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外包医疗保险

公共服务外包医疗保险（精选12篇）

公共服务外包医疗保险 篇1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常会看到社区医院和小医院门可罗雀, 而大医院确是门庭若市、人满为患。根据服务外包的相关理论, 这种医疗资源不均衡的状况可以通过外包来解决。医疗服务外包是实现医疗资源共享的一种有效途径。但是, 要想真正的实现医疗机构之间资源的共享, 关键还得靠医疗机构之间知识的共享。

一、服务外包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科斯 (1937) 在《企业的性质》一书中, 第一次提出了企业的边界问题, 并引入了交易成本 (交易费用) 这一概念。科斯认为, 通过签署长期合同, 企业就可以避免寻找伙伴、谈判等费用, 进而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他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外包提供了经济学基础。

Eisenhardt (1988) 认为, 在代理关系的选择中, 是选择行为契约 (如层级干预、内包) 还是结构契约 (如市场干预、外包) 取决于代理费用。在其随后的研究中, 他又探讨了代理费用及其构成要素与外包合同之间的关系, 认为外包关系越是不确定性、需要规避的风险越高、事先界定代理人行为的程度越低、结果的可测度性越差和关系越长, 则代理费用就越高。

Christopher (1992) 指出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越来越取决于整个供应链的竞争优势, 而不是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Jacques H.Trienekens (2001) 从价值链的角度探讨了跨企业之间供应链管理的必要性, 强化整个供应链的价值增值, 提高供应链的竞争优势。这两位学者从供应链的角度来评述外包。

Kern和Willcocks] (2000) 认为仅从交易费用经济的角度研究服务外包, 忽略了人与人之间,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 这样难以揭示服务外包的机理并指导企业的实践。

北京大学的卢峰从产品内分工视角来分析服务外包, 研究了服务外包的经济利益源泉、经济成本约束问题, 并提出了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相对落后的根源和政策调整。

王燕妮, 李华 (2007) 认为, 服务外包的本质, 使企业以价值链管理为基础, 将非核心业务通过合同方式外包, 分包或转包给本企业以外的服务提供者, 以提高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生产组织模式。冯之浚、于丽英认为, 服务外包是企业以资源互补和配置的方法为自己的发展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何骏 (2008) 认为我国的服务外报应集聚在两个领域:外向型服务外包和内需型服务外包, 外包服务应该覆盖国际公认的18个行业大类。并且提出了我国发展服务外包的模式有生产性服务外包、服务外包的集聚区模式和外资拉动的模式。

鄂丽丽 (2008) 从竞争力影响因素来分析我国的外包业。她认为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竞争优势有:1.中国政府对服务外包业的政策支持;2.具有完善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3.拥有大批受过高等教育, 低成本的劳动力;4.对北亚地区的良好区位优势和文化兼容性。

袁航 (2008) 研究了服务外包和供应链管理的关系。他认为, 服务外包是全球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服务产业跨区域商业模式, 服务供应链是供应链基础上出现的全新概念, 二者在产业背景、运作模式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从结构上分析, 服务外包是服务供应链的组成要素, 多级关联的服务外包形成了服务供应链。

二、知识共享以及医疗知识共享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世界银行在《1988/99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促进发展》中提出了两类知识:一类是关于技术的知识, 或简称技术诀窍;另一类是关于属性的知识, 如产品的质量、工人的勤奋程度、或企业的资信状况。

日本学者Nonaka和Takeuchi于1995年提出的关于知识创新的SECI模型是知识共享领域最广为接受的理论。两位学者从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相互转化、相互作用关系出发, 提出知识之间的四种转化过程, 具体而言, 包括 (1) 隐性知识-隐性知识的社会化 (Socialization) 过程, 主要通过企业文化氛围和有效的知识传递环境来实现; (2) 隐性知识-显性知识的外部化Externalization) 过程, 又称编码化, 主要通过对人脑中存在的隐性知识进行归纳, 总结并以编码的方式表现出来; (3) 显性知识-显性知识的组合化 (Combination) 过程, 主要是将现存的显性知识通过组合形成新的系统化的显性知识; (4) 显性知识-隐性知识的内部化 (Internalization) 过程, 主要通过人在工作中运用显性知识的体验来形成。

罗志勇 (2003) , 认为知识共享的前因有组织特性、个体特性、组织特性和环境特性。知识共享的主体只要有个体、项目团队、组织和跨组织等层次。他还根据以上特性说明了知识共享的障碍和激励机制的制定。

张波 (2006) 认为, 知识共享是指缩小个体或组织之间的知识差距的所有活动和过程, 包括知识传播、知识扩散和知识转移。并且知识共享的状况和程度, 最终通过知识转移的效果显示出来, 知识共享能够提高组织竞争力。

张旭梅 (2008, 2006) 认为, 知识共享的本质, 是一种知识交易, 知识共享就是不同主体之间知识资源的交易活动, 参与知识交易的每一方都必须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 比如技术优势、制造优势、资金优势、市场优势或管理模式上的优势等, 作为知识交易的筹码, 这是知识共享的基础。她还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供应链中知识市场存在的可能性, 以及供应链中知识市场的构成和知识共享过程分析, 包括知识在不同企业之间的转移, 以及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她认为, 知识市场主要有知识的买方、知识卖方、知识市场管理方 (知识共享联盟) 、知识交易环境, 并且提出了知识交易模型。

对于知识市场的研究, 还有下面的学者。

达文波特 (Davenport, 1998) 在《Working Knowledge》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企业内部“知识市场”概念, 强调知识流动很大程度上是在市场的作用下进行的, 在企业内部存在一个“知识市场”, 这个市场与有形商品的市场一样, 有买方和卖方, 他们讨价还价以寻求双方满意的价格, 这个市场中还有尽量促成交易的中介者, 市场机制像作用于有形商品一样推动着知识市场的运行。

Bell等人 (2002) 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知识市场与知识社区 (knowledge communities) 在实现企业间知识共享中的区别与联系。Kafentzis等人 (2004) 构建了便于组织间进行知识交换和交易的公共平台——电子知识市场 (Electronic Knowledge Marketplaces) , 并对这个交易平台的战略问题、商业模式、作用、过程及收入模式进行了分析。

Mentzas (2006) 根据知识的特性和交流的特性将跨企业的网络组织间的知识网络分为知识社区、知识链 (knowledge chains) 、知识供给 (knowledge supplies) 和知识市场四种类型, 分析了每一种知识网络的显著特点和有关的例子, 并探讨了将四种知识网络联合起来研究的挑战。他认为, 知识市场应该具有以下特性: (1) 、采用灵活的机制来满足更复杂的特殊知识的需求; (2) 满足特殊知识和信息的需求远远高于市场上那些事先被捆绑的信息和知识。他还认为, 知识市场作为最先进的形式, 允许程序性知识的交易, 问题的解决可以看作是可以确保达到预期目标的程序。

汤建英 (2005) 认为, 研发联盟企业间知识共享受到以下四个因素的影响:技术资源强度、组织学习能力、技术壁垒属性、伙伴间相容性关系。这四个因素与知识共享的主观绩效和客观绩效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它通过验证证明了, 伙伴技术资源强度、学习能力与相容性水平与知识共享的客观绩效正相关, 技术壁垒与知识共享的客观绩效反相关。

梁建英 (2007) 等人认为, 根据Polanyi对知识的分类, 医院中的医疗技术知识 (简称医院中的知识) 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类。又根据知识主体来划分, 医院的知识又可分为个人的知识, 科室的知识和医院的知识。在医院日常的流程中间, 知识又可分为管理领域的知识和业务领域的知识。医院作为一个典型的知识型组织, 知识应该具有独有性、共享性、任务性、层次性、创新性和广义性。医院的医疗知识中, 大部分是隐性知识, 所以要注重隐性知识的开发和利用。并且他们还认为, 联盟间影响知识转移成功的因素有:知识转移渠道、联盟成员的特性、联盟环境的特性和伙伴间关系特性。

通过国内外的研究发现, 服务外包和知识共享的理论研究特别多, 而关于医疗技术知识共享的文章微乎其微。我国的医疗市场有着巨大的潜力承接国外的服务外包和内部的服务外包, 在服务外包的过程中除了经济利益的考虑外, 更多的应该关注知识, 因为知识是组织的主要竞争力。医疗服务外包中会形成一串多级关联的供应链, 而供应链中知识市场的存在, 又给知识共享提供新的视角, 通过知识共享就可以增加组织内部知识的储备, 从而提高竞争力。

摘要：本文从服务外包和知识共享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出发, 详细叙述了服务外包和知识共享目前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研究现状。

关键词：服务外包,知识共享,知识市场

公共服务外包医疗保险 篇2

甲方：安得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法定人：身份证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有关规定，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一致，自愿签订本劳务协议，共同遵守本协议所列条款。

第一条 本协议于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生效，至______年______月____日终止。

第二条 补充协议额劳务内容、要求为：_乙方购买员工总人数70%的相关雇主险费用，按650元/人计算，乙方同意甲方从当月未结装卸费用中扣除。

第三条 乙方提供劳务的方式为：全日制用工

第四条 乙方向甲方支付保险费用 650元/人（人民币）

第五条 乙方依据本协议第二条、第三条约定的劳务内容、要求、方式购买装卸雇主险，乙方也愿意承担所约定的费用。

第六条 乙方同意缴纳保险费用，可由甲方代为扣缴或自行购买。

第七条 甲方仅给予事故保险赔偿部分于乙方，差额及其它任何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八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本协议终止：

一、本协议期满的；

二、双方就解除本协议协商一致的；

三、乙方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履行本协议义务的；

四、由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中止的。

公共服务外包医疗保险 篇3

北京市打造四个金融服务后台的规划,海淀区是其中之一。海淀区应该重点吸引风险投资公司和创业基金来海淀创业,定位于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

根据本区的具体情况,可以将发展重点集中在企业金融业务咨询、风险管理、金融租赁、风险投资顾问几项业务上。发展金融业和金融服务外包业的人才战略也是海淀区的发展重点之一。

海淀区有着中国最为发达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院所,海淀也应该利用好这珍贵的科技资源。可以尝试在新能源、环保节能、生物产业方面建立一些研发外包企业,这些企业规模不一定很大,但创造的价值是很可观的。发展服务外包业,建议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加强统筹规划、组织保证

成立促进服务外包发展领导小组。成立由区领导任组长,区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及海淀区高新园区管委会为成员的促进服务外包发展领导小组。建立推进海淀区服务外包发展联席会议制度。联系会议的职责是研究制定全区服务外包发展规划,协调解决服务外包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可设在海淀区发改委),负责具体协调推进工作。

