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评估(精选5篇)
客观评估 篇1
晚期癌症患者70%以上伴有疼痛。癌症疼痛通过有效的方法是可以控制的, 只要正确评估疼痛程度, 恰当使用止痛药物和有效的止痛方法, 90%以上患者的疼痛可以得到缓解。癌症疼痛的治疗需要医生、护士、患者、家属及社会所有人的共同关心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其中护士起着重要的作用。
1 影响正确评估的因素
1.1 患者的年龄、性别、性格及文化背景
一般来说, 年长者较年幼者耐受疼痛, 性格内向者对疼痛的主诉较少, 同等程度的疼痛在性格外向者反应会强烈, 主诉更多。
1.2 护士因素
在很多医院, 对疼痛的评估没有成为护理工作常规, 只在患者提出疼痛或要求镇痛时才被动地予以处理。缺乏准确测量疼痛的工具导致患者主诉和护士评估不一致占77%, 护士过低评估患者的疼痛占54%, 护士过高评估疼痛仅占13%。
2 评估方法
2.1 0-10级线性视觉模拟评分法[1]:
在标尺的两端, 标有从0-10的数字, 数字越大, 表示疼痛强度越大。使用时, 先向患者解释0代表无痛, 1代表最轻微的疼痛, 10代表最严重的疼痛, 最后了解患者此时疼痛在标尺的哪个位置。
2.2 评估标准
轻微疼痛1~4级 (如不适、重物压迫感、钝性疼痛、炎性痛) ;中度疼痛5~6级 (如跳痛和痉挛、烧灼感、挤压感和刺痛、触痛和压痛) ;严重疼痛7~9级 (如妨碍正常活动) ;剧烈疼痛 (无法控制) 。该法利于护士较为准确地掌握疼痛的程度, 利于评估控制疼痛的效果。
2.3 Wong-Banker面部表情量表法评估疼痛
该方法用6种面部表情从微笑至悲伤至哭泣来表达疼痛程度。此法适合任何年龄, 没有特定的文化背景或性别要求, 易于掌握, 不需任何附加设备。急性疼痛、老人、小儿、表达能力丧失者特别适用。0.非常愉快, 无疼痛;1.有一点疼痛;2.轻微疼痛;3.疼痛较明显;4.疼痛较严重;5.剧烈疼, 但不一定哭泣
3 药物止痛措施及护理
3.1 WHO推荐的癌症镇痛三阶梯止痛法[2]
第1阶梯从非阿片类镇痛剂开始, 如阿司匹林、强痛定、平痛新、消炎痛等;若不能缓解, 在此基础上加用弱阿片类镇痛剂, 如可待因、羟二氢可待因酮、丙氧酚等;若疼痛剧烈, 则可使用强阿片类镇痛剂如:杜冷丁、吗啡、羟氢吗啡酮、盐酸吗啡、盐酸二氢埃托菲、美施康啶等。
3.2 掌握给药时间
护士应了解各种止痛药的作用和维持时间, 做到按规定的时间间隔给药, 即在疼痛的发生前给药, 改变过去按需给药的方式和理念, 保证疼痛持续缓解。
3.3 及时、准确地记录疼痛程度及治疗效果
让医生一目了然, 使其及时调整用药方案, 以达到最佳治疗效果, 严格登记止痛药物。使之用予缓解患者的疼痛, 又不至于将药品流入社会, 危害他人。
4 心理护理
4.1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良好的护患关系是心理护理的前提。护士在患者面前始终都要表现出语言大方得体, 举止端庄沉稳, 工作认真负责, 给患者以信任感和安全感。
4.2 疏泄
主动热情关心患者, 抽一定时间陪伴患者, 倾听其诉说心中的焦虑, 并表示理解和同情, 消除其孤独感, 让其体会到他并不是孤立地承担痛苦。
4.3 安慰
安慰要恰到好处, 既强调有希望的方面, 又不能过于乐观, 帮助患者分析疼痛的反应性, 通俗易懂地解释疼痛有关的生理心理学问题。
4.4 暗示疗法
让患者认识到, 疼痛是机体与病魔作斗争而表现的保护性反应, 说明机体正处在调整状态, 疼痛感是暂时的, 只要打败病魔, 疼痛自然消失, 鼓励患者增强信心。4.5家属的心理护理亲人的关心对患者至关重要。指导家属要积极配合医护人员, 给患者以安慰、鼓励和支持, 使患者从精神上摆脱对疼痛的恐惧和害怕, 增加对生活的希望。
5 加强基础护理
5.1舒适的治疗环境根据患者的病种、病情安排房间, 保证病事卒气新鲜, 维持适宜的温度、湿度, 减少陪护人数, 避免噪音, 给患者一个安静的修养环境。
5.2晚期癌症患者, 由于其身体极度虚弱, 容易感染各种疾病, 所以在对这些患者进行护理时。要特别注意褥疮、坠积性肺炎、口腔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
5.3做好褥疮护理定时协助患者翻身、叩背、擦洗、按摩, 做好交接班, 保持床单清洁, 平整无渣屑, 出汗多时及时更换衣服及被服。
5.4做好口腔护理每日晨起、饭后、睡前应协助患者漱口, 或进行口腔护理。
5.5给予营养支持根据病情提供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饮食, 最好是患者喜欢吃的食物, 但不强迫患者进食, 口腔溃疡患者进食前行口腔护理, 并应用局麻药, 以免因疼痛影响进食。
6 护理体会
随着整体护理的逐步实施和完善, 护士在癌症疼痛的控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掌握正确的评估方法, 实施有效的止痛措施和完善的护理, 对提高癌症疼痛患者的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毛建军, 徐永华.晚期癌症患者50例临终关怀护理.齐鲁护理杂志, 2009, 9 (4) :50.
