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客观性（通用10篇）
科学客观性 篇1
在科学哲学的后库恩时代,新实验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关注到了被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所忽视的科学实验和科学仪器。新实验主义者盖里森(Peter Galison)继哈金提出“实验有自己的生命”的口号之后吹响了“仪器有自己的生命”的号角。社会建构主义的微观实验案例研究将实验和仪器置于科学知识产生和传播的语境中,认为实验和仪器通过社会因素的作用使得科学知识得以产生和传播。科学仪器在社会建构主义的分析中成为论证科学知识没有表征主义客观性只有主体间性的有力武器。社会建构主义忽视了科学实践是自然、社会和仪器等物质性要素和人类因素共同参与的阻抗和适应的辩证运动。“阻抗体现在实践中有目的地捕获物质力量的失败,适应则是应对阻抗的积极的人类策略。”[2]客观性既不是表征主义的“无源之见”,也不是由权利和修辞社会建构而成的主体间性,表征主义和主体间性都未能把握“客观性是一种实践成就”。在科学实践中,由科学仪器取得客观性的过程是不断适应阻抗的去情景化过程,通过仪器可以创造出客观性,仪器是取得科学知识客观性的有力保障。
一客观性的历程:由表征主义到主体间性
达斯顿(Lorraine Daston)指出客观性有其历史和多种不同的含义。[3]自逻辑实证主义以来,科学哲学对客观性的理解也存在着从表征主义向主体间性转变的过程。表征主义下的客观性企图消除一切主观性因素以达到纯粹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追求对自然世界的镜像反映;主体间性意义上的客观性允许科学共同体间形成共识,“科学知识的社会稳定性是其客观性的一种合理指示器。”[4]8
逻辑经验主义认为“所有经验的知识都最终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5],经验观察作为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是中立的和无错的,而坚持观察与理论的截然二分使得观察是独立于理论的。“理论基于观察”的思想使得逻辑实证主义追求表征主义的客观性,试图消除认知主体的作用达到一种“神目观”和“无源之见”。仪器作为人类感官的延伸,延伸了感官经验的范围。通过赋予经验以基础地位和无错性,仿佛在表征主义下就能以经验为基础确立知识的客观性。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科学实验是建立在具有客观基础的科学仪器之上的主体行为,通过仪器观察获得的经验材料应当是可信赖的,是无可争辩的。”[6]418
逻辑经验主义的立场有着不断弱化的过程,卡尔纳普放弃“现象语言”而诉诸“物理语言”时就体现了表征主义下的客观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变。“物理主义语言的最重要优点之一,就在于这种语言具有主体间的交流性,也就是说,它原则上能够使得所有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都观察到为这种语言所描述的事件。”[7]
真正动摇“理论基于观察”观点的是波普的“理论先于观察”和历史主义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一旦消除了经验观察的基础地位,仪器辅助下的观察也受到理论的渗透。一旦观察与实验必须依赖背景理论才得以进行,那么依靠仪器的进行的观察和实验必定受到主观性的影响。
历史主义者库恩和费耶阿本德都考察过伽利略使用望远镜论证哥白尼学说的案例。库恩指出“尽管望远镜给出了不少论证,但什么也没有证明。”[8]220库恩继承了柯瓦雷的思想认为“望远镜并没有证明哥白尼的概念体系更合理。但是,它确实为战斗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武器。它不是证据,但它是宣传。”[8]217-218柯瓦雷和库恩将伽利略的大部分工作比做宣传,费耶阿本德进一步主张其无疑就是宣传。“伽利略所以占上风,是由于这样三个原因:他的风格和机智的说服技巧;他用意大利文而不是拉丁文写作;以及他向之求助的人在气质上都反对旧思想和与之相关联的学术准则。”[9]费耶阿本德继承了柯瓦雷、库恩分析伽利略使用望远镜案例时的思想,突出了宣传和说服技巧的重要性,这一主张被其后的社会建构主义所延续。费耶阿本德认为他对伽利略使用望远镜案例的分析符合社会建构主义实验室微观研究的要求,只是伽利略的实验室相较它们关注的实验室较小而已[10]。
望远镜案例其实表明对于科学仪器可以取得客观性知识的质疑早在伽利略时代就已经出现。在伽利略使用望远镜取得哥白尼理论胜利的案例中,一旦哥白尼理论取得了胜利,望远镜就被黑箱化而得以保证取得客观性的知识。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回溯式的打开已被黑箱化的望远镜,他们得出的共同结论是:望远镜这一仪器并不能保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科学是一项政治和宣传工作,声望、年龄、权利和雄辩在望远镜协助哥白尼理论取得胜利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提出“观察渗透理论”命题,在科学哲学研究中赋予社会、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以合法的地位。社会建构主义进一步夸大他们的观点,将社会利益因素充分的扩大化以致建构一切,进而对科学仪器在科学实践中是否使得知识具有客观性这一问题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实验不能摆脱观察与理论的‘恶性循环’,实验过程无法还原为可证的逻辑计算,对实验过程的重复也只不过是实验者同仪器‘协商’的结果”[6]419,科学仪器达成科学知识客观性的理想受到了质疑。
表征主义下的科学知识客观性试图将主体在科学认识活动中作用降到最低,科学知识客观性的获得可以通过复制实验作为保障。实证主义认为实验的可复制性是科学知识客观性的体现,实验的可复制性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随着社会建构主义对实验研究的深入,实验的可复制性遭到了质疑。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柯林斯提出的“实验者回归”思想。对实验可复制性的挑战,使得科学家之间的谈判和协商决定着什么样的实验以及结果是好的,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被等同于主体间性。
表征主义科学观对仪器的理解相当简单化,仪器在很大程度上被当做感官的延伸;外加上过分关注科学知识结果,忽视了仪器在产生科学知识实践中的作用,仪器被黑箱化进而没有值得研究的意义。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回溯式的打开仪器制造知识的黑箱,指出仪器取得的胜利是政治和宣传工作的胜利,仪器不能保证知识的客观性。社会建构主义进一步发扬了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思想中,通过探讨实验中仪器制造知识的过程否定了实验的可复制性,赋予社会因素以首要地位显示出由仪器达成的知识只能具有主体间性意义上的客观性。
二科学仪器为何有助于达成主体间性:物质性和透明性以及黑箱化和标准化
“每一种科学仪器,无论多么简单,都会遇到伽利略的望远镜最初所遇到的那种批评——伽利略所说的通过望远镜所看到的奇特天体,在天宇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只不过是这个仪器本身产生出来的。”[11]社会建构主义进一步加强了对于仪器可以促成主体间性意义上的客观性的考察,“对工具本身的操作可能会有助于共识的产生。”[12]37
科学仪器在费用和操作上要求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密切协作。科学研究中仪器的巨大费用使得科学研究远非个人可以承担,科学仪器的费用需要共同体、国家甚至国际合作来承担。以早期的空气泵为例,空气泵是“那个时代的粒子回旋加速器”[13],只是到了后期空气泵才成为个人也可以承受的商品。随着大科学的发展,仪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仪器操作已经远非单人之力就能完成(如早期的望远镜)而必须通过一个团队才能完成(如粒子加速器)。
仪器的透明性和物质性有助于达成共识;一旦仪器黑箱化和标准化之后也促进达成共识。仪器作为感知和躯体上的延伸具有透明性(transparency)。“仪器有助于实验变得使人非注意不可(compelling),因为与终止后的仪器过程相关联的自明性将复杂的实验与认可的事实相连。这种终止使得仪器被看做源于自然的信息的无可争议的传递物,即使得仪器‘透明’。”[14]70仪器变得不再引起争议以致现在很难再次体验仪器偶然的和引起争议的使用意义,为了理解仪器透明性的获得过程就必须打开黑箱恢复仪器的使用过程。根据里兹蒂(G.Rizzetti)这位意大利人1741年的手稿,牛顿的棱镜从来就没有成为实验哲学“透明性的”装置。“在实验支持牛顿定律的地方,棱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然而在实验不支持牛顿定律的地方,棱镜发挥的作用很糟糕。”[14]100
科学仪器都具有的物质性容易使我们认为实验结果是仪器制造出的而不是实验者制造出的判断。仪器是由主体设计并制造出来的,因而仪器必然体现主体的情感和意志等方面的主体性,但是仪器一旦进入使用过程就不受情感和偏见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既然工具不带任何个人习性,它的输出也就不会带有主观性,因此也很容易得到公认。换句话说,科学家对工具观测感兴趣,部分由于它对于产生经验的科学‘事实’是一个有效的策略。”[4]108观察与实验的成败可以被归咎于仪器,进而排除了观察与实验中的主体因素。一旦仪器被认为可以消除主观性,那么它就成为形成知识客观性的一种手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与检测技术的结合促成了智能仪器的出现,近来科学仪器的智能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科学仪器队伍中孕育出了“软件就是仪器”的“虚拟仪器”和“网络就是仪器”的“网络化仪器”。仪器的发展有着重视软件轻视硬件的趋势,看似仪器的物质性地位逐步弱化,但是智能仪器、虚拟仪器和网络化仪器都必须包含硬件这一组成,科学仪器具有的物质性是其可以承载科学知识的前提。这说明了科学仪器必须具有物质性才能承载知识,科学仪器事业再怎么飞速发展也离不开物质性的载体。
科学仪器有着黑箱化和标准化的趋势。与费耶阿本德等回溯过去科学中黑箱化的仪器(伽利略望远镜)的历史不同,平齐等社会建构主义者则展望行动中的科学当中有疑问的仪器是如何变得标准化和黑箱化的。科学仪器的标准化可以将地方性的知识通过仪器这一载体得以扩展,仪器由此不但可以由大多人(包括外行)使用,而且可以在实现仪器标准化的地方以外使用。仪器的标准化使得使用者不必掌握仪器的设计和工作原理以及特定的技能就可以操作仪器,由此可以避免在仪器操作中出现错误,但也遏制了仪器操作中创新性的出现。标准化的仪器使得地方性知识的转移遇到较少的阻碍,无论哪个实验主体都可以通过使用标准化的仪器得到一致的结果,此时实验结果有了可重复性。对仪器历史的遗忘造成了仪器和社会语境的显著分离,黑箱化的仪器对于理解仪器如何影响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旦仪器被黑箱化、证据语境被限定在仪器中,仪器就依据证据语境被黑箱化了。仪器黑箱化是科学家的目标,一旦仪器黑箱化,证据语境和仪器间存在问题的社会联结不但被限定,而且被黑箱化的仪器还能被用做建立新的证据语境或者制造出证据语境和一系列设备网络中的进一步的联结。仪器可以作为科学一致性的重要传递物,黑箱化的仪器是社会关系的携带物。[15]拉图尔指出仪器的黑箱化使得仪器被科学共同体作为产生有效性的结果而接受,进而不对使用仪器所需的那些假设提出任何疑问。“科学家们对于这种黑箱和复杂的记录设备的依赖表明,并非经验证据成为新的事实的基础,而是黑箱的社会建构背后的那些假设才是其基础。”[16]仪器一旦黑箱化和标准化以后,科学共同体对仪器产生争议就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事实一旦被建构起来,就再也没有什么仪器值得重视了,这就是为什么调整仪器所必需的艰辛工作常常从大众科学之中消失的原因。”[17]黑箱化和标准化的仪器也成了促进科学共同体达成一致并达成共识的一种有力手段。
工具(仪器)的透明性——由科学家制造,并在19世纪下半叶变得越来越重要:“让自然界为自己说话”,并带来了实验方法的黑箱化及其标准化。当然,这一共识反过来也依赖于协作和妥协。如果取得了共识,那么它就会被嵌入得到校准的工具中,并为新的共识提供牢靠的基础。这提醒人们在消极工具和积极工具之间作出区分:前者不会被重新思考;而后者则不断演化,并会引发争议。消极工具构成了人们运用论证和反论证的共同基础。它们提供共同的尺度。巴什拉的“现象技术”概念在他那个时代,对强调由工具带来的共识的重要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工具使理论具体化了——人们运用这些理论来支持此种工具,所以分歧变得困难起来;对某个语句的反驳暗含着对工具及其刻度的反驳。理论被硬件化了。[12]37-38