制定实施《服务业(软件)外包、发展和培训政策》。从行政审批、土地征用、进出口、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制定一揽子促进服务业外包发展的方案,统筹规划,合理分配各个部门的任务。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提高审批效率;土地征用向重点科技创新园区和重点企业倾斜;重视人才培养的层次性,加快高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放宽市场准入。对从事服务外包的企业给予前置审批和工商登记便利。相关部门要简化审批程序、加快审批速度,以方便企业按照国际惯例承接外包业务。

吸引优秀人才、企业入驻

财政政策。充分利用中央政府出台的支持服务外包业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2008年2月财政部、商务部出台关于支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相关财税政策的意见,明确中央财政将从基地平台建设、企业认证、境外展会、跨国并购、税收扶持、人才培训等六个方面对国际服务外包企业业务发展给予支持。

鼓励企业提高研发能力。服务外包企业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按相关规定可享受财政补贴。服务外包企业为完成特定服务外包项目,聘请海外留学人员和国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所支付的咨询费、劳务费可计入成本。

鼓励服务外包企业创建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对服务外包企业实施平台建设的,给予一定资助。根据企业经营规模、技术创新、市场开拓、上缴税收等标准,每年选评10个服务外包先进企业予以表彰奖励。

信息服务。搭建服务外包交流平台。建立服务外包信息网,加强对服务外包的研究,及时了解服务外包企业需求。利用各类媒体为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信息服务。

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互联网服务。为服务外包企业提供多元化和个性化服务,进一步提高互联网服务的质量,帮助服务外包企业选择适合自身业务的互联网服务。

建立服务外包统计指标体系。建立反映服务外包发展特点的统计指标体系,并试行服务外包统计制度;为服务外包企业提供市场信息服务,为促进服务外包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人才政策。引导服务外包企业建立行业协会,更好地开展行业内信息交流、中介协调、标准制订、规范自律、市场拓展、人才培訓等工作。海淀区作为北京市发展服务外包企业的重点地区,应该成立区一级的服务外包行业协会或者产业联盟,将代表海淀区的服务外包企业,以统一形象对外开展国际营销,以团队的能力获取高端外包订单;协调区内企业的关系,避免对外恶性竞争;促进本区企业通过高等级的外包企业国际认证。

鼓励开展多种方式的服务外包人才培训,支持校企结合的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和实习项目,励服务外包企业开展国际资质认证,引服务外包高级人才来海淀区服务或创业,建立有突出贡献的高端服务外包人才奖励制度。对于为高端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各类人才,按有关规定经申报和相应的程序公开确认后给予表彰奖励。建立创新学院和实训基地。建议海淀区可以联合企业建立创新学院,并成为培训外包服务人员的实训基地,以加快外包人才的培育。

法律措施。加大服务外包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管理和服务。设立知识产权举报投诉中心,加大对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通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服务外包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依法保障服务外包企业和员工的合法利益。在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根据行业特点,按照协商自愿的原则,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允许服务外包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

以市场为导向,谋求最大的发展空间

实行市场细分,瞄准高端市场,与国内其他区域形成差异化竞争。国际软件外包市场呈现垄断竞争的局面,与其他地区采取竞争合作的策略更有利于国内各地区软件外包的发展。大连和海淀在软件外包上存在合作的可能性:从市场来看,双方的目标市场具有互补性;从产品结构来看,北京高素质研发和管理人员较其他城市更多,因此应该瞄准服务业外包的高端市场。

支持企业强强联合,组成企业联盟,扩大盈利空间。相比较而言,海淀区的外包企业规模不大,很难在国内市场上站稳脚跟,更不要说和跨国公司抗衡。通过建立企业联盟,可以提高海淀服务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企业间共享资源,与国际产业接轨,逐步加入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增强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从而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公共服务外包医疗保险 篇4

关键词：服务外包,医疗知识,知识交叉共享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常会看到社区医院和小医院门可罗雀, 而大医院确是门庭若市、人满为患。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 优质的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医院, 而小医院医疗资源相对缺乏。这种医疗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衡, 不仅造成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也导致现有公共资源利用严重不足:据统计, 我国100—200万人口的城市拥有20台以上CT是较普遍的, 但CT利用率仅为38%, 核磁共振利用率仅为43%。

基于现存的医疗资源结构状况, 人们开始将着眼点放在通过医疗服务外包解决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针对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和利用率不高的现象, 理论上也可以用服务外包的形式来解决。但是简单的医疗服务外包在实践中的效果并不明显,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提出建立医疗服务机构交叉知识共享的思路, 并通过对服务外包双方的特性、医疗知识特性、伙伴间的相容性水平和外界医疗环境波动性的影响分析, 揭示交叉知识共享性医疗资源服务外包的影响因素及其绩效。

1 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1.1 外包与组织间的要素资源利用

Eisenhardt (1988) 认为, 在代理关系的选择中, 是选择行为契约 (如层级干预、内包) 还是结构契约 (如市场干预、外包) 取决于代理费用。Anil Arya[1]认为, 外包可以产生更高的产业利润和更低的消费者剩余。Ronan McIvor[2]在他的文章中提出, 在服务外包领域领先的公司已经采用了复杂的外包策略, 其中包括外包他们的核心业务, 比如设计、制造、销售。并且大多数专门的供应商, 会给这些组织提供更深层次的知识, 在系统和流程方面投入给他们更多, 也可以通过其自身的规模经济和经验使这些组织获得更高的效率。

王燕妮, 李华 (2007) 认为, 服务外包的本质, 使企业以价值链管理为基础, 将非核心业务通过合同方式外包, 分包或转包给本企业以外的服务提供者, 以提高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生产组织模式。冯之浚、于丽英[3]认为, 服务外包是企业以资源互补和配置的方法为自己的发展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袁航 (2008) [4]研究了服务外包和供应链管理的关系。他认为, 从结构上分析, 服务外包是服务供应链的组成要素, 多级关联的服务外包形成了服务供应链。

1.2 医疗服务外包的相关研究

Donald D.Trunkey (2008) 认为, 世界上的医疗资源可以通过离岸外包、外包等方式进行共享。供应链也可以应用到医学领域。并且, 美国把自己的夜间诊疗项目外包给其他国家, 并且这些诊断结果能在30分钟内反馈回去。Racheli Magnezi等[5]通过研究发现, 外包基本的医疗服务, 这些供应商不管是军队的还是平民的医疗提供者, 都可以给予顾客更高满意水平。PI-FANG HSU 等认为, 医疗信息系统的外包商可以对承包商制定标准, 然后选择最高的得分者作为承包商。在台北的一家私人诊所一经采用TOPSIS (类似理想解评估法) 来选择医疗信息系统的承包商。这种方法可以使外包商选择更合适的供应商。

从理论上来说, 当医疗相关机构的内部代理费用高于外部交易费用的时候, 医疗机构可以选择将自己的非核心业务通过合同的形式外包出去。外包以后, 通过资源的互补和配置的方法, 降低组织的成本, 提高组织的效率。从实践上来说, 国外的医疗服务外包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例子。

1.3 知识共享以及医疗知识共享的相关研究

张旭梅 (2008, 2006) [6]认为, 知识共享的本质, 是一种知识交易, 知识共享就是不同主体之间知识资源的交易活动, 参与知识交易的每一方都必须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 作为知识交易的筹码, 这是知识共享的基础。她还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供应链中知识市场存在的可能性, 以及供应链中知识市场的构成和知识共享过程分析, 包括知识在不同企业之间的转移, 以及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她认为, 知识市场主要有知识的买方、知识卖方、知识市场管理方 (知识共享联盟) 、知识交易环境。Gregoris Mentzas (2006) [7]认为, 知识市场应该具有以下特性: (1) 、采用灵活的机制来满足更复杂的特殊知识的需求; (2) 满足特殊知识和信息的需求远远高于市场上那些事先被捆绑的信息和知识。知识市场作为最先进的形式, 允许程序性知识的交易, 问题的解决可以看作是可以确保达到预期目标的程序。Kafentzis等人 (2004) 构建了便于组织间进行知识交换和交易的公共平台——电子知识市场, 并对这个交易平台的战略问题、商业模式、作用、过程及收入模式进行了分析。

Hendriks (2002) 认为知识分享是一种沟通的过程, 因为知识不像商品可以自由地传递, 所以向他人学习知识时, 必须有重建的行为, 必须要具备能力去学习知识、分享知识。因此, 知识共享必然会涉及两个主体: (1) 知识拥有者, 必须有意向且以外化的行为如演讲、写作或其他方式与他人沟通、分享知识; (2) 知识重建者, 以内化行为如模仿、倾听或阅读等方式来认识来认知、理解这些知识。

日本学者Nonaka和Takeuchi[8]于1995年提出的关于知识创新的SECI模型是知识共享领域最广为接受的理论。两位学者从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相互转化、相互作用关系出发, 提出知识之间的四种转化过程, 具体而言, 包括 (1) 隐性知识—隐性知识的社会化过程, 主要通过企业文化氛围和有效的知识传递环境来实现; (2) 隐性知识—显性知识的外部化过程, 又称编码化, 主要通过对人脑中存在的隐性知识进行归纳, 总结并以编码的方式表现出来; (3) 显性知识—显性知识的组合化过程, 主要是将现存的显性知识通过组合形成新的系统化的显性知识; (4) 显性知识—隐性知识的内部化过程, 主要通过人在工作中运用显性知识的体验来形成。

张波 (2006) 认为, 知识共享是指缩小个体或组织之间的知识差距的所有活动和过程, 包括知识传播、知识扩散和知识转移。并且知识共享的状况和程度, 最终通过知识转移的效果显示出来, 知识共享能够提高组织竞争力。

梁建英 (2007) [9]等人认为, 医院作为一个典型的知识型组织, 知识应该具有独有性、共享性、任务性、层次性、创新性和广义性。医院的医疗知识中, 大部分是隐性知识, 所以要注重隐性知识的开发和利用。并且他们还认为, 联盟间影响知识转移成功的因素有:知识转移渠道、联盟成员的特性、联盟环境的特性和伙伴间关系特性。

通过以上文献, 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外对于服务外包和知识共享问题的研究大都是相对独立的, 而从知识共享视角研究服务外包的价值鲜有涉及。

2 概念模型

2.1 医疗服务外包知识交叉共享的界定

张旭梅 (2008) [6]认为, 不同企业之间的互补的知识资源可以进行共享。黄辉宇、徐松把医疗服务互补知识按照稀缺性程度和重要性程度两个维度, 分为常识性知识、基础性知识、辅助性知识、关键性知识。基层医疗机构的常识性知识、基础性知识可以作为辅助性知识与综合医疗机构进行合作, 在合作的过程中双方的知识可以进行交换共享。