[2]赵慧勤.癌症疼痛的护理进展.天津护理, 2009, 3 (45) :17.
客观评估 篇2
中国的银行监管体制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使得中国的银行业在此次危机中表现出色。当前,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提出了四大监管指标体系,已经向银行界明确了基本的框架,并且将逐步开始实施。这个指标体系融合了巴塞尔资本协议Ⅱ和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一些要求,同时还结合中国的市场状况创新性地设立了新的指标。从总体上看,这个指标体系是十分重要的指标体系,同时也是对原来的一些不太符合新的市场环境的指标体系进行调整之后的新的指标体系。
目前,无论是在国际范围内还是在中国国内,整个监管指标体系的大的框架应当没有什么大的分歧,目前的关键,还是在指标实施政策效果的评估方面,还有些工作需要落实、反思和总结。在目前经济金融体系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可能不能按照原来的自上而下的直觉判断来判定这些指标,重点应在于评估指标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对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这些指标是在巴塞尔Ⅱ和巴塞尔Ⅲ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在中国,面临不同的环境可能有不同的影响。最近几年在监管方面引入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监管框架使得中国银行监管的专业化水准提高很多,但是从具体指标的具体应用上来分析,在充分肯定框架的前提下,具体指标的设置是一个非常技术的、专业的问题。目前看来,至少有几个方面值得思考:
第一,做一个情景的模拟计算,如果这四个指标都得到很好的实施,假定未来三年、五年内中国的银行业都落实了四大指标体系的要求,杠杆率、资本充足率、流动率和拨备覆盖率这四个指标之间有没有一个联系呢?我认为,这些指标之间不是独立的,是相互有联系的。如果都得到实施,那么,倒算下来,银行必须要保持相对高的利差水平,才可以覆盖这么高的运营成本,银行的对策,要么是转型,要么是要在当前已经相当高的利差水平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利差水平,或者就是整个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要持十分谨慎态度。
第二,就争议比较大的拨贷比2.5%来看,从决策者的意图看,可能从中国当前的银行体系风险管理状况看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银行这几年赚钱,利差大,贷款需求大,趁现在银行还赚钱的时候,把资产负债表做得实一些,健康一些,将来抵抗风险的能力强一些,因为毕竟整个银行业像过去几年那么赚钱,在国际或者中国内地银行发展历史上,应当属于并不多见的时期。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指标的实施,如果不配合相应的改良,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这个指标可能实际上会起到奖劣罚优的作用:原来资产质量差的相应的拨备提得多,提得多之后拨贷比就达到了2.5%;而那些原来资产质量控制得比较好、不良率低的银行(股份制银行基本都比较低),需要提得比较多,这对那些业绩比较好、资产质量和风险控制比较好的银行实际上是惩罚。
另外,这可能也不利于银行消化风险。在目前的计算方法和考核方法之下,银行为了达到拨贷比的指标要求,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动力进行核销了,因为核销之后,拨贷比的分子就降低了,就会降低拨贷比。也就是说,拨贷比这个指标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改良,可能反而会起到逆向激励的作用,不鼓励银行去积极处置、消化不良资产。
所以,是不是可以考虑对拨贷比规定进行一些改良?这个指标显示了决策者的一个担心,担心银行贷款资产的分类做得不够细,不够准确,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特别第二级到第三级之间,我们能不能根据贷款的迁移比,比如第二级多分几级再分细一点,进行细化。如果我检查你的迁移度比较高,我可以要求你比较高的拨贷比,当然也可以有适当的差异,不至于使这个指标形成很严密的指标体系之后,出现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不利的另一面。
第三,杠杆率也是很重要的指标,从金融监管历史上来说,杠杆率是很原始的指标,银行监管最开始起步的时候就是杠杆率,应该说杠杆率是静态的资本充足率。那么西方国家的发达银行和中国的银行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发达市场的银行的挑战是杠杆率过高,所以需要把影子银行加到资产负债表内进行换算增加杠杆,而中国的银行从总体上看可能是缺乏驾驭高杠杆的经验,杠杆率本来就很低,还要把杠杆率压得更低。要进行资本金约束和控制的话,就得让银行学会比较好地运用杠杆,做到恰如其分的盈利。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上一个杠杆率很低的银行是创新能力较差的银行,所以如何在善于合规、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运用杠杆来增大回报率,也是不同的一个环境、语境下提出来的问题。