总之,仪器的物质性、透明性、黑箱化和标准化都有助于知识达成主体间性意义上的客观性。科学仪器的物质性和透明性使得我们信赖科学仪器,科学仪器的黑箱化和标准化以及操作的简单化使得我们不必理解仪器的工作原理就可以让仪器为我们服务和工作。但是在科学实践中仪器会出错,我们也需要改进和发明仪器,我们需要研究仪器这一有着自己生命的客体。在科学实践中,科学仪器可以辅助科学共同体取得科学知识。科学事业的显著特征正是对科学知识客观性的追求,以下研究在科学实践中科学仪器如何冲破表征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解释迷雾,以保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
三在科学实践中仪器如何保证知识的客观性
用实验可复制性来保证知识的客观性遭到了质疑,那么如何思考科学仪器保证知识的客观性这一问题呢?以下由科学仪器为着眼点思考客观性的定位。
观察渗透理论的命题指出了经验观察受到背景理论的影响,但是这并不表明观察不可以客观化以至于(利用科学仪器)我们想看到什么就能看到什么,想制造出什么现象就能制造出什么现象。科学的经验基础包含复杂的技术人造物(摄影底片、仪表读数和记录仪器的数字输出等),这些正如我们面前的桌子和电脑一样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客观组成。[18]同时客观性远非是镜像表征,我们不能作为旁观者来被动地认识自然,而需要主动地干预和操纵自然。培根早就指出我们需要抖开自然的皱褶、扭动狮子的尾巴。马克思也指出为我们不但要认识自然还要改造自然。
依照哈瑞(Rom Harre)的观点,仪器可以分为延伸感官和检出现象的仪器,前者的代表是显微镜,后者的代表是验电器。“在对仪器的哲学研究中,我们研究这两类知识之间的区别:从使用像显微镜那样改善和延长我们感官的仪器获得的那些知识,以及从使用那些检出我们缺乏必要的感官而不能观察到的现象的仪器获得的那些知识。”[19]按照上述划分仪器的标准,可以认为科学仪器根据直接可观察性以及因果效应两种标准来鉴别实在。科学仪器对实在的鉴别图[20]如下:
通过因果效应鉴别的实在是潜在的,而通过可观察性标准鉴别的实在是显在的。潜在的根本特性不是现存实体性而是潜在实在性,通过仪器展现潜在实在性的存在形式进而可以断言潜在实在性的存在状态。潜在的存在是通过显在——仪器呈象的相关特征来说明的。仪器呈象的存在是相对独立的、客观的和真实的。[21]23-24仪器呈象的存在的相对独立性体现为:在相同的物质条件下,仪器产生的现象可以由不同的实验者进行重复;实验者运用仪器呈现的现象可以由其他仪器得以呈现;在实验者不再操作仪器时,仪器呈象仍然保持稳定。仪器呈象的存在的客观性体现在:仪器不属于主体,保证了认识具有客观性的支点;由宏观领域进入微观领域,仪器呈象的客观性不是没有主体性的纯粹客观性而是包含了仪器作用的客观性。仪器呈象的存在的真实性体现在:可以通过一些认识论策励来保证仪器呈象不是仪器制造出的假象而是真实现象,如通过干预仪器作用的试样、使用根据不同原理设计的仪器进行对照实验以及校准仪器等;还可以通过一些美学策励,因为仪器制造出高度规则且具有最优结构形态的假象的几率是很小的。
仪器的操作结构可以对理论的真理性和理论术语的指称展开辩护,[21]24-26社会建构主义者夸大了辩护的困难。仪器操作结构与真实世界结构、理论语义分析结构是直接关联的,理论语义分析结构与真实世界结构是间接关联的,关联的实现具体体现在仪器操作结构上。仪器是主体设计、制造的,但设计、制造的最终参照物不是主体,而是自然,这一点决定了仪器的有效性、客观性,决定了仪器操作结构与真实世界结构的“同晶性”。然而,这样的参照不是盲目的,而是与理论密切相关的。语义分析结构和仪器操作结构的有机结合,将理论上的逻辑可证实性和经验的可检验性转变为仪器设计、制造、操作上的逻辑可证实,将理论与仪器呈象的外在对应转化为二者之间在仪器、潜在、理论的内在结构的选择对应上,从而在理论语义结构、仪器操作结构、真实世界结构之间形成某种“同晶性”。[22]
追求没有认识主体的客观知识或者无源之见是表征主义下的客观性美梦,客观性不会自动呈现出来。仪器的作用表现在通过它的中介干预可以在实践中将客观性创造出来。利用仪器得出科学知识的实践过程经历各种各样的限制。“如果我们将科学看做一种实践或行动的形式,以限制我们行动的形式出现的另一种自然的概念看上去更合适。我们不能随意转变或干预我们的环境。”[23]
表征主义的科学观过分强调仪器的工具化作用,社会建构主义借助社会因素过分夸大了由仪器所取得知识的情境性。就连被哈金等人追溯为科学知识的建构论先驱的弗莱克(Ludwik Fleck)也没有否定科学的客观性:客观的真实性、明晰性和精确性(objective truth,clarity,and accuracy)[24]。“当全面地、具体地、深入地分析科学仪器在科学认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时,就会发现,将科学仪器看做科学认识的工具和桥梁是片面的、静态的、有局限性的,科学仪器及其使用是具体的、可错的、不充分的、开放的、与客体有着复杂关联的。”[25]表征主义和主体间性层面上的知识客观性都未能反映出通过科学仪器取得知识客观性的过程是不断去情景化的过程,在实践中科学仪器是取得科学知识客观性的保障。
“每一个科学仪器及其使用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过程,而是一个有着主体与客体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过程。”[6]424有时候主体的作用相对较大,这表现在仪器的设计、选择和操作以及对于仪器及其结果的解释都涉及主体;有时候主体的作用相对较小,随着仪器标准化和黑箱化的趋势,许多仪器达到了单靠按钮或者读数就能操作和解释的程度,这种“傻瓜化式”的仪器将主体的作用逐步降低。
不能因为仪器制造出来不是一种表征主义下的客观性就否定仪器的可靠性,我们可以通过消除妨碍仪器可靠性的因素来达到客观性。“任何仪器都有其自身特有的缺陷,这种缺陷能使仪器的符号输出产生随机的或系统性的误差;但是这样的缺陷可以通过对仪器进行精心的再设计而减小到微不足道的程度。”[11]32在科学实践中,仪器可能出错或不能运行,它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正常工作,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认识论策励来保证仪器可以制造出客观性。例如,通过干预仪器作用的客体来预测结果使得我们相信仪器;通过选取不同种类的仪器来进行实验;通过仪器的校准(如让仪器重现某种公认的效应);通过试样的选取和对照实验来消除系统误差,通过多次重复实验来消除偶然误差等。
结束语
逻辑实证主义以来,科学哲学对客观性的定位由表征主义转向主体间性。社会建构主义者通过对实验可复制性的质疑明确指出仪器制造出来的知识是社会磋商的结果,具有主体间性。科学仪器具有物质性和透明性,并具有黑箱化和标准化的趋势,这些特性有助于科学仪器达成主体间性意义上的客观性。表征主义的科学观过分强调仪器的工具化作用,社会建构主义借助社会因素过分夸大了由仪器所取得知识的情境性。客观性象征着科学家在实践中对确定性和稳定性的持续追求。客观性并非意味着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性,它是在科学实践中生成的,具有历史情境性。通过对科学家的规训可以促成共同体达成主体间性,而仪器的使用和操作也是学科规训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到仪器促成主体间性意义上的客观性得以产生还不充分,客观性的产生还受到自然和研究对象本身的限制。在科学实践中,无论是表征主义还是主体间性层面上的客观性都未能反映出由科学仪器取得知识客观性的过程是不断去情景化的过程。“近代科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使用科学仪器。”[26]不能因为仪器制造不出表征主义意义上的客观性就否认仪器的可靠性,而且仪器的可靠性与知识的主体间性也不矛盾;在科学实践中通过仪器可以创造出客观性,仪器是取得科学知识客观性的有力保障。
科学客观性 篇2
——关于高职院校内部干部考核的思考
邓顺川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410004）
[摘要] 干部考核是管理干部的一项基本组织原则，是对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和履行职责的情况所进行的考察、核实、评价。现行干部考核制度存在不少缺陷，必须通过改革，实现考核制度的创新，建立以绩效为核心的干部考核制度，制定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干部的考核评价内容体系，坚持定性与定量考核、日常与集中考核相结合，严密考核程序，改进考核方法，合理确定考核评价等次，注重考核结果的有效运用，发挥干部考核工作对干部管理监督的作用，推动考核工作的发展。
[关键词] 干部考核；考核指标；评价
[作者简介] 邓顺川（1951-），男，四川内江人，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干部考核是管理干部的一项基本组织原则，是对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和履行职责的情况所进行的考察、核实、评价。考核的目的：一是建立正常的干部工作反馈机制和群众监督机制，以全面、准确地了解干部的工作表现和业绩；二是检查干部任期目标的执行情况，督促干部改进工作，提高自身素质和工作水平；三是激励干部的工作热情，为干部的选拔、配备、任免、奖惩和培训提供依据，建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一个干部是否德才兼备？是否能胜任本职工作？是否做出了突出的业绩？这些只有通过科学的考核，才能做出客观的评价。如何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每一位干部，使高职院校的干部考核步入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是值得认真探讨并加以实践的。
一、学校干部考核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考核内容缺乏针对性。考核内容实际上就是对某一职位干部的具体要求，是干部考核体系中的核心环节，通过对干部进行考核，做出其是否符合组织要求、是否称职的评价。学校广大干部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从事着不同的工作，肩负着不同的职责，工作的内容和性质不同，如有的管人、有的管物、有的管财，还有的管思想政治工作，当然对他们的要求也不尽相同。目前高职院校对不同层级、不同职位的干部都是从德、能、勤、绩、廉五方面进行考核，但就具体考核项目而言，还没有制定出针对各个层面干部的考核 1
内容体系的项目规定，考核内容和权重没有多大区别，这样会导致以下几方面的弊病：一是没有抓住主要内容进行考核，没有考到点子上，使考核失去了权威性；二是只考核了对干部的共性要求，忽略了对干部的个性要求，用同一把尺度去衡量所有的干部，结果必然影响考核的真实性 ；三是考核重点不突出，该考核的内容没有考核，该重点考核的内容却弱化了，使大家对考核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使考核失去了严肃性。
2、考核形式缺乏多样性。考核形式主要指考核时机和考核方法。考核是事关干部队伍建设的大事，考核的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但目前高职院校对干部的考核形式趋于简单，一般都是在期末或年终集中进行，采用的方法不外乎是个人述职、民主测评、个别谈话等。这种“一锤定音”式的考核方法存在的弊病是：一是每年只考核一次，没有注意考核工作的时效性，不能起到考核干部的真正作用；二是使大家只注重一次集中考核的结果，忽视了日常考核，这样难免有人平时工作中松松垮垮，而在集中考核时则“作秀”；三是只有静态考核，没有动态跟踪考核，收集的信息不完整，不能客观反映干部的真实情况；四是没有依据干部的工作性质、工作范围和责任大小，采取不同的方法，导致考核结果大同小异；五是个人述职中主观因素太多，差异太大。民主测评没有采取谁熟悉谁参加测评的方法，使考核失去了准确性。
3、考核指标缺乏科学性。考核指标是根据考核内容确定的具体要求，通过考核指标的设定，让干部清楚学校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以及他们将如何开展工作和改进工作。要保证指标的科学性，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指标涵义要明确，便于理解，不应模糊、空泛，不要有空话、套话。例如，要群众测评干部的“创新精神”，由于每个人对“创新”涵义的理解不一样，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测评结果当然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二是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以量化指标为主，定性指标只能作为量化指标的补充；三是要依据干部分管的工作性质或工作重点，制定关键考核指标，以此反映干部的个性特点及真实水平和能力；四是指标的内容要客观，用事实、数据说话，便于做出正确判断；五是指标不宜过多，不同的指标应采用不同的形式进行测评。
4、考核评价缺乏客观性。对每一位干部做出评价是考核的最终成果，评价能否客观、公正地反映干部队伍及干部本人的真实情况是考核的关键。目前，大多数学校都是用一个百分数作为考核的结论（甚至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按分数的高低排队，这样的评价过于简单，不能客观反映一个干部的“政