在汉语大辞典里, 交叉有以下几个意思:①几个方向不同的线条或线路互相穿过;②有相同有不同的;有相重的;③间隔穿插。本文的交叉的含义以上三个意思都有。本文取它的第三个意思。所谓互补的知识资源, 就是不同重要性的知识进行间隔穿插的知识转移的过程。因此, 本文就把医疗知识的交叉共享界定为重要性不同的医疗知识之间进行的互补知识资源的共享过程。知识又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外包方和承包方之间具有互补性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资源的共享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2.2 概念模型

根据相关的文献, 我们可以发现, 不同医疗机构之间可以在一定知识市场中, 利用优劣互补和资源共享的原则, 选择合作伙伴, 外包自己的劣势业务。一旦签订了外包合同, 承包方就要给发包方提供必要的产品或者是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可以是显性知识的形式交易给对方, 也可以是隐性知识, 例如, 某项手术的外包。不管外包的结果是显性知识还是隐性知识, 在外包的过程中都存在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显性知识、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过程。

根据管理沟通理论, 决定沟通效果的基本要素包括信息、发送者、编码、渠道、解码、接受者以及对解码信号的理解等, 这些因素可以被归纳为沟通的主体、沟通的客体以及沟通的途径等三个方面[10]。Xu Jiang, Yuan Li认为影响联盟行为中知识转移和共享的因素主要有六个: (1) 可转移的知识流的量; (2) 接收者的知识储存量; (3) 知识转移的贡献; (4) 接受者的学习动机; (5) 接收者的学习能力; (6) 双方交往的频率。Mentzas[7]总结了前人的文献, 认为知识转移收到以下四个因素的影响:知识的来源, 知识的接收者, 交往的过程和电子媒介。对应于服务外包中的知识交叉共享双方来说, 它们就是服务外包的双方的特性、医疗知识特性以及双方的合作关系。同时, 又由于学习是组织间知识共享的动力, 所以服务外包双方的学习能力是最主要的影响知识共享效果的因素。还有, 医疗做为没个国家的支柱性产业之一, 又从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支持、政策的变动、卫生事业的发展等外界医疗和环境的医疗环境的影响。所以, 本文就把影响服务外包中医疗知识交叉共享的因素归纳为: (1) 服务外包双方的学习能力; (2) 服务外包双方的伙伴间的相容性; (3) 医疗知识的特性; (4) 外界医疗环境的波动。

由以上论述可得, 本文从服务外包中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出发, 提出了本文的概念模型:

3 假设的提出与变量的设计

3.1 服务外包双方的学习能力

组织学习是指组织将其成员经过学习得到的知识转化为组织的知识, 用来改善组织活动并进一步扩散、储存在组织内部的过程。组织学习是建立在个人学习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组织学习更强调知识的转化、扩散和储存, 这种能力被称之为组织的学习能力, 它可看作是企业吸收新知识的速度及转换效果。Gregoris Mentzas[7]认为, 低度开发的组织学习能力会妨碍组织间知识成功转移的进程, 这些进程包括知识粘度、知识保存、吸收能力、养育和开发知识。

于是, 我们有以下假设:

H1:服务外包双方的学习能力与他们之间知识交叉共享的效果正相关。

组织学习能力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学习意愿、吸收能力和整合能力[11]。在服务外包的过程中, 发包方主要是知识的承接者, 而承包方更多的是做为知识的传递者。学习意愿对于承包方来说, 主要变现为他们的保护意识和对知识的传递能力。承包方如果对自己的知识有所保留, 不愿意将自己的某些知识传递给发包方话, 就会影响他们之间知识共享的效果。传递意愿越强, 就越有利于他们之间互补知识的共享。只有传递意愿还是不够的, 同时也需要承包方的知识整合能力。知识的整合能力包括内部与外部两种[12], 内部整合将组织内现有的知识采用新的方法加以重建, 而外部整合恰好相反。知识整合提高了组织内部及组织间的知识共通程度, 使知识能够更加有效地沟通、传播和共享。承包方的知识整合能力越强, 就能够更好地整合自身资源, 有利于双方知识共享的的效果。对于发包方来说, 主要是接收来自承包方的知识资源, 所以发包方的吸收能力就直接关系着双方互补知识交叉共享的效果。

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采用承包方的传递意识和整合能力、发包方的吸收意识和吸收能力来测量服务外包双方的学习能力。

3.2 医疗知识的特性

医疗领域作为一个知识密集型的行业, 大部分知识都跟该行业从业者的经验有关, 大多是隐性知识。黄辉宇、徐松把医疗服务互补知识按照稀缺性程度和重要性程度两个维度, 分为常识性知识、基础性知识、辅助性知识、关键性知识。对于较常见的常识性知识和基础性知识来说, 共享起来就比较容易, 但对于最稀缺和最重要的关键性知识来说, 就不是很容易共享。Ronne ramlogan等认为医疗知识的技术难度和它本身的稀有程度会阻碍组织间的知识共享。医疗知识自身独具有的难度、稀缺性、关键性等特性会妨碍组织间知识的共享。

于是我们得出以下假设:

H2:外包中所传递的医疗知识的特性与知识交叉共享的效果成负相关。

医疗知识的稀缺性和重要性越高, 医疗机构就非常不愿意转移这些知识, 共享起来就比较困难。这些属于医疗机构之间显示自身实力的关键性知识, 大多是该机构的核心知识, 如果把这些知识透漏出去的话, 自然会削弱他们自身的竞争力, 所以拥有这些知识的机构一定不会轻易将这些知识转移给对方。第二, 医疗知识的模块化程度也会影响双方知识交叉共享的效果。模块化是指技术的各个组成部分可以分别设计并具有替代性, 而不会降低整个技术系统的完整性, 不同企业的技术模块可以通过接口实现技术知识在组织间的共享。简单地说, 模块化就是分层。标准的模块接口, 可以使外包双方更容易交接知识。模块化也可以将医疗知识进行分割, 增强它的可理解性, 有利于这些知识的跨组织传输。第三, 医疗技术自身的难度也会影响双方知识的交叉共享。众所周知, 医疗行业的大部分属于隐性知识, 再加上它的技术含量很高, 不易进行转移。技术难度越大, 被转移的可能性就越小。

基于以上分析, 医疗知识的特性本文打算用一下三个指标来衡量: (1) 稀缺性和重要性; (2) 模块化程度; (3) 技术难度。

3.3 伙伴间的相容性水平

Hagel & Singer[13]用互动成本 (interaction cost) 来更确切地表达企业间的交易关系, 互动成本既包括了交易成本, 也包括了企业间的信息交换成本, 企业会采取互动成本最小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标。在交易成本一定的情况下, 服务外包方一定会选择与自己相容性水平最高的机构进行合作, 从而降低它的信息交换成本, 进而使互动成本最小化。另外, 相容性水平越高的合作方, 更容易有融洽的合作氛围, 减少冲突和摩擦。Yves doz认为, 组织会选择最信任、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与其本身最接近的组织进行合作。

于是, 我们得出以下假设:

H3:伙伴间的相容性水平与外包双方的知识交叉共享成正相关。

信任是一方相信另一方不会去利用自己易受攻击的弱点去获取利益。在服务外包的过程, 信任可以使双方间减少不必要的契约安排, 从而减少了资源和精力的浪费, 使承包方更加专注于知识转移, 发包方更加专注于组织学习。另一方面, 信任可使承包方减轻甚至消除对知识的自我保护意识, 使其不必防备发包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尽管信任中蕴含着风险, 但是信任可以降低承包方对知识的预期, 从而激发它的知识转移潜力。信任程度叫低的话, 承包方可能会不自觉的产生保护意识, 消极地进行知识转移, 这样就不利于双方的合作。因此, 信任程度影响着服务外包中双方知识交叉共享的效果。第二, 组织文化的一致性程度也会影响知识共享的效果。组织文化由于其巨大的涵盖范围, 它的概念很难界定。但众多学者较为认同的观点是将组织文化定义为共享的价值观和信仰, 它能指导员工理解组织运作, 并提供其在组织中的行为规范[14]。组织文化是组织中一切活动的重要驱动力量, 它以其内在的价值观, 影响了企业边界人员在进行商业活动时的行为和期望。并且, 组织文化可以通过沟通影响方式来影响组织间知识共享[14]。如果发包方和承包方在组织文化一致性的程度越强, 就越容易接收对方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从而会促进双方的交流和合作, 进而促进他们之间互补知识的共享。第三, 组织的开放性。如果合作伙伴的组织文化趋于保守, 回避沟通, 则会导致组织间互相隐藏知识, 从而降低服务外包中合作双方的相容性水平, 增加知识交叉共享的难度。只有与那些兼容并包的组织进行合作, 才有利于双方的知识交叉共享。

3.4 外界医疗环境的波动

Clarke & Rollo认为知识管理是一个社会进程, 必须把社会和文化因素考虑进去。无论是医疗服务的发包方, 还是承包方在合作的过程中都会考虑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例如, 政府的支持就会强化他们之间的合作几率, 反之, 就可能促使医疗服务外包合作的失败。环境波动是指一些关键环境变量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明显变动[9]。例如, 由于缺乏设备和技术, 发包方缺乏病源。为了自身的发展, 使自己在激烈地市场竞争中赢得竞争优势, 发包方就会想方设法与其他医疗机构进行合作。这样以来, 承包方可以提高自己设备的利用率, 增加知名度, 发包方也可以也可以利用自己的某些优势增加病源和收入, 达到双赢。最近, 我国的医疗体制正在进行改革, 不断增加的医疗费用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通过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服务外包, 就可以合理地配置地区范围内的医疗资源, 减少不必要的医疗设备支出和浪费,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卫生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外界环境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医疗服务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的的合作意愿, 阻碍了他们之间进行知识转移和共享。

H4:外界医疗环境的波动与服务外包双方的知识交叉共享成负相关。

本文拟用以下几个指标来衡量外界医疗环境的波动。第一, 政策的波动性。整个医疗事业的发展关系到全体国民的健康和幸福, 也关系着国家未来的发展, 所以, 医疗一直是政府比较关注的行业, 也会出台想相应的政策来加以引导。稳定的卫生政策, 会增强人们之间合作的意愿, 相反, 政策的波动性越大就会削弱该领域内相关工作合作的积极性。第二, 政府支持的波动性。政府支持医疗领域内服务外包, 就会增加投入, 建立更加完善的电子知识市场体系, 增加该领域内组织间的合作和了解, 进而他们之间知识交叉共享。第三, 医疗领域内服务外包的行业波动性。和谐的医疗服务外包行业环境, 也会加强他们之间的合作和知识转移的意愿。