客观评估 篇3
语音干扰效果主观评价受到测试条件和测试人员主观因素的影响, 很难在现实环境中实时地进行, 所以一般采用客观评价方法[1], 将客观评价结果映射为主观评价结果。各种客观评估方法在实际使用时, 一般会有计算时间的要求。语音干扰效果的客观评估方法一般由失真测度、主客观拟合方法两部分组成, 二者的选择对计算效率都有较大影响。目前, 常用的客观特征参数包括线性预测倒谱系数 (Linear Prediction Cepstrum Coefficient, LPCC) 、Mel频率倒谱系数 (Mel-Frequency CepstrumCoefficient, MFCC) 等[2], 当干扰不断增强时[3], 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主客观拟合, 计算速度较快, 但相关度和方差均变差, 而使用维度更高的其他测度时, 虽然提高了相关度, 但计算速度较慢。本文分析了低信噪比下受噪声干扰的语音信息的特点, 基于分段信噪比的思路, 提出了平均单点能量比+最小二乘法的方法并进行了测试, 证明该方法效率和正确率均较高。
2 受扰语音文件的主观评价
对通信话音实施干扰, 最佳的干扰样式是正态分布噪声[4]。为统计受扰语音的受扰强度与误组率的关系, 使用Matlab对标准语音文件叠加高斯白噪声来模拟噪声调频干扰[5], 按相关军标[6]要求组织有经验的人员使用误组率对模拟加噪文件进行主观评价, 误组率不小于70%时, 判为干扰有效。对每一个标准语音文件使用函数z=awgn (x, yd B, 'measured') [7]加噪, y分别取-8、-9、-10、-11、-12、-13、-14、-15, 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 对于本次实验所用标准语音文件, 随着y值减小, 模拟加噪文件受干扰程度增大, 误组率逐渐增大, 呈现较为明显的线性关系, 干扰有效的y值范围应在-13和-14之间, 使用各样本平均值进行线性拟合后, 得到误组率平均值与模拟加噪程度关系为式1, 计算得出干扰有效时的模拟加噪参数y约为-13.37, 如图1所示。
使用y=-13.37对标准语音文件再次模拟加噪、测听并统计后, 误组率平均值为68%, 认为此时的加噪文件已经处于干扰有效与无效的临界状态, 可以作为目标对象进行分析。
3 受扰语音文件的客观评价
3.1 受扰语音文件的预处理
观察标准语音文件及加噪幅度为-13.37的受扰语音文件的时域波形图及语谱图, 如图2、图3所示。
随着加噪强度增大, 受扰文件的波形图已经逐渐看不出语音的轮廓, 语谱图只能在2000Hz以下, 看到部分能量比较集中的、有规律的横纹。为降低噪声影响, 根据人耳可听频率范围、掩蔽效应和实际测试结果, 使用100~2000Hz的带通滤波器对模拟加噪文件进行滤波, 形成新的受扰语音文件, 并对其进行分析。利用语音分析软件Cooledit对受扰文件进行带通滤波, 如图4所示。
3.2 平均单点能量比的由来
为提高计算效率, 需要选择低维度、易计算的参数作为客观失真测度。由于信噪比计算简单, 但直接作为语音干扰效果失真度参数的主客观一致性不是很好, 考虑以此为出发点, 进一步寻找更适合的参数。假设y (n) 为含噪语音离散时间序列, 由标准语音信号s (n) 和非相关加性噪声信号d (n) 组成。y (n) 可表示为:
其信噪比可表示为:
由于在受扰语音文件中难以将和区分开, 一般截取一段受扰语音文件中对应标准语音文件无语音段数据来估计频谱, 然后整体使用谱减法[8], 计算语音信息功率谱, 再计算信噪比, 这种方法有时会出现负值, 若置零解决, 会出现音乐噪声, 客观结论常常与主观评价相反, 降低算法性能。分段信噪比是计算受扰语音信号每一段语音的信噪比, 然后再对各帧的信噪比求平均值[9], 这种算法将受扰语音文件进行分段计算, 计算更加精细, 但由于每帧语音与相邻无语音段长度不一致, 所得的短时能量[10]不尽相同, 也需要进行估计处理, 对计算结果有影响。为消除噪声估计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本文从整体角度考虑, 不再区分信号与噪声, 暂不考虑语音与噪声相位对幅度[11]的影响, 取受扰语音文件中单个数码的每个采样点能量的平均值与该数码相邻噪声的每个采样点能量的平均值进行比对, 以比值作为客观失真测度, 在此将该参数命名为平均单点能量比 (Average Dot Energy Rate, ADER) 。其表达式为:
式中:n———该数码语音采样点数;
X———每个语音点幅值;
m———该段语音相邻噪声采样点数;
Y———该段语音相邻噪声点的幅值。
3.3 ADER的提取
平均单点能量比 (ADER) 的计算流程如图5所示。
3.4 ADER与误组率判据的对应关系
对模拟加噪的文件进行滤波并计算ADER值。由于模拟加噪幅度不断增加, 按ADER计算方法, ADER值应随之变小, 与模拟加噪文件的误组率变化规律相同。我们以ADER值作为横坐标, 误组率作为纵坐标, 并对ADER值与误组率进行拟合, 得到趋势拟合曲线及相关系数, 如图6所示。
图6中二项式趋势线表达式如式 (5) 所示, R2为0.895, 表示此趋势线的估计值与对应的实际数据之间的拟合程度为0.895。