治业务素质和履行职责的情况”，还会带来几个方面的后果。一是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考核没有达到目的，影响了学校的干部队伍建设，严重的会给学校和教职工的利益带来损害。二是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反正差不多，使大家对考核失去了兴趣。三是考核容易流于形式，随意性很大。考核人员不愿做认真细致的考察、核实工作，只要有个分数就行，这样考核也就失去了意义。
5、考核队伍缺乏专业性。考核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业务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遵循党性原则、公正原则、民主原则、法制原则、实绩原则，要求考核人员有较高的政治业务素质和专业水平，做到上要对组织、学校负责，下要对每位干部和教职工负责，要坚持原则，排除干扰，通过各种形式广泛收集信息，然后利用分析、归纳、筛选、对比等方法，排除片面及不可信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得出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说，考核质量的高低与考核人员本人的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目前学校的考核队伍大都是临时组建的，人员也不是专职的，考核工作并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从客观上说他们也只好应付了事。再者，这些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对考核工作没有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对考核指标缺乏深入理解，对考核目的、要求、内容、程序不熟悉，搞考核工作是勉为其难，特别是平时他们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缺乏对学校整体工作的了解，难以把握考核工作的全局，这些因素都必然影响到考核的质量。
二、干部考核制度改革的思路
传统的干部考核主要采取定性的方法，即对干部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采用综合评估的方法进行评价。其一般程序是：确立考核对象、个别谈话、考核组提出评价意见等，定性考核的考核结果都是用评语的形式来表明的。定性考核简便易行，是多年来干部考核的主要方法，在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定性考核方法已不能适应干部工作的要求，主要是科学性、准确性方面存在不足。
1980年以来，干部考核制度改革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和实践，主要有两种模式的探索：一种是以目标责任制为基础的干部考核制度，它是以责任目标为基础，通过对干部责任目标的制定、分解落实、考核评价，形成与传统的考核方法相结合的考核制度体系。此种模式明确以政绩优劣来衡量干部，奖优罚劣，是从“伯乐相马”到“赛场赛马”的一大进步，这一探索取得了明
显的成效，表现为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了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进了干部能上能下。同时，以目标责任制为基础的干部考核制度，其本身的局限性也严重影响着考核制度改革的发展和深化，主要表现为：一是目标设臵虚假，难以科学合理；二是目标责任主体不清，影响客观的考核评价；三是目标责任制本身具有短期效应；四是目标责任制不能完全承载干部实绩等。另一种是以岗位职责规范为基础的干部考核制，这一考核制度主要通过规范干部岗位职责，并以此为基础考核干部履行岗位职责情况，同时结合传统的考核方法对干部德才素质进行考核。干部岗位职责规范作为干部管理的手段，作为规范干部行为的制度在一定范围或某些岗位上是可取的，但作为重要的、统一的干部考核依据则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干部的工作大多是无形的、不可量化的智力和脑力付出，同样的岗位职责，不同的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付出的心血可能相差较大，不同岗位之间的比较就更难以把握。综上所述，现行干部考核制度存在不少缺陷，必须通过改革，实现考核制度的创新，推动考核工作的发展。
1、建立以绩效为核心的干部考核制度。我国加入WTO以后，教育市场必将国际化，人才市场也必将国际化，只有根据“事”——工作表现和绩效为中心的具体评定基准来做考核才有意义。从理论上讲，高职院校对干部的管理最终要归结为绩效的管理，没有绩效，即使工作态度再好，也不能说明问题，也不能给学校带来任何好的效益。因此，应转变陈旧的管理观念和管理模式，树立全新的绩效管理理念，包括系统管理的理念、关键绩效指标的理念、持续沟通不断改进的理念。绩效管理强调考评针对工作和业绩，而不是针对个人，强调基准明确的评估考核而非综合抽象的笼统评价。工作业绩是干部在履行岗位职责的实践中，运用自己的德才条件，通过正当途径所取得的实际成果，是干部综合素质的客观反映。在干部考核中，应坚持以绩效考核为重点，着重考察干部完成工作任务的数量、质量、效益以及在履行岗位职责过程中所提出的工作思路、采取的措施、发挥的具体作用，以此作为了解和评价干部的主要依据。
干部考核内容是包括德、能、勤、绩、廉在内的完整体系。其中，“绩”居于核心地位，“德”、“能”是基本条件，“勤”是动力，“廉”是必然要求。在具体操作中，可将五个大项要素的权重确定为3：3：2：5：2。即德为3，能为3，勤为2，绩为5，廉为2。从总体上把握“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的思想。
2、制定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干部的考核评价内容体系。构建考核评价内容体系，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坚持以实绩为核心，以德才素质为基础，全面考核干部的德、能、勤、绩、廉等五个方面，按照《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具体分为思想政治素质、组织领导能力、工作作风、工作实绩和廉洁自律五大项内容，然后结合干部工作实际，根据各个层面干部工作岗位、工作性质、职责任务的不同，将五大项考核内容细化为若干子项因素，分别制定“正职干部、副职干部、科级干部、普通干部”等四个层次的考核指标，赋予每项考核内容一定的分值，进行考核测评。例如，对一般干部考核评价内容进行选择，思想政治素质主要包括：思想品质、政策理论水平、群众观念、坚持原则、依法办事。组织领导能力主要包括：开拓创新能力、业务能力、组织协调能力、表达能力。工作作风主要包括：勤奋敬业、求真务实、团结协作。工作实绩主要包括：工作思路、工作落实、履行职责、工作成效。廉洁自律主要包括：为政清廉、工作时间以外情况。
3、坚持平时考核与定期考核相衔接，实现考核工作经常化.平时考核和定期考核是干部考核的基本形式。平时考核是对干部所进行的经常性考核。通过述职汇报、检查工作、个别谈话、阶段性工作考核、派人参加总结工作会等多种形式和渠道，了解考核对象的有关情况。定期考核，采取期末、考核的形式进行。为加强干部考核，学校要把平时考核与定期考核相结合，注意加强日常考核的比重，建立干部考核档案，随时记载，有问题及时评价，及时处理，将考核贯穿在整个日常工作之中。在内容上，既注重干部的现实表现，又注意干部的历史表现；不但考察干部的工作情况，还考察干部的生活圈和社交圈情况。在主体上，针对干部所肩负的职责和工作性质采用多种考核方法，有的可改个人述职为问卷调查（如系主任），有的可取消群众测评改为领导评价（如招办主任），有的可改教师测评为学生测评（如学生处），有的考核可采用直接审查原始资料的方法进行评价（如科研处）。从而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提供原始依据。
4、严密考核程序。1998年中央下发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制定了详细的考核程序细则，对考核程序作了具体的要求，这一细则确实科学、规范，它考虑了考核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学校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这一规定制定具体的程序，对考核前准备、考核的组织实施、考核结果的评定和考核结果的反馈等程序做出明确的规定。其中，考核前的工作准备
包括考核方案的制定、考核组的组建、考核人员的培训、考核工作通知、考核前预告等。考核准备特别要引起大家重视，考核准备不是可有可无，仓促上阵不如不搞，只有充分准备，将考核中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都要考虑到、研究透，才能做到客观、公正、准确。总之“考核要有依据，评价要有证据，工作要有秩序”，这是考核人员应坚持的基本工作原则。
5、改进评价方式，合理确定考核评价等次。科学地划分考核等次和合理地限定各等次的比例，有利于充分发挥考核的作用。现阶段干部考核一般分为四个等次，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但在具体的考核实践中笔者感到四个等次存在着弊端，15%评为优秀的，都能按规定评出，而基本称职与不称职，由于受考核的种种因素的制约和考核工作尚不完善的影响，一般难以评出。因此，可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可将每个评价确定为优、良、中、平、差五个等次，五个等次比例分别确定为优占15%左右，良占50%左右，中占30%左右，平占3%左右，差占2%左右。从而为择优汰劣机制的建立奠定基础。
6、注重考核结果的有效运用，充分发挥考核工作导向作用。运用好考核结果是考核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干部考核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对考核结果的运用上。胡锦涛同志曾强调指出：对领导干部履行岗位职责的工作实绩和德才表现得出的结论，必须正确反映到对干部的使用上来，作为决定他们升降去留的依据。综合运用考核结果，使干部能上能下，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实施对干部的奖惩，加强对干部的培养教育和管理监督。
三、结束语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主要是针对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的考核条例，但对学校内部的干部考核确实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领会。总之，建立一支政治业务素质高、勇于创新、不断进取、勤政务实、廉洁奉公的干部队伍，是学校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是搞好学校所有工作的前提，而加强干部考核又是干部队伍建设的主要手段，考核工作要在队伍建设中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加强对考核工作的领导和足够重视。构建科学的考核评价内容体系尤其重要。只有构建好考核评价内容体系，解决好考什么的问题，才能使考核有的放矢，才能使考核结果更能准确反映干部的实际，同时干部也由于明确了作为考核对象的受考内容而有了努力方向，群众也能以此来观察、鉴别、监督干部。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考核，能够及时
了解和掌握干部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对干部的准确考核，有利于正确地识别干部，客观公正地评价干部，合理地使用干部，有效地教育激励干部。在人事管理中要重视考核结果的运用，对考核成绩优良者，即予加薪，优异者可受到升职的奖励；考核成绩低劣者，即受到减薪、降级甚至处分。充分运用干部考核结果形成公平竞争、奖罚分明、择优汰劣的干部工作机制，有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和效益，更加优化学院的管理环境，维持学校行政工作的高效与稳定。
[参考文献]
试论音乐价值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篇3
关键词：艺术创作；音乐价值；客观性；主观性
价值是一种关系范畴，是从人对是否满足其需要的外界物及相互关系中产生的。它由两方面的因素构成，一方面是客体属性，即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功能属性；另一方面是主体需要，其需要是客观、合理的；两者相互依托，缺一不可。一部音乐作品，其价值取决于作品本身的内容属性和表现形式，即作为音乐艺术所具有的各种特征和听众对音乐艺术的欣赏需求之间的关系；并且赋予这种关系以实践的意义，才能使这部音乐作品的价值充分体现出来。音乐的价值，顾名思义就是音乐这种艺术客体所给人带来的功用意义。但是音乐是艺术的艺术，它不能直接被概括为是对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根据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推理，音乐这种艺术客体并不直接具有符号的所指意义，它是通过主体而使客体生成价值。如此看来，音乐这种艺术客体与音乐价值之间并不是直接相互作用的，音乐价值的实现则最终取决于音乐艺术是否具有满足主体需求的可能性及其程度。