4 知识共享的绩效及结论

一般来说, 绩效是作为结果变量来衡量造成这种结果的影响因素, 通常采用多为财务指标, 例如利润率、市场占有率等。但是, 对于本文的研究来说, 知识交叉共享的结果很难在短时间内显现出来, 采用财务指标是不合适的。从服务外包合作所产生的众多结果中剥离出知识共享所产生的绩效, 确实在非常困难的。

关于知识共享绩效的相关研究也是有的。在文献中, 也有相当多的学者采用主观性的指标来衡量组织发展的绩效, 相应的指标有满意度、目标达成程度等[15]。另一方面, Geringer &Hebert在跨国合资企业绩效的研究中发现, 客观绩效指标与主观绩效指标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主客观指标间存在着明显的替代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 本文对服务外包中医疗知识交叉共享的结果也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来衡量。其中, 知识交叉共享的客观绩效采用的指标是: (1) 外包方所获得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 (2) 给发包方所带来的利润; (3) 双方知识存量的增加。知识交叉共享的主观绩效指标是: (1) 双方合作的满意度; (2) 合作目标的达成程度; (3) 组织竞争力的提高。

基于以上的理论, 本文建立的结构方程概念模型如下:

公共服务外包医疗保险 篇5

关键词：金融保险；市场开发；服务外包

一、重视我国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欧美市场的开发

现阶段，我们应该有效地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了解我国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的实际情况，看清欧美市场的现状。首先，欧美地区的经济较发达，所以相应的金融保险行业的发展起步较早，行业基础比较雄厚；其次，欧美地区的人力资源较我国的人力资源而言比较匮乏；最后，我们在积极地进行欧美金融保险服务外包市场开发的时候，还可以学习其优秀的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的经验。可以说，开发欧美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发展的策略是一举两得。所以，重视欧美市场的发展战略和目标非常正确。

二、强化政府职能，有效地促进对外包服务商融资政策的支持

对于我国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的发展问题，政府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及时有效地做好行业发展情况的研究工作，并制订相应的规章制度促进行业的发展，保护行业技术。政府可以引导我国的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企业进行有效的校企合作，企业可以为高校提供实习环境和机会，企业也可以利用高校开展技术研究工作以及员工的培训，打造再教育的基地。这样可以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达到双赢，共同促进我国的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发展。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对于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的监管力度必须到位。

三、加强对金融保险服务外包人才专业素质的培养

现阶段从事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方面的人员很多都是半路出家，或者完全是自学完成。由于没有经过专业的、理论的教育，所以目前我国金融保险服务外包人才市场出现一种良莠不齐的现象。我们要积极地改变这种现象，需要积极做好学院的教育工作。目前我们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1.在校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人才教育想要发展好我国的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学院的教学工作非常重要。首先，我们需要从教学体系上重视金融保险服务外包专业的教育。其次，目前我国的金融专业教学方式还比较落后，很多从事金融专业教育的学校没有选定合适的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发展的教材。所以我们不难发现，目前我国的金融专业基本上是一种教学方式呆板、教学条件落后的教学情况。在这样的条件下，很难能培养出优秀的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的专业人才。另外给学生进行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理论方面的教学时，同时也需要有效地培养学生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流程的实践操作能力。2.现阶段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从业人员的再教育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人力资源的发展，不仅仅局限在校园内部金融保险服务专业学生的教育工作，还需要对已经从事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再教育。时代在发展，科学技术在进步，已经从事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的工作人员，也需要进行不定时的培训和再教育。学习是永无止境的，即便是已经从业的人员，其行业素质的发展也不能间断。这就需要后期的再教育，以及培训工作。在这一点上，目前很多企业还没有意识到对已就业职工再教育的重要性。而且，金融保险服务外包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所以加强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人员的再教育工作非常必要。其主要目的是，使从业人员能更好地为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中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专业素质水平。

四、结论

不难发现，我国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这个行业，在我国的起步虽然晚，但是未来该行业在我国发展的前景不容估量。我们要积极解决现阶段我国金融保险服务外包行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管是人力资源的建设，还是市场开发工作等，都要积极地改进。

参考文献：

服务外包逆市萌动 篇6

据悉，在货物贸易连续7个月下滑的情况下，今年1到5月我国新增加外包企业1057家，承接合同金额和合同执行金额分别增长了13，2％、45％。会上，服务外包再度被有关部委负责人称为“能优化贸易结构的产业”。

政策撬动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大会服务外包政策介绍及研讨会上，国家商务部、财政部、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领导解读了我国最新出台的扶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其中包括税收、劳动工时和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内容。

商务部所得税司孙午珊副司长表示，国家服务外包新政将苏州工业园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无锡等20个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按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8％的比例据实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对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收入免征营业税。对于企业希望尽快落实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办法，孙午珊表示，该政策有望于7月底或8月初落实。

服务外包人才是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最关键的资源。国家_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关系司巡视员吴文辉介绍说，政策鼓励高校与服务外包企业合作培养服务外包人才，对符合条件的技术先进型服务外包企业，每新录用1名大专以上学历员工从事服务外包工作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中央财政给予企业不超过每人4500元的培训支持。吴文辉认为，服务外包作为人力密集型产业，新政将大大减轻企业成本，让企业无后顾之忧，轻装上阵。

记者了解到，学校与服务外包企业的人才供应链并没有打通，我国服务外包中的新毕业大学生目前仅占新雇人员的15％，而这一数字在印度达到了70％。

同时，商务部与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加强服务外包人才培养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推动服务外包企业吸纳大学生，解决就业难的问题；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企业与45所高校及软件学院签署了校企联盟合作协议，促进开展服务外包人才培养。与此同时，工业和信息化部决定支持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国际通信发展，设立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与国际端口的信息高速公路，完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电信服务效率。

新政策不仅给企业带来资金、人才的强大后盾，也为企业开拓市场提供支持。国家财政部企业司宋康乐司长介绍说，新政策将鼓励政府和企业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将数据处理等不涉及秘密的业务外包给专业企业。同时，海关总署方面也将建立和完善与服务外包产业特点相适应的通关监管模式，提供相应的通关便利。

金融部门也将对服务外包行业伸出“援手”。人民银行总行将与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六部门针对服务外包金融政策支持进行调研。“国外20％--30％的服务外包是由金融企业提供的。”与会的人民银行总行负责人表示，因此，今后金融机构将加快信贷产品创新，有望实现金融机构直接发包给服务外包企业；另外，将拓展服务外包企业的多元化融资渠道，促进服务外包企业上市融资。

法国凯捷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Rudi Depaepe表示，在中国发展服务外包有一个突出的好处就是政府扶持，减免税收，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当前，国际服务外包在全球迅速发展，这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

崇泉介绍，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依然取得了较快增长。截至今年5月，全国服务外包企业超过5500家，从业人员超过101万。今年1-5月我国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达23亿美元，同比增长45％，新增就业24，6万人。

中国国家税务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近日表示，服务外包实际上就是服务出口，而中国的服务出口没有实行退税政策。他希望国家对服务外包或者服务出口的政策有一个重新的研究，能够提出一个新的政策环境。

这个冬天不会冷

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彭壮壮在会上表示，危机为服务外包产业带来机遇。

衰退时期正是新的行业领军者出现之时，2001年互联网泡沫消灭，衰退之后领军企业有四成在衰退前并不是领军企业，这些企业正是抓住了衰退时的机会为自己创造了跨越发展的机会。

根据麦肯锡的调研报告，全球财富1000强中95％以上的企业已经制定了服务外包战略，预计到2010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将达到6000亿美元以上。所谓服务外包，就是企业将非核心业务转包给其他企业进行，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企业核心竞争力。

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更多欧美、日本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有意将其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这给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带来更多发展机会。

来自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协会的统计显示，日本离岸外包市场规模会持续加大，日本1000亿美元的外包市场，其中80％的离岸业务将转移到中国。“美国有7000亿美元以上的外包市场规模，目前只有15％在国外，此后20年将会大部分转移出国，我们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有专家说。

欧美企业的外包目的地，向来是以印度、马来西亚等国为主，但近年来，欧美发包企业现在已经开始把中国作为印度、马来西亚之外的一个“平衡器”。很多欧美企业外包向中国转移的战略三年前就已经制定，此次经济复苏之后，全球会有一轮新的离岸外包增长期，而主要目的地应该是中国，最早今年年底就会有大量机会到来。

尽管软件外包遭遇外需市场的萎缩和内需市场的变化，但有业内人士仍对前景保持乐观，甚至信心十足。

有业内人士认为，金融危机以来，整个外包行业的确受到非常大的冲击，但危机中仍可看到机遇。“由于印度去年社会动荡，有可能将带来全球外包整体格局重组，未来全球外包市场或将从印度的一支独霸变成全球争霸。会有更多跨国公司基于各种原因考虑进入中国，所以给我们带来巨大新增市场的机遇。”该人士称。

海辉软件集团副总裁刘鹏也认为，金融危机带给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机遇大于挑战。跨国企业从今往后将更加关注成本，中国在中低端软件上有独特成本优势。此外，从整个国际舆论导向来看，中国和美国在危机当中格局会发生变化，跨国企业客户也要借助中国公司进行本地化发展，在中国市场提供相关服务。

亚太总裁协会全球执行主席、国际外包中心全球董事郑雄伟表示，在中国，与生产外包相比，服务外包就“低调”得多。“譬如说动漫的外包，

很多年轻人在写字楼里，对着电脑用自己的技术和创意完成了外包业务，外界就根本不知道那个写字楼里有服务外包这回事。”郑雄伟说，服务外包涉及的面很宽，有的还挺抽象，所以就显得不太起眼。

正因为这个缘故，服务外包在统计上就存在不少困难。“很多服务外包企业及业务，都是悄悄地在做，北京的写字楼里就有不计其数的大大小小的公司在从事服务外包的工作，但要想对这些都准确地统计出来就很难。”郑雄伟表示。

尽管“低调”，但服务外包在我国的发展却很迅速，而且潜力巨大。郑雄伟预测说，当前的服务外包将给我国带来60万左右的就业岗位，以后每年将新增25万就业岗位，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2008年承接服务外包金额422亿美元，是我国的9倍，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00万，是我国的4倍。不难看出，我国在服务外包领域其实大有可为。