由此式得到误组率为70%时, ADER值为1.124, 即当ADER大于1.124时, 可判断干扰无效, 反之判断干扰有效;当ADER大于1.4时, 此曲线略有上翘, 是由于个别点造成的, 但可以预料, 随着测试数据的增加, 信噪比更低的数据的加入, 其总体趋势必将趋于0, 由于个别点造成的上翘会得到解决, 主客观拟合程度会逐渐提高;同时, 计算时间保证在10s以内, 没有较大波动, 满足一般使用要求。
3.5 测试验证
为验证ADER对真实实验数据是否适用, 使用误组率对实际干扰设备在噪声调频干扰下的多组通信数据进行主观评定, 选择100组数据, 其中50组干扰有效, 50组干扰无效, 判断结果中86%正确, 错误的有14个文件, 结果见表2。
4 结论
针对话音通信时的噪声调频干扰, 在信噪比较低时, 使用基于分段信噪比引申出的平均单点能量比对干扰效果进行客观评估, 其主客观一致性较好, 计算时间较短, 整体效率较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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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璐琳, 陈静, 吴淑珍, 等.GJB 4405A-2006, 语音通信干扰效果评定准则[S].北京:总装备部军标出版发行部出版, 7[2014.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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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岩, 孟静, 基于分红噪声的语音增强算法性能评价研究[J].铁道学报, 2011, 33 (4) :54.
[10]韩纪庆, 张磊, 郑铁然.语音信号处理[M].2.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49-50.
客观评估 篇4
一、评估活动是客观的社会事实
关于社会现象或事实,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 (也译涂尔干) 是这样定义的:“所有‘活动状态’, 无论固定与否, 只要是由外界的强制力作用于个人而使个人感受的;或者说, 一种强制力, 普遍存在于团体中, 不仅有它独立于个人固有的存在性, 而且作用于人, 使个人感受到现象, 叫做社会现象。”[1]面对近20年我国高等教育评估活动的蓬勃开展, 我们不得不承认, 评估已成为政策、学术、公众媒体最为关注的一个焦点, 评估的本质从单一事件变为了一种教育或社会现象。
如果我们认可高等教育评估现象的存在, 那就不能忽略现象背后的客观性。只有当评估现象以确定的社会事实加以明确, 其客观性才成为实证研究基础。有三点可佐证评估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
(一) 评估的普遍现象造就了客观事实
既然评估可以称谓现象, 那就存在着一种确定的集体现象, 是以集体性语言方式来陈述的, 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评估的影响在我国从未如此广泛而深入, 特别是教育部“五年一轮”的高校评估活动实施以来, 大多数高校都置身其中, 高校在评估中的个体活动按照一些约定的规则, 构成了集体性的行为模式。集体现象是“非有机体”和“非心理”的现象, 是存在于人们身体以外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感觉方式, “社会现象用来表示一种综合的现象, 一种与已经形成的个体现象相脱离的现象, 才有确定的意义。”[1]需要指出, 社会研究的有效性在于建立群体行为模式, 而不是个体活动的解读, 也不是经验性的分析, 评估研究也不例外。当前对高等教育评估的研究, 大多是建立在个体经验基础上的, 关于高校评估是非的争论, 并不能构成我们对评估现象总体的理性认识。当然, 任何学科的建立都必然经历从主观意识到客观实际的阶段, 也就是通过个体现象的反思, 逐渐归纳、整合为社会学家眼中的集体性“社会潮流”。当高校评估行为以普遍性、集体性方式呈现时, 评估活动是社会事实也就显而易见了。
(二) 评估制度的存在, 成为有效的“强制力”
社会现象与个体现象的差异, 除了团体的共有与普遍性特征外, 还有维系个体之间的联系, 构成确定性关系的力量, 即社会现象中的规范, 迪尔凯姆把这种隐性力量又称为“强制力”。中国高等教育评估之所以成为普遍现象, 是因为各种评估制度的存在, 评估时间、方式、标准的规范性和要求, “强制”个体要遵循一定的规范, 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评估有章可循, 评估现象从单纯的“静态存在”发展为客观的“动态状态”, 同时, 也意味着评估现象不会因为个体的特殊性, 而成为松散的现象集合体。因为有了评估制度, 评估行为有了集体牵动力, 评估现象也有了客观研究的必然要素。
(三) 评估中各种关系是确定而有规律的
正是由于高等教育评估的“集体共有”现象以及规范, 使得评估这一社会事实, 像其他社会现象一般具有规律性。大量的事实支持了评估现象是有规律的论断。例如, 不同层次的高校在评估中获取的资源, 会呈现规律性的差别;随着时间的变化, 人们面对评估的心态也会周期性地波动;由于教育体制等原因, 中国高校的办学特色“独而不特”等等, 类似的现象繁不胜举。评估现象的规律性所揭示的更深层次含义, 则是评估可用理性、客观的方法研究。
二、评估的客观事实属性与理性的研究
实证研究的最基本规则是对社会现象的客观观察与理解。那么, 客观的研究取向是否适合高等教育评估领域呢?现实需要怎样的理性评估研究?
