要一定的规则来约束, 他们就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探讨一切可以利用并且最终能够摆脱纯粹的“建构”的方法。从新闻法规中对新闻业务的规范与约束, 到媒体实践领域自下而上所倡导的社会责任准则, 这些都是避免新闻报道成为“易碎品”的不二法门。
尽管如此, 新闻的客观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 历史上发生的若干典型事件都在以花岗岩般坚硬的事实证明“客观性”依然只是一种虚构, 它可以为政客利用, 可以为资本驱使。甚至, 梅里尔说, “新闻业从头到脚都是主观的, 新闻报道也毫不例外。有些新闻可能给人以客观的印象, 有一种字面上的客观性的光环, 可是, 光环的背后却是记者的主观性。记者不是整天闲逛的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机器人, 不带任何价值观、意见或偏好, 知识简单地吸收事实再把它们完全吐出来”[4]。诚然, 人类社会迄今为止, 哪怕将全部的信息编码及传输技术集合起来, 都不可能再现一种完全逼真的社会现实, 各种广泛存在的新闻价值观、媒介自律观、眼球经济观都在左右着信息对现实的建构, 甚至连世界上始终以公正作为头号标牌的传媒集团都不肯摆脱公众对其偏颇性报道的指责, 以至于在“20世纪60年代, ‘客观性’成为侮辱性的词汇”[5]。那么, 信息技术的革新以及传者所秉承的道德信条, 是否真正的促进了新闻客观性的理想?
二、矛盾的聚焦:客观性的本质起点
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到老子的“户牖天道”, 从李普曼的“精英治国”到杜威的“公众参与”, 从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到欧洲的批判学派……更有甚者, 传播技术的更新与变革带动了社会诸领域的转型与革新, 以北美林文刚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建构起传媒生态学的理论框架, 试图以传媒技术的视角用以评定新闻传播业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联, 顺着这一思路, 媒介神态学将新闻客观性的概念进行了无限的拓展, 进入了又一个“环境宏大论”和“技术决定论”的漩涡。
这些贤哲们所探讨的问题虽然藤蔓牵涉甚广, 但最终的落脚点依然可以用“舆论如何真正还原事实”这一论断来概括。新闻的客观性不像任何自然学科的行为或实验一样有着一套规范的评价体系, 但新闻客观性的界定标准却经过了数代人的探讨、推敲。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为学者所普遍认知的观点, 但即便是在物理科学中, 也依然存在着客观性不足的困境———众所周知的是, 无论是理工类还是社科类的任何研究都以一定的社会发展目标和道德责任情感作为根本动力, 而这些推动人类对知识追求的核心要素却都是源于一种主观的意图。因此, 任何研究、阐释、记录和再现基本上都是有两个因素构成, 即价值和事实。如何将价值和事实分离开来, 便成为新闻报道遵循客观性的一个基本准则。为此, 新闻业的发展目标便是在“价值无涉”的前提下, 通过传者的努力, 全方位的再现社会现实。媒介技术的发展, 提供了强大的再现社会现实的路径。那么, 多种意图、若干信源、不同载体、多类信息集合到一起, 是否就会帮助公众建构起一个“超级仿真”而跟新闻真实无限接近的“拟态环境”?