音乐现象中的声音具有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功能属性。音乐价值的构成关键是：音乐现象中提供了哪些满足人需要的功能属性？音乐是这两种功能的结合，二者相互渗透不可分割。音乐的内容情感就是通过曼妙的节奏旋律而传递，而音乐的形式美反过来又更好地诠释与升华了音乐的意识内涵。对于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来说，都应是充实的内容和上乘的技巧的完美结合，音乐作品也不例外，它是音乐内容与音乐形式的矛盾统一体。音乐语言作为构成音乐形式的材料，与音乐形式共居一方；音乐题材作为表示内容的客观材料和外部载体，与音乐内容共居一方；中间一个环节是体裁，它具有双方的综合性质，其实质意义就是“形式与内容的纽带”。因为，体裁既表现为形式的特征——它是广义的形式，有其习惯性的音樂语言特征；同时它又表现为内容的特征——在具体生活风俗的历史发展中，总与某种题材、内容联系在一起。它的左边是工艺内容，右边是意识内容，体裁正好是从对形式的分析走向对内容的理解桥梁。可见，体裁对于一部成功的音乐作品来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真善美是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真”，是指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即作品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内容，这是衡量一部艺术作品价值最基本的方面。真实性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它不但关涉到思想的深刻性，而且取决于艺术家的人生态度和创作态度。“善”，是指作品的思想水平和道德观念，即看这部作品是引人向恶，还是引人向善，而对于善的判断，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善恶正误的辨别上，还要进一步对作品的思想深度做出分析评价。“美”，说明艺术鉴赏行为是一种审美活动，鉴赏对象的美丑当然要成为文艺批评的重要标准。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艺术作品中的美丑，不是指内容上的，而是强调形式上的美。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总能深刻地反映生活真实，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同时又有高度的艺术性。
音乐作品在语义学信息与美学信息统一的基础上，还要讲究语境之美。音乐作品中的“小语境”就是指具体音响的上下结构；而音乐作品中的“大语境”则是指人类整体的历史、文化、社会等大的现实背景与实践活动。音乐与现实生活中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产生于人类的认知-反映活动中；音乐表达的关于人思想观念的性质，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利害关系中；音乐的形式美则产生于人类的审美-创造活动之中。这三种关系对应于艺术的真善美标准，基本构成了音乐的社会使用价值。
任何文艺创作对于艺术家来说，都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客观生活是艺术创作的现实基础，是艺术作品反映的对象。只有忠于生活，从生活实际出发，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即使艺术家的灵感，也无不是从生活的点滴细节中，索取源泉。但是往往对于同一组生活，同一种景象，不同的艺术创作者又会表现出不同的情感意义，这是由于在客体塑造中渗入了不同主体的意识。艺术家通过主体活动把自己的本质力量体现在客体中，使客体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成为人的创造物和现实性。音乐的形式美就是艺术家主体才能、经验、劳动态度等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一首音乐由何种形式表现，不仅是创作者主体选择的结果，更是由作品本身所要反映的内容决定的。
在音乐中，大多数的作曲家都是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和谐的，但在作品的价值构成中，突出其中一个因素的事情时常发生。突出善，突出真，或者突出美，都是作曲家主观意识的选择和判断，反映了作曲家的价值取向。此外，演唱者、欣赏者的审美判断和价值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又为作品提供了生成意义的无限可能，但确实以作品所提供的可能性为前提。总之，作曲家和演唱者、欣赏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创作者要通过歌唱家的演唱来发挥其感染熏陶的教化功能，实现其社会价值；而观众在欣赏的过程中会与创作者产生共鸣，其反映情趣会再次激发创作者的创作意识。
不管主体是否意识到，任何系统的存在都是以目的性作为必要前提的。音乐之类的精神产品为什么存在？其合理性、目的性也只能在历史实践中加以考察。从物质方面看，物质生产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离开物质消费人就不能活；从精神方面看，人们为什么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精神呢？因为意识形态的内容总是与人们“意识到这种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种种矛盾相联系，也就是说大量的东西是与解决社会矛盾相联系的。这里存在着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共同之点，即都是为了掌握规律，以达到人类生存和幸福之目的的活动。
审美价值是音乐艺术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它与人的某种物质需求的满足不同，在审美体验上总是与现实生活中功利态度保持一定的距离；音乐以美的声音形态浓缩成生动可感的音乐形象，渗透到人的潜意识层，从而起到陶冶情操、淳化民风的作用。音乐的价值不仅应关注纯音乐形式的美，还应关注通过唤起广泛情感反映的认识与思考。音乐的审美价值永远是本质的、第一性的，其他的现实功能和价值只能是从属于它。音乐并不能直接通过音响运动向人们展示其他社会功能的具体内容，而是依靠审美主体对其想象和联想达到目的。
叔本华曾说：“音乐是这样一种伟大而又非常优美的艺术，它有力地影响了人的内在本性，就像一种宇宙语言那种完整而深刻地被人的内心所理解，它的独特甚至超越了感知世界本身。”音乐是艺术中的艺术，它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的声音距离灵魂最近。
参考文献：
[1]吴中杰.文艺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 修海林，罗小平.音乐审美通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科学客观性 篇4
传统的社会科学评价法大致有两类, 一是直接评价法 (对成果直接进行价值等方面的评价) , 二是间接评价法 (不对成果本身进行评价, 对成果的影响进行评价) 。不论是直接评价法, 还是间接评价法, 尽管被定量化了, 但是都包含一定的主观因素, 如影响力如何确定, 价值如何确定。因此, Shiro Ishikawa认为, 测度理论应该被称为“模糊的测度理论” (fuzzy measurement theory) , 由主观的测度理论 (subjective measurement theory) 和客观的测度理论 (objective measurement theory) 两部分构成。
对搜集到的国内外研究方法进行主观性与客观性分析, 可以了解各种方法的定量化程度, 然而各种方法不是定量化程度越高, 方法的可行性越高, 有时专家的主观分析, 可能更为准确。怎样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结合程度有多大, 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评价实施的过程来看, 评价的前两步是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和制定评价方法。
1.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应该从被评价对象的构成要素出发, 确定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指标, 再将一级指标细化, 依此类推, 通过各个要素之间的结果关联,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由于构成要素、各个要素之间的关联, 都具有主观性, 因此, 从哪个方面入手, 确定什么指标, 主观性比较强。
2. 制定评价方法。
在指标确定之后, 将不同的评价方法应用到相同的指标体系上, 可能出现有差异的测度结果, 因此, 评价方法的选择影响评价结果, 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是, 评价方法本身是客观的, 是建立在一定量化数据基础上的, 而且, 尽管不同的方法可能产生不同的测度结果, 这些测度结果的差异性也不会很大。如果差异性很大, 尤其是出现截然不同的测度结果, 可能所使用的测度方法不适宜应用在评价上。所以, 可以认为, 评价方法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评价方法究竟是具有主观性比较强, 还是客观性比较强, 取决于采用的是什么评价方法, 如果采用的是专家调查法这类人为因素较多的方法, 则主观性比较强;如果采用的是统计方法、数学方法等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方法, 则客观性比较强。
3. 根据评价实施的前两步, 明确社科研究方法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确定原则:
(1) 如果某一测度研究论文, 只采用了指标体系, 没有提供测度方法, 则认为其主观性相对较强, 客观性相对较弱。 (2) 如果某一测度研究论文, 同时采用了指标体系与测度方法, 但是测度方法是统计方法、数学方法等方法, 则认为其主观性与客观性是均衡的。 (3) 如果某一测度研究论文, 同时采用了指标体系与测度方法, 但是测度方法是专家调查法这类人为因素较多的方法, 则认为其主观性比较强, 客观性比较弱。
二、社会科学测度方法主观性和客观性实证分析
1. 数据的量化方法。
(1) 搜集数据。选择国内外研究用期刊, 从中搜集测度研究采用了指标体系的论文, 将其按照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确定原则归类, 统计论文研究的总篇数。
(2) 确定主观性与客观性得分。根据对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认证, 分别给予一定的分值, 如果将只有指标体系的论文确定为第一类, 将主观性与客观性是均衡的论文确定为第二类, 将人为因素较多的论文确定为第三类, 则测度方法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得分为:
2. 社会科学测度方法主观性和客观性国内外比较分析。
主观性和客观性总体得分为某类测度方法论文总数与主观性和客观性得分的乘积, 除以国内、国外某类论文总数。如第一类主观性得分为2, 国内该类测度方法论文篇数为61篇, 国内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测度方法论文篇总数为69篇, 则国内第一类主观性总体得分为2×61÷69=1.7681, 依此类推, 计算各个类国内外测度方法主观性和客观性得分。
从表2所示数据来看, 总体上国外指标体系的应用水平略微高于国内, 但是国内比国外更重视应用统计方法的量化研究。
由于第三类数据均为零, 因此可以推断, 国内外测度方法研究过程中, 几乎不采用主观性非常强的测度方法。相对于第一类数据而言, 第二类数据非常小, 所以可以推断, 国内外测度方法研究过程中, 主观性和客观性共同采用的测度方法比较少。第一类数据比较大, 表明国内外测度研究都是重视指标体系研究, 并且在注重指标体系研究的基础上, 注重量化研究, 对于专家的主观影响力重视不够。
3. 社会科学测度方法主观性和客观性学科比较分析。
主观性和客观性学科总体得分为某类某学科测度方法论文总数与主观性和客观性得分的乘积, 除以国内、国外某类某学科论文总数。如经济学科第一类主观性得分为2, 国内该学科该类测度方法论文篇数为16篇, 国内该学科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测度方法论文篇总数为21篇, 则国内经济学科第一类主观性总体得分为2×16÷21=1.5238, 依此类推, 计算各个学科各个类国内外测度方法主观性和客观性得分。
三、模糊数学评价方法的应用
采用模糊数学评价方法, 建立隶属矩阵, 评价国内外各个学科测度研究方法的主观性性客观性。首先对表4所列数据进行标准化, 经过变换后, 每个变量的均值为0, 标准差为1, 并可以消除量纲的影响, 但不一定在[0, 1]上。
接着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极差变换, 经过极差变换后有0≤x"ik≤1, 且消除了量纲的影响。
然后, 采用最大最小法建立相似矩阵, 计算rij, 则有[3]:
最后, 采用布尔矩阵法进行聚类。求模糊相似矩阵R的λ截矩阵Rλ, 取λ≥1, 则有。