(一) 评估研究的“客观”取向
既然我们希望以科学、理性的方法研究评估现象, 就应该更多地关注高等教育评估中的事实问题, 无须争论其“是否应该”或“应该怎样”等价值判断问题, 而只需把评估的客观事实呈现出来, 告诉公众评估现象“客观的真实”。这被艾尔·巴比认为是实证主义者关于事物客观性的理想状态, 客观真实不只是被视为一种有用的范式, 而是真理。
要做到理性地研究评估问题, 其实并不容易。在关于评估的讨论中, 研究者常常不自觉地受到自身的习惯或思想左右, 用零乱的感触来评论现状, 又以不确定的现状去预测未来。即使不这样, 也会因为身处的环境与利益关系不同, 而带有强烈的主观意愿和感情色彩。其中, 评论性评估研究最为典型, 这种方法往往颠倒了客观事实实证研究的顺序, 用观念臆断事实, 用现象的片段去附和观念。当评估“造假”、“烧钱”等成为一种现象而进入公众视野中, 更反映了我们对评估事实研究的稀缺, 至少是公众对真实信息渴望, 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这样看来, 各种批评性评论掀起波澜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非介入性方法在评估研究中的理性价值
某种意义上说, 实证方法在社会学建立之初, 就是为了解决“客观”、“理性”的问题, 所有的科学方法只有严密程度的不同, 而没有客观性的区别。例如, 实验法比问卷法更强调变量的控制, 而问卷法又比观察法强调调查结构的严密。除此而外, 各种方法更多地体现为应用领域的不同。
1966年威伯在讨论非介入性方法时, 也并不是为了开创一种“绝对客观”的方法。可以肯定地说, 绝对的客观与至高的理性是不存在的, 过分强调只会使我们的评估研究置于危险境地。正如另一位社会学家韦伯所言:对于社会现象来说, 没有绝对“客观的”科学分析独立于这些现象。在排除个人主观方面, 科学方法的意义在于, 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抽象和分析, 以一种具有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 达到对整个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 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认识, 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一元论认识[3]。
非介入性方法在评估研究中的理性价值, 在于研究过程是在对象没有感知的情况下就得以实现。相比其他教育现象, 评估更容易受到人为主观意愿或利益关系的干扰, 而非介入性方法由于与对象的相对独立, 能最大程度地避免主观干扰。迪尔凯姆认为社会现象的客观性程度与个人主观的掺杂程度呈反比关系:社会现象如果能排除个人主观的感受, 就能客观地反映出来;排除越彻底, 反映也就越客观。从这个意义上看, 非介入方法运用于评估研究, 能获得相对理性的知识, 再加上这种方法强调通过无限多样的现象归纳出规律, 在因果关系的分析中较少依赖个体性意义, 使之在评估研究中优势明显。
三、适合评估研究的非介入性方法
从研究策略的角度说, 非介入性方法与其说是一种方法, 还不如把它看作一门艺术。多数时候, 对这种方法的创造性运用, 远比获得什么结果更重要, 需要研究者有更高明的技巧。
(一) 非介入性方法
如果你想知道学生的阅读兴趣, 可以到图书馆去分析不同类别书籍的磨损程度, 以此来推断学生的喜好;如果你想评估某所高校毕业学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但又不愿意通过学校去联系调查对象, 建议你对校友会的学生比例进行细致统计, 也许也能让你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如果你想评估一门课程的教学效果, 但担心学生会有所顾虑, 通过访谈法和问卷法不能获得有效资料, 那么你可以连续观察学生的课堂出勤率。
诸如此类的变通法则, 就是非介入性方法, 是研究人员在不打扰对象的情形下, 收集对象在社会行为中遗留的各种痕迹, 推断社会现象的方法。
威伯等社会学家注意到了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在某些研究情境中, 仅用访谈法或问卷法都无法处理自相矛盾的解释, 非反应性测量弥补了这些缺点, 提供信息来解决效度受到影响的问题。”他提出了两种非介入性测量方法, 分别是以选择性损耗为测量值的耗损测量法 (erosionmeasures) , 和以过去事物留下的痕迹为测量值的增值测量法 (accretionmeasures) [4]。后来的学者进一步分类为内容分析法、既有资料研究法、历史与比较研究法以及未被觉察的自然观察法。
非介入性方法解决或弥补了两个研究难点:一是可以实现对一些容易引起研究对象敏感的问题进行研究;二是使普通研究者, 特别是没有足够经费支持的研究者, 能够完成一些跨度长、范围广、样本大的研究, 例如发展趋势的研究等。
(二) 评估研究的应用