三、应对与争鸣:客观性的实践路径
如果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可堪作为“新闻客观性”的理想状态, 那么, 互联网技术的勃兴以及自媒体的运用是否真正的促成了“客观性”这一标准由理想到现实的转化?对此, 我们或可尝试通过新闻报道是否遵循了普遍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做法来评判。美国学者欧内斯特·内格尔在探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时, 曾经精辟的描述过事实与价值在社会科学中分离的问题, 他说, “用一种人的目的性行为之研究独有的方式, 便能超越于区分事实与价值的可能性而把它们融合起来”, 例如, “社会科学家摈弃它们不受一切偏见约束这一矫饰, 相反, 他们应该尽可能充分明确地阐明他们的价值假定”[6], 通过研究者或记录者阐明“价值假定”的做法, 让公众和其他的言说者参与对价值的探讨, 如果有他者认为此价值不妥, 则会激发公开的价值辩论, 更多的言说者就会呈现与之有冲突的事实信息来完成对事件的再现。
自从1988年开始高涨于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掀起了媒介“走基层、转作风”的尝试, 这一尝试基于公众利益及诉求的崭新视角, 赋予公众以言说的机会, 甚至在当时的学界先锋和业界翘楚看来, 公民已经获得了“普遍的信息接近、使用权”, 但在彼时, 公民的这种权利依然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恩赐”:由记者界定公众言说的话题, 由编辑根据编辑部或者是上级的意图进行诠释、解读。直至互联网WEB2.0出现, 公众才开始由“接近和使用”权转变为“言说及阐释”权。记者的专业主义精神在数量庞大的用户面前, 除了话语的权威优势外, 对新闻真实性的贡献却捉襟见肘———记者在信源的数量、信息传输的即时性、信息扩散的裂变性层面作出的贡献实在微不足道。互联网媒体对新闻客观性的助推不只是以“百科全书式的”信息展示方式, 完成对社会真实进行全角度的再现, 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公民的加冕”, 公众不再是单纯的受众, 而是具备了言说事实、阐释信息的权利。从新闻史的角度来说, 历史上所有的技术变革及社会实践都从未实现过这一理想。无疑,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变革。
四、舆论的转向:客观性的公共领域
既然客观性并无真正可以度量的法则, 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让信息的传通更能符合公众的普遍利益, 拒绝偏见、拒绝暴力和商业至上的准则, 而更应该以公众的诉求为第一要义, 将媒体的忠诚、媒体所肩负的道义以新闻实践展示给普通大众。但是仅有媒体的文化自觉并不能真正实现新闻的客观性这一理想, 而国家立法机构所颁布的新闻法规虽然有硬性的规范可以起到纲领性的指引, 但在新闻法规并不完善的前提下, 或者在新闻法规已然完善, 但却不能有效的规制新闻客观性缺失的问题。诚如美国学者班尼特在《新闻:政治的幻象》一书中援引杰拉德·包德斯蒂所言, “在19世纪前期, 编辑把新闻定义成政治工具, 为的是推销政党利益。到了19世纪末, 编辑把新闻定义为企业体系, 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或增加盈利。新闻已经商业化了”, 甚至“技术变成了一种价值观”[7]。新闻由权力变成商业并不是新闻本身作为外在世界“图景”的理想功用, 真正的新闻业应当而且必须是为普遍的公众利益服务。
如今, 作为信息技术发展的一个显性结果是:公众掌握了言说的自由———利用自媒体当作信息传输的阵地, 若干的公民个体通过互联网所建构起来的平台, 正在联合起来, 形成一张巨大的、发散状的信息网。这张网再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多样化、全角度的为建构一个真正基于理性, 基于公共利益而存在的公共空间。新闻的真实性也在不断的新闻实践中由理想演变为现实。■
摘要：从新闻史学的角度讲, 客观性准则诞生于新闻实践之后, 不同时期的新闻实践扩充了新闻客观性的标准;但在人类的新闻实践中, 真正的客观性并未以理想的状态呈现。概言之, 新闻客观性的实践有两条准则:一是将事实与价值分割;二是技术的革新促成“仿真环境”的实现。倘若新闻实践驶入了信息多元、公众理性、媒介开放、法制完善的正途, 真正的公共领域就会出现, 而新闻的客观性也将随着这一实践距离新闻客观性的这一理想不再遥远。
关键词：公共舆论,新闻客观性,公共领域
注释
1[1].[美]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M].陈昌凤、常江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7
2[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284
3[3].[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张岩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28
4[4].[美]埃弗里特·E·丹尼斯、约翰·C·梅里尔[M].媒介论争[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王纬等译, 2004:103
5[5].[美]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M].陈昌凤、常江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46
6[6].[美]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M].徐向东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554、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