因为Rλ中不含特殊矩阵所以是等价的。因此由Rλ可得原数据在λ水平上的分类。
通过模糊聚类分析, 国内社会科学主观性、国内社会科学客观性、国外社会科学主观性、国外社会科学客观性为一类;国外经济科学主观性、国外经济科学客观性、国内情报科学主观性、国内情报客观性、国外教育科学主观性、国外教育科学客观性为一类;国内教育科学主观性、国内教育科学客观性、国外情报科学主观性、国外情报科学客观性、国内经济科学主观性、国内经济科学客观性为一类。
通过模糊聚类分析,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国内外社会科学由于不重视测度方法研究, 所以主观性和客观性水平都比较低。
2. 在经济学科领域内, 国外比国内注重测度方法研究, 因此, 国外主观性和客观性水平都比国内高。
3. 在教育学科领域, 国外比国内注重测度方法研究, 因此, 国外主观性和客观性水平都比国内高。
4. 在情报学科领域, 国内比国外重视测度方法研究, 国内外情报学科比较重视对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结合使用。
5.从整体上看, 国内外测度方法主观性和客观性方面存在两个趋势:一是国外各个学科普遍比国内注重测度方法研究, 情报学科例外;二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研究具有一致性, 即二者同时受到重视, 在测度研究时, 一般是主观性和客观性并用。
参考文献
[1].蔡曙山.对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现状的分析.学术界, 2000 (1)
[2].Shiro Ishikawa.Statistics in measurements.Fuzzy Sets and Systems116 (2000) 141-154
科学客观性 篇5
以人才评价为核心的职称制度，是人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才的培养、吸引、使用各个环节起着基础性和导向性的作用。人才工作发展的新形势，既为做好职称管理工作、深化职称改革营造了良好环境，也对职称改革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人才评价是职称工作的基础内容，是服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必须按照能力和业绩导向的要求，着力构建社会和业绩认可的社会化评价机制。
一、认清形势，增强做好职称工作的责任感好范文版权所有
职称工作是人才强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的重要手段。全国、全省人才工作会议提出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把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资历、不唯职称、不唯身份，鼓励人人都作贡献，人人都能成才；强调专业技术人才的评价要注重社会和业内认可，建立以业绩为依据，由品德、知识、能力为基本要素的人才评价标准体系，探索完善资格考试、考核和同行评议相结合的评价办法，建立科学的人才社会化评价体系；要以打破专业技术职务终身制为重点，深化职称改革，加快评聘分离、以聘代评改革步伐，进一步提高认识，更新观念，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人才观的要求开展人才评价工作，进一步增强深化职称改革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新形势下人才工作的领域在扩大，流动的频率在加快，管理的幅度在拓宽，这就要求人才评价工作必须体现大视野、大管理、大格局的思路，用开放性、社会化、“大人才”的理念谋划人才评价工作；必须突出人才的发展性、多样性、层次性、相对性。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尊重人才的特殊禀赋和个性，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注重业绩和能力的评价，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要特别关注具有成长潜力的优秀年轻人才，为他们脱颖而出、施展才华创造条件。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提出“四个不唯”，不拘一格选人才。这是对传统人才观的突破。但“不唯”不等于“不要”，“不拘一格”不等于“降格以求”。职称改革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业已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人才评价的标准、方法和制度，必须在继承中创新，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不能一提“四个不唯”，就什么也不要，降格以求，拔苗助长。既要坚持标准，严格要求，又要不拘一格，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职称改革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大家对深化职称改革、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抱有殷切的期望。社会呼唤职称改革，实施人才强县战略、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也为深化职称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迎难而上，适应新的形势，深化改革，创新评价机制，逐步建立科学的、开放的、社会化的评价体系，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努力的方向和事业平台，不断开创职称改革工作的新局面。
二、深化职称改革，建立专业技术资格社会化评价机制。
社会化的概念是指人们某方面活动的集中化、统一化、标准化，是社会生活发展的一种趋势。人才社会化评价，是指依据相应的政策依据，根据人才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大小，对其素质、能力和水平做出公正、公平、公开的评判。其内涵，（一）是评价对象的社会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多种所有制经济产生，使评价对象具有更大的外延性，既包括党政机关的专业人才、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才，也应包括民营、个体经济中的人才，以及乡镇企业中的农民技术人才等。
（二）是评价标准的统一化。对具有相同岗位、相同专业的人员应有统一的评价尺度和标准，不能因人而宜，因事而宜，也不能一个系统一个标准、一个地方一个标准，标准的差异不利于人才的流动和人才资源的配置和利用。
（三）是评价执行主体的社会化。评价执行主体应该为在一定社会区域范围内具有社会认可的权威人员组成的评审组织，我们建立评委会专家库就体现了社会和业内认可的要求，也是社会化的体现。
（四）是评价方式和方法多样化、科学化，其评价过程要有透明度，体现社会化。评价质量应公正、合理、科学，其结果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具有权威性和社会认同性。适应专业技术资格评价、聘任分离的要求，区分不同专业特点，凡符合有关申报基本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再受单位岗位职数和是否聘任的限制，本人均可自主申报。申报人员所在单位只对其填报有关材料的真实性提供证明。好范文版权所有
坚持标准条件，切实保证职称评审质量。职称评审是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手段。近年来，随着职称改革的逐步深入，人才评价的方法方式不断丰富和发展。但采取以考代评、考评结合、以聘代评等方法，并不是对传统的职称评审的全盘否定。通过职称评审，对人才的品德、知识、能力、业绩和创造性劳动进行评估，从而为培养、吸引和使用人才提供依据，仍然是一种重要的评价手段。职称评审工作要坚持“严格条件、综合把握、优
中选优、适度从严”的指导思想，严格执行职称政策，规范评审程序，遵守评审工作规则，严守评审工作纪律，切实保证评审质量。要坚持标准，作到条件面前人人平等，使职称评审工作评出好的质量，评出好的导向，评出好的形象。
三、以人为本、尊重人才，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提出的重大任
务，是党执政治国理念的升华。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把和谐发展的思想贯彻到各行各业改革与发展的工作中。职称改革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把促进和谐发展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作用。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保证社会的公正公平，努力实现各类人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各尽其能”，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才的能力和作用，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力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人才是最具创造力的社会力量，正确地使用人才、吸引人才和开发人才，首先要科学准确的评价人才、鉴别人才，这样才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得其所”，就必须使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众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努力促进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对不同层次人才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正是帮助人才体现价值、实现价值同时获得社会认可的直接途径。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主动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主动为这些不同阶层和群体提供包括职称在内的各种人才服务。在职称政策上对他们一视同仁，在评价标准条件上同等对待，在服务手段上体现公平，使他们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各自的优势，和谐相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四、加强人才能力建设，充分发挥职称导向作用
人才资源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资源。人才阶段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的发挥。职称工作是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必须以提高创新能力和弘扬科学精神为重点，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人才观，充分发挥职称的导向作用，用政策引导专业技术人才，大力提高专业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我们在坚持以业绩和能力评价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收到了良好效果。同时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研究职称与能力、业绩挂钩上。突出能力、业绩导向的评价体系上，在评价方法、手段上不断创新，逐步实现评价组织的社会化、评价方法的科学化、评价模式的多样化。
基金看市缺乏客观性 篇6
近期，基金出现了大量的净赎回。基民们对市场的信心逐步动摇，很多基民开始考虑不计成本离场。
基民离场
让市场忧虑的是，基金赎回进一步放大，将使得基金被迫减仓应付赎回而大举减仓，这又打压基金重仓股，使得股指进一步下挫。
统计显示，截至3月18日，今年以来127只股票型开放式基金平均跌幅达到22.18％，17只指数型开放式基金平均跌幅达到28.05％，56只偏股混合型开放式基金平均跌幅达到22.67％，25只平衡混合型开放式基金平均跌幅也近20％。今年入市的投资者都不可避免地“颗粒无收”。
在投资出现较大亏损的情况下，不少基民不惜割肉出局。粗略估计，已经有上百亿元资金离场。
判断出错
不断有基民抱怨说，基金公司对市场判断存在问题，有的基金经理还在忽悠人们买基金。比如，在下跌到5000点时，基金说这仅仅是10年牛市中的正常调整。而股指到4500点时，基金净值发生较大折损，投资者开始动摇是否该赎回时，基金经理又发表观点说，宏观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不容怀疑，人民币继续升值，GDP年增长率全球第一，牛市根基依然牢固，下跌空间有限，奉劝不能盲目赎回。投资者听信了基金公司的言论，可是结果如何呢?