在成熟的社会里, 对社会现象的事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一方面可以帮助人们进行批评性的反思, 为后续发展奠定经验基础;另一方面, 由于各类数据指标相对完整, 可以通过社会现象的发生概率, 分析社会因果关系和基本规律。
我国第一轮高等教育评估已完成, 利用“过去”资料进行事后研究还有很广阔的空间。
诸多的评估事实是以直接材料呈现的, 例如官方的教育统计年鉴、公共文档和评估报告等既有资料。有经验的评估研究者对既有资料的使用, 既要广泛收集资料、合理进行分析, 还要有审慎的态度有些资料是广泛认可的, 比如人口资料、区域的相关统计年鉴等, 评估研究者就可以大胆使用, 运用这类资料只需加强对资料的分类和二次分析。但有时, 资料的信息来源并不像年鉴、公报等具有足够可靠性, 例如一些学校评估报告中的数据。那么, 在使用这些数据时就应该评估资料的有效性。如果研究者无法实证判断, 可以就同一主题与可信度较高的公开资料进行对比研究, 这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
还有一些评估现象, 譬如公众对评估的认同态度, 看起来比较复杂, 涉及心理学的现象, 但借助非介入性方法仍可以进行研究, 只要对大众媒介中关于评估的批评性话语稍作分类和整理, 就可以越过个体经验, 探讨群体的评估认同倾向。
参考文献
[1][2][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伟,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12.5.
[3][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李秋零, 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15~24.
客观评估 篇5
在W T O成立之前的关贸总协定中没有明确的条款与评审标准相关, 仅仅有一些专家组的决定处理过评审标准这个问题。在乌拉圭回合磋商期间各方就什么样的世贸组织法评审标准才是合适的评审标准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其中最为明确被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支持是一种被称为“合理标准”的方法, 它要求无论何时专家组调查由主权机关所做出的决定时, 该标准都应对专家组施加一定的限制——只要成员国政府合理地解释 (而且其行为与相关协议一致) 相关的协议, 专家组就应该尊重成员国政府的决定, 而该合理标准则主要是根据美国行政法的“切夫朗原则”进行构建的。最终在乌拉圭回合磋商中, 世贸组织只是在反倾销协议中具体规定了评审标准, 而对整个W T O中的评审标准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
杰克森 (Jackson) 教授曾在1996年提出DSU的第3条2款可能最终被作为WTO的一个普遍的评审标准而进行运用。但是, 当上诉机构在‘欧盟--荷尔蒙牛肉’案件中解释世贸组织的评审标准时, 却引用DSU的第11条款而不是DSU的第3条2款作为该案的评审标准, 这也是上诉机构第一次对评审标准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规定。在‘欧盟—荷尔蒙牛肉’案件中上诉机构裁定在D S U中的第11条款与评审标准直接相关, 上诉机构认为实际上DSU的第1 1条对专家组在相关的协议下对事实的调查和该客观事实的法律特征解释, 均提供了一个十分简明扼要但是却足够清晰合理的评审标准。上诉机构最终裁定在DSU第11条中所描述的的评审标准既不是重新审查成员国政府的相关决定也不是完全的服从成员国的相关决定, 而是“对案件中争端的事项 (包括涉案事实和涉案事实的法律解释) 的客观地评估”。因此这就出现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 DSU第1 1条款规定整个世贸组织评审标准而反倾销协议第17.6条款则限定反倾销争端中评审标准, 这样的世贸组织评审标准普遍性和独特性共存的现象。
二、对事实的客观评估是世贸专家组裁定的基础
1. DSU第11条款和反倾销协议中的第17条6款 (i) 段
D S U第1 1条款的第一句话规定了世贸专家组的职责是协助DSB履行本协议和相关适用协议的职责。第二句话则对专家组履行该职责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描述, 其主要内容是“专家组应对其审议的事项做出客观评估, 包括客观评估涉及案件的事实及有关协议的适用性、一致性, 并做出可以协助D S B提出适用协议所规定的建议或裁决的其他调查结果”。其中要求专家组对案件事实、相关协议适用性和一致性进行客观评估的这个规定被称为专家组对案件的评审标准 (standard of review) 。而在反倾销协议的17.6 (i) 条款中主要规定了在反倾销案件中, 世贸专家组对涉及反倾销案件中的事实方面评审标准。该条款中的第一句话‘在评估有关事项中的事实时专家组应确定当局对涉案事实的认定是否适当, 以及当局对涉案事实的分析是否公正、客观’是专家组在其做出某个事项裁定之前所必须执行的任务。只有当专家组确认了成员国调查机构对事实的认定是适当的、对事实的分析是公正客观的, 专家组才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理由进行对该事项的评审裁定, 即本条款第二句话所要求的‘专家组应维持成员国调查机构原先所做出的裁决’。