有全球交付能力才能拿大单

加拿大TELUS国际公司董事长表示，服务外包产业链上，环节越往上所受冲击越小。他认为，国际发包市场有几大趋势，需引起中国企业的关注。一是客户想整合供应商，供应商越少越好，这样能减少管理运营成本。所以中国企业要做大做强；第二BPO(业务流程外包)比ITO(软件外包)有更好的发展。半年前美国一家企业裁员1万人，但BPO项目却不减反增。第三，在服务外包产业链上，越往上的环节所受冲击越小，接包企业必须向上整合，现在中国的一些企业在这个方面刚刚起步。当前国际服务外包市场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要能接到利润丰厚的海外大订单，关键是要具备全球交付能力。所谓全球交付能力，就是很多大发包商的业务在全球分布，很多订单往往要求在全球多个地点同时提供外包服务，这就要求接包人必须在全球布局，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设立多个业务交付中心。

当前国际外包市场还有一个重要趋势是越大的企业越容易接单子，这就要求服务外包业加快兼并整合，打造一批“服务外包航母，。对于服务外包企业来说，规模与品牌、接单能力的关系非常紧密。

有数据显示，日本前五大外包公司占了本国外包业51％以上的份额；美国最大的服务外企业IBM拥有20万员工、600亿美元营业额；印度最大的服务外包企业JkInfoSys则是70亿美元的营业额。有专家认为，长远来看，不到2万人的外包企业将很难存活，中国目前大型外包企业的规模只有3000人到6000人，经过10年左右的并购之后，会只剩五六家大型企业，其余很多企业都将被市场淘汰。

在企业人士看来，要尽快打造“外包航母”、迅速实现规模化和全球布局，除企业自身内生性发展外，国内整合和海外并购成为一种现实选择。作为中国与印度在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上的首例成功并购案例，博彦科技于2007年7月最终完成对ESS的收购。博彦科技副总裁王晓艳对此认为，这次并购为他们直接带来了印度外包行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和人力资源。此后，博彦科技还在美国、日本、印度、新加坡设立了分公司或研发中心，并购了紫光咨询等若干家国内外公司，初步形成了全球化布局。她对于下一步的并购成竹在胸，“政府提倡国内服务外包企业上规模、走出去，我们的收购目标国内国外都有。中国的流动性还是比较充裕的，而且资金总会往有效率的地方流动，我们只要有好的并购对象，并不太担心钱是否到位。”

公共服务外包医疗保险 篇7

一、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含义和特点

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着政府机构膨胀、财政负担加重、办事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的出现有力的推动西方各国政府的变革。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浪潮中，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十分引人注目，而将公共服务项目承包给是私人机构，即合同外包，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它作为一种更民主、更温和、更富有弹性的管理手段，由于较大限度地融入了市场的成分，提高了社会主体对行政管理事务的参与程度，体现了现代行政管理的民主和法治精神，因此，在国外行政管理各个领域被广泛运用。

1.公共服务外包的含义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把民事行为中的合同引入到公共管理领域中来，就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组织通过合同谈判的方式使某些具体的生产职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转移到私营企业或者其他社会主体当中，政府负责提供资金或硬件设施，而由非政府组织履行合同规定的内容提供公共服务。[1]宣扬和提倡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主要是公共选择理论传统的学者，他们的研究认为，合同外包能提供让公共组织形成规模经济，避开高昂的劳力和供给需求，以及以竞争激励达到有效收获而克服官僚制的无效率。[2,3,4,5,6]公共服务外包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外包仅指外包对象为私营部门或非营利;广义的外包是指政府间的协议与合作，一个政府可以雇佣或付费给其他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务。服务责任在不同行政区域间重新配置和调整，目的在于更好地解决地区性问题并解决日益上升的成本。

2.公共服务外包的特点

一是非营利性。公共部门实行服务外包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稳定、公共安全和社会福利，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例如：消减财政预算、减少政府开支、缩小政府规模、提高服务效率等。二是严格、透明、公开的竞争机制。同政府采购一样在确定服务的提供方时，要通过严格的招投标来完成，标书的拟定、招标的时间以及竞标的形式等都有较为严格的程序。目前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机构在选择服务外包方时，都不允许选择国外供应方。三是双方责任的确定性。服务外包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要改革之一就是把竞争机制和私人部门引入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领域，用竞争代替政府的垄断，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必须保证服务的质量，政府的职能主要在于有效的控制和监督供应方，成为市场的“掌舵者”。四是外包领域的局限性。目前公共服务外包范围比较狭窄，大部分局限于非关键性的服务领域，如医疗、清洁、餐饮、公用设施维护等。五是外包模式选择的多样性。签订外包合同是主要的选择模式之一，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私人资本投资、服务代理等方法将公共服务外包出去。

3.公共服务外包的作用

第一，公共服务外包有助于转变传统行政理念，树立服务行政观念。合同外包减少了权力单向性、强制、僵硬等因素，增加了合理的成分，大大改善了行政主体与对方主体的关系。在现代行政中，合同外包等柔性行政行为方式的广泛运用，改变了行政主体的权力思维，而转向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这样一种行政观念。

第二，公共服务外包有助于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通过合同外包，把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交给私营部门去做，而私营部门会从经济效益角度来衡量其行为的可行性、利益的最大化，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种方式在保证政府提供令社会大众满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又降低了成本。

第三，从私营企业和其他合同承包组织的角度来看，实施合同外包激励了各个私营部门主动进行技术革新，引进先进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从而能将最优的服务提供给公共部门。

二、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的应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任务，并对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实现这一目标将面临许多困难，需要采取多种途径。笔者认为，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先进经验，引入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做法是建立服务型政府，实现我国行政改革目标的优先途径。

（一）全国新农保业务经办服务管理滞后

有关调研结果显示，目前各地试点新农保业务时主要由县、乡(镇)和行政村三级经办。在调查涉及的2209个县中，只有1267个建立了农保经办机构，占57.4%;在29378个乡镇中，只有4137个建立了农保经办机构，仅占14.1%。由于受编制限制，各乡镇多采取兼职办法来开展新农保工作，乡镇、村工作人员严重不足，不能适应当前工作需要。如果按照现行人员配备，1名工作人员要管理1万至2万名农民的参保、领取和退保业务，经办力量明显不足，服务对象和服务机构的配比严重不对称。农村养老保险的摸底调查、政策的宣传推广和讲解、保单服务等日常工作基本无法正常开展，如果这种现状长期持续必将会影响到养老保险业务服务的质量。同时随着新农保覆盖面的逐步扩大，经办服务管理滞后这一问题将会而更加严重。

（二）节本高效的宜兴模式

在我国新农保的试点过程当中，考虑到我国农村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和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试点方案设计将10%试点县涵盖到了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的地方财政支持能力和不同农民支付能力的旗县，因此全国各地涌现出了许多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模式。其中江苏省宜兴市将公共服务外包的方式引入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当中，通过地方政府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无缝对接，实现了“政府购买服务、企业专业运作、农民安心养老”的良性运行。截至2009年底，当地新农保参保人数就已达到39.7万人，参保覆盖率高达97.7%，参保率、领取率均居江苏省首位，实施新模式五年来，做到了政府、农民和商业保险公司三方共赢，并逐步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运作模式。

宜兴模式特别之处在于：政府探索公共事业服务“外包”，实行新农保征、监、管分离。其中：财政局负责新农保基金征缴和资金管理，保险公司负责参保手续办理、个人账户管理、养老待遇结算和发放，人社局负责新农保的统筹规划、政策制定、统一管理、综合协调和监督检查。政府实际上就是通过购买服务把政府的运作功能通过商业模式来实现，是一种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时对于商业保险公司来说也意味着难得的机遇。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子公司在同政府签订了服务合同后迅速启动了服务公共事业程序，成立了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管理中心，在全市设立1个结算中心、20个镇(园、街道)业务服务网点，构建起覆盖全市的经办网络;同时抽调组建一支由25名员工和优秀营销员组成的信息管理员队伍，派驻各业务服务网点实行挂牌上岗。除此之外，宜兴子公司还自主研发出“宜兴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管理系统”，实现了全市联网、实时互通，提高了工作效率，确保了账户信息的安全性和规范性。同时，建立了一整套业务操作和单证管理制度，经办人员严格遵照操作流程和管理制度开展参保手续办理、个人账户管理、养老保险待遇结算和发放等日常管理工作。

政府通过服务外包在实践过程中显现出了以下优势：首先是探索并实现了政府公共管理职能转变的新模式、减少了行政成本。政府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业务交由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并支付管理费，通过购买保险公司的专业服务，探索利用合同外包的形式来实现公共管理职能，转变了政府职能，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政府从直接管理逐步转向组织、引导和监督，有效地实现了管理、承办和监督的分离，有利于政府集中有限资源抓大放小，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同时也减轻了政府的责任和压力。其次是专业化的服务队伍为农民提供了满意的服务。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有多年的市场服务经验，旗下工作人员业务熟练，具有较强的专业理论素养，通过相应的培训很快上岗，再加上拥有多年和农民沟通交流的经验，所以工作效率高、服务态度好，高效的运营平台和专业的服务机制，既有效节约了成本、推动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对参保农民来说也更加方便，收到了农民的称赞。再次是强化了监督管理。保险公司负责业务承办，监督管理办公室负责基金及运行的监管，管办分离，形成了互相支持、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机制。监督管理机构从事务性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投入更大的精力开展监督管理工作，使监督管理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另外，还建立了公示制度、巡查抽查制度、审计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效地避免了由于管办不分可能出现的问题，防止了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公共服务外包形式展望

事实上早在2005年10月宜兴市就实施了新型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比国务院农保新政出台提前了4年，当时宜兴市就明确规定按照征、管、监分离的运行模式开展新农保业务。97.7%的参保覆盖率说明在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上，宜兴市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目前“宜兴模式”在江苏省范围内已形成一定影响，各县市代表均组团前来学习考察，其中江苏淮安的楚州地区亦在推广试点。中国人寿江苏分公司也在总结“宜兴模式”经验，向省政府进行汇报和建议，促进此模式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从“宜兴模式”我们看到将商业保险以公共服务外包的形式引入新农保业务之中，这种方式对中国的政府公共服务管理事务及保险业参与社会管理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先，“宜兴模式”为新农保工作的提出了新思路。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都认为作为现代型政府，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合同外包的方式不仅可以降低服务成本，提升政府管理效率，还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同时确实让政府从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中脱离出来，从而专心研究制度的具体内容及改进方法，并且能够按照政策法规及外包合同要求，对提供服务的商业保险公司进行相应的监督。

其次，“宜兴模式”在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积极发挥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和综合性的优势，将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进行无缝对接，在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品质的同时，也能让老百姓能够得到更满意的服务。而且，对商业保险公司来说，具体承办新农保业务，是一种边际投资，也是政治和社会责任的体现。相信随着新农保试点的不断推进，商业保险公司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尽管合同外包形式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有很多优势，但是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模式要在全国推广的话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改进。现阶段我国政府对于合同外包的这种方式还处于摸索期，在外包的领域上还有诸多限制，导致目前采取这种方式的地区还较少，只有江苏的部分农村，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在进行探索试点，其中还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方面，还要进一步协调政府、保险公司、农民三方的关系，平衡各方主体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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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 S R.Urban Alternatives:Public and Private Markets in the Provision of Local Services[M].Pitts-burgh, 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90.