也就是在去年四季度，大盘已经发生逆转的情况下，不少股票型基金仍然在增仓，有的仓位甚至超过了90％，还有的基金大搞拆分，以吸引喜欢低价基金的人入市。可是在一个下跌的市场中，仓位增加，无疑是在拿钱开玩笑。这些基金的净值折损也最大，投资者只能埋怨买不逢时。
基金经理对市场的判断发生了失误，一错再错。当市场跌破4000点了，说是建仓良机，现在买基金可以抄底。基金公司表示，4000点赎回量不大，在正常范围。也有基金经理又开始增仓，但是等来的却是股指的进一步下跌。
这时，基金公司坚称下跌空间不大、市场即将见底，言下之意，现在不能赎回基金，但基金经理却在市场上大举减仓。
光说好话
既然下跌空间有限，看好黄金十年，为什么要积极减仓?基金公司说归说，做归做，言行不一致。一段时期以来，基金公司的错误判断占据市场的话语权，而看空者不愿背上不好的名声保持沉默，基金看市就完全成为一边倒的声音。
基金公司无论市场如何，一味看多也可以理解，因为基金公司只有唱多，才能卖掉基金。又如，现在处于加息周期，对债券市场是利空，但基金公司又在叫好债券型基金。基金公司只挑好话说，使得初涉市场的投资者容易淡忘市场风险，导致在不适合时机进行了不适当投资，最终导致投资亏损。
基金经理对市场的看法在任何时期都会不尽相同，但投资者看到或听到的往往是基金经理看好市场、建议购买基金的投资策略。投资者哪里知道基金公司在对基民宣传时已经把不同的市场看法进行了过滤。在股指高位向下后，从来没有听到哪家基金公司充分揭示市场风险，并提醒投资者是否该考虑赎回问题。从这点来说，基金公司并没有很好地保护持有人利益，而是只从公司自身利益出发，这样基金公司获得的管理费也会增加。现实提醒了投资者，在投资之前，千万不能只听基金公司的“王婆卖瓜”，而要多听市场上各种不同意见，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和自身偏好进行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从去年9月以来，国际基金评级机构理柏中国研究主管周良一直坚持他的观点：投资者与其去判断股市是牛是熊，不如减持获利丰厚的股票型基金，落袋为安，保持胜利果实。这显示了一家国际评级机构看市的独立性。
科学客观性 篇7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课程定位,学术英语
目前,大学英语又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大学英语应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通用英语? 学术英语? 抑或还有一条更适合的道路? 这一切考验着学界的智慧。
对于大学英语的发展方向这个命题,近年来,尤其是2011年以后,蔡基刚 ( 2011; 2012) ,龙芸 ( 2011) ,史光孝、赵德杰 ( 2011) ,束定芳 ( 2011) ,王守仁 ( 2012) ,文秋芳 ( 2012) ,熊淑慧、邹为诚 ( 2012) ,杨慧中 ( 2012) ,丁仁仑、戴炜栋 ( 2013) ,杨枫、吴诗玉 ( 2013) ,胡开宝、谢丽 欣 ( 2014)等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学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点不尽相同。归纳起来,不外乎三个方向:一是学术英语方向; 二是以通用英语为主要内容的通识教育方向; 三是融合学术英语和通识教育的折中方向。
一、大学英语的发展方向:各家之言
观点迥异、意见相左是正常的、有益的,真理不辩不明,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就是遵循着由表及里、循序渐进这一认知规律。学界对于大学英语发展方向的意见不一,正反映出人们对于我国英语教育发展、学生整体英语水平、大学英语教学现状等因素的认知不同、判断有异。
由此看来,只有理性回顾大学英语教学十二年的改革历程,正确分析我国大中小学各层次英语教育的发展,准确比较过去三十年间学生整体英语水平,客观认识当下大学英语教学状况,科学前瞻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多视角、多维度地审视大学英语课程,才能更接近于大学英语课程实质,从而真正破解大学英语应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个难题。
在持学术英语方向观点的学者看来,我国基础阶段英语教育、尤其是高中阶段的英语教育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大学新生的英语水平远高于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的大学新生,其中绝大部分新生入学时就已经达到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合格的要求,目前许多大学因此而压缩了大学英语课程的时间和学分,大学英语课程严重稀释,学生普遍缺乏学习的动力和热情,大学英语教学仍采用应试教育模式,教材充斥着应试习题,全国统一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的现状已不适应、乃至阻碍了大学英语课程的发展,导致我国大学生的整体英语水平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法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蔡基刚 ( 2011) 主张取消全国统一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实现大学英语教学从通用英语向专门用途英语、尤其是学术英语方向的转移,同时把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造成为一个社会化水平考试。
学术英语方向观点在决策层和学界引起较大反响,获得一定的共鸣。上海市教委高度重视这一观点,于2013年2月专门就以学术英语为核心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下发文件,要求开展试点工作,并颁发由其委托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制订的《上海市大学英语教学参考框架 ( 试行) 》 ( 以下简称《框架》) 。
通识教育方向观点更多关注语言的人文属性,强调包括大学英语在内的外国语教育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人才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强素质、拓视野的作用,认为大学生不论文理,不论专业,最基本的是人文素养。人文素养至少应涵盖事业境界、逻辑思辨、文化包容等方面。以通用英语为主要内容的大学英语已不再把英语这门语言局限在工具范畴,而是扩展至素质范畴,在培养人文素质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折中方向观点把学术英语和通识教育类英语放在一个大环境下进行审视,既肯定学术英语的作用,又突出通用英语的人文属性。
根据丁仁仑、戴炜栋 ( 2013) 的观点,应该建立以通用英语为基础、以学术英语为主要发展方向的多元化、特色化、个性化和本土化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杨慧中 ( 2012) 坚持大学英语是工具的观点,认为必须加强语言训练,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满足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求。束定芳 ( 2011) 强调大学英语教学应服务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通晓国际规则的国际化人才,为他们今后用英语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教育部2003年制订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 准 ( 实验) 》实施以 来,我国中小学各层次英语教育发展显著。从整体英语水平上看,现阶段的学生比以前的学生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欠平衡,从群体看,沿海发达地区的学生与内地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在英语水平上存在一定的差距,大学新生入学时英语水平两极分化,且有扩大之势。
因此,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中国眼光的高水平外语人才,大学英语教学应注重有效交际的能力培养。文秋芳( 2012) 结合课程论原理,提出“英语课程必修,技能目标可选,课程类型让挑; 各学所需,各尽所能”的对策。王守仁 ( 2012) 回应外语是否工具的争论和学术英语方向的观点,提出大学英语具有工具性、专业性和人文性,要实现这三大属性,应设立由三大模块组成的大学英语教学体系,即普通英语 ( 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 、专门用途英语 (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和通识教育类英语 ( English for General Education) ,三大模块对应三大属性,真正全面实现大学英语的教育目标。
二、定位大学英语课程的原则: 理性、客观、科学
纵观学界诸项研究和主张,不难发现其焦点就是大学英语的课程定位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大学英语课程应该教什么。如前所述,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判断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如何评价十二年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如何评价大学英语的现状、如何评价《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 以下简称《教学要求》) 是产生大学英语发展方向争论的原因,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六个字:理性、客观、科学。
1. 理性
理性,就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十二年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大学英语的现状和《教学要求》作出合乎逻辑的评价,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可盲目肯定。刘贵芹 ( 2012) 对十二年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评价理性: 成绩不小、问题不少,有进展、待突破。刘向虹 ( 2011) 从教学理念、课程体系、教学模式、课程评估、教材建设、师资队伍、教学管理和校园环境等方面,同样对十二年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进行多维度的积极评价。当然,也必须理性地看到: 大学英语教学在全球化、国际化大环境下,面临着如何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的问题。具体来说,大学英语教学还存在教学方法单一和欠科学等各种问题,引起这些问题的原因纷繁复杂,只有理性地分析原因才能最终解决这些问题,而反应过度、一味指责只会使问题复杂化,使改革的成果归零,把后续改革引入歧途。
目前,对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指责声仍不绝于耳。持批评观点者因为一部分院校仍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与学士学位授予挂钩,就由此判断大学英语仍以应试教育为主,大学英语存在的各种问题都是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造成的,只要取消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学英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理性地说,这种观点缺乏逻辑思维。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与学士学位授予挂钩这项政策的利弊有待进一步论证,本文不作讨论。问题是: 这项政策的出台是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要求吗? 考试的信度和效度是其基本属性,如果这两个指标出问题,可以断定考试不理想,而如何解释、使用考试所得到的结果不是考试本身的属性决定的,涉及社会、学校、个人等方方面面。用人单位要求应聘人员提交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报告单; 非英语专业人员在申请职称评定、出国进修时,如果能证明其英语水平已达到所划定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分数线,则获得相关英语考试的免试资格……凡此种种政策规定,都是机构的自主选择,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本身毫无关系,换言之,即使没有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也会有其他的某项考试或检测工具被选中。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被社会赋予了太多其不能、也不应承担的职责。一旦某项政策措施招致非议,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自然成为“替罪羊”。不去指责选择政策规定的机构,反而发难于被选择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更有因为作弊现象的猖狂而谴责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难免有不合逻辑之嫌。
2. 客观
客观,就是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数据说话。调查的样本要足够大,数据要足够完整。调查研究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样本选择,只有样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所得到的数据才具有统计意义。数据是整体现象在个体样本上的间接、真实反映。全面筛选样本、客观解释数据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操守,容不得一丝一毫主观臆断。调查的样本既要有社会经济发展较发达地区,也要有社会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 既要有“985”“211”等重点一本院校,也要有二本、三本院校; 既要有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院校,也要有专业设置单一的行业性院校。
我国基础阶段英语教育、尤其是高中阶段的英语教育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大学新生的英语水平远高于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的大学新生,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是否就能依此推断大学英语已完全不适应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已造成大学生学习兴趣下降的局面? 在重点大学新生中测得的数据能否反映全体大学新生英语水平的情况? 个别重点高中学生轻松考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是否说明这项考试难度设置太低且已不能代表大学英语基础阶段应达到的水平? 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答案不言而喻。这些问题的出现恰好证明在评价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大学英语的现状和《教学要求》过程中存在着主观臆断现象。
当下,有这样一种评价现行大学英语教材的观点: 教材编写以应试教育为导向,词汇范围遵循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词表,练习按照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题型设计。情况确实如此吗? 但凡从事大学英语教学的教师都知晓: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其他英语水平考试不同,从未设置专门的词表。大学英语唯一的词表 是教育部 高等教育 司于2007年正式颁布的《教学要求》的组成部分。现行大学英语教材编写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命题遵循 《教学要求》这一统领全国大学英语教学的纲领性文件,是职责所在,也是无可非议的,同时,教材中的练习形式多样,涉及合理,符合规范。不知应试教材一说从何而来,不免让人怀疑得出此结论者是否真正了解大学英语、是否认真研读过现行教材、是否教授过大学英语课程。
3. 科学
科学,就是要尊重教育的客观规律,摒弃一切得不到科学验证的假设,用外国语教学理论指导大学英语发展方向的选择。众所周知,作为各类高校的公共基础课,大学英语教学面大量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制订出台关于大学英语课程的任何一项新措施必须慎之又慎,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要以科学调研为准备,要以理论与实践的科学结合为途径,更要以是否有利于学生、是否有利于学习、是否有利于人才培养为评价标准。提高课程要求可能会带来一时的轰动效应,但是这样做一定会给学生、英语学习和人才培养带来益处吗?科学的态度要求树立全局观,摆正全部与局部的关系,避免片面和狭隘的认知以及保守或偏激的观念,从国家教育的高度审慎处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诸多问题,不局限于某个区域、某个学校、某届学生。
以对大学新生入学时的英语水平评估为例。有人持这样的看法: 大学新生入学时的英语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教学要求》所设定的基本要求,应推倒现行标准,重新编制《教学要求》,全面提高教学起点和教学目标。不可否认,这种现象存在于部分生源质量较高的“985”和“211”等重点一本院校,但由此断定为全国高校的普遍现象则是谬误,进而人为拔高教学标准 ( 如将现行的较高要求定为基本要求) 对相当一部分学生而言就强人所难了,表现出对大学生英语水平不切实际的判断和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道理很简单: 基于局部的、个性的情况对全局作出的判断往往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同样道理,在部分“985”和“211”重点一本院校存在的学分压缩现象也未必能代表全国高校的实际情况,至少笔者所在学校就完全不存在此类问题。