2. 两条款中对事实评估方面规定的相互关系
虽然两个条款的评审标准中在描述客观评估的措辞并不是完全相同, 但是两条款文字中所表达的关于要求世贸专家组在履行对涉案事实进行评估的职责, 在内容上的意思却是非常相近的。上诉机构曾在‘美国——热轧钢’案件中对两种评审标准中, 要求对事实评审的两个评审标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解释, 并认为两个标准在事实评估方面中的关系是相互不矛盾的。而上诉机构在‘欧盟——荷尔蒙牛肉’案中对‘客观评估’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解释:“……对涉案事实进行一个‘客观评估’的职责要求专家组对那些提交给专家组的证据进行考虑, 并根据这些证据为基础做出专家组在某个事项上的事实裁定。如果专家组对所提交的证据采取故意忽视或拒绝考虑, 那么这些行为就是与要求专家组对涉案事实进行‘客观评估’的职责不相符合。对那些事实证据在司法中或准司法中的原始意义采取‘忽视’、‘歪曲’和‘误述’的行为, 不仅意味专家组对证据的评估判断存在失误, 而且还代表了专家组在履行真诚善意的原则上存在重大的错误……”因此如果专家组对所提交的与争端事项直接相关的事实证据采取‘忽略’、‘歪曲’和‘误述’则代表了一个专家组没有对涉案事实进行一个‘客观评估’。
3. 对涉案事实的客观评估是世贸专家组裁定的基础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秘书处的顾问艾伦在2006年, 其与前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秘书处法律官员塔妮亚共同发表的文章“The Facts Aside:The Limitation of WTO Appeals to Issues of Law”中有这样一种观点, 即越来越多的诉请都是针对世贸专家组在案件的审理中未能履行其职责, 特别是专家组未能对涉案事实进行一个客观评估的这个职责所提出的。而由于受到审理时间、接触争端各方的次数、咨询案件所涉及领域科学技术代表的权利及W T O法律协议中的自身规定的限制, 在案件的事实评估方面专家组在其审理的阶段要比上诉机构在上诉复审阶段更具有优势。因此, 他们认为一旦案件被提交到上诉机构进行复审, 上诉机构一般只会对涉案的事项中的法律问题进行重新的审理, 而对于涉案的事实问题上诉机构则不会轻易干预原先专家组在其审理阶段所做出的裁定, 但是上诉机构将会对专家组原先裁定中的事实问题进行严格的审查。虽然文章认为上诉机构不会轻易地干预专家组裁定中的事实问题, 但是两作者却引用了布隆科斯和麦克奈莱斯的观点认为“对于那些存在明显的事实错误和事实错误将会对整个争端的解决起决定作用的专家组事实方面的裁定, 上诉机构将会毫不犹豫地对这些事实方面的裁定进行检验和推翻”, 即主张在上诉复审阶段原始专家组评审中的事实基础是其相关裁定是否成立的关键。
三、美国加拿大软木反倾销系列第六案
1. 本案简介
2001年4月2日, 美国贸易委员会 (USTIC, 以下简称ITC) 应美国国内软木产业代表的要求, 展开了一项针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软木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2001年5月16日, ITC初步裁定从加拿大进口软木得到了政府的补贴以低于市场价格在美国市场销售, 并且认为加拿大进口软木实质性威胁到美国内的软木产业。随着美国商务部 (USDC) 确认ITC的初步裁定, ITC开始了该调查的最后调查阶段, 并于2 0 0 2年5月1 6日得出该调查的最终调查决议 (final determination) 。2002年5月22日ITC执行了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软木征收反补贴、反倾销税的指令。
2002年12月20日加拿大驻世贸组织代表根据WTO相关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向美国驻世贸组织提出了, 对美国向原产于加拿大的软木征收反补贴、反倾销税的措施进行磋商的要求, 美国和加拿大开始了新的一轮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解决双边之间软木贸易中存在的摩擦问题, 始称美国---加拿大软木反倾销系列第六案。DSB对该案总共进行三次审理。最终在2006年10月12日, 美加双方的贸易代表通知D S B主席, 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双方在2006年9月12日签订了一份新的软木协议, 该协议被用于解决双方在软木贸易中的一系列贸易摩擦问题。随后, 加拿大撤销了在WT/DS257/16、WT/DS264/17、WT/DS277/9中的诉请, 而美国也撤销了其在WT/DS257/17、WT/DS264/19、WT/DS277/10中的诉请。美加均认为新的软木协议中的解决措施没有损害美国和加拿大在世贸组织中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