公共服务外包医疗保险 篇8

目前我国已经涌现出相当数量的国际、国内呼叫中心外包商,呼叫中心作为一种全新的企业架构应用,也由通信行业扩展到银行、航空、保险、政府等几乎所有的行业,可谓是“百花齐放,蓬勃发展”。但由于是新兴产业,市场群体弱小,尚未形成系统产业体系,外包呼叫中心发展陷入瓶颈。

武汉作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具有充足的人才资源和先进的信息技术,武汉服务外包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认为本地呼叫中心可以借力武汉优势,抓住快速发展的机遇。于是根据武汉经济发展特点“对症下药”,有针对性的为本地呼叫中心企业开辟了一条走出困境的“快车道”。

帮助呼叫中心找准市场定位。很多呼叫中心由于不能正确把握市场需求,缺乏对自身优劣势的全面分析,导致后来无可避免的卷入到同质化竞争的危险行列而惨遭淘汰。平台认为定位决定地位,必须根据市场需求,结合自身优势,制定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战略发展目标。平台通过调查摸底,总结出呼叫中心各自优势,为呼叫中心匹配到与其专长相关的外包项目,帮助本地呼叫中心形成自己的特色项目,形成差异化竞争。

帮助呼叫中心建立稳定的客户群。部分规模较小的呼叫中心,由于受技术和接包渠道狭窄的限制,一直不能承接到长期稳定的项目。平台抓住外包呼叫中心客户通常愿意与满意的合作伙伴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的特点,主动为武汉本地呼叫中心联系到北京、广州、东莞、西安等地呼叫中心,帮助他们进行资源整合,积极促成两地呼叫中心的合作对接,让武汉本地呼叫中心通过和委托企业的合作,增长自己的服务经验,帮助本地呼叫中心形成稳定的外呼接包渠道。

帮助呼叫中心提升服务质量。随着客户需求的越来越多样化,呼叫中心服务的异质性也越来越凸显,许多呼叫中心为了完成任务量而忽视了服务质量,导致外包商的流失。平台认为服务质量对呼叫中心至关重要,优秀的服务可以带给客户“宾至如归”的感觉,成为与外包商长久稳定合作的契机。平台整合国内呼叫中心优秀培训资源,协助呼叫中心完成岗前培训、在岗能力和在岗职能等培训,提高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度和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同时,为加强呼叫中心的服务质量监管力度,平台定期安排呼叫中心互相分包质检项目,扩大呼叫中心市场容量,提升质检水平,专注解决核心业务,从而整体提升呼叫中心的服务质量。

帮助呼叫中心建立品牌。武汉大多呼叫中心都普遍存在规模偏小,缺乏龙头企业,品牌影响力较弱,接包能力不足的现状。平台筛选出本地优秀的呼叫中心,利用政府公信力作为支撑,建立“wuhansourcing”品牌,为优秀的呼叫中心与大型企业合作提供了更多机会,帮助其快速提升在行业中的美誉度。在“wuhansourcing”品牌的监管下,呼叫中心高质量高水准的完成平台分发给其的外包项目,也得到了更多外包商的认可,共塑了“wuhansourcing”品牌形象,充分发挥了放大效应。

帮助呼叫中心寻求业务增值。现有的呼叫中心大多还仅仅停留在为外包商完成呼叫业务的浅层服务,这样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呼叫中心的发展。平台认为呼叫中心必须要寻求增值业务,才能获得更高的收益。于是邀请到优秀的行业专家对呼叫中心运营管理人员进行座谈交流,使呼叫中心认识到必须不断地进行客户需求的深度挖掘,使客户与外包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帮助他们从服务转向盈利,才能实现业务的增值。

武汉服务外包公共服务平台在多次与呼叫外包企业实现的成功对接中,也为呼叫中心企业发展总结出了如下经验:

第一,要找准市场定位、拓展市场。平台认为呼叫中心需要广泛的收集不同背景、资源、人员结构等资料,详细全面地分析自己的特点和市场需求来找准市场定位。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找到自己可以承担的业务,在优势业务上站稳脚跟。

第二,要充分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平台调查发现外包呼叫中心其中一大问题就是人员流失率高,人员流失带给企业的将是成本的提高、业务质量的下降。这就需要呼叫中心运营管理者关注员工工作满意度,让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定期对员工进行专业系统的培训,来提升呼叫中心的服务质量和营销技巧。

第三,要注重品牌建设。在呼叫中心运营中,不仅要依靠销售人员打开市场,也要进行相应的品牌建设。充分利用在互联网上发布文章、举办行业性论坛等方式,为企业进行低价、高效的品牌宣传,打响自己的品牌。

第四,要将经验变成价值。外包呼叫中心可以发挥人员培养优势,将经验复制,一方面提供给自己使用,另一方面利用人力外派的方式与自建呼叫中心合作,向自建呼叫中心输送人才。这样,可以借助外包呼叫中心的经验,帮助企业打破服务壁垒,产生价值。

医院大型医疗设备维护外包初探 篇9

近年来,随着患者接受检查项目的日渐增多,与之对应的检查费用在总医疗服务费用中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成为“看病贵”的一个主要原因。如何加强大型医疗设备维护管理,在保证设备质量的同时降低检查费用已成为医院管理中一项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1 现代化医院进口大型医疗设备现状

现代大型医疗设备一般技术先进,精度高,稳定性好,故障率低,尽管价格昂贵,医院还是不断购置。这些高技术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竞争激烈,技术资料互相保密。有的设备采用专门设计的特殊元件,有的则注明是独家专利。总之,生产厂家均企图限制或不愿让他人掌握自己的技术,这就是进口医疗设备难于维护的主要原因。其主要表现是:

⑴技术力量不足人才短缺是医院维修部门建设面临的严重而又不可规避的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医院中工程技术人员配置少,流失快,其中有技术、有能力的人才更少。这样,许多大型医疗设备的技术改造和维护、保养任务难以完成,或大型医疗设备维修后的精度、性能等参数无法达到要求,影响了医院医疗工作的正常运转。

⑵大型医疗设备技术含量提高从需要维修的大型医疗设备本身来说,大部分属于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而且同时包含多种技术,例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电子学、计算机、放射学、信息科学等;另外医疗器械种类较多,各类之间在技术方面又有较大的区别;加之科学技术发展,促使医疗设备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因此,医院虽然在积极努力地培养维修人员,却仍然面临着很大的技术困难,即使医院为部分大型医疗设备专门培养了人才,也会因修理的台次有限,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因受条件限制,技术人员所掌握的技术信息难以得到及时补充和更新,很容易形成技术老化现象。

⑶维修工作对检测设备的依赖性提高现代高新技术和机械装备的发展,迫使维修需配备的检测设备和仪器越来越多;而中小医院普遍没有能力为自己的一台或几台大型医疗设备配备齐全的维修工具和仪器,即使勉强配备,利用率也不高;而且大型医疗设备维修工作不同于其他工作,当大型医疗设备完好率较高时,所配备的专用工具、仪器等的利用率也较低,必将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⑷零配件渠道不畅维修中重要的零配件及损耗件越来越不易找到供应渠道,随着大型医疗设备产品设计思想和构件的变化,使得核心的维修变成了简单的更换板子,这是高科技和大工业生产的必然,医院不得不依赖医疗设备厂商。

⑸维修资料不齐全进口设备随机提供的资料不齐全,一般只有使用手册,而技术图纸、检测资料很少齐全。

2 对大型医疗设备维护实行外包方式

鉴于以上现状,单靠医院维修部门对大型医疗设备进行维护,是很难满足要求。为了提高大型医疗设备的维护质量,降低维护成本,医院在不断寻找有效的设备维修保养管理方法,医疗设备维修保养外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医疗设备维护外包是指医院与外部的专业维护公司(一般是供货公司的设备维修中心)购买保修,签订保修合同,设备维修保养由专业维护公司负责。随着技术的发展及专业维护服务商的增加,医疗设备维护外包市场将日益成熟,越来越多的医院对大型医疗设备会选择维护外包。

2.1 大型医疗设备维护外包的优点

2.1.1 大型医疗设备维护外包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1)获得专业化的维护服务技术和知识。维护服务商能提供专业维护仪器、工具,保证维护质量。现代大型医疗设备具有专业化、自动化的特点,大量使用高新电子、光学等技术,有些特殊零部件只有通过专业仪器进行检修维护才能保证其精度。医院一般不可能为1台设备而专门配置这些专业仪器,而维护服务商同时为多家医院提供设备维护工作,仪器的使用率高,能在较短时间内收回投资,因而有动力配备全套的专业维护工具和仪器,使医疗设备的维护质量得到保障。

(2)弥补内部维护人员技术知识的不足。专业有专攻,医院内部的维护人员无论经过多少培训,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实践机会,技术熟练程度与长期从事该类设备维护的专家有差距。维护服务商同时为多家医院提供设备维护服务,一方面能为维护人员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吸引优秀的人才投身该行业;另一方面也因业务量大而使维护人员能不断在实践中提高技术水平。维护服务商的核心战略目标是为医院提供高水平的医疗设备维护服务,因此愿意为员工进修投入大量资金,使维护人员的技术能跟上设备技术的发展水平。

2.1.2 大型医疗设备维护外包可降低医疗服务成本

(1)医疗设备维护管理成本包括:(1)人员经费支出;(2)场所支出;(3)零配件及替代件的采购支出;(4)维护人员培训费用;(5)办公费用;(6)意外费用。

(2)外包能在保证企业的生产能力和质量时降低企业的成本,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减少非维护性费用支出。非维护性费用包括人员经费、办公场所支出、行政管理费用等。(2)减少备件成本。维护服务商可通过备件联合库存方式降低医疗设备维护备件的库存成本。(3)减少维护人员培训费用。医疗设备维护外包降低了对内部维护人员掌握高、精和复杂新设备的维护要求,可减少对人员进修培训的投资。

2.2 大型医疗设备维护外包的方式

维护外包一般有全保、半保和人工保三种方式,都是医院为大型设备购买维护保养费,维护服务商在合同期间,为该设备提供全程维护保养。主要区别是在于更换零配件费用由谁承担:全保是由维护服务商承担;半保是合同内的零配件费用由维护服务商承担,其它零配件费用由医院承担;人工保是由医院承担。