目前,大学英语亟待破解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如何充分发挥这门课程工具作用和人文效应的难题。任何研读过《教学要求》的人应该能够看到: 这份统领全国大学英语教学的纲领性文件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着眼于“985”和“211”等重点一本院校或二本、三本院校,它是为全国的大学英语服务的,其对大学英语课程的定位基本上是清晰和正确的,所设定的三个能力要求也是比较合理的,基本符合我国大学生的客观实际。《教学要求》确定的“分类指导、因材施教”原则很重要,贯彻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英语教学的成败。
在设计大学英语教学时,应着眼于本地、本校的实际。部分生源质量较高的“985”和“211”等重点一本院校完全可以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将“较高要求”或“更高要求” 设为教学起点或培养目标。有人认为大学英语国际视野定位是对《教学要求》 的彻底革 命。其实不然,《教学要求》确定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包含“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这一条,国际视野定位只是对其的细化和诠释,不是重新定义。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教学要求》无可挑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有必要按照时代发展趋势对其进行修订和补充,而另起炉灶、推倒重来则未免有些矫枉过正了。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避免把执行《教学要求》不力而造成的问题归咎于《教学要求》 本身。
如何评价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也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从教育控制论的角度看,大学英语教学过程可以被看作教师对学生学习进程的影响和控制的过程,而测试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反馈信息。外语教师可以利用反馈信息及时了解学生大学英语知识能力发展的实际状况,从而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可以利用反馈信息来改善学习方法和效率,抓住重点 和解决难 题 ( 缪学,2009) 。教学内容的科学性、教学模式的有效性和教学体制的适宜性要通过教学效果来体现,而教学效果通常由学生的测试成绩来说明。因此,测试作为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搞好大学英语教学工作的重要保障条件。缺失或弱化科学的大学英语测试,就失去了真实的教育质量检查反馈,也就放弃了对大学英语教学过程的控制。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历经多次修订和完善,不断剔除可能会对教学产生负面反拨效应的因素,力求实现与教学的积极对接,对教学的积极反拨效应正在显现。笔者所在学校是一所文科二本院校,生源情况一般,2008年以来有据可查,大学英语 四级考试425分( 含) 以上累计达线率保持在98% 以上,其中三年为100% 。反思本校的大学英语教学,严格执行《教学要求》,严禁一切应试教育的措施,考试技巧不进课堂,始终保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没有干扰本校的大学英语教学,而是为评估本校的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了部分决策依据。一所学校的情况不具代表性,但是至少可以激发思考并带来些启示。
确定大学英语发展方向更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笔者以为,现阶段的大学英语教学应强化这门课程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人才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强素质、拓视野的作用,至少应该通识英语教育和学术英语并重。学术英语,不论是通用学术英语,还是专门学术英语,本质上以语言技能为核心,关注工具的掌握和使用。再者,还不能断定全体大学生现在都有接受国际化课程的机会以及将来都有“用英语直接参与国际交流”( 《框架》) 的需求。因此,学术英语作为大学英语的发展方向略显苍白无力。
一门课程的目标应瞄准多数学生的需求并兼顾少数学生的特殊需要。在国家层面上,培养具有较强人文素质的专门人才是第一位的,这是高等教育的基本任务。大学英语的使命就是把英语不仅仅作为工具、更是作为一种现代人的素养传授给学生,增强他们的文化意识、文化差异意识、文化包容意识,使这种意识成为学生心理情感上的一种自然。这项使命远非学术英语能够完成,必须尊重教育客观规律和外国语教学理论,下好宏观全局之棋,走好围观局部之步,科学融合以通用英语为主要内容的通识教育和以学术英语为主要内容的工具教育。
略论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客观依据 篇8
一、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观点;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注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 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主张切实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创造者的原理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要实现全面、协调发展, 要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进步, 要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 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 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联系、发展的规律;科学发展观注重可持续发展, 力求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人与自然相和谐, 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人与社会对自然界的依赖性的观点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理论。
二、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党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建国以来, 我党的社会发展思想演变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逐渐成熟, 从不完善—逐渐完善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过程中, 提出了诸多宝贵的发展思想, 如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和战略, 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经济建设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等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任务;制定了“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等, 使我党的发展思想实现了一次重大飞跃, 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思想, 指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强调了社会发展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的全面发展, 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党的发展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思想。科学发展观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同时, 科学发展观注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全面发展, 注重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注重可持续发展, 注重统筹兼顾, 强调以人为本, 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它指明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 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标志着我党对于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阶段。
三、科学发展观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
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这三者的内容紧密相联, 辩证统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途径, 它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共同富裕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科学发展观继承、发展、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思想。首先, 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继承、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中的发展生产力思想。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发展不是单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 它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注重发展的科学性、全面性、协调性, 以实现又好又快、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为其目标。其次, 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中的共同富裕思想。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要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 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需要, 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 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它把群众物质需要的满足、物质利益的保护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要求, 也深化了人们对发展目标的认识。
四、科学发展观科学总结、借鉴了国内外的发展经验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和完善, 当代国外发展现的演变历经由经济增长观—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以人为中心发展观的演变。二战后形成的经济增长观, 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核心,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是衡量发展的主要标志。经济增长发展观对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 这并未解决社会在收入分配、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杜绝“有增长而无发展”现象的发生。20世纪70年代, 西方国家在反思经济增长发展观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发展观, 这种发展观把发展看做是经济增长、政治民主、文化教育、社会转型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发展过程。这种发展观的局限性在于虽然强调了当代发展, 但没有考虑到后代的发展空间问题。20世纪80年代, 人类社会在获得经济空前繁荣的同时也遭遇可再生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 这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当代与未来的发展关系, 可持续发展观由此应运而生。20世纪末, 西方国家把发展观的视角从物转向了人的发展, 人们开始认识到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 而且是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忽视社会和人的发展则不是真正的发展。建国以来,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大体也经历了一个从重视经济增长—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过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经济增长, 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在注重发展经济的同时及时地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全面发展的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思想;新时期以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充分分析国内外发展观演变历程、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科学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五、科学发展观是调和国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的现实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在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的同时, 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主要体现在文化失调、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等方面。一是文化失调的现象十分严重。市场经济在不断的改革、发展中已经逐步趋于完善, 物质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然而, 与之对应的各种制度、规范、观念以及人的素质等非物质文化的发展相对比较滞后, 非物质文化发展的滞后性已成为制约物质文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二是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从1980年开始, 每隔十年来看, “1980年、1990年、2000年、2007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基尼系数分别为312美元、0.23339美元、0.384946美元、0.4172460美元、0.48美元”[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在稳步增长, 然而基尼系数也在增大, 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贫富差距在加剧。据统计, “2006年, 中国东部地区生产总值为128 593.1亿元, 占全国比重的55.7%, 中部地区生产总值为43 218亿元, 占全国比重的18.7%, 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为39 527.1亿元, 占全国比重的17.1%”[3]。从总体上看,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地区发展部平衡问题较为突出。三是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凸显。庞大的人口基数, 资源的过度开发、资源利用效率偏低以及环境污染加重等问题已经显现, 已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主要瓶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 “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 中国位居第一百三十三位。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2006月中科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对世界59个主要国家的资源绩效水平进行排序, 中国位列绩效最差国家之一, 排在第五十四位。”[4]综上所述, 只有以新的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来统领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才能更好地解决在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摘要：科学发展观科学总结、借鉴了国内外的发展经验, 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是新时期党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是现阶段调和国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的现实需要。在当前, 深入剖析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客观依据对于深刻领会其科学内涵与精神实质, 更好地坚持和贯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依据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李雅楠.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J].经营管理者, 2008, (17) .