2. 本案第二次审理中各事项裁定的分析
本案第二次审理中加拿大引用世贸组织DSU第21.5条款要求建立一个世贸专家组。以下笔者就对该专家组在其对各涉案事项所做出的评审裁定中, 是否存在一个合理的事实基础进行分析。
(1) 进口数量的增长’事项上的裁定
(1) 1999年到2001年进口2.8%进口绝对数量增长。美国在S 1 2 9报告中分析了该期间软木进口的绝对数量的变化, 并认为‘此期间2.8%绝对百分比的增长是巨大的’。加拿大则认为1 9 9 9年到2 0 0 1年的进口数量增长如果从进口增长率变化的角度来分析, 这期间的进口增长率的增长只是1.4%, 并且引用了原始专家组在该事项上的观点认为1999年到2001年进口2.8%进口绝对数量增长并不能认为是‘巨大的’。而专家组在组报告中对‘1999年到2001年进口2.8%的绝对进口量的增长’事项的评审却只是集中在7.27段的第四句话“……ITC的‘进口2.8%的绝对数量的增长率是巨大’结论并不是不合理的……”
在笔者看来专家组在该事项上没有履行评审标准中规定的对事实‘客观评估’的评审要求, 比如说专家组没有根据加拿大与美国软木贸易的历史水平来分析2.8%的绝对数量增长是否超出了历史水平, 也没有说明其做出与原始专家组报告相反裁定的理由, 只是再一次简单地运用了‘没有不合理的’这种双重否定形式的标准对‘1 9 9 9年到2 00 1年间进口绝对数量增长’事项进行评审裁定。
(2) 无进口限制时期数量趋势及软木协议效应。在专家组报告中对于软木协议抑制效应和无进口限制时期的数量趋势的裁定只是局限在7.35段的第三句话。专家组的这个裁定主要是立足于7.3 5段的第一、二句话的分析而做出的裁定。笔者认为7.3 5段裁定的第一句话是专家组对I T C的观点进行的总结, 而第二句话中出现的双重否定词“没有…不 (合理的) ”则代表了专家组所运用的特殊而且错误的评审标准。这说明了该专家组在没有充分对S129报告中关于‘需求改变’、‘软木抑制效应’和‘临时措施的实施’的分析进行一个批判性、探索性的评审的情况下, 就裁定‘ITC的S129报告中在这几个方面的结论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调查机构所不能得到的结论’。而7.3 5段的第四句话则表现了, 在该事项上加拿大提供了另一个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该专家组没有对此新解释进行分析, 因此专家组在这几点上所作的裁定更加地难以符合评审标准所规定的‘客观评估’要求。
(2) 价格效应
虽然专家组在价格效应上的裁定的篇幅和字数比之前的她在其他事项上的裁定的篇幅要大、字数要多, 但是在实际的裁定的内容与之前该专家组的不合理的评审行为十分相似。在7.50的开头第一句话里专家组首先对S 1 2 9报告中的价格效应做出了裁定‘虽然我们确实理解了加拿大在这个论点中的推理, 但是我们不认为加拿大的这些推理说明了ITC的S129决议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调查机构所不能得到的结论’, 而从7.5 0段的第二句开始均是专家组解释其为什么存在另一个合理的解释的时候, 该专家组仍然支持S129报告中关于价格效应的观点。在价格效应的分析中专家组虽然承认了证明ITC的S129报告中‘价格效应’事项不合理的必要性, 但实际中却没有执行该任务而是间接地转移给了加拿大。而在“价格效应”裁定的最后一段中专家组更是第一次把其在本案中所持的评审标准运用到了具体事项上的分析当中, 但是这些分析仅仅限于7.5 2段的第二、三句话。
就笔者看来贯穿于7.50段到7.52段的专家组裁定在实质上还是重复了该专家组之前的推理逻辑与措辞语言, 一方面即承认了加拿大在该事项上的解释的合理性又不否认S 1 2 9报告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还把其自己应该执行‘评审S129报告中的观点能否被加拿大的观点所推翻’的任务转移到了加拿大, 并以此为借口拒绝加拿大的观点而支持S129报告中的观点。在裁定的措辞上仍然沿用了其在本案中所反复使用的“没有不”的双重否定的用语。而在具体事实的裁定上, 该专家组所立足的理由多是之前关于数量增长事项中的其自己的裁定而这些裁定却又是不合理的, 所以立足于此基础的“价格效应”专家组裁定的合理性具有很大的争议。因此, 无论从推导逻辑、语言措辞、论点的相关证据上的不合理分析和裁定来看, 专家组在‘价格效应’事项上没有进行一个批判性、探索性的分析也没有对该事项进行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估。
同样的推导逻辑和裁决措辞也出现在了该专家组对‘价格效应’、‘美国国内软木产业的脆弱性’和‘无归因分析’事项上的裁定中。因此, 在本案的第二次审理中专家组对涉案事实采取的不合理的推导逻辑和特殊的双重否定措辞的模式进行事项裁定行为在本案中是一个普遍现象。
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