3 成立医学装备维保管理小组

大型设备维护外包属于企业经营战略范畴,应通过科学的决策,制定战略规划,以确保设备维护的绩效目标能顺利实现。实施大型医疗设备维护外包,涉及专业知识较多,单靠维修部门和使用科室还很难做好这项工作。根据我院医疗设备购置、使用、维修专业分工不同的实际情况,我们成立了由设备科、机电维修科、大型医疗设备使用科室(包括放射科、超声科、内镜中心、病理科和检验科等)、经济管理科和审计科等负责人参与的医学装备维保管理小组,全面负责医院100万元以上医疗设备维修工作的规划,对重大的维修决策进行论证、监督、检查和评估。医学装备维保管理小组的工作职责:

⑴建立健全大型医疗设备的维修保养技术档案为了保证决策有据可依,每年对各类大型医疗设备的购机成本、设备使用率、故障情况、收入情况和维修费用等数据进行登记,并对各维护服务商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进行记录,以建立维修保养技术档案。

⑵选择维护外包方式对每台大型仪器设备(100万元/台以上)的年保修进行论证,并根据设备的运行情况选择维护外包方式(全保、半保、人工保、不保)。

⑶选择维护服务商考察现有设备维护服务商,包括规模、资质、技术人员的构成、在行业内的声誉、以往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等,然后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和技术质量考核来选择合适的维护服务商。

⑷签订大型医疗设备的维修保养合同医学装备维保管理小组通过对以上的论证、评估和选择,同维护服务商进行维保价格的谈判及合同条款的制定。

⑸监督管理外包的实施过程外包并不意味着医院可以不再进行设备维护管理,医院必须负责监督维护服务商的工作,以保证其严格按照合同要求提供所需维护服务,从而保证大型医疗设备使用的安全性和质量的可靠性。

摘要：本文结合我院多年对医疗设备维护的管理经验,分析了现代化医院大型医疗设备维护的现状,重点阐述了医疗设备维护外包的方式及管理方法。

关键词：医疗设备,设备维护管理,设备维护外包

参考文献

[1]怀劲梅,等.基于绩效的医疗设备维护外包[J].中国卫生经济,2006(10):71-74.

[2]郭军涛,等.大型医疗装备维修社会化的研究[J].医疗设备信息,2006(3):49-50.

[3]陈宏文.医疗设备维护管理初探[J].医疗设备信息,2006(1):49-50.

[4]陈兵,等.对医院医疗设备维修社会化趋势的讨论[J].医疗卫生装备,2003(5):36.

公共服务外包医疗保险 篇10

服务外包专业组成立之初, 通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 确定了服务外包标准框架的总体思路, 形成了通用规范、专项规范、业务规范在内的两横多纵的框架模型 (见图1) 。

2011年, 服务外包专业组深入梳理了服务外包标准的总体框架, 以服务外包生命周期为主线, 梳理服务外包过程中各方的活动, 按角色形成各方在服务外包中应遵循的行为规范 (见图2) 。

服务外包专业组研制的《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第2部分:数据 (信息) 保护规范》已于2012年9月26日发布为电子行业标准;通过编制、实施《第2部分:数据 (信息) 保护规范》, 维护数据主体的基本权益, 构建数据保护体系, 将为IT外包服务组织建立数据保护制度提供可供参考的依据, 提高这些组织的数据保护能力和数据安全、规范管理水平和质量。

《信息技术服务IT职业技能标准第1部分:总则》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第1部分:服务交付保障通用要求》也已形成征求意见稿, 并在大连、杭州、成都、广州、武汉等地召开专家征求意见会, 相关标准进展见表1。

服务外包需要“带头大哥” 篇11

时至今日，中国外包业依然是一个非常离散的市场。2004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外包前10名的营业额总和还不到这个行业的10%，而印度前10位的企业占据了印度这个产业的55%左右。8年之后，中国外包的前10名有了长足进展，但同时中国外包业总体也有了迅猛发展，进入这个看似新兴产业的企业数目也在高速增长。但我们认为，总体来看，目前中国外包产业依旧是一个离散的市场，是买方的市场，外包提供商在价格与交付上依然是没有太多话语权的。

为了改变这个现状，无论是企业高管还是政府机构，都想了不少办法，“抱团出海”就是业界取得的广泛共识。然而，由于外包行业中还没有独占鳌头或者具有明显领导地位的企业，于是“抱团出海”的组织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政府肩上。政府机构组织主要企业一同参观主要发包市场，一起参加国际会议，甚至统一品牌与营销渠道。在印度，其外包产业也有类似阶段，它们的软件与服务协会 NASSCOM在这个关键的“联盟”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更是印度外包行业与企业无可替代的实权代表。

鉴于NASSCOM的国际地位，Gartner公司研究高管 James Poplin与他的合作者——Gartner 印度主管Partha Iyengar在他们2007年出版的著名的 《IT and the East: How China and India Are Altering the Furtue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一书中建议中国要建立像印度的NASSCOM那样的行业协会来整合中国企业外包的信息、资源与能力，以实现中国外包在全球外包市场上数量与质量上的突破。James Poplin甚至设计好这个机构的名称为CHASSCOM，以暗示与NASSCOM的类似性。

在这本书上架之时，商务部组织的“中国外包（China Sourcing）”已经多次参加了Gartner的外包峰会，James Poplin等对这个联盟性组织的来龙去脉已经了解。但他依然建议成立一个类似NASSCOM的行业组织，可谓意味深长。James Popline与他的合作者可能还不知晓的是，在中国无论是国家层次还是省（直辖市）都有很多与此相关的组织，如贸促会、软件协会、服务贸易协会、外包协会等专业联盟机构，在政府机构中有以国家商业部服务贸易局、工信部、国家/省级高新区为首的专门垂直领导。

目前看来，这些办法是能够使企业“抱团”的，但都还没有实现真正“出海”远航。这些政府组织起来的机构或者协会与印度的NASSCOM相比，无论是市场地位、专业权威还是国际客户的影响力，差距依然遥远。令人揪心的是，这个差距有越拉越大的趋势。

我们完全认可“中国外包”、“上海外包”或者“重庆外包”概念下的联盟理念，但因这些理念而设的组织机构为什么与印度NASSCOM存在差距？

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不是“橘生南为橘,生北为枳”的问题，而是“橘是否橘”的问题。深究起来，有如下四个原因。

原因之一：资金来源不同决定结果不同

中国的服务外包联盟机构目前大都以政府相关机构拨款为主，并且多数没有明确的考核指标与续签条件，积极性和动力不足。

当然，这个财政拨款也没有可确定性：没有人能够确定来年是否续签或者续签多少。虽然也有要求企业会员缴费的联盟组织，但是年费的门槛低到就是一两顿商务招待的水准，何来约束？与此相比，NASSCOM的预算全部来自其会员企业，价格不菲。资金来源的不同看来决定了结果的不同。可以设想，假如NASSCOM不能实现它的诺言，不能起到个体企业之外的作用，那这个协会就无关紧要。几年下来，它就会关门大吉。作为一个依赖企业会费而生存的机构，NASSCOM董事会与管理层的关切点，与没有审核指标和具有明确政府拨款的机构就有天壤之别。

同样是钱，但谁出的，谁来考核，就决定了收钱人的行为。在我们协助参与的相关峰会中，企业派来的与政府资助的参会人，无论是不同区域还是不同国家，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

欧美公司与咨询高管们常常自然不自然地假设：中国专业协会的经费也是由企业会员缴纳的，就如NASSCOM一样。不难理解他们难以看出与分析出中国外包联盟制度的短板。

原因之二：缺乏专注

要建立一个权威而专业的中国外包品牌犹如建立一个权威而专业的产品线与服务体系一样，是需要专注与选择的。

现在中国外包在国家层面、省级层面甚至城市级都有相关的支持或者管理机构，如商务部、贸促委、服务贸易协会、外包联盟、软件协会、高新区、软件园等。每年在中国各直辖市及省份主要城市举办的与外包有关的峰会与论坛林林总总几十个，与“国”字沾边的就是近10个。中国某省去年就给我们的企业客户发出了4份在本省召开的国际峰会邀请，这个城市还不是中国外包的一线城市。

然而，中国外包的承包区域、承包公司与交付能力的差异化还没有大到“非你莫属”的地步。大量同质化的机构与会议之间的竞争最后导致的是行业的退化与整体影响力的减弱。

NASSCOM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协调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群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对外一致的信息、一致的政策、一致的价格体系、一致的扶持，从而大大减少企业与政府在市场营销与品牌建设上的浪费，大大提高外包行业的运作与营销效率。无论作为品牌还是机构，“中国外包”需要在国家级层面上统一，需要在全球市场上专注。没有这个权威与专注，再多的支持也会枉然。

一些服务外包峰会组织可能会问：为什么不能让这么多机构、组织与峰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呢？听似合理，实际无理。两个理由：第一，中国外包市场非常同质化，没有价值链上升作为动力的竞争只会导致资源的浪费、买家更多的主动权。 “中国制造”缺憾的那一面不已做了最好的诠释了吗？第二，在目前状态下，“竞争”的本质其实是各部委、各机构、各高新区进行的国家财政的竞争，对于提升产业的号召力、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与技术交付能力没有直接的促进。

原因之三：专业性不够

服务外包是一个专业性与国际性非常强的行业，需要专业人士来宣讲。

全球外包的买方大多数是美欧日企业代表，而不是政府机构、营销组织的负责人。无论是在国际峰会上还是来中国考察的，大都是买家企业在这个业务上的技术或者财务专家，而不是市场的战略家。这些以技术细节与合同条款见长的外包专家在国际、国内遇见的第一批中国成员却主要是政府代表、机构负责人与对业务并不精深的企业高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印度NASSCOM的董事会主席、副主席及其他参会者大都是印度与全球在印度的软件业、IT服务业的大型公司的业务主管，不少还是这些企业的创始人。这些IT技术与外包业务的专家无论在全球的任何一个峰会还是在城市论坛中，都能把印度外包、企业核心能力与行业经验专业地宣讲出来。我们的政府代表与部分企业高管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在国际营销的场合下，买家与卖家的交流代表在背景、专业经验上是严重不匹配的。

与我们私交密切的美国买家总结了中国外包营销过程中重点宣讲的四大内容：第一，这个区域与城市的几大优势；第二，这个区域与地区的前景美好，如国家政策、当地计划；第三，这个区域或城市特别适合做外包的条件，如交通方便、价格便宜、人才丰富、培训充足等；第四，当地给予外包企业的支持与补助是中国最好的。这些宣讲内容大同小异，与外包技术、实施经验的关联都不大。外包买家在听完“战略式”分析后，都想问一些他们真正感兴趣、较为深入的问题，但得到的答复大多也是“峰会式”的。假如交流时有一个对IT项目、对外包流程管理、软件质量控制等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在场，并且这个专家有决策权力，将会是改变交流质量的有效办法之一。