[3]中国统计年鉴[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科学客观性 篇9
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蒋震
进入2012年, 物流业税改春风不断, 先是上海试点营业税改增值税, 之后更是物流企业土地税减半的给力新政新鲜出台。对于目前针对物流企业的两项税收新政, 业内声音苦乐不均, 受益的仓储企业自然欢欣鼓舞, 但也有不少企业抱怨增值税吃掉营业税后, 自己企业的税负不减反增。为此, 记者专访了税务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蒋震博士。
土地税减半重在落实
对于物流企业土地税减半的新政出台, 蒋震认为这项税务调整政策势必会对企业的运营成本产生影响, 特别是仓储企业将获益匪浅。
蒋震表示, 土地使用税是在土地使用的存量环节进行征收, 因此与企业的运营成本关系非常密切, 此次物流企业土地税减半政策落实后, 利好作用将很快显现, 受惠企业普遍, 对行业发展推动作用明显。
但蒋震也指出, 由于目前很多仓储企业是以租用土地而不是购买土地建设仓储设施为主, 企业是否能得到实惠, 还需看该政策对仓库租金的影响。同时, 由于一部分企业自建仓储主要是为了投资土地升值而不是真正有仓储需求, 因此在具体的政策落实中, 还要制定监管和考核措施以保证仓储设施用地土地税减半的利好能对行业起到真正的推动作用。
增值税试点着眼长期
对于上海目前正在进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 蒋震认为:“税负提高集中在末端服务的交通运输企业, 只有油费可以抵扣, 其他的费用, 如路桥费都不包括进项税, 一方面税率提高了, 另一方面抵扣很少, 因此目前来看, 税费是增加了。”
蒋震同时也强调对待税费改革, 应从长远来看。“现在全国大力推行增值税, 原因在于增值税的性质是多环节征收, 不仅对本环节的增值额征收。从短期来看, 虽然企业由于进项税来源狭窄而难得利好, 但从长期来看, 随着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普及推行, 抵扣链条将不断完善, 最终形成一个完好的增值税体系, 而在这一过程中, 基本税款是会不断降低的, 比如说, 路桥费等也最终会进入抵扣环节, 届时将对包括物流业在内的所有行业产生利好影响。因此, 我认为, 对于目前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应该客观对待, 把重点放在如何让企业平稳度过这一时期上。”
从乱收费入手改善发展环境
“在我国结构性减税的背景下, 未来对于各个行业都将有一个减税的过程。”蒋震研究员告诉记者, 去年国务院颁布的推动物流业发展的八项政策措施中特别强调要切实降低物流企业的税赋, 此次土地税下调政策的酝酿, 就是为了落实国八条的相关意见, 而在此之前已经开始在上海实施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细则, 初衷也是落实“国八条”中提出的要解决仓储、配送和货运代理等环节与运输环节营业税税率不统一问题。
民法解释的客观性与实现研究 篇10
关键词：民法解释；客观性；实现；有效形式
一、民法解释客观性的主要原因
在对民法解释的客观性进行研究和分析时，可以考虑从以下两个主要的层面入手：一是客观性的分析民法解释的目标。民法解释目标是整体构成与实现民法解释客观性的重要标准和前提。在民法解释进行的过程中，即使只有一个陈述事实存在，其解释也能出现很多个。而民法解释要想满足客观的要求，首先必须明确一个民法解释的目标，且不能对该目标进行擅自的改动。只有确定了明确的客观性目标，那么围绕这一目标展开的民法解释才能真正意义上达到客观性的要求，同时解释的过程也能够真正的实现。一般情况下，民法解释指的是以文本的方式对有关民事的法律进行解释，其存在于有关民事法律的各种文本规范中。而与法律内容相关的文本并不是立法人员实现个人利益的主要工具，而是进行民法解释所依托的重要法律根本。二是在民法解释进行的过程中，官方判断必须以客观的、正确的价值取向为引导，这也是民法解释构成与实现的关键方法和途径。由于目前的法律内容大部分都是被认可以及相对稳定的，而民法解释的程序、目标以及内容等存在的客观性也非常合理。而民法解释客观性实现的主要问题在于针对诸多的民事内容文本，法官如何才能对其价值进行不同的理解和判断，并理解与判断的结果获得一定的正确性，从而使得民法解释能够实现客观性。从民法解释的层面上来说。法律文本所具备的含义具体上来说是稳定存在且客观不变的，无论是立法所遵循的宗旨，还是文本的内容，均为客观存在且与人的独立主观意识是相互分开的。在进行民法解释时，其主体不能根据自身的主观意愿来独立进行民法解释，而是要在法律相关文本的前提条件下，展开客观性的解释。因此在民法解释进行的过程中，怎样才能确保主体合理、公正、公平的进行民法解释，则是实现客观化价值的关键问题。
二、民法解释的客观性实现的有效途径
在民法解释进行的过程中，其客观性的实现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事实上，民法解释的过程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且这个过程不能脱离实际的民事案件，否则就没有进行法律解释的意义和必要。民法解释的客观性实现必须要整个民法解释进行的过程中才能被有效的解决。因此民法解释的客觀性实现具有很多种途径，且不同的标准决定了不同的民法解释客观性实现的途径。所以必须对司法制度进行积极改进，并促使司法制度实现良好的独立性。法官对于民事法律的认识和理解，对于民法解释的结果具有直接性的影响。如果司法制度缺乏一定的独立性，法官也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因而执行法官就不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参照相关的民事法律，对民事案件进行合理的、真实的、科学的民事解释。如果在审判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受到了某些行政机关的不利影响和干扰，这对于民法解释的客观性实现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从客观性的民法角度来说，民法解释的客观性是其始终追求的目标。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也必须对民法的不合理性、不确定性以及不完善性予以高度重视，这也是实施民法过程中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时，还必须对民法解释加强修正和规范，法官不仅要捍卫正义，同时也需要守护法律，并且在民法解释客观性实现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此外，民法解释的客观性实现不仅是促使民法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源泉和动力，同时也是促使民法解释一直保持活力以及旺盛生命力的关键，更是法律发挥正义性、维护正义性，以及提升公信力的不可或缺的存在。
三、民法解释的客观性实现的有效形式
民法解释客观性的实现，能够有效的提升民法的合理性以及客观性。而为了促使民法解释的客观性实现，就必须坚持法律思维与语言的使用，因此需要对专业的民法知识加强储备，其中就包括运用民法的基本知识、基本规则、法律文本条款以及法学方面的原理等。法官是民法解释客观性实现的重要主体，因而其需要加强职业道德方面的培训和教育，并努力提升自己的法律忠诚度，这样才能有效的促进民法解释客观性的实现。法官对民法进行正确的解释，且做出的司法裁判必须获得双方当事人的赞同和认可，这样才能快速的形成良好的民法秩序。因此法官必须更进一步的加强培养自身的职业道德，坚决杜绝法官在执法的过程中出现徇私枉法的现象。同时还要定期的对法官展开民法相关知识的教育和培训，从而提升法官的整体政治理论水平和政治修养。近年来，法学领域研究的重点问题就是民法解释的客观性及实现。该问题既包含在法学理论研究的领域中，又包含了法学实践的相关问题，因而具有一定的双重特征和性质。为了民法解释能够顺利高效的实施，就必须对民法解释的客观性实现予以高度重视，确保司法制度的公正和独立。
四、总结
综上所述，民法解释的客观性实现过程中，必须对民法解释存在的客观规律予以充分的尊重，并且要对法官在民法解释客观性实现中的作用进行正确的看待，同时还应对民法解释发展和变化的过程进行科学的认识，这样才能确保民法解释的客观性能够有效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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