在笔者看来，交流与理解的最大障碍不在语言的畅通性，而在于相互的信任与对业务核心的理解。我们的经验是中国的代表们从来不是输在英语交流的能力上，而是在交流内容的侧重点、合作的技术关切点上。印度企业的管理层与机构代表的英文表达能力并不强过别的亚洲国家多少，但他们的离岸外包业务在过去的10年内每年平均20%～30%的成长，得到的项目的含金量越来越高，需要的技术难度也越来越高，利润率也就越来越高。中国有句俗话“话不投机半句多”，之所以后面话少，不是说前面的话没有听清楚，而是听清楚了，只不过不投机所致。

“不要用语言来作为营销不畅的关键原因。”具有耶鲁教育背景、华尔街资源的美国企业家 Jack Perowski总结了他来中国创业10年的生意经，发表在他2008年出版的著作《如何管理龙： 我是如何在中国创建营业额10亿美金的公司（Managing Dragon： How I’m Building a One Billion Dollar Business in China）》。在他看来，在那些言过其实的成功要素中，语言能力是其一，中国也是如此。

原因之四： 依赖政府输血

中国出不了NASSCOM还与中国外包企业依赖政府输血的传统直接有关。

不少外包企业的高管抱怨，他们在专业协会与国际会议上的地位不高，影响不大，言语权不多，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不愿意在有益于他们企业的国际营销与品牌建设的活动中投更多资、负起更大的责任。他们趋向于政府为他们的各种商业营销活动买单，但又不甘于被忽视、被边缘化。这是一个中国式的矛盾，需要中国式的解决方案。

中国的外包企业享受着世界上非常优惠的政策与资助，但迟迟不能独立成长到组建一个自己出资、自己决策的专业协会。深层原因可能还与企业的高管们的自信心并不像在申请支持资金的材料里、大众媒体里宣传得那样高，所以才会尽量减少自己的投入，以避免后来的损失。作为政府，近10年的全力以赴至今在中国没有类似NASSCOM的公司出现，核心问题依然是外包领域尚未有几家执牛耳的企业。多年的实践经验也说明了没有门槛、没有续签条件、没有确定性的投资并不能真正发展中国服务外包业，也不能长期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我们想起了中国内地的一首歌 “有一种爱叫放手”，政府部门应减少对中国外包企业与专业机构保姆式的关爱与扶持，这可能才是更为长远的厚爱。

服务外包是个特殊的智力行业，数量与质量相比更显得无关紧要。我们的政策要变，人才战略要变，营销战略要变，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决策人，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观念要变。没有这些切实的改变，中国外包出现NASSCOM这样的机构来时尚远，出现像Infosys、TCS、Wipro这样世界级的外包企业也来时尚远。

作者简介

Stephan Sunn就职于一技术研究与咨询公司，负责亚太区的CIO、服务外包与企业IT战略的市场推广。之前服务于中美两国知名技术企业与电子商务创业公司，从事商务咨询、市场研究、产品研发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商业应用与技术创新经验。

公共服务外包医疗保险 篇12

作为“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之一的广州在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过程中, 应当打开视野, 打破目前发展大多局限于软件研发外包 (ITO) 、业务流程外包 (BPO) 这一状况, 以金融服务外包中高端人才培训为切入点, 向高端的知识流程外包 (KPO) 拓展, 以推动广州金融业的发展, 加快广州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

一、金融服务外包概述

根据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2005年联合发布的《金融服务外包》报告, 金融服务外包是指金融机构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上, 利用外包服务商来完成以前由自身承担的业务活动。具体而言就是指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把IT服务、后台服务和业务流程等非核心业务甚至部分核心业务, 以合同形式发包给专业的外包服务商, 以提高自身竞争力, 降低成本, 分散经营风险。

根据地理分布状况, 金融服务外包分为境内金融服务外包和离岸金融服务外包。按照业务内容, 金融服务外包分为金融信息技术外包 (ITO) 、金融业务流程外包 (BPO) 和金融知识流程外包 (KPO) 。ITO (IT Outsouring) 指金融机构以合同的方式委托服务商向其提供信息技术服务, 如金融软件开发与服务等。BPO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指金融机构将非核心业务流程和部分核心业务流程委托给专业服务商来完成, 如现金运营与处理、票据影像处理、呼叫中心等。KPO (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 指金融机构为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 借助外部服务提供商进行金融分析、市场研究等。从金融服务外包的发展历程来看, 金融服务外包起步于ITO, 成长壮大于BPO, 发展趋势是KPO。

二、广州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

依托经济金融的发展、金融改革的深化、政府对服务外包支持力度的加大、金融机构外包项目支出的不断增加、开放的经济模式和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和创新优势等, 广州金融服务外包虽刚刚起步但已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出现了一大批主营或兼营金融服务外包的企业, 如广电运通、金电杰富士、广州软通动力、广州文思创新、东南融通、美银电子、广州银行电子结算中心、广州银安、金拓电子等。仅广电运通一家2010年外包业务总收入就达17亿。这些金融外包服务公司的服务项目主要以金融软件开发、银企服务、现金管理、凭证影像等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为主。

总体而言, 广州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和优势。

(一) 金融软件外包产业的企业群落相继形成

目前已有天河软件园、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以软件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园区, 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企业集群, 如表1所示。

特色企业集群的形成对降低业务成本、创造需求、合作创新等均有积极作用。

(二) 金融后台服务正初步形成产业聚集效应

位于广州开发区的广州金融创新服务区的金融后台服务聚集效应正初步显现。该金融创新服务区已经形成了金融总部区和金融创新服务区的核心区、金融服务外包区和后台业务中心区、金融机构研发和培训服务区、金融电子设备制造区四大特色区域;已吸引英特尔广州国际安全数据解决方案中心、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后台服务中心等大型后台中心在该园区落户。

该服务区十年内的规划是大力引进国内外大型金融机构的数据处理中心、清算中心、信用卡中心、研发中心、呼叫中心、灾备中心等后台机构;以英特尔数据中心等项目为龙头, 组建高科技金融服务团队, 集中为跨国金融机构及亚太地区跨国公司总部等提供专业的数据存储、数据安全及数据交换等金融数据服务;还将承接国际金融机构的财务处理、按揭服务、银行业务、保险业务等运营和管理环节的金融外移外包业务, 形成金融外包产业链。

(三) 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环境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广州市为首批“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享有国家扶持服务外包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同时广州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 在2008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市服务外包发展的意见》和《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广州示范区管理办法》, 在资金和政策扶持、示范区建设、人才引进和培养、国际和地区合作等各方面制定了支持政策。广州开发区也出台《广州开发区鼓励发展金融产业暂行办法》, 鼓励金融机构总部、地区性总部、资本市场类机构、金融后台后勤业务总部入驻, 从税收、补助、物业租赁方面加大引进力度, 在教育、子女入学、税收、户籍方面对金融高管阶层加大激励力度。同时在金融企业用地等方面予以政策性倾斜支持, 对新设立或新迁入的金融机构给予500万到2 00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奖励。

(四) 毗邻港澳的独特区位优势

广州有与香港、澳门毗邻的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国务院2009年颁布实施的《纲要》明确支持珠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在现代服务业领域的深度合作, 把推进粤港澳更紧密合作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为穗港在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开展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尤其是CEPA实施后, 广州与香港也进一步扩大了两地金融业合作空间, 加快了广州金融创新服务区建设, 广州也更加积极、主动承接香港金融机构的数据处理、数据备份、软件开发、信息交换和电话银行等金融外包服务。

虽然广州在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方面有着许多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 但是由于广州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 存在发展零散、规模较小、力量薄弱、资产分散、优势不集中、配套条件不完善、高端业务发展不够、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 在产业化、市场化、专业化、现代化、集中化和国际化方面有较大的差距, 需要通过改革创新加以突破。

三、推动广州金融服务外包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 从政府角度

1. 进一步引导金融服务外包企业集聚发展。一方面, 要大力培育本土龙头金融服务外包企业, 使之成为国际离岸金融服务外包总承接商和对内金融服务外包总发包商;另一方面, 进一步吸引境内外知名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来广州设立法人总部或区域性总部, 实现金融服务外包业集聚发展。

2. 加大对金融外包服务商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对金融外包服务商出台切合实际的优惠措施。如:给予金融外包服务商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银行、外资、风险资本和民间资本等资金以多种形式流入金融外包服务产业;鼓励政策性担保公司为本土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扶持有条件的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发行股票上市, 对能够带来较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外包产品和服务, 可设立专项奖励基金予以奖励。

3. 打破金融服务外包产业人才瓶颈的限制, 开展金融服务外包人才培育工程、组建金融服务外包团队。包括优惠政策吸引港澳中高级服务外包专业人员和留学回国人员来广州创业, 支持各高等院校、中介结构和社会培训机构培养适合金融外包企业发展需要的实用技能型和创业型人才。

4. 出台切实措施鼓励金融机构的业务外包与承接。金融机构因对本土金融服务外包供应商的服务能力和水准存在疑虑, 只愿意将一些操作性、事务性、层级较低的业务外包给本土金融服务外包提供商, 导致目前广州金融业务外包范围还十分有限。为了鼓励金融机构扩大业务外包范围, 可以对剥离中间业务或后台业务, 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金融服务公司的, 或者将中间业务或后台业务外包给本地法人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金融机构给予一定奖励和补贴。

5. 进一步发挥区位优势吸引香港金融机构后台作业内移。依靠两地相邻、文化语言相通、经贸往来密切的优势, 努力吸引香港金融机构在广州设立地区总部、后方支援中心、产品研发中心、客户服务中心和数据备份中心, 着力提升金融外包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二) 从外包服务商角度

1. 以战略合作的方式与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商合作。

缺乏国际经验及大型项目管理能力是大多数外包服务商的短板所在, 因此需通过战略合作的方式与国际先进金融外包服务商合作, 凭借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学习国外合作伙伴企业先进的外包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 逐步提升大型项目管理能力, 丰富国际经验, 在资格认证方面向国际先进外包商看齐, 从而承接更多、更大的外包项目。

2. 积极进行本土金融服务外包接包联盟。

规模小、缺少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大型项目承接能力不足已成为绝大部分金融服务外包商发展面临的共同瓶颈。如何提高其接包竞争力是摆在众多外包服务商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金融外包服务商之间可以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进行合作联盟, 共同提供外包服务, 这将是外包服务提供商提升接包竞争力的发展趋势之一, 也是解决目前大多数金融外包服务商存在的问题的快速途径之一。

3. 了解客户需求, 提高服务质量。